传播社会学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传播社会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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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实施

2.1明确服务对象随着网络科技和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及普及，据调查移动互联网查询已经成为获取校园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而网络逐渐成为一种移动互联网信息传播媒介和交互的便捷端口，给各大高校大学生的专业学习、校园生活和社交实践等均带来深刻的影响。大学城校园资讯平台就是在互联网信息传播发展普及的技术上建立的，服务的不仅仅是广大在校学生，让莘莘学子获得各自所需的校园一手信息丰富自己的校园生活，同时，资讯平台也为高校各大学生组织和服务机构搭建了信息传递的稳定桥梁，帮助组织和机构及时宣传校园活动，并运用平台的留言评论系统为活动效果反馈提供渠道。使两者间有效互动，满足各自需求。

2.2建设便捷的信息平台信息平台的建设是在高效便捷的互联网和多种多样的新媒体盛行的现状下顺势而生的，通过制作专门资讯平台的网站论坛，微信公众订阅号等方式，建设信息平台的媒体实体，及时更新放送资讯。为了使校园信息平台更加人性化、为学生群里提供更便捷的服务，系统增加了微信公众号订阅功能。每个手机用户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无论是电脑和手机只要关注我们的网站和订阅号，就可以接受推送选择信息。校园信息平台是连接用户与数字化校园的接口，既可以为用户提供权限范围内的功能服务与个性化需求。同时校园信息平台也实现了移动客户端与校园信息的联通。

2.3稳定信息渠道丰富信息资源开放灵活的校园服务平台是校园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其难点是校园信息数据的描述、组织和共享。通过前期的大量的问卷调查及数据统计，我们已经大致了解到学生群体的需求，我们将重点提供有关社团活动，各校晚会，学校庆典，校园招聘会，名师讲座，志愿者招募等各类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不断与时俱进，对信息资源进行丰富和补充。至于信息的来源部分，建立稳定的渠道来源是十分必要的。在探讨面向对象空间数据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对象校园信息的组织方法、过程，以及服务平台设计方法，重点研究了基于对象的校园信息组织管理模式与校园信息平台设计框架，实现了集"人员"、"资产设备"、"地理空间信息"资源管理一体化的校园信息服务平台信息。平台是以设立专员每月初与各大学校组织或其他教育机构联系的方式，提前掌握活动动态，保证信息的准确有效。

2.4加大宣传力度首先，为加大资讯平台在学生中的影响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开设校园宣讲会，在校内开设摊位，现场教各位同学如何关注资讯平台及服务理念。除此之外，通过各校的学生组织辅助宣传，在学校组织的网络主页大学城资讯平台的相关消息，吸引大家的注意，以及与大学城周边的教育机构合作，帮助刊登活动，不断加大使用人数推而广之。

2.5注重时效与创新信息的价值在于时效性，平台的及时更新与维护是至关重要的。当周的所有活动都会尽早展现在信息平台的网站中，呈现精彩预告。当月的活动都会在年历表中一目了然，所以，无论是当下，过去与将来都可以一手掌握。也可按照所在的学校，点击校名便可了解该校活动的最新动态。目前国内高校的门户网站与受众进行的互动较为有限，传播效率也因此受到限制，而信息平台的建设和设计就可以与使用者和受众进行更多的互动，网站本身也提供了关键字检索、讨论区设置等多样的互动功能，另外信息资讯平台还可以依据使用者个人条件的设定，为受众提供量身订制的个人化新闻。同时，信息平台的另一特色就是与关注者的互动，点赞、点评、上传活动照片等功能一应俱全。还能根据活动的人气值显示活动排行榜，加强信息平台的活跃氛围，促进各校间的友好竞争。

3结论

如同腾讯微信的标语一般——微信，是一个生活方式，随着无线通信与国际互联网等多媒体通信结合的通信系统更新换代，各种新媒体和社会文化媒体不仅仅只是信息的载体在运作，它更是一种生活选择、生活方式推动着人们的前进。随着社会文化媒体的更新换代同社会化媒体传播方式的进步，个人再也不只作为各企业组织的信息接受者，其自身也能借由公共的信息平台成为信息的者。从原先的个人网站、微博、论坛到现今大热的APP软件和微信公众平台等形式，仅仅是一般的用户便能各种资讯、信息甚至是营销获利，其庞大的用户基础、跨平台无障碍的沟通可行性、零资费的平台利用可能性更是大大加快了社会化媒体营销的发展。资讯传播和社交媒体营销往往具有针对性，有明确的受众对象，尤其是借由地理位置来划分信息的接受者，这一方式越发被个人用户所接受。就如同一个社区一般，有了区域的限制，一个软件或是平台的资讯便能更快地传播，更快地收到反馈。如果当这一社区内的所有对象需求偏好相同时，其可行性会大幅上升，更便于自身信息的传播及营销。我们在此处称为专属的粉丝群，作为运用在大学城中的信息的APP，我们的受众群体一开始便很明确——松江大学城内的各校学生。有清楚的区域针对性也有固定的粉丝群，这样便能区分于其他软件平台的受众人群。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个人信息用户的新群体来说，更有利于操作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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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重点就该书的体系完整性、理论创新性和形式生动性等方面谈一些读后感。

一、体系完整

作为中国音乐社会学的奠基之作，体系完整是首要条件。全书思维开阔、逻辑严密、叙事宏大。从古今中外的音乐社会观描述到比较国外音乐社会学研究之异同，作者都在绪论以及第一章“音乐社会学的学科认识”中详加阐述。

接着，作者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职能、学科结构四个方面详细地论述了他对中国音乐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之思考，这些思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紧紧围绕“中国当前的社会音乐”这个主题展开。在笔者看来，与其他音乐学科如音乐史学相比较而言，音乐社会学是一门“当前”重于“过去”的学科。因此，曾遂今的这本专著，在内容与时代的结合度上的确是具有真切的“与时俱进”的品格的；而其中的学科建设论层次之分明，逻辑之严明，操作之简易，更为当前中国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体系框架。

曾遂今采取了根据社会音乐活动要素来分解剖析的方法。这些主要的要素亦即章节的分类为：一、社会音乐活动的主体构成――人，这里包括“音乐听众”和“音乐职业”人员等两大主体；二、社会音乐活动的客体构成――物，这里的物专指音乐，而在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里的音乐主要以“音乐商品”的形式呈现；三、社会音乐系统的内部运动机制构成――从社会音乐生产到音乐传播再到音乐流行最后到音乐批评，系统观始终贯穿于全书的体系构成。本书在体系上做到了宏观与微观结合，本土化与系统化的结合，为我国音乐社会学的研究在整个体系结构上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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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自媒体规模庞大发展速度极快，社会影响力日益剧增，舆论的聚合效应凸显，其在舆论场的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现阶段国情所限，社会化的自媒体所承载的社会功能远高于一般的沟通工具与信息途径，它承载着包括内容传播、法律审判、国际博弈、商业营销等各种功能。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敏感话题、民生等问题时，自媒体中各种言论会纷纷出现，正确的与错误的、主流的与非主流的、情绪化的与理论的观点相互交织，使得统一认识的难度加大，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频繁发生的网络动员活动，正在对我国社会和媒介生态格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成为近年来的网络热点和政府管理难点。

一、当前我国自媒体网络动员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通过对相关期刊、文献整理分析后发现目前学术界对网络动员该课题有一定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动员的管理。这一方面典型的研究如南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徐祖迎博士其毕业论文就是研究《网络动员及其管理》，在这篇研究论文中，他分析了网络动员如何成功发起以及网络动员对传播双方的不同影响，论述了网络动员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评价的二元对立、侵犯公民权利、对公正审判的干扰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尊重和保障民众网络表达权的基础上，对民众的网络表达权进行合理的限制。

2、网络动员机制研究。这一方面研究的文章不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涂光晋教授2013年01月发表于《新闻界》的《基于新浪微博平台的网络动员机制研究》。这篇论文研究根据参与者卷入程度的不同,将微博动员分为线上动员和线下动员两个层次,并试图从社会心理和人际传播两个角度分析微博动员区别于以往网络动员的新机制。

3、网络动员的应用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网络动员的具体应用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网络公益的共意动员》、《网络动员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免费午餐’为例》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倪宁教授2012年9月发表于《国际新闻界》的论文《全球性网络动员如何可能?――基于《KONY 2012》的案例考察》，通过分析网络动员的资源优势与动员机制，提出全球性的网络动员情感建构，可以从两个层面：1、道义感的情感唤起；2、草根化的身份认同。该论文认为网络动员是构建全球公共领域的有益尝试。

通过对上述关于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研究文献整理分析后发现，目前我国对自媒体网络动员有一定的研究，但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有些分散、零碎，综合性的研究也一般基于行政管理或社会学的视角。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研究目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自媒体网络动员成因、类别等基本问题尚无具体统一的界定；二、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研究较零散，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如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社会心理机制、人际传播机制、资源动员机制的等研究都只存在于个别论文的零碎片段中，缺乏整合。三、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政府控制与调节缺乏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对策。

二、当前我国自媒体网络动员研究中的难点

1 海量的资料与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

“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及管理对策”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选题，它会涉及到众多的自媒体网络动员事件。自媒体网络动员事件参与的人物大多匿名、分散、去中心化，@些网络动员事件的相关信息庞大，时常属于亿计，对如此巨大且分散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有着较大的难度，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与技术分析能力。

2 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

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的研究目前尚无整体论述，需要做出理论性的解释框架。这些研究涉及社会学、传播学、管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对研究者的基础理论积累要求较高。本课题研究者学科理论背景为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统计学等虽然有所接触，但目前未有更深一步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积累。因此，如何把握与整合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成为该选题涵待解决的问题。

3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自媒体网络动员监控、引导、管理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工程。自媒体网络动员虽然存在着如成员相对匿名、波及范围广、随热点的转移快速爆发和消退、去中心化、组织性差、难以控制等特点，但是现阶段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产生、扩散都是在网络上进行的，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支撑对相关IP及数据的整理分析。如基于互联网IP、cookies、网络机器人等技术：在用户层面可以明确的分析是谁、他的喜好、传播了什么事件、传播地点、传播内容、传播使用媒介；在内容层面，可以明确展现话题关键词、内容热点、话题讨论的集中区域、内容转载频次；在自媒体网络传播媒介方面，可以明确呈现不同媒介的话题量、介入方式、扩散方式。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管理应该着手建立基于大数据的自媒体网络动员监控、引导、管理体系。网络事件都有着特定的要素如时间、地点、人物、内容等，技术方面可以针对相关关键词作监控，如4月3日晚“朝阳区798艺术区的和颐酒店遭遇陌生男子袭击”这一网络动员事件，如果有将朝阳、袭击等作为关键词监控，并设定一定的警戒级别，及时推送到相关管理部门，可以在网络事件发起的初始阶段及时涉入，增加应对主动性。同时也应该建立自媒体网络动员管理的责任清单制度，及时处理与反馈。

立足自媒体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建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网络动员监控、引导、管理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工程。除了对自媒体网络动员的全景、作用机制、政府管理方式与经验有全局的研究外，它还需要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有一定的研究。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的研究要能够导出一套衡量内容、传播、事态的变量，变量的导出需要大量数据、资料、案例的整合分析，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统计学相关的知识。从总体上来看这些研究工程量大且复杂。

参考文献：

[1]刘琼.网络动员的作用机制与管理对策[J].学术论坛,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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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社会学在中国是有特殊重要性的。一是和美国这样的结构稳定的社会相比，在现在的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社会学更有揭示问题与把握转型机会的价值；二是社会学作为一个基本学科，为类似法律、管理、传播等领域的训练提供了基础的认识论工具；三是在动态程度与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的社会，社会学为多个领域的人提供了改善行动水平的方法论支持。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大学不应该在本科就设法学、管理学、传播学这类学科，如果这些学科的学生上本科时学的是心理学与社会学，上研究生时再学那些应用性的学科，那么他们的基础理解能力与自觉创造能力绝对有很大的提升，而不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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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7.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8-0067-04

Current sta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doctorial student cultivation stations in China

HOU De-hong

(Dep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d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uhai 519090,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studied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9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doctorial student cultivation stations in China by analyzing their current research areas, teacher teams and cultivation plan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doctorial student cultivation stations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heir research areas are unbalancedly distributed as well; the strength of their teacher teams is high, but it is unable to meet th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s today; they have fairly high standards for student recruitment, and value research abilities. Accordingly,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enhancing their cultivation quality: concern the western area; focus on research contents; expand the advisor team; optimize cultivation plans;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doctorial student cultivation station;China

育人文社会学是体育学的二级学科之一,是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互相关系基本规律的学科群。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设置的研究生专业,10多年来,该专业为我国体育界培养了众多人才,并在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已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授权点60多个,博士授权点9个。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博士教育是我国体育学博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为我国体育理论研究培养学术骨干和带头人的重要渠道。但有研究表明,目前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仍处于初级阶段[1]。因此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分布状况、研究方向和研究特色等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培养的主要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1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分布

1)博士授权点的地域分布。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9个博士授权点的分布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南京师范大学(江苏)、曲阜师范大学(山东)、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上海体育学院(上海)、浙江大学(浙江)、华南师范大学(广东)、湖南师范大学(湖南)。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北、华南和华中,分别占56、22、11、11。刘燕[2]等研究认为:“体育学博士点招生学校分布极不平衡,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分别占26%、37%、21%,西南和西北地区为0。”显然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与我国整个体育学博士点的分布状况是一致的,这说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与其他学科有着密切关系。体育人文社会学需要浓厚学术氛围和深厚研究基础,同时与地区的发展也息息相关。西南、西北没有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表明这两个地区体育理论研究上和体育人才的培养与其他地区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与体育事业的均衡发展不协调,这种严重的区域分布不均现象也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2)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授权点的学校类型分布。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博士点分布主要集中在师范类院校,约占67,其次是专业体育院校约占22,综合院校约占11。可见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博士点以师范类院校为主。

3)博士授权点的研究方向分布及研究特色。

(1)研究方向的学科分布。综合9个博士点的研究方向包括:体育教育、体育管理、体育社会学、奥林匹克研究、跨文化比较、体育管理与评价、体育社会学与伦理学、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体育基本理论、少数民族体质与健康、体育经济学研究、体育休闲心理学研究、竞赛心理学研究、体育发展战略、体育管理与系统工程、体育行为、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体育哲学、体育历史与文化、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心理学、体育新闻传播、体育组织媒体公关与体育赛事媒体服务等。

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来看,这些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体育经济学、学校体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传播学。各学科及地区分布状况:体育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在华东和华北地区;学校体育学的研究主要在华北、华南、华中地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在华东、华北、华南地区;体育管理学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华北和华中地区;体育心理学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华北地区也有所研究;体育传播学主要是在华北和华东两地。而且各学科地区分布不平衡,其中学校体育学、体育社会学和体育管理学的地域分布比体育经济学和体育传播学均衡。体育经济学和体育传播学的研究,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这说明经济和科技发展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从各个地区的研究学科来看: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的研究领域比较宽、均衡,华南和华中地区的研究相对较窄。

(2)特色研究领域的分布现状。从各个博士点研究领域的特色来看,不同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都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领域。如北京体育大学的奥林匹克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的体育伦理学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的体育行为、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华南师范大学的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等。以曲阜师范大学的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为例,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它以其悠久的历史文明和灿烂的东方古文化而享誉世界,为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9个博士点中,除浙江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的7个点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说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研究十分注重创新和自身独特的研究风格。

(3)不同类型学校的研究方向。通过对不同类型学校研究方向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到专业体育院校、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在研究方向分布上的区别:专业体育院校的研究领域比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研究领域宽广很多,而且研究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细化,也很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和从其他角度来研究学科的某一方面。如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育经营管理、高等体育教育管理、体育产业运作与管理、体育管理体制等;上海体育学院的体育运动与社会发展、体育运动与社会、体育文化传播、社会结构与体育发展等。而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的研究则比较注重各个学科的研究:如华南师范大学,研究领域的设置为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学校体育学、体育休闲娱乐等,可见专业体育院校的体育理论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综合性,而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的体育理论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专一性。

2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师资队伍

导师队伍是博士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博士的培养过程中导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导师的学术造诣、科研成果、知识结构、学术精神等都对博士生的学习、生活、思想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王蔚虹[3]的调查显示:大部分被调查的博士生还肯定了导师在专业知识、学术兴趣、科研能力、治学态度以及道德修养方面对自己的巨大影响,有超过80%的博士生表示导师对自己专业知识、科研能力、治学态度、道德修养的影响较大,其中认为导师对自己治学态度影响较大的比例更高达90.7%。导师队伍的实力不仅是衡量博士点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是关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师资队伍的现状:专业体育院校的导师数量明显多于综合院校的导师数量;导师队伍中不乏知名学者,他们德才兼备、见多识广、学术造诣深、科研成果多,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教学指导经验。如华南师范大学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杨文轩教授,近年来在国家级核心刊物40多篇,出版多部著作,如《体育原理》、《体育概论》、《当代大学体育》等;曾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国家级课题,广东省级课题,主持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省部级课题多项。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海,是我国奥林匹克教育的第一人,任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首席专家、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体育社会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曾主编《奥林匹克运动百科全书》、全国体育院校统编教材《奥林匹克运动》、全国体育院校统编教材《奥林匹克运动》修订版、《中学生奥林匹克知识读本》、《五环旗下的科技奥秘》。如此强大的导师队伍使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培养有了坚实的后盾,也为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科学性提供了保障。另外,为了扩大导师队伍,加强对博士生的指导,一些学校通过聘请外校专家或是其他学院的知名学者共同指导、联合培养。这种培养方式不仅缓解了导师的指导压力,还加强了跨学科的研究深度,能更好地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3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培养

从招生要求、计划招生人数、课程设置、师生比等方面来分析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培养。首先,从导师人数和招生人数也即师生比来看,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导师数量相对于所带的博士生数量来说是不足的。以下面两所学校为例:上海体育学院近3年(2006~2008年)的计划招生人数和导师人数的比例都是1.21(上海体育学院每年的招生计划为10~14人,取平均值);华南师范大学近3年的计划招生人数和导师人数的比例分别为32、53、43。师生比是一项衡量教育资源相对量的重要指标,对于博士生教育而言,师生比问题除了反映出博士培养的效率,更关系到导师对博士生培养精力投人的可能,对博士培养质量的影响不容小觑[3]。从以上的师生比来看,每个导师每届不止带一位学生,这样,导师的精力分配和指导就会比只带一位学生少得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我们通过查阅各个博士授权点的招生简章和课程设置发现:第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招生考试要求通过外语考试,但较高外语水平的考试将许多学生挡在了门外;要求发表过一定数量的文章,重视学生已具备的学科基础和科研能力等;博士生的培养时间为3年,课程学习时间基本上是1年,论文撰写和求职时间为2年。第二,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按照“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的学分制形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开设专题讲座的形式让学生了解体育学科前言探索,拓展学生思维。或是通过设立“教研室”、“科研小组”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参加学术活动,让他们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工作[4]。

通过对一些导师的访谈发现:在读博士生的创新能力、跨学科研究能力和人文基础知识相对薄弱,文字功底较浅,写作能力有待提高。访谈在读博士生发现:他们认为导师的学术水平和知识结构对自己的影响很大,导师的指导对他们的学习和学位论文的完成至关重要;科研经费不足是影响他们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因素;参与课题研究的实践不多;学校对学位论文的把关非常严格,有较完善的论文评审制度[5]。

4结论与建议

1)关注西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建设。经济发达的东中部是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点的集中区域和研究重地。西部体育发展的落后,体育人才培养的滞后,尤其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研水平不高,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在“发展西部、建设西部”的社会背景下,政府应加大西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力度,同时鼓励更多的体育人文社会学高级专门人才去西部,这样才能发展西部的体育理论研究,提高西部高校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水平。

2)注重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建设。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在地域上和不同类型院校中的分布不平衡,专业体育院校的研究领域比师范类院校和综合院校的研究领域更为宽广,而且各个学校都十分注重自身特色研究领域的发展。但是整体看来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还不够宽,比如残疾人体育、社区体育服务等研究比较少。另外在某些新兴学科或是交叉学科的研究上也不够,如体育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哲学等。因此我们应加大这些领域的研究力度,重视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

3)扩大导师队伍,加强科研指导。“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导师队伍的强大,师资力量的雄厚是影响博士生教育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从调查的师生比显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导师数量满足不了学科发展和培养博士生的需求。基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教育的现状和学科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扩大导师队伍,建议对博导的遴选要求略微宽松,培养中青年骨干力量,以满足师资力量不足这一现实需求。这样就可以实现多个导师指导同一学生,更有利于学生知识的丰富和科研能力的增强。

4)把好生源关口,优化培养方案。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博士点招生,在生源的把关上比较严格,重视外语水平、学科基础和科研能力。由于需要较高的外语水平许多具有极强科研能力的优秀人才,因为外语水平稍差而被拒之门外,建议对这些学生在录取考试时,外语水平要求可适当放宽。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生的学习年限相对来说较短,课程设置比较单一,内容比较陈旧。因此在培养过程中学习年限的弹性应增大,学习时间的长度应增加;并优化课程结构,加重有关研究方法、研讨性课程的比例;同时还要加强博士生的实践能力课程,培养他们实践能力,理论联系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丰富理论。

5)加强各校之间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我国体育人文博士点数量不多,博士生队伍也不算庞大,加之当今通信技术和网络的发达,各个博士点之间应加强交流,实现校际间的导师和学生的互相交流,学生和学生的频繁交流,共享学习资源,共同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和学科发展,形成互动的学术圈。以“他山之石”来丰富各自的知识、开阔大家的视野,拓展彼此的思维,共同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 李静,薛翠霞. 对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4):522-525.

[2] 刘燕,谢丹霞,吴贻刚,等. 我国体育学博士与硕士授权点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34(4):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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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3年基地的工作思路主要是：继续以研究为中心，以教学和行动为两翼，三者合一、三者联动；争取得到单位领导、有关部门和学界主流进一步的支持；继续提升相关能力，增长相关知识，包括学术研究、教学、行动、组织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开拓知识性的行动，积累和传播行动性的知识；进一步推进浙江省妇女研究、妇女学教学和有关行动，担当积极的协调人的角色；进一步在全国女性社会学建设和发展中发挥骨干作用；在推进全国妇女／性别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相关行动中，发挥积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今后3年的计划主要有：(1)在学术研究方面，继续协调全国有关研究力量，组织出版妇女发展蓝皮书系列；进一步开展有关反对拐卖妇女儿童、反对商业性易及预防妇女犯罪方面的研究，出版有关的专著；继续发展海峡两岸妇女学界的交流，编辑出版台湾妇女学界的研究论文；广泛深入地开展妇女学，尤其是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发表更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工作，推动青年骨干的成长。(2)在教学(培训)方面，继续在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生中开设女性社会学必修课，并尽可能扩大女性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生招收人数；进一步指导学生撰写具有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努力培养一批既掌握妇女理论，又具有较高女性社会学专业理论水平的专业人才；根据已有的力量，积极组织和参与有关妇女学方面的科研人员培训、师资培训I和学生培训。(3)在学科建设方面，继续在女性社会学学科建设中，在课程设置、学术研究和项目行动方面，发挥骨干作用和组织协调作用；进一步协调全省和全国力量，根据新的成果，出版女性社会学方面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发挥“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的力量，以一种新的活力，更广泛和深入地推进妇女／性别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妇女研究会、中国社会学学会等主流学术机构，以及中国社会性别与发展(GAD)网络、全国反家暴网络等妇女非政府组织建立更多的联系，以进一步发挥该基地在全国学科建设中的地位。

二、陕西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近年来，陕西省委党校在妇女，性别研究及干部培训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1)在培训渠道上不断拓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妇女理论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主体班次，已成为市厅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县委副书记县长进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优秀科级干部培训班的必上专题；发挥“三秦大讲堂”平台，邀请著名妇女发展研究专家宣讲妇女研究新成果。二是利用党校优势资源举办不同主题的培训班。(2)在培训内容上不断完善。在主体班次、领导干部研究生班开设的“当前领导干部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中，设有“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妇女发展与社会和谐”、“领导艺术与女性参政”等专题。在面向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开设的《宪法学》、《发展社会学》等课程中，都设有“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人口问题与计划生育国策”等内容。培训内容越来越全面、系统、深入。(3)在培训能力上不断提高。陕西省委党校现有教授和专家学者100多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专家学者。这些力量分布在不同的教研部门，从事哲学、经济学、法学、党史党建、科社理论与实践、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妇女理论与实践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4)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创新。近5年来，基地有十余人次参加了各种层次女性问题理论研讨，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未来3年内，该基地争取打好基础，有所突破。一是科研有所突破，在3年内出版1-2本女性学方面的专著、1本论文集。二是培训有所突破，在培训的人数、内容和质量上更能满足需要。三是结构有所突破，与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和妇联建立更加广泛深入的联系，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基地将从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不仅关心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更关心社会公平环境；不仅注重政策体系完善，更注重实践推进进程；不仅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更重视热点问题探讨；不仅支持女性学者投入研究，更要吸收男性学者参与，力求将为进一步推进妇女，性别研究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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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经典”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传统的权威性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辞源》释为“旧作为典范的经书”。由此看来，“经典”是指经过时间检验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有指导意义的权威性文本，不过。“经典”也是相对的，它也有时代性和区域性。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是近代以来中日双方一致认为是“经典”的小说。通过对这些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和传播史的梳理，笔者认为有如下三方面的意义。

1、文学交流史的意义

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国文化在日本一直处于优势地位，所以不仅中国的诗文被视为“经典”，中国的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也先后取得了“经典”的地位。中国的经典小说不仅被翻译、改编，而且还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日本作家的笔下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即使中日经济、文化地位发生转变后，鲁迅的作品也在日本产生了“国民作家”的影响。以后的留日，使中国近现代作家认识到了日本经典小说的魅力，从而催生了日本经典小说的译介，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地位的提升更为这一推波助澜。经典小说本身的魅力以及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因素，造就了这一文学交流史。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中日双方的角度出发，整体地研究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传播情况，以便于更宏观地考察这一文学交流史的轨迹。

2、文化交流史的意义

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不只是作者与译者的问题，它和教育的普及、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图书贸易、电子网络媒介的发达、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大背景，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有文学交流史的意义，还有文化交流史的意义。通过考察教育、出版、意识形态等文化原因，我们可以从经典小说这一视角，透视中日双方的文化交流状态，从而进一步了解中日经济地位的变化与文学、文化交流的关系。

3、译介学研究的意义

目前，学界对译介学的认识还比较混乱。经常把译介学等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其实，译介学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翻译研究不同，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的具体转换问题。而是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背后的文化因素。笔者通过整体比较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情况，力图初步探索一下译介学的一般规律，以促进学界对译介学的性质、内容、研究方法有进一步的认识。

二、文献综述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中日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出色的探索，他们的研究呈现出了“三多三少”的特色。笔者将吸收前辈学者的已有成果，在“三多”的基础上，重点对“三少”展开研究。

1、局部、单方研究多而整体、双方研究少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与传播，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部作品以及单方作品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与接受史方面，而从中日双方出发的、涉及全部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与传播方面的研究较少，这就忽视了全部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译介与传播方面的共性。据笔者调查，单行本主要有宋柏年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王丽娜编著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马兴国著的《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德田武著的《日本近世小说と中国小说》、胡文彬著的《(红楼梦)在国外》、邱岭著的《三国演义在日本》、李平著的《日本鲁迅受容史》、高岛俊男著的《水浒传と日本人－江户と昭和圭と》、雄喉润著的《三国志と日本人》等，论文主要有王向远《芥川龙之介与中国现代文学一对一种奇特的接受现象的剖析》、王成《夏目漱石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影响》、邢灵君《村上春树在中国－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下的村上热初探》、陈凤川《大江文学在中国的遭遇》、王志松《川端康成与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

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学者都对中国四大名著等经典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做了深入的研究，而日本经典小说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则主要集中于王向远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及少数论文上。笔者以为这一方面与日本小说传入中国时间较短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学者不太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关系。

2、译介研究多而传播研究少

关于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译介史及单部作品的翻译研究，中日学者都不遗余力地做了整理和研究，例如王向远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马祖毅著的《汉籍外译史》、秦弓《选择与理解一五四时期译介日本文学的一种现象》、张铁荣《关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和《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田埸智子《日本二ぅころゎ西游记ゎ翻识――儿童害ゎ中心ゎLろ》、小野忍《中国小说ゎ翻欹――西游记]ろUぅころゎ》、林鼗《竹内好ろ鲁迅一翻U[藤野先生ぅころゎ》、林文月《源氏物语ゎ中国语言ぅころゎ》、康东元《清末ぅころゎ否日本近代文学作品ゎ翻识ろ绍介――日本文芸ゎ中国ぅころゎ入方》等。可是。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传播研究却很少见，仅有少数专著涉及到了中国小说的传播，而且这几本专著研究的多是中国小说的文本媒介传播，而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的传播则很少被提及。

3、接受研究多而传播研究少

中日许多学者从中日比较文学的角度，对四大名著、日本近现代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的影响与接受，做了卓有成效的细致研究。例如，张杰著《鲁迅：域外的接近与接受》、李平著《日本鲁迅受容史》、磷部彰著《『西游记受容史ゎ研究》、大庭修著《江户时代二ぅころゎ中国文化受容ゎ研究》、靳丛林《热情的选择：近代日本文学在中国》、夏定冠《日本文学在中国(上、下)》、饭田吉郎《明治期中国文学－水浒传聊斋志异》、胡凯《江户文ぅころゎ水浒传受容ゎ形跻》、汉野邦子《江户文学匕水浒传》、山田博光《聊斋志异日本近代文学》等。可以说，这些研究主要以接受者、受众为中心进行了研究，但对传播者、媒介、材料、传播效果、社会背景等传播要素重视不够，这就不能全面了解中日经典小说在对方国家传播的全过程。

三、研究方法

1、译介学

鉴于中日学者对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研究进行了较多探索，所以本研究重心将放在传播研究方面。但是，译介是外国小说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而且以往的研究多是对翻译史的整理，所以本文也将运用译介学的方法，来进一步研究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情况。

译介学不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它注重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背后的文 化因素。译介学的提倡者之一谢天振认为：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地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关于译介学的内容，他认为应该包括翻译文学史、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包括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文化意象的传递、误译等问题的研究。因此，笔者在研究不同译本以及译本的删改、增添、有意误译等现象时，将不单纯停留在一字一词如何翻译的语言层面。而要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原因，揭示译语文化系统中的教育、出版、意识形态、经济因素等对文学翻译的操纵和影响。

2、文艺传播学

文艺传播学是一种研究文艺信息在人与人之间、人与他们所属的群体、组织和社会之间传递、接受、反馈的学问。传播模式虽然种类繁多，描述各异，但是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线型模式，即将传播过程确定为以传播者为起点，经过媒介，以受众为终点的单向、直线运动。一类是新型系统论、控制论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在传播过程中建立反馈系统，即不仅要求传播者把信息单向传递给受众，而且要把受众的反应通过种种途径接收回来，同时这一传播、反馈过程是在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下进行的。笔者将采用第二种模式，在社会文化的大系统下，从双向来研究中日经典小说在传播者、受众、媒介等因素作用下的传播。译介是本国小说在外国传播的最主要方式，所以笔者将从传播学角度对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予以重视，但同时也不忽视原作以源语方式在掌握源语的外国读者之间的传播。

3、文学社会学

文学社会学是介于文艺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以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原则来探讨文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它的研究基础和出发点是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问题，即文学的社会过程问题。法国学者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他不仅提出了“创造性的背叛”理论，还注意研究文学事实的物质条件。

笔者将运用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理论，具体分析中日经典小说生产、流通、消费的全过程，即作者生产原作，译者生产译作，原作与译作都可以在外国被传播、消费的这一过程，同时充分重视这一过程中的物质条件和“创造性背叛”现象。

四、研究构想

由于经典本身的相对性，本研究选取了近代以来中日双方一致认为是“经典”的中日小说，将运用译介学、文艺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理论，从中日双方的视角出发，整体地对中日经典小说的译介和传播情况进行研究，所以该研究有着将中日双方、译介与传播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研究的综合、立体特色。鉴于译介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本研究将把研究重点放在传播研究方面，并作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本研究将采用“总分总”的三段式结构，先整体后具体地对这一课题进行多角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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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2-0061-03

一、引 言

民粹主义是一个政治学范畴的概念，与精英主义相对，其作为政治话语的核心观点认为平民的利益被国家和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对现存的国家结构的精英人物不信任，主张把平民大众当作唯一决定力量对社会进行政治改革。纵观近年一系列网络公共事件，事件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直到网络舆论的形成，从线上虚拟聚集到线下的活动组织，由于网络社会参与更加强调平民的利益与价值，更加富有草根意识，对社会的现存权威和精英的解构和颠覆更具有冲击，导致网络民粹主义在网络中渲染起一次次的舆论旋风，甚至影响公共事件的发展和结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网络的社会参与和网络民粹主义现象已经引起不少社会学、传播学学者的关注。本文以我国2007年～2016年间关于网络民粹主义的学术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对近十年网络民粹主义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以期呈现近十年来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轮廓。

二、网络民粹主义研究的总体状况和主要理论取向

本文以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CNKI收录的论文为文献来源，以“篇名”为检索项，以“民粹主义”并含“网络”为检索词，年限选择2007年～2016年，共检索到文章99篇，（如表1所示）。

从文献发表的时间和数量来看，最早的研究始于2009年，研究主要集中在2011年以后，2010年以前发表的论文仅有4篇，占发表总量的4%。2011年以后，相关研究的论文成持续上升趋势，原因在于2010年以后网络公共事件的频发，网民参与事件的意识和积极性提高，而网络公共事件的不断涌现与影响逾趋扩大，直接为研究提供众多案例，学术界对网络民粹主义的关注也随之增加。

纵观发表的论文集中在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新闻传播学者们主要从新闻事件媒介呈现入手，探讨具体网络公共事件的话语垄断和网络民粹主义现象的传播机理。政治社会学者们从具体个案出发，以政府治理的角度对网络公共事件民粹化倾向和治理方式与措施进行了探讨。

三、网络民粹主义研究的主要议题

（一）网络民粹主义的概念与特征

至今网络民粹主义的代表性定义主要有下列几种。夏忠敏提出，网络民粹主义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作为网络传播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了对现实精英主义的抵抗，也是民粹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延伸[1]。郭中军认为，网络民粹主义，即电子民粹主义，是新型的民粹主义，它的形成以互联网为媒介，互联网则成为政治参与的形式以及政治动员的工具[2]。陈尧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由反权威、反精英的网络批判现实主义和反全球化、反西方极端排外网络民族主义两种力量所构成[3]。网络民粹主义的定义国内并没有形成统一，但对于其内涵主要集中在政治参与和动员的工具、现实民粹主义思潮的延展和极端的民族主义三个本质取向。

网络民粹主义是“网络+民粹主义”的一种融合，与传统民粹主义仍然有着密切联系。不过陈龙指出，网络民粹主义并非民粹主义进化的产物，其内涵并未变化，变化的只是其产生和存在的空间与形式[4]。陈尧通过对传统民粹主义与网络民粹主义进行对比发现，网络民粹主义不同于传统民粹主义的是其明显的非核心性，突破了地域限制而具有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特点，参与更为彻底、直接[3]。曹建萍认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其价值诉求在主体的平民性、直接民主的表象形式、话语强占的语言形式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集中爆发的行为方式等方面。[5]陈虹认为就本质而言，网络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平民化性质的思潮或运动，具有诸如虚拟现实性、人民至上性、直接参与性、群体极化性、话语霸权性等特征[6]。

（二）网络民粹主义的基本表现和脉络方面

当网络给予了传统民粹主义新的栖息地，网络民粹主义也延展出新的表现和脉络。

李良荣、徐晓东指出，网络民粹主义最为典型表现形式为“二元对立”，即在民众和精英之间，表现出极其鲜明的反对专家、反对权威甚至反对知识分子、反对知识的一种“反智”色彩[7]。反对权威，反对精英的同时，也更加扎根于平民和底层。陶文昭则表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与一般的民粹主义相似，都强调平民性，它理所当然地反对或批判与之相对立的权威和精英，而诸如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权威或精英阶层的代表，自然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主要抨击对象[8]。孟威认为，民粹主义表现出对峙精英，挑战既有的权力结构，极化民意权威，激起群体对立，其在网络的表现更加影响了公民参与[9]。陈龙指出，网络民粹主义集中表现为非理性和简单化，并且来势凶猛，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在则是在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掌握的话语霸权，也就是话语强占[10]。谭毅认为网络民粹主义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造谣和传谣、盲目转发和崇信、人肉搜索和精英敌视等，刻意制造官民对立形成群体极化[11]。郭小安、雷闪闪从网络民粹主义在叙事方式探讨其具体表现，认为期具有底层、哄客和对抗三种叙事方式：利用“弱者的武器”来美化弱者、仇视精英，形成一种“安抚弱者，打击强者”的舆论氛围，从而达到底层叙事的效果；通过戏谑化的表达，使事件敏感化、娱乐化，进而形成话语垄断，这是哄客叙事；通过人肉搜索、建构和传播谣言、动员造势等手段虚构事实与身份建构，企图使普通的纠纷渲染变成规模性的，这是对抗叙事[12]。另外申亚萍也认为，民粹主义在互联网的寄居的形式复杂多样，主要有与民族主义融合的网络民族民粹主义、以舆论监督为代表的网络政治民粹主义和与娱乐主义结合的网络文化民粹主义[13]。

（三）网络民粹主义形成的原因和影响方面

互联网络为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传播空间，在开放、自由的网络空间肆意妄为，产生很大影响。国内学者也纷纷探讨网络民粹主义形成的原因和影响，了解其根源，以期针对性的进行治理改善。叶金品以“杭州飙车案”为个案研究，认为民粹主义思潮在互联网盛行，与媒介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但有其社会根源――社会平民群体对精英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对抗心理[14]。石义彬、王君玲也通过对“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网络事件的分析，指出社会各阶层间以及各地域间的矛盾、贫富差距的增大、百姓对政府的不满与对立造成了国内矛盾交织并激化，网民需要一个渠道去得到表达和释放，这个过程中众多网络公共事件就将出现民粹主义现象[15]。也有学者认为产生网络事件民粹化现象也有社会心理层面的原因，陈龙指出网络给民众提供了一个释放的空间，网民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纾解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不满情绪，从而导致了传播的非理性化，网络草根传播的民粹化的心理根源是“力比多”释放带来的[16]。赖风、宋振超则认为精英和权威代表是强势阶层和群体，但在互联网中的他们却成为“弱者”，网民却与现实弱势地位相反，具有了舆论赋予的针对精英阶层的“弱者的武器”――话语霸权[17]。

近年来，网络公共事件的民粹化现象愈来愈频繁出现，给社会生活、网络环境和政府治理带来巨大影响。王德余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到，网络民粹主义关注弱势群体和平民，为他们提供了更自由的话语空间，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强，但它也包含了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8]。陈尧认为，由于网络民粹主义利用极端偏激的话语非理性地描述和评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敏感问题和矛盾，加剧了精英与平民阶层的紧张情绪，甚至激化了二者之间的敌对，地频繁发生也推动了现实民粹主义社会运动的形成[3]。刘强则指出网络民粹主义造成的负面效应体现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国际层面可能会导致新的宗教和民族冲突，影响世界安全和稳定；国内层面讲造成社会不同阶层的对抗和社会疏离，导致社会认知的偏执和非理性化，致使干扰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选择[19]。

（四）网络民粹主义的规避与治理方面

网络民粹主义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不容轻视，国家、政府和社会都应审慎处理，积极引导。田婧认为，我们应该理性客观辩证的对待网络民粹主义这把双刃剑，在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能夸大其负面效应和将其妖魔化的同时，也不能对其产生崇拜和依赖，更不能利用民粹主义的动员策略来控制舆论[20]。林伯海、石立春表示，中国应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化解“问题中国”的根源问题，通过改善民生与保障民权结合的方式，消除民粹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对网络舆论进行规范引导，提高法治化水平，使其负面效应消解[21]。李金龙、欧阳果华则从国家政策制定的角度提出，网络民粹主义在我国转型过程中难以根除，需要通过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建设法治体系、培育现代化公民、培养理性文化等方式，在长期的政策制定实践中实现对网络民粹主义的规范驯导[22]。丛日云也表示，在公民意识已经觉醒的今天，需要开放其他公民参与的领域，让公民在参与中学会参与；开放教育，使网民受到健康的公民教育，培养合格的、负责任的公民[23]。赵智敏、马逸飞指出，可以通过对信息流的控制，引导影响流和对网络热点事件中的噪音流加以消除的等手段来消解网络民粹主义[24]。武文霞、李春雷则认为应该对网络进行“舆论松绑”，提升广大网民的媒介素养，加强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促进政府宣传等各部门的网络化（新媒体化）的建构。而陶鹏则认为治理网络民粹主义应该以人为本，努力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良性互动，通过建构高质量的网络生态文明、健全网络监督体系等途径规制和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负面效应，实现网络与现实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25]。

四、网络民粹主义研究的缺陷和不足

纵观已有的研究，虽不乏亮点，但总体上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已有学术论文对网络民粹主义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为单一。目前的成果大多着眼于从单一视角对个别事件、议题的浅层分析和描述，鲜有从宏观角度系统化地对网络民粹主义进行梳理。而只有以宏观与微观视野综合对网络民粹主义予以规整和梳理，才能更好地对网络民粹主义问题辅以规避路径的考量；其次，对网络民粹主义规制问题的深入探讨略显不足。以往的大多针对网络民粹主义来源和原因进行阐释和讨论，而对于其形成和传播机制、规避策略的探讨相对较少，且不够深入。网络民粹主义就本质而言仍是民粹主义，依托网络媒介的推动，具备了不同于传统民粹主义特点的新特点，因此对其形成和传播机制探讨对于规制路径的提出应该更加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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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光明.中国公共关系二十年：理论研究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93.

篇（10）

曼海姆早期研究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深受德国思辨哲学以及历史主义的影响,在后来的社会学转向中,曼海姆一直以知识的本质、产生和局限为研究视角。曼海姆的社会学思想基于这样一个设定,即人类进入现代以来,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孤立被打破了,开始了相互的沟通互动,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以各种形式相互直面的世界中,而这些群体在以前都相互隔离,并将自身和自己的思想世界绝对化”。当然,沟通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并不能保证社会和谐或相互理解,②“在这个区别非常之大的世界中,不仅东方和西方,不仅西方各个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的各种社会阶层(它们以往都多少有些克制)以及这些阶层中不同的职业团体和思想团体,所有这些阶层和团体现在都失去了自我满足和自认为应当得意的状态,而不得不面对异质集团的进攻而维持自身及其观念”。③曼海姆为自己确立的这一研究前提,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传播的观念,即生活在现代的人类,互相之间的沟通与传播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影响着不同群体的思想观念、知识生产,大到东西方文化间的跨文化传播,小到一个社会结构内部同一阶层的不同群体。沟通传播在其思想形成以及改变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曼海姆提出现代传播的普遍存在并将之作为自己理论分析的前提是服务于知识社会学的建立这个核心任务的,但在客观上,这一点使他成为最早具备现代传播观念的西方社会学家之一。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研究的源头是芝加哥学派的约翰•杜威及其同事和后学,“从何处汲取源泉,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夫曼”,④杜威的传播思想集中体现于1927年发表的《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而曼海姆上述观点的提出是在192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几乎与杜威同时提出现代传播的观念。不过二人的侧重点不同,杜威与芝加哥学派的其他人类似,把传播与“社区”、“民主”等概念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而曼海姆的视野更为广阔,考察传播对进入现代人类的思想、知识、观念的影响,重视知识分子、文化机构的传播功能。当然,不可否认,杜威的相关论述更为集中、具体、有针对性。曼海姆则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这也是曼海姆关于传播的观念及其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不为人注意的原因。但这一点并不影响曼海姆思想的重要性,我们仍然能够从其著作中发现关于传播的真知灼见。

比如,曼海姆在论述其知识社会学理论时,围绕着知识传播,对传播机构、传播手段、传播者都有深入的分析。《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的英文译者、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对曼海姆的分析进行了总结,认为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关注知识和思想在维持或改变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把相当大的注意力放到了传播思想的机构和手段上,以及询问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程度上。与此相联系的是,知识社会学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存教育制度的类型以及各种类型的教育制度反映和影响它们在其中运作的社会方式。在这一点上,有关教育的论著中讨论很多的灌输问题,在知识社会学中获得了一个突出的地位。“知识社会学也对报纸、知识普及及宣传的作用给予了适当的关注。充分理解这些现象将有助于形成关于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思想所起的作用,以及知识作为控制社会现实之工具的价值的更准确的概念。”⑤曼海姆敏锐地发现,在知识形成和传播中,教育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机构和传播手段,而且是一种功能强大的传播方式。后来的传播学者非常重视传播在社会中的教育功能(拉斯韦尔称之为“社会遗产的代际传承”),未尝不是受到曼海姆的影响,而教育及教育机构的传播作用,后来的研究还很少。

不仅如此,曼海姆还从教育推广知识传播活动中的其他机构,确立了知识传播活动的途径框架,他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一个主要责任就在于对知识活动框架内的机构组织进行系统的分析,包括对中小学、大学、研究院、学术团体、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所和实验室、基金会以及出版机构等的研究。“了解这些机构的支持者和支持方式、举办活动的类型、政策、内部组织和相互关系,以及在整个社会组织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⑥这种知识传播活动框架的确立,为后来者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进行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导。⑦

在谈到知识尤其是政治知识的可传授性时,曼海姆考察了中世纪以来的知识传授,指出这是一个“传者”与“受者”接触的过程。他以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俱乐部为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知识与技能传授的恰当媒介和最重要的形式,“俱乐部便是人类联合的特殊形式,它完全无意于发展成为一种依据党派路线进行社会选择的恰当媒介,成为一个取得政治生涯和培植集团利益的基础。俱乐部独特的社会学结构,是理解直接的和非正式的传授政治知识的最重要形式的关键”。⑧这一点不仅是线性传播模式最初的雏形,其中关于俱乐部的讨论还成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先声。曼海姆还指出,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前,新闻工作者必须受到良好的系统专业培训才可以胜任自己的职责。目前的世界太复杂,每一种决定,即使它不过是部分的因目前的机会使之有可能建立在知识和训练之上,也需要很多专门知识和非常广阔的视野,才可能有通过偶然的联合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以最后得到满足。“对系统培训的需要,现在已经趋向于将来还会更强烈地趋向于必须给予有抱负的政治家或新闻工作者以专门的训练”。⑨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出版于1929年,当时西方仅美国有少数几所大学设有专门的新闻学专业,类似的新闻教育在欧洲还没有出现,曼海姆较早地指出了新闻工作者需要系统专门的教育这一点,并被后来欧美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所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不仅如此,曼海姆还对未来政治介入专门的教育和知识的传播表示了担忧,他认为教育的另一方面也存在一种危险,即专门的训练可能忽视本质上属于政治的因素,所以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问题,“对政治家的训练会不会脆交给党派学校?……因为,只要再仔细观察,我们便发现它的结果只不过是培养一套既定的价值观和观点,而它们是受既定的社会和政治阶层的片面观点指导的。”⑩虽然曼海姆这里说的是对政治家的教育,但鉴于前面他把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并列,谈论其教育问题,所以完全可以推论出:在新闻工作者所受到的教育中,曼海姆对于党派政治的固定价值观对新闻工作者的负面影响表示了深深的担忧,这种担忧源于西方政党报刊时期政治对新闻业的扭曲,提醒未来新闻业应为争取自己独立的地位而努力,这种担忧后来被集权主义国家新闻业的发展证明不是多余的。

曼海姆的传播观念主要体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尚未形成,所以曼海姆的传播观念具有相当大的超前性。当20世纪后半期传播学发展起来之后,曼海姆的传播观念不可避免地对传播学产生了影响。传播学出现之后,以两种学术路径发展前进,以美国学术界为主的是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又称为行政学派、实证主义学派),而以欧洲、加拿大为主的一批学者则发展起了传播批判学派(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11)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曼海姆无论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关键概念方面,都对传播批判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大力提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为文化研究学派提供了意识形态这个关键概念,启发了詹姆斯•凯瑞关于传播仪式观理论的确立,对今天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笔者将对这些影响另作专文讨论,兹不赘述。(本文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商务传播学”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J52001)

注 释:

①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5页。

②卡尔•曼海姆著,徐彬译:《卡尔•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译本序,第1页。

③⑧⑨⑩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5页,第185页,185页,第185～186页。

④詹姆斯•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⑤⑥路易斯•沃思、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序言”第21、22页。

⑦英国西英格兰大学从事媒介与文化研究的高级讲师Michelle Henning就曾在2006年出版了“Museums, Media and Cultural Theory”一书,见uwe.ac.uk/sca/staff/henning.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