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17 17:57:20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日本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日本文化论文

篇（1）

一、引言

日语中的「可い一词音译成汉语是“卡哇伊”,国内各种广告宣传词、店面招牌上都经常会打出这一词汇。那么,商家为什么要靠这一日语词汇来吸引消费者眼球呢?这一单词对市场消费会起到什么影响呢?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可爱现象”进行分析,探讨这一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二、「可い一词的语源

「可い在明镜国语词典中的解释:

1.幼さやか弱さを感じとり、まもり慈しみたいと思うさま。また、そのように思わせるさま

2.外、しぐさ、性格、行式などがほほえましく、情を感じさせるさま。らしい。くるしい。可だ。

3.日用品などが小さくてらしい。

4.どこととなく心をくすぐるところがあって好感が持てる。

参考《明镜国语词典》的解释可见「可い(可爱)一词有对幼小、脆弱的事物包含慈爱的心情;另外也指对外形、动作、性格、行为方式等方面能体察到可爱之情的意思;还包括对小巧玲珑的日用品感到爱怜之意;其次对抱有好感的对象也可以使用。可以说“可爱”一词在日语中内涵丰富,包含了对弱小的人或事物的怜悯、爱意。另外,在百科词典中,「可い一词源于:映し,原意是表示对方很优秀,以至于自己不敢与对方见面,表示“害羞,害臊”之意,后来转变为“可怜”的意思。现代日语中音变为「かはゆし、可い。

在日语中,「可い一词可以用在很多场合,下面试举几例:

1.子:クラスに可い子とかいないの?①

2.妹には生日に可い人形を上げました。②

3.そこに出てくる食器や装品の事なこと、可いこと、私たち若い子は、素で芸性が高くても、引っくるめて可いの一言でませる癖がある。③

4.私は今までの嫌なことがあったと同じように、お弁当にしても、自分の子どもには可いお弁当を作ってあげようと誓った。④

5.京都。春の芽吹の、夏の新、秋の…美しい自然と可い小さな草花たちに魅せられ作した押し花100点他作品集、小物などをします。⑤

描述人物、玩偶、装饰品、便当、花草等都可以使用「可い一词,包含了对谈论对象的怜悯、慈爱、喜爱之情。可见,「可い一词已经和日本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三、「可い一词所反映的审美情趣

在日常生活中,日本的年轻人经常以「可い一词来称赞对方的性格、发型、衣服等。男性称赞女性也多用「可い一词,我在与日本大学的大学生交流时,曾问及这一问题,对方回答说,如果是赞扬女性的话,最常用的词汇是「やっぱり可いですね。在人际交往中,「可い一词的使用也起到了剂的作用,营造良好的语境氛围。如今,「可い一词不仅音译到了中文,英语中也有了“kawaii”这一词汇。「可い一词传入其它国家后也被年轻人广泛使用。日本的时尚杂志,如『カワイイ『cute等都在宣扬“可爱”的观念,从衣着打扮、体态举止上影响着年轻人的审美观念。

从上述「可い一词的语源可以看出,日本人往往对弱小事物寄予怜爱之情,以“小”为美,以浓缩为“可爱”,我们可以从日本的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觅得其踪影。日本的庭院文化中各种景观、盆景等,都是浓缩了的自然,从浓缩的山、水、石中看到大自然;花道的插画艺术也是浓缩了“天地人”的观念;日本的饮食亦如此,将各种美味佳肴盛在小巧玲珑的精致器皿中,宛如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日本古典文学中的和歌俳句也是短短几行,却意味深长。

不仅如此,在日本「可い一词的使用已经超出了一般的人际交往范围,由「可い一词所带来的“可爱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日本人的消费及生活,并且在生活、经济、政治舞台上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四、日本社会中的可爱现象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各国都在加强经济合作,世界经济出现全球一体化现象。同时,经济上的往来也使各国文化进一步加强了交流,一些经济大国也在通过扩大经济往来的同时推广本土文化,扩大其影响力。文化的传播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日本消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就具有强大的影响。日本的电器产品、游戏软件、日式饮食、漫画、动画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笔者所论述的“可爱现象”与日本消费文化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下面以日本动漫的推广为例,探索日本“可爱现象”对日本文化传播起到的作用。

1.日本漫画、动漫中的可爱形象。

现代日本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紧张,在紧张的忙碌之余,很多日本人选择欣赏漫画或动漫来放松绷紧的神经。日本的出版商和媒体巧妙利用了动漫作品中的可爱元素,使观众在视觉上获得美感、缓解疲劳。

日本是闻名世界的动漫大国,日本的动漫能风靡日本并走向世界,笔者认为动漫形象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铁臂阿童木》塑造的是一位聪明、勇敢、正义的机器人形象,与美国动漫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同,日本动漫主人公大多是未成年人,比如阿童木就是动漫中可爱的日本小英雄,虽然是机器人,但是塑造的却是一个男孩形象,身高135cm,绿色的短裤,红色的长统靴子。《哆啦A梦》中机器猫的形象可谓深入人心了,机器猫身高129.3cm,脑袋和身体的比例大约是1比1,看起来憨态可掬,腿短、没有膝关节,眼睛、鼻子、脸、手、腿都是圆形的,全身颜色也采用了明亮的天蓝色,头顶黄色的竹蜻蜓,脖子上用红色带子系着一个黄色铃铛,其可爱的外形深受儿童的喜爱。另外,《千与千寻》、《樱桃小丸子》中的主人公形象也体现出了动漫人物的可爱元素。动漫中的人物动作刻画细腻入微,营造出了温馨并充满人性的氛围。动漫形象看似普通,实际上作者在设计这些形象时可以说是煞费苦心,观众在欣赏时毫无抵触感,非常容易接受,能唤起观众的共鸣。

日本动漫通过其可爱的人物造型、模仿孩童的稚气发音很快赢得人心。在日本,动漫和漫画书可以说随处可见。在电车上可以随处看到翻看漫画书籍的上班族,以动漫中的人物或卡通形象制作的广告也数不胜数。如著名的Hello Kitty形象出现在笔记本、玩具、电器、手机等各种商品上;阿童木形象印在了信用卡上;日本当代艺术家村上隆、奈良美智、草间弥生将卡通绘画推广到了世界领域,村上隆与LV合作的限量版箱包曾引起广泛关注,可爱的卡通形象所带来的“简约”、“轻松”理念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些漫画卡通及动漫作品让忙碌的日本人缓解了工作压力,得到了片刻放松。可见,动漫中的“可爱”元素功不可没。

2.日本电器、机械产品。

日本的电子产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以外形精巧,质量上乘而受到消费者亲睐。在外形设计上,很多产品可以说是以“可爱元素”出奇制胜的,造型小巧,设计简洁,色调非常柔和。看似普通的电子、机械产品,因为有了“可爱元素”而显得设计更人性化,充满了人情味。本来是金钱交易的市场经济,因为有了一些可爱的造型设计,消融了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利益壁垒,甚至可以使消费者在温暖的心理氛围下提升购买欲。各种印有卡通形象的电子产品,比如广受赞誉的日系汽车,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日产PIVO汽车造型圆润;三菱Colt汽车色泽艳丽,车头部分斜长曲面设计,整体线条饱满;丰田、本田等也推出了多种小巧车型。

五、“可爱现象”与外交政策

除了经济文化方面外,在政治上,日本政府也善于利用“可爱”文化进行对外交流。“现年69岁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自称是动漫迷,呼吁日本实行‘漫画外交’。2008年5月,Hello Kitty成为日本旅游大使。2008年3月19日,日本外务省举行了一个特殊的‘外交使节就任仪式’:全世界都家喻户晓的蓝色的机器猫哆啦A梦正式‘接受’时任外务大臣高村正彦的‘任命’,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卡通大使,承担向全世界宣传日本动漫文化和提高日本对外形象的重任。”⑥另外,日本传统故事人物桃太郎是日本大米的代言人,日本卡通“凯蒂猫”是日本的旅游亲善大使,铁臂阿童木则是日本的海外安全大使。2009年,日本外务省选出了三名“可爱大使”代言日本流行文化,这三名大使是“校服魔法师”藤冈静香、时尚杂志模特青木美沙子、东京原宿代言人木村优,三位可爱大使会参加日本驻外使馆组织的各种交流活动,传播日本流行文化。

这些日本文化的输出战略为低迷的日本经济带来了巨额利润,同时也逐步改变了二战以来的日本形象。这些动漫及卡通形象色泽明快、调皮可爱,年轻漂亮的“可爱大使”更是吸引了无数眼球。以往嗜战的武士道形象已经越来越远离了大众的视线。日本不仅在经济上占领越来越多的国际市场,而且逐步在推销自己的大众文化,从而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

六、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的可爱文化现象可以说是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这离不开日本经济的发展,以及媒体的宣传。可爱文化在日本的经济、文化、政治上起到了重大作用,现在仍然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注释:

①テレビドラマ『魔女の条件からの台.

②新日(第一册)第十六クリスマス.

③西村玲子.おしゃれのレシピ:自分らしく生きる.PHP研究所,2007:138.

④井上ゆり子.心を救って.文芸社,2006:109.

⑤私の花生活.日本ヴォグ社,2009,(51):73.

⑥广州日报,2009-2-13.

参考文献:

篇（2）

日本动画的创作者以写实的画面风格、精细的画工、细腻的画面逐步形成了一种唯美的绘画风格，这与美式动画偏向硬朗的风格迥然不同。这种唯美的风格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宫崎骏，如《龙猫》、《天空之城》、《地海战记》等。而新海诚的《她和她的猫》与《星之声》中优美的意境与逼真炫目的画面场景效果更是令人击节赞叹。说到类同的人物造型，日本动画的人物有广义类同和狭义类同之分。先说广义的类同，日本动画的人物造型基本都是：明亮的大眼睛、棱角分明的鼻子、尖尖的下巴、完美的身材比例、唯美到极致的外貌等人物设定，以上这些都成为了日本动画人物设定的标配，几乎所有的动画人物都是这样的一个样式。再说狭义的类同，日本动画在人物造型上，因为作者长期创作形成了稳定的个人画风和绘画习惯，导致其不同动画作品中的人物拥有了相似的外部特征，也就是说在每个作者的作品中人物的面孔大多很相似。例如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幽灵公主》中的珊、《魔女宅急便》中的琪琪与《千与千寻之神隐》中的荻野千寻，大友克洋的动画片《阿基拉》中的金田正太郎与《蒸汽男孩》中的詹姆斯•雷•史提姆，手冢治虫的动画片《铁壁阿童木》中的阿童木与《森林大帝》中的莱娅，高桥留美子的动画片《犬夜叉》中的日暮戈薇与《福星小子》中的拉姆等。

（二）电影化和写实化

日本动画注重利用电影镜头语言帮助讲述动画的故事情节，通常我们在看日本动画时是在看构图，看其中的镜头语言。日本动画表现一个人物的动作要划分成4～5个分镜头，每个镜头的动态效果并不明显，然而这些镜头组接起来效果却很好。②可以这样说，日本的动画创作者在制作动画时，其手法更像是在创作电影。押井守的《攻壳机动队》就是这样，该作品着力于镜头之间的切换和连接，其中游刃有余而复杂的剪辑手法完美地做出了流畅的分镜头，让观众看得目不暇接，吃惊于动画也能做出犹如电影般的效果。日本动画在画面处理上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动画创作者在对背景的处理上要求高度忠实于原素材，他们只是在色彩和场景的结构上加以完善，让画面在质感上具有更加接近照片的效果。

（三）优美的音乐

日本动画之所以如此知名，除了题材多样、故事生动、人物造型精美、画面细腻唯美、电影化的画面场景以外，恰如其分地配入相应的音乐能够突出该动画此时的场景主题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也是受众之所以如此着迷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往往这些与该动画相关的音乐也会受到追捧。以久石让的配乐为例，久石让为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创作了很多背景音乐和主题曲都十分流行，如《龙猫》、《天空之城》和《幽灵公主》的主题曲朗朗上口，曲风亲切自然，充满了童真，仿佛把我们都带回了那纯真的童年时代。

二、日本动画中的传统文化

日本是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动画大国，日本动画在很长的一段发展时期内凭借着鲜明的特征蜚声国际，在日本不论男女老少，都非常热衷于动画及其相关的产业文化。日本动画的文化定位非常准确，并非只是一种单纯只对青少年的说教工具。从《铁臂阿童木》、《圣斗士星矢》到《钢之炼金术师》等，日本动画以对社会深刻思考和人生哲理而著称，它不断演绎着人间的善与恶、美与丑、忠诚与背叛。其跌宕起伏的情节、唯美的画面和电影镜头语言化的人物场景构图等，都给人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因而深受社会各阶层的青睐，并迅速风靡全球。事实上，在这种轻松休闲的文化现象背后，包涵着日本民族浓厚的文化内涵。

（一）日本动画中的本土文化元素

日本动画十分看重并且会经常对日本本国文化进行真实的展示，创作者们充分利用动画片的特性对本土文化元素进行了加工再创作，通过神奇的想象反映创作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以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之神隐》为例，这部动画便是日本民俗大汇集的典型。首先看片名“千与千寻之神隐”，这个“神隐”就是一个充满日本民俗气氛的词汇。神隐最早见于我国南北朝时期北齐刘昼的《新论•法术》：“天以气为灵，王以术为神；术以神隐成妙，法以明断为工。”所谓“神隐”其实就是被神怪隐藏起来，受其招待，而从人类社会消失、行迹不明。这也在无形中暗自契合了动画中荻野千寻的古怪经历。这部动画电影以日本传统的温泉“汤屋”文化为背景，荻野千寻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就到汤婆婆开的“汤屋”打工，“汤屋”其实就是日本传统的澡堂。《千与千寻之神隐》中出现的“汤屋”在这些部分的陈设就和古代的澡堂完全一样，古意的街道、祭祀神祗的食品街、澡堂挂着的布帘和红灯笼、澡堂内部的木质结构以及墙壁装饰画等，都体现了日式传统的风格，泡澡用的热水用火炉加热，通过埋在墙里的沟槽流入浴室的巨型浴盆里，在洗浴层的上层则是各路神仙的社交场所。从建筑造型上讲，动画片中的“汤屋”与日本四国爱媛县道后温泉非常类似。在浴室里洗去污秽的河神原型是日本小说《古事记》中的海神；无面男是日本春日大社祭经常出现的面具神。宫崎骏没有沿袭原有的思路，而是在符合动画影片本身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润色，使其造型更易为现在的观众所接受，同时赋予它们人性化的一面。

（二）矛盾的二元对立

在日本动画中，常常会表现出鲜明的矛盾二元对立的思想，两个极端的共存、对立、调和是日本动画表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也是日式审美的最重要一环。这种矛盾的民族性格正如《菊与刀》一书中描述的那样：“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日本动画在看似唯美光鲜的外部场景之下，表达的往往是或沉重或灰暗的主题，鲜艳明亮的色调与血腥杀戮形成强烈的对比。宫崎骏作品《幽灵公主》中的麒麟神就是这样，它在白天是生命和创造的化身，而到了傍晚后则变成了毁灭巨人，用无上的能力去巡视，毁灭任何威胁森林的事物。《犬夜叉》也是如此，在第120集中女主人公桔梗就低语：“净就是污，污就是净；善即是恶，恶即是善；生就是死，死就是生。”这几句偈语充分表现了日本民族这种矛盾的二元对立思想。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个人来说，性格的刚性和脆弱程度往往是成正比的。日本这样一个时刻都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民族，却又是一个十分推崇寄情于山水并欣赏的民族。这样的表现不像是一个时刻压抑的族群，实际上日本民族时常徘徊在这样的两极分化中忽左忽右，这样的忽左忽右使得他们始终处在崩溃的边缘，精神的极度压抑在脑中的弦也越绷越紧，这样的心理状态把日本人推向一个又一个濒临崩溃极限。所幸的是，日本动画的创作者已在动画中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有迷茫，才是人类。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希望自己变得更加崇高。

（三）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即对自然的崇拜，是日本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样式。日本是个岛国，不利的地理环境使日本的民族性格中具备了对自然环境根深蒂固的恐惧。古代日本人就把这种恐惧的心理转化为对一切自然的崇拜。大自然代表着日本民族对生命的向往，同时也是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基础和源头，是美的蓝本，美的母体，对自然事物的热爱和感悟积淀成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情操。继承了这些特点的日本动画也向世人充分展示了日本人的这种独特的自然审美观。比如宫崎骏作品《幽灵公主》中的狼神、山猪神，他们的体型都无比的巨大而且种群数量庞大，随时都可以向人类发起种族间的战争。这些动物神重伤后产生强大的怨念，他们还可以化身魔神对人类展开报复，这些动画形象都代表着大自然无限的力量。在《风之谷》中，随着工业文明破灭之后，自然环境破坏严重，在人们聚居的地方出现了腐海，人们认为腐海散发有毒气体，但腐海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环境净化系统，洁净森林世界。而生活在其中王虫就像是自然的守卫者，向一切破坏自然的人发起进攻。在腐海的地下有着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地下的树木努力地净化着空气中的毒。

（四）悲情主义

悲情主义是日本动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思潮，这种美学思潮自从它形成后，就始终贯穿在每个日本人的血液当中。悲情主义其实就是“物衰”，由于日本文化早期受到了中国大乘佛教、儒教、道教等的影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又吸收了西方的部分文化，便形成了既不同于国内现今的实用主义美学，又不同于欧洲近代反思去弊的美学，日本的美学学者将美学的思考引向了人生，拥有了自己独特的脉络，即“物衰”美学。日本美学深受佛教影响，强调“物衰”，万物都有衰败凋零的一天，从而进入轮回。大多数的日本动画，都具有这种“物衰”的美学。淡淡的，从容的，讲述一段段人生的绽放与凋零，从头到尾都是“哀而不伤”。日本学者们对这种“物衰之美”的认可已经如同自然法则一般，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有很深的烙印。如宫崎骏作品《龙猫》中两姐妹之间的互相依赖依靠的亲情，她们期盼母亲病愈出院的急切，以及对母亲归家不得的失望之情，还有小男孩对姐姐的情谊，等等，我们可以从这些细节体会出淡淡的“物衰”之美。

（五）等级观念

日本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所包含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在一般正常的生活中，同其他人的交往中都必须明确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差距。像东亚许多国家一样，对长辈要用敬语，与此相关的要有相应鞠躬和下跪的动作相配合，而这些动作都受详细的规则和惯例支配。年轻人在家中接受了这种等级教育后，他们会把在家里学到的有关这些制度的东西用于经济和政治等更广阔的领域。他们要学会对那些地位比自己高的在特定位置上的人表示充分的敬意。在整个日本历史的发展中，日本社会是一个一个严格的阶级和卡斯特（一种世袭的等级身份制度）的社会。这一切在日本动画里就有体现，如日本20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漫画家车田正美创作的经典动画《圣斗士星矢》，虽然故事背景改成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但是整个圣域的88个圣斗士，从青铜、白银、黄金圣斗士仍然是等级森严的。圣斗士们各为其主，为了正义或者主人的目的而展开残酷的厮杀，这些效忠都是绝对、无条件的，甚至到了随时可以献出生命的程度。表面上好像看到了一场以古希腊罗马神话为背景的虚拟战争，如果仔细看下去的话，就能够发现这些都是日本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的写照。

三、日本动画中东西方的文化融合

日本是一个的民族性格非常复杂的族群。有很多学者认为日本之所以形成现在的民族性格，是历史、地理、政治等方面的因素综合而成，也就是说复杂的形成原因导致最终形成的民族性格也是复杂的，即便是复杂，有一点成为了日本人最明显的性格特征，就是对于东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对于动画而言也是这样。

（一）东西方绘画艺术在日本动画中的体现

动画自诞生以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从早期的二维平面动画发展到今天的三维立体动画，但无论是二维平面动画还是三维立体动画，画面在动画片中起着最为直接和重要的作用。画面仍然是日本动画中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而线条和色彩又是绘画艺术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元素，尤其是对二维平面动画而言，更强调张力十足的线条和丰富明快的色彩。也正因为如此，二维平面动画对于艺术创作者的绘画功底和造型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东西方的造型艺术中，东方重线条的表现，西方重色彩的表现。而日本则吸收了两种造型艺术的特点，发展出了富于日本特色的造型艺术。

1.中国绘画中线的艺术在日本动画中的体现线

在艺术上的功能，首先是勾勒物体轮廓，其次是对人类情感的象征表现力。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线条的作用从勾勒物体的轮廓向表现人类情感的象征表现能力转变。线条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独擅的一种艺术语言，并且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骨架和支点。通过线条的形态，将从外界悟得的意境与胸中所蓄之情感寄予笔端，迹化于外。所谓以手写心、心手相应、意在笔先、画成意足的高妙境界，只有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才能体会到。随着中国传统绘画传入日本，线作为艺术语言，无论从技法还是从功能而言，都得到了日本艺术家们的借鉴和学习。日本艺术家通过吸收了中国画中线的技法，以纤细的笔法和秀雅的墨色，表现了日本自然风景中的清新。这在日本动画中得到了体现，如宫崎骏作品《幽灵公主》中的背景画面是宫崎骏精心描绘出来的，这些都是对于线条的运用，线条有表现作者情绪的作用，所以这使得《幽灵公主》的画面，既具有细致精细的真实性描绘，也具有飘逸灵动性非真实的时空再现。这样，往往使我们感觉到自然仿佛就在身边，而我们似乎又离自然很远，如同在梦境中一样，产生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效果。

2.西方绘画中色彩的艺术在日本动画中的体现

色彩是日本动画中另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与线条不同的是，色彩的运用源自西方的绘画艺术。色彩在西方绘画中谱写出了一番壮举，纵观整个西方绘画的发展过程，简直就是一部色彩的发展史，在经过了古希腊绘画、早期基督教绘画、哥特式等艺术形式的发展，色彩得到了广泛运用，确立了以色彩展示空间、表现空间质感的西方绘画传统。到了14世纪，经过了几代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们的发展和探索，西方绘画就此进入了色彩的世界中，当时西方的画家们摒弃了线条而钟情于光影的效果，并结合了当时的光学、透视学等学科的知识，使得色彩科学化，就此与东方绘画背道而驰，走上了理性的发展之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展了脱亚入欧的运动，日本绘画大量地吸收了西方绘画中诸如色彩、透视、明暗等技法，同时又继承了东方绘画的线条艺术，把写意与写实融为一炉，形成了日本近代绘画。《浮世绘》可以说是日本近代绘画的代表作，它充分体现了东方线条的写意风格和西方色彩的写实风格，以绘画为基础的日本动画当然也在色彩上尤为突出。以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为例，在他的动画电影中我们通常可以看到：海边的欧洲小镇，拾级而上的古老教堂，陈旧却干净的雕花窗框，布满青苔的红色屋檐，光滑的青石路，洒满树荫的乡间小道，生生不息的绿色原野，洁白的云彩，温和的海风，这些画面都表达了每一个普通人内心不平凡的爱、包容和智慧，这就是色彩的魅力。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中，色彩讲究西方色彩的科学性，在色彩变换上注重观众的主观性感受，主要以青、蓝、绿为色彩的基调色，运用这三种基调色调和再现出了自然和植物的原色。这样的色调虽然简单但却并不单一，我们可以从画面看出这三种色彩的色位差是否符合自然界颜色的真实，他借鉴了西方油画中逼真写实性的特点，色彩上又不采用西方油画中油彩的厚与浓，而是在色彩中调和了水的纯净清澈，赋予色彩水的滋润感，整个画面看上去轻快、明亮、清新，这一点倒是符合了东方的审美。

（二）西方音乐与日式画面的融合

动画是一门综合艺术，虽然画面十分重要，但是没有音乐的烘托，即便是再精美的画面也营造不出动画创作者要求的意境。好的动画音乐会配合剧情、人物性格而出现，还有音乐会帮助动画描绘动画人物的心理，这样动画会更加完美。日本动画也吸收了这一点，音乐都会在适当的地方出现，与适当的剧情相配。在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中我们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天空之城》运用许多爱尔兰民间音乐，风笛的浅唱低吟烘托出了悠远飘渺与悲伤的情愫；《魔女宅急便》糅合了吹管乐和美国乡村音乐风格，吉他的扫弦技巧所展现出的欢快与俏皮契合了本片少女的主题，充满了异域风情；《千与千寻》配乐用钢琴独奏与弦乐编曲，描绘了小女孩荻野千寻调皮、可爱、奇趣、踌躇、犹豫、不安、感伤的情感世界。这些都显示出宫崎骏动画配乐的独运匠心，在世界范围内流传至今。

（三）西方文化背景与日式画面的融合

日本动画题材的选取非常广泛，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东方的自不必说，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格局走向崩溃。与此同时，日本战后的泡沫经济彻底瓦解，整个社会陷入了经济不振和方向迷失的泥潭。日本在这个时候正好也是各种思潮迸发的时期，众多的日本动画创作者的思想都受到全球一体化的影响，很多创作者创作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动画，他们的动画都采用了西方的讲述情节的模式或直接取材于西方故事来讲述日本当时的问题。如宫崎骏的《魔女宅急便》借助一个13岁的小魔女独立和成长的故事，表达了当时很多日本人面临的处境和对生存现状的思考，以及作者对于一些日常性问题的思考。《千与千寻之神隐》改编自德国作家米夏埃尔•恩德《讲不完的故事》，虽然这是一个来自异域的故事，却配上了日本传统的文化背景，给“汤屋”的每个浴房供暖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锅炉，而给“汤屋”和日本传统街道却配上了电梯和现代的海底隧道系统，整个动画的背景既充满了日式的神秘，又不失西式的活泼自然，亦古亦今、亦真亦幻，为动画故事的开展准备了一个充满神秘奇幻色彩的舞台。

篇（3）

一、引言

随着日本动漫画事业的发展，“可爱”一词已经成为日语的外来语，受日本“可爱文化”的影响，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世界各地，“可爱商品”特别流行。为什么会有此现象，其原因何在，日本人为何如此推崇可爱？下面就日语里 “可爱”的真正含义，使用“可爱”的文化背景，“可爱文化”的利弊等进行探讨和诠释。

二、日语里可爱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1.日语里可爱的含义

日语里的「可愛い含有可爱的，心爱的，讨人喜欢的，小巧玲珑的，宝贵的，小型的等含义。即平常用中文音译过来的“卡娃伊”，这是日本女性特有的感叹用语。日语的“可爱”和汉语中的“可爱”一词的意思及使用场景不同。也就是说日本人对“可爱”一词的理解有深刻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在中国，只有小孩儿才会被人称为“可爱”，成人被人称为“可爱”是有嘲讽的意思的。“单纯得可爱”，“傻得可爱”等等。

日本人称人“可爱”的时候，不考虑年龄因素。年纪大了以后，想成为“可爱的老奶奶，可爱的老爷爷”。意思是老年以后不想变成古板无聊的老人，想成为讨人喜欢的、随和的老奶奶、老爷爷。的确，朝气蓬勃、待人亲切的老奶奶、老爷爷很可爱。用汉语理解就是很值得人喜爱、爱戴。日语中有这样一个对任何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使用的赞美的词句“可爱”，用起来的确方便。

2.可爱的起源

日本人对「可愛い（卡哇伊）的审美意识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平安时期。平安时期有名的女作家清少纳言在当时就指出了：“凡是细小的都可爱”，而且在作品《可爱的东西》里不断以稚趣作为说明的例子：“三岁左右的幼儿急忙地爬了起来，路上有极小的尘埃，给他很细致地发现了。他用很可爱的小指头撮起来给大人看，实在是很可爱的。留着沙弥发的幼儿，头发披到眼睛上边来了也并不拂开，只是微微地侧着头去看东西，也是很可爱的。”如上所述，日本传统美学观念中对“可爱”的鉴定，早已包含及孕育出对细小及童稚的“可爱”意识。

当今的日本人追求可爱，与其说是时尚潮流，不如说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审美观和社会文化。日本传统美学崇尚谦逊、纤弱和童真。而可爱的服装和装饰品普遍造型小巧、设计简洁、色调柔和，恰好是日本传统美学概念的最好诠释。

3.可爱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日本高中女生和年轻白领女性是追逐可爱物品的主要群体，对她们来说，可爱是一种确认自我的工具。她们中的大多数喜欢和别人一样的打扮，别人有的东西自己也希望拥有。即使本人愿意展现自己的个性，但往往由于都去搜寻杂志上刊登的衣服、饰品，模仿上面的发型，最终大家都趋于雷同。在近似的审美倾向的指引下，她们一旦发现可爱的东西，很容易产生共鸣，朋友之间就确认对方和自己是同类型的人，获得一种归属感。近年，日本年轻女性频繁使用的可爱一词，除“小巧而值得喜爱”的原意外，还有“好”、“满意”等含义，另外还可以表现对动漫或游戏等各种媒体中某一对象的倾倒、执著之情。

日本女性喜欢被可爱的事物包围，渴望使自己变得可爱，这与日本社会中依然存在的“男尊女卑”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爱的女性往往看起来是柔弱无助的，能够更清晰地反衬出男性的主导地位。

另外，可爱不仅仅是女性，男性也卷入了可爱风潮，他们喜欢给人可爱感觉的流行服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部分女性的可爱是外界强加给她们的之外，更多的人是积极地选择了可爱的风格。这时的可爱可以说是反抗日本社会规则的武器和策略，尽管这种反抗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日本社会规矩繁多，上下级关系严格，人们普遍感到压力大、责任重。于是，一些成年人不自觉地接受了可爱风格，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比起成长为社会人，他们宁可继续当一个孩子。即使是公司要求统一穿套装，他们也会在手机上粘贴可爱的贴纸，或在挎包上挂个小毛绒玩具。当然，也有人出于一定的目的而求助于可爱风格。一般来说，可爱的下属容易得到上司的喜爱，同时，上司也不会把可爱的下属视为威胁，这样上下级关系就变得比较融洽。

三、日本人推崇可爱的具体表现

1.孕育“可爱商品”的经济效应

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显示，全世界放映的动画片中，有近六成是日本制造的。日本动漫、影视和电玩产品，于1992至2002年间增加了300%，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出口产业。如今，美国规模较大的录像带出租店都有日本动漫专区，日本动画更是在世界各国的电视台竞相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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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1-

一、引言

1951年,黑泽明的《罗生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后,日本电影开始以一种高姿态进入到世界电影的舞台。而随着日本影视登陆中国市场并占据了中国市场的相当的份额后,关于日本影视发展的模式和特点的思考也越来越普遍。本文试图从武士道、能乐、歌舞伎以及日本的其他传统文化中解读日本影视表演的类型化。

“类型化”在影视范围内一般是指“类型化电影”即“类型片”,而在本文的解读中,影视表演的“类型化”更多的指向于模式化、规范化以及程式化。

二、类型化表演的角度分析

日本传统的黑社会电影中大都充斥的是英雄主义的悲壮之举。这种悲壮除了通过汗血淋漓、刀光剑影、尸横遍野等表现外,更是由演员的表演传递出来。通常,这些演员的表演已经趋于类型化。演员要表现出角色的重情重义、肝胆相照,这时的演员则需要冷峻的眼神、霸气的动作以及相对的残忍。早期高仓健的表演不仅代表了崛起于日本黑社会电影时期的绝大多数男演员的表演风格,而且对于后来日本男演员的表演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除去男演员们的正义凌然之外是一般女演员的类型化表演,表现在夸张的表情和更加夸张的动作。这种现象自日本电影诞生就普遍存在着,比如《青春残酷物语》中久我美子的表演。

三、类型化表演的文化渊源

(一)武士道精神的衍化

“大和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武士道精神渗透在每个阳刚的日本男人血脉里。”11世纪开始,武士道精神已经成为日本封建社会主导的道德规范,而在当代,它标志着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黑社会团体合法化的国家。在日本,黑社会团体有着自己的准则,黑社会成员也有着相应的行为规范。青春动作片、任侠片、实录片等一系列黑社会电影的出现在内容上是对武士道精神的宣扬和追捧。于是,银幕上出现的一个个黑社会的成员成了武士道精神的代名词。即使是日本影视业发展到现在,武士道精神的传输依旧没有间断。

(二)绘画、戏剧等传统技艺的启发

法国著名影评家皮埃尔•比耶尔曾说过:日本电影的优点来源于日本文化,同时又体现了日本文化,所以它给予人们的印象是和日本的文化实质完全相同的。的确,日本电影受日本传统文化影响颇深。首先,日本绘画喜欢以四季为主题,而画面中的人物则成为了陪衬。在潜移默化影响下的日本电影多用远景来表现主题,而其中的人物则变成了景物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要想在相对宏大的空间中突出角色、突出自己,夸张的表情和夸张的动作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元素。

除去绘画,戏剧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存日本最早的电影则是由歌舞伎演员作为主角的《赏红叶》。虽然,在电影发展的初期,歌舞伎是看不上电影的,“不过电影却从这个江户时代的大众戏剧那里吸收了很多养分。战前的古装戏演员从艺名到扮相,甚至化妆、肢体动作、发声都受到歌舞伎演员的影响。”如同中国的京剧一般,置身于一个华丽的大舞台上的歌舞伎表演有着自己的程式,“程式是规范的、夸张的,不是简单直接地反映生活。它虽来自于生活但却是生活素材的高度提炼、加工、装饰。”受此影响的日本电影,尤其是无声电影在其表演上也会有不自觉的夸张,在他们看来这不是做作,而是生活的高度真实。

在歌舞伎之外,能剧对日本电影有着深远的影响。能剧中的每个主角基本上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面具,而这个面具就是角色的象征和最直接的体现,无论是相貌还是性格。而在除去了面具的电影中,每个演员都面临着给自己的角色进行定位的问题。此时,“脸谱化“成为标榜角色的一个特征。这里的脸谱化并非指的是京剧中的脸谱,而是指脸谱化的表演,即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人物特点、性格。同时,“面剧是能剧表演外侧的较直观的属性,将一个角色的内心逼真的刻画在‘脸’上,而不再需要任何多余的表情,既是‘无表情’,又是‘无限表情’”。因此,可以说作为特例的北野武的反戏剧化表演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戏剧化。

(三)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碰撞

在日本,等级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同时男尊女卑的思想也深深地刻在日本人心中。因此男女不同也是电影演员力图通过表演传达出来的,这也就出现了演员突出自己性别特点的表演,男性更加阳刚凸显封建家长的姿态而女性更加阴柔凸显了母性的一面。

同时,当下的影视剧表演也受日本漫画的影响颇深。许多影视剧都是由漫画改编而来,而漫画当中的人物绝大多数的时间是运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来体现人物性格特点、推动剧情发展。而在日本,漫画产业已经相当成熟,产业覆盖面波及男女老少。因此,影视表演受其影响也不足为怪。

就是在传统和现代的交互影响下,日本影视的表演越来越倾向于类型化,越来越具有日本本国自己的特色。

[1]陆彭.高仓健的表演艺术与日本文化.代传播.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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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日本的道歉方式的表达中，虽然道歉词汇的使用频率比较高，并不代表日本人在任何场合、针对任何事情和对象会做出相应的道歉，这和日本民族所奉行的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具体来说，日本人在自己的内部人之间，包括家庭成员之间，工作的同事之间或者朋友之间，他们会用积极主动的道歉方式来促进彼此关系的深化和开展。但是对于和他们自己有着利益冲突，特别是涉及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荣辱时，他们道歉的嘴巴则显得非常吝啬甚至绝口不提，这也就是时间过去近70年的今天，日本对二战时期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造成的严重的损害和创伤，一直保持缄默，甚至公开拒绝道歉的原因之一吧。再次，根据日本语的表达方式，我们发现日本人在道歉时虽然是简单坦诚的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有一个渐进的道歉过程，或者是一套语言体系，从道歉前期，到道歉中期再到道歉后期都有一套逻辑严密的语言结构，让人不得不佩服日本语道歉方式的博大精深，复杂莫测，让人生不出气，无话可说。日本人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遵循明确的善行标准做事，不能权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人际交往中的尔虞我诈，就是一种“耻辱”。他们认为，耻辱为美德之根。碰上这么道歉的民族，连上帝来了都会说：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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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1887-1978)被看作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但她对日本文化的名作“与刀”却表现了她对文化研究中人格与心理的独特层次的视角，这首先是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的西方文化中的学者在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研究中感受到的强烈的文化感情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主要地表现在日本的社会、结构中，而是广泛表现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行为背后的强烈的心理感受和内在的冲突性，日本人的行为的特别性在于具有一种自反的对立性，如尚礼而又黩武，祥和而激烈，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创新而固执等等，这种对立性主要和直接地由情感因素和感受性支配的，只有人类的情感方式才具有这种自反的转化性，本尼迪克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

耻感与罪感的差异性如果仅仅只是情感性或道德意义上的，并不能完全表现日本文化的动力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于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的下意识，因此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对立的行为不会特别感到心理上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不只是社会心，实际上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性，本尼迪克所说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是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对应性，只有在西方的宗教意识中才有这种对应的罪感，但它们也大不相同。

本尼迪克以她敏锐的揭示了日本文化有的 “恩”与“报恩”、“人情”等社会现象与心理情结之间的文化关系，本尼迪克大体上区分了恩与情义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历史性因素和，本尼迪克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她只是指出，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关于它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准则。

本尼迪克以她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独有的范畴，她说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第七章情义最难接受，商务版)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本尼迪克从她自身的西方文化体会出发，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2. “中魂和心”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本尼迪克自然想从更深刻的背景上理解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并不完全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深刻性，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生存基础环境上没有多少选择，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因此在文化上缺泛自身的更多的创造性条件，这种环境使人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和优先权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因此日本人重视本土自然环境并能形成密切的等级化社会，但这些先天因素没有得到历史自身的表达形式，而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意识直接沉积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情感：“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这种原始的生存自觉意识在历史中不断地以具体化、形式化的方式被强化在社会生活中，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就是在社会形态和个人行为中被具体化了的无形的规范和准则，但是真正的在于，这种心理文化形态是由一种来自中原大文化所整合完成的，具有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的内在矛盾。

日本历史上由大量小国组成，政治上的统一进程是缓慢的，中国文化的输入带来了文化上的统一意识，但由于日本文化本土起源的不一致性，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人所真正消化，因此日本在输入中国文化时失去了中国文化真正的自身历史性和基于这种历史性的文化精神，比如大化革新(645年)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日本的封建政治体制与真正的中原王气的帝制官僚体系本质上不同，奉天承运的天子与被视为神的后裔的天皇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上区别，前者由文化上的大统一意识支持，因此一个皇帝好坏或朝代的更替并不会影响到超家族、超民族的文化大统一，这种整合性的统一性是文化的灵魂，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种基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性，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具有同一性的自然起源意义，明治维新（1868）前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但明治维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与天皇神裔论却能并行不悖，这种统一就是源于他们自然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性与文化整合性并不相同，明治椎新前双重统治的幕府政治能够长期有效存在也说明在日本政治结构后面没有一种政治后面的中心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多次政治上的分裂，但文化的统一意识和文化的同化性总是克服分裂而趋向统一的中心价值和动力。一些日本人内心常隐藏着一种自己的文化的傲慢与优越感，但他们不懂得这种大文化意识却是来自中原文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不会从岛国的土壤中出生，后者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只会有海盗式的掠夺性而不会有儒家仁的宽容自守和政治上的怀柔理性。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的本质是文化意义上的进步性分别，而不是政治上的疆界或歧视，比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就是强调人类社会中礼仪文化高于其政治体制结构的观念，“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等都是以指进步文化的坚持和传播，而不是政治上的武力侵略和占领或者是歧视，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化理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经济关系，即便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汉、唐、宋也没有产生主动地以武力吞并东、南、中亚诸国的思想，以文化方式通夷和番是主要国策，德化天下，传播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使命。中国大文化的理想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历史进步，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不能为日本文化所接受，造成了一种狭隘的扩张的野心，它导致了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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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的传统与现代双轨并行体制。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够在发展现代化时能够完整地保持，甚至发扬自己的民族传统设计。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设计以来，它的传统设计基本没有因为现代化被破坏。这与政府对传统设计的重视与扶持不无关系。

“传统是开拓和发展人类生命的原动力。” 现代与传统，是一对相互矛盾的范畴，而日本的现代设计却以其独特的民族特征跻身世界设计强国之列。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樱花、和服、俳句与武士、清酒、神道教构成了传统日本的两个方面——菊与刀。在日本有著名的三道，即日本民间的茶道、花道、书道。提起书法，相信不少人会认为它是中国独有的一门艺术。其实，书法在日本不仅盛行，更是人们修行养性的方式之一。日本人的传统神道信仰使日本的传统艺术在崇尚自然外还带有特别干净、整洁的特点；而日本人对佛教宗的信仰，形成日本人俭朴、单纯并且喜爱非完整、非规则的美学特点，精神上则推崇内敛，自我控制，自我修养。日本的风俗画，版画浮世绘主要描绘人们日常生活、风景、和演剧。在亚洲和世界艺术中，它呈现出特异的色调与丰姿，历经三百余年，影响深及欧亚各地，十九世纪欧洲从古典主义到印象主义诸流派大师也无不受到此种画风的启发。

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

日本战后的设计发展与其战后经济增长迅速并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历程是分不开的。日本政府、企业通力合作，建立了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国内市场，从而促进日本设计的成熟。政府对设计的大力扶持，企业对于设计的高度重视，是促成日本设计发展的重要原因。1918年创建松下电器公司的老板松下幸之助1951年访问美国后便积极推动日本工业设计的发展，率先在公司成立工业设计部。之后各产业界均在自己公司内部相继设置设计部门，积极改善产品设计，使产品打开世界市场。日本的现代设计自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大力发展，此时的日本设计家试图将反映西方生活方式的观念照搬到自己的设计当中，却显得笨拙、生硬和肤浅。随着现代设计走向成熟，他们发现融合了日本民族艺术传统的作品反而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日本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特点是它的传统与现代双轨并行体制，一种是比较民族化的、传统的、温煦的、历史的；另外一种则是现代的、发展的、国际的。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够在发展现代化时完整地保持，甚至发扬了自己的民族传统设计。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发展设计以来，它的传统设计基本没有因为现代化被破坏。这与政府对传统设计的重视与扶持不无关系。综观日本的设计总体，可以把这两种设计特征大致归纳如下：

1. 传统设计——这是基本基于日本传统民族美学的、宗教的、讲究信仰的、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因此，是民族的设计传统。这类设计，主要针对日本国内市场，并且有相当程度不仅仅是商品设计，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日本的传统设计在日本的民族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通过很长的时间，不断洗练，达到非常单纯和精练的高度，并且形成自己特别的民族美学标准。

2. 现代设计，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现代设计—— 日本的现代设计是完全基于从外国，特别是从美国和欧洲学习的经验发展而成的。利用进口的技术、为出口服务是日本现代设计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和目的。日本现代设计从国内来讲，大幅度地改善了战后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了西方式的、现代化的新生活方式；对国际贸易来说，日本现代设计使日本的出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出口贸易，为日本产品出口树立了牢固的基础，为日本设计树立了非常积极的形象，把战前日本产品质量低劣、设计落后的形象一扫而空。现在，日本设计是良好设计的同义词，日本制造是优秀产品的同义词。因此，可以说日本现代设计是为日本人民的现代生活方式、为日本出口贸易服务。

日本传统中有几个因素是它与现代设计迅速接轨的重要原因：

第一，日本传统审美思想中受禅宗的影响推崇少而简约的风格，并且因为崇尚天然的神道信仰而重视材料的本身特色，喜好不经掩饰的材料，装饰性地使用结构部件，完全暴露并体现结构，这种特性与现代设计的要求不谋而合。

第二，在日本，典型房间的面积是用榻榻米的块数来计算的，一块称为一叠。传统的商店店堂设计为五叠半（8.91平方公尺），茶室常常是四叠半（7.29平方公尺）。铺设组合时，依榻榻米的数量而有不同的排列方式。在生活中他们形成了以榻榻米为标准的模数体系，从建筑到用品，日本人形成了长期对基本单元为设计中心的习惯，这使他们很快接受了从德国引进的模数概念。这也正是现代设计所需要的要素。

第三，日本领土狭小，人口密度大，长期以来狭小拥挤的居住环境使日本民族喜爱小型化多功能化的产品，重视细节并喜爱装饰功能部件。而现代的国际市场趋势恰恰是倾向袖珍化、微型化、便携式、多功能化。这些传统的观念非常顺利地融人现代设计中，成为别国所难以具备的特点。在日本很少看到色彩张扬，制作昂贵的广告画面。正因为整个民族都懂得如何节约，所以他们会将心思用在产品本身的研究上，努力将产品做到完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尽可能用产品来说话，而企业也无须太多的在广告或者推广上做过多的竞争，也同时为国家节约更多的资源。

另外，日本现代设计强调集团式工作方式，完全不追逐个人出名，以集体的成就而骄傲。企业内部力量比较容易得以集中。这也使得日本的设计可以飞速地发展。

日本平面设计师被永井一正分为四代人：其中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为龟仑雄策、早川良雄、伊藤光治等人；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则为田中一光、福田繁雄、五十岚威畅等；第三、四代的代表人物有石岗瑛子、浅叶克己、伊藤晃一和上条乔支等。

在第一、二代设计家中，最为突出的是龟仑雄策和福田繁雄。

龟仑雄策在日本被称为国际设计大师的第一人。他的画面具有强烈而又稳重的色调对比，对每一细节一丝不苟地精细刻画，表现出日本传统工艺美术所具有的典雅而细腻的审美情趣。1964年，他负责东京奥运会平面设计项目，包括标志，海报，视觉传达系统等，他在整个设计中贯穿了日本国旗中红色圆形——所谓太阳的符号，把这个圆形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5个圆环联系在一起，取得既有民族特征，又有准确的国际认同的效果，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系统设计中的杰出作品。事实上也正是以此为契机，日本设计家开始确定他们的国际地位。

福田繁雄可能是最为其他国家所熟知的平面设计师。福田作品突显魅力的法宝，是对错视原理的精到掌握和应用。他善于运用图底关系、矛盾空间等错视原理，使其作品大放光彩。他的设计风格幽默生动，设计思维既继承了日本传统中追求典雅的风格又反映了追求间接新奇的日本现代设计新潮流。他总是弃旧图新，并系统地将各种创意、革新加以融会贯通。力图以各种图形矛盾性的复合，引导观众产生设定的联想，在看似荒谬的视觉形象中透射出一种理性的秩序感和连续性。福田繁雄既深谙传统，又掌握现代感之心理学。他的作品紧扣主题、富于幻想，同时又极其简洁，并善于用视幻觉来创造一种怪异的情趣。在广告设计方面成就斐然，主要代表作有1976年《日本大阪万国博览会广告招贴画》，1976年《76'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章》等。

出生于1930年的田中一光，十分喜爱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纵横线条和简单几何图形，同时对包豪斯发展起来的国际语汇和国际主义平面设计的风格非常感兴趣。他把构成中的面和空间作为设计的核心，他采用方格网络作为平面设计的基础，以达到高度秩序性和工整性的效果，他采用色彩鲜艳，跳跃的几何面组成形象，色彩往往比较接近，达到色彩和谐的目的。他于1961年设计的戏剧海报充分反映了其设计风格与特征。

第三、四代设计家则从摄影、电脑等方面获得了更多表现上的自由，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然而他们的作品中同样渗透着日本的传统文化精神和审美元素。

佐藤晃一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设计作品有着明显的民族风格，色彩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分离感和张力，把装饰色彩、变形形体和折中了的印象派的光表现与色渐变手法融为一体。他不但继承了日本文化中肃静、悠远、清雅、柔和的风格，还将这种风格更进一步推向完美和充实。提炼日本文化中最精要的精神内涵。以日本传统的空灵虚无的思想为精神根底，带有日本自古以来清愁的色调，追求其中浮现的优美和冷艳的感情世界。佐藤晃一作品设计表现有很多跳跃的地方，像日本的一种短诗--俳句，语法、字句、节奏凝练而跳跃的含蓄，在没有着笔的空白处，会感到非常的魅力。在日本的许多平面设计中你会感到好像雪花静静地飘落。没有同时代西洋设计作品中的那种暴力感，没有冲突与，没有草野气，多是细致的、平静的抒情，以冷澈的笔触，平和的神情，冷淡中描绘了一个梦与现实分不开的世界。

传统风格的住宅同样为日本人所钟爱。不少日本人即便住在公寓楼里，也要把一个房间装修成铺着榻榻米的“和室（日式房间）”。不少宾馆提供“洋室（普通客房）”和“和室”两种选择，“和室”价格一般更高。松下公司为未来日本人设计数字智能化住宅，也没忘记留出一间榻榻米的房间。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由于历史的渊源，在传统上有诸多相似之处。虽然在文化深层上实际上是大异小同，但在处理传统与现代设计的问题上，为同样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参照系统。日本政府重视传统工艺美术与传统文化，重视设计的传承和教育，日本的设计师对待传统文化，更多地从精神上、思想上、功能上来考虑，运用传统的理念，现代的元素和构成手法，走在了设计的前沿，这些不能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对于欧洲现代设计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大师威廉·莫里斯、美国的格林兄弟和家具设计家古斯塔夫·斯提格利、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赖特的早期设计，都有明显的日本传统设计的影响。

日本的平面设计风格，特别是江户时期发展起来的浮世绘风格，对于欧洲“新艺术”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从阿尔封斯·穆卡到英国的比亚兹莱，其插图风格都具有浓郁的日本装饰绘画特色。因此，可以说，日本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与西方的设计关系是一种互相学习、互相补充的关系。各方都在对方的设计中找到合理的内容，因此也都积极地吸收，成为自己设计发展的重要借鉴。

篇（8）

1.日本茶道的历史

1.1日本茶道的起源和形成

茶在中国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相传“尝百草”的神农氏偶然间发现了茶具有解毒功能，从而把茶用作解毒的药物。780年陆羽的《茶经》问世，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日本遣唐僧侣最澄、空海、永忠把唐朝的茶文化带回日本，形成了以嵯峨天皇、贵族、高级僧侣为主体的“弘仁茶风”。据史料记载，日本高僧最澄把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种在日吉神社，这里成为日本最古老的茶园。《日本后记》弘仁6年（815年）记载了僧侣永忠为嵯峨天皇煎茶献茶。不过此时日本的饮茶法还只是效仿唐代的饼茶煮饮法。

镰仓时代，曾来南宋学习临济宗的僧侣荣西仿照《茶经》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身记》。书中主要讲述了茶的药用功效，并把当时宋朝的末茶饮茶法――日本茶道的抹茶饮法传入日本。中国的寺院饮茶茶礼在日本寺院盛行，日本茶道的茶礼就是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

镰仓时代末期到室町时代中期，从中国宋朝传入的游戏性的“斗茶”成为日本茶文化的主流。室町时代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为中心的东山文化，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诞生了以鉴赏唐物为主要目的的饮茶活动――书院茶道。

被称为茶道开山祖师的村田珠光将禅的思想引入到了茶道中，开创了朴素自然的草庵茶风。珠光通过禅与茶道的结合，把饮茶由一种饮食娱乐形式升华为一种艺术、一种哲学、一种宗教。武野绍鸥将日本的歌道理论与茶道相结合，补充和完善了珠光的茶道思想，推进了茶道的民族化和规范化。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千利休继承了珠光、绍鸥的茶道思想，进一步完善深化了草庵茶。千利休精减了点茶的程序，不使用端庄华丽的中国茶碗，而使用厚重朴素的高丽茶碗和日本乐窑茶碗。他还特别规定了茶花、怀石料理的法则及作为茶人的资格，创造了茶道中日本特色美的完整的艺术体系。至此草庵茶道，也即日本茶道正式形成。

1.2日本茶道的现状

1592年千利休去世后，他的子孙和弟子们继承了他的茶道，至今大约形成20多个流派。千利休的子孙分为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个流派，现在日本流行的茶道主要指这三个流派。其他还有二十几个流派，主要有：远州流、织部流、三斋流、薮内流、宗遍流、庸轩流等。这些流派虽然有各自的茶道风格，但都以千利休的茶思想为指导思想。茶道的多样化促进了茶道的发展，茶道迅速普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自明治维新以后，女性也加入到茶道活动中来，茶道成为许多女性出嫁前的必修课之一。

如今，茶道已是日本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被视为一种修身养性、提高文化素养和进行社交的手段。茶道作为日本民族文化的象征，已完全融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对其生活乃至整个日本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茶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2.1茶道倡导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理念

《南方》中记载了利休的话：草庵茶道最重要的目的是领悟佛法，修行得道。茶道的本意在于禅，倡导人们通过茶事活动修炼身心，升华思想境界。“和敬清寂”是茶道的根本精神，成为400多年来日本茶人的行为准则。

按照久松真一的观点，“和敬清寂”的理念不应只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必须是对“事物人境”而言的。“事物人境”涵盖整个茶道内容，包括茶道中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细节。具体说来，“事”指点茶、喝茶、清扫、茶室的布置等诸事情；“物”指茶碗、茶勺、茶罐、茶刷等茶道具；“人”指主人、客人；“境”指茶庭、茶室等环境。只有在茶道中贯彻对“事物人境”的“和敬清寂”，才是真正的茶道。理解了这点，才会体会出复杂茶礼的奥妙，体会到日本人所推崇的审美观。点茶的手法、茶道具摆放的位置、在茶室中行走的路线和步伐、饮茶的步骤等，这些环节是茶人在反复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最稳妥、最合理的路径和程式。当人们信手而为就符合茶道礼法时，才能真正领悟茶道“和敬清寂”的精神，最终达到“茶禅一味”的境界。

茶道把待客、吃饭、喝茶等日常的生活行为提炼成极具传统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正如桑田忠在《茶道的历史》前言中所说，茶道已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文化生活的规范和理想。它完善了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日本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2.2茶道形成了日本传统建筑风格

茶道建筑由茶室和茶庭两大部分组成，茶室和茶庭是供人举行茶事的场所。茶道建筑是日本传统建筑的代表，对后世日本建筑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日本茶道的茶室因其外形与农家草庵相似，又被称为“草庵茶室”。茶室使用竹、木、草、石等材料建造而成，秸秆屋顶、砂土掺稻秸涂抹的墙壁、不剥树皮的原木做的柱子，尽显其古朴、自然的风格。茶室的标准面积一般为四张半榻榻米。茶室虽小，但每一个细节的设置，每一种材料的选择，茶人们都力求独具匠心。茶室的小入口、壁龛、地炉、小天窗等都是茶道大师们几百年来智慧的结晶。利休的茶室、织布的茶室、远州的茶室等各具特色，这些茶室所体现和追求的美感，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阶层和上层市民阶层的房屋建筑风格有很大影响。人们把这种代表日本传统建筑风格的建筑称之为“数寄屋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茶庭，顾名思义是指与茶室相配的庭园。禅宗中把领悟的境地称为“白露地”，受此影响日本茶道中称茶庭为“露地”。茶庭的面积不大，大多在100～200平方米，分为外露地和内露地，内外露地以中门分隔开来。客人先在外露地静心安神，而后经中门进入内露地，也就进入了忘俗的境界。在茶室门口首先要洗手和漱口，就是要人们洗涤心灵，除去杂念的意思。茶庭中设置等待室、厕所（雪隐）、尘穴、石制洗手钵、石灯笼等。茶庭中的小路，大多以脚踏石和碎石铺就。庭中除去一条条迂回曲折的小路，均被常绿树木所覆盖，营造出“山中草庵”的风情。

脚踏石、石制洗手钵、石灯笼已成为现代日本庭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论是日本庭园还是居家院落，都受到了茶庭的影响，历经时间锤炼的茶庭是当代日本庭园建筑的代表。

2.3茶道促进了日本陶艺制造业的繁荣

茶碗是茶道具中品种最多、最重要的用具。在茶道兴起的初期，使用的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茶碗，其中端庄华丽的天目茶碗最受追捧。随着草庵茶的确立，随着草庵茶道的确立，茶风趋向朴拙自然，外形粗糙、色彩朴素的高丽茶碗开始大行其道。为了更好地表现草庵茶道的风格，千利休与陶工长次郎一起设计制造了乐窑茶碗。优雅厚重的乐窑茶碗是草庵茶中规格最高的茶碗，是日本茶陶的代表。

江户时期，茶道的普及使日本陶艺技术迅速发展开来。织布窑、远州七窑、仁清窑、志野窑等，日本的民窑遍地开花，并传承至今。茶碗在品类、造型、釉色、装饰艺术等表现手法上的多元化极大地推进了日本陶艺民族化、本土化风格的发展。

日本茶道不仅是点茶、饮茶的过程，而且是包括吃饭在内的招待客人的整个过程。茶道中用到的道具多达上百种，涉及陶艺、漆艺、木艺、竹艺、纸艺等行业。这些行业里的艺术家们都以创作出符合茶道理念的独特作品为最高追求，可以说茶道的影响渗透到了日本的各个工艺制造业。

2.4茶道丰富了日本人的饮食文化

在茶道形成初期，点茶之前吃的饭一般写作“会席”，在《南方》中开始写作“怀石”（日语中，怀石与会席都读作“kaiseki”）。“怀石”原本指禅僧为了抵御寒冷而塞在怀里的温热石头，喻指简单的饮食。近代以来日本人把茶道中的饭称为“怀石”。

茶怀石的内容最初是由千利休规定的，一般为一汤三菜。菜品简单，但烹饪却极为讲究。选材崇尚应季的天然食材，注重搭配的协调，将茶道精神与饭菜融为一体。考究的器皿，宛如工艺品般的菜肴，每一道菜都给人味觉和视觉上的美好感受。

在江户初期大名和武士的茶道中，茶怀石不再拘泥于简素，变成菜品丰富的豪华料理，成为茶道外也可享用的料理――江户中期，在东京、大阪等地的高级餐馆就出现了“会席料理”（即现在的“怀石料理”）。新鲜的食材、上好的烹饪、精致的器皿、优雅的环境，怀石料理已成为日本传统料理的主流，成为日本高级料理的代表。

3.结语

历经400多年的日本茶道已发展为集宗教、哲学、美学、艺术和建筑设计等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不仅影响了日本国民的精神文化、建筑风格、陶艺制造和饮食文化，还在其生活习惯、服饰、书法甚至文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茶道，就没有日本文化史。研究茶道，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社会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立花山.南方.京都造形芸大学.茶のを学ぶ[Z].京：角川店，1999.

[2]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篇（9）

禅宗和茶道曾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的日本社会生活中，其深刻的内涵和特征依然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并继续对日本社会文化和生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不论从内容、形式到社会作用来看，中国禅宗和日本茶道之间有着很深远的历史渊源关系，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日本茶道文化研究者武野绍鸥所提出的“茶禅一体”，正是二者关系的精辟阐述。探究和分析中国禅宗思想和日本茶道文化精神的融合，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禅宗文化和日本茶道文化的精髓，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1. 中国禅宗的基本精神

传说南北朝梁武帝时期，印度菩提达摩传法于中国。菩提达摩始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之后宗派林立，枝叶茂盛，盛唐时得以定型。这期间主要由唐代六祖慧能所确立的南宗禅盛行，其宗旨为“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并以其“不离世间，明心见性”的修行理念和庄子哲学思想相互融合，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南宗对禅的修行方法和教义进行了简化，主张“顿悟”的空无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主张“相对论”，这种近似道家的阴阳转换思想；认为佛在“心内”，提倡修行不必苦修身心，也不必出家坐禅，只要在日常生活起居中保持一种心灵境界的超凡脱俗，做到无心不动念就是成佛。这种中国化的教义和修行理念很快被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老百姓接纳并盛行起来，慧能的“顿悟成佛”之说也就成为了禅宗正法中的核心思想。到了晚唐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佛坛。唐末五代时期，南宗一系分流，发展为五个流派。临济宗是其较大流派，临济宗在北宋中期又分成杨岐派、黄龙派。南宋以后最为盛行的流派是南宗五派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

定型于盛唐的禅宗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变异和同化并进而形成的另一种佛教宗派形态。它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接纳和认同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是东方文化的一朵奇葩。因为，从印度传教过来的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宗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精品。它融合了中国的道家、儒家以及印度的佛教精华，成为最适合中国士大夫另一种口味的宗教形式，是中国化的佛教，是中国哲学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道以修心达成真人，儒以诚心修成圣人，佛以明心见性成佛，其思辩性和思想性对于中国乃至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思想、艺术、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约公元1192―1333年，日本镰仓时代，贵族佛教和国家佛教逐渐丧失统治地位，这时注重内心信仰的人们，对禅的钟情和强烈兴趣开始重新唤起。与此同时，荣西明庵（公元1141―1215年）传中国临济禅于日本，道元（公元1200―1253 年）传中国曹洞禅于日本，并由此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荣西明庵和道元两位禅师成为最先将中国禅宗传入日本的佛教大师。他们将中国禅宗发扬光大，在吸收中国南宗的同时，将其运用到日本生活及茶道、武士道等诸多领域，使其成为日本禅宗文化的思想主流。

2. 日本茶道的文化内涵

纵观日本茶道的发展史，我们知道茶道并不是日本传统文化所固有的，而是由中国传入并演绎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世界上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度。据战国时代《神农本草》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期，中国就已发掘和开始利用野生茶树了；从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可知，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记录是在我国西汉。唐代肃宗乾元元年，陆羽的《茶经》深刻论述了当时中国的种茶、制茶和饮茶理论并初具规模和体系。

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年―805年），日本高僧最澄为学习中国的佛法，来到中国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拜道邃禅师为师，贞元21年，学成回国，将中国的茶树种子携带回了日本，种植在日本的近江（即贺滋县）台麓山上。这是中国茶种最早传向海外的文字记载。日本茶祖荣西禅师（公元1141―1215）两次来中国研究和学习临济佛法，他不仅对中国寺庙的点茶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对禅院里罗汉贡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研究。后来，他将中国不同种类的茶籽和全套的茶具都带回日本，并完成了对日本茶道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吃茶养生记》。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日本高僧南浦昭明来到浙江余杭径山寺，拜师于虚堂和尚，学成后，把著名的佛教径山的吃茶、斗茶、茶宴等中国文化茶习俗也带回了日本。

传入日本后的中国茶文化，历经几代日本茶人的潜心研究、不懈努力和改革创新，将日常这种简单的饮茶活动升华到了极具内在美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这种独具特性和审美价值的日本茶道是中国禅宗日本化后孕育出来的一种高度讲究的文化修养，一种新型的文化式样。它在吸取中国禅宗精华的同时，结合了本民族特色，最终形成了体系完整、独具魅力的文化思想，即日本茶道。提出“茶道”一说的村田珠光和尚在参禅中将禅法融入饮茶之中，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之道，而把茶道技艺提升为艺术的高度，是受中国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体味了吃茶的“本心”，使吃茶摆脱了外界物质因素的束缚，进而提出了“和、敬、清、寂”茶道“四谛”思想。

从形式上来讲，以“茶汤”为主要形式的日本茶道实际上是一种仪式化的、供奉客人的饮茶之事，是有关饮茶和沏茶的礼仪，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交手段，只不过经过几代茶人的创新和发展，演变成了以品茶为主的特殊文化现象了。其本质是通过程式化的形式，体现修身养性之品行，增进情谊之目的，研习礼法之效果，并以善心去济度人世。体现日本艺术结晶和文化象征的茶道，它在反映日本人生活起居和准则的同时，也反映了日本的国民性。时至今日，这种方式都在影响着日本国民的日常起居和文化生活。

3. 中国禅宗主张与日本茶道精神的内在联系

日本茶道随着与本土文化，特别是本土皇道文化、神道文化和武士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不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殊异于中国茶道，蕴含大量“禅”的元素，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成为宗教性质的禅门茶道文化。这就是日本茶道所体现出的“茶禅一味”思想。这也充分体现了日本的“茶道宗教”理念以及有异于中国茶文化的本质属性。

3.1“和”与禅

茶道“四谛”中的“和”是指在整个茶事进行过程中内心情感的一种和悦、具体形式的一种和谐。这是日本茶道整个过程中重要的支配力量。它包括主与客之间的和睦、客与客相处的和悦以及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和谐。不管是侧重于形式的和谐，还是侧重于内在情感表露的和悦，“和”的精神氛围始终是茶室里的主旋律。从茶事中茶碗的手感、茶室中茶内的熏香以及茶具的摆设看，既要与茶事的目的和氛围相一致，又要与室内的布置相协调，还要与季节的变化相适应。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别和不平等十分鲜明，这就对人的交流相处造成了一定的拘谨和阻碍，只有在茶室中，这种封建等级观念的束缚全都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沟通和交流，赏心的愉悦和自然，这就是中国禅的精神追求和体现。中国禅法提倡地位的人人平等，体现出的是“我心即佛”、“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的真谛，追求的是“和”的境界。这也正与以原始“神道”为根基的日本本土文化相吻合，与日本茶道之“和”相吻合。茶道不仅是禅宗自然观外化的艺术形式，还是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减少纷争，实现内心的宁静与平和，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的剂。

3.2“敬”与禅

“敬”指的是在茶事过程中相互有礼有节、谦卑恭敬、真诚交往。既体现主客之间的相互谦恭和尊敬，又体现客与客之间的恭敬坦诚。

如，为表达恭敬之意，主人将茶碗端出来给客人喝，只能正面对着客人来把茶端出，客人为表谢意，也尽量避免从正面饮茶带来不恭。茶事中原有的“贵人入口”一律取消，不分贵贱，所有的客人都必须从同一出口自由进出，就连武士的佩刀也不准带入茶室，必须放在室外。客人进茶室后得先对茶室内悬挂了体现茶会主题的字画行礼，来表达客人对主人的尊敬和谢意。日本茶道中，“敬”体现的是“心佛平等”的禅意，是平等敬爱之心，实际上与中国禅宗汉传佛教所倡导的“二部四众、平等互重”的主张是一致的，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皇权贵族，在真如面前，人人都得到尊敬和爱护。禅宗认为人的一切欲望和杂念皆源自“我执”与“自我主心”。要想成佛，就得超越自我，达到无意识的内心自悟。日本茶道它吸取了中国南宗的“心佛平等”主张，融入了“心佛归一”的精神，并加以提炼和升华，促成了“敬”的思想情感的形成。由此可见，在追求人的平和敬爱方面，中国禅宗和日本茶道的主张是一致的。查阅日本茶道文化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建立”，指的就是茶事活动中，人人平等，相互尊重，共创和谐茶室的理念和氛围。

3.3“清”与禅

“清”指的是茶事活动中茶室茶具的整洁和干净。它既是对茶室内部装饰物品的描述，也是对茶室外部自然环境的表达，同时也是对饮茶者心灵纯净的要求。茶室庭院茶人经常要清扫，保持整洁干净。而茶室内部更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室外环境鸟语花香、清幽逼人。室内环境娴静幽美、朴素典雅。茶人们心灵恬静，无私心杂念，面对滚烫的茶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茶事表演。由此洗净身外的污浊，实现心灵的纯净和美丽。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既是日本茶道通禅的一种化境，也是禅宗自然观的一种体验，同时也是茶道特有的审美情趣。一代宗师千利休在他的《南方录》中写道：“茶道就是要在茶室中实现清净无垢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千利休所说的“清”，实际上是指人该“拂去浮世俗尘”之意。既要清除人身上的尘埃，还应洗涤心灵的尘埃。日本茶道的“清”体现的是用独特文化式样所表现出来的“物我合一”的禅宗意境。禅宗的“禅”意为“静虑”，可见“清静”是禅宗空无观最明显的特点之一。禅宗认为只有“本心清静”，才能“物我两忘”，只有清除干扰、清心静虑，才能 “梵我一如”。

3.4“寂”与禅

“寂”是日本茶道最高美学境界，也是日本茶道最根本的精神内涵，它要求茶人们摈弃欲望和凝神沉思，达到一种宁静、幽闲和幽雅。它鼓励茶人们将世间欲望和凡尘俗世统统抛开，保持思维的独立和完整，获得更多拓宽想象的空间和新的启迪。在梵语中，“寂”为“静寂”、“和平”、“静稳”之意。在佛典中，“寂”为“死”、“无”、“涅般木”之意，可以理解茶人或禅者在人死后，自然而然地进入无色无声的“皆无之域”之境界。这里没有色彩、没有声音，甚至无我。“死”是“无”的世界，同时，也是“有”的根本和源头。人世间那种凤凰涅的希望其实它源于佛教的轮回思想。就像坡先生所云：“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寂”是“四谛”中体现出的最高层面的禅宗法则。它倡导人们无论世间如何纷乱都要秉持一种谦虚做人、坦荡无私的心寂。如果心有杂念人生既不会圆满，也不会闲寂。这和中国禅宗的“物我两忘”同出一辙，所表达的情感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禅境。正是基于这种禅境的空寂体悟，茶人们和禅僧才能将有色的大千世界悟至枯淡闲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达到一种清静无我的境界。禅宗和“四谛”是日本茶道统一的精神所在，“禅”的精神境界与“四谛”的精神内涵一脉相通，浸润着禅宗出世思想的茶道文化已成为人们追求精神超脱和心境恬静不可或缺的心灵寄托与媒介。

4.结束语

日本茶道文化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佛教禅宗有着不解之缘。中国茶文化和禅宗文化传入日本后，经过日本民族多元文化的相

互交融、演绎、发展，禅宗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命哲学，茶道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生活艺术，正是有了中日禅僧对中国饮茶之风的发现、引进和发展，才有了日本的茶道文化，才使得中国禅宗与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而历久不衰。正因为日本茶道吸取、融汇了中国禅宗的精髓，才形成了日本茶道文化“和、敬、清、寂”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文化，才有了“茶禅一味”的日本茶文化现象，才使日本茶道有了生命的支撑，有了艺术的高度。日本茶道与中国禅宗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李红.和敬清寂茶禅一味[J].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2）：132―136.

[2]焦毓芳.论日本“茶禅一心”的必然性[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1）：89―95.

[3]蔡荷.茶道中的哲学意味[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4）：36―39.

篇（10）

汉语在日本得到传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当时汉字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上层封建统治集团对汉字和秦汉典籍产生了极大兴趣和学习热情①。由于缺少本民族文字作为记录载体，日本借用汉字文言书写宫廷文书。公元9世纪初，由留唐学生与僧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片假名和平假名。

公元17世纪的江户时代，日本开始步入商品经济社会。应中日贸易之需，长崎地方行政长官选拔汉归化人任唐通事，担任中国语口译官兼商务官员。唐通事重视汉语口语学习，他们采用中国传统的私塾启蒙教育方式为子女传授“唐话”，还在“通事会馆”中教授汉语。自唐通事始，日本汉语学习由阅读经典转向实用目的，对此后的日本汉语教育深具影响。

由上述历史证明汉语在日本传播的历史是很长的，无论是官方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融合，还是民间的互通学习，日本作为中国的邻邦，无时无刻不在吸取着中华文明和汉文化中的精髓。在日本的汉语教学也是发展成熟，无论是隋唐时期日本兴办的“大学寮”，还是当代的“孔子学院”，可见各时期日本对学习汉语必要性的认识和学习汉语的热情，虽然中间经历坎坷和曲折，但是始终没有完全中断学习汉语的需要。

二、汉文化对日本汉语推广的正面影响

日本在发展过程中是经过不断地学习和自身完善成长起来的亚洲强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人是在汉文化的滋养中生长的。文化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汉语教学，接受群体对汉文化的理解是促进汉语教学和激发学生学习汉语兴趣的催化剂，不断地在汉语教学中进行入汉文化的渗透会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和兴趣，寓教于乐，在学习中掌握教学对象的文化也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日本，这个曾经热爱并依赖汉文化的国家对汉语或者说汉文化的理解层次一定比其他国家要高，这对汉语教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有利的条件又是挑战。如何正确地在汉语教学中输出正确的汉文化知识是每个对外汉语从业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语言的文化价值是传播的根本动因之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历史上，汉语曾是亚洲最具文化价值的语言，是东亚乃至中亚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际工具。日本主动学习传播汉语是出于对当时优势文化的崇拜，引进汉字是为了直接摄取中国文化。即使在假名产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仍通过中国典籍吸取中国文化的精华。正如日本著名文化史家家永三郎所言：“从中国文化方面来考虑，其影响最大的则在于文字（流传下来的文章典籍）的世界中，我国原来没有文字，借用汉字后才开始能够记述语言思想。敬重汉字汉文的观念之所以在国字国文诞生以后还能永久地存在下去，就是基于这一原始的事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日本资本主义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反向传播。作为文化载体的汉语，自然就被视为低层次的语言，在日本文化教育界的地位跌至谷底。日本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并利用汉字的表意特性将其翻译为日语，称为“和制汉语”。和制汉语词大多创造于明治时代，在清末民初大量传入，而这种和谐的文化传播却被战争所打破，到了20世纪40年代左右日本的汉语学习则是为了战争目的。“近代日本的汉语不是从现实中国吸收文化所需的文化语学外语，而是服务于侵略中国的政治的”。

三、汉文化对日本汉语推广的负面影响

（一）汉语词汇和日语汉字中汉字、词汇的差别的影响

外国学生进行汉语的第二语言习得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其母语的影响，在这点上日本学生也不例外。而且，由于日语中存在不少汉语词汇，日本学生在词汇学习上所受到的母语的影响比欧美学生更大。同样适用汉字，给相互学习对方语言提供了方便，但是汉语词汇和日语汉字词汇不尽相同，极容易引起误会，甚至会造成学习障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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