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隋唐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佛教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宗教势力深入民间，隋唐时期佛教在此前传播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大步，使中国佛教于此时达到兴盛的极点，“隋唐两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期间虽然也有过战乱和动荡，但总的来看国力强盛、文化昌明、人民富裕、社会安定，与这种情况相适应，中国佛教在历经汉朝以来几百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也终于登上了它的辉煌的颠覆，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盛况。”[1]佛教逐渐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融合，成为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隋唐佛教兴盛原因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鼎盛的时代，也是中国佛教大发展的繁荣时期，其影响广泛而深入，不仅对中国本土的各个阶层，而且对当时的日本、越南等地也产生深远影响。纵观历史，隋唐时期佛教兴盛主要原因是：

首先，隋唐时期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之前魏晋南北朝的特殊环境已经为佛教后来的大发展提供了温床，奠定了其稳固的基础，赢得了人心；除此之外，隋唐国家的统一强盛又为其繁荣提供了保证，“从社会背景方面看，隋唐王朝都是高度统一的封建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这为佛教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2]这就为佛教快速发展提供了必需的政治条件、物质基础和文化支撑。其次，隋唐帝王对佛教的扶植利用。如隋文帝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宣讲佛教义理等；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思想文化大都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对佛教也多采取扶持和利用，如唐宪宗可谓是唐代崇佛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其亲自下诏在法门寺迎接佛骨到长安，当时的景象难以忘怀，“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3]顿时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崇佛热潮，由于帝王的支持使得隋唐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再有，佛教中国化，能很好与本土文化融合。一方面佛教在其基本的教义基础之上吸收儒学纲常伦理、玄学的义理等成分为我所用，形成精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义，更为深刻的吸引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另一方面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观念几乎不会破产，紧紧抓住世俗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殷切的期盼、深邃的寄托，使民众对此产生依赖、深信不疑。

二、隋唐佛教兴盛特点及成就表现

隋唐时期佛教发展进入一个创造与繁荣的阶段，此时无论是译经、小说、造像、艺术等都非常丰富，主要特点及成就表现如下：

（一）南北佛学统一。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状态，南北佛学差异较大。到隋唐时期，国家由分而合，佛学也随之渐趋统一，于是，“颇斥南北，禅义均弘”成为佛学各宗派的共同特点。如华严宗的根本理论是“一真法界”，可其法界却是禅法；天台宗理论非常精密，但它原本是讲究坐禅的一派等等都是此类表现，著名佛学家汤用彤先生曾把总结为统一性、国际性、自主性、系统性。[4]

（二）中国化佛教宗派形成及佛学国际中心地位确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的日益深入，佛教内部逐渐产生不少流派，到隋唐时期，则出现宗派之分，即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和三阶教，其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规范制度和独特教义，最终形成了中国式佛教，此时的高僧如玄奘等已经多是中国人而非南北朝时期的印度人；禅宗宗奉的《坛经》是中国人自创的，其与民间信仰相互融合、渗透，特色显著。隋唐两朝都曾设置译馆专事翻译，数量颇多，随着佛教典籍的大量翻译和佛教的中国化，中国逐渐取代印度，成为世界佛教传播的中心。外国人学佛求法往往径直来华，而且许多来自日本、新罗、高丽等国的僧人在中国学习佛法并将它们又带回国内。这一时期我国僧人开始向外传播佛教，如鉴真大师就前往日本弘法，这也是佛学在这一时期国际中心地位的体现。

（三）佛寺迅速发展和佛教信仰者范围扩展。这一时期佛教寺院的建造、分布几乎与佛教的发展是一致的，隋唐时代的佛寺不仅有宗教属性的一面，更具有政治、社会和文化属性，而且势力扩张很快。隋禅定寺、延兴寺等都很有名；唐代佛寺数量更多，有的建造更为奢华，如唐代长安大慈恩寺“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床褥器物，备皆盈满”[5]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数量很多，“史书记载，隋代二君37年，全国共有佛教寺院3985所。有唐一代，太宗时有寺3716所，高宗时有寺4000余所，玄宗时有寺5358所，武宗时有寺4600所，这还不算民间大大小小的招提、兰若。”[6]与此同时，佛教信仰者不断扩展，这一时期的佛徒很普遍，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很多帝王如高宗、武后等都大肆兴佛崇佛，如唐太宗对玄奘大力推崇，尤其玄奘取经归来后更是热情款待，专门为其修建寺院，很多官员看到这种形式也积极效仿，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的快速发展；文人士大夫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与佛教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中也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如果将唐宋家放入当世的历史背景中，充分考虑唐宋士人不管是崇佛还是排佛，无一不出入于佛老的现实，则接受佛教的影响是必然的事。柳宗元、王安石之喜佛，三苏以佛老为阪依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人类性格的复杂性，以及佛教已发展到完全融入本土文化的阶段诸因素，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回避的。以上述辟佛坚定若韩、欧、曾者，也难免有大量与佛教接触的行为和言辞。”[7]上层人士与佛教有着这样微妙的关系，下层群众就更直接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和践行者，还有祈福消灾、求子生子、脱离险境等等一切关乎老百姓的事都有佛教的影响。

（四）佛教与社会生活。佛教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影响着人们的言谈举止、风俗习惯等各方面，隋唐社会的民风民俗里面都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子。其一，随着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进程的逐渐完成，佛教的一些节日和中国原来固有的传统节令结合，深入到民间。如佛教节日盂兰盆节是每年七月十五日供养佛祖、超度祖先的法事节日，其与“孝悌为本”的儒家伦理契合，被演化为世俗佛教信徒在这一天向佛教寺院供奉各种食品的节庆活动；其二，佛教对民间的丧葬习俗影响也较为突出。这一时期，一般都有佛教寺院的僧人参加葬礼，有时还借用佛教寺院的场地为死者做法事，以此求得来世的好报；其三，佛教逐渐成为一个公共场所，与民众的闲暇生活联系紧密。在寺院举行的有各种节日活动，也有世俗的约会与聚会，佛教对此包括旅游玩赏、文化娱乐等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隋唐时期，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佛教寺院一般都有很多房舍。他们经常收容过往的旅客在寺中留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旅馆的职能。尤其是到了唐代，俗人寄寺已经成为比较常见的现象。”[8]其四，佛教一些民间活动体现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佛教一些思想在今天看来是一种自利利他的思想，这就会在客观上做出有利于社会公德的事情，如“唐玄宗开元年间，五台山清凉寺专门设‘粥院’，供养各地来的游方僧，同时也周济贫民。”[9]佛教寺院及其僧尼救助济贫、施医治病和养护放生的理念与实践，对于当时的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除了上述，唐代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在文学艺术、天文历法、雕版印刷术以及教育领域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佛教在唐代达到了其发展的一个顶峰，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传入中国之时就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既斗争又融合，到了隋唐时代，这种磨合进入了新阶段，加之其自身不断的中国化，其教义和社会活动都能贴近当时各阶层的需要，其备受封建统治者的礼遇扶持以及士人和民众的喜爱，成为隋唐帝王进行有效统治的手段，也因此其在中国前所未有地迅速发展起来，登上其发展的顶峰，有很多明显的特点和成就表现即可以从其南北佛学统一、中国化佛教宗派形成、佛寺和佛教信仰者增多和佛教渗透社会生活这样几方面看到佛教在隋唐时期基本完成了其中国化改造，更好的适应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也可得知隋唐文化兴盛与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深度交融分不开。

参考文献：

[1]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18.

篇（2）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已经成为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对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学生为主体”教学模式是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的创新改革的一种教学模式，突出以人的发展为本，它对原有的初中历史教学模式是一个大胆的冲击，对进一步发掘初中历史教学的潜在功能，把学生培养成善于学习、乐于探索、思维敏捷、潜质巨大的创造型人才起着重要作用。以“学生为主体”为核心的初中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将整个课堂教学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 创设历史情景，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历史现象，体验历史人物情感。

历史情景就是教师在教学中以教材为基础，以教学大纲为导向，根据历史学科、知识和学生的年龄、心理认知特点，在教学中运用各种手段，如语言、挂图、图片以及录音、电视、电脑等，创设出历史教学具体、形象、生动、感人的环境和氛围，向学生交代历史背景、展现历史现象、讲述历史过程，营造出适当的教学情景，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并积极思维，达到教学目的。其意义在于重视学生的情感发展，注意主体的感受与体验，在情感与意境的最佳组合情境中，使学生受到感染，从而达到情感与审美的体验。因此，创设历史情景可把学生带入所要讲述的历史环境中，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顺利地进行课堂教学。

创设历史情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注意力，为后面两个部分的进行打好基础。创设历史情景的方法有很多，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教材内容灵活运用，既可以在课堂上集中运用，也可以在教学中穿插运用。

例如，我在讲授“九·一八”这部分内容时，在讲授课前，我采用音乐创设情境的方法，在课堂上用录音机播放《松花江上》这首歌，在哀伤的歌曲中，学生们的思绪被带到了“九·一八”后东北人民受苦受难的历史场景之中，悲愤的绪情充满了每个学生的胸膛……在这样的情绪的感染下，学生很快的进人了对这部分历史知识的学习中，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这段历的掌握与理解。

二、创设历史问题，使学生自主地解决问题，通过讨论交流突出学生主体性。

教师是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灵活的组织方式会给教学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学生对一个问题认识模糊时，当阐明一个问题需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时，当遇到教材没有下结论或结论模糊的历史问题时，把问题交给学生，让他们自由讨论，各抒己见，共同交流，结合史实进行分析和论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结论。

例如：三国鼎立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为什么?如何评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科举制度的利弊。学生通过激烈讨论，畅所欲言，深人探讨，彼此交流，课堂气氛活跃，学习兴趣浓厚，锻炼了学生雄辩的口才，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也发展了学生的个性。要注意为学生营造开放、民主、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发言，即使学生发言错了，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都应去夸奖他、鼓励他，这有助于培养其创新精神和求异思维。

在讨论时，教师应及时抓住学生讨论时的闪光点加以鼓励和总结，以讨论参与者的身份对讨论中的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引导讨论不断深入，使学生在原有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上有所提高。同时教师要善于启发和诱导，提供多角度思路，使讨论向纵深发展，使学生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

三、创设历史思维，让学生寻找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掌握基本的历史规律。

当学生学习了一系列的知识概念后，为避免其在学生头脑中形成孤立、零散、机械的存储状态，教师应引导学生逐步将新旧知识系统化，形成规律性的网状联系，教其学会运用归纳、总结、比较等方法，将知识学习过程由历史概念的学习上升到理论认识水平，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

篇（3）

在历史上，长安地区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周边地区和邻邦，也曾深深地打动了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心灵。中外文化在长安地区交流互动，使得世界越来越深人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虽厚重却不显于世。其中有多个方面的原因。笔者以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长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模糊，与其他概念相交叉、重叠，其主体性特征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化相比较也显得不容易归纳。这种比较大多是从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性、独立性以及完整性来考量的。如果以现代意义为价值取向来追溯，古代的长安文化虽然复杂多变，但也包含了一些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点，而且，作为陆地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长安文化的内在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长安文化的基本定义与发展阶段

这里所说的文化，根据其发生和影响的范围，从基本形态上来划分有地区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等5种类型。最基本的观察和分析的出发点不外乎“大中见小”和“小中见大”，实质上就是研究和比对文化的一元性与多元性的相互关系。文化上的一元和多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事实上也没有绝对的一元文化或多元文化，总是一元中有多元，多元中有一元。文化的一元性必然以多元为基础，而多元文化也必然有一元性的共同价值观与追求。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和谐性与社会的和谐性成正比例关系，而文化与社会的和谐度也构成了该文化范围文明程度的标志。

长安文化属于地区性文化。其名称有二义:第一，顾名思义，就是这一地区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第二，以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为这一地区传统文化的概括与代表，因而自然包括称名“长安”之前的萌发和之后的延伸。从时空概念上分析，具体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

第一，长安文化是称名为“长安”时期的文化。称名“长安”的时期，即从汉代到唐代(当然也可以延续到现代，一方面是有“长安地区”的存在;另一方面是长安文化陆地文明的一些传统特色仍然有遗存。这需要联系现代与古代来研究，特别要调查古代长安文化的现代遗存，所以暂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尽管有汉长安和隋大兴、唐长安的区别，但从地理范围和文化特质的传承来讲，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长安”虽然是城市的名称，是因为称名“长安”的时期是这一地区文化发展史的鼎盛阶段，具有比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二，长安文化是“长安”地区的文化。这里指的是长安地区，不仅仅是城市地区。其具体的地域范围可以分为核心地区和辐射地区。核心地区又有两个部分，即长安城区和关中地区。长安城区包括了津、镐、咸阳、大兴和长安。关中地区，也就是地理学上所划分的渭河平原，古称八百里秦川，南至终南山北麓，北至渭河以北的黄土台源地带。其辐射地区，是直接受长安文化影响以及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渗透的地区，即东至洛阳，南至秦巴山区，西至河西走廊的东部，北至渭北高原。

第三，长安文化是“活着的”文化，是“存在的”文化。“礼失求诸野”，文化的传承是一种自觉的本能。尽管沧海桑田，长安屡经劫难，但是长安文化并未因此而衰亡。这主要缘于长安文化的“草根”性，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还应该重视文化的精神和物质2个层面。在陕西现存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少文化遗产深浅不等地打着长安文化的印记，如兵马俑的制造、法门寺佛指舍利的信仰、鼓乐、老腔、还有民间的丧葬制度等等。也就是说，长安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文化，而且衰而不亡，也是一种现实的文化，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依然存在，是“活着的”文化。

第四，长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内在的必然性和由此而呈现出的阶段性。地区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长期的过程，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长安文化从汉代到唐代为核心时期，也是鼎盛时期，自然也有此前的积累和之后的延伸。

从文化的发生学意义来讲，长安文化从形成、发展到衰落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然后绵延至现代。其中，长安文化的孕育阶段，是从渭河文明到先秦;长安文化的形成阶段，是从先秦到秦汉;长安文化的鼎盛阶段，是从秦汉到隋唐;长安文化的衰落阶段，是从五代到现代。

二、长安文化概念上的重叠与交叉

从不同的时代和角度来概括，习惯上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归纳为各种不同的名称，如周秦文化、三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盛唐文化等，都各有其着眼点，有具体的针对性和各具特色的局限性。这些都与长安文化有重叠和交叉的地方。笔者认为，这些命名和长安文化虽有重叠和交叉之处，形式上以及时空上有重合之处，但本质上应该区别开来。从这些文化体系中可以抽象出长安文化的内容，但是这属于一元与多元或根与枝叶的关系，并不影响长安文化的独立性。这里存在2个问题需要辨析。

第一，长安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关系。周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以及盛唐文化，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国家文化，是中国国家文化的历史形态。而三秦文化虽有较强的地域性，但其文化属性的时代特征比较狭窄，文化内涵也比较庞杂，而且不能不涉及到北面的草原文化和南面的巴蜀文化，这就影响到对三秦文化深刻性方面的界定。

所谓国家文化，是各个优秀的、先进的地域文化的总和与代表，而地区文化是独特的地方性文化，是国家文化的基础，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在多元的地区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抽象出一元的国家文化。相对于国家文化，长安文化属于后者。有的时候，某些地域文化的优势和先进性会因为客观环境的便利而上升，与国家文化的主流相汇合，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高度和谐。这是完全正常的，如当年的长安文化。但长安文化的根基扎在陆地文明的土壤中，地域范围上毕竟受内陆型文化的限制，所以即使是在最辉煌的时期，如盛唐时代，长安文化也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文化。另外，在有的范畴上，如典章制度，其性质也属于国家文化，不能划归人长安文化。

我们也需要对同属国家文化的周秦文化和汉唐文化作分析、对比。在周秦文化中，受时代和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制，地域性相对更强一些，而汉唐文化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在世界性的范围内影响也更为广泛。在这些时期，长安文化也同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的关系。长安是十三朝建都之地，自古就有西罗马、东长安之说，长安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曾有过非常发达的“京城文化”。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之关系非常密切，有些方面可以重叠，但仍有本质上的区别，长安文化不能等同于“京城文化”。尽管长安文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很容易与“京城文化”融为一体，甚至被“京城文化”的光芒所掩盖，因为“十三朝古都”的语境很容易导致二者的混同。

“京城文化”的概念比较清晰，地域小，更绚丽时尚，领风气之先，但根基浅，往往短暂而变化多端(当然，这里也需要把“京城文化”从“国家文化”中剥离出来)。在同样的时空环境下，长安文化为“京城文化”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这一方面说明了长安文化的张力和所能上升的高度，另一方面反映了长安文化形态的丰富多彩，但这些毕竟与长安文化自身的体系结构是两个概念。

从文化的整体性分析，以上文化名称上的“国家”、“京城”等，只是一些相对区别的概念，其定义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而“地域”的文化内涵则显得更清晰、准确，历史的延续性更为持久，也更为“草根”性。这也是长安文化作为基础性地区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

三、长安文化形成的客观条件

文化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长安文化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受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文化的形成有其自身非常复杂的规律，是长期的发生、积淀与发展的过程。为什么长安文化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和连绵不断的持续性?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从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以及生活环境中去寻找原因，需要和其他文化区的客观环境作比较。归纳起来，长安文化形成的最基本的客观条件有3个方面。

第一，土地问题。长安文化植根于内陆型农耕文化的土壤中，黄土文化的生存条件是规定长安文化的根本要素。这一地区有非常良好的农业耕作条件，位居渭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国内类似的地方也有，但不是很多，持续性的开发时间也有区别。汉代司马迁记载道:“关中自汗、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禹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那，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地重，重为邪。”“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川。附近的山区还有丰富的资源可资利用，如终南山:“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樟、檀、拓，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而且河网密布，可资利用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日用和农业灌溉的需要。

第二，保证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问题。在古代，中国以农业大国闻名，统一与战乱时相交替，保障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极为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民众的生存以及生存的质量。这一地区不仅土地肥沃，浇灌方便，而且四面环山，有许多台源，为四塞之地，军事上易守难攻，和其他地区相比较有天然的优势。这一地区又名“关中”，自古以来关中四周修建有许多关隘，扼守要冲。东面中条山、蜻山、熊耳山，有函谷关、潼关、武关、临晋关、龙门关，西面六盘山有尧关、旬关、子午关、饶凤关、骆谷关、斜谷关、阳平关，北面黄龙山、子午岭有金锁关、石门关、冉店关、阳峪关，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关隘。另外，在交通水运方面，附近河流众多，设有许多渡口。如黄河上的蒲津渡、风陵渡，渭水上的渭水渡、渭南渡、东渭渡、西渭渡、宝鸡渡，南面还有汉水上的汉中渡、安康渡等，都控制着拱卫关中的水路要冲。以上这些关隘和渡口从陆上和水上全面保证了关中的安全，维护了农耕经济的社会稳定。

第三，地理位置与发达的交通状况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文化依靠获取不断的信息创新、获取发展的动力，形成不断的生长点，而创新就必须借鉴其他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在文化信息的交流上，交通问题是制约古代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中国是一个内陆型国家，而关中本身也是一个封闭型的地区，但关中所处地理位置的大环境经常是开放的。

秦和隋的两次大统一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通发展。秦、汉的驰道、栈道连通了全国各地。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交通路线一直延伸到南亚、中亚。隋唐时代，潜渠连接渭河、黄河，自成体系。隋朝时:“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憧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唐代交通更为发达，如:“东至宋汁，西至岐，夹路列店肆，待客酒撰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骚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显然，依靠这些便利的交通条件，长安地区获取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文化信息。

四、长安文化形成的主观基础

在有利的环境条件下，长安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动态积淀过程。这个过程与齐鲁、荆楚、巴蜀、岭南等地的文化形成过程迥然有别。

远古时代，关中就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仅从考古发现来看，100万年前，“蓝田人”在这里生活，20万年前，渭河北岸又生活着“大荔人”，2万年前氏族公社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已有大量发现，特别是洛、径、溺、沪、橘、沫、皂、漆等河流的两岸。之后，仰韶文化的代表有著名的溺桥半坡遗址和骊山姜寨遗址，龙山文化则有洋西客省庄遗址和西安东郊的米家崖遗址。5 000年前，渭河文明有了新的发展，炎黄部落崛起，把渭河文化传向东方。从西周至唐的约1 100年间，这一地区连续成为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的建都之地。频繁的政治活动和中外商贸活动促进了文化往来，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长时间地保持着激扬多彩的活力。

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进人封建社会之后，亚洲腹地的社会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社会分工和生产方式都有了各自的进步，长安地区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圈在西北的门户，也是西北草原文化东进和南下的人口，这一政治、经济之要地的战略地位，使得各民族争相在这里活动，从而带来了各个民族的文化融合。汉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承担起了将东方文化输往西方并首先审视和接受西方文化的重任。西晋末的“永嘉南渡”，使得鲜卑、匈奴、揭、氏、羌“五胡”南下，又长期处于民族大迁徙、文化大交融的格局中。斑斓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在这里激荡、展示，大大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也赋予了长安文化开放性的品格。

国际文化的长期交流形成了长安文化博大雄浑的气魄，形成了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胸襟与眼界。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长期处于中国政治中心的有利因素，长安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也是中国最先吸纳、消化和再创造域外文化的地方。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长安地区最先接受，在这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化”和“化中国”的进程。一方面，长安地区中外高僧云集，寺塔林立，担任了北传佛教译传中心的重任，被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另一方面，“三武一宗禁佛”的3次激烈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同时说明了域外文化被中国文化改造的曲折经历，也说明了长安文化具有刚性的一面。

五、长安文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长安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5个方面。

第一，原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连绵不断，通常表现出先进性。以这种先进性为基础，成为千余年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一波又一波强烈的冲动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二，东方文化基础上的农耕民族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汇合状态下的多元结构，是多民族文化的共同体。多种成分并存，有比较强的包容性，既活跃又丰富多彩。

第三，文化的主体性不鲜明。在所谓的中原文化圈里，这里也不处于中心地带，但却带有世界性文化的色彩。这与其他以本地域传统为核心而凝结和升华的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有明显的区别，很难在文化上归纳出一个完全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主体体系，而是保持着一种百花齐放、此起彼伏的态势。

第四，文化外形多变。虽然是地方文化，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又与国家文化相和谐，有时又以民族文化为特点，有时又流露出京城文化的个性特征，有时又显示出国际文化的色彩。

第五，文化性格开放、活跃，文化态度宽松、宽容，文化形象大气而粗豪，刚毅而散漫。排他性较少，创新性强，富于进取和开拓精神，也显示出较强的凝聚力与反馈性。

篇（4）

唐初就出现了进士的题名录，记录同榜者的姓名、郡望、年龄、行第等内容，后来有感兴趣的人对这些题名录进行扩充、整理、分卷，便逐渐形成了记载科第资料的专书，即登科记。登科记又称科第录，还有称登科录的，命名不一，然实为一物，后世一般名之曰登科记。最初的登科记都是私家编录，后来登第者中“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常有六七”[1]，科举在唐代政治生活和社会中越来越重要，所以官方编修的登科记也随之增多。宣宗时代，郑颢奉敕编进由赵执笔编录的《诸家科目记》，始出现官书。宣宗皇帝尚文学，重科举，对郑颢进上的《诸家科目记》十分满意，并命令有关部门逐年编次，故此，登科记成为连续编录的档案文献。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包括私家编录与官府统一编修的登科记随着时间的流逝皆渐次失传。唐人自作的登科记，据《玉海》载：“自武德已来，登科名氏编纪凡十余家，皆不备具。”[2]宋代时唐人所作的种种登科记已有不少散佚或残缺，有鉴于此宋人又进行了整理。见于书目记载的，有北宋乐史补作的《登科记》三十卷和南宋洪适重编《唐登科记》十五卷。明代仅陈第《世善堂书目》著录有“《唐登科记》三十卷”，不著作者名。

时至今日，唐代原始登科记文献已无一留存，《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以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二家书目为蓝本，保存了一份唐登科记总目，是关于登科记最原始的文献。清代学者徐松有感于登科记的散佚和零乱，以《文献通考》所载唐登科记总目为纲，搜访遗佚，顷半生精力致力于登科记及相关科举资料的爬梳和搜集整理，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编纂成《登科记考》三十卷，此乃登科记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参考价值甚高。经过徐松的考证，《登科记考》著录进士凡2087人，其中编年者1404人，入附考者683人；诸科凡48人，其中编年者24人，入附考者24人；明经凡303人，其中编年者45人，入附考者258人；制科和宏词、拔萃凡562人，其中编年者486人，入附考者76人。以上共计3000人，大约是唐代科举人数的十分之一。如徐松《登科记考・凡例》所云“今所编辑，百不存一”[3]。

任何著作都不会是完美无疵的，《登科记考》一书有许多长处，但也有不少缺点，疏漏错误也不少。因此，在徐松之后，岑仲勉、罗继祖、施子愉、卞孝萱、傅璇琮、严耕望、孟二冬、胡可先、张忱石、陈尚君、陶敏、杨希义、朱玉麒、吴在庆、黄震云、陈冠明、薛亚军、王其、李志凡等诸位先生皆有补正之文。其中，以孟二冬先生成果最为显著。

孟二冬先生所著《登科记考补正》被公认为近年来登科记研究领域的重大阶段性成果。《登科记考补正》以中华书局1984年8月第一版赵守俨先生点校的徐松《登科记考》为底本，广泛吸收已有的登科研究成果，认真核查，详加甄辨，对徐松所缺考失收者，予以新的考证和补充；对徐松所考有误者，予以移正或删除，新增补进士凡661人，其中编年者215人，入附考者446人；明经凡434人，其中编年者128人，入附考者306人；诸科65人，其中编年者13人，入附考者52人，制科和宏词（仅录编年者）、拔萃（仅录编年者）凡302人，其中编年者96人，入附考者206人；此外，还新增补上书拜官8人（仅录编年者）、上封拜官2人(仅录编年者)、武举22人，其中编年者3人，入附考者19人，共计新增补各类登科士人1494人（孟二冬先生在《〈登科记考补正〉赘语》一文中言及增补人数为1471人，接近徐松《登科记考》登科人数的一半，后在《登科记考补正・自序》中更改为1527人，超过徐松《登科记考》所记登科人数的一半。然重新计算，其实乃1494人）。另外，还新增补和移正知贡举者凡33人；补徐考缺名和改正姓名者凡60余人；改正科目和移正科目年代者凡200余处；新增补年代可考的应试诗赋策文等90余篇。《登科记考补正》无疑是唐代科举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为唐、五代文史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可靠的重要参考资料。

如果把徐松《登科记考》里逐年标注的登科数字累加，可知唐五代进士的总数当在7182人以上，诸科当在3125人以上，因有些年份失载而不注人数，所以这只是最为保守的统计数字。明经科的人数，史无专门载记，其人数当倍于进士或更多，加之秀才、制科、上书拜官、上封拜官、赐及第等等，因此孟二冬先生估计唐五代科举的基本阵容在3万人以上[4]。而徐、孟二人所辑录的登科人物相加也不过4494人，实为唐五代登科人物之一隅。后来诸多学者陆续发文补正，然而除胡可先、张忱石二位先生在《文史》上的文章小有规模外，其余皆为零星增补，且舛误之处甚多。加之近年来大量唐人墓志出土并整理出版，为唐五代登科人物的整理和辑录再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王洪军先生《登科记考再补正》继徐松、孟二冬之后，进一步对唐代登科人物做大规模的匡订增补，实为及时之作。

和孟二冬先生一样，王洪军先生也是在进行另一课题的研究时无意间发现了唐五代登科人物的宝藏。2002年，王先生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攻读中古社会史方向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名门望族与中古社会――太原王氏研究》，此题看上去以一个家族个案为研究对象，实则是以一个家族为线索而对整个中古社会进行社会史的综合研究。王先生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遇到不少太原王氏家族的人物应举及第却不见徐松《登科记考》和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两书记载，据王先生说，在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的专家专门提出了这一问题，问是否搞错了，这引起了王先生对此问题的关注。此后几年里，王先生在进行其他课题研究以及阅读史书和碑刻墓志时，每遇到此类人物，便列表辑录下来。日积月累，仅这一表格竟已形成了一个十多万字的登科人物名录，辑录登科人物达多达一千余人，王先生指导的研究生在进行相关的硕士论文写作时，常常得以参考[5]。鉴于数量如此庞大的唐五代登科人物群体，王先生萌发了整理订补唐代登科记并将之集结成书的念头，然当今出版业商业化，王先生乃一介清贫书生，出版只能等待机会或寻求基金支持。于是，王先生从中选辑了一部分有确切纪年者单独成文，约七万言，然而就在文稿即将寄出时，先后见到胡可先先生《徐松〈登科记考〉补正》（《文史》总63辑，第72-99页）、张忱石先生《唐代登科人名录拾遗》（《文史》总84辑，第101-158页）两篇鸿文，对照胡、张两位先生的文章，王先生将其与胡、张两位先生文中所辑相重复者删除，之后尚余61人，63人次，其中大多为新增者，少量是对徐松、孟二冬所辑之订补移正。然而文稿寄出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王先生本以为这些辑录成果无见天之日，然幸得曲阜师范大学省级重点学科“专门史”学科及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学术著作出版资助，此书稿才得以于2010年1月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顺利出版。

《登科记考再补正》是继徐松、孟二冬之后对唐代科举人物的又一次大规模的考证订补，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丰富学术信息和重大学术价值：一是补正成果丰富。《登科记考再补正》共辑录徐松、孟二冬两书缺载误漏的唐代科举人物802人，包括有确切纪年者358人，其中进士136人，明经122人，制科52人，秀才6人，诸科15人，科目不详者26人，知贡举1人。登第年份不详者共444人，其中进士168人，明经134人，制科57人，秀才22人，诸科25人，武举8人，道举4人，科目不详者26人。另，将乡贡进士和乡贡明经列入附考，凡336人。正因为增补内容丰富，故作者原先步孟二冬后尘将增补订正人物直接插入相关年份及相关科目的打算难以实施，因为那样会造成篇幅过于庞大，只好在徐考、孟补二人百万言之外，单独成书。二是采用资料广博翔实。徐松《登科记考》取材于史籍、类书、笔记小说、碑志石刻等，范围不可谓不广，然而徐氏对材料选取十分审慎而又有所偏重，《旧唐书》《旧五代史》《唐摭言》《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皆甚为其所重而常力主其说。但相对而言，如《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则往往不为其所重而有所忽略。徐氏对材料的这种极其严格的态度势必会遗漏很多史料，因此后来补正的学者如胡可先、张忱石、陈尚君等人力避此弊，广泛征引方志、谱牒、墓志等史料，扩大了史料范围。孟二冬先生更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大量运用了徐松等人所无缘见到的新资料，比如《千唐志斋藏志》《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以及《全唐文补遗》的前七辑。然而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资料为孟二冬先生所未见或未及使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偃师杏园唐墓》，杨作龙、赵水森编著的《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八、九辑以及《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赵君平、赵文成主编《河洛墓刻拾零》（上、下），赵君平主编《邙洛碑志三百种》《孔氏宗谱》以及散见于报纸杂志的墓志碑刻资料，而且，即使是孟二冬先生生前之资料亦有不少遗漏。上述这些材料有力支撑了《登科记考再补正》的完成。三是注意吸收学界成果。在徐松之后，对登科记的考订纠谬增补工作便已开始，岑仲勉、罗继祖、卞孝萱、施子愉、傅璇琮、严耕望、陶敏、孟二冬、朱玉麒、陈尚君、张忱石、胡可先、杨希义、吴在庆、黄震云、陈冠明、薛亚军、王其、李志凡、陈耀东、谢思炜、许友根、富康年、周腊生、金滢坤、韩震军等学者相继为该研究领域贡献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登科记考再补正》一书注意到了这些研究成果，除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已吸收的外，一并收录并注明。四是对唐代登科记考研究进行了综合述评。《登科记考再补正》序言和第一章厘清了唐代登科记的来龙去脉，对徐松《登科记考》和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二书的巨大学术价值和特点做了综合述评，同时也直言不讳二书存在的不足之处。作者还梳理并回顾了近年来对唐代登科记以及徐、孟二书的增补纠谬的研究现状，并指出关于唐人登科记的研究对古代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和知识分子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五是体现出社会史的内容。与徐松《登科记考》、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相比，《登科记考再补正》鲜明体现出了社会史方面的内容，对于每一位登科人物，一般标出其生卒年代、字号、郡望、应举科目，而且注意收录了应举者的世系、仕宦、婚姻、子女以及等方面的资料，这大大方便了社会史研究者对相关资料的查考和利用，可以说，这是一部以社会史的视角来编著的唐代科举资料参考书。六是编排体例上有所创新。《登科记考再补正》单独成书，在内容编排上有所创新，全书把登科人物分为有确切纪年者、无确切纪年者和附录三大部分，对于应举登第年份确切者，以年份先后为顺序，分为上（武德至长安）、中（神龙至大历）、下（建中至五代）三编，不单列进士、明经、诸科等科目；而对于无确切纪年者，则以科目标类，分为进士、明经、制科、秀才、诸科、武举、道举等科，科目不详者列于后。对于史籍、墓志铭文中自署为“乡贡进士”“乡贡明经”者，如果有其他资料确能证明其已参加礼部试且考试及第者，移入相关科目或年份。对于尚无材料证明其参加礼部试的，作为附录部分置于书后，以备研究者查考。

科举制度在唐代臻于完善，参加科第的举子数量也颇为庞大，目前所考订出的科第群体不过冰山之一角，对此的研究仍需要不断地充实积累。此类研究属冷僻之研究领域，枯燥繁琐，学者一般不屑致力于此，王洪军先生则不然，他感到这是一项有重大学术意义的研究工作，便留心于此，细心整理，日积月累，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并在上述六个方面显示出不同寻常的价值。王先生是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资深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古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唐代茶文化的教学与研究，笔耕不辍，早年跟随唐史名家李季平先生整理《全唐文政治经济资料汇编》和《太平广记社会史料集萃》，相继出版了《齐鲁文化通史・隋唐五代卷》（合著）、《中古时期儒释道整合研究》《武则天评传》等多部著作，学术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社科大奖。王先生学术功底深厚，学术视野广博，学术眼光敏锐，他关注学术前沿，不依傍于他人，几十年如一日，埋头于文献典籍之中，从古代文献中爬梳钩沉出生动翔实的史料，让史料说话，从而生动地展现出中古社会的有血有肉的面貌。王先生长期关注中古社会变迁，从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政治变迁、社会流动、经济形态、教育、选官、婚姻、宗教、家族等多个维度来考察中古社会的变化，并指导研究生进行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登科记考再补正》是王先生从事这些课题研究的同时长期积累的学术成果，相信不久王先生还有著述奉献给学术界。我们翘首以待。

注释：

[1]宋王撰：《唐语林》卷二《文学》第184页，周勋初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五《唐进士举》第212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版。

[3]清徐松：《登科记考》（上）《凡例》第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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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大道漫漫，情系渭水，梦萦毕原。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咸阳师范学院走过了不平凡的三十年。历经了三地创业、两校合并、跨越发展的艰辛岁月，如今的咸阳师范学院已经枝繁叶茂，生机盎然。2008年5月25日，风华正茂的咸阳师范学院将迎来自己的三十华诞。

学校成立于1978年5月，原名“陕西师范大学咸阳专修科”。1978年12月，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咸阳师范专科学校”。2001年5月11日，原咸阳师范专科学校与1983年成立的陕西省咸阳教育学院合并，组建咸阳师范学院。

建校30年来，秉承着师范教育的优良传统，学校坚持为地方基础教育服务的办学方向，自觉践行“厚德、博学”的校训，先后为国家培养了2万余名中学教师和各类专门人才，形成了自己服务地方基础教育、培育“三实一强”人才的鲜明办学特色，也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质朴的“师院精神”。

今日风貌・振奋人心

如今的咸阳师范学院已经发展成一所以师范教育为主的省属本科院校。目前，占地面积67.53万平方米，教学行政用房面积17.06万平方米。有36个实验室，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6718.69万元。图书馆现有馆藏图书文献135.71万册。校园网经历6年的建设与发展，已建立了3050个信息点。

现有全日制在校生11000余人，教职工1044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40余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教师297人。设有14个教学系部、18个国际交流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有本科专业31个，其中师范专业16个，非师范专业15个，涵盖文学、理学、历史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工学等7个学科门类。学校有省级名牌专业1个，校级名牌专业2个；有省级精品课程3门，校级精品课程23门，校级重点建设课程86门。总共建立了186个稳定的教育教学和专业实习基地。

现有校级重点学科4个，并在爱国主义教育、秦汉史与隋唐文化、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史、环境变迁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学科优势。2004年以来，该校教师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4项，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15项；发表学术论文2229篇，其中核心期刊747篇，SCI检索66篇，EI检索37篇；公开出版教材、专著65部；有24项成果分别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奖、陕西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陕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学校主办的《咸阳师范学院学报》于1986年创刊，在国内外公开发行，曾获陕西省“优秀科技期刊奖”和“编辑出版优秀奖”，被评为《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学报设有“秦汉文史研究”、“咸阳人文研究”、“区域经济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等特色栏目，刊登了大量相关文章，在弘扬地方人文精神、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底蕴、评介地方革命史实、研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研究特色，其中有多篇文章先后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秦汉文史研究”2006年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中国秦汉史学会会刊《秦汉研究》由该校编辑出版，在国内有一定影响。

篇（6）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11JK0370））

【摘要】建筑是城市文化的缩影，论文从唐建筑的角度，分析唐建筑中存在的特有建筑符号，站在已有唐建筑符号与现代建筑结合的角度，寻求唐建筑符号与西安现代建筑的完美结合，力求现代建筑“兼收并蓄、和而不同”，再现唐文化内涵和唐文化精神。

【关键词】唐建筑；符号；融合

引言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建筑艺术根植于社会文明之中，中国传统建筑用自己独特的建筑语言书写自己的历史。作为世界四大古都之一的西安，仍坚强保留着自己的特色语言体系和结构，保持着自己的王者风范和历史底蕴。唐长安城集中代表了盛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高峰，也代表了东方文明。如何使唐建筑符号与西安现代建筑完美结合？成为一种对当代建筑的解读。

1 唐建筑及其特点

唐长安城集中代表了盛唐时期文化，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座高峰。唐朝建筑技术和艺术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也有了巨大发展，此时的唐建筑发展到了中国古建筑历史的成熟时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其风格特点是气魄宏伟，严整开朗。建筑在规模上宏大规整，外观上简练庄重，古朴雄浑。完美的展现了当时的唐朝风采。

西安这座古城保存着历经沧桑的记忆，而能够唤醒这种记忆的遗迹唯有城池、街道、宫殿等，它们构成了这座古城完整的语言结构和语言体系。唐大、小雁塔成为西安的地标性建筑，成为西安的地域性语言上的主题。大雁塔是唐朝佛教建筑的艺术杰作，它是楼阁式砖塔，塔体呈方形锥体，由于唐朝时期建筑多以木结构，经过后朝代的在原基础上的修复，唐朝时期砖石和琉璃技术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塔体各层均以青砖模仿唐代建筑砌檐柱、斗拱、栏额、檀枋、檐椽、飞椽等仿木结构，自下而上按比例递减，塔内设有木梯可盘登而上。整个建筑气魄宏大，造型简洁稳重，比例协调适度，格调庄严古朴，是保存比较完好的楼阁式塔。

2 西安现代建筑中唐建筑符号的运用

西安现代城市建筑方面要展现的是历史文化性以及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地域性，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建筑不仅要体现历史文化性而且还要体现当今时代特色和审美情趣。在西安城市建筑类型中大体分为行政建筑、景区建筑以及民居等，城市的生命依赖于各个部分的相互协调，建筑是城市宏观物质形象与微观精神形象总和，突出历史文脉和城市形象。

2.1唐建筑符号在行政建筑上的体现

在建筑类型的划分上，行政建筑是城市建筑群的主题部分，行政建筑不仅代表政府部门的形象，甚至还代表国家、城市、地区的形象，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之中，虽然经过时代更替、技术手段和建筑材料的变化，但无论古代宫殿还是现代的高楼大厦，行政建筑形象变迁都折射它恒古不变的内在精神实质――持久性和权力性。位于西安市北郊的西安市新行政中心被建筑界称为“西安当代大雁塔”，在整体布局上采用唐朝建筑的对称布局，两翼齐飞的方式，采用大雁塔轮廓的简单几何线条，中国传统建筑线条特点是采用以水平为主，塔的轴线是以上下的垂线为主，当代世界上的建筑潮流也是以钢筋混凝土技术为依托倾向于垂线，西安已建成一批水平线为主的建筑，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在中国传统建筑型制范围内，西安建造以垂直轴线为特点的新市政，也是一种对西安现代建筑型制的新突破。西安现代建筑不能仅仅满足传统建筑水平线条和明清太和殿式“大屋顶”，销蚀掉唐建筑的以垂线为轴线昂扬的气魄和以垂线构成大屋顶的天际线，西安新市政具有“天赐”予西安今天最时尚的天际线和地标轮廓。中国传统文化中，赭石色是唐建筑木质色彩的主色，庄重典雅，承托出西安作为皇城的庄严，新市政也在建筑的外观色彩的采用上追随了唐朝建筑色彩。

2.2唐建筑符号在景区建筑上的体现

行政建筑是一座城市的主体，景区建筑可以称作是一座城市的彩妆，装扮整座城，突出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和城市形象。景区建筑代表可以分为古建筑的复原大明宫、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街区及与现代材料结合的仿唐建筑。首先古建复原的大明宫含元殿采用唐代的夯土台，增加建筑的体量感，在唐代建筑群内部都具有巨大的空间尺度，建筑的重量支撑依附于木结构的柱体，大明宫柱体仿照唐建筑柱体形制，在材料上突破木质的选择，但整体上追求木质效果。大屋顶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由于现代观念的演变和展出空间要求较高的净高，在屋顶的选择上用重檐庑殿、重檐歇山屋顶覆盖。每个大屋顶建筑的墙身开间和开窗依照木结构建筑的比例和尺度，墙身部分的侧角、屋顶的坡度、斗拱的尺寸、出挑的深度、细部等方面都按照唐代风格修建，以展示原汁原味的唐风。其次西大街是唯一条仿唐建筑街区，在西大街重修之后，建筑形式色彩、材料以及景观灯的应用和建设都与唐风相协调，形成符合西安历史文化背景的魅力街区，并打造出一个传统仿古味浓厚的商业地段。第三，2011年西安世园会园区的亮点――长安塔，在设计上保持了隋唐时期方形古塔的神韵，同时增加了现代的设计元素，既体现了中国建筑文化内涵，又彰显出时尚现代都市风貌。长安塔外形具有唐代传统木塔的特点，充满韵律尺寸开阔上扬的挑檐，体现唐代建筑出檐深远的特色。檐下与柱头结合部分用金属结构组合，是中国传统建筑斗拱的抽象与概括。在墙体的设计上采用了玻璃幕墙，墙体与柱体之间的处理手法使唐风唐韵充满了现代感。

3 唐建筑符号的继承与未来

对于“唐风”的继承一种是对传统建筑的构件进行符号式提取或变形，通过某种简化来适应现代功能空间的需要；一种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翻译抽象地再现，用纯粹的现代手法，抛出任何复古的装饰，从空间构成、图案的肌理、色彩或材料等方面让现代建筑与传统在精神上的相通。对屋顶的处理上采用了传统的“大屋顶”形式于现代玻璃材质的结合，突破了屋顶对光线的束缚，光线与空间的结合，营造空间内的光影魅力。传统建筑是以线性的比例为视觉寻找和谐，在建筑形态上对线的锤炼，将有形的线经过提炼、升华，创造出民族的味道又不失现代感。在建筑造型和内部空间达到完美的和谐统一，它在借助中国古代园林的布景手法，使馆内空间的序列感、韵律感错落有致、层次分明。

西安是一个多朝代的城市，在城市主题文化的把握好主题方向，避免更多繁杂元素的干扰。唐建筑符号与当代的融合，不是把两种形态硬生生的捆绑在一起，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合，打破两者的常规模式，作为设计师应领悟唐建筑符号的精髓，找到与西安现代城市建筑语言相契合的方式，让建筑每一点都是中国的、西安的、现代的，铸造一个新西安当代建筑形象。

结语

建筑是一门艺术，抓住唐建筑符号，理解符号语言的精神内涵，在追求当代建筑风格的基础上把唐建筑符号合理融入其中。建筑师加强自身传统素质理论的修养，重视建筑语言的统一，从建筑的空间序列和人文意识形态的角度把唐建筑符号提炼、升华，力求现代建筑“兼收并蓄、和而不同”，再现唐文化内涵和唐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1] 张欣，陆雪梅，谢晓婷. 传承 创造 融合――谈苏州博物馆新馆建筑与陈列设计[J]. 装饰.2009（03）

[2] 赵前. 也谈传统建筑与当代建筑的融合途径[J].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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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055-01

中国与日本乃历史渊源较深的两个国家。宋元之时，中国和日本在政治上的往来虽减少，但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却从未间断过，交流方式多以贸易和僧侣间的往来为主要载体，并辅以其他传播途径，将中国文化持续输入日本。作为一种新兴的戏剧文化，杂剧是这一时期艺术成就的主要代表，特别是元朝时期，杂剧进入发展黄金期，并以其鲜明的特色和成熟的戏剧表演体系为后世中国戏曲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古典戏曲产生了影响。

一、宋元杂剧与日本能乐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思想艺术领域在继承隋唐文化的基础上持续发展，达到鼎盛期，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风格的宋元文化。这期间，中国科技文化高度发达并对欧洲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日本戏剧也完成了由“大陆艺能输入时代”向“日本化时代”的转变。稍后的南北朝时期，日本戏剧在民间艺术“猿乐”“田乐”的基础上，与统治者武家势力紧密结合，诞生了全新的假面歌舞剧――能乐。能乐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宋元杂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受其深刻影，进而促进自身的发展。

“杂剧”一词最初出现于唐代，但更多学者认为，虽然有史料可证明“杂剧”出现于唐代，但却并不能了解唐代“杂剧”之实质，仅可将“杂剧”这一名称出现的时间推至唐代而已。本文所言宋元杂剧，其表演内容丰富多彩，剧目繁多，而且有唱、念、舞、筋斗、音乐伴奏，表演过程中，剧中人物常“搬演古今事，出入鬼道门”，具有自己独特的演出格局，是具备真正戏曲意义上的杂剧。

宋代都市经济的发达，使文化素养较贵族文人低、社会见识比山野村民广的市民阶层更为壮大。为适应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一种不同于贵族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杂剧便应运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在勾栏瓦舍的演出中很快占据重要地位。

日语中“能”的意思源于汉字的原意，指能力、才能，后来逐渐包含了“艺能”之意。“能乐”在日语里意为“有情节的艺能”，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古典戏剧艺术之一。能乐就其广义来说，包括“能”和“狂言”两部分，“能”是一种以“歌”“舞”为主的象征剧；“狂言”则是在能乐演出前表演的以“科白”为主的滑稽剧，内容大多取材于民间现实生活，具有批判和讽刺精神。

能乐出现于南北朝时期，是在综合了猿乐和田乐，以及一些文学经典的基础上产生的。其表演形式从演出结构来看，一般只有两到三个演员，一个担任主角，负责一切歌与舞的表演，其余的演员作为配角辅助演出。能乐的结构分为“序”“破”“急”，“序”是交代剧情；“破”是展现情节发展；“急”是故事的和结尾。

二、宋元杂剧东传日本

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纪，中国文化已经开始东传日本，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也随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密切往来流入日本。杂剧东传的历史背景是宋元时期，这一时期与日本的关系较为特殊，官方交往日渐减少；元朝时，由于战争的缘故双方官方的往来也时断时续，文化艺术交流主要通过民间交往的方式实现，如以佛教、中日间的贸易往来等方式传入日本，并在日本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三、日本能乐中宋元杂剧的戏曲元素

要考察日本能乐是否受到宋元杂剧的影响，可以从戏剧构成及其体现的精神等方面分析。对比能乐与宋元杂剧的戏剧构成，不难发现，能乐表演艺术中所渗透的宋元杂剧的戏曲元素。

首先，能乐的演出内容含有杂剧的艺术因子。一是从杂剧与能乐的剧本来看，杂剧的剧本由曲文、宾白与提示语三部分构成。能乐的剧本与此十分接近，现存的能乐剧本由科、白、曲构成，虽然名称叫法不同，但是作用基本类似。二是日本能乐的演出形式和宋元杂剧十分相像。二者表演时的开场很接近。三是能乐和杂剧都有“上场诗”。

其次，能乐在角色设置上类同于宋元杂剧。杂剧的四折和一楔子中的曲子，全部由一个角色主唱到底。主唱的角色只能是正旦或正末，其他角色只能有科白和科诨。在能乐中，一出戏有一个主角，叫做“仕”，其他的都是配角，叫做“肋”。“仕”相当于杂剧中的“正旦”或“正末”，而“肋”相当于杂剧中的“副末”或其他配角。从能乐的这种角色设置上看，基本等同于杂剧的角色设置。

最后，宋元杂剧对日本能乐美学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杂剧在舞台表演过程中，十分注重意境的表现，通过对舞台上的景物和念白中的环境描述，来展现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和感情。能乐的剧本也十分擅长以景生情，情中有景，景情交融。二者在美学上有共通性。

参考文献：

[1]田同旭.元杂剧通史[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篇（8）

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板、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

这支有一定规模的商队的主要物资，既是“杂彩丝绢”，说明此时的中西贸易中，西方对东方（华北地区）物资的兴趣还是集中在丝绢等纺织品上。当然，还会有许多其它商品，与丝绢一起源源输向西方。

那么，商胡东来时，又主要携带什么商品呢？从商业原则出发，这些商胡在东来的过程中，必定会一路上从事贸易活动，把一地物资携往另一地贩售，如此积聚利润，并充行资。这种活动可能是一站一站进行的。江左的南朝对吐谷浑物资的兴趣，从史书中有限的记载看，似乎主要集中在马匹上。吐谷浑产善马（所谓蜀马），是南朝良种军马的主要来源，学者论之详矣。我这里要讨论的，是经由吐谷浑之地，丝路贸易中由西域向南朝（甚至包括北朝）输入的另一项大宗商品——昆仑玉[6]。

玉在中国文化中向来重要，可是《禹贡》九州的范围之内，却甚少产玉之地，至于高等级的软玉，自古就必须仰赖西域的于阗（今和田地区）等地[7]。早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原与西方的贸易之路上，昆仑玉就是重要商品[8]。汉武帝之后，和田玉的输入数量远远超过先秦，汉代玉器中使用大量的羊脂玉便是证明[9]。当然，各个时期的贸易路线和行使贸易职能的民族是会有变化的[10]。南北朝时期，当吐谷浑承担起丝路东部枢纽责任的时候[11]，经由吐谷浑地区，昆仑玉仍然向东输送；处在战乱分裂中的广大东部地区，尤其是江左的南朝，依然能够获得和田等地的美玉。

有关的史料是如此稀少，以致我们有时只好向一些传统史料学并不信任的文献求助。目的只是为了说明这一时期昆仑玉贸易与吐谷浑的关系，非敢逾越规矩、轻涉说部，博雅君子，幸留意焉。

题为晋王嘉撰、梁萧绮录的《拾遗记》，被《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为“事迹十不一真”，其卷六所载三国时事迹即有如下一条[12]：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微贱。……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召入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德比君子，况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惟嫉于甘后，亦妒于玉人也。后常欲琢毁坏之，……先主乃撤玉人，嬖者皆退。当斯之时，君子议以甘后为神智妇人焉。

此条记事之必伪，清人王士禛与今人齐治平均已力辨[13]。只是，作伪的并非王嘉(子年)，而是南朝人。据《晋书·艺术传》和《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所附王嘉传，王嘉为十六国前期人，前秦末年为姚苌所杀。可是，此条记事中有“河南献玉人”一语，河南者，河南国也。魏晋南北朝时期曾被称河南国的，只有乞伏西秦和吐谷浑两个政权[14]，时间都在王嘉死后。乞伏乾归与其子乞伏炽盘称河南王的时间极短，而南朝宋、齐、梁各代封吐谷浑君主为河南王的传统持续了一百多年[15]，所以，在正史及其它各种文献中，河南国基本上是指吐谷浑的。在今本《拾遗记》中，前引刘备与甘后事迹一条，放在正文即王嘉原本之中，而不是置于梁代萧绮的所谓“录”中。从上述时间上的矛盾看，此条记事的作者即使不是萧绮，也必是南朝时期的其他什么人。

这条不合史实的记事，也并非全无研究的价值。就本文而言，其价值就在于“河南献玉人”的记载。吐谷浑与南朝密切的通使关系，以及经由吐谷浑之地而沟通的西域各国与南朝间的通使关系，频繁地见载于南朝史书，当然也必定给了当时的人以很深的印象。吐谷浑并不产玉，但于阗国的玉只有经过吐谷浑才能运达南朝。至于吐谷浑在于阗玉贸易中，是仅仅充当商胡的保护人，还是兼营中间贸易，我们已无法知晓。从“河南献玉人”一语，可以看出，在南朝时代的江左人士心目中，或者在事实上，河南国与运抵南朝的于阗玉，是有直接关系的。

吐谷浑与南朝的交通，经过益州、荆州，沿长江抵达建康。吐谷浑与益州的关系，据《梁书·诸夷·河南国传》：

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

同书同传还记载，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伏连筹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请于益州立九层佛寺，并获得梁武帝允可。益州是吐谷浑贸易之路的重要一站，所以有大量胡商居住或活动于益州。《隋书·儒林·何妥传》：

……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

何妥一家极可能是粟特商胡。同样可能是粟特商胡而活动于益州的人还很多。《续高僧传》卷二五释道仙传：

本康居国人，以游贾为业。梁周之际，往来吴蜀，江海上下，集积珠宝。

另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见于《高僧传》卷七宋释慧叡传：

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略，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

陈寅恪先生曾说：“……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寓，自无足怪也。”[16]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再次强调“蜀汉之地当梁时为西域胡人通商及居留之区域”[17]。

益州处于如此地理位置，在昆仑玉贸易中，自然应当有特殊性，史籍中相关的资料也偶可一见。前面提到的何妥，其兄何通，便以治玉见称。《隋书·何稠传》：

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斵玉。

何通活动于萧梁时期，家在益州陴县，身为西域胡商，以治玉见称，可见益州还是一个昆仑玉加工地。江左所得玉器，相当部分可能是在益州、由何通这样的西域胡商加工生产的。

从益州到建康，要经过在南朝政治中有着分陕之重的荆州。昆仑玉贸易在荆州的历史痕迹还是可以找到的。《周书·于谨传》，于谨率领西魏大军围攻江陵，擒杀梁元帝，“虏其男女十余万人，收其府库珍宝”，这些珍宝包括：

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

这种大尺寸、高等级的玉石，当然产自于阗。《南齐书·河南传》载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遣使于芮芮（柔然）：

遣给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还。得玉长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

案丘冠先之使，自益州西至吐谷浑，再绕道达漠北柔然，并不经过于阗。他的大玉，应当是在吐谷浑地区从胡商手中得到的。这暗示吐谷浑地区存在着玉石交易市场。

梁元帝宫中的大玉，反映了荆州作为昆仑玉贸易重要中转站的意义。另外，在说部材料中，关于荆州地区的玉器，还可举出唐人张读《宣室志》卷六所载南朝刘宋时事一条[18]：

宋顺帝升明中，荆州刺史沈攸之，厩中群马，辄踯蹋惊嘶，若见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见一白驹，以绿绳系腹，直从外来。圉者具言其状，攸之使人夜伏枥边候之。俄而见白驹来，忽然复去，视厩门犹闭。计其踪迹，直入阁内。时人见者，咸谓为妆奁间物。沈有爱妾冯月华，臂上一玉马，以绿绳穿之，至暮辄脱置枕边，尝夜有时失去，晓时复。试取视之，见蹄下有泥。后攸之败，不知所在。

这一条还被收进《太平广记》中，文字小异[19]。古代文献关于动物玉雕的记载中，马是比较少的。元人汤允谟《云烟过眼录续集》列举“总管太中滦阳赵伯昂仁举所藏器”，有曰[20]：

玉马一，高五寸有奇，雕琢极精，作嘶鸣状，如生，玉色温美。

这个玉马，比沈攸之的爱妾冯月华的那个玉马的尺寸要大，所以不能放在一起考虑。[21]

吐谷浑与昆仑玉贸易的特殊关系，使南朝人把“河南献玉人”的当前经验，误植入二百年前的三国时代，遂有今本《拾遗记》中刘备与甘后之事。但分析这种误植，却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吐谷浑与南朝玉石、玉器的供应，的确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吐谷浑所以在昆仑玉贸易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国土范围向西扩张，已经紧邻于阗。《梁书·诸夷·河南传》明确说：“其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据《魏书·吐谷浑传》，早在445年，北魏高凉王那率军攻击吐谷浑慕利延于白兰，“慕利延遂入于阗国，杀其王，死者万余人”。当然这还只是一次流窜行为。吐谷浑把势力伸展到塔里木盆地的东南缘（鄯善、且末），可能是在伏连筹时期，即在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即梁武帝天监七年(公元508年)[22]，也有学者把时间提早到在北魏文成帝兴安元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年)[23]。控制了鄯善、且末之后，吐谷浑就可以撇开河西走廊，把传统的西域南道与青海道完整地接通起来。

《洛阳伽蓝记》卷五载宋云、惠生《行记》，记录宋云一行于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取道吐谷浑地区，前往南亚，其经行鄯善一节云[24]：

从土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土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土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

这段话非常具体地描述了吐谷浑控制鄯善的情形。以游牧为基本经济生活方式的吐谷浑，派出重要贵族（伏连筹的第二子），率领“部落三千”，镇守鄯善，可见吐谷浑对鄯善的重视。应当注意的是，上引文中说吐谷浑在鄯善驻重兵，其军事防御目标，乃是“西胡”。鄯善、且末以西，隔着宽阔的大戈壁（即唐代的图伦碛），最近的国家是于阗国。那么，这里的西胡，就是指于阗国吗？

我认为，这里的西胡，并不是指紧邻的于阗国，而是指这一时期已经把统治势力伸展到大半个塔里木的嚈哒（南朝史书中称为滑国）。《梁书·诸夷·滑国传》：

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后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

《魏书·西域传》嚈 哒国条：

嚈 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人凶悍，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

据《洛阳伽蓝记》卷五录宋云、惠生《行记》记嚈 哒国云[25]：

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北尽敕勒，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贺。

可见这个时期的嚈哒乃是葱岭东西最为强大的势力之一，是丝绸之路这一区段的主要监护势力。这个势力在塔里木地区威风一时，在塔里木北缘的发展，曾在麴氏高昌时期到达焉耆[26]；向塔里木南缘各绿洲的发展，东到于阗之后，便遇到吐谷浑的阻挡，未能跨过图伦碛而至且末、鄯善。这正是前引宋云、惠生《行记》中称吐谷浑驻兵鄯善“以御西胡”的历史背景。

应当重视，吐谷浑对塔里木东南缘的控制，实质上是在与

哒争夺丝路贸易的监护权。吐谷浑阻止了

哒势力的进一步东进，从而建立了从西域南道经青海地区至益州的吐谷浑之路。嚈哒势力在塔里木南缘受阻于吐谷浑，在塔里木北缘受阻于柔然，于是出现了嚈 哒、柔然和吐谷浑三种势力分割环塔里木各绿洲国家的局面，三种势力间是否发生过军事冲突，已无从考证，但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均势。《魏书·高车传》载北魏宣武帝给高车主弥俄突的诏书曰：

蠕蠕、嚈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

形成均势以后，这三种势力间，似乎还结成了一个反对北魏势力向西域挺进的同盟。这样理解吐谷浑与嚈哒的关系，也许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前引“以御西胡”一语，我们还知道，即使在和平同盟的关系中，吐谷浑仍然在鄯善地区保持着对于阗方向的军事戒备，这可能是均势得以维持的一个根据。

吐谷浑对鄯善和且末的控制，从北魏后期一直到隋。《隋书·西域·吐谷浑传》称吐谷浑国境“地兼鄯善、且末”。虽然且末河谷如今也已成为玉料产地之一，但是古代限于技术条件，这一地区的玉矿并没有被开发出来[27]。吐谷浑的境土之内，不能产玉。经由吐谷浑地区进行的玉石贸易，其产品都来自与吐谷浑紧邻的于阗国。这一时期于阗役属于帕米尔以西的嚈哒帝国，但嚈哒对其势力范围内的附属各国，并没有进行直接统治[28]。于阗在贸易、外交等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独立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吐谷浑之路取代河西成为这一时期的丝路干道，与吐谷浑对鄯善、且末的有效控制关系极大。是吐谷浑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决定了丝路经由西域南道自于阗向东行，不是循着自然条件较好的河西路，而是折而进入高寒险峻的青藏高原。隋炀帝时期，河西的张掖成为丝路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其原因在于尽管吐谷浑之路仍然发挥着干道作用，而由于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吐谷浑之路东端的伸展不得不发生变化，只好向北绕至河西。是张掖而不是敦煌成为这一时期丝路贸易的中转集散中心，正可说明吐谷浑之路所面临的历史困境。

南北朝时期，吐谷浑与嚈哒在塔里木地区相对和平的关系，保证了丝路的畅通和有序。历来在丝路贸易中都扮演重要角色的于阗国，当然会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之一，就是源源不断地向东输出于阗玉。

自于阗国向吐谷浑，行经昆仑山北麓诸绿洲，至吐谷浑控制下的且末、鄯善，由鄯善向东南越过阿尔金山，经柴达木盆地，进入吐谷浑的核心地区白兰、都兰（吐谷浑城），再向北即到达青海湖西岸吐谷浑的都城伏俟城。这条路线直到近代还是西宁与和田间队商的行道[29]。这条路在南北朝时期，作为丝绸之路的主干路段，又是和田玉向中国东部，特别是向江左的南朝源源输入的孔道。

南朝使用于阗玉的直接证据，是有关宫廷用玉的。《南齐书·皇后传》：

永明元年，有司奏贵妃、淑妃并加金章紫绶，佩于阗玉。

这里的于阗玉，是指以于阗玉料（仔玉）加工而成的玉器。前面提到的丘冠先从河南所获大玉，以及于谨破江陵以后从梁元帝萧绎宫中所获大玉，都属于未经加工的于阗仔玉。这类玉料运抵南朝后，再由南朝玉匠加工成各类玉器。

南朝玉器的雕琢技艺，承自汉魏，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出现在南朝的玉器，并不全是南朝琢玉工艺的成果。经由吐谷浑之路来到南朝的于阗玉，也有已经加工成器的。前举何通的材料，说明益州地区也是玉器加工地之一。前面我们引用《拾遗记》中“河南献玉人”的故事中，玉人便是以成品形式由河南（吐谷浑）“献”进来的。那么，这个玉人，是在吐谷浑地区加工而成的呢，还是早在于阗便已经琢磨成器？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当然，《拾遗记》这种小说“事迹十不一真”，实不足据以考史，但是正史中也有这类材料涉及同一问题。《梁书·诸夷·于阗国传》：

大同七年，又献外国刻玉佛。

于阗是玉料产地，如果此佛不是在于阗刻成，那么，又是在哪里刻成的呢？这里的“外国”，从文意看是指于阗以西的国家。但是，于阗国把本地所产的玉料运到西边很远（极可能是指葱岭以西的国家）的“外国”去加工成玉佛，再进献给萧梁，似乎难以理解。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有“于阗玉佛”一条[30]：

丞相伯颜尝至于阗国，于其国中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络，即贡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阔五尺，长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这个玉佛是否由于阗本地雕琢，没有材料可以说明。它与萧梁时期那个玉佛之间有什么关系，也难以论定。只是这里明确地描述了玉佛的尺寸和色彩，其中“色如截肪”一语，是专门形容于阗玉中的极品羊脂玉的。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31]：

大观中，添创八宝，从于阗国求大玉。……后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

这里的“色如截肪”也是形容羊脂玉的，羊脂玉乃是雕刻宝玺的佳品。伯颜在于阗发现的玉佛，就是以羊脂玉雕琢而成的珍物。元代的于阗已经是伊斯兰的世界，我推测，这个玉佛可能是在伊斯兰势力东进、佛国于阗即将沦陷时被深埋地下的，时间当在公元1000年前后[32]。但它的雕刻时间难以确定，因而它与萧梁时期于阗国所进的“外国刻玉佛”的关系也就无从考证。

关于于阗地区玉雕业的兴起，现在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从唐代开始，唐代以前，于阗只是向外输出原料，加工玉器则必须求助于外国[33]。研究古玉的专家杨伯达先生近来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他通过对唐代的“番人进宝”玉带板的研究，认为可能在初唐以前，于阗就存在着碾玉治玉的手工行业；其治玉行业的衰落，主要是在伊斯兰化以后[34]。

根据汉魏以来于阗与中原政权关系的变化，我认为于阗地区的治玉业可能是在南北朝时期兴起的，也就是说，当于阗国与东部地区的政权间不存在严格的藩属关系，政治上有机会脱离直接控制以后，贸易上才能有更充分的地方性发展。相对平等的政治关系，为于阗与内地（主要是南朝，当然有时也包括北朝）间发展充分而自由的贸易和商业关系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于阗的治玉业在这个政治和商业背景下得以兴起，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中国玉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即东部地区在玉器消费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可能也是于阗治玉业得以兴起的一个原因，因无关本文宏旨，此不复赘。

本文要讨论的是，吐谷浑在这种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吐谷浑不仅提供了商业路线，而且，很有可能也提供了商业需求和商业信息。前面我们提到《宣室志》记载的刘宋时期的玉马，我们未能判断其产地。吐谷浑地区是否也存在着一定规模的治玉业呢？以我们前面所说，吐谷浑地区存在着玉石市场，那么也可能存在玉器市场，《拾遗记》中“河南献玉人”的玉人，可能就是这类玉器市场上的商品。进一步说，一定规模的治玉业是可能存在的。

当然，吐谷浑地区的玉石贸易，或者玉器贸易，甚至可能存在的治玉行业，都不太可能是由吐谷浑族操作的。吐谷浑地区大量的粟特商人才是这类贸易的主要操作人。但是，吐谷浑民族，或吐谷浑国家，在这类贸易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吐谷浑以富藏珍宝著称，这些珍宝便是吐谷浑在南北朝时期从丝路贸易中所获。

《周书·史宁传》记载史宁率西魏军队协助突厥木汗可汗袭击吐谷浑（《周书》称吐浑），特别强调了对吐谷浑的珍宝的掳获：

……逾山履险，遂至树敦。敦是浑之旧都，多诸珍藏。……生获其征南王，俘虏男女、财宝，尽归诸突厥。……木汗亦破贺真，虏浑主妻子，大获珍物。

吐谷浑从丝路贸易中所获取的巨大财富，到隋代还受到注意。《隋书·裴矩传》记载裴矩长期在河西接待商胡，搜集西域情报，对吐谷浑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后来力劝隋炀帝举兵征吐谷浑，理由就与吐谷浑的财宝有关：

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

随着益州地区在梁末入北，特别是随着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吐谷浑地区在政治、军事和商业贸易方面的地位不复如前，丝路干道离开吐谷浑地区、回到河西的局面即将到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也就开始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昆仑玉贸易之路，自然也回到传统的河西走廊。但是，吐谷浑民族和吐谷浑地区在隋唐两代，即使在吐蕃统治时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仍然与丝路贸易有着重要关联。

发现于吐鲁番的一件粟特语地名录（T.ii.D.94），记载了9至10世纪粟特人在欧亚大陆的经商路线，这些地名自西而东分别是：扶菻、苫国、波斯、安国、吐火罗、石国、粟特、拔汗那、 盘陀、佉沙、于阗、龟兹、焉耆、喀喇沙尔、高昌、萨毗、吐蕃、吐浑、弥药和薄骨律。[35]其中萨毗、吐蕃、吐浑都在今青海境内，吐浑即吐蕃治下的吐谷浑民族。

考古学证据也显示，唐代的青海境内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之一。1982—1985年，青海省考古工作者在海西州都兰县的热水乡和夏日哈乡，发掘了一批唐代的吐蕃墓葬，出土大量丝织品、陶器、木器、金银器、铁器、铜器、珠饰、皮革制品和木简牍等。根据许新国先生对出土文物中粟特系统金银器、波斯风格丝织物的研究[36]，可以肯定地说，外来文化特别是中亚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对青海境内的吐蕃，或吐蕃治下的吐谷浑等民族，存在着很深的影响，也直接证明了丝路青海道的持续繁荣。可是，都兰吐蕃墓出土物中没有玉器，反映吐蕃文化笼罩下的青海地区不再是玉石和玉器贸易的主要中转站。尽管史书记录唐宪宗和唐文宗时吐蕃“朝贡”物品中有“玉腰带”若干[37]，但比起稍后来自河西归义军及甘州回鶻贡品中的“团玉”[38]，数量及重要程度都大大不如。

很显然，隋炀帝以后，尽管西北地区先后受到突厥及吐蕃等不同民族力量的影响，但由于中原与江南归于统一，丝路干道的东端直指长安与洛阳，河西走廊的传统地位便恢复了。

[1]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下，《史学杂志》，48编，第11、12期；中译本，周伟洲译，《西北史地》，1981年第2、3期。

[2]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132-141；王育民：《丝路“青海道”考》，《历史地理》，第四辑，1986，页145-152。

[3]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104-117。

[4]初仕宾：《丝绸之路“羌中道”的开辟》，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沙漠路线考察乌鲁木齐国际讨论会（1990年8月19-21日）》，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页19-31。

[5]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页105-110。

[6]这里提到的昆仑玉，包括产于今新疆和田地区和田河上游以及莎车叶尔羌河上游的各种软玉。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主要的软玉产地。

[7]栾秉璈：《中国宝石和玉石》，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111-121。

[8]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版，页43；殷晴：《和田采玉与古代经济文化交流》，《新疆文物》，1994年第3期，页77-84；程越：《古代和田玉向内地输入综略》，《西域研究》，1996年第3期，页36-42。

[9]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页125-145。

[10]林梅村：《开拓丝绸之路的先驱——吐火罗人》，载林著《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页3-10。

[11]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下），周伟洲译，《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页87-98。

[12]本文引述《拾遗记》，用今人齐治平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191-192。

[13]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卷四，《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70册， 页645；齐治平点校本《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192。

[14]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载唐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186。

[15]据《宋书》卷九六鲜卑吐谷浑传，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宋文帝封吐谷浑酋长慕延（即慕利延）为河南王。此后齐、梁维持了这个传统，到梁武帝大同六年（公元540年）文献记载的吐谷浑最后一次遣使南朝为至，河南国的称号保持了至少一百年。

[16]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载陈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页279。

[1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页80。

[18]张读：《宣室志》，《丛书集成初编》本（编号2703），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页51。

[19]《太平广记》卷四百一，中华书局点校本，1961，页3229-3230。

[20]汤允谟：《云烟过眼录续集》，《丛书集成初编》本（编号1553），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页1。

[21]我于1999年夏，在青海省博物馆观赏过一个由青海省文物商店收藏的玉马。此前我曾在青海省文物处与青海省考古研究所编写的《青海文物》上见到过照片图版（图版157，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说明文字见页157）。高12厘米，长18.5厘米，玉质为青白玉，是1987年的征集品。这枚玉马雕琢浑朴，头大腿短，卷尾回首，透着朴拙的苍然古意。虽然是征集品，但从玉马全身的深褐色土沁看，应当出自地下。可惜已无从获取其原始出土资料了，判定时代的依据就只剩了器物本身。博物馆展出时定为唐代器物。但是，在现有的出土唐代玉器中，还没有发现玉雕的马，动物玉雕中除了葬玉类的玉猪和装饰类的玉龙等，艺术品一类只见有玉牛、玉羊，参见曲石：《唐代玉器》（《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页88-99 ）。这枚玉马如果属于唐代，那么就是特例。由于玉马的玉料显然是和田玉，我想了解玉料与玉器间的关系，即玉马是否由邻近的和田或古代青海本地所产；当然玉马由内地雕成再输入青海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如果把玉马的时代向前移一点，即南北朝隋唐之际，那么，它与吐谷浑的关系怎样？

[22]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40。

[23]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页316-339。

[24]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页252。

[25]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页288。

[26]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译本，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页188-191。

[27]栾秉璈：《怎样鉴定古玉器》，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页134。

[28]余太山：《 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页129-135。

[29]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白兰于阗间之交通线”，中华书局（上海）1948年版，页5-7。

[30]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346。

[31]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与李心传《旧闻证误》合印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46。

[32]李吟屏：《佛国于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184。

[33]李吟屏：《佛国于阗》，页150-151。

[34]杨伯达：《番人进宝玉带板》，载古兵选编《珍宝鉴别指南》，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页13-18。

[35]W. B. Henning， Sogdian List， Sogdica， London， 1940， pp.8-11; 这些地名中包括高昌、吐浑在内的五个，是由林梅村识别的，见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载林著《西域文明》，页68-79。

篇（9）

一、历史课堂教学的内涵

历史课堂教学是由旧经验的同化、顺应、进而形成新经验的过程，经历知识、能力、情感三个过程，呈现出由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的认识特征。

（一）历史课堂教学是一个由感知到理解再到检验的递进过程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或者由其他手段如：有时候以语文课的方式全体学生朗读重点段落、重点词句、课文导读、材料研读、相关史事等初步感知历史知识，了解大概的知识脉络。以新版课本七下《北宋的政治》中材料研读为例，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初步感知“北宋的建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重文轻武政策”等史实以及课文中相关经典史料的研读，深入理解宋朝重文轻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压抑武将，防止武将跋扈，但不是轻视武备乃至军队。事实上，宋朝对军队是极为重视的，军费的开始和人数也是相当多的，《水浒传》里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那就相当于“军长”一级的人物，林冲老丈人也是教头，两个军长保护不了一个女人，林冲老婆被调戏就被调戏了，最后还被逼上了梁山，这说明北宋武将还真没有什么地位。武将得不到重视，“人”得不到重视，和平年展经济教育，战乱年展军事，宋代经济在古代史中是比较繁荣的。纵观古代史，经济教育与军事比肩的朝代，以现在的话说综合国力强大的朝代，都是比较繁荣的朝代，实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融合；通过对课文的学习和感悟，学生不断将史学素养内化为学习能力，实现了历史课程的教育目标。

（二）历史课教学是老师引导学生，向学生提出问题、学生根据课文内容和材料分析和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是学生质疑，解惑的过程，学生在问题引导下对课程的理解或体验，《北宋的政治》这课，材料研读《哲宗正职官志》记载：“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根据材料，提出了问题：说说通判的职权和作用，176个字，在课文中的作用只体现一句话：以分知州的权力。这样两个官职，是权力平行的，有具有监督知州的作用，还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知州的工作。这则材料，补充说明了设置通判的目的和通判的职权和作用。

（三）历史课堂教学必须具备的条件任何一节成功的课程必须具备的条件：学生对这门学科浓厚的兴趣、持久的学习热情和有效的学习方法等一系列条件。所以，历史课同样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长期保持持久的学习热情，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1.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通过多样丰富的历史故事情节、按照政治是一切经济、军事、文化史实发生的根本原因，揭示历史的奥秘、体会历史的价值，引导学生自觉地学习。如七上课文《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里“西晋末年以来，大批北方人民为躲避战祸南下。到东晋后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布满南迁的流民，尤以江苏一带为多，有一部分流民还继续南下进入今天的浙江、福建、和广东地区。”我们将乐是纯客家县，客家先民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到闽赣边区，定居将乐，继而往南迁移的历史履痕，我们班上有这么几个姓：吴、石、廖、李、曾、徐、严、陈、谢、伍、邱、杨、肖、林、邓、汤、揭、余、俞、冯、郑、高等姓，我姓邱，我的祖先居住在河南开封府固始县铁板桥头，我们来自渭水河畔，我们邱氏祠堂的对联是“渭水家声远，琼山世泽长”那你们知道你们家族是什么时候迁入将乐的？那有些同学不知道，有些家族比如汤氏家族因为每年三月三有祭祖，那汤氏后裔对他们时候迁入将乐比较熟悉。其他姓氏同学很渴望了解先我们的祖先如何从北方迁入南方，也很渴望了解当时为什么会从北方迁入南方。并且留下作业，叫他们回去问他们的爷爷奶奶他们的家族史。同时也告诉同学们更好的记忆这一章节的方法：我的网名叫南渡知秋，就是来源于“牵牛南渡，落叶知秋”，我们都是南渡的中原人。我们的祖先都是参与江南地区的开发的勤劳的百姓。2.让学生有持久的学习热情历史的课堂教学与其它课堂不同，应品味历史，感受历史，从他曲折动荡中感悟历史发展的本质，引导学生热情投入，忘我学习，可引入《汉书。食货志》：西汉刚建立时，“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引导学生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3.掌握和运用有效的学习方法历史的课堂教学，有他自己与众不同的教与学的方法，一份卷子，50%或更多的是对史料的解读，从史料中理解和把握史实，完成学习任务。如引入“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到南宋时最后完成”的史料，引导学生反思为什么是唐朝中后期开始经济重心南移？为什么又是到南宋最后完成？历史事件都是有他存在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的。

二、历史课堂教学是否高效与课堂教学的成功导入密切相关

初中的历史简单，趣味，一个成功的导入法可以马上引起同学们的注意力，激起他们的兴趣，教师要巧妙地创设能唤起学生求知欲望情境，使学生迅速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学习上来。

（一）悬念的导入——“学起于思，思起于疑”如果你百度北宋10大著名将领，你可能只认识杨业和岳飞，还有动画片里的狄青，你知道杨业和岳飞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同学们都知道，为什么北宋名将会有那么悲惨的结局？这和北宋重文轻武等北宋政治有关，那么我们这节课就学习《北宋的政治》

（二）复习导入——历史课与其它课程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线索性强，知识体系成链条，那么复习导入就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节课的复习导入至关重要，这也是历史教师喜欢的一种导入新课的方式，它不但可以检查上节课学生的掌握情况，可谓是温故而知新，还能为新课做好知识上的衔接和铺垫。例如，在讲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可先复习已经学过的《美国独立战争》和《英国君主立宪制》，相互比较各个异同点，还可以比较同一时期的日本和中国，不仅纵向比较还可以横向比较，让学生掌握这几课知识的重要史实。

（三）音频、视频的导入——调动感觉，直观、具体地再现抽象、遥远的历史现象。“入境始于亲”，这是我们最常用的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方法，让学生从内心融入到课堂的教学之中，多媒体以其立体、直观、形象等独特优势，融入历史课堂以来，深受师生的青睐，通过多媒体视频、图片再现和还原历史画面，使学生如亲临其境，有效的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如教学《港澳回归》这课时，放映视频资料《1997》，当五星红旗在香港会展中心冉冉升起时，学生感到得热泪盈眶，爱国情怀油然而生，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度被激发，达到了高效课堂的教学效果。

（四）历史材料、文物、实物的导入——多样化的教学教具，妙趣横生的情感体验。我听过印象最深的课是在列东中学听的一节课，2001版《辉煌的隋唐文化》（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我同学叫美术老师给她刻了一个版画，带着油墨、纸张、刷子到了班级，上课一开始，让每组同学拿洁净的白纸刷上油墨，盖上白纸，干净的刷子刷好，就印出一张版画。老师引入隋唐时期、四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历史材料，文物、实物的多样，能起到深化主题、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深入解读历史课标

初中的历史课程具有思想性、基础性、人文性和综合性四大特征。历史课程虽然是小科，我们历史老师不能让历史成为边缘科目，所以我们不但要让学生乐学历史，不与语数英理化抢夺时间，必须提高历史课堂效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加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有很多老师认为写教案浪费时间，为什么一定要手写教案？为什么要教学后记？部编教材到今年已经第三年了，我对新教材的理解在每课的教学后记里，如今我也积累了很多对新旧教材的对比。

（一）在教学方式上从素质教育出发，历史课程教学最终目的是为了掌握历史知识与技能，掌握过程与方法，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以往的教学标准注重教师传授历史转变为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注重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变化与提高。基本改变了以往只注重教科书，只教教科书的观念和教法。

（二）教学资源的运用课本中的课文导读、材料研读、历史图片、课后活动、知识拓展、《历史彩色地图册》、练习册中的知识归纳，以及课外乡土历史资源、视频图像资源、网络资源使得有教育意义的资源得到更有意义的运用。

篇（10）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138-05

洛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长期处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在历史上极具国际影响力。洛阳学是以洛阳地区的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中华文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洛阳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根本原因在于洛阳数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丰富而珍贵的古籍文献。这些或由洛阳人撰写或著于洛阳或主要描述洛阳的著述，已成为洛阳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今天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重视，并日益呈现和迸发出巨大的魅力与活力。本文在对部分具有洛阳地方特色的历史文献择要略作介绍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搜集、整理洛阳古籍文献，编纂“洛阳文献集成”，并从开展跨学科研究、服务洛阳社会发展、构建国际洛阳学等几个方面提出洛阳学研究的几点建议。

一、洛阳古籍文献概览

1.丰富而珍贵的地方志

“方志乃一方全史也。”①地方志对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行政沿革、经济状况、社会风俗、重要人物、诗文著作、名胜古迹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具有内容丰富，连续性好，可信度高等特点，在历史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洛阳地方志数量众多，部分志书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如《河南志》，原为北宋史学家宋敏求所著，后佚。清地理学家徐松修《全唐文》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部分内容，因多为元代资料，世称《元河南志》。清宣统初年，文献学家缪荃孙将其刊刻于《藕香零拾丛书》。著名史地学者沈认为：“《河南志》久佚，独借是志，而隋唐东都制度，犹可考见其全，其当宝贵何如也！”②《元河南志》为现存最早的洛阳古方志，是研究我国自周至元时期，洛阳城池、宫殿、坊市、古迹等发展变化的重要文献。又如明弘治十二年（1499）刊刻的《河南郡志》，编排体例“重古轻今”“因地因事而制宜”③，多有独到之处，为现存最早的河南府志，也是现存唯一有关洛阳的明代志书，国内仅存残本。清代的洛阳县志有顺治年间、康熙十年、康熙四十年、乾隆年间、嘉庆年间等多个版本。民国《洛阳县志》，记述先秦至1946年的洛阳历史，类目完整，资料翔实，体裁方法新颖，现在仅洛阳市档案馆存有一部手稿。

2.有中华元典文献之称的河图洛书

传说中出自洛阳境内的河图、洛书，《尚书》《易经》《礼记》《论语》等先秦儒家经典虽然均有记述，但对于其真实面目又语焉不详。因此，“自古以来，关于河图洛书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扑朔迷离的问题。”“是一个诱人的谜，是一个蕴含丰富的知识迷宫，是一个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信息之源。”④为破解河图洛书的千古之谜，历代学者潜心研究，著述颇多。南宋蔡沈所撰《洪范皇极内篇》，将洛书视为数之本源，提出“河偶洛奇”说，开创术数学洪范流派。南宋洛阳人郭雍所著《郭氏传家易说》，潜稽易象，以传家学。清初河南理学名儒冉觐祖所撰《河图洛书同异考》认为，河图洛书本于朱熹《易学启蒙》，并提出“河图主互、洛书主对”说。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理学名臣李光地奉康熙帝之命纂成《周易折中》。该书“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众儒之考定，与通经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⑤，兼容并蓄诸家之说，而又有所发明，为周易与河图洛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3.灿若星河的名人别集

洛阳历代名人辈出，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名著。西汉政治家、思想家贾宜所著《贾长沙集》，其《新书》中的《过秦论》篇，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宗首》《藩强》《权重》篇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其他诸篇提出了重本抑末，利民安民，注重礼仪等政策措施，为研究西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唐“诗圣”杜甫所著《杜工部集》，共收诗1400余首，是我国古代诗歌经典名著。其中的大量时事政治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的巨大社会变迁，内容真实，感情真挚，被誉为“诗史”，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著有《河南集》的北宋洛阳人尹洙尊崇孟子、韩愈，力为古文。范仲淹称“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深有功于道”⑥。明吕维祺的《慎独堂集》（由吴伟业编辑而成，又名《明德先生文集》）和清吕谦恒的《青要集》都比较有名。吕维祺生平“笃实践履”“晚殉闯难，以节义显”，其“所论建多朴实，亦异乎空谈经济之流”。⑦吕谦恒的诗歌“格调不袭宋以后，吟咏性情，即境指事，恻恻感人，实得古者诗教之本义”⑧。

4.博大精深的理学名著

由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于洛阳创立的洛学“不仅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奠基者，而且是宋明理学发展和演变的方向的决定者”⑨。明末清初理学名儒孙奇逢曾在《洛学编序》中说：“洛为天地之中，嵩高挺峙，黄河蜿蜒。”“学问渊源，天中尤盛。宋兴伊、洛，元大苏门，至有明而两河八郡，识大识小，各有传人。”⑩《二程全书》，为程颢、程颐著作的合编。包括《二程遗书》及附录、《二程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伊川易传》《程氏经说》《二程粹言》等，是研究程颢、程颐生平及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南宋乾道年间，朱熹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与其弟子的“行状”“年谱”“奏状”“墓志铭”“遗事”等传记材料，编成《伊洛渊源录》。该书以程颢、程颐为正宗，构建起直接孟子的道统体系，是我国首部理学史专著，开“学案体”之先声，在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谢铎的《伊洛渊源续录》以及清张伯行的《伊洛渊源续录》均以程颢、程颐为理学正宗，接续伊洛学脉，彰明程朱理学。清初理学名臣汤斌编纂的《洛学编》，沿袭其师孙奇逢《理学宗传》的编纂思想和体例，前编列汉杜子春、郑兴、郑众、服虔，唐韩愈，宋穆修，正编列宋程颢、程颐、邵雍等14人，元许衡、姚枢等3人，明薛u、曹端、阎禹锡等24人，综述其生平事迹、师承和学术思想。此书为第一部河南理学史。

5.名胜名物的不朽篇章

西晋陆机所著《洛阳记》，“是古代城市史志中较早的一部，也是写得较好的一部”B11。该书对当时洛阳的城市规模、城门、宫殿、太学、里市、官署、苑囿等均有详细记载，为研究洛阳城市史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北魏杨f之所著《洛阳伽蓝记》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等5卷，是记述都城洛阳佛寺兴衰的重要著作。该书除对40余所寺院的建置规模及变迁详细记载外，兼记北魏孝文帝迁洛至尔朱荣之乱时期洛阳城的“建置”“布局”“城门”“宫殿”“里坊”“名胜”，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人物、地理、中外交通等诸多方面。其中，不少史事可补《北史》《魏书》之缺或互相参证，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北宋李格非所著《洛阳名园记》，追记其所亲历的洛阳“富郑公园”“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等19处园林。李格非在后记中发出警世之言：“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B12北宋宋欧阳修所撰《洛阳牡丹记》分“花品叙”“花释名”“风俗记”等3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牡丹专著。该书评品了24种牡丹，分析了各种花名的由来，记载了洛阳人赏花的风俗和“种花”“养花”“医花”等栽培技术。认为牡丹“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B13。

6.源远流长的小说戏曲

西汉洛阳人虞初曾将《周书》改写成《周说》，即《虞初周说》。虞初“就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作家，《虞初周说》也就是最早的个人小说专集”B14。虽然此书已佚，但虞初作为“小说”的代称却影响深远。明代形成“虞初体”小说文献体裁，出现了《虞初志》系列，到清代又产生了《虞初新志》系列。《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唐元稹所作。叙述了崔莺莺与书生张生的爱情悲剧故事，对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刻画细致，文笔优美，为唐传奇之名篇。“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B15后世以之为本，衍生出《弦索西厢》《西厢记》《续西厢记》等多部戏曲。清康熙年间，吕履恒创作的剧本《洛神庙传奇》分上下卷，以明清鼎革为历史背景，叙述了书生何仲虎与巫有娘、贾绿花之间的离合情缘，颇有传奇色彩。

7.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

洛阳是中国佛教发祥地，东汉即成为佛教中心，佛学著作颇多。《四十二章经》，据传为东汉迦叶摩腾、竺法兰汉所译的中国第一部佛经。该佛经集结佛陀42段语录而成，言简意赅，阐述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劝世人“精进离欲，由修布施、持戒、禅定而生智慧，即证得四沙门果”B16。此书对于中国佛教的早期传播起了较大作用，是研究古代佛教的重要资料。《唯识论》是“一生事业，为介绍世亲护法等一派之佛学于中国”B17的玄奘，以唯识说为主，杂糅印度亲胜、火辨、难陀等九家对世亲《唯识三十颂》所作的注释编译而成。主要论证一切现象均是唯识所变现，外境实无，唯有内识。此书是佛教唯识宗的重要经典，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价值。南朝梁慧皎编纂《高僧传》，收录自东汉明帝至梁武帝年间，部分佛教高僧的传记。此书开创佛教传记新体例，分“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忘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等10科，是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文献。

8.名目繁多的金石资料

洛阳古迹众多，文物丰富，金石之学发达。《伊阙造像题字目录》，为清道光年间方履]所撰。该目录辑录北魏至宋时期洛阳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清中期名儒武亿，博通经史，尤长于金石文字考订，所著《授堂金石文字三跋》，分周以迄隋、梁，唐，后唐至元等3跋，通过订前人之疏误，增己之所获，以补正史之不足。《洛阳存古录》，为清金石学家刘喜海所著。收录了大量曹魏至元代的洛阳碑刻、造像题记、经幢、墓志等石刻资料。郭玉堂1935年编辑《千唐志斋藏石目录》，收录新安张钫所藏汉至明代碑刻，尤以唐碑为多。

二、编纂“洛阳文献集成”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文献是文脉流传的主要途径。保护整理古籍文献，是延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举措。编纂“洛阳文献集成”，不仅有助于夯实洛阳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而且有助于传承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了大型文献丛书编纂工程，如“湖湘文库”“荆楚全书”“巴蜀全书”“山东文献集成”“浙江文献集成”“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上海文献丛书”“金陵全书”“温州文献丛书”“苏州文献丛书”“杭州文献集成”“常州历史文献丛书”“嘉兴文献丛书”“衢州文献集成”“台州文献丛书”“乐清文献丛书”等。这些旨在抢救和保护珍贵地方文献，为研究地方文化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大型文献丛书，均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和较好的社会效益，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功在当代，泽被后世。2012年，洛阳市启动的“中国河洛文化文献丛书”编纂工程，至今已出版《元河南志》《孝经大全》《洛阳曹氏丛书》等30余部，为编纂洛阳历史文献丛书积累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

整理编纂一部能代表和传承洛阳历史文化的“洛阳文献集成”意义重大。作为一项基础性文献整理工程，不仅有助于保护濒危的洛阳古籍文献，而且有助于深化洛阳学研究，实现洛阳文献资源共享利用的最大化；作为一项集体性攻关科研工程，不仅可以充分整合洛阳学研究团队力量，培养更多的洛阳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人才，而且可以整体提升洛阳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水平；作为一项标志性文化宣传工程，不仅可以充分展示洛阳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可以增强国内外对洛阳重要文化地位的认同，进一步提升洛阳文化软实力；作为一项精品性文化出版工程，不仅有助于形成洛阳著名文化品牌，而且可以促进洛阳文化事业的繁荣，推动洛阳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一项前瞻性文化建设工程，不仅可以进一步提升洛阳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有助于加快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的建设步伐，推动洛阳学研究走向世界。

编纂“洛阳文献集成”，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统筹规划。一是成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由洛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主任、副主任，相关局委、社科联、史志办、高校、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主要领导任委员，负责编纂出版工作的领导和协调；下设办公室，承担具体组织实施工作。二是制定研究和出版计划。在对洛阳地区古籍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规划、分步实施，预计用10年左右时间，分批出版500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洛阳古籍文献。三是制定收录原则和出版方式。主要收录民国以前的洛阳历史文献，广泛征集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稿本、抄本等稀见的地方文献，系统编制《洛阳学书目提要》。B18对有重要历史影响的名人大家，收录其全部著述，编为全集；对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收录其主要著作，编为专集；对其他不同领域的著述，如方志、谱牒、碑刻、图册、绘画等，编为专题文（图）集。优先整理出版善本、孤本、珍本地方特色文献，以及世界文化遗产、一带一路等社会关注焦点和学术热点文献。文献原则上以影印方式出版，同时区分不同类型的著作，以点校本、译著和数据光盘等复合形式出版。五是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编纂出版采取面向全国公开招标和特别委托方式进行；实行项目管理运行制度；对编纂项目成果进行评估审核；项目成果统一出版格式，力求装帧精美，版本精良。六是经费统筹。申请洛阳市委、市政府特批后的文化建设工程重大专项经费，争取省、中央部委和有关部门的扶持资金，申报省、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出版基金重大项目经费与配套资金，募集社会热心文化事业人士的相关捐助等。

三、开展多学科综合性洛阳学研究

1.开展多学科跨领域研究

洛阳文化极其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社会、宗教、科技、教育、历史、文学、艺术、医学、天文、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内容，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民俗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因此，洛阳学是一门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在洛阳学研究中，除了进行各学科的专门研究之外，还应积极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既是现代学科发展的一般趋势，也是深化洛阳学研究的重要途径。比如，就学科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属于地理学的分支，但在历史文献丰富的地区，历史地理往往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在洛阳为何能够长期成为中华文明中心的问题上，如果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入手，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就会得到比单纯历史学研究更为丰富的认识。而历史学内部，也存在着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艺术史等不同专业门类。一件历史文献、一次历史事件，经常会涉及多个研究领域，需要从不同专业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目前，对于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洛阳学来说，文献史料已不是问题，所缺乏的就是理论方法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突破。开展跨学科研究，推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发展，培育新的学术生长点，将是洛阳学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2.服务洛阳经济社会发展

开展洛阳学研究，就是要聚焦洛阳，旗帜鲜明的为洛阳社会发展服务。这是洛阳学研究根本目的，也是洛阳学的生命力所在。一是要做好洛阳学的基础研究工作。全面梳理洛阳文化资源，深入研究诞生于洛阳的中华民族元典文献和思想，系统阐释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历程；加强洛阳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研究，深化关于历史时期区域国际化的理解与认识；分析洛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历史变迁，总结区域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洛阳地方特色文化，保护优秀文化遗产，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提炼区域人文精神。二是要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好洛阳学的应用对策研究，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与智力支持。深刻认识洛阳历史问题与现实发展内在联系的重要性，切实把洛阳学研究和洛阳现代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解决洛阳发展所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目标，从大历史的视野，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积极开展前瞻性和对策性研究。三是以洛阳学研究为契机，从落实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依托洛阳文化资源优势，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开创洛阳现代社会发展新格局。

3.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

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阳，是一个有长达1500余年建都史的十三朝古都。洛阳文化是中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缩影，在很长时期内作为国家主流文化，代表着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这就决定了洛阳学研究，必然有别于一般性的地方文化研究。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洛阳学具有充分的历史与现实依据。自东汉至隋唐时期，洛阳一直是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城市。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今日本）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B19。这是最早的中日官方交流记载。洛阳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日本遣唐使北线航路的必经之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过重要贡献。B20洛阳的城市布局、宫殿、苑囿及文化习俗等，均对东亚国家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可在日本、韩国清晰地看到古代洛阳的影子。洛阳学的概念，就是最早由日本京都大学的岸俊男教授提出来的。B212010年11月27至28日，首届“洛阳学国际研讨会”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成功召开，标志着“洛阳学”这一新兴学科正式诞生。B22也就是说，洛阳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构建国际洛阳学，就是要以国际化学术视野研究洛阳学，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拓宽发展空间。一方面研究洛阳文化对周边国家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域外文化对洛阳文化的影响。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积极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学术合作，不断提高洛阳学的研究水平与知名度。只有这样，洛阳学才能超越地方学的局限，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注释

①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八《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田以志别诗》，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22年，第52页。

②徐：《落帆楼文集》卷四《与徐星伯中书论河南志书》，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18年，第18页。

③刘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志提要》（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9页。

④王永宽：《河图洛书探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⑤玄烨：《御制周易折中序》，李光地编纂，刘大钧整理：《周易折中》，巴蜀书社，2008年，第1页。

⑥范能浚编集，薛正兴点校：《范仲淹全集》（上），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⑦永，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974页。

⑧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2页。

⑨徐远和：《洛学源流》，齐鲁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⑩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24页。

B11史为乐：《陆机〈洛阳记〉的流传过程与历史价值》，《殷都学刊》1991年第4期。

B12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岳麓书社，2012年，第205页。

B13欧阳修著，吕雪菊点校：《欧阳修全集》第4册，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66页。

B14秦川：《明清“虞初体”小说总集的历史变迁》，《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

B15鲁迅辑录：《唐宋传奇集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2页。

B16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

B1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B182014年7月28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召开“洛阳（河洛）文献丛书书目汇编座谈会”。程有为、耿瑞玲、卢广森、马世之、任崇岳、单远慕、王全营、王永宽、魏天安、萧鲁阳、张新斌、郑杰祥等先生参加，并对编选洛阳（河洛）文献书目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对本文写作也多有帮助。

B19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2012年，第2821页。

B20池步洲：《日本遣唐使简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B21张亚武：《吸引更多专家参与“洛阳学”研究――访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韩N》，《洛阳日报》2008年4月24日。

B22[日]气贺泽保规：《“洛阳学”在日本诞生》，陈涛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2日。

参考文献

[1]洛阳市历史学会.河洛文化论丛（第1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

[2]洛阳市历史学会等.河洛文化论丛（第2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