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差异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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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On China's Tea Art as well as it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Tea Culture.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Directions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and Japan

Abstract: Early in Tang dynasty, the trend of tea drinking spread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the Chinese word Chadao(茶道) came forth, which disappeared later, and the book "Tea Classics" wrote by Lu Yu and other books on tea focus on explaining the art of enjoying tea (which is called Tea Art). Oppositely, Japan, after in- troducing tea drinking from China, has developed Chadao(茶道) under the thick religious sense. Different history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have led to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directions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and Japan. Chi- nese scholars developed tea drinking as an art in life, while Japanese monks and priests regarded it as Buddha regulations.

Key words: tea art; Chadao; Chinese and Japanese tea culture;developing direction

“茶艺”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由台湾茶文化界首先创造出来的，用以概括品茶艺术的内涵。但是品茶本身却是很早就存在，并且在品茶过程中生发出茶道精神。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历史进程中，茶艺与茶道无疑占据核心地位。不过与脱胎于中国母体的日本茶道相比较，中国的茶道似乎显得薄弱些，这很让一些爱国心特重的国人觉得尴尬，尽管底气不足，还是要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辩解。但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用不着回避，感情用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不足之处，权当抛砖引玉，请大家指正。

一、中日两国茶道观念的反差及其原因

所谓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尝的艺术。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艺为主体，因为只有泡好茶之后才谈得上品茶。但是，品茶是茶艺的最后环节，如果没有品尝，泡茶就成了无的放矢，泡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品。而且，只有通过品尝过程中的各种感受和遐想，产生审美的愉悦，才有可能进入诗化的境界，达到哲理的高度，才可能升华为茶道。

茶道就是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和体现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它经常和人生处世哲学结合起来，成为茶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故中国古代也将茶道精神称作茶德，如唐代的刘贞亮就提出“茶十德”：“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雅志”、“可行道”等就是属于茶道精神范畴。刘贞亮所说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的意思。即饮茶可以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明确地以理性语言将茶道的功能提升到最高层次，可视为中国古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中国的茶道精神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晋杜育的《?赋》，但是直到唐代中期才出现“茶道”概念，最早见于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描写了饮茶的三个层次：“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其第三层次就是饮茶的最高层次，即品茶悟道，达此境界一切烦恼苦愁自然烟消云散，心中毫无芥蒂。该诗的最后两句是“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意思是世上有谁能真正全面地了解茶道的真谛呢?看来只有仙人丹丘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茶文化史上首次出现的“茶道”概念，其内涵与诗中的“三饮便得道”相呼应，也与现代对“茶道”的界定较为接近，在中国乃至世界茶道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自此之后，在中国古代茶书中却不见“茶道”一词，直至明代张源的《茶录》才提到“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茶道尽矣。”但这里的“茶道”仅是一些技术要求，并无品茗悟道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既与皎然的“茶道”也与现代的“茶道”精神相去甚远。在张源之后数百年间的明清茶书中，又不见“茶道”一词。个中原因实在耐人寻味。在我看来，恐怕与茶圣陆羽的影响有关。

皎然是唐代著名的茶人和诗僧，也是陆羽的挚友。他大陆羽13岁，是忘年之交。他对茶道的理念陆羽定然了解。但是尽管陆羽的《茶经》中涉及(或者说流露)了一点茶道精神的内容，但却没有出现“茶道”一词，也没有正面叙述茶道精神的段落或词句。显然，陆羽没有接受皎然“茶道”的观念，他在《茶经》中重点阐述的是煮茶技艺(茶艺)和对茶汤的观赏，对茶具的实用性和艺术美非常重视，但没有从“形而上”角度来考虑茶道问题。茶圣的《茶经》不谈茶道，后来的茶书也不谈茶道问题。如与陆羽同时的裴汶在《茶述》中就已经提到茶的功能“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这已涉及到茶道的基本精神，但是就是没有归纳为“茶道”一词。又如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也涉及到茶道精神：“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可以说，“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是对中国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显然，赵佶继承、发展了裴汶的观点，然而书中也没有出现“茶道”一词，可见，他也没有接受皎然的理念。既然号称茶圣陆羽的《茶经》和作为皇帝赵佶的《大观茶论》都不提“茶道”，往后的茶书作者大多是官僚地主出身，都是一些保守成性的儒生，只会萧规曹随，更不会独辟蹊径去探讨什么茶道问题。

中国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实质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在《茶喜》一诗的序言中曾经指出：“夫予论茶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杳冥。”①

所谓茶之四妙，是说茶艺具有四个美妙的特性。“湛”是指深湛、清湛；“幽”是指幽静、幽深；“灵”是指灵性、灵透；“远”是指深远、悠远。都是与饮茶时生理上的需求无关，而是品茶意境上的不同层面，是对茶道精神的一种概括。所谓“澡吾根器”是说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养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说可以使自己的学识智慧更完美。“改吾闻见”是说可以开阔和提高自己的视野。“导吾杳冥”则是使自己彻悟人生真谛进入一个空灵的仙境。这正是现代茶人们所要追求的茶道精神和最高境界。可以说杜浚已经碰撞到了茶道的大门，可惜的是他也未能跨过这道门槛，因为他也没有接受“茶道”的概念，他所概括的“论茶四妙”也未得到后人的重视和弘扬，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纵观中国古代茶学史，出现了众多的茶书，其书名有《茶经》、《茶述》、《茶谱》、《茶录》、《茶论》、《茶说》、《茶考》、《茶话》、《茶疏》、《茶解》、《茶董》、《茶集》、《茶乘》、《茶谭》、《茶笺》等等，就是没有一本叫《茶道》，也没有一本茶书中有专门谈论“茶道”的章节。反观此时的日本，茶道已经发展到很成熟的地步。至少到了16世纪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规：和、敬、清、寂，一直沿袭至今，奉为圭桌。两相对照，确实反差很大。茶道的源头的确在中国，“茶道”一词也是最早诞生于中国，然而自唐代以后，中国历史上的茶道观念并不发达，至少在近代以前是如此。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那么，中日两国在茶道方面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依我之见，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茶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等诸多原因造成的。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将中国的饮茶方式引入日本的是一批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僧人(遣唐僧)，他们是在中国的佛教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的，并且将它们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一直在佛门严格的传承下来。日本历史上的茶道大师都是声名卓著的大德高僧，不但赋于日本茶道以浓郁的佛教色彩，也增强了日本茶道的权威性，特别是自千利休之后，形成了嫡子继承的“家元制”，使其权威性更为稳固持久。

二是日僧来中国留学之时，中国的饮茶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引入日本之后是作为一种高级文化形态首先在皇室贵族之间流传，长期为统治阶级所专享，后来才逐渐传播到民间，上行下效，原已成熟定型的饮茶方式和清规戒律也为民间所全盘接受，形成社会共识。

三是日本统治阶级对茶道的重视利用，加强了茶道与权力的关系。如15世纪的幕府第将军足利义正，让高僧村田珠光撰写茶汤法则《心之文》和其他茶故事，在寺庙中推行村田珠光所提倡的禅院式茶礼，竭力以饮茶方式来改善人际关系，并且祈祷天下太平。后来的统治者织田信长及丰臣秀吉更将茶道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一统天下。因此他任命千利休为专职茶头，要他继续制定和完善茶道的仪式和规则。丰臣秀吉还常在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举行规模盛大的茶会，进一步扩大了茶道的社会影响。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茶道成为日本统治者驾驭民众的一种思想武器。茶道在日本社会中能产生巨大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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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浚：《变雅堂集》诗卷3。

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的茶文化是在民间土壤上发育起来，逐步成熟。在中国是先有庶民茶文化，后来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形成宫廷贵族茶文化。民间的饮茶风习之盛已达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远近同俗”、“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甚”(《旧唐书·李珏传》)的程度，这是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剥夺的。茶叶已成为百姓们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的必需品，以茶提神解乏，以茶养生，以茶自娱，以茶敬客，以茶赠友，以茶定亲，以茶祭祀等等，均早已形成风俗习惯，无需教导，无需劝说，人们自然而然会遵守。整日里为生活忙碌奔波的劳苦大众，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不会自觉地去追求什么茶道精神。

有很高文化修养的文人雅士们则醉心于品茗技艺的探研，他们都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品茶时追求诗意的审美境界，很少人会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去考虑茶道精神问题。古代的官吏们都是典型的儒家子弟，历来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仕途得意时忙于政务，自然无暇来过问茗饮琐事，倒霉失意时则隐退山林不问政事，只以茶来排忧解闷，寻求解脱，不会过问社会道德教化问题。而中国的佛门僧侣向来不干预寺外尘俗世界的事务，他们出来参加茶事活动，也都是以文人的身份出现，除了个别像皎然那样的大德高僧之外，很少有人会去考虑茶道问题。

至于历代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要赋于茶事活动以崇高使命，虽然他们也经常以茶宴、赐茶的方式来招待群臣，但仅是作为宣扬皇威笼络臣下的宫廷礼仪而已，并未具有太多的道德教化色彩。在他们看来，有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足以成为统一全国民众思想的强大武器，区区茶道，实在是无足挂齿。这是丰臣秀吉们统治的日本所不可能具备的。儒道大于茶道，这可能就是中国茶道观念不发达的最重要原因。

二、中国茶艺的发展历程

对于中国的茶人来说，饮茶是一门生活艺术，着重追求品茶时的艺术情趣，而不是缺乏诗意的清规戒律。即使是讲究“禅茶一味”，也是侧重以禅意来提升品茶的诗化境界，并不强化宗教色彩。

中国人饮茶饮了几千年，开始是将茶作为食物，然后作为药物，后来成为饮料，至迟从西晋开始，就将饮茶发展为一门生活艺术。作为饮料的茶汤，主要的功用是解渴、提神、解乏、保健，基本上是为了满足人们生理上的需要。但是西晋诗人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中有“芳荼冠六清，滋味播九区”诗句，已经在描写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可见当时人们饮茶开始讲究欣赏香味，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满足生理上的需要了。杜育的《拜赋》除了描写茶叶生长环境、采摘情况之外，还涉及用水、茶具、茶汤泡沫以及饮茶功效等，可以看出当时饮茶已经有了一套技术要求。特别是其中描写茶汤泡沫的几句：“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哗如春薮。”意思是刚煎点的茶汤，茶末下沉，泡沫上浮，其光彩白如积雪，亮丽像春天的花卉。如此重视欣赏茶汤泡沫的色彩和形状，则当时必有培育茶汤泡沫的技术，据关剑平先生的研究，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采用茶筅搅打茶汤使之产生泡沫。[1](p306)而对茶汤泡沫的欣赏则完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饮茶就具有艺术性了。至于《?赋》的最后两句：“调神和内，倦解慵除。”描写饮茶的功效，可视为中国茶道精神的萌芽。

中国茶艺的成熟是在唐代。这是因为有一大批文人介入茶事活动，撰写了众多的茶诗，提升了饮茶的文化品位，使品茗成为一种艺术享受。其中如孟浩然、王昌龄、李白、皎然、卢仝、白居易、元稹、杜牧、齐己、刘禹锡、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都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茶诗，对唐代品茶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代诗人们品茶，已经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满足，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来品赏茶汤的色、香、味、形，强调心灵感受，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从他们的众多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2](P252—254)除了前述皎然茶诗的“三饮”之外，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描写的“七碗茶”也很典型：“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样的品茶已经不再把茶汤当做是一种饮料，而是成为艺术欣赏的对象或者是诗人们审美活动的一种载体。可见，我国的品茗艺术至少在唐代中期已进入成熟的时期。因此，陆羽的《茶经》对此进行了全面总结。

陆羽将唐代的煮茶技艺总结为：“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茶经·六之饮》)，就是茶叶采造、鉴别、茶具、用火、用水、炙茶、碾末、煮茶、饮用等九个方面。唐代盛行煮茶法，据《茶经·五之煮》记载是先将茶饼放在炭火上烘炙，两面都要烘到起小泡如蛤蟆背状，然后趁热用纸囊包起来，不让精华之气散失。等茶饼冷却后将它碾磨成茶末，再筛成茶粉。等水烧到冒起如鱼眼大小的水珠同时微微发出声响，称为一沸，要放点食盐进去调味。等水烧到锅边如涌泉连珠时为二沸，先舀出一瓢滚水备用，再用竹笑环击汤心，然后将茶粉从中间倒下去。过一会儿锅里的水翻滚为三沸，将就刚才舀出的那瓢水倒下去，此时锅里的茶汤会产生美丽的泡沫，称为“汤华”。这时茶汤就算煮好，分别舀人茶碗中敬奉宾客。

陆羽提倡的这套煮茶程序是：炙茶、碾茶、罗(筛)茶、烧水、一沸时加盐、二沸时舀水、环击汤心、倒人茶粉、三沸点水、分茶人碗、敬奉宾客。整套程序是相当完整的，其技术要求也是颇为明确、具体。陆羽特别重视煮茶时要培育出美丽的“沫饽”。称之为“汤之华”，华者花也。指的是茶汤表面上浮泛的一层细密均匀的白色泡沫：“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尊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赋》所谓‘焕如积雪，晔若春薮，有之’。”陆羽用了枣花、青萍、鳞云、绿钱、菊英、积雪、春薮等一连串美丽的名词来形容茶汤的泡沫，可见他对此是何等的重视。其实，唐代的诗人们也都很欣赏汤华的，常常用乳、花等美好字眼来形容：“沫下麴尘香，花浮鱼眼沸”(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洲》)、“铫煎黄蕊色，碗转麴尘花”(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白云满碗花徘徊”(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白花浮光凝碗面”、“碧沉霞脚碎，香泛乳花轻”(曹邺《故人寄茶》)、“惟忧碧粉散，常见绿花生”(郑遨《茶诗》)……总之，唐代煮茶并不是只煮出一锅普通的茶水，而是十分讲究培育茶汤面上的沫饽(汤华)。可以想象一下，唐代流行用青绿色的秘色瓷茶碗，茶汤是金黄色(杜牧《茶山诗》：“泉嫩黄金涌”；元稹《一字至七字诗》：“铫煎黄蕊色”)，汤华又是“焕如积雪”的白色，一碗在手，真是令人赏心悦目，难怪诗人们会产生那么多美丽的联想。

不过，在唐代茶艺发展进程中，除了陆羽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茶人的贡献值得注意，这就是临淮县(今江苏洪泽县西)的常伯熊。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人。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1)早在唐代，茶艺的基本程式已经形成，而且可以在客人面前进行表演。(2)常伯熊在表演茶艺时已经有一定的服饰、程式、讲解，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成为一项艺术形式。(3)茶艺的基本程式虽然是陆羽制定的，但却是经过常伯熊“广润色之”后才“茶道大行”，即进行很大(“广”)加工(“润色”)之后才在社会上流行起来。(4)陆羽的表演效果不如常伯熊，故“李公心鄙之”。(5)既然陆羽的表演是“教摊如伯熊故事”，可见陆羽自己也接受了常伯熊已经“广润色之”后的茶艺程式，那么，现在看到的《茶经·五之煮》中有关煮茶的记载，应该是陆羽参考常伯熊的“润色”而修订过的。因此，应该承认常伯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茶艺表演艺术家，是现代茶艺师的祖师爷。

唐代茶人们对“汤华”的追求对宋代的影响很大，宋代的点茶法的最大特点正是对泡沫(汤华)的追求。斗茶时是以泡沫越多越白而取胜的，即所谓“斗浮斗色倾夷华”(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当宋代的茶人们发现将茶粉直接放在茶盏中冲点击拂会产生更多、更美的泡沫时，自然就会放弃唐代的煮茶方式。而是将早已存在民间的“阉茶法”加以改进发扬。早在三国时，张揖《广雅》就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这与《茶经》所提倡的煮茶法并不相同，是将捣碎后的茶叶粉末放入瓷器中再用开水冲泡，《茶经·六之饮》中称之为“瘫茶”：“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瘫茶。”宋代的点茶法则是将“瓶缶”改为茶盏，将茶粉放人茶盏中用少量开水调匀后再冲点开水，然后用茶筅击拂使之产生泡沫。显然，用茶筅击拂产生的泡沫肯定比煮茶法要多也更美观。而茶筅是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发明。由此可见宋代的点茶法并非突然凭空冒出来的，而是有悠久的历史轨迹可寻。

从宋代的《茶录》、《大观茶论》等茶书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宋代点茶法的点茶技艺是：炙茶、碾茶、罗(筛)茶、候汤(烧水)、?菡?烘茶盏)、调膏、注水、击拂、奉茶。

宋代茶人们除了追求美丽的茶汤泡沫外，也讲究茶汤的真味。陆羽在《茶经》中虽然反对民间传统煮茶加进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佐料，但是他还是保留了加盐的习惯。宋代的点茶则连盐也不用，单纯品尝茶叶的芳香和滋味。宋代的诗人们也写了大量歌颂茶汤色、香、味的诗句，经常三者并提，如“味触色香当几尘”(黄庭坚《送张子列茶》)、“色香味触映眼来”(黄庭坚《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煮茶》)、“色味新香各十分”(葛胜仲《谢通判惠茶用前韵》)、“色香味触未离尘”(刘才邵《方景南出示馆中诸公唱和分茶诗次韵》)。而且还将三者称为“三绝”：“遂令色香味，一日备三绝”(苏轼《到官病倦，未尝会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戏作一诗为谢》)。

宋代的茶书就将色香味列为三大标准。如蔡襄《茶录》指出：“茶色贵白……以青白胜黄白”；“茶有真香……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茶味主于甘滑”。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则将“味”摆到第一位：“夫茶以味为上，香甘重滑为味之全”；“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

但是，宋代点茶所使用的茶叶仍与唐代一样，是用蒸青饼茶，即茶叶采摘后要蒸熟、捣碎、榨汁、压模、烘干成团状或饼状的茶饼，特别是斗茶讲究茶汤泡沫贵白，尽量将茶叶中的汁液榨干，“蒸芽必熟，去膏必尽”(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致使茶叶的色、香、味都受到很大损失，有时会加进一些香料作为弥补，结果又使茶失去真香真味。而民间饮用的散茶，却有不用蒸青而直接烘焙，其香气和滋味自然胜过饼茶，于是逐渐传播开来。明代谢肇涮《五杂俎》引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龙团旧法。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后说：“始知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正如明代许次纾《茶疏》所指出：“名北苑试新者，乃雀舌冰芽所造，一挎之值至四十万钱，仅供数盂之啜，何其贵也。然冰芽先以水浸，已失真味，又和名香，益夺其气，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时制法，旋摘旋焙，色香俱全，尤蕴真味。”特别是明明了炒青、揉捻技术之后，增强了茶叶的香气滋味。张源《茶录》记载：“候锅极热，始下茶急炒。火不可缓，待熟方退火，彻人筛中，轻团数遍，复下锅中，渐渐减火，焙干为度……火候均停，色香全美。”茶青炒后复加烘焙，更加芳香，叶色青绿可爱，经过揉捻渗出茶汁，易于溶解，滋味更加醇厚，人们就直接采用开水冲泡，以品尝茶叶的真香真味，于是在宋元时期就已在民间流传的散茶冲泡法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明朝初年朱元璋废除饼茶改进贡芽茶之后，宋代的点茶法就被瀹茶法(散茶冲泡法)所淘汰了。自此之后直到今天，瀹茶法一直占据中国饮茶方式的主导地位。

瀹茶法是用条形散茶直接冲泡，杯中的茶汤就没有“乳花”之类可欣赏，因此品尝时更看重茶汤的滋味和香气，对茶汤的颜色也从宋代的以白为贵变成以绿为贵。明代的茶书也开始论述瀹茶法的品尝问题。如陆树声《茶寮记》的“煎茶七类”条目中首次设有“尝茶”一则，谈到品尝茶汤的具体步骤：“茶入口，先灌漱，须徐咽。俟甘津潮舌，则得真味。杂他果，则香味俱夺。”要求茶汤人口先灌漱几下，再慢慢下咽，让舌上的味蕾充分接触茶汤，感受茶中的各种滋味，此时会出现满口甘津，齿颊生香，才算尝到茶的真味。品茶时不要杂以其他有香味的水果和点心，因为它们会夺掉茶的香味。罗廪的《茶解》也专门谈到品尝问题：“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辨味，何异佣作。卢仝七碗，亦兴到之言，未是事实。山堂夜坐，手烹香茗，至水火相战，俨听松涛，倾泻人瓯，云光缥渺，一段幽趣，故难与俗人言。”主张品尝茶汤要徐徐啜咽，细细品味，不能一饮而尽，连灌数杯，毫不辨别滋味如何，等于是佣人劳作牛饮解渴。真正的茶人品茶，最好是山堂夜坐，亲自动手，观水火相战之状，听壶中沸水发出像松涛一般的声音，香茗人杯，茶烟袅袅，恍若置身于云光缥渺之仙境，这样的幽人雅趣是难以和俗人讲清楚的。明代的屠隆在《考??馀事》卷3“茶笺”中强调要识趣：“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得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鉴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大焉。”品茶讲究“幽趣”，是明清文人在品茗活动中所追求的艺术情趣，也是中国茶艺的一大特色。

这样的品茶最适合用小壶小杯来品啜，许次纾《茶疏》“饮啜”就主张：“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所以茶注欲小，小则再巡已终。宁使馀芬剩馥尚留叶中，犹堪饭后啜漱之用。”冯可宾的《?舨杓恪芬仓髡庞眯『?莶瑁骸安韬?孕∥?蟆C恳豢停??话眩?纹渥哉遄砸??轿?萌ぁ：我?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未足，太迟则已过。的见得恰好一泻而尽，化而裁之，存乎其人。”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功夫茶艺。最早见于记载的是清初袁枚的《随园食单·茶》：“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馀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这是典型的小壶小杯冲泡法，是今天功夫茶艺的原型，至清代晚期，功夫茶艺就已经很成熟了。

篇（2）

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区域性，不同民族、区域的文化迥然不同，这一差异以语言为载体，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言语系统的不同层次上。任何言语都是其生存区域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细节等的表征，因此，外语学习不仅是言语学习，而且应该包括理解承载该语言的文化。日语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文化起着先导和制约作用。在日语教学中加强对日本社会文化信息的了解，对于日语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通过语言来认识一种文化；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对文化的了解来促进语言的学习。 

一、文化障碍分析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文化自古以来表现出许多与中国文化相近的东方特色。但，日本缘其独特的民族性格、历史成因、地理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中日文化的差异明显地反映在语言上，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对某些文化知识的缺乏，由此而带来的听力理解中的障碍，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语意的差异 

词是语言的一个基本单位，它能反映出民族的文化特征，在日语听力过程中，对词语文化内涵的准确把握尤为重要。由于日文在词汇方面和汉语之间存在相互借用、相互影响的情况，中国学生很容易掌握“汉字词”的意思，但日语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汉字词”在意义和用法上与汉语词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学生往往倾向于按汉语字面意思去生搬硬套，容易产生误解。以下对此情况分三类进行探讨。 

(1)找不到一一对应词汇。中文中的“臭老九”、“农转非”、“希望工程”、“农民工”、“洗脚城”等，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含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由于日本没有相应的历史时期与事件，故日本人不能直接理解这些单词的意义。同样，日文中的中文中没有这些单词，更不用讲通过汉字符号理解其意。 

(2)字符一致，意义不同。日语中“果”(行政单位)与中文的“县”意义完全不同。日文中的“县”级行政单位对应中文的“省”级行政单位；“规友”不是指亲戚朋友，而是要好的朋友。此外还有“新阴、事情、觉悟、爱人、秤判”等等，这样的词语不胜枚举，都不等同于中文的词意。又如：“端午节”和“七夕”这两个中国传统节日，虽都已传人日本，但其内容及文化联想大相径庭。众所周知，在中国“端午节”是吃粽子、赛龙舟，使人联想到爱国诗人屈原；“七夕”则让人想起了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日本的这两个节日都与孩子们有关，前者是男孩节，家家户户插菖蒲、挂鲤鱼旗；后者是乞巧节，孩子们将写着心愿的纸条挂在竹子树上，据说这样能使愿望成真。 

(3)惯用语。惯用语是由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锤炼而成，历史渊源复杂，在此略举两例： 

以上两组惯用语日文与中文意义大致相同，表现形式完全相异，历史成因完全不同。日文 

和中文“磨洋工”的意思都为磨磨蹭蹭地工作，et文中的源自过去日本卖发油的商人为了使女性顾客买他的发油，罗罗嗦嗦地和她们拉话匣子揽生意，后来以此形容慢慢腾腾、磨磨蹭蹭工作。中文的“磨洋工”原来是指建筑工的一类，“磨工”是用器具磨墙使建筑物的墙体光滑。磨墙的工作细致复杂，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引申为慢慢腾腾、磨磨蹭蹭工作的意思。这说明无论是中国、日本或他国，在现实的社会工作生活中都存在慢慢腾腾、磨磨蹭蹭这种行为。学生们要提高听解能力，就需要理解记忆在不 

同语境下，表示这一行为现象的音声符号。从而，在日语听解的过程中即使不知道  

 (音符)的意思，不知道与之对应的中文惯用语，只要知道该音声符号的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也能很好地理解该词在文中的意义与功效。 

2．表达习惯与行为方式的差异 

说到日语的特征，不能不提到暧昧表达。日语的句式简洁，语意暧昧，表达婉转，留有余地，这种特点在et常会话的听力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举例来说： 

这段话对于日语初学者来说，感觉没有说完，不知所云。确实这种表达方式省略了部分内容，但对话双方能够完全领会。日本人喜欢使用语气委婉、谨慎的表达，而避免直白、尖锐的表达方式，说话给对方留有一定空间。 

另外，中日两国在社会环境、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也是不得不关注的文化现象。例如：在日本，垃圾要分类倒，且不是每天都可以倒垃圾，而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因此以本国的文化习惯来推测日文有关“倒垃圾”的听解文，肯定是匪夷所思所以学生要对诸如“单身赴任、残柴、漫画、日本料理、扫祭i)”等各种有浓郁日本独特文化特色的相关词汇有所了解。

3．意识和价值观的差异

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培养了日本民族特有的性格。中国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传到日本后，日本人经过多年的洗练、改造形成了今天以“礼”为核心的日本儒家思想，这一日本儒家思想集中体现在日本文化中的以“和”为贵及日语中独特的“敬语”特色上。

度”出发，即崇尚以“和”为贵的思想。另一方面，日本地处岛国，国土狭窄、资源有限、地质环境不稳定，远古时日本人需要集体共同狩猎才能果腹，恶劣的地质灾害也需要日本人群策群力、同生死共忧患。在不定感和无常感的双重压力下，日本民族形成了强劲的民族、集体意识，日本人的团队观念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这种团队精神理念下，日本各行各业下级对上级绝对地服从，上下级之间使用严格的敬语。敬语表现了日本文化的独有特色，也是让日语专业学生们感到最难以掌握的语言表达方式。关于敬语在此不再举例赘叙。很显然不能将日语中覆盖面广的敬语语言形式与中文中覆盖面非常狭笮的敬称形式对等；而且日语中的敬语形式也不符合我国“官”、“民”平等的文化理念。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如同一张纸的正反两面，语言是正面一部分，文化则是承载语言的纸张反面。日语的听解能力的培养应该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积累文化知识，掌握语言心理，增进理解，排除母语干扰。这也是学好日语、提高听力水平的前提和保障。同时，利用文化背景知识作线索来预测接下来的信息，推断主题，填补未知信息，听力理解能力的提高将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二、听力课程中文化导入应遵循的原则与方法

篇（3）

非言语的Nonverbal一词，是指在交际过程中，为更好地达到交际目的而伴随言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的不属于有声语言和文字语言范畴的方法和手段。 又被称为“不是语言的语言”。非语言交际指不需要使用言语就能发出和接收信息的行为，这种行为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不像语言只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非言语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属于社会心理学，指人在传达讯息时，会使用如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或音调等语言、文字以外的媒介来辅助说明。非语言交际就是交流的双方利用身体的特征或者自然环境给交流对方传递特定的意思，表示言语之外的情感。在交流中言语表达终有不足，所以我们会额外在意对方的非言语表达，这有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情绪、态度、个人特质等，甚至是内心真正的意图。

对于非语言的分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类方式。例如美国的玛娇丽・F・瓦格斯把非语言分为9类，分别是人体（身体特征、皮肤、体形等）、动作（手势、姿势等）、眼睛（视线、眼神等）、副语言（声音的高低强弱等特点）、沉默、体触行为（接吻、拥抱、握手等）、对人空间、时间、色彩等。显然，玛娇丽・F・瓦格斯的这种分类归纳并不能完全涵盖非语言的范围。纳普（M・knapp）将非语言分为7类，分别是人体的传递行为（例如表情、视线、手势、体势等）、身体特征（体形、肤色、毛发等）、 触摸行为（握手、拥抱等）、副语言（如声音的特征、咳嗽、哭声、发话间隔等）、空间因素（如体距）、个人物品因素（如服饰，化妆，随身物品等）、环境因素（如家具、灯光、温度等）等。美国的K.W.back将非言语交际分为两大类，分别是静态无声的非言语交际、动态无声的非言语交际以及有声的非言语交际等。毕继万将其分为4大类，将姿势、身势、面部和手部动作、体触行为等归类为体态语；将沉默、话轮转接、非言语声音等归类为副语言；将化妆、衣着、肤色、个人用品的交际作用等归类为客体语；将空间，时间、距离、灯光、颜色、标志等归类为环境语。

非言语交际的方式有很多，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衣着服饰、声音暗示等都能表达一定的意思，都是非言语交际的有效手段。例如人们高兴时会眉飞色舞，忧伤时会愁眉苦脸、悲痛时会嚎啕大哭等等，这些情绪都是通过非言语手段表达出来的。又例如我们在说话时往往同时会借助身体动作来表情达意，有时这种动作会起到强化言语信息的作用，有时则起到弱化言语信息的效果。例如你送给小孩礼物时，他若真的不想要，就会说不要，同时也会伴有摇头、扭身、眼神漠视等行为；而若他很想要却碍于大人的说教，虽然嘴上说不要，但是眼睛会一直盯着看，并使劲扳着手，这就是弱化了他的言语内容。所以非言语交际在交际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它可以使言语信息更加鲜明突出，也可以弱化或补充言语信息的内容，还可以代替言语手段来表达信息。西方学者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对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做了研究，伯德惠斯特尔认为：文化背景相同的两个人在交谈时，言语手段传达的信息仅占35%，非言语手段传达的信息占65%。梅拉比安也认为，两人在交谈时，非言语占93%，语言本身仅占7%。由此可见，在交际中，仅靠语言文字来传递信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往往需要非语言手段来增强语言效果，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这些非语言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与他人交流，减少交流障碍，促进交流顺利进行。

非言语交际一词来源于英语中的“nonverbal communication”，对非言语交际的正式研究普遍认为始于达尔文，他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年）一书中，对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方式和各种心理活动进行了系统详细的研究。此后，逐渐出现了大量研究非言语交际的作品。例如伯德惠斯特尔的《身动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Kinesics）、霍尔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戴斯蒙・莫里斯的《人类行为观察》（Man Watching）、洛蕾塔・A.马兰德罗和拉里・巴克的《非言语交流》（Nonverbal Communication）和朱利叶斯・法斯特的《人体语言》（Body Language）等。而关于跨文化非言语交际的研究，可谓始于美国的莱克・布罗斯纳安著的《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言语交际对比》，它第一次直接对中英国家的非言语交际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对比研究。

在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方面，代表作为李庆祥主编的《中日非语言交际研究》（2008），它是研究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前沿丛书，其中收录了25篇论文，内容分为概论篇、分论篇、音声语篇和教学篇等。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对比方面，概论篇中有卢涛的《日本非语言交际研究概述》、毋育新的《中日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比较研究》和吴宏的《日本人的非语言交际行为与日本文化――兼谈中日非语言交际行为之差异》等论文；分论篇中主要关于手势、表情、副语言等方面的论文，其中关于中日对比的有倪秀梅和姜峰的《中日手势文化比较――以手指动作为主》；教学篇中有赵春利的《对非言语行为的调查研究》和樊军的《日本文化中的非言语交际与日语跨文化教学》等论文，主要是关于日语语言教育中非言语交际的重要性。另外，有王秀文著的《日本语言 文化与交际》（2007），主要论述了中日文化差异与体态语的表达方式、副语言及交际功能等。铁军编的《中日色彩的文化解读》中，以五种基本色为中心进行了中日对比。

另外，关于体态语对比研究，期刊论文方面有孙鹏的《从体态语看中日两国文化差异》（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5（4））；有桂玉植和倪秀梅的《跨文化交际中的中日体态语对照研究》（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5（3））；王连娣的《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视角下的中日手势语》（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 林燕燕的《体态语语言表现之中日比较――以“喜”的面部表情为中心》（华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3（2））；赵平的《从灾难中的笑容看中日非语言交际》（日语知识，2012（09））；张晓梅的 《论中日手语中表情与口形的作用》，（才智 ，2011（19））；张淑婧的《关于中日谈话节目中附和表现的使用实态》（2010）；王冠华的《关于面部表情描写的中日对比研究――基于语料库所进行的调查》（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4））； 程放明、刘旭宝的《体态语的中日语言表述异同》（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4））； 硕士论文方面有李江冰的《“肢体语言”的中日对比》（2009）、向金枝的《中日体态语对比研究与对日汉语教学》（2016）等。

在服饰色彩方面，有马兴国的《中日服饰习俗交流初探》（日本研究，1986（3））；张祝平的《中国国服丧失原因浅探――从近代中日服饰变化比较说明》（历史教学，2002（11））；钱国英的硕士论文《从文化的角度看中日颜色词的异同》（2005）；刘容的《中日跨文化交际中色彩使用的差异――以服饰、礼品为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4））；李的《日本服饰搭配中日对照》（1-8），（日语知识，2008（10-12）、2009（1-4））；杜君林的《中日空间概念中“内”与“外”的对比分析》（科技风2010（6））；魏娜、蒋翔云的《浅析中日两国的传统服饰文化间的差异――以旗袍和和服为例》（学理论 2012（21））；白玉兰的《中日时间观念的差异及其对文化交流的影响》（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2））；苗M的硕士论文《中日服饰文化对比研究》（2014）；陈颖超的《中日两国“白色”异同研究》（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4（1））；谷秋实、吕园园、王芳的《小议中日服饰色彩禁忌》 （萍乡学院学报，2015（2））；张欢的硕士论文《中日英における空gを表す方法の照研究D「在、「で、「onを中心にD》（2015）等。

综上所述，我可以看出，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的比较研究在我国已初具规模，研究的时间分布主要集中在2000年以后，无论是期刊还是硕士论文数目都不算多，相关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并且各年份的论文分布相对分散，规模较小。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的重点在体态语对于和服饰色彩的对比，主要是关于姿势、身势、面部表情和手势动作的对比研究，还有关于中日服饰色彩方面的比较研究。少数文章关于副语言的比较研究，但是论文数量非常少。其他方面的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基本是空白的。总之，关于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还有很多需要发掘的内容，研究对象和范围也需要进一步扩展，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也亟需进一步构建，中日非言语交际的对比研究的发展和完善还需要学者们今后长期的努力。

参考文献：

1.陈原.《社会语言学》[J].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杨全良.非言语交际简述[J].外语研究，1990年版。

篇（4）

1978年10月由佐藤纯弥担任导演、高仓健主演的日本电影《追捕》被引进中国，引起全国性的观影热潮，从而进一步形成了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个符号。而进入90年代后，描写热血青春、青年男女的浪漫爱情以及玄幻世界的日本动漫和偶像剧出现了，以《东京爱情故事》为契机，各电视台开始争先恐后地引进日剧，从1995年至2002年共播出了《第101次求婚》《同一屋檐下》《理想的结婚》和《美丽人生》等50多部日剧，之后描写中年男女婚外恋的电影《失乐园》的播出再次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这些影视剧的播放与随后兴起的网上收视一起共同成就了日本影视作品在中国的热潮。当然，由此而生的日本影视剧的中文翻译工作也随之大大增加了。

笔者的研究方向并非主攻翻译学，也并未有过太多翻译文学著作和专业论文的经历，但是曾应电视台之邀请多次参与翻译引进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在数次翻译工作之余，对将日文影视剧中的对白翻译成中文对白一事，深感并非易事。

翻译电视剧在满足“信、达、雅”这一翻译学的要求之外，还有诸多限制和必须满足的条件。比如，译为中文的对白时长，要求与相应日文对白的时长相同；中文对白结尾时的口型也要与剧中人物的最后口型大致相同。其次，翻译时使用的中文词汇除了在正确译出原文中对应词汇的意思之外还要考虑是否与剧中说话人的年龄、身份、文化层次等条件相吻合。但是最让电视剧的翻译作者感到苦恼的应该就是遇上了穿上“文化外衣”的词汇、俗语和其他在特定环境中使用的特殊说法。这种“文化外衣”涵盖了语言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多项内容，从而使翻译变得充满挑战性。

例如，「てんぷら「さしみ这两个在日本人生活中频频使用的词汇，同样在反映日本人生活的电视剧中也同样高频率地出现。「てんぷら是日本特有的油炸食品，在汉语中原来没有“天妇罗”一词，所以不少以前的翻译文章将其译为“日本软炸食品”。这样翻译，尽管能让中国读者了解「てんぷら是什么，可是在电视剧中却不合适，因为字数太多，会造成配音的困难。而「さしみ这个词长期以来被译为“生鱼片”，在港台地区译为“鱼生”。但是有过日本生活背景的人都应该知道，日文的「さしみ不仅可指生的鱼片，还可以用来指生虾、生肉等切成薄片蘸着酱油生吃的东西。对于以上「てんぷら与「さしみ的译法，笔者认为随着日本料理店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品尝过日本料理的中国人也已经是数不胜数了，同时了解日本饮食文化的人更是无法计算，所以笔者在电视剧剧本中出现这两个词时，均采取了“异化”①的方法，直接以“天妇罗”和“刺身”作为中文的译文译出，既能满足配音时的时长需要，相信也能为广大的中国观众所理解。

又如，日本多雨，表现雨的词就异常丰富，如：五月雨（梅雨的雅称）、春雨（春雨）、ひさめ（秋天的凉雨）、しぐれ（秋冬之交下的雨）、ゆうだち（夏日傍晚下的雨）、とおり雨（过云雨）、きり雨（饔辏、天萦辏ㄌ阳雨）、@雨（樱花时节下的雨）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文里缺少此类按照时节或状态进行分类的词语，所以这部分词汇的空缺就不是光靠译者的努力就能弥补上的。对于此类词汇，笔者现在采用的办法只是尽量在忠实于日语词汇原意的基础上用与原词汇音节数相当的汉语词汇来代替，但是如ひさめ（秋天的凉雨）、しぐれ（秋冬之交下的雨）等依然没有找到适合影视剧对白的译法。这种现象就是两国文化的缺失导致的语言中词汇的缺失。

接下来笔者想归纳一下在翻译中遇到的日本谚语等惯用语的翻译问题。谚语具有结构简洁、音节优美、韵律协调等特点;有的形象鲜明，使用了比喻或夸张等修辞手法；有的风趣、委婉，意在言外。翻译时不但要正确地译出其意义，而且必须如实地反映出其所具有的修辞特点。

日语谚语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汉语，另一部分是日本人自造的。来自于汉语的谚语均可采用“还原法”翻译，即把它们还原为原来的汉语谚语，例如「R耳|L（对牛弹琴）、「壁に耳（隔墙有耳）、「好事Tを出でず（好事不出门）等。不过日语中的汉语谚语的翻译都是不难的，比较难翻译的是日语里固有的谚语，原因是一些谚语的比喻形象与汉语不同。能否译好日语中固有的谚语，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否做到因汉语之宜。如果译出的谚语不符合汉语的一般表达习惯，那么影视剧的观众就会感到难以理解、接受，原剧本中谚语的作用就不能发挥出来。例如笔者在翻译日本长篇电视剧『渡る世gは鬼ばかり（第六部）（中文译名为《冷暖人间》）②时，曾遇到如下台词「タデ食う虫も好き好き言いますよってな③，辞典上的解释是「辛い蓼を食う虫もあるように、人の好みはさまざまである。若按此字面意思直译为汉语即为“就像有爱吃辛辣的蓼草的虫子一样，人的喜好也是各式各样的”，这样直译固然不妥，但是若译为“人各有好”“百人吃百味”，尽管意思正确，但是作为对白未免显得太过书面化，同时在音节数上也与原文不相符，会造成配音时的困难，所以经过反复推敲，最后定稿为：“不是说什么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这样就既生活化又能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最后原文中终助词「な④与汉语译文结尾的“嘛”在口型上也能做到一致，从而达到较好的配音效果。

所以，对于电视剧中出现的固有谚语的翻译笔者认为有两条基本的做法：一是，尽量转译成意义相似的汉语谚语、歇后语、成语；二是，实在不能转译成汉语谚语、歇后语、成语的，译文也要做到通俗、易懂，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在第二种情况下，译者应首先考虑如何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其次才是能否改造译文，使之带有惯用语味道的问题。惯用语是人创造出来的，只要得当，这也是可以创造，不一定非局限于现有说法。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对译者的双语理解和表达能力是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如果创造的不好，与原文若即若离，那还不如不去创造。

除了以上所分析的词汇和惯用语的翻译之外，最让笔者在电视剧的翻译过程中感到困难的应该说是在特殊场合用到的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的翻译了。

以下的对白是在中央电视台2010年引进的日本电视连续剧《浅草福丸旅馆》第四部⑤第四集中出现的。这部电视剧由于江户趣味十分浓郁，在翻译中对于许多特殊的台词的处理就很有难度了。例如：

（1）ああ、「ってゃいけねえ、おやじの^、らなきゃ肖à亭āL粑荨工妊预Δ浃膜扦工汀

啊啊，“老头子的脑袋上不能贴，灯笼铺要是不贴就没法过” 这类的吧？

上面的两个例子中下划线的两句话是在日本摆摊儿吆喝时比较常使用的语言，对于日本人来说应该是很有代表性并且认知度很高的。但是对于翻译成中文之后，中国观众观看的时候就不容易理解了。虽然与中国人熟知的“有钱的捧个钱场，有人的捧个人场”这样的吆喝语在认知度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差别很大，无法直接加以替换。译者最后只有直接翻译原文的字面含义，只能尽量保证语言的形式对仗工整。遗憾的是没有能保持住原文中句尾押韵顺口的特点。

（2）さア、お次は、このバナナだ。バナナの数え方にも色々あるよ。一、二、三、四は当たり前、イ`、アル、サン、スウは、麻雀やってりゃlでも言える。一は万物の始まり、二は憎まれっ子世にはびこる、三十三は女の大厄、サンで死んだだが三uの仙、さあ、そこのおばちゃん父ちゃんのおやつにどう。青々してて新rそのもの、一本食べたら、元莅俦丁H舴丹盲菩禄r代がってくるよ。

来！下面请看这些密密麻麻的香蕉！香蕉的数法很多。一个两个是正常，一条二条那是打麻将。说一想到万物之始，说二想到小儿偏得势，三十三想到女人的灾年，三岛的仙女还死于难产呢～！喂！那位小姐！给你爸爸带串儿香蕉怎么样？！这香蕉金黄金黄多新鲜，吃下一个精神百倍！当时返老还童回到新婚时代！

以上的这段话也是剧中的主人公在叫卖香蕉时的语言，原文的画线部分蕴含的数个典故都是与日本的传统文化、民间习俗以及惯用说法紧密相关的。同时主人公的语言生动，诙谐幽默。作为译者既要使字面的语意得到正确的表达，同时还必须要考虑到此处作为叫卖语言这一特殊情况，如果能够从中文中找到与之对应惯用表达方式固然是最好，但是对于这种极其日本式的表达方式一般很难直接从中文中找到合适的译法。笔者认为面对这种问题，应该充分地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正确表达原文语意的前提下加入一定的文学创意和语言创意，使译文尽可能反映出原文的神韵和妙趣。

由于两国文化和语言本身的差异，日汉翻译中还是会有不少将日文表达方式“移植”到中文中的“异化”现象。尽管这样有时会被认为“翻译腔太重”，甚至会造成一些理解上的晦涩，但是盲目地使用“归化”（即恪守本民族文化的语言传统，使用本民族语言中地道的表达方式）译法，也会抹杀掉原文中的文化内涵。尤其是电视剧这种文化载体，生活气息强烈，文化内涵丰富，所以在进行翻译工作的时候，对于遇到的文化差异问题，不能一概采用“异化”或“归化”的译法，而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翻译技法与文学创作结合的方式，多方借鉴，灵活运用，这样既能使译文中含有更多的文化内涵，有助于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使得汉语的表达方式更加丰富多彩。由于受笔者水平所限，本文只是围绕日本影视剧的中文翻译中遇到的中日两国的文化间差异问题的处理方式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以期能够找到一些规律，如有错漏之处，还望不吝垂训。

注释：

① 即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的翻译方法。

② 于2010年10月在CCTV-8《海外剧场》栏目播出。

③ 选自《冷暖人间》第六部第一集。

④ 该日文字母发音为na（音同“那”）。

⑤ 拟在CCTV-8《海外剧场》中播出。

［参考文献］

［1］ 于长敏.菊与刀：解密日本人 ［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篇（5）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性；日语教学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文化融合度、交流度十分高的世纪，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通信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交流变得原来越重要，由于接受的文化教育类型不同、社会环境的不同甚至是由于阶级水平的不同，不同的文化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蒸蒸日上被放入了同一个大熔炉，经济利益和科技推动使其不断融合，而其本身所具有的差异性又让它们不停碰撞摩擦出火花。如何在不同文化中得体有用的沟通成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商业会谈、经济交易中不同的文化背景让人们在面对同等利益时有了不同想法，国际舞台上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都成为了文化交际中的大问题，如何在每一个场合保持礼貌的沟通交流，为对方留下好的印象，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给我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一个巨大挑战。

一、跨文化交际的定义以及中日关系

“跨文化交际”指的是拥有不同语系的人互相之间的交流交际行为，也就是在与异国人相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礼节，如何表达以及避免某些容易犯错的误区。跨文化交际不仅仅发生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也会发生在我们个人之间，例如，我们很容易在与异国人交际中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这是因为不同的文化教育让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在生活习惯、交谈习惯甚至在思维特点方面都有极大的差异，如果不加以注意就容易在异国他乡闹出笑话或者在交谈中发生不愉快。在国际商务或者跨文化商业中，优秀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不仅仅能够带给对方以愉快的商谈心情，同时也能极大程度上表现出我国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在某些商谈中，跨文化交际能力起到了商谈成功的推动性作用。但是在中国教育中大部分学生与家长对于外语学习的要求只是学习语言本身而不是学习语言在交际中的运用，这样的误区导致我国的语言学习方面多数有优异成绩而在跨文化交际就常常发生笑话。而日本作为亚洲地区唯一一个身居发达国家之列的国家，与中国交往关系从古至今都有，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从山东蓬莱出发到扶桑的大阪，民间也有无数关于中日关系的传说，并且在文化方面中日之间体现出了大量一致性，例如在日本曾经挖掘出中国的开元同宝钱，在中国也曾经挖掘出日本的银币，以及史书记载中两国高僧都曾经到达对方国家进行学习传经布道，这些诸多事例无一不在说明，中日之间关系是十分值得考究的，但是即使是在前期有很多的联系，由于日本特殊的地形和传统，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有十分大的差异性。随着近年来日漫不断引进中国动漫市场，日本的许多企业也陆续在登陆中国，中日之间虽然仍有矛盾，但是更多的还是合作，越来越多的中日合资企业的建立，日本留学市场的扩大，这对于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而言是一个十分严严峻的考验。

二、在日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及其必要性

长期以来，中国教育中对于外语学习的普遍认知认为，学习一种语言知识学习语言的形式，这种现象与国人面临的社会环境下所形成的心理有很大相关性，很大程度上的语言学习注重的是语言中必要的语法和词汇的积累，大部分的教师认为在掌握了语法和词汇的基础上就必定可以使用这种语言进行沟通交流，只要再注重平常表达方式和某些细微的变化，甚至有教师并不在乎学习一种言语是否要使用这种语言，而在乎掌握一种语言给自己带来的经济利益，这使得我们的教学成果在交流中得不到体现，成绩优异的学生在交流时却漏洞百出，引人笑话，这就是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欠缺的最为直接的表现。在日语教学中也普遍存在着这种现象，更多的日语学习还禁锢在课本词汇本身微乎其微的知识摄取，而对于实际交往中的文化差异、当地习俗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却忽视不见。所以在后期的教学实践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这是远远不够的。日语中将某些表达方式和平时所学习的常规语法相违背，或者存在有从逻辑思维的偏差，这些问题只是从文学现象本身上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如果仅仅是从古板的某些学习入手，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并且这些问题在重要场合的影响十分重大。比如在中国，见面打招呼一般是“你去哪里？”或者“出去吗？”，而在日本，两个人遇见却一般以“今天天气真好啊。”此类比较漫不经心的话语作为开场白，这样的开头让相见的两方都可以保持一种尤为轻松的心情，从而引出之后的交谈。如果我们仅仅是在学习一种语言本身而不是语言的运用，只是注重词汇和语法，而不在乎其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那么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水平永远是低下的，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用于没有办法深入，只有培养了跨文化交际能力，才有利于一种语言的掌控，同时只有日语教学可以置身于跨文化交际的环境中，才可以看清楚文化交流之间的障碍，减少误解和冲突，才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正确的跨文化交际理念和能力，从而才能让日语教学变得完整和全面。

三、在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方法举例

跨文化能力交际能力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学术性知识灌输，它建立在对日本文化了解程度以及交流经验的积累上，是一种长期性、综合性的能力培养，需要比较多样的手段以及长时间的坚持，有以下几个培养方法和要求。

（一）日语老师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想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交流主体的日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十分重要，其教学水平和教学手段，直接决定着学生跨文化交际学习的效果，如果教师没有跨文化交际的意识，那么学生仅仅通过自身的学习努力是很难找到一个正确的途径培养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性能力的培养，最主要的进程还是在课堂中，配合教师的讲解进行学习与理解，如果缺少这样一个环节，那么培养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将变得十分困难。一个优秀的日语教师，不仅仅要在日语教学水平上有其独特的特点，也要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有预见性的眼光和自己的方法，日语教师在教会学生日语语言特点和基本语法知识后，更要让学生认识了解到中日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对中日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保持一种敏感性，并且在教学中传播这种意识，导入两国的文化知识。

（二）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教学始终离不开课堂，课堂是它的依托，在教学中如果没有一种独特的教学方式，常常会使课堂变得枯燥乏味，同时我们要明白，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教堂教学进行的，例如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一般会对跨文化交际的问题一带而过，而注重于语法等语言知识，而在如今时代的需求下，教师可以通过一则小的寓言故事来提高学生的兴趣，或者提出关于文化差异性的课题，进行小组讨论，或者找经典关于文化差异的例子进行角色扮演，通过这些系列活动，可以提高课堂的学习效率，同时也提升了同学们对于日语学习的兴趣，在课堂教学的整个过程中，老师通过各种事例导入，灵活地带同学们进入一个不同与中国文化的学习氛围中，运用先进的教学设施，从影片、文学作品、新闻写作等方面带领同学走进文化交际的世界。同时也要鼓励课外读物的阅读，教师有意培养有关的日本本土文化的书籍，通过书籍体会不同的日本文化。例如某位大学的教师在教学中提出小组学习组建“读书小组”的方法，通过引导学生对于日本的古代和近代文学的阅读来了解日本不同的习俗，他们阅读了例如《源氏物语》以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等的作品，并且进行了讨论阅读，不是仅仅通过教学的知识性灌输感受到差异性，而是通过亲身实践和体会，了解其社会背景和历史文化，从而了解到文化差异性的根源所在，同时也加强了识记、巩固了自身日语水平。

（三）教学时间的合理安排在如今的日本教学中，引进新的理念和指导思想固然重要，但是同时也不能直接抛弃传统教学方式，在推陈出新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传统教学方式的优越性。所以这就对我们的教学时间安排提出来要求。例如某日语专业课程中的时间安排就十分合理，教师在上一节课先布置预习工作，在课程中分为了三个板块，第一板块是在课堂最开始的时候，对于语法的讲解和词汇的了解，此过程延续了传统教学模式中的方法，通过识记词汇和语法的强化来巩固学生的学习和加大词汇量的积累，此过程占据课堂时间的四分之一的时间，接下来的板块是针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通过阅读书籍或观看相关的影片，挑选出其中尤其带有重点性的片段进行分析，并且就此进行情景模拟扮演，配合教师幽默诙谐的语气，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学生的参与度十分高，本过程中对于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有极大的提高，此过程占据全课程二分之一的时间，最后一个过程是对整节课进行总结和布置下节课的预习任务。在课后，这位老师积极鼓励同学们阅读相关书籍，日本古代名著中有许多相关俚语和俳句，这对于同学们的学习也是有极大帮助的，他也鼓励与日本同龄朋友进行书信或者邮件往来，通过实际的交流来提高在言语交流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这样的教学，同学们不仅对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能力，最主要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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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5？摇 文献标志码：A ？摇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9-0089-02

每种语言背后都有着其与众不同的文化背景，如果不了解该语言的文化，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由于不同文化的差异所产生的交际障碍。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采取多种方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加强异文化之间的理解，以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在特定的场景中，与不同语言及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能够得体地处理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差异的能力。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或国家在行为准则、语言习惯、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因此，在进行交际时，不仅要具备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而且要熟知对方在风俗习惯、行为方式、语言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特点，才能选择符合对方表达习惯的语言，使自己的话语具有得体性，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1.语言与文化内在联系的要求。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承载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该民族在历史文化、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所独有的特性。不同的文化反应在语言交际上的差异，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文化的差异。我们经常会听到日本人在不能应邀时会说“明日はちょっと……”，而不直接说“明日はだめです”。这种不用语言直接交流也可以达到交际目的的交际方式被称之为“以心传心”，即不用把你的意思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对方就可以心领神会。日本是单一的民族，语言与文化都比较单一，地理环境相对孤立，加之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曾采取过锁国政策，极少受到过不同文化或者是不同价值观的冲撞，人与人之间交流有着心心相通的默契。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文化背景，在进行交际时就很容易出现语用失误而导致交际失败。

2.日语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要求。近年来，虽然广大日语教育者已经渐渐意识到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根深蒂固及应试教育、过级心理等多方面原因，跨文化交际在日语教学中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中国“入世”以来，与日本在电子、制造、金融、旅游等众多领域都有着频繁的往来，这就要求有大批精通日语的人员从事相关的工作。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他们除了要熟练掌握语言基础知识，还要认识到由于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人们在语言表达、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并能够在交际活动中自如应对。这无疑给日语教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既要培养学生熟练掌握语言的基本技能，又能够熟知日本民族文化特点。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日语教学中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当今日语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要求。

三、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

1.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意识是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际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认识标准和调节方法，是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判断能力。在日语教学中，教师应该将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渗透到日常教学的各个层面，比如，通过对词句、语法等语言知识进行文化对比来增强学生的敏感性，提高日语的运用能力；通过阅读日本文化方面的文章体会语言在不同情景下的不同含义，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正确把握不同的语感，也可以加强对日本风俗习惯的了解，并学习和掌握惯用的语言表达方式。通过不断地对中日文化进行比较，培养学生对中日文化差异认识的敏感性，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2.挖掘语言深层的文化内涵。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化深深地渗透在语言中，语言中又蕴藏着社会文化背景。日语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反映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特征、思维模式、国民性格等。单纯地从文字意义上理解语言，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文字背后的文化现象和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比如，日语中有省略、敬语、暧昧、否定等独特的表达方式，如果我们不从文化的深层去寻找根源，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喜欢这样的说话方式。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基本语言技能，更要挖掘语言深层的文化内涵，只有理解了语言背后的文化根源，才能真正理解不同文化的语言表达习惯，才能真正在实际语言交际中自如地运用。

3.创设多样化的跨文化交际环境。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需要学生学习并掌握在实际语言交际中与他人合作的技能。因此，在教学过程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比如，教师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积极为学生创设一些接近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通过模拟表演的方式（包括对话表演、场景表演等）来体会语言在交际中的灵活性与多变性，由于场景不同，角色不同，人际关系不同，所使用的交际语言自然也会发生变化。表演的过程本身就是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语言交际的过程。这种方式，不仅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相互合作、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同时也可以锻炼学生在不同的交际情景中运用语言的能力。

4.发挥外教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的作用。日语外教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标准的语音语调、地道的日式表达、原汁原味的日本文化，不仅可以让学生体会到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也可以让学生置身于日本的文化氛围中直观地感受到日本文化和中日文化的差异。尤其是学生在与外教交流时，出现的语用错误和文化误解能够被及时指出、纠正，这样学生的记忆会更加深刻。在课程安排上，可以根据学生的水平、知识结构及外教的特长来安排。如一年级语音语调比较关键，让外教承担语音课来帮助纠正学生的发音；二年级让外教担任口语或会话课程，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到了三年级，随着学生语言知识与交际能力的增强，可以安排外教上高级日语、视听说、报刊选读等课程，以此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当今外语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因此，为了满足社会对日语人才的需求，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目标，在日语教学中，应该将文化教学贯穿到整个语言教学当中，积极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策略和途径导入文化背景知识，只有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础知识的同时，深刻地理解和掌握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的特点，才能避免在交际时因文化知识的匮乏而导致的语用失误及文化冲突。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刘慧.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J].外语研究，2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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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的俳句翻译，就不能不提彭恩华的《日本俳句史》（以下简称《日俳》），早在上世纪60年代，彭老先生就整理并完成了《日俳》的初稿。在翻阅诸多论文著作后，笔者发现国内关于俳句的论著都借鉴或直接参考了彭老的《日俳》，特别是这些著作中引用的俳句实例，很多都直接受惠于这本《日俳》。可以说，彭恩华老先生的这本《日本俳句史》是中国俳句研究的必备书，也是入门书。特别是附录中提供的近千首日汉对照的古今佳句，更为中国俳句研究和俳句翻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一.俳句简介

俳句是日本的一种短诗，由十七字音组成。它源于日本连歌及俳谐。连歌是始于十五世纪的一种诗歌，同中国近体诗联句相仿，是由多个作者一起共同创作出来的诗歌。它的第一句为五、七、五句式的十七音，称为发句，胁句为七、七句式的十四音，第3、第4句以后为前两种句式轮流反复，最后一句以七、七句式结束，称为结句。连歌承袭中世审美意识，方法是引用古典的故事来创作诗句。其后，连歌渐渐被一种称作“俳谐”的幽默诗代替。俳谐是由十七音和十四音的诗行组合展开的诗。但俳谐将连歌讽刺化，加入了庸俗而且时髦的笑话。俳谐较多使用谐音俏话，喜欢使用连歌中没用过的富有生活气息的事物作为题材。将发句作为独立的作品来发表，这就是“俳句”的起源。当然，俳句作为一种有特定格式的定型诗歌，创作必须遵循两个基本规则：第一，俳句由五、七、五三行十七个假名组成，这是以日文为标准的。第二，俳句中必定要有一个季语。所谓季语是指用以表示春、夏、秋、冬及新年的季节用语。在季语中除“夏季的骤雨”、“雪”等表现气候的用语外，还有象“樱花”、“蝉”等动物、植物名称。另外，如“压岁钱”、“阳春面”这样的风俗习惯也多有应用。这些“季语”通常表现出现代日本人民对于幼小时代或故乡的一种怀念眷恋之情。

二.中国俳句翻译的历史及现状

中国最早的俳句翻译应该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成仿吾先生以口语保持原诗格调的译法，翻译过松尾芭蕉的俳句。随后钱稻孙先生以古体诗（诗经楚辞式文言）将俳句翻译成两句五言或七言古诗，意不能尽则译成四句。40年代以前还有人将俳句译成词曲体或一句古诗的。周启明先生以口语自由体（白话诗体）按原文句数，或不限句数、字数译俳。以17字体将俳句译成17个汉字，或按5・7・5格式，或不按5・7・5格式。到了70，80年代李芒先生以唐诗宋词式语言来进行俳句的翻译，译成五言七言或其它形式。而以研究日本诗歌称名的罗兴典先生提出按原诗格调进行俳句的翻译，即按5・7・5格式。通过对中国俳句翻译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早期的翻译方法，还是最近的翻译方法，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翻译形式上。

受日本俳句特殊形式和审美意识的影响，张波在《论俳句的不可译性》中提到，“文字的联想和音声两方面共同作用构成诗趣，缺一不可。然而，徘句字句简短，力图在有限的音节当中表达丰富的情感内容。因此，翻译时无法避免地要受到联想意义和声音要素的限制，所以我认为徘句是不可译的”。对于张波的这一论断，笔者是赞同的。可以说，在学习俳句创作和俳句发展历史的过程中，笔者深刻体会到俳句理解的难度。另外，日本诗人荻原朔太郎也提出过“俳句是不可译的”这样的论断。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俳句翻译的难度，从另一侧面讲，也给我们提出了挑战的空间。通过对中国俳句翻译历史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俳句的不可译性更多体现在中日的文化差异上，并不是所谓形式上。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内容决定形式，还是形式决定内容”。

关于形式和内容的问题，从一九七九年开始的几年里，我国日本文学界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从《日语学习与研究》等杂志发表的文章看，争论的焦点基本集中于汉译的形式上，即是定型还是不定型，如定型，是‘五、七、五’还是别的形式。最终的结果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对这个问题，笔者特别赞同陶振孝先生的观点。所谓凡事都要讲究个“度”字。不管是什么翻译，“理解是关键。俳句的翻译也同样，只有准确地把握其内涵，翻译才不走样。俳句的翻译是要求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过分强调形式，则作茧自缚，需根据其内容的多寡，蕴含的深浅，采取灵活的译法。”也就是说，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和谐的一个整体。不能顾此失彼，任何偏颇的翻译都是不可取的。林林和李芒两位先生在翻译徘句方面的实践可以说是中国俳句翻译的典范代表，很多的俳句都是通过这两位先生介绍到中国来的。

日本俳句极其精炼，并以意境的创造为旨归。由于篇幅短小，只能选择一个瞬间、片断或场景来表现一种感受、体验，它一般难以表现情感的流动过程，而只能表现情感的一种瞬间定格。小泉八云曾比喻说，最好的短诗正如寺院钟的一击，使缕缕的幽玄余韵，在听者的心中永续地波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日本俳句追求的正是这种艺术审美精神。

事实上，中日学界的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俳句的意象构筑有借助中国古典诗歌的先例。这一点是无容质疑的，但是，俳句毕竟是日本的文学样式，故而也必定有其自身对意象的把握和理解。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如何理解和把握俳句中蕴藏的特殊意象和含义就显得很重要了。宋馨华在《日本俳句及其汉译》中提到的俳句翻译应该注意的事项，主要有以下五点：①要充分理解作者的意图，贴切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②要充分理解日本俳句的特点，即它的精神与形式。③译者要对原作者的生平、思想感情、风格、作者的时代背景以及别人对该作者或作品的评论等等有关的各种问题了解得多些，进行翻译就会掌握得好一些。④要了解日语的特点及它同汉语的差别，汉译应以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为原则。⑤在进行俳句汉译时要注意如何表现异国情调。同时，还比较了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对日本俳句的影响。总结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近年的俳句翻译已经从过去单纯看重形式转向了对俳句意象/意境，乃至神韵的关注。

三.中国俳句翻译的课题

随着国际交流的进一步加深，特别是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网络交流的发展，中国俳句翻译事业也必将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当然，我们还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比方说如何更好的将日本俳句中的日本元素传达给中国的国民，特别是汉俳的兴起能给俳句翻译以什么样的借鉴，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岩，《从语法层面看俳句的含蓄性――兼谈俳句翻译阐释之必要》，日语学习与研究，2006.

[2]张波，《论俳句的不可译性》，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

[3]陈岩，《谈俳句翻译译者主体性及定型问题》，日语学习与研究，2005.

[4]陶振孝，《对俳句的理解与翻译》，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

[5]曹慧华，《从中日诗歌的形式联系看俳句汉译》，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2003.

[6]祖玉芳，《俳句的翻译》，日语知识， 2003.

[7]姚文清，《从俳句的特点及其汉译比较看中日文化的异同――以“古池”句为例》，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8]宋馨华，《日本俳句及其汉译》，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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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校充分合理的利用各自的传统医药教育资源，大胆创新教学管理体制，基础理论课程在日本校学习，各类实验、实训、实践课程学生来华完成。目前日本部分医科、药科大学以选修课程等不同形式开设传统医药讲座，但与中国有所不同，目的不是培养专门的中医药人才，只是使部分医学、药学学生能在适当范围内正确运用传统医药学疗法［4］。日本校的教学大纲与课程设置与此不同，改变目前日本中药教育重药用、轻理论、一切以西医诊断为是非标准、向西医学一边倒的弊端，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等中医思维导入中药学教育体系，用正确的中医理论指导中药的应用。同时以天津中医药大学现行的教学大纲为基础，又不全是照搬中国的教学课程，而是针对日本国家资格考试做适当、合理的设计和调整，教学科目及学时符合参加日本国家资格考试的标准，在保证总学时和总学分不变的前提下，将德育教育、计算机及部分选修课程替换成中药专业课程，最大限度的满足日本学生的需求。日本校的很多教师都是在中国的医药大学毕业后，取得日本的国立医科大学博士学位，还有来自日本当地医科大学的外聘教师，再加上天津中医药大学定期选派优秀专业教师赴日授课，使得教师队伍汇聚了中日的医药教育专家，最大可能的整合优化了中日教育资源，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提高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日本校毕业生全部参加了日本药品销售师资格考试，很多学生在医药品、化妆品企业找到了理想职位或是计划独立经营药店，还有学生选择继续在华深造，将来从事中日传统医药的研究工作。

2探索中日双语教授中医药，打造“日语入学、汉语强化”的中医药国际教育新模式

学习中医药的外国留学生因为语言障碍、文化背景不同，学习中医药的困难很大，很难接受中医的思维方式。日本校采用中日双语教学，70%课程日语授课、20%课程汉语授课、10%课程中日双语授课。前3年学生在日本校学习，入学初期汉语相对薄弱，采用日语授课使学生很快就能适应中医药的教学，期间不断学习汉语基础课，还利用每年暑假来中国短期强化学习汉语和部分专业课。第4年学生来中国学习，1年专业课及实训实习阶段采用汉语授课，并用汉语完成毕业论文答辩。还有部分学生提前来中国先进行半年汉语强化，加强对汉语能力的培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随后进入1年专业课学习及实习。通过4年循序渐进学习汉语，特别是在中国学习期间强化，最终圆满完成中药学专业本科的学习内容。“日语入学、汉语强化”的新模式使得外国留学生克服了学习中医药专业之初的语言屏障，缩小了文化差异，提高了中医药国际学生的教学质量，进一步吸引了医学类国际学生学习中国传统医药。

3加强中医药行政、学术的全面合作，摸索“跨文化、跨院系”的创新管理方法

日本分校是中日两校众多部门全面合作的产物，需要两校行政系统和教学单位的密切合作。中日两校每年多次在两国召开教育教学会议，对教学大纲及教学计划的制定、教材选用、考核方法、教学评估、教师资格认证等进行严格监控，同时探讨机构组织和学生管理的高效合理的运营方法。两校的行政部门经过几年的磨合，在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实习管理、住宿管理各个方面都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最后1年在中国学习阶段管理模式由单独编班授课，转变为与中国学生合班上课，实现中日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同时在教学单位增设了一名日语流利的辅导员，不仅可以帮助行政部门管理学生，更能在生活中、思想上时刻关心帮助日本学生。“跨文化、跨院系”的管理方法可以发现不足、扬长避短，进一步完善留学生管理体制，推动了学校行政管理模式和后勤配套改革，从硬件到软件全面深化了中医药院校国际化进程，树立了中医药来华留学的良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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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务日语翻译教学中文化思想培养的原则

1.1对比性原则

注意两国文化对比的重要性。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既有共同点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教师在导入日本文化时，要遵循对比性原则，通过中日文化表面现象的对比，挖掘和分析两国文化差异的原因，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日本文化本文由收集整理

背后反映的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1.2适度性原则

教师在教学中要把握好文化思想导入部分的量和度，过少不利于学生对日本文化的理解，过多则会喧宾夺主，留学生论文 变成日本文化课。作为教师要不断研究，结合教学经验抓住导入的时机，在教学过程中适时、适当地导入文化教学。

1.3实用性原则

文化思想培养必须与教材内容和商务日语日常交际的需要相结合。在上课时，应充分考虑到学生将来从事的工作，选择与实际工作过程结合紧密的文化内容，例如，日本人的日常礼仪、商务社交礼仪文化、企业文化等，理解了有关的文化可以进一步促进语言的掌握和运用，而且学生对和日本人生活、商务活动相关的文化也会非常感兴趣。

2. 文化思想培养的内容

2.1语言文化：

日语语言的含蓄性。重视人际交 往中的和谐关系，是传统日本文化的显 著特征。他们说话多留有余地，交际过程 中注意尊重对方意见，尽量避免相互之 间发生直接的冲突。日本人对别人的请 求、邀请、建议等即使办不到或不能答 人际关系这一点，“以和为贵”的思想已 经融入了日本人的灵魂之中，日本人的 “拒绝”言语行为恰恰反映的就是这个“和”的精神。 总之，客观地说，日本文化虽然包含了大量外来文明吸收的成果，但是已然 具有了其自身鲜明的特色，不能够妄称其为“拼凑的文化”。日本民族不光有其固有的文化特性，而且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特色打 造、铸炼着自己的文化。至少日本人自己 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是独特的。而不是任 何一种文明的翻版或抄录。日本文化之于日本人的思想行为，从国内到国际上 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如要搞好日语翻译教学环节，就必须先虚心地研究日本的文化思想，而且要尽可能地从更贴近日本人调。

2.2交际能力的培养：

除了语言交流，非语言交流在跨文化交际和商务沟通中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日本人与人初次见面时会鞠躬，在倾听别人讲话时会频繁地点头，这种“鞠躬”、“点头”等交际方式就是非语言交际。日本人向来注重“以心传心”、“心领神会”、“不言自明”，比起语言交流，他们更注重非语言交流，他们会通过对方的脸部表情、神情及肢体动作领会对方的言外之意，判断对方的态度。因此，为使学生在今后的商务沟通中顺利进行，教师必须在商务日语翻译教学中穿插非语言文化方面的内容，使学生了解日本人非语言行为的文化特征以及中日非语言文化的差异。非语言交际的内容较广，大致分为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和环境语四大类在商务日语教学中，可以适当地导入在非语言交际中起重要作用的“表情”、“视线”、“手势身势”、“身体接触”等一些内容。例如，日本人在公众场合常常面无表情或始终保持礼仪性的微笑，这两方面看似矛盾其实却反映了日本人不直接外露情绪的共性。这根源于日本独特的岛国文化，为了避免与他人产生冲突，日本人往往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另外，日本人在和别人交流时不喜欢直视对方，他们认为对视是不礼貌的行为，因此多采用回避视线的行为方式。在手势和身势方面，日本人也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

2.3团对协作方面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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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语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我们的日语教育,尤其是基础阶段的教育更重视对日语语言系统本身的教授,强调对词汇意思的记忆,句型的反复替换以及造句等练习,语法知识的掌握。说到文化,大多是开设《日本文化》,《日本社会》等专门课程,把文化教学看作提高学生日语语言能力的辅助课程。给学生的是大量笼统的、概括性的文化知识。其教学方法是将大量知识性信息通过听读方式介绍给学生的灌输法或进行对比找出异同。我们一直在把文化作为一种知识来传授和学习,而忽视了日语使用时的一些交际文化。言语能力实际上是交流沟通能力的一部分,如果想让学生能在交流中很好地运用日语,就不但要使他们掌握日语的基本构造,还必须掌握日本人的社会人际关系、价值观、禁忌,等等,也就是说不仅要教给学生日语文法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了解在日本社会中日语的真实地使用状况。传统教授模式的缺点就在于学生徒有很好的语言功底,但缺乏交际能力,在语言的应用上生硬,不地道。对日本人的行为,语言模式难以理解,造成与日本人沟通的障碍,产生文化冲击。

二、异文化理解的重要性和难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长大的。随着成长,我们逐渐形成了在这种环境下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在心理学上被称作认知结构(scheme),这种认知结构会很大程度地影响包括语言在内的我们的各种行为方式。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临界期”的假说,就是说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年龄(大概在10岁～12、3岁)以后,他对所学习的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再不可能达到母语者水平。也就是说,超过一定的年龄后,对异文化可以做到理性的认识,但要达到情感上的认可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换句说,我们所形成的理性的认知结构(intelligent scheme)是可以超越文化差异的,而我们所具有的情感的认知结构(emotional scheme)却是深深地扎根于自己本国的语言和文化中的,是很难轻易改变的,正是这种情感的认知结构往往会成为我们对异文化理解的障碍。

我们使用语言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用理性的语言阐述自己理性的思考,另一种是用语言进行日常的情感交流。前者在进行科学和数学领域的交流时,一般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因为尽管语言不同,但其规则是共通的。但在进行文学、思想、宗教等与各自的文化息息相关的内容的交流时,就会体现出各自言语文化的独特的陈述方式。而扎根于各自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更是我们进行日常情感交流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异文化之间的沟通障碍最容易发生在诸如情感交流等,充分反映出各自的文化背景的交流中。

三、如何在日语教育中导入异文化

1.单词讲解中导入文化

讲解单词时,在强调其发音,语调,书写和意思的同时,更注重一个单词和汉语在使用场合和使用方法的不同,着眼于一个词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

比如,在讲到「先生这个词时,要强调它和汉语使用范围的不同,日本人习惯把什么阶层的人称作「先生。现代汉语中,“先生”这个词已经超越了职业范围,演变成含有尊敬意义的结尾词。还有在中国的校园里常常可以见到学生见到老师后,只叫一声“张老师”或“李老师”等就算是与老师打了招呼,而如果要把这种习惯用于对日本老师的寒暄,老师一定会很奇怪,他会以为学生叫他有什么事而停下来等候学生的下文。

2.句型讲解中导入文化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初级日语教材中,都会在一开始不久讲到「これは～です「それは～です这样的句型,无论是教材中还是课堂练习时,经常会听到或看到这样的问答,老师指着书问学生「これは何ですか(这是什么?)学生回答「それは本です。(那是书。)这种练习纯粹是为了课堂练习句型而人工设计的,缺乏现实实用性,所以与其作这种现实生活中很少会碰到的练习,到不如多引导学生做像A:「これはの本ですか(这是谁的书?)B:「それは私の本です。(那是我的熟。)A:「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这个多少钱?)B:「それは1000です(那个一千日元。)等更贴近日常生活的会话练习。

我们的教材中都会提到「さしあげる是「あげる的敬语形式,所以学生就会说出「先生、辞をしてさし上げましょう这样的句子。「～てあげる这一句型有一种自己认为做了一件对对方很好的事,而把这种恩惠强加于人的感彩,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尽量避免使用。在此可以把它改成「お持ちしましょう的谦语形式就更符合日本人的交际规则了。授受关系和敬语是日语的特点也是难点,之所以难,正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日本人人际交往中的文化侧面。

3.课文讲解中导入文化

讲解课文时是最容易导入文化内容的,教师一般也都在这个过程中给学生介绍很多有关日本的文化知识,但大都侧重于日本的文学、生活和社会状况等的介绍,而不太引导学生认识文化在语言上的反映。比如说在介绍日本的饮食文化时,除了介绍日本的生鱼片,漂亮的饮食器皿之外,不妨探讨一下,日本的饮食文化在其语言上是如何体现的,比如我们汉语有一句谚语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这句话用日语说就是「腐っても。我们用骆驼和马做比,反映了大陆文化的特色,而处于岛国,每天生活离不开鱼的日本人用最具有他们文化特色的“加及鱼”做比。再比如我们汉语形容人多时,说“像下饺子一样”,而日本人说“芋を洗うよう”(像洗白薯一样),这些表现形式的不同都分别反映了各自饮食文化的特点。

4.运用各种辅助教材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多媒体的时代,各种传媒为我们外语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电视,录像,漫画,互联网等都是帮助学生对异文化理解的不可多得的辅助教材,学生可以通过视觉效应更感性地接触到日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言语行为和语言模式。教师如果能学会适时、适地的灵活运用,一定会在提高学生运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教师应该注意到传统的日本文化教育模式的不足,从异文化理解的角度,以提高学生用日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为目的,在教学实践中总结经验,摸索出一套对中国人学习日语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不断地促进和提高我国的日语教育。

参考文献:

[1]文化理解のための日本教育.文化文化部国.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