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问题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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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关于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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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运经济概念的界定

奥运经济概念的提出是随着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的商业运作开始的。所谓奥运经济，就是为满足举办奥运会的相关需要或利用奥运会创造的商机而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对主办国或举办城市产业直接或间接的巨大诱发效益的总称。从广义的角度讲，奥运经济就是在奥林匹克精神指导下，以城市发展战略和远景规划为基础，围绕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设施和配套工程建设与营运、奥运无形资产经营、奥运广告活动（包括企业产品和服务推销、企业知名度推销、奥运设施与活动的冠名等）等，以奥运为支撑点引发的一切产业经济现象和效益的总称。奥运经济的核心是体育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以及国民性的影响与制约，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形成了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巨大差异。

二、奥运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

北京申奥的成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无限的商机，以体育为核心的奥运经济更为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推动作用并不会唾手可得的，并且机遇和挑战并存。体育产业回报丰厚，进入壁垒又极低。入世后筹办奥运，西方国家将加快速度对中国体育市场“抢滩登陆”，我国体育产业同时将面临更为直接的挑战，只有认真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合我国国情的体育产业发展规律，抓住奥运经济契机，找出其中所蕴涵的无限商机和巨大风险，制定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良策，才能使奥运经济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能最大化地变成现实。

三、奥运经济给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1.体育产品生产企业面临更为残酷的优胜汰劣。目前我国的体育产品生产企业大多属于中小企业，生产集中度低、资本运作差、生产规模小，其规模经济水平与国际水平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许多大型的国际体育产品生产公司以其资产优势（包括经营资本、经营技术、品牌声誉）、内部化优势（全球经营网络）和管理优势使其在从事国际业务方面有极强的竞争力。入世后承办奥运，国外更多的跨国公司看中奥运商机，会更迅速、更大规模地进军中国体育市场，在非价格竞争方面不能取胜的情况下，为了努力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我国体育产品生产企业无疑会选择降低价格的手段，这无疑会削弱企业的利润，迫使国内那些严重重复建设的企业和产品自动进行清理，一些管理差、规模小的企业及质次价高的产品会更快地被市场淘汰，从而造成大量现有职工的失业。

2.体育服务市场的挑战。我国体育服务市场的发育水平较为低下，而发达国家的体育服务业无论在经营项目的选择上，还是在服务质量、营销策略、市场管理方面均已形成了系统、成熟的体系。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外方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将自由进入我国的健身娱乐市场，抢占该领域的就业位置；随着体育竞赛表演市场的开放，国外许多高水平的运动员将大量来中国“打工”，也使得我国大量需要锻炼的、有潜力的体育后备人才失去锻炼的机会；而体育经纪业和体育金融保险业等在我国才刚刚起步，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的专业人员相比，国外成熟的中介服务力量将趁机长驱直入，成为该领域市场的主导力量。

四、面对奥运经济，制定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对策

1.保持体育产业各部分之间平衡发展。任何一个行业，只有发展核心产业，才能带动中介产业和产业的真正繁荣。体育产业作为我国的新兴产业，根据世贸组织条款规定，有5年～10年的保护期，从我国现阶段情况看，体育健身娱乐业和体育竞赛表演业作为我国体育产业的核心产业已具备了条件。在保护期内，国家应在提供信贷、税收、土地使用、技术力量配备、市场保证方面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有意识地引导健身娱乐业和竞赛表演业快速成长，从而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健康、有序地发展。

2.优化营销策略提高体育产品的科技含量。我国体育产品生产企业同国际体育产品公司相比,在资金、规模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因此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优化营销策略提高体育产品的科技含量,是提高体育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我国体育产品的开发和研制能力还较差，体育产品行业必须同其他科研部门积极合作,共同研制、开发高科技新产品,使产品尽量符合“以人为本”的世界先进理念。奥运会所特有的高认知度和广告接受度,使其拥有巨大的无形资产。我国具有一定实力的体育用品企业,应紧紧抓住奥运东道主的优势，通过赞助中国奥委会、赞助名牌运动员、举行一系列的产品展示、购买场广告等各种渠道，将优秀的产品展示在公众面前，让全世界有机会了解并接受我们的名牌。

3.加强对体育产业管理人员的培养。长期以来，我国体育人才的培养一直是按计划经济的模式来培养的，体育管理人才严重匮乏，致使目前我国体育市场的运行和管理极为混乱。国家要加大力度对体育专门人才的培养，特别针对我国体育服务市场管理人员严重匮乏的情况，应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体育学院专门学习等一系列渠道进行培养，并对从业人员的考核、资格认定等有明确的规定。

4.激发居民的体育消费需求，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消费是体育产业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动力，它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直接决定了体育市场和体育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现阶段，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应积极引导居民的体育消费，一方面，通过媒体的宣传和舆论导向，改变人们固有的传统观念，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体育健身活动的重要性，让人们树立科学的体育消费观;另一方面，对体育消费进行合理的定位，彻底根除我国体育产品“高档次、高层次”需求的错误定位，走出消费误区，从而激发居民的体育消费需求，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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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40年代， 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全球高速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巨额资本的快速流动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潜在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不健全、具体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可以说无处不存，无时不在。主要是因为： 1.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国际游资频繁在各国外汇、股票市场流动，具有投资、投机两重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经济结构性失衡，形成“泡沫经济”，一旦出现逆差或货币贬值，资金便迅速抽逃，导致国际信用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子。据IM F估计，国际短期游资多达7.2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额的20%。其投机性、流动性和逐利性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

2.作为资本流动载体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点便是其“杠杆效应”，能以较少“定金”买卖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约金额的金融产品，如远期合同、期货、期权和互换等，形成以证券料汇、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预期为客体的金融衍生资本。一家金融机构的少量交易即可牵动整个国家经济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金融链条上的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使整个金融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 3.“对冲基金”规模不大，但借贷能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筹集资金投放市场。一批基金联手再加上众多世界级银行财团的支持及其在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中的强大游说能力，足以将任何一个市场置于危机之中。 [中 华 励 志 网 Www.ZHLzw.Com] 二、 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美元霸权霸权。 虽然从理论上说，国际美元本位像任何关键货币一样，对于提高国际交换效率和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中，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毕竟只是由美国政府法令强制使用的一种纯粹的、完全不兑现纸币，它的“生产”完全受到美国国家机器的控制，它所服从的完全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国内规则。所以美国不会，也没有义务把别的国家的利益置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 三、 货币一体化理论。 货币一体化就是各成员国联合起来，结成固定的汇率，执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西方学者对不同层次的货币一体化进行了划分：(1)汇率同盟。(2)假汇率同盟。(3)货币一体化。(4)货币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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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与完善，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为体育运动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力。在竞技体育运动事业快速推进的同时，中国竞技体育运动道德领域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如斗殴、吸毒、服用兴奋剂、黑哨等事件时有出现。如何推动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事业快速、健康、和谐发展，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焦点。本文认为锻造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风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运动精神，需要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和批判性继承入手，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塑造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之魂。

1.竞技体育运动对中国传统体育道德的吸收和借鉴

随着竞技体育运动逐渐国际化、市场化，物质文明对其影响日渐明显，而竞技体育运动蕴含的风骨却被相对忽视。虽然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竞技水平提高了，竞技运动员的竞技实力增强了，但中华竞技体育运动独特的民族精神和魅力却未能同步提升，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传统体育道德的学习。

1.1“射”――竞技体育运动与儒家礼乐文化的结合。

西周的“射礼”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文化源头。［1］“射”作为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最早形式，与“礼”、“乐”、“御”、“书”、“数”并列，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六艺”。“射”既有着体育运动的竞争性，也是西周礼乐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射礼有序宾之贤，询众择善之义，是可以明善恶也”，从这一角度而言，我国竞技体育运动从诞生之初时便与中国传统儒家礼乐文化紧密结合，它既要展示出卓越精准的技艺，更要宣扬道德教化。从“射礼”的举办者、举办目的、举办形式及效果来看，“射礼”具有极强的权威性、普遍性、规范性和政治功用性。“射”既是一项体育娱乐活动，更是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教化性的社会文化活动。可以说，“射礼”是我国古代社会集政治、教育、文化、体育等诸方面因素于一体的竞技体育运动形式。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竞技体育运动既是体育运动，同时也应该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和道德教化服务，这也正是目前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发展所应当注意的问题。“竞技体育是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礼仪化的战争”。在竞技体育向国际化、科学化、高水平化的方向迅猛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

1.2“淡泊宁静”――竞技体育运动精神对道家思想的继承。

竞技体育运动以其竞技特点为大众所喜爱，然而竞技道路是永无止境的，竞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运动能力与水平的不断进步，胜者只是一时之胜者，对胜利的追求和努力才是永恒的。老子很早便指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因此，保持“恬淡为上，胜而不美”的竞技心态，对待比赛结果“宠辱不惊”便是竞技体育运动参与者需要学会的课题。以一颗淡泊宁静之心投入到热烈的竞技氛围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2］如果每一位竞技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运动员都能保持此种心态，则诸如黑哨、兴奋剂、斗殴等现象便能从根本上杜绝，竞技体育运动的风气便可为之一变。

1.3“峻法”、“严刑”――竞技体育运动对法家思想的继承。

韩非子曾说：“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严刑，所以逐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峻法严刑是保证国家社会安定的必要武器，同样，峻法严刑也是维护竞技体育运动秩序的必要手段。从法制规范的角度明确竞技体育运动行为的奖惩准则，对促使竞技体育运动各类人员“以规矩为度”有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在完善的竞技体育法制规范下，完全可以达到“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辞，勇者弗敢争”的效果。

因此，中国竞技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需要汲取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之处，尤其要学习儒、道、法家思想之长足，在注重提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同时，促使竞技体育为社会和谐、思想发展及群众教育服务，使人们在淡泊宁静的平和心态下，不断致力于竞技体育运动规范的完善，推进竞技体育运动健康发展、科学发展。

2.竞技体育运动精神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悖离之处

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一部分，是封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体育实践活动的客观反映。因此，它既受到封建社会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制约，也受到中国儒、道、法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时还被深深打上了封建统治阶级体育道德观的烙印。全面认识中国传统体育道德是我们批判性继承的前提。

2.1私有制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传统体育道德的性质具有狭隘性。

“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道德最深层的本质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利益关系，因此，传统竞技体育运动在本质上是为私有制社会服务的。这体现在传统竞技体育为统治阶级稳固统治，为其遴选才士，助其娱乐等方面，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现代竞技体育运动的目的在于锻造奋勇拼搏的竞技精神，形成良好社会氛围，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二者在本质上存有明显区别。

2.2竞技体育运动精神与中国封建传统价值观取向存在本质区别。

“封建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和竞技体育所提倡的价值观念背道而驰的，是压抑竞技体育发展的，这是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和人才观念所决定的”。［3］中国封建社会对竞技体育的抑制并非偶然，其主要原因是：（1）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缓慢，社会生活内容较为单调，诸如“射”、“御”之类的竞技行为被提高到礼教的高度，其形式代表的意义等同甚至超过了竞技结果和能力，对形式的过分重视限制了竞技能力的提高。（2）中国传统思想主张礼让、和谐、轻利和内敛，注重约束自身的欲望，“克己服礼”，这种思想意识使得人们在潜意识中抵制竞争，这使竞技体育没有适合发展的空间。（3）竞技体育需要平等公正原则作为思想基础，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实行人治，缺乏民主意识，这使竞技体育缺乏必要的思想根基。（4）从竞技体育运动的前身――“游戏”的角度来看，封建社会国民较为轻视游戏，深恐“丧志”，游戏时不够投入，这也使竞技体育活动的发展深受限制。

了解了上述这些因素，我们便可对中国古代传统竞技体育丧失竞技活力，直至趋于湮没的原因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从而致力于使当代中国民众正确对待中国传统竞技体育道德与文化。

3.正确处理竞技体育运动发展与传统竞技体育道德的关系

中国竞技体育运动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有着不可分割性，同时它又具有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因此中国现代竞技体育运动道德既要反映出我国的民族特点、时代特点，还必须符合竞技体育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

3.1“淡泊无欲”、“重义轻利”的品格是保证竞技体育公平竞争性的前提。

公平竞争是竞技体育的灵魂，愈是竞争激烈的项目愈是需要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竞技体育工作人员具有平和、坦率、谦逊、超然于物外的心态与素养，以抵制横流物欲的诱惑。倘若没有“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很难自始至终保持公平公正的信念。这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汲取养分，寻求精神力量。

3.2礼让、仁德是竞技体育和谐发展的精神保证。

竞技体育需要竞争，更需要和谐。体育运动对人的社会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作用在竞技体育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在竞技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社交能力与身体素质、运动能力一同得到了锻炼。处理好竞争好胜心与平和心关系、个人与他人关系，需要我们发扬礼让为先、仁德扬道的优良传统。此时，礼让与仁德是调剂这一心态的良药。只有每一位竞技体育工作人员，以及欣赏竞技体育的观众具有礼让和仁德之心，竞技体育的竞技魅力才能更加凸显，竞技体育才能走上一条健康、和谐的发展道路。竞技体育的社会教育价值需要被人们所重视，这尤其对于提高青少年的全面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3.3以传统文化的知识智慧为养料，提高竞技体育的水平。

竞技体育并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能展示，它更是智力的较量，竞技者只有拥有高超的智慧才能获得胜利。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包含最大量的智慧，它们可以也应该成为竞技体育的智慧养料，田忌赛马的故事便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智慧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21世纪的竞技体育事业正在高速发展，与此同时，竞技体育道德建设亟待加强。为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具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我们需要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料，通过加强竞技体育运动的德、智、美等方面的建设，使我国的竞技体育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美、民族美与时代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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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环境破坏已经危机到外贸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环境贸易壁垒极大的影响着我国的外贸出口，如何跨越国际贸易领域中环境贸易壁垒这个障碍，确保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发展，须探讨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减少以环保为借口的环境贸易壁垒所带来的影响。

2国际贸易中的环保问题。

许多国际组织及社会团体发起了国际性环保运动，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标准，成立了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来推动国际范围内的环保。

国际上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最初是在关贸总协定时达成的决议，全球各国不同的环境标准存在的区域差异性导致了环境与贸易间的矛盾。环境与贸易矛盾在社会分工产生与交换活动伊始便存在，表现为具有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和具有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且在国际贸易活动的强化和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恶化中被激化起来。各国为环保执行的限制或禁止出口的环境贸易措施直接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甚。

3环境贸易壁垒。

3.1产生背景。

近年来，出于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各国政府进行环境立法，实施环保措施，倡导绿色消费，制定了分门别类的环境贸易壁垒，特别是发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环境绿色法规法律，使得环境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开始发挥其作用。

环境贸易壁垒作为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典型的是1991年美国禁止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及其制品，其理由是为了保护海豚的生存。自此后许多国家开始仿效。

3.2概念及特征。

环境贸易壁垒又称绿色壁垒，是一种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是国际贸易中某些国家借保护有限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所制定的一系列苛刻的、高于国际公认或绝大多数国家的环保标准，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的进口，以达到贸易保护目的。

环境贸易壁垒具有如下特征：(1)表现内容的合理性和表现形式的合法性;(2)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实施中的传递性;(3)保护方式的隐蔽性;(4)实施效果的歧视性。

3.3内容和形式。

3.3.1环境技术标准。

发达国家科技水平较高，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均以发达国家生产和技术水平制定，较少或者基本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难以企及的，进而轻易地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3.3.2环境标志。

环境标志也称绿色标志或生态标志，是指认证机构依据一定的环保标准、指标或规定，且符合要求的一种特定标志，以向消费者证明该产品从研制、开发、生产、消费、回收处理的各个环节符合环保要求，对环境或健康的危害极小。环境标志易构成潜在的贸易歧视和现实的贸易冲突，能够起到诱导消费者选择的作用，且对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起到贸易壁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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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交叉性学科，为了更好地促进信息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由国家级学会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主办、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28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暨第9届博士生论坛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包括中国杰出学者论坛、博士生论坛以及学术年会3个主要议程，颁发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奖、理论贡献奖、青年创新奖和最佳审稿人四个奖项，表彰优秀贡献个人和团队34个。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的200多名信息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同三和国家发改委的张长春在大会上分别就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了我国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交织呈现，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驱动力创新。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是我国信息经济学界展示学术前沿成果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届年会以“信息经济理论创新与中国问题”为主题，聚焦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经济与信息管理创新研究，顺信息技术发展之势而为，应我国数据驱动型经济而谋，体现出重塑行业结构新思路的智慧韬略。为了帮助学界了解在本次学术论坛上各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精准把握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动态，本文以“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和“用户信息行为研究”4个方面为主题综述此次论坛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成绩和存在问题，指出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

1.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研究信息经济学较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是关于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的研究，即通过对涉及信息活动有关的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统计测算，从宏观上分析信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情况［1］。中山大学的谢康、廖雪华和肖静华利用随机前沿非参数估计模型，分析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质量和路径以及融合路径对企业规模扩张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其结果指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路径对企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是递增的;同时，南开大学的李坤望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对中国企业在地区－行业－企业层面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探寻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和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2］，结果表明信息化密度高的企业具有更好的出口绩效，并且在其他相同条件下，这种效应会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放大。前述两项研究均采用了面板数据集，较好地测算了趋同和演化过程，有助于理顺企业信息技术投入和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之间的结构关系。此外，重庆大学的朱安明等利用优化权重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2014年39个工业行业的综合效率和优化权重，略显不足的是，信息化的投入指标仅用其所拥有的计算机数和网站数来表示，指标选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完整代表性，建议还可以考虑信息系统应用覆盖率、信息资源覆盖率、信息技术贡献率等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跃洲和张钧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细致分解，以此分析了信息通讯技术(ICT)的替代效应和渗透效应［3］，结果表明ICT在2010－2012年间的平均贡献率已经接近10%，同时，ICT的使用能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宏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已经非常显著。本研究的缺憾之处在于结论中表明ICT渗透效应的体现需要5年时间，该时间周期略显过长。前述可知，多位学者从宏观上计算了ICT对国家或行业的经济增长贡献情况，为我国的信息化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定依据。未来研究还可以采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从微观上分析ICT对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1.2信息经济预测研究经济预测是通过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计算过程预测经济的未来发展状况，从事信息经济研究的人员积极探索“互联网+”情景下的经济分析手段，取得了一些较为显著的成果。中国科学院的汪寿阳介绍了“TEI@I”方法在复杂经济问题预测中的应用，该方法用传统计量模型处理经济活动中的主要趋势，用文本挖掘和专家系统处理现实对象中的突现性和不稳定性，最后基于集成的思想，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技术对其进行非线性集成，从而获得一个更为精确的预测结果。该方法用情境知识引导经济预测过程，将一些难以显式出现在预测模型中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在发生随机事件冲击时预测误差较大的难题。此外，清华大学的刘涛雄和徐晓飞提出了“两步法”预测宏观经济［4］，该方法先穷尽结构化数据，再引入互联网搜索行为的非结构化信息进行变量挑选，一共使用6种模型，比较了采用不同类型信息的预测效果，经过不断的比较和挑选过程，从而确定最优模型。其结果表明对于宏观经济预测而言，单纯使用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由于大量信息噪音的缘故，其预测效果并不理想，而在结构化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增加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则可以帮助改进预测效果，证实了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并不能替代现有的结构化统计数据，而是其有益的补充和完善。由此可见，上述两个研究均是针对宏观经济总量预测的复杂问题，分别强调了不同预测方法的结合和互联网情景下的非结构化数据与传统结构化数据的结合。值得拓展的是，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深度开发其他互联网在线信息，用于如公共卫生、房地产市场需求预测等方面，从而进一步检验其预测效果。

2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

2.1政府契约设计的研究信息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有效使用并分配信息资源［5］，契约是进行市场交易的前提，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属性的差异性决定了契约机制设计的多样性［6］。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针对中国政企合谋的现象，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3层博弈模型，论证了从政府合谋到政企合作的路径，该研究聚焦中国现实且敏感的话题，解释了普遍的政企合谋和中央对地方生产活动的周期性干预现象，为合谋理论提供了新思路［7］;湖南大学的马滔构建了一个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平台方如何通过机制设计规制需求方行为，以解决供给方资源共享激励不足的问题，结果指出政府平台方通过建立保证金与保障金机制，可以有效提高资源共享效率。委托理论运用中，重庆邮电大学的万晓榆和龙宇运用委托理论构建了第三方公众参与下的激励－监督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监督惩罚机制和公众评价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务商的努力水平，有助于引导服务商提高信息服务水平。此外，中山大学的陈斌、北京大学的翁翕团队等基于契约设计，分享了中国政府如何激励创新的系列研究成果。上述可知，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共同点均是聚焦于中国的现有现象和现存问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从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优化了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政府与各个共享经济平台合作共治的机制，以及在政府架构的设计过程中如何平衡物权、人权、契约、效率等关系。

2.2政府社会化公众服务研究互联网的技术创新成果和理论成果已经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之中，催生了较多的社会化公众服务平台。在我国，社会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多方治理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社会化服务平台为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学的周莎和刘征驰提出了私人力量协同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内在逻辑，创新了社会化电子商务模式与传统政府职能之间的合作，充分挖掘了其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可能性，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众筹领域社会价值挖掘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关于众筹能否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化公众共同管理事务的新模式，其实施的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证明。

3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

3.1ICT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新常态下，“互联网+”给实体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力，企业纷纷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流程再造和价值链重组。中央财经大学的吴溪等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的企业战略选择、市场反应和转型业绩，对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战略的动因和后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销售费用率较高的公司更有动机选择“互联网+”战略，而上市公司采用该战略后，并没有显著提升公司的会计业绩，由于仅使用一年的数据，忽略了信息战略投资回报的周期性，因而研究期限过短是造成结论经济贡献不明显的因素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陈猛、刘和福利用资源优势理论和服务主导逻辑理论，通过制造业和服务的对比研究，研究了IT能力如何影响服务创新和财务绩效，发现IT探索能力对利用式服务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北京大学的董小英等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从资源观、服务观、价值观、交互观和系统观对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归纳了共性，对比分析了企业间的差异性，区分出了互联网企业、高转型度企业和低转型度企业的差异。文章略显不足的是仅对6家企业实施了调研，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验证。可见，在“互联网+”背景下的企业绩效研究中，学者们的关注对象从上市公司、传统企业到企业IT能力，体现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方法既有定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定性的案例研究。未来研究可以从前述的研究融合中入手，如可以关注非上市公司的研究和其他业绩表现因素的影响，研究IT能力如何影响财务绩效中，除了可以关注效用的变化，也可以从成本等其他视角去考量。

3.2ICT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现代市场竞争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能否与供应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密切联系，因而供应链绩效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地质大学的朱镇分析了企业如何利用IT使能的整合能力提高分销渠道的敏捷绩效，并进一步探究了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上述关系所起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平台整合和知识整合对敏捷绩效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然而研究中采用问卷形式研究绩效问题值得商榷。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均从不同角度拓展了现有ICT对企业管理研究的范式和内容，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的获取仍需完善，如应考虑用纵向数据替代截面数据，用实验法替代问卷法等，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效度和科学性。

4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用户行为是用户有意为之的主体性活动［8］，用户行为的研究也是信息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周军杰研究了老年人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具体比较了其知识贡献和知识接受行为的异同，识别出社会氛围、认知因素和老年人特征3个因素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知识参与行为。其研究价值在于重视了老年人群体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和知识贡献行为。中南大学的朱张祥等针对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研究了对移动慢病管理服务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采纳行为存在经验距离的差异，该研究对移动慢病服务提供商的推广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同时，中南大学的曹仙叶等也研究了在线医疗的相关行为，具体为线上咨询的信息质量和边缘信息对其线下就诊采纳意向的影响，结果指出医生回答的相关性、信息量、简洁性以及医患的在线交互因素均能影响患者的线下就诊决策，但研究样本只针对少数几种病种，也并考虑患者特征。山东财经大学的李旭和刘鲁川基于心理契约的视角，研究了用户对社会化阅读APP的不采纳行为，即忽略和退出行为，研究发现系统本身的质量对用户的影响程度已经逐渐减弱，阅读内容和社交性的功能则对其影响正逐渐增大。该研究对运营商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用户活跃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华侨大学的王伟将众筹项目的文本语言依据说服风格进行分类，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建立了语料库，并构建了语言说服风格对项目筹资影响的计量模型［9］，研究发现认知过程和心理状态同时调节投资行为，并且语言说服性可以对这两个变量产生影响。该研究通过向筹资者提供最适合的说服风格指导，从而提高平台的总体筹资成功率。但研究只考虑了项目摘要的小部分文本信息，并未细致考虑详细描述文本的语言说服风格。综上，用户行为是信息管理领域研究的重要领域，深入研究有助于信息服务提供方准确把握用户行为特征，从而更好地改进系统或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10］。学者们对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更加突出社会网络的应用情景，如众筹、虚拟社区等，研究对象也从活跃的中青年用户向老年用户转向。不难发现，信息技术大跨度地实现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创新和经济共享，为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平台。未来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拓展，如可以从多视角研究老年人参与各种社群平台的行为特征，可以对照不同的语言平台，探索众筹项目发起者在说服风格使用上的差异等。但也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在量表开发上不能一味地模仿国外量表，而应针对我国现实情况，开发适合本土化的量表;在数据采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搜索平台等互联网产生的客观数据，正如清华大学的陈国青提出的大数据驱动的研究思考，即必须同时重视模型驱动和数据驱动，尤其是多源数据的融合和外部视角的引入。此外，在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等领域，本届论坛也呈现出了一批成果。如在信息系统开发的成功因素探寻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高勇和毛基业采用单案例的研究方法，发现用户的参与行为可以消除和开发者之间的各种差异，确保需求的准确传递，促使系统的成功开发;在电子商务服务补救质量研究方面，山东财经大学的马良从商家和消费者的双重视角，探究了服务补救质量对于消费者感知公平和补救满意的影响，检验了消费者涉入的调节效应和感知公平的中介效应;在IT能力转型研究方面，中山大学的刘意运用单案例研究的方法，从企业和消费者交互的视角出发，探讨企业IT能力转型的实现机制，弥补了IT能力转型实现路径的研究盲点。

5结论

本届年会重点关注互联网环境下中国的信息经济理论创新和管理实践创新，与会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根植于本土企业，围绕经济预测、制度设计、电子商务和信息管理等议题展开，许多方法和视角都极具创新，不仅深化了信息经济学的现有研究，也开拓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本届年会呈现的诸多学术成果，其研究方法逐渐趋向规范化和多元化，并在此过程中追求理论贡献，尤其在用户行为研究方面，依据了丰富的理论模型，如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理论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组织行为学的跨边界理论等，丰富了信息行为情景化的研究成果;同时研究重视文献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对话，特别强调复杂情景下的多视角和多方法的结合，特别是为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客观数据并结合传统的信息分析手段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需要指明的是，未来研究中，还要进一步注重样本选择、概念界定、操作化测量、数据呈现和解释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以期提升现有的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马费成．信息经济学及其相关术语—与姚健同志商榷［J］．图书与情报，1995，(2):1－3．

［2］李坤望，邵文波，王永进．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绩效———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5，(4):52－65．

［3］蔡跃洲，张钧南．信息通信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替代效应与渗透效应［J］．经济研究，2015，(12):100－114．

［4］刘涛雄，徐晓飞．互联网搜索行为能帮助我们预测宏观经济吗［J］．经济研究，2015，(12):68－82．

［5］乌家培，谢康，肖静华．信息经济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5－11．

［6］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3－47．

［7］聂辉华，张雨潇．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J］．世界经济，2015，(6):3－21．

［8］宋雪雁，王萍．用户信息行为研究述评［J］．情报科学，2010，(4):625－629．

篇（7）

收入分配问题是社会经济关系及其财富变动分享方面的反映，应从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长过程和大格局中来研究和把握；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热点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改革收入分配、强化对经济主体的激励切入的。

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突出体现在为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既有联系，又有不同。收入分配不公更多的是强调收入分配机会和过程的不平等，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更多的是反映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使这一差距不断加大，这又集中体现在分配公平和分配效率问题。公平和效率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必将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为寻找公平与效率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政策上有所调整。

要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深入分析收入分配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是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普惠性不够，导致收入分配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伴生、交织；二是改革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诸多可以避免和难以避免的问题，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叠加。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确立，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存在差异，把握机遇、利用资源的能力有所不同，必然会产生收入差距扩大。除了这种正常的市场竞争，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的地位不平等也会带来收入分配问题。如：资本因其稀缺而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力因其丰富而处于弱势地位，如果缺乏法规制度的调整和制约，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就会出现企业利润侵蚀劳动工资的问题。

我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要充分了解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国内国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一是政府、企业和居民个人之间的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最终要在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国家、企业和居民个人三者之间进行分配。

二是在不同地区间的分配：由于经济基础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地区之间很不平衡。从不同地区企业、政府和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占全国的份额看，也是东部最高，中部居中，西部最低。

三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加快，城镇居民收入份额上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农村居民收入份额下降过快，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不利于扩大农民消费，不利于投资消费关系的协调，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因此，如何实现农村和城市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我们在进一步的收入分配中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

四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收入分配在居民之间不平衡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存在差异，呈现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比重下降，高收入群体比重上升，收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现象。

五是在国内和国外之间的分配：国内生产活动创造的经济总量，通过在国内与国外之间的分配，即GDP加上来自国外的要素净收入，得到国民总收入（GNI），国民总收入再加上来自国外的经常净转移收入，便形成了国民可支配收入。

在了解以上收入分配问题后，必须采取科学的理念和实施路径。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其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和城乡低保标准、将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等，取得了“提低”的明显效果；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发展教育事业、提升低收入者的素质和能力、鼓励创新和创业等，都是“扩中”的有效举措；限制垄断企业员工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加强税收征管等，具有“调高”的重要作用。“十二五”规划纲要对于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设置了专门篇章加以阐述和部署。可以说，提高居民收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共识已经凝聚，举措正在施行。但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十分敏感、十分复杂，既要尽快行动、见到实效，又要着眼长远、统筹谋划。当前，尤其需要将其与科学发展、深化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收入分配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前提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一方面，追求效率提高要以牺牲公平为代价，保证公平必须放弃一些效率。另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和物质前提。有了效率，才能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为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平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分配的公平可以提高人们生产积极性，进而提高效率，发展生产、改善生活。通过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来提供激励，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收入分配而言，公平绝不是平均分配社会财富，而是在保障所有人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基础上，使人们的收入与其能力素质、付出的努力以及合法占有的资源相符。

二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有着复杂的机制和过程。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人们的收入必然有高有低，有时高低差距还比较大。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于较高的能力素质和较多的贡献付出，是正常市场竞争的结果，那么，在收入再分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的配合下，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会导致社会不和谐。但在现实生活中，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确有一些是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的。我们需要结果公平、机制公平、过程公平，才能增进效率。因此，改善收入分配，需要调节三者公平，进一步深化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使人们能够公平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可通过税收（个人所得税）、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手段对因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产生的差距的初次分配进行再分配调节。但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相当一部分初次分配差距并不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比如，由行政性垄断、二元结构问题、观念和体制问题所导致的城乡及地区收入差距等，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来缩小和消除。

三是统筹推进收入分配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与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体制紧密相联，需要标本兼治。治标就是直接调整收入分配，包括提高劳动者工资、控制高收入者不合理收入以及降低居民税收负担等；治本就是消除导致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和经济结构问题。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一个重点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但是我国很多低端加工制造企业，因生产成本高，给职工涨工资的空间很小。要解决这类问题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积极发展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就业结构变化，使高素质、高技能劳动的报酬大幅提高，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以获取更高收益，从而实现企业发展良性循环。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另一个重点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就需要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分配关系，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水平，将国有资本收益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同时，我国长期形成的重投资轻消费、重招商轻创业、重资源投入轻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结构问题。在经济增长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产业结构、组织结构以及国际分工等经济结构问题上国民收入偏低，应着力解决。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说到底是如何更好地实现人的利益问题。提高居民收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最根本的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努力提高劳动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应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激励和扶持创新创业、营造公平的经济社会环境、畅通社会流动渠道，帮助更多的人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从低收入阶层进入中等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使更多的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人生、创造价值、成就梦想、造福社会。

参考文献：

[1]程鑫，基于收入差距与公平角度的收入分配问题探究.现代经济，2013.1

[2]黄海，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研究.南方论刊，2013. 1

[3]胡书东，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国有资产管理，2012.12

篇（8）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交叉性学科，为了更好地促进信息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由国家级学会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主办、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28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暨第9届博士生论坛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包括中国杰出学者论坛、博士生论坛以及学术年会3个主要议程，颁发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奖、理论贡献奖、青年创新奖和最佳审稿人四个奖项，表彰优秀贡献个人和团队34个。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的200多名信息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同三和国家发改委的张长春在大会上分别就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了我国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交织呈现，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驱动力创新。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是我国信息经济学界展示学术前沿成果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届年会以“信息经济理论创新与中国问题”为主题，聚焦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经济与信息管理创新研究，顺信息技术发展之势而为，应我国数据驱动型经济而谋，体现出重塑行业结构新思路的智慧韬略。为了帮助学界了解在本次学术论坛上各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精准把握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动态，本文以“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和“用户信息行为研究”4个方面为主题综述此次论坛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成绩和存在问题，指出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

1.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研究

信息经济学较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是关于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的研究，即通过对涉及信息活动有关的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统计测算，从宏观上分析信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情况。中山大学的谢康、廖雪华和肖静华利用随机前沿非参数估计模型，分析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质量和路径以及融合路径对企业规模扩张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其结果指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路径对企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是递增的;同时，南开大学的李坤望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对中国企业在地区－行业－企业层面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探寻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和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信息化密度高的企业具有更好的出口绩效，并且在其他相同条件下，这种效应会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放大。前述两项研究均采用了面板数据集，较好地测算了趋同和演化过程，有助于理顺企业信息技术投入和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之间的结构关系。此外，重庆大学的朱安明等利用优化权重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2014年39个工业行业的综合效率和优化权重，略显不足的是，信息化的投入指标仅用其所拥有的计算机数和网站数来表示，指标选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完整代表性，建议还可以考虑信息系统应用覆盖率、信息资源覆盖率、信息技术贡献率等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跃洲和张钧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细致分解，以此分析了信息通讯技术(ICT)的替代效应和渗透效应，结果表明ICT在2010－2012年间的平均贡献率已经接近10%，同时，ICT的使用能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宏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已经非常显著。本研究的缺憾之处在于结论中表明ICT渗透效应的体现需要5年时间，该时间周期略显过长。前述可知，多位学者从宏观上计算了ICT对国家或行业的经济增长贡献情况，为我国的信息化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定依据。未来研究还可以采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从微观上分析ICT对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1.2信息经济预测研究

经济预测是通过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计算过程预测经济的未来发展状况，从事信息经济研究的人员积极探索“互联网+”情景下的经济分析手段，取得了一些较为显著的成果。中国科学院的汪寿阳介绍了“TEI@I”方法在复杂经济问题预测中的应用，该方法用传统计量模型处理经济活动中的主要趋势，用文本挖掘和专家系统处理现实对象中的突现性和不稳定性，最后基于集成的思想，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技术对其进行非线性集成，从而获得一个更为精确的预测结果。该方法用情境知识引导经济预测过程，将一些难以显式出现在预测模型中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在发生随机事件冲击时预测误差较大的难题。此外，清华大学的刘涛雄和徐晓飞提出了“两步法”预测宏观经济，该方法先穷尽结构化数据，再引入互联网搜索行为的非结构化信息进行变量挑选，一共使用6种模型，比较了采用不同类型信息的预测效果，经过不断的比较和挑选过程，从而确定最优模型。其结果表明对于宏观经济预测而言，单纯使用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由于大量信息噪音的缘故，其预测效果并不理想，而在结构化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增加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则可以帮助改进预测效果，证实了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并不能替代现有的结构化统计数据，而是其有益的补充和完善。由此可见，上述两个研究均是针对宏观经济总量预测的复杂问题，分别强调了不同预测方法的结合和互联网情景下的非结构化数据与传统结构化数据的结合。值得拓展的是，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深度开发其他互联网在线信息，用于如公共卫生、房地产市场需求预测等方面，从而进一步检验其预测效果。

2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

2.1政府契约设计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有效使用并分配信息资源，契约是进行市场交易的前提，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属性的差异性决定了契约机制设计的多样性。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针对中国政企合谋的现象，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3层博弈模型，论证了从政府合谋到政企合作的路径，该研究聚焦中国现实且敏感的话题，解释了普遍的政企合谋和中央对地方生产活动的周期性干预现象，为合谋理论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学的马滔构建了一个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平台方如何通过机制设计规制需求方行为，以解决供给方资源共享激励不足的问题，结果指出政府平台方通过建立保证金与保障金机制，可以有效提高资源共享效率。委托理论运用中，重庆邮电大学的万晓榆和龙宇运用委托理论构建了第三方公众参与下的激励－监督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监督惩罚机制和公众评价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务商的努力水平，有助于引导服务商提高信息服务水平。此外，中山大学的陈斌、北京大学的翁翕团队等基于契约设计，分享了中国政府如何激励创新的系列研究成果。上述可知，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共同点均是聚焦于中国的现有现象和现存问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从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优化了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政府与各个共享经济平台合作共治的机制，以及在政府架构的设计过程中如何平衡物权、人权、契约、效率等关系。

2.2政府社会化公众服务研究

互联网的技术创新成果和理论成果已经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之中，催生了较多的社会化公众服务平台。在我国，社会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多方治理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社会化服务平台为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学的周莎和刘征驰提出了私人力量协同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内在逻辑，创新了社会化电子商务模式与传统政府职能之间的合作，充分挖掘了其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可能性，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众筹领域社会价值挖掘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关于众筹能否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化公众共同管理事务的新模式，其实施的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证明。

3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

3.1ICT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新常态下，“互联网+”给实体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力，企业纷纷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流程再造和价值链重组。中央财经大学的吴溪等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的企业战略选择、市场反应和转型业绩，对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战略的动因和后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销售费用率较高的公司更有动机选择“互联网+”战略，而上市公司采用该战略后，并没有显著提升公司的会计业绩，由于仅使用一年的数据，忽略了信息战略投资回报的周期性，因而研究期限过短是造成结论经济贡献不明显的因素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陈猛、刘和福利用资源优势理论和服务主导逻辑理论，通过制造业和服务的对比研究，研究了IT能力如何影响服务创新和财务绩效，发现IT探索能力对利用式服务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北京大学的董小英等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从资源观、服务观、价值观、交互观和系统观对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归纳了共性，对比分析了企业间的差异性，区分出了互联网企业、高转型度企业和低转型度企业的差异。文章略显不足的是仅对6家企业实施了调研，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验证。可见，在“互联网+”背景下的企业绩效研究中，学者们的关注对象从上市公司、传统企业到企业IT能力，体现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方法既有定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定性的案例研究。未来研究可以从前述的研究融合中入手，如可以关注非上市公司的研究和其他业绩表现因素的影响，研究IT能力如何影响财务绩效中，除了可以关注效用的变化，也可以从成本等其他视角去考量。

3.2ICT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

现代市场竞争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能否与供应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密切联系，因而供应链绩效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地质大学的朱镇分析了企业如何利用IT使能的整合能力提高分销渠道的敏捷绩效，并进一步探究了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上述关系所起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平台整合和知识整合对敏捷绩效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然而研究中采用问卷形式研究绩效问题值得商榷。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均从不同角度拓展了现有ICT对企业管理研究的范式和内容，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的获取仍需完善，如应考虑用纵向数据替代截面数据，用实验法替代问卷法等，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效度和科学性。

4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用户行为是用户有意为之的主体性活动，用户行为的研究也是信息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周军杰研究了老年人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具体比较了其知识贡献和知识接受行为的异同，识别出社会氛围、认知因素和老年人特征3个因素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知识参与行为。其研究价值在于重视了老年人群体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和知识贡献行为。中南大学的朱张祥等针对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研究了对移动慢病管理服务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采纳行为存在经验距离的差异，该研究对移动慢病服务提供商的推广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同时，中南大学的曹仙叶等也研究了在线医疗的相关行为，具体为线上咨询的信息质量和边缘信息对其线下就诊采纳意向的影响，结果指出医生回答的相关性、信息量、简洁性以及医患的在线交互因素均能影响患者的线下就诊决策，但研究样本只针对少数几种病种，也并考虑患者特征。山东财经大学的李旭和刘鲁川基于心理契约的视角，研究了用户对社会化阅读APP的不采纳行为，即忽略和退出行为，研究发现系统本身的质量对用户的影响程度已经逐渐减弱，阅读内容和社交性的功能则对其影响正逐渐增大。该研究对运营商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用户活跃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华侨大学的王伟将众筹项目的文本语言依据说服风格进行分类，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建立了语料库，并构建了语言说服风格对项目筹资影响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认知过程和心理状态同时调节投资行为，并且语言说服性可以对这两个变量产生影响。该研究通过向筹资者提供最适合的说服风格指导，从而提高平台的总体筹资成功率。但研究只考虑了项目摘要的小部分文本信息，并未细致考虑详细描述文本的语言说服风格。综上，用户行为是信息管理领域研究的重要领域，深入研究有助于信息服务提供方准确把握用户行为特征，从而更好地改进系统或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

学者们对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更加突出社会网络的应用情景，如众筹、虚拟社区等，研究对象也从活跃的中青年用户向老年用户转向。不难发现，信息技术大跨度地实现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创新和经济共享，为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平台。未来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拓展，如可以从多视角研究老年人参与各种社群平台的行为特征，可以对照不同的语言平台，探索众筹项目发起者在说服风格使用上的差异等。但也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在量表开发上不能一味地模仿国外量表，而应针对我国现实情况，开发适合本土化的量表;在数据采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搜索平台等互联网产生的客观数据，正如清华大学的陈国青提出的大数据驱动的研究思考，即必须同时重视模型驱动和数据驱动，尤其是多源数据的融合和外部视角的引入。此外，在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等领域，本届论坛也呈现出了一批成果。如在信息系统开发的成功因素探寻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高勇和毛基业采用单案例的研究方法，发现用户的参与行为可以消除和开发者之间的各种差异，确保需求的准确传递，促使系统的成功开发;在电子商务服务补救质量研究方面，山东财经大学的马良从商家和消费者的双重视角，探究了服务补救质量对于消费者感知公平和补救满意的影响，检验了消费者涉入的调节效应和感知公平的中介效应;在IT能力转型研究方面，中山大学的刘意运用单案例研究的方法，从企业和消费者交互的视角出发，探讨企业IT能力转型的实现机制，弥补了IT能力转型实现路径的研究盲点。

5结论

本届年会重点关注互联网环境下中国的信息经济理论创新和管理实践创新，与会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根植于本土企业，围绕经济预测、制度设计、电子商务和信息管理等议题展开，许多方法和视角都极具创新，不仅深化了信息经济学的现有研究，也开拓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本届年会呈现的诸多学术成果，其研究方法逐渐趋向规范化和多元化，并在此过程中追求理论贡献，尤其在用户行为研究方面，依据了丰富的理论模型，如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理论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组织行为学的跨边界理论等，丰富了信息行为情景化的研究成果;同时研究重视文献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对话，特别强调复杂情景下的多视角和多方法的结合，特别是为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客观数据并结合传统的信息分析手段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需要指明的是，未来研究中，还要进一步注重样本选择、概念界定、操作化测量、数据呈现和解释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以期提升现有的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马费成．信息经济学及其相关术语—与姚健同志商榷［J］．图书与情报，1995，(2):1－3．

［2］李坤望，邵文波，王永进．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绩效———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5，(4):52－65．

［3］蔡跃洲，张钧南．信息通信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替代效应与渗透效应［J］．经济研究，2015，(12):100－114．

［4］刘涛雄，徐晓飞．互联网搜索行为能帮助我们预测宏观经济吗［J］．经济研究，2015，(12):68－82．

［5］乌家培，谢康，肖静华．信息经济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5－11．

［6］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3－47．

［7］聂辉华，张雨潇．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J］．世界经济，2015，(6):3－21．

［8］宋雪雁，王萍．用户信息行为研究述评［J］．情报科学，2010，(4):625－629．

篇（9）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篇（10）

17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完成了他的巨作-《国富论》。在这本书里，斯密缔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最先系统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书中，斯密提出国民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后者又取决于分工。同时，斯密又从“经济人”的概念出发，系统论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因此，《国富论》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已形成了完整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国富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承认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在斯密看来，现实经济体中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具有利己性的。每个人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都没有想过会因此而增加社会的福利，但是，事实上却增加了。就是因为这样，整个社会经济才能迅速的向前发展，这也是斯密市场机制的理论基础。

我国在刚建国时期，实行的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大锅饭”政策，全国人民吃集体食堂，干集体工厂，享集体利益，短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随着矛盾的日益显露，这种体制已经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必须进行改革。随着的推行，全国各行各业开始渐进式改革，走上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在我看来，这正是对利己性的一种肯定，当然这种肯定是建立在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之上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势头。这不能不说是利己性的功劳。当然，作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利己性得到满足的同时，依然要时刻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千秋大业，教育为本。重视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基。在教育环节上，斯密更强调对普通人民的教育：“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因此，国家只以极少的费用，就几乎能够便利全体人民，鼓励全体人民，强制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

当前，我国大约有近两亿的农民工，他们工作在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小学、初中为主，鲜有高中，因此大多数都是从事很低级的加工、服务行业，例如：建筑、酒店、家政、生产车间、邮递等，造成了很大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按照斯密的观点，国家应该逐步加大对广大农民工的培训，加强技术和知识的普及，使每一个农民工都能有一技之长，这样，农民工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利于农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可以提升我国劳动者整体的素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强大，对农民工的培训等费用应该不是很大的负担，所以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此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及的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要协调；各种产业要均衡发展等理论在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都可以予以积极地借鉴。例如，各种产业要均衡发展。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国家的三次产业发展不是很均衡，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下降，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威胁（2010年，农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仅为10.05%）；工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最大（2010年为46.51%），但是，在工业内部，基础性制造业占主流地位，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技术部分比重明显偏少，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回报与实际投入明显不符；服务业这些年发展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2010年为42.92%），这也是符合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趋势的，但是要严格监管，注重细节的改革。另外，斯密提到的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在我国也有一定的意义。我国采取的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但是，现实中，有的国有企业的垄断违背了市场原则，行政命令似的经济决策也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因此要想继续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定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其理论至今依然影响着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决策的制定。借鉴其优秀的成分来为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所用，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的方法论要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