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7: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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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的实施在使欧洲金融市场扩张与发展,对全球金融业产生较大影响的同时,也使我国的金融业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考验和新的竞争压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直接导致新型欧洲金融机构的产生,为了效益和竞争,德国的全能型银行制度将流行于欧洲市场,能够全面提供银行、保险、证券服务的金融机构将大大增强欧盟成员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而欧洲又是我国金融跨国经营的中心区域,这对我国稚幼的金融业的冲击将在三层次展开:在欧盟内的经营,金融竞争日趋激烈;在欧盟外部,例如在东南亚、北美、东欧或中东,欧盟金融机构都将增强业务开拓的力度;在我国国内,必然进一步要求开放金融市场,外资金融机构将作为一个集合体,对我国金融业提出更大的挑战。二是影响我国银行业现有欧币的资产和负债业务,外汇业务面临着调整,银行的货币兑换收益受到影响,各商业银行不能再简单地依赖货币兑换来赚取可观的中间收入。三是使我国银行业额外增加一笔技术、设施更换费用,原有的欧币业务要转换为以欧元计价的对应业务。因此我国银行业必须支付因电脑程序、收付清算、会计系统的修改,统计、税务等方面的变更以及员工培训费用等。
二、我国金融业的应对策略
(一)增强我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
1目前针对全能型银行制度给我国金融业带来的挑战,我国应根据国家经济、金融的发展情况,在条件成熟时,放松或解除银行、保险和证券的分业经营限制。当前,出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因素的考虑,我国严格实行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并且通过设立相应的监管机构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对上述行业实行分业管理。但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和金融预警、监管水平的日益提高,扩大银行的业务范围,适当放松或解除银行兼营证券、保险业务的限制,逐步实现银行的全能化、综合化经营是适应国际银行业竞争的需要。
在最终解除分业经营限制之前的过渡期间,可以采取混业管理,分业经营的方式,成立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中保集团为主体的集团控股公司,各集团控股公司以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银行、保险、证券和资产管理等业务领域,开展业务经营,并对其下属的各金融性子公司实施统一管理。
2加速推进银行业的电子化和网络化进程。银行竞争中技术因素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银行的电子化、网络化已成为银行竞争优势的关键。目前,我国银行技术水平同国际大银行相比差距很大,因此加大银行业的技术投入,加速电子化、网络化进程显得非常迫切。
3推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重组培育国际化的大银行,在巩固和发展国内银行业务市场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银行竞争。
1999年,我国共有7家银行进入全球1000家大银行行列,比1998年增加了一家;有2家银行进入前20名,总的排名也好于去年。其中,工商银行从第22位升至第6位,中国银行从27位升至第8位。这表明我国银行业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竞争能力。但从人均资本额看,我国银行的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居前4名银行的人均资本额从215690美元到331870美元,而我国银行中人均资本额最高的中国银行仅为72780美元。另外,我国银行的经营绩效堪忧,在资本收益率、人均利润率等反映经营绩效的指标排名中都属于较低水平。如工商银行的员工数是全世界银行中最多的,但人均利润率仅有740美元,农行是180美元,而英国汇丰银行为49820美元,美国花旗银行为50130美元,差距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由于国有企业效益下滑和经济增长率下降,银行的经营更加困难,沉重的不良贷款负担已经成为制约银行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背景下,竞争日益激烈,而我国银行在资本规模、人员、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竞争劣势更为突出。
为了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1998年8月我国政府通过增发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方式给国有独资银行增补资本金,使四大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了较快增长。如工商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568%,中国银行达到492%。但这种快速增长是建立在以前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很低的基点上的,我国银行业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仍有一定差距。因此,目前应通过让商业银行发行债券以增加附属资本金,扩充资本实力,提高竞争力。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巩固国内现有市场的同时,还应以国际并购的方式扩展海外金融市场,扩大服务领域,逐步发展为以国内市场为主,具有较强国际竞争的超级国际银行。国内各银行要结合各自在欧洲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规划发展战略,突出自身特点,加强与欧洲各金融机构的内部分工与协作。
4妥善处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目前的解决思路是把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出来,出售给专业性资产管理公司(AMC),AMC以发行财政部担保债券、金融债券或中央银行贷款为资金来源购买这些不良资产,然后通过债权转股权、证券化、出售、置换和资产重组等方式处置这些不良资产,对已确定为无法收回的呆帐贷款,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呆帐准备金冲销。1999年4月20日,我国第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开始了我国利用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的探索。
(二)调整我国在欧洲设立金融机构的格局。
根据欧盟的规划,1999年之后,欧盟各国中央银行的职权将移交给欧洲中央银行,稳定货币的职能将由欧洲中央银行来行使,而金融监管职能仍由各国来行使。由此可见,我国金融业若想涉足欧洲或在欧洲谋求发展,就必须研究未来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例如欧洲中央银行如何实施货币政策,采用哪些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内部决策时如何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和矛盾,如何与公众及市场在政策方面沟通,各国市场准入条件的宽严等,这些都与中资金融机构的利益直接相关。另外,欧洲中央银行总行设在法兰克福,这就意味着法兰克福的金融地位进一步上升,欧洲中央银行未来的公开市场操作会以法兰克福和伦敦的金融市场为双重中心,后起之秀的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贴现所、票据交易中心的席位将成为国际银行业必争之地。为此,我国金融业应调整自己的欧洲区位战略,改变过去仅以伦敦为中心的格局,加强在法兰克福的力量和投入,并考虑在欧元区之外的国家(如瑞士)设立机构。
(三)努力开拓新的金融业务。
欧元推出以前欧洲国家的各种货币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外汇交易,欧元推出后,欧元区内货币兑换方面的业务全部消失,估计这部分业务占全球外汇交易的10%左右。兑换收入一直是我国银行业收益的重要来源之一,欧币的统一则使这项收益不复存在。不过,欧元出现后,欧元与美元、日元的交易量会大大增加,据国外银行推算,未来欧元交易会占全球日外汇成交额的55%。凡此种种业务变化都应得到商业银行的高度重视并在其经营策略上作必要的调整。随着欧元的推行,欧元区内的资本市场将会有较大变化,银行及企业间的竞争将加剧,有关的商人银行业务将增多,这样,我国银行应合理安排欧洲各分支行的零售和批发业务,并努力寻求更多的商人银行业务机会。欧元债券、欧元股票、欧元大额存单等新金融工具的相继出现,也会带来新的业务机会。在国际结算方面,欧盟8个核心成员国的对外贸易将占世界出口贸易的17%,考虑到德国出口贸易规模和马克作为贸易计价的情况,今后欧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地位可望达到25%左右。银行作为结算中介,必须适应结算货币的转变,开拓欧元结算业务。
金融工程是根据系统工程理论,综合采用工程技术方法,设计、开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从而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金融问题。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公司风险,并为客户设计、定制一些特殊的金融产品。金融工程为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监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但同时对全球金融体系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的正面影响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金融工程开发设计出的新型金融工具打破了金融机构传统的专业分工,使其业务种类经营范围扩大。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同时使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增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日趋融合,决策效益增强。金融工程所创造的新的金融产品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提高了投融资便利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从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而中央银行利用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实现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
2.金融工程强化了现代金融管理。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也越来越需要量化决策分析和研究。金融工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而进行科学决策。运用金融工程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手段,对客户所面临的利益与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分解、取舍和重组,形成客户所能接受的风险收益,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工程还可以利用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性,从而客观上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用金融工程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
3.金融工程可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工程是一种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其具体运作过程包括五个步骤:诊断、分析、开发、定价和定制。即识别客户遇到的金融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依此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并确定金融产品的开发成本和边际利润,从而为每个客户定制能满足其特定要求的金融工具。由此可见,金融工程是在新的金融产品开发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经营风险的控制。
二、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1.使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下降。金融工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更高效率的产物,其发展在促进金融效率全面提高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是由于金融工程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金融业务的多元化和金融机构的同质化,使金融机构可以涉及诸多领域,金融机构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受到冲击。2.使金融体系面临着新的风险。随着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各种信用形式得到充分运用,金融市场价格呈现高度易变性,金融业面临的风险相应增加。金融机构推出的规避风险的创新工具,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但同时也使金融业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新的风险。
3.增强了金融交易的投机性。金融市场出现的与基本的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金融工程为投机活动创造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增强了市场的有机性。
4.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工程模糊了各种金融机构间传统的业务界限,金融机构为了增强竞争力,逃避管制,大量增加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业务,这就使得同一种经济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来实现,从而使金融监管出现了真空地带。
三、推动金融工程发展,完善金融体系的思考
1.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显薄弱,特别是金融信息网络建设的覆盖率、安全性等方面急需大力加强。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国内的清算交易系统,加快电子化进程,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滞,增强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确保信息基础设施不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为金融工程的运用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2.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手段,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资金流的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研究针对金融工程运用及其产品的有效监管手段。具体可采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共同监督管理体制。监管部门对金融工程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应有所准备,建立起一套全程的、动态的跟踪管理体系,对市场的发展进行预测把握,引导金融工程的顺利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3.创造金融工程实施的有效主体,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加快企业尤其是国企的改革步伐,积极培育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主体,促进企业管理方式和股权结构转变,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工程的效率。努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步伐,引进国际金融市场上较为成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改善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效率,促进金融行业的竞争。
参考文献:
长期以来,人们对市场的依赖,以及市场实在地带给人们的益处,让人们充分确信市场的能量。自从亚当·斯密提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来,“看不见的手”就是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理念和法宝。后来,虽然这一观念因为经济危机而不断受到挑战,但自从美国里根总统执政以来,又高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里根经济学的旗帜,推进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这种经济发展的事实,又进一步树立了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又让我们充分体验了一回市场失灵的恶果,它必然会迫使人们重新反思市场是不是万应灵药,反思市场和市场化的限度。
这场经济危机也让人们认真反思政府的作用,特别是政府在经济和金融活动中的作用。
在以往的观念中,政府管制职能的扩大,被人们称之为“致命的自负”和“走向奴役之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就以这样的书名,来反思类似的问题,尽管他的反思,还有其他所指。在市场经济的早期,政府一直被定位为“守夜人”的角色,但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来,政府已经从“守夜人”的角色变成了“总管家”。尽管如此,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仍然深怀戒心。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几乎所有国家及其政府,都在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各国政府不但在国内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而且还出现了政府间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这种情况,对公民而言究竟是祸还是福,究竟如何看待在金融危机中政府权力的扩张这种现象?如何重新看待市场体制下政府的作用?这是此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的重要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可能还会导致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不论在内国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中,可能都是如此。在内国政治中,如何处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等,这都是必须重新反思、认真对待的问题。而在国际关系中,金融危机的发生势必导致人们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的质疑和反思,多年来人们期待的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而不是单极化的情形可能因此有了条件,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可能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再者,这次金融危机可能带来国际经济和文化格局的重新分配。特别是随着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育、成熟和完善,他们寻求在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中的话语权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四国”元首会晤,提出了可能取代美元的新型硬通货币的建议,便可以看作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与此同时,在文化的发展和主导上,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形。大家知道,自近代以来,全球文化的主导权事实上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欧美中心主义的。“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更是独大地成为文化的输出国和领导者。美国的“文化殖民”现象令世人担心。但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以欧美或者美国为中心的“文化殖民”现象,必然会受到经济的影响,也会受到世人强烈的反思和质疑。因此,金融危机可能带来在国际社会文化领域中主导权的争议,也就不难预期。
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牵连的企业数量多范围广,资金困难的美国企业为了解决本国金融危机的困难,在中国的有些资金就不得不套现,比如在房地产市场的套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股市和房地产。陈东琪认为,这种影响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加剧还将进一步放大。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市场信心层面了。美国毕竟是一个金融体系比较发达的国家。各种监管机制发展比较完好,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出现问题,难免让人担心本国的金融体系。中国的银行体系在国有流通股的条件下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心理影响还是存在的,各国都有自己的金融担心,尤其是对资本投资者的心理影响不可小觑。
所以陈东琪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要做全面的评估。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深化,我们要做好防范准备。
应对
美国金融危机既然对中国经济领域带来这样广泛的影响,那么有什么措施可以应对呢?
首先,美国银行面临破产的时候,一定会有并购的需求,“我们应该看到这是我们银行的一个机会”,陈东琪指出:“以前美国不愿意让我们介入这一领域,现在他们面临破产愿意让我们进去了。但这里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着急,要把财务状况、业务情况等一些真实的情况摸清楚再做决定。
另外,陈东琪认为应该防止热钱集中大量撤离。因为美国以及国际上的资本热钱为了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撤资一定不是个别现象,“我们要加以密切跟踪、监管,看看这个资本是什么样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大幅度撤离现象”。在信心层面,陈东琪认为要从宏观的总量政策上面、特别是货币政策上面有一些微调动作,提振或者稳定市场的信心,以防市场信心层面对国内市场打击太大。
再就是美国资本市场对我国产业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制造业市场的影响,陈东琪认为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支持和保护措施。防止影响的深化带来制造业的过快下降。防止出现一个滑坡现象引起的就业下降以及企业大规模的亏损。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方面要有一些基本的措施。还要治本,立足制度建设,加快相关制度的改革,包括新股发行制度、IPO制度、上市公司的分红再融资制度、市场的投资者管理制度、相关的政策信息披露制度等。在银行层面来讲,应该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我们要预见、了解、监管银行大的金融活动”,陈东琪强调。
不过,虽然应对是必须的,但也没必要过度紧张,陈东琪指出,此次调整与前三次调整还是不一样。1985、1988、1996年的三次调整都要比这次强烈。“本轮调整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调整率都比前三次要明显的低,所以经济过热的程度和通货膨胀的程度也要比以前的低”,陈东琪认为,经济向下调整应当说比前几次要温和一些。另外我们现在有三个盈余做支撑。第一是财政盈余,我们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第二是贸易盈余,我们1-8月的顺差比上半年的顺差虽然是减少的,但是我们毕竟还有盈余,数据表明:七月贸易顺差为253亿,八月为286亿。
“我们全年的顺差可能在2300-2500亿之间”,陈东琪预测。而第三个盈余就是我们现在有比较大的外汇储备,“前三次调整期间我们基本没有外汇储备”,陈东琪介绍。另外,我们现在的财政储蓄、企业储蓄和国民储蓄,三个储蓄加在一起超过45万亿。我们的储蓄资源还是很充足的。
这些[Www_LunWenNet_Com]决定着我们这次的宏观调控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减速,应当是和前三次有区别的,“我认为,如果调整得好,有可能实现比较温和的调整。但是调整的时间可能两年时间左右,总体来讲,两年时间让经济从原来的12%左右调减到9%左右是比较理想的。我认为如果政策操作得当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陈东琪认为,这样就能够在国际环境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使我们的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并且能够不影响就业机会。
机遇
“短期来讲是有一定的压力”,陈东琪认为这次的经济下调如果做一个总体的判断,企业也许会有一定的阵痛,特别是那些耗能多、环境破坏严重、资源吸纳多、工资比较低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大,但长期来讲是机遇。“把压力转变成促进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动力,让短期的平衡为长期的可持续增长做出牺牲,短期经济的降温为我们长期的经济繁荣做准备”。
至于具体的机遇,陈东琪认为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价格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资源品的价格机制改革是好时机。“我预计,这一轮国际油价的下降可能会时间比较长,而且下降幅度会比较大,70美元以下都有可能”。这对我们的成品油的价格改革无疑是一个机遇,今后的定价权可以从此逐步企业化,让企业说了算,这样就可以使政府补贴减少。要不然既补高又补低,油价高了要补消费者,油价低了补企业。当我们把价格放开了以后,我们只有非常规性补贴了。既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又可以使我们的油价体制市场化。
另一个要注意的是粮食价格。据农业部统计,今年粮食有可能超过5.1亿吨,菜仔油、猪牛羊肉也会增产,国际上的粮食下半年也在不停地增加,所以全国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粮食的供给关系可能会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稳定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保护粮农的利益?要早做防备,防止粮食价格大幅下降对农民带来冲击。
而对油、气、电、水、粮食等方面的价格改革,陈东琪给出三个词:分类、分布、渐进,也就是要讲策略不能一刀切。因为要逐步推进。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很多改革也可以在这段时间进行,比如可以加快利率市场化,“逐渐的试验,让不同的商业银行之间有比较大的自我选择权,确定自己的贷款利率,从而加快他们的竞争能力,”陈东琪说。
汇率制度改革,税制改革,国有产权、企业制度的改革也都可以在这一阶段实现。“总之经济调整时期应该说是价格改革非常好的时机,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其一,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企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融资品种?而从根本上讲,社会的金融资产结构最终是决定于居民的财富配置需要还是企业的融资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影响程度与着眼基点。
其二,变更金融结构的政策无疑是着眼于改善金融体系的效率。而对效率的理解,此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几乎都是从单一金融资产的功能出发,去考虑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进而希望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近年来风险的分布防范也开始被纳入金融结构政策的关注视野,但是,究竟怎样才算实现了金融体系的配置效率?社会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又怎样才算称得上协调、适应、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突出变化无疑当首推股票市场的发展,目前股市却集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应该讲,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都可归咎于中国转轨时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自身制度构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规制定和实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每一个问题的凸现和解决,无一不触及到股票扩容和资金扩容的矛盾?这一矛盾困扰股市已多年,管理层在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导致具体政策摇摆不定。然而对此矛盾,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总的政策取向下,人们的习惯思维往往是把它视为中国特有的背景关系,却不是直接看作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必要质疑,中国的股票资产历经数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经超越了居民现阶段的实际需求?而我们对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过重?对其发展进程设想得是不是也过份乐观?
二、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与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常的思维范式是去探寻一个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品种,以及各种品种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相对规模,才更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细一掂量,这一思维范式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对于不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各种金融体系,是否能够直接、孤立地加以对比,区分出孰优孰劣、何种先进而何种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可以从经济发达国家中选择出视为成功的金融体系作为构建的参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资产品种。需知,从技术角度讲这是极为简单易办的事。再者,怎样才算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也是无法量化、难以评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难以说清、确知它同金融资产结构的因果关联性。
其实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只是理解金融体系效率内涵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摆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
金融体系及其所属的金融资产结构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是一个历史范畴,历经了漫长的渐进演变。翻开各国的金融史,在不同的历史时序阶段,金融结构的变化表现出大多是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或是权力人物的强制政策而振动反复,偶发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经济运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扰乱的影响。但就大的事件框架来讲,它总是呈现出与实质经济的发展并行推进的。一个成功的金融结构体系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质经济状况,以及各国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会促进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断的振动和变化中完善和存留下来。
提出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或许在金融理论上可称是一种新的见解,其实这是源出于诺思的思想。诺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个深邃且不同凡响的结论性见解,他指出,“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非配置效率”。这里,虽然诺思是针对经济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讲,并没有细到具体涉及金融体系以及金融资产结构,但其分析思维却是独辟蹊径、颇富启迪的。按传统的各种分析经济增长模式,都是主要透过经济变量,从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说明生产率的改变和经济增长与否,其中又往往把技术创新置于决定性的位置。诺思却是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认为富有适应性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在分析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体系效率的关系中,领会、借鉴、引入诺思的“适应效率”的见解具有两重理论含义:
其一,置于金融资产结构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对于实质经济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动,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着适应或不适应的金融资产结构体系。就这层含义讲,金融适应效率的见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着区别。作为研究金融结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论的分析视角,是要说明决定金融结构的是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技术条件、储蓄水平等实质经济,对于不同的国家、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及其变化的方式都存在着差异,从金融结构的状况能够判断出一个国家金融的发展程度。这里,戈氏思想虽然很注重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差异,却强调的是金融结构与实质经济之间、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一致。而我们从诺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适应效率则一是欲突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二是欲突出金融结构可能是适应的,也可能是不适应的,不适应的金融结构将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性作用。
其二,每一种金融资产——货币、债券、股票等,都具有独自特有的融通资金、配置资源的功能,但却无法按自然科学的思维从技术性的角度直接推导出它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纵观金融发展史,可以作为印证的案例比比皆是。银行券的产生能够克服黄金作为货币在数量上的短缺,却屡屡出现人为的发行失控;十九世纪英国工业资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国,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则是归之于一种特殊银行——动产抵押货款银行的建立。人们谈论股票的作用往往会将其与英国铁路的早期兴建联系在一起,可当在采矿业中兴起股票热时,却被杰弗里斯称之为“最要不得的现代金融手段之一”,因为在当时的勘探技术条件下盲目采矿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当约翰·劳将这种现代金融手段带到法国,作为财政部长的他虽尝到了扩大港口的好处,却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灭而身败名裂。
从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出发分析,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主要适应于实质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构成实质经济的因素很多,生产力的推进、生产方式的变化、新的发明和技术变革、人口变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说作为基本前提的,是一国经济增长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积蓄程度。这么讲,似乎是易于理解的无异议见解,然而我们发现,一旦落实到具体的问题或者政府有关的政策上,却不时表现出含混甚至错误的思维。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金融资产的品种到底是由企业决定还是由居民决定?对此问题,政府的金融资产结构政策着眼的基点往往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企业的需求。且人们在研究金融问题时通常的思维也是把“金融资产”与“金融工具”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关注的是社会物质要素的转移和配置,其倾向性同样不言而喻。然而颇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顿在其影响力极大的《金融学》教科书中,却在开篇定义中将管理个人资源列为研究金融的五条理由之首,并将家庭的金融决策置于企业的金融决策之前。其实,这一问题就表象看,虽然是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设计、推出不同的金融资产,企业从自身的经营也的确需要考虑权益资本和负债资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筹融资金。如果单从这一需求讲,企业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资产形式简单与均一,以此能降低费用和简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现出热衷于金融品种创新,更多的动机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资产选择需要。应该讲,反而是拥有财富的居民才更关注、更需要收益与风险各异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这种多样化能够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据各自的效用曲线达到资产配置的目的。
中国在近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时期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过程最能印证,也最能用金融体系的适应效率予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财政、小银行的资金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直接原因是人们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证一定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储蓄的基础上,只有采取国家财政方式强制进行国民收入的分配,当然从根本上这又要归咎于计划经济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现出急速膨胀,是由于人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储蓄存款成倍增长;此后银行信用逐步扩展到独木撑天的局面,而人们并不理睬发展金融市场的改革措施,没有燃起对股票、债券的热情,仍然唯一选择银行储蓄。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多数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钱,其数量也只能够应了这么一句话:“银行存款是穷人的储蓄”(莫迪利亚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场得以迅猛崛起,神速发展,这当然与股票这一资产的独特诱惑性有关,但作为背景基础的原因根本还在于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富人阶层、产生了中产阶级。
经济理论的探讨总是带有现实的针对性。分析至此,本文转入重点想突出的观点,那就是,从金融资产结构适应与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经冒进;股票资产的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现阶段居民的财富程度。对于这种不适应,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没有大崩溃,只是脚下地面的轻微颤动是一种预兆”(奥弗斯通)。
三、中国特征的股市欣快症与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认为中国股市存在泡沫,此种观点时有见诸于报刊,不过其含义是讲股价高了。而要认为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已处于冒进状态,不仅与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许也难以得到多数理论研究人士的认同。因为下面几组数据太直观不过了。
中国股市产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国外成熟股市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不过四万多亿,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流通,而发达国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超过7万亿,贷款额近12万亿,而企业每年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却只有一两千亿。
然而认真一推敲,上述数据只能够说明中国股市需要发展和发展的前景,却难以否定发展冒进,不能作为说明现阶段中国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资产的充分理由。
认为股市发展冒进,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基于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对中国股市建设进行回顾和评价的时候,没有人会低估这么一个成就:仅仅十余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路程。然而这同一事实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国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会工业化大生产初期的产物,而是跨越社会生产发展阶段的泊来品。
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场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问世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制度的基础、股票市场存在的前提是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它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长同步,同时与居民的收入财富增长和储蓄投资方式的变化同步。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的股市历史上,虽然也屡屡发生大幅暴跌和长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现发行上市压力和股市不堪重负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中国,社会化规模经营的大工业企业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资、国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业已形成覆盖各个领域的庞大国有体系,并在这种以国家独资为资本组成形式的企业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与之对应契合的社会分配机制、福利机制、储蓄和投资运行机制。在这样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绝对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转型、变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现为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在建立股票市场的问题上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企业制度的变革同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之间的冲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业的转制从技术程序讲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并且国有独资企业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势必存在着股票发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储蓄投资方式基础上的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却具有很大程度的渐进性质。因此,中国股票市场从其产生一开始就潜在性的面临着股票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个层面是基于中国特色的股市欣快症。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其产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股市欣快症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从事股票投机的强烈欲望,紧紧地吸引了从自耕农到拥有贵族头衔第一王子的各个阶层”(马克思);二是股价攀升企高,涨升无理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三是很快抛开货币,包括存款和信贷;四是持续期限很短,例如英国的运河热潮3年,铁路狂潮5年。
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阶段也同样未能避免投机过度的欣快症,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极大的复杂性。
作为欣快症共有的特征,中国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现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资热情,也曾出现股价被推至离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资热潮并没有出现失控。这当然与政府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转型时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的热情起到了缓解企业转制造成的发行上市压力,同时也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欣快。推进企业体制改革和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的期望、转变单一银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风险的金融改革要求、谋求资金的利益驱动,这些都令政府和企业倾注出与投资者不相上下的热情。在供需双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场呈现出快速的发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护投资者的热情,控制企业上市的节奏,强调稳定;另一方面要适应政府和企业的需要,坚持大力发展。
中国股市欣快症的结果,不是泡沫的破灭,而是发展的冒进。原因是在持续不断的发行、上市压力之下,泡沫难以产生,反而,在大力发展股票市场的政策导向下,历经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撑股市发展的资金已经出现了透支。
判言中国股市发展的冒进,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
其一,股票是风险性极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品种。凯恩斯的《通论》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乐部,应该提高华尔街的门槛。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识告诉我们,售书的不应从事蛇麻投机,银行家不应倒卖松脂,铁路不应由侍女来筹建,运河不应由享俸的教士来兴修”。中国股市的发展政策应该是不违背常识的负责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资渠道畅通的现今背景下,银行储蓄存款呈现出居高增长,这更多的只能说明在现阶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风险的金融品种。
其二,股市发展冒进与股市存在泡沫,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问题,针对的政策和解决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如果是认为股市出现了泡沫,可供选择的措施是加大发行上市力度,压低股票价格。而判言股市发展冒进,采取的对策应该是减缓发行上市数量,让股市有一段休生养息的时期。近两年股市政策几经反复,终于宣布停止国有股减持,严格了增发的条件,而很快我们可能听见另一种质询:有哪一个国家的股市,曾经出现过每月、每周持续不断发行新股?
1.金融专业英语教学和基础英语教学之间的关系
基础英语教学已然成为当今高校教育体系中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公共基础课,由于基础英语的全国四、六级统考是目前所有大学课程中唯一一门全国统考课程,并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社会和用人单位已经根深蒂固得将其作为衡量大学生英语水平的尺度,大多数高校也将其与毕业证、学位证挂钩,使得无论是领导、教师,还是学生都将精力倾注在基础英语的学习上。再者,对于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而言,无论在考研、考博还是各类出国考试中,基础英语课的地位都不容小觑。综上所述,我国传统的教育体制和考核标准决定了基础英语的地位。基础英语课重视训练学生在英语听、说、读、写、译等方面的训练,不可否认,经过基础英语的学习,学生将会具有良好的英语语言基础,掌握大量的词汇和语法知识无疑会让学生在金融专业英语的学习中变得更加得心应手。专业英语实际上是基础英语在专业学科中的延生,没有专业英语的应用,基础英语也仅仅只是一门单纯的语言学习。所以在整个教学体系中,专业英语和基础英语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2.金融专业英语教学和金融专业教学之间的关系
对于金融专业的学生而言,用母语学好金融专业课是每个学生的本职工作。金融专业英语的教学要求学生不仅熟练掌握英语,还要懂得英语在专业课中的应用。学习好金融专业英语帮助学生高效阅读国外金融期刊,掌握金融类前沿知识,培养学生对金融专业的兴趣,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
3.金融专业英语教学和双语教学之间的关系
金融类双语教学是指在课堂上老师同时用英语和中文讲授金融专业知识,在双语教学过程中,英语是教学工具,但并不是教学目的。双语教学的教学方案中假定学生已经掌握了专业英语词汇,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不再强调专业英语词汇,而着重在于训练学生用英语学习专业课的能力。所以在学生学习金融双语课之前,专业英语课的设立显得尤为重要,学生只有在金融专业英语中熟练掌握英语专业词汇,才有可能在金融双语课中取得好成绩。
二、金融类专业英语的课程特点
金融类专业英语作为一门课程,有它自身的特色和难点,它既不同于普通的英语基础课,一味的强调听、说、读、写的纯语言训练。也不同于金融专业课,仅用母语去学习专业。专业英语在其语言结构和表达方法上有自己的独特性。
1.专业性强金融类
专业英语涉及到的内容广泛,专业性强,它不仅仅是一门简单的英文课程,课程假定学习者已经熟练掌握了金融学科的各个知识点。在学习者对于母语类专业熟练掌握的基础上,教授学习者用第二语言重新学习专业知识。这样一来,对于非金融专业的学生或者对于本来的专业知识掌握得不够牢靠的学生来说,学习专业英语的难度增大。
2.与全球经济金融联系紧密
学生学习金融类专业英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了解时事经济金融动态,因此,在专业英语的学习中,老师不仅要注重锻炼学生的英语语言,更重要的是要求学生在实际应用中,学会使用专业英语,能够阅读英文专业文献和熟练英文专业写作。
三、关于我国金融类专业英语教学的一些建议
金融类专业英语对于金融专业的学生在升学、择业、就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决定了学生在金融专业方面以后的发展前景和专业高度。然而,由于我国现行的教育教学制度问题,专业英语的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学校、老师、学生的重视程度,专业英语教材的匮乏,教学形式、方法等方面的失当,是造成教学结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针对这几个主要问题,笔者对于金融类专业英语教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提高金融类专业英语师资投入的金融类专业
英语教学对于老师素质要求极高,要求老师既要懂金融专业,又要熟练掌握英语。高校可以考虑多引进专业型复合教师人才,壮大学校的师资队伍。另一方面,鼓励学校现有的专业课老师深造英语课程,采取奖励制度,提高教师个人对于金融类专业英语教学的投入。例如,学校可以把金融类专业英语课程的课时量提高到1.5个工作量。
2.金融类专业英语教材的选择教材
是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的具体体现,直接关系着教学质量和教学结果。由于我国金融类专业英语课程尚属于探索阶段,优良的国内专业教材尚较为匮乏。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广大高校可以大胆启用国外原版教材、刊物、报章等材料,用西方人的方式学习西方人的语言。由于学习专业英语的学生大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课和英语的基础,所以在专业英语的学习中,直接使用原版材料,帮助学生学习处理实际应用问题。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企业兼并、重组风起云涌,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品种不断交叉,金融各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客观上,国际金融业已经走上了交叉发展的道路。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日本、美国等实行金融分业经营体制的国家纷纷走上混业道路,混业经营体制逐步成为了国际金融业的主流。
金融混业经营,是指银行不仅可以经营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还可以经营投资银行业务,包括证券承销交易、兼并与收购、保险等,也就是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租赁等全方位金融业务于一身。混业经营有两种模式: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制,一个金融机构可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业务,混业程度最为彻底;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控股公司内部成立各子公司,分别独立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业务。各子公司间设立“防火墙”,严防各业务间的“利益冲突”和“风险感染”,从而达到效率和风险的平衡统一。分业经营则是指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内以及金融业与非金融业实行相互分离的经营体制。分业经营制度和混业经营制度各有利弊,其实行的绩效与一国特定的历史、经济阶段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业一直坚持分业经营制度。1993年中央政府在对1992年以来的银证经营混乱、乱拆借、大量违规资金进入股市等状况进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为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明确了分业经营的思想,随后颁布了《商业银行法》,禁止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同业拆借市场,人为割断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资金联系。随后几年,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金融、证券改革不断深化,制度有所完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开始出现通货紧缩迹象;在国际,经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混业经营趋势明朗并加强。相应地,国内分业经营政策出现适度调整和放松。1999年下半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券商融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自6月16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提出“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抓紧实施有关券商融资的各项政策……”之后,8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证监会先后下发或转发了《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规定》和《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规定》,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国债回购市场;时至11月下旬,有关证券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股票质押贷款以及直接发行债券融资的意见草案正在进一步讨论中,有望近期出台。这些融资方面的措施表明,曾被管理层严令禁止的银证分立的“隔火墙”已不再紧密,出现缝隙,我国金融市场出现混业经营趋向。实际上这一趋向不仅表现在券商融资方面,据《证券时报》11月9日3版报道,工商银行广州分行与广州证券正式签署了一项银行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投资者无需将资金从储蓄帐户提出转入保证金帐户即可从事股票交易,从而实现了所谓的“存折炒股”;自1998年以来,四大商业银行为实施债转股、处置不良资产、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先后成立信达、华融、长城及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尽管是一变通做法,实际也已横跨了银行与证券两个领域,无疑为银证加快混业经营准备了条件。
然而,金融混业经营面临许多障碍,混业经营可能引致最大的风险是银行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导致工业企业所需资金不足、股市泡沫严重,最终泡沫破裂,银行亏损严重,挤兑破产。西方发达国家金融业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制度较为完善,尤其是证券市场包括上市公司良性运行,在有力的政府监管下,相应减少了混业经营的风险,显示出混业经营的最大优势。相比之下,目前我国金融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别不仅体现在监管方面,主要是银行和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以及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病”。这样,就使我国实行混业经营面临巨大风险,也决定了改革必须有序推进,政策配套。概而言之,实行金融混业经营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国有金融制度不完善,实行混业经营可能引发较大风险。(1)从银行来看,虽然“将专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的说法已提了多年,但是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离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较为落后,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分支机构自成体系,政出多门的现象禁而不止;没有建立完善的风险监控体系,不能对银行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的监控。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不健全,委托——机制形同虚设,在资金运用上存在风险与收益不对称,没有也不可能走出“一放即乱,一收即死”的怪圈。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银行将居民储蓄存款投入证券市场中就会很容易引起“道德风险”,也就是说银行通过这种地位可以只负盈不负亏,因为我国的银行是属于国家的,以国家信用为存在的基础,但国家对银行却无法完全监控起来,所以信贷资金在股票市场上盈利时还好说,如果亏损时最终仍由国家承担起大部分的损失。这样,银行只追求盈利最大化而忽视证券市场的巨大风险,便会加大股市泡沫和信贷资金的风险。
(2)从证券公司来看,与银行一样,证券公司也存在经营机制不健全问题,内部人控制现象极为普遍(由其国有性所决定,外部监管成本很高且效力有限),存在着追求自身利益尤其是管理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所以证券公司常常利用自己拥有的巨大资金实力在证券市场上“坐庄”,操纵股价,期望获得最大收益,由股票市场风险所决定这样做也隐含着巨大风险,因为股票价格尽管取决于投资者的预期,但是不可能脱离其实物基础,一旦过度背离,或者相关因素变化,股票价格的波动就往往难以预测,“坐庄”的机构也难以幸免于难,也就是“庄家套牢”,而经营者由于掌握着内部控制权而并不承担相应的风险。这样,即便允许证券公司从银行有限制的贷款,一旦证券公司将资金投入股票交易市场中,也肯定会加大信贷资金风险并加大股票市场的动荡。
其次,上市公司上市不转制,制度不完善,使证券市场和混业经营内生巨大风险。国有企业制度是病源,上市公司从改制到包装上市一直未有也不可能离开病毒母体,换言之,这个所谓的“新生儿手术”不干净,以后的发作便具有必然性。有人说,已经改制的上市公司,不仅没有改造国有企业,反而被国有企业改造了。实际上是一种认识颠倒,没有搞清因果关系。股权结构过于集中,上市公司就不可能摆脱“国有企业病”,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因为国有股东本身产权主体不清,没有解决委托问题,国有股东的大量控股延伸出去必然是国家对上市公司经营者监督约束机制的进一步虚置,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权责形式化,出现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领导合谋现象,分散的大众股东及其资源被少数人控制并滥用,用手投票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同时流通股比例较小,大量法人股、国家股未能上市流通,通过证券市场兼并收购上市公司的用脚投票机制也有限,不能形成对经营者的改进压力。加之股票发行实行计划审批,壳资源稀缺,保壳、争壳是一种常见现象,上市公司不能优胜劣汰,经营者“败德”,企业效率低下成为必然。多数情况下,经营者会理性地选择随意侵吞国有资产,同时对外虚盈实亏信息,与证券公司合谋操纵股价,直至企业不能维持。审计等中介机构对此无能为力。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国有股逐步推出竞争性行业控股地位等决定,为解决上市公司制度问题,实施混业经营创造了条件。
其三,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有待提高。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均为国有,长期以来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一直不太重视,“重发展、轻监管”的问题一直存在。1990年以后,金融监管问题开始引起重视,监管工作有所加强,但多数仍然是合规性监管稽核,风险性监控不足,1992年以后的金融混乱成为必然。随顿,实施分业经营,加强了金融监管,维护了金融业的稳定。但是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水平较低,各监管机构之间不能互相配合等上述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银行和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以及混业经营的挑战和趋势都使金融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这当然需要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因而,金融混业经营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陈欣烨《金融混业经营的国际发展趋势分析》,北方经济2006年2期
[2]刘霖叶《我国金融业实行混业经营的约束条件分析》,特区经济2005年11期
财政金融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下发挥财政与金融政策调控作用中存在的问题
1.对市场调控的滞后性
政府采用财政和金融手段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滞后性的现象。即市场经济变化速度很快,很多问题潜藏于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只有在一定条件刺激下才会爆发出来。此时政府在采用相应的调控手段,付出的代价大,有亡羊补牢之嫌。市场经济发展虽有规律可循,但我们在把我市场运行规律的同时,总会出现失真现象。就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完备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也无法有效克服之中市场调控的滞后性。2008年,爆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2.政府制定财政和金融政策无法协调统一
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制定相应的财政与金融政策是最常采用的手段。但是二者毕竟有所不同,因此政府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总会出现二者无法协调统一的问题。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下,我国政府一开始提出的主要是从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出发,采用了4万亿的赤字刺激财政手段,的确在当年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一年后发现只是凭借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还远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在2009年才开始连续十几次的货币信贷降息手段,通过银行整合社会资金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然,在此之前,也采用了降息手段,但是幅度较小,作用不是很明显。因此,不管是我国政府还是国外政府在采用财政和金融政策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不协调一致的现象。除上述问题外,还存在政府财政部门和银行等金融部门整合效率差、侧重于政府财政手段忽视金融手段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市场经济下做好财政与金融有机的整合工作。
二、加强市场经济下财政与金融整合的建议
1.深入考察把握市场运行规律,做出前瞻性的财政与金融整合调控策略
要成功实施品牌战略,必须借助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契机,使品牌建设与银行的整体定位、整体战略相结合,从根基上提升银行的品牌价值。
第一,要明确企业定位,累积品牌优质内涵。能否建立银行的强势品牌,与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密切相关。银行国际化品牌的塑造,要依靠持续的、有历史传承的产品和服务积累、经验积累、能力积累、社会资源的积累;要通过综合比较,实现差异化定位,改变长期以来同质化特点明显的问题;要处理好利润最大化和信誉最大化之间的关系,实现知名度与美誉度的完美结合。
第二,要学习国际经验,提升品牌建设水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打造国际化品牌,就是要参照国际标准,按照国际先进银行的通行做法,引进现代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形成后发优势;培养、巩固和提高商业银行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第三,提升人力资源水平,夯实品牌建设智力基础。品牌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银行要通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员工的服务技能、业务素质和创新意识。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建立系统和有针对性的人力资源培养和开发方案,为品牌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
第四,加强战略管理,增强品牌战略执行力。好的品牌战略,不只是符合银行的市场定位和发展目标,更重要的是必须能渗透到银行经营的各个层面,内化到银行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要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和推动,打造个性鲜明、联想丰富、高价值感、高美誉度与忠诚度的强势品牌。因此,必须重视战略管理对品牌建设的关键作用,加强品牌战略与经营管理的联结度,强化品牌战略执行力,整合银行内部资源。
二、坚持金融产品营销与服务的不断创新
银行要发展,必须不断创新,努力追求和发展具有创新意义的产品营销与服务。
(一)金融企业营销定位多层次化、特色化、创新化
1.多层次定位。目前,各家银行片面追求高档次,统一向“高品位”看齐,把市场目标集中定位在大企业和高端客户。然而,纵观我国目前现状,大型企业和高消费者仍只是少数,而金融企业的自身特点要求客户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持久强劲的存储力。商业银行应主要把市场目标定位在广大中小企业和消费群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工薪层和中等收入者,同时,集中优势资金兼顾大企业和高端客户,实行多层次定位。
2.营销特色化。银行要根据不断变化的金融市场,按照客户需求、进行市场细分。在为客户提供全部金融产品和服务中,应突出自己在业务经营上的特色,从而有别于竞争对手,确定自己在市场上的最佳位置。
3.要注意创新。以动态营销取代静态营销,现代金融企业必须抛弃过去传统的以不变应万变的静态营销思想,要驾驭未来,必须以变应变,随时根据市场和客户的变化情况,调整其经营内容和服务项目。其次,以市场开发取代占有。随着金融竞争和市场细分的加剧,银行必须采取创造市场的策略,推出新举措,创造新思想。在市场定位上作调整战略调整,以期形成各自特定的客户群体和服务范围。再次,以关系建立取代产品推广。广大客户认购金融产品的决策,更多的是建立在知识、信息、信任、关系、他人赞扬等基础上。
(二)注重服务增值,开展“特色”、“名牌”、“创新”服务于文化特色之中
客户和市场的不断变化,决定不求大而全,求精尖,求规模优势,应成为服务战略上的选择。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银行效益的高低,更多的取决于服务水平的高低。那么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服务的本质在于具有文化特色。现代营销需要使买卖关系淡化为文化展示与交流,从而拉近客户与银行的关系。无论是“名牌”、“特色”还是“创新”服务,都是经营多年的实践创造出来的有鲜明个性的服务“精品”,它以一种文化形态渗透在企业经济活动之中,体现在银行与客户接触的各种层面上,并赋予银行名称以特有的内涵,使其信誉倍增,极富魅力,对客户有较大的吸引力,银行也能够取得可观的效益。因此,了解银行营销面对的文化环境,了解目标客户的文化背景,消除文化障碍,争取客户的文化认同,是商业银行营销的重要任务之一。
2.服务的根本在于革新银行的服务理念。就服务本质来讲,客户从银行服务中得到结果只是一种满足感,一种方便感,一种被尊重感,一种精神愉悦感。这种感觉和感受的形成,不仅来源于服务设施、服务环境,而且更来源于服务者本身,来源于服务者所提供的超常的高于一般标准的服务。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服务者是否具有丰富的金融商品知识,娴熟的服务技能,更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而独特的服务理念,这是形成“精品服务”的关键所在。银行要注重服务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通过教育和培训,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现代金融企业营销意识,自觉掌握金融商品有关知识和接待技巧,从而最大限度地取得营销交易成功。
三、坚持多样化的营销手段
由于金融营销自身的一些特点,因此,应采用符合其特点的多样化营销手段。这些营销手段主要有:
第一,开展知识营销。随着高新技术手段在金融产品中的广泛应用,客户也越来越感到迷茫而不知如何使用这些产品。因此商业银行在努力开发出知识含量高的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还必须引导客户进行使用。通过知识营销,使客户了解并懂得如何使用金融产品以及使用所带来的便利。
第二,加强网络营销。网络技术的发展对金融企业的传统业务方式提出了挑战。尤其在银行业,与传统银行相比,网络银行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能够为客户提供更为方便和快捷的服务。它打破了时空界限,24小时服务,而且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因此必须加强网络营销来建立自己的品牌以获取更多的客户。
参考文献
[1]万后芬《金融营销学》,中国金融出版社
[2][美]RogerA.Kerin;StevenW.Hartley;WilliamRudeliusMarketing《TheCorewithOnlineLearningCenterPremiumContentCard》,清华大学出版社
2实验教学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
构建金融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基础是夯实学生的基本实践能力,加强对学生的基本动手操作能力的训练;其次,在打好基本实践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特别是针对自身专业特点所设置的实践课程,这些知识与技能应当突出应用型的培养特色;最后,为符合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实践教学体系应强调交叉学科的思维培养,加强多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实践课程的训练。
2.1基本实践能力
金融工程专业学生应能够系统地掌握本专业领域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受到比较严格的科学思维训练。掌握现代金融分析方法。掌握金融工程的基本理论与分析方法,熟悉其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中的应用;了解相关的金融方针政策、了解金融工程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动态及其前景。通过金融工程基本技能模块的训练,整合学科知识,综合运用各种实验方法,培养综合实验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主要培养金融工程专业所需的基本操作能力和金融行业岗位入门的实践能力。要求熟练掌握金融工程的基本理论框架,熟悉公司财务、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具有相应的基本运作技能。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学习后,针对基本技能训练可以集中分阶段安排;主要为学生筹建模拟银行、模拟证券交易中心等实验操作平台,通过基本技能模块可以让学生掌握最基本的操作技术。
2.2专业实践能力
金融工程专业学生应具有较好的金融分析能力,能够基本掌握适当的数学建模技巧;具有较好的统计计算能力;有一定的计算机编程能力,和适当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以及广泛的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具有综合运用数学、经济学、统计学、计算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金融问题的能力。由学生自主设计或结合科研立项自主实验,锻炼学生综合分析与创新能力。要求本专业学生在实习中联系实际开展专业调查研究,可以根据实习周期,将一些业务单一,容易上手的岗位提供给学生,并从中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为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选题。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到为各大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服务项目的研发过程中。采取团队合作的方式,由专业教师指导,将学生分成若干研发小组,学生们之间相互协作,共同完成项目,从中掌握实践技能,学会解决实际问题,并使专业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提升。通过专业实践能力的训练,熟悉专业就业需要具备的金融素质,增强学生对社会专业岗位的认知。培养学生应掌握实验的基本操作方法及技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特别是针对自身专业特点所设置的实践课程,指导学生正确使用相关专业的实验软件,掌握基本数据处理方法。鼓励学生参加相关专业的技能鉴定、资格认证考试。在教学计划中适当开设与专业证书相对应的部分课程,大力鼓励和指导学生通过学习获得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证书、金融英语初级证书和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等相关证书。另外,还可以结合专业特点适当多开一些与金融有关的公共课和专家讲座,拓宽学生知识面,以创造培养基本工程素质的氛围。
2.3实践发展能力
金融工程专业学生除了应当应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之外,还应具有良好的数学素养,具备基本的经济分析能力,具备基本的金融模型分析能力;能从事经济学、金融学及相关领域的银行、证券、保险等工作;同时,由于当前社会的需要,金融工程专业培养的人才还应具备适当的会计、法律、管理等相关的专业知识;在个人能力方面要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创新意识,同时也要具有科技开发及团队协作精神。为符合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实践教学体系应强调交叉学科的思维培养,加强多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实践课程的训练。为此,学校要整合金融类、经济管理类、统计类、数学类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类相关资源,大力开展具有综合性的实践教学。同时,在这个信息更新速度迅猛的时代,金融类机构在不断创新自身的产品,这就要求我们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及时更新与创新实践教学手段,培养出具有创新素质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