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著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文学名著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翻译伦理理论中,切斯特曼(Chesterman)归纳出译者伦理的五种模式,视角仅局限于译者。中国学者杨洁、曾利沙著文“论翻译伦理学研究范畴的拓展”,从学科系统建构层面对翻译伦理学的研究范畴进行整合并作出拓展,但也未涉及原译者—重译者的伦理问题。笔者认为,就重译而言,重译者应恪守相应的道德规范,遵守重译时的三个原则:

(一)贴近原作者

一位世界级儿童文学作者艺术魅力的展现在于是否有真正理解他的译者。同一作者的同一作品,有堪称典范的翻译,也有平庸的作品。重译者应能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全面地了解原作者,知晓其身世,了解其风格,透视其灵魂,并在翻译过程中与其“对话”,并达成“心灵上的契合”。儿童文学名著的作者,他们往往了解儿童的审美情趣及认知水平,写作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儿童,因此要求重译者也应具有儿童的情怀,在气质和风格上尽可能地更贴近原作者。而在实际翻译工作中,许多儿童文学名著的重译者或喜欢抛头露面去展现自己的个性,自身发挥的随意性相当大,或过于追求优美的译文而忘记原文,结果错译漏译百出,损害了原作者的用意,也贻害了儿童文学名著忠诚的读者。

(二)爱护读者

译者重译时在传达异域文化的同时应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需求。儿童文学名著的读者群虽有成人,但主要是儿童,其接受水平和审美情趣与成人有所不同,童趣是儿童文学名著重译时应关注的重点。童趣,是与儿童心理特点相适应的儿童语言行动的情调趣味在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反映,通常是儿童文学中情感色调趣味性的总称(《儿童文学词典》,1991:22)[3]。在重译时应从目的读者的这种特点出发,通过一定的词汇、语法和修辞等语言手段将儿童生活和心理的各种特点绘声绘色地描绘出来。而且,由于时代的变迁,儿童的审美需求也有所变化,这就要求重译者也应与时俱进,满足新时期儿童读者的需求。身处在不同时代,受到审美倾向、社会经验、接受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儿童读者会对原作有不同的审美期待。为适应不同时代儿童读者的审美需求,可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三)尊重原译者

英国学者纽马克说:翻译是一项“崇高的求真的职业”(Anderman和Rogers,2003:55)[4]。要使翻译事业蓬勃向前发展,译者应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重译者在接受翻译作品时,首先应考虑原作有没有译介价值,其次应看自己能否超越前译者。路文彬在《贴近大师——我看“名著重译”》一文中提到:一位研究法国文学的朋友,受“名著重译”热的感染,跃跃欲试重译起《约翰•克利斯朵夫》来,但对照了一下傅雷的译本后,认为自己没有超越傅雷;在理解罗曼•罗兰的精神方面,也尚未达到傅雷的高度,于是没过多久便中途抽身了。这位朋友的严谨和自觉令他感动[5]。因此,重译者如果认为原作有译介价值,自己也能胜任此项工作,那就可以接受。而一旦接受了任务,应竭尽全力去完成,决不能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重译者应在动笔前充分研读理解原作,了解读者特别是儿童读者的反映,并综合各旧译本,借鉴旧译中的精髓,再与自己的再创造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扬长避短,既尊重了原译者的努力,也有益于文化的积累传播和继承发展。

“借鉴—超越”重译观

重译者在恪守相应的道德规范,遵守重译时的三个原则的前提下,应关注重译的独创性问题。“筛选积淀重译论”由辜正坤于2003年提出,指的是在合理利用一切已经产生的译本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并注入新的更好的表达法,最终合成翻译出最佳度近似于原作的译作。[6]该概念刚提出之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刘全福发表了《在“借”与“窃”之间:文学作品重译中的伦理僭越现象反思》一文,认为这一理论有鼓励翻译剽窃之嫌[7]。而笔者认为,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筛选积淀重译”确曾存在并推动了翻译事业的向前发展。萧乾谈到《尤利西斯》的翻译时认为,如果原译者译笔偶有“神来”之处,欢迎未来译本采用。他提出,文化本身(包括翻译)是积累的一个过程,后来者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新译本会在已出现的译本基础上产生。如果为了怕前面的译者扣“抄袭”的帽子,就绕弯子译,那样受损失的是读者[8]。然而,“筛选积淀重译”与“抄袭”、“剽窃”有本质的区别。在《说文》中,“剽”之本义为明目张胆的抢夺,“窃”是谓“盗自中出曰窃”。在译界,“剽窃”又称“抄袭”,就重译来说,是指窃取别人的译文稍加修改,然后堂而皇之地冠上自己的名字。而“筛选积淀重译”是指合理利用旧译,其重心在于“借鉴”。“借鉴”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为:“同别的人或事相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对于重译而言,“借鉴”的手段是合理有效的,承继旧译之长,从而最大限度促进翻译作品质量的稳步提高,这是其理论内涵的合理之处。重译者在接到任务后,应首先仔细研读原著,全面了解原作者,对原著的精神实质与表达作全盘的考虑。与此同时,可借鉴读者反响较大的各个旧译本,或在纠正旧译词句方面,或在表现手法、修辞功能及风格再现方面超越旧译。儿童文学名著《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一直以来深受读者特别是儿童读者的喜爱,1922年赵元任首次将其翻译成中文,迄今为止重译本多达几十个。下文以四个中译本为考察对象,试就重译本在借鉴与超越旧译两方面稍作分析与鉴定。

(一)借鉴旧译

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有许多双关语与语言笑语,原本是很难翻译的,如果逐字翻译,可达到精确,却会失却原有的韵味。对于这些文字游戏部分,不妨从段落整体去考虑。赵译中,“猫儿,明月,梦,满满儿”都以字母M开头,达到与原文相仿的功用,也将原文俏皮、诙谐的风格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旧译中此处翻译已经完美,重译者为避免雷同而完全抛开旧译,其实并不可取。如陈译中“耗子夹、月亮、记记、还有多半”没有一个是M发音的,中文行文不通,也会使儿童读者产生疑惑。而吕译中“老多老多”虽然生僻,但其翻译策略也是从段落整体考虑,与赵译如出一辙。旧译中若有精彩之笔,重译者从已经产生的旧译基础上进行筛选,并去粗取精,借鉴旧译,或许更能贴近原作者的用意,也是尊重了原译者的劳动,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与积累。

篇（2）

二、多维导入，生动课堂。现在的教学手段和方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方便，很多教室都安装了多媒体，能给教室的教学提供更为便捷、多元的教学条件。就语文课来讲，有很多文学名著，既有改编成影视作品的、也有朗诵、话剧等多种形式。所以，如果运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将音乐、画面和故事情节等有机结合起来，也是一种重要的课堂导入方式。比如，苏轼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作者曾被贬黄州之时，在三国古战场写的一首词。这首词借着对三国赤壁之战及其英雄人物的描写，来表达自己仕途的失意。但是，作者没有沉沦于悲观之中，而是表现了自己旷达与洒脱的精神气质。这首诗境界雄阔，视通万里，思接古今，把三国赤壁之战的激烈战争情形融于自己的笔端，巧妙而自然地将历史大事件和历史英雄人物进行了贴切而精到的描写，也表达了自己的豪放派词人的人生观和历史观。而《三国演义》的电视剧在中国很多电视台轮番播放过，其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在杨洪基那有独特声音和情感表达中，也成为大家熟悉的歌曲，且在风格上与苏轼的词又极为贴切。所以，就用多媒体播放这首曲子，让学生看《三国演义》的序幕，老师随即导入新课：这首激越雄浑的歌曲，让我们的脑海中又浮现了一个个三国英雄豪杰那个性鲜明的形象，随着大江东去、历史远遁，面对这千古江山和英雄人物，他们的功过是非不断被后人评述。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一次千古江山和历史英雄人物的心灵对话和交流，是一次关于人生的终极追问，那么他到底在追问什么呢？我们一起来通过《念奴娇・赤壁怀古》走进苏轼和他的心灵世界。多媒体的形象画面、熟悉而雄浑的音乐，教师的激情和演讲，激发起学生洞察词人内心丰富世界的欲望，能够更好地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有利于学生进入诗词独特的意境之中，让学生瞬g有了适合学习这首诗歌的心理状态。

篇（3）

2精心挑选适合学生的英文名著，正确指导阅读教学方法

阅读英文名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计划无目的地去读收不到良好效果，教师的指导计划要尽量细化，计划中应包括阅读任务、阅读进度、训练内容、指导方式等具体内容和措施，不能流于空泛。阅读英语名著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和个体素质的差异，应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实施教学，断不可一概而论，采取相同策略这样往往适得其反。有时我们大可采取异步施教的方式：基础扎实的可以先人一步，即在课外可以多读一读其他国外名著以增加自己的阅读量和增长自己的见识，或者可以对课文进行深一步的了解（比如多了解课文作者的写作背景，写作方法技巧等）；对于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可以从简到难，呈阶梯式渐进（比如先多积累课文里面的单词、短语，然后学习一些经典句子的语法，再到对课文的基本把握等等）。可见因材施教可以有助于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所在，从而才会使学生对学习英语产生兴趣。

1）快速阅读法：训练学生静心阅读，有一定的阅读速度并能记准作者、记清主要情节、人物及其关系等，读后能回答一般的问题。

2）精读式阅读法：在阅读过程中，对关键情节静心细读。对生字词能不查字典就不查字典，根据上下文可进行猜测，随着学生阅读英文名量的增加，原先陌生的单词通过不断重复和再现自然变成了“熟词”。经过一阶段的阅读指导，学生就能有选择对文中的美词、美句、美段加以欣赏，并做一定的评注。

3）浏览式阅读方法：浏览式阅读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最准确的文中信息。主要方式有博览、浏览、泛读等，浏览目的在于是深刻而又清晰的看到文中主旨，抓住关键词。就阅读而言，把要阅读的内容大略地翻翻，泛泛地读一遍。浏览一般采取默读方式，用目光扫视。通过浏览这些内容，对全书的概貌可以有基本的认识，了解读物的主要内容，特别留意有特点有新意的内容。

4）跳跃式阅读法：这种阅读方法一般在做习题时采用，在练习阅读理解的时候，许多阅读段的大意往往在一段的首句或尾句，这样先阅读每段的句首和句尾掌握其主旨，然后再看后面的问题，先将能做的题做了，再带着不能答的题通读全文，进而逐一解决所有问题。

篇（4）

论文摘 要：阅读名著，是学生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提升自身修养和人格魅力的重要途径，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结合初中语文文学名著阅读的现状，积极探索初中语文名著阅读的教学方式和有效途径。

初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个人语文素养的高低。初中语文作为基础语文教育，其最核心的教学任务之一，就是让学生通过广泛的阅读，开拓视野，提高文学欣赏能力，陶冶情操，进而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审美观和完善的人格。但是从当前初中语文的阅读教学情况上看，阅读教学效率较低，学生阅读名著的能力和意愿也不是很突出。而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对传统语文教育尤其是阅读教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语文教师应该担负起教师的光荣使命和职责，要勇敢地面对这一挑战，并勇敢地承担起传承优秀文化、建构学生人格、培养语文素养的人文教育重任。而引导学生进行名著阅读，是让学生吸取人类思想精髓和民族文化精华的重要途径。通过阅读文学名著，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完成语文教育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下面，笔者对当前初中名著阅读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存在的困境

文学名著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积淀，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阅读文学名著是初中生学习语文的必要环节，是学生提高文学素养和人格魅力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当前初中生的文学名著阅读还存在一些问题，教师在教学上还存在一些困难。

1.重视程度不足，阅读量不够。意识是思想的先导。人们只有在意识的指引下，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但是当前的文学名著阅读教学存在这样的状况，即教师重视程度不足，学生阅读量不够。这是当前初中文学名著阅读教学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初中生的名著阅读水平和阅读能力，影响到了初中语文教学，特别是阅读教学的质量，对学生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毕竟，在应试教育背景下，文学名著阅读并没有成为考试的重点，课文对文学名著的收录只是一些章节和片段，无论是量还是度，都是不够的。而教师的重视程度不足，就使得文学名著阅读教学变得无足轻重，部分教师甚至都忽略掉了文学名著阅读的教学，而只是以课本的文本阅读教学为主。

2.阅读能力有限，理解模式化。阅读是为了扩充视野，增长知识，提高个人的素养。初中生的文学名著阅读也是如此，也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知识和文学素养。但是，前提是学生的阅读理解必须透彻，必须能够正确把握文本的内涵，必须能够吸取其中的文学和文化精神的内涵，否则阅读就不会起到任何效果。同时，在阅读理解的问题上，初中生也必须具有个性化的理解，必须要经过个人经验的建构，这样才能够将人类的文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转化为自身的知识。但是，当前的初中生在阅读文学名著时，其理解能力和理解方式都是模式化的，都是机械地、被动地接受教师或者他人的观点，这必然会对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产生消极影响。 转贴于

二、解决的对策

针对这些问题，初中语文教师在进行文学名著阅读教学时，应该有计划、有目的地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笔者从自身教学经验出发，提出以下对策：

1.教师转变角色，将名著阅读教学常态化。我们知道，初中生的学习任务是比较繁重的，特别是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学生很难有专门的时间来阅读文学名著，教师也不可能将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用于文学名著的阅读教学。毕竟，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有大量的文学名著，在初中教育阶段，教师不可能进行大量的文学名著阅读教学。但是，如前所述，文学名著阅读是必须进行的。因此，教师要转变角色，即不应该以文学讲述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阅读导师的身份出现，从对文学名著的解读，转变到对文学名著的介绍，让学生在教师的介绍之下，对文学名著产生兴趣，然后让学生在课后自己进行阅读。而这样的方式应该是要常态化的，不是一两次课后作业能完成的。如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三国演义》的时候，可以通过每周一个问题设置的形式，如：关羽为什么在华容道放走曹操、火烧赤壁对三国局势的影响是什么，等等。同时，将文学名著的阅读和作文写作联系起来，可以让学生写读后感、读书笔记等，以此加强学生日常对文学名著的阅读量。

2.发展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倡导个性化阅读。阅读教学，不是为了向学生解读文本，不是为了向学生讲述文学名著的内容，更不是讲述文学名著那些经典的故事情节。文学名著阅读教学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通过教学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而我们的教育向来提倡因材施教，学生的个性发展是我们教师教学要关注的。特别是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和个性理解的能力，也就成了文学名著阅读教学的一个重点。因此，教师应该发展学生的独立阅读和理解能力，避免阅读方式和理解方式的机械化和模式化。如在引导学生阅读《水浒传》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站在客观的角度上引导学生，让学生理解小说中的“英雄好汉”是否真的符合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观，是否符合“正义”的化身的标准。学生在认可梁山好汉的造反精神的同时，也要反思他们也有滥杀无辜，甚至吃人肉这样野蛮的行径。这些理解都需要学生个人的把握，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都是“盛赞英雄”，这不利于学生客观地看待小说人物和社会背景。

三、结束语

文学的力量是强大的。阅读文学名著，是学生不断吸取文化和文学精髓的主要途径，是激发学生积极向上、勇往直前面对人生的原动力，是培养学生高尚人格的源泉。初中语文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文学名著的阅读时，一定要注意处理好学生阅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积极调整教学策略，保证教学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篇（5）

以“弘扬河姆渡文化、彰显新余姚魅力”为主题的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5月26至31日在姚江之滨隆重举行。在此之前获悉主办方将安排“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一起纵论河姆渡文化。我与秋雨马兰夫妇一起去其乡下老家的途中谈及“文化学者与水稻之父河姆渡论道”这个题目时,秋公则认为:“袁隆平先生来我们的家乡河姆渡论道还是论稻,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事件,袁隆平到河姆渡来才是真正的大事。因为河姆渡是人类稻作栽培的一个重要起点,在这个层面上我只是配角而已!”

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让余秋雨深深感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好几位代表以及不少国内外农业专家都参加了,最感动的是,我国当代最杰出的农业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也参加了,因为我从河姆渡和袁隆平之间,看到了一个环绕着稻作栽培的“生态链接圈”。七千年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在这里首尾相衔。正是在这种首尾相衔的大圆圈中间,站立着一个安详的中国。

26日下午2点半,我与秋雨教授同车赶到河姆渡酒店,他将与袁隆平院士一起参加以“名家纵论河姆渡文化”为主题的国际河姆渡文化节记者招待会。在与100多家媒体的记者见面前,余秋雨教授拜会了年届八十的袁隆平院士。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他们的交谈非常愉快。袁隆平先生很熟悉余秋雨教授以前在电视中的文化讲述,余秋雨认为他们可以谈得很深,他发现自然科学家对于人文科学的基本看法,在很多方面超过人文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员。

在主办者介绍了两位重量级嘉宾以后,余秋雨首先声明,“今天的主角应该是我们的当代神农氏袁隆平院士,我这次从香港临时赶回老家就是为了来陪同我们的水稻之父,我只是作为余姚人来为袁先生引路的。”对于袁隆平的到来感到非常的荣幸。他认为余姚作为一个古典的稻作化基地迎来了“中国当代、世界当代稻作文化的大功臣”,并且愿意为袁隆平做一个“敲锣打鼓开道的人”

“如果炎帝在世,一定会给袁隆平颁奖”

余秋雨说:“我们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炎帝其实是个农耕专家。今天我们不妨猜想一下,如果炎帝要给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中做出贡献的人颁奖,会有哪几个人呢?”余秋雨认为,符合炎帝心愿的可能有四个人:“第一个接受炎帝颁奖的应该是黄帝,黄帝发明了农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第二个则是李冰,他建设了都江堰这个伟大的水利工程,造福一方百姓;第三个应该被颁奖的是明朝的徐光启,他写出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他的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堪称精华;第四个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的杂交稻和超级稻解决了咱们中国13亿人吃饭的问题。”“炎帝被认为是古文明的象征,农耕文明的始祖,他应该有资格给历史上最有作为农业专家颁奖。袁先生接受炎帝的奖当之无愧,他和历史上三个农业伟人相比毫不逊色。”

余秋雨话音刚落,台下掌声一片。袁隆平起身作揖,连声说:“过奖,过奖!”余秋雨亲切地称呼袁隆平是“地头当代神农”时,袁隆平听后笑得前仰后合。“袁隆平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农业文明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让人们免受饥饿的困扰,他的成就无可争议,他们四个人放在一起,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余秋雨补充说:“余姚先贤王阳明有‘知行合一’的理论,而袁隆平正是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者。”

这次“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围绕河姆渡稻作文明,从科学、文化、历史等角度展开的一次穿越7000年的精彩对话,是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的亮点之一。

河姆渡的稻作文明在中华文明中起到奠基作用

1946年出生于余姚的余秋雨教授非常自豪地说,一个古迹的发现,以最快速度进入我们中学教科书,就是河姆渡。过去要进入中学教科书或者是常识学的教科书里面,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只有河姆渡,发现以后没几年就进入了中国所有的最低年级教科书,也进入了全世界最低年级的教科书。这就是河姆渡在中华文明成熟之前,起到了稻作文明的奠基作用。

在人类文明史上,跨入文明的门槛到底在哪里?余秋雨说,世界一般公认的标准为文字、城邑、青铜器。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史前就做好了准备,河姆渡的稻作哺育,在中国从史前文明进入城市文明准备过程当中,起到了极大的奠基作用。就是袁隆平先生所说的,从神农氏、炎帝、黄帝连在一起的一次宏大的奠基活动当中,有河姆渡的名字。余秋雨很赞成北京大学的一位严教授,他讲我们跨进文明门槛的时候要充分重视稻作文明,在普及这种文明的时候的重要作用。按照严教授的说法,两河文明提供了小麦文明,黄河文明提供了小米文明,长江文明提供了稻米文明。所以在跨越之前的一个及其重要的奠基,就是生态奠基,是河姆渡。为中华民族跨入文明史起到了宏大的奠基作用。

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如何?余秋雨认为,河姆渡文化改变了人类的史观。过去国外有欧洲中心论,中国有黄河中心论,随着考古的不断发展,河姆渡等遗址的发现,这些论断慢慢地被了。河姆渡遗址告诉了世人,古老的文明在东方,中国长江流域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随后发掘的田螺山遗址,也是这个新的历史观的延续,而这正是河姆渡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意义,就是把在中国传统史学观念中的宫廷中心论,逐渐地转化成生态中心论。老百姓的生活、吃饭穿衣,这些民生的东西是历史学家最需要注意的事。随着历史观的变化,河姆渡文化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余秋雨指出,人类正在面对一种新的史观――民生史观。民生史观关注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建立各种文明,而河姆渡文化则带来一个重大的启发。余秋雨说,河姆渡文化发现于1973年,当时还没有结束,这正是我们的祖先在提醒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余秋雨提醒媒体记者,到今天,考古学家认为河姆渡文化建立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这需要传媒界和文化界引起重视,对稻谷进行挖掘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对一件黄帝衣服的发现。

河姆渡的“生态文化”至关重要

余秋雨在谈到河姆渡文化时,强调了“生态文化”的重要性,他说,生态是最大的文化。余姚为什么会出现河姆渡文化,与生态环境有很大关系,这里的生态为人类提供各种生存的条件,并造就了这块平原一直能欣欣向荣。也许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吃着我们今天喜欢吃的霉干菜蒸肉,还有余姚的杨梅,杨梅节做的就是生态旅游。通过生态文化,再联系到余姚有一个知行合一的哲学家王阳明,这样组合起来的旅游品牌,就很有吸引力。因此,在做旅游产品时,首先要把生态文化放在前面,其次跟上历史文化,而不是过度强调文本文化、历史文化在旅游中的重要性。

余姚除了河姆渡,还有一个宝贝,那就是杨梅,品尝杨梅最好的时间也不过在一周左右。同样,在日本,樱花的最佳观赏期也在一周左右,而全世界的很多游客,就是为了赶上樱花盛开的时候来到日本赏花,而提前半年预订机票和旅店。余姚的杨梅是否能受到这样的恩宠呢?余姚的杨梅节可以不可以像日本的樱花节一样红火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如同杨梅一样,河姆渡文化也要大家运筹帷幄、善于吆喝。中国有句俗话“酒香不怕巷子深”,而今的形势下,再好的东西,不会吆喝,没有系统的品牌化经营运作,未必能够妇孺皆知,享誉全球。事实上,很多文化现象的发掘和保护都需要时间,三星堆遗址、赤峰的红山文化都是很好的例子。“宁波要将河姆渡文化作为极其重要的一个项目进行保护,”余秋雨说,“河姆渡文化关系着整个民族的生存状态。”

河姆渡人来自何处,又迁移到何处,也是媒体关心的话题。余秋雨认为,各种可能都有。河姆渡文化是中国东南沿海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文化,河姆渡先民在这里生活了2000年,奇怪的是这里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呢?好多考古专家认为,河姆渡人从浙西山区迁移而来,问题是浙江西部的人又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等待着考古发现。但河姆渡人后来去了哪里,有一点可以肯定,余姚这个地方很可能被海水淹没,那就是稻作文明受到挑战,河姆渡人只能迁往内地。

余秋雨猜想:“可能是遇到了自然灾害。沿海的陆地被海水淹没后,咸水使水稻无法存活,这对文明是毁灭性的。研究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0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而且还在遗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间冲刷出一条100余米宽的河道,使原来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东流了。河姆渡的先民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河姆渡文明就这样被永远地埋在了深深的地层之下。

“还有一些浪漫的考古学家说河姆渡人远航去了,我看这也有可能。如果在太平洋某个岛屿上,对岛屿上的人进行DNA测试后,找到了河姆渡人的基因,我们也不要感到很奇怪。”余秋雨说,余姚有7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又有王阳明、黄宗羲等众多古圣先贤,经济发展超过了文化软实力。如何打好文化与旅游牌?余秋雨认为,对文化的理解不能太片面,古迹文化和古圣先贤是一种很好的资源,但生态文化也不容忽视。余秋雨举例说,有一年他去地中海沿岸看了看,发现这里没有什么文化古迹,只有海水、沙滩、帆船,但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把过去纸面上的历史文化当作文化太片面了,生态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姚江谈梦:稻穗下可乘凉 谷粒如花生米

“我有一个梦想:我种的杂交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几个朋友就在稻穗下乘凉。”年届八旬童心未泯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来到以稻作文化闻名于世的浙东名邑余姚,显得有点激动。在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名家纵论河姆渡文化论坛上,他信心满怀地说,“超级稻不仅可以让全国人民吃饱,而且还能让全国人民吃好。”

我和袁隆平先生都下榻在龙泉山下姚江南岸的太平洋大酒店,他的行程特别紧,一大早我趁他参加会议之前在他的1706房间做了访谈,并为袁先生拍摄了一组肖像。平时在田间地头“不修边幅”的水稻之父今天特地作了打扮,拍肖像的时候腰杆笔挺,精神抖擞,根本不像八旬老人。

袁隆平院士告诉记者,上午他在河姆渡稻作文明与世界粮食安全国际论坛演讲后,要马上飞往长沙接见一位专程来拜会他的非洲总统,商量在那里的水稻杂交问题。在讲到河姆渡文化时,他认为河姆渡的先民是农业科技的先驱,他们的发现和尝试开拓了人类的稻作文明史,也证明了余姚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世界人工栽培水稻的发源地。我们选择余姚来讨论水稻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表示,目前全世界还有1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能对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找到有效的途径,并祝愿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能为此作出更大贡献。

在头一天的专家纵论河姆渡文化的活动上,袁先生对于中国粮食安全、稻作栽培的考古发现、粮食转基因问题等方面的现场解答,都显出一种宏观而又真诚的科学态度。袁先生说:“前几天,我用超级稻接待了一位香港企业家,没想到平时米饭吃得很少的他,竟然连吃了两大碗,而且吃完后还要求打包。”袁隆平用这个例子,风趣地阐述他的“高产和优质是可以统一”的理论。

目前,袁隆平领导下的中国超级杂交稻亩产可达800公斤,他正在为到2010年中国超级杂交稻实现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奋斗。袁隆平对实现这一目标很有信心:“我们的超级稻计划比日本晚了16年,比国际水稻所晚了7年,但现在,我们跑到了世界的最前沿。”袁隆平说,第一期和第二期超级杂交稻都是采用常规手段,第三期则运用了分子技术。这好比跳高比赛,越往高处越难,必须在技术路径上有新的突破。

“我现在年纪大了,但我身体好,一点也不服老。如果身体允许,80岁以后我还会继续干下去。我的信念是通过科技进步,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河姆渡稻谷有杂交水稻特性”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甚至连稻谷壳上的隆脉、稃毛都清晰可见。经碳十四测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780年,距今7000年左右。此外,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

有记者把河姆渡的稻谷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联系在一起,向袁隆平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大胆假设当年出土的稻谷还能存活,您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是否具备您当年发现的‘野稗’的某种特性,或者说是否有杂交的可能性?”

“我也听说河姆渡遗址的稻谷挖掘出来时还是黄色的,如果它们还有生命力的话,把它们的基因提取出来,完全可以为稻研究服务。”袁隆平笑了笑说,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批骨耜等典型农具,显示出已有一定的农耕水平,说明种植水稻的历史还应往前推移。水稻是从普通野生稻驯化而成的,而野生稻只生长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早期稻谷遗存大多数也是在这一地区。仅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存,目前已发现130多处,其中属于长江流域的有110多处,可见稻作的起源地应是饭稻羹鱼的楚越之地。从理论上来说,河姆渡稻谷同样具备杂交水稻的特性。

河姆渡人的大突破: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

目前,在我国、印度等地,考古学家都发现了几千年前的水稻。1973年,在河姆渡发现了7000年前的水稻,这在当时是第一次发现;紧接着是在印度,印度人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水稻。现在又有新发现,把水稻种植往前推移了,在湖南澧县发现了8000多年前的水稻,而最近在湖南道县发现的水稻,说是有12000年,水稻种植的起源还真没办法确定。在河姆渡发现的稻谷层有一米多厚,说明7000年前人类种植水稻就有规模了,至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的,我们无从考证。但至少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大规模种植水稻了。河姆渡人的大突破就是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这是无争的事实。

河姆渡人的稻作文化是否是稻业种植起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河姆渡的稻作文化证明了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地之一。我们的祖先在这里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从新石器时代走进农耕时代,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进步。这不仅是河姆渡人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惠农补贴政策还要改进,

应该以产量而不是田亩数来实施补贴”

关于“超级杂交水稻,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对老百姓的口味、营养,有没有什么大的改进和提高,对我们国家现在的粮食安全问题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和见解”问题时做出如上表述。

袁隆平说,过去有这么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高产就是优质,优质就是高产。这种看法是比较片面的。高产与优质,是矛盾,但不是对立的矛盾。我们通过培育、通过研究,可以把它统一起来。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把产量放在第一位。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满足于吃饱,还要吃好,所以我们也做了调整,要高产也要优质。但有一个原则,必须是在高产条件下的优质。当然,在高产条件下的优质,难度是很大的。

袁隆平举了一个香港吴先生的例子,他接待过的来自国内外的研究者不少,每次他都会请他们吃吃培育出来的稻谷。有四位来自香港的比较注重身材保养,平时就餐不吃米饭的女士,一餐饭平均每人就吃了四碗。而一位姓吴的男士,则强烈要求打包米饭。说完大家都乐了,从而也明白了亩产量大的稻谷也同样好吃、高产和优质并不矛盾的道理。

袁隆平指出,粮食安全问题是人人关心的大问题,总的来讲,第一要保证18亿亩的红线,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如果突破了这个红线,粮食安全就有问题。第二,要给农民更多的种粮优惠政策。现在国家已经给了一些惠农政策,力度还不够,在这方面补贴的方式还要改进。以田亩来补贴种粮的农民,这样来做就有一定的问题,你种好种坏,反正是按田亩数来补贴,种粮的积极性就不高。

袁隆平认为应该以产量来补贴农民。他说,政府以比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然后以平价在市场上销售,这样就不会因为粮价引起物价上扬。政府用1000个亿来鼓励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如果以产量来补贴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就会提高,也将有利于种粮的发展。产量高,收入也高。他的积极性高了,这样也会有利于种粮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补贴的方式要改进"。

“争取90岁时实现亩产1000公斤”

篇（6）

〔中图分类号〕IO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124-04

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既不同于熊十力及其门人所坚持的“返本开新”的努力方向，亦有别于马一浮以儒家六艺之学统摄天下诸学的致思理路，而试图以西方现代生理学、心理学研究成果为根据，将传统儒学所建立的精神世界纳入一种具有普世性的人类精神发展图式之中。而这一人类精神发展图式的建立，则是以其对身心关系的独特理解为理论基石的。在梁漱溟所设想的人类精神发展图式中，儒家以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精神境界居于最高位置。而“文学艺术之属”则是实现这种理想境界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在梁漱溟看来，文学艺术活动可以使人进入一种“能人化境，这是人的生命顶活泼的时候。化是什么？化就是生命与宇宙的合一，不分家，没彼此，这是人生最理想的境界。”[1] （P120） 由此可见，“文学艺术之属”在梁氏文化哲学中的重要位置，惜乎为其社会文化方面的巨大学术成就所掩，学术界迄今对梁氏文艺思想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也不够深入。近年来关于梁氏学术思想的各种评述，关注的热点大都集中在他对中西文化哲学的论述方面，而较少涉及其文艺思想。仅有的几篇提到梁氏文艺观点的学术论文也只是在谈及梁氏文化哲学或者道德哲学的时候顺便涉及其艺术哲学，而且大多也只是罗列一下他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各种观点而已，既缺少对其文艺思想之内在逻辑的分析，也未能阐明其文艺思想与文化哲学思想间的内在联系。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相关材料的梳理、分析，揭示梁氏文艺学思想的基本构成和理论脉络，借以把握梁氏文艺思想对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身心关系：梁漱溟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梁漱溟看来，“人的个体生命即人身，通过某种感觉器官与环境相接乃发生感觉、感情，一切文学艺术都建立在这上面”。[2] （P232） 而所谓“感觉、感情”者，则是“从身达心，往复心身之间”的，[2] （P231） 因而文学艺术之属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往复于人类的身与心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方式。这是梁漱溟关于文学艺术问题最为根本的看法，也是其一切文艺观点的理论基石。

在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中，身和心是一对极为重要的概念，对身与心之间关系的阐释也是梁氏整个文化哲学最为基础，最为核心的理论之一。在梁漱溟看来，所谓身，即“生命活动所资借的物质条件”；而心则是“生命活动的表现”。[2] （P106） 他征引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指出生命活动赖以发生的生理基础是动物神经系统的发展，由于人类神经系统的发展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种动物，因而拥有着地球上最高的智慧。人类因为有了特见发达的头脑，有了高级神经与低级神经之间的分工，“人类生活既进入理智之一境，知行之间往往很有间隔”，[2] （P105） 于是身与心之间也出现了必然的分野。

身和心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梁漱溟说：“人身――人脑只是给人心(生命)开豁出路道来，容得它更方便地发挥透露其生命本性耳”。[2]（P130） 即是说，就人类而言，身是为心服务的，心是身的统帅。身、心虽性质互异，却并非彼此悬隔，而是一体相通的，“譬如电解池内两端有阴极阳极之分别，却往复相通而不隔”。[2] （P111） 因而，在梁漱溟看来，身和心之间是彼此相反而又相通，共存于生命有机整体之中的。这也就为感情“从身达心，往复心身之间”之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则感情又是如何在身心之间往复的呢?这里需要提到梁氏文化哲学的另一重要概念――理性。梁氏是在与理智相对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从生活方法上看，人类的特征无疑是在理智”，[3]（P126） 但“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从这里不期而开出了无所私的感情(Impersonal feeling)――这便是理性”。[3]（P127） 这种理性，梁漱溟也称之为“情理”，以表示其偏于主观的特性。 这种“无所私的感情”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感情也是不同的。梁漱溟认为，一般所说的感情可归诸“冲动”一类，与他所谓感情含义有别：“冲动(impulse)无疑地是身内机械运动的发作，感情(feeling)则不尽然。一般粗重的感情当然联结到冲动，同为身之事；进于高尚深微的感情，离身愈来愈远，其境界便很难说了”。[2] （P111）

由此可见，在梁氏哲学中，感情与冲动都存在于身心之间，而有高低之别。冲动离身――本能较近；感情则离心――理智较近，其至为“高尚深微”者，即梁氏所谓“无所私的感情”，也就是理性。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感情之粗重者，还难免与冲动相关，其“高尚深微”者，则与冲动关系极为渺茫了。但也还不能说是毫无关系，因为身与心之间原本就是相通的，因而所谓感情，也就不能绝对与身――本能无涉。在梁漱溟看来，这种“从身达心，往复心身之间的”的感情，适足以成为文学艺术所要表现的内容。

身和心也是传统儒学谈论较多的一对哲学概念。但梁氏从现代生理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出发对这一对传统哲学概念所做出的全新阐释，无疑使其具有了现代科学的某些特征，从而也给他的文艺思想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梁漱溟论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问题

梁漱溟认为，文学艺术之属“大抵可以美或不美为其概括地评价”，[2]（P231） 文学艺术显然应当属于美的范畴；然而，他又认为“文学艺术总属人世间事，似乎其所贵亦有真之一义”，[2]（P231）于是文学艺术之属又具有着真的含义。美耶真耶，文学艺术现象的本质特征究竟如何？依梁漱溟之见，就文学艺术而言，“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2] （P231） 可见，文学艺术之属要成为美的，除了要表现人类多层次的丰富感情外，还要求这种感情必须能够真切动人。如是，则既是真的，亦是美的。因其是真的，才成为美的。这里所说的真，“与科学上哲学上所求之真固不同也”，[2] （P231）而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为了说明真的不同含义，梁漱溟曾借用佛家《瑜伽师地论》中的“四真实”之说详加阐述。所谓“四真实”者，一是“世间极成真实”，“此即肯定现在通称的感性知识是有其一面真实性的”；二是“道理极成真实”，“此即肯定现在通称的理性知识有其真实性”；三是“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所谓烦恼障指缘自“我执”(或曰“人我执”)的烦恼使人烦扰昏乱，真理无从显现，净除此障，即成“净智”，真理方得以显现；四是“所知障净智所行真实”，所谓所知障，指缘自“法执”(或曰“法我执”)的障蔽使人迷惑于假象，真理无从显现，净除此障，即能进入佛家所谓“真如”之境(梁氏认为此即宇宙本体)。[2] （P206-209） 比较而言，前二者属于人世间的真实，后两者属于出世间的真实。

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真实。梁漱溟的新儒学观点是深受佛学影响的，在他的文化理想中，始终为佛教天国在人世间的实现留有一席之地。因而，在人世间的真实与出世间的真实之间，他明显倾向后者。梁氏认为，从根本上讲，“世间一切相幻妄非真也”；[2] （P231） 但“平情论事，世间的真实性又何妨予以承认，却是出世间就更真实耳”。[2]（P206） 在梁漱溟看来，科学研究所求的是他所谓人世间的真实，“治科学者意在求真，其真不出吾前文所云四真实品之前二者”；[2] （P231） 而哲学所求的则是出世间的真实，“然真莫真于破除所知障，是则非世人想象所及矣”。[2] （P231）

然则文学艺术之真实，与科学或哲学所求之真实又有不同。梁漱溟认为，文学艺术之属，莫非作家与其观众之间藉作品若有一种精神上的交通”。[2] （P232） 从创作者方面来讲，“创作家出其生命中所蕴蓄者以刺激感染乎众人”；从欣赏者方面来说，则是“众人不期而为其所动也”。在这种状态下，“彼此若有默契，若成神交”。[2] （P232） 可见，文学艺术活动不是科学研究那样基于主体对客体的分析，因而不是感性认识或者理性认识之真实与否的问题，也不是哲学探讨那样基于主体自身的体悟和探究，因而不是破除什么“执”或“障”的问题，而是基于创作主体与欣赏主体之间，经由作品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交流活动的真实发生。文学艺术之属的真实，指的就是在这种精神交流活动中感情的“真切动人”。这种“真切动人”，不一定是上述四真实之任何一种，但却可能在每一种情况中存在：既可以是人世间真情实感的催人泪下，亦可以是出世间神秘情感的令人神往。在梁氏看来，“人的感情大有浅深、厚薄、高低、雅俗之不等”，[2] （P232） 因而体现在文学艺术之属中的精神交流活动之真实状况，也就有了不同的层次。层次低者，只可“悦耳悦目”；层次高者，则可“怡神解忧”；感情至为“高尚深微”者，则可以上通“宇宙本体”。

于是，在梁漱溟的文艺观念中，作为文学艺术之属之本质特征的，自然是美；然而此所谓美，又必须是真的，只有首先是真的，才有可能成为美的。因为“美者非止悦耳悦目，怡神解忧而已”。[2] （P231-232） 尚须由人心之广大深远以通乎宇宙本体，[2]（P236） 亦即人类之生命本体，如此才能成其为无私的至美。显然，梁漱溟对文学艺术之属之本质特征的理解，也是奠基于他对身心关系的独特理解之上的。

三、梁漱溟论文学艺术的分类问题

梁漱溟所说的文学艺术之属，所涉极广。“说文学，涵括诗歌、词曲、小说、戏剧、电影等等。说艺术，涵括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建筑等等”。[2] （P231） 面对繁多的文学艺术门类，梁氏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对之加以分类说明，借以把握它们不同的艺术特征。

首先，梁漱溟依据文学艺术作品之艺术形式作用于审美主体之感觉器官的不同方式，将所有文学艺术分为三类。第一，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即“从第一信号系统以与人类生命发生交涉”者，如音乐、绘画之类。第二，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即“形之于文字符号或口语者”，属于从第二信号系统以与人类生命发生交涉者，如小说、诗文、书籍及弹词、说书之类。第三，多种方式综合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即一般所谓“综合艺术”，如中国的京剧。[2] （P232） 这样的分类方法看起来似乎借鉴了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第一信号系统与第二信号系统之说，而实质上依然是基于梁漱溟自己对于身心关系的独特理解之上的。梁氏所谓身心之间的分野，实际上讲的就是本能与理智的差异。梁漱溟概括巴氏学说为：“其所谓无条件反射者概属本能；其所谓条件反射则不离本能而向于理智发展之见端。凡此皆其所谓第一信号系统，为人类与高等动物所同具。其所谓第二信号系统，亦即信号之信号者，则理智之能事，而为人类所独擅矣”。[2] （P42） 在梁漱溟看来，第一信号系统多半基于本能，第二信号系统则全部建立在人有理智这一事实之上。因而，第一信号系统与第二信号系统发生作用的范围，就在本能和理智，亦即身和心之间。而文学艺术之属的存在方式，不是第一信号系统便是第二信号系统，当然也是存在于身和心之间的。

其次，基于文学艺术作品反映对象的差异，梁漱溟又将文学艺术作品分为“联属于身者”与“联属于心者”两类。“联属于身者”，即表现人的本能的艺术作品。依人类本能的不同，这一类作品大致又可以分为这样几种。其一，表现人的性本能的。在梁氏看来，“文学艺术任何一方面自古至今的创作，如其不全是围绕在此，至少亦必涉及乎此”。其二，表现人的斗争本能的。这主要包括武侠小说、惊险影片、球类竞技以及取材于雄师猛虎的绘画、舞蹈之类。另外还有一些是表现人类其它本能的，如：探究之本能、游戏之本能、自由冀求之本能”等等，“亦皆为文学艺术各方面创作中所常利用”者。[2] （P234） 在关于人的本能问题上，梁漱溟显然是深受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影响的，认为“所谓生活问题者，从一切生物所有生活看去，要不外个体生存、种族蕃衍两大问题而已。围绕此两大问题预为配备所需用之种种方法手段，随动物生命以俱来者，即所谓本能也”。[2]（P47） 因而他在人的诸种本能之中最为强调性与斗争两项。而所谓“联属于心者”，指的是那些“意境甚高的文艺作品”，此类作品能够“感召高尚深微的心情，彻达乎人类生命深处，提高了人们的精神品德”。在梁漱溟看来，这一类作品无疑属于可以感发人的“无所私的感情”者，是至真的，也是至美的。在这一类作品中，梁氏特别提到了“陶渊明的诗，倪云林的画，恬淡悠闲，超旷出尘；又如云冈石窟、龙门造像，静穆柔和，耐人寻味；或如欧洲中世建筑仿古罗马式哥特式大教堂，外高耸而内闳深，气象庄严，使人气敛神肃，起恭起敬，引向神秘出世之思”。[2]（P235-236）凡此种种，均可算作“联属于心者”的艺术作品。

综上，我们看到，在梁漱溟的文艺观念中，无论是从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方面着眼进行的分类，还是从其内容方面着眼的分类，实质上都是基于他对身与心之间关系的理解这一根本文化哲学观念展开的。

四、梁漱溟论文学艺术的社会功用问题

在梁漱溟看来，文学艺术之属并非只是一种娱乐方式。作为人类生命本性自然而真切的外露，文学艺术具有引导人生摆脱庸俗，走向典雅、高尚；引领人类社会平息各种争端，走向和平、安乐的意义。当然，这些在眼下还不能实现，但梁漱溟深信，不远将来，在他所谓中国文化在全世界得到复兴的时候，文学艺术之属所具有的上述种种人生的、社会的意义将会得到完美的体现。几乎在他所有涉及文学艺术问题的论述中都讲到这些内容，梁氏称之为“未来社会人生的艺术化”问题。我们不妨按照梁氏的逻辑将这一问题分为人生和社会两个方面来探析。

梁漱溟认为，心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方式，主要体现为理智，但理智却并不必然会引导人们进入理性的精神境界。在很多情况下，理智的运用适足以使人“在人情世故利害得失上易有许多计较”，于是“他的情绪常是被压抑而不能发扬出来，他的生命常是不活泼，而阴冷、涩滞。”[1] （P120） 而文学艺术之属的作用恰恰就在于它能够“使人解脱于分别计较，从支离破杂的心理得到很浑然整个的生命，发扬出真的有力的生命，把一切俗俚琐碎的事都忘了。”[1] （P137） 通过文学艺术之属的熏陶，原本被本能桎梏的理智终于得以脱离其障蔽，从而获得一种合乎理性的精神生活。

从社会方面看，梁漱溟认为，在一个有宗教生活的社会里，人们可以借助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在一个缺乏或者宗教势力逐渐失去其原有影响力的社会里，则需要以道德力量构建人们的精神世界。而道德，在梁氏看来，就是“一种人生的艺术”。这有两方面含义：其一是说道德本身所达到的效果，其情形恰好就像是一种艺术形式，“道德是什么?即是生命的和谐，也就是人生的艺术。”[1] （P87） 其二，道德本身要起到更明显、更妥帖的作用，也需要借助某些艺术手段。比如中国古代常将礼乐并举，就是出于这种缘故。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4] （P7） 是具有某些宗教意味的仪式。中国古代没有明显的宗教形式，礼主要还是一种维护道德规范的手段。而乐者，为“五声八音总名象”，[4] （P124） 显然主要是指各种以声音作为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两者并举，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将礼和乐看作维持社会人生正常秩序的有效手段，正是道德活动对艺术手段的借重。梁漱溟如此看重文学艺术活动在社会人生中的积极意义，与他的文化发展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梁氏认为，作为两种早熟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将会在不远的未来依次得到复兴。古印度文明的复兴意味着一种宗教精神的重新抬头，而古中国文明的复兴则意味着道德社会的来临。在梁氏看来，不论是古印度文明还是古中国文明的复兴，都离不开社会人生的艺术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艺术活动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也将成为一种艺术化的生活。在梁漱溟看来，这是一种更为合乎人类理性的生活。

尽管梁漱溟并不以文艺思想家著称，但在他为数不多的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中却包含了极为丰富而深刻的文艺思想。他对“文学艺术之属”作为往复于人类身心之间的一种特殊精神活动方式的理解，既带有明显的儒家传统文艺思想的印记，亦融合了许多西方现代思想观念，而出之于他个性化的现代新儒学论述方式。因而，在将前人学说推向前进的同时，梁氏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也为后来者指示了一条如何将中国古典文艺思想由传统推向现代的门径，这一点无疑对我国当代文艺思想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第2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篇（7）

1.引言

翻译活动是促进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而翻译传播机构则是使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重要渠道。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论认为文学系统受两个因素的操纵，其中外部因素指的即是“赞助人”，而“赞助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出版机构则是其中之一。

十九世纪中晚期至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加快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版行业应运而生，一跃成为新学说和传播新的思路的重要条件。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此时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是我国综合性翻译在国内最大的出版社之一，三十余年来始终紧随社会发展的历史足迹，一直处于国内翻译出版领域的领先行列。该社成立之初，主管部门将其定位为“一个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社会科学和出版外语教材为主的专业出版社”。（邹振环，2000：352）本文从“赞助人”的角度，以上海译文出版社为例，分析了出版机构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2. 出版丛书――引介译作之捷径

2.1“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与“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当代的同龄人：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78年1月1日正式成立。根据当时孙家晋和包文棣等相关的翻译人员的回忆，上海译文社当时不是白手起家的，它有这深厚的历史痕迹，它只是50年代两个出版社合并成立的外国文编辑部，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整理分散在上来的资源，它的组成不仅包括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室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的骨干，还有来自上海教育出版社、少儿出版社和作协等单位的编译力量。（宋t凡，2013）

该社成立时正值翻译文学出版勃兴之时，凭借从上海文艺出版社继承和接受下来的大批纸型和大量存稿，译文出版社有幸拥有了一个高起点的发展平台。当时翻译文学的出版已呈现出丛书化、系列化的特点，外国作家的文集和翻译家的译文集也纷纷出版。面对这样的形势，译文出版社一边抓紧安排原来有的纸型的重版工作，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一边努力争取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的机会，着手开始“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工作。1978 年 11 月，波兰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出版，译文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首次亮相。这套丛书出版周期绵延数十年，至今已出版 160 种，译文社承担了其中的 71 种，其中包括《伊利昂记》、《金驴记》、《巨人传》、《红与黑》、《莎士比亚喜剧五种》、《董贝父子》、《失乐园》、《草叶集》等。这套日后被爱书者亲昵地称为“网格本”的丛书，在选题、翻译、编辑乃至排版装帧上均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译文社参与“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出版工作，有利于整合上海文学翻译界的力量，也使其自身发展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闻琛，2009）

1980 年 7 月，德国作家伯尔所著的《莱尼和他们》中译本问世，标志着“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正式开始出版。这是一套由译文社发起组织编辑，与外国文学出版社合作而产生的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二十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本身继承和发展。

从“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到“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译文社由从属到自主，开始发展壮大。1991 年 11 月，这两套丛书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特别奖。“许多中年以上的读者清晰地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与‘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极受欢迎，甚至出现了一书难求的盛况。”[1]

2.2“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与“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

20世纪80年代的出版界在经济体制改革暨市场化改革下已现商业大潮的端倪，到了80年代末期，出版体制改革开始步入正轨。细分市场这一做法在当时被许多深谙市场竞争之道的企业奉为圭臬，而要在当时刚有些许市场气息的图书出版领域具有这样的意识和胆识，则显得颇为难得。上海译文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与普及本的推出就是一次细分市场的有益尝试。首先推出的是“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丛书，选择书目的标准是“原著为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精品、译笔已有定评”，如《简・爱》和《呼啸山庄》。在装帧上更是极显“珍藏本”之考究――丛书采用“大 32 开本，用丝绸作封面，外加护封和封套，印书的纸张都是定制的，染成米黄色，显得格调文雅”。（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60）随后推出的是“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普及本”丛书。出这套书的目的主要是要在当时泛滥书市，与当时内容质量低下的非法出版物较量，利用文章健康切有意的书把连七八糟的东西赶出书市。出于这样的考虑，编辑们在选择书目时并没有照搬“珍藏本”系列。因为他们考虑到“像《浮士德》那样的诗剧，就算有文学修养的读者读起来也比较勉强，然而要吸引读者，靠的就是内容的深度，只靠措辞艰涩的一些作品也无异于缘木求鱼，无益处。（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62）

“上海译文出版社率先出版‘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与‘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创下了一年发行360万册‘名著普及本’、一天平均发行近1万册的惊人纪录，引发了国内的外国文学名著出版热。”[2]

3.创办期刊――培植译者之重阵

改革开放以前，译介外国文学的专门性刊物还比较少。50年往后，大多数当代的外国文学作品被排斥，这30年间在文学翻译的道理上出现了大面积的空白。而文学期刊出版周期短，文学信息传播时效快，因此在外国文学译介方面能发挥独特的作用。1978年，一大批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刊物纷纷创刊，主要有《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欣赏》、《译林》等。部分有名的作家王安忆、叶辛等人都在讲，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还是比较封闭的，对一些外国文学作品的启蒙大都来源于《外国文艺》。 作品《外国文艺》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是同时出刊成立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杂志先后介绍了劳伦斯、萨特、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千位著名作家。第一期《外国文艺》首次刊登了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封底推荐了《走下楼梯的者》。在这30年的发展过程中，《外国文艺》在当时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时打破了禁忌，给大部不的读者向不熟悉外国作品的广大读者介绍，及时评点外国文艺思潮和现代派、先锋派的创作手法，对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繁荣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示范和借鉴效应，不少成名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曾经表示，他们是“喝着《外国文艺》的奶长大的”。[3]

2003年外国文艺改版，调整成小16开。内容设置包括“书话”、“译家之言”、“访谈”、“争鸣”等，更突出专题性，更关注当下文坛的动向。在第一期上面就刊登了十几篇主赫塔・米勒的文章，这些作品曾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奖，文章中不同程度的反应了当时的文学前景，而且在栏目中专门设置奖项和连接，有来自国外的文艺专家评论文章的内容，不光这些著作精品和名家轶事之外，他还有一些比较前沿的影视、摄影等作品的评价和中心思想的相关介绍。

此外，《外国文艺》还发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翻译家，他们为刊物出谋献策、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有了他们，观点、建议、选择标准和至关重要的稿件都有了”。[4]诞生、成长于素有文学翻译摇篮之称的上海这片土壤，《外国文艺》培植了一大批译者，拥有中国一流的翻译家队伍可以依靠，有庞大的资料来源和线索。差不多所有的国内知名翻译家都在《外国文艺》上发表过译作，比如朱景冬朱先生，书中的拉美文学大部分都是他翻译过来的，使当时这个地方的文学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爱好。

4.结语

研究“赞助人”对翻译的活动有着一定的影响，可以更好的学习文学系统中的外部因素与翻译活动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也可以为当代的出版机构的发展在一定的程度上提供相关的参考。改革开放以来，以上海译文出版社为突出代表的翻译出版机构以出版丛书和创办期刊两种主要形式为译作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提供了重要平台和人才保障，为中国语言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来源，极大地推进了当时我国的社会文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安迪.记上海译文出版社[J].中国出版，1991.

[2] 贡笮.“春天”里的耕耘――记上海译文出版社[J].编辑学刊，1993.

篇（8）

既然文学名著具有这么多的教育教学价值，那么在中学生中阅读名著开展的又如何呢？，中学生阅读名著的情况不容乐观。

一.学生缺少阅读名著的兴趣

应当承认，大多数中学生还是喜欢阅读文学名著的，但根据调查仍有20%的学生认为读名著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他们中有的认为这些名著对于他们来说“太古老了”，他们更倾向于那些现时流行的、能够让他们放松一笑的书，例如郭敬名的《幻城》、萧鼎的《诛仙》等。有的同学认为这些名著太难读懂，一本书翻了几下就再也不去碰它了，一看就头晕。还有的学生认为读这些书既浪费时间，对他们成绩的提高也没有太大的帮助。老师对于学生读名著又持怎样的态度呢，据调查显示，有75%的老师认为阅读名著的确会对学生今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但还是有5%的老师认为阅读名著不重要，他们不注重对学生阅读名著的引导和指导，而是片面注重有关名著中的知识题的死记硬背，以此来应付考试中的附加题。根据调查，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现在的中学生学业负担很重，时间也很紧迫，各种补习班应接不暇，在依然如学压力下，学生很难会有“闲情逸致”去阅读这些“闲书”。即使考试中会出现的问题，但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捞这区区的几分，是否得不偿失呢？如果真的在乎这几分，教师可以将这几部名著的人物、重要情节、主题思要艺术特点罗列出来加以突击、强化即可。名著阅读变了味，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阅读名著急功近利

名著阅读急功近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学生角度看，应试教育的目标转移了学生的视线，排斥了人文教育和文学名著的位置。因为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要想走进理想的大学，首先就要保证进入重点高中，于是学生从小学、初中阶段起就为了入学权而激烈竞争。升学关系着学生未来的命运，考试分数成了关系学生未来的生命线。

从教师到家长，首先关注的是与分数有关的教学与学习。对学生全面发展有益但与分数无关的教学与学习，就不得不忍痛割爱了。从教育者看，在升学考试的指挥棒下，学生的课业负担相当繁重。为了满足学生升学的需求，中等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大都想方设法为考试得高分而努力。标准化的考试把综合性的复杂知识切割成相互不联系的碎片，把种种卓越的思想分解为二元分离的是否选择，把需要系统思想才能解决的课题转化成涂写方框的操作技术。于是在考试涉及的范围内，大量展开相应训练，可以说考试要求的技术性、简单性、工具性与文学名著的思想性、综合性、人文性是背道而驰的。再者复习资料、参考书、模拟试题、练习册，一股脑地塞给学生，沉重的课业负担使学生根本没有读名著的时间。

从社会角度看，现代社会节奏加快，急功近利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时代病”了。文本阅读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快节奏要求，快餐式阅读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读书时尚。这种快餐式的阅读或以新颖荒诞的视角，或以大量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诸如卡通、科学幻想、生活幽默等等，来博得人们的轻松一笑。这种快餐式阅读让人们渐渐疏远了注重阅读品味和质量、注重阅读带来的心灵感受和精神思索的正餐式的文学经典名著阅读。

三.阅读教学方法不科学

学生的阅读有其年龄的特点，同时过渡性、闭锁性、动荡性和社会性又是这个时期学生明显的心理特点。他们的认知、分析能力还不高，对作品的选择、阅读自然存在种种不足。因此教师应在大纲规定的书目之外，向学生推荐一些优秀书目。

现在大多数学生阅读名著还仅靠自己埋头苦读，缺少和老师、同学、家长的沟通。老师可以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抽出一节课进行“名著欣赏”训练，挑选某部名著的精彩片断和学生进行剖析。让学生能够认识到名著是最好的感情和思想的结晶，我们真的可以从其中汲取无穷的精神养料。

篇（9）

近些年来，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实施，语文课外阅读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以《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 课外阅读活动是阅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适时推荐文化品位高、难易程度适当的课外读物。鼓励学生开展多种活动，如写书评、读后感，举办读书报告会、作品讨论会等，分享阅读乐趣，交流阅读成果，共同提高阅读能力。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职高生阅读语文类课外读物的情况很不乐观。从我任教的感受来看，近几年职高学生在语文课外书籍的阅读量上甚至比几年前的学生有所下降，语文课外知识也不如前几年的学生丰富。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职高生阅读语文课外读物？大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上不够重视课外阅读。二是学习任务比较轻松，没有动力进行课外阅读。三是适合职高生阅读的语文课外读物比较少。四是在阅读过程中缺乏师长的有效指导。

一、职高语文课外读特缺乏的原因

在影响职高生语文课外阅读的因素中，语文课外读物自身的匮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近几年书店里学生的课外读物类书籍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在这些语课外读物类书籍中，适合职高生阅读的书籍更是少之又少。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当前职高语文课外书籍缺乏的现象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职高语文课外阅读长期得不到重视，导致作者和出版社没有利益驱动来写作、出版更多的作品。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经济效益成为许多作者和出版社优先考虑的因素，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他们宁愿花更多的精力去写作、出版能够带来丰厚回报的畅销书。职高语文课外读物市场比较小，获利不大，因此不少作者和出版商不太愿意冒着微利甚至亏本的风险推出一些职高语文课外读物。

其次，现在书店里确实有不少新出版的语文类书籍，但是，这些书籍却存在着儿童化和成人化两大特点。在琳琅满目的语文书籍中，有许多是装帧精美的儿童礼品读物，这些读物图文并茂，对小学生来说是非常好的课外阅读材料，但对职高生来说，这些读物缺少系统性，也缺乏深度，并不适合进行阅读训练。另外一些书籍则是一些较为难懂的专业著作，适合大学生或专业人士阅读，显然，这一部分书籍也不适合职高生。

最后，部分读物有误导青少年之嫌。近几年来，随着央视《百家讲坛》等栏目的推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阅读人文类书籍的浪潮，不少此类小说应运而生。在这些小说中，有些既有严谨的专业依据，又有生动的文笔，如当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儿》。但也有部分作品纯粹是虚构，即所谓的穿越文学、架空小说，阅读这些作品，辨别能力还不是很强的职高生很容易形成错误的阅读观念，影响对语文课程的学习。

二、职高语文课外读物建设建议

由于适合职高生阅读的语文课外读物相对匮乏，如何建设职高语文课外读物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实际上，职高语文课外读物这一市场还是具有很大潜力的，只要出版商精心组织策划，各方齐心协力，政府部门给予引导扶持，各方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同时，就可以收获可观的经济效益。教育主管部门、课程开发者、史学工作者包括职高语文老师、作者、出版社、书店等相关单位人员应积极配合，行动起来，为职高生创作更多的适合的语文课外读物。

首先，从课程层面来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了职高生的课外阅读要求，并精选了一些文学名著供学生阅读。我们可模仿语文课程标准，提出更加具体可操作的课外阅读要求，并推荐一些优秀的语文课外读物以供学生阅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同时，在语文教材之外，还有一本读本，读本不作学习要求，但是里面收录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弥补教材的不足，也可以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在语文课程体系中，可模仿这一设置，也编写一些语文读本，从一些优秀的语文著作中选取一些和学生所学课文配套的作品选段，从而为学生提供优秀的课外阅读材料，也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这一点做起来不难，毕竟普通中学教育这一块已经做得比较好了。职高可以向他们学习取经。

其次，从出版物层面来讲，各方面应通力合作，编写一批符合职高生认知特点和阅读习惯的课本配套读物和语文普及读物。正如前文所说，当前许多课外阅读书籍存在着儿童化或成人化的问题，真正适合职高生阅读的作品不是很多。针对这一情况，出版商应联合广大史学工作者和职高语文老师，利用后两者的专业知识和教学实践为职高生编写一些既符合时展又适合他们年龄特征的课本配套读物，让职高生在课外阅读的同时，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同时，出版商还可以组织编写一些具有一定深度的语文普及读物，让一部分对语文感兴趣又学有余力的学生在课余、假期的时候，有适合自己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作品来阅读，提高对语文的认识。

再次，努力改编一些史学名著供职高生阅读。从古至今，出现了许多史学名著，不同时期的史学名著都代表着那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阅读这些优秀作品对提高学生的史学素养有着极大的帮助作用，因此，我们要选择一部分适合职高生的史学名著出版发行。当然，就如同文学名著在给职高生阅读时需要做一定的改编、缩写一样，对这些史学名著也需要做适合职高生的改编，以符合职高生的认知水平与阅读习惯。首先，将史学名著作一些通俗的改编，以适应学生的理解能力，尤其是对于一些理论性的文字，应加以必要的简化与解释。其次，有些史学名著篇幅较长，可对其内容进行缩写或精选。最后，对于一些史学名著，可在正文前面加上必要的导读。以上的方式可降低学生阅读史学名著的门槛，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亲近名著。

最后，在不能改变现状的当下，重要的是培养职高生的阅读意识，让广大的优秀文学作品走进职高生的视野，走进职校的课堂，以此提高职高生的综合素质。

总而言之，职高生的语文课外阅读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而适合职高生阅读的语文课外读物却相对匮乏，如何更好地建设职高语文课外读物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各方应通力合作，行动起来，从课程建设、出版物发行等方面着手，为职高生提供更多优秀的语文课外读物，推动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篇（10）

外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葆有了人类文化的精华，现行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则是其中的精品，这些作品可以为学生打开一扇了解异域文化的窗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多元文化观念，因此，外国文学是高中语文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高中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依据教学《大纲》，改变教学观念，积极引导学生感悟作品浓郁的文学内涵，体会艺术魅力，激发学生阅读、欣赏外国文学名著的兴趣，提高学生文学欣赏的能力。同时，要引导学生尊重异域文化，使学生懂得从他者的眼光透视本民族文化，逐渐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

二、注重外国文学教学的文学性教育，培养学生鉴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和人文素养。

2003年春颁布的修订《全日制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重视语文的文学教育，《大纲》指出语文科的目的是使学生“具有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引导学生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提高文化品位；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大纲》规定了选文的标准以及比例，“课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题材、体裁、风格应该丰富多样，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在全部课文中，文学作品可占60%”。新大纲对语文文学教育的重视既符合国内外重视文学教育、人文素质教育的大趋势，也为高中语文的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和广阔的前景。高中外国文学教学应该遵循文学规律，以现行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为范本，并向世界文学名著辐射，培养学生鉴赏外国文学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素养。

1、引导学生体验、感悟文学形象，“鼓励学生积极地、富有创意地解构文本意义”。

文学是以审美形象的形态存在的，与科学活动的概念相比较，文学中的审美形象具有假定性、不确定性或模糊性，文学作品的意义往往是多重的、变动的。波兰现象学家罗曼・英加登认为，文学作品的诸层次结构中，……表现的客体层和图式化方面，带有虚构的纯粹意向性特征，本身是模糊的、难以明晰界说的。至于思想观念及其形而上的蕴含，更是混沌朦胧的，文学作品的最终完成，必须依靠读者自己去体验、去“填空”。中国古代文论所强调的“兴味”同样认为读者借助自己的想象和体味，可以在有限的文字中得到无限丰富的意蕴和旨趣。高中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遵循这一规律，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文学鉴赏的再创造活动，而外国文学内涵本身的多义性、模糊性更需要教师为学生提供多向解读的空间。因此，在教学外国文学作品时，教师不要做定性的解读，应该积极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体验文学形象的情感、思想，让学生自主地与作品对话，从而获得自己对文本的独特感受。比如：七、八十年代的教科书以及评论界对莫泊桑《项链》及其主人公玛蒂尔德的评价几乎是众口一词，即小说揭示了玛蒂尔德的爱慕虚荣，指出了作者对玛蒂尔德的讽刺和嘲笑态度。但是只要我们深入作品认真研读就会发现，女主人公身上具有远比爱慕虚荣更为丰富的内涵，比如她的单纯、不满足于现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在丢失项链后对命运坚毅的抗争。而作者对玛蒂尔德的态度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在讽刺中更包含有深切的同情。这些意义的获得，只能以学生走进作品、深入体验文学形象为前提。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节选)》中的戈多是谁?戈多的意义何在?戈多是否会来……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学生自己的阅读与感受，调动想象和联想去“对话”、去“填空”。

“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发现和建构作品意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能适时的点拨，努力为学生营造阅读、理解文学作品的良好环境，积极鼓励学生批判质疑的精神。同时，外国文学是不同于中国文学的异质文化，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阻碍了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接受，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查阅作品的文化背景、作家生平思想以及相关文学流派主要特征等资料，帮助学生理解作品。

2、适时开展中外文学比较，知晓文化差异，感受文学魅力。

比较文学是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它打破了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研究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观念使我们在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时，具有世界文化的宏观视野，尝试从不同角度理解作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引进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可以打破一元封闭的教学模式和认识局限，拓宽学生思路，培养学生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理解、评价外国文学作品。但是，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引进比较文学，不是去讲解比较文学的理论和将中外文学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而是立足于外国文学作品的形象，进行适时、适当比较。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与蒲松龄的《促织》是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品，但是它们却有相似的主题。《变形记》以人变成甲虫的荒诞形式、《促织》以人变成蟋蟀的情节都表现了人性异化的问题。但是由于时代的差异，蒲松龄和卡夫卡在表现人性异化的层面上是有区别的。蒲松龄只是从现实的层面无意识地涉及到了“异化”，因此，作品中的蟋蟀并没有失去自我后的焦虑、孤独、恐惧和痛苦，而是一只善于讨好、驯顺的蟋蟀，并以此给成名一家带来了的美好结局。而卡夫卡则是从哲学的层面有意识地观照了觉醒后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这种比较可以为学生提供多视角审视外国文学作品的平台，寻求中外文学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意蕴，感受其不同于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

类似的比较颇多，如贝克特的荒诞派剧本《等待戈多》与的《雷雨》的比较、《边城》与《百年孤独》的比较、《守财奴》中的葛朗台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的比较等。总之，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一些中外文学作品的可比性是很强的，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作品，为学生营造多角度感受外国文学作品的环境，在中外文学的比较中知晓文化差异，培养学生多向思维的能力和适应多元社会的外国文学素质。

培养学生欣赏外国文学作品能力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引导学生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艺术技法，品味语言，也可以撰写读书笔记和小论文、进行课堂讨论、放映外国文学名著电影等等。总之，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觉遵循文学规律和教学规律，积极引导学生阅读、感悟、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真正实现《大纲》“初步鉴赏文学作品，能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作品丰富内涵，体会艺术表现力”的目标。

三、开设外国文学名著选修课，进行名著导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将高中语文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部分，并对选修课的开设、教学要求、教学评价等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议和要求。这不仅克服了传统课程结构整齐划一的弊端，体现了世界母语教育课程结构设计的总体趋势，也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开设外国文学名著导读的选修课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高中外国文学名著导读设课的目的是指导学生阅读一些外国文学名著，提高学生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养成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习惯。为此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l、外国文学名著导读所选篇目要以课程目标为准绳，选讲篇目可以依据《全日制高中语文教学大纲》附录三课外读物建议中推荐的篇目，同时兼顾其他作品。

2、不讲授外国文学史和进行文学评论，重在指导学生阅读、欣赏作品。外国文学历史悠久，流派和作品众多，教师一个学期可以选择一、二部作为范例，进行具体的阅读、欣赏指导，但不求全面和深入。在教学时教师可以介绍作品的背景材料，梳理情节概貌，进行精彩片段欣赏，以点带面地引导学生感受作品的思想内涵，体会作品的文学技法，把握文学形象。为了巩固学生在课内所学知识，教师可以规定学生在课外自读自己喜欢的一部作品，并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督促，比如，组织讨论、写读后感和欣赏短文等。

3、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技术，采用多媒体教学，辅之以外国文学名著电影欣赏，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作品。

四、高师外国文学教学与高中外国文学教学的衔接与互补。

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是培养高中语文教师的重要基地，高中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与高师学生的文学素养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提高高中语文教师的外国文学素养，树立文学教育的观念，需从源头入手。

首先，改进高师外国文学教学，培养学生外国文学素养。

高师外国文学教学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过应试教育走进高校的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薄弱，外国文学素养尤其欠缺；由于专业化的制约和功利化的思想，高校学生的文学兴趣淡薄。二是高师外国文学教学观念陈旧，王采丽在《清理与反思》中就指出：“外国文学名著的一些教学提示和指导材料有许多内容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几十年的兴无灭资的时代思潮影响下的某些观点……而有些教学者仍然当着千真万确的定论灌输给学生，这是很可悲的。”教学形式单一、僵化。教与学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为此，高师外国文学教学应该以课堂教学为契机，激发学生在课余阅读、研究外国文学作品的兴趣，让学生在自主阅读和研究中培养外国文学素养，树立文学教育的观念。课堂教学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是激发学生喜爱和探究外国文学的重要途径。因此，课堂教学的重点应该是引导学生感受、体会外国文学作品情感、内涵和艺术技法。教学时，要打破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以重点作家、作品为核心，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比如，学术观点的展示、师生平等的对话，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电影精彩片段、图片、音响、相关文字资料的插入等，从视觉、听觉、情感、思想等方面调动学生参与欣赏作品的积极性，让学生真正深入到作品中，感受外国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获取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方法。在教学中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自觉地运用文学、心理学、美学等理论透视剖析作品，引进外国文学学术动态，让学生的视野更宽，眼界更高。

其次，与高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作品衔接。

高师的外国文学教学一方面要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树立学生文学教育的观念，另一方面还应该指导学生将文学教育的观念和外国文学知识和方法运用、渗透到今后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因此，高师外国文学教学应该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将高师外国文学教学与高中外国文学教学适当地结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从现行高中语文教材看，选入其中的外国文学作品都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比如巴尔扎克的《守财奴》，莫泊桑的《项链》，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普希金的《致大海》、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西方现代派作品等等，这些作品都是高师外国文学教学的重点。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自觉地将高师外国文学教学与高中语文教学有机结合，对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进行重点指导。但是，这种教学决不能与语文教学法等同。教师既要引导学生站在文学的高度，运用文学理论深入研究这些作品，使学生具有较高的外国文学功底；又要指导学生从深奥的理论中走出来，站在高中语文教学的角度欣赏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为学生提供教学实践的舞台，安排适当的时间，让学生自己研读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自己备课，自己讲课，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强调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既顺应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又有利于形成学生博襟和眼光的人类意识，培养学生民族意识与人类意识统一的精神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国文学在陶冶情趣、开阔视野、丰富精神文化、培养学生全球意识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因此，外国文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接受外国文学，如何培养学生欣赏外国文学的能力，如何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和世界主义的精神品格，是每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和高中语文教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童庆柄.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陈悖.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刘献彪.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4]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5]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6]郭天行.“文学教育学科教学原则”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成果――《文学启蒙教育论稿》、《文学启蒙艺术》、《文学启蒙教育个案精选》出版座谈会综述[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4.（6）

[7]潭晶华.高校专家建言：外国文学教育值得开发[J].作文世界，2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