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理论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法学理论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以后我国法学研究有所起步。由于我国法律的移植背景，所引借的国外法条与法学理论面临本土化过程与问题。当时法学理论研究状况是部门法学的研究主要关注法律规则与解释，而法理学的研究则主要包括一些政治性和道德性的问题，并且研究水平较低，基本上处于一种靠法理学者的感性认识和经验来对法理学研究。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出现了一些关注实际的法社会学研究，使法学开始注重本土的司法实际运作知识和理论，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法学理论与法律实际严重脱离状况有所改善，法治转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包括依法治国、法制建设等主题受到关注。然而，在学者研究报告中，对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问题的总结仍然是我国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脱节的状况在根本上还是没有改观。

二、法学理论的“无用”论

对理论“无用”的说法既来自法律实务工作者，也包括一些学者本身。法律实务者总抱怨当实践寻求理论指导的时候，总是找不到相应的理论来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实务工作者对司法实践中所做的理论研究能否产生有效的作用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有些学者直言：“中国当代法学院所提供的理论知识有许多不是法官所需要的，而法官需要的又并非法学院所能提供的。”近三十年来学者的理论研究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法学教授与法官各自为营，从自己的角度来研究。对于理论“无用”的偏见，我们应谨慎看待。

导致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脱节出于多种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国的法律移植背景。由于我国法律的移植主要是翻译，中国近现代法学在理论知识生成过程中忽略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法学理论与其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断裂，法律的理论规范和社会现实之间不相适应。与其他学科相比，当代法学研究更缺少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也因为法学不能深入社会，以及缺少对社会其他学科的了解等，显得比较落后。即使是关注实际的法社会学研究，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状况。有人认为，理论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书面的资料，而不是出于对现实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这是发生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相脱节的首要原因。

导致理论“无用”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法律实务工作者要求的理论与法学学者面向实践所做的研究存在一定距离。有实务工作者认为法学理论不能为法律实践给出明确的答案，当实践寻求理论指导时没有具体理论指导，因而更加轻视法学理论，甚至对法学理论产生抵触。甚至更有学者认为，理论只有与实践相分离，才能保持学术独立的品格。法学理论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法学理论如果不高于法律实践，那就不能称为法学理论。虽然法学理论来自法律实践，但并不一定都面向法律实践。第二，理论“无用”与法律实务工作者法学理论素养不高有关，也与法学理论比较高深有关。比如，法律方法论书籍，几乎没有几个法官能真正读懂。这使部分法官怀疑理论研究的实际作用。此外，法学学者的研究也受到客观现实条件的限制，所研究的法学理论不一定能满足法律实践需要，是导致法学理论“无用”的客观原因。

上述对法学理论的批评说明：我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法学理论难以在法律实践中发挥作用，法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受到了轻视。如果长时间这样下去，必定导致法学理论的实践功能被贬低，甚至把法学理论视为无用的，最近有学者呼吁法学家与法律家之间要加强沟通，将学者们的理性思维变为法官的办案经验。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年会把人民法院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理论与实践作为主题，说明在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互动关系中，我国已开始关注法学理论在法律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问题。因此，从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关系的角度，对法学理论的实践品格给与肯定，对于改善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脱节的情况，发挥法学理论的作用至关重要。

三、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互动与结合

篇（2）

一、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提出在1978年以前，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尚处于“史前阶段”，行政法的研究几乎为空白。

1978年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研究却成了法学领域最具有活力的，这得益于政府职能的转换，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法律实践。1983年，也就是我国行政法的创建阶段，<<北京政法学院学报>>刊发了应松年教授、朱维究教授撰写的<<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探讨>>一文，此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再也没有中断过，倍受学者的关注。武汉大学周佑勇教授甚至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已经冲破传统的规范分析，走向理性思维的发展阶段。⑴

对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控权论、公共权力论、新控权论、控权加平衡论、控权加服务论、行政职责本位论⑵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深化对行政法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些观点当中，承载了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价值的考量与本质的理性探究。在行政法教材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多放在“行政法的概念”一节，目的显然，为了彰显“什么是行政法”这一问题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行政法何以为行政法？

行政法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了“行政法理”的的命题，凡是一种基础理论，它对于学科的影响是全方位性的，这区别了我国早期行政法对行政法规范的分析。正是因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问题的重大性，使这一问题在行政学界有不少的争议。尽管理论成果众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主流的观点，也或者说没有形成流派。一元价值论强调对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只有一个，而一元价值论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追问，我们对于行政法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国外行政法研究的成果，而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却又是全方位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所关心的是多元价值，这些多元的价值本质上必须是异质的。⑶我们如果要形成真正的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就必须对基础理论承载的方法论功能进行反思。

笔者认为，要对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探讨，必须首先认识这一问题的内涵是什么，只有了解了问题的实质，我们才能在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内涵诚如以上所述，行政法基础理论对于行政法学科的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行政法理”。

笔者认为，行政法基础理论至少应该回答了以下问题：

1行政法的概念，也就是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的概念是行政法学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第一个问题不能展开，或者表述含糊的话，就很难想象对行政法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表述了行政法学的价值，对实际的影响是：我们需要一门什么样的行政法学？或者说，我们所期望的行政法应该是怎样的？正因为对行政法学这个本质的问题很难全面或进行本质的阐述，有的学者刻意回避了行政法概念本质的表述，从行政法的表现形式入手进行。⑷

2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决定了行政法学研究的领域以行政法母国法国为例，最初采纳的是公共权力说，但是随着行政的发展，一些行政行为很难依据这个标准纳入法律视野，以布朗戈案件为转折，狄骥建立了的公务说，随着行政职能的扩展，传统的公共权力和公务说已经不能说明整个行政活动，于是出现了公共利益、新公共权力等多元标准说。对我们来说，这一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法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一个学科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每部分的内容应该涵盖哪些法律？例如，依据什么原理把行政诉讼法纳入行政法学体系？⑸行政程序法应该纳入哪一部分进行研究？如果缺乏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指导，行政法学只能是一些杂乱材料的堆积，行政法学研究者也只能是众多法律现象的“仓库管理员”。同时，行政法学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能兼容将来行政行为更多的不确定性发展，将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及时纳入行政法律的视野，而不必忙于修正得以建构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理论。

3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该成为行政法原则的理论支撑当今行政法学界和务实界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已经达成了很大的共识，即行政法的原则为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然而这两个原则却是建立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缺乏“本土化”的理论支持，以合法性原则为例，对这一原则的理论支持仅是宪法上的“法治原则”，“合法性原则渊源于法治原则并以后者为基础，但法治原则属于宪法原则，合法性原则属于行政法原则”⑹。以宪法原则推演出行政法原则并没有错，但是我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不像西方国家一样有着“契约论”和“自然法”的等理论的支撑，坦白说，我们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化的理念，在某种意义上，“”一词被赋予了工具性价值，单以宪法第五条来作为行政合法性原则的理论支持未免显的有点势单力薄。

4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应当符合行政理念的发展趋势在大陆法系国家，公法私法是传统上对立的两极，但随行政职能的扩张演变，笔者认为“公法私法化”已经初露倪端，仍以法国为例，在80年代以前，行政机关在行政合同方面享有较对方合同当事人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权，包括对行政合同履行的指挥权、单方面变更合同权、合同解除权、对方违反合同的制裁权⑺，行政机关享有超出一般民事权利的权力，表现了强行政权力色彩，而在近二十年法国行政法的发展中，行政合同与往昔相比已经变的“面目全非”，“现在行政合同完全适用合同法（法国行政合同方面有公共工程特许合同，占用公产合同和公共采购合同——笔者注），行政机关与对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不再享有特权，行政机关违约必须承担责任，过去实行过错责任，现在国家更多承担无过错责任”；在近20多年的法国行政法发展中，公共服务部门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不要求政府拨款，做到自治自足，而且公众与国家独立存在⑻。还例如，传统行政法学认为行政强制的单方性、高权性、命令性、支配性，这种传统的观念源自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权力性和不可处分性，而有学者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全面考虑，对参与型和互动型的行政理念的关注，对这种传统的观念进行了置疑，认为行政强并非绝对没有和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⑼。而有观点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契合⑽。有学者更指出，透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两极摆动，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⑾。

三、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中的范畴对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

笔者认为主要包括：

1现代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是行政法学领域的一个老问题，现代的行政已经从管理的行政向服务的行政转变，从命令的行政向合作的行政转变，从强权行政向弱权行政甚至非权力行政转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内在的动力推动着行政理念与行政职能的转换？有无规律可循？

2个人与群体在西方思想史上，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与“群体”是许多思想家进行叙事的角度。，如共和主义阿伦特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个人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关于“个人主义”与社会的对立⑿。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入题都应从这个角度入手。

3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传统的行政法观念认为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现象之一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因对宪法关于为公共利益而对征用的补偿的修改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界定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词汇给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而法律要求的不能是很含糊的表述，任何很含糊的表述都会成为权利或权力滥用的借口。用法律给“公共利益”进行规范的表述已经显示它的必要性⒁。而且我们也需要全面对传统行政法观念中的公共利益于个人利益的关系进行分析，究竟是否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消弭的张力？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认为道德就在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说：“道德主义者不断地谴责人性中的恶，但这只能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多么无知。人并不恶，他们只是由其利益所驱动。道德主义的谴责自然不可能改变人性中的这种动力。需要谴责的不是人性中的恶，而是立法者的无知，因为他们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与共同利益对立的位置上。”⒂

在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问题上，应该冲破传统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对抗的这种惯性思维。我们认为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当某项为公共利益进行的行政任务因个人利益的阻碍而难以完成时，行政机关可以采用其他路径完成，如果采用的路径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成本过高或者除非公民个人对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才能完成任务的话，也应该重新考量公共利益本身，公共利益是一些公共的资源，如果量化平均分配的话，公众中每个人分的的份额是否非常可观？也或者公共的利益是一种远期的利益，大部分公民个人对应该分配的这份利益不是非常急需或者近期的意义不是非常重大，这种因为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的个人却因此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的话，那么这种“特别牺牲”应该就是非正义的。同时，公共利益也不是一元化价值的载体，是多元价值的聚合体，如果为了某一两种价值的实现而牺牲了其他的价值，那么这种“公共利益”也是非正义的。

4公民个人权利与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力应该是行政权力行使的界限，对这一点，国内和国外的行政法学都给于了应有的尊重，也是当代行政法学的轴心所在。笔者以前比较赞成以行政权为核心建构行政法学体系，但是应该注重“效率”与“公平”，功利主义代表边沁把功利原理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最大福乐原理”，这也应该是当代行政理念之一，同时要注意被罗尔斯所批判的功利主义对“效率”和“公平”的埋没：只痴迷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漠视弱势者的自由权遭受的恶待⒃。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力，公民个人权利当属弱者。特别是我国在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的物质利益快速增长的时期，我们应当特别尊重非物质方面的权益。笔者认为，应该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把被行政权力侵犯的其他非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纳入救济范围。超级秘书网

5与行政法行政法素有活宪法、小宪法、动态宪法之称，行政法是宪法最重要的实施法，观念、制度、价值以及制度的设置对行政的发展的作用自然也应该纳入行政法学的视野，也是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同样不可回避的问题。

6本土法律资源与国外法律资源不可否认，对国外行政法的比较研究对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前我国建设的实际，要根据我国的历史传统、行政法的发展现状、以及我过当前的建设实际相结合，唯有此，才能更好地利用对国外行政法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才能更好地为我过当前的法治建设把脉，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发展路线。

参考目录：

篇（3）

(一)论文选题阶段

选题是毕业论文写作的第一步，也是论文写作成功的关键一环，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联系实际，解决实际法律问题，为地方经济民生服务作为选题原则之一。选题时采取老师推荐与学生自主选择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师生双向选择确定题目及指导教师。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学生在选题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选题偏大、选题与实际联系不紧密、选题陈旧不能切合社会热点、选题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而另一方面，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在选题阶段老师的指导很重要，无论是选择推荐题目还是自选题目，都需要老师提供宝贵意见。另外，学生还希望系部能组织社会调研，开展毕业论文培训，提供查阅资料的便利等。

(二)开题报告阶段

在毕业论文的题目选定之后，学生应在阅读相关书籍，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拟出论文的写作提纲，进行开题。通过问卷调查，笔者发现有些学生对于论文提纲的写作，缺乏重视。在回答是否有必要组织开题论证的问题时，有55%的学生认为有必要，这个环节对论文有一定指导作用;有15%的学生认为应该进行，但作用不大;有30%的学生认为没必要进行。学生对开题报告认识不足，不重视，特别是论文提纲不完善导致写作困难增加。而针对这一问题，学生希望指导老师能就提纲写作给予专门指导。

(三)论文写作及修改阶段

在这一阶段，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文章的创新性不足，实践中经常出现学生仅凭一两篇论文或一两本教材就完成论文的写作或东拼西凑，复制加粘贴，毕业论文俨然成为他人论文的“拼盘”的现象，文章的创新性无从谈起。而收集最新的研究文献是解决论文创新不足的重要前提，因此学生希望指导老师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论文相关信息、系部应对学生多开“绿灯”，为学生提供更大的平台来搜集有用的资料。同时要帮助学生学会取舍，把新颖的有价值的用到自己的论文中，这样不但可以增强自己论文的新颖性，也可以提高论文质量。

(四)论文答辩阶段

论文答辩是毕业论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自己的论总结的环节。通过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学生在该阶段缺乏一定的紧张感，对答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说学院颁布一系列的针对答辩的要求，但是也有学生认为只是走过场而已。有些学生似乎更喜欢这种形式主义，针对这一问题，学生有如下的建议:改变答辩模式、建立末位淘汰制等。

二、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学生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现在用人单位在选聘毕业生时，很少会考察毕业论文的质量，学生由此认为毕业论文对就业影响不大。学生不重视，必然会直接导致毕业论文的质量下降。另一方面，不少学生在学习中对所学知识只是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从而基础理论知识不扎实，很少能深刻领会法学理论的内涵，同时也缺乏对其深层次的独立思考。在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中，笔者发现有近二分之一的人存在着入手盲目，思路不清，欠缺独立思考和分析，甚至文不对题等问题，这都直接会引起毕业论文质量下降。

(二)质量监控方面的原因

本科学生毕业论文的教学过程是一项循序渐进的系统工程，然而我国高等学校对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的管理与规范还存在着较多问题，没有形成完备、有效的管理机制来确保毕业论文的质量。例如过分依赖指导教师在过程监控中的作用，系部作为毕业论文组织管理主体发挥作用有限、缺乏严格奖惩机制，论文答辩程序形式化、尚未普遍建立论文相似检测制度等。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需要指导老师尽职尽责，加强监督和指导。但是，因为老师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在一定的程度上疏忽和轻视毕业论文的教学环节，在论文指导过程中对学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师生互动交流少，没有从选题、收集资料、撰写文献综述、开题、撰写初稿、中期检查到修改定稿等层层把关。这也使得学生放松了自己对论文的要求，最终使得毕业论文的质量不高。

三、提高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途径

通过对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问题及其需求的调查，笔者认为要提高独立学院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质量，需要系部、指导老师、学生多方的努力。教学单位在制定毕业论文质量监控体系时应重视学生的需求，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如下:

(一)学生应重视毕业论文写作，增强自身综合能力

学生是毕业论文写作的主体，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是学生将所学知识加以综合、融会贯通，并进一步深化和应用于实际的一项基本训练过程。因此只有让学生认识到论文的重要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论文质量。而学生自身能力如何是决定论文质量的关键。学生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从大一开始就认真学习，夯实基础，掌握专业知识;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丰富实践经验;擅于创新，培养自己的各种爱好。这样有利于充实自己论文的内容，将研究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有利于创新，避免了内容陈旧等问题的出现。

(二)系部应完善质量监控制度，积极组织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完善的管理制度对于论文写作起着重要的作用。系部应制定相关制度及各种文表，以便系部对老师在选题、开题、中期检查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督，督促老师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同时建立奖惩制度，将双向选择制与老师年终评比相联系，增强老师的责任心;对学生要开展论文专题讲座，讲解毕业论文的重要意义、论文选题和写作的方法与技巧、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的方法、怎样撰写文献综述、怎样拟订写作提纲、以及如何组织论文的内容;改革答辩形式，如:将原来由老师提问学生回答的模式，改为学生对论文自我陈述、总结的过程;确立严格标准，进行论文相似度检测。学生论文质量不高，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实践经验，因此在论文中缺少数据支撑，缺乏实践性，针对这一问题，系部需组织更多的实践活动，让学生自主的参加到社会实践中去，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以拓宽自己的视野，进而提高知识面，最终达到写作论文时有话可说，有数据可用，不会出现人云亦云的状况，写出有自己观点的论文，那么论文质量必然会有所提高。

(三)指导老师应加强监督管理，增强与学生的交流沟通

1．健全选题、开题步骤

对于推荐选题，老师应做到提前了解，胸中有数，推荐选题应尽量能满足既体现专业知识，又与时事及学生的兴趣相结合的要求，如果学生不感兴趣，必然会影响论文的质量。同时老师也应该鼓励学生自主选题。自主选题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开题报告期间，老师应开展开题专项指导，了解学生所需，帮助学生在此阶段为论文写作打好基础。

2．加强对论文的中期检查

论文中期的检查工作直接影响着论文的最终质量。这个期间老师应该时常关注学生的论文进度，与学生进行交流，学生更应该将近期论文写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论文的完成情况及时向老师汇报，老师要根据具体情况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这样才有助于提高论文的质量。

篇（4）

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到底是精英教育、职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这个问题上，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由此带来了案例教学法的目标定位的混乱，主要体现在：案例教学法到底是理论讲授的辅工具，还是通过不断的模拟法庭训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或者说与理论讲授作用同等重要以培养学生全方面的能力呢？案例教学法在目标定位上的模糊，直接影响到各大高校对其地位的认识，也进一步影响着它在实践中功能的发挥。作为从西方引进来的舶来品，案例教学法在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实践中大多沦为传统理论讲授的附属品，其功能主要用于对教师所讲授的枯燥和晦涩的理论进行解释和补充，或者直接就是深奥理论的简单重复和强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实践中很多高校在引用案例教学法时将其等同于举例教学。也就是说，在大学法学本科教育中，许多教师通常在讲授了某一法学理论后，为了加深学生对该理论的掌握，便列举一个与该理论密切相关的案例，由于是在预设的情境中，学生很自然会运用刚学过的原理分析案例。这种教学方法虽然运用到了案例，但仅仅是运用案例对教师所讲授理论的验证，它并没有培养学生判断和分析问题的法律逻辑思维，也没有提高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是真正的案例教学法。

1.2案例教学的专业教材参差不齐

随着案例教学法在大学本科教学中的引进，教材的缺乏成了各高校在案例教学中面临的一个难题。为解决该难题，许多高校和专家学者编写和出版了种类繁多的案例教材，这些教材虽然在数量上比较客观，但在质量上存在着参差不齐的局面。主要体现在：第一，体系结构的编排没有统一标准。与各法学教科书的体系结构比较统一不同，现行案例教材大多都是高校学者或实务界精英依托自己丰富的教学和实战经验，借助于网络、教学参考书、法院的判决等渠道，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擅长编写而成。由于案例教学法的目标定位不明确，所以各案例教材在体系结构上呈现出仁者见仁、治者见智之势，比如：有些案例教材大篇幅介绍案情而缺乏与相关法律知识的衔接，有些案例教材重视法理分析而忽视案情梳理等。因此，不同版本的案例教材在结构和内容上千差万别，让使用者难以辨别其优劣。第二，具体的案件事实被过度加工。为了与相应的法律原理对应，许多教材编写者在选择案例上往往将复杂的案件事实加工，剥离与法律原理无关的内容，保留要运用法律原理的内容，使得所简化的案件事实清楚，没有任何争议，学生直接套用原理就能分析到正确结论。学生虽然会分析这一个案例，但是同类型的案例却还是不能独立分析，不利于培养学生运用抽象的法律原理分析复杂案例的能力。不仅如此，案例教材在案例事实上的随意剪裁，也造成教师在讲授案例时有意虚构事实、忽略事实和肢解事实，忽略发动学生参与案件的推理过程，使得新型问答式的启发教学演变成了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的传统“满堂灌”式和“填鸭式”教学。

1.3案例教学的适用范围有限

第一，从适用的课程来看。案例教学法主要是运用法学理论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案例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和总结，因此在逻辑思维方法上倾向于归纳法的运用，比较适用于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的应用性强的课程，如刑法、民法、婚姻法等，而对于理论性较强的法理学、宪法学、法制史等则不宜采用。但在实践中，许多高校不顾案例教学法的特性，也不考虑所讲述的课程本身及其内容特点，跟风般的在所有法学专业课程中予以采用，不仅耽误了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而且教学效果大打折扣。第二，从适用的对象来看。与传统教学方法不同的是，案例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体，要求学生在课前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阅读和分析案例，在课堂上学生要积极参与课堂讨论，针对老师和其他组学生的层层深入的提问要及时应对，并且在课后要对课堂讨论形成完整的总结报告。因此，案例教学法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实践中，许多高校对刚进校的大学生就实行案例教学法，学生由于知识储备不够，参与案例教学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强，课前不愿意花时间准备，课堂上敷衍了事，使案例教学法的推行流于形式。

1.4专业师资力量的薄弱

案例教学法从本质上说是苏格拉底式的问答式教学法，随着教师的不断深入式提问引导着学生深入思考和解决问题，因而教师在案例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案例教学法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法律实务经验，能科学合理的选择和设计案例，能调动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积极性，能组织学生运用法学理论分析解决案例，并能有效应对课堂中随时出现的不可控因素，总之，对教师的法律实务处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课堂驾驭能力要求都比较高。尽管案例教学法在我国大学本科法学教育中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我国目前从事大学法学教育的教师整体水平难以达到案例教学的要求。随着社会对法律从业人员需求的提升，我国从民办到公办、从职业院校到普通高校等各种类型的大学几乎都开设了法学专业，法学专业的大量扩张使得从事法学教学的专业师资力量良莠不齐。即使在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也不是所有的法学任课教师都能熟练的驾驭案例教学法。大多数知名院校的法学教师理论功底非常深厚，对传统教学的从理论到理论的模式非常精通，但对于案例教学法从实践到理论的模式却非常陌生，如果强行推行案例教学法，势必造成教师在案例教学法中仍然沿用传统教学方法或者将举例教学当做案例教学。实践中，有些教师在使用案例教学法时，所使用的案例是事先精心准备的，对案例的分析和讨论也是事前设计的，对学生的设问变成了老师的自问自答，本该发动学生参与的案例讨论最后成了教师一人自导自演，已经失去了案例教学法本来的意义。

1.5缺乏有效的考评机制

案例教学法在我国大学法学本科教育中推行的效果不明显，与我国现行针对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机制有很大关联。对于教师而言，我国高校针对大学教师的职称评价机制主要考察教师的科研水平，教师是否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以及是否获得高级别的科研项目立项，直接决定着教师是否能及时晋升高级别的职称。而在高校，职称的顺利晋升不仅意味着工资待遇水平的提高，更意味着身份地位和能力水平获得了同行认可，这是一种物质激励无法替代的精神上的荣誉，因此，大部分高校教师在现行考核机制下，都把主要精力用来做科研，而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用于案例教学法。对于学生而言，我国高校对学生的专业课考核方式基本上是期末闭卷考试，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完成试卷试题，老师以标准答案评判学生的分数。法学试题的考试内容大多是考察学生对法律概念、法律原理的掌握程度，即使有案例分析的题目也是出题者预先提炼出了案例的条件而直接询问结果，缺乏对学生处理复杂案例的推理和分析能力的考察。近年来，虽然很多高校开始注重学生平时的表现，将平时成绩按照一定的百分比计入期末总成绩中，但大多数对学生平时成绩的考察主要统计学生的出勤率，对于学生在课堂上参与案例的分析和讨论的表现基本没有计入在内。

2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本科教学中的完善措施

2.1明确案例教法学的目标和地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呈加速度发展，各种经济交易活动日渐增多，经济领域里的纠纷和冲突也日渐频繁，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各种经济冲突开始跨国家、跨地域、跨行业。为有效解决各种经济冲突，维护各类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精通于法律实务的人才开始供不应求。尽管社会对律师、法官、检察官的急需，但高校法学院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却难以胜任法律实务工作而大量失业，这一严峻的社会现实促使法学院逐渐反思传统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模式。众多高校逐渐认识到，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符合社会的需求，所以法学教育的目标应由传统的精英教育为主向职业教育为主转化。为与新时代的法学教育的目标相符合，应大力发挥以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为根本目标的案例教学法的作用，使其独立于传统的理论讲授法，同时增加其课时，创新其在教学中的运用形式，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培养更多合格的法律人才。另一方面，针对实践中许多教师将案例教学法等同于举例教学的问题，要求教师提高运用案例教学法的能力，认识到案例教学法与举例教学法的不同。事实上，案例教学法注重对学生主动性和独立性的法律思维的培养，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和法律实践能力；而举例教学法是为加强学生对理论的理解，以及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为目的，但是忽视对学生主动性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举例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2.2加强案例教材建设

案例教材是案例教学有效实施的根基，直接关系到案例教学的质量。针对案例教学的专业教材参差不齐的现状，加强案例教材建设，应采取如下路径：一方面，案例教材的建设在体系结构上应有一定的标准。在体系结构上，应以法学课程的章节脉络为框架对案例进行编排。每个案例的构成应有严格的标准，包括：背景、主题、案例问题、情景与细节描述、教学结果、诠释与研究和讨论组成。案件问题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是每个案例的核心，也是关系到案例教学能否培养学生法律思维的关键性问题。因此，在设计案件问题时要注意其衔接性，该问题既要与案件主题相关，又要能运用到相关法律知识；还要注意案件问题的设计要层层深入，环环相扣，从而提供学生运用法律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空间。另一方面，在具体案例的选择上，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案例要具有完整性，在保证所选择案例与所要阐明的法学原理要有联系的基础上，要尽量保持复杂案例的原貌，对其内容少作修改，培养学生独立运用法学理论及相关法律规范对复杂案例进行分析的能力；二是案例要有典型性，学生通过对该案例的分析和讨论，能触类旁通的对其他同类案件进行分析；三是具有争议性，案件能引发多种争议和冲突，可以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去思考问题，还能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四是案件要有时效性，最好是刚刚发生的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能吸引学生的兴趣，也能体现法律与社会实践的衔接性以及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性。

2.3选择适宜施行案例教学法的课程和对象

案例教学法注重实用性，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目标的特性决定了其适用范围的有限性，为更好地发挥案例教学法的积极作用，应选择适合案例教学法的课程和授课对象。对于课程而言，具备以下两个特点的课程比较合适适用案例教学法。第一，以讲述抽象概念为主要内容但应用性很强的法学基础课程，如民法中的表见、代位继承，经济法中的有限合伙、要约、承诺，行政法中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先通过案例教学法对这些课程的抽象概念具体化和形象化，然后再进行理论总结，让学生对相关知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以提高学生专业能力且不适用案例教学法难以掌握的课程，如侵权法，合同法、公司法、国际私法，这类课程仅讲授理论知识，学生难以掌握其运用的方法，特别是国家私法涉及到很多部门法律知识的运用，通过案例教学法能使学生将法学原理之间的关系融会贯通。对于对象而言，案例教学法不仅要求学生有高的专业知识修养，而且也考验着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临场反应能力。国外案例教学法之所以实施效果比较好，在于国外的法学教育通常被定为在大学本科教育之后，以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为目标，因而其所适用的学生许多在进校之前已经具备文学或理学学士学位，也具备一定的法律修养。从国外成功的经验来看，案例教学法的有效推行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法律运用能力，所以这种教学方法比较适用于有一定知识积累和阅历的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对于刚进校的低年级学生则不宜适用。

2.4加强专业师资力量建设

教师是案例教学法的推动者和引导者，因此某种程度可以认为，是否有一定数量的高素质的能有效运用案例教学法的教师，是案例教学法能否成功推行的关键。针对现行案例教学法推行中专业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专业师资力量：第一，采取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多种激励措施，鼓励法学教师在完成教学和科研工作量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司法实践工作。教师既可以从事兼职律师的工作，也可以在司法部门某个岗位上去兼职，从而获得法律实务第一线最直接的实践经验。第二，聘请高校所在地的知名律师、检察官和法官为特聘教授或兼职教师。这些法律实务界的精英无论是在法律运用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还是及时应变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强的实力，他们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能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比擅长于传授理论知识的教师更受学生欢迎。除此之外，高校还应经常邀请国内外案例教学法推行比较好的名师和专家以培训班和讲座等形式，向法学教师传授运用教学案例法的经验，提高教师运用案例教学法的方法和技巧。第三，教师必须要明确教学案例法的目标，正确定位自己在案例教学法中的角色。教师要充分认识到教学案例法注重于提高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学生才是案例教学法的主体。因而教师除精心准备案例以及主持讨论课堂讨论外，要尽量置身于课堂讨论外，对学生的各种观点不进行简单的是非评判，而让学生对案例进行充分的思辨，鼓励所有学生积极发言，讨论结束后对学生的讨论过程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特别是对学生的思维误区要进行纠正。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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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篇（7）

经济法学在中国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注：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 《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谢次昌：《经济法学的十年及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法学》1989年第3期，等等 ）作为法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兴学科，它随着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立法的变化和发展，亦相应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其发展历程中是充满了波折和艰辛的，就如同整个经济改革历尽曲折一样。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从事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学习经济法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真可谓“为学者日益”，从而使整个经济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尽管如此，回顾和总结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仍不难看到，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和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经济法学发展中的问题，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及。由于这些问题关系到经济法学在未来能否得到持续的、良性的发展，故在此略作撮要，希与学界探讨。

一、经济法的定位问题

对经济法的地位应如何确定，是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经济法是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其定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法学的定位和发展。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是其他部门法不能替代的。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也仅仅只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它同样也不能代替其他部门法。因此，对其地位要有适当的定位，既不能过分低估，也不能过分高估。事实上，能否对经济法予以正确定位，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适用范围等等问题的认识，从而会影响到经济法方面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

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由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对待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必须本着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而不能出于偏狭的门户之见。这是经济法学者和其他相关部门法学者应注意的。

二、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稳定与发展问题

国家和社会有一个稳定与发展的问题，经济法与经济法学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经济法学虽然在总体上发展较为迅猛，但其发展很不稳定，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现实的经济法研究与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立法贴得太近，而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又变化太快，致使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只能亦步亦趋地相应变化。同时，经济法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总体上的不成熟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应当承认，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并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同时，也不应把它们作为判断学术研究真伪的唯一依据。学术上的评判标准是应与政策和法律的成文规定相区别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在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都需要随着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不断作出调整以使之日臻完善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

由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提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注：依据“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精神，国家立法机关非常重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方面的法律规范。九届人大仍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此外，国务院机构的改革的原则也是要重视和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作用。为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有利于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发展）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样的立法一方面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注：可参见李静冰：《盛行的经济立法观在法理学上的检讨》， 《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 以及苏力等人的相关论文）上述情况也说明，经济立法（其中包括经济法方面的立法）的发展是应该的，但也应适当地保持其稳定性，这不仅对保障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和可预知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保障法律的实效，保障真正的法律秩序的有效形成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从附带的意义上说，在某些学者特别重视成文法研究的情况下，经济立法的稳定也能为经济法学提供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从而有助于人们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一些必要的共识，这也是经济法学的稳定发展所需要的。

经济法的研究应当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否则经济法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向深度和广度掘进和拓展。但是，经济法的研究同样要注意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的研究，没有部门法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也不可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可见，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部门法研究应有良性的循环，但目前这种循环尚未充分实现。此外，在研究部门法时往往会存在仅仅重视具体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由此存在对现行政策和法律依附过重的问题。在此仍需强调说明的是，成文的经济法律、法规等等固然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那些现实生活中正在起作用的非官方的规则、惯例等等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它们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法律的预期目标等能否得到有效实现，关系到成文的经济法的制定者、执行者、受规制者之间的博弈活动，因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的运作过程和实际效果。这些也都是经济法学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

经济法学的发展还需要经济法教学和科研队伍的稳定，还需要学术规范的稳定。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起伏不定，经济法的研究队伍也有一些伸缩变动。当然，从学者个人而言，学术选向是自由的，但一个学科的发展确实需要一批有志于此的高水平的人们。我国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往往是显得有一定的规模的，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并不少见，有些人并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工作并非本于学术的兴趣或忠诚，因而他们只会制造学术对话的噪音，而很难出学术精品。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法学仅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且整个法学研究都较为缺少应有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因而在经济法学方面就更需要建立和健全应有的学术规范，并在稳定的学术规范中展开学术的交流。经济法学的发展需要经济法学者乃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广泛的对话，通过百家争鸣、真正的学术批评来促进经济法学的发展，并经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一定的学术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某些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自言自语、各说各话、无的放矢、自以为是的状况，也有助于改变某些不尊重他人著作权的信手拈来、据为己有的状况，或不知他人早有研究且已成通说，还自以为是提出了“新思维”的状况，从而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体，等等。

三、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

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注：对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有精深的研究，他尤其认为“路径依赖”是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参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依据诺斯的理论，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起着制约的作用，因而经济法的变化和发展同样会受其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学。由于一国的经济法学必然会受到既有的各种特定因素的影响，因而会体现出其特殊性）。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因其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特定的学者群体，因而必然会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产生的立法、法律运作的环境以及学者本身长期形成的研究习惯，都会构成经济法学的赖以存续和发展的路径。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经济法同样属于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它必然不同于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他国经济法，而这样的经济法正是我国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研究经济法。应当看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各国的经济法往往名称虽然相同，但其实可能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既有体现共性的、外向的国际化问题，又有体现个性的、内省的本土化问题。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四、经济法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经济法学研究应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尤其应注意吸收和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的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曾长期探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究竟应调整何种经济关系（如俗称的纵向经济关系或横向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与民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之间是如何此消彼长的，等等。可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体系以及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学者还很重视法律的经济分析，尤其是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经济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尽管这些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此外，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很有应用价值的。不仅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理论，对于经济法学的深化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经济法学同法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更是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能从其他法学学科的发展中吸取大量的营养。例如，法理学近年发展迅速，其中有很多成果是值得经济法学借鉴的。又如，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因而一国的经济和法律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国外的经济和法律的发展，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已开始重视把国内经济法同国际经济法相结合，进行综合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加强“科际整合”研究的有益尝试。经济法学的研究视野必须开阔，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现实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还应打破僵化固守“部门法细分”的藩篱，以使问题的分析较为全面，真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在一些大家都已有共识的问题上继续进行喋喋不休的“同义反复”。

在加强经济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流和打通的同时，也应看到，同一些相关部门法学相类似，经济法学在以往的某些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深受概念法学和注释法学影响的问题，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影响是甚为深广的。由于现实的世界和经济关系是非常复杂和丰富多采的，因而在经济法研究中有必要多视角地、非直线地、非绝对地去分析和研究一些问题。这对于改善经济法研究也许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上述问题都是经济法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的研究，就必须不断解决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为了促进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在正视和不断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尤应强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深化，经济法部门法的研究要强化，前者应从后者吸取营养，后者应得到前者的有效指导，从而实现前述的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共同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经济法学的发展。

立基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学大厦

笔者在给学生讲课时，对我国法学研究现状曾形象地评述：民法学研究基本上是“旧房装修”，即在外国民法学和台湾民法学的框架内和蓝本上，联系我国实际深入研究，精雕细刻，硕果累累；劳动法学基本上是“旧房改造”，即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的需要，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法学，对沿袭于前苏联模式的我国劳动法学，重构体系，更新内容，初步形成了一套既吸收国内外劳动法学成果、又在体系和内容上与外国劳动法学和我国原有劳动法学均有不同的劳动法学理论，经济法学研究基本上是“建造新房”，即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和目标模式，在传统法学体系之外新创中国经济法理论，并且至今尚未完成“新房设计”而处在“无房可居”的境地，以致受到“经济法学没什么理论”的非议和讥讽。可见，我国经济法学所走的是一条比民法学、劳动法学更艰难但更有意义的发展道路。

我国经济法学研究自始就未能走上“旧房装修”或“旧房改造”的道路，而选择“新房建造”的道路，其原因在于：（1 ）经济法学是法学体系中的一个新学科，其历史远远短于民法学和劳动法学，更不象民法学和劳动法学那样有一套定型和公认的理论体系。（2 ）前苏联的经济法学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学，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产物的经济法学，当然不能照搬前苏联的经济法学。（3 ）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法学，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因而，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学也不能搬入我国。

正因为如此，要建造我国经济法学的大厦，即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务必正确认识和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诸多特征中，对我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特别有意义的，是下述几点：

一、我国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某些国家已有成功先例，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则史无前例，以致有人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是相当于生物学和医学上“异体排斥”的关系。所以，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其难度上相当于生物学和医学上克服“异体排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以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为己任，进行制度设计。这就给我国经济法学提出许多特殊课题。例如，我国的国有资产在地位、职能、目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均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有资产，这就需要研究在立法上对此应当如何界定和落实。又如，国有资产一方面由于具有以全民利益至上、承担更重社会责任、肩负宏观调控职能等有别于非国有资产的特殊性而要求对国有资产适用特别法，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决定了各种市场主体应当统一运行规则而要求对国有资产适用一般法，这就需要研究国有资产适用特别法的范围和条件，以及如协调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再如，国家所有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有多种实现形式，这就需要研究在立法上应当肯定国家所有权的哪几种实现形式，如何规定国家所有权的各种实现形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以及协调规则。

二、我国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

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较之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运行机制、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各个方面都有许多差别。所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法律制度和经济法理论的借鉴，要受到许多局限。因此，我国经济法学虽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但更应当注重研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法律问题。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国家干预的地位比在发达国家更重要，国家干预的目标也不同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国家干预手段在发展中国家则不一定有效，这就需要研究国家干预在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地位、目标和手段。又如，我国经济呈现城乡二元经济的格局，生产力水平、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在城乡都有所不同，进而城乡对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有着不同的需求，但是，市场经济在本质上要求城乡市场一体化和城乡共同发展，这就需要既分别研究城乡经济运行的不同机制和规则，又研究二元机制和规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调。再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当采取不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模式，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面临着赶超性发展目标，这就需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处理当展、公平和效率与代际发展、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的特殊规则，以及这种特殊规则对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的特殊要求。还如，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遇到在国内市场上为发育竞争机制而要求反垄断、在国际市场上为增强国际竞争力而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两难选择，这就需要研究我国反垄断法在任务、规制对象和规制措施上与发达国家的差别。

三、我国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由自由竞争（即单纯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国家干预是在不断发现市场失灵和缺陷并且不断积累干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这在法律上表现为私法公法化过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此即由国家对经济实行高度集中和直接指令的控制，一方面通过放活微观经济以形成受价值规律支配的市场调节机制，另一方面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以形成间接控制为主的国家干预机制，这在法律上表现为公法私法化过程。所以，我国经济法学与西方国家经济法学在研究思路上应当是相向而行而不是同向而行。于是，我国经济法学需要研究西方国家经济法学不曾研究过的许多新问题。例如，为培育市场主体，应如何重新配置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权、责、利；为在改革中能维持宏、微观经济协调，应如何处理宏观调控与微观放活的同步配套关系，为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轨，应如何确定双轨制之间的界限和联系，以及规范双轨制并轨的过程；等等。

四、我国市场经济是压缩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人将其分为物商品化、劳动力商品化和产权商品化等若干阶段，一般是在前一阶段完成的基础上进入后一阶段，循序渐进，顺其自然。而我国要求在本世纪内基本实现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化，就只得将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压缩在二、三十年内。于是，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的因素同时并存，应当先形成的因素尚未成熟，而应当后出现的因素却已早产。这样，就给国家对市场化过程的组织和法律对经济运行的规范，带来了困难。所以，我国经济法学应当着力研究市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运行规则如何协调的诸多问题。例如，对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因素的滞后或超前出现，国家应如何部署和控制；与不同发展阶段相应的经济运行规则，立法中应如何界定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与不同发展阶段相应的经济运行规则发生冲突，应如何缓解和救济；改革进程中法律的超前性、稳定性和变动性的关系，应如何处理，等等。

五、我国市场经济是民主和法制条件尚不完备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与民主和法制相辅相成，完备的民主和法制，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和提高国家干预效率。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目前尚不完备，封建因素残存，民主和法制观淡薄，权力制衡机制欠成熟。在这样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就必然发生权力进入市场、权钱交易、官商结合等现象。所以，我国经济法学应当研究与政治学相关的许多问题。例如，应如何界定国家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社会经济调节中心和资产所有者的三重身份和职能，以及协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如何规范政府行为，防范政府滥用国家干预权；应如何规制行政垄断，制止权力进入市场；等等。

篇（8）

跟“法理学”一词密切相关的是“法哲学”。在英语世界，法哲学或者法律哲学一般指法理学的同义词。“法理学”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的意义大体相当于“法律哲学”。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法律哲学和一般哲学具有某种必然联系或一致性而论，‘法律哲学’这一用语可能引起误解”;“只有将这里所称的哲学从它的最非专业性和最广义的意义来解释，‘法律哲学’这一名称才不是用词不当。”〔12〕一些学者努力区分“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理论”，但一般来说这些词语都是可以互换使用的。〔13〕《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哲学的解释是:“过去常被用作狭义上的法理学的同义词，并且被视为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它是用哲学的观点来检验法律或者将哲学的方法适用于法律问题，例如法律的定义和性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法律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服从法律，法律概念和词语的解释，法律推理的本质和效力等等。法律哲学必然与社会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联系密切，或有所重迭。”但是在欧陆国家，法哲学与法理学这两个词一般是明确区分的并且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含义。英语“法理学”的用语在欧陆国家一般并不使用。这些国家一般采用诸如“法哲学”、“法的一般科学”、“法的百科全书”或者“法的一般理论”之类的用语来表示。〔14〕在中世纪，拉丁语“法学”一语，也以jurisprudence之构成，溶入到法语之中，用来表示“法学”、“法律解释”、“判例”等含义。随着近代法观念的出现，在法语Droit和jurisprudence的基础上，结合拉丁语词根Scientia(表示“知识”、“学问”、“科学”)，又形成了法学、法律科学、法学、法律科学等词。在中世纪末期，以拉丁语jurisprudentia为词根的德语jurisprudenz(法学)和既表示权利，又表示法律，还表示权利与法律之学的recht就已经出现。正是在研究jurisprudenz和recht的基础上，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创造了法学、法律科学一词。〔15〕相比之下，“法哲学”一语出现得比较晚。虽然法哲学就其内容来说，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即已经存在，但是其名称却直到18、19世纪才逐渐盛行。据学者考证，德国的克乌一词的缔造者。〔16〕可见，法哲学一词在欧陆法学中也是经历了一定发展之后才确定下来的。至于法哲学究竟是哲学还是法学的一个分支，有学者以为:“法律哲学是法学而非哲学的一个分科这一命题，大体上只是指19世纪中后期，尤其是现代来说的，在此以前一般就不适用了。”〔17〕固然，19世纪中期之前的不少哲学家把法哲学甚至法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德语世界，法哲学依然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如考夫曼认为:“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法学的子学科。但人们也不可将法哲学视为(一般)哲学的一个特殊种类……法哲学与哲学的其他分支相区别，不在于其有什么特殊性，要害是，它以哲学的方式去反映、讨论法的原理、法的基本问题，并尽可能给出答案。通俗地说，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因此，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哲学家必须兼通法学和哲学两门学问。”〔18〕另外，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对法哲学的解释也证明了这一点:“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统地从事法律和哲学的一般原理(意义和目的，起源和效力)。法哲学在伦理学、逻辑学、认识论、心理遗传学、社会人类学、理智理性的观点之下和在历史观点之下研究法律。然而，它是以一种抽象推理的或凭借经验获得的公正观念为基础的。撇开法律观念，法哲学就成为纯粹根据经验进行比较的‘一般的法律学说’，成为‘形式的法学逻辑’或研究法律的逻辑结构(形成，继续发展，内在解释)的‘法学理论’”。〔19〕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会刊《法律与哲学》指出:“法哲学意味着对法律进行的具有法律知识内容的哲学思考，或说是根据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的法律分析。”〔20〕法哲学用语自产生后在北美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广为传播。〔21〕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当年在翻译rechtsphilosophie时，嫌“法哲学”译法的形而上学气息过浓，而译为“法理学”。受其影响，中国人最早接受的也是“法理学”一词。台湾学者洪逊欣认为:“关于法及与法有关事项根本问题之研究，似应以‘法哲学’命名之。但在详察之下，余认为:‘法理学’之名辞，至少在现代吾国，仍为最允当。盖在我国古籍中，殊未见有‘法哲学’一词。”〔22〕洪氏亦自承认，“法理学”之名辞所指学问，实质上系外国学者所谓法哲学。他对法理学的界定是:“法理学系社会哲学之一特殊部门，乃综合研究关于法本身及法学认识活动之根本原理者也。”而法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为:法价值理念之探究、法概念之确定及法源之研究、与法学尤其法科学研究方法之检讨三种。〔23〕综上可见，法哲学概念的使用地域色彩很浓。在这个用语的域外传播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法律传统的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德语法哲学用语用法的初衷已经不同程度地被改变了。

法律科学

“法律科学”也是个与法理学相关的用语。在英语世界，人们最早可以找到的一本主要研讨法理学内容的著作是阿莫斯(Amos)的《法律科学》。而20世纪初期一些法学家的论述也有采用“法律科学”的名称。并且此时“法律科学”一语已经占据法理学讨论的前沿。法理学在英国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分析法学，“法律科学”一语此时亦被认为实质上相当于“分析法学”。而德语之“法学”或者“法律科学”意即对法律之内在结构及其更为广泛概念的分析。〔24〕德语中与法理学相当的jurisprudenz就是法学，就等于德文中之Rechtswissenchaft。〔25〕不过，随着社会学法学的兴起，上述研究进路已经不能满足法学家们对法律科学采取经验主义研究的需要。因此，在法律科学一语的旧的用法(即法律规范和概念的分析与综合)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用法，即指对人的社会行为研究的经验科学。还有一种观点对法律科学的理解较为宽泛。如当代芬兰法学家阿尔尼奥(AulisAarnio)认为，法律科学的家族包括法教义学、法社会学、法的历史研究和法的比较研究。〔26〕《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律科学的界定是:“有时称法律的科学，或广义上的法理学。指从哲学的、历史的、比较的、评注的和其他各个角度对法律的和有关法律的发展、变化、制定、评注、运用的系统化了的和经过组织加工了的知识。同其他科学一样，它主要有二大分支，即纯法律科学或理论法律科学……;应用法律科学……。”《牛津法律大辞典》还把法律科学的主要学科划分为7个部门，即法学理论和法哲学;法的历史和各法律体系的历史;法的比较研究;国际法;超国家法;各个地方可以被确认为独特体系的国家和国内法;附属法律的学科。在当代法学研究背景下，“法律科学”一词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内涵。其实，在以前，“科学”一词乃是一个冷峻的拉丁语用语。而“哲学”则是个热烈的希腊语用语。如今这种热情已然消退，只有很少人还在尊崇“哲学”，而更多的人推崇和钟情使用“科学”。〔27〕然而，法律之与科学相系，法学是否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科学?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6世纪就被哲学家们和法学家们考究过。“当时一般科学学说的状况，自然对法学中的讨论不无影响。随着科学学科的不断专门化，虽然这种影响不是必然地失去了意义，的确失去了不言而喻的性质。”〔28〕法学的科学性之争端，首先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科学概念。围绕着法学的科学性，人们看法各异。如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的界定:“法学是关于法律的制订、实施、研究及教育等领域的各种科学性活动的总体。……法学确实是一门科学。”〔29〕法学显然不会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法学家的一种共识之见。对于法学的学科属性，学界依然有不同看法。如德国法学家科殷认为:“概括地说，人们将必须把法律科学称之为实践的人文科学，称之为应用的人文科学，它接近各种社会科学。”〔30〕意大利学者VittorioVilla则认为法律科学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31〕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此问题亦有一定的研究。国内学界有一种强有力的观点，将法学主要定位于社会科学，试图努力推动法学的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推动法学与其他诸多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32〕不过也有学者认为，〔33〕法学的主流与基础是规范法学，正宗的法学是规范实证的法学。规范法学是作为职业知识的法学，所要研究的是“法是什么”;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学，即社会法学所要研究的是“法实际上是什么”;而(新)自然法学所要研究的是“法应当是什么”，因而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在当前中国法学现状及背景下，这种观点较为令人信服。可以说，法学首先以规范法学为典范，同时兼具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属性。

法律理论

篇（9）

2案例教学法的特点

与传统教授型的教学方法不同，案例教学法不仅专注于“教”，更强调“学”，这就要求教学双方角色的转换，真正做到由学生做主体，教师退回到辅助的角色。(1)案例的主导地位。案例教学法中强调案例的主导地位，一切教学内容均是以案例为中心而展开。师生在课前均需对案例的相关内容有充分的准备，包括资料搜集，案例阅读，初步思考等;教学过程中就案例中涉及核心问题教师应做出适当的引导，提供学生充分讨论的空间;课后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做出结论，由教师做出点评。由此可见，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从案例的准备、引入、讲解、分析、结论，都要求师生双方的积极参与，每个教学环节都是通过案例实现了某个教学目标。(2)启发性及实践性。在案例教学中，教师不会给出唯一的或是确定的答案，只在恰当的时候给出适当的启发，这就给了学生充分思考大胆假设的空间，其根本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探究该问题。真实案例的引用，让学生可以将已掌握的知识融会贯通，通过理性的分析，相互间的讨论，做出自己的判断或得出自己的结论，以实现理论知识向专业实践的转化，这也很好地弥补了校园中的学生无法很好地接触现实社会的缺憾。(3)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及动态性。案例教学中，教师仅负责案例的筛选及准备，并做出适当的启发和引导，在各个教学环节中均由学生做主体，积极地参与到实践教学过程中，这是一个师生共同学习的过程。同时，案例教学也是一个动态教学过程，强调的是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案例资料之间的交流，在小组讨论和总结发言的教学环节更加强调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不断交流。(4)强调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案例教学的价值，不仅在于案例中极为丰富的信息量对学生理解分析能力的提高，以及学生对已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技巧的灵活应用，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各种教学组织模式的优化过程，使学生在学识之外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学生通过选取有用的信息，策略地分析判断，从而使认知能力得以提高;小组讨论中，学生学会了彼此交流学习及合作;在小组陈词阶段，学生体会到了小组之间的良性竞争;在教师点评的环节，学生学会了如何做出有价值的评价。在这样一个个体行为和小组行为交叉进行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激发，提高了自身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也学习到了珍贵的团体合作和竞争精神，人格发展更为健全。

3如何选择适合的案例

作为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核心和载体，案例的选定尤为关键，如何才是一个好的案例呢?笔者认为应当具备如下的几个特点:(1)一个好的案例应该讲述了一个好的故事。好的案例就是一个好的故事，应该具有吸引人的情节，但这个故事是发生于真实世界的，也是与学习者的个人经历相关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这个故事也许并没有既定的结局，却经得起研究和学习，能提供给学习者充分的发挥空间。(2)好的案例应具有时效性。好的案例要反映当下的现实状况，通常应发生在过去5年以内。当然，一些经典案例无论过去多少时间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更多的真实案例应该是与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正在发生的，这才能让学生充分体会到此案例学习研究的必要性及价值性。(3)好的案例应与学习者息息相关。一个好的案例所涉及的场景或情节应该是学生们所熟知的，或是很有可能直接面对的，这能有效地激起学习过程中的共鸣感，更加不遗余力地参与其中。

4以《消费者法》为教学内容的教学实践

为了更为直观地体现案例教学法在法律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笔者以《消费者法》作为教学内容进行一次教学实践，具体教案如下。教学内容:消费者法。学生人数:55人。教学目标:(1)让学生充分了解消费者的合法权利。(2)培养学生在消费者权利纠纷案件中对相关法律英语语言的应用能力，包括词汇、句型、口语表达及书面撰写能力。(3)提高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权利及义务意识，能够做到合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主动践行自己的当然义务。教学重难点:(1)充分了解消费者的各项权利义务。(2)如何寻求法律途径解决消费纠纷。(3)相关英语语言应用能力的训练。教学资料:(1)充分利用教材。(2)多媒体辅助。教学实施:(1)课前准备:学生分为8～10人一组，共6组，课前要求每小组准备两个有关消费者维权的案例，并做出简要的分析。教师将12个案例进行分类筛选，并选出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两个留作课堂备用。(2)课堂导入:以提问方式引入本课教学内容:Ifyouboughtanewbookinthebookstoreanddiscoveredafewmissingpages，butthebossrefusedtochangeanewforyou，whatwouldyouliketodo?1)Youacceptthelossandwillneverbuybooksthere．2)Youreasonwiththebossandinsisttoreplaceit．3)YoucomplaintoCommerceandIndustryBureau．4)Youasksev-eralfriendstohitthebossanddemandthereplacement．在学生作为选择后，以简单的问题引起学生对消费者权益问题的思考:1)Whatrightsdoconsumersentitledtoenjoy?2)Whatorganiza-tionsinourcountryprotecttherightsofconsumers?3)Whencon-sumers’legalrightsareviolated，whatshouldtheydo?4)Ascon-sumers，whileenjoyingrights，whatobligationsshouldcitizensper-form?(3)案例引入:案例1:暖瓶水爆炸伤人案件。案例2:旅行社虚假宣传欺骗团友案件。(4)小组讨论:要求学生就以上两个案例做出分析讨论，给出解决建议并作发言。(5)教师总结:1)点评各小组讨论情况。2)总结教材要求掌握的消费者各项权利与义务及维权途径。3)强化相关英语词汇、句型。(6)强化练习:提供一案例，要求学生就本课学习到的法律知识和英语语言技巧做出对该案例的分析。

篇（10）

教育理论一般认为，高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具有基本的自理能力、自治和独立生活能力，同时也在于使学校形成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使教学工作有一个正常的秩序，使学生在学校中能愉快的学习，健康的成长。因此，高校一方面有权依法制定管理规章制度，有权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管理规章制度对学生进行管理;，另一方面有义务尊重和保护学生的权利，学校负有保证学生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的责任，禁止体罚、摧残学生和侮辱学生人格，防止意外事故发生的管理职能。随着法治理念的普及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传统的管理思想和管理体制的落后，使得高校管理的实践进程不可避免地出现新旧观念的碰撞、价值矛盾和权利与权力的冲突，高校的学生管理正经历一场适应整个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深刻变革。

一、法制化—高校学生管理的时代选择

高等教育进人21世纪之后，在教育理念、办学定位、学生管理观念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法制化已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体现在学生管理领域就是众多高校不约而同地选择法制化的改革和转型进路。虽然这些选择出于不同的原因并且有一定的“被迫”和“非自愿”色彩，但这些选择本身足以说明法制化已经成为当下高校学生管理的时代选择。我们可以从社会整体环境和高校自身发展需要两方面解析这一选择的深层背景。

(一)社会整体环境包括依法治国战略对高校的影响和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两个因素

一方面，学生管理法制化是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做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具体落实到高等教育领域和高校工作中，就是要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法治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和社会秩序，从精神层面上讲，它还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只有当这种观念与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并支配着社会主体的行为时，法治才能实现。2003年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实行依法治校，就是要严格按照教育法律的原则与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尊重学生人格，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形成符合法治精神的育人环境，不断提高学校管理者的法律素质，提高学校依法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按照教育部《意见》的精神，学生管理也要按照法律的原则来进行，实现学生管理的法制化，依法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要求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增强法制理念。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理念的影响，在一段时期内，高校的学生管理主要关注学校对学生学习、生活等方面的管理职能，忽视尊重和保障大学生权利的义务，形成了学生义务本位的管理模式和思维定势。

学界一般认为，权利是指“规定或隐含在法律关系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当今社会是一个权利最受关注和尊重的时代，是一个权利发展显著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法律倍受重视和尊崇的时代，是一个法律关照社会、关爱权利的时代”。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和社会政治文明步伐的加快，强调个体创造性地发挥、强调公民权利的保护，随着高校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深人开展，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在权利内容上，大学生既享有作为公民应享有的一般的法定权利，又享有作为受教育者应享有的特殊的法定权利;在权利类型上，大学生权利既包括受教育权、知情权、学习权、隐私权等实体性权利，也包括申诉权、参与权等程序性权利。现实生活中，大学生通过用诉讼等途径维护自己权利的案件在上升，这也在一个侧面佐证了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

(二)学生管理法制化是提高管理水平、促进高校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英国学者帕金曾说过，“大学对一切都进行研究，就是不研究它自己。对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此言一语中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传统学生管理思维及模式的惯性作用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致使高校学生管理中侵犯学生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的现象较为普遍，但并没有引起我们教育管理者的足够重视。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转型，高校学生管理在法制化进程中也在不断面对新问题。高等学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数量激增，一校多区，一区多校等问题客观上增加了学生管理工作的困难;社会化和企业化的高校后勤管理面临着学生管理理论上的合法性来源危机和实践中的机制不协调;学生违纪类型和处罚措施不断多元化等等。而高校管理的现状，存在着学生管理规章制度滞后、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施行缺乏规范的程序、重实体轻程序、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不明确、高校的部分规章制度缺乏法律的依据等诸多问题。因此，学校管理制度中的不合法、不合理的规定以及管理过程中的侵权现象仍然随处可见，同时由于管理水平不高、侵犯学生实体性和程序性权利引发的诉讼案件在不断地上升，尤其是近几年来，学生状告学校的案件增加较快，这就要求加快实现学生管理的法制化，提高高校的管理水平。

二、权利和权力的冲突与融合—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的焦点

尽管对于高校管理权的界定还有很多的争议但是一般认为，高校管理权是高校根据教育法享有的，为了实现其办学宗旨而独立自主地进行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能力、力量或努力，高校学生管理权是高校办学自的组成部分。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的进程就是高校学生管理权和大学生权利之间既有冲突，又有融合的博弈过程，权利和权力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的焦点。

高校学生管理权和大学生权利的冲突体现在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和限制。从理论上看，高等学校是履行国家教育目的的机构之一，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是为了学生的教育和成长而设立和开展教育活动，学生的利益就是学校的利益。高校进行学生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学生包括受教育权为主的各项权利，因此二者不应该具有冲突。但是权利和权力这一对充满了诱惑的法学范畴，正如孟德斯鸿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权力和权利自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永恒的矛盾，发生在高校内的高校学生管理权和大学生权利概莫能外。

一方面，高校学生管理权有容易侵犯学生权利的倾向。受到历史和立法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当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仍然沿袭着行政机构规则行事的运行机制，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观念和行为规范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高校管理实践中轻视甚至侵害大学生权利现象仍然屡见不鲜，总结高校管理权侵犯大学生权利的类型主要有:一类是大学生的实体性权利，如受教育权、人格权、姓名权、财产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另一类是大学生的程序性权利，如知情权、申诉权、听证权、诉讼权等。相对于前者，大学生程序权利的缺失和受侵害的现象更为严重。目前高校管理普遍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有关学生权利保护的法律程序缺失。《教育法》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的权利中，没有规定程序权利。《高等教育法》第53条第2款对学生的权益保障作了原则性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障。”在高校管理的现实中，还有相当多数的高校在做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之前，几乎都没有向当事人说明原因和理由，也很少给予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在做出处理决定之后，也未及时送达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并告知其享有的权利，当下日益增多的大学生状告母校的案件有较大部分因为高校管理权侵犯学生程序性权利而引发的。

另一方面，高校学生管理权限制大学生权利的实现。学界一般认为，权利实现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等三种形态，依次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应有权利到法定权利，最后才是现实权利。在大学生权利的实现阶段中，高校的学生管理对大学生权利实现的限制主要体现在现实权利这个阶段，也是权利实现的关键阶段。高校校规是高等学校自主管理权的重要外化形式，其内容关乎大学生切身利益的方方面面，因为大学生在校期间，他们的现实权利主要通过高校的学生管理规章制度赋予和保障实现的。但是有资料显示，正是由于高校校规存在着内容违反上位法规、超越上位法规、缺乏程序性救济措施等等问题，使得高校校规成为限制学生权利实现的最大障碍，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高校学生管理权和大学生权利的融合，体现在权力对权利实现的保障。大学生的权利，包括学生作为受教育主体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和作为一个公民所享有的一般权利。高校学生管理权具有保障大学生权利实现的功能:首先，高校的学生管理权有助于实现大学生作为受教育主体的特殊权利。依据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大学生作为受教育主体的权利主要包括受教育权，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权，获得物质帮助权，获得公正评价权、申诉权和诉讼权等。高校是大学生教育权利的主要义务主体，学生管理权在履行管理职能的同时，应切实履行相关义务，保障绝大多数大学生能够有秩序、合理地享有上述教育权利。其次，高校的学生管理权有助于实现大学生作为普通公民的一般权利。这些权利主要是指公民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具体包括人格权、姓名权、隐私权、健康权、荣誉权、生命权、肖像权和财产权等诸多内涵，高校的周边治安环境、饮食卫生、住宿条件等等涉及到大学生的诸多公民权利，加强学生管理的法制化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小环境，保障和维护大学生作为公民的一般权利。

三、学生权利本位—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的精神内核

根据法学理论，权利本位是指法以(应当以)权利为其起点、轴心或重点，在整个社会中，社会成员皆为权利主体，都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权利是目的，义务是职责，权利是第一性因素，义务是第二性的因素。学生权利本位就是指，在高校的学生管理法制化过程中，高校要保证全体大学生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在大学生权利和高校学生管理权的关系问题上，坚持权利优先原则，尊重并采取积极措施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利，保障大学生权利从法定权利到实有权利的实现。相对于具体制度和措施的改革，学生权利本位意味着一种观念和精神层面的统领，它构成了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的精神内核。对于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的进程来说，要深刻把握学生权利本位的精神内核，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学生权利优先原则，正确处理学生权利和高校管理权的关系。法律的价值取向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古代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应以权利为本位。权利为本位的法治原则就是要以权利的实现为轴心，权利是目的，义务是职责，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在于促进权利的实现，权利是第一性的要素，义务是第二性的要素。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价值导向，过去主要是着眼于有效的规范和维护正常的学校教育秩序，而对如何维护受教育对象的权利重视不够。由此出发，往往会使高校学生管理部门对法制和学生权利保护的认识产生一定的片面性(甚至误解)。毫无疑问，教育活动的秩序化是教育法制存在的重要价值基础，然而，法的价值主体是人和人的权利。我国设置高等学校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应以维护学生权利为目的。因此，高校的学生管理法制化必然要求树立学生权利本位意识，尊重和帮助学生实现各项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在处理权利和权力冲突时坚持学生权利本位。

二是积极促进大学生权利从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化。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是权利运行的三个阶段，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大学生状告母校的案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大学生权利实现不充分、权利不能从应然转为实然”目前高校学生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冲突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没有正确地处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受到历史、立法、管理和观念上原因的影响，高校的学生管理部门在大学生权利实现问题上，忽视甚至漠视大学生的应有和法定权利，坚持传统管理至上、强调服从的义务本位观念，重义务轻权利，重实体轻程序。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制化，必然要求高校学生管理部门转变观念，认识到保障高校学生权利的充分实现，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新问题，更是现代化社会人才培养的基点，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尊重并研究学生权利的应有和法定形态，在日常的学生教育管理制度中积极体现和维护，促进大学生权利从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向实有权利的转化。超级秘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