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管理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20 16: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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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管理论文

篇(1)

当中华文明还处在襁褓中时,作为萌芽状态的书法艺术便诞生在华夏母亲的摇篮里。古老中华在文明进化之初期,由结绳记事的蒙昧时期到仓吉造字文化文明的转化,即根植了书法艺术惊人的智慧与灵根。据唐代张怀王灌《书断》记载:仓吉“博采众美,合而为字”,仓吉独具慧眼拮取自然之美造出文字,这叫作“依类象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把古人造字方法归纳为六种,称为“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象形文字象图画一样再现自然,记载自然,传替自然信息,这种象形之美,就是中华书法艺术的美的萌芽和灵根,是先人书法美的伟大创造。

《汉文字是书法艺术的载体之本源,象形与会意是传统书法的艺术本源,汉文字以象形、会意为特色,在尔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变化万象,起源于象形意义的中国初期古文字,“形无定体,笔无定画”,至小篆经省改,才出现形体方整、笔画圆匀的定型化书体,但仍保留形象痕迹。经过汉代隶书的变化以后,汉字由繁复的象形文字,趋向于符号化、抽象化、简笔化,但它的象形性质依然存在,又如鲁迅所说:“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现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到现代的楷书,和象形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门外文谈》).可见中国书法艺术源于无法,变而有法。创新是结于有,起于无,又承于有,变于无。但万变不离其综,象形与会意的艺术本源没有变,汉文字的载体本源没有变。这是其他语言文字所不能比拟的。“象形”或“不象形的象形”,是汉字最基本的特点,也是继承与发展传统书法艺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内容和规律。

那么如何对待书法艺术继承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呢?笔者认为:传承和创新是书法艺术发展历史过程不可分割的链条,继承首先是对先人书法艺术创新精神与成果的继承。

提倡尊崇优秀传统,必须解决继承什么?如何继承?笔者认为继承书法艺术的优秀传统,首先必须继承先贤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成果,这些是先贤书法艺术智慧的结晶。只求复写传统的“传统唯美主义”或脱离优秀传统“创新”的“流行主义”对发展书法艺术都是偏颇的、畸形的、是不可取的,先贤探索的书法艺术发展规律和创新成果是传统书法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传统,优秀传统是创新的结晶,创新是传统的发展。只有深刻认识传统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才切身感受到创新才是揭示传统书法艺术经久不衰的发展规律的精髓所在。

继承传统,在于推陈出新。创新更是渐进中继承,继承中的变革。如石鼓文是上承西周金文的精粹,下启秦代小篆的楷模,被后人誉为“书法第一法则”,至今仍引人入胜。大篆、小篆、隶书(如前)都有其传承与演变的轨迹,小篆都是中锋、藏锋用笔、线条挺劲圆匀,富于立体感,结构整齐对称,它把庄严凝重与舒展自如统一与于崇高肃穆的气度之中,在书法艺术上折射了封建中央集权威严统一的特征,这是秦篆反映的时代精神。“隶书”作为书法史上一个伟大的变革。汉朝“汉承秦制”“秦篆汉隶”,汉朝隶书发展逐渐定型,与此同时草、行、揩都逐渐从隶书中演变出来。民间习隶书的热情蔚成风气。定型后的隶书彻底消灭了汉字的象形形态,造成了汉字形体的巨大变化。汉隶脱胎于篆书又大异于篆书,是从笔画到结字方正平直化的新书体。汉隶具有波、磔之美,创“蚕头”、“燕尾”笔法,用笔方、圆、藏、露诸法齐备。同时它又为未来书法艺术的发展前景开拓出广阔的前景,为后来的草书、行书、楷书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继承也是创新基础上的继承。书法艺术的发展史本身就遵循着揭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史观。

流行书风该如何认识啊?笔者认为流行是传承和创新结合、推进社会文明的结果,流行书风无论从风格上还是从技法上都是深受社会欢迎的书法艺术极至之法,流行则是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会合的“贝多芬交响曲”。历史上流行书风是因其释放了书写的效率,拓展了美的视野,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方能千年流行。根据社会生产生活需要去创新与发展是书法文化的生命。流行书风是适应社会生活需要而为社会广泛接受和喜爱的创新书体书风,脱离社会需要虽标新立异,矫揉造作、即使名噪一时,但终归不能“万紫千红总是春”。书法艺术流行数千年无一不与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结下深厚的根源,格调高古的甲骨文取代结绳记事适应人类蒙昧向文明的起步,小篆适应中华一统的文化文明的需要,是中华大地迈出了书同文的坚实脚步,隶书、草书都顺应了社会生产生活的书写便利解放生产力的需要,“草书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其后产生于汉代的草书,西汉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东汉章帝甚喜爱,因而名“章”草,章草传承了隶书的笔画形迹,仍有波磔,字字独立不连,实际上是隶书的草率写法,杜度、催瑗便是东汉章帝时代闻名的章草书法家,汉末张芝传承章草又进一步“草化”,将上下字的笔势牵连相通对偏旁作了许多省略和假借,而创今草。张旭,怀素将书法艺术的创造性“心灵之音”得到神灵极至的发挥。通观古今流行书风无一不是传统与创新相交融的结晶。

篇(2)

二、香港的公共艺术教育

在此背景之下,近年来香港公共艺术教育有所发展。提供公共艺术及相关课程的教育机构与课程包括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中文大学文化管理课程、中大继续教育学院文化管理课程等。其中,理大设计系与中大艺术系,培养公共艺术创作人才。学生作品在香港艺术展中屡获佳绩。中大继续教育学院文化管理课程则从公共艺术历史及评论的角度,教授学生观察及评论公共艺术的方法。因该课程针对副学士学位学生,理论程度相对较浅。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管理文学士课程于2012年成立,旨在配合政府的文化及创意产业政策培养人才。其中,“公共及社区艺术”一课为该课程三年级选修课,阐释公共艺术之含义,介绍公共艺术评估之方法,引导学生以文化批判之眼光审视公权力与纪念雕塑之关系,并培育学生策划公共艺术、管理公共艺术,为公共艺术设计场地,以及设计扶持社区艺术政策之实践能力,实为跨学科、系统教授公共及社区艺术之课程。该课程的另一亮点,是课程设计力求寓教于乐,形式生动,并且融知识与实践于一体,创造性采用虚拟场景、实战演练之新颖教学方法。课程围绕一个虚拟项目展开:假设香港政府决计于2020年前,拆除目前除立法会大楼外所有建筑,重建中环。香港艺术推广办公室受命,规划并发展新中环之公共及社区艺术,委托三家咨询公司从事研究,提供咨询报告。在2013年秋季课程中,学生自由组合,成立三家公共艺术咨询公司,分别取名PaisanoCultureandDevelopmentConsultancyLtd.,HashtagCulturalManagementCoLtd.,以及APlusCulturalManagementConsultancyCo.Ltd.,担当为政府提供咨询之重任。各组成员扮演不同专业角色,包括项目研究兼公司总裁、公共艺术规划咨询师、公共艺术管理咨询师、城市设计师,以及公共或社区艺术家等。课程分两部分,完成前五讲后,各组前往中环,展开中环公共艺术之调研,鉴别艺术品之类别,评估艺术品之公共性(publicness)及有效性(effectiveness)。在此基础上,发觉不足,从而提出新中环公共及社区艺术发展之目标。课程后半部分,配合各专题,公司成员各司其职,逐项完成公共及社区艺术规划、管理之咨询、城市设计,以及艺术品之创作。课程亦包含设计软件技术培训,学生学会运用Sketchup8基本功能,完成设计,并制作艺术品模型。课程于期末报告会上达到,学生基于课堂知识,提出不少有益于启发本港公共艺术发展之建议,例如,创设公共艺术规划办公室、设立艺术家道德保护法、改革赋税以资公共艺术项目、建设香港雕塑公园和公共艺术长廊等。本课程与“项目委托方”艺术推广办公室合作密切,艺推办官员于期中亲临课堂,介绍业务,并出席学生期末报告会,聆听学生所提咨询方案。期末报告会与会者另有小区艺术家、表演艺术家等多人。

篇(3)

意大利米兰BOCCONI大学公共与非盈利管理教授阿里克斯。图里尼以BOCCONI经验为视角产出公共政策制订的三种理念,其一,第一手资料公共决策是多层次性,不仅仅是政府决策的层面,而且也是文化组织的决策层面,特别是有可能是项目决策的层次;其二,基于第一手资料公共决策,他提出了三个类型,一是创新性的决策,二是互动性决策,三是情感吸引的决策;其三,他使用实验的方法,为提取第一手资料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

来自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的维多利亚·诺兰教授和纽约戏剧发展基金发展总监安·特莱茨是美国著名的艺术管理专家,她们围绕美国当代戏剧艺术能力状况进行研究,通过问题假设和调研,既设置了六个能力的一般性的关照,同时叉涉及如何论证和确认这六个能力的状况,并且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国外艺术管理的专家的研究,首先表现出视野的开阔,既有宏观的国家层面的政策研究,也有微观的实际运行与操作的研究,既有纵向研究,也有横向研究;其次是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把艺术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大众心理学等有机结合为一体;又次,能够超越单一的研究角度,上升到一个综合的、全面把握的角度。

来自国内40余所院校及出版社、文化企业的学者环绕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管理这一核心命题展开演讲和深入的研讨,其中又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跨文化语境下中国艺术管理的宏观审视。涉及这一命题演讲的学者从国内外艺术管理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出发,高屋建瓴地分析艺术管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上海戏剧学院黄昌勇教授从对我国艺术管理专业学科建设梳理开始,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艺术管理体系的构建、方法论的自觉以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等。提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三个发展维度”、“三大问题”的总体观察。上海交通大学胡惠林教授认为,跨文化本身是流动的。虚拟空间的形成加快了艺术流动的速度,形成艺术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艺术管理具有现代性与社会性,其制度创新值得研究;艺术具有意识形态性,并非专指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价值体系。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指出,应当科学辨析宏观艺术管理和微观艺术管理的关系,重视对艺术活动客观规律的掌控。不能把艺术管理者等同于行政管理,应当从行政管理的模式和理念里面超越出来;要确立艺术管理的基本理念,科学设置艺术管理学科;要充分认识艺术管理人才的特有品质,重视该类人才培养的特殊规律。济南大学江奔东教授强调,艺术与文化管理,需要重视文化规制的问题,要有制衡效果的标准,各机构职责划分是否清楚,规制出台的政策是否合理;内容规制应当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先进文化的标准;文化产业规制需要有立法实施和统一的完整性;面对文化规制,需要科学地掌控政府、文化企业和文化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博弈。山东艺术学院田川流教授深入论述了宏观艺术管理与围观艺术管理的关系。二者在管理的特征、管理主体与客体、管理使命和方式等方面有较大的不同;二者是制导被制导的关系,又是相互协同的关系:二者会出现一些冲突与摩擦,应在文化建设实践中不断磨合与化解,使之产生更大的活力。上海师范大学方华从社会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切入研究艺术管理的状况,这一过程所体现的社会文化现象早已引起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者的关注。上海师范大学刘素华作了中美国家艺术基金的比较研究,指出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五十年兴衰表明多元文化与共同价值的协调是国家文化治理中的棘手问题,而中国国家艺术基金如何在价值认同的框架中激发文化活力,既是其直面的挑战,也是其肩负的使命。

第二,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管理的发展趋向。较多学者针对艺术管理某个方面的现状与问题,予以深入的剖析,许多观点具有深刻的创见。天津音乐学院张蓓荔教授认为跨文化传播要确立科学的理念和标准,寻找相同的精神内涵与情感共鸣;要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多方力量构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格局,用好交流贸易等多种方式;要科学设计项目、制定合理的指标、突出重点、分阶段、分批次推进,突出品牌战略,市场战略,合作战略和媒体战略。山东艺术学院李丕字教授针对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指出要跳出旧有的“内向型研究”的局限,以开放的心态开拓“外向型研究”,充分发挥双向视域研究的互补优势,同时积极开展中外合作研究,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中国文联出版社朱庆社长讲述了基于互联网的艺术资源管理。中国文联出版社建立的“中国文学艺术+互联网”这一平台要为每一位艺术家或艺术学家免费做唯一个人的官网,精准和广泛地传播交流学术成果。他认为互联网时代应当拓展艺术管理的视野,建立宏大的艺术资源库和艺术交流的巨大平台,这正是科学管理的体现。湖北大学艺术学院张建军教授切人中国外流文物的回归这一命题,认为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其间既有不同文化碰撞,也有相互的认同。为了实现更多文物的回归,应当审时度势,调动政府、民间各方面的力量,加大科学管理与运筹的力度,实施行之有效的举措。四川音乐学院廖勇教授探讨了员工与组织、组织内各部门和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提出构建一个有利于组织高效运作的内外管理生态是现代管理的关键,而遵照相应的组织制度设计和管理生态模式进行秩序井然的有效管理,则为管理的生态法则。

第三,跨文化语境下的艺术创意、生产与营销。该课题涉及到艺术管理具体运作的诸多问题,从创意与策划、生产与运营到传播与营销,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提出了“时尚何以先觉、先行和先倡”的命题,认为三个“先”字在市场有一种先导的作用。用这种办法,把时尚的前沿和信息传递给大家,由此从内心对时尚取得一种共鸣。对时尚开发可归纳为四个特点,即时尚和经济一体化;消费的符号也就是炫耀性的消费;时尚产业全球同步进行中,其周期大大缩小;有高附加值,也有高风险。广西艺术学院何清新教授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认为基于族流的对歌文化,隐含着艺术传播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想象力。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侯云峰教授以该院创作体验话剧《问心》的经验,阐释了作为艺术管理类专业在管理实践中的探索和经验,是一种基于微观的和实证性的研究。济南大学王玉副教授杨杨分析了中国演艺产业在建设中遇到的收益不确定性较强和资产的可抵押性较弱两方面存在的风险。为使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一要从风险的来源角度准确识别风险;二要采取模糊综合评判法,通过选取因素集、因素加权、备择评语、确定评判矩阵四个步骤科学评估风险,为风险处理措施的选择提供依据。上海戏剧学院黄海认为,艺术家个人品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特点,具有共性的艺术家个人品牌经营策略,包括确立个人品牌核心价值、满足艺术消费受众需要、原创性策略、达成沟通、事件营销、建立个人品牌形象、建立共同品牌。山东艺术学院李冬梅副教授指出,在电视真人秀节目制作中应把媒体融合作为目标原则,通过目标管理和任务分解,实现摄像、舞美和后期制作的创新,提升节目的影响力。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李囝副教授指出,管理团队的素质将决定艺术表演团体的整体水平。灵活高效的内部管理机制、多样化的融资渠道、符合市场要求的营销策略以及与时代同步的创新手段都是艺术表演团体生存和发展的保证。

篇(4)

【关键词】影视艺术/大众文化/读者性文本

当我们试图深入影视艺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和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遇到它的文化属性问题。因为艺术是文化的特定表现,它“双重地归属于文化:一方面,作为文化所产生的并且在文化中发展的艺术活动方式,作为由艺术创造者和艺术消费者的共同努力而实现的人对世界的艺术形象掌握的方式归属于文化,另一方面,作为在文化中对象化的、固定的、得到储存的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活动成果归属于文化”。(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114页。)实际上,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以文化为表现对象。那么,何为文化呢?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却又长期争论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个之多。从词义学的角度看,“文化”一词在西方主要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在汉语中,“文”是一个象形字,它的原始形象是表示许多装饰花纹相互交叉,富丽而不单调。《说文解字》即是这样解释的:“文,错画也,象交文。”《易·系辞下》也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中则有这样的句子:“五色成文而不乱。”“化”是一个会意字,从“人”从“匕”,“匕”乃回首从人之意,表示引导从善;也可解释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里,文化实际上被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动作,这个动作既指涉人有意识地作用自然世界的活动,又包含了原有的自然物根据人的活动改变面貌和秩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成为属人的,从自然物变为文化物,从自然秩序变为文化秩序的过程。”(注: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第31—32页。)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演进,不断地扩展,由人对自然的改变性活动和自然的人化到人的社会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组织、制度、思想与各种意识形态结构都成为文化的表述对象。正如萨姆瓦所说:“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赋义方法、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角色、空间关系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取的。”(注: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第28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显然,文化的范域是极其宽泛的,其所有构成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艺术层次。“物质生产的产品和方式属于文化,以‘天然’向‘文化’的转化正是在物质水平上开始为限。而至于精神生产,它则形成精神文化的层次。只是必须预先说明,不应该在那种涵义上理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仿佛前者是某种纯物质的和只限于物质的东西,后者则是某种纯精神的和只限于精神的东西。而应该理解为:在文化的这些层次中,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相互关系正相反——物质文化根据自己的内容和发挥功用的方式是物质的,精神文化在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是精神的,然而它的所有产品是被物化的,否则,这些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表现精神的目的、计划和模式。”(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88页。)人类全部的艺术创作及其作品构成文化的艺术层次或称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处于一种特殊地带,它介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既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又分别延射、渗透于物质和精神文化,以“边缘艺术”的形态与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交叉、交融,如建筑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演说艺术及艺术政论作品等。实际上,即使是处于独立空间的纯粹的艺术创作,也与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无论多么纯粹的艺术创作都离不开以特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主体的生成和生存环境,并且不可能不表现和反映特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状态和内涵。由此可见,艺术不仅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且成为文化的一种生动而有意味的表达。

正是由于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表现文化,所以文化便从根本上决定着艺术的性质与特征。苏珊·朗格指出:“常说的艺术基本统一性,并非在于各类艺术形成要素的相同和技术的相似,而主要在于它们特有含义的唯一性,即在于全部艺术‘意味’的意义。‘有意味的形式’(其确实有意味)是各类艺术的本质,也是我们所以把某些东西称为‘艺术品’的原因所在。”(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3页。)这里的“有意味的形式”即是情感的形式,或称人类情感的符号,它是“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它反映着难于言表从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概念,起码为上述要求提供了出发点。所有的描绘方式都是复杂的、准确的和微妙的。符号的制造,就像制造一个便当的碗,一支顺手的桨那样,要求着高明的技术。表达的技术是比自卫技能更为重要的社会传统。……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0—51页。)作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无疑是为人类情感的表达需要而诞生的,同时也会随着这种表达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而无论人类情感抑或这种情感的表达,都在文化的范畴,且既为其它文化形式所影响和制约,也影响、制约着其它文化形式。因此,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代,由于这一区域、时代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及生成于斯的人类的特定情感的决定,艺术便诞生了它的特定风格。当然,这种风格不仅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和艺术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艺术符号-形式方面。如所周知,东方写意的文化土壤诞生了以虚拟、程式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戏曲,而写实的话剧只能由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文化所孕育:至于话剧在中国的移植,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化的“西风东渐”。所以,不仅一个艺术家、一件艺术作品的出现与一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一种艺术样式,也可以看作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难从艺术符号上找到其特定的文化信息;反过来,我们研究一种艺术样式,显然也必须首先考虑其文化属性。只有把握了文化属性,或者说,只有搞清楚了这种艺术样式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找到接近它、了解它、并深入研究它的有效路径,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确切评价。对影视艺术的研究、批评便是如此。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存着三种文化形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所谓主流文化,是指反映统治者的价值取向、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并在国家机器运转中起主导作用的统治者的文化。所谓精英文化,也称雅文化,即由少数知识程度、思想修养、艺术造诣明显高于广大普通群众的社会上流人物所创造的文化形态。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前工业社会的各个阶段,这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常常与主流文化相互渗透,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一股左右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力量。如我国历史上,曾以正统的儒、道、佛三家学说为主体,以《诗经》为发端的文流为正统规范,历经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至近代西学,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上层文化,这种上层文化就是典型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混合体:它在态势上属于精英文化、雅文化,而在功能上则完全属于主流文化。当然,有时候,精英—雅文化也会处于与主流文化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如在现代,精英—雅文化就往往以“纯粹”的文化形式反抗主流文化的或干预。至于大众文化,情况则有些复杂。从字面上理解,“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的、适合于大众且在大众中流行的文化,这一点似无歧义。但同样为大众所创造、同样适合于大众、同样在大众中广泛流行的还有“民间文化”,它是否也属于大众文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便有不同。“大众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的《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现代社会中涌现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所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是大众社会的产物,这种社会最先产生于先进的工业主义的美国。”(注:覃光广、冯利、陈朴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33页。)显然,这种观点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并由此将此前时代就已存在的“民间文化”排除在外。周宪更为明确地指出:“我认为,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首先,大众(mass)这个概念是一个现代的范畴,与传统社会的俗民(folk)概念截然不同。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的形成密切相关。而大众的形成又是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城市出现了;城市吸引了大批人口的迁入,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里原来的居民也发生了变化,于是便形成了奥尔特加所说的‘平均的人’——现代都市大众。这和传统社会中分散地居于乡镇甚至乡村的俗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造成大众文化出现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技术的进步所形成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相当程度上说,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就没有大众文化。正是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大众文化迥然异趣于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它和古典文化中的民间文化截然不同。……无论是大众抑或大众传媒,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注: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4—65页。)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现代工业社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当然并不否认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的区别,但那只是大众文化在不同时代的阶段性差异;即使是在现代,大众文化也不都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如服饰、饮食、时尚等。大众文化不等于大众传播,也不等于以电子媒介为表现形式的群众文化,“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更为久远,内容也更为复杂的概念”。“群众文化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群众文化并不就等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早在群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其主要形式是‘民间文化’(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占巫、庆典、戏曲说唱、绘画装饰),这就是传统的大众文化。”(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这里又引进了“群众文化”的概念,可见大众文化是一个种概念,它还拥有若干属概念。对于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文化具有过程性,正如C.P.曼克思所说,文化现实(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历史的,来自于过去,并前进到新的未来。(注:转引自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129页。)大众文化同样如此。尽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现代,然而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它在过去时代就已存在,这种存在当然只以其本质与现代大众文化的一致为标志,而在表现形态和具体特征上则可以不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如上所述,传统的民间文化与现代的大众文化在大众创造、适合大众及流行于大众等方面如出一辙,这就充分显示了二者本质的一致性。事实上,大众文化是不断发展、变迁的,主要表现为内容或结构的变化。如果说在前工业社会,大众文化是以民间文化为主要形式:那么,在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当然不是唯一形式)则转变为大众传播文化,虽然大众传播并不等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由民间文化向大众传播文化的转变,无疑是人类总体文化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更新和完善了大众文化的内部构造、结构功能,而且大大提高了大众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的地位,因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不似以往民间文化的无足轻重。众所周知,传统的民间文化因其浅与俗往往难登大雅之堂,从而不能对社会文化发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虽与精英、主流文化并存,却始终处于边缘地带;而现代大众文化(大众传播文化)却几乎控制了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向,既使精英文化难以举步,也让主流文化不得不首肯和认同。“这情景确乎令人惊诧。大众文化一开始还只是零星地、羞怯地在‘娱乐’的名义下被举擢而出。然而,很快这种局面就被轻而易举地改变了。不仅仅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也不仅仅是西部片、武打片、娱乐片、爱情片、警匪片、生活片,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录像、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OK、游戏机、迪斯科、劲歌狂舞,还有像袜子一样被频繁更换、忘却的流行歌星、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几乎是渗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则被困窘万分地挤出了世人的视野。”(注:高小康《大众的梦·潘知常序》,东方出版社。)现代大众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是缘于现代社会人们特定的社会心理和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形式——大众传播文化的独特功能,即大众传播的媒介系统不仅对人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控制力,而且以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而全面的渗透在全社会构成一种媒介环境,从而使得“人们一天除睡眠和工作外,几乎全在媒介中度过”,“媒介带来的信息充满着生活空间”(注: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53页。)。这样,大众传播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社会现象、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乃至某一个人物、某一种商品充分“炒”热,让世人不得不接受。而现代大众文化正是在大众传播文化(媒介)的功能作用下,同时契合人们的社会时代心理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唯其如此,所以从总体上看,尽管现代大众文化的声势、地位已远非传统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可以望其项背,但却并没有超越后者的浅与俗。这种浅与俗对于传统大众文化——民间文化来说除了限制其自身的发展外,并不存在其它危害;而对于现代大众文化来说,由于它已肆意越过边界侵吞了精英文化的领域,把精英文化赶入了枯鱼之肆,因而它的浅与俗则有可能导致人类文化的全面退化。正如美国著名大众文化评论家伯纳德·罗森贝格(BernardRosenberg)所认为,现代大众社会存在着单调、平淡、庸俗、丧失人性及人们在富裕生活中容易产生诱惑和孤独感的缺陷,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达和表现的大众文化虽然可以暂时克服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感、孤独感和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有可能大大地降低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导化。于是,如何处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如何改造和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便成为了大众文化发展所亟须解决的问题——现代影视艺术正是以这样的文化境况为背景进入我们的研究、批评视野。

不论电影抑或电视,其诞生伊始,便不仅意味着人类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的出现,而且标志着现代大众文化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鉴于当代大众文化已与现代通讯手段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点。它奇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艺术和景观融为一体,使自己与传统文化的精英显得格格不入,并对其造成重大的威胁。”(注:[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出版社,第32页。)电视同样如此,正如日本电视社会学家井上宏所指出:“电视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手段,为自己在大众传播媒介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在电视传播过程中,在电视播出者与视听者之间,通过电视图像形成了新的传播关系。日本的电视传播学者藤竹晓认为,电视传播的基本要点是人们如何把电视作为社会认识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并使之发生效果,即把电视看作是人们认识社会的重要手段。同时,电视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娱乐作用’。电视传播是以图像为主(也包括语言、音响效果和音乐等要素)的媒介,而图像则产生了电视传播的两重性,一方面使视听者认识世界,另一方面为视听者提供了娱乐。”(注:[日]井上宏《电视社会学》,见藤竹晓著《电视社会学·附录一》,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29页。)由此可见,电影、电视是认识与娱乐并举、传播与艺术并存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本为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构成,具有现代大众文化的性质与特征。而既在现代大众文化之列,影视艺术便首先是一种适合大众审美心理和欣赏水平、为大众所喜爱的通俗艺术,这与民间艺术类似(所以民间艺术/文化即是传统的大众文化),却与所有高雅艺术划清了界限;而其现代性,即与现代通讯手段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以神奇莫测的光电变换、以奇妙的声像记录及呈现为艺术创造方式,以及以对当代大众生活、心理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为艺术追求,以满足当代大众的审美、娱乐乃至消闲为创作目的,则使影视艺术将作为传统大众文化主要形式的民间艺术/文化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至于商业性,更是影视艺术同时区别于传统高雅和民间艺术的现代大众艺术(文化)的重要特质。影视艺术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样式:它集传播与艺术于一体,熔通俗、审美、娱乐、消闲、商业于一炉,乃大众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也是现代大众文化的艺术表现方式。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便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影视理论与创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尽管从总体上来说,现代大众文化正处于上升期,其发展方兴未艾,但我国影视艺术却已面临危机。有观点认为这种危机为各种现代大众娱乐/文化形式的蜂拥而起所致,实际上,任何娱乐形式其魅力都无法与影视艺术相比拟,更无法取而代之。显然,影视艺术的危机不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同行相争”,而是由于自身内部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对影视艺术的大众文化本质还缺乏真正的、深刻的认识,对影视艺术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内部机制和运作规律还缺乏了解、掌握;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将影视艺术纳入大众文化的范畴,置其大众文化规律于不顾。一个突出而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理论和创作上流行“三分法”。所谓“三分法”,即人为地将影视艺术作品分成主旋律片/剧、艺术片/剧和商业片/剧。主旋律片/剧以政治宣传为目的,用概念代替形象,或用形象图解概念;艺术片/剧故作高雅,阳春白雪,孤芳自赏。这两类影视片/剧都以不顾观众兴趣、爱好,远离大众为共性,是“文以载道”、“为艺术而艺术”等传统艺术美学观念,实际上即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的演绎和表现。商业片/剧应该是绝对通俗化、大众化的,因为它追求票房,重视观众,甚至可以迎合观众。例如好莱坞的商业片/剧就是真正的大众艺术,它们能够真正地令大众着迷,充分满足当代大众的娱乐、审美需求;而我国的所谓“商业片/剧”则只不过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因为受传统艺术文化观念的长期熏陶和沉重压迫,真正的艺术家们往往羞于与大众为伍,不愿意从事商业片/剧创作,也不懂得怎样创作商业片/剧。因此,迄今为止,我国的商业片/剧创作从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大部分“商业片/剧”出自缺乏艺术功力者之手,或为艺术家不得已(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勉强为之,随意为之,甚至随便为之,以致这些作品基本上既无艺术性,也无商业性。其实,艺术性与商业性在影视创作中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它们相互依存,至少,商业性必须以艺术性为前提。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与现代大众艺术文化观念的分水岭不在于是否承认艺术的存在,也不在于认定艺术层次的高低有别(尽管人们已习惯于认为大众文化/艺术浅俗、低级,事实上大众文化目前也基本上处于浅俗、低级的层面,如前所述;但大众文化/艺术的艺术文化水准并不是没有提高的可能:不仅大众的素质可以不断提高,而且大众文化/艺术自身也存在着提高品位的机制与功能——这种机制与功能将在“现代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之二”里详论),而在于是将艺术的接受者定位于少数人,抑或定位于大众。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在讨论文学文本时提出了“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两种文本倾向,“巴尔特对这两种文本倾向的区分不只是指文本的基本性质,而且也指文本所引发的阅读方式。‘读者性文本’往往让读者被动地、单纯接受式地阅读,使读者单向地从文本接受意义。相对而言,‘读者性文本’是一种封闭性的文本,易读易懂,清晰明了。‘作者性文本’和‘读者性文本’不同,它不断地要求读者积极介入,像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建构文本的意义。这种文本将其构意结构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要求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读者性文本’通俗易懂,比较大众化,而‘作者性文本’则比较深奥复杂,是少数人欣赏的先锋文学”。(注: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4、258—259页。)影视艺术作为大众艺术(文化)形式,显然应该构建“读者性文本”——商业片/剧所建构的便是这种文本,它并不排斥艺术性,其与建构“作者性文本”的传统高雅-精英艺术的区别仅在于文本的基本性质及其阅读方式不同而已。由于对商业片/剧的误解、歧视和实际创作的粗劣状态,可以说,我国真正的商业片/剧根本还没出现。这样,不论是观念上还是实践中,影视艺术在我国都还没有真正被当作大众文化来对待,国人是一直沿用主流、精英艺术文化观念,按照传统艺术美学原则倡导和从事本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的影视艺术的创作,焉能不使影视艺术陷入危机?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外影视界虽然没有“主旋律片/剧”的概念,而“文艺片/剧”和“商业片/剧”的说法却是存在的。但不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纯粹的文艺片/剧,即所建构的是“作者性文本”的影视作品,无不感到寂寞与孤独,自觉难与商业片/剧一争天下。事实上,文艺片/剧并不是没有存在价值,只是其真正价值不在于被观众接受,而在于探索影视艺术的内在机制,尝试各种艺术创作方法和手段,尽可能挖掘出其潜在的表现力,从而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与启示。作为现代大众文化形式,影视艺术的主要片/剧种只有、也只能是以建构“读者性文本”为基本特征的“商业片/剧”。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专门提出这一概念,因为影视艺术的商业属性是与生俱来的,是其机体的不可割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大众社会和现代大众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也就是说,所有影视作品都应该具有商业性,都应该是商业化的,因此,提“商业片/剧”就好像说“女人是人”、“松树是树”一样纯属多余。当然,强调影视艺术的现代大众文化属性,主张影视艺术创作遵循现代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现代影视艺术只能停留在一般大众文化的浅、俗层面上。相反,由于影视艺术不仅是所有大众文化形式中对大众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一种,而且,它的特殊机制还赋予了它有效吸纳高雅艺术与文化因素的功能,这就使得它不仅可以自身超越浅与俗,而且还有可能引领整个现代大众文化提高品位。

篇(5)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2005年科研立项项目《玩具设计理论及其应用》,项目编号05C653

原文发表于电影评介2007.14期

我国有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自古以来,流传许多优美的故事和历史典故,加之现代涌现出的众多优秀文学作品,应该说有着非常丰富的题材可供选择,可是国产动画除了早期的《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和《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等能成功引用历史名著和文学作品外,目前的动画好像无题可选,导致部分动画企业进行创作时居然要将已经拍过的传统题材重新翻拍和续拍。当然根据现在的社会环境和市场需求将作品改观是无可厚非的,但题材选择的局限性问题在当今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动画电影艺术创作素材的再挖掘和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中国文化丰富的民间传说、民谣、神话、民俗都是动画电影艺术创作的源泉。

中国的动画艺术一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族特色。自从1935年万氏兄弟创作的我国首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诞生后,继而在1957年上海电影美术电影厂长特伟提出了“探索民族风格之路”的口号,从此就开始了中国动画的民族风格建设。中国动画艺术家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汲取营养为己所用,力求表现出中国独有的风格。此后诞生了《骄傲的将军》、《猪八戒吃西瓜》、《鹬蚌之争》、《小蝌蚪找妈妈》、《牧笛》、《大闹天宫》等一系列具有中国文化、民族特色的优秀动画片。这些动画在表现上分别借鉴和采用了传统戏曲、水墨画技法,民间剪纸、皮影和木偶等艺术形式,体现出了强烈的东方文化气息并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批动画形象。如:《骄傲的将军》中将军的形象和表情便借鉴了京戏的风格,影片的背景音乐恰到好处地运用民乐,使画面与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大闹天宫》主角的造型设计更是成功地融合了庙宇艺术、民间年画的特色,塑造出了英姿飒爽的主角,甚至可以说奠定了孙悟空在文化领域和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基础。这些优秀的动画片充溢着浓郁的民族化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当时民族化探索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从此,中国动画文化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并奠定其在世界动画艺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当代动画电影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革新、中国文化的丰富内容和多样形式为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动画电影事业的兴旺发达,也为动画电影的民族化、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全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俗、民歌、民间故事和英雄,都有津津乐道的人和事,几千年来的中华文明为动画电影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和源泉。中国拥有的丰富文化资源,将成为动画题材的最大滋生土壤。藏族的格萨尔王,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回族的伊斯兰宗教故事,云南的阿诗玛,广西的刘三姐,历史上传诵的四大美女……;从艺术技巧上,汉代的砖刻、北魏的石雕、敦煌、永乐宫的壁画和民间版画……;从艺术形象上,各地的戏曲中造型多变的人物,如:京剧中的小丑、花脸,川剧中的变脸,宁夏作唱、江西的傩戏、湖南的花鼓戏,其戏剧形式和戏剧人物对动画电影创作和发展都是诱发创作、令创造者感动的思路。

中国动画前辈创作的水墨、剪纸、皮影、木偶等最具中国特色的动画制作技术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动画艺术的创作。直到现在还有国外的动画作品沿用这些特殊技术。而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作品,我们这些传统技术却少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电脑制作二维、三维动画和动画电视片。虽然产能提高了许多,但是比起精美的传统工艺画则在显得粗糙和低劣。我们在拾取京剧、刺绣、印染等艺术精华,并将这些艺术品成功地推向世界时,为什么不能将同为国粹的中国动画艺术结合高科技和新理念的同时,将传统的生产技术保留、发展和深化呢?

剧本的创作和改编是制约我们动漫发展的一大弱项,动画电影设计人员就需要不断地挖掘设计新素材,创作新题材,才能吸引观众。要将中国的文化宝库认真地整理研究,规划利用。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科幻作品、历史名著以及现代的优秀作品,哪些适合拍成动画片?哪些适合拍成短篇、中篇、长篇动画片?哪些更适合鸿篇巨制?都要做到心中有数,整体规划,循序渐进。这样,才能使我们丰富的文化资源既不浪费,又不会流失,在经过动画艺术工作者的精心加工后,焕发出璀璨的民族之光,创作出世界公认的动画电影精品。

有很多人都很喜欢日本的动画大师宫崎峻。因为他所设想出来的世界是近乎完美的。他的触觉是敏锐而纤细的。他总是在向你讲述一个遥远的、不可思议的、但却“真实”的故事。而这一切都应该是与他本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积极的思考所分不开的。而丰富的生活经验又来源于他对现实世界的耐心观察,善于把高度的理性化解为丰满的形象和强调的情绪,其作品蕴涵着突出的表现力与创造精神。宫崎峻曾说“中日韩三国的动画人只要将自己的艺术传统表露出很少的一部分,就能让世界惊叹不已”。但是如何为这些民族特色披上具有时代特征的外衣才是当务之急。

二.动画电影艺术创作素材的搜集要紧密关切、融合流行艺术形式。

现在越来越多的动画片在故事题材和角色设计方面紧追时尚热点,力图融入主流文化圈。美国2004年的动画电影《超人总动员》就是在“超人热”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而其中最受欢迎的角色——神经兮兮的超人服装设计师又诡异又时尚,正符合时装界的流行趋势,放映之后,立即成为炙手可热的动画明星,甚至被邀为奥斯卡的颁奖嘉宾。日美动画还善于利用明星体制,造成时尚聚焦效果,比如《鲨鱼黑帮》请到黑帮片著名导演马丁.西斯科塞以及罗伯特·德尼罗和安吉丽娜·朱丽等著名影星为片中的角色配音,连影片的造型也仿照这些大明星的外形,仅此一点,就大大提升这部影片的流行指数。另外,宫崎峻去年的新片《哈尔的移动城堡》请日本第一美男子木村拓栽为片中男主角配音,为影片带来无数木村迷。成人动画中的常青树《辛普森一家》充分挖掘流行与名人效应,英国首相布莱尔、好莱坞玉婆伊丽莎白.泰勒、甚至姚明都曾经为那部影片担任过配音与造型。相比之下,我国的动画从业者在对流行文化的把握和演绎上还很不成熟。

把握流行趋势,是动画电影艺术创作的重要方面。流行源头可有以下形式:影视片、畅销书籍、时尚杂志、卡通形象和故事、网络内容、重大的事件和社会热点、流行思潮和色彩、电视节目、时装、流行领导者所在地的新动向等等。

美国和日本的动画电影在对待流行文化上,漫画先行的做法应当给我们很好的成功启示。事实上,无论日美还是欧洲,很多动画作品都是由漫画改编过来的。特别是日本动画,几乎无一例外以连环漫画作为开路先锋和试金石。由于漫画的制作和发行成本很低,非常有利于自由原创创作,而漫画的人气基础又是动画成功的试金石。反观我们由于动漫脱节,多数动画作品从历史故事直接进入动画市场,甚至是迎合领导意识的盲目投资,市场风险可想而知。

美国是动画电影的流行领导所在地。美国动画电影以其丰富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夸张的动作、奇妙的构思、幽默的情节和感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观众。相比中国动画一味的强调教育性和寓意性,美国动画电影具有更广泛的观众群体,而这和美国动画电影注重流行文化分不开的。在电影制造前针对观众群落进行大量的市场调研,始终把观众放在第一位,而且,在影片开始运作时就运用媒体来炒作,以提高其知名度,以保证其收视率和投资的回收。同时开发动画片的周边产品,如:娱乐,玩具,文具、服装、餐饮等各行业的产品,拓宽动画电影的外延,使动画电影成为一种话题,成为一种时尚,使动画在市场上树立品牌。

事实上,动画电影除了传统的音像、玩具、服饰、食品、饰品等传统周边产品之外,有实力的动画企业还应该立足内容资源,大力开发新业务、新市场,如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媒体业务,以增加盈利来源。

这就要求动画艺术创作者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深入到生活中去发现创作灵感,确立创作思路。没有生活,便没有艺术,这一真理永远具有意义。

三.动画电影的文化沟通性是我们要下大力气去研究开发的。

动画电影也要处理好民族性和国际性的关系,让传统和现代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社会日益网络化、高科技化、交通日益便利化、以及文化经济贸易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下,一地所拥有的资本、科技、知识、文明会迅速传遍全球,一国所制造的动画片,不仅属于该国所有,而且会借助其他的传播媒介迅速传播,为全人类共享。跨国资本的相互渗透,跨国动画公司的相互协作,动画人才的相互流动,各国动画片及其附属产品在异域的销售发行。国际动画节如火如荼的举办,动画文化交流的增多,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各国动画的魅力。动画的形象化、通俗化、大众化也易于被不同地域的人们所理解,它所蕴涵的人类共同的情感追求、对真爱的渴望、对亲情的珍惜、对人类命运的探求、对童趣的留恋、对生命价值的叩问……,都是普遍存在的。可以相互沟通的,冲破了语言的隔阂、种族的偏见,最易和人产生共鸣。

与此同时,不同的国家之间也是在不断地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美国迪斯尼大兴“拿来主意”,许多动画片都取材于他国的文学名著、文化和历史,进而商业化改造。一方面为主流的美国电影文化带来异域情调,注入文化营养。另一方面,也为美国动画进入外国市场带来文化亲同感和共鸣。1990年以来,埃及王子、金字塔中的木乃伊、中国的花木兰、阿拉伯的阿拉丁、巴黎圣母院里的钟楼怪人、圣经里的摩西出埃及的故事等题材纷纷出现在美式动画电影中,由此可知,动画艺术创作的素材选择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融通。

中国动画电影走国际化道路势在必然。具体体现在学习国外动画先进的制作、营销、发行方式和各种科学制度的同时,充分通过动画电影这一载体展现中国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文化,展现中国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同时,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融通时代特征,吸收异域人才,引入海外资金,消化国外题材,海纳百川,迅速提高自己的动画电影水平。高科技的实现,仅仅是购买技术和高水平训练的问题,是花钱可以实现的,以我们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甚至可以少花钱实现。但关键所在并不是动画的高科技含量,也不是巨额投资,更不是塑造“中国迪斯尼”的豪言壮语,而是对动画电影产业的高度理解。

任何一种艺术都是“由美而求真的生命感悟过程,是将真理置入艺术作品的同时赋予世界和人生全新意义的创作活动”,动画电影中自然也包含了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表现了他们对美和丑的审视和审美价值观念的表达。其中,文化传承与社会现实都对创作过程施加了影响。综观世界动画强国的优秀作品,都从不同角度来表现本民族的、社会的精神面貌,从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动画强势,归根到底都有一个强大的民族文化背景作为支撑,民族精神弥漫在动画作品之中。如:美国式大工业支持下的开放与自由的精神,日本式的对生命和人生的盛之如樱花般的凄婉之美的理解和感悟……。动画的民族风格是由本民族特定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文化传统、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心理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在内容、形式、格调、表现手法上,体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与审美需要,尤其是本民族的文化心理需要,体现出与其他民族迥异有趣的特质,当然,这一切都深深根植于这个民族的社会基础于经济生活之中。

《天书奇谭》中蛋生和狐狸精的斗法,还有《金猴降妖》里孙悟空和白骨精的周旋,构图、形式与节奏都表现出生命内部最深的动。“一切的艺术都是趋向音乐的状态。”可以说,中国动画就艺术性来说,是远远胜过美国动画的。但是曲高和寡,需要欣赏者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才能感受到这份美。而且,文化的差异也妨碍了全球观众的欣赏能力。

虽说动画是信息时代文化语境中新兴的优势种群,虽说中国当代动画是“全球化”的季风吹撒下孳长的,但关键问题还是它在中国本土能否扎下深根。中国动画电影能否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崛起而崛起。国际参展、获好评、乃至获奖其实还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标志在于它是否能创作出正确调动和充分满足中国人,以及有冲击世界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作品。因此,广泛吸收世界各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必需探索出这个时期所需要的“中国模式”,充分消化和发展多种先进技术手段,利用各种有效的经济管理途径,展现与培育一种新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味,应是中国现代动画电影发展的一条主轴,国内大学生毕业作品中显得过多私人化或偏重形式与技术的小格局倾向、以及表现粗野、暴力、恶作剧、极端自私和娇柔造作,以及一些媒体关于国外动画赛事及奖项的炒作都应引起我们反思。我们应积极探索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智慧、幽默、隽永与深厚。在认真研究经济、技术、风格的同时,必须精心研究人本、文化、内容和精神。关注和占据中国动画文化的上游高地,寻求和把握那种能总合艺术与商业、人文与科技、教养与娱乐、理论与试验的发展契机。

在动画电影这个假定的空间世界里,表现手法可以不受缚于现实世界的规则。而这种悖离产生的张力则比任何一种影视形式更具视觉冲击力,是一种极为风格化和个性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美国动画是讲究动作捕捉的,也就是完全的仿真动作,中国动画反其道行之,从再现的一端走向表现的一端。气韵生动是中国画的首要特点,也是中国美术片人物动作的要决。动画艺术承担着与影视作品同样的功能,它可以表现影视剧可以表现的一切主题内容。因此,动画片的创作题材也应该与影视剧一样,甚至比之更包罗万象。

动画和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提供了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低的制作成本,而且为动画市场提供了如互联网,移动媒体(如手机)等新传播媒体平台。中国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既有巨大的创作基础,又有巨大的市场消费空间,再加上有逐步科学完善的政策机制,相信中国动画的腾飞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朱和平,世界现代设计史.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8:36页

[2]潘鲁生.民艺学论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8,10:38页

[3]王宁宇.从文化生态看中国现代动画的发展契机.美术观察,2004,(6):10页

ExcavationandIntegrationofMaterialinCartoon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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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化在医院管理上运用的现状

国内医院的信息系统建设多是以应用需求为驱动的建设模式,是一个逐步完善、扩大的过程,不同的医院应用的系统有很多差异,应用的深入程度与应用效果也有很大不同,即使是同一家医院,医疗及其管理流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概括来说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数据没有做到全院互通

很多医院已经在临床和检查上运用了信息化技术,但多是重视部门及数字化应用,数据没有做到全院共享,使得全院医疗及其管理流程有断点。

(2)没有将信息化渗透到各个环节

大部分医院没有全面将信息管理功能渗透到医疗、急救、护理、科研、财务核算、行政后勤管理等各个环节,即使财务系统、库房管理系统有提供丰富的管理数据,但这些数据对医院、科室、个人的重要亦一样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分析展示。

(3)对管理信息化重视不够

大部分医院都能看到医疗业务上的信息化投入的必要意义和重要作用,但对管理上的业务投入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3如何进一步强化医院管理信息化建设

信息系统作为我国新医改方案中“四梁八柱”的八柱之一,是医院提高信息化管理的一个主要手段。信息化的在管理中的运用程度直接关系医院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程度,也是现代化医疗建设的重要标志。信息化建设在医院管理中发挥了日益突出的作用,医院应本着为百姓提供安全便捷的优质医疗服务的原则,实行一体化的网络管理,打造先进的、人性化的医疗流程,从而提升医院管理水平。

(1)要高度重视医院管理信息化建设

业务信息化能够极大地方便医护工作者,降低医疗差错,优化医疗服务流程,为病人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更好地打造医院的口碑。但管理信息化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如通过绩效管理系统贯彻医院经营目标,对科室经营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引导医生护士的医疗行为,可以科学评价其工作过程与结果,优绩优酬,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业务信息化可以为患者提供更便捷的医疗服务,管理信息化则能更好促进内部管理科学化。因此,医院应高度重视管理信息化建设,做到业务信息化与管理信息化并重。

(2)医院各个科室高度配合

医院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不仅仅是计算机应用问题,它牵扯到全院所有科室及科室之间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流程的改变和重组。如医师医嘱的规范、医嘱执行的频率、医疗表格的准备、基础数据标准字典等工作,单凭及计算机中心的技术人员是很难完成的,必须要有各职能科室的介入。要着重把医院管理信息化建设从单纯解决医生、护士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强度的表面深入到医疗流程、护理流程中,建立一个信息标准规范、接口规范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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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移栽一般是指胸径20cm以上的落叶乔木和胸径15cm以上的常绿乔木。因移栽树种、年龄、季节、距离、地点等不同而移栽难易不同,必须制定完整配套的移栽方案。

1.1树种及规格选择

根据园林绿化施工的要求,坚持适地适树原则,确定好树种、品种规格。规格包括胸径、树高、冠幅、树形、树相、树势等。树种不同移栽难易不同。一般易于成活的树种有银杏、柳、杨、梧桐、臭椿、槐、李、榆、梅、桃、海棠、雪松、合欢、榕树、枫树、罗汉松、五针松、木槿、暴马丁香、梓树、忍冬等;较难成活的树种有柏类、油松、华山松、金钱松、云杉、冷杉、紫杉、泡桐、落叶松、核桃、白桦等。一般选用乡土树种,经过移栽和人工培育比异地树种、野生树种容易成活,树龄越大成活越难,选择时不要盲目追新追大。根据确定好的树种、品种和规格,通过多渠道联系和实地考察及成本分析确定好树种的来源,并落实到具体树木。同时作好移栽前各项准备工作,如:大树处理、修路、设备工具、人员,办好准运证和检疫证等。

1.2施工区域的树种规划及定植穴

根据绿化工程要求做出详细的树种规划图确定好定植点,并根据移栽大树的规格挖好定植穴,准备好栽植时必须的设备、工具及材料,如吊车、铁锹、支撑柱、肥料、水源及浇水设备、地膜等。

1.3运输线路勘测及设备准备

根据运输要求,提早考察运输线路,如路面宽度、质量、横空线路、桥梁及负荷、人流量等做好应对计划,准备好运输相关的设备如:汽车、吊车、绑缚及包装材料等。

1.4大树移栽技术及相关人员培训

根据大树移栽要求,制定好相关移栽技术规程并进行人员培训,明确分工和责任,协调联动,确保移栽工作准确有序地进行。

2大树移栽技术

2.1大树移栽的时期

北方最佳移栽时期是早春,大树带土球移栽及较易成活的落叶乔木裸根栽,加重修剪,均可成活。需带大土球移栽较难成活的大树可在冬季土壤封冻时带冻土移栽,但要避开严寒期并做好土面保护和防风防寒。春季以后尤其是盛夏季节,由于树木蒸腾量大,移栽大树不易成活,如果移栽必须加大土球,加强修剪、遮荫、保湿也可成活,但费用加大。雨季可带土移栽一些针叶树种,由于空气湿度大也可成活。落叶后至土壤封冻前的深秋,树体地上部处于休眠状态,也可进行大树移栽。南方地区尤其是冬季气温较高的地区,一年四季均可移栽,落叶树还可裸根移栽。

2.2大树处理

移栽大树必须做好树体的处理,对落叶乔木应对树冠根据树形的要求进行重修剪,一般剪掉全部枝叶的1/3—1/2;树冠越大,伤根越多,移栽季节越不适宜,越应加重修剪,尽量减少树冠的蒸腾面积。对生长快、树冠恢复容易的槐、枫、榆、柳等可进行去冠重剪。需带土球移栽的不用进行根部修剪,裸根移栽的应尽量多保留根系,并对根系进行整理,剪掉断根、枯根、栏根,短截无细根的主根,并加大树冠的修剪量。对常绿乔木树冠应尽量保持完整,只对一些枯死枝、过密枝和树干上的裙枝进行适当处理,根部大多带土球移栽不用修剪。为了保证大树成活,促进树木的须根生长,常采用多次移栽法、预先断根法、根部环剥法,提早对根部进行处理。起树前还应把树干周围2—3m以内的碎石、瓦砾、灌木丛等清除干净,对大树要用三根支柱进行支撑以防倒伏引起工伤事故及损坏树木。成批移栽大树时,还要对树木进行编号和定向,在树干标定南北方向,使其移栽后仍能保持原方位,以满足对避荫及阳光的需求。

2.3大树挖掘和包装

国内目前普遍采用人工挖掘软材包装移栽法,适用于挖掘圆形土球,树木胸径为10—15cm或稍大的常绿乔木,用蒲包、草片或塑编材料加草绳包装。也可采用木箱包装移栽法,适用于挖掘方形土台,树木的胸径为15—25cm的常绿乔木。北方寒冷地区可用冻土移栽法。落叶乔木一般采用休眠期树冠重剪,尽量保留较大较多根系的裸根移栽法,挖掘包装相对容易。大树移栽时,必须尽量加大土球,一般按树木胸径的6—8倍挖掘土球或方形土台进行包装,以尽量多保留根系。

2.4大树的吊运

大树吊运是大树移植中的重要环节之一,直接关系到树的成活、施工质量及树形的美观等。一般采用起重机吊装或滑车吊装,汽车运输的办法完成。树木装进汽车时,要使树冠向着汽车尾部,根部土块靠近司机室。树干包上柔软材料放在木架上,用软绳扎紧,树冠也要用软绳适当缠拢,土块下垫木板,然后用木板将土块夹住或用绳子将土块缚紧在车厢两侧。一般一辆汽车只吊运1株树,若需装多株时要尽量减少互相影响。无论是装、运、卸时都要保证不损伤树干和树冠以及根部土块。非适宜季节吊运时还应注意遮荫、补水保湿,减少树体水分蒸发。

2.5大树定植

大树运到后必须尽快定植。首先按照施工设计要求,按树种分别将大树轻轻斜吊于定植穴内,撤除缠扎树冠的绳子,配合吊车,将树冠立起扶正,仔细审视树形和环境,移动和调整树冠方位,将最美的一面向空间最宽最深的一方,要尽量符合原来的朝向,并保证定植深度适宜,然后撤除土球外包扎的绳包或箱板(草片等易烂软包装可不撤除,以防土球散开),分层夯实,把土球全埋于地下。做好拦水树盘,灌足透水。

3大树移栽后的养护

大树移栽后的精心养护,是确保移栽成活和树木健壮生长的重要环节之一,决不可忽视。

3.1支撑树干

大树移栽后必须进行树体固定,以防风吹树冠歪斜,同时固定根系利于根系生长。一般采用三柱支架固定法,将树牢固支撑,确保大树稳固。一般一年之后大树根系恢复好方可撤除。

3.2水肥管理

大树移栽后立即灌一次透水,保证树根与土壤紧密结合,促进根系发育,然后连续灌3次水,灌水后及时用细土封树盘或覆盖地膜保墒和防止表土开裂透风,以后根据土壤墒情变化注意浇水。浇水要掌握“不干不浇,浇则浇透”的原则,在夏季还要多对地面和树冠喷水,增加环境湿度,降低蒸腾。移栽后第一年秋季,应追施一次速效肥,第2年早春和秋季也至少施2—3次,以提高树体营养水平,促进树体健壮。

3.3生长素处理

为了促发新根,可结合浇水加入200mg/I的萘乙酸或ABT生根粉,促进根系提早快速发育。

3.4包裹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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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疗信息的安全威胁

美国联邦调查局曾于2006年对2066家公司和组织进行了计算机安全犯罪及事故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发生概率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①病毒;②信息的未授权访问;③内部网络资源滥用;④计算机或移动设备失窃。可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改变,各种混合型威胁相继出现,这种混合型威胁直接导致了信息安全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医疗网络的安全威胁已不仅仅是来自于蠕虫病毒、木马等攻击带来的风险。医疗信息系统在日常运行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大致可归纳为内网和外网两类攻击。来自外网的安全挑战主要是由网络病毒、黑客入侵等方式直接导致的系统效率下降甚至瘫痪。其主要原因是操作系统补丁没有及时更新、安全软件不能及时升级或垃圾邮件的肆意泛滥等造成的。目前绝大多数的医院已经部署了网络防火墙,客户端防病毒等产品,但医院网络依然会不断遭受蠕虫、特洛伊木马、间谍软件、广告软件等威胁的攻击。针对此类问题,应当研究如何保证内部终端用户的补丁和病毒库始终处于最新状态,有效隔离安全隐患机器的接入。内网威胁主要是指内部工作人员无意或有意导致的资源丢失、信息泄露等问题。医院的重要信息经常以电子邮件,文件传输甚至移动设备等形式轻而易举地流出,大部分内容涉及病人的隐私、药品采购、财务信息等。此类问题属于面向医疗信息本身的安全性问题,需要对其产生、使用、传输、存储等各个环节予以控制。因此医院应设立相应的技术措施和管理制度,避免核心机密的违规泄露和拷贝。

三、面向外网的安全治理

医疗信息系统的软硬件系统本身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多样化和频繁化,各种新型威胁层出不穷。针对当前各类相互融合的网络攻击手段,应从如下多个层次上实施外网的安全控制策略。

(1)端点防控

提升终端自身的安全防护力度,在内部各网关及重要网段配置防火墙和入侵检测软件。强制保证操作系统补丁定时更新,反病毒软件实时运行以及病毒库的及时更新。对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终端,在网络设备的接入点将对其进行隔离,限制或拒绝其对内网进行访问。

(2)权限设置

部署网络内部强制访问控制策略和权限等级设置,根据口令信息为数据流提供明确的允许或拒绝访问指令。准入控制的成功实施取决于控制粒度的大小,而控制流程的自动化决定了使用者的接受度和控制机制的适应性。

(3)行为监测

在一些信息系统安全级别相对较高的网段部署安全监控措施,对非授权设备的私自接入或网络发送行为进行检查,并予以有效阻断,发生严重泄漏事件时应提供报警。

(4)数据备份与恢复

信息系统的核心内容是数据,因为操作系统、软件等被破坏后都可以重新安装,但数据丢失是无法挽回的。软件级别的单点恢复技术对于火灾,地震等灾难性事故是无法应对的。因此除了客户端的定期软件备份以外,还有必要提供异地数据备份功能,利用通信网络将关键数据定时批量地传送至远程的容灾中心保存。

四、面向内网的安全治理

在复杂的医疗信息运行环境中,针对外网不安全因素的监视和拦截可视为第一道防线,但仅仅依靠这类单一手段必然无法达到理想的安全治理水平。只有面向信息本身的安全,实现从被动防御到主动防御的转变,才能进一步加强安全体系的防御深度,排除不可预测的潜在风险。面向信息本身的安全性即面向数据的安全性,主要涉及数据的私密性、真实性、完整性和不可否认性。这些性质应用于不同的医疗活动中。

(1)私密性

私密性要求敏感信息不能泄露给未经授权的人,授予了病人控制医疗信息泄露的权利。这对于完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涉及居民隐私的网络信任体系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加密、数字信封和匿名化等技术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保证信息安全无误的送达已授权的第三方或安全存储于服务器的数据库中。在利用非对称密钥机制解决这类问题时,只需对解密密钥保密,因此从加密密钥破解出解密密钥的过程必须设计得足够复杂,以致难以实施。

(2)真实性、完整性

医疗诊断信息在医院使用和流动过程中可能遭受恶意篡改或删除,从而影响最终的治疗效果。尤其是在经过复杂网络传输的远程医疗中,信息的来源真实性和可用性更为重要。采用公开密钥加密体制PKI和数字签名相结合的技术,把病人的隐私信息加密后作为水印载荷的一部分嵌入文件中来传递,用于验证文档完整性和来源可靠性,能有效杜绝外来入侵导致的敏感信息的恶意篡改,同时确认信息来源的真实性。

(3)不可否认性

不可否认性是现有医疗体系中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也是最容易引起医患纠纷的一个问题。利用数字签名技术,不论医生或是患者都可以基于自身的私钥对认定的文件进行签名,从而确认文件已签署这一事实,事后对有关事件或行为均具有不可抵赖性。此外,基于双重加密原理的数字签名还可以保证信息自签发后未曾作过修改,结合数字时间戳可进一步对签发文件的时间提供佐证。这些关键性内容对于医疗事故的责任认定都是很有价值的。

五、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医疗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除了系统本身的安全之外,相关的医疗信息管理体系的构建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管理体系的建设目标是实现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双重约束。一个完善的医疗信息系统通常需要足够的人力来进行安全维护,因此真正起到管理执行命令的主体还是医疗信息管理人员。面对医疗机构对于复合型人才的缺乏现状,需要加大对于医疗复合型人才的投入,提高技术管理人员对职业道德、安全意识、法律法规的认识。同时,设立专门的信息安全管理机构,通过安全管理制度明确相关人员的责任。在政策调控方面,宏观上,应制定一系列与医疗信息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以保证健康保险流通性,降低医疗欺诈行为,并强制医疗信息标准,以保护电子健康信息安全及隐私。微观上,应制定符合医疗行业规范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执行流程,主要包括医疗信息系统应急预案、网络系统管理员岗位职责、网络服务器故障的应急处理流程等制度,确保信息系统的安全、稳定、高效运行,以及与医疗有关的个人身份信息、医疗记录等信息在传输、交换、存贮、使用过程中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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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院档案信息数字化管理的主要问题

(一)张纸存储和信息储存同时存在。在医院的医疗活动和医疗研究中,大量的会议记录和研究结果,都是通过电子文件的形式进行记录,并在各个科室和部门之间传递,这样大大的提高的医院各科室的工作效率。但是通常在电子文件阅读完毕和工作完毕时,都要进行纸张归类进行保存。这样就出现了电子文件和纸张文件同时保存的情况,浪费了医院的经济,妨碍了数字化管理在医院中的发展。

(二)电脑网络的安全问题。电脑网络存储档案信息具有空间小、速度快、传阅便捷等特点,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对电脑网络有威胁的因素也随之出现,例如数字档案信息可以随意修改、不稳定性、对硬件有所要求等一些问题。网络病毒的出现更是对医院的数字化档案信息造成巨大的伤害,严重的可能导致整个医院网络系统瘫痪,对医生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三)对数字化档案管理认识不深。我国大多数医院已经推崇档案信息数字化管理多时,但是医院的医疗工作者都还是习惯传统的纸张式办公,把档案信息数字化管理当成软任务,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借阅文档信息和传递文档都还是采用人力的方式,这样就极大的浪费了数字化带来的便捷服务,还加大了人力的劳动程度,造成了数字化管理不合理的现象。

三、医院档案信息数字化管理需要注意的细节

对于医院档案信息数字化管理中存在的各项问题,应该认真对待,组织管理团队解决问题。在医院开展档案信息数字化管理时,应该做好以下几个细节:

(一)建设信息系统工程,实现信息共享。档案信息数字化管理,是由一套系统的网络工程实现的,是一套硬件和软件共同完成的系统,由整体设计、软件开发、档案整理、扫描录入、系统管理、光盘备份、查询管理和网络安全等一些软硬件组成。因为医院每天都要产生大量的文字,所以在录取和存储文字方面应该采取多服务器、磁盘排列储存、高速扫描仪集中扫描、硬盘和云储存双备份的解决方案。同时,为了改变提取数据率低的情况,应该在提取数据的设备上采取触摸提取方式,通过触摸的查询方式能够及时和准确的查看医院的档案信息数据,这样还达到了数据共享的目的。

(二)数字管理的横向性和安全性。医院数字化的档案信息管理系统成立后,不应该是单方面的接受和信息,而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横向的系统,同时还应该研究出一套安全的数字化管理方案。数字化的信息管理系统以电子形式存在,为了保证医院学术不被坏人利用,其中有一些档案信息的电子文件就要进行加密处理,并且在一定时间之后要对密码进行修改。在医院数字化管理的软件方面,对于医院的机密文件进行多层密码加密、建立防火墙,避免黑客的非法访问和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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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卫生材料信息标准化标准化编码是实施信息化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意义。医用卫生材料的标准化编码,不仅应用在生产、购进、质量验收、储存、出库、发放及应用等环节,而且对正规化管理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此外标准化编码还可以提高职能部门的质量监督,起着产品身份证的作用。因此,通过统一分类编码,可从制度上建立起一套对产品质量全程跟踪和追究的模式。规范卫生材料主数据编码规则,明晰界定物资的分类原则,既要符合医院财务统计需要,又要适应实物管理需要,更要考虑国家、军队等相关部门的审计要求。在医用器材的分类中,要参照《医疗器械分类规则》(局令第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WS/T118-1999《全国卫生行业医疗器械、仪器设备(商品、物资)分类与代码》、总后勤部医用耗材的分类标准等分类的规则和方法。同时要对卫生材料编码的长度进行统一,便于使用和查询。通常卫生材料可以细分为五类进行编码,即普通耗材、特殊耗材、器械、试剂和杂品。

(二)供应商信息标准化供应商主数据是采购业务的基础数据,记录供应商基本信息,如公司名称、地址、联系人、付款条件等。对供应商信息进行标准化编码,需统一供应商的编码格式,定义供应商分类原则,统一定义长度,满足系统管理要求,供应商资质文档也应纳入系统管理。供应商信息的标准化编码,不但有利于卫生材料的统一管理,使其工作流程化、系统化,同时也能够严格控制供应商的资质,确保该类物资的安全性、有效性,避免医疗纠纷隐患。

(三)价格信息标准化价格主数据记录了供应商的历史供货信息,包含价格条款、供货方式、交货期、结算方式等。它既是供应商评估的有力依据,也是指导采购工作的重要参考。为了加强价格管理,可建立一套价格工具记录管理采购价格信息,以反映卫生材料价格变化趋势,同时从系统层面加强对采购价格的监控,特别是首次卫生材料采购。此外,要严格规范价格主数据的申报、创建、修改、使用以及有效时间,以确保价格信息的标准化和统一化。

二、卫生材料流程闭环管理数字化

卫生材料的数字化管理可解决供应链管理中的诸多问题,概括而言,一是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其是实现医院全成本核算的业务基础,有助于建立全要素、全过程核算体系;二是可从财务预算控制、采购审批控制、库存成本等角度实现业务过程的可控性,从院科两级实现业务数据透明可视;三是可实现核算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为院长决策系统提供全面的决策依据。此外,在供应链方面可形成从采购计划供应商采购订单验货单应付账款卫生材料请领单费用计价财务支付的全流程闭环式可控管理体系。卫生材料管理过程涵盖计划、审核、采购(入库)、出库、消耗、报废(退换)、盘点等环节,其应包括的模块及功能流程详见表1。

三、卫生材料的数字化管理实效

医用卫生材料的数字化管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步骤实施,其具体流程、工作要点及实施效果概述如下:

(一)库存清查盘点通过库存盘点,将卫生材料的价值、库存、出库量、购入时间、使用年限、规格型号、存放地点、管理人员等信息梳理清楚,为数字化管理的实施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

(二)重新建账,设定基数在物资库存盘点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符合数字化管理流程的账目,同时摒弃历史账目中的诸多安全隐患,如账目不清、账物不符、权责不清、管理混乱等问题。

(三)创建卫生材料主数据库和供应商主数据库通过卫生材料主数据标准化的编码管理,可以实现卫生材料的统一分类、统一管理,提高收费、消耗、库存和统计信息的准确性。建立统一的供应商主数据库,实现从供应商的资质准入、维护到供应商评估等有效的监管,最大可能地保障医院的利益。

(四)实施流程管理,配套管理制度实现从科室需求、计划采购到患者消耗的全供应链管理,从而更好地改进质量和保障效能,优化流程,有效堵漏管理缺口。

(五)库存物资结构策略调整进行库存的全面控制,加快库存的流通、减少库存占用和资金占用,尽可能达到零库存的要求。

(六)职能划分,明确职责通过“全院总账——卫生材料库——临床库房”的三级管理,使得各个科室的职能划分明确,责任清晰,极大提高卫生材料管理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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