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对外传播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全球化背景下对外传播的客观环境

笔者认为，分析讨论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问题与对策离不开全球化的背景与客观环境。因为，今天的人们翻开报纸杂志、打开电视屏幕或上因特网，无不被新闻集团、贝塔斯曼等大型跨国传媒集团所形成的媒介环境所包围，中国的传媒业已经笼罩在“全球化”的氛围中。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当今媒介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媒介跨国经营

现在，在全球范围内一家媒介公司可以为全球各地的媒介公司提供某种经常性的节目，而一家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也可以由全球各地的媒介公司生产和提供。因此，一般而言媒介全球化包含两层含意，其一指媒介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聚集和流动，形成全球供应链进行跨国贸易；其二指国际媒介集团主导下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资本资源的大规模的跨国性聚集和流动。

去年笔者作为法国飞帕国际电视节19年来惟一的一名亚洲评委，在法国的海滨城市比亚里茨全程参加了这个在国际上最具影响的国际纪录片节。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近3万名纪录片专家、制片人、营销商和DV爱好者欢聚一堂，不同国度生产的媒介产品被世界各地的消费者购买、媒介跨国经营建立在全球统一的媒介市场的平台基础上。更为明显的是，这些产品大多出自大型跨国媒介集团。尤其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网络媒介的崛起，如默多克新闻集团、美国时代华纳、迪斯尼、维亚康姆、贝塔斯曼等等。这些由媒介合并而产生的庞大的媒介帝国在全球传播界中有着很重要的影响，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就是典型的例子。新闻集团经过几十年的不断的兼并与扩张，拥有资产400多亿美元，年度收入超过150亿美元。经营范围涉及电视、卫星、有线广播，报纸、杂志、书籍出版，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大陆、英国、澳大利亚、拉丁美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跨国媒介企业其业务遍布全球。

（二）媒介竞争激烈

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客观趋势，跨国媒介集团在全球化的驱使下极力向外扩张，他们将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资本资源等进行大规模的跨国性聚集和流动，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方式组建新的跨国公司。在这场竞争之中，其激烈程度正如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德・斯马亚说：“规模空前的全球化已使经济活动变得有点像一场战争。”[2]

综观当今世界传媒集团的发展态势，不难发现几乎大的传媒集团都在实施吞并中小传媒公司的战略，以迅速扩张自己。因此，正如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所言：“媒介全球化也向所有国家发出挑战。一些小型媒介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大型媒介吞食的蛋糕，而大型媒介也有可能由于运转不灵成为当代恐龙。”[3]由于未来的大众媒介尤其是新闻媒介，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商业媒介和广告媒介，即媒介必须依赖市场和广告的支持，估计媒介会逐步撕下其原本温柔平和的面纱而变得更加自私和凶狠起来，全球媒介正在进入一个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时代”，其背后主要的推动力就是媒介集团本身对利润的追逐。

（三）信息全球流动

全球化使世界变成统一的市场，媒介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信息的全球流动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传统、民族文明、政治及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存在着很大不同，所以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国际事物的认识和评价不可能是一致的。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相对多元、宽容的文化价值观。依据传统观点，由于新闻传播都是本国家或地区内的事情，由于各国历史、国情、文化和利益的不同，各国的新闻报道规则都有彼此的差别，但公认的规则和价值理念已经形成，如：尊重生命、自由、正义与公平、互相尊重、关怀、诚实等。[4]信息在全球的流通和共享中扩展了全球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二、我国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问题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日益推进，立足于当今媒介全球化的客观现实，反观我国对外传播活动，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传播理念偏差

传统的对外传播是以宣传为主的传播方式，与当今的全球化传播理念相差甚远。为此笔者根据美国著名传播学家H・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5]中提出的传播五要素对两种传播特征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探讨传统对外传播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对外传播与政治紧密相连，这是因为在冷战时期，国际舆论的斗争也多半是依靠国际广播和后来的国际电视网来进行的。冷战结束后，对抗由两极变为多极，对抗的焦点已由意识形态转为对国际信息市场的争夺，因此传播方式发生变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全球化的加剧，大众传播权利对资本依赖增强。从当今的时代环境来看，谁最大限度地争夺了受众谁就取得了胜利，因此当今的传播理念应该树立服务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这与传统的传播理念有着巨大的差别。

（二）报道比例失衡

中西方在新闻价值取向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西方的新闻报道强调冲突，注重两面性，而中方的报道多以“以正面报道为主”。若以中方的新闻价值取向西方受众传播信息必然不合时宜。因此，中国对外传播需要从“以正面报道为主”向有主导性的全面报道过渡，改变媒介现存的报道失衡的现象。这是尊重传播规律的表现，也是传播观念和传播技巧的改变。

（三）媒介人才匮乏

人力资源是媒介竞争的核心资源之一。中国媒介与发达国家媒介的差距，归根到底是人才质量上的差距。没有大批高质量的优秀人才，中国媒介就无法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当前，必须根据媒介全球化的需要，立即着手制定和实施人才战略，重点培养以下两种紧缺型媒介人才：第一，抓紧培养既精通外语又具备传媒素养，掌握现代传播技术的复合型高级人才；第二抓紧培养熟悉世贸规则、适应国际竞争需要和能够参与解决国际争端的高级媒介管理人才。然而，现在对外传播中的翻译工作目前还存在诸多问题，高素质、专业化的中文翻译外文人才的严重匮乏和队伍的“断层”，这是中译外翻译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我国对外交流的扩大，人才匮乏现象将变得愈加明显。

（四）传播模式僵化

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沟通方式变得越来越艺术，所以合作和协作的概念非常强。关于对外传播的目的，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应该克服泛政治化，找到人类共同的接受点，营造有利于和平建设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而争取国际的帮助和合作。因此，原本僵化的传播模式已经不适应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传播工作方式。

笔者在曾经参加过的法国飞帕国际电视节上发现，国外的很多传媒机构善于灵活的处理其传媒产品。例如，BBC和CNN的一些“大手笔”，很会把电视的各种符号与艺术单元嫁接起来，为自己的纪录片增加欣赏价值，促使人们感悟到节目的内涵。这些恰恰是国内传媒所欠缺的。另外，西方对外传播非常注意传播技巧。他们善于将观点和宣传意图隐藏在貌似客观、公正、中立的新闻事实当中。这种手法，既易于得到国外受众的信任，又符合国外受众接受新闻的习惯，因此这种方法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以便使我们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较量中游刃有余，争取主动。

对外传播首先要求传输渠道的畅通，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上的信息传输通道，主要包括广播、电视、网络等。另一个是信息内容的载体就是语言。在技术方面，搭建由广播、电视和网络构成的立体化传播通道实现信息传送的畅通。

广播凭借其成本低、覆盖面广的优势成为首选建设的网络，例如美国之音、德国之声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传播的重要方式。我们要继续推动构建现代国际广播体系，实现中国在英语、华语和当地语言的全球覆盖，扩大在海外的落地工程，我们也可以在不断增强传统的短波广播发射功率的同时重点针对欧美国家听众使用中波、调频收音机的习惯加入对象国大中城市中波调频广播网络，努力进入西方的主流社会，形成多层次覆盖多语种播出的对外广播。

卫星电视是近年来对外传播领域的新宠，中央电视台已有总体的构想特别是在发展国际卫星电视方面提出了要在21世纪之初覆盖全球的目标，将中国的对外电视节目，通过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语言进入各国的主流社会。此外，互联网也是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直接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信息渠道，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对外传播优势也不可缺少。

随着对外传播的发展壮大，中国媒介、尤其是广播电视媒介已经担负起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的目标，正在成为中国的眼睛、世界的窗口，在全球传媒中发出了中国的声音，成为全球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够扩大国家的影响力，塑造国家的软实力，已经赢得了各国政府的共识。

注释：

[1] 张长明：《让世界了解中国――电视对外传播40年》，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2] 李明德、江时学：《现代化：拉美与东亚的发展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3] 邵培仁：《论媒介产业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载《传媒观察》2001年第11期。

篇（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几年较为关注国际传播研究，通过对相关的研究课题经费支持，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资源保证。

第一，从国家级社科基金的参与者来看，主要来自三大主体：一是中央和地方高校，二是国际传播机构自身的科研部门，三是党政机关的相关科研部门。中央和地方高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作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主力军，是许多国家级重大招标课题的承担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建设”，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昆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等等。此外，近年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外文局等对外媒体，结合实际工作，面对现实问题，也成为了除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外，国家级研究课题的积极参与者。如新华社以唐润华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09年国家级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以姜加林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10年国家级重大招标课题“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新闻部门，面对现实中对外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开始积极探索本地区、本民族对外传播的对策和规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宣传新疆的策略研究”科研课题。

第二，从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科下涉及“国际传播”主题的中标项目数量看（见图1和表1），2005年至2012年相关主题的中标项目的数量，整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国际传播”研究已成为学界和官方日益关注的重点课题。

第三，从研究方向来看，国际传播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从单纯的对外宣传研究到广义国际传播研究的转换。此前，学界、业界基本上将国际传播界定为对外宣传。如今，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拓展。从传播主体看，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涉及国际交往的个人、组织机构都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承担者。从对外传播的形式看，文化交流，公共外交，经贸活动，也成为除媒体传播活动之外的主要国际传播形式。传播主体和传播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内容的转变。这使得国际传播的研究方向呈现出多元化，主要包括：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从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相关方向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研究，各个具体项目的研究都强调战略性、对策性，而有关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略显薄弱。

第四，由于国家基金的支持，来自各方面的研究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推出的系列丛书，及其他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论文集，使得目前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总的来看，成果质量与立项课题数量不成比例，项目结项评级基本为“合格”，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相关成果虽然有助于国际传播实践问题的解决，但是，在基础理论适用、研究方法选择、研究程序遵循及基本学术规范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二、与国际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

1、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究会议概况

近年来，官方科研机构、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对国际传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的主办者既包括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官方机构，也包括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会议的参与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传媒业界精英等。涉及的议题包括：文化传播力的问题、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等。议题涵盖面广，应用性强，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见表3）

2、其他以“国际传播”为子议题的相关会议

除了“国际传播”的专门性会议，许多国际性的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开设了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分议题，形成了数量丰富，研究角度多样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讨会议包括：（1）国际性会议，比如“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届年会”暨2005“中国传播论坛”，“2007中国传播学论坛——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第六届（2008）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2011）等；（2）全国性会议，如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等。

篇（3）

王晨表示，国际传播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扩大对外传播能力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科学分析当前国际传播形势，积极应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适应国际传播发展需要，我国应建设覆盖全球的国际传播体系。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启恒分别从“传播是影响社会进步的核心元素之一、互联网――变革传播方式的伟大科技创新、网络传播、网络时代的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阐述了互联网的缘起、成长和逐渐成为传播领域主角的过程和精彩案例。她强调，网络信息社会必将在我国传播事业身上加盖鲜明的时代标记，而网络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将长期比翼双飞，互相补充，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本次研讨会论文集共收集82篇文章，其中14篇是以互联网作为主题的，内容涉及网络传播的方方面面。那些不是以互联网作为主题的，但其内文中也有很多包含网络传播的章节，仔细阅读之后发现，这些学者观察细腻，资料详实，观点不乏新颖和独到之处。

网络时代国际传播的新特征

美国是世界传媒产业大国，也是互联网的发源地，现在全球80％以上的网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由美国提供。他们有CNN、《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等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闻网站，被人认为是世界传媒的风向标。他们有很强势的话语权，利用其在互联网上信息传播中的支配地位对别国进行文化渗透。近年来在媒体的“融合与渗透”方面美国动作最大。《融合与渗透：网络时代国际传播的新特征和我们的机遇》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助理邓建国演讲的主题，也是本次研讨会优秀论文之一。

邓建国指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新闻媒体、电信公司以及信息产业间的跨媒体和跨地域经营等媒体融合实践已经很普遍。1996年，美国政府颁布了新的电信法，为以上融合提供了几乎是百年一遇的好机会。2003年6月2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宣布放松其对报纸和电视台所有权的限制，允许同一媒体集团同时拥有一家报纸和一家电视台，为媒体融合注入了新的动力。2000年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世纪并购使美国的媒体融合达到。到2008年，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收购道琼斯，以及加拿大的汤姆森公司收购英国路透社，媒体融合已经成为世界传媒界不可逆转的趋势。

媒体融合极大地增强了西方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目前，8个世界媒体巨头(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迪斯尼、维亚康姆、通用电气、威望迪一环球、索尼和贝塔斯曼)的收入超过了所有南太平洋各国的GDP总额。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则预测，在不久的将来，5-8个巨型媒介公司将统治美国信息市场，50-80个媒介巨头则将统治全球信息市场。这无疑将使全球笼罩在西方媒体的舆论环境下，给其他国家的国际传播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技术推进着公民报道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的精神本质是自由。每个人获取信息和提供信息的权利都可以通过技术的途径实现。Web2.0技术所推动的新闻信息的传播进程呈现的形态演进路线是：传统媒体垄断的新闻信息传播将因公众的参与而走向媒体与公众共同运营的新闻信息传播时代。在这样的趋势下，着眼于传统媒体不同形态所做的专业分工，着眼于一则报道、一个版面、一个节目、一个媒体的管理方式，着眼于新闻工作者个体报道技能培养的传统新闻教育体系都必然发生改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在论文中指出，中国新闻传播能量的源头之水，蕴藏于推动着环境变动的社会各界的公众之间。中国新闻传播影响力的建构有赖于这个丰沛源泉的开掘。今天的网络数字技术，为开辟这种新的传播境界提供了可能。

高钢认为：“维基(Wiki)技术是Web2.0技术时代最具革命意义的技术之一，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息创造模式。维基的全部技术理念建立在’人的本性是创造而不是破坏’；‘协作是最有效的创造模式’；‘共享的目标体验是扩大协作规模、延续协作进程的动力’这些前提性的信念之上。维基技术影响着新闻传播，推进着公民报道时代的到来。公众将越来越多地加入新闻信息的制作与传播过程，他们将在新闻的发现、细节的描述、背景的开掘、意义的分析等涉及到新闻传播的各个环节注入他们的能量。公众对新闻传播的全程参与，将会极大地制约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偏见与误差，让新闻报道更准确、更均衡、更公正、更深刻。”

关于技术催生公民媒体的话题，还有其他几位学者的论述和列举的案例也很精彩，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国际传播中心吴帆的《浅析以Twitter为代表的新媒体力量》一文，该篇论述的是目前最炙手可热的Twitter。

Twitter作为微博客技术的运用载体，以其信息的迅速性和传播的广泛性成为新媒体中一支重要力量。吴帆首先通过翔实的数据介绍Twitter主要受众的特征，以及其作为社会化媒体在传播中逐渐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其迅速发展的原因进行探究，进而总结出Twitter的特征。其次，以具体实例分别从Twitter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政治和新闻业两个角度阐述以Twitter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利弊两方面作用，通过对每一个角度的深入分析，探究在当前社会环境中积极利用新媒体的方法。

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网络新闻受众对新闻报道互动参与的诉求，而板起面孔一本正经的说教式传播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网络催生国际传播的黄金时代

“经济全球化，气候变暖，温室气体排放，移民，反恐，金融危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等等，任何一个国家独自不可能解决。它们是生产国际新闻的驱动器。几十亿人要从世界各个角落提供消息，对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移动电话和互联网都属于参与技 术，在Web2.0时代，这样的技术在全球普及，与对于国际新闻和新闻参与性的客观需求相结合，必然产生出亿万新闻制造者：‘公民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一个新的传播业正在悄然兴起。它以全新的方式制造和传播消息和新闻，跨越国界，全球共享。

所以有人说，一个国际传播的黄金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

胡启恒的精彩演讲一次又一次把与会者的思绪带到了世界大舞台，把视线锁定在网络传播。眼前的现实告诉我们，在国际传播中互联网将不再是第四媒体，它将成为主旋律。全世界的媒体都将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这对我们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还是挑战大于机遇?

王晨在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从新媒体发展来看，我与西方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世界各国都把互联网作为提高对外传播能力、扩大国家影响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和有效载体，采取各种措施谋求优势地位，扩大在网络空间的影响，抢占文化传播的制高点。

王晨强调，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是顺应世界传媒发展趋势，实现我国媒体跨越式发展的需要；是更好地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需要；是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是打破西方舆论垄断，促进世界信息传播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的需要。

提高国际传播力，首先要打造强势媒体，强势媒体的核心是人，要拥有一大批知己知彼的跨国际传播人才，我们来得及培养吗?在会议期间，笔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著名媒体人曹景行，他斩钉截铁的回答，跨国际传播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实际工作当中锻炼出来的，凤凰人就是最好的例证。

说到练，笔者立刻想到了一本书――《拉里・金沟通现场》，美国布莱克曼教授曾经这样对华裔主持人潘杰客说，如果你想了解美国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学习语言并希望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你就必须跟踪这档节目――“拉里・金沟通现场”。拉里‘金是沟通领域的一面旗帜。他之所以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因为他不耻下问、善于沟通和尊重每一位嘉宾。他认为成功交谈的基础是：“真诚、态度得体、对交谈的对方感兴趣、对别人敞开心扉。”

读了这本书之后，笔者深深体会到，大到国与国之间，小到家与家之间，近到人与人之间，所有的成功因素都在沟通中产生，所有的失败因素也在沟通中酿成，所有的冤仇与祸根都是在沟通当中集结的。记者是沟通者，要想做好对外传播，首先要学会如何与陌生人沟通。

关于如何与陌生人沟通的问题，在研讨会茶歇期间，笔者采访了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国际译联第一副主席黄友义。他是一位行走在东西方之间的官员和学者，经常与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打交道，他对此有深刻的体会。黄友义说：“对外传播的关键是要让外国人对我们的意见和观点听得明白，接受的了，说到底是争取人心的工作。

各国之间文化差异很大，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对外国人的了解比外国人对我们的了解就一定多。可能我们对外国经济、科教、历史、风土人情方面了解很多，但对他们的心理活动及认识世界的观点未必了解得充分了，且不说外国人之间因地缘、语言、历史的不同也有很大差别，就是同一个国家的外国人也都极大的不同。”黄友义强调，“要做好对外传播，就要下功夫了解外国人的思维习惯、话语体系和文化背景，只有真正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这样想’，才能清楚我们应该怎么说。而要做到这一点，非下苦功夫不可。靠忽悠打动不了外国受众，因此，对外传播研究的一个主要基础领域是研究外国人的思维习惯，搞清楚我们每说一句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就像下棋一样，对外交流要能分析预测到对方的反应，从而制定有效的应对和交流策略。”

篇（4）

②DON STARR，“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

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③⑥DON STARR，“Chinese Langua-

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

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④Guy Healy，“Call to let Conf-

ucius Institutes bid for funding”，Australia，2010 Newspaper Source

⑤⑦Jay Rey，“Confucius Institu-

tes debuts： UB site to become part of worldwide，Chinese-sponsored network” Buffalo News（NY），2010

⑨Carol Bellamy and Adam Weinb*

erg“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

ange to Restore America’s Image” A-

meric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7

⑩⒁，“孔子学院在欧洲生根”

⑾戴蓉，《孔子学院与中国语言文化外交》[J].复旦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08

⑿http：///wiki/Fulbright_Program“Fulbright Pro-

gram”

篇（5）

为适应传播全球化和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发展的需要，高校承担着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重要职责。传媒院校具有媒体技术的传播优势和特色，培养利用外语在媒体开展对外传播的专门人才，如广播电视英语节目主持人、电视英语记者等。媒体对外传播人才要求英语基础扎实，懂新闻并了解媒体技术的基本知识。近几年传媒院校借鉴汉语播音与主持的人才培养模式，开设了旨在培养英语节目主持人的英语播音与主持专业方向。办学几年来,在社会上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报考人数逐年增加。本文以英语播音与主持的人才培养为例，探讨媒体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模式。

一、对外传播的内涵

在“对外传播”之前，我们总是在使用“对外宣传”。“宣传”(propaganda)最早在西方是个中性词，不带任何感彩。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国的宣传谋略而使德国受骗上当直至被打败，从此“宣传”(propaganda)在西方被赋予“欺骗、骗人”的含义。显然，“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有着本质上的差异。郭可认为，对外传播“顾名思义是指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针对另一个国家或文化体系所开展的信息交流活动，其目的是要信息接受国了解信息输出国，培养其友善态度和合作欲望，并创造一个有利于信息输出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取得最高程度的国际支持和合作。”①因此，对外传播还是一个国家外交的重要部分，其主要目的是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和打造新型的跨文化传播语境，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电视是当今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我国电视英语节目承载着对外传播的主要职责，应实现的自然是对外传播的目的。

二、媒体对外传播人才

CNN、BBC的新闻节目报道及时，涉及面广，对国际社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国际话语权。为改变美英在世界的话语垄断地位，我国正在加快实施对外传播策略，期望让全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当然，开展对外传播离不开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一般认为，我国外语院校培养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就能担当起对外传播的重要职责。其实，仅靠外语能力是不行的。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指出，“合格的对外传播人才首先要具备三个基本技能：新闻写作、语言和文字的操作；用英语思考、采访、写作的能力以及一技之长。”“要做好对外传播，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中文编辑记者，还要有一大批能用英语或其它外语熟练地进行写作和翻译的专门人才。他们既懂政策，又熟悉两种文化和能熟练地运用两种文化和文字。对外传播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不是一般外语院校的毕业生能胜任的，而是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担当重任。”②媒体对外传播人才除了外语能力强外，还要求懂新闻业务，并掌握媒体的基本技术。从目前我国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管理体制看，新闻播音员、主持人应“一专多能”，应具备新闻“采、编、译”的综合能力，并具有制片和后期节目制作能力。以英语播音与主持人才培养为例，他们“应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表达能力，了解中外文化，具备广播电视学、新闻传播学、语言文学以及艺术、美学等多学科知识和能力，能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其它传媒机构和单位从事英语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进行涉外采访和新闻编译”③。

三、媒体对外传播人才培养模式

1、课程设置

美国教育学教授Jerrod Kemp （1998:2）指出，课程设计系统中的基本要素是学生、目标、方法和评价。这四个要素相互交叉，相互相成。具体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1）为什么人设计（学生要素）？ （2）想要学生学到什么或展示什么能力（目标）？（3）怎样才能学到这些东西（方法）？ （4）如何测量学生达到的目标（评价）？ ④ 英语播音与主持是“播音与主持艺术”的专业方向，他们应最终达到的目标能力是集“采、编、译、播”为一体的综合能力，成为记者型的英语节目主持人。因此，除了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模块、校级平台课程等的学习外，结合目标能力要求，在实践中我们觉得还应有以下几个主要模块构成：

（1）英语语言技能课程。该课程模块主要系统训练学生的英语读、听、说、写、译等基本技能，打好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主要课程有：综合英语、语音、口语等；

（2）新闻播音类课程。该课程模块让学生了解新闻学、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为开展对外传播提供理论指导。主要课程有：新闻学概论、播音概论、新闻采写、现场报道等；

（3）专业课程。该课程模块主要使学生了解英语新闻播音和英语节目主持的基本理论，并在实践中掌握“采、编、译、播”的综合技能。主要课程有：英语播音与节目主持实践、英语采写、英语新闻编译等。

（4）柔性专业方向课程。该课程模块主要考虑专业拓展和学生继续升学的需要，针对他们的专业兴趣和个性发展而设置。主要方向可以有:①国际新闻方向，主要课程有：国际新闻、新闻专业英语等；②英语节目主持方向，主要课程有：汉译英实践、英语采访与报道、英语新闻写作等；③汉语播音与主持方向，主要课程有：播音节目主持作品分析、节目主持人文案写作等。

（5）实践性课程。实践课程围绕培养目标应构成综合实践体系，包括课堂实践教学、第二课堂实践、隐性课程、实践周和寒、署假期实践等。课堂实践教学包括实训和实践两部分。主要课程有：广播电视英语语音语调、英语播音与节目主持、英语采写、新闻编译等；第二课堂通常是课堂实践教学的延伸，主要是组织学生参与校园电台、电视台实践及校园网络新闻的编译实践等；隐性课程是指对学生分类、分层的指导，指导学生读“百部书”“看百部电影”，写出读（观）后感，参与电台、电视台节目编辑或栏目设计等实践任务；实践周和假期实践是为配合课堂实践教学，根据实践教学大纲要求为达到培养目标而设立的综合性实践，要求学生深入媒体。每次实践应有详细的实践大纲，学生应按大纲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实践任务，上交实践作品，最后给作品评定成绩和学分等。

（6）媒体技术类课程。该课程模块旨在帮助学生了解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掌握基本的媒体技术。相关的课程有非线性编辑、电视摄像、电视编辑与节目制作等。

（7）选修类课程。选修类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提高文化素养，增进跨文化传播意识。为学生提供的选修类课程可以有文学类、艺术类、时事政治类、跨文化交际类、公共关系类和媒介素养类等课程。

以上几个课程模块构成了一个系统的课程体系，即学生应首先打好扎实的英语基础，并具有较强的英语能力。通过学习新闻学、传播学理论，进行英语播音与主持技能的系统训练，熟练掌握英语新闻写作和新闻编译技巧，了解电视摄像、电视编辑与节目制作等媒体技术知识。在课堂实践教学的引导下，在大量的课外实践中，学生掌握“采、编、译、播”的综合能力。英语语言技能课应更具针对性，突出实践方式和手段。如英语语音语调训练采用小班（约15人）的实训教学形式，充分利用录音、录像等教学手段，强化英语播音与主持的语音语调。口语课应与英语专业的口语教学不同，在采用小班化系统训练学生自由表达思想的同时，通过录音、录像等手段，采用模拟现场、分组实践等形式，突出针对英语节目主持、采访、和现场报道的语言组织和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翻译课应突出汉译英训练，英语写作以强化英语新闻写作训练为主。课堂教学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特别在小组实践中，学生正确把握各自的角色，通过完成实践任务，形成探索、反思、追求，与人合作和解决复杂问题种种能力。教师真正成为“引导者”，“助学者”和“帮助者”。校园广播电台、校园电视台、校园网络等应真正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实践场所，并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通过大量的实践不断增强媒体意识，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2、培养模式

培养模式应能体现培养过程的阶段化、课程设置的模块化、授课形式的小班化、实践性课程的体系化。四年的培养可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一、二年级）的主要教学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德育、文化素质和新闻法规意识，掌握计算机基本技能，进行英语读、听、说、写、译等基本技能的系统训练，打好扎实的英语基础，强化英语应用能力培养。第二阶段 （三、四年级）的主要教学任务是让学生接受英语播音、英语节目主持、英语新闻采写和新闻编译等课程的系统训练；同时针对各自的兴趣和发展方向，学生选择柔性方向课程模块学习，参与大量的媒体综合实践。

课程设置的模块化是指英语语言技能课程、新闻类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实践性课程、柔性方向课程和选修类课程构成复合的课程体系，凸显出“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的人才培养特色。英语语音、英语口语等实行小班化教学，每班不超过15人；新闻采访、编译等分成若干个小组，这样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推动课外的自主学习和自主实践。

媒体实践由课堂实践、第二课堂实践、综合实践周实践、寒、暑期实践和毕业实践构成完整的综合实践体系。课堂实践可以有语音训练、主持报道训练、新闻编译实践和配音与解说等。第二课堂实践是课堂实践的延伸，学生充分利用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电台等开展的系列实践活动。实践周、寒、暑期实践是为配合教学内容专门安排时间组织学生到媒体一线开展的实践，旨在认识媒体，了解媒体的运作规律及发展动态。毕业实践要求学生在媒体实践中锻炼“采、编、译、播”的综合能力，为寻求理想工作岗位打好基础，并获得论文所需的数据和资料。

人才培养还需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1、人才培养的定位

媒体对外传播人才应加强汉语播音与主持能力的训练，特别应培养学生以跨文化传播的视阈用汉语开展对外传播，这也是目前地方媒体对外传播的发展方向。电视媒体对外传播人才应包含两个发展方向：1）以英语节目主持为主，也能用汉语采写、播报的记者型主持人；2）具有跨文化传播意识，用汉语开展对外传播，并能用英语采写、播报、进行双语配音与解说的记者型主持人。

2、实施分级、分层教育

鉴于学生在媒体创意和在媒体语言表现力上存在的个体差异，课外应建立导师制，对学生进行分类、分层指导，让学生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教师进行具针对性的指导；

3、实践能力的评价

实践能力的系统训练对以电视媒体为主的对外传播人才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实践性课程的考核应制订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建立实践性作品的评价体系。对上交完成的实践作品应从策划选题、编辑思想、语言表达和对外传播意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量化考核指标。对实践作品还应认真组织评讲，实践课程的成绩可以从作品质量、努力程度、调查报告、和笔试等多方面综合考虑。

4、实践基地建设

实践基地是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重要场所，应重点抓好校内实践基地建设，同时积极开拓校外实践基地，使校内、校外实践基地有机相联。校内基地应充分发挥校园电视台、校园广播电台、校园网络等的作用，使它们切实成为第二课堂实践的场所；此外，院、系应广泛拓展与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等的联系，努力建设好学生的校外社会实践基地。

参考文献

①郭可：《当代对外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②夏纪梅：《现代外语课程设计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03

③林戊荪，《弱势文化条件下的对外传播》[J].《对外大传播》，2007（2）

篇（6）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 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 power 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 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 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 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篇（7）

《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对我国目前已初具规模，但还效果还且佳的对外传播事业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尤其对我们对外传播的观念转变有积极作用。因此本文拟结合《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我国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希望能以史为鉴，不断改进我国的对外传播效果。

二、为何选择《新华日报》来探讨我国对外传播？

本文之所以选择《新华日报》来探讨我国的对外传播，主要是因为《新华日报》和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目前以英语媒体为主）有相似之处，具有可比性。

首先，虽说《新华日报》与我国目前对外传播媒体（包括广播和电视媒体）不处在同一时期，但他们的办报环境却相似之处。

在历时九年多的时间里，《新华日报》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工作环境与我党历史上创办过的许多其他公开日报都有所不同。由于它是在统治区创办的报纸，《新华日报》不但受到当局的行政限制，还要面对国统区其他报纸的竞争。应该说，办报环境是极为险恶的，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新华日报》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成为我党联系统治区群众的重要工具和桥梁，并取得了积极的传播效果，【2】在国统区为我党争取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我国目前对外传播媒体多数在我国境内出版或播出。虽然创办媒体的实际环境并不险恶，但是我国英语媒体的主要目标是要打入国际主流舆论，面对的主要是国际受众；而国际受众是多种多样的，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的对外传播媒体如要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我们的传播方式就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观臆想来设定传播内容，而必须把这些内容用符合国际受众接触媒体的方式发送到国际传播领域，这样才能使他们乐意接触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只有当这些国际受众接受我们的对外传播媒体，我们的对外传播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这可以说是我们对外传播的最高目标。因此，从软环境这个意义上讲，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新华日报》当年严峻的办报环境是相似的。

此外，《新华日报》和我国对外传播媒体都是我党创办过或创办的媒体，无论是过去的《新华日报》，还是现在的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都是为了向外界传播我们党或国家的主张，为了去影响外界的受众，并为我们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最终为我党和国家的利益服务。因此，通过纵向比较《新华日报》的成功经验，更能使我们以史为鉴，发现并解决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中的问题。

三、对外传媒借鉴《新华日报》办报经验的必要性

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借鉴《新华日报》办报经验的必要性可以从对外传播媒体目前面临的形势和自身存在的问题看出一二。

1．从我国对外传播媒体所面临的形势来看。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以英语媒体为例：在过去20多中，我国英语媒体发展的最大一个趋势是从“单一媒体为重”的格局逐步转向“多种媒体并重”的格局。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主要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英语电台、约十家英文日报和周报和十家英语杂志以及九大英文网站。【3】尽管相对于中文媒体而言，这些英语媒体仍属于“少数媒体”，但从我国英语媒体的历史发展看并考虑我国是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这些英语媒体的建立本身已足以说明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

但另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发展还不能适应变化无常的国际形势的需要。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传播中还较弱，“西强我弱”的局面还十分明显。换言之，光拥有这些对外传播媒体是不够的，最终还是要看这些英语媒体的实际传播效果，要看他们能否有效塑造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打入并影响国际主流舆论（尤其是涉华国际舆论），为我国的总体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空间，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目前面临的这种形势当然有客观的因素，如西方国家由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导向，总是戴有色眼睛看待我国，对我国采取遏制政策；此外，由于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中占据强势，总是制造不利于我国国家利益的涉华国际舆论等等。但是也应该承认这当中也有我们主观的问题。

2．对外传播观念问题

《新华日报》办报经验最值得借鉴可能就是我国的对外传播观念问题。上述提到主观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与我们对外传播的观念有关。而对外传播理念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是重中之重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不但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目前而言，我国对外传播理念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个“”。而这个“”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束缚自己的观念所造成的，其具体表现形式是我国相对不灵活的对外新闻管理体制。

笔者从1999年到2001年花一年多的时间采访了北京、上海各大英语媒体单位的有关专家和领导。【4】在采访过程中笔者有一种强力的感觉：大家都觉得我国现在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开放程度不够，过于保守，甚至管得太死，而且这样不利于我国英语媒体做强做大，不利于提高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可信度，不利于我们在国际舆论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大家都认识到现在这么多“严厉禁止”和“不许”的文件并非最理想的管理方式。但是出于各种现实原因的考虑，大家都不愿意或者都不敢直接把上述这些问题说出来讨论，因为这样说了很有可能会对当事人造成不良影响。结果造成有关我国对外传播的体制方面的正常研讨也无法进行，并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大家越是不说或不愿研讨体制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的问题就越是无法提出来，当然也就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去适应新的形势。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怕出问题”已不是个人的问题，已变成了一个体制性的问题。

这个“”如无法解决，我们就永远在稳定策略和发展策略之间的选择上犹豫不决，无法以一种积极的对外传播理念面对世界。这样，我们的对外传媒也就不能充分利用、甚至失去入世给我国带来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国际竞争机会。

3．借鉴《新华日报》办报经验的必要性还表现在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中目前存在的实际问题中。概而言之，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具体问题：

其一，目前我国的对外传播活动还基本停留在过去战争年代的思维模式，注重宣传作用，较少从传播效果角度谈我国的对外传播。我们老是想着要宣传中国（其用意可以理解），但所采用的手法往往不符合国际受众的特点。国际受众的特点和需求在多数情况下往往由一些领导决定，而不是通过调查研究来确定。我们总是把我们认为国际受众应该知道的当成国际受众真正要了解的东西。更为遗憾的是，我们有些人还不肯面对这一现实，经常会叫一些响亮的口号，但实际行动却较少。

其二，我国对外传播活动较少从经济角度谈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问题。我国的英语媒体有的由政府支持，有的由大媒体集团资助，有的则生活在收支平衡的“贫困”上，总之经济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英语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个重要因素，我们却很少在对外传播战略中提及。我们总是在谈我们要打入国际舆论界，却不太研讨要打入国际舆论界的必要条件或模式：是采用英语媒体自我发模式还是采用在政府部分支持下的自我发展模式？哪种模式在现有国家环境中更为有利？利弊各有哪些？怎样才是最好的模式？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么不想研讨，要么不敢研讨，要么就是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这种局面对我国英语媒体做大做强显然是不利的。

其三，现在有些对外传播策略的制定看上去四平八稳，滴水不漏，十分完美。殊不知对外信息传播过程永远是一个在不完美、不利的过程中求得完美和有利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充满着变数。完美和不完美、有利和不利两方面是一个圆圈里的阴阳两极，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互不可分。换言之，我们现在看上去四平八稳的对外传播策略实际上可能并不一定完美。我们如要用四平八稳的完美原则来开展对外传播有时可能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幻境，甚至是自欺欺人。【5】

解决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以上这三方面的问题看上去头绪较多，但实际上都可以从《新华日报》办报经验中找到启发，尤其对我国对外传播的观念启发会更大。在目前这种新形势下，只要对外传播理念的问题解决了，我国对外传播过程中的其他问题就可能逐步得到解决。因此，《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更显其可贵之处。

四、《新华日报》的办报经验对我国对外传播的启示

《新华日报》是我党历史上创办的最有影响力的合法性报纸。《新华日报》的九年办报实践为我党创办合法报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突出表现为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有机结合；既注重实效，又能随机应变，既侧重信息，又突出舆论。《新华日报》这种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和灵活多样的办报经验对目前我国对外传播的英语媒体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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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之一：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

一般而言，所谓合法性媒体就是在非我方控制区域内（包括外国）创办公开出版的媒体。可以说，《新华日报》是名副其实的合法性媒体。而相对于我国英语媒体而言，创办合法性媒体就是要推出我国能让多数国际受众接受的国际媒体。这些英语媒体在形式上可以属于我国国内创办的媒体，但是从其国际受众的接受范围（传播效果）和影响力而言，应该具有国际性。因此，从目前而言，创办合法性媒体理念对我国现阶段对外传播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如上文所述，我国英语媒体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也应该承认，我国英语媒体在国际上的总体影响力还十分有限，传播效果也还不理想，甚至还较差。

因此，要改变这一局面，树立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十分必要。我国英语媒体如要真正进入主流国际媒体，就必须去争取和影响国外受众，也就是说我国的对外传播既要符合国外受众的收视习惯、思维模式和文化背景，诱发他们对我们英语媒体的信息需要，又要体现我国的立场观点。这就等于我们要到国外去创办合法媒体一样。因此，《新华日报》创办合法报纸的模式可以对我国英语媒体如何打入国际主流媒体提供借鉴。

从某种程度讲，我国英语媒体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可能更加严峻，因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目前某些对我国不利的国际舆论）都是软性的，甚至是看不见的，但其影响力却不可忽视。这也就增加我们英语媒体在国际上进行有效对外报道的难度，需要我们对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有更为灵活的理解。

其次，创办合法性媒体的理念的特殊意义还体现在：我党创办《新华日报》尚处在非执政地位；而创办多数对外传播媒体时，我党处在执政地位。我党的执政地位可以使我们有组织地创办各类对外传播媒体。这一点从近年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地蓬勃发展已得到佐证。但是同时应该承认，我们执政党的地位也容易使我们产生作风。随着的蔓延，我们的对外传播很容易产生以我为主的倾向，不注重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在国际上的自身形象，甚至忽略对外传播的实际传播效果，出现上文提及的一些问题。这方面的教训是深重的。所以，重提我党非执政时期《新华日报》创办合法性报纸的经验可以对我们产生现实的启示作用，使我们能够居安思危，充分认识到对外传播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种的理念的确立对改变我国对外传播现状是大有裨益的。

启示之二：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积极采取灵活多样的策略，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这一条就是《新华日报》成功经验的具体体现：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这一条经验的现实意义在于：我们目前的体制下有时会把党的领导（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灵活性）对立起来，甚至为了保证“不出问题”（原则性），我们宁愿求“稳”，牺牲传播效果。

这一问题与我国的现行的对外新闻体制有关联。我们目前的新闻管理体制是一种简单但有效的管理模式，对政府部门的管理水平要求相对较低。这种管理模式的最大特点表现为对对外传媒的宏观管理较少，而对业务管理则较多。虽然表面上具体“问题”都没有了，但是最大的弊端是可能把我国对外传媒管得太死，使他们不可能有较大的余地去施展灵活的策略，因而束缚了他们自身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逐步向一个更为开放的、更加有效的管理模式过渡。这种管理模式的关键是要把我们的管理程序化，这样对政府的管理水平要求会更高，在加强政府部门的宏观监控能力，同时也能给对外传媒提供一个自主性较高的发展平台。如果我们将政府的职能主要集中在宏观监管，而把对外传媒的具体业务对策交给对外传媒的业务领导确定，那么我们的对外传媒就能摆脱目前体制性束缚，能在一个自主性较高的平台上，充分发挥策略的灵活性。

从某种程度讲，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应只是一种理论的探讨，也有现实的需要。首先，对外传播的环境已发展较大变化。过去，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产生都是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现在险恶的战争环境已经变成了一种无形的舆论环境。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也有必要作适度的转变。此外，我国入世后虽然传媒领域还尚未开放，但是肯定也会受到较大影响，信息渠道也会更加多样化，这些都给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等于不管，而是转变管理模式，使管理更为有效、更能适应新形势。

这样的转变在体制上为我国的对外传媒发展提供了一个行政保障。从宏观上讲，为对外传媒改变形象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有利于他们能更集中从事业务问题的探讨，使得一些技术性问题能够在一个开放的有效管理模式内由对外传媒自行解决。而要能做到这样，首先是要转变我们对外传播的观念。就这点而言，《新华日报》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五、小结

总之，本文认为，如何在严峻环境下争取对我有利舆论方面，《新华日报》和我国的对外传播媒体具有相似之处。尤其在目前的国际形势和舆论环境对我国还不是十分有利的情况下，在我国对外传播媒体自身还存在一定问题的时候，《新华日报》的成功办报经验有许多可借鉴之处。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将面临一个更为开放的世界。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转变观念并有效解决现存问题将是我国对外传播媒体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而在这一过程中，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注释：

【1】黄瑚，2001年3月，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60页。

【2】熊复，1981年4期（总9期），新闻研究资料，新华日报的历史地位及其特点，新华出版社，12页。

篇（8）

 

1 语言、文化、旅游之间的关系 

语言即文化、文化即语言,脱离文化的语言教学不仅生涩,呆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旅游英语教学的要求。 

文化是旅游的魂,它关系到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更是一切旅游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旅游过程中的吃、住、行、游、购、娱若失去了文化的特色,那么旅游的魅力和吸引力将大打折扣。 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有责任承担起弘扬和传承新疆本土文化尤其是旅游文化的使命,为新疆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为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2 旅游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现状及其原因 

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2010)一文论述了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中新疆本土旅游文化导入的现状,然而新疆国际旅游对旅游英语专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以及旅游英语教学如何应对国际旅游发展的研究和探讨并不多。为此,本文对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现状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 

2.1 旅游英语“教” 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学为例,针对其教学过程中教材使用和教师授课情况进行了调查:目前主要以唐飞和陈丽主编的《旅游英语》教材为主,同时以杨忠桥和李欣等编著的《新疆旅游导游辞》为辅助教材,但是这两本教材对新疆旅游文化涉及很少。 

其次,就授课情况讲,大多老师的英语水平毋庸置疑,但是在讲授的过程中始终摆脱不了以词汇,句型和翻译为主的语言授课模式,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旅游文化的讲解并不系统,造成学生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本土文化的学习仍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 

同时,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一文对新疆高校包括新疆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农业大学旅游学院、新疆财经大学旅游学院等七所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各大高校普遍使用的《英语导游教程(第二版)》和《导游英语情景口语》中有关新疆景点,文化和旅游的文字介绍甚为廖廖,试想这样的教材如何能满足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的要求,新疆旅游文化传承和对外传播又将何去何从？ 

2.2 旅游英语“学”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育为例, 对现有56名学生的学习态度、方法及其学习效果等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发放总数为56份,收回50份,回收率达98以上。 

据此次调查结果显示,首先就学生在学习旅游英语过程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的多少来讲,持“少”与“极少” 观点的人数总计34,占总人数比重的68%,这表明现有的旅游英语教材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并不多,与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的调查结果一致,从而证明了目前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新疆旅游文化不足。 

其次,就平时阅读旅游书籍和资料时,是否注重新疆旅游资料内容的学习,持“多”的人数总计32,占总人数比重的64%;这表明大部分学生对新疆旅游文化的学习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同时,就是否增加新疆旅游景点和文化以及是否增加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等问题进行统计,持“应该”态度的占多数,这表明学生对英语文化,特别是新疆文化导入的期待超过了对内地景点的支持,也表明了学生对新疆文化和英语文化的重视。 

就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的调查结果看,持“满意”态度的学生比重为100%,但这并不能表明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在提高课堂学习效果的方面作用显著。 

除此之外,就学生在旅游英语课堂上的学习效果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来看,持“一般”观点的学生占多数,这说明学生虽对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持肯定的态度,但是旅游英语课堂的教学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篇（9）

一、影视文化对外传播的意义

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媒介。文化无论是与书章典籍相联系，还是与报刊、杂志、电影和电视相联系，都是要以某种媒介方式来呈现自身。（蒋原伦，2010）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每天都处于大众传媒的包围之中，电影、电视和网络对文化的传播大有铺天盖地之势。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谈中国文化的传播就不能离开大众传媒这个大的语境。

影视作品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因为其负载着一个国家的哲学思想、文化精神以及价值标准等，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和精神风貌。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愈加强大，中国影视文化的国际传播也有了更广阔的舞台空间。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影视作品无论在内容的广度还是思想的深度方面，都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绩，在世界舞台上塑造了良好的中国形象。进入新世纪，中国电影更是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中国“第五代”导演们在国际影展上频频获奖，不仅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关注与荣誉，也加快了中国电影对外传播的步伐。

但在欣慰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影视文化的对外传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不同国家制作出的电影电视节目各具特色，无论是语言、故事还是拍摄方式都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因此，在某个国家走红的电影或电视节目，在其他国家却未必也能获得同样的成功。其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文化价值观的原因，有技术限制的因素，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语言的隔阂。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程春丽女士指出，无论是他国的文化想要传向中国，抑或中国的文化想要传向世界，都必须遵循文化的传播规律——进行本土化的改造。（程春丽，2012）影视文化的本土化包括眼界视野的本土化、文化内容的本土化、技术标准的本土化以及语言的本土化等等。这其中，语言的本土化，亦即影视的翻译对作品的有效传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的差异是跨文化传播中一个不可跨越的障碍，是影视跨文化传播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解决了语言的问题，架起一座沟通语言的桥梁，中国的影视作品才能登上世界的舞台，被外国人所理解和认可。 例如电视剧《李小龙传奇》制作了中文、英语、西语三个语言版本，在拉美及欧洲主流媒体顺利播出，并取得了成功。电视剧《甄嬛传》在国内热播之后，也翻译制作了英文版本在美国播出。要实现中国影视文化的对外传播，就必须解决好语言的本土化问题。 因此加强对影视文化作品的翻译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

二、国内影视翻译研究现状

在世界文明史上，翻译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最近几十年，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翻译研究也取得了跨越性的发展。期间，伴随着电影电视的出现和普及，影视翻译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在1995年最终被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1995年电影百年纪念活动举办；此后，一小部分如威尔士和加泰隆语国家等地的学者逐渐意识到研究影视翻译大有可为；同时，科技迅速腾飞带来了电子产品及服务的迅猛发展，客观上形成了研究影视翻译的有利条件。于是，影视翻译进一步蓬勃发展，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 刘大燕，2011）

影视翻译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不过短短十几年的历史。因此，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人员的数量以及相关学术论文数量都有待提高。从目前国内公开发表的论文看，有的是对影视翻译研究的综述，有的是对影视翻译原则和技巧的探讨，而有的则是从跨文化视角下进行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对片名和字幕配音的翻译研究大部分是关于翻译的标准和技巧方面的探讨，从社会文化视角进行探讨的文章数量不多，鲜有文章就影视翻译对社会文化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因此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加强国内影视翻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

从国内整个翻译领域的研究方向和趋势来看， 对影视翻译研究的重视程度远不及文学翻译。我国著名影视翻译家钱绍昌教授对此有深刻体会。“反映在大学里有关课程之开设、学术刊物上有关论文之发表、学术团体中有关组织之建设等等方面，均与影视翻译的社会作用不相称。”（钱绍昌，2000） 所以，一方面是大量的国外影视作品被引进国内，国内的影视作品争先恐后要走出国门，影视翻译正逐渐形成一个产业；另一方面，对影视翻译的深度研究却相对不足和滞后。翻译作品和翻译研究出现了失衡的局面。

三、影视翻译的特点

进行影视翻译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整体认识和把握影视作品的主要特征 。在影视翻译研究的视角下，影视作品的主要特征有三点：（1）大众文化娱乐产品的属性。当今社会是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最典型的文化特点之一就是大众文化。“电影作为一门艺术与其他传统艺术有一个本质性的不同点，那就是它首先是一门工业，其次它才是一门艺术”。 （徐学萍，朴哲浩，2009）（2）文学属性。影视作品从广义上说也是文学作品，二者交叉所形成的新的文学样式——“影视文学”也已经为大家所接受和认可。（3）语言的综合性。影视也是一门语言艺术。影视语言要比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语言更丰富多彩，因为除了人物语言还包括画面语言。可以说影视语言是由语言文本和画面文本构成的有机整体。

对影视作品特点客观而科学的描述为影视翻译研究打下良好理论基础。从狭义上讲翻译是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外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按照卡西尔的符号观，人是符号的动物，世界是人造的符号世界，人创造并使用符号进行交流传播。翻译即把意义转化为符号，又把符号还原为意义的双向转化过程。从文化翻译观来看，语言与文化唇齿相依，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结晶和载体，而文化又是靠语言得以传播。翻译作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中介，必然同各种语言打交道，也就不能不同各自所属的文化沟通。翻译的过程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话，是文化的传播。所以翻译不仅仅是做语言的文章，而是在讲文化的故事。影视翻译就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把这个故事重新讲述一遍，把文化意义传播给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人群。在这个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翻译工作者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把握作品的语言修辞艺术

修辞问题是语言翻译必须重视和解决的根本问题。 在影视翻译方面，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由于影视语言是由画面与声音有机组合而成的视听语言， 因此影视作品语言修辞的实际含义是如何更好地运用视听技巧和艺术手段去传情达意，以便更形象生动地表达影片的思想内涵。

例如在电影《赤壁》里有这样一句台词：

水陆两军八十万正铺天盖地而来。

A ruthless army of eight hundred thousand is invading from both land and water.

“铺天盖地”是一个比喻兼夸张语，传达出一种势不可挡之气魄。而英语里面是没有这样一个词语的，直译的处理方式会让国外受众感到迷惑不解，显然不可取。因此翻译时略去了这个修辞，直接翻译成“from both land and water”，同时增加了“ruthless”一词来体现八十万大军的宏大气势。

影视翻译较之普通文学翻译有更多的限制，如字数要相当，口形要配合，还要考虑语速。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习惯、方式和语速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若要取得流畅自然的译文，必须在不影响基本内容的前提下进行形式上的调整。同时还要保证译文在文化功能上与原文达成等值，减少译制语言的夹生感。唯有如此才能做到传播的顺畅无阻。

（二）把握作品中人物性格特征

影视作品以塑造人物性格为己任，影视翻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做到人物性格的再现。 人物性格越鲜明，故事越精彩感人。例如电影《赤壁》里，仁爱待人、礼贤下士的刘备；正气凛然、赤胆忠心的关羽；粗犷暴躁、胆识过人的张飞；奸诈狡猾、自私残暴的曹操，等等，一张张个性鲜明的面庞赋予了故事生动的气息，使每一幅画面都那么逼真，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准确把握人物性格对影视翻译尤为重要，是译制作品保证生动传神的关键。年龄、身份、习性以及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不同的人物各有其独特的性格特征，他们的举动、表情和语言也就迥然各异。在翻译时，对人物性格把握得准确、细致，就能做到言如其人，使观众闻其声知其人。

（三）把握作品中文化意象的传播

文化意象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结晶。文化意象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它们重复出现在人们的语言和作品里，慢慢形成一种文化符号，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由于文化意象往往经过各个民族历史的积累与传承而形成，所以它深深扎根于各个民族的生活中。同一民族成员之间对文化意象往往有一种心灵上的默契感，只要一提到某个文化意象，彼此立刻明白其含意。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文化意象很难在不同民族之间传播。换句话说，不同民族之间对于文化意象很难做到心领神会。这种文化意象的错位或者缺失一直是翻译中的一个难题。对于影视翻译而言，这种情况还受到影视翻译自身所特有的一些规律的制约。首先，影视作品的翻译不能够像普通文本那样采用注释之类的方法来传达文化意象，而在字幕中增加解释性文字的方法也不现实；其次，影视翻译还要考虑演员口型标准的限制，在词语发音、文字字数以及音节数量方面要与原文基本保持一致；另外，还要考虑到影视语言由画面语言与人物语言两部分组成的特殊性。影视语言的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在文化意象的翻译方面，首先应该参照相应的影视画面看能否有助于理解；另一方面，如果文化意象完全缺失，可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即舍弃或改变这一语言形式，使译介的文化产品更适应当地人的口味。

例如电影《花样年华》里的一句话：

阿炳：说的是啊，像我这样的人，是个直肠子，哪有心事？

Im just an average guy.I dont have secrets like you.

“直肠子”是植根于中国文化背景里的文化意象，指想法简单、没有心机的人。对于这个文化意象，国外观众就无法理解。因此译者采用了意译的方法进行了压缩性的处理。

四、结 语

电影电视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而电影翻译工作者则是架桥人，任务艰巨，使命光荣。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要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文化。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使得影视跨文化交流在规模和深度上不断增强。因此，我们的电影翻译工作者要有意识地通过电影电视把中国优秀文化推介出去，让更多的外国人通过影视学习、了解我们的语言文化，风土人情。

[参考文献]

[1]程春丽.中国影视节目走出去的本土化营销策略探讨[J].电视研究，2012（04）.

[2]蒋原伦.媒介文化十二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篇（10）

    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命若琴弦》)、《大红灯笼高高挂》(《妻妾成群》)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着名的PaperRepublic(纸上共和国)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