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政治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青年政治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所谓“第四媒体”，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三大媒体之后的新兴媒体，习惯上被定义为“互联网”。然而，随着手机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手机短信媒体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眼前，并成为“第四媒体”的又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第四媒体”自产生以来，迅速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对社会的影响是直接和客观的。青年群体由于其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并存在着好奇性、叛逆性、受压抑性以及良好的接受性等心理特征，使其一开始就成为“第四媒体”的主要使用群体。因此，“第四媒体”环境对青年受众思想观念、道德规范、政治观点的影响也是直接和客观的。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所具有的“双刃剑”功能又使得“第四媒体”环境在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在“第四媒体”条件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有所创新。

一、“第四媒体”的特征

第一，从“第四媒体”的特征来看，虽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普遍的观点认为，“第四媒体”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五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广泛性和特定性的统一。与传统传播媒介需要特定的物质条件、固定的地点、活动空间和既定的时间，受众在接收信息上受到了诸多限制相比，“第四媒体”要广泛开放得多，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创新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也造成了受众在“第四媒体”中行为观念的差异性;二是虚拟性与真实性的统一。虚拟性可以被认为是“第四媒体”最重要的特征，虚拟的主体在虚拟的环境下进行虚拟的活动，充分显示了“第四媒体”的虚拟性特征;然而，在“第四媒体”条件下，又存在着真实的一面:虚拟环境的内容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环境的反映;“第四媒体”的用户在虚拟代号的后面，又是客观存在的个人或群体;三是互动性与单向性的统一。传统媒体中的信息传播是单向流动的，受众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在“第四媒体”中，受众在选择信息的同时，还可以利用手机短信、电子邮件、BBS等进行讨论。另外，“第四媒体”下的点对点、点对面、面对面的传播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平等、互动的信息交流;四是即时性与易逝性的统一。“第四媒体”的开放性、互动性特征又使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了即时性特点。但是，为追求时效性而进行的频繁的信息动态更新，客观上就容易形成信息的“瞬时化”和“碎片化”;五是海量性与有限性的统一。与传统媒体相比较，“第四媒体”传播的信息内容是无所不包的，但是，信息的选择最终还是由受众群体来决定的，受众群体在选择信息时会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要来选择，因此又是有限的。

第二，从“第四媒体”的形态来看，由于“第四媒体”在外延上包含着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网络，因而其形态也有所不同。互联网的主要形态包括万维网(即3W网)、电子邮件报刊、电子公告版等;而手机短信媒体的主要形态则可以从其服务功能的形态的分析，它包括普通的短信息服务、增强型短信息服务和多媒体短信息服务，其服务内容包括交易型、资讯型、娱乐型及数据库型等多种类型。

二、“第四媒体”与思想教育的机遇和挑战

1.“第四媒体”背景下思想教育面临的机遇

首先，“第四媒体”的发展提高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素质和能力，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一是“第四媒体”环境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掌握最新和最全面的信息，了解各门科学的理论前沿，必将大大增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二是“第四媒体”的出现有利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即时的、全面的、准确的掌握受教育者的心理动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减少了实践中摸索的时间，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三是“第四媒体”环境下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使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手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传统单向的灌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逐渐被“双向互动式”与“灌输式”相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所取代，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真正实现了互动，从而有利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教育手段和方式的改变。其次，“第四媒体”环境下信息的海量和迅速传播，必然导致新的网络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有利于青年受众吸收优秀的文化营养，增强自身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的科学性。一是网络文化的现代化丰富性，有助于开阔青年人的视野，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有助于青年人确立全球观念、效率观念和民主观念;有助于增强青年人的创新意识、自由平等及合作意识;二是在“第四媒体”环境下，信息的海量和即时传播的，有助于青年受众道德智商的培养。

2.“第四媒体”背景下思想教育面临的挑战

“第四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新时期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第四媒体”环境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者与信息传播者的相背离性。随着“第四媒体”的迅速出现和普及，打破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优势，表现为传播者大众化了。在“第四媒体”环境中，作为信息传播者的相当数量的人群与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还存在着差距。青年群体由于是“第四媒体”的主要使用群体，因此这种传播者大众化必然会带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性的弱化;其次，“第四媒体”环境下，青年受众的主动性增强带来的挑战。传统媒体中信息的单向传递性特征，使得受众始终是被动接受信息，处于信息传递的客置。一方面，受众所接受的信息，都是由传播者经“把关人”过滤之后传向受众的;另一方面，即使受众具有一定的信息选择能力，但是这种权力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要受到诸如传媒条件、时空条件的限制;在“第四媒体”环境下，受众拥有的权利前所未有地增强了，他们不仅可以自由选择信息，也可以自由信息;信息的重要与否不再完全由传播者决定，从而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的信息;再次，在“第四媒体”环境下，青年受众对“第四媒体”的信息依赖程度的加强，将会使青年群体面临被异化的危险。一方面是青年信息需要的异化，另一方面是“第四媒体”的异化，无论是信息需要的异化还是“第四媒体”的异化，都将最终导致青年这一“第四媒体”主要使用群体的异化。

三、“第四媒体”背景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策略分析

从“第四媒体”环境优化的途径来看，主要包括技术途径和非技术途径。首先，从技术层面来看:一是被动式的技术途径，主要是“把关人”的信息过滤、删减、屏蔽和“封杀”有害信息。这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有害信息向青年受众传播，从而起到预防和补救作用，保障“第四媒体”环境的青年思想教育的有效进行。但这只是消极的被动式技术手段，不能从根本上保证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健康合理发展;二是主动式的技术途径，主要是要在应用“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基础上，让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包括建立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宣扬主旋律;在各个影响较大的网站上，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融人到形象生动的栏目当中;建立相应的网络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评估机制等。其次，从非技术层面来看，主要是要建立媒介监督制度，加强网络宏观管理，独立运行的“第四媒体”监督组织应具有信息、学者参与、公众动员等功能。同时，要以法治网，加强网络法治监管力度;要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立法;加强信息网络方面的执法和司法;积极参与国际信息网络方面规则的制定;加强信息网络管理人才的培养等。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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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单位主业是费收工作，因此，收费员是所站的重要力量。其中，大部分为80后、90后等年轻人。这些青年职工具有鲜明的个性，个别的还并带有叛逆色彩。收费员每天在岗亭工作八小时，工作方式枯燥、单调，不仅需要熬夜工作，薪酬待遇也和和外界传闻相差甚远，渐渐磨灭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加之当前基层所站没有部门流动机制，收费员常年呆着三尺岗亭，没有跨部门锻炼机会，导致青年职工获提拔的机会较少。因此，不少收费员工作比较被动，进取心不强，将最初的理想抛到脑后，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开展工作，出现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现象。

1.2交友困难，情绪低落

人属于社会群体动物，不管从事何种工作都需和人交流。收费所站亦如此。但一些青年职工人际关系紧张，下班后不是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就是蒙头大睡，交友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工作压力大，同事之间关系生疏。高速收费工作看似轻松，实际上压力很大，加上工作繁忙，同事之间根本没有多余时间进行有效沟通。特别是收费站一般是单人工作，这也决定了收费员之间极少有机会沟通。二是收费站地理位置偏远，收费员难以接触到本单位之外的人员，因此，交友困难，在受挫时往往找不到倾诉对象，情绪容易低落，看问题比较消极。

1.3存在不平等意识

近年来我国高速公路进行了一系列高端改革，因此，也相应调整了劳动关系。这让部分青年职工感到不公平，片面地认为待遇是自己工作的动力，只有待遇提高了才有劲儿努力工作，否则，就应付了事。

2加强青年职工思想政治建设的对策

2.1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思想教育

要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政工干部要讲究方式方法，主动去了解青年职工，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与不同诉求。然后，有针对性地去加以解决，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与生活中的难题。对于他们反映的普遍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及时为其解决，从而让每个青年职工感受到党团组织的温暖。另外，政工干部要采用“多表扬，少批评”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充分激发青年职工的工作热情，消除负面情绪，最大限度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要善于将社会上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并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大道理讲出来，从而达到相应的教育目的。同时，还要主动攻占网络阵地，通过单位内部局域网积极宣传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与企业文化，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2.2利用半军事化管理优势，积极开展组织活动

为更好地管理青年职工，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笔者认为可以充分利用半军事化管理模式优势，丰富内涵。党团组织要想方设法将青年职工的思想统一到党政工作的中心路线上来，做好青工思想工作。同时，还应想青工之所想，急青工之所急，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积极组织年轻人喜爱的竞赛活动，丰富教育载体，如岗位大比拼、歌唱比赛、羽毛球赛等。要注意将思想教育与岗位责任意识相融合，做到寓教于乐，乐有所学。这样不仅能丰富青年的业余生活，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特长与兴趣爱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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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表明，青年正处于素质优化期和创造的重要人生阶段，他们正担负着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与此同时，青年中的现实思想又存在不成熟的一面，作为社会的未来和希望，思想政治教育理所应当将他们作为重点教育对象。青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一、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摇要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科学技术不发达，经济落后的穷国;但又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向现代化进军的发展中国家。历史不止一次证明，落后就要挨打。今天的中国，必须进行改革，若不再进行改革，或者放慢改革的速度，就会使中国再次错过使自己富强起来的机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出现了几次经济发展的时期。现在又是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如赶不上这次经济振兴的大潮，就会再次与发达国家拉大差距。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头1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十年。

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但是无论是科学技术知识的繁衍、传播，还是运用，都离不开人才。人才从哪里来，恐怕最现实最快捷的最主要的当从今天的青年中来。他们又怎样才能成为人才呢?只有通过教育，知识教育固然重要，思想政治教育更重要。知识经济时代要求青年不仅具有较高的专业才能，而且更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先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青年的品德构成中处于核心地位，为青年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青年的正确的三观的培养只有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完成。青年只有有了正确的思想指导，才能使自己的知识能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沿着正确的方向得到充分发挥，为中国的富强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时代需要青年，中国的发展依靠广大的青年人才，青年人应义不容辞地挑起祖国交给的重担。

二、青年自身发展的摇要

现今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下，青年在身体发展方面能得到较好的环境。青年的心智发展，则需要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青年在身体发展得到保障的基础上，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们渴望科学技术知识，希望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以报效祖国。他们认识到，只有祖国强大了，他们才能大有作为，才能有一个更好的施展才能和获取物质精神营养的环境。青年的自身发展，就是要完成素质的优化，完成大量的实践活动。青年自身发展好，那么他们在社会的地位就更高，作用会更大。这也是由他们自身的思想特点决定的。

三、青年的思想特点

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的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之心强烈

青年人时代感非常强，观察问题敏锐，他们热爱党，关心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他们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耳闻目睹了我国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他们的经历让他们认识到，只有国家富强了，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青年自身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二)青年人思想活跃，思维方式灵活

求新求异是青年人思想的重要特征。他们接受新思想、认识新事物快，对时代变化的反映更敏捷。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各项建设成就的取得，使广大青年尤其是大学生能够接触到大量的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西方文化，再加上政治的逐步民主化，思维能力大大提高。当代青年学生的思维模式也由静态、单向和直线思维向动态、网络、辩证思维的方向发展。多维性思维的形成，创造性思维的确立，使青年中不少人的思维活跃。他们敢于质疑，敢于想象，勇于探索和大胆求证。

(三)青年人大胆追求，竞争意识强

青年人的生活丰富多彩，他们从有益的活动中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能力，使自己的个性也得到了发展，生活更加充实。他们的学习、生活节奏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而加快了。在短时间内，他们力求吸收更多最新的知识信息。他们不满足书本知识，广泛涉猎各种书籍杂志，扩大知识面，形成自己合理的知识结构，还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他们大胆追求美的真谛，部分青年由过去只注意形态美、风度美发展到气质美和心灵美，由对美的欣赏发展到参与美的创造。总的说来，青年人的优点是其他年龄段的人难以比拟的。他们生气勃勃，充满青春的活力;思维灵活，反映敏捷;思维活跃，不迷信、不僵化、敢想、敢干、敢说。尤其是他们政治热情高，关心祖国，关心党风、社会风气的好坏，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他们正以自己特有的风采，在各条战线上发挥自己的先锋和突击作用，他们是祖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科技化，走向世界不可能缺了当代青年的努力奋斗。

(四)青年的思想存在不成熟的一面

青年是成长中的青年，他们涉世浅，经历简单，知识不足，能力弱，更缺乏艰苦环境的锻炼。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真正形成。这些不足，决定了青年人看问题简单、理想主义成分重，思想不稳定，遇上困难和挫折易于动摇。这也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应将这个群体作为主要对象。他们的思想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一是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对中国国情了解不够，急于求成思想重，支持经济基础建设速胜论的观点;二是思考问题易走极端，易盲从、盲动;三是追求民主热情高于理性，梦幻多于现实，或者片面吸取过去搞民主的教训，对政治、民主淡漠，讲求实惠，注重眼前享受，追求金钱;四是对存在的社会腐败现象认识不清，因而产生悲观失望和抵触情绪。有的青年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侵袭，受到黄色流毒的侵害，受到“黑客”的侵扰，思想上出现一度的困惑甚至产生犯罪心理。这一系列的青年思想的不足与缺限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不得不重视，迎接新的挑战。

四、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青年的优势决定了他们是社会中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的不足，也决定了他们应受到教育，科学的迅猛发展，青年人是科学的带头人，在推动科学发展的同时，也夯实了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青年的取向将越来越成为社会价值取向的主体，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他们在社会发展中有特殊作用其他年龄段的人根本无法取代。

首先，青年人是各行各业的接班人。社会发展是一项无限运动，而人只有有限的生命。人类社会文明成果要被传承，要被创造，必须有中老年人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在青年人中培养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5至10年后，祖国整个建设重担将大部分落到他们的肩上，再过20年左右，整个国家的命运乃至整个民族的兴衰都将由他们承担。

其次，青年人还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社会责任，青年人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同时，还处于组建家庭、繁衍后代的阶段，必须花大功夫去培养后代，保证后代的健康成长，合理有效地开发后代们的智力，培养他们良好的品行，为后代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莫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青年人是社会生产的突击队、生力军。青年人自身的体力、智力处于旺盛期，思想活跃，有条件成为社会生产的突击队。中年人要锻炼培养他们，总会把一些具有挑战性和一定难度的工作交给青年人去干，青年人从中得到锻炼尽快成长，他们也乐于干这些工作。青年人对中老年人的尊重及对他们的依赖性，决定了青年人愿意承担那些耗体力和智力多的突击性工作。青年人成才欲望强，又富有冒险精神的群体，在社会生产中，他们常常在搞技术革新、搞发明创造和攻克科学难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甚至是一些突破性的成果，不少都是青年人取得的。他们的创造活动，给各行各业带来了生机，产生了新的活力，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五、青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培养青年的全面发展是目标

这是由党的教育方针决定的;青年人未来责任重大，现实只有对他们进行全面教育，他们才能承担起未来和责任。另外，青年正处于全面发展的阶段，各方面都需要全面教育，全面发展是当前的任务。

(二)组织青年参加社会实践是关健

因为青年人的成长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是缺乏社会实践活动;他们强化深化所学书本知识也必须进人社会实践，能力的真正发挥必须在社会实践中完成。

(三)耐心说服，热情引导是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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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教育的实效性，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证明，教育者的建构性主导功能要与教育对象的自觉自为、能动积极的自我教育相结合才能使整个教育过程富有成效。近年来，从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的向度思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

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既符合现代教育理论，又贴近学生的实际，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应该对这一原则进行理论上的挖掘，充分揭示该原则的全面价值意蕴所在，阐明它的操作意向，使它充分科学化、明确化。在此，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的自我教育活动，我们倾向于将教育者的教育活动视为他人教育而展开下面的论述。

一、“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的价值体认问题

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结合的价值是什么呢?明确这一问题具有恒久性的意义。

人是教育的起点和归宿，教育最终要解决的是人的发展问题。我国教育家叶圣陶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不教育。”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也说：“只有能够激发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其实质是在承认任何教育的最终途径都是通过“自我教育”的基础上，在教育中巧妙地把对学生的教育变成其内在“自我教育”的需要，实现主体自我教育为主体所接受，教育的目的才得以实现，教育的价值才得以体现。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培养人、发展人的素质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根本价值指向就是不断提高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并成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达到的结果是青年群体的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青年个体的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超越。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凸现培养“合格建设者”、“可靠接班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等价值的同时，更强调提升青年的德性和精神境界的精神价值。其价值核心是青年自身内在的价值体现，是青年作为人才体现出的价值，是青年的素质全面发展的价值。

我们知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相结合其实是一种境遇性的交往式存在方式，尤其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它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平等性、开放性、对等性、民主性、主体性色彩，旧式的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教育模式已经逐步地转化为相互辨识、相互交往、平等互动，最终达成一种“视界融合”的教育取向和习惯。

当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针对性较差，实效性不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忽视了青年的主体性存在。实际上青年较为成熟的主体意识客观上要求我们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开展主体性教育，而且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未完全成熟，青年的主体性也还有待进一步培养、引导和发展。

所以，“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根本指向在教育对象身上，通过他人教育启发教育对象的自我教育意识，他人教育要为自我教育准备必要的客观条件，使教育对象在开放、多元、变动不居的教育环境中依据教育者所传递的价值观进行自我选择和自主建构，并对自己的选择切实地承担选择的责任。“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价值应该是：培养教育对象自我教育意识、自我教育习惯和自我教育能力的教育意向和动机，努力培养教育对象的价值观，确立正确的价值标准，在多元化的开放社会中对自我进行积极负责的精神建构和身心发育，这也是一个人真正实现精神成长、永不衰竭的动力所在。说到底就是．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学生的成长，为了学生的成人成才。

心理学研究表明，需要是行为的根本动因，没有人的需要就不可能形成人的主观动机，也就不可能有人的积极行为。培养青年自我教育意向和动机．关键在于培养和激发教育对象思想政治需要。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是“融求知需要、求证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于一体的一种需要”。在校青年又都具有“青年意识与行为的未定性与二重性”的明显特点．迫切需要来自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解释和说明的介入，这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最佳结合时机，如果教育者抓不住这一时机，或者教育的针对性不强、解释力不足、说服力不强、作用力度不够，就会造成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消退和疲软。

长期以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同程度存在：强制灌输“宏大叙事”话语体系，忽视从需要中找到与之相一致的契合点；教育活动与学生生活世界隔离，有意无意回避现实问题，造成学校与社会的反差，形成满足需要的假象；“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缺乏互动；忽视学生自身实践体验，把“掌握”等同“认同”；把终极目标作为起点，忽视学生个体差异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泯灭了人的旺盛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使之荒芜化，同时也使人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只是在“纸面上的”重要性，其实是可有可无的。事实证明“有为才有位”，思想政治教育如果长期无所作为，其重要性和地位都会受到损害。

二、“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的切人点问题

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二者的对接时，重心和动力是什么的问题、切入点是什么等问题是一个被长期遮蔽起来了的重要问题。

激发教育对象的自我教育的需要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的切入点。现在我们都知道，思想政治教育要富有实效性，关键在于针对性，即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针对需要的现状开展教育工作。这就要求，开发和利用一切能够有效满足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解决教育对象需要冲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认知成分和情意成分。只有这样才能为自我教育准备条件，激发起教育对象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因此，只有研究教育对象的需要，支持并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正当合理的需要，丰富和发展他们的健康需要，疏导和转化他们的不合理需要，力争与教育对象的自我教育渴望和诉求在性质上同构并完全契合，才能有效地保证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对接和沟通，才能使二者顺利地实现教育内在矛盾转化环节的顺利链接而不致于“掉链子”，才能保证宝贵的教育资源不被浪费掉、糟蹋掉，才能保证教育时机不被延误。

有学者经过长达2O年调查研究，总结出青年的需要理论(1℃O理论)，即青年的需要基本分为三类：成才需要(Needfortalent)包括专业学习、追求真理、荣誉与自尊和道德修养等；成长需要(Needforgrowth)包括充裕物质、艺术欣赏与娱乐、爱情、锻炼身体和友谊等；服从需要(Needforobey)包括遵守纪律、劳动与卫生和师生感情。这三类需要的相对强度，由强至弱依次为：成才需要、成长需要和服从需要。这说明，青年关注成才、满足成长、兼顾服从，需要层次向“自我实现型”转变。针对青年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才有了被接受的现实可能性，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才能协同动作。

1．满足青年成才需要，推进以德育为首位的素质教育。高等教育已从以前单一的重传授专业知识转变到今天的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注重提高素质。这正符合青年日益增长的成才需要。“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青年首先要学会做人，因为做人是做事的基础。学校以育人为本，育人以育德为先。意大利诗人但丁有句名言：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来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为满足青年不断增长的成才需要，我们必须全面实施以德育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帮助学生全面成才。

2．确保青年成长需要，促进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为保证青年的健康成长，学校、家庭和社会需要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如能正确引导青年对物质需要的满足方法，则有利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建设，更好地引导青年以积极的方式投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潮中。青年对属于成长需要的爱情和友谊的需要上升，这是人的基本需要，但作为教育者，应当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和友谊观，不能因此耽误学业，耽误成才。针对青年对艺术欣赏与娱乐和锻炼身体的需要下降，我们应在校园文化建设上下功夫，把高雅艺术引进校园，在积极提高青年思想政治素质的同时，提高青年的身心健康水平。

3．提高青年服从需要，强化对遵纪守法为基础的法制教育。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教育人们知法、守法、用法。我们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强化法制教育的内容，要使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法制化。遵纪守法是青年的一个基本素质，但我们在强调青年遵纪守法的同时，更要注意保证规章制度的有效性，这是规章制度得以实施的根本。

三、“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的保障问题

笔者认为，他人教育与自我教育双方的情感问题，是个瓶颈问题，是他人教育和自我教育二者能否结合和持续结合的保障。因为，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情感情绪因素，双方动机方向契合程度，对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的实现程度和质量都有影响。情感融洽，契合度越高，共识部分越多，教育过程就越积极，结合效果也越好，教育者的教育意图完成得也越充分，教育对象的教育需要也能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也就都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反之，“情感抗拒”，结合会产生隔膜，发生阻断，使教育质量、教育过程大打折扣。

因此，必须重视交互主体性原则，以引导和服务为载体，构建双方平等与亲和的情感，杜绝“情感抗拒”。

交互主体理论认为，交互主体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以单纯主体的姿态把其他主体当作单纯的客体来取得其他主体的认同和理解，也不可能直接达到对其他主体的改造。所谓主体性，就是指作为认识主体在处理外部世界关系时表现自觉性、选择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德国的胡塞尔认为，主体之间不能是一种因果关系，同时也不应该是一种纯粹形式逻辑推理关系，而是一种“同情”关系。严格说来，科学的教育行为中并不存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两背式主客体关系。因此，我们对待他人不能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而要采取互尊、互爱的人道态度，在交互主体中把自我与他人放在完全独立平等的地位。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际上是教育者与学生之间交流思想和感情的过程。只有两者的积极性都得到充分调动，才能杜绝双方的“情感抗拒”现象。因此，要创造热爱、向往、仰慕、亲切、和善等有助于教育过程正向运动的情感情绪，避免厌恶、鄙夷、憎恨、提防、生冷、抵触等不利于教育过程正向运动的情感情绪的出现，使教育过程“喜人”而不是“烦人”。而最主要还是取决于教育者以真诚、饱满的教育热情地做好引导和服务。

1．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将社会意识转化为学生的自我意识，但教育者不能将其观点、立场移植给学生。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课堂教学，长期以来都是以教育者的教导、解惑为主，学生缺乏主动参与和亲身体验过程，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为此，作为教育者应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参与到教育过程中来，自己观察、比较、思考、判断和选择，自主地调节自己的作为，在生活实践中完善自己的品格。我们要多给学生提供自我教育的机会。面对学生自我意识发展中存在一些消极的倾向，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和批评，而应该积极帮助引导。不能板着面孔对其大加训斥，而应该认真分析学生产生这些认识的社会原因和主观原因，并努力寻找端正学生思想认识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更应该给学生讲清正确分析、看待各种社会现象的方法，积极引导学生的自我认识向更深层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越强，其学习的主体性表现就越充分，其探索的欲望就越强烈，学生就会变被动为主动，变接受教育为自觉探索。:

2．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要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接受是有选择的，都会从自己的需要、兴趣出发进行选择。教师要尊重、关心学生的各种需要，这样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体现国家、社会对学生在思想政治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必须把握学生的兴奋点，对于学生普遍关注的问题，要重点讲解和积极引导，即要主动抓住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正面教育学生；要针对社会消极现象，正面引导学生；寻找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如学生的自身发展问题、就业问题，耐心开导学生，帮助学生解答一些疑难问题，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有针对性和吸引力。

篇（5）

2.对于组织案例的讨论上

案例的讨论在案例教学中处于关键的重要性地位，这一环深刻的连接着抽象的理论知识和具体的现实实际，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其组织案例的讨论能力则是重要的一环。但是在组织对案例讨论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参与案例讨论时，一定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之前的传统教学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则往往都是被动受教，在原有的基础上教师与学生相互分离，所传授的知识也不能完全的被学生消化，这样做的结果直接影响到学生参与教育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而易见，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定会相应减少，其学习能力也会下降，所以一定要激发其参与意识，明确教学的主导是学生，只有将学生和教师放在该放在的地位上，这样所带来的结果将是截然不同的，其教学案例也会顺利开展。第二，师生互动务必要充分具体。古人云良好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和谐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只有学生和教师的相互讨论，才能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和认知得到更全方面的理解和掌握，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讨论开展的顺利、高效。第三，注重讨论的主题，切不可囫囵吞枣一把抓。通过对所给案例的讨论，一定要明确一个主题，其主题内容必须要具体，并限定讨论的相关内容以及话题的设定，通过这样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讨论，才能使现有的讨论变得更加具体。

3.对于教师对案例选择的评述上

教师在组织一堂案例讨论的时候，学生们对所选案例难免会理解的不到位，但是在这个时候，教师切不可一刀切，一定要全面的分析学生所给出的答案，这也是案例教学中关键性的步骤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必须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明确原则，立场鲜明。给予学生们在讨论中所阐述的正确论述和一些闪光点充分的肯定和赞美，对错误的理解一定要给学生讲述该想法错误的原因以及明确该问题的正确论述，对于一些问题的理解偏差，教师要帮助学生转入正轨，并分析问题出错的原因，这样既能让学生们真正体会到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而且也能明确学生在未来的日常活动中所应该有的态度。其次，总结和评述语言必须精炼。准确且具有说服力的语言更容易让人信服，既然学生信任你，那么在课前教师就需要做好与案例相关的阅读、总结、及其文章的归纳整理工作，对学生所讨论出来的结果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和解读，对于这一环节，既是教师拼能力的环节也是对教师综合实力的考察。

篇（6）

2、论文选题应与研究方向一致，论文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或较好的实践价值，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应遵循的原则是：

(1)选题的着眼点应从本门学科出发，着重选择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2)课题应具有先进性，使研究生有可能在论文中提出新见解;

(3)课题的份量和难易程度要适当，应能在1年至1年半时间内完成;要考虑完成论文的条件是否具备;

(4)选题应尽量结合研究生所在学科的研究方向或导师的科研任务;

(5)选题应考虑研究生本人的基础和实际能力，结合研究生本人的特长。

3、论文选题可在第二学期开始，不应迟于第三学期。

二、论文开题

(一)开题时间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可在第三学期开始，开题报告完成时间不应迟于第四学期。

(二)开题报告内容

1、题目的来源及意义。

2、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3、课题研究主题及主要内容。

4、课题研究方法。

5、工作量和工作进度安排(包括文献阅读、方案设计、论文撰写等)。

6、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三)论文开题工作程序

1、论文题目选定后，研究生应填写《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份，经导师签署意见后报学科组。

2、研究生的开题报告通过学科组初审后，由学科组邀请有关教师、专家作为评议人参加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报告会具体组织工作由研究生所在系(部、所)负责。报告会上由研究生汇报所选论文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当前国内外该课题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研究方案、论文内容及安排、完成论文的时间和预期结果、可能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等方面的情况。研究生报告后，指导教师可以作必要的补充和说明。然后，评议人就选题的意义，方案是否正确和完善，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科学意义、经济或社会效益等进行审核和评议。

3、根据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和对问题的回答,评议人对研究生的开题报告进行评议。评议人的评议意见分为“同意”、“弃权”和“不同意”三种。获评议人2/3(含)同意的开题报告为通过;未获评议人2/3同意的开题报告为不通过。未通过开题报告的研究生应在指定时间内对论文开题报告作进一步修改、补充，重新参加论文开题报告会。

4、《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经导师、学科负责人批准签字后，连同《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议表》报研究生处备案。

(四)开题报告考评依据：

1、成绩合格的依据：

(1)具有独立搜集和综合分析资料的基本能力;选题合理，能掌握与本选题有关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动态，学术思想清晰。

(2)研究方案可行，基本掌握关键问题;对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分析思路基本正确;开题条件基本具备。

(3)研究工作计划安排合理。

2、成绩不合格的依据：

篇（7）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他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功绩不容否定。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完全能从他的音乐作品（特别是声乐作品）的创作中体现出来。如：《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等救亡歌曲和他的代表作《黄河大合唱》,都体现了这种精神,也表达了人民的心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这是他在歌曲创作领域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歌曲创作的宝贵财富，值得后辈学习和借鉴。但是，从冼星海的《创作札记》反映出来的交响乐创作思想和创方法，以及20世纪50年代主流思想对交响乐创作导向的负面影响，值得认真反思。

一、冼星海标签式创作方法与标题的关系

冼星海著《我们学习音乐的经过》[1]中的《创作札记》，记载了他所有作品的写作目的、原因、背景和作品的反响等。对歌曲记录非常简单，只有演唱后的社会反应。器乐作品记载很具体：主题材料的来源、写作前的构思、作品表现的内容和创作目的与动机等。如：《中国狂想曲》“作品包含五部份，中国民间流行的歌曲，把它加以变化，遂成了狂想曲形成：1.开始小快板、中板然后古情歌，2.《五月鲜》小快板，3.广东的《下山虎》中板，4.陕西的《观灯》小快板，5.陕北的《秧歌》。”如：音画《中国生活》则用现成音调：《在河上》、《船民歌》、《拉犁歌》、《耕耘》、《青年苦力们进行曲》、《顶硬上》、《中国农村之夜》、《催眠曲》等等。

这些作品的创作材料都是用这种现成的标签式音调，拼凑组合的。他的《第二交响乐》更明确：“详细内容可分为：行板：音乐开始描写和平时代的(前)苏联……但德国法西斯（以下简称法西斯）已向欧洲各国侵袭，把主要四个主调作了介绍：

A.(前)苏联；B.英国；C.美国；D.法西斯。a是 (前)苏联动员。b是(前)苏联与英国鉴定互助条约。c是(前)苏联与美国鉴定互助条约。德国法西斯再力拼其全力，以三十步兵师、十三个坦克师、五个摩托化等进攻莫斯科，(前)苏联消灭了法西斯的二七一六辆坦克、五九八一架载重车、六六门大炮、四五八门迫击炮等。第二战线的实现。法西斯被最后歼灭……”如此等等。

冼星海试图用这些现成的音调（例如《国际歌》和美国、英国的国歌等音调）去引起听众的联想。这种插标签式的使用主导动机，想通过标题文字含义去囊括标签内容的创作法，他尝试用交响乐表现历史，用音符去“直译”新闻报道，这违背了音乐的特殊规律（音乐艺术的非视觉性和非语义性），脱离了音乐形象的创造，在今天看来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但是50年有大量音乐家推崇，这值得我们反省。

二、冼星海《创作札记》中的美学观

从《创作札记》上看，他对早期作品如：声乐曲《牧歌》、《雨的乡村》、《夜曲》等；器乐曲组曲《作品二号》、r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等记录得很简单，只有名称，没有作品内容的注释，后期的每一件都有内容注释。

现在分析他的注释有两个目的：第一，为作品构思现实主义内容，如 “《第一交响曲》内容说明”“第一组曲《后方》内容有……”等等。他后期所有器乐作品都有“内容”或“内容可分为”的文字说明。第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自己作品。

具体分析其原因，冼星海回国后，在轰轰烈烈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用高昂的鲜明的爱国主义歌词为内容创作革命歌曲，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的革命热情，为那高涨的抗日救亡革命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伟大的功绩，他的歌曲成为战斗的武器，前进的号角，其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的艺术价值，音乐的审美功能已经升华为一种不屈精神，音乐的价值被升华为一种“精神武器”，音乐被“实用化”。

但根据音乐的非语义性、非视觉性和空间时间性判断，除了歌曲有歌词的文字内容外，交响乐、组曲、协奏曲等纯音乐，肯定没有描述写具体内容的功能。

三、20世纪50年代音乐家的导向

50年代的音乐家说冼星海：“他遗留给我们典范作品，将永远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必须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前进，创作更多更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如：马思聪在说：“严格地说，星海的某些作品在技术上是存在着缺陷的，是不够成熟的……”

丁善德的说：“他们都是以音乐为武器向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的英雄……星海同志的作品是多样化的。从形式上分为：群众歌曲、歌剧、器乐曲、交响曲、大合唱等，富于战斗性，具有独特风格。伟大的先行者，遗留给我们典范作品，将永远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必须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前进，创作更多更好的现实主义作品。”

马可说：“星海的《第三交响乐》包含许多现实的战斗内容，是根据《》和许多政治、经济学材料来写的。”

20世纪80时年代，音乐家瞿维先生：“绝大部份同志都肯定这部作品。构思十分雄伟，可以说是我国音乐史上第一部有气魄的史诗性的富有哲理性的交响乐。”

这些音乐家，都肯定冼星海在交响乐中追求的现实主义内容，赞成冼星海要用交响乐来写政治论文，马可也是以推崇赞扬的态度来谈冼星海的《第三交响乐》，歌颂冼星海的创作，把他的作品视为经典。

但这种导向给人们在认识、创作、欣赏交响乐时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实际上全然不顾交响乐表现上的特点。我们要从音乐表现的非语义性视角，认识交响乐的表现特点，审视冼星海交响乐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遵循音乐艺术的特殊规律，不能将交响乐创作“实用化”， 放弃交响乐中的“标签式”作曲法，放弃“史实细节”描写，放弃“政治论文”推理和翻译，探索中国交响乐健康科学发展的道路，创作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1] 冼星海.我们学习音乐的经过[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

[2] 马思聪.纪念聂耳、星海[J].人民音乐,1955,（10）.

[3] 丁善德.沿着聂耳、星海的道路前进[J].人民音乐,1955,（10）.

篇（8）

一、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的关系

译介学是把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交流沟通的现象，而不是研究翻译技巧、翻译艺术、翻译理论的。它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捕捉和理解各种翻译现象，它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实践。［2］

从研究视角上看，译介学研究是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角度出发，把翻译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探讨；而传统翻译则是从翻译本身出发，研究语言、理论、技巧等问题。打个比方，译介学关注的是译本在某国流传所产生的文化沟通的影响，而传统翻译关心的是译本是否忠于原著以及翻译水平等。［4］

在研究目的上，译介学研究翻译的目的是把它作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国家文学、文化交流对话的一种手段，进而考察它对改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传播人文精神以及建设人类多元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传统的翻译则是总结翻译理论和经验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为目的。另外，译介学把研究翻译的重点放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学、文化的互识、互补、互证、互融和共建上；而传统翻译的研究更多地注重语言的转换过程、翻译水平及翻译经验等。［6］

二、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法国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提出的。［1］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可见，所谓“创造性叛逆”指的是文学翻译采用本国读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并对所要表达的内容加以改造变形。所以译文不是要如何达到最大限度的等值，而是译文如何及为何偏离原文。正由于这一地位的确定，原作、译作和创作处于系列关系之中。译介学认为在译本中原作者及其文化语境不可能完全退场或消失，而是自始至终作为一种文化力在制约译本的意义诠释和读解。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置换，译语文化的意义特征融于译本之中，使译本与原作得以区别开来，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的特色阐释都会给译本涂上民族性色彩。因此，翻译文学是具有民族性和异域性双重特征的文本实体，应该拥有与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三足鼎立的独立地位。可见，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那是因为翻译造就了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在这个碰撞过程中，译者和读者都参与了创造性叛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各种各样，具体表现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下面分成几种情况来进行阐述。

三、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1.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译者翻译的个性化体现。所谓“归化”是译者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这样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3］但主张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译者认为：1）试图把源语文化体系强加于译语文化，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此，译文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而且要克服文化的障碍；2）因为翻译就是交际，译者的责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的冲突；3）如果译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在读者对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读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译文；4）从交际的观点来看，即使原文中每一个词在译文中都能用“对等词”译出来，也不一定保证译文对读者所起的作用能与原文对原文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因为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因此，在翻译界出现了一批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派”。归化翻译随处可见，比如，在英汉互译中，“馒头”与“steamed bread”，“一箭双雕”与“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都肯定了译语文化的立场。还有站在产品促销立场的“coca cola（可口可乐）”等。

正好相反，“异化”就是译语文化“屈从”源语文化的现象。［3］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的译者认为：1）有必要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而且这也是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之一；2）译者相信读者有能力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3）翻译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这是翻译的主要目的；4）译文如果不能传达源语世界的现象，就不能算“忠实于原作”。像“武装到牙齿”和“armed to teeth”，“一国两制”和“One country，two systems”都体现了源语文化的特征。

可见，译者的归化和异化是译者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归化和异化均有存在和应用的价值。一方面，以介绍中国文化为目的的哲学著作、政治论文、历史乃至民间故事，一般都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因为这类作品就是要把源语文化介绍给译文的读者。另一方面，一些实用性的文章，如宣传资料、通知、公告、广告、新闻报道乃至通俗文学和科普著作，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原则。无论如何，一个译者如果能够通过技巧始终如一地为明确文化立场服务，而这种立场又能反映时代的发展趋势，并被读者理解接受，那么，他的译文就是上品。

以杨宪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两人所译的《红楼梦》为例，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倾向。例如：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Yang：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goose in the sky.（Hawkes：242）

我们可以看到杨宪益先生基本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而霍克斯先生则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当然，“归化”和“异化”不是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对译者来说，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一旦遵循了一种基本原则，就要尽可能保持这种倾向。

2.误译与漏译

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都属于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除了纯技术上的误译，比如把“亿”翻成了million、把cow错当了crow等，其他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和误释，是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阻滞点，它能鲜明、突出地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例如英译者在翻译陶诗《责子》中“阿舒已二八”译成“Ashu is eighteen years old”，显然译者不知“二八”是十六的意思。还有前几年Scott Turow写的小说“Presumed Innocent”被译成《假设的无辜者》，从字面上看好像不错。其实它是由西方的法律术语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无罪推定”变化而来的，所以正确的应该译成《推定无罪者》。

除了无意的误译，还存在有意的误译。原因有两种，一是因为译者为迎合本民族文化心态和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翻译。如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英译名是“Road to Calvary”，而Calvary是耶酥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在这里“苦难”被抹上宗教的色彩；二是译者强行引入外来文化的模式和语言方式。例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的汉诗有意不理会英语语法的规则，将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译成“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有意仿效中国古诗的并置手法，从而引发了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

有意的误译和无意的误译不同之处还在于后者是一眼便看出来的“硬伤”，前者从字面上看似不是错误，只是在强调文化意识的情况下才看出它的遗憾，因此叫“暗伤”。所以，译介学把翻译看作跨语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从而时时保持警惕的文化意识，不以找到字面上的对应为满足，这应该是比较健全的翻译观。

漏译也分成无意和有意。无意的漏译多为一言半语，通常不会产生什么文学影响。有意的漏译又叫节译。节译的原因很多，考虑到接受地的风俗习惯，为迎合接受地读者的趣味，为便于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原因，等等。例如蟠溪子翻译的《迦因小传》，译者为了不与中国传统道德相抵触，故意把原著男女主人公两情缱绻、未婚先孕的情节删去。

3.转译与编译

转译与编译属于特殊型的创造性叛逆，它们都使原作经受了“两度变形”。转译指的是借助一种语言去翻译另外一种语言作品。在大多数情况下，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尤其是翻译小语种的文学作品。但是，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地融入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和阐述，甚至融入译者的语言风格、人生经验乃至个人气质。因此，通过媒介语转译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会产生“二度变形”也就不难理解了。

编译不仅包括语言文字的转换，而且包括文学样式和体裁的改变。例如林纾把易卜生的剧本《群鬼》译成文言文小说《梅孽》。虽然编译的叛逆表现在文学作品的样式和体裁上，但文学作品翻译本身就存在创造性叛逆，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也是对原作进行了“两度变形”。

四、读者的创造性叛逆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文学交流，那么脱离了读者接受的文学翻译就是一堆废纸，因为只有在读者的接受中，文学翻译才能实现其交流的目的。［5］我们都知道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但我们却较少注意到当译者把译作奉献给读者后，读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并调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也加入了这个再创造过程。而读者的再创造是在译者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因此他的再创造与译者相比，就更富有创造性，更富有叛逆性。

1.主观的创造性叛逆

读者主观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来自他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等。例如将“In the country of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译成：“蜀中无将军，廖化充先锋。”不同的读者读到译文时会有不同的反应：（1）自然，这种表达合情合理；（2）佩服，这位外国作家连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都知道；（3）怀疑，难道西方人也知道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吗？可见，由于读者各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他们无法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相同的反应。读者的主观叛逆可见一斑。

2.客观的创造性叛逆

客观的创造性叛逆，这里所指的客观因素是指不同的文化环境与不同的历史环境。我们知道，作者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他的心目中总是有其特定的对象，并相信作品可以被他们所理解。但由于翻译给作品披上了另一种语言的外衣，被介绍给他所意料之外的对象阅读，而这些对象与他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有时甚至还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于是作品的变形就在这样的接受中发生了。例如英国作家Swift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但小说被介绍到其他国家后，人们感兴趣的是作者描写出来的充满怪异的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变成了一本轻松有趣的儿童读物。英国小说《牛虻》在英国本土不十分出名，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在学习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热潮中，从小说主人公那里知道了这本英国小说，于是《牛虻》成了当时青年的案头必备读物，当时的青年从中学到了高昂的革命精神。但到了“”时期，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青年不仅感受不到书中昂扬的革命精神，相反觉得这本书充满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甚至把它看作“黄”。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由此赫然可见。

以上我们从译介学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但无论如何，翻译策略的选择最终还要视原作的文体和翻译的目的而定。翻译中所碰到的问题不外乎是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就文化差异而言，不同的目标文化对于出发文化有不同的接受状态，而不同的文化状态对于出发文化的文化因子又有一定的选择偏向。因此，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地位很重要，它不再被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是一种跨文化转换的模式。

参考文献：

［1］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5］刘献彪，刘介民.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6］Nida，Eugene.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3.摘 要： 在西方，翻译常被看作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译者翻译原作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读者阅读译作也经历了一个“创造性叛逆”过程。本文从译介学的角度，以译者和读者两个身份来具体阐述译者在翻译中和读者在阅读译作时的一些“创造性叛逆”特征。

关键词： 翻译 创造性叛逆 译介学

一、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的关系

译介学是把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交流沟通的现象，而不是研究翻译技巧、翻译艺术、翻译理论的。它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捕捉和理解各种翻译现象，它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实践。［2］

从研究视角上看，译介学研究是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角度出发，把翻译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探讨；而传统翻译则是从翻译本身出发，研究语言、理论、技巧等问题。打个比方，译介学关注的是译本在某国流传所产生的文化沟通的影响，而传统翻译关心的是译本是否忠于原著以及翻译水平等。［4］

在研究目的上，译介学研究翻译的目的是把它作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国家文学、文化交流对话的一种手段，进而考察它对改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传播人文精神以及建设人类多元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传统的翻译则是总结翻译理论和经验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为目的。另外，译介学把研究翻译的重点放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学、文化的互识、互补、互证、互融和共建上；而传统翻译的研究更多地注重语言的转换过程、翻译水平及翻译经验等。［6］

二、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法国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提出的。［1］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可见，所谓“创造性叛逆”指的是文学翻译采用本国读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并对所要表达的内容加以改造变形。所以译文不是要如何达到最大限度的等值，而是译文如何及为何偏离原文。正由于这一地位的确定，原作、译作和创作处于系列关系之中。译介学认为在译本中原作者及其文化语境不可能完全退场或消失，而是自始至终作为一种文化力在制约译本的意义诠释和读解。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置换，译语文化的意义特征融于译本之中，使译本与原作得以区别开来，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的特色阐释都会给译本涂上民族性色彩。因此，翻译文学是具有民族性和异域性双重特征的文本实体，应该拥有与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三足鼎立的独立地位。可见，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那是因为翻译造就了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在这个碰撞过程中，译者和读者都参与了创造性叛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各种各样，具体表现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下面分成几种情况来进行阐述。

三、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1.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译者翻译的个性化体现。所谓“归化”是译者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这样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3］但主张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译者认为：1）试图把源语文化体系强加于译语文化，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此，译文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而且要克服文化的障碍；2）因为翻译就是交际，译者的责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的冲突；3）如果译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在读者对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读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译文；4）从交际的观点来看，即使原文中每一个词在译文中都能用“对等词”译出来，也不一定保证译文对读者所起的作用能与原文对原文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因为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因此，在翻译界出现了一批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派”。归化翻译随处可见，比如，在英汉互译中，“馒头”与“steamed bread”，“一箭双雕”与“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都肯定了译语文化的立场。还有站在产品促销立场的“coca cola（可口可乐）”等。

正好相反，“异化”就是译语文化“屈从”源语文化的现象。［3］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的译者认为：1）有必要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而且这也是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之一；2）译者相信读者有能力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3）翻译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这是翻译的主要目的；4）译文如果不能传达源语世界的现象，就不能算“忠实于原作”。像“武装到牙齿”和“armed to teeth”，“一国两制”和“One country，two systems”都体现了源语文化的特征。

可见，译者的归化和异化是译者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归化和异化均有存在和应用的价值。一方面，以介绍中国文化为目的的哲学著作、政治论文、历史乃至民间故事，一般都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因为这类作品就是要把源语文化介绍给译文的读者。另一方面，一些实用性的文章，如宣传资料、通知、公告、广告、新闻报道乃至通俗文学和科普著作，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原则。无论如何，一个译者如果能够通过技巧始终如一地为明确文化立场服务，而这种立场又能反映时代的发展趋势，并被读者理解接受，那么，他的译文就是上品。

以杨宪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两人所译的《红楼梦》为例，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倾向。例如：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Yang：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goose in the sky.（Hawkes：242）

我们可以看到杨宪益先生基本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而霍克斯先生则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当然，“归化”和“异化”不是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对译者来说，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一旦遵循了一种基本原则，就要尽可能保持这种倾向。

2.误译与漏译

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都属于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除了纯技术上的误译，比如把“亿”翻成了million、把cow错当了crow等，其他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和误释，是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阻滞点，它能鲜明、突出地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例如英译者在翻译陶诗《责子》中“阿舒已二八”译成“Ashu is eighteen years old”，显然译者不知“二八”是十六的意思。还有前几年Scott Turow写的小说“Presumed Innocent”被译成《假设的无辜者》，从字面上看好像不错。其实它是由西方的法律术语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无罪推定”变化而来的，所以正确的应该译成《推定无罪者》。

除了无意的误译，还存在有意的误译。原因有两种，一是因为译者为迎合本民族文化心态和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翻译。如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英译名是“Road to Calvary”，而Calvary是耶酥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在这里“苦难”被抹上宗教的色彩；二是译者强行引入外来文化的模式和语言方式。例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的汉诗有意不理会英语语法的规则，将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译成“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有意仿效中国古诗的并置手法，从而引发了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

有意的误译和无意的误译不同之处还在于后者是一眼便看出来的“硬伤”，前者从字面上看似不是错误，只是在强调文化意识的情况下才看出它的遗憾，因此叫“暗伤”。所以，译介学把翻译看作跨语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从而时时保持警惕的文化意识，不以找到字面上的对应为满足，这应该是比较健全的翻译观。

漏译也分成无意和有意。无意的漏译多为一言半语，通常不会产生什么文学影响。有意的漏译又叫节译。节译的原因很多，考虑到接受地的风俗习惯，为迎合接受地读者的趣味，为便于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原因，等等。例如蟠溪子翻译的《迦因小传》，译者为了不与中国传统道德相抵触，故意把原著男女主人公两情缱绻、未婚先孕的情节删去。

3.转译与编译

转译与编译属于特殊型的创造性叛逆，它们都使原作经受了“两度变形”。转译指的是借助一种语言去翻译另外一种语言作品。在大多数情况下，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尤其是翻译小语种的文学作品。但是，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地融入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和阐述，甚至融入译者的语言风格、人生经验乃至个人气质。因此，通过媒介语转译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会产生“二度变形”也就不难理解了。

编译不仅包括语言文字的转换，而且包括文学样式和体裁的改变。例如林纾把易卜生的剧本《群鬼》译成文言文小说《梅孽》。虽然编译的叛逆表现在文学作品的样式和体裁上，但文学作品翻译本身就存在创造性叛逆，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也是对原作进行了“两度变形”。

四、读者的创造性叛逆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文学交流，那么脱离了读者接受的文学翻译就是一堆废纸，因为只有在读者的接受中，文学翻译才能实现其交流的目的。［5］我们都知道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但我们却较少注意到当译者把译作奉献给读者后，读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并调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也加入了这个再创造过程。而读者的再创造是在译者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因此他的再创造与译者相比，就更富有创造性，更富有叛逆性。

1.主观的创造性叛逆

读者主观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来自他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等。例如将“In the country of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译成：“蜀中无将军，廖化充先锋。”不同的读者读到译文时会有不同的反应：（1）自然，这种表达合情合理；（2）佩服，这位外国作家连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都知道；（3）怀疑，难道西方人也知道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吗？可见，由于读者各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他们无法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相同的反应。读者的主观叛逆可见一斑。

2.客观的创造性叛逆

客观的创造性叛逆，这里所指的客观因素是指不同的文化环境与不同的历史环境。我们知道，作者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他的心目中总是有其特定的对象，并相信作品可以被他们所理解。但由于翻译给作品披上了另一种语言的外衣，被介绍给他所意料之外的对象阅读，而这些对象与他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有时甚至还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于是作品的变形就在这样的接受中发生了。例如英国作家Swift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但小说被介绍到其他国家后，人们感兴趣的是作者描写出来的充满怪异的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变成了一本轻松有趣的儿童读物。英国小说《牛虻》在英国本土不十分出名，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在学习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热潮中，从小说主人公那里知道了这本英国小说，于是《牛虻》成了当时青年的案头必备读物，当时的青年从中学到了高昂的革命精神。但到了“”时期，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青年不仅感受不到书中昂扬的革命精神，相反觉得这本书充满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甚至把它看作“黄”。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由此赫然可见。

以上我们从译介学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但无论如何，翻译策略的选择最终还要视原作的文体和翻译的目的而定。翻译中所碰到的问题不外乎是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就文化差异而言，不同的目标文化对于出发文化有不同的接受状态，而不同的文化状态对于出发文化的文化因子又有一定的选择偏向。因此，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地位很重要，它不再被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是一种跨文化转换的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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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图分类号：C9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135-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880076)；浙江省教育厅资助项目(Y200906862)。

作者简介：骆徽(1979－)，男，浙江义乌人，哲学博士，温州大学学院讲师；刘雪飞(1980－)，女，安徽明光人，教育学博士，温州大学学院讲师。

一、秩序与正义的概念解读

首先，“秩序”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指“次序”，表明事物之间按照一定次序组合的有序性。在现代汉语中，“秩序”通常指某种行为规则或某种比较稳定的状态，与混乱无序相对。在英语中，“秩序”一词与“order”相对应。哈耶克认为，所谓的秩序，指的是这样一种事态，在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所以，秩序作为人的存在规则，意味着社会的有序性、可控性、稳定性、安全感以及人们行为的良序互动和对社会生活的理性预测，对于人类社会生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种价值。因此，哈耶克指出，“就讨论任何一种复杂现象来说，秩序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

在现实中，秩序常常与规范、准则等作为等价概念来使用，但二者有一定区别。秩序是各种规范的实践过程，规范是秩序的表象特征。人类社会秩序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一定社会关系的维持和发展，也就是一定社会秩序的建立和运行过程，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秩序模式。”推广到国际社会，国际秩序或世界秩序就是以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这些行为体的存在及其交往互动构成世界秩序。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就会有相应的秩序模式。同时，秩序也是一种福利，国际社会的秩序状态就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国际社会上，国际秩序一方面是国家的一种福利形式，另一方面也是保障和增进其它形式福利的手段、途径。

秩序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前提。人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生物体，具有同所有生物一样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自我保护本能导致人与人之间为了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而相互竞争、冲突、甚至残杀。如果不对人的这种本能给予一定的约束，使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具有一定的秩序，人类就会连基本的生存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并将最终在自相残杀中走向毁灭。古希腊哲学家和政治家梭伦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人们总想用不正当的行为来发财致富；他们彼此明抢暗偷，甚至对神圣的或公共的财产也不放过，……那时整个城邦就会遭到一种不治之症的降临，不久便会丧失自由，诱发战争和自相残杀的斗争。而使许许多多的人毁灭于他们的青春时代”。为此，他认为必须用“公道”和“正义”来限制人们对财富的永无止境的追逐。他所说的“公道”和“正义”其实就是以“公道”和“正义”为准绳的国家法律制度。

秩序可以满足人们对行为选择及其事件发生的可预期性需求。“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便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变得日益复杂，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表现以及社会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不仅使人感到不安和焦虑，而且使社会交往变得困难。因此，人类社会就需要以某种方式使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有序性。在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于自己在某种特定场合应如何行动以及他人将会对自己的行为作何种反应可以有一定的预期。这种可预期性既可以满足人们对安全的心理需求，又可以实现人们对生活便利和活动效率的追求。“如果不存在秩序、一贯性和恒长性的话，则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事其事业，甚或不可能满足其最基本的需求”。

社会稳定就是形成和维护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各种社会活动有序进行，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各得其所，相安无事。要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就必须事先对各种社会关系作出安排，事先设定人们的权力义务，设计人们的行为规则并保证人们按规则行动。原始社会的秩序是通过习惯、依靠道德和宗教自发形成的。国家出现以后，人们的利益多元化，因而只能依靠法律的作用自觉地创设并维护社会秩序。秩序意味着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势必会损害个人的一些利益。那么，这种个人利益损失限制在什么程度内才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呢?这就涉及到社会正义问题。秩序里面应当包含人们对正义的要求。

其次，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私有制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为公的，因而无所谓正义与不正义。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人们的各方面需要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人都处于理想的高水平的平等之中，因而亦无所谓正义与不正义。只有在私有制社会里。一方面是人被自私与欲望驱使，另一方面是自然和社会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时，正义才得以产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纵人们的欲望，如果没有正义，社会必然立即解体，而每一个人必然会陷于野蛮和孤立的状态。因此，当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正义既是治国安邦的原则，同时也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正义原指事物之间的一种平衡的关系或秩序。正义的原始含义乃是指由宇宙万物根据其各自的规定地位所构成的适当的比例和秩序。根据古希腊人的观念，每件事物都有它的规定地位和职责，一旦有事物突破它的界限。就会有一种超人类的法则来惩罚这种侵犯。恢复侵犯者所破坏的那种永恒的秩序，这种永恒的秩序就是正义。现在，人们用正义来表示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道德抽象、理想目标、价值取向和善恶判断标准，它所指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合理的、平衡的关系。

在道德上，正义表现为善，其本源是由自爱而产生的对他人的爱和对人类秩序的爱，其表现形式是善行(或为他人谋福利)和创造秩序的行为。善行所遵守的原则是：“在善与恶之间，必须总是选择善；在善与更善、恶与小恶之间必须选择更善和小恶”。而创造秩序的行为则具有建立和维护安全状态的倾向，它不仅制止自己对他人的生命与利益的干扰，而且，只要可能也阻止他人进行这种干扰。这就要求各行为主体在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要有理性，因为“人类只有在遵循理性的命令的范围内，才是善良的”。

在利益分配上，正义表现为“每人得其所应得”，它不仅为社会权利，而且为人权奠定了道德基础。这种分配上的正义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1)稳定财物占有；(2)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3)履行许诺。因为，什么地方财物占有是不稳定的，什么地方就必然有永久的战争，和谐的秩序就没有了保证；什么地方财产权不是根据同意而被转移，什么地方就没有交易，社会就会出现萎缩乃至危及人类的生存和自保；什么地方人们不遵守许诺，什么地方就不能有同盟或联盟，人类就会失去互助而陷于孤立。由此可知，在利益分配上对分配原则的违反即意味着利益分配上的不正义。因为在私有制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人的权力和财富更容易使人们对他尊视：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他的贫贱更容易引起人们对他的鄙视。为了避免这种不正义的产生。各行为主体应当节欲、知足、本分和谦让。

在法律上，正义表现为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正义的原则“是从人类平等的假定出发的”，因此它要求“一视同仁”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忪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作为中道的权衡，法律具有两个显著的基本特点，即：指导人类行动的规则的特点和强制力量的特点，并旨在通过这两者达到建立和维护一种稳定而和谐的社会秩序，即通过法律的平等建立人间的平等。在自然状态与自然秩序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私有制的出现，才产生了不平等，不平等又导致了各种灾祸。无论内讧、动乱、冲突，还是战争，无不是由不平等引起的。由此，可以断言，在人类的普遍平等建立起来之前，战争不可能消失。因此，要消除战争，就应消除不平等；而要消除不平等，除了借助于法律的强制与公正促使大家各取所值外。还应靠各行为主体的自省与内修与之相配合。

总而言之，正义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意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基本行为准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对正义的追寻过程就是人类社会由落后到发达、由不合理到合理的无限发展过程，正义的实现是人类的理想之一。

二、秩序与正义的关系解读

秩序与正义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内在要求，它们既是人们的一种理想预期，又是一种客观存在。二者并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范畴。对于秩序与正义的关系，不能片面地看待。我们既要看到正义对秩序的作用，又要看到秩序相对正义而言是更为根本的东西。忽视任何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理解秩序与正义关系的关键是对正义的认识问题，而对秩序与正义关系理解的现实落脚点则是如何把秩序与正义作为普遍的价值观念、共识来遵从，达到秩序与正义的最佳契合点，获得最佳效应。使秩序与正义实现双赢。

(一)正义表征着秩序

正义作为社会恰当关系的概念表达，总是关涉着秩序，秩序乃正义内涵之一。正义之所以关联着秩序，是因为人乃是关系中的存在物，没有正义之秩序，正常的社会生活是无法展开的。正义就在于社会有一个恰当的秩序，个人则遵守社会秩序。在希腊神话中，社会秩序源于神并依存于神，在希腊神话所描绘的世界秩序图景中，正义构成了其核心的价值范畴，即宇宙之父宙斯制定颁布的统辖万事万物的和谐的宇宙秩序，正义女神忒弥斯表征着这一秩序，正义就在于遵守宙斯的秩序。毕达哥拉斯所谓正义就是和谐的观点，这直接说明正义在于万物之间的和谐秩序，他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而整个宇宙、一切事物都是按“数”的和谐关系有秩序地建立起来的，正义就是一种数的平方，因而它表达了一种和谐的秩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正义与秩序也紧密相关。在他那里，正义分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个人正义体现在人的理性、意志和各就其位，意志和要服从理性的统御，才能达到灵魂的安然状态。而城邦正义就在于每一个人必须在城邦中各司其职，不得于涉他人事务，从而保证城邦的有序生活。霍布斯从自然法出发从为为了结束“人对人是狼”一样的无序状态，人类就订立契约相互遵守，提出了正义在于遵守契约的思想。其中也表达了正义的秩序内涵。亚当-斯密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中论述正义时指出，正义是维护社会存在的基础，它像支撑社会大厦的主要支柱一样，为社会生活的有序交往提供了较好的法则。他意识到，每个人自身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休戚相关，人们的幸福或者生命的维持，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秩序和繁荣能否保持，而正义就在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繁荣。罗尔斯在其“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中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罗尔斯之所以把社会基本结构当作正义的主题，这里有极大的内涵。首先，人是社会的动物，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个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因为我们的绝大多数需求的满足都有赖于同他人的多种形式的合作才得以实现。其次，如何分配人们在合作中产生的利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利益乃是人的需求及其满足，面对利益，人们的猜忌和敌意往往腐蚀着礼仪的纽带。社会由此而引发混乱和无序，社会正义就是为了避免人们之间发生冲突而建立起来的屏障和边界。动物无所谓正义不正义，正义是人的行为所具有的一种属性，所以哈耶克指出，“只有那些能够由正当行为规则加以决定的人之行动秩序的方面，才会产生有关正义的问题。所谓正义，始终意味着某个人或某些人应当或不应当采取某种行动”。所以，社会正义意味着追求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社会秩序乃是社会正义的内在向度之一。

(二)正义原则是秩序原则

正义状态的实现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可以说人类发展史是正义实现的程度和范围不断提高与扩大的过程。本来，世界在人类出现之前处于一种自在的和谐与平衡之中，自从有了人，特别是有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以后，这种和谐便被人类日益发展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打破，被人对人的不公正对待方式及其结果打破，但与此同时，人类又在对正义的追寻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造就着一种自为的、有人类活动参与的相对和谐。因此，正义原则的实行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使现实的社会有一个更为良好的秩序。人类所真正需求的是一个处于正义状态的社会。所谓“正义状态”就是社会处于稳定、有序、不断发展的过程里，处于一种合理的、符合每个人愿望(即合乎人性1的状态。这个社会营造和保持着一个有利于每个人各尽所能、各尽其才的环境，从而使每个人不平等的才能得以最有效、最充分地发挥，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人类追求的真正目标是人性的完善和各方面潜能的充分现实化。所以正义原则是一个追求秩序的原则，亦即一种目的原则。

(三)正义是秩序的内在规定性

秩序是一种规范模式，从国际政治角度讲，国际秩序内含着国际机制的完善和发展。国际机制的历史进步性在于，就本质和长远目标而言，国际机制是对大国霸权的超越与否定。这种超越与否定也内含了对正义的追寻和维护。国际机制体现的正是一种正义法则，是和平与平等的实质，正是内含正义要求的与国际机制相一致或类似的规范性要求逐渐出现并促进国际社会走向秩序化。正义法则在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国际道德主义的兴起，上世纪90年代“道义相互依存”态势的形成，使国际关系中首次出现了道德主义付诸实践的可能，而这种道德主义思潮的兴起，正是人类对正义法则的价值追求的内在体现。

一种秩序能否长存并有效发挥作用。其内在的正义成分起决定性作用。具体说来，一种秩序如能较好地体现公平与平等的要求，则必然得到普遍的认同；而如果它体现的是一种霸权式的不平等，则秩序早晚会发生变革，并为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秩序所取代。总之，正义法则是秩序的本质要求，这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正义能否得到体现及体现的程度如何，是衡量秩序价值好坏的标准，而且直接决定着秩序的命运和发展前途。

(四)秩序是正义的外在环境

从系统论观点看。秩序体现为整个系统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之中，是整个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秩序仅仅是同那种协调的社会结构和均衡的社会状态相统一”，各种社会形态的变迁和更替，归根到底是人们对社会秩序所作的一种自觉或强制的调整和创新。一切重大的社会变革，往往是秩序转换的信号和先导，同时也是一系列秩序变动的产物，各种矛盾和冲突也只有在相应的秩序系统中才能得到缓解或消除。因此，建立、维护并巩固为特定社会制度所需的社会秩序，历来是各国政府或国家政权的基本职能之一。放大至国际社会，国际秩序是人类社会总体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秩序系统的最外层部分。国际社会一经形成、确立，便成为各国生存和发展的外在环境，而且制约着社会与自然秩序关系的处理，在开放的秩序空间中求得国家秩序、国际秩序或全球秩序的大协调、大协同、大发展，是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

在世界迅猛发展之际，秩序的重要性也更为显著。冷战的结束、雅尔塔体制的崩溃。标志着世界秩序正处于大的变革时期。同时，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相互依存的加深、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困扰整个人类的全球性问题的凸现，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秩序的动荡，都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秩序在现阶段的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秩序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对秩序某一部分的破坏极可能影响和冲击到整个秩序的稳定。

尽管从价值上讲秩序有好坏之分，但无论是好秩序还是坏秩序，都提供了一种制度安排，以保持整个系统的有序运转。这里我们并不是为了合理的秩序作辩护，而是认为有序总比无序要好。在无序状态下，强权必然成为真理，而正义则无从谈起。

从国际政治领域讲，对正义内涵的把握应主要从两个原则人手，即和平与平等。和平的实现需要有良好的秩序，因此进行制度性安排、维护秩序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对于世界真正的防御并不在于军备和科学，也不在于进入地下，而是建立在法律和秩序基础上。虽然仅靠制度性安排、秩序维护并不能确保和平，但没有秩序的维护，和平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作为正义第二原则的平等有多重理解，如经济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及人格意义上的。但一般而言，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范围内的平等更受人关注，而作为国际秩序相对恒定状态标志的国际法规起码从形式上保障了各国在国际事务中权利义务的平等。从和平与平等两种角度分析，可以更深切认识到秩序相对于正义而言，是更为根本的，秩序是正义的外在环境，没有秩序的稳定、有序，正义无从谈起。

(五)秩序和正义具有内在一致性

正义与秩序的内在一致性表现为正义与秩序的同向变动上，也就是说，秩序的良性运转及向更优化方向变动，将促使构成秩序的内部要素在更大程度上体现正义。例如，国际法规、条约的制定与完善就优化着国际秩序，并能使正义得到更广泛、更深层的体现。反之，秩序的持续恶化则体现为制度、规则的霸道、非正义成分越来越多。同样，正义的实现与否也将直接决定秩序是否稳定。如果正义法则在国际社会被广泛遵从。则国际秩序将朝良性方向发展。反之，如果正义法则得不到整个社会的遵从，则社会正常秩序必然受到冲击，秩序必然向不稳定状态转化。

三、我们时代的使命：重建秩序和正义的统一

综上所述，各行为主体(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秩序都离不开正义，它以个人正义中的良心、社会正义中的平等和国际正义中的善为力量，分别作用于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调节着人类社会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关系基础上建立起相对和谐的秩序，从而使人类享受着安全与繁荣。然而，无论是个人正义中的良心，还是社会正义中的平等与国际正义中的善(国际道德或世界精神)，并不是如我们上面所述的那种纯粹理论上的或形而上学的良心、平等与善，而是被无数层现实的外壳所包围的良心、平等与善，这无数层现实的外壳归结为一点，就是利益。个人会因利益的诱惑而违背良心，做出伤天害理之事，社会群体会因利益的驱使而破坏平等并导致内讧与解体；国家会因利益的贪求而走上侵略扩张之路。显然，这些都是不正义的。如果人类社会充满这样的不正义，那么人类就会陷入混乱与灾难，各行为主体的安全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与挑战。然而，人类并非没有制止这些不正义行为的手段——智者的教导，榜样的激励，社会道德的约束，人民的监督，法律的强制，民主政府的领导，坚固盾牌的护卫，国际组织的调解，国际关系行为准则的规范。正是这些手段使各行为主体(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的秩序有了保障。由此可知，正义是不能直接带来各行为主体的秩序的，在正义与秩序之间，还存在着一道障碍——不正义，而且它总是伴随着正义而存在。只有当正义的力量通过某种手段超过不正义的力量时，秩序才有保障；反之，如果不正义的力量压倒了正义的力量，则无秩序可言。

今日中国社会的改革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根本性变革，它将使整个中国社会发生决定性的改变。这种变革不是发生在社会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或某一局部，而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领域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变化。对于变革时代的社会来说，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与社会整合的后延、人们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不同内涵的文化和观念的冲突，再加上旧规范被解构之后尚未形成具有共识的新规范，变革社会往往呈现出“规范真空”，即无序的状态。目前，我们的时代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失序。虽然改革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转型社会的本质决定了社会具有不稳定的一面。这种不稳定的社会环境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严重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无论如何。长期处于无序状态对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和人们的生活都是一种威胁。它是社会危机的表现。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的无序不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而且必然发生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信仰之中。失序不仅是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是正义的失序。变革时代的危机不仅是一场秩序危机，也是正义危机。今天的国人就在经受一场正义危机，正义感、羞耻感、责任感和义务感普遍淡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普遍存在；道德冷漠、道德虚无、道德困惑普遍产生。这种正义危机必然加深整个社会的混乱和无序，不仅使人类社会生存环境恶化和生活质量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发展丧失了必要的秩序条件。

在一个存在太多无序现象的时代，人们内心渴望有序的生活。从根本上讲，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有序性的基本范畴。”人类社会的维系和发展都离不开有序的基础，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的秩序轨迹上运行，各种社会形态的变更，归根结底是社会秩序的变化。因而，在社会失范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秩序重建的要求，重建社会秩序是变革时代的主题。这种重建工作，不仅是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重建。还是正义的重建。正义建设本身就内涵在整个社会秩序的建设之中。可见，在社会变革中，秩序重建和正义建设必须是统一的，同样也是我们现时代的任务。尽管我们不可能建立人类的普遍正义和世界永久的和平与秩序，但只要全人类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么人类社会就会多一些安宁、和谐与幸福，少一些冲突、混乱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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