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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传统文化花鸟画体系中花卉题材的演变
自古,花卉就是中国绘画上“最有力之中心题材,亦即于世界绘画之画材上,占一特殊地位”(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中国花卉绘画从起初发展的六朝时期到最繁盛的五代十国、南宋期间,许多专长于花卉绘画的人物,形成了“徐黄体系”,代表人物是徐熙、黄筌。徐熙和黄筌的绘画艺术风格不同,形成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黄筌的作品线条细且流畅,画面干净真实。徐熙的作品更偏向于追求落笔成型追求意韵。由此形成了花鸟体系中的两种绘画画法,工笔和写意。在中国人的意识中花卉作为物质形态展现带来的美好感受让人流连忘返。在中国人的毛笔下,不仅仅描绘了花卉的形态,同时花卉的气质秉性,独特魅力在浓墨淡彩下更加传神。画出了花,画出了花魂。花卉绘画发展最繁盛的时期是宋代,宋代文人的花卉题材作品是其精神意蕴的表现。例如,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提到国画映入人印象的首先就是四君子(梅、兰、竹、菊)。为何中国人如此爱花中四君子,这跟中国人所认同的精神气节息息相关。高洁坚毅如梅花、品质脱俗如兰花、气节不凡如竹、淡泊纷争如,这些都是千古至今中国人传唱的高贵品质,也体现出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在千千万万中国名画中,以四君子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尤为众多,耐人寻味。四君子的出现为中国传统文化花鸟体系添加了新的内容。明清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山人、扬州八怪。山人在自己的画中注入了思想,表达忧国之情、爱国之情。恽寿平的没骨花卉创新应用结合了徐熙和黄筌的两种不同的绘画风格,使花鸟体系得到新的发展。到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等都在中国传统文化花卉画中进行创新。潘天寿擅长于写意花鸟画。画面构图精妙,墨的浓淡到位,精致却也不显紧张,用笔潇洒肯定。使得笔下的平凡普通的题材却显得与众不同。现代的中国花卉画在传承古人的技法和绘画韵味的同时也不断地创新,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花卉绘画持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花卉绘画的发展强调神韵和意蕴的制造,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绘画的大写意,形成了鲜明独到的特点并发展至今。如现在存放在的沈振麟《十二月花神册》。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家居空间设计的协调性
每一种现代化家居的设计风格都蕴含着文化背景。如果设计师想设计出富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产品,必须对传统元素做深入的研究探讨。我们要创作出极具文化内涵的现代家居作品,应该适当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将其适当运用到现代设计理念当中。由中国传统元素迸发出的设计灵感,让现代室内家居设计在蕴含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内涵的同时,充分符合现代中国人的审美标准。作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一种传承方式,现代室内家居设计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这种设计不单单是单个文化符号的胡乱拼凑,而是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理解之后的融会贯通,以此来提高当代人的审美。
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家居设计的相互融合
现代室内家居设计经常运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为设计注入了新的灵魂与血液,其具体的运用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符号的体现方式
中国传统图案和汉字书法是中国传统符号的代表。中国传统图案包括人物、植物、动物、图腾、几何符号等,这些传统文化符号历经岁月的洗礼,展现出浓厚的中国文化意境,让设计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将中国传统符号作为现代家居设计的装饰元素,可以升华设计的内在气质,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活环境。通过“简单抽象、元素运用、重新组合”等装饰手法,利用现代的材料和加工技术,形成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艺术气息与生活气息相互融合的设计特色。在现代家居设计中,设计师尤为重视墙面的装饰效果,墙面设计也是展现设计师艺术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在进行墙面设计时,可以运用中国传统图案纹样作为墙面的图纹,可以达到很强的美感。地面设计可以利用具有比较有特色的图形作为大理石的纹理,这样改变了以往单一的造型、又更加具有艺术性。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卧室空间是属于非常重要的区域,根据主人不同性格选取不同含义的图案进行装饰,可以让家居设计更具个性化。比如说一对鸳鸯可以寓意夫妻关系和谐,古松和竹子代表老人健康长寿。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装饰所表达的以物达意思想。
(二)中国传统装饰构件的巧妙运用
2化用传统文化作为广告创意与表现的特定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丰厚,是广告文化元素的重要资源,可供开发、利用、依仗的东西很多。广告根据自己的产品特点和品牌个性,将创意表现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着力渲染传统文明与现代产品的内在联系,力图使之具有相应的文化底蕴,往往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不少经典的古语诗词,可以被现代广告设计所积极采纳。比如文君酒的广告设计语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句话出自《诗经•关雎》,将文君酒比喻成男子一心追求的美丽少女,意味深远,令人流连。再比如红豆衬衣的广告设计语是“此物最相思”,此句出自王维诗《相思》,以其中的诗句作广告亦是顺理成章,情意俱在的。鱼牌挂锁广告借用李白《蜀道难》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名句,只用了上半句,隐去了下半句,而广告的本意正在下半句,意在言外,挂锁的质量不言自明。事实证明,广告根据产品或品牌的特性巧妙地借用古典诗词,不仅易记易传,具有亲和力,而且可以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丰富广告的文化意蕴。
中国传统元素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涵义丰富,可谓是东方文化的缩影与象征,如青花瓷、中国漆器、书法、皮影、篆刻、玉雕、京剧、脸谱、中国结、剪纸等等。在当前多元化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如何将中国传统元素和本土化的视觉传达设计推向世界,在国际艺术文化传播、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著名设计师靳棣强这样回答:“在设计与实践的过程当中,合理的把握民族精神与本土文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使命。”那么中国传统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应用这一课题是中国设计师必然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传统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中应用的领域
视觉传达设计,是利用视觉上的符号来传达各种需求信息的设计内容,其视觉形式涉及商业海报、报刊杂志、印刷宣传设计商品、网络、电子广告等各类传播媒体。视觉传达设计也是为当前现代商业所提供服务的一种艺术应用,其应用主要包含店铺内外的环境设计、商品广告设计、logo设计或企业整体形象设计等诸多方面,因为这些设计内容都是通过直观性的视觉形象来传达给消费者与需求者的,故此被统称为视觉传达设计。它主要是将图形、文字以及色彩作为艺术创作的基本要素内容。中国传统元素通过艺术加工形成图形符号,可以在视觉传达的任何领域进行广泛使用,用其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带动人们的情感观念以及视觉需求,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起到了不容忽略的重要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中的合理应用
对于我国中国本土民族文化元素的发展与传承,现代人务必要去关注、认知、学习、理解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内容,将它们逐渐融入自己的思想与观念之中,这样才能真正在设计的作品中将其自然展现出来。设计师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艺术加工和图形处理,提炼其内涵和代表性特征,以下以水墨和剪纸为例进行分析:
(一)中国传统水墨文化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当中的合理应用“水墨”是我国最具独特性的传统艺术文化,“水墨”是以其水、墨为主要内容,其核心技巧在于墨色的变换。如著名设计师靳埭强,他对水墨的处理绝非是简单的水与墨的结合,而是将水墨进行了彩墨处理和提炼成简洁的视觉元素进行意境设计,不仅体现出了创新性的视觉元素,也展现出了丰富的人文关怀。
2制作方法
“藕合”可归为紫色系,首先从大的方面着手研究其染色的方法。在我国,染紫色的草木染料主要有紫草、紫苏《。天工开物》中记载,“染紫色,先用苏木煮水染成底色,再配上青矾作为是颜色容易附着媒染剂。”清人郑复光曾说:“凡色万有不齐,皆可以五色概之,皆可以浓淡概之。”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详细染制方法,但通过对其色彩特点的分析以及染色经验可以假定一个实验方案,既以苏木为主要染料,通过对染液与水的比例调配,媒染剂的运用以及套染的选择来控制染色效果。这与国画中的施色技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使用套染方法,则可拟定多种实验方法。大致过程为染蓝后套红。染蓝需要的材料为蓝靛染料;染红需要的材料为苏木或紫胶。
3主要材料
苏木。苏木又名苏枋、苏方、苏芳,原产地为印度、马来西亚。苏枋被当作染色材料,早在唐代被引进中国,目前主产地为广西、云南、台湾、海南岛、四川。苏木的心材色彩呈现带有红色感觉的黄色,在欧洲曾经被用来作为红葡萄酒的染色用。苏木是使用其树干的中心部,如果使用二氧化铁来媒染的话,就会得到偏紫的红相染色效果。靛蓝。凡可制取靛青(即靛蓝)的植物,均可统称为“蓝”。蓝草一般在小暑前后、白露前后两期采集。主产于河北安国、江苏南通、浙江等地。蓝靛是中国蓝印花布所使用的一种特殊的植物还原染色材料。采集蓝草制作蓝靛在中国的古籍中早有记载。据古书《夏小正》记载,我国在夏代已种植蓼蓝,并已知道它的生长习性“,五月,启灌蓼蓝”。就是说到了农历五月,蓼蓝就要开始栽种了。在《诗经·小雅·采蓝》中记载“:终朝采蓝,不盈一詹”《;说文》中记载“:蓝,染青草也。”《;荀子劝学》中记载:“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这些古籍诗文中所说的“蓝”,就是指的蓼蓝。由此可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植物染料来进行织物染色的国家。紫胶。紫胶虫吸取寄主树树液后分泌出的紫色天然树脂。又称虫胶、赤胶、紫草茸等,可作为良好的食用红色素。紫胶首先是用作药材,其次用作染料。《吴录》说紫胶可以染絮物(即丝织品);苏颂著《本草图经》说今医方亦罕用,惟染家所需,说明到了宋代紫胶用作染料,已超过药用了。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它不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光辉灿烂,而且在当代也已经和正在受到亚洲乃至全世界日益众多的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来看,传统文化对于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文化、审美和道德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崇尚道德、重视智慧、强调文化艺术修养、注重人文素质的培育等思想,有利于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想素质的提高,在21世纪的人才培养中,应当认真地加以弘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模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等条件的作用下所形成的文化习惯和文化积淀。它既散见于经典文献、制度规章等程式化的客体形式之中,又存在子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俗习惯等主体形式之内,经过数千年的演绎与扬弃,这种文化积淀已深深地融进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新文化创造和发展之基点,当代大学生是21世纪中国文化的建设者和创造者,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传承性,而要建设、创造和发展,首先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在价值,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想信念等方面的教育有着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潜在的推动因素。当代大学生是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承担者,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他们的努力。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根植于民族传统之中,以传统文化为前提。只有把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赋现代化以民族特色,也只有这样的现代化,才是真正现实的、具体的、有活力的现代化。英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向现代化发展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保存传统最多的国家;即使在今天,日本的传统文化依然大量存在于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所以,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现代化教育中,应当加人传统文化教育,以增加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力度。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培养、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它对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风貌,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强,作用之大不可量化。而蕴含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民族历史愈悠久,传统文化愈丰富,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则越深邃,民族精神越强烈。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客体,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之主体。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这一辩证统一关系,决定了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诸如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天下为公”的理想精神、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怀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在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冲击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必须进行认真的整理、挖掘,用以武装当代大学生,从而重新树起民族文化的旗帜,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抑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弘扬社会主义新文化,为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或者说是一种效益驰动的经济,与其它事物一样,它具有双重性:市场经济强化了人们平等观念和经济意识,但可能导致以拥有金钱、商品的多寡作为划分人们等级地位的标准和判断人们的价值尺度;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最高极限,也会导致人们“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提高人们的自主意识,但一些人追求无限自由。产生无政府主义;市场经济以企业甚至个人为经济运行主体,容易引发极端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劳动使相互服务意识增强,同时又使交换关系渗透到人际关系和权力结构之中。市场经济双重作用中的负效应,将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如果我们在教育大学生时赋予传统义利观以时代的内涵,则对于冰释滞存于大学生思想中的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错误观念,会有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除了对大学生灌输集体主义奉献精神之外,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传统文化中的群众精神教育。千百年来,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这样一种民族心理积淀:社会是一集合之整体,个体总是生活于群体之中,是民族、国家之一员,如果整体利益受侵害,则个体利益也难以保障,因此,个体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传统文化中这种社会成员服从群体、群体服从国家的集体精神,与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引发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直接对立的。在青少年教育过程中,继承、发扬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群体精神,通过分析与取舍,将群体精神注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之中,无疑会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点是强调“先义后利”、“义以为上”,认为在获取个人利益时,要看是否符合公正、公平和诚实原则。
二、寻找和发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结合点.赋予它新的时代气息,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思想道德的规范
在大学生思想教育问题上,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坎坷、动荡而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集体主义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维护国家社会整体;孝敬父母、关爱兄弟是维护家庭整体;
“天下为公”是人类大同世界的最朴素想象,集体主义的具体内容因时代和社会的条件不同而各异,但就群体生活中个人需要顾及他人利益及大众利益这一点却是共同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种精神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的持久不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与国家、杜会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仍然存在着矛盾,而二者必须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来。大学生由于思想尚未成熟易走极端,崇尚绝对自由,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的时候,潜意识不可避免地要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教育大学生在继承传统文化整体精神时,应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而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一定要从传统的整体主义精神出发,上升到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高度上来。
(二)发扬仁爱精神,加强热爱人民、尊师爱生教育。孔子把“仁”由西周时的“爱亲”扩展为“爱人”,由家族之爱推广为天下之爱,不但体现了由亲而疏的爱的变化而且包含着“泛爱众”的质的升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将心比心、以情交情、以诚求诚,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古今社会必然有种种差异,但以“仁爱”为总纲所提倡的礼让、保民、爱人、尊亲、团结、互助、谦虚、同情等,仍为年轻一代不可或缺的优良品质。现在一提“现代化”,人们往往就与竞争、紧张、高科技、高消费相联系,很少与“人情”挂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今天受益于现代文明,同时也受害于现代文明:一方面知识激增,科技发达;另一方面人口失控、战争不断;科技的日新月异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现代化之进程,但同时却加深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经济的突飞猛进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却俗化了精神领域,淡化了人情关系。上述不良影响反映在大学生身上,集中表现为注重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甚至以金钱作为评判人生价值的标准,所以,我们应对大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仁爱”教育,使其热爱人民,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牢牢确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交际准则。
(三)倡导“重家庭”伦理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家庭观念教育。家庭是在原始社会氏族解体过程中产生,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至今仍存在和发展着的社会最基层组织。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家庭既是社会基本的生产单位,又是社会婚姻的生活单位,它兼顾赔老扶幼、教育子女等众多的社会职能,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伦理一直是伦理道德的核心。“齐家”思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敬’,、“邻里和睦”等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在促进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西方不良文化观念也在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每一个家庭。大学时期正是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时期,其思想品德可塑性很强,对事物的真假优劣辨别能力不够,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家庭伦理道德教育是当务之急。目前,有部分大学生对父母口出狂言,视为“保姆”,当作“包袱”,因此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重家庭”伦理道德,发扬中华民族特有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以及扶弱济贫、尊老爱幼这些传统美德,加强大学生品德修养,不仅能使千万个家庭和乐融融,而且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健康和谐,建设精神文明,促进国家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四)主张慎言力行,发扬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言与行的关系间题上主张“懊言力行”。“慎言力行”这是古圣先贤务实品格的集中体现,这种品格对今天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也是极为可贵的。年轻人富于理想,热情浪漫,年纪轻,阅历浅,往往誓言多于行动,好高,远,脱离实际。因此,教育大学生发扬务实精神,刻苦学习、精通学业、奋力拼搏、自强不息,这对他们将来建功立业,成长成才,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人类一切传统文化成果
生态伦理又称环境伦理或环境哲学,其主要内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内在价值,人应该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伦理的中心,应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并承担道德人的责任;人与自然应协同发展。它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最终达到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对此均有论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的一致性。的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还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的地方。
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它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丰富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兼爱万物。尊重自然
儒家认为“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随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转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进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载物,博大无私。
苟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主张对自然万物博施以“仁”。汉朝的董仲舒则更明确地主张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质于爱民,以下至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宋代张载进一步将仁爱原则推广到包括非生命物质,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爱必泛爱,成不独成。要真正的爱人,就必然要爱物。
儒家的这种“生生”、“利物”、“泛爱万物”的思想,类似于当代生态伦理观所主张的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对人扩展到对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两者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物与人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应该受到同样的道德关怀;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层层向外推扩。这里儒家的人与物虽为一体,但这一体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万物享受的爱的关怀也截然有别,有厚有薄的。对此,明代的王阳明从“大人与物同体”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论证。他认为,在利益分化发生矛盾时,家庭血亲处于中心、优先的地位,先爱至亲、家庭,再爱路人,最后是禽兽、草木,层层向外辐射。爱护草木,是为了使禽兽有足够的饲料,而爱护禽兽则是为了养亲祭礼,所以爱护草木禽兽是围绕自身家庭这个中心运转的。王阳明还认为,如果接受上述这种观点,那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以人为中心,包含义、礼、智、信的整个封建道德准则体系,使五常之德适用于整个自然界。显然,儒家的爱物是有差异性的,强调的是要人们去爱惜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而“爱物”的终极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爱物就是爱人类自己。
(二)以时禁发,以时养发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庄稼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和百姓之生计。因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不能不成为历代君王与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据对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从利国富民,保汪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源的持续性发展出发,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顺应事物的繁育生长规律,“以时禁发”,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泽的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提出了“以时禁发”的原则。他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要求山林与水泽要按时封禁与开放,老百姓在开放时间内去采集捕猎可免征税赋。
孟子、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以时禁发”思想。孟子主张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时也。”“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苟子则使管仲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早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食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的这些保护主张,是作为圣王安国治邦之策提出来的,并建议有德之君将保护生物资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三)取时有节,物尽其用
儒家注重经世治国,他们所倡导的“礼仪”政治是一种有节制的政治,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把节约人、财、物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孔子主张“政在节财”。唐代名相陆贽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长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为出。”儒家“政在节财”的主张,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它客观上具有自然保护的意义,从而避免了对自然的掠夺和资源的浪费。
儒家所提出的节约的主张,一开始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的,儒家从天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同时,儒家把节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资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儒家历代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用大网捕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吕氏春秋》认为破坏大自然是一种不祥的举动,它必将召来灾祸,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动物都销声匿迹。“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同时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儒家要求人们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认为,只有统治者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物质利益,注意节约,鼓励生产,不断地权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财富丰裕,国泰民安。“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对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国之极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人们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实行节俭,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到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资源利用技术,但并非一切资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费用也相当高。所以,取用有节,物尽其用,仍然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与环境保护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
二、传统文化中的反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就如同天、地、人虽然可组成一个“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则是吾家之旧物。
它们虽然也时常得到主人的呵护,但那是由于它们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间的亲密无间并不意味着自然之天、地的独立性或内在性已经为人所尊重、认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仍然弥散着浓厚的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着相冲突的地方。
(一)自然规律伦理化
传统文化中,天道则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对自然现象的揭示常常成为推导宗法伦理道德价值的一个逻辑环节,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为论证宗法伦理道德神圣性的铺垫或衬托。如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恶的评价依据,阴阳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为论证人世伦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来神化儒家伦理道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好像没有“天”的神圣性就无法体现出儒家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的神圣性在这里只是体现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宇宙系统确立君主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宋明理学的产生,旨在建构儒家道德本体论,即为儒家道德确立终极的价值根据,“心”或“理”的形上意义同样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统一来确立,但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具有至高道德价值的“心”或“理”,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统摄、包容之势:“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倾向,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一面;而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二)重德性,轻技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的高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或张力。具体说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常常受到宗法伦理观的抨击或限制。孔子曾将要求“学稼”的樊迟斥为“小人”,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看成小器、“末业”,将从事宇宙探询或天文历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阴阳家所做的事情,从而开启了儒家重德性、轻自然、斥技艺、贬功利的思想。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而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价值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这种鄙薄探询自然、技艺的传统使得古代众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国事无补”或“玩物丧志”等诸般嘲弄,并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总是停留在一种直观、经验的水平上。
(三)重主体。轻客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所构架的天、地、人的思维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实际上也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这与宗法社会促进生命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天地万物都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材料,这实际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则常被忽视,或所强调的仍然是其工具价值。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必然性这点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自然物作为体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手段,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以饮食为例,在西周时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围,周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食医”,位于各种医师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握饮食的搭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注意从人与自然相合的基点来决定饮食上的选量与选味,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华的生活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个标志,把占有和消费自然珍稀之物作为个人身份的体现,豪门贵族常以奢侈为荣,竟事侈糜,饮宴常是“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他们崇尚口腹之欲,广市齐珍异好,对难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际,捕食麇鹿、野象之风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许多教训,“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一教训,在当时并看不清楚。因为野麋鹿等生动物还相当多,鹿肉等又为人们所喜爱,只是到了后世,当麋鹿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成为珍奇稀有动物时,才会感到教训深刻,这对于今天来说亦应引以为鉴”。
三、评析
一、引言
传统文化是社会的灵魂,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应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继承基础上,必须找到赖以生存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韵味使创作的自由空间拓展开来。中国平面设计应对传统文化作深人而系统的研究,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创造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作品。本文着手于传统文化,整合传统文化与平面设计的关系,探讨传统文化与平面设计的应用问题。
二、传统文化是现代平面设计发展的根基
全球化的进程影响了当今的文化,搞笑的肥皂剧、滑稽动画片、麦当劳等进人到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充满洋味的社会文化。新的生活方式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人们有了新的价值观与审美观,设计中没有了传统文化,失去了发展的根基,作为中国的平面设计,这种没有意味的作品不会被世界所认同。因此,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平面设计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是必要的。
中国传统文化优秀营养成分只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挖掘,它的意义是深远的。平面设计的发展必然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基础之上,必须找到赖以生存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传统文化。中国虽没经历西方的工业革命与现代设计运动,并不等同于失去发展本国设计的能力。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韵味,较西方文化表现的直观感性,多了些理性的浪漫理想,中国平面设计应对传统文化作深入而系统的研究,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开发,运用有意味的元素,创造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平面设计作品。
三、文化与现代平面设计的整合与应用
现代平面设计有必要以发展传统文化为己任,经济发展,现代技术的提高,把探讨当代设计的着眼点放在传统的文化中进行分析尤为必要。平面设计中具有诸多影响因素,诸如文化等,在西方艺术思潮融人中国平面设计的时候,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吸引了很多目光。中国的现代平面设计离不开传统文化,也离不开当前的设计观念更新,现代平面设计理念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建立在中国人审美情趣基础之上,现代平面设计的理念不但是融合现代设计观念和设计思维,也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创造符合当今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新作品。
在当今的现代平面设计中融人传统文化的一些特征、符号,也成为现代平面设计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潜质的一种趋势。比如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设计的中国香山饭店就是运用江南水乡青砖灰瓦色调,使现代建筑加上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共鸣。这里需要明白的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平面设计的融合的过程之中是彼此吸收精华的过程,借鉴传统特征和符号,有目的地选择作为文化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中精华融进现代平面设计中去。此,我们应该倡导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在现代设计中得以延伸发展,在理解的基础上取其“形”、延其“意”、从而传其“神”,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以现代化国际化语言来表达,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元素融人现代平面设计之中,使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世界的设计语言,共同融汇成现代设计艺术的主流,必定会使现代平面设计更具文化性与社会性,使传统文化得到再生,并焕发新的生机。
著名平面设计师靳埭强先生为日本“自在”纸坊创作的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海报设计,在纸纹上运用了传统手造纸的毛边,宣纸竹纹变化,构成中国山水自然绘画意境的疏散意象,表现了中国人文性情无束,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整幅海报制作结合中国传统图案艺术表现手法,把作品风格淋漓尽致突显。
奥运会标志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范例:五星,五环,象形的“中国结”传统图案,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太极拳结合,使得标志如行云流水般生动和谐。作品在体现现代设计观念的同时,也折射出了本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历史文化特征。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标志设计紧密结合的艺术魅力。该标志整体结构也是取自传统吉祥装饰图案“盘长”,但可贵的是它没有对这一传统造型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书法中所特有的笔不到而意到的写意手法,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动势与意象,并借以表达标志主题和传达人民的祝愿。
香港凤凰卫视的台徽,借鉴了中国传统艺术中“喜相逢”图案,反映出一种厚实的带有民族文化底蕴的特征,而且凤乌两两相对,旋转的翅膀极富动感,体现了圆满、吉祥、欣欣向荣的美好寓意,这种对未来的美好希冀与向往的装饰图案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表现的特色手法。“上海老酒”包装的创意设计就采用了传统纹样和老上海建筑的特征,将传统图案和地域特征结合当代人的欣赏习惯,表现了老上海的传统文化,给人以古朴、回归的感觉,设计出了喜闻乐见的现代酒包装。
《迎接新世纪》海报赵萌在设计中运用了中国龙作为主题图案,把中国人民龙的情结与现代设计艺术结合一起,既有新意又不拘泥形式,在传统表现形式上强调新的创意、赋于新的内容,表现新的理念。其视觉语言简洁明快,一目了然。
中国定向运动协会的标志设计以体现人们回归自然、体验健康的愉悦精神内核作为创意原点。标志借用司南椭圆的外观造型与国际通用的定向运动标志相结合,取意天圆地方、天地合一之意,整个标志给人以宁静、悠远又不失动感,体现了中国定向运动协会“回归自然,体验健康,珍爱生命”的运动宗旨和“在休闲中锻炼,在锻炼中休闲”的理念。司南作为中国最早的指南针,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司南的运用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升华,让人联想到定向运动的特点,更寓意着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渊源。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简约之美及其特征性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我国历史上,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出土的各种文物物,均证明了我国古代在设计艺术方面不仅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而且创造出了许多经典的范例,令世人惊叹。无论是在诗歌、书画、等方面,崇尚返璞归真的风尚在我国古已有之,最早的渊源可以追溯至老子“少则得,多则惑”,归真返朴,清净无为,顺应自然的道家思想。又如墨子等古人尚俭、节用,以及重设计功能反对无谓装饰,以追求“器完而不饰”为评判标准的“质真而素朴”的设计审美情趣。这些思想和主张无疑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先驱米斯·凡德罗的“少就是多”有异曲同工之理。我国的山水画特别重视疏朗和留白,有人甚至认为一幅画的好坏之处全在于留白。留白并不是虚无,正是画面的大片留白之处赋予了书画以无限的生命力和想象力,正所谓“无画处皆成妙景”。
我国的古典园林在建造上的主旨是要“相地适宜,构园得体”要“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在建筑上最能体现简约思想的要数我国的桥梁设计。如建造于隋朝时期的赵州桥以它独有的单跨式拱型样式,体现了其设计的质朴与简约。在室内陈设设计中,最能体现古代简约思想,做到型简而质美,当数明式家具的设计。明式家具把材料选择,工艺制作,使用功能,审美习惯等特点结合起来,达到了科学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它在构造上不仅讲求外观素雅简朴,而且在使用功能上充分符合现代设计中人体工程学的要求。总之,中国古代传统艺术主要遵从的法则有:天真、自然、平淡、质朴等,这些也都是简约之美的具体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在艺术形式和美学思想上有一个总的特征一一-兼容并蓄,广采博收。
二、现代简约主义与简约性设计
20世纪90年代,简约主义自北欧的瑞典兴起,它凭借简单而实用的形式、天然绿色的材料,成为瑞典先锋设计的主流。简约主义发展至今,虽然在造型上做到没有任何装饰、减少到几乎无以复加,但是很注意简单的几何造型的典雅,因此达到简单但是丰富的效果。进人二十一世纪,随着材料学的发展,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性设计等思想的发展,简约主义又一次进人了大众的视野。
简约不是“单纯简化”,而是设计者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和前卫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的综合体现。现代简约主义风格在人文、美学、风俗及行为科学、环境学理论等方面在设计上已有所体现,即在设计上体现人性的需求,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人的生理及心理需求,不断扩大和延伸设计的内涵,使人们在获得使用舒适的同时,还要获得简洁、便利所带来的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放松。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简约主义设计风格更是融人了“绿色设计”的理念,这也是简约主义设计风格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特征使今天的简约主义设计更强调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以及可持续发展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在整个设计中也更趋向于人性化。
三、当代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设计所体现的简约之美
设计本身就是符号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对符号运用得是否合理与准确,是设计作品成败的关键。设计者成功地挑选、组合、转换、再生这些元素,汇集成为指导自己思想的符号,使之成为自身与大众共同认可的符号,准确完整地传达信息,这一设计思维过程才是圆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