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原理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马克思原理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1 — 0005 — 03

可以说马克思的一生都是在批判中度过，马克思也是在一次次批判中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也正是这一批判精神被的后来者所继承和运用。然而，随着现代思潮的多元化，各种理论之间的批判也屡见不鲜，批判的真正精髓也随着这些所谓的“百家争鸣”的浪潮所遮蔽，渐渐陷入了只从批判的字面意义上片面的批判，疏忽了马克思理论批判精神背后的历史过程，也就抛弃了马克思批判精神背后的真正实质。

一、马克思早期批判的历史原像

马克思早期的理论探索是他思想斗争最活跃的时期，也是马克思批判思维最活跃的阶段，而也正是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独道的思想理论。我们就从他的第一部带有“批判”的著作，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来还原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过程。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原因要追溯到1843年，马克思离开《莱茵报》时。因为在此之前马克思在《莱茵报》当主编时期，发表了大量对现实问题的评论性文章，他的某些语言触及了封建统治阶级，以致于1843年1月，普鲁士政府决定查封《莱茵报》，这使得马克思退回书房，重新探索自己的理论道路。在受德国的专制制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潜心研究历史，并对国家和法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尝试，这些研究的过程和思想轨迹，都被记录了下来，就是厚厚的五本《克罗茨纳赫笔记》。

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感觉到以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为理论基础的法的局限性，从而在克罗茨纳赫的五个月中，马克思考察和研究了大量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法的变迁。其中，第一、二本笔记是关于政治史的摘记，摘录了亨利希的《法国史》，拉彭贝尔格的《英国史》和约翰·罗素的《英国政府……史》，第三、四本笔记主要是关于法国史的记载，如施密特的《法国史》、卢克莱泰尔的《复辟以来的法国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和兰齐措勒的《论十月革命的起因、性质和结果》，此外还有兰克的《法国史》、林加尔特的《英国史》和盖耶尔的《瑞典史》等等，第五本笔记的内容涉及到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历史。〔1〕在摘录的过程中马克思都加入了自己的评论，这些评论都成为了之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直接思想来源。在论述国家的问题上，马克思摘录了兰克《论法国的复辟》的一段文字后评述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要素变为主词，而把国家存在的旧形式变为宾词——但是在历史现实中情况恰好相反，国家观念都是国家存在的那些〔旧〕形式的宾词。”〔2〕这一思想鲜明地体现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在对所有制问题的考察中，马克思对施密特的《法国史》做了大量的摘录，特别是对下述的一段摘录打上了着重号：“对城市公社的事务的共同关心把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正是在公社中要处理这些事务的共同关心把他们彼此联合起来，正是在公社中要处理这些事务并适当地领导这些事务的任务，导致了管理艺术的产生。”之后，马克思写下了下面两段话：第一段说，在英国“国家制度的许多改革，〔其起源〕与其说归功于开明的政策，不如说归功于自私自利的打算。”另一段说，在瑞典“由于财政状况而具有影响的一切东西，……在债主、封建者、承租者、企业头头身上变成了中间的权利，政府依赖它并不比臣民差。”此外，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进行分析与考察时，对林加尔特的《英国史》作了大量的摘要，主要是对城市的发展和经济力量的增长作了记载，这一记载也表明了，马克思已初步认识到市民阶层的发展，必然要影响到国家制度和法律关系的发展。

在整个《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又对费尔巴哈的哲学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特别细读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找到了解决黑格尔法哲学问题的方法，即重新设置“主词”和“宾词”的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是在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对比和考察中，最终形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思想，而之前的大量笔记正是这一思想的逻辑前提和理论来源。

在马克思早期的写作中，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另外一部带有批判性的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它带有批判性是因为：在文中马克思述诸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把私有财产看成是永恒的和必然的前提。而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是历史的，阶段性的产物。我们就来对马克思的这一批判进行历史过程的考察。

我们现在所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书名是后来者所加入的，这一部分著述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多部经济学著作进行摘录时，所写下的具有评论性的一部手稿。可以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是整个《巴黎笔记》的一部分，甚至在《手稿》中都可以看到马克思摘录的痕迹。而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做了七个笔记本的经济学摘录，大致情况如下：第一册第一部分为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摘录，第二部分为斯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摘录，最后一部分为萨伊的《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摘录；第二册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摘录；第三册为勒奈·勒瓦瑟尔的《前国民议会议员“回忆录”》和部分《国富论》摘录；第四册第一部分为色诺分尼的《雅典的色诺分尼著作选》摘录，第二部分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摘录，第三部分为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摘录；第五册第一部分为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的摘录，第二部分为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摘录以及部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评大纲》的摘录；第六册为弗·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国民体系》摘录；第七册为欧仁·毕莱的《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的摘录。〔3〕这七册的笔记大部分都是摘录，也会有少许评论性语言。除此之外，还有三部手稿，这三部分的手稿，马克思一边摘录，一边做了评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见，马克思在《手稿》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思想是在摘录大量政治经济学资料中所形成的。例如，在对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的摘录中，马克思有过这样的评论：“在我们看来，李嘉图学派极力主张以积累劳动代替资本——这种说法在斯密那里已经出现——只有这种意义：国民经济学愈是承认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原理，工人就愈是被贬低，就愈是贫困，劳动本身就愈是成为商品。——这是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中的必然的理论公理，正像是现在社会生活中的真理一样。”〔4〕在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进行摘录时，马克思评论道：“精神自由是目的，因此大多数人处于愚钝的奴役状态，肉体需要不是唯一的目的，因此它是大多数人的唯一的目的，或者相反，婚姻是目的，因此大多数人。财产是目的，因此大多数人没有财产。”〔5〕

纵观整部《巴黎手稿》，马克思在决定对“市民社会”进行考察后，便进入了大量的经济学研究中，而他的研究方式则是自己习惯的摘录著作加以评论的方法，最终产生了在《手稿》中所阐发的理论。虽然说，《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从整个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看来还处于“未成熟”阶段，但就马克思的批判的方法论来说是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史的。

二、“批判”的真实内涵：从康德的“批判哲学”论起

从自然语言的角度来理解，一方面，批判是指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另一方面，批判是指指出批评，提出意见。然而，作为哲学语言的“批判”来说，或者更确切的说作为现代哲学语言的“批判”，我们都把它理解为“扬弃”，即指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克服、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又保留和继承以往发展中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并把它发展到新的阶段，是对这一事物的自我否定，简而言之就是说“否定的继承”。这一批判的思想起源于黑格尔，发展及运用于马克思。但就批判这一词句，或就“批判哲学”而言，其鼻祖应该归属于康德，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康德的“批判哲学”。

康德“批判哲学”的逻辑起源要回溯到西方近代哲学的两条路线：唯理论和经验论。唯理论的路线发端于笛卡尔，经斯宾诺莎的发展，结论于莱布尼茨。他们认为，人类知识来源于人自身的理性推理，与经验无关，却最终走向了独断论。经验论的路线发源于洛克，经贝克莱的发展，结论于休谟。他们认为，人类对世界的一切认识与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而最终走向了怀疑论。康德的思考正是基于这两种路线之上，却又从不轻信于任一理论。康德认为，独断论和怀疑论都不单独探讨理性能力，而简单地肯定（独断论）或否定（怀疑论）理性能力是否有超感觉经验的认识，而康德的任务就是要探讨、分析、审查人的认识能力，也就产生了“批判哲学”。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具体分析与考察了人的理论理性即纯粹理性的认识能力与可认识的范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具体分析与考察了人的第二种理性认识能力，之后，为了达到两种理性能力的融合和沟通，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具体分析与考察了人的审美能力，从而实现了其“三大批判”的形而上学体系。顾名思义，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从内容上讲，的确包含有对前者理论，特别是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否定与继承，但就其批判的方法论意义上讲，批判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分析与考察，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序言中就已经说明，“我理解的批判，并不是对某些书和体系的批判，而就其独立于一切经验能够追求的一切知识而言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的裁决，对它的起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6〕而在《纯粹理性批判》再版的序言中，康德再次强调了其批判的意义，“批判并不与理性在其作为科学的纯粹知识中的独断方法对立（因为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独断的，即从可靠的先天原则出发严格地证明），而是与独断论对立，也就是说，与凭借一种从概念（哲学概念）出发的纯粹知识按照理性早已运用的原则、从不调查理性达到这种知识的方式和权利就能前进的僭妄对立”〔7〕在这里，康德把“批判”与“独断论”对立起来，显然，是要说明批判的“分析与考察”的意义。

对康德的“批判哲学”进行了大致的阐述之后，我们对这位“批判”的鼻祖所使用的“批判”的含义有了明确的理解，就是“分析与考察”。而马克思正是继承了这一点，他把“分析与考察”这一批判的方法论特性用于自己的哲学与历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从一开始就遵循了批判的这一方法论特性。

《博士论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马克思最早的一部学术性专著，其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写作此文的目的是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对古希腊哲学的一致看法是认为古代哲学的顶峰是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哲学思想是古希腊哲学的经典，而到了古希腊哲学的晚期，古代哲学，特别是自然哲学出现了衰落。马克思通过对古希腊晚期的自然哲学的代表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时期自然哲学的代表德谟克利特两者思想的对比和分析，得出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其中蕴含着的自由的思想，从而述斥了封建专制和思想压迫。从这一角度来讲，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也带有否定的批判含义。那么，再来看看，马克思这一批判的历史过程。在写作论文之前，马克思在1839年至1840年初，写下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写完这些笔记之后，马克思写下了许多附注，内容是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及其原子论，还写下了一部手稿，内容是评述普罗塔克对伊壁鸠鲁的神学思想展开的论战。除了这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外，马克思还写下了《柏林笔记》。《柏林笔记》是马克思摘录古典哲学家著作的笔记汇集，包括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莱布尼茨的一系列著述，休谟的《人性论》，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以及卡尔·罗生克兰茨的《康德哲学的历史》。〔8〕显然，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详细地考察了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思想，当然，在大学期间，马克思研读最多的还是黑格尔的著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确实继承了康德“批判哲学”中的“分析与考察”的思想内涵，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扬弃”，不过，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批判和康德“批判哲学”一样，还是只停留在哲学的思辨领域，但在之后对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便走出了这一困境。

三、马克思批判过程的内在特性

上文已说，马克思的批判是有着分析与考察的过程，在马克思要写作一本批判性的著作之前，必须经过大量的研读和摘录，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就其一种批判理论的形成过程来讲，马克思的批判是自觉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这也是马克思批判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内在特性。

自觉性是指一种自发性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在批判的过程中，那些新的观点和批判性的理论是自发地形成，并不带有先验的独断性。更具体一点，马克思在所写的著作中的批判性观点是他在对这一理论历史的分析和考察时，在马克思做大量的摘录和评论他人的观点时形成的，我们所看到的著作只是对这些摘录和评述的重新整合和进一步阐明。而与自觉性相反的是目的性，所说的目的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一种理论进行考察和分析之前，就已经对这一理论进行先行的断定，从而就只是为了论证这一论断而去考察和分析，这样往往带有主观的色彩，反而会对这一理论思想造成误解，导致批判的片面性。这其实也是带有独断论的倾向。

回到马克思的早期文本，马克思在对他人的著作进行摘录和评论时确实已经形成了部分在之后自己所写的著作中体现的思想观点，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论述，此处就不再说明。而这里要强调的是批判的真实内涵与其特性，即“分析与考察”与“自觉性”的关系。

一方面，“分析与考察”是批判的自觉性的前提；另一方面，对所要批判的理论进行细致、详尽的分析和考察，必然会产生出新的、批判性的观点，而且，分析的越深入，越透彻，产生出的新思想就越深刻，越合理。相反，如果没有意识到两方面的联系，忽视了任一方面，其批判就会有失偏颇；如果并没有对所要批判的理论进行分析和考察，只是由肤浅的，片面的知识体系而进行的批判必将是片面的，而倘若为了否定而去分析和考察所要批判的理论，即目的性的批判，必将导致批判的局限性。在当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在理论界大力提倡思想多元化的时代，批判思维日新月异，各种新的思想都是在批判中产生的，没错，马克思也正是在批判他人的思想中形成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然而我们又恰恰只是停留在批判的哲学语句中理解其含义，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批判”的历史过程中去寻找“批判”的实质，与其说马克思的批判是一种思维一种方法论，毋宁说是一种批判精神，一种对学术的态度和作风。

〔参 考 文 献〕

〔1〕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20-121.

〔2〕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2辑）〔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 .

〔3〕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58-160.

篇（2）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05-05

“新唯物主义”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称自己所主张的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唯物主义。正因如此，人们往往把1845年的《提纲》与时间上相差不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建立的标志，认为马克思是在吸收、借鉴和转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主流叙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然而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其新唯物主义思想的端倪，因此武断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移植是不够严谨的。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为数不多的以古希腊自然哲学史为主题的研究作品。马克思的兴趣显然既不在哲学史实的考察，也不在自然哲学的论证，而是力图通过对古希腊两位原子论者唯物主义观点的对比，发掘出足以冲破黑格尔观念论藩篱的思想资源。这在唯心主义哲学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时代，无疑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意义。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上，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其第二部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物理学上的差异），特别是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的讨论上。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论文的题目中表明的那样，他探讨的是古希腊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的差异，而原子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仅关注对原子论的讨论，就会把《博士论文》矮化为自然哲学或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马克思在论文的序言中早已阐明，他的研究不是细节的研究，而是“为了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记忆。”[1]14换句话说，马克思力图通过对特殊问题的考察，探寻希腊哲学走向暗淡命运的普遍性原因，并借此达到挽救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性目的。不以这一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博士论文》，就很难明白这一作品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意义，无法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个发展历程。

实际上在后黑格尔时代，批判和超越黑格尔的观念论几乎是一切有野心的哲学家所努力的方向，而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展现的批判也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与其他人不同，《博士论文》对黑格尔的批判更多体现对一种尚未完善的唯物史观方法的潜在运用。那么马克思这种唯物史观的武器来源于何处呢？长久以来，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马克思是借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才得以打破黑格尔观念论的桎梏的，这实际上是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影响。可是必须指出，虽然恩格斯晚年的这部著作力图阐明马恩两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吸收和继承，但是恩格斯更多地是回应两人唯物史观成熟时期的理论来源，其关注点并不在《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在序言部分，恩格斯明确提到，“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4就此来说，《博士论文》时的青年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恩格斯并未言明，故而是值得商榷的。

况且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到1841年才出版，此时马克思《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从其对唯心史观所采取的批判方法来看，马克思运用了历史分析法，即回到历代哲人对伊壁鸠鲁讨论的语境和细节展开分析，并以此来驳斥黑格尔以精神发展逻辑所推演的哲学史框架，这跟直接否定精神造神运动的费尔巴哈大异其趣，因此简单地将其视为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很难成立的。

那么青年马克思这种的唯物史观的萌芽会不会来源于时间上稍早一点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呢？应该说，就唯物主义的某些自然观念方面，马克思可能受益于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就唯物史观的构造方面，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则受自身局限性而难当重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3]9这倒不是说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成就一定比近代的唯物主义要高，而是说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元哲学的工作上，古希腊自然哲学规定了后来唯物主义者的看待世界的思维导向，在这一点上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没有实质上的超越。

因而马克思的这种唯物史观来源，很可能就是其主题所表达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这里古希腊唯物主义既是他研究的内容，也为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启示。马克思没有借助近代的费尔巴哈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方法来反对黑格尔，反倒是求助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的源头，从活生生的历史语境中和感性直观来反思黑格尔唯心史观所预定的“必然”逻辑。因而，其主题选择比较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超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了。

伊壁鸠鲁追求快乐主义的恶名及其与德谟克利特类似的原子论，往往令许多哲学家们武断地认为其思想无非是对德谟克利特的抄袭；然而马克思却发现了伊壁鸠鲁的独到之处，并坚信如果能够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精华予以析取，进而将其优点引入唯物主义，就有可能克服当时观念论哲学的困境并发展出真正的可以影响世界的的实践哲学。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就要完成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就必须阐明伊壁鸠鲁在哲学史中被误解的原因，并通过这一过程揭示出唯心史观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其次必须指出伊壁鸠鲁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唯物主义的理论优势；最后，借助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来重构被唯心史观一再歪曲的哲学发展史。遗憾的是《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亡佚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前两个部分却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而从这一部分及相关的七个笔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此一哲学工作的步骤与我们所设想的逻辑基本符合。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以唯心史观解读伊壁鸠鲁的批判

马克思首先对历代先哲们关于伊壁鸠鲁的种种误解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工作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任务，一是从肯定方面看，要重新显示出伊壁鸠鲁哲学的价值；二是从否定方面看，要批判之前的哲学史中的错误看法。而在进行哲学史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批判了三个对象：1.哲学史中对伊壁鸠鲁产生误解的哲学家们的具体观点；2.哲学史中误解伊壁鸠鲁的一般性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3.黑格尔所继承并系统化的唯心史观。

为什么要区分这三者呢，这是因为归根到底马克思的任务是指向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这些不同层次的批判又必须被综合起来。如果不能准确地区分，就有可能迷失于细节而忘记了马克思的任务。

实际上，“哲学史”概念本身就是黑格尔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哲学史”的视域，历史上的哲学争论才不致沦为偶然随意和无目的的诡辩，而成为可以被系统化综合看待的演进历程。马克思接受这一概念的积极因素，但是却不认可其所谓绝对精神的神秘必然性。马克思在论文中说，“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不应遇到的结局，即暗淡的结局……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每一个人事方面的事物所注定了必定要走一通的铁环，这确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不过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胀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样。”[1]13

正是在唯心史观的逻辑推演下，伊壁鸠鲁的命运就被黑格尔裹挟到其绝对精神的运动系统中。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暗示了伊壁鸠鲁不同于唯心史观的真正价值，因为只有具备唯物主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黑格尔刻意整合并忽略。

同时，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偏见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中唯心主义传统的模仿和必然结果。即，正因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伊壁鸠鲁怀有偏见，认为其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唯物主义的别子，才会有黑格尔对其的轻视。因此，马克思要想驳倒黑格尔，就要先揭示出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对伊壁鸠鲁的理解为什么是错误的。

（一）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

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前322）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最高峰，那么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和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前270年）两人恰恰处在分水岭的两边。人们自然就会根据历史顺序，认为后者剽窃了前者，普鲁塔克甚至把两者的不一致解释为伊壁鸠鲁只吸收了错误的东西。

然而仅凭时间上的先后和学说上的相似这两点就得出后者剽窃前者的结论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因为不同之处也可能恰好是后者对前者的改进。马克思发现，历史上的确也曾经有人看到过这一点，但遗憾的是由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理解在历史上被湮没了。马克思说，“当西塞罗说伊壁鸠鲁把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弄坏了的时候，他至少还承认伊壁鸠鲁有改进德谟克利特学问的意向，还想张开眼睛去看它的缺点；而当普鲁塔克说它的思想不一贯，并说他对于坏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爱时，因而也就怀疑他的意向，那么莱布尼茨则甚至于连他善于摘录德谟克利特的能力也都否定了。”[1]18这其实揭示出哲学史逻辑之外的问题，即历史的和文化的现实环境对哲学思想的筛选。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真正超越历史与阶级之上的所谓价值中立的评价，某种思想能不能被尊重和接受，必然要受某时某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现象本身就是时代经济生活的反映。

在欧洲主流的神学和哲学影响下，唯物主义的哲学非但不会被重视，而且无法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且不说普通人不会关注其细节，即使饱学之士也往往会忽视不同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的内在差异，而把他们进行粗略的归类。正是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之下，伊壁鸠鲁被当做对德谟克利特的粗略模仿才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史上的共识。

（二）从知识论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强调感性直观能力，这对于以沉思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学传统来说必然属于异端。对此黑格尔是心知肚明的，“伊壁鸠鲁并不把存在看作一般的存在，而看作感觉到的东西，把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意识看作本质的东西……这样也就很明显，既然把感觉到的存在认作真实的东西，那么概念的必要性也就根本被取消了，一切便分崩离析而失去了思辨的意义，而是肯定了对于事物的一般流俗的观点；这样，事实上它并未超出一般普通人的常识，或者毋宁说是把一切降低到一般普通人的常识观点”。[4]48黑格尔的讽刺，实际上代表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伊壁鸠鲁的否定，这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在康德之后，德国唯心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感性直观。然而，马克思却看到这种对伊壁鸠鲁哲学狂妄自大的否定恰恰说明了西方哲学已经病入膏肓，哲学必须再一次从理性的天上走入感性的人间。

（三）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最容易被误解为享乐主义，因为伊壁鸠鲁把感性直观作为一项原则，所以如果不仔细分析就难免就会演绎出这样一种理论结果，即伊壁鸠鲁承认肉体的欢愉就是幸福，所以在中世纪伊壁鸠鲁的作品会被列为禁书。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能够比较公允地对待伊壁鸠鲁的伦理学，黑格尔甚至说道德学是伊壁鸠鲁哲学中最好的部分，但是却总是力图把这种伦理学变为自己唯心主义道德系统中的教条。马克思讽刺天主教的伽桑狄时说他总是力图“使他的良心和他的异教的知识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合，这当然是白费气力的。这正如一个人想要在希腊名妓雷伊斯的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1]9由此可见，历史上对伊壁鸠鲁伦理学的两种极端态度，实际上都不可救药地误解了伊壁鸠鲁。

对马克思来说，这些误解在另一个侧面反倒证明了伊壁鸠鲁的特殊价值。在形而上学上坚持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态度，必然会反对空洞的纯粹思辨；在认识论上坚持感性直观的原则，必然要求伦理学上对幸福目标的践行。这就给予正在寻找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困局的马克思最为有力的武器，然而这一武器究竟能不能被运用，还需要被进一步检验和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证明伊壁鸠鲁的哲学具有超越其他唯物主义的优势，即他的原子论不能仅仅是某种突发奇想的先验设定，而必须是能够获得合理证明的认识条件，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

二、两种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差别

一提到两位古希腊哲学家的差别，就难免让人想到原子论；在继续讨论之前，这里有必要稍微对古希腊的原子概念进行一点澄清。在古希腊哲学中所运用的“原子”概念不同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近代物理学把原子假定为组成事物的最小颗粒，这就意味着借助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原子是可以被经验到的。而古希腊的原子说到底是一种形而上学概念，它绝不在经验之内，而毋宁说是保证经验得以成立的某种理念。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德谟克利特时，也没有把原子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来看待。他说，“留基伯与他的同门德谟克利特以“空”与“实”为元素，他们举“实”为“是”，举“空”为“无是”：他们并谓是即不离于无是，故当空不逾实，实不逾空。”[5]14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很清楚，即德谟克利特哲学的根本原则是“实”与“空”这一对相互对立统一之范畴，即使把此处的“实”定义为原子，这个“实”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实物”，而是先验意义上的“是”。因此要理解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就必须清楚这一论证的关键并不在经验领域，而是在形而上学领域。

《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第三节对两者自然哲学的区分是一般性的区分，这不同于论文第二部分对两种原子论具体细节的区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一般性的区分是两者的主要区别，那么为何篇幅只占用了一节，而原子论只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还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并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呢？

马克思的这一设计大概出于以下考虑，即原子论虽然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但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直接决定某种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否牢固。如果丝毫没有论证，只是凭空把原子和虚空作为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自然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的，也仍然是一种独断的迷信。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德谟克利特，最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他对原子的规定和说明，因此必须给予最大的篇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性的区分不重要，恰恰相反，一般性的差异暗示了马克思以伊壁鸠鲁哲学为武器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的目的。

综合考虑《博士论文》对两种自然哲学的一般和具体的双重论证，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伊壁鸠鲁对古希腊唯物主义的创新与超越。

（一）在真理问题上的分歧：两者对现象与本体关系认识的差异

马克思发现，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承认“原子和虚空”的形而上学原则，但是德谟克利特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中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最先表现为“真”的问题。真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属于知识论问题，实际上涉及形而上学问题，因为知识论问题只关注认知的条件及过程，而真理问题却关注认知的对象和前提，涉及对世界的设定。德谟克利特在这些问题的表述上的确粗糙，一方面由于他坚持现象与本质的差异，认为除了本体（或者说原子、实有）为真以外，其他一切现象都是主观的因而是不可信的，这样他就把真理存在的基础给否定掉了。而另一方面他又发现现象显然是被灵魂所把握的，而灵魂则是实有的本体，既然如此，那么被灵魂所把握的现象显然也应该具有真理性，这样他又把真理性的标准从认识论上树立了起来。马克思将这一情况称为德谟克利特的“二律背反”。其实说到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德谟克利特在追求本体的同时不愿意承认感性所获得的现象的真实性，这就等于在本体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在认识论上却坚持唯心主义，如此一来怎能不产生矛盾呢。

而伊壁鸠鲁却克服了这一矛盾，他坚持感性确定性的第一原则，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而概念必须以感性所获得的现象为标准进行校正。这样来看，伊壁鸠鲁的原子理念就不是一种先验设定的东西，而是借助经验所推演出来的东西，当然由于并不具有更多文献上的支持，马克思也没有就此继续展开。

这却给人们留下一个问题，一个如此重视感性确定性的人，为何没有将这一经验论原则贯彻到底，反倒还笃信原子论的形而上学，休谟不就是太强调经验而最终成为了怀疑论者吗？马克思后文中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疑问，实际上伊壁鸠鲁区分了“始基的原子”与“元素的原子”，前者是质料性的，类似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而后者则是构成性的，具有形而上学原则的意味。因此不要小看伊壁鸠鲁强调感性确定性的认识方式，这一认识方式本身其实就是他的原子论原理。马克思说，“正如原子是他的原理一样，同样他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论。发展的每一环节，对于他，立即就转变成一个固定的、仿佛通过空虚的空间从它们的联系中分离开了的现实；一切规定性都采取了孤立的个体性的形态。”[1]45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伊壁鸠鲁可能有坚持感性确定性原则而放弃原子论的倾向，但是实际上他以另外一种动态的方式理解并承认了原子论。也就是说，他坚持的感性确定性本身实际上是“元素的原子”的实践过程，而他借助这一行动所否定的原子，则是质料意义上的“始基的原子”。而这种放弃也不是彻底的放弃，最终它必然通过元素原子的运动重新被构建出来。

（二）寻求知识与追求幸福：两种哲学目标的差异

由于德谟克利特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坚决区分本体和现象，因此处于本体领域内的原则就不可能对现象界产生影响。但是同时由于他在认识论问题上，又坚决认为只能通过经验才能达到本体的认识，所以他又必然广泛地涉猎一切实证知识。“古代的轶事就算是一个传闻吧，但也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传闻，因为它描述了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据说德谟克利特曾经自己弄瞎他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正如西塞罗所说，这个自己弄瞎眼睛的人也就是那走遍了半个世界的同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获得他所寻求的东西。”[1]21

而伊壁鸠鲁恰恰相反，尽管他一再强调感性直观的重要性，但是他却并不因此就毫无节制地汲取一切经验。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哲学目标不是为了获取纯粹的知识，不是那种把握本体，而是最终指向幸福的生活。因此伊壁鸠鲁始终把他的哲学看做活生生的实践哲学，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关怀。“伊壁鸠鲁在哲学里面感到幸福和满足。他说，‘你必须为哲学服务，如是你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倾心降志以从事于哲学，他用不着等待；他立刻就会得到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1]22通过伊壁鸠鲁，人们最终发现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不是“真”，而是“善”，这也是人们寻求知识的目的和真谛。如果知识无助于人们获得生活的幸福，那么此类知识的价值何在。

通过这一比较，马克思发现德谟克利特虽然是唯物主义，但是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矛盾性却决定了他的唯物主义最终不但会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且无论拥有多少知识，也只能在空洞的理念世界中徘徊。反观伊壁鸠鲁的哲学，则始终把感性直观的现实作为判断的基础，把生活幸福的现实关怀作为实践的原则，因而伊壁鸠鲁的哲学是健康的实践哲学，这才是马克思努力寻找的打破唯心主义哲学的钥匙。

（三）必然与偶然：现实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条件

如果说实践的原因是要把握本体，实践的结果是要获得幸福，那么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内在矛盾就注定了他这种唯物主义的悲剧，即一方面无法追溯到实践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实践的结果。哲学家实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和思想之间建立一般性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悲剧就造成了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思形式。换句话说，德谟克利特对必然性的强烈要求实际出于他对待实践问题上的绝望。

伊壁鸠鲁不但避免了这一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对必然性和偶然性进行了重新规范。在他看来，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意思是指必然性由于超出了人类经验认知的范围，因此必然性不是可以被直观把握的概念，而是被推论出来的概念。也就是说，偶然性和主观任性都是可以通过直观被把握的，人们只有在观察到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之后，在掌握了经验资料后才有可能推论出事物发展顺序的规定和联结，即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的必然性是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即“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真实的可能性推演出来，这就是说，有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那种必然性是通过这些东西的中介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的显现。”[1]24而偶然性对他来说则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真实的可能性的反面。所以偶然性要么是被感性直观直接捕捉到，要么则是通过理性自身的想象所获得。以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当然不免有其消极意义，但是伊壁鸠鲁的本意并不是否认一切联系和原理，而是认为物理学中的定理恰恰不是第一重要的，说到底定理所规定的必然性的出现也是建立在人类构造的偶然性基础上。因此，自由才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向人类敞开，人们通过实践去追寻自由并获得幸福，才是可能的和可以被期待的。对自由的规定才成为马克思进一步来论述原子偏斜的目的。

三、结语

麦克莱伦在评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机和旨趣时写道，“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6]27的确，当唯心史观成为新的宗教，绝对精神化身新上帝的时候，如何能够打破这一悲剧的命运，重新发现一条自由之路，就成为后黑格尔时代哲学家的必然使命。

马克思在为唯物史观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再次发现了古希腊唯物主义的丰富资源。与德谟克利特的内在矛盾相比，伊壁鸠鲁对感性直观的重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偶然性与自由辩证关系等问题的阐释无不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中另一条隐蔽的林中小路。虽然青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投身于“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但是他对伊壁鸠鲁的哲学史意义上的辩护和他对伊壁鸠鲁感性直观的褒扬，已经迸发出了哲学革命的火种，就此而言《博士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作唯物史观的理论萌芽。正是在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下，由伊壁鸠鲁开启的具有朴素辩证意味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最终为马克思在20世纪重写哲学史提供了锐利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博士论文[M].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M].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

篇（3）

一、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深入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总资本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仅包含着保障生产消费的资本的流通，还包含着保障个人消费的一般商品流通。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为核心，即如何实现价值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问题。

社会总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的结果即为社会总产品。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按用途分为生产资料部类Ⅰ和生活资料部类Ⅱ两大部类，按价值构成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实现条件I（v+m）=IIc

简单再生产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扩大再生产的巨大潜力。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马克思认为，同样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实现条件I（v+m）>IIc

扩大再生产是对简单再生产的发展与扩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实现对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的等价交换，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二、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说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适用，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难以保障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从而确保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问题。面对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为保障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国家进行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难以解决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缺乏强制性难以产生有力的调控效果；错误地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故而要正确地处理好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实际来看，从供给端发力迫在眉睫。

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应地，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也要依据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和所处的经济大背景以及实际进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实施宏观调控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并且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的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不仅仅是指价值量上的机械相等，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集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一体的整体平衡，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

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导宏观调控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依据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指出的要想使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全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参照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便于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社会宏观经济的合理运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一原理蕴含着丰富的理性逻辑演绎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演绎体系得出要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这种理性逻辑演绎体系有助于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简化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这对于我国宏观调控的安排与布局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形成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制，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对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结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机制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却以私有制为基础，寻求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和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无源之水，只有把马克思的经典经济理论贯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来，才能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逐步转为质量高效型；经济发展动力由依靠资源、劳动力逐步转为创新驱动。必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概念是对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全新认知，也进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以及落脚点。供给侧改革尽管意味着宏观着力点发生调整，但并不代表全盘颠覆所有经济改革的举措，而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更明晰、更具体的表达方式，从而有助于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出来。这些举措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使得市场经济的长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消除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的障碍，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环。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探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和供给学派的理论差异入手，从社会商品部类的平衡角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探究，从而得到了立足于实际，发展中高端生产力、提振科技创新的结论。以期能够由远及近的保证我国市场能够繁荣稳定。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3-0-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依旧放在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减少低端生产或无效供给，发展振兴有效的中高端产业供给能力，在维持供给结构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尽全力提高商品的生产能力。经由政策手段、科技创新、实业经济等措施，以解决我国供给侧现存问题。

一、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不同

1.西方供给学派的现有观点

西方供给学派片面性的强调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意图从单纯的供给方面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1]。增加供给和生产动力，最终使用的手段就是减税政策，通过振兴人民储蓄理财的积极性。西方供给学派的思路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过分突出税率在经济中的错误，特别是注重供给侧而对需求侧市场的忽视，只能说是一种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例如在今天如果生产大量的机械打字机，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猎奇者之外的市场存在的[2]。

2.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预的基础上，在考量社会需求的前提下，保证供给方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整性，从而发挥政府经济部门在市场调控和生产资料配置上的领导作用，从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调的情况下发挥长效的经济振兴作用。

二、社会总商品部类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会总产品能够分为两类：其一为能够进入或必须进入生产消费之中的生产资料商品，其二为进入个人消费领域的生活资料商品[3]。在商品部类的平衡性上，生产资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产资料，生活商品则必须向生产商品提供消费资料，其中的平衡关系是社会生产消费的基础。举例来说，工人需要买菜做饭来维持工作，生产出的商品换得工资来进行买菜做饭。这之间的比例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扩大生产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使得工厂能够消化更多的生产资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业维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让工人能够消费更多的消费商品。如果生产紧缩，或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率大幅度跃进，就会出现供给拥塞的情况，这时的工厂倘若进行人力优化，工人失业或薪水降低，同样也会降低消费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规模的供给拥塞现象。为了避免这种链式经济反应，需要保持平衡稳定的供给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马克思在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理论的宗旨思想就是部类比例平衡。为了维持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控制再生产和部类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才能够使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4]。

大的消费生产部类进入平衡阶段，也就意味着各个细分部类也进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证在各个小类之中的生产和需求达到了平衡，这样才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正常运转。如果某些小类出现了产品过剩，另一些小类出现了产品不足的现象，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严重的生产资料浪费，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转。

部类供需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产能失衡是过去经济飞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合理问题。但是如钢铁、煤炭、石化方面产能严重拥塞，重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因为技术问题，生产效率也较为低下。但是一些轻工业、新兴产业的产能仍然不足，民生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发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就面临着国防与民生经济的严重失衡，并且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巨大混乱。这种最深层次的产品部类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角度的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计划特征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部分干预下的自主经济。当前世界，除朝鲜、香港与美国外，全部国家或地区都使用带有政府管控调节的市场经济进行发展。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为目标，提高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和产出结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适应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人民需求和国家福利。

篇（4）

一、的劳动价值理论

什么是商品的价值?马克思是从分析1夸特小麦出发，指出在1夸特小麦里面，有一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价值。这种共同的东西的实体是什么呢?马克思经过详尽的分析后认为它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商品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并不是现成的出发点，而是劳动者的具体活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转化变成的结果。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表现了主观具体活劳动耗费所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效用的劳动的含量。这一点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得很明白。马克思说:’‘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作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力量，人类劳动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因此，价值是社会对个体活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的有效用程度的一种评价。从劳动到价值有一个质和量都要进行转化的客观的社会过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有关商品价值这一术语的内涵是很明确的，它指的是商品在交换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为一切商品所共有的某种等质的东西，即商品中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它已经转化成社会劳动(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而不再是私人劳动(即个别劳动者的具体活劳动耗费)。价值仅仅是指“凝结”在某种使用价值中的抽象劳动，马克思在多处不断地阐明“凝结”这一思想，例如，马克思说了:“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不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这个价值本身才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当我们把商品看作价值时，我们是只把它们看作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显而易见，在谈到商品价值时，马克思总是强调它是商品所包含(凝结)的抽象劳动，而不涉及生产商品时的具体活劳动耗费。但是，这种细微的却是极其重要的区别，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并没有引起注意。

二、劳动价值论面对的现实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相应带来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同时给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石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有三方面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要由“知识价值论”来取代;第二种观点要建立新的“劳动价直论”;三是主张“发展”劳动价值论，充分注意到科学技术等，“知识”在财富，乃至价值创造造中的重要地位，承认知识及包含知识的先进技术生产设备与活劳动一起创造了价值，而且比活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些主张虽然观点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活劳动不再是，或者不是唯一的价值创造者。

这些主张对劳动下介值论在新形势下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以前罚门认为，“句句是真理”，不容经典作家的论述与之有任何差异;改革以后，虽然认为的某些个别论述、个别原理可以发展，甚至修正，但由于思维定式的作用，仍然认为的基本原理不能发展。澎门认为，发展基本原理不等于否定基本原理，发展是以坚持基本原理的本质为前提的。理论本身包含“内容”和“方法论，’两方面，内容的根本就是“基本原理”，方法论即“唯物论和辨证法”。当然，这也说明，发展只能在坚持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本质的前提下进行。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之一是应该发展的，但发展要坚持两个前提:即“唯物辨证”的方法论和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劳动价值论的本质是“只有人.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新形式下坚持“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这一劳动价值论的本质特征，是因为这一“本质”仍然揭示了知识经济条件下价值的真正来源。

马克思的劳动下介值论是科学理论。马克思从分析商品二因素入手，科学揭示出劳动的二重性质，科学地解决了价厦形成、决定和实现的难题。但是，劳动价值论是抽象的、本质的理论，它揭示的是整个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津，不是商品经济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规律。在商品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劳动价值论有不同的表现形丸探讨这些不同的具体形式不是马克思的任务，他也不可能对当时还没出现的“阶段”的，般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作出准确描述。这一任务正是马克思的后继者—理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将抽象的理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化是对的丰富和发展。

科学技术能否创造价值，将书本上的理论和现实实耐目结合，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知识是劳动创造的，而且是复杂劳动创造的，所以知识有价值，而且商品中凝结的“知宝州介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是知识作为脑力劳动的结晶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将自身价值转移于新产品之中。这种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与书本上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矛盾之处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在创造造知识的劳动中从事基础科研、教育等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成分被划为不创造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结果科学技术劳动只剩下技术劳动;但科学理论研究的是技术创新的基石断口前提。二是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同一劳动单位时间里生产更多的产品。把这种劳动仅仅解释为是一种复杂劳动，单位时间里创造了更多的价值，是没有说服力的。三是根据劳动生产率与价值的关系的规律，并不能推导出科技不断进步会使产品中的’‘知识价值”含量越来越高的结论。科技进步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喇氏单位商品的佣直量，但无论劳动生产率姻可，等量劳动时间总是生产等量的价值。科技进步水平被劳动生产率提高水平等额抵消，因而科技进步并不增加劳动的总价值量。

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单从课本上理解是不够的，一定要从现代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新特点、新趋叁冲目结合，使经济学能更妞断旨导洲门的实践，也是洲门今天学习经济理论的主要目的。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本质—有效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谈到商品价值时，总是强调它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由于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家们，都一致认为可以用劳动持续时间来计量劳动的量，所以马克思在谈至嘀品价值时，又强调了’角直是凝固的劳动时间或劳动时间的凝结。

政治经济学中用“凝结”、“凝固”、“结晶”以及“物化”等等用语，不能仅仅单纯地理解为要把抽象人类劳动凝结在一定的使用价值面，更深入的理解是:马克思使用“凝固的劳动时间”或“劳动时间的凝结”等等用语，就是要强调，在商品生产中可以直观知道的具体活劳动时间，并不是都能不折不扣地“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全部转变成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不是社会必要的(浪费的、多耗费的等等无效用的)劳动时间是不会“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而是作为“杂质”衫洲滁了，只有有效用的劳动才会“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大家知道，倒可劳动产物都耗费了州门的劳动，但其社会效果却是千差万别的。如果社会经济生活中不需要进行商品交换，就不必计较其中有效用劳动的含量。劳动产物也只有在商品交换中，其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的有效程度才需要，并且获得评估，使表现在物的形彭让匕的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经过“凝结”的过程，将无效用的劳动作为“杂质”排除之后，剩下的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才会形成商品价值。

综上所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本质上应是有效劳动价值论，理由有三个方面:

首先，有效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是指商品中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它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的表现，而不考虑这种活劳动耗费的社会有效用程度。

其次，我们把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称为有效劳动，那末很自然地，有效劳动总量的多寡就是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抢以造产品的数量，即与使用价值的数量成正比的，这才是真正地体现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担者。这样，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量的劳动量所产出的使用价值数量增加了，目也就是消耗同量的劳动量所创造的价厦总量也增加了，转化率提高了，即具体活劳动的有效性增加了，这就能圆满地解释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中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总量却在增加的现象

再次，科技的发展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发挥了巨大作用。有资料表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书冲副变大大高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幅度。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技术因素所起的作用已达60—80%，活劳动的作用显著下降，这与商品佣直是由耗费劳动决定的观点存在突出的矛盾。因为才剐居耗费劳动价值论，设备越落后，耗费的活劳动就越多，创造的个别价值也越多;而设备越先进，耗费的活劳动就越少，创造的个别洲也越少，这样，科技进步反而成了获取更多价值的障碍了。从有效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顺里成章的。科技的进步，先进机器设备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耗费的劳动量到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的转化率，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

三、“创造劳动”与“超额利润”

要想理解“超额利润”的深刻内涵，首先要搞清楚课本中的“总体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现实问题时的困惑。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现实的情况是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其生产组织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各种劳动形式的“个别分化”和总体“结合”的情况更加纷繁复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某些形式的劳动主要是智力劳动从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分离出去，另一些原本分离的劳动形式又“总体地”结合在一起，限于“物质产品”。另一方面通过商品形式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已不局限于‘.间接生产”领域，创造价值的劳动不能再局限于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创查介值的方式也进一步社会化、复杂化。大量的科技劳动潜藏于其他“物化劳动”中，掩盖了价直的真实源泉，这是形形“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产生的直接现实原因。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论述是基于当时的生产社会化情况，化好旨的’‘总体劳动”主要限于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内的“结合，’，而且他的论述只是在“资本一般”的限度内。

篇（5）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 “劳动”这个人类本质活动基础上的价值论研究的结果，是在科学区分和严格地定义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和价值形式、价值和价格、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价值决定和价值分配等诸对范畴基础上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的有机统一的宏大理论体系。然而，自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以来，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所有这些，与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中央也曾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的任务，问题的提出是有针讨性的。

1.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含义

1.1价值决定。商品的价值有质和量两个方面，价值的质(即价值实体)是由人们生产商品时简单的体力劳动决定的，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体力劳动。这种劳动又有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只是劳动的量即抽象劳动，而不是劳动的质即具体劳动。价值的量(即价值大小)是由体现在商品中抽象劳动量决定的，劳动量的多少和大小则是以劳动时间来计算的。但是，商品的价值量并不决定于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考察商品的价值量时，还必须了解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并把各种劳动转化为平均的或简单的劳动，作为测量价值量的统一尺度。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简单体力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1.2价值本质。商品的价值既然决定于人们生产商品时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而生产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又是可以互相比较的，这就决定了劳动量相等的商品之间可以相互交换，而商品与商品之间交换实际上就是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以，价值并非商品的自然属性，而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比较劳动和交换劳动的经济或生产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1.3价值形式。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与其他商品交换时才能体现出来。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称之为交换价值，即价值形式。价值形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后一切商品的价值都以货币来表现。以货币来表现的交换价值就是商品的价格。

1.4价值实现。商品的价值不仅必须以价格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一定要卖出去以后才能够实现;商品价值实现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即等量价值与等量价值的交换，这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但是，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价值规律总是在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形式下发生作用的。

1.5价值转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但剩余价值却以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资本家的竞争，资本主义利润转化成了平均利润，于是，商品的价值:c+v+m转化成了商品的生产价格:成本(c+v)十平均利润。这时，商品的价格不再围绕商品的价值上下波动，而是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了。

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意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在于解释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关系，在于说明社会的一切财富来源于劳动和劳动者，一切价值的来源在于劳动，就是资本也是来源于劳动，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也是一种价值形式，这一点，对劳动者的剥削在马克思看来就完全说明了资本家对工人关系。虽然马克思论述资本家(企业主)在生产中的作用，但这种论述总的来讲是强调剥削、强调企业主对工人劳动的监督，对企业主在管理中作用强调不够。这一点是同当时的马克思立场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残酷剥削相连的，不应苛求马克思。但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应该有所发展。

此外，按马克思的说法，除劳动之外，一切其他生产要素只是生产的前提条件，只转移价值，并不形成价值，只有劳动才形成价值;如果从全面的立场看，这一点马克思也有偏差，似乎是“唯劳动论”。无论如何，从现代生产、市场，倒可生产要素在形成价值的过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离开了任何一种要素，价值就不能形成，这些都是客观的，只要市场存在，就是这样的逻辑，否则市场经济就不能存在，现实的生产不能左行。

3.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价值论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是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邹寸创造价值的劳动主要是直接生产过程的体力劳动，资本家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是产业工人的剩余劳动。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技术、信息的发展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不同于工业经济的时代一一知识经济时代已悄然而来。

所谓知识经济时代，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The Knowledge Economy)通俗地说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Knowledge-based Economy)。所述的知识，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一切知识，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技术、管理及行为科学知识。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虽然也离不开知识，但总的说来，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即以物质为基础。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技发展引起了生产力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生产具有大型化、智能化、网络化、全球化的特点。与此同时，生产劳动的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技进步、经营管理、信息咨询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脑力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些都远远超过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所能够论及的范围。

3.1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现代的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其中，科技不仅作用于生产，而且涌现出大量的高科技产 业;管理不仅有企业的微观经济管理，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而且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行业管理或中介组织管理;服务不仅有为生活提供的服务，而且越来越多地为生产提供服务。劳动形态的变化导致财富的构成也发生重大转移:价值构成的主体已经不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是知识经济时代一大批智能型劳动者创造的价值;管理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在价值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服务劳动不仅构成了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积聚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业创造的价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60%-70%，服务业的劳动人口占就业人口的70%以上。劳动形态和财富构成的重大变化，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劳动的内涵是什么?活劳动作为价值创造的惟一源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有了新的变化?劳动的形态和财富的构成发生了哪些变化?哪一种劳动创造的价值最大?如何增加国家的财富?

3.2企业高度自动化带来的劳动减少和价值迅速增加的问题。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智能化、自动化的发展，社会生产呈现出无人化的趋势，“无人工厂”、“无人商店”成为知识经济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工人人数大大减少，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大批工人脱离生产过程，而利润却成倍增长。一些未来学家预测随着生产的自动化，管理的科学化，通讯的网络化，在不久的将来，自动化机器体系就能完全取代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乌尔里希·贝克指出:职业劳动总量在急剧减少，我们正在快步跑向一个没有劳动的资本主义，而且在世界上所有后工业国家都是如此。然而，劳动的减少却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剩余价值大大增加。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准一源泉是工人的活劳动，劳动增加，价值就增加，劳动减少，价值就降低。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就业人数呈下降趋势，工人的工作时间也不断缩短，而利润和剩余价值却越来越大，剩余价值率越来越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这个问题上显然难以自圆其说。这是否意味着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增大了的价值源泉不再是劳动?这无疑是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

3.3无形资产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问题。知识经济以知识、信息等智力成果为基础构成的无形资产投人为主，企业的真正价值更多地取决于公司雇员头脑里和数据库里的主意、见解和信息，以及其控制的专利，而不是取决于公司拥有的卡车、流水线和其他有形资产。当然知识经济也需要资金投人，但是对于高技术产业甚至是风险资金投人，如果没有更多的信息、知识、智力的投人，它就不是高技术产业。据统计，美国有些企业的无形资产比例高达60%，知识投人超过了物质投人，企业经济活动的非物质化日益明显，知识在生产中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无形资产的升值也将带来社会价值的变化，拥有更多知识的人获得更高报酬，知识强国的产出增加。直接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来分析解答“知识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较，哪一个创造的价值量更大”的问题时，也会得出自相矛盾的两个结论。 4.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遭到挑战、陷入困境，这是勿庸置疑的社会现实，其原因既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方面的，也有时展方面的。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知识经济时代之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从一般意义上看，解决这一矛盾有两种基本思路可供选择:一是改变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使之适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二是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使之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前者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削足适履”之举;后者才是唯一可行之路。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时代的产物，具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内容上的不足之处，它们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是潜在地、隐性地存在着的，因而并不影响整个科学理论对时代特征的反映，甚至还会有利于整个科学理论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将会逐渐显现出来进而成为一种现实的、显性的存在，此时若不克服之，那么将会使整个科学理论难以适应新时代的经济社会之现实，在直接运用这一科学理论的基本原理来解释新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时，就会出现难以自圆其说和自相矛盾的现象，导致整个科学理论在新时代陷人困境。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步克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的局限性和补充其内容上的不足，使之发展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新理论形态，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科学理论之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时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具有的“与时俱进”品格的具体体现。

然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走出困境的出路何在，或者说，如何才能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走出困境?如何才能永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科学理论所应有的生命力?如何才能克服其历史局限性和补充其内容上的不足?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对此，笔者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走出困境之出路的基本路径应当包括以下几道程序:

4.1寻找并确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走出困境的突破口。由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陷人困境的具体表现，主要集中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知识经济时代之经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走出困境的这一突破口，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之社会现实的矛盾问题，突出地表现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所遇到的不能正面解答的各种现实问题，特别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解释时难以自圆其说和自相矛盾的问题。换言之，如果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问题时能够作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没有遇到“自相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的现实问题，那么也就不存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陷人困境的问题了。

4.2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则，以积极的态度紧紧围绕知识经济时代的现实问题，考察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和在内容上的不足之处，找准其“症结”之所在。因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实的矛盾问题，只是现象层面上的问题，因此还必须透过现象找到产生这一矛盾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这是解决这一矛盾问题进而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走出困境的关键，因为只有通过考察分析与这一矛盾问题相关联的各种经济现象，才能寻找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陷人困境的原因，才能做到“对症下药”。那么，其“症结”是什么呢?概括地讲，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和在内容上的不足之处，它的产生既有时展原因，又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的原因。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战争和革命”是世界主题，工业经济是其主要经济形式，科技与经济相分离是其突出特征，“简单性”科学认知图式和研究方法是其科学背景。这是“症结”产生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在创立劳动价值论时，进行了如下的科学抽象和科学处理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将复杂劳动如以脑力付出为主的科技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来处理。为了突出重点和抓主要矛盾，将价值的生产仅仅限定在“物质生产领域”，而“忽视”了“精神生产领域”特别是“科技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为了当时革命的需要，将从事以体力劳动付出为主的工人阶级作为价值创造的主体，而将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放在价值创造的“次要”位置上。由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主要考察物质生产部门的以体力付出为主的简单劳动与价值的关系，而没有系统具体地研究“精神生产领域”特别是“科技生产领域”的以脑力付出为主的劳动一一科学技术、管理与价值的关系。这便是“症结”及其产生的原因之所在。

4.3在找准“症结”的基础上，要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知识时代走出困境，还必须解决如何“对症下药”的问题。要做到“对症下药”，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1、要明确其“症结”产生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突出地表现在:从马克思所处的时展到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科技与经济、科技知识的生产与经济活动已经达到了一体化的紧密程度，知识经济已经初见端倪并得到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已经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现代科技尤其是高新科技的产业化形成了大量的科技知识密集型的高新科技产业。只有明确时代背景的深刻变化，才能为“对症下药提供现实的基础。2、要研究“对症下药”的操作之法。在上述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应当将马克思在当时“简化掉”的、“忽略掉”的、“被放在次要位置上”的因素凸现出来，考察它们与价值创造的关系。概言之，就是要将价值的生产从“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精神生产领域”特别是“科技生产领域”，将价值创造的主体从在企业现场进行生产劳动的“狭义的工人阶级”，扩展到包括不一定在企业现场操作的科技人员在内的“广义的工人阶级”，将以复杂的脑力付出为主的科技劳动凸现出来，考察它与价值创造的关系等。

篇（6）

    0引言

    矿产资源是指赋存于地下或地表的固体、液体和气体的自然富集物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当前资源约束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国家资源安全问题突显,因此开展矿产资源价值与价格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时代的迫切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矿产资源价值

    1.1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派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点是揭示了商品的社会性和劳动的二重性,他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作为劳动自然属性的具体劳动,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作为劳动社会属性的抽象劳动,体现了人和人的关系,创造了商品的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而劳动是由社会劳动时间来衡量,进而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涵义,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

    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考察矿产资源价值,关键在于确认矿产资源中是否凝结了人类劳动。马克思在阐述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时曾论述到:“如果它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那么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它的作用只是形成使用价值,而不形成交换价值,一切未经人的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如土地、风、水、矿产、树木等,都是这样”,这种论述长期以来,造成人们对马克思理论的片面理解,产生了“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矿产资源是自然界赋予的天然产物,不是人类创造的劳动产品,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因此矿产资源是没有价值的”传统资源价值观。

    1.2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矿产资源价值是不依赖于价值认识或评价主体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正确认识矿产资源价值,矿产资源就难以得到合理地开发利用;只有经过不断的实践,在实践中正确认识矿产资源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矿产资源价值,也才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在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新的形势提出了对劳动价值理论如何理解和认识的新课题。******总书记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也明确指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创始人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正确理解和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理论观点,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是非常必要的。

    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矿产资源是由天体、地壳的运动及其他地质作用形成的,但矿产资源与普通自然赋存物不同。一方面,矿产资源的物质性能和存在形式是自然界赋予的,直接来源于自然界;另一方面,矿产资源是经过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过程逐步形成的,而且大部分是经过地质勘查劳动后才发现和确定的。实践证明,地质勘查工作既包含了简单的体力劳动又包含了复杂的脑力劳动,最后确定了矿产资源的具体空间位置、矿产资源数量以及品味。总之,矿产资源是经过人的努力而被认识的,在进入社会、被开发利用前经过了一系列的劳动,可以说,矿产资源在人类认识其使用价值、开采、加工利用的过程中已经凝结了人类的“附加劳动”;为了了解其使用价值、开采矿产资源及创造加工利用矿产资源的条件而付出的劳动就形成了矿产资源的资产价值。

    笔者认为,尽管劳动价值论可以从人类认识矿产资源的角度作为解释矿产资源价值的基础、理论核心,但运用劳动价值论全面解释矿产资源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价格是不完全的,尽管价格取决于价值,价值又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但根据经验观察不难发现,无论商品包含了多少劳动量,或耗费了多高的成本,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的客观需求,那么价格就低;相反地,即使一件物品不含任何劳动量,如果其能够极大的满足人们的客观需求,价格也将很高;因此,为了全面、正确地解释矿产资源的资产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价格,还应从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关系等方面继续研究。

    2供给一需求理论与矿产资源价格

    2.1马克思的供给需求理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马克思指出,供给是’‘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是“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作为两个集合力量互相发生作用,而供给与需求对价格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马克思始终坚持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反复指明价值是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价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着这个重心来拉平的。价格上下波动和偏离价值,始终围绕着价值这个中心进行。

    马克思关于供求理论的阐释,揭示了价值对供求关系的深刻影响,是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全面掌握和理解劳动价值论对我们深入研究矿产资源安全问题,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2马歇力’的均衡价格论在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提出了现代万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理论—均衡价格论。马歇尔认为,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所形成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它是由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直接决定的,均衡价格就是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的交点所决定的价格。

    在论证均衡价格决定和形成的基础上,马歇尔认为需求价格,就是消费者为购买一定量的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它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价格越高,购买者就越少,销售量就越小;反之,如果价格越低,购买者越多,销售量就越大。供给价格就是售卖者对自己提供一定数量商品时愿意接受的价格,它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商品的均衡价格就是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相等时的价格。

    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撇开价值来谈价格决定,使价格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资产阶级庸俗化的表现。同时,供求决定论只能说明商品的市场价格如何围绕价值波动的现象,而对于供求平衡时的价格决定却无法解释。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显然更具有科学性。马克思指出:“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的,或如经济学者所说,是相互抑制而停止发生任何一方面的作用。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而停止发生作用的时候,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同它的实在价值一致。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用谈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发生的那种一时的影晌”。另外,均衡价格论还引入了边际效用论。马歇尔断言,商品的需求价格决定于商品的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通过买者主观上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来测定,但人们的需求是不断变动的,这种变动取决于“效用递减规律”。这就把价格围绕价值的市场性波动归结于人的主观心理因素,显然是形而上学的表现。

    尽管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还存在一些理论缺陷,但是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首先,马歇尔将物理学的均衡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完善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体系。马歇尔就是用供给和需求这两种力量平衡和相等来说明市场体系的均衡,从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均衡价格的形成的。这种方法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析矿产资源供给和需求状况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分析工具,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均衡价格论中有关供给、需求、价格之间函数关系的分析,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价格的形成,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尽管马歇尔抛弃了价格的基础—价值,用价格决定取代了价值决定,但是他关于供给、需求价格之间函数关系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对价值规律作用形式、市场机制实现形式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作用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对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必须进行客观的、辩证的分析,决不能轻率地予以全面肯定或否定。

篇（7）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41-02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作为一门关切人的学问，哲学一直把人类的幸福作为自己的最高归宿，为人类的幸福进行申辩和论证。因此，在人类的哲学思想史上先后出现了多种幸福观，比如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幸福观、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幸福观等。但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现实幸福观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观是对我们时代生活影响最大的两种。

追求人类的幸福和解放是马克思一生的事业。马克思在其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确定了他的这一旨趣。在文中，他提出一个人选择职业的指针应该是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马克思不但为了人类的解放和幸福亲身加入工人阶级的各种革命运动中指导革命，而且他还把为人类的幸福进行论证作为其毕生的理论追求。同时，幸福观也是边沁功利主义哲学的重要主题，是其哲学的灵魂。功利主义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理论旨归，将幸福作为理论的价值指向。

作为对人类充满关切的哲学家，虽然马克思和边沁都把人类的幸福作为自己理论旨归，提出了各自的幸福观，但从根本上说，他们却是不同质的伦理学。马克思幸福观要求逐渐摆脱人的“异化”状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项实现人类解放的事业。而边沁的幸福观则是追求现实的具体快乐，是一种享乐主义幸福观。两种幸福观之所以会有如此根本的差异，其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它们立足于对人性的不同理解，人性论的不同是导致这两种幸福观殊异的重要原因。

一、社会的人性和自然的人性

马克思一直对人性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首先，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只是在目前的现代社会中，由于资本的逻辑导致了人的异化，使人表现出了许多非本质性的东西，罪恶的东西，那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形态，不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一种自由的定在，具有高尚性。其次，他认为人的真正本质属性是人的社会性。人的本性不是某种抽象的东西，就是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所从事的生产实践劳动。可以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6

马克思不但在总体上断言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性，并且他对承担起人类解放使命的无产阶级更是给予极高的赞赏。认为无产阶级肩负着“历史的使命”，是一种“革命的共同体”，没有自己的私人利益，其全部使命就是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有着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怀。可以说，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已经具有了“神性”，人类最伟大的光辉都体现在无产阶级的身上。

同时，在人类思想史上对人性的看法还一直存在着另外一种传统，那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传统。它立足于人的本质是一种动物，具有动物的本能和各种自然欲求，人不是超然的。比如在霍布斯那里，人对人的关系就像狼对狼的关系一样，为了保存自己不断地进行斗争。中国古代也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说。就是说人的本质属性就是动物性，自私自利，受一种“兽性”的法则支配。西方人性论的主流就是性恶论，主张人性本恶。

边沁对人性的看法就充分体现出自然人性的倾向。他认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的产物，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本能。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行为，大家都受苦乐的感性支配，看见快乐就亲近，遇到痛苦就逃避。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一书的开篇中，边沁就明确指出：“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凡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无不由其支配：我们所能做的力图挣脱被支配地位的每项努力，都只会昭示和肯定这一点。一个人口头上可以声称绝不再受其主宰，但实际上他将照旧每时每刻对其俯首称臣。”[2]57

二、发展的人性和永恒的人性

在马克思看来，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人的存在是一种生存性的存在，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人在社会的实践中不断地超越自我，突破自我；同时不断地重塑一个又一个新的自我，可以说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因此，马克思才会认为“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172。在这一认识基础上，马克思把人的幸福定义为：人应该在历史的发展中解放自己，最终实现自我和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人性是随着社会实践的改变而改变的，也即不同的实践过程，不同的实践结果才是表现人性的内在东西。

而边沁则坚持一种永恒不变的人性论，这种人性缺失时间性，不发生变化，没有发展。这种人性是启蒙精神的“遗物”，是启蒙运动确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观。马克思在批判边沁的功利主义时对这种人性观有着深刻的揭示。马克思说：“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种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根据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按现代庸俗经济术语是，理性的人。凡是对这种标准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3]70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边沁是把当时资产阶级的人性当成了标准的人性，永恒不变的人性，认为人类的人性一直就是如此。

马克思的发展人性观和边沁的永恒人性观对立的根源在于他们对阶级意识的把握。马克思幸福观立足于人的解放理论，提出人的解放应该由政治解放进入到人类解放。只有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的解放理论是和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认为未来的革命和人类的真正幸福在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最后消灭阶级，达到全体人的解放，建立起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对人性的分析始终是和阶级性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人类社会中阶级的形态是会发生变化的，资产阶级具有历史性，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只是历史的一个过程阶段。

而边沁的幸福观则漠视阶级意识，不承认阶级的存在和阶级的对立，因此看不到人性的阶级性，就无法把握到人性的变化性。边沁把人性当成一种先天的、现成的东西来看待，认为人性是固定不变的，一旦把握了人的本质，就完全把握了人，就会洞悉人的一切奥秘，这是一种理性的“狂妄”。

三、具体的人性和抽象的人性

马克思的幸福观还立足于具体的人，具体的人性，追求每个人的现实幸福，通过个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实现人的自我发展。马克思的“人”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从事具体的生产实践的人，他有血有肉。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4]479。马克思对人性的认识就是立足具体的人，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因此马克思才会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相一致。”[1]67-68个体的具体实践活动构成他的本质，他的属性，把他和别的个体区分开来，是其自身存在的标志。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人性”，超越过去的“人性”，以达到今日之我不同于昨日之我。

马克思的幸福观立足具体的人，具体的人性，马克思把未来的社会看作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共同体”是具体个体的“自由自愿”联合，每个人都保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独立性，自己的特殊性。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3]683，因此，这种幸福观主张的是每一个人的幸福，全人类的幸福。

如此所述，边沁则立足抽象的人性，把抽象的“快乐”和“痛苦”当作基本的人性，并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是如此，都受这一法则的支配。其实边沁的这一法则就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资本法则”的变形。资本的功能是逐利性，疯狂地追求剩余价值，占有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增殖，实现对无产阶级的无情剥削。这一秘密被马克思所发现，他认为“把所有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产生的，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4]479

不同的人性观必将导致不同性质的幸福观，可以说对人性的看法决定着幸福观的性质。边沁的幸福观体现出人类的自私性，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幸福观。“功利主义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2]58而马克思的幸福观却与此截然不同，要求“破除”资本主义社会加在人身上的各种异化，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这种幸福观的本质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人的本质力量在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中全面实现，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它的立足点是整个人类和人类社会，是要求每一个人的幸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8）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自20世纪80—90年代起，发达国家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经济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一种新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思路。20世纪90年代末，循环经济理念开始引入我国。2004年9月29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召开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十一五”规划的编制。

虽说“循环经济”是一个新理念，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在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问题时，就曾经明确提出过与“循环经济”原则类似的思想、观点。马克思的这些见解给我们以深刻地启迪，可以说是“循环经济”理念的理论先声。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应用科学技术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这种思路与当今人们处理生产与生活垃圾的思路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那么靠什么手段来处理这些排泄物呢？当然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因为“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马克思特别强调，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过的工业，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废料，变废为宝，减少工业废料对环境的污染。“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马克思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体系的问题、废物资源化问题和产业生态化问题。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是一致的。

其次，马克思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大量的生产实例，对生产工艺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业废物，减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工艺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艺的进步，改变了对生产原料的利用途径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生产中的各种废料，获得了一种在新的生产工艺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废料成为了新工艺的原料。现在，循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原料”。其实，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确地说过类似的话：“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个产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用实例说明，当时由于生产工艺水平的低下，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农场主不愿种植和很少种植亚麻，一个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里，粗糙落后的生产工艺导致了在加工亚麻时产生了很多废料，损失高达28%到30%，工人们经常把这些废麻拿回家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后来，人们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对亚麻进行精细处理，使亚麻的损耗大大减少。 转贴于

再次，马克思还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批新型生产工具的问世，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样可以提高工业废物的利用率，变废为宝，减少资源的浪费。马克思多次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马克思列举了意大利和法国在磨谷技术上的差异说明这个问题。在罗马，当时的磨还很不完善，因此，不仅同量谷物的面粉产量低，而且磨粉费用相当大，客观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巴黎人使用的磨，是按照30年来获得显著进步的力学的原理实行改造的精致的磨，大大提高了同等谷物的面粉产量。马克思还提到，处理纺织工业产生的废丝时“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纺织品”。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生产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手段改造我们的生产机器和工具，的确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率，从而节约自然资源，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减轻生产废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篇（9）

一、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种种不同观点提出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经历了几次大的，从国内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述来看，是多种观点纷呈，且论争持续至今，但观点分歧依旧。这一方面反映出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我们要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立场和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按照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实际对该理论作出创新和拓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国内很多论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缺陷”的论文和专著，其实对于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内容却未能作出全面而探刻的理解和把握。在我国现今祟尚改革和创新的年代，对于传统理论的指责已经不需要多大勇气反而成为一种“时尚”。但是，理论创新其实是一种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要求我们必须对要评判的对象首先要研究深透，方能发表见地。从这一方面来说，国内较多学者的相关观点似有流于肤浅和追求上述“时尚”之嫌。概括地说，我国理论界提出的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认为劳动价值论与我国市场经济的现实不符。或认为劳动价值论存在“残缺”，“不完整”。因此需要予以修正，使其与经济现实相符。持有这一认识的学者们认为，我国市场经济及其运行的现实是，生产要素经济化市场化现象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存在，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都在生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的投人会带来相应回报，而这些报酬又成为产品价格的组成部分。难道机器、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不创造新价值吗?因此，有学者认为，以劳动为唯一源泉的传统“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矛盾”是明显的。“马克思在分析交换价值时，把决定使用价值交换比例的共同因素仅仅归结为劳动而忽视了其他因素的作用，是使他的理论与现实发生矛盾的关键或逻辑起点”。现今我国经济理论界广为流行的“要素价值论”，可能就是这一思维的结果。

其二，认为劳动价值论对于现实市场经济没有应用意义。晏智杰教授的观点是这一方面的典型。晏教授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有设定的前提，即是排除了货币关系、供求变动、资本关系等以后的狭义价值论。“所谓狭义价值论，是指非市场价格和非资本市场条件下的商品交换规律理论，也就是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到马克思分析商品价值时所设定的那种原始的实物交换条件下的交换规律理论”。“然而如果越出了马克思(以及古典学派)建立劳动价值论时所设定的条件，这个理论本身以及它对其它领域的现象仍然保有说服力，这还没有得到证明，或者说还需要加以证明”。也正因为学者们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过于抽象而缺乏应用意义，为使其能够进人应用，而将种种客观经济因素乃至人们的主观心理引人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于是，诸如“效用价值论”、“资源贡献价值论”等等其他种种价值理论便应运而生。尽管其中不乏合理因素，但大多少有说服力，或者偏离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

其三，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是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的一种方法，对社会主义经济无用。例如，冯春安教授就认为:“剩余价值理论只是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具体贯彻或表现”。“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作为利润的本质，利润又具体分割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借贷利息和地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分配领域的具体体现，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理论武器”。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生产关系改变了，劳动者成为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共同富裕，而不再是为私人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和进行剥削服务，所以劳动价值论在这里是无法作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之用的。由此，持有这一方面基本认识的学者普遍认为，要想使劳动价值论能够进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对其作出改造和修正。近若干年来理论界出现的有些别样的价值理论，可能就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产生出来的。

我们以为，持有以上种种观点的学者们对于劳动价值理论的指责，如果真是想发展而不是为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话，那么，他们要么是对劳动价值论中运用的方法没有能够深刻理解，要么就是对该理论的深刻内涵和所体现的立场及基本观点未能作真正把握。本文试从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意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市场经济具有的社会意义以及应用意义作出阐述，以就教于理论界。

二、深入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意义

针对现实中我国理论界一些学者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种种误解，我们需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与把握。如何深化?一条重要途径是从抽象法在劳动价值论中的运用来给予理解和把握。马克思认为，分析商品价值形式必须运用抽象法。因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并且，分析商品价值形式对抽象法的运用要求更高。“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单个商品形式或商品交换关系的分析采用了抽象法，即在分析过程中确定和暗含了三个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是抽象了货币关系，这也就是将价格等范畴撇开不谈。马克思认为，在所考察的商品价值关系中，没有货币居于其间，当然更没有资本存在的余地。因为如果引人货币，就势必涉及价格，价格虽然比价值更接近现实，但是却更远离事物的本质，而本质只有在纯粹的实物交换条件下才能得到阐明，阐明了价值之后才能说明价格一类现象。因此在实物交换中显示出的商品价值关系，是分析商品价值的必要条件，而且应当是唯一正确的条件。二是抽象了供求变动因素对于商品交换比例的影响，即假定商品交换中供给和需求一致。无论是生产要素的供求，还是消费品的供求，都是相一致的。供求平衡，这实际上也就是排除了“稀缺性”因素引人商品价值关系的分析。三是抽象了生产领域中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如机器、资本、土地等)的作用，即假定劳动以外的要素使用都是无偿的。当然，马克思并不认为进人交换的产品仅仅是劳动这一要素生产的，他明确指出，就使用价值而言，它们是劳动和其他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产物，但是他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只与劳动相关而同生产资料无关，因而，在他的交换价值分析中没有机器、资本等要素的地位，这些要素出现在交换中也不要求付出代价。

马克思对商品价值关系的分析设置上述前提条件的做法是合理的。抽象法的作用以及马克思运用抽象法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商品价值的质的规定，即由生产者生产该商品时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当然，在客观上，分析商品价值形式时会带有各种复杂性，即不仅有商品自身物质性质决定的因素，还有货币、资本、地产乃至市场变动和购买者心理加给它的各种复杂因素;但是，即使加人这些复杂因素，马克思认为，也并不会改变商品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凝结这一性质，而只能影响到价值的水平，并使问题的分析复杂化，甚至会模糊事物的性质。这里作出以上三个方面的抽象，就使考察变得简单，同时又不影响事物的质的规定。

对于马克思分析商品价值形式时抽象法的运用，以及相关前提条件的设置，我国理论界很多的学者是有着不同看法的。例如晏智杰教授就认为，是马克思由于设定了这么多的前提条件，使得商品价值只能由劳动这一唯一因素决定了。那么，如果按照晏教授的思维逻辑，如果对于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市场因素等等不予以抽象，而是统统纳人分析的视野，比如将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机器、土地等要素加入分析，是否就可以得出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决定价值的结论了?看起来，“要素价值论”这一观念意识的存在确实有着条件和基础。对于马克思分析商品价值时运用的抽象法及其得出的结论的歧见，其实是产生于不同的人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观点的分歧。

对于劳动价值论不能嘲笑是“古典”，对于“要素价值论”不能认为就是“现代”。的确，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于100多年前形成的，但不能由此而认为马克思那时的理论境界没有达到“要素价值论”的高度(该理论是否有“高度”?)。必须清楚，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正是在资本主义完全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核心是按资分配)、西方学者宣扬要素价值论的时代，批判了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否定了要素价值论，提出自己的劳动价值论的。

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其抽象层次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表层理论，一是深层理论。表层理论一般是由以概括商品经济运行的理论，是商品经济表象的规律性总结，深层理论则是决定表层理论和支配表象性规律的本质层次规律的概括。深层理论和表层理论的关系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内容，后者是前者采取的形式;并且，深层理论往表层理论演绎过程中往往发生颠倒，后者掩盖前者，即呈现出来的是与深层理论相反的形式。劳动价值论是属于深层理论，而“要素价值论”则属于表层理论折射而来的虚假现象，连表层理论的真理性也没有。晏教授可能认为劳动价值论对经济现象役有说服力，但是他却没有正确对待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方法论运用。如果试图越过相应的表层理论而企图用深层理论直接去联系客观经济现象，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

三、深刻领悟劳动价值论的社会意义

劳动价值论直接地说，其意义是在于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然而，马克思在当时欧洲的那种人与物关系颠倒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构建他的劳动价值论时，恐怕不仅仅是将其作为理论体系的一般基础和出发点来对待，更是有着深层的批判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和为广大劳动者阶级伸张正义的社会意义。现今我们可以运用劳动价值论中蕴含的社会命题，来矫正我国现实社会经济中的种种不和谐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而言，在我国经济现实中，应坚持劳动价值论所蕴含和具有的以下两个基本命题。

其一，是坚持劳动价值论所代表的最广大劳动者根本利益的立场。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是一个存在不同利益主体和讲求所有权的社会，一个以人和物相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马克思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的解剖，却以劳动价值论开始，将其作为其余理论的前提和赖以形成的基础，这本身就是在宣告劳动对于财富形成的基础性重要作用，宣告劳动者阶级对于人类社会的创造性贡献。可见，劳动价值论是宣扬劳动者的社会贡献的理论。再从劳动价值论本身来说，该理论的首要或核心之点是回答商品价值的实体或本源是什么，即价值是由劳动者的抽象劳动形成的。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不是对一部分劳动者的生产性劳动的抽象，而是对构成社会分工体系的所有有用劳动的抽象。这也就是说，不只是一部分人的劳动，如“精英”的劳动、“老板”和“老总”的劳动创造价值，其他更多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劳动也创造价值。劳动价值论涵盖和代表的是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全体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并与经济发展的“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于此，这一理论才能成为“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方面利益关系的理论基础。其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一个理论支撑点，是将劳动过程的诸生产要素区分为主体和客体的原理。马克思认为，人即劳动者是劳动过程的主体要素，生产资料是这一过程的客体要素，从而将劳动过程概括为是“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而生产出产品的过程。在劳动过程中，一切劳动资料就其职能和客观属性来说，是劳动者器官的延长。劳动工具无论多么先进，它也是人的劳动加工创造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核心理论点，即认为只有劳动者的劳动才创造新价值、其他非劳动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的规定，正是建立在这一区分主体客体要素的原理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劳动价值论是肯定了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为劳动者阶级立论。劳动价值论也就是宣扬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以人为主、以人为本的理论。我们尊崇劳动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就是要在面对多种客体生产要素所有权获取价值分配面前维护广大劳动者的经济权益。我们在观念和政策上，应在维护资本所有者权益的同时，相应地要更加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不受侵犯，因为人是主体的首要的生产力。

其二，劳动价值论是宣扬“以人为本”的理论，该理论应当成为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拙。这里的“人”有三个方面的涵义:一是说，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等等;二是说，以人为本的“人”，不是客体，而是主体，也就是说，不能把人民群众单纯地看作是被同情、关爱和救济的对象，而应看作是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创造性社会力量;三是说，以人为本的“人”，即广大劳动群众，是政府考虑经济发展工作的出发点、着眼点和落脚点，发展就是为了提升广大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由此，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构建和谐社会，体现在我国的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上，就是要求改变原有的以单纯“追求增长率”为核心的指导思想，而形成以“富民”为根本特征的新型战略指导思想。“富民”战略强调的着力点起码有这样两个方面。第一，需要树立能够获得富民绩效的科学理念，各级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上要真正做到“以民为本”。要确立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观、新的公平效率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可代表富人与民争利，政府官员不能为权不公、以权谋私，不可漠视群众的疾苦。第二，要及时进行保证富民战略获得成功所需要的各种制度和机制的建设。要加快消除阻挡8亿农民和城镇贫困劳动者脱贫致富的财政、金融、教育、医疗等体制鸿沟，建立起“富民”的新体制。要形成一套社会各阶层公平分担社会转型成本、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新机制。加速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建立起新型的“统筹城乡、以城带乡、实现共同发展”的城乡发展新体制。

四、正确把握劳动价值论的应用意义

狭义的劳动价值论，直接地说，它的意义和作用只在于成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然而，劳动价值论作为商品经济理论，它又是一种价值决定的规律及其对社会经济发挥调节作用的理论。从这一层面来说，劳动价值论可以进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应用。但是，劳动价值论要进人现实应用，必须在商品价值范畴的基础上，植人资本所有权关系和市场竞争因素，使之转化为生产价格。因为生产价格规律是商品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的转化形式。在我国市场经济社会里，劳动价值论可以也有必要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形式，通过价值分配的方式来实现对于社会经济的调节。具体而言，生产价格规律的调节作用有以下三个方面。

篇（10）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其中包括价值是不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以现实指导意义何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等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入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采用全面的观点，整体地看待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

一 关于劳动创造价值问题

劳动价值论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揭示出“人类的抽象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原理，为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据。伴随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特别是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关系、劳动过程，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结合新的实践，深化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已经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曾表现了对价值问题的极大关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1841)中，曾对人的自由与必然和反对神本主义价值观等问进行过探讨。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其他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对各种不同意义的价值概念作过考察和把握。他首先严格区分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交换价值，立足于对交换价值及其内在尺度的考察，揭示了商品生产的秘密，从而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面对利用混淆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来否定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庸俗经济学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他反复强调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毫无共同之处”同时，马克思并未因此而将它们的差别绝对化，并未否认在一般科学的范围内研究使用的价值的意义。

在以往的经济学著作中，“价值”一词有时表示商品的价值，有时表示交换价值，有时则表示使用价值，其含义往往只有根据上下文联系及作者的思想才能具体地确定。虽然一些英国经济学家曾有用“worth”(价值)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价值)表示交换价值的习惯，但无论是日耳曼语源的“worth”，还是罗马语源的“value”，都只是“价值”一词的两种不同语言符号形式罢了。为了避免象这样多义地使用“价值”一词所造成的混乱，马克思对“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这三个概念作了明确的区分，并分别用三个不同的词，且Ⅱ“value”、“usevalue”、“exchangevalue”来表示它们。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与价值问题直接相关的，实际上有三个概念，其中，“价值”概念指的是商品中所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交换价值”概念指的是商品价值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概念；而“使用价值”概念则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value”)，而且是活劳动，不是物化劳动，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价值实体是抽象劳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商品的劳动量是衡量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唯一尺度；从价值量的变化规律来看，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成正比，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劳动量的变化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并不直接改变商品的价值量，而仅仅是改变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影响单位商品的价值量。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二 关于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劳动要形成价值，光靠劳动自身还不行。如果只有劳动而不具有诸如土地、机器、原材料等物质生产要素，无论如何是生产不出商品来的。没有商品，自然也无价值可言。关于产品的生产要素，马克思明确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作为产品的生产过程，“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胁”“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见，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是产品的生产要素，这是马克思关于生产要素的基本观点。

近年来，有人认为，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由活劳动与物质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劳动与资本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不能说剩余劳动仅仅是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尤其在今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物化劳动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观地、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作用和功能。因此，认为应该是价值及剩余价值是由物质生产要素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 　我们认为，物质生产要素虽然不是价值的源泉，但它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物质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物质生产要素本身也是商品，也有价值。它的价值通过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成为新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物质生产要素的消耗只有在社会“平均消耗”的情况下，其价值才能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如果大于社会“平均消耗”的范围，就意味着物质生产要素的浪费，超出部分的价值不能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反之，如果大力节约物质生产要素，使物质消耗大大低于社会的“平均消耗”，就有利于降低生产该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从而有利于商品生产者实现更多的价值。其次，先进的物质生产要素有利于劳动者从事复杂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样的劳动者，如果他们使用的劳动工具不同，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就不同，创造的价值也不同。但是，物质生产要素的先进程度要与劳动者的素质相适应，不是越先进越好。

但承认物质生产要素在生产商品价值中的作用，并不否定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这个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这是因为：第一，前者说明的是商品价值形成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创造商品价值；后者说明的是商品价值形成的源泉，没有劳动这个唯一源泉，无论物质生产要素多么先进，多么丰富，同样创造不出商品价值。第二，物质生产要素对商品价值的作用是通过劳动为媒介而实现的，它并不改变劳动量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唯一尺度这个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

三　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指导意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