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研究生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气象研究生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K234：N91(2)＝34[交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5-0114-07

Keywords: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eco-thought;eco-harmony；eco-ethic;eco-protection

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thoughthaslongbeenattachinggreatimportancetotheecologicalideaswhichmaintaintorespectthelawsofnature,cherishlivesandadvocate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havebeenacrucialtimewhentheChineseancientecologicalthoughtbegantotakeshape.Thetwodynastiesnotonlyadvocatedtheeco-harmonyandeco-protectionbutalsotheeco-ethic.Thesethreewerethoughttobeintegratedandnevertobedeparted,whichremainsthecharacteristicsoftheecologicalthoughtinth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尊重自然规律、珍爱生命、倡导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源远流长；而两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总结定型的关键阶段。顾后有益于瞻前，研究总结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生态认识与实践将会产生积极的借鉴作用，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智地面向未来。然而，目前对中国古代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①。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然而，与经济发展相伴而行的却是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和恶化：土地滥垦，“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1](《通有》)；毁林严重，平原地区的天然森林资源已趋枯竭。尤其在一些农业开发较早、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已经明显感到了木材的匮乏。如《盐铁论》中有关于梁、宋等地缺乏木材的记载。由于生态的破坏，环境质量下降，水、旱、蝗和疾疫等灾害发生十分频繁，两汉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灾害多发期。据统计，自汉高帝元年(前206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425年间，共有242个年份发生了灾害，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20年次(灾害发生的次数以年计算)，平均1．01年发生1次，可谓无年不灾[2]。

面对生态环境破坏和恶化的状况，两汉思想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和谐统一、崇尚自然、注重伦理、加强保护等主张，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令，这些都体现了时人的生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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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陈业新的《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秦汉时期生态思想的部分内容以及秦汉时期生态保护的主要措施。但遗憾的是，作者却没有注意到汉代生态思想中极为显著的生态伦理方面的内容。

一生态和谐思想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和自然对人的制约。要想保持二者之间的良好态势，就必须使之趋于和谐。《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淮南子·天文训》认为“阴阳和合而万物生”。可见，两汉时人并不是把天、地、人三者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其看作一个相互联系、和谐、平衡运动的大整体，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倡导天人和谐。“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3](《道基》)

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本经训》向往“至德之世”的生态状况是：“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其叙，风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扬光，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当此之时，玄玄至砀而运照，凤麟至，蓍龟兆，甘露下，竹实满，流黄出而朱草生，机械诈伪莫藏于心。”好一幅生态和谐完美的理想化景象。

硕儒董仲舒更是在其专著《春秋繁露》中借对远古三皇五帝太平盛世的描述，道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

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愤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鸷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4](《王道》)

将以上引文与孔子讲的大同社会相比较，孔子的“大同”社会只讲“人”而不讲“天”，董仲舒则不只讲“人”，且特别突出了“天”。他说：“何为本?日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4](《立元神》)它们分工合作，和谐关系不能破坏，否则就会有灾异产生。这事实上就回答了天、地、人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固有规律的问题。可以说，董仲舒的理想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且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智慧，是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可以称之为“理想生态社会”[5]。

另外，成书于两汉时期的医书《黄帝内经》也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论述人体与四时变化、地理水土的联系，认为四季气候变化是否正常直接影响到人体的健康。《灵枢·岁露论》指出：“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因此，季节性发病、时令性流行病都和气候的变化紧密相连。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说得更为直接：“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6]

在人与自然统一、和谐体系中，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汉初贾谊认为，自然界是运动不已的，而且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六理”：“六理……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固为所生者法也。”[7](《道德说》)《淮南子·主术训》总结前人经验说：“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对此，东汉思想家王充也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8](《明雩》)要真正实现天下的和谐统一，人必须顺应自然，并遵循其规律。

两汉皇帝对月令极其重视，在诏令中频繁强调要遵守月令，顺应天时。如西汉成帝曾下诏：“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9](《成帝纪》)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诏曰：“《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10](《安帝纪》)顺应天时隐含了对自然法则的遵守，体现了人们对天、地、人大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生共存辩证关系的朴素认识和把握。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不能违拗自然规律，是中国古代哲人的一贯思想。”[11](p6)

但是，人类在自然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两汉思想家在强调遵循自然及其规律的同时，又十分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如《淮南子》说：“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12](《修务训》)

简而言之，两汉时期的生态和谐思想实际包含三层意思：其一，天人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二，天人共生共荣，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和谐共存；其三，遵循自然规律，法则自然。

二生态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不少思想家已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提出了部分的生态伦理规范，蕴涵着朴素、直观的生态伦理思想，但他们仍处于不自觉的状态，甚至带有迷信的色彩。如《诗经·周颂》中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的说法，意为善待百神、河川、山脉。在孔子心目中，尧、舜是法天而行的圣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13](《泰伯》)。这就肯定了人与自然可以统一，即“天人一体”，也从中透露出孔子对天即自然界有着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崇敬与热爱，因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两汉时期独尊儒术，以经治国，儒家“天人合一”的系统自然观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人们把自然当作朋友，甚至是当作父母兄弟看待，主张对生态环境要有正确的伦理观，尊重各种生命权利，善待各种生命体。贾谊将统治者是否能把自己的德泽及于禽鱼作为衡量其是否坚持以民为本的重要标准。他说：“文王之泽下被禽兽，洽于鱼鳖，咸若攸乐，而况士民乎?”[7](《君道》)从以民为本的基点出发，论述古代圣王能够德泽及于禽兽，这固然是为了宣扬圣王“仁德”之厚，但也未尝不包含维护生态平衡的意义在内。他在《礼》中还说：“汤见祝网者置四面，……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惮害物也如是。”贾谊明确指出汤的网开三面是“惮害物”。“物”，指的就是自然界的生物。

西汉刘向的《说苑》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山水比德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绰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14](《杂言》)在这里，自然的一切特征都和仁人、智者的精神品质具有了类似性、对应性，都被赋予了丰富的伦理道德的意蕴。人比德于自然，在他们眼中，万物都具有人格的意蕴，人与自然互溶互渗。

《淮南子·精神训》将人的器官及其功能比附天地四时等自然现象：“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其书《天文训》、《时则训》、《地形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显然，这种机械的比附是不科学的，但是认为人的肌体来源于大自然，人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的存在，是自然万物中的一类而已，这和天神造人的神学是不同的，有着重要的生态伦理意义。

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天人合一”。为论证“天人合一”，董仲舒借鉴了《淮南子》天人比附的观点，提出了“人副天数”说。董仲舒认为，人的伦理来之于自然，所以应对自然讲伦理。他认为“天”即人，人即“天”的化身。“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4](《为人者天》)在他看来，天地是以自身为模型创造了人。人一身有366小节，是副天一年的日数，有12大节，是副天一年的月数，人内有五脏，是副天地之五行，外有四肢，是副天地运行之四时，人之眼睛乍视乍暝，是副天之昼夜之交替，正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阴阳义》)。总之，天是放大了的人，人是缩小了的天，天和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相似性。

篇（2）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274-02

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工作既是工程硕士培养的重要环节，也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知识积累、整理、运用的过程。按照现代项目管理关于项目定义和典型特征的描述[1]，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具有典型的项目特征。这是因为，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工作是为实现工程硕士培养目标，在一定时间、人员和资源限制条件下的一次性、独特性的工作。因此，可以把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工作作为一个项目，运用现代项目管理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以期能对改进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进而对提高工程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一、学位论文生命周期阶段划分

根据项目生命周期理论，项目作为一种创造独特产品与服务的一次性活动是有始有终的，项目从开始到终结的整个过程构成了一个项目的生命周期。[2]按照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任务和交付的成果、以及同一个阶段包含相近的工作或活动的原则，结合对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过程的分析，可以将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生命周期分为计划与启动、选题与开题、研究与写作、评阅与答辩、结束与收尾五个阶段。图1给出了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生命周期各阶段划分及各阶段任务与成果。

1.计划与启动阶段。这一阶段一般在工程硕士主要理论课学习结束的时候开始，主要任务是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和启动学位论文工作。具体工作包括：①制定学位论文工作计划，向学员和导师宣布论文工作工作计划、安排与要求。②安排教师向学员介绍论文写作的要求、论文写作与研究的方法、时间安排等。③安排学员和教师进行双向选择，并确定导师选择的结果。④对导师进行岗前培训，明确导师责任；⑤明确学位论文评价体系、学位论文管理制度等。这一阶段的可交付成果是论文工作计划表、导师选择结果表、学位论文评价文件、学位论文管理文件等。

2.选题与开题阶段。完成计划与启动阶段的各项工作之后，即可进入选题和开题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就是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开题。具体工作包括：①论文选题。学员和导师在互动、沟通的基础上，先确定一个大致研究领域，结合后续资料收集和文献综述，最终确定论文选题。②收集资料。根据确定的研究领域，收集资料，通过文献综述进一步明确论文的选题，并为论文的研究寻找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为撰写开题报告打好基础。③撰写开题报告。在确定选题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开题报告；④进行开题评议。这一阶段的可交付成果就是通过开题评议后的开题报告。

3.研究与写作阶段。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通过评议后，即可进入写作阶段。写作阶段也可以视为项目的执行阶段。此阶段的主要工作是：①学员按开题报告确定的内容、进度、质量等展开论文研究，指导教师指导学员按计划完成学位论文工作。②完成中期检查。通过中期检查，使导师了解论文进展、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指导。③导师审核论文，提出修改意见，学员根据导师意见修改论文、完成论文初稿。这一阶段的可交付成果就是提交供检测和评阅的学位论文。

4.评阅与答辩。此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①。对申请参加答辩的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对重复率超标的论文，不允许参加答辩。②论文评阅。评阅人对论文进行认真评阅并写出评审意见，学科综合审理评阅人的评价意见后做出是否同意参加答辩的决定。③论文答辩。学科组织论文答辩，就学位论文是否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是否同意授予硕士学位进行表决。这一阶段的可交付成果就是答辩通过后的论文及答辩决议。

5.收尾与结束。此阶段是学位论文自答辩到学位论文全部工作结束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包括学位的修改定稿、学位论文相关资料的整理与提交、学位论文工作的总结与奖惩等。这一阶段的可交付成果就是各种归档资料。

二、各阶段质量控制与保障的重点和措施

1.计划与启动阶段质量控制与保障的重点是：①选派有丰富论文指导经验的教师向学员系统介绍论文写作的要求、论文写作与研究方法、时间安排等，使学员在论文开始之初能了解学位论文的要求、写作方法、质量、时间等具体要求，以便做到心中有数，避免少走歪路；②对指导教师尤其是新任指导教师岗前培训，让导师了解对工程硕士学位论文指导的要求，工程硕士学位论文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学位论文管理制度等。③促进导师和学员间的双向沟通和双向选择，使导师的研究方向能和学员的论文选题方向一致，促进师生优势互补。

2.选题与开题阶段质量控制与保障的重点是：①建立导师和学员的沟通、互动渠道，确保选题符合工程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要求。②向学员开放实验室和机房，为学员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提供保障。③建立论文选题预审制度，要求学员在开题评议一个月前把论文选题提交学科，由学科组织预审，以保证选题符合工程硕士选题要求，避免开题评议时因选题不符合要求而重新选题、开题。④把好开题评议关，对不符合要求的开题报告限期整改，整改达不到要求的，责令其重新开题。

3.研究与写作阶段质量控制与保障的重点是：①建立论文日常检查制度。要求导师定时或不定时检查学位论文进展情况及时予以指导。②强化论文的中期检查制度。一般在开题和答辩中间进行中期检查。通过中期检查，使导师了解论文进展、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指导。③导师把好论文审核关。学员自主撰写完成学位论文之后，先将论文提交指导教师初审，学员根据导师意见修改论文、完成论文初稿。

4.评阅与答辩阶段质量控制与保障的重点是：①把好关。要求对所有学员论文安排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对重合率超过一定百分比的不允许参加本次答辩。②建立论文形式审核制度。组织专门人员对论文的形式进行审核，并将审核意见及时反馈给学员进行修改，以保证论文符合论文规范的要求。③把好论文盲评、评阅关。学校应选择具有工程教育背景的、教育经验丰富的学校或企业导师对申请答辩学员的论文进行盲评或评阅。有条件的学校应该对全部提交答辩的论文进行盲评。对盲评或评阅不通过的学员不允许参加论文答辩。④把好论文答辩关。严格按照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的要求组织论文答辩。

5.收尾与结束阶段质量控制与保障重点是：①完善论文及相关资料保管制度。②建立学位论文总结评价制度。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多数院校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位论文及相关资料保管制度，但多数院校尚未建立论文总结评价制度。从项目管理的角度看，建立学位论文总结评价制度是完全必要的。通过学位论文总结和评价，总结本届学位论文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有利于学位论文工作知识的积累和学位论文工作的持续改进。

通过以上各阶段的保障制度和各阶段工作的有效控制，不仅可以保证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也可以促进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持续改进。

参考文献：

[1]戚安邦，张联营.项目管理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4，39-41.

篇（3）

中图分类号：G64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1-0154-02

高校研究生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素质高质量人才和接班人的重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社会主义优秀人才的基石。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以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多元社会思潮在我国高校的存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强和改进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状况总体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但也存在着研究生政治信仰缺失、价值观念模糊、理想信念淡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僵化、方法落后、学用脱节等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学习和研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讲话精神，并以此指导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优秀后备军。

一、新时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时期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家需要的是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崇高理想追求的新时代青年，是有着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和高尚的思想道德的全面人才。如今，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不高，没有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在研究生、教师队伍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等方面反映出许多问题。

（一）研究生群体自身存在的问题

1.价值观念模糊。研究生价值观念模糊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化浪潮中，文化与思想的交流和融合，使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西方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会不断渗透进来，对于思想不成熟、‘免疫力’较差的一些研究生来说，很容易受到其负面影响。”[1]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足，主流价值观教育不到位，导致研究生的价值观极易受到各种价值观念的左右而发生摇摆，对我国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认同感，而把西方社会的一些价值观念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定位不明确，价值取向多元，价值观念不清晰等问题，使得研究生很容易驶向错误的轨道，严重危害着研究生的健康发展和未来社会建设。

2.政治信仰缺失。研究生政治信仰缺失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西方社会各种思潮流入我国，直接影响着研究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他们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过于推崇，对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略显不足，有些甚至持怀疑态度，不能全身心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阻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当今社会矛盾凸显，许多研究生在面临就业、结婚、住房的压力时，因思想过于偏激，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对国家体制、政策等信心不足，极易出现扰乱社会秩序的过激行为，甚至导致犯罪，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不仅要有效抵制不良思想的入侵，还要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坚定政治信仰，增强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信心，努力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合力。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问题

1.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足，工作落实不到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承载着全校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许多高校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师资投入不足，教师引进速度迟缓，于是出现了“生多师少”的局面。他们常常超负荷工作，疲惫的授课降低了课堂质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工作落实不到位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如今大多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一批年轻的队伍，他们有着较高的理论功底和科研能力，但是缺乏实践经验，单纯传授理论知识，所讲内容空洞乏味，缺乏感染力，难以起到思想引导的效果。而那些富有经验的教师或者退休，或者调到行政职能部门，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一大损失。

2.没有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导师的积极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尤其忽视了对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教书和育人是导师的两大基本职责，导师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首要的责任。受研究生扩招的影响，导师带的学生数量增多，很难兼顾到学生的各个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难免会有疏漏。有的导师只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学生学术科研上。还有一部分导师，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舍得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没有担负起应尽的职责。因此，充分调动研究生导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的问题

1.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不够，工作体制不完善。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中，许多高校把分数、科研作为衡量研究生的主要标准，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在当今社会这个大染缸里，各种思潮混杂，青年的价值观还不稳定，受各种不良思想的误导，容易走入歧途。部分高校对学生的生活现状、思想状况、感情问题关心极少，导致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缺乏。随着研究生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过去授课模式及运作方式很难跟上新时期研究生发展的步伐。课程授课模式、师资力量分配、课堂管理方式、教育资金投入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这就直接导致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质量不高，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下降，从而降低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引发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方面的各种问题。

2.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陈旧，形式单一，缺乏创新。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高校的创立而产生，并一直延续着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模式，缺乏创新，直接降低了授课效果和研究生听课的积极性。研究生是新时代的青年，更需要一些新鲜空气的注入。陈旧的教育内容会禁锢学生们的头脑，使学生丧失活力，达不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较为单一，缺乏活力和创造力。高校一直以一种“灌输式”的授课方式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一刀切”“一锅端”是最常见的现象。研究生会、党支部的一些活动打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旗号举办，而活动大多出于形式，很难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因此，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更新的不仅仅是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更需要创新。

二、新时期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与建议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

党的十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国家、社会和公民提出的新的价值要求，也为研究生树立了新的价值观念。研究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的优秀人才，正如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2]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广大研究生要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道德修养，外化为实际行动，坚定理想信念，严守崇高的政治信仰。同时，研究生有着较为成熟的思想和独特的想法，希望教育可以以一颗宽广的心胸包容多样，尊重差异，保持研究生独特的个性，实现多元发展。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研究生导师的育人作用

教书育人是每一位教师的天职，学生在教师们的教育、熏陶下成长。因此，高校首先要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数量，保证师资充足。其次，理论课教师在专业知识和授课态度方面也要严格要求，教师要做到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以自身良好的品行、高尚的道德，无形中起到教化作用。最后，要注意教学方法，时常做到理论和实践结合，教会学生怎样以高尚的道德感染更多的人。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3]研究生导师不仅是研究生学习的导师，更是生活和人生的指路明灯。“导师不仅要着重加强学术道德教育，还应当主动发现研究生思想状况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4]导师要做好学生人生道路的引路人，促进学生各方面全面发展，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充分合作，共同承担起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将研究生培养成学术规范、道德高尚、行为严谨的全方面发展的人才。

（三）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工作形式

对青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指出，中国梦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2]思想政治教育要以“中国梦”为主题，引导研究生将个人青融入到“中国梦”之中，将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相结合，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要求注重价值观方面的培育和养成，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基本遵循。要求以党史国史为教材，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认同感。要求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切身感悟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同时，高校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采用丰富多样的教育方式，不要把教育局限于课堂上，以专家讲座、学术研讨、社会实践等形式，多方面开展教育学习活动，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白清平，陈巧玲.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及对策[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2，（10）：17.

篇（4）

Key words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English teaching； strategy

随着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英语作为世贸组织中重要的官方通用语之一，在世界经济与贸易合作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另外，在学术方面，国际上大型学术会议大多以英语为主，因此，英语学习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学科领域内的交流，并使得学者们第一时间接触世界相关领域的前沿知识。化学化工作为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其专业英语的学习也是十分重要的，掌握化学化工专业英语知识一方面有助于同学们阅读相关领域资料，为自身的学习提供知识给养，另一方面，对一些有夙愿继续深造的同学来说，化学化工专业英语是其深造的前提与基础。因此，进一步提高化学化工专业英语教学已成为必然的趋势。

1 化学化工专业英语学习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对各专业人才都处于渴求状态，化学不仅是大学校园内的重要分支学科领域之一，也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支柱性产业的亟需专业，因此近些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化工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各大高校也加大了对化工专业的重视程度，希望为国家的发展输送专业型人才。伴随国际化脚步的不断加快，除了化工专业知识本身以外，对化学化工专业英语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对于化工专业本科直接就业的学生来说，大多选择化工公司，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多数化工公司都有国际贸易部，因此公司对新引进的人才一般要求在日常工作中要精通化学试剂的英文名称，并且在公司进行对外贸易期间，要能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国人进行口头交流或邮件的日常往来，这不仅需要扎实的基础英语，更需要化工专业英语做依托；另外，对于选择本科毕业继续深造的同学来说，化工专业英语同样必不可少，研究生论文撰写及课题研究期间要参考大量的化工专业英文文献，并且在读研究生期间要发表相关专业的英文文章，这就使得化工英语成为学历获取的必备条件。因此，无论是选择本科就业抑或是继续深造，在校阶段对化工英语的学习都是十分必要的。

2 化学化工专业英语教学现状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发现，化学化工专业英语对学生在校继续深造及未来就业的重要性，但综观目前化学化工专业英语教学现状不难发现：首先，学生对专业英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其次，化学化工专业英语的教学模式因循守旧，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加之教材标准参差不齐，教学内容并不统一，这使得化学化工英语教学开展得步履维艰。

2.1 专业英语的重要性，学生认识不足

随着就业形势的不断严峻，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已然成为就业时的硬性要求，这就使得学生越来越重视英语四、六级考试，对于专业英语来说，主要以考核形式为主，也就是在专业课中修得相应学分，因此并不受到重视。甚至大部分学生将专业英语简单理解为专业词汇与英语语法的组合，并没有意识到系统的专业英语学习对于专业知识的进一步提升以及综合素质有效提高的重要作用。

2.2 教学模式因循守旧，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综观目前化学化工专业英语的教学可以看出，虽然专业英语教师都具有渊博的专业知识以及极强的英语教学能力，但就其教育方法来说，依然停留在“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中，也就是教师充当课堂的主角，课前精心建立知识结构，课堂上一股脑地向学生传授，整个专业英语课堂呈现教师讲，学生听的状况，授课全程几乎零互动。教师采取单词讲解、课文阅读并翻译以及课后练习这样的三段式教学法，对于专业英语的格式要求、句型特点以及文章风格等很少涉及，本就干瘪抽象的专业英语越发显得枯燥，学生学习过程中也会渐渐失去学习兴趣，致使专业英语教学效果甚微。

2.3 教材标准参差不齐，教学内容不统一

教材是教师任教以及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要参考资料，对教学方向以及学生的学习目标定位起决定性作用。近些年来，随着各大院校自行编撰书籍，全国高校专业英语教材呈现五花八门的态势，且多数英语教材一直沿用经典的“单词-A课文-注释-语法-练习-B课文”这一模式，这些精选的课文等知识中虽然也包含相关的化学化工知识，但多数未能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技术发明等涵盖其中，学生很难在课堂上接触到前沿知识。另一方面，多数教授专业英语的教师不仅对教师的专业知识要求很高，且对其英语水平也有很高要求，因此教师多数为教学经验的老教师，这些经验丰富的教师习惯性讲解自身熟悉的内容，因此在教学内容上没有同意的标准，各专业教师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教法和教学内容。

3 化学化工专业英语教学策略

3.1 激发学习兴趣，明确教学目标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自身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是其学习过程中的源动力。外界的强行驱使力往往适得其反，即便是能起到一定作用，不从学生的主观意识上激发起学习欲望和学习兴趣，收到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比起东方的教育理念，西方的教育就十分重视学生的兴趣开发和个性培养，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根据自身兴趣爱好特点追寻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东方的教育则更重视对学生后天的兴趣培养。当然，二者都有其可取之处，也各有弊端，因此，可以将东西方的教育理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学生的发展之路。经过多年的教育经验，各大院校专家学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教学研究经验以及我国学生的学习特点，综合教材、教育方法、教师自身素质等多方面因素，加大对教学教法的重视，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对专业英语学习的恐惧心理，在课程进行前期即让学生明确自身的学习目标以及专业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在教师的帮助以及学生自身的努力下，查阅国际先进的化学化工资料，使学生在前沿技术中寻找学习乐趣，获得学习成就感，鼓励学生进行日常听说训练和相互之间的专业英语信息交流，长此以往的练习会增加学生对专业英语的兴趣及学习欲望。

3.2 结合生活实际，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在开设专业英语课程时，多数学生面临找工作的和考研的压力，对专业英语学习的精力不足，积极性也不高，这会严重影响本学科的教学效果。因此，在开课以及教学过程中应结合生活中的实际案例，让他们在学习本门课程之前充分认识到专业英语的重要性，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这一学科，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专业英语课程的开设并不是为毕业之前凑学分取得学位学历证的，它对日后的工作以及继续深造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在开课之前，教师首先要向同学们讲明开设此课程的必要性，这一课程的特点如何以及如何学好这一科，让同学们做到心中有数；另一方面，可以向同学们简要介绍历届师哥师姐找工作或考取研究生期间专业英语所起的重要作用，让同学们在生活的实际案例中获得学习动力。

3.3 采用互动式课堂教学，提高教学效率

篇（5）

前言

当前，随着建筑物规模的增大、标准提高，各类机电设备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如果进行就地监测和操作的分散管理会花费过多的人力，甚至有时不能实现。基于现代的计算机控制技术和网络技术的BA系统可以集中管理和自动监测主要机电设备，保证机电设备安全稳定工作，提高楼宇的舒适度，降低设备运行成本，如果发生故障，系统可以及时地处理故障，消除安全隐患。

机电设备中，中央空调约占总能耗的6成，是耗费能源的大户。通过BA系统的控制，确保空调系统、新风机组等在合理的温湿度运行，防止出现夏季过冷和冬季过热这种能源浪费的情况，节约能源。

1.中央空调系统的监控设计

1.1中央空调工艺系统概述

某大厦安装了比较先进的由空气处理、输送设备，空气分布装置和空气制冷、热源设备等部分组成的中央空调处理系统。其中空气处理设备包括加热、加湿、冷却、去湿空气等的热湿处理设备；空气输送设备包含风机、调节风阀等设备。

1.2空气调节的设计要求

一般情况下，根据设计负荷选定空调设备的容量，而实际运行时并不能达到设计负荷，这就需要进行相应的调节。该中央空调自动控制基于最大限度节能与安全的条件下，对各种装置的实际输出量与实际负荷自动调节，使之符合生产工艺及满足人们在工作、生活对温度、湿度、压力及清新度等空气参数的要求。将室内有害气体跟散发的湿热量排出室内，通过空调及排风设施调节室内的二氧化碳，消除卫生间的难闻气味。为人们营造清新的室内空气环境。

1.3空调自控系统的干扰分析

（1）多干扰性

该大厦的办公室窗户时常开关，太阳辐射热通过窗户进入是时间的函数同时受到气象条件的影响；通过围护结构，室外空气温度影响室温；而室内人流频繁变动，以及开停照明、机电设备产生变化的余热也对室温的恒定产生直接的影响。另外，空气加热器电源电压的波动和热水加热器的热水、蒸汽压力，温度的波动等也会对室温造成影响。还有干扰的湿度、变动的露点温度、波动的室内散湿量和变化的新风含湿量都会对室内湿度的变化造成影响。

（2）温、湿度相关性

温度和湿度是描述空气状态的两个主要参数但这两个参数并不完全独立。发生变化的相对湿度引起去湿或加湿动作会导致室温波动；而室内空气中水蒸气的饱和压力随着室温变化而变化，基于不变的绝对含湿量，可以对相对湿度产生直接改变，提高温度会减少相对温（是否用错字）度，降低温度会提高相对湿度，很明显温湿度调节系统是存在着较强的耦合性的。

2.控制方案

2.1新风机组的监测控制

中央空调系统中，为了使室内空气清新度及舒适度等进行提高要补充部分新风，而且在空调冷热负荷中新风量占的比重很大，所以在合适的范围内进行新风量的控制很有意义。一幢大楼可以有多台各自负责一个区域的新风机组，确保这一区域的新风量要求。新风机组温度控制系统由比例积分温度控制器、安装在送风管内的温度传感器和电动调节阀组成。控制器的作用是把置于送风风道的温度传感器所检测到的送风温度传送至温控器与控制器设定的温度进行比较，并根据PI运算的结果，温控器给电动调节阀一个开/关阀的信号，从而使送风温度保持在所需要的范围。通过现场控制器（DDC）设置在新风机房内对各设备的工作状态进行监测：

（1）控制程序随着管理中心操作员根据内部预先编写的时间程序进行风机启动后投入运行。

（2）启动风机时，也对新风风闸同时开启；接收防冻报警信号，进行新风风闸的关闭。

（3）基于送风温度与设定值的偏差，冷、热水回水电动二通阀的开度通过比例积分控制来调节。

（4）基于送风湿度与设定值的偏差按照要求对蒸汽阀的开关进行控制。

2.2全空气空调机组的监测控制

全空气空调系统将盘管内水的冷（热）量以循环方式带入室内，另外将比较少的污浊气体排除并补充合适新风的空调机组设备，不同于新风机组，全空气空调机组以室内温湿度为控制调节对象并要将室内夏季温度及节能的控制方法、变化调节新回风比等加以考虑。所以，在室内设置数个温湿度传感器，控制调节参照值为这些测点温湿度的平均值，在一般情况下，也可以将传感器设置在回风口。通过单独、连续调节新风、回风、排风三个风门可以对新回风比进行调节，所以，每个风门要一个AO点进行控制。空调机水阀开度通过温度进行调节。例如变风量末端装置根据时间程序对末端装置的温度和风量进行监视并启停风机和风门。现场的DDC控制器要完成以下任务。

（1）定时启停风机，或者在监控中心通过人工进行远程启停，反馈风机运行状态回到监控中心。

（2）夏季基于设定的回风温度值及偏差，控制盘管调节阀；冬季，加热器的水阀开度通过回风温度进行监控，确保送风温度的精度；当热盘管后的温度比设定值低时，防冻保护器工作，风机由于DDC控制器控制停止运行，关闭新风和排风风门并且全部开通热水阀避免盘管冻裂和在监控中心报警。

（3）停止风机时，根据送风机状态信号关闭所有蒸汽阀、水阀、风门，联锁启停回风机和送风机。

（4）过滤网由于过滤器两侧压差达到一定数值而堵塞时进行报警及通知BAS中心。监控中心也会对风机过载运行的情况进行报警。

2.3监控中心工作站软件的编制

监控中心工作站作为整个系统的核心，其软件编制应实现的主要功能有：

（1） 巡检并记录制冷系统、空调机组等的运行参数，统计处理数据并在数据库存入，工作人员可以对实时和历史数据随时查看；接收到指令，并将各指令如巡检、阀位远程控制等传递给下位机；管理人员通过软件编制连接楼宇网络系统可以实时获得数据并及时做出决定。

（2）对有关参数进行分析，监测并诊断系统可能发生的故障并及时报警将诊断结果显示，确保系统的正常工作。

（3）通过下位机上传的数据优化计算得到调度指令，进而优化管理空调机组，使送风均匀和减少能耗。

利用VB作为平台开发软件，开发出的人机操作界面友好、美观。人机界面是用户和计算机进行交互的桥梁。界面的开发不仅要完成程序的操作和功能，而且要给用户提供一个人性的自然的人机对话环境，从而对程序本身进行有效的管理。人机界面程序对各采集点实时显示数据、运行状态、趋势曲线及对用户的给出的操作指令进行接收并发送，还提供了丰富的对象资源，采用Photoshop 、Word图像处理功能等图像处理软件处理图片从而得到满意的图形界面效果。

3.结束语

楼宇自动控制系统对中央空调系统的监控自动化程度高，监控画面友好，对降低能源消耗、创造舒适环境、建立可持续发展社会和和谐社会、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设计人员要掌握扎实的自动化理论，深入了解空调系统，既要重视硬件的配置及联接也要重视软件的设置，协调硬件及软件的工作，优化系统控制。

参考文献：

[1]于海生。微型计算机控制技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篇（6）

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复杂的研究对象

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环境史学之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都非常复杂。

环境史学中的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决不能恣意妄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既然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围绕利用自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环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免费论文

环境史学所谓的自然，并非是指整个宇宙和银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壳在内的整个地球，而只是指对人类有意义、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义，“地球表面是指从地面向下人类能够穿透，和从地面向上人类通常能够达到的一个圈带”（注：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地球表面通常被人们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几个圈层相互交接，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复合出大量新的物质。既然环境史学家要把自然重新写入历史，那么，他们要认识和了解自然，就应该涉猎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气象科学、水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对局部的人为干预往往会牵一动百，其后果人类根本无法预料。在对待野生动物方面，美国就留下过惨痛的教训。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猎杀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灭绝，而狼则开始以牛羊等家畜为捕食对象，人们则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杀狼群，甚至在国家公园里也没有了狼的踪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们才懂得珍惜，人们渐渐发现了狼的存在对于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可贵。狼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捕杀比它们大得多的草食动物，而且捕杀的往往是老幼病残的动物。对公园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伤害的鹿中，有58％是6岁或年龄更大的鹿，而这个年龄组的鹿只占鹿的总数10％。这个事实说明了，狼所要消灭的正是应该消灭的部分。这些鹿大都已经老了，病残了，丧失繁殖能力了，它们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资源。消灭它们在客观上就是强壮了鹿的种群和保护了鹿的食物资源，对其他的草食动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猎物时，总会剩下骨头等残渣剩屑。而这些也都不会浪费，会成为狐狸、秃鹫、鹰、乌鸦等的食物。没有狼以后，这些动物就很难度过冬天。所以在动物学家的眼里，狼是一种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个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说：“黄石公园若没有重要的肉食动物，就像一个钟表没有发条一样。”除此以外，狼的灭绝也导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黄石公园内的野牛，数目就约有3500头，数量已经有点过剩”，它们“经常跑出公园骚扰私人牧场，不仅破坏牧场的围篱，牧场主人更担心野牛身上带有的‘布鲁斯杆菌’影响牲畜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公园管理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以每只20多万美元的价格从加拿大引进了一批灰狼，通过自然的食物链，来达到控制野牛数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国国家公园》，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环境史学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对自然的了解支离破碎，对人类行为的后果缺乏整体认识有直接关系。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一叶障目，顾此失彼。美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阅读经济学家、林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分析报告时，有时很难相信他们所谈的竟是同一个国家。专家们的行动往往都体现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师们接二连三地修建水坝，但却很少注意上游地区的耕作习惯和滥伐林木的情况，而这些会影响河流的含沙量并决定水坝的寿命。农业经济学家利用精细的计算机化的模式去设计远期的地区性粮食生产方案，却没有注意到作为根基的土壤质量的不断恶化和被毁从而频频发生水灾等问题。水源专家在沙漠边缘开凿水井而没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规模，造成过度放牧，并产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须在农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树护林的林业管理员，只受过植物学和造林学方面的训练，而没有在农村社会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种上才几个星期的树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坏。”（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丧失——环境压力和世界粮食前景》，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社会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缺乏认识，这与条块分割的学术体系有很大关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观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而100年以后，英国学者斯诺则提到，西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它们分别以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为代表，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将人类置于危险的境地，社会在飞速前进，但不知会将人类带往何方。人类内心的困惑、迷茫与紧张就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注：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人类在战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关于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导报》1994年第3期，第40页。）。环境危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使任何单一的传统学科在危机面前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就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必需。恰如有学者指出，“环境问题显然不属于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独有的研究领域，没有哪一门学科足以为探讨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触交往提供一种恰当的、独一无二的认识论；也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宣称它专以环境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学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门传统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行政学和地理学。其中每一门都能为某些特点的课题提供线索，此外更有许多广泛的范围，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和对话。”（注：萨利·M. 麦吉尔：《环境问题与人文地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页。）

自战后以来，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发起的一系列跨学科、跨国界的环境研究与教育计划。国际生物学规划(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开始执行，它重在研究各类生物群落的结构功能与开发利用。人与生物圈计划(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大型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它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着重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的影响，为改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培训及信息交流，为生物圈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各国自然资源的管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此外，大型的环境跨学科合作项目还包括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环境变迁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开始执行，旨在探明全球环境变迁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则力求了解全球环境变迁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关学科的影响

环境史既然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环境史的影响就可以等量齐观。相对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就更深刻明显。

生态学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影响自不待言。而在美国以外，环境史多脱胎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至于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则散见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环境史与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的联系，可以参阅梅雪芹等学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经撰文指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史虽然都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侧重点及研究角度则存在差异，这几个学科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这种区分“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注：梅雪芹：《环境史学论纲》，《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载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见解。考虑到学界已有的成果，这里仅简单介绍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环境史的影响。

环境史之所以要借鉴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经济学的双重命题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韩德强：《经济学是什么？》，《读书》2001年第2期，第34—35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就使环境史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环境史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还在于经济学和生态学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从词源上看，经济学和生态学具有共同的希腊语词根oikos，该词根都与“家”有关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园的科学，生态学侧重于家园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学则处理“家庭中的家务及其日常的活动和管理”（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页。）。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一贯强调资源的稀缺和总量有限，这与生态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在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那里，“农业是财富唯一可靠的来源”（注：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而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对食品供应的无情压力；李嘉图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停止状态”；杰文斯则担忧燃料耗尽，“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曾经有一个绰号，叫‘阴郁科学’”（注：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页。）。从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经济学，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曼·戴利认为，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经济的规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恰如自然系统演化不断趋于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尔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但经济学与生态学对待人类—环境系统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人类征服自然就是实现了人类的使命”，而生态学强调“极限而不是不断增长，强调稳定而不是不断开发”；在时间尺度上，经济学“注重资本的周转，而生态学则要考虑生态系统和有机体的演化”（注：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4页。）；从世界观来说，经济学家往往比较乐观，而生态学家则往往比较悲观。经济学家乐观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相信市场和科技的力量，他们相信市场会自主调节资源分配，而科技能够不断发现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资源，因此增长没有极限。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他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的著作。而生态学家则立足于自然提供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净能力的有限性，认为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在有关科技作用的现实争论中，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在《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巴西环保运动之父”卢岑贝格就大量介绍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争论。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学专家)曾在和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说到：“如果我们科学家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不能简单地发明出你们所要的技术时，您会怎样？”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与发明并生的还可能有负面问题。但这位经济学家却认为金钱和市场万能，他说：“我会付给您双薪。”还有一次，卢岑贝格在参加有关能源危机的会议时，一位工程师批评环保主义者“对于市场巨大威力一无所知”，这位工程师同时声称，“如果可以卖得好价钱，石油是可以从我们的烟囱和汽车排气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产出来的。”（注：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4页。）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在和生态学家的争论中胜出，尽管政府和公众接受了生态学家的一些建议，但前提是不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代价。经济增长依然被作为判断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经济学家受到更多拥护的理由还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强加的代价则主要是未来的”（注：小约翰·B. 科布：《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环保工作在未来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无与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传播和弘扬环境意识方面，在说服公众自觉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来规范言行方面，环境史学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环境史受社会学的影响也很明显。这首先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们“都涉及整个社会和一切人类行为，从这一点看它们必然是知识的伙伴。我们可以视社会学为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着重概括社会结构；历史学是研究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着重探讨其间的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社会的变迁。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变迁寓于结构；结构包含变迁”（注：彼特·勃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渊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页。）。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较多地依靠社会调查这种手段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础上，探寻一般规律，提出理论分析模式。这恰恰可以为历史学取长补短。

其次，环境史与社会学的联系，还在于社会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一般地讲，“社会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宏观(结构的)及微观(社会心理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社会的一切体制作出综合性分析。为了对社会诸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社会学家必然要对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相互关系提出许多问题”。但社会学的人类中心倾向，又使社会学家往往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机制。社会学对这一传统观点的突破，部分体现在社会学内部衍生出的一个新分支，即环境社会学。在环境社会学家看来，至少在当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已经趋向于失衡，经济扩张引起的生态破坏还在加剧，解决环境危机，需要人们改变对环境的传统观点（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页。）。

再次，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城市环境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环境史的主要内容。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比如“理科逊在1974年曾对100多家工厂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已经实施污水控制法的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莫洛奇曾详细考察过巴巴拉纳地区官员和居民对当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应，重点研究许多居民由此产生的‘激进化’倾向”（注：《环境社会学研究纵横谈》，《中国环境报》1988年9月15日。）。而且许多研究报告显示，“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注：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67页。）。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公布与发表，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城市环境、环境正义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之后，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采用，并带来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

环境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异常密切。这一点已经为沃斯特、怀特等许多环境史学者所指出（注：唐纳德·沃斯特：《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怀特：《土著印第安人与环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载W. R. 斯瓦格蒂：《学者与印第安人的经历》(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怀特：《环境保护主义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载康韦、凯尼斯顿、马克斯：《土地、空气、火和水：对环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2003年版，引言，第xiv页。）。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注：梁钊韬：《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依照这两部分研究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衍生出考古学、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次分支学科。“人类学从其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以研究进化为主到以研究行为及习俗为主的重心转移”（注：周大鸣：《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在19世纪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许多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长期研究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逐渐对较复杂的乡民社会产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视野也开始转向对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鸣：《我们从历史走来》，周大鸣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决定论逐渐被或然论所取代，后者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稳定的或动态的关系。这一观点被斯图尔特表达得最为充分。在他看来，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有时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环境又占上风”（注：唐纳德·L. 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一贯重视，及其或然论主张，使人类学与环境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对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功不可没。首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环境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类学家推动的。尽管美国西部史学家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但这一传统没有能够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继续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维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认为环境史学家应该向人类学家学习。其次，人类学流派众多，其宽广的研究视野对环境史学也有较多的启发。文化生态学强调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着重研究技术、人口、能源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态人类学家则将生态系统、生境、栖息地、适应等生态学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分析。历史生态学则通过景观变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态。而人类考古学则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围内人对古代环境的影响，对火的使用、动植物的驯化、城市化、集约化生产、传染病、气候波动和火山爆发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会和文化生态学对环境史的贡献则在于人种学和历史分析，它研究的问题包括土著的自然观、自然的文化建构、人类影响的第二自然、长期适应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政治和环境正义等许多方面（注：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引言，第xiii-xiv页。）。最后，人类学对扩展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也很有帮助。尽管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一直局限于对资源保护和荒野保护的研究，这与真正的环境史还距离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著作，对环境史学家开阔思路而言，应该有很多帮助。另外，在印第安人与环境这一研究领域，尤以人类学家的贡献最多。

政治学与环境史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环境政治史得以充分体现。美国几乎所有的环境史学家都认为，环境政治史是美国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层面之一。在美国环境史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史、环境思想史、自然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首先是由于，环境史是在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直接产生的，所以环保运动本身，以及环保运动的前身，包括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一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保运动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环境保护主义使环境史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使环境史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批判意识。其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在于自然环境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个政权要得以稳定，就必须依赖一定的环境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长期急剧恶化，人民衣食无着，那么就很难维系政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难实现。在历史上，因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政权和文明毁灭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环境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危，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近年来，环境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再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因为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国家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服务职能的强化。在环境保护领域，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暴力冲突新根源的形势面前，在环境外交领域，民族国家在捍卫自身环境权益方面将发挥主要作用。因此，环境运动、环境政策、环境法令、环境外交都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史学家的关注。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环境史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历史学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环境史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变化，“可能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难以察觉，但有时又相当突然，会在几年、几个月、几小时或几分钟内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往往很少出自单个的事件，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研究如果不借助于历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学者指出：“求助历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贡献……因为各个系统都处于演变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便不能只从时间的某一点上着眼，哪怕关于某一系统的演变的大量数据只能在某一特定时刻收集到。只有联系过去的情况，才能对变化进行研究；对于缓慢的演变过程，或其生态系统中的后果要在几个月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要想认识到其影响，就必须从历史着手……研究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但是如果要获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历史。”（注：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论人与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页。）

三、史料利用范围

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也可以从它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反映出来。所谓史料，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注：李良玉：《史料学片论》，《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第55页。）。依据其表现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文字与实物两大类。此外，口传史料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和史诗。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是文字与实物两类史料。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畴，反映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美国环境史学家纳什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讲授环境史时，他就认为，景观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所以他鼓励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察（注：纳什：《环境史概况》(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赫伯特·巴斯：《美国史研究概况》(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页。）。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历史上发挥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们必须经常走出议院、育婴室和工厂，出门在田野、森林和开阔地带漫步”（注：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沃斯特最近还提到：“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去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注：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11页。）这两位权威学者都意识到，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地方，每一处景观，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的环境变迁史。在环境变迁研究中，“断代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各种环境变化过程和环境事件，只有将其置于时间标尺之上才有确切意义，也才能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注：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在实际工作中，树木年轮、孢子花粉是环境史学家从事断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树木年轮学创立于20世纪上半叶，通过树木年轮的宽窄来观察较长时期内影响树木生长的外界因子的变化。年轮是树木生长的“年谱”，“它不只记录了树木自身的年龄，还记载下环境和气候等综合外界因子对树木生长的影响，如光照、水分、温度、土壤条件及生物之间的作用等。现在研究还表明，树木年轮可记录环境污染及大气成分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等”（注：刘宏颀：《树木年轮——环境气候的档案》，《植物杂志》1993年第4期，第38页。）。因此，树木年轮通常被人们称为过去环境变化的“记录器”（注：马利荣、卜春林：《树木的历史“档案”——年轮》，《科学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页。）。

树木年轮分析的成果在环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巨松的年轮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大平原地区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循环交替，每隔35.7年，这里就会出现持续时间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约每隔55.6年，就会再次发生持续时间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尘暴：农业和社会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页。）。又比如通过分析树木的年轮和过火后树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晓历史上该地发生林火的具体年份。另外，树木的形态也能反映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树冠特别巨大的古树，它所在之处以前应该是草原或比较开阔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区的树木，一般树冠较小，而且集中在树的顶部；那些长出丛丛新枝的树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孢粉。孢粉与植物的繁殖有关，每一种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样。由于孢粉外壁坚固，能耐高温高压和强酸强碱，因而孢粉在地层中能完好地保存亿万年之久。同时它体轻量大，在几乎所有地层中都有保存，因此，通过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复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古地理和古生态（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页。），重现自然的沧桑巨变。孢粉分析已经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用于“确定考古遗址各文化层及地层的年代；了解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状况，如农作物起源及其扩散”（注：姜钦华：《花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的结合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页。）。

迄今为止，运用孢粉分析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孢粉学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并表明“在侏罗纪以前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仍然一体相连……两大陆块自侏罗纪以后才开始开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欧亚大陆在地质历史上长期分离，直到早第三纪印度板块才与欧亚板块相碰在一起”（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页。）。此外，在发掘美国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萨勒堡垒南约24公里处遗址时，考古学家通过花粉分析，断定该遗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结果发现，以藜科和苋属花粉占优势，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层上部显著增加，并在几个层位中发现很多玉米花粉，证明在公元1200年后当地居民由原来的狩猎生活逐步转变为栽培种植的经济”（注：周昆叔、严富华、叶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页。）。

除实物史料外，环境史学家利用更多的还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兴叹。美国学者惠特尼将历史生态学的史料分为文献资料、图表资料、统计数据系列、手稿四大类，他列举的资料对环境史学者说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0页。）。

关于美国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记载大量散见于有关的探险日记、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区手册等文献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比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从战后以来，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注：罗伯特·唐斯：《美国印象：新大陆的海外来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加罗德·科尔：《美国漫游：从航海发现到现在，报刊游记文章汇编》(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约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观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弗兰克·弗赖德尔：《哈佛美国历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奥拉尔·科德：《游记里的新泽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泽西州梅塔钦1972年版；罗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叙说美国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韦尔：《来自旧边疆的声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费城1949年版。），为使用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

探险日记、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们了解过去的景观，但在利用时，却不能不仔细甄别。因为这些文献有一些缺点：许多叙述相互矛盾，掺杂着大量对自然的偏见。许多新大陆的宣传手册渲染北美大陆的富饶，以吸引移民前来开发北美大陆。许多西去的移民是沿着已经开辟的路线前进，他们沿途所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途经地区的全貌。一些来自欧洲开阔地带的移民则夸大了森林的面积。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飓风，但他们究竟是有感于难得一见或是触目皆是，现在则不得而知。

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博物学者和生态学家留下了许多科学考察报告。早期的博物学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尔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兰(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经意识并记录了拓殖带来的生态变化。在19世纪末生态学出现以后，许多生态学家力争在开发之前将保存尚好的景观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对从事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学考察报告，可以参阅马克斯·迈泽尔：《美国自然史书目：开拓世纪，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纽约1967年版。有关美国各区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态，则可参考埃玛·布朗：《美国东部的落叶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费城1950年版；埃塞尔·米勒：《俄亥俄湾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纽约州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奥尔巴尼1941-1942年版；C. 达林顿：《栽培植物染色体图册》(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伦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书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纽约1955年版；保罗·里泽：《伊利洛伊植被：书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马文·罗伯特、罗纳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关该州植被的研究生论文题录》(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在统计数据系列中，《美国联邦人口统计》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常用的资料。美国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1840年美国第6次人口普查还对各地方县的农林产品输出进行了统计。而从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还统计了单个农场的熟田、荒地、庄稼和家畜的数量。这些资料大都由各州图书馆、档案馆和历史协会保存。从1925年开始，人口普查的间隔由10年缩减至5年，由此就能够提供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此外，从1928年开始，美国林业局周期性地对美国林业资源进行统计，并不断更新。这些数据已经被用来绘制以县为基础的全国树种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