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危机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货币危机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篇（2）

?让?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IMF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经济学家对于以下观点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确实是有益的。它对于债务国是有益的，对于世界经济也是有益的。资本流动的两个优点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资本流动创造了较好的保险机遇，并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配置。资本流动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对本国的(流动性)冲击进行保险，消费者因而得以平滑他们的消费，而企业则可以更好地管理它们的风险。商业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动性管理促进了投资和经济增长。第二，除保险作用外，资本流动允许储蓄从低回报国家流向高回报国家，这种资本转移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

【序言】

我非常高兴看到《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在中国出版。2002年12月，应邹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做访问，期间与EMBA学员和博士研究生讨论了本书的基本观点。对于所面临的国外借贷及其与世界金融体系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中国也许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有所不同，因而本书的某些观点必须加以修正以适合中国的现实。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对本书的基本观点感兴趣。

让?梯若尔195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197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素有法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摇篮之称的法国理工学院。1978年，在他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不久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81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梯若尔继承了法国学者重视人文科学的传统，再加上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很快就显示出了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卓越的天赋和才华。他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以1982年和1985年发表在最权威的Econometrica（经济计量学杂志）上的两篇经典论文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此后，梯若尔转向了当时正在兴起的产业组织理论，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时师从于著名的博弈论大家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论。梯若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开始构建了一个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产业组织理论》出版，标志着产业经济学新的理论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这本书一直作为世界著名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权威教程而广为流传，至今无人超越。

1991年，梯若尔和弗登博格(Fudenburg)合著的《博弈论》正式出版。这本著作立即成为博弈论领域最为权威的高级教程，十几年来一直无人超越。80年代中期，梯若尔和拉丰教授共同开创了激励理论的一个最新的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并以两本经典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1993）和《电信竞争》(2000)完成了这一理论大厦的构建，同时确立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地位。

篇（3）

随着网络技术在国内的普及，虚拟货币因其便利性和时尚性得到大量应用，逐步成为虚拟产品和网络增值服务提供者实现利润的重要工具。当前我国网络上存在的较有影响力的品种主要有Q币、POPO币和狐币等。

金融危机中的虚拟货币消费

国家统计局宣布的数据显示，受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影响，2008年我国GDP增速呈逐季回落态势，四个季度的同比增长分别为10.6%，10.1%，9.0%和6.8%，尤其是在第四季度，由于金融海啸已深入我国有关行业，国民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按照腾讯、搜狐和网易三家的财报披露，其虚拟货币收入的同比增长率却远远高于各期的GDP增速（见表1、2、3）。

但综合2008年全年走势，虚拟货币消费量与2007年相比有了显著提高。与整体经济水平的下滑程度相比，虚拟货币还是表现出了较强的抗御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业务的效用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互联网增值业务收入主要来自在线游戏收入和其它服务性收入，如QQ会员、QQ秀等。因为这些网络服务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不是其它活动可以轻易取代的，即一般情况下消费者不会轻易放弃这些服务，所以这两部分收入水平受宏观经济水平的影响较小或者说影响传导得较慢。只要网络公司能够适时推出新款网络游戏或者及时优化服务水平，提高“享受特权”，就可以牢牢抓住消费者，维持并增加此部分的营业收入。

消费者构成特定。由于网络虚拟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年轻人“自我认同”和“追逐时尚”的心理需求，所以25岁以下的青年人就成为其消费主力。这些消费主力的生活费用全部或大部分由其监护人提供，排除一些不可抗因素，在其生活水平维持不变的条件下，用于网络消费的部分也将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因而网络虚拟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总是存在。

此外，虚拟货币购买具有“单向性”，使用范围具有“锁定性”。单向性决定了虚拟货币的消费者不能通过虚拟币发行方将虚拟币换回人民币，即虚拟币“一经购买概不退还”；锁定性指虚拟货币只能在发行者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即某种虚拟币只能应用于发行者提供的产品池。当产品池中的产品足够丰富时，虚拟币的购买能力就得到展现，从而形成一种网络范围。发行者通过这种网络范围逐步建立了自身的市场份额和网络品牌，随着品牌深入人心，发行者的有关业务对危机就会产生一定的抗御能力。

业务所需的平均支出较低。虚拟货币消费一般情况下为小额消费，所以大多数网络消费者不会太过于缩减这部分支出。因此互联网增值业务虽然不能完全抵住全球性经济萎缩带来的冲击，但相对于网络广告业务等大额交易来说，它对金融危机有更强的抵御力。

金融危机对虚拟货币风险防范的启示

加强发行过程的管制，遏制信用危机于萌芽。降低信用标准，鼓励房地产金融机构向低信用等级的借款者放款；同时放松金融管制，允许金融机构以低成本借贷投资于高风险资产，允许投资银行不断设计结构复杂的高杠杆衍生品用于出售为次贷危机埋下了祸根。而虚拟货币的发行人为网络公司，其发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央银行货币发行的垄断地位。由于虚拟货币发行量由公司利润最大化决定，所以它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甚至出现通货膨胀，不仅会给消费者带来“贬值风险”，也会给货币市场带来强烈的信用冲击。因此国家应对虚拟货币的发行实施严格的管理，如设立一个专门的虚拟币发行机构，这样一来虚拟币的发行量虽然还是由公司经营者决定，但国家可以在其数量上加以控制，能够有效地避免“通货膨胀”的产生。

加强“二级交易市场”的信息披露，抑制风险的传导。次贷危机的传导根源是成熟金融市场条件下的资产证券化。因为缺乏可靠的价格信息参照，所以美国监管部门允许对冲基金按照内部的数学模型计算结果作为资产评估标准，吸引大量不知情的投资者购买。但基于次级房屋贷款的衍生品都高度个性化，流动性很差，当基础资产面临信用风险时，危机会沿传导机制产生连锁反应。同时由于对冲基金的信息不透明，危机产生后，市场无法清楚判断对冲基金在冲击中的受损程度，由于对风险的自然规避而产生赎回风波。

虚拟货币的二级交易市场即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如国内的我有网、和美国的GameUSD、等，消费者通过这些平台将多余的虚拟货币进行交换或出售。一般情况下，虚拟货币不能被全额交换，这样就出现了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所谓的“汇率”，普通的虚拟货币消费者就要承担全部的流动性风险。但是，由于虚拟币交易双方的信息量严重不均衡，信息量占优势者倒卖虚拟币从中获取价差而牟利的现象层出不穷。虽然国家已开征虚拟货币交易税，将个人“通过网络收购玩家的虚拟货币并加价出售”所获得的收入列入个人所得税纳税范围，然而虚拟币及其交易形式的不可见性加大了监管难度，也不能从本质上分担虚拟币普通消费者的流动性风险。

健全赎回体制，及时消除已然风险。次贷危机产生后，为了避免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变现相关资产导致更大的损失，个别基金甚至停止对基金净值估值并拒绝了投资者的赎回申请。投资者对未来预期不乐观，投资信心低落，产生了空前高涨的市场风险规避倾向，从而由次级按揭问题引发了市场信贷危机直至发展为整体的经济危机。

建立虚拟货币的赎回体制，统一规定其赎回价格和赎回单位（网络公司）不但能完成虚拟货币“发行——流通——赎回”的标准生命周期，使其运行过程更科学化，也可以规范二级交易市场的交易行为，有效地消除挤兑风险，降低虚拟货币的发行使用对法定货币流通体制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吴怀琴.网络虚拟货币的电子商务分析[J].商业时代，2007（10）

2.范俏燕.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J].财经科学，2008（7）

篇（4）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篇（5）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篇（6）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主权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篇（7）

作者简介：刘志雄(1982－)，男，广西柳州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张秀娟(1981－)，女，山西长治人，山西运城学院经管系教师，主要从事货币金融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178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2－0123－04

收稿日期：2007－01－12

自克鲁格曼(1979)提出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以来，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第四代货币危机模型。每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意义，尽管这些模型各有弊端，但仍然具有实用价值。以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为例，我们可以利用该模型对中国是否存在货币危机进行实证检验，也可以对之进行改进，以检验当前中国的货币供给规模，这一方面的运用就成为本文分析的主要内容。

一、货币供给规模研究相关文献回顾

关于我国是否存在超额货币的争论长期存在，出现了超额货币论和非超额货币论。

1．超额货币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供应量持续超常增长，准货币(M1)与广义货币(M2)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92％和24％，而GDP年平均增长率与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9．6％和6．7％，货币供给增长率远远超过GDP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根据传统的货币理论，我国存在着大量的超额货币。超额货币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超额货币现象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论解释。这些理论主要包括“价格指数偏低假说”、“被迫储蓄假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假说”、“地下经济假说”、“货币化假说”、“综合成因假说”、“价格决定的财政理论”、“时滞效应假说”、“资本市场货币积聚假说”和“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假说”等。谢平(1996)认为，超额货币现象的出现主要根源于制度变迁。易纲(1996)认为，货币化就是“通过货币进行(以货币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经济活动的比例不断增加”，而且这一比例随着分权化政策而增加。赵平(2004)认为，我国超额货币的存在，一方面弱化了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另一方面也使得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进一步加大。我国股市的超额货币需求对超额货币供给现象的存在要负相当一部分的责任。江春(2004)认为，长期以来(1979～2004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年均增长率比GDP与物价年均增长之和平均高出7．79个百分点，并由此形成了严重的超额货币。超额货币回到流通领域，引起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当前，我国存在着资源错配，融资结构与投资结构不对称，金融体系没有充分发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大量的资源被盈利能力低下或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占用等问题，使我国货币供应的增加不能带动产出的相应增长。因此，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有效增长，人民银行应当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2．非超额货币论。郑小胡(2003)认为，虽然表面上我国存在超额货币，货币供给增长率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但判断一个经济体系货币存量是否充足，不能仅仅看金融部门而关键要看实体经济的增长与运转状况。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大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紧缺，企业间相互拖欠已达1万多亿元，面对这些事实，不能说我国的货币供给真正地超额了。程建胜(2004)认为，我国根本不存在“超额”或者“迷失”的货币。我国银行系统向社会供应的货币既没有“迷失”也没有“超额”，之所以出现“迷失的货币”或“超额的货币”之说，就是因为使用了不当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问题。胡智等(2005)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利用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对交易方程式进行了修订，并对我国1991年～2003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广义货币的供应只是存在稍微过量，并不存在大量的超额货币。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采用不同区间段的数据进行研究的结果不尽相同。那么，我国当前的货币供给到底处于超额还是不足状态，本文将借鉴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在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改进的基础上，对我国的货币供给规模进行实证检验。

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简要回顾

1979年，克鲁格曼教授的开创性论文《一种国际收支危机的模型》，奠定了国际货币危机理论模型研究的基础。他认为在一国货币需求稳定的情况下，国内信贷的扩张会带来储备流失，从而导致原有的固定汇率在投机冲击下产生危机。在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中，货币危机是否出现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特别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假定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而大量发行货币，必然引起资本流出，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而无限制地抛出外汇储备，当外汇储备达到临界点时，会引起投机攻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支持，就不得不放弃稳定的汇率制度(陈雨露，2002)。

假定货币需求不变，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国内信贷与持有的外汇储备组成(假定不存在私人银行)，则有：

令国内信贷的增长速度为μ，有：

(公式无法输入)

(4)式表明在货币需求不变时，国内信贷的变化与外汇储备的变化呈相反方向变动。外汇储备将随着国内信贷的增长而持续流失(见图1)，流失速度与信贷扩张速度之间保持一定比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开创了货币危机研究的先河，第一次从经济理论角度揭示了货币危机的根源与本质，指出了当经济基础变量的恶化导致危机的出现的必然性和可预测性。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假定货币供给保持不变，国内信贷增长率保持稳定数值增长，国内信贷的增长以外汇储备的流失为条件。这种假定不符合实际，因此需要改进。下面，笔者试图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进行改进，并利用改进的模型对我国的货币供给规模进行检验。

三、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改进

我们仍然沿用上述的代表变量，在不考虑货币乘数(令=1)条件下①，有：

也就是说，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仅仅考虑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之间的比例分配问题，而忽略了随机因素。假定随机因素是白噪声，于是有：

(9)式与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相比考虑了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体现了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长率三者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即在模型中，适度的货币供给由外汇储备

增长率和国内信贷增长率二者共同决定③。(9)式的产生存在一定的条件。首先，变量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或者变量的差分具有单位根过程。实际上，三个变量都是二阶单位根过程。其次，由于变量是平稳时间序列，假设时间序列是连续的，因而用增长速度来代替时间序列曲线每一期的斜率。再次，假定货币乘数为1，即不考虑货币乘数的作用，货币乘数的存在对分析没有影响。最后，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国内信贷规模远大于外汇储备规模，货币供给远大于国内信贷。

四、实证检验

我们以1986年～2005年的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为研究对象，其中，货币供给采用广义形式，即M2；国内信贷相关数据采用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资金平衡表中资金运用项目下的贷款项目；外汇储备通过汇率已经折算为人民币实际储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年度《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略)。从图2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三者都具有同步的上升趋势，货币供给与国内信贷的增长速度相当，二者的规模几乎同步增加，而外汇储备的增加与货币供给、国内信贷的差距比较大，曲线呈平缓上升走势。

表1为1986年～2005年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根据(9)式，计算出1986年～2005年的(μ-β)γ+β值(见表2)。在表2中，1986年的(μ-β)r+β值，可以认为是一个奇异点，该点的货币供给增长率远远大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一方面，当年国内信贷增速为47．9％，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却负增长，国内信贷的增长与外汇储备的增长负相关。比较表1与表2中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可以得出：1986、1989年～1991年间，我国出现货币供给严重不足。2003年～2004年，尽管我国也出现货币供给不足现象，但货币供给不足现象并不严重。1992年～1993年，我国出现超额货币，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高于由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所决定的水平。1986年～2005年间的其余年份(12年)，我国实际货币供给与由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共同决定的水平相吻合，我国货币供给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并未出现超额现象。

总之，1986年～2005年的20年时间内，我国的货币供给出现了超额货币、货币供给不足和适度现象。但其中大多数年份(12年)我国的货币供给是适度的，货币供给不足年份不多，而出现超额货币现象的年份则更少。这与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大一样。1994年之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并不多，满足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的增长率要求，并没有出现超额货币现象，这也说明了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数量非常合适，我国的货币政策比较有效。1992年～1993年，我国出现了超额的货币供给，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高速的经济增长直接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唯有如此，才能满足国内各行各业经济建设的资金需求。因而，国内信贷伴随着对资金需求的增加也呈逐年上升趋势。除此之外，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直接导致西部地区对资金的需求远远高于东部地区。因此，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资金支持，货币供给与国内信贷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上升势头。

其次，货币供给增长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之间的非均衡变动。货币供给增长率较高，国内信贷增长率和外汇储备增长率则较低，甚至1992年的外汇储备增长率为负，外汇储备的减少通过货币乘数的作用减少了国内货币供给的数量，而国家仍然投放过多的货币，过多的货币投放没有真正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以此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造成了当年的通货膨胀。事实上，1992年～1994年，我国的确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主要根源于货币供给的过多投放。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进行了改进，并利用改进的模型对我国1986年～2005年货币供给规模进行了实证检验。改进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表明，货币供给增长率由外汇储备增长率与国内信贷增长率所决定，而不是在保持货币供给不变条件下，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的反方向变动。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1986年～2005年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货币供给绝大多数年份处于适度水平，少数年份出现不足和超额现象，这与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严重的超额货币的结论不相符合。1992年～1993年我国出现超额的货币供给，并由此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我国在大多数年份中并没有出现超额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处于适度水平，说明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比较有效。

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三者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才能协调发展。尽管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之间在绝大多数年份中存在确定的比例关系。但也要看到，在一些年份，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之间并不满足确定的比例关系，实际的货币供给出现不足或超额现象。因此，需要我国中央银行在货币投放的时候，全面考虑货币供给、国内信贷与外汇储备增加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至于使货币投放出现不足或超额，达到满足经济建设所需的适度水平。同时，在货币政策的制订过程中，中央银行应充分考虑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的变化，以制订出稳定有效的货币政策。

篇（8）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性质探讨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

根据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中的分类，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1)货币危机。当某种货币的汇率受到投机性袭击时，该货币出现持续性贬值，或迫使当局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地提高利率。(2)银行业危机。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3)外债危机。一国内的支付系统严重混乱，不能按期偿付所欠外债，不管是主权债还是私人债等。(4)系统性金融危机。可以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根据IMF的分类，我们知道，美国目前的状况正符合第二种分类。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提供次级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接管所致，因此我们将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定性为银行业危机。

二、历次重大银行危机的比较研究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更加关注美国金融危机与历次银行业危机的比较。我们发现这次危机与美国1987年的储贷危机、1990年代的北欧危机以及日本金融危机颇有相似之处，与它们比较更加可行。原因是这几次历史上的银行业危机的演变过程与美国金融危机更为相似，都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银行业危机。

(一)危机发生的原因比较分析

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处于一段黄金时期，房地产蓬勃发展，需求增长迅速，也由此使市场产生过度乐观的情绪。而其后经济增速下滑和房地产周期下行亦成为触发危机的导火索。最后实体经济则承受楼市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而陷入衰退。

篇（9）

国家安全始终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十分关注的话题。在传统意义上，国家安全主要指国家独立、以及现存的基本制度和基本价值观不受破坏（高鸿桢，2005）。从现代意义上看，经济安全也包括其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也是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由美国次贷引发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由于这场危机发生之突然、传播之快速、传播面之广泛、影响程度之深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人们纷纷质疑，为什么对金融危机及其预警已做了长期研究的欧美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没有能够事前对这场金融危机作出有效的预测和预警呢？为什么那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这场金融危机也没有能够预先加以防备而束手无策呢？这一方面说明了金融危机预警的确还是一个尚未很好解决的世界难题，另一方面也更加突显出建立完备的金融安全预警系统是多么迫切的重要任务。

一、国外对金融安全预警及风险控制的研究

金融安全预警系统（financial security early-warning system）在国外的研究中又称为金融危机预警系统或早期预警系统，即early-warning system，简称EWS。伴随着各种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危机影响的日益扩大，对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研究已成为各国政府、学术界以及各个国际经济组织均十分关注的焦点。尽管各国的研究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金融危机的成因与机理已经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由于金融安全的相关研究几乎涵盖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而且各个国家背景不同，所研究的时期又有差异，以及各国宏观经济与金融环境存在差别，各种影响金融安全因素的作用机制又在不断变化，因此至今在金融安全影响因素的判断、金融危机的预警机制以及金融安全预警方法等方面还难以形成共识。

对于危机问题最早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甚至更早的文献，其后的马歇尔、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师也对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有过详细论述。

马克思将货币危机划分为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危机和独立的货币危机两种类型，并将危机的成因解释为：货币出现时的商品买卖在实践和空间上的分离，导致货币与商品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从而为货币支付危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则以“不确定性”来说明和理解金融危机的出现。他在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上认为，危机的形成机制在于人们一旦意识到存在“过度乐观引致抢购风潮的市场”，觉醒的力量将势不可挡，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受到冲击，则可能使经济出现大规模的倒退。

在此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日趋复杂，金融危机的危害日益扩大，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得到建立和发展。然而对各种金融危机预警模型加以统一梳理较为困难。由于金融安全预警本身存在方法悖论，在应用样本上差别较大，使得金融安全预警模型的研究更千差万别。在此可以主要按照事件发展的脉络，对各类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演进作初步的归纳：

以Kaminsky等（1997）的经典论文为界线，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1997年以前和1997年以后两个主要时期。

（一）1997年以前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

归纳起来，1997年以前金融危机预警模型的发展主要有两种结构类型：第一种结构的危机预警模型实际上是一种危机识别模型，这种模型主要是通过分析各种预警指标在危机发生前后的数量特征，检验其是否存在着被我们捕捉到的异常来事先预警的，其中的预警指标基本来源于相应的理论模型对危机的解释。第二种结构的预警模型则将金融危机事实以潜在的金融危机作为被预警的直接对象，如以货币压力指数EMPI为标准识别的金融危机，通过判断指数波动是否超出相应临界水平进行金融危机识别（贾彦东和张红星，2006a）。此类模型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利用新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安全因素进行更准确的分析方面。

（二）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

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机预警研究，主要是对影响因素分析式模型的改进和拓展。与以前的研究相比，在危机界定方面和指标覆盖范围方面有新的发展，预警模型选用的计量经济工具和统计技术也有了明显的飞跃。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Burkart和Coudert（2000）运用专家评判法进行的危机界定与原有界定的比较研究；Ghosh（2002）引入货币危机深度测评的危机识别方法，对货币危机的界定研究；Zhang（2001）的研究采用了单一指标判断再综合判断的识别方式，即选用汇率、外汇储备、国内利率等变量，认为只要有一个变量超出临界水平则表明发生了危机。

二、国内学者对金融安全预警及风险控制的研究及应用

篇（10）

亚洲 金融 危机 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 指导 ，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 经济学 家将该理论作了发展，克鲁格曼对参与的 成本 和效益作了模型解释，博弈论者则提出了俱乐部理论，这些进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 税收 入，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 财政 政策 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 人力 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且货币交易的取消还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是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三是货币一体化可以有效地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和通货预期，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 环境 。四是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 政治 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间贸易、 投资 、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再由于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而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_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