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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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间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有着很大的交叉，但却属于两个不尽相同的范畴。民间金融只是非正规金融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补充。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非正规金融而言，民间金融带有更多的一般性，主要是金融管制的产物，是在主流金融体制之外而生的体制外金融形式。

2、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特征

近年来，我国的民间资本在农村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总体来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1发展速度快，融资规模逐年扩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和快速的发展，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逐年扩大。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发源地在农村，从1986年开始，农村的民间借贷规模己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何安耐，胡必亮。2008)。2005年末，央行的统计数据认为，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在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民间融资规模与正规途径融资规模之比平均达到28.07％。

2活跃程度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区域金融生态发展有关。经济发达、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民间借贷相对不太活跃，对正规金融的替代作用有限；商品活跃程度低、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相对平稳，规模较小，利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借贷行为集中在生活消费领域；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商品集散的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省份，资金流动性强，资金需求旺盛，民间借贷活跃，民间融资规模大，利率高，如湖南、山西等。

3参与范嗣和参与主体更趋广泛化。从参与来看，民间金融融入了农业、制造业、采掘业、房地产、商贸餐饮业、养殖业等多种行业。从参与主体来看，民间金融的借贷主体扩大到城乡居民、个体私营业主和机关公务员等个人和群体。

4形式多样化发展。除个人和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集资、私募基金、资金中介以及地下钱庄形式外，还有合会、小额贷款公司、商品寄卖行、典当行等机构大量参与民间借贷，但“向别的企业或者个人借”和“职工集体融资”是民间融资的主要方式，占民间借贷的绝对比重。

5缺乏约束，潜藏着较大的风险。民间金融活动主要包括微观风险、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三个层次。微观风险指的是民间金融活动给交易各方带来的风险；中观风险多出现在以“一对多”为主要特征的集中型民间金融活动中，通常会对一个地区的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冲击；宏观风险则是民间金融活动的加总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潜在影响。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应有的风险约束机制，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即可实现契约的完全履行，但在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方面往往超出了民间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能力掌控范围，易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

3、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民间金融缺乏监管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1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由于受民间金融的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以及民间融资主体生产经营和管理素质所限，大部分资金流向进入门坎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这类行业的相当一部分是当前的需求热点，以高耗能、高污染和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和项目为主。这样，民间金融不仅助长了热点行业过热，同时也形成更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生产过剩，影响总供求的平衡和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2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造成冲击。民间金融缺乏制度保障，存在制度风险；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普遍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加之民间金融存在的组织结构不健全、管理落后等问题，导致民间金融具有较大风险性。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频繁发生，个别人尝到了甜头，在利益的驱动下，便开始非法吸收存款、高利率发放贷款，办起了非法“地下钱庄”，扰乱了金融秩序。

3引致矛盾和纠纷，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民间借贷通常是在借贷双方都认可的利益条件下，通过口头约定或简单履约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的，手续简便，很不规范，缺少必要的抵押担保制约和法律程序，整个交易极具风险，从而容易引发债权、债务纠纷。也正是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有时甚至会被非法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所利用，可能导致区域性金融风险，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二)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为巨大的民间资本寻找出路。我国民间资本存量的绝对值是巨大的，已成为继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之后的第三支力量。由于正规的投资渠道匮乏和理财知识所限，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民间资本或者闲置或者低效运转，缺少合理出路。让这些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既满足了民间资本的逐利需求，又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益。

2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但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而且贷款手续复杂、耗时长、成本高，且对借款人资格审查、担保人经济状况都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资质差等因素使得其获得贷款的成本较高、几率较低，中小企业所得到的银行信贷还不到贷款总额的30％。

3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由于民间融资松散性、盲目性、不规范性以及随意性，民间融资不可能完全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民间融资会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则可促使政府监管民间资本的流向，从而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

4、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的建议

必须认识到，民间金融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制度安排，而是与正规金融并行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是，为了克服民间金融所存在的先天弊端，有必要对民间金融加以扶持和引导，形成较为完善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

1改变政府角色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如果没有政府的首肯和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是没有保障的。在对待民间金融问题上，政府一方面应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允许其以多种利率水平、多种投融资渠道自由存在，而不是一味地打压和简单地取缔；另一方面应在民间金融合法化后，将其角色定位于为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提供服务，在法律框架内放任民间金融的发展，减少不正当干预。

2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身份。如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规有一定冲突，而监管部门尚未确定相关制度。因此，在发展民间金融的同时，要严把市场准人关，维护市场主体的质量，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同时应加快制定、完善和落实《放贷人条例》、《民间融资法》、《合同法》等法规体系，使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走上法制化轨道。

3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建立健全外部监管。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外部金融监管作依托，否则可能产生制度变迁中的更大风险。在建立民间金融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差别化监管机制和模式，矫正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经营管理和信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同时还应建立跟踪监测体系，防范民间借贷风险。

4促进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和适度竞争。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开展合作，如可以利用民间金融部门的信息优势降低正规金融部门的信息搜寻成本；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弥补民间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缺陷，提高整个市场的金融交易水平。另外，两者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在一个好的金融秩序下进行公平有序地竞争，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5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规范民间金融行为。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利率由交易主体根据资金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自主决定。要积极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取消利率的行政管糊，尽快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利率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利率在民间融资中的作用。利率市场化不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银行资金运作效率，而且有利于民间金融活动由隐蔽性向透明性转变，减少民间金融的监管成本，降低其活动风险。

5、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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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温州民间金融市场主体发展现状剖析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滞后制约着借入方市场主体的培育壮大从条例设计内涵来看，现代企业制度始终贯穿着主体的确立及发展。但从企业规范程度看，传统的温州企业大多数以家族制为主，尚未完全建立起产权明晰、财务规范、信息透明、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据统计，全市中小企业50%以上存在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的状况,许多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财务审计部门承认的财务报表和良好的经营记录；60%以上的中小企业信用等级是3B或3B以下。此外，企业与企业主的一元化运作模式，混淆了条例所倡导的民间融资主体及其行为，降低了借贷用途的透明度，不利于主体规范行为的实践。虽然温州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启动中小企业改制提升工程以来，累计已新增近400家股份有限公司,超过了过去34年的总和，但长期所形成的“不规范”意识仍使投资者的“敬而远之”，直接影响着企业定向债的发行以及民间资金管理企业定向集合资金的投向等。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温州仅有9家企业登记备案定向债发行，备案金额1.62亿元，但成功发行仅7000万元。

（二）“三类中间服务”市场主体运行仍面临着诸多体制机制问题1.民间资金专业管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目前，温州已培育发展12家民间资金管理企业（即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注册资本共计12.5亿元。截至2014年底，12家公司共组织39亿元资金投向1020个项目，其中发行定向集合资金共7期6.05亿元，占资金投向总额的15.5%。从规模来看，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自身投入的资本金。与《条例》施行后的民间借贷备案登记总额94亿元相比，仅占6%。换个角度来说，大部分民间资金仍是以借贷形式在市场上流动，还未能有效归入专业化运作轨道。造成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受投资项目难找、专业人才匮乏、股权投资退出渠道不畅等因素影响。但从更深层次分析来看，如何提升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专业能力及其衍生出来的公信力更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是目前条例制度设计中未能充分考虑的一个“短板”。虽然《条例》对民间资金管理企业的准入已作了更为严格的限制，要求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0万元，且为实缴货币资本。但受工商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影响，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使得条例所规制的5000万元的实缴货币资本沦为形式，易造成主体源头管理上失控，脱离了类金融主体审慎发展的原则，引发部分民间资金管理企业“空壳化”运作，给整个行业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2.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破解（1）可持续经营经费来源不足《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将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定位为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并赋予其受托承担民间借贷备案等一系列准公共服务职能。从本质上来看，民间借贷的备案等职能属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畴，但除个别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享受小额地方财政补助或收取微额场租外，大部分中心没有收入来源，处于亏本运营状态。据初步测算，全市7家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年平均运行成本在300万元左右，长期以往必将影响中心的正常运转。（2）业务转型创新滞后按原先设计方案来看，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主要定位于为场内入驻单位提供信息服务，对于场外各类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中介的服务缺乏有效的着力点。而《条例》赋予中心开展从业人员培训、权益转让服务、理财咨询等职能，以及其依托民间借贷备案职能所建立起来的民间借贷备案信息（即民间借贷征信）的挖掘运用工作，受信息量不足、人才因素、资源公共性等因素制约，仍未能有效开展，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与探索。3.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良莠不齐截至2014年底，温州经备案登记的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已达72家，注册资本最低为100万元、最高达5000万元。从运营模式来看，既有纯信息中介平台模式、又有债权转让以及信用担保模式；既有纯线上或线下模式、又有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模式等，整体上呈现出运营模式互联网化、业务运营多样化等特点。受制于国家层面相关金融法规滞后等影响，民间融资信息服务行业长期处于“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的状态。即便是《条例》出台后，温州对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的注册资本、股东构成、高管人员也没有任何前提条件。这一制度设计不足，造成了当前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业务运营的多样化、同质化，导致整体行业鱼龙混乱，部分甚至已经违悖设立时的定位初衷、偏离正确的轨道，并触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违法从事资金融通等红线底线。

（三）合格的借出方市场主体队伍建设还存在“软硬”环境不匹配现象投资者是市场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投资者的成熟是市场成熟的重要推动力，没有成熟的投资者，不可能有成熟的市场。相比证券、期货等成熟市场，民间金融市场的合格投资者队伍建设仍任重道远。从当前投资者结构与行为现状分析来看，投资者逐利性和盲目性特征仍然非常明显，风险意识总体上还不强。以P2P平台为例，部分投资者受高利驱使受骗上当或发生不良损失等情况时有发生，进一步凸显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的不足。此外，从市场培育情况来看，温州虽已搭建了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权营运中心等平台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判断合格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推进合格投资者教育、探索投资者分类管理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制约了理性而成熟的投资者队伍的形成。

三、规范发展民间金融市场主体的几点建议

（一）加快推进民间资金管理企业“扩面提质”，切实发挥其民间资金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引导作用《条例》设立民间资金管理企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集聚并提升民间资金的专业化运作能力，解决“投资难和融资难”这一关联问题，实现“小资本与大项目”的对接。为此，要以《条例》施行为契机，鼓励民间资金管理企业“质与量”齐头并进，做强做大龙头企业，完善资金专业化服务网络，放宽服务地域限制，促进专业服务“下沉”或“普惠”。同时，要积极吸引温州区域外成熟的资产管理公司入驻，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及相关政策，推进服务“属地化”，着力将温州打造成“区域民间资本专业运营中心”，形成专业化金融服务产业支撑体系。

（二）继续深化中小企业改制提升工程，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与长期以来“温州模式”下企业自身的不规范发展相对应的是民间借贷的地下野蛮生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造成了前几年“借贷风波”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行条例制度框架设计下，如何发挥民间融资“三条河流”（民间借贷、定向债券、定向集合资金）作用，首先要解决企业自身存在的体制束缚。为此，不仅在继续推进企业改制工作，引导更多的企业规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要对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给予政策倾斜，尤其是在资金投向、与资本市场对接等方面，形成正向激励作用。可以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入竞争机制，增强中小企业的发展新动力，促进民间融资市场规范秩序的重建。

（三）积极探索民间融资公共服务平台“转型升级”之路，实现可持续发展1.要以改革创新思维重新思考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定位根据《条例》有关规定，依法赋予其相应的职能，探索开展从业人员培训、权益转让服务、理财咨询等业务，逐步搭建形成以“民间借贷征信服务”为基础的权益转让“二级市场”。2.要形成适合中小企业发展区域性资本市场体系要以原温州股权营运中心未上市股权转让平台试点为基础，引导其朝着具有独立的市场定位、特别的制度安排、不同的运作模式的方向，逐步形成适合温州中小企业发展区域性资本市场体系。3.进一步完善金融产品服务产业链鼓励温州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研发定向融资产品、资产收益权转让产品、定向投资产品、公私合营（PPP）产品、中小企业融资保证保险产品，进一步完善企业融资、百姓投资的金融产品服务产业链，开拓高成长中小企业融资蓝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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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一个合理的体系,中国金融业形成了高度的垄断局面和对民间金融的压制,国有金融机构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虽然对金融业进行了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的改革,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实际上还是准国有金融机构,更多还是官商,而不是金融商人。可以说,在我国,能够得到法律认可、纳入了政府监管体系的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都成了官办金融的性质,而民营金融机构不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了地方致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政府直接控制,但同样因为没有获得监管部门的金融业务许可证而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目前虽已引起重视,但由于缺乏法律保障,民间借贷市场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由于对农村有益、对农民有利,我国民间金融始终客观存在并顽强发展。又由于完全处于非法的状态,为高利贷的滋生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其结果是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2.民间金融潜伏着金融风险,容易滋生个人非法金融问题

民间金融组织尽管逐步形成了与运行特点相适应的内部管理体系,但由于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巨大局限性,使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非常高。脱离法规和政府部门的保护,其合法的风险控制手段也比较有限。一旦风险失控,少数实际控制人会为其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铤而走险,进一步扩大风险或直接从事犯罪活动,从而严重伤害其他参与人的利益。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决定了其处于白色和黑色之间的灰色地带。其所处的特殊地带,决定了民间金融机构很容易与“黑色”产生某种联系。有一些人利用民间金融机构的不透明性从事诈骗活动;还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地下经济关系密切,甚至被犯罪分子用于洗钱,刺激了地下经济和犯罪活动;更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与黑社会勾结,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3.民间金融容易产生经济纠纷

民间金融虽然一直比较活跃,但不具备合法地位,无法实现规范发展,是一种建立在“哥俩好”的非制度信任上的,且相当部分的民间借贷仍然采取了口头约定等简单形式,利率普遍较高,其粗陋的形式与较高的利率,既制约了资金需求,也成为众多法律纠纷的根源。由于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大多是一种关系型的借贷方式,还款的激励约束机制没有得到硬化,当债务人预计到其违约收益远远高于其社会信用丧失的成本时,道德风险就会产生。许多无序的民间融资导致大量纠纷(如合同纠纷、利率纠纷、担保纠纷和借据纠纷等)。民间借贷大多以借款人的信誉为基础,借贷关系的缔结少有抵押担保,债权入对借款人的偿债行为缺乏足够的把握和制约能力。

4.民间金融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产生影响

民间金融一定程度上会干扰政府的货币政策,扰乱正常金融秩序,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由于民间金融的影响可能难以实现。例如人民银行正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了再贴现率。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也相应提高,而民间金融并未提高利率,于是正规金融提供的资金减少了,而民间金融提供的资金却增加了。一些民间金融机构从一开始就有先天的痼疾,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业务经营存在不规范,如高息揽存,盲目贷款。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双方自发商定,两种定价方法存在天然矛盾。且民间借贷大都是在资金需求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畸高,民间借贷形成的货币流量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二、规范民间金融发展

1.尽快建立健全与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

应按照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当修改1998年6月30国务院颁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建议国家各级立法和规章制度的制定部门,要按照职责权限,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善有关法律和规章制度,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界定合法与违法的界限,赋予民间融资合法的法律地位,并通过法律保护合约双方的合法权益,以保证民间金融有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规范民间金融,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加强民间金融监管,是在金融市场运作中保证民间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要使民间金融活而不乱,实现发展、效率、稳定三者的最优结合,监管方式的科学化和调控方式的灵活有效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政府在对民间金融监管中应该摆正自身的位置,以引导、监控为己任,而不是对其进行过多的干预。曾经在广大农村兴盛的农村合作基金会衰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进行了过多的行政干预。前车之鉴应引以为戒。作为政府,要从完善法律、制度、政策人手,在严格市场准入条件、提高准备金率和资金充足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的情况下,引导和鼓励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健康发展,达到合法、公开、规范,并纳入到金融体系中加以监管,以增加金融服务供给。

3.建立起相关保险制度和贷款抵押担保机制,化解金融服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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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formalfinanceistheendogenousresultofeconomicdevelopmentprocess.Itsfunctioncannotbesubstitutedbyformalfinancialsystem.Thegovernmentshouldprovideinformalfinancewithmarketenvironmentandpolicyenvironmentthatpromoteequalcompetitionwithstate-ownedfinancialsystem.Undertheguidanceofpropertyrighttheory,bythemeansofmacroeconomicregulationandmarketcompetition,weshouldintegrateruralfinanceorganizationintounifiedfinancialsystemtoconstructruralfinancialsystem.

Keywords:Folkfinance;policysuggestion;systemvicissitude

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以其实行民用民管的制度优势，有效地实行贷款监督，既以低廉的交易费用给予农户获得小额贷款的机会，又能保障贷款得以回收，有着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可见，农村具有适合于民间金融发展的信用环境。

一、农村民间金融的优势

民间金融在发展初期一般是无组织的自由借贷，即便是规模发展为金融组织以后，管理和组织制度也不太严密，但民间金融操作简单易行，交易区域狭小，信息搜寻、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的成本较小，具有灵活、便捷、小规模等特点以及在信息方面的优势，因而更长于向居民提供零星、小额贷款。具体而言，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独特优势有：

1.产权结构优势。由于资本为各个私人所有，经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从初始阶段就必然使产权的划分非常明晰。个体经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是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产权结构的基本形式，与大银行相比，自负盈亏使它们具有内在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村个体、私营、合作、股份制企业和居民群体，它们也都是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主体。产权明晰的供给者与产权明晰的需求者之间形成的信用关系，必然是一种硬约束信用。这远远优于目前国有大银行与国有大企业的信用关系。

2.信息优势。信息对称是效率市场的基本条件，决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用。民间金融组织的社区性质明显，其信息优势反映在贷款人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甄别上，贷款人对借款人的品德、能力、资本、经营状况有比较清楚的了解，金融主体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的信息存量，这样可以省去大量调研费用，也可减少审核批准程序。民间金融组织的信息优势还反映在它对贷款的监督过程中。由于地域、职业和血缘等原因，民间信贷市场上的借贷双方保持相对频繁的接触，这种信息上的便利导致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把握贷款按时足额归还的可能性，进行实际监督，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因而民间金融组织面对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比较小，其资产质量高的潜在比较优势也是确实存在的。

3.担保优势。在贷款的抵押担保方面，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有比体制内金融更为灵活的安排，缓解了贫困的农民和中小企业面临的担保约束。当前在农村贷款中由于借款人缺乏合格的抵押物而被农村体制内金融机构拒绝放贷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担保的物品在民间金融市场中却可以作为担保，例如房产、土地等，由于借贷双方居住的地域相近并且接触较多，这些物品作为担保品的管理和处置成本相对较低。在农村民间金融中，社会关系也可以起到担保的功用，使得金融交易按交易双方的真实意图来实现。在一定意义上，交易主体的社会联系也是一种资源（无形的资源），它能够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物质或精神收益。借款人的还款行为自然地构成了这种社会联系的一部分，一旦借款人违约，则这种联系被破坏，会给借款人带来一定的损失，这种损失一般是很难弥补的。因此，社会担保机制的存在对借款人的行为构成约束。

4.交易成本优势。借贷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表现为达成交易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农村民间金融的交易成本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信息优势和担保优势，民间金融交易节约了很大一部分搜索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也节约了进行有效监督的一部分费用；其次，民间金融的操作比较简便，合同内容简单而实用，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也不是很高。虽然民间金融组织的组织和运转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民间金融组织的从业人员往往是农村闲散人员，其时间和精力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因而降低了民间金融组织的交易成本；再次，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产权清晰，具有独立自主经营、激励机制强、办事效率高等制度优势，能够有效克服“官僚机构”弊端，减少诸如客户“攻关”和“寻租”等费用。

二、政府在发展农村民间金融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金融制度的变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由政府提供的外生性制度变迁，它不同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内生性制度变迁。在这种外生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使自身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制度之间存在着持久冲突，从而难以为有效率的金融产权新形式提供动机和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主要经验就是要以增量促进存量调整，在国有部门外生长出一块非国有部门，利用非国有部门来促使国有部门调整、改善；双轨制、新旧体制共存，各自发挥作用，共同推动改革的进程。这一点对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制度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取得根本性进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过多地在旧体制内部寻求突破口，而较少地关注新体制在体制改革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金融制度变迁总是按照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为自己开辟道路，民间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就是这样的一条制度变迁之路。对农村民间金融采取压制或取缔政策并不可取，因为农村金融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其发挥的作用是体制内金融部门所不能完全替代的，它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如果政府对民间金融采取的是打压而不是扶持的态度，进而否定民间金融制度安排，那么，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就需要承担更高的风险和成本，其借贷利率必然会更高，交易行为也会更加隐蔽。其结果是，民间金融不仅不会因政府的取缔而销声匿迹，反而生存环境恶化，风险放大，效率降低，对社会也更具危害性。特别是在体制内金融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对民间金融部门采取不恰当的严格限制措施会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了充分发挥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优势，政府对制度变迁应该放松管制。必须认识到民间金融活动的出现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对待民间金融的正确态度应是：全面认识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我国现阶段倡导合理发展民间金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并对其消极作用加以限制。

政府有必要将农村民间金融纳入法制的轨道。虽然政府对民间信贷曾进行过数轮的清查、整顿，但它仍然普遍存在，有些经济学家称之为“草根金融”，就是这些草根金融支持着我国绝大部分农村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其让它隐蔽运作，还不如因势利导，承认其合法性，并将其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农村民间金融体系的建立首先要求国家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并确立和履行产权保护承诺。由于目前民间金融的非法性质，产权保护这一重要的服务只能通过私人提供，这造成了民间信贷活动的高风险和高利率。我国许多现有民间金融组织能够达到成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额度，这说明民间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前景十分可观，而银监会、人民银行对金融市场准入的管制太严，远远没有为小型金融机构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提供制度保障、确立产权保护承诺，逐步取消与缓解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约束，放松农村金融市场准入，让多种所有制和组织形式的农村金融企业充分竞争，将给农村民间金融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减少它在躲避管制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使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在竞争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同时也会减少民间金融采取不正当手段破坏社会法制和道德环境所带来的危害。

在将农村民间金融纳入法制轨道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减少对农村民间金融的高成本、低效率的管制活动，避免行政干预。政府对民间金融强有力的管制，一方面可能会导致高昂的管理成本以及管制的低效率；另一方面，行政命令不能解决信贷市场中存在的信息和交易成本等一系列问题，还可能导致民间金融的经营积极性和金融服务能力的降低。相反，政府放松管制，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农村民间金融可以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并得到快速成长，有利于充分发挥它对农村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缓解国有银行撤出农村金融市场后出现的严重的资金供求失衡局面。

政府应为农村民间金融发展提供一个与国有金融体系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宽松的政策环境，让市场机制在推动民间金融业的发展中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而不是走直接干预的道路，要尽力避免民间金融资本结构向体制内金融的趋同，重蹈体制内金融的覆辙。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竞争机制，把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纳入统一的金融体系之中，实现“农村资金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目标。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应该主要是由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注资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按规范方式经营，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经营定位是为农村经济服务，主要为规模不大且相对分散的非公有制经济部门提供金融服务，重点支持农民及中小私营企业的经济发展。

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在农村发展民间金融本身就包括建立高效审慎的监管体系，政府要设立或指定专门的机构对民间金融进行监管。监管机构要对民间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主体资格、资本金、组织形式、经营方向等严格把关。另外，培育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应保持审慎发展，有条件逐步放开，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推广，让其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规范化发展，发挥其优势，降低其风险。但是，加强监管并不意味着政府直接控制、经营，农村民间金融仍须由民间经营，否则其优势将不复存在。

三、推进农村民间金融体系规范

发展的政策建议

构建农村民间金融体系，必须以产权制度理论为指导，吸取农村信用社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具体而言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产权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体系构建的核心问题。农村民间金融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通过产权界定、产权安排、产权经营从而构成完整的产权运行，激励足够多的有谈判能力的产权主体的产生，并通过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市场竞争，为解决激励机制问题、行政干预问题、内部人控制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提供前提条件。发展民间金融，塑造多元化金融产权格局的具体路径应该是底层推进。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农村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将拥有越来越大的经营自和经济资源，这会强化其在改革中的博弈能力，主导农村民间金融制度的变迁。

在民间金融组织财产权利得到法律明确而有效保护的基础上，由个人集资入股而组成的民间信用机构将必然是所有者或股东明确且能真正行使所有权，股东权利能真正得到有效保护的契约组织或拥有独立财产的法人。一般而言，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产权结构应该完全区别于国有化金融制度，以股份制形式出现，允许多渠道资本（包括个体资本、私人资本、集体资本等）的介入，但要避免民间金融组织和政府有过多的联系。在明确民间机构投资者所有权的基础上，民间信用机构内部也必然会形成一个权力和责任十分明确，且能合理选择和评价，以及有效约束或监督经营者，从而能有效维护股东所有者权益的合理治理结构。这样，民间金融机构能真正按公司治理结构来建立及营运，投资者从法律角度来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股东，能按照利润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原则建立评估体系，考核关系中经营者的业绩，根据保值增值要求督促经营者建立规范的财务管理、审计稽核和风险防范抵御制度，真正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和规范的业务操作体系。由此可见，产权制度的合理化将会自然解决民间金融组织的规范化问题。唯有如此，我国的一部分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才能从非正式形式转变成为正规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更为有效的资金融通作用。

二是选择适当的组织形式。政府应该引导不同形式的民间金融选择不同的组织模式。首先，对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等正规民间金融机构，要鼓励它们充分吸收民间资本，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拓展发展空间；其次，引导私人钱庄、民间金融合会等民间金融组织向规范化、合法化、机构化方向转变。在现实条件下，政府要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允许那些股东人数、资本金、经营者资格及其他条件达到法律规定标准的规模较大的私人钱庄、金融合会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进行注册、登记，按正规金融的要求规范管理和监督，使其转变为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另一方面，政府要引导小规模的私人钱庄和民间资金参与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正规民间金融的改制，使它们通过控股或参股取得部分产权，将原先投向地下钱庄的社会闲散资金吸引到合法的投资轨道上来；最后，规范民间借贷市场与典当行等的经营行为。政府要将它们纳入监控范围，健全市场契约制度，使其合法并规范地运作。总之，政府要放开金融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确立公正、有效的市场竞争规则，同时给农村民间金融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从而使其充分发挥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应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不同组织形式，以达到明晰产权，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效果。只要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不急于探究模式问题。

三是明确监管主体。构建农村民间金融体系本身就包含了对农村民间金融的有效监管。要逐步建立以银监会监管为主，以行业管理、自律管理为辅的农村民间金融监督和管理体制，加强对农村民间金融立法工作的研究，实现对农村民间金融监管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对农村民间金融进行监管的主体必须是银监会及其分支机构，而不能是其他任何行政机构，这样既可以防止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和自身的利益对于不合法民间金融的保护，也可以杜绝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和扯皮。在明确监管主体之后，必须确定监管者的责任，使监管者有明确的监管任务，而不是盲目行事。对于符合条件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在达到正规金融组织实质要求的前提下，按照一般金融组织的监管方式进行监管。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与正规金融处在同一竞争水平上。

[参考文献]

[1]王曙光.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谢平,徐忠.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J].经济研究,2006，(4).

[3]张杰.中国国有金融体制变迁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张杰.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秩序[J].经济研究，2000，(4).

[5]孙莉.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及金融体系的变迁[J].上海经济研究，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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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信息优势信息对称是效率市场的基本条件。民间金融组织的社区性质明显，资金的融入者和融出者之间一般为亲戚朋友和熟人，对借款人的道德水平和还款能力都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有效地解决了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使民间金融获得了较正规金融信息充足上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既反映在贷款人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甄别上，也反映在它对贷款的监督过程中。

1.3融资效率优势民间资本市场融资效率高，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民间融资手续简便，一般只需几天，符合农村个人、个体经营者和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的特点，与银行申贷程序繁杂、办理相关手续多、授信条件苛刻、审批时间长等相比，民间融资更易受到青睐。此外，民间融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约双方多以个人名义出现，不涉及企业之间利益关系，借款人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借款人的还款意识和经济责任相应增强，所以偿债率高，信用风险较小。

1.4预算硬约束俗话说：亲兄弟明白帐，一旦借贷关系建立，不管双方何种关系，其预算约束关系便自动生成。较之正规金融领域存在的裙带关系、关系贷款等要优越得多。其次，民间借贷受乡土社会村规民约的制约和本土文化习俗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社会舆论监督作用，从而使具有道德风险倾向者却步，使不具备还贷能力的人难以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因而使民间借贷的风险得以降低。

近年来，“三农”融资越来越表现出民间融资热的趋势，并已渗透到农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农村集镇、城乡结合部、专业化市场等经济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表现尤为突出（蒲祖河，2009）。

2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正面效应

2.1缓解了我国农村金融资源的匮乏，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重心向大城市、大企业集中，大量经营网点被撤销，农村信用社已成为政府主导农村金融市场的最后一个堡垒，这无疑导致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而农村对资金的需求却很旺盛，造成了供需上的不平衡，这就催生了民间金融在农村的发展。民间金融在农村的蓬勃发展，缓解了农村金融资源供需上的矛盾，缩小了城乡之间在金融资源占有上的差距，有效推动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东部地区农村的快速发展，民间金融可以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2有利于农民建立现代信用观念，还有利于改善社会信用环境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帮助农民建立资金的有偿使用和增值收益的现代信用观念，从而有助于民间借贷主体发展良好的社会信用关系。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民间借贷形式是无息的，有很强的互质，我国居民尤其是农民向来是重储蓄轻投资，由于文化水平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以及我国利率低水平现状，人们可投资的渠道极少，民间金融组织的“草根性”符合了我国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为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改善了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

2.3分散银行的信贷风险和促进正规金融机构服务的改善民间金融独有的竞争力和生命力使正规金融有危机感，迫使正规金融进行全面的改革，从而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在与民间金融的竞争中，国有商业银行和农信社的金融服务有了很大改善。在竞争中国有商业银行也开始开拓新的市场，如工商银行开办个体私营贷款，建设银行推出了个人创业贷款，农业银行则简化了贷款审批手续减少贷款申请的批准时间。这应该是民间金融对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贡献之一。

2.4促进金融创新今天很多正规的金融活动，在起初就是一种非正规金融活动。例如，今天己经达到年规模数以亿元计的同业拆借活动，起初就是非正规金融；再如，今天的股票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也是非正规金融。来自民间和基层的民间金融是完全市场化的，它会应市场需求而进行金融创新，而且这些创新往往具有可操作性和持久性，不可否认，民间金融是金融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

3民间金融组织的负面效应

3.1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宏观调控的力度由于民间金融的运作导致一部分资金从正规金融机构体系中分流出，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如果过多的资金流入政府控制之外的民间金融市场，则意味着国家经济宏观调控能力的减弱、政策效果的下降。例如，当经济过热，政府实行紧缩策时，处在政府货币政策作用之外的民间金融反而会利用正规金融力量减弱之机，加强信贷活动牟取更多利润这将抵消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使得经济难以“软着陆”。

3.2民间金融组织内部管理制度不规范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没有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其筹资、征信、信用审核、授信、风险承担等能力低下，加之大多属于私下交易，许多无序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导致大量纠纷，如合同纠纷、利率纠纷、担保纠纷和借据纠纷等。由于农民的法律意识和信用意识薄弱，有时甚至出现逼死人命的事件或引发刑事案件，危害严重，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3.3民间信贷投资方向不规范贷款不问用途是大部分民间金融组织的特点之一。配置资金不考虑国家产政策，而是单纯以获利多少为目的。实践中有时会出现资金配置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情况，导致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即使国家限制的产业，只要效益好，他也全力支持。如:一些污染严重的纺织漂染、化工甚至赌博等丑恶现象也在放款之列。由于缺乏对每笔贷款贷前、贷中、贷后严格的调查和审核，使农村民间金融风险加剧。作为一种自发性的私营金融活动，民间金融组织资金的力量较小，本身又无雄厚的经济实力作担保，大部分情况下是全部负债经营，而操作人员又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因此经营安全性不高，信用水平低下。一旦市场发生急剧变化，遇到贷款逾期收不回，造成呆帐时，极易出现倒闭破产情况。

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可以总结出：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对农村经济的贡献是更重要的。对于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给农村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是其组织不完善、运行不规范导致，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农村民间金融组织运行机制的研究，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走向规范化，以减少其不利影响，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赵永亮.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和发展[J].2008（12），开放导报：88-91.

[2]蒲祖河，“三农”融资需求与发展民间资本市场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9（10）：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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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民间融资的主体主要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贷款的居民与企业。而利率市场化后，随着存款“脱媒”情况的缓解，可贷资金总量的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满足居民与企业贷款需求的能力也将增强，这必然减少参与民间借贷的主体。贷款利率放开后，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根据不同的收益与风险比来为不同的投资者制定个性化利率，理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能够获得贷款机会，这同样大大减少了参与民间借贷的主体。因此，社会对民间借贷资金的需求也必然减少。再次，民间借贷主体的信用水平可能下降。寻求民间融资的主体主要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贷款的居民与企业，这些主体中不乏一些信用良好，但是缺乏抵押品或是担保的居民与企业，不乏一些拥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项目但资金缺乏的投资者，也不乏一些选择风险高收益高项目的风险偏好投资者。贷款利率管制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有效的根据收益风险比来制定贷款利率，因此它们也没有将这些潜在的贷款对象区别出来的能力与动力。利率市场化后，根据收益风险比，这些潜在的贷款者实际上是银行增加收入的较为优质的贷款对象，根据不同的贷款利率这些主体都有极大的可能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而一旦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这些主体从民间借贷市场“夺走”，势必将拉低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的信用水平。

二、利率市场化下民间金融的发展机遇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深，我国民间金融市场将面临资金供给下降、资金需求下降、借贷主体的信用水平下降等冲击，我国民间金融市场似乎走向了“死胡同”。但实际上，民间金融不可能消亡。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来看，即使在当前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其民间金融市场也保持着相当的活力。相对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民间金融特有的优势并没有改变，利率市场化带给民间金融市场的不仅仅是冲击，也有机遇：首先，民间金融的相对优势犹在。一是民间金融资金规模小，覆盖率高。

相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民间金融规模很小，10万以内甚至几千、几百一笔的借贷金额普遍存在，这种规模的借贷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规模效应太低，不利于成本控制。同时民间金融无处不在，覆盖全国各地没有死角，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二是民间金融程序简单，快捷方便。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一笔贷款的发放，必须对贷款者的信用水平、资产状况、资金用途等进行全面的审核、审批，过程复杂且耗时长。而民间借贷的主要贷款对象往往是“熟人”、“亲人”，或者“熟人”、“亲人”所推荐的关系户，其信用水平、资产状况等在平时的生活交往中基本确定，并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考察，也不需要复杂的审批过程，借贷的程序简单快速，这对一些急需资金“救急”的居民与企业可谓“及时雨”；三是信息不对称性更低。对于银行来说，完全掌握贷款者的信息是十分困难的，难免出现信息不对称而招到“骗贷”。而对于民间借贷，借贷双方的关系较为密切，在长期的交往中，相互的了解也较为细致，信用考察也更加针对性，因此，一定程度上，民间借贷的信息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更加透明。四是民间借贷能够接纳的风险比银行等金融机构更高。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虽然理论上可以按照收益风险比来确定贷款利率从而发放贷款，但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要通过人行、银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必须控制不良贷款率，这就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接纳风险过高的贷款，即使贷款者能够支付较高的利率。而民间借贷则不受这些政策限制，只要有主体为了获得高收益而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就能实现供需双方的资金融通。

其次，民间利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率将趋向统一。长期以来，我国民间利率的综合水平远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其原因在于民间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的非法金融活动拉高了民间利率。利率市场化后，银行等金融机构满足社会融资需求的能力将大大提高，这会抑制民间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将更加严密，民间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也会进一步的受到抑制，因此，长期来看民间利率的综合水平有降低趋势。这极大地保证了贷款者的利益，降低了贷款者的融资成本，有利于民间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当然，由于民间借贷风险依旧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根据收益风险对称原则，民间借贷利率依旧会长期的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

再次，民间金融市场作为正规金融市场的补充其市场定位将更加明确。利率市场化要求经济社会具备完善的市场运行与监管机制，因此，政府的监管以及法律制度必将趋于完善，民间金融市场将更加规范，民间金融的违约风险将极大的降低，民间金融市场不再是投机倒把的场所。在政府监管与法律制度的规范下，民间金融市场对风险的识别能力也将极大提升，这极大地提升了民间借贷市场的信用度。居民与企业转向民间借贷的原因将主要是为了获得民间借贷相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具备的独特优势，而不是为了“圈钱”、“骗钱”，民间金融也不再是高利贷的代名词，民间金融市场将作为正规金融市场的补充而长期存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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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办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实践教学缺乏系统设计

目前，高校的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基本包括课程实践、专业实践和毕业实习几个部分，虽然各环节都得到了按部就班的执行，但是在实践教学内容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存在较大问题，主要表现为：课程实践相对较为僵化和滞后，不能为学生提供前瞻性的金融实践内容相关信息；专业实践由于受到金融行业发展特点和实训基地的制约，基本流于形式；毕业实习又由于学生忙于毕业前的各项工作而无法安心完成。因此，民办高校虽然很重视实践教学，但却无法有效发挥其作用，导致学生在实践教学环节的学习过程中无法真正受益。

（二）实训基地建设有待加强

目前，很多民办高校的金融学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相对较为薄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不够完备。由于受各方面条件所限，很多民办高校缺少项目齐全、设备先进的专业实验室，还有些高校金融学专业学生人数与试验设施比例失衡，以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无法满足全部专业学生进行实践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校外实训基地形同虚设。金融行业的发展特点促使很多单位不愿意接收毕业生，即使接收也仅限于让学生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基本无法接触金融实际业务，导致学生实习兴趣不高，还有些学生只能自行联系实习单位，而此种情况更不利于学校对学生专业技能提升的把握与掌控。

（三）专业教师团队能力不足

教师是教学环节执行顺利与否的重要决定因素，教师的综合能力和素质直接决定了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优质的师资团队是实践教学形成良好效果的保障。在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执行过程中，由于专业教师团队存在一定不足，导致专业实践教学难以顺利开展。首先，师资团队结构不够合理。专业教师多数是从高校毕业后直接进入民办高校从事教学工作，由于缺少在金融行业一线的工作经验，在对学生进行实践技能操作指导方面存在一定困难，不能有效指导学生分析和解决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次，部分民办高校也在逐步引入行业专家和兄弟院校有经验的教师为学生授课，以解决本校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但是外聘教师在教学环节执行和教学管理方面不如专任教师熟悉情况，会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民办高校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对策

（一）构建“点—线—面”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作为金融学专业学生本科阶段学习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贯穿学生每个学习环节。因此，对于民办高校而言，必须结合本校实际，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保证学生实践技能培养的连续性，通过由浅入深的培养计划，让学生对金融学专业技能操作形成立体性认识，加强对自己所学专业的认同感，优化实践效果。“点—线—面”实践教学体系是以金融学专业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为依托，以课程实践作为教学点，通过专业实践将课程点连成课程线，最终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形成实训平台（课程面），达到全面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目标。首先，对课程点进行教学方法改革。针对金融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如《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证券投资学》《金融市场学》《投资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国际结算》《保险原理》《人身保险》《财产保险》等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综合利用多媒体、视频、网络等资源，为学生进行金融经典问题和热点问题分析。将案例教学、微信课堂、翻转课堂、专题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综合运用，实现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方法的有机结合。同时，以教师为核心，与学生共同进行专项科研立项的研究，通过社会调查等方式，让学生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将优化的课程点穿成课程线。金融学专业的课程主线可以分为投资业务、银行业务和保险业务。民办高校可以将专业课程按照此三大类业务进行汇总，在汇总后形成《金融基础技能训练》和《金融综合技能训练》两门专项课程。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各民办高校的实际情况，利用实践学期和第二课堂等机会，让学生进行操作流程训练，全面掌握综合理财业务操作、银行业务流程和保险业务流程操作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最后，为学生提供校内外实训平台，即课程面。学生的课程线知识强化要借助校内实训基地万成，民办高校要为学生提供完备的校内实训环境，保证学生能够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实训课程任务。而校外实训基地则通过为学生提供顶岗实习的机会，让学生能够深入理解在学校学习的知识与金融行业实际业务操作之间的差别，以便帮助学生对学习成果进行修正。

（二）加强实训基地建设

1.完善校内实训基地

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是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因此，要为学生提供一个先进的仿真实践环境。所以，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显得十分重要。校内实训基地要在实践教学软硬件设备、实验室管理人员配备等方面为学生实践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通过建立外汇模拟交易实验室、证券模拟交易实验室、期货模拟交易实验室、模拟银行和模拟保险公司等专业实验室，满足学生在外汇、证券、期货、银行业务、保险业务方面的实践操作要求，为学生提供金融投资交易、统计分析、模拟竞赛方面的条件，以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同时，要结合金融行业投资操作的时间和空间特点，为学生提供一个开放性的实训环境，方便学生根据投资时间和投资地域的变化灵活选择实验室进行学习和训练。

2.拓展校外实训基地

金融行业涉及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理财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这就要求民办高校在选择校外实训基地时也必须保障多元化特色。民办高校要实现与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在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时要为学生争取更多项目更广范围的实践机会和实践操作便利条件。如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学生亲自参与业务流程的各环节操作，由工作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为学生进行业务演示和注意事项的讲解，增加学生顶岗实习的人数并合理延长实习时间等等。同时，学校也可以凭借自身优势，为企业在人员培训、理论指导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实现双向互助的良性循环。

（三）构建高素质专业教师团队

1.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培养

实践教师队伍是构建金融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基础，民办高校要针对教师团队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对教师进行专项训练。首先，开设系列专题培训课，通过制定系统性培训计划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教师进行培训，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实践技能，要求教师结合自己的主讲课程，在深入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强化实务分析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其次，鼓励教师参与行业培训，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获得“双师”资格，以便更好地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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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关金融支持体系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1.关于金融与经济关系，金融促进论被普遍接受，Schumacher从信用创造的视角、Keynes从银行体系的视角、Gurley和Shaw从金融中介的视角分别论述了金融对经济的重要影响。之后，Goldsmith、Mckinnon和Shaw等人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建立了金融结构论、金融深化论和内生增长论，形成金融发展理论体系。金融结构论认为，金融变量的数量与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Gurley和Shaw，1960；Goldsmith，1966）；金融深化论则从制度因素层面论述了一国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相促进和互相制约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在于金融抑制，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McKinnon和Shaw，1973）；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金融市场是内生的，金融中介平衡可产生更高经济增长率（Bencivenga和Smith，1993）。而国内外学者（King和Levine，1993；岳彩军，2008；黄学超，2009；孙力军，2009）还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沈坤容和张成（2004）、艾洪德（2004）、王树华和方先明（2006）研究得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是不同地区经济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尹优平（2008）、吴拥政（2009）研究表明，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有阶段性差异。

2.关于金融支持体系和金融生态环境，（周小川，2004；徐小林，2005）认为金融支持体系建立应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所谓金融生态环境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包括法律、社会信用体系、会计与审计准则、中介服务体系、企业改革的进展及银企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并且认为区域金融生态的差异主要在于各地行政干预程度、司法维护债权人权益的力度及商业文化的差异；李扬和王国刚（2005）通过区域金融水平差异的比较分析得出，法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独立性、信用文化五个要素对区域金融水平差异的贡献达到75％；高小琼（2005）认为，在金融生态链中，法治环境是根本，制度环境是保障，信用环境是基础，三者缺一不可。（于淑俐、辛波，2007）认为良好的金融生态对于打造“资金洼地”、实现银企双赢具有重要作用，金融生态就是竞争力。

3.关于金融支持体系和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关系，（史晋川，2003，2005；蒋永志，2005；陈时兴，2009）突出了地方民营金融与民营经济之间的联动效应。周业（2005）认为，“浙江金融现象”证明，地方政府是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导。沙虎居（2006）分析认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得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而地方政府主动充当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导者，联手金融部门用市场化手段改善经济金融运行环境，提升经济金融发展质量。

二、对浙江的借鉴经验

以上文献综述从金融与经济关系、金融生态环境、金融支持体系和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关系这三方面评述了它们之间辩证关系，这些文献的研究思路、方法和结论对于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1.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体系的关系

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与金融支持体系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是浙江经济腾飞的强大基础，而支撑其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地方金融的改革发展以及两者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机制。可以收集积累浙江民营经济与地方金融发展历程的相关数据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归纳处理，得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可初步建立浙江金融与民营经济两者互动关系的框架模型。

2.研究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的必要性

研究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体系构建，可建立浙江这种特定区域环境下，地方金融发展与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细化“金融与经济关系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具有不同特征”这一论断，对于丰富金融发展理论具有一定价值。可为其他地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金融支持路径提供经验参考范式，为其他地方政府改善金融生态，引导和促进金融业的改革创新，促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借鉴，也为浙江当前继续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做出有益的探讨。

3.浙江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的政策依据

可以收集积累浙江省政府对于民营经济和地方金融发展所制定的各种政策，对于地方金融发展所提出的规划、制定的方案，为地方金融发展所提供的政策、财税和环境支持措施；在实施“八八战略”、推进发展模式转型，转换政府服务理念、增强金融良性发展合力，联手打造“信用浙江”、提高经济社会信用水平，推动金融改革开放、营造竞争性市场环境所做出的努力，强调金融支持体系中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导者应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社会经济各种制度的创建者和维护者，可以通过法律制度创新、金融体系创新、市场监管创新来为地方金融发展和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制度和环境保障，并且增强服务职能，联手金融部门等运用多种手段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从而有力支撑民营经济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钱程，基于信用缺失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分析[J].生产力研究，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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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金融界和法律界虽未对民间金融的内涵达成共识，但对民间金融是“处于国家监管的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行为”的这一特征都是认可的。民间金融运行形式主要集中于私人借贷、私人钱庄、合会、企业连结贷款等，这些常见的运行形式也已被学界的专家学者们所认同。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主要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两个罪名进行严厉的打击，以维护银行系统对于金融行为的垄断地位以及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以，本文主要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入罪标准与刑事规则体系完善展开论述。

二、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立法对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地位确认的缺失

目前，我国所有从事金融业活动的经营主体或组织的设立都要经过我国金融业特许机关—央行或银监会的批准或审核。因此，除了对具有直接性私人合同关系（如个人借贷）的交易行为提出了法律上的明确合法地位之外，其他凡未经央行或银监会批准的从事和设立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或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均不涉及民间金融相关法律地位确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些合理且确有必要存在的民间金融交易形式由于法律地位确认的缺失而被认列入从事类似于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之列。

（二）民事法律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过于简单

以民间借贷为例，在民事法律中只是规定了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以及企业内部的集股融资进行了法律规定和确认[1]。所以，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时，虽然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做依据，但是仍然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使得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边界依然模糊，判案时易引发分歧。

（三）行政法规对民间金融活动过多的否定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对其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答复》、《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其规定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这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合会、私人钱庄等擅自向特定多数人或者不特定多数人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金融活动的机构都被视为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一概不被法律所认可。[2]

三、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完善

（一）合理运用前置法认定民间金融活动罪与非罪界限

在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刑事问题刑法来解决，民事问题民法来解决”这样的固定思维方式，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很少注意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近年来，在刑法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即主张在对不作为故意杀人、婚内、财产犯罪的认定中运用民法理论来分析刑法问题，并指出不能简单地直接从刑法中寻找依据，而是应当首先从能否构成犯罪的刑法规定赖于建立的其他前置性法律当中去寻找。笔者认为，基于刑法对民法的保障属性，在刑法与民法交错问题的处理中，要注重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构成犯罪？实践中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非法集资解释》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吸收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3]对于上面所述情形运用民法前置处理是否更加妥当？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赋予被害人自行选择维权方式的权利。被害人可以选择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债权，也可以让自己的“存款”继续“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常见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的确定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10年1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该《解释》首次对非法集资相关行为从法律要件与实体要件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并首次提出了不以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判定行为，的确较之前的行为界定标准而言，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实践中的行为表现来看，该《解释》只是解决了部分应急性疑难问题，而且其部分规定也存在的一定的不合理之处。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应从筹资本质、筹资影响、筹资基础三个部分进行界定。

在筹资本质方面认定，应把握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行为的内在本质即行为方式和目的。既然是被视为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其行为运作特点和运作目的理应体现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同的金融特征，即吸收资金的用途是投资或转贷谋利。这在行为表述用的是“存款” 一词，而非“资金”也得以证明，“存款”在金融学中具有特定含义，是指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的剩余资金的一种吸收，与之相对应的是贷款。刑法第175条没有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而是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是表明成立本罪要求行为人从事金融业务。如果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之外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本罪，实际上就意味着否定了部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4]换言之，筹资人吸收资金的目的如果是用于自身生活或生产需要，则所吸收的资金不属于存款性质，应是资金或借款。但当筹资人吸收的资金是用于发放贷款谋利，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如果不从行为运作特点和目的上严格界定去两者之间的区别，极易将民间借贷的合法筹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5]

在筹资影响方面，我国民间借贷行为范围相对比较窄，有一定的边界性，出借人一般是向亲戚、朋友等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借款，其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也具有相对的地域限制，而且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非法集资行为多半是无范围限制和地域限制，大多数是向社会泛的采用散发小广告、发宣传单、派人劝说等非法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借款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产生的影响较大。

在筹资的基础方面，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之间是既基于金钱利益又基于人情因素，甚至有时候人情占主要原因。而非法集资的交易双方之间则纯粹是基于金钱利益为基础，投资者多半是受到非法集资一方的高利率许诺诱惑。

四、民间金融活动刑事规则体系完善

（一）制定法律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

现行的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日本和台湾做法，制定《民间借贷法》，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例如，日本于1915年制定《无尽业法》，对无尽（合会）的会金总额、运转期限、成员数量都进行严格限定，从而规范了无尽的运营。根据台湾和日本的民间金融经验：对待民间金融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份压制，而是在充分尊重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法律监管。

（二）设置前置处理程序

在实体法方面，对涉及民间借贷的罪名，可增设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以参考《刑法修正案七》中对偷税罪的修改，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增加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规定：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公安机关通知，在限定期限内全额退还被害人本金及合法利息并依法缴纳罚款，受过行政处罚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相关行政处罚，可由行政法规来另行规定，比如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公众举报并查证属实后，可视情况责令嫌疑人在3至6个月内向被害人偿还本息，并要求其向金融主管部门缴纳罚款等。

注释：

①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罪标准》，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②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③参见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⑤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参考文献：

[1]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2]腾昭君，《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3]胡运锋，《我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4]杨兴培、刘慧伟，《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载《海峡法学》，2012年9月第3期。

篇（10）

1.三十年农村经历体验对农村金融有自己感性的认识

作者生于农村长于农村20年，对农业、农民、农村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了解，对“三农”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在农村工作整整十年（1993-2003），这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十年，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特别是农业、农村、农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深理性的思考；妻子在乡镇农村信用社工作，家住在乡镇农村信用社内，对经济金融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考研时也曾连续3年报考五道口人行金融研究所，这十年是恰恰是中国金融大调整、大变革、大改革，农村金融更是如此，1994年4月组建农发行，1998年3月职能调整，对农村金融有自己亲身经历、观察和思考。譬如经历工作所在乡镇农村基金会成立、发展、疯狂、关闭和清算，自己并被迫入股，成为基金会的股东，耳闻目睹退股辛酸和艰难；再如目睹农村信用社与农行的“脱钩”和“分家”，二者之间有类似“父子一家”的上下领导关系演变为“兄弟两家”的平等竞争关系，员工由“同事”变为“同行”，目睹它们各种利益纠纷，办公楼、家属院等“一分为二”，自己也只好搬家。在邮政储蓄工作的同学经常讲述，分配给他们储蓄任务，目睹20世纪90年代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争储大战；目睹同事之间、邻里之间等各种各样的资金借贷，给借贷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也有个别意外风险。这虽是作者自己对一地的观察和体验，但是“窥一管而知全貌”，为作者更深入的了解、研究农村金融提供感性素材；同时这种巨变及其带来的混乱对三农造成严重影响，作者有一种非常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要为有效更快解决“三农”问题，是作者把农村金融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根本原因。

2.全面系统经济学理论学习使作者有更多理性的思考

2003至2009年读研读博的求学，一方面系统学习经济理论，特别是读博期间在华中科技大学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①教授及其研究发展经济学导师指导之下，深入学习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更加深刻、更加系统的认识。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国民经济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并逐渐强大，已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金融作用和功能的发挥与一国金融体系的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金融改革也基本上是沿着不断完善中国金融体系进行的，然而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存在明显的二元制结构，中国金融改革也存在城乡二元制结构，城市金融体系相对比较完善、发达，而农村金融体系明显滞后，这样不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严重影响农村金融作用和功能的发挥。因此，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也成为农村金融改革甚至整个金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这是作者选择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得到了一批学者的指点，凝聚着众多专家的智慧。张培刚教授在世纪名篇《农业与工业化》中讨论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作者深受大师的思想影响，认为中国在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中必须注意农村金融的重要作用，应着重讨论如何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以有效发挥农村金融的重要作用。

二、该书可能的创新之处或者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结论

1.明确提出构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指导理论

以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是遵循认传统的“机构观”的“结构――功能――行为绩效”的思路，陷入就机构论机构的困境，根本无法适应“三农”的多元化、多层次的情况，无法满足“三农”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目前构建农村金融体系应遵循“功能观”的“外部环境――功能――结构”的思路，即从分析系统的目标和外部环境出发，演绎出外部环境对金融功能的需求，然后探究通过何种载体来承担和实现其功能，根据“功能观”，判断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缺失，大量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贷款，资金外流严重。

2.准确概括农村金融体系与及其所处环境的特点和关系

农村金融体系所处环境――弱质农业、弱势农民、薄弱农村，严重影响了它的拓展，造成它病弱、脆弱；反过来看，病弱、脆弱的农村金融体系也减少对“三弱”“三农”的支持。要“一弱支三弱”，从政策要求上讲，有义不容辞的义务，从现实能力上来看，有心却无力的困境。最为关键的是，尽快建立起适应目前弱质农业、弱势农民、薄弱农村的金融体系，只有全面系统分析农村金融所处的经济环境，才能建立起适应“三农”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不深入分析了解实际情况，就不可能找到农村金融体系虚弱的原因，也不可能建立起适合我国“三农”的金融体系。考虑农村金融及其服务对象的特点，应该采取更多的优惠和扶持政策，引导各种社会资金投向“三农”领域，鼓励农民和社会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融资能力，缓解农村资金紧张状况，变“抽血”为“回血”、“补血”，反哺县域经济，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3.较为科学合理定位四种官方农村金融机构

农行股份制改造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但须符合基本国情；须考虑农行服务“三农”特殊的情况，也不应该完全按照商业化模式来实施；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规模巨大，离不开农业银行的大力支持；须有利于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和长处，发挥县域商业金融主渠道作用，拓宽服务“三农”的领域。

把农业发展银行定位于“建设新农村的政策性银行”，充分发挥服务新农村建设和“三农”的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政策性银行的定位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把服务覆盖到“三农”中所有市场失灵领域；加大筹集资金力度，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

农村信用社最大的问题是自身能力虚弱，难以发挥“一农支“三农”的作用；进一步理顺体制和机制，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因地制宜采取三层次产权模式；目标定位于“三农”，业务创新服务于“三农”，力争解决“贷款难”和“难贷款”的情况。

邮政储蓄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抽吸资金，加剧了农村金融中的资金供求矛盾；消除隐形担保、显性补贴、税收优惠的扭曲机制，建立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机制，增强其服务“三农”功能，实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良性循环。

4.首次明确提出民间金融的独特优势

首次明确提出民间金融的独特优势在于“社会人际关系效应”，并据此分析三类新型民间金融机构。“社会人际关系效应”，它有四种效应组成：（1）“信息效应”，贷款人较好地处理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2）“成本效应”，具有对贷款实施监督和跟踪管理的便利条件；（3）“抵押效应”，民间金融能够充分利用民间资源条件进行抵押，最为特殊的抵押品――人的道德或信誉；（4）“信誉效应”或者“道德效应”，来自社区圈子内的道德约束力，具有天然独特的超越经济优势的约束。因此民间金融更适合于为经济实力弱小的农户、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服务，提高金融的服务范围和主体；民间金融经营灵活，快捷高效，能到达正规金融达不到的地方和领域，所以拓展了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村镇银行――农村的社区银行，其社区性体现在农村“村镇”，服务对象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贷款公司――特殊的小额信货组织，小额信贷是以反贫困、促发展为宗旨的信贷方式，完全不同于正规商业银行的特殊的制度安排来解决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问题，我国贷款公司特殊性在于“只贷不存”；农村资金互助社――回归合作金融的机构，合作金融仍具有广阔市场空间，必须积极多渠道融资解决其资金短缺问题。

5.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与我国农村经济的经验实证

利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与我国农村经济（农业、农民、农业经济）的经验实证关系。利用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VAR模型为基础的协整理论，包括单位根检验，根据滞后长度准则选取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根据特征方程根的倒数值判断VAR模型的稳定性，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这部分的篇幅较大，论述较为规范和严谨，为学习、研究时间序列数据的读者提供一个规范的参考模板，值得一读。

总之，该书构建完整清晰农村金融体系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和改革提供极其具有参考价值的蓝图，也必将进一步有力推动农村金融研究的发展与繁荣，为繁荣学术思想又添一部重要的力作，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重要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