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经济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财政经济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政府采用财政和金融手段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滞后性的现象。即市场经济变化速度很快，很多问题潜藏于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只有在一定条件刺激下才会爆发出来。此时政府在采用相应的调控手段，付出的代价大，有亡羊补牢之嫌。市场经济发展虽有规律可循，但我们在把我市场运行规律的同时，总会出现失真现象。就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完备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美国也无法有效克服之中市场调控的滞后性。2008年，爆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2.政府制定财政和金融政策无法协调统一

政府在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制定相应的财政与金融政策是最常采用的手段。但是二者毕竟有所不同，因此政府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总会出现二者无法协调统一的问题。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下，我国政府一开始提出的主要是从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出发，采用了4万亿的赤字刺激财政手段，的确在当年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一年后发现只是凭借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还远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在2009年才开始连续十几次的货币信贷降息手段，通过银行整合社会资金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然，在此之前，也采用了降息手段，但是幅度较小，作用不是很明显。因此，不管是我国政府还是国外政府在采用财政和金融政策调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总会出现不协调一致的现象。除上述问题外，还存在政府财政部门和银行等金融部门整合效率差、侧重于政府财政手段忽视金融手段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市场经济下做好财政与金融有机的整合工作。

二、加强市场经济下财政与金融整合的建议

1.深入考察把握市场运行规律，做出前瞻性的财政与金融整合调控策略

实现市场经济下财政与金融有机整合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对市场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从宏观和微观等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深入探究每一个细微市场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把握相关运行规律。这样才能够为政府制定前瞻性的财政与金融整合政策提供现实的依据，进而预见到市场运行可能存在的潜在重大隐患，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有效改变财政与金融手段对市场调节滞后性的现状。

篇（2）

项目审批完后，在资金下发之后，企业就轻视了对资金的管理。更是对资金的流向和数量都无法掌握清楚，更不要提有相应的资金上的管理或者监督人员的监督了，这使企业对项目启动中资金的用途出现了盲区，在这片他们不能掌握的部分中，不仅容易被人下手扣留资金，乱用资金，而且管理的松懈也会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2.资金的支出与回报和预算不成正比

在资金的实际使用中，完成任务的指标被曲解成了使用完项目资金，在这种目的的驱使下，不能保障项目的高质量完成的同时，由于对资金管理存在的缺陷，无法将资金高效的转换成生产力、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也会降低，前期的经济投资根本无法保障后期的利益回报，企业这样根本就是做了一场亏本的买卖，造成支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的情况。撇去利润不提，实际应用款项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改变资金的用途，私自挪用资金，一部分资金被用在“公款开销”上，多种因素最后造成了资金最后与预算不相符的情况。

3.国家对企业的帮助存在局限性

国家对企业发展给予了很大帮助，但是需要帮助的企业有很多，而国家在资金财力和人力精力上能给予的却是有限的。资源有限，自身能力不足，造成了企业资金管理和资金审批难的窘境。

二、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对策

1.企划案的审批验证

企划案中会有明确的支出款项、预算，在策划过程中，留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意外开销很正常，所以预算一般是要比计划案和实际中使用的金额多的，同管理资金方面一样，企业同样很轻视对企划案内容的验证，而很多策划会钻这个空子，为了多要出一部分资金，企划案会夸大一部分事实，为了争取更多的资金，其实这也不为过，但是因为管理机制本身就不完善，在一开始就对资金的发放这样松懈的话不正是造成现在经济管理的问题所在么，所以加强企划案的审批是关键所以。

2.加强资金管理、完善绩效评价机制

正如上文所说，绩效评价机制的不完善，造成了企业对资金流动方向和资金数目不明的现象，所以，创新的重点不仅有需要验证企划案的真假，还要在解决验证企划案项目预算问题的同时完善资金管理模式也同样重要，也就是对绩效评价机制的完善，这样才能保证企业资金安全，稳固企业的经济发展。

3.分批发放资金

在上述两项问题解决后，考虑到即使加强了资金管理也未必能很好的解决问题，我认为，还可以通过分批发放企业项目资金来避免问题。在资金通过审批之后，不要将全部资金拨放给项目，可以在项目确认施工之前，按照企划案中预算的比例发放一部分，确保这部分资金不会影响工程开工的前提下，尽量少比例的发放，这样就不会担心资金被挪用，也不会担心耽误工程进程。详细的工作流程应该有条理，我认为应该先对企划案进行评价，然后考虑预算合理性、资金项目的合理性、资金使用合理性，在项目进程中，及时对项目完成的情况进行了解，合计预算，防止超支对企划案造成影响，这样才能做到合理、全面、客观的评价，最后才能根据情况对项目进行资金的发放，保证了资金充足，也能在项目不理想或者发现无法完成时资金可以及时收回减少损失。

三、对创新后企业财政经济的变化预测

我认为，在解决了策划书的审批不严谨、资金管理松懈等问题之后，首先，工作团队会对项目资金申请和预算统计更加用心，并且真实可信，因为预算合理，所以从根源上解决了资金会被不合理使用的情况，其次，因为有监督人员的存在，企业也更加关心工程并加以了解，解决了企业因为资金审批之后对工程不了解而资金被乱用的情况，最后，在工程实施时，考虑工程要求，预算合理性等方面问题，将资金分为几部分发放，在保证工程进度的同时，可以避免资金不够用的情况，更能在项目不理想或失败时及时收回未发放的资金，减少损失。企业整体变得更有效率，做事风格更加严谨，形成是一种良好的工作风气，令企业能够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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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金融运行规划不完善，尚存较大的完善余地

财政金融领域的顺利运行需要较为切实的运行规划进行及时有效的指导。然而，很多地方的财政金融运行规划仍然存在许多不利之处，影响了财政金融的发展步伐，无法与社会经济发展潮流接轨。比如，不同领域的财政金融规划在内容上雷同之处较多，没有体现出特色优势，显得软弱无力。这样，财政金融部门的职能没有彻底全面的发挥出来，使自身的运营规划缺乏可操作性，影响规划目标的实现。

(二)财政支付转移制度存在纰漏，调整力度仍然不大

在当前形势下，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需要借助全面科学的财政支付转移机制才能提供应有的保障。然而，很多财政支付转移过程中容易出现不切实际的名目，而财政部门不愿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去彻查这些不当名目。最终，金融部门都会按照相应的名目进行资金移转，往往会引出很多违法犯罪行为，使社会经济发展步伐严重受阻。

(三)财政金融与公共服务失衡，不利于自身发展效果

财政金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占据关键性地位，但是，其发展也不能与社会其他领域互相孤立，否则各个领域或行业发展会处于失衡状态。当今，我国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领域的资金投放力度仍然不是很大，重视程度有所提高，需要的资金到位率也不是很明显。因此，政府的对外形象受损，公共服务能力也备受质疑。

(四)地方保护主义仍然盛行，地域之间缺乏互惠

财政金融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发挥着不言自明的作用。然而，财政金融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这样，很多地域间的财政金融协调发展互惠行为少之又少。最终，不仅耽误了新气息进入地域财政金融领域，而且使当地的财政金融的发展眼光越来越狭隘，发展空间越来越狭窄，对我国整体财政金融发展水平造成较大的冲击。

二、化解财政金融潜在风险的原则及理念

良好的财政金融环境是财政金融行业实现长远健康发展的潜在竞争力。因此，风险化解工作需要及时展开，否则会贻误财政金融的发展时机。当然，我们在化解潜在风险之前，不能怀揣盲目心理，而是要结合财政金融发展现状，捋顺一些科学先进的原则或理念，更好的指导风险化解工作。

(一)科学确立指导思想

财政金融的发展是社会普遍关注分问题，因此，其在化解潜在风险的过程中，要时刻牢记运用科学的指导思想提供智力支撑。这就要求，财政金融发展要与我国的改革开放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先进思想理论紧密联系起来，用这些科学理论指导财政金融的运转实践，使财政金融具备科学的指导，打造属于自己的竞争力。

(二)客观制定预期目标

财政金融的发展不能埋头苦干，而是要设定一个预期目标，并在完成这一个目标后，完成下一项目标，确保目标方面的“各个击破”。因此，化解财政金融的潜在风险，不应过多的喊口号，而是更多的看实际，否则，财政金融的运行环境会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这些目标的制定要科学客观，不能与财政金融发展现状严重脱轨，而是要在综合考虑社会发展背景、经济形势、自身成果等因素的基础上来实现科学制定。

(三)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

化解各种潜在风险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因此，财政金融工作必须打破陈规，重新审视地域发展实际，在对客观状况全面了解和掌握的状态下，把握住时展的脉搏，积极推行与时俱进的精神，在风险化解过程中树立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能力，踏踏实实做好创新工作，以便在财政金融建设中做好文章。最终，在财政金融领域实现有效疏导、顺畅管理、稳步运营，为促进自身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化解财政金融行业潜在风险的有效策略

面对财政金融行业存在的潜在风险，我们必须及时进行理性分析，并落实好应当遵循的严重或理念，使风险化解工作更加顺利的开展，并确保化解效果，使财政金融行业实现稳定长远的发展。

(一)完善财政金融运行规划，确保规划目标顺利实现

财政金融的大力发展，需要财政金融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就要注意潜在风险的存在及存在形式。这样，很多不利之处在日常工作中就会得到非常明显的体现。比如，很多领域的财政金融规划未能在内容上彰显属于自己的特色，反而处于普普通通的状态，这就要求财政金融部门做好宣传工作，做好思想工作，从而保障财政金融的各种风险被及时察觉发现，并保证被瓦解在最为基本的环节，使规划内容更加科学根据可行而又步伐特色。

(二)构建科学的财政支付转移机制，增幅调整力度

财政金融为社会各个领域都提供着非常有力的保障。因此，财政金融领域要及时建立起一系列科学可行的财政支付转移机制，并在财政与金融领域实现协同操作，使操作流程更加方便快捷。当然，针对一些不切实际的支付名目，财政部门要及时进行调查，使支付信息更加客观真实，确保资金不被人为的浪费或贪占；同时，金融系统如果针对不当名目发现一些问题，也要及时与财政部门进行沟通，与财政部门共同杜绝不法行为的出现。

(三)财政金融与公共服务互相借力，确保自身发展效果

财政金融部门也要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样，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才能日益牢固。因此，财政金融领域要与政府实现意见观念的交换，通过政府行为使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所需资金的能够及时到位。这样，财政金融行业的地位得到有效巩固，其社会责任也实现及时承担，当地政府的公共形象也会得到认同和巩固，从而有效消除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能力的质疑。

(四)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增强地域之间的互惠意识

首先，地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优质的财政金融工作。因此，财政金融行业的发展要摒弃地方保护主义，增强与周边地域财政金融领域的协作意识。这样，很多崭新的工作信息、科学的工作观念、合理的工作模式都会得到借鉴和发扬。这样，在互惠意识上得到提升，就为互惠行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在地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财政金融部门要切实拿出互惠行为，要以协作意识为指导，积极的放宽眼光，打破狭隘的思想意识，与周边地域实现财政金融领域的协作与互惠，从而将互惠口号真正落实在实际行动中。最终，地域经济中的财政金融行业会实现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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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国家在出现后，它并不进行生产。然而，为了维持它自身的存在和运转，国家又必须从国民收入中分到一块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国家不进行生产，它不可能通过交换的形式来获取它所需的社会产品，它所拥有并能加以运用的，只有强制性政治权力。国家凭借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参加社会产品的分配，就是原始的税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维持自身存在和运转消耗社会产品的过程，就是财政支出。因此，国家的存在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能够存在；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必然存在。财政的存在，只需要国家这个唯一的前提。可以说，财政是国家内生的一种东西。从古代的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到现代的计划经济国家，无不如此。在执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国家仍然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与财政的这种存在必要性相关的是财政筹集收入的职能。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得到了扩展。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财政的作用就应该只限于筹集政府收入，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只是源于国家的存在。但是，我们看到，现实情况并不是这么理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应该更进一步。问题主要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只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备形成完全竞争市场所需的全部条件。而只要有某一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上就有可能出现失灵。

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根本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并非总是能如实反映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具体来说，市场失灵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认为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萨缪尔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一文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指的是这样的物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总结了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上述特征，市场对公共产品的生产进行资源配置时，就会出现失灵的现象。一般来说，由于“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公共产品的生产量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设法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2、外部效应

所谓外部效应，是指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之间或私人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效益之间的非一致性。即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由于私人经济主体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于带有外部效应的物品或劳务的供给不是过多就是不足。外部效应除了影响社会经济效率之外，由于外部效应导致的成本或报酬分担不合理，它也会妨碍社会的公平。所以政府应当对外部效应进行矫正，将外部的成本或报酬内部化，使带有外部效应的产品的生产数量改变到合理的水平。

3、垄断

当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减少其产品的供给，使其产品的售价高于边际生产成本时，就形成了垄断。由于垄断者能够操纵市场价格，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办法是将其产量确定在产品边际效益等于边际生产成本的水平上。结果是造成市场上该产品的供给量不足，价格偏高，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对此，政府部门应该进行干预，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保护有效竞争，排除垄断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强迫或鼓励垄断者增加产量，降低价格，使该产品的售价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以避免社会效率的损失。还有一些行业的规模效应很明显，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就会自然形成垄断。对这种自然垄断行业，政府也应该及时加以干预，也可以划归政府来经营。

4、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要获得更多的信息，需要付出“信息搜寻”成本；此外，市场在交易中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一方总是比另一方有着更多的信息或有着更低的信息搜寻成本。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在交易中总是根据自己所拥有的信息作出决策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市场失灵，资源配置偏离帕雷托最优。

5、宏观经济领域的失灵

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不仅在微观经济中表现为上述偏离帕雷托最优的情况，市场失灵同样也反映在宏观经济领域中。对宏观经济领域中资源配置效率的考察所依据的指标主要有：就业水平、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状况。但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市场失灵在宏观经济领域中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与失衡。为此，政府也必须对经济进行调控。

但在现实中，市场失灵并没有使市场经济制度崩溃，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现实中应该有一条挽救市场失灵的途径。其中，除了认为应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扩大市场覆盖面（即市场完全化）和提高市场效率来挽救市场失灵，但在实践中都是不成功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多种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法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要优化资源配置，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又一体现。

于其他手段相比，财政手段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具有以下优势：

1、财政手段比较灵活，税率和补贴额可以根据外部性情况及时加以调整。

2、财政手段的管理费用低，避免了产权界定和市场交易的巨大费用。

3、财政手段在技术上比界定产权、扩大市场覆盖面更易于操作。

三。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职能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所应具有的职能。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经济的调节应以市场机制为主，在市场机制能够完成资源有效配置的领域，政府就没必要介入。只有发生市场失灵时，政府才应该介入其中。但政府介入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维护或确保市场的正常运作，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财政作为政

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之一，它的职能也只能限定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配置职能。

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体现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只能有财政来进行供给。其次，财政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还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并解决垄断的问题。

2、收入分配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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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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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过去的15年中，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1%，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然而，我国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忽视环境保护，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解决我国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造成的后果，政府责任重大。

1.我国生态环境严峻形势必须改变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环境恶化。一些地方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结果，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五分之一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时期是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环境状况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了今后五年环境保护的主要目标：到2010年，在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使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这些目标，体现了防治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国家长远利益的要求，政府必须下定决心确保完成。

2.经济增长的高环境成本必须降低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土地退化”等现象。许多地方生态脆弱，环境承载力降低。2006年我国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指出：仅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可见，如果再不重视保护环境，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会更高，政府必须下决心改善生态环境。

二、政府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税收手段

保护生态环境，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律，针对不同的经济活动主体，灵活运用财政税收手段，提高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性。

1.财政税收手段引导绿色消费保护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在消费环节要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政府通过制定财税政策，鼓励使用、消费环境标识志产品、环境认证产品、能效标识产品、节能节水认证产品、绿色标志食品和有机标志食品，有利于消费环节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政府机构实行绿色采购、消费者选择绿色消费，全社会自觉抵制非环保产品的消费，增加对环保产品的需求，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1)财政资金转向绿色采购

形成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政府财政资金要优先购买对环境有利的绿色产品，形成政府绿色采购。政府绿色采购就是在政府采购中选择那些符合国家绿色认证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政府采购的绿色标准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技术标准，而且要按照产品生命周期标准使产品从设计、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再利用到废弃的全过程均符合环保要求。政府所购物品：电话、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复印机、车辆等办公用品，都必须达到特定的环保标准，符合国家绿色认证标准。这有利于带动企业生产绿色环保产品，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实施政府绿色采购，必需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法律法规，严格执行政府绿色采购标准、清单和指南。2006年11月我国公布了第一份政府采购“绿色清单”。它涉及汽车、打印机、彩电、板材、家具等14个行业获得中国环保标志认证的上百种产品的采购清单。它规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在用财政资金实施政府采购时须优先选择“绿色产品”，不按规定采购的单位，财政部门可以拒付采购资金。

（2)税收政策促进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避免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节约资源和能源。消费者作为绿色消费的主体，进行绿色消费还存在一些障碍，还需政府出台财税加以引导。

①减少税收鼓励购买环保产品

环境标志是一种标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签，它表明该产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在生产、使用和处理处置过程中符合特定的环境保护要求。实施环境标志认证，实质上是对产品从设计、生产、使用到废弃处理处置，乃至回收再利用的全过程的环境行为进行控制。它由国家指定的机构或民间组织依据环境产品标准及有关规定，对产品的环境性能及生产过程进行确认，并以标志图形的形式告知消费者哪些产品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更为有利。

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环境标志产品受到重视，消费者更注重购买环保产品。但是有很多不法厂商，擅自在产品包装上印刷环保认证标志，消费者难辨真假。本来，发放环境标志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环境，一方面通过环境标志告诉消费者哪些产品有益于环境，并引导消费者购买、使用这类产品；另一方面通过消费者的选择，引导企业生产对环境有益的产品。但是市场上假冒的环境标志产品，产品质量低劣，成本低、价格低，不利于消费者对真环保产品的购买。

鼓励绿色消费，政府不仅要加大对假冒环境标志产品的打击力度，而且要对获中国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减免税收。通过减免税收，增加其竞争优势。目前我国共有近200家企业，40多个大类，500多种产品获得了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对这些产品减免税收，降低其生产成本，增加其降价空间，使其在价格上处于有利地位。不仅能鼓励消费者购买绿色环境认证产品，而且能鼓励生产者生产绿色环保产品。

②消费税限制购买非环保产品

促进绿色消费，减少对非环保产品的消费，必须完善消费税制度。去年4月1日，我国对木质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大排量轿车提高了消费税，限制对其消费。还有许多产品，消费者看不出它对环境的危害，然而，生产中对环境危害巨大。例如，消费者在购买黄金首饰时，很少知道它对环境的危害。黄金生产中的氰、砷、汞、浮选药剂、悬浮物、重金属，腐蚀性气体、粉尘、尾渣、废石及放射性物质，对环境危害极大，尤其是汞和氰，严重污染空气和水。对这类生产中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政府应提高消费税，限制百姓对它的消费。

2.财政税收手段引导绿色生产保护环境

改善生态环境，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推行绿色生产。企业是绿色生产的主体，政府要制定财税政策对企业加以引导。

（1)财政资金支持企业绿色生产

从源头上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就要形成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产业体系。一方面，强化从源头防止污染，坚决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现状，就要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清洁生产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就要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提高环境保护的水平。鼓励企业在环境保护关键技术、环保相关技术、共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切实提高我国环境保护的科技含量；鼓励企业发展环保装备制造业、参与污染治理和环保产业发展，政府财政资金都要予以支持。

①财政资金支持绿色发电

国家环保局公布，去年上半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增长4.2%，大大高于“*”规划环境目标所要求的每半年降低1%的目标。2006年11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了《OECD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单位GDP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以1000美元GDP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计，中国2.9公斤，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为1.1公斤。我国煤炭消费高速增长，导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大幅度增加。燃煤电厂又是二氧化硫排放的主要来源，而燃煤电厂脱硫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控制二氧化硫污染的问题，一方面，加快现有燃煤电厂脱硫设施建设，推进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二氧化硫综合治理；另一方面，必须从源头上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财政资金要支持绿色发电。政府财政资金重点支持企业使用大型高效清洁发电装备、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组，财政资金投向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绿色发电项目。

②财政资金支持绿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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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镇财政收入方面

第一，乡镇财政收入随着财政总收入的增加而增加。2003年，财政总收入为21715.3亿元，在其后的几年间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至2006年的38760.2亿元基本实现翻番；10年后的2012年财政总收入达到117253.3亿元，是2003年财政总收入的5.4倍，财政总收入突飞猛进的速度影响着乡镇财政收入的增加；2003年，乡镇财政收入只有9850.0亿元，历经10年的时间，迅速上涨到2012年的61078.3亿元，增幅高达520%。虽然乡镇财政收入在近十年间拥有比较高的增长幅度，但是乡镇财政收入的增长略缓于财政总收入的增长。作为基层财政收入部门，应当为财政总收入做出更多的贡献。第二，乡镇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逐渐增大。2003年乡镇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45.36%；随着十一五时期的到来，使得乡镇财政收入比重有所提高，2006年作为十一五时期的第一年，乡镇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47.22%，比2003年的比重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进入十二五时期的第一年，2011年乡镇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50.59%，超过半数；2012年又增加1.5个百分点，上升到52.09%。同时，这个比重相对于2003年来说，增长了14.84%。虽然乡镇财政收入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但是在十年间的数据并不稳定，乡镇财政收入应该有更多在发展空间与发展潜力。

2、财政支出方面

第一，乡镇财政支出随着财政总支出的增加而增加。2003年财政总支出为24650.0亿元，在此后每年都会有一定的增幅；时隔五年的时间，财政总支出实现翻番，并在2007年一跃达到49781.4亿元。财政总支出呈现逐年递增的稳定趋势，历经十年的时间，在2012年财政总支出达到2003年的5倍有余，实现125712.3亿元。与此同时，2003年乡镇财政支出为17229.9亿元，此后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平均每年增长80000亿元左右。自2005年起，乡镇财政支出增长的环比比率均在20%以上，2012年此比率降低到15.59%。乡镇财政支出与财政总支出基本态势相同，增幅相似。第二，乡镇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逐渐增大。2003年乡镇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69.9%；在今后的十年间，乡镇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始终没有低于该比值，并且，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自2004年起至2008年，乡镇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均在70%以上；2009年起，此比值达到80.01%，比照2003年的比值超过了10个百分点。2012年，乡镇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顶峰85.26%，是2003年所占比重的1.22倍。虽然乡镇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有所增大并呈上升趋势，但是，乡镇财政的管理仍然存在问题，乡镇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

3、财政收支对比分析

从2003年至2012年十年的数据来看，除个别年份财政总收入略大于财政总支出外，财政总收入基本是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差额在9000亿元以内。这并不表明政府在财政方面是入不敷出的，而是基本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表现，同时这又体现了政府“赤字财政”的财政手段。但是，这个赤字在乡镇财政收支中显得有些庞大。2003年至2012年十年间的乡镇财政赤字呈现上升趋势，平均赤字水平达到22163.54亿元。尤其是2012年，乡镇财政赤字达到46110.0亿元，是同期财政收支差额的5.45倍。

二、加强乡镇财政管理，加快乡镇经济发展的建议

1、树立正确的服务意识，转变乡镇政府财政职能

按照当下乡镇农民、乡镇经济对财政的需求，财政服务是相当不充分的。即使在很多乡镇中，财政部门已经树立起了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但是大多数人还难免存在“金饭碗”不怕丢的想法。如果要使得财政职能符合当地需求，就必须从思想上转变政府人员观念。一方面，正确的思想认识可以引导政府行为不偏离“以民为本”的思想，并将贪污的丑陋行为控制在萌芽中，或将腐败的嘴脸撕下使其真面目在媒体中曝光，同时受到广大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政府职能的转变可以使政府更好的为“三农”进行服务，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业经济发展，更好地展现处在新时期的我国新农村的全新面貌。

2、与一、二、三产业对接，合理预算乡镇财政收支

合理预算并不等于充分估计，而是应当与乡镇经济状况相吻合。以一、二、三产业的发展为契机，进一步增强乡镇财政管理能力。第一产业的发展历史悠久，但由于初级农产品附加值不高，创收相对较少；第二产业的发展日益壮大，在资金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但发展潜力有限；第三产业是新兴产业，相关利益者没有认清其发展前景与发展道路，盲目发展只能带来资源浪费。对于一个农村人口居多的农业大国来讲，二、三产业的发展给国家带来一定收益后，应当反哺农业，才能使二、三产业的发展有一个丰厚的物质基础，最终换来乡镇经济的整体发展。乡镇财政管理是基层政府管理部门，乡镇财政收入是财政总收入的细胞，乡镇财政收支只有按照《预算法》《税法》《会计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掌控、灵活使用，才能使财政资金获得最大的效益。

3、平衡乡镇财政收支，采用适宜的财政政策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差额如果过大，可能会给财政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一方面，乡镇财政作为最基层的财政管理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其强制性受限；另一方面，乡镇财政低于县级财政，所管辖的税种数量少、税源范围狭隘，都会造成财政管理困境。赤字财政作为财政管理的一种手段，是按照当时的经济发展需要来实行的，对乡镇经济的投入加大但期初没有投资回报，一但渡过这段重点在于基建的时期，就要转换新的财政政策。如果乡镇听从党的号召、按照党指明的路线，在乡镇实施适宜的财政政策，如同产品适销对路一样，乡镇经济也在财政政策带来的效益中获利。

篇（8）

首先，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次较低下。当前，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资源性、关联性、混合性和复杂性，县域经济既依靠当地资源以大农业为基础，又混合有加工型、商贸型、采掘型等多种经济发展类型。但是，一方面我国绝大多数县域经济的发展面临基础设施落后、生产模式陈旧、科技创新能力低下、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欠合理、资金和高素质人才严重短缺等诸多制约因素，同时又多面临小农经济与规模化、山区经济市场化与边缘化、农村经济与城镇化、特色经济与工业化等诸多矛盾，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县域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发展步伐迈得太慢，县域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我国贫困线标准定得还较低，农村返贫率还很高，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发展环境缺失的偏远边缘化地域。另一方面，我国多数县域经济增加值构成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仍偏大，第三产业的发展依旧不足。2013年全国县域经济增加值构成中，第一、二、三产业的占比约为21%、45%、34%，而同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二、三产业的占比约为10%、44%和46%，第三产业的GDP占比第一次超越第二产业跃居第一。同时，我国县域经济的产业层次也普遍较低，以价值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品多属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资源的消耗量较大，环境的污染度较高，经济和社会效益较低，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的反哺效应不显著。

其次，县域经济间发展的差距日趋显著。我国幅员辽阔，各县域因社会经济发展的地理区位、要素禀赋、政策制度、产业结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致使县域经济间的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地理区位上，沿海地区或中心城市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原有基础好，再之引领改革开放，率先占据了经济发展的优势，而地理位置边远的内陆地区或山区原有经济基础薄弱，自我发展能力低下，改革开放步伐较慢。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县域间要素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地理区位优越的县域因集聚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等形成的正能量促使其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并与地理区位不占优势县域间的经济发展形成差距且日益扩大。政策制度上，虽然国家从宏观层面出台了统一的政策法规，明确了基本框架或内容，但实践中各县域结合自身实情会将制度地方化、习俗化，其实施的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安排会差异于国家统一的政策框架，同时国家对一些区域实行以放权让利为前提条件的倾斜政策，会使这些地区的试点县域获得从其他地区转移过来的超前利益，进而扩大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差距。资源禀赋上，由于众多县域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地方特色资源的开发上，而特色化资源工业的发展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短期内最易见效也是环境约束最少的现实选择，由此所形成的不同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各县域发展失衡的重要致因。产业结构上，由于各县域资源空间配置和产业要素聚集状态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县域产业结构类型，其对未来一定时期县域经济发展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协调具有决定性作用，进而形成了县域经济间的发展差异。社会文化属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发展、文化风俗等差异性的共同影响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当地文化，并通过文化观念与文化价值体系等形式作用于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等，进而影响到县域经济的发展策略、产业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而导致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最后，县域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且人力资源素质偏低。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主要表现在产业核心竞争力缺失、特色经济发展趋同，工业投资规模缩减、交易市场容量有限、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减缓、科技教育投入不足等。近年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正步入黄金时期。目前，我国改革忽视了作为县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一产业的发展后劲战略，一些基础性和新兴的第三产业如计算机信息、科技服务等发展仍后劲不足，导致基础产业不基础，弱质产业仍不强。同时，县域经济发展资金的业务范围与实际职能不相符合，加之现行税收征管体系中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等主要税种的征收税款大部分集中在中央及省级财政，县级政府则较少有独立稳定的税收收入致使县域经济缺乏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而发展后劲不足。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县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多为年龄长、体质弱、能力差的留守农业居民，且其多聚居于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交通运输不便、教育发展落后、收入水平和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老少边穷县域，人才既进不来也留不住，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同时，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中重基础教育和理论教育、轻视技能培训和实践锻炼等现象依旧存在，导致低学历者接受新鲜事物、创新创业能力较低，而高学历者劳动技能又不如低学历者，使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不牢、动力不足、活力不够、潜力不大。

（二）财政政策体系层面

首先，税收制度体系缺失。我国不尽合理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税收结构、城乡二元税制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均衡、健康发展。我国现行税收制度是在1994年推广分税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它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实行相对较低的税率和标准更宽的税前扣除政策，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企业待遇，对农民实施有别于城镇居民个人和企业的扣除一定成本后对利润征税的总收益征税，形成了县域非均衡的发展格局。同时，体现非市场性分配关系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存有缺陷，人为操作痕迹明显，调节作用显现不足，实施效果不理想，政策过渡性意味较重：由于转移支付的初衷就是缩小县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和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转移支付的层层配套下拨方式，不仅限制了中央财政政策调控职能的有效发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基层政府的可用财力，使财政转移支付目标偏离了原定目标；税收返还的初衷是为了保障既得利益，化解改革阻力，而目前税收返还、基数返还、体制补助等成为转移支付主要内容的机制却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县域政府的财政自给率低下，大部分在60%左右，特别是一些贫困县域的财政自给率仅有10%左右，而对转移支付的依赖性过度易产生思想惰性，使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等随之消减。

其次，财政支持力度不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财政支持主要包括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即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县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除需在调整产业结构、培育特色经济等层面下工夫外，还须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虽然各级政府为此付出了诸多努力，如国家在县域经济的第一产业发展中对种粮农民实施直接补贴政策、产粮（油）大县和生猪大县奖励政策、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等，同时各县域又在国家政策框架内结合自身特点切合实际地实施农业扶持政策，如对粮食生产机械优先补贴等，这无疑给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但是，国家财政对农业投资的占比特别是其基本建设、技术信息等方面并没有持续攀升反而呈逐年下降趋势，致使县域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

最后，财政支出结构欠合理。一方面，财政支出的地域分布结构失衡。我国财政对不同地域实行了非均衡政策，如向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重心的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财政政策导致该地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县域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总额中各类支出的占比不合理。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不足而非生产性支出偏大，县域“吃饭财政”问题较为突出；除福利与抚恤支出和支农支出外，其他支出的时期和地域分布不均衡和稳定；财政用于科教文卫、城市管理、社会保障等公共项目的支出严重不足。国家财政理应通过合理的支出结构发挥其促进县域经济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效用，但支出结构不合理的财政既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公，又会造成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失衡和滞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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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住培养环节。培养是基础，健全人才培养教育机制，围绕支柱产业和重点行业对人才的要求，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二）抓住引进环节。引进是重点，完善人才、之力、项目相结合的柔性引进机制，围绕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重大项目、积聚国内外优秀人才和智力。

（三）抓住使用环节。使用是关键，健全人才配置和激励机制，围绕营造人才环境，完善政策体系，加强人才市场建设，留住、用好人才，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辽宁科技人才资源现状分析

（一）辽宁人才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人才开发力度进一步加大

篇（10）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可是在市场不完善或有市场但运作低效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这时以政治决策为基础的财政通过预算以税收等形式从各经济主体集中部分资源，然后又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给予安排，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国民经济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体。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就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而言，公共经济至少占到了国民经济1/3的份额以上，所以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和，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和（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