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预防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中医预防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糖尿病(DM)是由胰岛素缺乏和/或胰岛素生物作用障碍导致的糖、蛋白质和脂肪代谢紊乱为特征的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代谢性疾病，其心、脑、肾、眼、神经及周围血管并发症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预防各种并发症的产生对于保证患者的生活质量尤为重要。糖尿病可参照中医“消渴”病范畴进行预防和诊治，中医学防治消渴病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是“治未病”理论指导下的预防为主、既病防变等思想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对治未病思想在消渴病诊治中的应用做一简单探讨。

一、中医学的“治未病”理论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由此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一方面是强调养生，预防疾病的发生;另一方面是发病之后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及时控制疾病的发展或加重。即未病先防，已病防变。

中医学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疾病是阴阳失衡，人体正气与致病邪气相互作用、相互抗争、运动变化的过程。“亚疾病”是相对于疾病标准而定义，其研究应从“未病”4种形态的潜病未病态向前病未病态深入发展。无病有证属于“亚疾病”状态，是“亚疾病”中可以运用中医“四诊”方法进行辨证论治的一部分。因此，将“治未病”理论指导无病有证的“亚疾病”状态，运用中医“四诊”方法进行辨证论治，达到未病先防的目的。

糖尿病发病前的潜伏阶段较长，从启动到出现临床症状往往要经历几年甚至几十年，导致患病以后的预后处理往往使治疗处于被动状态，耗费大量的社会成本，而且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对易感人群，特别是IGT(一种处于糖耐量正常和DM之间的异常代谢状态)人群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早期干预，对减少或延缓此类人发生DM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防病于未然

历代医家对糖尿病(消渴)的症状特点、兼证及病因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论述，辨证治疗的经验也较丰富，认为消渴病是一组在众多外因和内因的相互作用下，导致脏腑气化功能失调而出现的虚实夹杂的综合性内伤杂病。

《灵枢·五变篇》曰:“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瘅。”意思是说五脏虚弱的人容易产生消渴病，五脏虚弱相当于现代医学的遗传易感性，但并非五脏皆柔弱者皆患消渴病。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中说:“消渴病，其为病之肇端，皆膏粱肥甘之变，皆富贵人病之而贫贱者少有也。”由于富贵之人过食肥甘，醇酒厚味，营养过盛，使脾胃运化功能受损，积热内蕴，化热伤津，加之体力活动减少，形体肥胖，具备了发生消渴病的条件。

王晖等把有家庭遗传背景、体质羸弱、真气不足的易感人群、高危人群，在外界环境因素如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劳欲过度等作用下诱发的症状不明显的糖尿病患者称作糖尿病原始期。此期患者虽无糖尿病典型症状，临床血糖监测也在正常范围，但其常有家庭糖尿病遗传史。对于这些潜在人群，加强中医对其体质特征的认识判定，结合对其血糖的检测测，是中医诊法的未病先防。要求其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适量运动，控制肥胖等，是可以通过非药物方法来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同时，在糖尿病原始期结合其体质，运用中医药综合干预其热、燥、痰等偏性，其效果会更加明显，这也是中医学独有的特点和优势。

现代医学认为疾病必须经过一个“积累”过程，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不可能是突然而起的，它必然要经过或短或长的潜伏阶段。并由此引出了“亚健康”状态和“亚疾病”状态，二者虽有不同，但都提出要在疾病的“潜伏阶段”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这一观点和中医学类似，但运用药物干预时还缺乏公认的治疗手段。

三、治病于初始

糖尿病虽然很难完全治愈，但是只要通过良好的代谢控制就能减少或避免严重损害和并发症，使糖尿病患者获得与正常人相近的生活品质。糖尿病的早期治疗是糖尿病治疗的关键，其中最主要的是要让糖尿病患者认识到糖尿病的危害性和可控制性、可治疗性，要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并向好的方向发展，糖尿病健康教育起着重要作用。

大量资料显示，对DM高危人群进行有效及合理的干预，DM是可以预防和推迟的。IGT是2型糖尿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该阶段属可逆阶段，是人体处于糖代谢紊乱的代偿性阶段，是由糖耐量正常向2型糖尿病的过渡阶段。研究证明IGT人群中每年糖尿病的发病率是非糖尿病人群的100倍左右，对100倍增高的高危人群进行的干预自然是最节省人力物力的措施。此外，GDM(妊娠期糖尿病)妇女也属于DM的高危人群，产后患糖尿病的风险较高。因而，增强对GDM妇女分娩后DM发生情况的认识，明确发病机制，以及参与发病的相关因素，并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早期干预，对减少或延缓GDM妇女发生2型DM有重要意义。马纲提出，理想的IGT干预模式应该符合以下几个特征:①充分得到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持，明确有效;②最大限度满足IGT人群的顺应性，能够长期坚持;③高质量、标准化的规范易于推广;④能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使之成为一场大规模社会实践;⑤符合卫生经济学“成本-效果”原则。可从准备和实施两个层面来探讨如何开展IGT“治未病”综合干预模式运作。

胡华娟等认为主要应该针对糖尿病高危人群和糖调节受损人群进行干预，具体提出：①改变生活方式，主要是调节饮食、运动和精神;②选加口服二甲双胍或拜糖平等药;③辨证选方，并适当加入以下几种中药调控:地骨皮、葛根、花粉、玄参、生地、知母、麦冬、黄连、人参、黄芪、黄精、白术、山药、绞股蓝、甘草、白芍、女贞子、枸杞子等，这些中药具有调整血糖作用;④适当加以选择调节血糖作用的食物:如苦瓜、南瓜、葫芦瓜、冬瓜、玉米须、大蒜、洋葱、山药、芹菜、菠菜等;⑤尽量避免服用有降低糖耐量的不良作用的药物如双氢克尿塞等;⑥糖调节受损属亚健康状态，调节亚健康应先扶正气。

我国近年来不少研究报道显示，糖尿病知识强化教育，能更有效地提高患者自控水平，增强对糖尿病的认识，改善糖、脂代谢水平。同时能有效改善精神和心理障碍，提高患者生命质量。:

四、既病防传变

糖尿病对健康带来的不良后果不局限于血糖失控所引发的急性并发症，还可因长期高血糖导致涉及微血管、大血管及神经系统等的慢性并发症。随着糖尿病患者生存期延长，这些慢性并发症已成为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致残和死亡原因。因此，治疗糖尿病不仅仅是控制血糖，更重要的是保护靶器官，防止并发症的发生，这也是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及降低病死率的根本途径。

既病防变包含早期诊治和防止传变。病邪初袭人体，病情轻浅，若不及时诊治，病邪会由表入里，病情由轻变重。其次，各种疾病都有不同的传变途径及发展规律，内伤杂病多以五行生克制化规律传变及经络传变等。清代医家叶天士提出“务必先安未受邪之地”，是对既病防变思想的应用和发挥。因此，对于起病隐匿的糖尿病早期并发症，关键在于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目前，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将已出现糖尿病的早期或亚临床表现，但尚未出现明显的临床改变或靶器官损害的慢性病后备军及高危人群，称之为“传变未病态”人群，治疗管理的重点是防进展、防演变、防事件(肾病、脑卒中、心肌梗塞等各种并发症)。梁晓春指出“既病防变，是指早期诊治，根据人体阴阳失衡、脏腑功能失调的动态变化，把握疾病发生发展与传变规律，以防止或阻断疾病的发展与传变”。

循证医学资料表明，尽管治疗DM的并发症较为困难，但早期联合治疗并有效控制血糖可减少Ⅱ型DM患者心、脑、肾血管和视网膜病变等并发症的发生。全球不同组织都制定了相应的糖尿病控制目标以及效果评定标准。血糖监测是糖尿病管理的重要手段，是糖尿病综合治疗方法的组成部分。有规律地进行血糖监测，可以为医护人员提供血糖波动的情况，有助于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诸如饮食、运动的调整、降糖药物种类及剂型的选择等。同时，还应积极控制血压、纠正血脂异常、减重、减轻胰岛素抵抗、戒烟等，全面控制DM患者的心血管等危险因素。

五、结语

糖尿病是多种因素导致的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多发病、常见病，中医强调“治未病”的重要性，即在糖尿病发生早期甚或前期就积极进行干预。一方面，“治未病”理论是未来医学研究的新领域：从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考虑，“不治已病治未病”和“上工治未病”的观点和认识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要想降低糖尿病的发病率，就必须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这对于糖尿病的预防、治疗和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糖尿病并发症早期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自觉症状，及发病后防止出现并发症时，发挥中医药综合防治的特色和优势，运用中医诊法，灵活掌握脏腑病机及生克制化之理，防止疾病传变，注意病理产物的相互转化，可以取得良好效果。

先天禀赋不足，五脏柔弱使肾虚、肺燥、胃热，阴虚燥热的病机主线乃成，六侵袭，化热损阴，里应外合发为消渴病及其并发症。糖尿病是先天不足、饮食、劳倦、房劳、六、七情等复合病因，耗伤肺、胃、肾之阴所致。肺、脾、肾等脏腑柔弱，津液代谢失常，肝气郁结，疏泄不利可造成气滞、血瘀、痰凝，使病情迁延缠绵，变证百出。西医研究亦证实，高脂血症、血液流变学异常、血流缓慢、组织缺氧，既是糖尿病的发病因素，又是其病理产物，是加重病情、导致各种并发症的元凶。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中医证型基本按照阴虚燥热一气阴两虚一阴阳两虚规律动态演变，要立足肺脾肾调治痰虚瘀。例如，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病程冗长，病变以下肢为主，有血瘀的症状和体征，证候特点以虚实夹杂为主，符合中医久病及肾，病久入络的理论，所以对于该病的治疗，谢激扬提出在临床上应根据“治未病”理论，早期使用平补肾气，活血化瘀及搜风通络等药物，以及时阻断神经病变的进展。

另一方面，要有效运用现代检测方法。其一，要根据不同糖尿病及早期并发症的发病特征，注意高发人群的筛查检测，进行可疑糖尿病及早期并发症的相关性理化指标的临床检测，增加早期诊断的度量参数，提高早期诊断率;其二，要善于捕捉糖尿病早期并发症邪伏脏损、功能紊乱的早期迹象，搜集反映疾病特征的临床表现。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相应的靶器官的功能、生化、组织化学、甚至形态学的变化在糖尿病自然病程的早期即已开始。早期预防时间首先针对IGT人群，尤其是对葡萄糖耐量正常但伴有高血压病、高血脂、冠心病等的高危人群，即应开始干预，也可以通过基因检查确定需要早期干预的高危个体。

【参考文献】

[1]王晖，陈霞波，周建扬，等.浅论糖尿病各阶段的中医病机[J].中医杂志，2004，45(2):157.

[2]杨学清，叶旭.重视IFG和IGT的筛查及认识[J].邯郸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03，16(2):105.

[3]马纲.构建“治未病”IGT干预模式和评价体系[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2(5):586.

[4]胡华娟，詹锐文.治未病与糖尿病预防[J].辽宁中医杂志，2008，35(9):1332.

篇（2）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历史久远，上溯到《诗经》“，风、雅、颂、赋、比、兴”成为古代文化的典范。从古到今流传下来的诗歌浩如烟海，特别是唐代名家辈出，涌现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一大批杰出的诗人；佳作云涌，出现了边塞诗派、山水田园诗派、乐府诗派等众多的诗歌流派，群星璀璨、气象万千。这些诗歌都是我国文学长河中的瑰宝，值得我们加倍珍惜。我国古代的教育非常重视诗教，孔子就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诗教的作用，两千年来这一传统延绵不断，我国历史上的文人学者们无不在成长过程中受此熏陶。

可惜的是我国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诗教这种非常重要的教育方式，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为了提高下一代的素质，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小学中提倡诗教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一、实施诗教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强化学生的道德修养，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

当今时代，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传统价值道德分崩离析，新的规范、伦理尚未来得及重建，身处这样的时代，各种问题纷涌而至，人的精神危机感、灵魂空虚感比任何时代都要来得强烈，人们到处寻找寄托、安慰。学校德育多为空洞说教，没有调动学生产生一种自由的善良的内驱力，导致老师家长都在感叹现在的孩子不懂事。中华诗词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瑰宝，对学生诗教能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着博大的人文关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比如：在李白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骨；在杜甫的诗歌中间我们看到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对劳动人民博大的仁爱之心；在白居易的诗歌中间我们看到了他对“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的悲剧遭遇的深厚同情；在文天祥的诗歌中间我们看到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情怀；在于谦的诗歌中间我们看到了“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高尚人格；在顾炎武的诗歌中间我们看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对国家兴亡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这些诗歌都可以陶冶学生的心灵，提升他们的道德情操。有许多中小学教师感叹现在的学生不好教，跟他们讲大道理，他们听不进去，其实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于教师的德育方式不得法，如果他们能改变德育模式，效果就会大不一样。他们应该抛弃抽象大道理的德育模式，多采用感情陶冶法，要知道情感陶冶法就像杜甫的诗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样，不知不觉中使学生的灵魂得到进化，思想境界得到提升[1]。

2.提高审美能力，塑造魅力人格。

现在应试教育过于功利化，过于追求升学率，容易导致学生缺少情感、理想、创造力。诗教可以美化人的心灵，把美的种子种在学生的心田，感受诗歌中体现的爱、真等人类的情感，让学生与诗人产生心灵的共鸣[2]。比如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对亲人的深深思念；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大丈夫豪情；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永恒的孤独感。当代社会是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电视，特别是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的浅俗娱乐文化，人们越来越疏离高雅深刻的文化，网络对当代的学生们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应该重拾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的经典诗词，通过诗教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同时注意塑造学生充满魅力的人格，让他们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更多地保住他们的童心，让他们对生命本质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不人云亦云，在纷繁的世界中坚守独立、自由但又尊重他人和社会的人格精神。

3.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的途径有很多，比如说听老师讲课、学习书本知识、参加社会生活、走进大自然等等，都可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诗教也同样是拓展学生知识面的一个重要途径，就像孔子说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中国古代的诗歌数量繁多，浩如烟海。新年伊始我们就会想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在外游子思念母亲就会想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三岁的小孩见到白鹅也不禁脱口而出“鹅鹅鹅，曲项向天歌”。诗歌内容丰富多彩，题材多样，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阅读古代诗歌，我们可以了解大量与古人衣食住行有关的知识，了解古代人交友、爱情、婚姻、旅行、科举考试等方面的常识，了解气候节令花鸟虫鱼。走入中国诗歌的世界就像走入了一座无所不包的大观园，在其中你可以学到许许多多的知识，认识许许多多的事物，真是美不胜收，令你流连忘返。好好利用这个知识的宝库，可以大大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4.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水平。

中小学生语文素质的下降已经成了严峻的问题，要提高中小学生的整体语文水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而朗读和背诵古诗文就是提高中小学语文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非常重视朗读和背诵，讲究书读百遍，其义自现[3]。而让中小学生朗读和背诵诗歌，非常具有可操作性，因为诗歌往往讲究平仄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铿锵悦耳，很容易激发学生的朗读和背诵的积极性，而学生一旦背诵了大量的诗歌，就积累了大量的语汇和表达方式，对于提高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无疑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实施诗教的具体方法。

1.激发学生对诗歌的爱好。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以兴趣为前提，如果没有兴趣去做某件事情就很难有持久的积极性，也很难达到很好的效果，对于学习来说尤其如此，所以激发学生对诗歌的爱好，诗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我们可以借助多媒体等，通过美轮美奂的画面、优美动听的音乐，调动听觉、视觉、味觉、嗅觉等各种感官来体会古典诗歌的意境之美，从而激发学习古典诗歌的积极性。

2.有针对性地开设诗教课程。

目前我国中小学教材选择了一些诗歌，其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但是总体来说，数量还太少，不容易达到诗教所要求的数量。因此，作为中小学的语文教师可以在课本之外根据学生的年龄和识字程度，适当地补充一些诗歌进语文课堂。小学阶段，开发他们的记忆，让他们大量诵读中国古代经典，多积累名篇佳作；初中阶段，慢慢加入一些新诗，让学生学会面对处理现实的问题，老师引导他们去理解品味诗歌；高中阶段，随着他们身心的进一步发展，对生活情感有了一定的感悟，可以开设一些专题讲座，让学生“入其境，得其趣”，品味诗歌，领略诗歌的韵味。教师特别要做到身体力行，话语中要多引用诗词，一方面丰富学生的诗歌积累，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模仿这一行为。教师应通过种种方式让学生更多地接触诗歌，丰富他们的诗歌知识，让他们得到美的熏陶。

3.开展丰富多彩的诗教活动。

真正要激发学生爱好学习诗歌的积极性仅有课堂教学的重视还不够，还应该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的橱窗，教室的黑板报等出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歌专栏；利用校园广播站，设置诵读专栏，播放一些朗诵名家的配乐诗朗诵；开展校园诗歌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声情并茂地朗诵诗歌，或开展诗歌背诵比赛，对比赛的优秀者进行一定的物质奖励，如一本精美的《唐诗三百首》。可以成立兴趣小组，让学生有自由交流的场所，鼓励他们亲自创作，提供发表平台，把他们的诗作结集出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诗人的故居或纪念馆，如四川的学生组织他们参观杜甫草堂，湖北的学生可以组织他们参观屈原祠，江西的学生可以组织他们参观陶渊明纪念馆。甚至带领学生参观诗人创作某一诗歌的现场，比如，九江附近的学生就可以去参观庐山，从而体会李白诗歌《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恢弘气势。最后还可以邀请一些当代著名学者和诗人到校园开展诗歌欣赏和创作方面的讲座，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尽可能地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课堂内外环境，让他们浸润在诗歌的环境中。

总之，在中小学生中开设诗教活动，有助于强化学生的道德修养，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发现人性的光芒，丰富他们心灵的空间，让他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充实，生命也得到拓展[4]。另外还可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诗教的作用，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充分开展诗教活动。

参考文献：

[1]马银琴.论孔子的诗教主张及其思想渊源[J].文学评论,2004,(5).

篇（3）

列宁曾经指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给文化交流构成了障碍，给翻译造成了困难。重视文化差异，了解民族习俗是翻译学习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当今外语翻译过程中，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在翻译过程中绝对不仅仅是要求语言形式正确，还必须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语言同文化相辅相成，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特定的文化常把某种烙印加到语言上。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不了解外语的文化背景，就无法正确理解和运用外语。东西方的社会是在不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所以人们的思想、信仰、习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一般人可能懂得说语言，却往往不懂

得语言背后蕴含的文化。真正的外语人才却可以看到这背后深藏的秘密，这是因为他对所学外语的文化底蕴有深厚的认识，他不会只停留在语言层面上去简单的学习，而是去多了解西方文化习俗，从中挖掘出语言暗藏的文化背

景。

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来看，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因此，英语学习不能是单纯的语言学习，还应扩大人们的视野，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学外语而不懂其文化，等于记住了一连串没有实际意义的符号，很难有效地加以 运用，而且每每用错”。既然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又担负着传达文化的任务，所以语言得体性――这种能力反映出学习者对所学语言所代表文化的了解程度。语言得体性离不开社会文化知识。文化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中储存了一个民族所有的社会生活经验，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全部特征。例如，英语She is a Cat。无法对译为“她是一只猫。”因为中国文化里“猫”同“包藏祸心的女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在西方却是关系密切。语言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正如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由于语言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表现与承载形式，不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无法真正学好该民族的语言。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

1.理解和思维方式不同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理解和思维方式，英汉两个民族也不例外，在观察，理解与思维方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同一事物，往往因理解不同，而产生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对颜色词的理解和使用，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颜色的所指是完全一样的，但由于理解的差异，使其文化含意完全不同。如：

black tea红茶

blue film黄色影片

green with envy红眼病（嫉妒）

a white day吉日

blue- sky market露天市场

grey income灰色收入

hot travel route黄金线路

white lie善意的谎言

love pea红豆

blue tooth蓝牙

beauty红颜

yellow livered胆小鬼

逻辑思维上也存在着差异，如：He loves his wife and so do I.如果直译为“他爱他的妻子，我也爱。”那就会存在误解，你也喜欢别人的妻子。因为西方人生活节奏较快，讲话喜欢用短句子，因此应避免使用长句子或者罗嗦的句子，对方会听得不耐烦，就尽量用简短易懂的白话英语，用字越少越妙。正确的译文应是“他爱他的妻子，我爱我的妻子。”而中国人偏好综合思维，其思维方式是整体优先式。所以我们在翻译时就要注意词语的增减和句子顺序、结构的调整。如：

（1）原文：我国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

译文：Chinese thinkers of the pre-Qin days （over

2，000 years ago） advanced the doctrine “lov-

ing people and treating neighbors kindly are most valu-

able to a country.”

（2）原文：Beauty is in the eye of beholder.

译文：情人眼里出西施。

（3）原文：lt is no good eating too much.

译文：吃的太多没好处。

2.历史背景不同

一个民族及其国家由于历史发展不同，在其漫长的民族历史长河所形成的文化也不相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的积淀，不同的国家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对事物的理解和感受显然是不同的。语言的发展和民族历史的发展也是紧密相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人们多数信仰上帝，所以英语成语中也有许多与God相关的成语。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诅咒一个人时人们常说God damn you，危险过后常说Thanks God或God bless you。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都有相当一部分语言来自真实的历史事件或与某个历史人物有关。如果对整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的事情不是很了解的话，就难以翻译得体。如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安乐哲（Roger T.Ames）在翻译《论语》时，“仁”字就颇费脑筋。虽然是“仁”一个核心概念，但孔子却给出了六种不同的解答。可见，如果将“仁”视为一个普适性概念的话，就会破坏它的个别性。因此不能使用humanity这一译法。而benevolence也不能准确地表达“仁”的涵义，只是表达一种狭窄心理态度的简单词汇，而“仁”的意义却很广大。所以在翻译《论语》时，将“仁”译作authoritativeness，authoritative具有“礼貌”、“创作”、“权威”等含义。而在《中国哲学资料书》里，则将“仁”译作consummate person/conduct。

综上所述，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人能否互相沟通，不仅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唯有深刻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才能跨越语言鸿沟，从而使翻译中的问题迎刃而解。所以简单地说，翻译就是把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表达出来。但是这简单的一句话，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在翻译的实践中，通过对两种文化差异的对比，从而掌握它们的特点，并运用这些特点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困难。

参考文献

1.单其昌：《汉英翻译技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篇（4）

1、引言

随着移动通信、光纤通信、云计算、多媒体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有效促进了社交网络平台的普及和应用，已经诞生了QQ、微信、微博、BBS、Twitter、Facebook等社交网络平台，这些社交服务采用了SNS模式，可以为人们提供交友、购物、学习等多种服务，扩大了人们生活交际的渠道和平台，进一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1]。社交网络发展过程中，访问控制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论文基于笔者多年的研究，详细地分析了社交网络应用发展过程，探讨了基于博弈论的社交网络访问控制应用设计功能，构建完善的用户信任机制、损益机制和病毒防御机制，能够提高社交网络访问控制能力和成效。

2、社交网络应用分析

随着Web2.0的诞生，人们社交服务采用的SNS平台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以人为本，具有真实化、个性化、互动性等多种特征，目前已经诞生了多种SNS网站，比如LinkedIn、微博、BBS等[2]。具体的社交网络应用发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型SNS平台。高校SNS平台发展起步较早，一直走在社交网络的前言，目前常用的高校社交网络平台为人人网、BBS、Facebook等，扩展了高校学生交友、学习、就业渠道，丰富高校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

（2）商务型SNS平台。商务交往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商务活动是企业推广产品、市场营销的重要任务，构建商务型SNS平台，可以为企业构建商务圈，为企业发展提供合作交流、洽谈渠道，目前最为常用的商务SNS平台为LinkedIn，该平台拥有将近7500万家企业入住，涉及电商、旅游、工业、农业等多个领域。

目前，随着SNS服务平台引入更加先进的推广技术，社交网络在各个领域如雨后春笋，诞生了饭否、美团、占座等多个平台，覆盖了人们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各个领域，促进了人们生活信息化、便捷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3、博弈论在社交网络访问控制中的应用设计

3.1构建完善的用户信任机制

目前，许多网络构建信任机制常用的方法是根据网络节点操作记录，判定使用主体可信度[3]。社交网络用户信任可以利用博弈论的网络节点信任数值计算方法，确定用户的信任度，计算过程中利用的数据包括用户注册时间、发帖数量和朋友圈人数等，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1）用户驱动方法。用户驱动方法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关系、朋友圈确定用户信任度，比如用户和朋友圈的许多人都拥有一个共同好友，则该好友的可信度就判定为较高，比较符合用户的实际情况，具有较高的灵活性。

（2）机器驱动方法。机器驱动方法可以通过SNS平台的发现机制、推荐机制进行执行，平台可以搜集用户的详细信息，利用用户的浏览记录、消费记录等行为，统计计算用户的信任值，可以迅速、客观、简单地分类用户，具有自动推荐等特点。

（3）混合驱动方法。混合驱动方法在集成用户驱动、机器驱动等方法的优点，自动计算和确定用户信任度，为用户推荐朋友圈，并且通过用户判定之后方可建立信任机制，提高了信任可识别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3.2构建用户损益机制

社交网络用户损益是通过朋友圈人数进行确定的，朋友圈人数越多，收益越大，朋友圈人数越少，损失就越大。但是，用户朋友越多，个人信息和隐私泄露的概率就变大，为用户信息带来了较大的风险。构建用户损益机制，可以防止网络欺骗，鼓励用户之间真诚交流。基于博弈论的用户损益机制包括欺骗与非欺骗服务、诚实与拒绝服务等博弈策略。如果用户认为来访人员带来的损失超过收益，存在欺骗访问行为，可以通过网络将举报信息发送至服务器或管理员处，通过监管对访问人员进行惩罚；当系统认为收益超过损失，判定为诚实访问，将其列入到用户的朋友圈，扩展用户的朋友圈人数，提升用户收益。基于博弈论的用户损益机制可以较为准确地识别欺骗访问、诚实访问，强化欺骗访问的处罚力度，促使用户不能使用社交网络实施欺骗行为，减少欺骗用户数量，提高诚实访问用户数量，促进社交网络能够健康运行和发展。

3.3构建网络病毒防御机制

随着社交网络服务平台的普及，其在为人们带来高质量、信息化生活的同时，也为人们带来了潜在的安全威胁，造成人们的信息丢失，进而钱财、生命安全受到侵害，严重的损害了社交网络正常运行和发展。基于博弈论的网络病毒防御机制可以将用户进行分类，分别是合法用户、攻击威胁用户，这两种用户属于非合作性质的博弈，一方的损失必然伴随一方的获利，是一种非零和的博弈，两者之间的损失和收益是不对等的，并且博弈策略偏向维护合法用户，也就是收益时对合法用户影响较大，损失时对攻击威胁用户影响较大，这种策略可以阻止网络攻击，降低病毒对社交网络合法用户的侵害，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4、结束语

随着社交网络平台的快速诞生，社交网络保存了海量的用户信息，因此亟需提高访问控制管理水平，以便保证用户信息的安全性。论文基于博弈论设计了一种访问控制方法，可以构建用户信任机制、损益机制和病毒防御机制，更加符合人们参与社交网络的应用背景，提高人们社交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孟宪佳，马建峰，王一川，等.面向社交网络中多背景的信任评估模型[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5，49（4）：73-77.

[2]陈庆丽，张志勇，向菲，等.面向多媒体社交网络的访问控制模型[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6）：181-187.

[3]刘娜，叶春晓.线上社交网络访问控制模型综述[J].计算机系统应用，2014（5）：1-7.

作者简介

篇（5）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莫言的作品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才华出众的翻译，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尤为突出，译者们为树立他的国际声誉做出了杰出贡献。莫言获奖，莫言作品的英语翻译葛浩文也对其作品的世界影响力居功至伟。[1]因为英文作为世界上通用语言之一，英语读者市场占有重要份量，远远超越其他语种，正是由于他的翻译才得以让莫言成为诺贝尔文学奖中的一员。作为被国外评论称为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最多的西方译者的葛浩文，注定要在中国文学通往诺奖与世界文学市场的路上，留下自己的位置。[2]而在莫言得奖之前，葛浩文就已经把好几位中国作家送上国际文学领奖台――姜戎、苏童和毕飞宇都是凭着他的译本，先后获得曼氏亚洲文学奖。在将中国当代小说推荐给世界这方面，葛浩文堪称第一人。[3]

在中国作家群里，葛浩文与莫言的合作最默契、最愉快。自1988年起，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先后将小莫的六部小说译为英文，令它们流向美洲、流向澳洲、流向欧洲，直至摆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们的案头。其中葛浩文甚至在《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本序言中称莫言善于运用民间的信仰、奇异的动物意象、不同的想像性叙事技巧以及诸如国家和地方的、官方和民间的历史与现实，并将它们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奇特的、令人感奋的文学。这些作品的主题，足以吸引世界的目光，其所采用的意象更是感人肺腑。故其作品能轻轻松松地跨越国界。作为一名具有个性的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生涯体现的文学翻译特色有三点：

一、视翻译为自己的生命

葛浩文曾格外动情地向世人表白：翻译于我，有如空气，没有翻译，我便不能生活。正所谓，我译故我在。[4]象葛浩文翻译的《北京娃娃》、《狼图腾》这类作品在中国并不被看好，却在国外获得不小反响，甚至评价很高，真正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其原因有文化的差异、解读的取向应该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一个国家的评价标准或者说文学观，跟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学观当然是有差异的。中国的鲁迅、莫言和苏童在美国最有名。但是真正能够深入美国社会里面的中国文学作品并不多，葛浩文认为，王安忆、阎连科、贾平凹、阿来、毕飞宇，这些作家的作品都很好，正是因为自己非常喜欢，才去开始翻译的。他在选择翻译中国作品的原则，主要以个人喜好为重，同时也考虑作品是否能在美国找到市场。

《狼图腾》的书评普遍说它非常好，甚至有人说是年度最好的中文小说，连美国的《国家地理》也会发《狼图腾》的书评，此刊发行量很大，每个月上百万份，这对《狼图腾》的销量起着重要影响，现在甚至还出了平装本。迄今为止，《狼图腾》可以说是一本突破性的中文作品。葛浩文在翻译作品选择上常常选择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他甚至认为是美国人非读不可的作品来翻译，虽然有些中国文学作品一些美国人并不喜欢。但作为美国人的葛浩文却因为挚爱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也与中国文学翻译结下一生难以割舍的缘故。他的爱好和挚着也正是现代中国文学翻译人才所需要或最缺少的那份因爱而挚着。在葛浩文看来，美国读者喜欢小说有三种：，政治和侦探小说。象裘小龙的小说就很有市场，葛浩文却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翻译作家作品。当葛浩文最早读到莫言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后，他很惊讶和喜欢，其中的爱与恨很能打动人。他觉得做为文学翻译家，这是他第一本与英语读者见面的作品，《红高粱》是更好的选择。在他翻译了《红高粱》后，接着又相继翻译了《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红高粱》英文版竟然发行量达到两万册，这在中国文学翻译著作中已经是个奇迹数字。目前，美国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每年大约出版三五本，象莫言的《生死疲劳》能够卖一、两千本就算是好的。《红高梁》译著上万，其实也是作为翻译家葛浩文因爱收获。正如葛浩文所言：“翻译者像个鲨鱼要不停地游动，一旦停止就死了。我做翻译就是这样，一定要不停地翻译，一旦没事做，自己活着等于死亡。因此，他视翻译为自己的生命，30多年来坚持“我译故我在”。[5]

二、翻译必须忠实于原著

葛浩文认为，译者应当将原著本身视为“指南针”。译者一定要恪守翻译伦理，决不能越俎代庖，误把自己当作者。他曾在莫言《酒国》英译本序中称：莫言的这部小说，前后不一，翻译时，我尽量忠实原文，以求译文读者能通过译文尽情领略和品尝原文的美味。虽说译文有所流失，却丝毫无伤大雅。不过，葛浩文认为，翻译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有时候作者觉得没有一个字一个字忠实翻译出来，于是怪翻译的水平差，而读者发现译作中有任何一个小问题，一定认为是翻译的。[6]

葛浩文在翻译文学中，他追求精益求精，追求完美。他认为，一个做翻译者责任重大，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原文，还要对得起读者。在这三者之间，他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读者，而不是作者。一般原著作者英文并不好，这就需要翻译者对其作品慎重、谨慎，忠实于原著。葛浩文对于特殊年代的特殊文学作品，除了保持原著特色外，他对作者本人时常进行最多的了解，而不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去了解什么社会。他认为，社会很抽象，他更看重的还是作者本人的思想观念。比如黄春明的那些故事、阿来的那些故事写得都很好看，在翻译时，他会对一个人、一个作者的人生观有所新的认识。这种人生观既是代表他本人的，也可以扩大到代表所有的人类，他喜欢在不断增长对作者的了解中加深对作品的了解和保持翻译上的原味。在葛浩文译文中，他对莫言小说《酒国》中，“人生得意须尽欢”则译为：Anybody who doesn t drink doesn t deserve to be called a man……；在原文“兔崽子，你敢骂老子？老子毙了你！”，葛浩文译为“You bastard，who the hell do you think you re talking to？ You re dead meat！”。在贾平凹《浮躁》翻译中，他对“你不背我，我从这堰畔上滚呀！则译为“If you don’t carry me home，Ill roll into the river！”这些同生动译句则会引发读者兴趣，产生画一般的场面记忆在读者脑海里。

翻译技巧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原著中自有的表达。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可能什么困难都会遇到。比如，“好色之徒”这个词如何翻译，甚至跟许多人讨论了很久，到底表示坏到什么程度，又好到什么程度？不一定坏，也不算太好。要用哪一个英文词语才是最恰当的，很难决定。但最终要根据各个作者的作品整体来确定表达的意味。在葛浩文翻译《萧红评传》著作中，由于这本书是萧红研究的拓荒之作，也是经典之作。葛浩文对萧红的评价很高，从而去研究萧红作者本人。葛浩文最早开始研究萧红是很偶然的，大概1970年还是1971年左右，他在印第安那大学图书馆，偶然读到了《呼兰河传》，没读几页，马上就喜欢上了她。当时中国的资料很难看到，不要说在美国，就是在中国也看不到萧红的书。他后来有机会去北京见到了萧军、舒群、罗烽、冯牧、萧乾一大帮人，还去了哈尔滨，去了呼兰河，到了那个地方，他激动得热泪盈眶。1981年，葛浩文申请到一笔资助，在哈尔滨整整待了一年，做时期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可以说，葛浩文的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生涯最早是从萧红开始的，因为研究萧红，他向美国汉学界介绍她，并开始翻译她的作品。后来，逐渐就完全转向了翻译，评论写得越来越少。他对《萧红评传》所表达出来的感情，将作者个人生平与作品的感情完全融入在了一起。因此，原著原味在英文翻译中也自然而然的展现出来。葛浩文仅凭《萧红评传》，已经确立了他在汉学研究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美国比较早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也被国外媒介评论称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最多的西方译者。

三、翻译坚持“信、达、雅”

所谓的“信、达、雅”，即信要忠实原文，以突出原文特色为主导；达要通顺、流畅，不拘泥于原文形式；雅要优雅、美好，追求原作文章本身的雅韵风格。翻译作品内容忠实于原文谓信，文辞畅达谓达，有文采谓雅。这是被国人奉称“中国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卷首《译例言》中指出：“译事有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观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7]严复的翻译原则对此后的翻译工作者有着深厚的影响。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葛浩文，虽然身处盛产翻译理论的美国，但是他深受中国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自己文学翻译中，形成了一种中西结合的翻译风格。对此，他认为：“翻译无理论，亦无直译意译之分，甚至可以说翻译无技巧。翻译就是一边当读者，一边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过一个字一个词的语言转换来求得对整部作品的深入了解。或者在信达雅之间进行平衡。”[8]葛浩文的论点，无疑凸显了他对中国译人的翻译作风情有独钟，并对严复提出翻译要坚持“信、达、雅”的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看来，译者要把原文中所表达的意思准确地另一种语言重新展现出来，并不失原作的风格和韵味才是根本。事实上，信、达、雅以“信”为宗旨和轴心，在原稿全局上把握“信”，要全面性坚持“信”。原文无论是书面语、方言、古文或是粗话，都以尊从原作者的本意为出发点，而不能更改原文用语的意图。同时，根据翻译著作的外语特点，达到通俗易懂、表达清晰，又容易被所在国或地区的读者所能接受。从而避免译文不“达”，出现：对英语中由动词派生的名词的直译，造成汉语译文句子结构的模糊；汉语词与词之间没有分隔，汉语译文中如含有前后都可组词的字或词就易产生曲解。因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西方媒体报道中，为了将“莫言”二字翻译成外文都费一番周折。在中文与英文的差别和跨文化理解的政治偏见中，《纽约时报》的报道针对“莫言”的笔名，说：“Mo Yan，which means ‘don’t speak，’ is actually a pen name that reflects the time in which he grew up.”意思是说：“莫言，这个笔名，意为‘不要说话’，这反映了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言下之意是说莫言生活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取笔名叫“莫言”。其实中国古代哲学历来主张“知者不言”、“多言数穷”，“言无言”，沉默是金，有深厚传统文化背景，未必跟什么言论自由有关。《纽约时报》明显带有政治偏见，误导读者。这种带着鲜明政治色彩加上语言文化差异，也会造成文学翻译者对作品原文的误解。在译作中，这种情况会不可避免的出现，这就主要看翻译者的对所翻译作品和作者写作背景的了解，才能正确把握其所翻译语言的尺度。因为文学作品走向世界，成则译者，败也译者。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翻译的成功，在于他对作者作品全面的了解以及作者本人的熟知。这些无疑造就使他成为西方中国当代文学英语世界里的代言人。

项目名称：生态翻译视阈下莫言小说葛译本研究（项目编号：2013-QN-528）2013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参考文献：

[1] 胡孙华.葛浩文：看中国小说的美国人越来越多[N].长江日报，2009-09-06（06）.

[2] 阳.想当莫言，先得“巴结”翻译？[N].广州日报，2012-11-02（AII10）.

[3] 高峰.葛浩文，把中国作家推向世界[N].羊城晚报，2012-10-27（B7）.

[4] 郑延国.葛浩文功德无量[N].大公报，2012-11-11（B09）.

[5] 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9，6：45-46.

[6] 吕敏宏.葛浩文小说翻译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篇（6）

一、面对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实，培养道德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道德主体是在道德活动中具有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元利益主体共生的社会局面，使得人们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积极的与消极的，传统的与现代的，东方的与西方的，多种价值观并存是当前社会价值体系的总特征。教育是培养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德育是塑造主体灵魂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德育的重要使命是引导学生接受社会主导价值观，使其学会在纷繁复杂的价值现象面前作出正确选择。当社会的价值导向比较单一时，学校德育通过制定道德规范，宣传唯一的价值观，向学生灌输价值准则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使命。然而，面对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实，学校再依照以往的方式方法进行道德教育就难以奏效了。

从教师方面看，现代社会飞速发展，新思想、新观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许多新的思想观点，不但学生闻所未闻，就是教师也颇感生疏。受教师生活时空和个人品质的限制，教师并不能够完全帮助学生顺利解决所有的道德难题。而且社会道德本来就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教师也需要认真学习和深刻思考，需要进行自我批判和选择。教师很难做到“先知先觉”，很难达到绝对正确。像以往那样由教师代替学生作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做法，恐怕过于简单了。对教师个人来说，也未免强人所难。

从学生方面看，当代青少年处于一个多元、开放、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在道德发展、价值选择和人生取向等方面都面临着多元选择。青少年学生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自我判断、自我抉择、自我控制和自觉成长。这是道德主体必备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当代青少年自身也有成为道德主体的需要。有人撰文指出，当前学生的主导性道德需要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注重道德身份的获得转到注重道德尊严的确立。道德生活的主体性日益受到重视。求异性和主体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性，竞争与效益要求人们独立自主，大胆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取胜。缺乏创造，人云亦云的主体只能在竞争中失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也催发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当代青少年在道德生活中和价值选择中较强的主体意识，强烈的主体需要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为学校教育培养道德主体提供了主观前提。从社会方面看，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引发了教育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国家、集体、个人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教育的需求存在着内容上和层次上的不同。国家要求教育培养“经济人”和“政治人”，集体要求教育培养“组织人”，个体则想通过教育使自己成为“主体人”。

表面上看，三者是矛盾的。从本质上看，三者是统一的。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二者密不可分，互为因果。个体既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历史的生成物。没有个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就无所谓社会历史的发展。主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社会总体道德的进步归根到底取决于每一个道德主体的觉醒与发展。培养道德主体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成熟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走向文明，创造辉煌的必要前提。

二、在走向学习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学生为重心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

实现现代化，正成为当代中国不可阻挡的潮流。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依托于教育的现代化。现代教育的基本走向是学习社会和终身教育。传统教育观把教育看作是生活的准备，今天受教育为的是明天谋生。教育成为界定未来身份的阶梯，垒砌这些阶梯的材料就是知识。学生通过学知识、记知识、考知识逐级获得高学历，保证今后拥有优越地位。知识学习是贯穿传统教育始终的主题。现代教育观摒弃了以知识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思想，但不是否定知识，主张终身学习，即生活本身就是学习。教育不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教育就是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献中清楚地表明“终身学习始于生，止于死”。“学习为人们所必需，但并非总要受教于他人，学习将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这是未来学习社会的起码要求。”在学习社会中，学习的目的不再是最大限度地积累知识，以备今后使用。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人们度过闲暇、开发潜能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很显然，传统教育观以知识为核心，现代教育观以人为核心。以知识为核心必然强调“教”，教育的重点通常是知识的提供者和知识的内容本身。以人为核心，必然强调“学”，教育的重点是学习者本身，因为学习是学习者的行为。由强调“教”转为强调“学”，“这种转变看起来似乎是微妙的，然而却具有极深刻的意义。……它充分考虑到学习者自身的作用，其着重点在于学习的过程和结果。”“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

这说明，教育核心的转变必然使得教育的重心从教师转向学生。另外，现代教育以人为核心，实质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开发人的潜能为核心。学生的学习重点不再是掌握知识，而是学会做人，即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创造，学会过道德的生活。这样的教育目的必然带来学校课程和教育内容的变化。知识课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技能课、修养课和实践课会明显增加。目的在于使学生提高能力和修养，善于实践。教育内容方面的变化是：僵死的、陈旧的知识会大幅度削减，要求学生动手动脑，增长见识，身体力行的教育内容会大大增加。课程和教育内容的变化必然要求教育方法作相应调整。技能课、修养课和实践课必须以学生为主，让学生身临其境、亲身实践，实际操作。在实践中，在与人交往中，在解决困难中，促使学生学会分辨、积极思考、增加体验、积累经验。

总之，现代学校教育方法的重心必须转向学生，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它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剩余时间，使人们可以从事生产以外的其它社会活动。……人们可以在生产以外较全面地发展。因此，教育不仅是劳动力的教育，而且还应是社会主体人的教育；教育不仅是生产者的教育，还应是消费者、享受者的教育。”

三、落实学生重心地位，学校德育应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落实德育民主化，使德育方法由单向灌输向平等交流转变

落实德育民主化涉及教师与学生教育观的转变。教师要深刻认识到随着社会发展步代的加快，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和提高。教师要敢于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不如学生。充分认可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分辨能力。相信他们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超过自己的思考，主动与学生交流，虚心接受学生意见，与学生平等沟通，共同提高。学生要消除对教师、对家长的依赖思想。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人道德生活的主体，以对本人负责的态度和责任感，主动进行道德学习，自觉磨炼道德意志，积极投身道德实践。以一种积极进娶自觉成长的生活观，与教师相互探讨，共同思考，日益走向道德成熟。以这样的德育观为指导，学校德育方法可以采取民主对话、主题辩论、质疑答疑、师生研讨、情感沟通、心理咨询、两难问题抉择、价值观辨析等方法。总体特征是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调动双方积极性，以情感为纽带，通过双向互动，实现道德的共同进步。

（二）落实德育实践化，使德育方法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

道德品质的形成动力来源于新的道德需要，新的道德需要产生于具体的生活实践。脱离实践，学生的道德需要就会枯竭。另一方面，完整的道德品质由认识、情感、意志和行为共同组成。行为是一个关键因素，是道德品质的落脚点。如果道德教育仅仅满足于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却不能使学生付诸于道德行为，这样的道德教育只能半途而废、收效甚微。学校道德教育必须重视学生道德行为的培养。以往学校德育往往局限于课堂教学，满足于讲解道德知识，对学生情感、意志和行为的培养相对薄弱，造成相当一部分学生道德认识不少，道德行为却不多。改变这种局面，学校德育必须打破单一的课堂讲授模式，开发、推行多种多样立体化、开放式的德育模式。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体验复杂多变的社会道德情境，尝试进行道德抉择。学生在与人交往中体验情感，在克服困难中磨炼意志，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履行道德行为。

总之，今后的学校德育肯定要走出封闭的课堂，因为无论是德育理论还是社会生活都要求学生以具体的道德行为体现道德品质，参与道德生活。落实德育实践化，学校德育方法要加大实践环节。具体方法可以是：让学生担任班级干部、参与学校管理、负责学校事务、参与社会服务、承担社会义务、讨论社会事件、学军、学农、野营拉练、城乡“留学”（城市学生到乡村学习，乡村学生到城市学习）等。总体特征是：学生是实践的主体，从设计到联系，从实施到组织都要发挥学生的作用，最好是学生自己组织，自觉走向社会，教师主要起指导、建议、创造条件、提供方便的作用。

（三）落实德育理想化，使德育方法由传递知识向塑造人格转变

篇（7）

罗马时代的艺术趣味十分繁杂，但缺乏哲学思辨。无论是贺拉斯还是西塞罗、昆提连、普卢塔克，其“诗论”思想均缺少深刻的哲学思考或逻辑背景。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的普罗提诺。普氏一方面向上衔接了古希腊的思辨传统，同时又把这一传统（主要是柏拉图的思想）带进了新的时代———中世纪。中世纪的“诗学”思想可以区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诗学”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极端形态复述了柏拉图的文学观念：除了《圣经》“文学”和赞美诗，世俗的文学几乎就是鄙俗欲望和诱惑的代名词，是不配在基督教的“理想国”里留驻的。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看来，“诗”，特别是“戏剧”，是“弄虚作假”的“伪造物”，而上帝绝不喜欢任何虚假。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约220）对戏剧的指控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上帝的眼中，一切伪造都是不正当的。伪造声音、性别和年龄的人，伪造爱、恨、叹息和眼泪的人，都无法得到上帝的赞许，因为上帝判定一切伪善都是有罪的。上帝的法规宣判，男子穿女子的衣服是应该诅咒的；那么，上帝如何审判扮演女子角色的男演员呢？”瑏瑣在这样的时代，当然不会产生专门讨论文学现象及其规则的诗学或诗艺著作。不过，对世俗文学持憎恶、拒斥的态度，不等于完全否认中世纪也有其文学观或诗学思想。姑且不说公元1世纪犹太人斐洛（PhiloJudaeus，约公元前20—公元50）通过寓意解经（Allegory）所生发的“文论”见解。即使是坚持以宗教宰制文学的圣奥古斯丁、波爱修、圣伯尔纳，他们的著作中同样蕴含了不少独特的“诗学”思想。而从12世纪开始的中世纪后期，一方面由于世俗精神日益侵入宗教领域，另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和亚里士多德之影响的推动，探讨写“诗”之“技艺”的“诗学”或“诗艺”著述不断涌现，蔚然成风。瑏瑤按照一般的看法，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在15世纪便已产生了，然而对于它的理论总结却一直没能包含于“诗学”之中。在“文学”的理论方面，仍然是以“诗”（启蒙时代以后，“抒情诗”已挤入最重要的文类之列）的研究为正宗。同时，18世纪“美学”在德国兴起，标志着哲学向感性领域的“入侵”。“美学”把一向属于诗学核心领地的“文学”本质、规律以及“形式”要素攫为己有，而使“诗学”沦为狭义的“诗歌”分类学。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思潮出现后，才算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应该追溯到索绪尔，在其划时代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做出了全新的定位，并以几组具有二元对立性质的功能关系对语言的结构进行了系统的诠释。其中，与本文题旨最为相关的一组关系便是关于符号之纵向聚合（paradigmatic）和横向组合（syn－tagmatic）的划分；“形式主义者”雅克布森把它们分别和两种基本的文学修辞手法———隐喻和转喻对应了起来，从而促成了语言学向诗学的转化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此外，索绪尔的共时语言观还直接造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文学观”。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具备了诞生的可能。而索绪尔关于“听觉形式的能指是于时间之中展现出来”的理论（即符号、句子和话语首先是叙事性的），则强有力地推动了形式主义者（包括后来的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对叙事性文学（民间故事、小说等）的关注。瑏瑥这些新的方式不仅仅对“诗”才有效，而是可应用于一切“文学（语言的艺术）”门类，所以此种“诗学”实为广义之文学理论的代名词。正因此，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始，“小说诗学”、“戏剧诗学”、“电影诗学”等用法才大量地涌现了出来。综上所述，西方古典文化中的“诗学”一词，主要指“诗”（史诗、酒神颂、戏剧、韵文体的寓言等）之创作技艺及原理功能研究；20世纪以后，由于“形式主义”文论家的努力，它才被用于指称广义的文学理论，即对一切语言艺术的理论总结和研究。

2．“诗学”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及现代转换在古代中国，“诗学”一词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专指《诗经》研究，二是泛指一般诗歌的创作技巧和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诗经》早在先秦时期便被称为“五经”之一，西汉以来则成为官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资源，故《诗经》研究的“诗学”实属经学，与《易经》学、《尚书》学、《春秋》学、“三礼”学等并行于世。《诗经》学可上溯至先秦时代，研究历史十分悠久，但是“诗学”一词的直接使用可能迟至唐代才开始流行。瑏瑦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李行修撰有《请置诗学博士书》的奏章，认为《诗经》具有“端本”、“垂化”、“兼听”、“兴古”之四重功用，故宜再置诗学博士以为当世立教。此后，专指《诗经》研究的“诗学”一词经常出现于文人笔下。“诗学”的第二重含义则较晚出现。该含义“诗学”的最早记载出自晚唐诗人郑谷所作《中年》一诗，内有“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一句。这里的“诗学”是指一般的诗歌创作技巧，与《诗经》学的内容全然不同。唐代开始以诗取士，诗歌创作的地位自然跟着提高了；故不只“诗格”、“诗式”、“诗法”之类关于诗歌创作技巧和诗歌自身特征的著作大量出现，而且这一风气还直接催生了“诗学”一词。宋代之后，此词开始流行，并在使用频率上远远超过了第一重含义。检索《四库全书总目》等资料，可以发现元明时期还产生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作，如较早的有元代“四大家”之一范椁的《诗学禁脔》（1卷），而同为“四大家”之一的杨载则在其《诗法家数》（1卷）中列有“诗学正源”一条。明代有黄溥的《诗学权舆》（22卷）、溥南金的《诗学正宗》（16卷）、周鸣的《诗学梯航》（1卷），等等。明人晁瑮所编的《宝文堂书目》、徐惟所编的《红雨楼书目》、赵用贤所编的《赵定宇书目》中，也都收录了不少题名“诗学”的著述。总括而言，第二重含义的“诗学”一词包含了下述几层意思：一是指一段时期内诗歌创作的总称。如毋逢辰于大德十年所撰《王荆公集序》说“诗学盛于唐，理学盛于宋”，大诗人元好问多次指出“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瑏瑧、“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瑏瑨等等。又如，清代鲁九皋著《诗学源流考》，所论自战国至晚明的诗学变迁，其实正是历代诗歌的源流变迁。而上述“诗学”一概都是此意。二是指诗歌的创作实践与技巧。如南宋蔡梦弼著《杜工部草堂诗笺》称杜甫诗为“五百年”之“诗学宗师”，清人毕沅《杜诗镜铨序》评价杜甫诗“集诗学之大成，其诗不可学，亦不可注”，指的便是这层意思。这也是历代文人所云“学诗”之“学”的主要内涵。三是指对诗歌自身的理论研究。正如“诗格”、“诗式”、“诗法”之类的著述，“诗学”的这层含义的主旨本为探讨诗歌的创作问题，但在发掘主旨的同时也涉及了诗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故只是附带谈到的“一部分”。《诗经》学的对象当然是《诗经》，而一般意义上的“诗学”的对象也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明确地说，就是指文人所创作的五七言诗体，即它并未把赋、词、曲等其他韵文形式包括在内。20世纪以来，由于西学大量涌入，尽管有些学者仍然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诗学”一词（如黄节于1922年出版的《诗学》一书，其所指与鲁九皋《诗学源流考》一脉相承，也是叙述历代诗歌的创作演变），但是多数人在使用此词时已注入了新的内涵。如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内容包括中国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结构要素、作法、功能、演进等方面。另如，江恒源的《中国诗学大纲》（大东书局1928年）、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其内容则包括了诗歌的体制、作法、基本理论等方面。这些著作均含有较自觉的理论意识。此后中间经过大约40年的停顿，自1970年代开始，“诗学”著作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先是台湾学者的著作，如黄永武的《中国诗学》（巨流出版社1976年）、程兆熊的《中国诗学》（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接着是大陆学者的更多著作，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王先霈的《中国诗学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余荩的《中国诗学简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等等。与传统“诗学”著作主要强调诗歌的创作与技巧不同，上述著作所注重的都在诗歌的理论方面。

有学者提出，这一内涵只是“诗学”的一部分内容，“中国诗学”应包括诗学文献学、诗歌原理、诗歌史、诗学史和中外诗学比较五个方面的内容。瑏瑩很显然，这里的“诗学”还只限于“诗”的体裁，未曾包含小说、戏剧等，故仍属狭义的诗学范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用“诗学”来指称广义的文学（语言艺术）理论，从而达成其蕴含的现代转换，这是在比较文学学科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之后才发生的。3．作为“文学理论”的诗学及其在中西文化系统中的“知识”定性与定位以诗学来指代“文学理论”，很显然是近代便已发端、而后日益得到强化与普及的“知识”西方化的一个结果。毋庸置疑，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其分类、定性以及架构的方式完全由西方提供。这一局面，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我们能够做的，便是努力争取在西方的构架视域下重释古代的传统，使之在追求分界明晰精确之现代知识的洗礼中得到新的展现———也许这是更加醒豁的展现。那么，何谓广义的诗学呢？就其字面含义来说，可以界定为“关于一个文化系统里面的诗性言说之研究”。“诗性的言说及其研究”就是诗学在文化系统中的基本“知识”定位。但若要进一步追寻“何谓诗性的言说”（如九缪斯的各自属性，实与诗性的功用相关），则必须弄清楚诗学的“他者”。按照西方的经验，这个“他者”就是“哲学”。“哲学”的内核是什么？就是概念的思维以及由概念关系组成的各种命题世界。诗学的边界，即由此一“他者”划定。瑐瑠以下试从与“哲学”的诸重差异来寻求“诗学”的边界：其一，哲学思维追求普遍性（要求摆脱具体性和个殊性），是概念的思维；而诗学的对象是个殊性的事物（主要内涵是鲜明生动的语言形象及其独特个性化的呈现方式），故诗学作为“理论”具有显而易见的双重性与中介性：一方面要求使用概念来追寻普遍共性（摆脱个殊性），另一方面思维的对象恰恰就是个殊性。所以，诗学是一种具有诗性内涵的概念化思维。其二，哲学的思维由“灵魂”中的理性部分来掌管，思考的对象则是“实体界”（概念、范畴、命题构成的抽象世界、“真实界”）；“诗人”的领地被划定在“与真理隔了两层”的感性领域（经验世界），变化不居，长期被哲学排除在对象之外。“诗人”说话，无法自作主宰（自主是理性的特权），他们必须被夺走了理智才能够代神说话（柏拉图）；而亚氏重新给予诗人的理智也只能限于用韵律、节奏或形象去“摹仿”必然或可然的事件（action），而非用概念来揭示事物的因果关联。总体而论，“诗人”要服从“哲学家”的管教。其三，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因果关系（就古希腊而言，尤其是指基于几何学的因果推理关系）；而诗性思维是类比关系。前者是线性的时间先后关系；后者是共时的空间并存关系，依赖想象、联想、隐喻、形象、幻象、虚构或比兴等方式将构成世界的诸因素联结成一整体。

其四，哲学的核心（理想）是求“真知”的认识论。“真知识”是清楚明晰的，不容含混与争议，所以哲学的思维首重“界定”：在求知之前，必先划定边界（定位）、确定对象与范围。诗学的核心是“求美”（延伸地说，亦可以“美”求“善”），它的“对象”往往是鲜活灵动的生命整体，彼此之间难以进行部分与整体的范围分割；一旦予以切割（如用显微镜透析树之叶片），则从显微镜所获取之叶片的“知识”与作为树之整体的“美”之间势必丧失原有的生命关联（不再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其五，哲学的言说以概念和命题为枢纽，因果推导或辩证思维是其展开的主要动力，所以，即使是对话体或诗体的哲学，其形式特征与语言策略也与“诗学”有鲜明差异。相比之下，“诗”（广义）的语言策略更加偏重形象思维或直观领悟，以富有节奏感、韵律感、色彩感的语言来“观物取象”是“诗人”的独特天赋。很显然，上述归纳奠基于哲学与诗学的对抗关系（这一关系在西方的文化与思想演变脉络中起伏穿插，从未真正消停过）。瑐瑡应该指明的是，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式的“哲学”，在中国的传统中也找不出“文学”或“文论”的对抗性的“他者”———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其他的什么“学”。如最具有文学性的《诗经》长期就是经学———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哲学”，而最具艺术性的音乐和舞蹈则与礼仪同构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先秦乃贵族宗法社会，宗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集体的我”），宗族之内等级森严，需要最严格、最繁复的礼制才能维持其秩序，但在知识领域却未曾建构出上下高低有别的层序系统。作为“知识形态”的王官之“四教”或“六教”，其内容各异，相互补充，彼此没有高下之别。

诸子之术兴，始有严整精密的体系之言，其中各自皆有总持全局的纲领与枢纽（如儒家之仁义、道家之自然、墨家之义利），但此纲领与枢纽之体（总德）并非超绝于众德之上，而自成一孤悬纯粹之“一”（如前述西方文化之元素、原子、原型等等）。相反，即凡即圣、体用合一、道器不离、通变相随，是先秦学术与思想的共同仪轨（将两者关系处置得恰到好处，便是时中）；总德与众德之间，也是类似的关系。故先秦时期诸子之相互争讧，往往只辩其是否整全（合乎天道）与偏曲（偏离天道），而不论其知识性质（思维层次）之高下优劣。与此相应，中国的“诗学”与“哲学”（“文”／“道”）关系，虽然亦有以道立文、道“干”文“支”之序次（原道、宗经、征圣以及“文以载道”、“依经立义”诸命题皆缘于斯），但是两者之间并无思维品格上的优劣之辨，相反，中国古人常常追求两者间彼此浑融合一。这种合一就是文与道的整全，否则就是偏曲（“文人”之所以被赋予贬义，就是指处于有“文”而无“道”的偏曲状态）。从文道合一的角度，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中国的“哲学”同时也是“诗学”的，道家如此，儒家如此，其他诸家也都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还怎样让中西诗学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还是只能听凭双方独自显现、各说各话？如前所述，以西释中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宿命。可以说，如何应对西方与传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换的一体两面：中西文化互为“他者”的相互否定与相互肯定，能够推进并促成中国文化的重新建构。诗学亦然，因为诗学与文化本来就盘根错节、相互交缠。因此，倘要使用西方“诗学”观———借助哲学的“他者”所建构的广义文学观———来重叙中国古代诗学，就需要把古代知识系统的构成要素、性质功能以及结构关系做全盘的重整与重释。

二、比较诗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反思

诗学层面的中西比较由来已久，但学科意义上的比较与建构应该始于现代。瑐瑣自王国维以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艰苦探索已经缔结出丰硕成果：钱钟书的《管锥编》以及一系列论文，整体而言依然是后辈鲜能抵达的高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专题性更强的著述相继问世，则将诗学比较往深处做了较为显著的推进，代表性成果如《中西比较诗学》（曹顺庆著，1988年初版）、《比较诗学体系》（、童庆炳主编，1991年初版）、《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杨乃乔著，1998年初版）、《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余虹著，1999年初版）、《比较诗学导论》（陈跃红著，2004年初版）等，至今仍然富有启迪性。王国维所做的尝试最近受到罗钢一连串的质疑与重估，但笔者以为王氏在本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他把美学与文艺理论置放在与哲学、伦理学的相互关系中定位、了解，使得“通西洋之哲学”与“伦理学”成为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必要前提。王国维根据康德、叔本华以及尼采的学说来建立了解此三者关系的知识架构，即在哲学、伦理、美学三大领域之下确立：理性、悟性（今通译“知性”）、感性三种能力，超验、经验两重世界，抽象（先天而普遍）、具体的认知“形式”，直观、概念的知识类别，主观、客观的事物性质等知识层级。美学在此构架中处于连接哲学与伦理学的中介位置。也就是说，美学（含文艺理论）的性质兼具认知的普遍性与实践的特殊性，美同时具有认知（真）与实践（善）的功用。对于美学的这种认识与定位，在比较哲学、比较诗学的具体展开别重要，因为它能够作为一种学术参照清楚地反衬出中国美学（含文艺理论）在中国固有知识体系中的不同定位、性质和内涵。

篇（8）

医院感染的重点部门有手术室、门诊注射室、口腔科、内镜检查室、门诊换药室、急诊抢救室、观察室等。手术室、门诊注射室、口腔科患者多以治疗为主，在这些地方停留的病员数量较多，流动性大，获得医院感染的概率较高。注射室一旦消毒液体、注射器具等出现问题，就会引起较多人数的感染，因其感染的群体性，波及面广，对病员造成危害也较大。口腔科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常接触到患者的血液、唾液，自身的感染风险较高；手术室、口腔科的各种器械较多，容易通过多种途径造成感染，也会给消毒灭菌带来困难。

1.2内镜室感染预防问题

内镜室有关幽门螺杆菌、肝炎病毒(HBV和HC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等都有可能经内镜传播，其中胃肠镜以幽门螺杆菌、沙门菌、假单胞菌；气管镜以结核杆菌、非典型分枝杆菌、假单胞菌感染为主[2]。对内镜进行彻底清洗和消毒灭菌，是预防和控制疾病传播、医院感染的重要问题。

1.3门诊手术室和换药室感染管理问题

近年来，门诊手术数量增加，控制门诊手术室、换药室感染也成了门诊医疗质量提高的重要环节。手术切口感染，但多数感染是因术中细菌进入伤口所致，所以医护人员应该高度重视，严格保持门诊手术室的无菌环境，换药室也要尽量保持相对无菌。

2医院重点部位感染分布

2.1人群分布

①年龄分布:何多多等报道[3]，感染与患者年龄呈“V”形分布。婴幼儿及老年患者感染病种广，感染率高，是院内感染的易感人群。婴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老年患者病情危重，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侵入性操作较多，且多伴基础疾病，是构成医院感染的高危人群。②性别分布:牛凤梅调查发现[4]，医院感染与性别无关，但某些部位感染有性别差异，如泌尿系感染女性较男性高。③患不同基础疾病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不同，根据全国医院感染监测系统1996年监测报告，以恶性肿瘤患者发病率最高，达9.5%，其次为内分泌、营养代谢、免疫疾病患者，发病率为7.1%，而良性肿瘤及未定型肿瘤、妊娠及产褥期并发症及精神病患者发病率较低，均在3.0%以下。④有危险因素的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较无危险因素者高[5]，如心脏外科术后行气管插管患者，插管时间4d以上者为4d以下者的20.1倍，手术时间5h以上者为5h以下者的3.7倍。

2.2医院感染部位分布

美国医院感染的发病率为5.7%其感染部位依次为泌尿系感染、外科切口部位感染、肺炎菌血症和其他部位感染，其中泌尿系感染、外科切口部位感染占整个感染部位的42.0%和24.0%。我国医院感染的发病率为8.0%，以下呼吸道感染、外科切口部位感染、消化道感染和泌尿系感染为主，这4个感染部位占整个感染部位的70.0%，其中下呼吸道感染和外科切口部位感染分别占33.0%和21.0%。医院感染的发病率随手术切口的不同而异，手术切口污染程度愈重，医院感染的发病率愈高。

3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

3.1自身因素

高危科室患者从年龄上看，老年科、儿科由于老幼体弱者较多，机体抵抗力弱；从住院时间上看，神经内科患者病程及治疗周期长；从接受药物治疗看，肿瘤患者使用细胞毒性药物和免疫抑制剂治疗，易发生感染性疾病。

3.2医源性感染因素

医护人员无菌操作不严谨可成为感染源，如侵入性操作、各种插管(导尿管、吸氧管、气管插管等)不及时清洁更换，将致病菌带入体内增加感染的机会；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导致许多耐药菌株的产生；激素用量过大、过滥使机体免疫力有下降趋势[6]。

3.3环境因素

病室是病员密集的地方，由于通风不够造成交叉感染机率大，加上陪护人员的增加，致使环境中微生物含量升高；护理人员进行护理操作，如对出院患者的床单元终末处理及晨晚间护理不符合湿式打扫要求，也使环境中致病微生物增多。

4医院感染产生的原因和问题

4.1医院感染产生的原因

新的致病微生物不断出现，旧的病原微生物抬头；各种先进的医疗技术的使用，特别是介入性治疗；抗生素的广泛使用，细菌耐药性的增加。广泛使用静脉置管，导管菌血症占全部医源性菌血症的75%，菌血症发生率达4.2%[7]；机械通气设备也会增加感染的机会。再加之患者抵抗力的下降，卫生资源的限制等诸多因素是构成医院感染的原因。

4.2存在的问题

各医疗机构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的问题是对于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的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规章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执行力度不够，医院中心供应室存在问题是规章制度不健全，或有章不循。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不分。预防和控制医院感染、清洗消毒的意识不强，医院的医疗器械和设备陈旧，医院感染管理日常工作管理不严。

5、医院感染重点部门与重点部位控制的管理思路

笔者认为，单纯依靠医院自身已很难有效控制医院感染，必须通过卫生系统各部门、单位的通力合作方能取得较好的预防控制效果。以笔者多年来从事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实践经验来看，必须确保以下各项管理及技术措施的实施方能确保医院重点部门与重点部位感染的预防控制。

5.1加强科室感染管理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在医院感染的管理中，组织制度建设应摆在首位。医院感染管理组织协调各科室组建医院感染管理小组，负责科室内日常工作的监督及消毒灭菌管理，分工明确，实现目标管理。院感科对各部门的环境监测结果，定期进行综合分析，制定整改措施并限期整改。建立各科室的质量控制体系，严格执行各项工作制度，消毒隔离制度，消毒管理制度，清洁卫生制度等。

5.2加强院内预防隔离措施，深化“标准预防”理念

将有传染性或疑似传染性患者按有重要流行病学意义病原菌传播途径(接触传播、飞沫传播、空气传播)进行保护性隔离，其有效性已得到欧美国家一些医院的认可实施[8]，但我国尚缺乏系统、明确、严格的执行措施。目前，各种相关的隔离措施已被广泛探讨，正在逐步将“标准预防”的概念和基本规范转化为严格的规章制度。

5.3严格无菌质量的监控

各科室的无菌质量是控制医院感染的首要条件，为了提高无菌效果，主要对各种器械、物品、布类的消毒与无菌进行质控管理。压力蒸汽灭菌效果进行常规监测，包括工艺监测、化学监测和生物监测。使用中消毒液的无菌质控，对内镜室、口腔科、妇产科、手术室根据消毒液作用时间的长短每月定期做细菌培养，保证消毒液无菌合格率达100%。搞好环境卫生学监测，包括所有可能与医护人员及患者接触的物体表面，各个诊疗室空气、各类器械、医护人员的手等。

5.4重视重点部门与重点部位感染护理

5.4.1重视护理单元管理

对供应室、手术室、产房等重点护理单元，严格规范无菌区、清洁区、污染区及半污染区范围，操作流程合理，医院感染管理科人员按《规范》要求认真做好监测工作，对监测结果及时反馈。

5.4.2病区环境管理

篇（9）

    二、文化因素

    英语和汉语属于两种不同语言,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一般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结构方面和文化意义等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英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语言。学习和掌握英语变得越来越重要,语言学的发展已经证明,掌握语言形式很重要,而语言的文化意义也同样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得到更好的结果。语言的文化因素是语言本身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生活。由于这些因素,包括文化因素的词句是很难翻译的。有文化内涵的词语指那些语言中存在的文化内涵和意义随着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当我们想到“松”、“竹”、“梅”,“岁寒三友”将立即想到其意义指的是人的情操,同时还有“不怕严寒”的意思。而在英国,“松”、“竹”、“梅”并不意味着特别的东西,它们只是植物而已。再比如“水仙”在英语中是一个象征春天和喜悦的词语,着名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写了一首诗“水仙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来形容当时的水仙花,同时展示他的心情开朗。而在中国,水仙是一种普通的花。

    三、难句翻译的几种方法

    (一)语义模糊难句的翻译

篇（10）

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不仅谈及了“士”这一群体的来源，发展，性质，精神面貌，还谈及了士所追求的“道”与现实中的“势”之间的关系，对两者不同的处理方法所得到的不同结局。都对我们今天了解当代的“知识分子“是大有裨益的。

到底什么才是士呢？从概念上来看，中西方的士没有较大的区别，书中明确解释，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士这一阶层是有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书中形容为“宗教承当的精神”。

但中国的士（知识分子）与外国的知识分子却有着内在的不同。我们可以用“超然”和“介入”这两个属性来说明。简单来讲，超然，即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领土”，去从事自己的事业、文化、专长等等，与社会士保持独立与分隔的。而介入，是指知识分子在能够“出世”之后又必须“入世”，能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和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针砭时弊的指导政治生活，起到社会良心的作用。两者的不同就在于西方知识分子更具“超然”特质，中国则更偏向“介入”这一点。

西方文化（知识分子的起源）主要来自于古希腊哲学以及基督教两方面。古希腊哲学所强调的是一种理性。书中说的很是贴切：“古希腊的‘理性’主要表现为‘理论的理性’或‘思辨的理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世界一分为二：一方面是超越本体或真理世界，另一方面是现实的世界。”所以这种一分为二的思考模式使他们认为：纷扰嘈杂的现实世界不过是永恒真理世界的一种外在表象而已。“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家的全副生命都应该奉献于永恒事物的探究，现象界尽管千变万化，而哲学家所追求的则只是万象纷纭后面的不变原则”。

即使到了中世纪有了看似较为“世俗化”的基督教出现，提倡人人平等，反对奴隶制度，希望解放劳苦大众......但这所有的一切在本质上依然是超然的。他们主要帮助的是人们的精神，希望人们匍匐于上帝的脚下，靠信仰得到救赎。所拯救的也是人们死后的灵魂（希望死后上天堂），对于现实世界只是一种短时间的“介入”。所以西方的知识分子总是和现实世界保持着距离。

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带有些许“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那么反观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就有一种介入性的“入世精神”。中国自古以来在各个方面都有一种“经世致用”的习惯，喜欢把一切落到现实，实际层面，且尤为注意人伦纲常。以上种种就导致了他们拥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与参政意识。

但是这种“介入”之中又含有着“超然”，即虽然只是分子参与政治等社会事务，但不会为此丢失本身独立的人格和专长所在。可是，中国的只是分子并没有一个外在组织的保护，比如西方基督教有教会，而中国的“儒教”形制松散，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组织，这就使这些知识分子的地位很难受到保障。作者在书中提到：中国的“道统是没有组织的，‘道’的尊严完全要靠它的承担者―士―本身来彰显。因此，士是否能以道自任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他和政统的代表者―君主―之间是否能保持一种适当的个人关系”。[1]西方的哲学家研究的士脱离世俗的物外之理，自然可以和他们的君主和平共处，且他们所研究的道统本身就具有独立存在的能力，所以不必借“势”而存“道”。而在中国，想要行“道”，就不得不借助于“势”投放出来，外在表现为“势”。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弘道”，在现实中也只有通过“从君”才得以实现，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入仕、辅佐君主之外，没有更好的出路。（如秦汉时的士大夫）

但是在大一统的政权下，往往君主为了维护统治要消除“异端学说”，这时“道”与“势”之间就产生了冲突。到底知识分子们还能否“入仕载道”变成了问题。中国古代是一个人治社会，君臣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的亲疏，而不是像西方的法律契约，是一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附属品。如果当文人的”道“和统治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坚持”弘道“的文人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引发种种悲剧。

‘道’与‘势’的份量在现实的天平上更加失衡，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更加艰难，由于中国的道统‘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

所以当“道势冲突”时，知识分子的结局往往有四种：

1.坚定型，往往这种人的结局也最惨，为了“弘道”而“抗势”，比如海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