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美国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走进美国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文化负载词与美剧 

    “文化负载词(cultural-loadedwords)是指标志某种文化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 由于负载着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词汇往往构成了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翻译中的难点,甚至成为信息传递的障碍。 

    美剧是中国人对美国电视剧集的简称。从最早拍摄于1970年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到《加里森敢死队》和《成长的烦恼》再到热播的《越狱》、《别对我说谎》等,所有这些让我们走进美国,走进美国家庭,淋漓尽致的全方位的体验美国文化。现在收看美剧的观众大多数是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这些年轻人受教育程度高,能够较为积极的接受西方文化,加上互联网技术的成熟,网上在线观看更是观看美剧的主要方式。因此字幕译文对欣赏美剧至关重要,观众通过字幕译文就可以真实了解和感受剧中原汁原味的内容和情调。 

    本文根据《绝望主妇》第一季的字幕译文,分析剧中蕴含的独特美式文化内涵,探讨美剧字幕译文是否有效的把这类文化负载词传递给目的语观众,并归纳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二、目的论 

    目的论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盛行的功能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费米尔创立的翻译目的论,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必须有译文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目的原则。译文必须能让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而《绝望主妇》这部系列剧的播出具有明显的目的性,要达到较高收视率,进而赢得巨大的商业利润,就必须借助精彩的字幕译文。由此,目的论的观点与字幕翻译的关系就十分紧密。目的论的基本观点如下: 

    翻译并不是一个转码过程,而是人类一种具体形式的行动。凡行动皆有目的,一次翻译亦由目的支配。在任何一项翻译行动开始之前,必须首先弄清楚它的目的是什么,否则无法进行翻译。 

    在目的理论的支配下,翻译的立足点在目标读者和翻译任务委托者身上,特别是放在目标文本他们所属文化中的功能上,译者必须根据目标文本在目标文化中所要承担的功能来决定在翻译中应当采用何种方法和策略。 

    从译者的特定目的来说,源文本是翻译委托的一个组成因素,也是影响最终译品形成的诸多因素的基础,但源文本在翻译中占据何种地位,它必须由译者这个专家决定,而译者做出决定时的关键因素则是特定情境中的交际目的,而不是源文本本身的地位。 

    三、字幕文化负载词的具体翻译方法(以《绝望主妇》中文字幕为例) 

    (一)直译 

    直译是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或翻译文字。采用这种方法,原语中的文化负载词就会原封不动的移入到目的语中,原语的文化内涵便得以保持。 

    例1:Lynette: I know someone who knows someone who knows an elf,and if any of you acts up, so help me, I will call Santa, and I will tell him you want socks for Christmas.You willing to risk that? 

    译文:我认识个朋友,她的朋友里有人认识一个小恶魔。所以,今天如果你们谁捣蛋,我马上打电话给圣诞老人,我会告诉他,你们圣诞节只要短袜就可以了! 

    这句活出现在第一季第一集中,Lynette带着自己调皮的儿子参加Mary的葬礼,为了能让儿子表现好一点,以至于不让她在众人面前丢脸,她利用圣诞老人来吓唬她儿子。Santa这里是指圣诞老人的意思,现在中国人对这个词已经不陌生了,所以直译为“圣诞老人”不会给观众带来理解上的困难。 

    例2:Lynette:Yes, Renee was always the one with the fashion sense. Before I met her, I’d never even heard of Gucci or Prada…Or Chlamydia. 

    译文:雷尼是非常有时尚感的,认识她之前,我都没听说过古琦和普拉达这些奢侈品牌…哦,还有整容后的衣原体感染我也没听过。 

    Renee和Lynette是大学的好朋友,她嫁给了棒球运动员,她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在Lynette面前炫耀自己,而Lynette也不甘示弱,总是挖苦她。这句话是Lynette向自己的朋友介绍Renee时说的,“古琦”和“普拉达”这些都是时尚的奢侈品牌,现在中国人也都比较熟悉这些品牌,所以这里直译就可以了。 

    (二)意译 

    当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中的概念意义和文化意义不同或者有冲突的时候,某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就出现了困难。这时译者必须要优先选择文化意义,优先完成文化意义的传递。意译能够完成功能对等。在美剧中,大量的口头俚语和文化负载词都可以通过意译产生预期效果,并符合口语表达习惯。 

    例3:Bree:Change in behavior is a warning sign and you have been as fresh as paint for the last six months. 

    译文: 怪异的行为是一种信号,之前半年都还正常。 

    在这个句子中,译者对as fresh as paint这个短语进行了意译。如果直译为“之前半年像油漆一样新鲜”就会让观众莫名其妙了,这样的意译比较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让人一目了然。 

    例4:She didn’t cook much while moving up the corporate ladder. She didn’t have time. 

    译文:然而在她事业蒸蒸日上的那段时间,她很少下厨,因为她没有时间。 

    这个句子中出现了move up the corporate ladder,译为“事业蒸蒸日上”。能够形象的说明Lynette的职业生涯情况。如果直译为“爬上……梯子”,那效果全无。 

    例5:Guess we found the skeleton in her closet. 

    译文:看看我们能不能在她的衣橱里发现什么? 

    这句中,“skeleton in one’s closet”就表示一个人要“极力掩盖的丑事、秘密”。Susan等四位主妇按照当地习俗在好朋友Mary Alice的葬礼之后为其整理衣物,无意中发现了一封信。她们四个与Mary的关系非常亲密,“丑事”这个词带有贬义,不能用在好朋友之间。但是在译文中的“发现什么”无法表达“skeleton in one’s closet”这个短语想要表达的含义。建议译为:看看我们能发现什么秘密不?

    (三)替换 

    如果原语与目的语的文化差异太大,直译与意译都不能充分或者有效的达到预期效果,影响观众欣赏作品,译者可以选用目的语中类似的表达方式来代替原语。 

    例6:Bree:This is half the reason I joined the NRA. Well, when Rex started going to those medical conferences, I want it in the back of his mind that he had a loving wife at home with a loaded Smith & Wesson. 

篇（2）

一、美国自然文学的概念

自然文学就其字面理解，无非是以自然为主题进行写作。但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却十分丰富。它是在美国特殊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自然文学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的新颖和独特。从形式上看，它属于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从内容上来看，它主要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简而言之，美国的自然文学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身体和精神的体验。

美国自然文学的意义在于它的创新。在西方文明的传统中，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精神与物质、自我与环境、人与自然分隔开来，区别对待。而美国自然文学的发展动力则是要将精神与物质、自我与环境、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它由最初纯粹的自然史，到将文学揉进自然史；由早期的以探索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为主的自然散记，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存的自然文学。我们可以说，从美国自然文学的发展趋势中，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

二、美国自然文学的发展

自然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产生于现代，可它却是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有其历史渊源。

17世纪的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和威廉・布雷德福德的《普利茅斯开发史》都是以描述性的散文体写就，其语言清新简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为日后的自然文学独特的文体奠定了基础。

18世纪的乔纳森・爱德华兹在他的《自传》和另一部《圣物的影像》中大胆地将内心的精神体验与外界的自然景物融为一体，以比喻的手法，表明上帝把整个物质世界造成了“精神世界的影子”。18世纪另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威廉・巴特姆，被成为美国“第一位在欧美大陆的文学界获得声誉的人”。他的代表作《旅行笔记》不仅反映出作者作为一个自然之人的哲学思想，而且对欧洲的浪漫主义产生了影响。人们通常认为，自然散文只是到了18世纪末才成为一种独特文体，它以巴特姆的《旅行笔记》的问世，作为自己趋于成型的标志。

到了19世纪，随着诸如托马斯・科尔的《论美国风景的散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论自然》等作品的问世，美国作家才开始把新大陆的风景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源泉。在此之前，美国的作家与艺术家往往是把目光投向欧洲大陆，去寻求文学艺术创作的文化根基。科尔在《散文》中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联系不是着眼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说欧洲代表着文化，那么美国则代表着自然。生长在自然之国的美国人，应当从自然中寻求文化艺术的源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科尔创建了美国哈德逊河画派，提出了“以大自然为画布”的宣言，吸引了一批被爱默生称为有着“新的眼光”的大自然的画家。后来，这个画派的作品与美国自然文学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长期以来，爱默生的精神及其人文思想一直是美国文化及文学的研究重点。但是目前在国内，将“爱默生与自然”作为主题进行挖掘与探讨的人并不多。其实，无论从爱默生所信奉的超验主义及其著作，还是从其生活和日记中，都不难看出他对自然的特殊情感与密切联系。就爱默生的著作而言，他的第一部作品便是《论自然》。他改良了爱德华兹的观点，明确指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

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曾于1985年在《美国遗产》杂志上所列的“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中位居榜首。他被视为美国文化的偶像，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然作家。他的精神被视为美国文化的遗产。而《瓦尔登湖》也成为众多梭罗追随者向往圣地和效仿的原型。人们通常把梭罗视为爱默生的“圣徒”。从二者在自然文学中的作用而言，他们有着相似的灵魂。从现代的眼光看，梭罗在美国自然文学中所起的作用似乎比爱默生更胜一筹。梭罗不仅把爱默生的理论付诸实践，而且比爱默生超前一步。他预见到工业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的观点。

美国自然文学在20世纪有了新的发展。20世纪之前的自然文学有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作者对自然持乐观进取的态度，希望从中寻求个性的解放，文化的根源和精神的升华，但是他们的思索与写作的着眼点仍限于自然与自我或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范畴。只是到了20世纪，随着诸如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以及玛丽・奥斯汀等跨世纪自然文学作家的出现，自然文学才展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这时的自然文学开始展示的是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人类与生态的和谐。

从广度上，20世纪的自然文学已经不再局限于美国的东海岸，而是覆盖了几乎整个美国本土。随着奥斯汀、迪拉德和威廉斯等女作家的出现，原来以男人为主导的自然文学领域开始有了女性的声音。这种以不同的地域为背景，用不同的声音来描述自然的状况，使得美国自然文学形成了一种多维的组合，因此而显得多姿多彩，生动活泼。从深度而言，由于20世纪的自然文学作家大多掌握了自然科学和人类生态学的知识，他们无疑获得了比他们前辈更深刻的洞察力。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州一个被人遗弃的农场里，提出了“土地伦理”的概念，呼吁人们培养一种“生态良心”。爱德华・艾比在没有人烟的西部沙漠中，提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模式：对立――妥协――平衡。特里・T・威廉斯则在盐湖边，呼吁人们视荒野为一种情感，像热爱一个人那样去热爱荒野。在当代自然文学作家的心目中，人与自然已不再是“我和它”的关系，而是“我和你”的关系。他们认为已经没有一个单纯的自我，而只有与所生存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的自我，他们所信奉的已不再是“优胜劣汰”，而是“共生主义”。

三、总结

总之，自然文学是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意识，激励人们去寻求一种高尚壮美的精神境界。在美学上，它展现了中自然清新、别具一格的审美取向。探索这一领域，将会像当初欧洲移民发现新大陆一样，令人在一个又一个新奇发现中激动不已。

参考文献：

[1]亨利・纳什・史密斯.处女地[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2]安妮・迪拉德著.余幼珊译.溪畔天问[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篇（3）

    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命若琴弦》)、《大红灯笼高高挂》(《妻妾成群》)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着名的PaperRepublic(纸上共和国)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

篇（4）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20X（2016）35-0073-02 收稿日期：2016-05-06

作者简介：张冰洁（1980―），女，西安翻译学院讲师，西北大学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英语教育。

对于教育来说，其关键在于教育质量的发生，而教育质量发生情况的好坏则在于考核的结果，因而教育考核的办法事实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于人文社科教育来说，无论是英语专业的学生，还是中文专业的学生，外国文学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阵地，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来说，外国文学则注入了另一股血液，那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文精神。

在新世纪的今天，中国也进入了全球化的范畴之中，人才的培养是关键，因而必须对西方的文化也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而外国文学则成为了其中较为关键的一个环节，自然外国文学课程的考核方式，无论是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还是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而目前开设的外国文学课程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那就是考核方式的陈旧与落后，导致了教育质量得不到最终的提高，有鉴于此，笔者立足外国文学教学，从中文专业的角度，来谈谈外国文学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

一、以能力培育为目标的改革理论基础

考核方式的改革，从实际上来说，并不是对一次考核的改革，而是对外国文学教育的改革，因为从考核方式的改革来说，这是不合时宜的，教育质量的发生，是一个连续而持久的过程，如果单就考核方式这个内容来改革，那无异于缘木求鱼，故要从考核的基础来先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也就是对外国文学教育的过程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探讨考核方式的改革。

1.文本细读与文本阐释综合

对于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来说，其目标在于引导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文艺作品，而不仅仅是一个走马观花地对课本的传输，但目前存在着极为广泛的现象即没有文学作品的细读环节。不可否认，现在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学成为一门边缘的艺术，对于当今的大学生来说，其文学作品的阅读数量与教师这代人来说，有着较大的差距，众多的大学生其外国文学作品的读量都是极为缺乏的，而这种阅读量的缺乏导致如果仅仅是从课本的解读和文学理论的直面宣讲来说，对他们无异于天方夜谭，因而这对于文学作品鉴赏能力的提高、审美特质的把握，就更是一种揠苗助长了，故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有一个新的环节，那就是文本细读。

从文学教育来说，文本细读本来就是对文艺理论的要求，它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新批评理论的一种文学主张，其主旨在于对文学作品的言外之意进行挖掘，要求批评家对于文本中的每一个词进行批评注释，然后从词句的搭配等多个方面，找出隐含于文学作品之内的作者所要表达的每一个细节信息量，从而真正地达到对其作品的解读，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自然这对文学批评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从而笔者认为这对外国文学教学来说，在当下有着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事实上笔者所认为的文本细读对外国文学教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一是它可以带领学生走向文学作品，亲身研读文本，当然这也不是对每一个学生都是切合实际的，但是可以采取分组的方法使得学生加深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从而在一定的基础上增强其文学作品的感受能力；二是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文学有全新的理解，尽管这样的文本细读或许也只能增加其一小部分的阅读量，但是却能使他们对外国文学有一定的了解，甚至还可能带动一部分人的兴趣，从而培养其阅读和学习的兴趣；三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部分，即在这个基础上，教师能够更好地深入作品，挖掘异域的文化内涵，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而不至于使得学生产生过于盲目的感觉。

但是对文本的细读只是教学的一个方面，相对来说，更为重要的则是对文本的阐释，因为文本的阐释有助于其理论的深化，从而达到对课程的深度和意义的多层次的解读，使得多种可能性和多种解释出现，这才是外国文学的教学目的，对于外国文学的教学来说，不仅是一种文学的教学，而且也是对文艺理论的一种深入与阐释，如果失去了这个高度，自然也就失去了外国文学教学的意义，从而对外国文化的了解不能实现质的提升。

2.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升其文化理解的能力

外国文学的教学，实际上是文学史的教学，而对于外国文学的本质来说，也就是文本来说，却在一个极为次要的位置，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且身处信息时代的今天，文学艺术边缘化的加剧，使得这个现象更为严重，因而笔者才在上文中重视起文本的细读，但是这个细读的过程以及与文学理论相结合的过程，依旧不能解决一个文化传递的过程，故必须更加深入地对文化进行理解，从而找出西方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真正地完成对现代西方文学走向的理解，因此这就要求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从文学作品入手，理解和深化对外国文学的理解，从而开阔学生的视野。

对于学生能力的形成来说，外国文学教学不仅仅在于其对外国文学的文本理解的能力，故要真正地了解外国文化，仅仅从文学文本入手是远远不够的，还得了解其相关的阐释，这也就是文艺理论家对相关文本的阐释，从而使得学生掌握文学理论，理论知识是学生能力实践的基础，又是其转化成为自己能力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这便是外国文学课程开设的根本意义，因而需要有相应的理论实践过程，而这个过程综合外国文学的特性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在外国文学的文本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这个二次创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要求学生在每个学期内，阅读十到十五部外国文学作品，然后在这其中选择学生自认为最优秀的作品进行再创作，即可以表现为读书笔记，也可以表现为以全新的艺术形式呈现，如戏剧、评书等表现形式，从而使得学生对自己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深化，然后组织相关的读书交流会，交流会中，将学生们的成果展现出来，或者是鼓励理论掌握比较深入的同学进行论文的写作，从而对其向理论性研究转变的学术培养。

另一方面是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专业的设置转型，对于大多数中文教育教学来说，其最为普遍的职业选择也在于教师的培养，因而在外国文学的教育教学中，可以进行相关的解读和讲课，也就是在进行相关的教育教学内容中，教师可以组织对相关的文学教材中的文学作品进行详细的解读，然后再进行教育教学的比赛。

二、以能力为核心视域的外国文学课程考核方式改革思路

以能力为核心视域的外国文学课程考核，不能再与传统方式一样，而应是一个信息过程的传递和一个能力过程的传递，因而应注意考核思路的制订与考核的过程性理念的加入。

1.多元化的考核方式改革思路

对于多元化的考核方式来说，则应该注重几个方面的多样化，首先是目标的多元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的目标。知识的目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传统考核方式的主要部分，不论怎样都是不应该缺乏的。这对于外国文学教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对于传统的来说，却成为了全部，故显得不够科学。

（2）能力的目标。能力的目标对于外国文学来说，则是最为主要的，即是一个鉴赏力的培B，主要考查学生对于外国文学文本独立分析的能力，而这主要包含了学生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阅读习惯的养成，以及准确地把握文本处理的能力。

2.过程化的考核思路与理念的制订

对于教学质量的生成来说，诚如上文所言，这是一个过程化的东西，因而这也是一个多元化思路的过程。对于外国文学的考核方式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改革：（1）主体的多元化，即教师不再是考核的主体，而只是一个内容的提供者，而具体的考核内容与方式的制订，则可以是多样化的、全面化的，例如对于内容来说，可以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制订，也可以从文本解读的角度来说。（2）鉴赏力与能力的考核，在很大的程度上，既是一个知识信息的考核，又是上文所说的知识的考核。而鉴赏力的考核，则是一个能力的考核，对这种内容的考核来说，可以通过文章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教育教学设计以讲课或者是说课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样的思考，是一个过程化的改革，因为从主体来说，对考核方式的思考，如果没有在学习中进行思考，是呈现不了东西的，而鉴赏力的考核则更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尤其是对外国文学，这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双重结合，如果这两者之间缺少了一种文化的理解，就不能有水平地表现出来，因而对于外国文学教育来说，就必须进行一个过程化的考核与过程化考核理念的加入。

参考文献：

赵世举.中文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时间.中国大学教育，2011，（11）.

袁文平.外国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中国成人教育，2007，（10）.

篇（5）

二、在古代文学课中进行大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的尝试

从古至今，文学的基本价值之一就是启迪思想、陶冶情操。许多文学作品、文学家本身，都是非常生动形象的教育资源。可以说，文学是人文素养教育实施得最好的一块阵地。在当代，依然是与社会密切联系、经世致用的重要途径。文学要更好地生存发展，还有一点是让人们认识到自身的实用性。有人认为文学是精神领域的事，没有多少实用性。如果深入思考，不难发现，文学的实用性就渗透在平时的点点滴滴中，从日常的口头表达、写文章、搞创作，到书面的语言文字、及文学作品本身所负载的思想意蕴和文化信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精神营养，对人的身心时刻都产生影响。古人认为文以载道，读书人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中知人事的圣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心雕龙•原道》：“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这就是文学的大用。古人从整体观上研究天地人的大学问，其中都有很丰富的人文内涵。不管是文学的经世致用，还是学生的学以致用，都要让文学去用，在应用的过程中，为当代社会服务，彰显其存在价值。在古代文学课中进行人文素养教育，形式有多种多样。就个人的教学实践，有几点尝试比较受益。

（一）灵活地应用经典教育

这种形式虽简单，但效果最理想。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丰富的人文资源。其中，经典教育是一个亮点。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理论与方法，培育了许多通才式的杰出人物，至今，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与人性的光辉。其培养人才的科学性和难以估量的人文功用，正被广大民众所认知和接受。如德慧智教育理念，就是国学名家熊春锦先生在长期深入研究民族文化和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东西方科技文化的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运用最新科学成果，从医学人体生理学角度，提出的一套具有完整体系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是高度重视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全面深刻培养慧智同运型人才的普适性极强的教育理念。经典是智慧的源泉，其中不仅积淀了先民的深层文化心理，而且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更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朱自清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特别指出：“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他将通晓经典提到国民义务的高度。当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文化格局的多元化，更使每一个中国人有责任了解本国的文化元典，弘扬民族根文化。什么样的文化滋养什么样的人，经过本民族经典文化熏陶的人，气质中透发的也是民族的思想灵魂与内在素养。具体教学中，讲先秦文学时，要涉及到大量的经典著作，课堂讲授之外，可以运用德慧智教育理念中的经典学习方法，如安排老师和学生定期集体学习经典（课前20-30分钟一起诵读经典）；或组织兴趣小组，让学生集体学习；或布置作业，让学生课后抄写经典（篆体或繁体）。这些环节都可与课堂讲授配合进行。抄写经典，使学生在抄写的同时，既熟悉经典内容，又了解汉字的不同形体。中国的语言文字，并不只是单纯的语言交流工具，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小博物馆，是民族发展的历史见证。有人盛赞中国文字是一种理智信息，是慧智型文字。其中负载着古代科学知识和文化观念的全息标志，是固化了的信息模块。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自然亦是信息的载体。通过观察、比较这些字形及其负载的信息，从汉字的变迁中了解民族文化的思想嬗变。而且，集中精力抄写经典，与全神贯注进行书画创作，对人的身心具有异曲同工的效用。现代科学的进步，不可辩驳地证明了古代经典教育的科学性。脑科学研究发现，人体大脑的语言功能区，有位于前脑的布鲁卡区与后脑的威尔尼克区。使用中文的人，平时主导语言功能的是布鲁卡区，这一语言区与运动中枢区紧相毗邻。接近运动区，就与运动有关，显然，学习中文要多动口读、动眼看、动手写。据BBC科技报导，英国研究人员也发现，说汉语的人可能比说英语的人更多地使用大脑，因为说汉语的人讲话时同时使用大脑两边，说英语者只使用大脑一侧。人体大脑中，左脑的功能主逻辑、意识思维，右脑的功能主艺文、慧性思维，当学习使用篆体等文字形体时，无意中在开发人的右脑，有助于培养右脑的图像思维能力。若左右脑并用，就是在开慧益智，慧智双运。美国一些专家也感悟到，汉字有书法的节奏感、线条美，方块汉字的“形”能传递丰富的理性信息，既有猜读的可能性，又有联想余地，更能充分均匀地使用大脑两半球，有助于思维能力的发展。已有人提出以学习汉语来提高西方儿童的智能和老年人的康乐水平。诵读经典时，可以应用古代经典教育的优秀方法——观诵法，边读边想经典的篆体或繁体字形，把自己的心、脑、口、手、眼、耳各个器官都动用起来，尤其要动脑用心，把经典中的每一个字真正读进脑海里，内化于心中，心脑合一学习经典，让经典充分发挥开启灵感思维和深层智慧的功用，而不是有口无心，只停留在口头耳边，效果不明显。这种学习，每次量小时间短，但贵在坚持，养成习惯，学习的过程本身就在培养学生做事持之以恒的毅力。“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经过经典的潜移默化和长期熏陶实践，最明显的变化是，学生的写作能力都有普遍提高，基本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个别学生在行为举止和礼貌方面，一学期中，学习前后有明显的变化。在测验中，大部分学生都很真诚地写了自己的学习感言，有的说学了经典之后，心胸开阔了，由原来不喜欢中文开始变得喜欢学习；有的说对民族文化有了认识，有的说自己有了责任感……总之，虽然个人深浅不同，但或多或少都有收获。这些效果，都是读写经典的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与原来在课堂上理论性地强调、却收效甚微相比，的确是截然不同。可见，观念和方法的改变，会产生迥然有别的结果。

（二）让学生参与教学活动

古代文学的教学中，还可以适当地布置一些内容，让学生自己当老师来讲，既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也锻炼他们的各种能力（如查阅资料、总结概括、逻辑思辨、语言表达等），同时让他们也切身体会到老师讲课的不容易，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增进师生间的理解和交流。从学习态度方面，通过自己认真准备，真正走进作品，走进作家的世界，走进古代文化浓郁的人文氛围中，从容地理解、实践“与古人居、与古人谋”的学习方法，深入体会文学的内化作用，改变文学无所用的认识误区。学生讲完后，让其他同学进行点评，看到别人长处的同时，也发现自身的不足，有助于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从而避免自己不参与又不愿听别人讲的现象。其实，在这些过程中，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每个学生的长处和优势。从锻炼能力方面，根据课堂实践的情况，有些同学的确很有演讲天赋、或表达才能，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或不知道如何去发挥自己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这对老师的因材施教、以及今后的教学，都是很有益的提示和促进。从掌握知识方面，学生平时的听讲、看书、自己学习，基本上都是在接受信息，是积累输入的过程；而讲课实践、讨论发言，则是表达思想、信息输出的过程。积累与表达，正好是一入一出，可以相互补充促进。有了一定知识储备与积累，经过思想的加工提炼，再把它表达出来。而表达的过程，既可检查知识的掌握情况，又可巩固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还能锻炼口头语言能力。所谓“言为心声”，即是此意。

篇（6）

1中国情结

传播学权威拉斯韦尔提出“5W”传播模式，五个基本要素构成传播学研究中的五个基本内容，即传播主体（控制分析）——讯息（内容分析）——媒介（媒介分析）——受众（受众分析）——效果（效果分析）。作为传播主体的赛珍珠，以中国题材故事为讯息，通过文学作品这一媒介，传播给西方受众，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赛珍珠在襁褓中就被父母带到中国，在中国接受了初等教育，自孩提时代起，她就受教于前清秀才孔先生，熟知儒家的伦理观念。她一家从未居住在秩序井然的外国租界，而是和中国普通百姓混居一起，了解熟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赛珍珠在庐山牯岭生活多年，庐山上修建的儒释道的庙宇承载中国千年的文化积淀，传教士的背景使之具有丰富的有关中国民间生活的知识，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共同模塑出赛珍珠的中国文化特性。而其骨子里流淌的美国血液，来自家庭的西方文化熏陶以及在美所受的高等教育等背景则带给了她西方文化特性。文化混血儿——这一独特的文化身份使得赛珍珠评判中国文化的眼光超越她同时代的大部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西方学者，前者拘泥于中西文化优劣之争的一元论，后者常以西方文化本位态度审视异质文化。赛珍珠以更加客观的文化精神发掘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藏和糟粕。因此，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符合传播学上“信源可信性”标准。赛珍珠以写作为自己的主业，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在中美文坛乃至世界范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大地》是美国小说史上最著名的畅销书之一，荣获普利策奖、豪厄尔斯最佳小说奖，还是赛珍珠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因素，同名改编电影风靡世界，观影人数达到6500万人。几乎所有书写或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如史景迁、费正清、韩德、伊罗生等史学家都在其论著中提到影响了西方中国观的《大地》［1］。作为一名主要书写异族，而文学观又面向大众的女性作家，赛珍珠对后来的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作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华裔知名女作家汤亭亭说，赛珍珠以“如此的同情和感同身受”呈现中国角色，让她了解了她的父母，让她了解了在美华人的先祖和他们的社会［2］。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也说道：“她‘误导’了我……使我以为所有作家在书写他者文化时都是充满同情的，感同身受的，诚实而率直的。”［2］赛珍珠是她所处时代的中国通，其权威性不仅建立在《大地》上，她还是广受欢迎、享有盛誉的畅销书作家、时评家、演讲家，社会活动家，以其对中国的独特理解和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达到了一定的影响力、普及率和认可度。

2巨大贡献

从广义上来讲，媒介是指一切能使双方发生关系或联系的人和事物。从狭义上说，媒介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必须借助的物质载体，它可以是如信件、电话等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媒介，也可以是像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3］。赛珍珠以其中国题材的创作为媒介传播中国文化。赛珍珠最伟大的贡献是颠覆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在赛珍珠于1930年代出版《大地》等系列中国题材小说走上美国民众视野之前，美国的中国形象主要来自传教士、作家、政客以及在美中国文化飞地——唐人街。中国仿佛是存在天边的乌托邦，是神秘、异国风情、浪漫的代名词。这一观点与《马克•波罗游记》一脉相承，从美国建国伊始，1784年2月，费城始发的“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启航首次前往广州，揭开了中美贸易的序幕。而中美的文化交流则始于19世纪初叶，以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东来和他们在中国从事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活动为标志。其中，名气最大的是19世纪末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1845—1932），他在鲁西北传教30年，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代表作是《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Characteristics），此书被认为是19世纪有关中国国民性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位列来华传教士的必读书之首，而且是各大学有关远东课程的必读书。明恩溥从中国人的生理、心理、品行和伦理四方面提炼出中国人的26个特点，其中18个代表了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包括：爱面子、讲究规矩、缺乏时间观念、缺乏精确性、误解的天性、拐弯抹角的伎俩、圆滑、思维混乱、没有紧迫感、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不在乎舒适和便利、缺乏同情心、互相猜疑、缺乏真诚、多神和泛神崇拜及信奉无神论等［4］。明恩溥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在华传教士对中国人的看法。美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最初产生于19世纪末，当时的美国人将留着大辫子的“苦力”形象作为华人独特身份的标志，旋即在美国文学中出现另一个华人形象——“异教徒中国佬”，源自西部边疆小说家布莱特•哈特1890年发表的一首讽刺诗《诚恳的詹姆斯的老实话》（PlainLanguagefromTruthfulJames）。诗中描绘了一个外表老实内心却十分奸诈的华人赌徒阿新（AhSin）如何出老千赢得赌局的故事，诗中一句“低贱的华人毁了我们”（WeareruinedbycheapChinese），成为了白人排华的口号。傅满洲，是1913年由英国作家萨克斯•洛莫尔首创的一个阴险狡诈的海外华人形象，被视为“黄祸”邪魔，他集聚整个东方民族的神秘、残忍、狡猾和奸诈于一身，恶贯满盈，但每次都侥幸逃脱。1929年，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拍摄了第一部《傅满洲》电影——《傅满洲的面具》。影片的宣传单写到：“他的手指一动就是一个威胁，他的眉梢一挑就是一个恶兆，他的斜眼一眨就是一种恐怖。”在电影海报上，白人男女主角都被画成在傅满洲的巨影之下吓得缩成一团，傅满洲的人像高高矗立，笼罩住了他们渺小的人影［5］。与“黄祸邪魔”相比，另一个知名的华人形象大侦探陈查理，显得较为正面。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DerrBiggers）1925年出版的陈查理系列小说中塑造的角色。在他身上，虽有东方智慧正义的一面，但主要还是一个沉默寡言、口齿不清、神秘莫测、经常引用些古怪的中国谚语的华人形象。从异教徒阿新到黄祸邪魔傅满洲，再到伪英雄陈查理，主流的美国的中国形象都是负面消极，真正以平等且实事求是的态度书写中国人和中国事，并以积极正面的中国人形象走进千万美国人心中的是赛珍珠的《大地》、《龙子》等小说。赛珍珠的中国题材小说主要借助于传统的纸质媒介尤其是书籍为载体，同时也有部分作品被搬上银幕和舞台，影响面更大，如抗日神剧——《龙子》，极具感染力，激励了许多美国士兵奔赴中国抗日战场，在网络技术蓬勃发展起来之后，借助网络的推波助澜，赛珍珠作品达于天下所能达之处，使得中国文化更快、更广传播。赛珍珠的传播策略也独具匠心，她在创作时常考虑的是如何使作品吸引外国读者，涉及三点：一是要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这是小说美学的关键，因此她必须有效消除中国文化对情感效应的阻碍，从百年来中国文化被浪漫化、异类化、妖魔化的传统中突围；其二是满足美国在新时代其国民对世界知识的渴望，但同样要避开异质文化因子的干扰，而且不能像学术专著那样枯燥；其三是打通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传统之间共同的价值通道，让读者感受到人类共同的困境与欣悦，赋予中国角色以现代性概念中的个体“人”的身份与西方读者共历“人”的一切［1］。

3细说中国文化

从早期描写中国女子婚姻家庭生活的《东风•西风》，到中国农民三世同堂的家世小说《大地三部曲》，再到小说《龙子》和中国封建大家庭故事《群芳亭》，及反映的作品《北京来信》和《梁太太的三个女儿》，还有非小说题材创作，如《东方的烹调书籍》，自传《我的中国世界》，《帝国女皇》和在杂志发表的多篇政论文，如《现代中国的创新精神》、《自由中国行动起来》等，虽然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等历经了演变，但无论是介绍中国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群体的主题也好，反映的中西文化冲突与共融的主题也好，还是对中国抗战和政治道路选择的主题也好，都没有脱离过中国文化这个母体。根据文化的“三结构”理论划分，赛珍珠创作中蕴涵的中国文化可以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加以阐释。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那些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如丝绸、瓷器、中国菜肴、风筝、观音、建筑、书法等在她的创作中比比皆是。在《中国之美》中，赛珍珠如数家珍般讲述琳琅满目的丝绸，气势森严的古典建筑，巧夺天工的雕花檀木椅子，高悬墙上典雅的丝绸卷轴古画，古色古香的家藏瓷器等。在《大地》中，描绘了中国的婚礼、丧葬、祭神、庆生等习俗，还反映了中国的茶文化。而翻译《水浒传》，这一中国民俗百科全书，更是把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介绍到西方。在制度文化层面，赛珍珠创作中体现出的中国文化最为典型的是婚姻制度和科举制。在《大地》中，王龙娶妻是依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后要“夫妇合”，但这种“夫妇合”是建立在“妻从夫”的片面服从关系上。封建社会为了维护父权家长制的利益，给妇女戴上三从四德的镣铐。阿兰终生操劳，任劳任怨，王龙发家后嫌其貌丑，娶了荷花做妾，她也无权干涉。旧社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可见一斑。父权家长制还导致中国人“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观念，中国农村过去存在的溺婴现象在小说中展现，阿兰亲手溺死刚生下的女儿。王龙送三个儿子去读书，却不送女儿读书，他相信，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还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东风•西风》中，母亲教导即将出嫁的女儿——女为悦己者容，含着泪水把女儿的脚裹成三寸金莲，为的是博得未来夫君的欢心，更重要的是，多生子嗣，添丁进口。秉持老观念的父亲对儿子找了一位洋媳妇怒不可遏，认为儿子大逆不道，违背祖训，把他扫地出门，取消了他的财产继承权。在《我的中国世界》中她推崇中国的科举制，认为这种唯才是举的考试制度，基于儒学“学而优则仕”的教育宗旨与“有教无类”的公平原则，相比于任人唯亲是一大进步，而且也比英国的世袭制公平，因为它鼓励年青人发奋读书考取功名，有利于国家招募到有真才实学的人。此外，赛珍珠的作品还体现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感情和民族性格等精神文化。其中，较为集中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孝道和恋土情结。中国的孝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要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就必须认识中国的孝道。孔子的孝指“孝、悌、忠、信”，孝悌就是规范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也即家庭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忠信也是规范人际关系，涵盖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人际交往。《大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孝道文化。落荒逃难路上，乞讨来的食物要先给老父亲；王龙清早起床首要的事是烧水为父亲煮茶；父亲责骂他是一句也不还口；好赌的叔父来借钱，实为有借无还，王龙还是给了他钱。老秦对王龙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赢得了王龙的信任。恋土情结与中国几千年来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的传统息息相关。土地是农民最宝贵的生产资料，农民的所得几乎全部来自于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对土地的崇拜升华到一种宗教般的虔诚，突出表现为“土地神”信仰。《大地》中王龙在旱灾面前，穷途末路，全部家当都卖掉，但却不舍得卖掉土地，因为只要有地在，就留住了根，就有希望从头再来。在获取意外之财时，他首先便是买下羡慕已久的地主家的肥田，待到资产丰裕时，更是广置田产。当已是暮年的王龙听见儿子们在商量在他死后卖地时，他流着泪说：“一个家要是到了卖地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家要完了。”在接妻子阿兰回家的路上，夫妻祭拜土地公公。新年时，买来红纸细心为土地神裁剪新衣服。凡家中遇到添丁进口、建房修坟或有人生病，都要祭祀土地神，乞求保佑［6］。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敬畏之情。

篇（7）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127-05

早在词成为宋代的繁盛文学体裁之前，晚唐五代时期即出现了第一部文人词集――《花间集》。该集收录18位词人的500首词作，是早期经典古词的集中刊刻。“《花间集》规范了词体的文学特质与审美基础，在中国文学史（词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素有‘倚声填词之祖’的美誉。”①

在西方世界，首先对《花间集》（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进行全本英译尝试的是美国汉学家傅恩。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花间集》全译本。纵观海外众多中国古词的翻译，“傅恩的《花间集》翻译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地方”②。富有开创性且独具特色的傅恩《花间集》英译本，它的体例如何，翻译究竟有哪些特点，出版30余年来在全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情况是一种怎样的状态？笔者拟做一次系统性的梳理与归纳。

一、译者傅恩与《花间集》译本

译者傅恩，英文名Lois Fusek（罗伊斯・福瑟柯），系美国当代著名女汉学家，毕生以中国古代语言文学研究为志业。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探究，她遵循当代海外汉学家的一贯做法，取汉语名字“傅恩”，晓谕汉学界。傅恩早年求学于耶鲁大学，1975年在著名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的指导下，以论文《曹丕诗歌研究》[The Poetry of Ts′ao P′i （187-226）]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傅恩入职芝加哥大学，任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傅氏的代表性著述有《〈高唐赋〉论》（The "Kao-t′ang fu"， 1972-1973），《评〈钟与鼓：口语传统中的经典诗学〈诗经〉〉》（Review on The Bell and the Drum： 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 by C. H. Wang ，1974），《评〈辛弃疾〉》（Review on Hsin Ch′i-chi by Irving Yu-cheng Lo， 1974），《三遂平妖鳎郝薰嶂械耐ㄋ仔∷怠罚The Three Sui Quash the Demon′s Revolt： A Comic Novel Attributed to Luo Guanzhong，2010）等。

1982年，傅恩翻译的《花间集》在纽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系该社“东方经典译丛”（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ental Classics）丛书之一，其底本是1960年中国台北出版的《宋本〈花间集〉》。为了进行准确的译介，傅恩综合参考了各种《花间

收稿日期：2017-01-09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409）。

作者简介：葛文峰，男，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博士生（淮北235000）。

集》笺注，涉及中国的多种刊本：华连圃的《花间集注》（上海，1935）、李冰若的《花间集评注》（香港，1960）、萧继宗校注的《花间集》（台湾，1977）。其中，“华、萧二人的评注与诠释影响了傅恩对《花间集》的解读，对其翻译助益颇大”③。

傅恩《花间集》译本除却500首花间词的译文（共160页）之外，其中的副文本极为丰富。“引言”（共32页）是译者解读、翻译、研究《花间集》的总结性论述，分为“翻译方法”与“《花间集》简介”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译者着重介绍了自己翻译花间词的方法，意在将花间词的体词特征传递给英语读者；第二部分简述了《花间集》的成书背景、主题特色，重点论述了温庭筠、韦庄的花间词文体，并从跨文化、比较文学的角度，将温、韦与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进行对比分析。傅恩认为，《花间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第一种矛盾是花间词崭露头角于唐代璀璨文学的黯淡之时，却又得益于唐诗的滋养，逐步形成了新的语言与审美；第二种矛盾是《花间集》反映的诗性是男性、女性杂合的两性对立统一；第三种矛盾是花间词逐渐脱离了音乐传统的束缚，其创作脱胎于严格规约的曲调和旋律④。《花间集》的“序”由欧阳迥撰写，尽管译者对其中的观点不完全赞同，但是仍旧忠实地译出“序言”全文（共4页）。“花间词人小注”（共6页）含有译者所撰18位词人的简介，含生卒年、出生地、人生概说与词作略论。“词注”（共4页）主要是译者对花间词中的地名、典故、文化专有名词进行的阐释性解说。“词牌索引”（共8页）将《花间集》中所有词牌列举出来，词牌是意译的，辅以威妥玛拼音，并将其关涉的花间词人与页码分别列出，便于读者检索、查找。“总体索引”（共4页）以专有名词字首字母为序，关联译集中所在的页码，极大方便了读者阅读。译者在译本体例上作出的种种努力，是为了向英语读者引介“词这一文类的特色和其中所体现出的独特文化内涵及《花间集》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的重要影响与意义”⑤。

二、傅恩《花间集》英译的策略与特点

身为汉学家兼翻译家，傅恩《花间集》译本翻译方法上的最大特点是传译“词”的文体特征，尤其是古词作为区别于古诗的“长短句”形式特征。词体外在形式结构的灵活多样，与词作的内容密切相关，其自身具备一种意蕴表达，更直接影响着词作的叙述与审美生成。因此，傅恩首创了一种针对词体形式特点的翻译方法――“结构对译法”。她论述道：

我在翻译《花间集》的过程中，竭力赋予不同词作结构以独有的意义表征。花间词的翻译不仅在于文字意义的传达，更在于其特定的诗学形式书写。诚然，英汉语言的差异，决定了结构层面的转译极为困难。但是，对于《花间集》而言，各类不同词体结构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进行全集翻译的时候。……如果采用（最为流行的）自由诗体翻译《花间集》，那么，词体形式的重要意义则无法显现⑥。

由此可见，傅恩英译《花间集》的主要目的之一即从本质上向异域读者传达词与诗的美学内涵差异，不同词牌下的词作，字数、行数、平仄、韵律等“长短句”结构形式的语言外在之美，是一种全新的文学阅读体验。为了达到在翻译中体现词体结构的目的，傅恩以译文的长短映射原词中汉字字数的多寡。在同一首词作中，原词每行的字数越多，与之对应的译文长度越长；原词每行的字数越少，与之对应的译文长度越短。如果原词出现字数相等的两个或数个词行，译者则尽量使得它们的译文长度保持一致。傅恩坦言：“明知以英语体现词体的形式特点极其困难，但我还是尽力而为，将其展现在译文中。”譬如她翻译的韦庄词《荷叶杯》。

荷叶杯"Lotus Leaf Cup"（Ho-yeh pei）

绝代佳人难得，It is difficult to meet with so exquisite a beauty，（6）

倾国，A ruin of states.（2）

花下见无期。We may not rendezvous among the flowers.（5）

一双愁黛远山眉，Her darkened brows are like the far distant mountains.（7）

不忍更思惟。No longer can I bear the thought of her.（5）

闲掩翠屏金凤，Idly I close an azure screen golden with phoenixes，（6）

残梦，My dream ending.（2）

罗幕画堂空。I am very alone within the painted hall.（5）

碧天无路信难通，The sky has no road by which I cold send on a letter.（7）

惆怅旧房拢。My heart grows heavy in these old rooms.（5）

原词共有上下两阕，计8行，译文相应地分为两个诗节（stanzas）。在每行译文的右端，译者用阿拉伯数字标明原词每行的汉字字数。尽管译文的未适与原词的字数无法做到一一对应，但是，就译文的整体性而言，已然彰显了原词结构“长短句”形式的参差之美。即使对于不谙中国古典文学的外国读者而言，通过阅读这种形式新颖的译文，也能对《荷叶杯》词牌的形式有较多认知，直观地领会到古词为何又称之为“长短句”，感受古词独有的结构之美，将中国古词与古诗区别开来。毋庸置疑，这对西方读者了解和探求古词的文体特质有极大的意义。傅恩的这种“结构对译法”重点将形式结构对于古词的重要性译介给西方读者。不仅如此，花间词紧凑的结构形式所具备的决定性张力，契合了词作主题的表达。无论是原词还是译文，其中流露出的典雅、矜重而不过分悲悯的情感，正得益于花间词这种结构形式的平衡与支配。

在诗歌翻译中，形式与意义的传达始终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形式的保真传译，必然影响意义的忠实翻译，是为“因形害义”；意义的贴切翻译，又必然影响到形式的完整再现，是为“因义害形”。傅恩的“结构对译法”为了达到原词与译文在形式上的对称与呼应，她必须调整译文的内容，增添、删除某些字词，进行灵活的改译。比如另一首韦庄词《浣溪沙》的翻译。

浣溪沙"Sand of Silk-washing Stream" （Huan-ch′i sha）

清晓妆成寒食天，A clear dawn graces the morning of the Cold Food Festival，

柳球斜袅间花钿，A cluster of willow blossoms sets off her golden hairpins，

卷帘直出画堂前。She rolls up the curtain and goes out of the painted hall.

指点牡丹初绽朵，The tiny peony buds are just starting to burst into bloom，

日高犹自凭朱栏，The sun is high， and yet she stands by the red railing，

含颦不语恨春残。She quietly frowns， hating the spring that will fade away.

《浣溪沙》共6行，每行7个汉字，行行字数相同。在译文中，为了保持结构的对等，译者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译。第一行的译文里，虽然舍弃了女主人公“她”的“妆成”，但是添加了动词“grace”，衔接了“清晓”与“寒食天”两个意象，拟人化地传译客观景物；同样，第二行省略了柳球“斜插在鬓发、袅娜多姿”的动态；第三行删减了“直出”中“径直地、直接地”（directly， straightly）的含义，没有描述原词中女子率性的性格；在第四行中，原词的逻辑主语是“她”，如果直译为“She points at the newly-bloomed peony”，其长度明显短于傅恩的译文，破坏了译文的整体结构。故而，译者以“牡丹”作为句子的叙事主语，辅以“burst into bloom”短语，做到了与其他每行译文的“等长”。末尾两行，译者分别以并列句与状语从句的句法形式，实现了译文在长度方面的整齐划一。傅恩发挥了译者的主体作用创造性地进行改译，但是并未改变原词的抒情基调，原词与译文最大限度地“兼顾了形式与内容，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⑦。

傅恩对花间词形式结构的执着并不意味着她无意传递原作的文学意境与文化内涵。为避免过多脚注影响读者的流畅阅读，译者将大部分注释移作尾注，仅保留少量至关重要的核心词解释，作为页下注。如译者对《花间集》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姹女”“王昭君”“长门宫”“屈原”“西施”“唐玄宗”“玉兔”“鸳鸯”等名词进行了释义。如前文韦庄词《荷叶杯》中的“倾国”一词，译者解释道：“此为描写中国古代美人的惯用语，出自汉代李延年的《佳人歌》，他的妹妹李夫人为汉武帝刘彻宠妃。《佳人歌》云‘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⑧这种历史文化背景的交代，更有利于读者对上一行“绝代佳人难得”译文的理解。

三、傅恩《花间集》译本的传播与影响

傅恩《花间集》译本1982年初次出版发行，1985年再版。35年来，该译本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傅恩《花间集》译本传播地域广泛，遍及四大洲。目前，美国“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Inc）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馆藏检索系统，可以查阅全球25000余家公立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的图书收藏情况。笔者借助该系统检索发现（2016年7月3日），在遍布北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的17个国家和地区中，共有312家图书馆藏有《花间集》译本。美国有261家，英国有11家，澳大利亚有9家，德国有5家，荷兰有4家，加拿大有3家，中国大陆与香港各有3家，意大利、瑞士、丹麦、瑞典各有2家，新加坡、墨西哥、新西兰、法国、土耳其各有1家。其中，美国馆藏的傅恩《花间集》译本占全球馆藏量的83.7%，遍及美国48个州，几乎实现美国全国性的覆盖。其次，傅恩《花间集》译本引起了学界的密切关注。一部文学翻译作品能否引起目的语国家的学界关注，是否出现相当数量的译评，是衡量该译著影响力大小的核心标准之一。而且，“有影响的国际译评主导着欧美文化语境中跟阅读翻译作品相关的舆论，影响并形塑着读者的阅读选择、阐释策略及价值判断”⑨。关于中国文学译著正面评论有利于扩大它的影响，引导着海外读者的阅读选择。

傅恩《花间集》译本出版之后，旋即引起海外汉学界的高度关注，著名汉学家迅速撰文，对其进行积极的评析。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华裔中国文学教授张振翱（Dominic Cheung）在《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杂志上的专题评论，不吝赞誉之词：“傅恩的花间词翻译的极好，意象也以最近似的英文译出。她的翻译捕捉到了花间词既通俗又文雅的妙处。”⑩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华裔汉学家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在《亚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杂志上的译评认为，“傅恩英译的《花间集》是一部罕见的、成绩卓然的译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B11。哈佛大学知名汉学家伊维德（Wilt Idema）在具有120余年历史的汉学名刊《通报》（T′oung Pao）上撰文指出：“傅恩英译的《花间集》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充满吸引力的古词选集，对美国汉学界的中国词学研究颇有帮助。”B12美国卡莱罗纳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杰姆斯・哈格特（James Hargett）在国际权威刊物《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上高度评价道：“傅恩以一人之力译完500首花间词，实属不易。《花间集》华丽、优美的辞藻极难译为顺畅、可读的英文，但傅恩做到了！这对于（英语世界）中国词学研究极为有利。”B13再次，傅恩《花间集》译本被引率高，并入选经典中国文学外译丛书。在国际汉学界，傅恩的《花间集》译本被作为代表性的中国文学译著而受到广泛的阅读，进而被其他汉学著作、汉诗译集所援引，被汉学界视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必备书目，并在诸多代表性著作、译作中加以参阅，列为参考文献，如表1所示。

表1以傅恩《花间集》译本作为重要参考文献的外文图书信息统计表

编著者外文图书名称时间（年）

Burton Watson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1984

Greg WhincupThe Heart of Chinese Poetry1987

Patricia Ebrey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1993

Julie LandauBeyond Spring： Tz′u Poems of the Sung Dynasty1994

Huaichuan Mou Rediscovering Wen Tingyun： A Historical Key to a Poetic Labyrinth2003

Wilt IdemaChinese letterkunde： Een inleiding2006

Ronald C. Egan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 （1007-72）2009

Xiaorong Li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2012

显而易见，傅恩《花间集》译本得到了学界持久的关注。表1中的八部诗选、著作均出自国际汉学巨擘之手，在学界影响巨大。例如华兹生（Burton Watson），他以研究、翻译中国文学闻名于世，曾荣获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的金牌奖章（1979），两度获得“美国笔会翻译奖”（America PEN Translation Prize，1981、1995），并于2015年获得“拉夫・曼海姆翻译终身成就奖”（The Ralph Manheim Medal for Translation）。又如汉学家朱丽叶・兰道（Julie Landau），是华兹生的高足，专注于中国古词研究。她在Ω刀鳌痘间集》译本细致研读的基础上，翻译出英语世界第一部宋词选集《春之外》（Beyond Spring），该集列入美国“亚洲经典译丛”（Translations From the Asian Classics），影响颇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维德（Wilt Idema）在其荷兰语著作《中国文学导论》（Chinese letterkunde： Een inleiding）中仍旧对《花间集》译本多加赞誉、参考，在荷兰汉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都足以说明傅恩《花间集》译本在专业学者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普遍接受的程度。另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H. Mair）编著的《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简编》（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2001），直接从傅恩《花间集》译本中选取韦庄的《菩萨蛮》与李煜的《乌夜啼》译文。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华裔汉学家蔡宗齐（Zong-qi Cai）编选的《汉诗阅读：指南选集》（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A Guided Anthology，2007），也从傅恩《花间集》译本中选取了温庭筠的《谒金门》《菩萨蛮》《更漏子》以及晏殊的《浣溪沙》等词作的译文。傅恩翻译的花间词以其可读性与经典性得以入选美国高校的中国文学读本，进入大学生的阅读视野，扩大了《花间集》译本的读者群体，影响力持续提升。

2012年，傅恩《花间集》译本入选中国的“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1995年立项的“大中华文库”项目，是我国首次系统地、全面地向海外译介中国文化的国家工程，也是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大中华文库”“从选目、版本到翻译，都非常严谨。（编译工作）由最适合的专家来做，保证了版本选择权威、英译准确传神、体例妥当完善”B14。作为丛书之一的《花间集》译本，没有重新选择翻译家进行复译，而是直接采用了30年前的傅恩译本，既充分认可了她“英译准确传神”的高水平翻译，又证明了该译本在刊行后产生的世界性影响。对于一位美国译者的中国古词译本而言，傅恩《花间集》译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之后，又能返回母国，纳入文化外译的国家级战略计划，确立了该译本作为世界性译著的经典地位，实属难能可贵。

综上所述，傅恩的汉学家文化身份决定了《花间集》译本的学术性基调。35年的历史证明，傅恩的《花间集》译本不仅实现了世界性的流传，引起国际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融入了世界文学，而且也确立了翻译文学的经典地位。这对于中国文学如何成功走出国门，如何走进他国读者的阅读视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借鉴价值。

注释

①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页。

②⑤黄立：《英语世界唐宋词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7、60页。

③涂慧：《如何译介，怎样研究：中国古典词在英语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6页。

④⑥⑧Lois Fusek. 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32， p. 63， p. 59.

⑦杨萍：《翻译的形义平衡与失衡》，《中国外语》2005年第2期。

⑨刘亚猛、朱纯深：《国际译评与中国文学在域外的“活跃存在”》，《中国翻译》2015年第1期。

⑩Dominic Cheung. Review on 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 by Lois Fusek. 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83（2）： pp. 346-347.

B11John Timothy Wixted. Review on 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 by Lois Fusek.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1）： pp. 163-165.

篇（8）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底蕴。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语言学习的过程就是认识文化的过程。Jesperson就曾说过“学习他国文化是语言教学中最重要的目的。”《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大纲》规定“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程要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帮助学生进一步学习英语基础知识．培养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初步形成职场英语的应用能力；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帮助学生掌握学习策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引导学生了解、认识中西方文化差异，培养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把了解与认识中西方文化差异纳为教学目标，学生不了解英美文化习俗。文化意识缺失，宛如折了翅膀，他们就不可能掌握运用英语能力进行成功的交际，也就无法展翅飞翔。因此，教师必须在教学过程中融人文化教学，逐步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在交际中得体地运用语言的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意识。

一、从视觉信息设计入手，展示文化层面

视觉信息不仅生动形象．符合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有助于学生对文字信息的理解和对知识点的长时记忆。而且视觉信息本身可以传递大量的信息。外研社出版的英语新教材中穿插大量图片，包括动植物和人物图片、标志性建筑物、自然风光图、电影剧照、故事插图、民俗舞蹈图等，赏心悦目，扣人心弦，很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传递了大量的非文字文化信息。教师可利用这些插图很自然地引领学生走进英语国家的文化世界里。另外。教师还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和丰富的影视资源，让学生通过“视”“听”体验英语国家的文化。例如，在教外研社出版的新教材英语第一册Unit9AroundtheWodd时．我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上新课之前先让学生观看有关新西兰的电视教学片。了解新西兰的历史地理、自然风光、国土疆域、气候条件、著名城市、风土人情等。激起学生对该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兴趣和好奇心，然后自然地导入新课教学。视觉信息提高了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和鉴赏力以及热爱世界的情感态度．使文化渗透更为形象直观。

二、以丰富的语体和语料为载体，感悟文化内涵

在语体和语料的选择上，新教材涵盖了英语国家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让学生接触了大量不同的语体，如：情境对话、书信、邮件、人物传记、通知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教材PronunciationExercise的版块，收集了大量的谚语、名人名言、幽默笑话等，短小精悍，是英美人智慧的结晶和文化的精华，也是课文素材的营养品和调味剂。如：“Iltreescatchmuchwind．”“East．west，homeisthebest．”。语体的多样化和丰富的内容一方面促成了大容量、全方位的文化信息的输入。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欣赏各种不同语体的语言风格和特色，提高其对文化的敏感性和鉴赏能力。在教学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和课型特点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定型，创造更多的情景，使学生潜移默化地感悟异国文化。

(一)结合课文内容。拓展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

文化背景知识对于帮助学生对课文的阅读与理解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影响着学生对篇章的理解和阅读的速度。教师可利用英语教科书与教师用书中的文化注解，让学生了解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的人物和事件，充实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此外，教师还可运用综合讲解法和系统介绍法，结合课文教学，讲解、介绍英语国家的常用成语、俗语及其文化内涵等。例如。在形容雨下得很大时，英语中有Itwasrainingcatsanddogs．学生对此不理解，我就讲解其文化知识。帮助他们理解。raincatsanddogs源自古代北欧日尔曼民族的神话传说。传说中猫和狗都是风雨神的侍从，它们一出洞，常引起狂风暴雨．这样猫和狗就成了狂风暴雨的象征。所以，raincatsanddogs相当于rainveryheavily。

(二)注重跨文化对比，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

跨文化对比是文化教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各个民族由于地域、生态环境、政治制度、历史背景、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不同，其文化特征也不一样。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对比才能发现本国文化与目的语之间的异同，从而加深对中外文化的理解。

文化教学可侧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对比：

1．体态语对比。体态语是文化的一个窗口，对比中国人与英语国家人民喜怒哀乐的手势与表情、交谈时的体距差异以及体态的表意异同，以便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做到尊重他国文化。入乡随俗。

2．中外称谓语、问候语和告别语的差异。在中国可以用“老师”“局长”等词与姓氏连用作称呼语，称呼家庭成员、亲戚或邻居时，往往用“大哥”“大姐”“大妈”之类。而在英美国家，人们相互称呼与我国的习惯差别极大，除了某些特定工作头衔如法官、医生、博士、教士等外，一般都直呼其名，甚至对家中的长辈如婆婆也直呼其名，表示亲切，这在中国人看来是有悖于情理、不礼貌。在中国，彼此较为熟悉的人见面问候时，常用“你上哪里啊?”“你吃过了么?”或明明看到别人在做什么就问什么。如“去上班吗?”等。而英美人打招呼一般用“Goodmonring／aftemoorr／evening．”“Howdoyoudo?Nicetomeetoyu．或Hello／Hi”问候。见到外国人问“你去哪里?”会令他不快，“干吗干涉我的私生活?”，问“吃了吗?”会以为你要请他吃饭，引起误解。

3．中国人与英美人对恭维与称赞的不同反应。恭维与赞美要使用得当。例如，Smiht教授演讲结束后你称赞说“DrSmith，you’vegivenawondefrullecture．”这句恭维话就使用不恰当。西方人一般认为，学术报告是求实的，不会“wonderful”。因此，这句恭维话容易使听者以为说话人是在吹捧，甚至觉得说话人虚伪。正确的说法应是“Ireallyappreciateyourlecture，DrSmith．”西方人直率，对于称赞、祝贺等一般用“Thankyou”欣然接受。而中国人往往比较内敛谦虚，“哪里。哪里，您过奖了。”

4．英、汉语表示相同概念的词语不同的文化内涵。例如lnad．1ord一词，在大多数中国教材中，多被译为“地主”，总让人联想到剥削阶级。而在西方，lnadlord一词多表示“房东”之意。又如bat“蝙蝠”，中国的传统年画中常出现，有“五福临门”之意。而在西方，蝙蝠往往是“ugly，evil”丑陋，邪恶的象征。类似的还有draDn等词。

5．中外思维以价值观的对比。文化的差异也会造成价值观的不同。比如，不同名族在非自由题(如禁忌语)方面也存在着差异。询问别人的年龄、收人情况、婚姻等在西方国家都是禁忌。如尊老爱幼是中华名族的美德，而西方老人并不认同这种尊老方式，在公交车上你看到一位外国老太太给她让座，若说：P1easeitdown，Granny．You’reold．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冒犯。若看到某女士的衣服很好看说：Youlookbeautifulonit，很好。但若追问Wheredidyoubuyit?Howmuchdiditcost?则被认为是无礼干预他人的私事。

6．英美人士在行为举止、待人接物等方面与人的异同。如：英美人士对于不合适的礼物就会礼貌地拒绝。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而被拒绝的中国人往往觉得没面子

7．英美国家与中国的生活方式与饮食习惯的差异如英美人士吃饭时一般不吐骨头、剌类的。所以他们对食材的处理和我们不同。

中西方节日的不同。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结合外研社英语第一册Uuitl0Aroundtheworld的教授时，我对中西方传统的节日进行了概括、介绍和对比。除NewYear’SDay是大家共同的节日外．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theSpringFestival，DragonBoartFestival，MidAutumnFestival，LanternFestival，QingmingFestival，英语国家有Easter(复活节)，AprilFool’sDay(愚人节)，Mother’sDay(母亲节)，ThanksgivingDay(感恩节)，Chirstmas(圣诞节)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不相同，如：中国人在元宵节吃汤圆、挂灯笼：在中秋节合家团圆边吃月饼边赏月，其乐融融：在春节吃年夜饭，全家一起守岁祈福，等候新年的到来，大年初一去给先辈亲友拜年，小孩还可以得到压岁红包等。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增强了英语文化素养，同时．也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还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三、以创新的任务设计实践活动，加深文化底蕴

文化教学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仅仅靠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只有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英语活动，加强实践，才能扩大学生对中外文化的了解．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交际能力。

(一)听与动听与动的活动是基于全身反应法的理论

在该活动中文化信息转换为一套指令，学生在特定的文化情景中听教师的指令做各种动作。比如，待人接物；给长辈鞠躬行礼；在餐馆里的用餐．包括坐下、点菜、吃、付帐、离开等一连串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要求理解准确、动作得体，符合外国人的礼节。

(二)说与演创设情境进行对话是学习英语会话重要途径

被广泛应用于文化教学之中。要使语言表达得体，体现出异国文化的不同内涵，教师可以以课本对话为依托，为学生设置相应的语言环境，让学生参与角色表演，积极开展课堂交际活动。如外研社英语第二册Unit9对话中以求职失败一幕为例，通过表演，学生自觉地揣摩剧情中应采用的表情、动作、语调等，从而强化了本单元主题——技能证书的重要性

(三)讨论与辩论讨论、辩论、对比与分析等一系列有意识的活动

篇（9）

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学生姓名： 陈嘉 学 号：2003101222

院 (系)： 中文系

专 业 汉语言文学专业

题 目： 解析张爱玲小说的恐怖电影式镜头

指导教师： 刘文菊 副教授

2007年 3 月 27 日

开题报告填写要求

1.开题报告作为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委员会对学生答辩资格审查的依据材料之1。此报告应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由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前期内完成，经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及院、系审查后生效;

2.开题报告内容必须用黑墨水笔工整书写或按教务处统1设计的电子文档标准格式(可从教务处网址上下载)打印，不能打印在其它纸上后剪贴，完成后应及时交给指导教师签署意见;

3.有关年月日等日期的填写，1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如“2005年4月26日”或“2005-04-26”。

4、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引注标准要参照《韩山师范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撰写标准》(韩教字[2005]53号)执行

毕 业 论 文(设 计)开 题 报 告

1.本课题的目的及研究意义

研究目的：

张爱玲与电影有过长期亲密的接触，在小说写作中创造性地化用了电影化技巧，使她的文字组合带有丰富的视像性和表现力。文本以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为切入口，对张爱玲中短篇小说出现的恐怖电影式镜头进行解析。试图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对张爱玲中短篇小说出现的恐怖电影式镜头进行解析，试图在体会张爱玲语言的“现代性”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1种独特的审美方式，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张爱玲小说的表现手法。

2.本课题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表现手法的研究主要从小说的电影画面感、电影造型、电影化技巧等角度切入，考察了张爱玲作品对电影艺术手法的借鉴技巧：

(1)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画面感：《犹在镜中——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感》(何蓓)等;

(2)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造型:《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造型 》(何文茜)等;

(3)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何文茜);《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倾向》(申载春);《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手法》(张江元);《张爱玲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屈雅红)等;

(4)研究张爱玲小说的死亡意识：李祥伟《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识》等

国外研究现状：

海外研究对张爱玲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1957-1984年夏志清，唐文标等人对她作品的介绍与评述”“第2阶段1985年至今，辐射面波及北美等地的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分析和评价”。1995年9月后，她在美国辞世后，海外学者多运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剖析。

3.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研究内容：

张爱玲的小说映照了1个阴阳不分、鬼气森森的世界，恐怖镜头繁复缤纷，在她的作品里以人拟鬼，她笔下的人物均飘荡在凄冷荒凉的宿命轨道上。本文尝试根据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从场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对张爱玲小说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研究、阐释。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根据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在学术界既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张爱玲小说、相关的研究书籍及其评论等出发，分析整理资料，从场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对张爱玲小说当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研究、阐释。

毕 业 论 文(设 计)开 题 报 告

4.本课题的实行方案、进度及预期效果

方案、进度：

2006年11月—2007年2月初：收集资料。重读作品，确定论文题目，查阅相关资料。

2007年2月—2007年3月中旬：在老师的指导下，拟定写作提纲和开题报告。

2007年3月—2007年4月：论文修改。听取老师意见，撰写论文初稿，并交指导老师评审。

2007年4月——：定稿。

预期效果：

本文结合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通过分析、比较、归纳等方法对张爱玲小说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阐释，尝试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5.已查阅参考文献：

书籍：

1、张爱玲，《张爱玲全集》【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2、金宏达，《华丽影沉》【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3、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M】。北京：3联书店，2001年12月第1版。

4、宋家宏，《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5、李稚田，《第3类时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6、吴战垒，《电影欣赏》【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7、陈卫平，《影视艺术鉴赏与评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8、聂欣如，《类型电影》【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学术论文:

1、何文茜《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5卷第4期第51页。

2、 李祥伟《“丑”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象》，学术论坛， 2005年第6期第140页。

3、 李祥伟《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识》，广州广播电视大学报，2004年第4期第38页。

4、张江元《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手法》，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第26卷第4期，第54页。

5、屈雅红《张爱玲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6卷第6期，第33页。

6、何文茜《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造型 》，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4年02期，第39页。

7、何蓓《犹在镜中 —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感》，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0卷第4期第40页。

8、申载春《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倾向》，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19卷第5期第12页。

9、吴晓，封玉屏《电影与张爱玲的散文写作》浙江社会科学报， 2004年第1期第204页。

网络资料：

1、《恐怖情节心理分析》

2、《绽放在暗地里几个唯美的惊惶意象》

3、陈文珊《女性·月亮·鬼气——试论《聊斋志异》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篇（10）

1引言

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建设中的产业之一，促进着各个民族及人类的发展，有着提高国民经济水平、提升人文综合指标及传播传统文化的综合功能。文化产业对一个国家和地区GDP的增长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是因为“武术尽管在运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成分，但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一种文化”，我们只有“真正的把武术作为一种文化来传播，才能对得起这项国粹，才能使武术在新的时期取得更大的发展，真正的走向世界”。作为一项极具民族品牌的赛事，WMA的横空出世，无疑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路径，本文尝试从文化产业的视角来审视WMA 。

2文化产业、体育文化产业、WMA

文化产业，这一词汇最早在1947年由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与霍克海姆(M. Horkhei-mer)首次提出。他们认为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存储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采取经济战略，其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是单纯为了促进文化发展”。而赫斯蒙德夫则认为文化产业“通常指的是与社会意义的生产最直接相关的机构(主要指营利性公司，但是也包括国家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当今社会，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了一种炙手可热的产业，并在许多国家已跃升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中国作为一个有巨大经济潜力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同样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广阔前景。

伴随着文化、产业与体育三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文化产业与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就产生了现在新兴的朝阳产业—体育文化产业。广义上体育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提供体育文化产品的同一类经济活动的集合，以及同类经济部门的总和”。而更被大家公认的体育文化产业指“以体育无形资产为核心，是有形与无形资产的中介，是通过无形的体育精神和有形的体育物质来获得精神和物质价值的一种精神和文化的产业”。于是，体育文化产业以其独有的体育精神创造价值，在社会的物质生产领域里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已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WMA是中国武术职业联赛的英文缩写，其英文全称为WUSHU MASTERS ASSOCIATION。指“在工商或民政部门等注册的俱乐部，通过契约形式完成的武术职业联赛赛事产品的生产机构。”从WMA定义中我们可以得知:参加WMA的“各家俱乐部与WMA不是行政管理的纵向关系，而是一种通过契约而建立的合作共同体，这一点就奠定了WMA在管理层面的职业化基础。”而WMA的合作共同体是“一个生产产品的机构，并且这个机构所产生的产品决定着它的产出和收人，这一点决定了WMA是一个产业组织，是一个生产赛事及其相关产品的工厂，决定了它的企业属性。从体育产业的角度来看WMA“职业化”的比赛模式、市场运作机制等方面的情况，不归属于国家的任何行政部门管理及其所有权的WMA，是一种完全市场化运作模式指导下产生的赛事组织，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拥有自主经营权的职业化组织。拥有自主经营产权的俱乐部可以根据其自身特点、市场的规律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而自主经营权的确立，“迫使每一个俱乐部必须在残酷的竞争中构建自身独特的核心文化”，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这是WMA各俱乐部作为一个民族品牌能够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成就中国体育产业、文化产业持久发展的前提。

3 WMA:打造民族文化品牌

美国通用公司总裁杰克·韦尔奇曾说:文化产业是“属于这个时代最具挑战力商人的最大蛋糕。化产业这块“大蛋糕”、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这个民族品牌赛事的“大蛋糕”，对于我们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民族品牌赛事而言，同样极具诱惑力与挑战力。

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品牌是存在于人们心智中的图像和概念的群集，是关于品牌知识和对品牌态度的总和”。了品牌，一个产品的形象代言，它是经济利益增减的催化剂。而树立与强化民族文化品牌，对于旨在打造民族品牌赛事的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 )来说，意义同样深远。实践也证明，品牌就是效率，就是可以延伸产品的空间，并产生相应的次级产品。反观国内各种俱乐部，无论是篮球、排球还是乒乓球俱乐部，它们所依托的品牌主要是来自已经知名的各企业品牌，俱乐部品牌不是由项目本身发展形成。而WMA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知名品牌，主要依托自身品牌来获得发展和商业扩张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就像一个新产品的研发、出品、走进市场、获得市场认可，最后形成知名品牌的产品一样。WMA就如同一个真实的企业，具有产业发展的一切因素，也具有自身的品牌建立体系。因为“品牌远不止是一个名称，一块招牌，它涵盖了从材料选择到产品服务的全部流程，从企业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良好文化品牌的建立，对于企业盈利及企业长远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文化品牌作为文化产业品牌化的结果，其在WMA发展、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尤为重要。

3. 1中国文化产业的新亮点

中国武术作为发展我国文化产业最基本的载体之一，是发展中国体育产业最便捷、最有效的切人点。我们倘若“仅把武术视为一个体育项目，这就远远不能包容其全部内涵。倘若割裂了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武术就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武术，更不可能高于一般体育”。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作为中国武术项目的重要载体，在我国职业体育领域，“所有的所谓职业俱乐部的项目都是舶来品，而只有‘中国武术职业联赛’是我们的民族项目”，它“不是一种复制，而是一种纯粹的原创”。WMA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传承和弘扬中国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与此同时，WMA作为中国文化产业崭新形式与民族文化品牌，顺利地成为了发展中国体育产业、文化产业的一个切人点。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总监江和平先生在“强烈的媒体责任和民族责任感”的驱动下，以“传承与弘扬中国武术所具有的千变万化的搏击技巧与技法，把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奉献给全世界”为宗旨。在2008年末与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共同推出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赛事项目，属于中国民族文化品牌的赛事—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 )。同时，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以传承和弘扬中国武术为出发点的，以做中国人自己的民族文化品牌为目标，诞生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文化产业。

而文化产业必须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其中文化产业中的产业化，是一种自主经营的、自我发展的过程，它必须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必须打破区域间文化的壁垒，形成公平的竞争平台。产业化的特点在于“为了销售而生产”。中国武术职业联赛，正是在遵循产业化特点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抱着“为了进一步加强武术宣传，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武术文化，探寻和建立我国武术产业的经营运作模式”的心态，“形成了一个自我经营的完整的循环过程，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具有产业化特质的赛事”。中国文化产业的新生儿WMA，是符合市场规律和大众需要的创新产品，尽管它暂时比较弱小比较稚嫩，但是它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诞生，也足以证明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

3. 2中国文化产业需要WMA这个民族文化品牌

文化和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先生在谈及中国文化如何发展时这样说道:“中国的文化需要改革和发展是人类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文化产业正是在文化和经济的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新兴产业。因为，只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文化产业，最终才能在文化、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占据文化话语的主动权与经济的制高点。只有能代表本民族文化品牌的文化产业，最终才能使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产业已经汹涌而至，文化产业的兴盛更突显了其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将民族文化自觉的融人到全球化一体之中，民族文化产业才能有发展的机会，才能更好地完成保护、传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正本着“充分揭示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文化将宝贵的武术文化遗产奉献给世界”的宗旨，来保护、传承和发扬中国武术这一民族文化瑰宝的。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体育文化产业这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产业应该全力打造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唯有此，中国武术才能得到保护、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也才能得以保护、传承和发扬。而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 )，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产业化、品牌化的职业赛事。因为，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真正拥有自己的自主产权，真正在保护、传承和发扬中国武术及中国传统文化。它以契约形式确立经营模式，各家俱乐部如同“生产车间，原材料就是具有运动素质和潜力的运动员”，赛事组织、管理方通过组装使产品进人市场，面向消费者。它“突出了文化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市场化和品牌化的运营，构建完善的赛事品牌体系，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赛事品牌”这一目标。对WMA赛事发展的前途，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总监江和平先生这样展望:“将WMA中国武术职业联赛打造为中国最好的职业联赛，让WMA实现中国第一个赛事产业化的里程碑，填补中国体育法中没有‘体育产业’这四个字的空白，最终走向世界”。只有将中国武术职业联赛打造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品牌，充分挖掘、发挥具有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国武术的内在潜力与外在魅力，才能使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形成文化传播与利益最大化的双赢。

3. 3 WMA肩负的责任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我国应“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当今社会，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愈来愈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之一，愈来愈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世界上，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要以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日渐繁荣的中华文化，必然要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为根本途径。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在繁荣中华文化的道路上，其重要行越来越得以凸显。中国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是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因此，我们要在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中国武术的资源优势与潜力之上，全面认识中国的传统武术文化，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进而自觉地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世界化的转换与发展。让中国武术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大背景下，充分发挥传统武术的博大精深的魅力，将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神秘”的武术，通过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及众多媒体共同的努力，使其传递到世界各地，让世界各族人民充分地认识、了解中国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

从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武术的国内抑或是国外的发展，都更多地表现在技术的层面，远谈不上文化的高度。而传统文化内在精华在中国武术精神层面的缺失，是真正制约中国武术发展走向的关键所在。只有我们把武术当成一种文化来继承与发扬，才能对中国武术未来发展的问题进行解决，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根脉完成一种强力保护。因此，我们对待中国武术的发展一定要站到大文化的高度，把握其所赋有的文化内涵与要义，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起点出发，对中国武术进行保护，让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国武术，通过现代传媒的“无形之手”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将中国武术这块“传家之宝”在WMA的舞台上，展示于世人面前。唯有此，中国武术才能守住其传统文化根脉，才能让世人看到更加真实的中国武术面貌，才能更好地去肩负起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