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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科独立存在,首先要具备独立的学术与社会文化价值。中医文化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从微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医学的学术繁荣。中医学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属性于一身,但中医学的现代研究大多属于自然科学研究,对于中医学的文化研究则起步晚、成果少、影响力不大。中医文化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研究的偏差,弥补现代中医研究的不足。从中观方面看,有利于总结中医学发展规律,为中医学发展提供动力。通过对中医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传承传播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保存与发展中医学原创思维,为中医学术发展提供方向引领与动力源泉。从宏观方面看,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原创思维方式,融合了中国历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精华,凝聚了古圣先贤和儒、道、佛文化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大力发展中医文化事业,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选择和重要途径。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4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中医文化研究最初是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哲学工作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医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医学思维方式特征,或从科学技术哲学视角探讨中医学方法论及其发展规律;二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医古文、中医史学是这一群体的先觉者,还有一些中医文献学专业工作者也加入到中医文化研究队伍中来,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中医文化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随着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满足中医文化教育、宣传与传播的需要,一些中医药管理工作者、中医临床专家、中医基础理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外国语教师也介入到中医文化研究与教学中来;同时越来越多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如哲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的研究生也开始关注中医文化,甚至将中医文化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1.5学科建制基本成形
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也开始先后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199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该中心更名为独立建制的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随后山东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发展成为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的机构成为学校2011年协同创新中心,还有的中医文化研究团队成为校级或省级科技创新团队。199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200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联合中国哲学史及中医基础理论学者,积极开展中医哲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专业学术期刊是学科成长的重要平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医古文知识》《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中医杂志》的“学术探讨”栏目也积极发表中医文化研究成果。
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这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报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年原《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并正式创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专门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期刊。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多项中医文化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有的还立项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标志着中医文化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学科规划中将中医文化学作为了重点建设学科,包括安徽省、南京市、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多家研究机构入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将中医文化学列入重点建设学科,标志着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具有了合法性。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招生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招生点,专门培养中医文化研究高级人才。
2中医文化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医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学科发展时间短,还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研究队伍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2.1学科界限模糊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文化学与中医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内容的交叉渗透难以避免。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医文化学必须进一步明确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去“争抢”研究,导致中医文化学科被淡化,甚至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遭受质疑。因此,在保持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划定自己的学科界限非常必要。
2.2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在中医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内容分散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则需要将研究视野集中到解决中医文化学科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上来。另外,中医文化研究还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虽不乏精品,但低水平的所谓‘研究’却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这种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使其整体研究状况与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中医文化研究重点应从过去“回溯性”研究,转向到解决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中来。
2.3研究队伍有待提高
由于中医文化研究者来自众多学科领域,受学科视野限制,学者们往往选择自己熟悉的问题,运用自己的学科方法开展研究,而缺乏文化整体视野的观照。目前中医文化研究主体,一是中医药学者,一是文史哲学者。中医药学者研究中医文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人文理论素养,不熟悉文化研究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医学层面,而未能够深入到中医文化内核。而一些文史哲工作者长于文化研究方法,但缺少必要的中医学知识储备,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文化表层,未能切入中医内部。两个研究主体由于处在不同学科领域,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与理解,所以培养一批热爱中医文化事业、具备深厚中医文化功底的中医文化专职研究队伍刻不容缓。
2.4引导作用未充分发挥
中医文化研究时间不长,在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引导下,对中医文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许多问题尚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提出,要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并将其提高到与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并列并重地位。中医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导,但由于学术内涵研究不足、实践研究不够,其在引领中医教育、医疗、科研、保健、产业与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尽理想。
3加强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建议
3.1加强学科内涵研究,厘清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是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尽管目前对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的认识趋同,但如何从中医文化本质、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分层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界定既不能广泛无边,否则难以体现中医文化特色;也不可过于狭窄,否则难以起到引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作用。界定中医文化内涵,除了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系外,还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中医药学科的关系,厘清中医文化与中医文献、中医史、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的界限,在保持为其他学科提供文化背景、思想源泉与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保持和维护学科自身的特色与独立性。
3.2聚焦重大需求,解决中医文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医文化研究涉及面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本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中医药传承传播领域重大实践问题。在中医文化学科理论问题研究中,除了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外,还需要解决中医科学性、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中医文化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着力点应放在中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
2中医文化建设的方法
2.1抓统筹规划,高起点谋划中医文化建设
中医医院要以弘扬国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塑造医院形象为目的,高起点制定中医文化建设规划,要建立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文化建设发展体系。统筹兼顾好职工、病人和国家的利益关系;中医药与现代医学发展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医院发展速度、规模、质量与效益的关系;医疗、科研与教学协调发展的关系;医、护、药、技之间协调发展的关系;在职职工、临时工与退休职工的利益关系。实现精神文明,管理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有机统一,让中医文化成为促进医院健康发展的思想保证与精神动力。
2.2抓中医内涵,把握中医医院发展方向
中医医院姓“中”不姓“西”,一定要坚持中医药为主的发展方向。中医医院肩负着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医学的使命,失掉或者削弱中医为主的内涵,中医的传统文化将不复存在。因此,中医医院要大力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要有诊治疾病的膏、丹、丸、散、饮片与汤剂,要有自己的专病专药制剂10种以上,中医药人员占医药人员的比例达60%以上,中药处方占门诊总处方的比例达到60%以上,中药饮片占门诊总处方达30%以上,门诊非药物治疗人次占门诊总人次的比例达10%以上,中药饮片收入占本院总收入的比例达10%以上。
2.3抓精神文明,确立职工的价值观念
医院精神是医院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在医院文化建设方面主要抓好两条。一是要努力提炼打造医院精神,医院精神要体现传统文化的中医特色,要体现为民服务的办院宗旨,要体现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要体现廉洁奉献的价值理念。二是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在职工中深入开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文明行为的常识教育、先进人物的事迹教育,倡导遵纪守法、明礼诚信、爱院如家、团结互助、勤俭节约、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增强职工的凝聚力和工作热情,确立职工共同的价值观念,营造“弘扬岐黄、童叟无欺、恩怨善友、普同一等”的和谐医患关系。
2.4抓医疗质量,提高医院的服务能力
医疗质量是医院的生命,也是文化建设永恒的主题,中医医院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医疗工作这个中心,在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态度上下功夫。卫生行业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要教育职工破除陈旧观念,克服固步自封的思想,不断学习新技术、开展新项目,工作上要精益求精,如履薄冰,克服浮躁情绪。严格遵守医疗制度与技术操作规程,严格医疗质量管理,杜绝医疗差错事故的发生。狠抓医疗设施建设,改善医疗条件,不断优化医疗环境,为病人提供高效、优质、安全的医疗服务。
2.5抓物质文化建设,彰显医院中医文化环境
医院环境包括院容院貌、医疗设备、设施、院徽等等。它是传播医院文化的直接载体,是医院综合实力的体现。在物质文化建设上主要抓好四条:一是房屋建筑要古朴、典雅,装饰古香古色,院内整洁干净,各种标示醒目,就医秩序井然。二是庭园建设充分体现中医文化元素,利用中医题材的雕塑、亭台、假山、喷泉和古树等,按照阴阳五行的布局,构建融古朴、典雅、时尚与休闲于一体的中医庭园文化,让职工与市民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中医文化的熏陶,起到传承中医文化与愉悦身心的效果。三是碑刻、文化长廊、壁画、雕塑等要体现中医人文内涵,要利用古代医家对医德医风的警示,对临证治学的训示来传播“天人合一”、“阴阳平和”、“上工治未病”等中医学核心理念,营造大医精诚的医院精神。四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为我所用,购买精准的医疗仪器设备,满足医疗工作的需要。
2.6抓人才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医院的人才队伍包括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人才队伍建设就是要抓好这两类人才的培养、使用和管理。医疗市场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医院要在吸纳人才、留住人才、配置人才、用好人才上下功夫。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用伦理、医德去协调和约束职工行为,用平等竞争机制去激励职工热情,用团队精神凝聚职工的内心。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竞争激励制度、全员聘用制度,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上能下、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氛围,让每个人都感受到知识的价值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在人才建设中,院长的素质尤为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医院的文化就是医院最高领导者精神的化身,他的言行是形成医院文化的无声号召,具有很强的暗示和示范作用。因此,院长的文化素质、文化精神、文化视野、人格风范、道德水准必须是一流的。
自20世纪80年代,CI由日本传入我国,企业文化对中国企业而言并不陌生,而且不少成功企业如海尔形成了自身极具个性的企业文化,成功赢得市场竞争力。
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增强吸引力、形成凝聚力,所以企业以文化论输赢,中医医院以文化定胜负,如果一个医院没有文化就像身体没有了灵魂。中医传统文化精神内容非常丰富,可以有力地促进中医医院的创新与发展,成为中医医院独特品牌特色。
目前医院文化已日益成为医院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医院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中医医院如何利用文化的力量,全面提升中医医院的管理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制定和实施中医医院“文化强院”新战略,已成为中医医院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最佳选择之一。
一、构建中医医院文化的时代背景
在当今新形势下,新医改政策中“积极推广和应用中医药技术”和《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要求中医医院须高举中医药文化旗帜,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中医医院很大的政策支持,因此中医医院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实现更大的飞跃。在医疗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中医医院必将参与医疗市场的竞争,塑造和构建中医医院文化,创建优良的就医环境,提高医护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素养,对内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对外提升中医医院在公众当中形象。构建良好的中医医院文化是中医医院永葆核心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促进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1.构建中医医院文化是中医事业发展的时代需要。中医药学一直处于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甚至有人提出“废除中医”等言论,虽然这其中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原因,但是不可否认,中医在宣传方面不如西医,对中医药基本理论和特色优势知之甚少,传统中医药文化有被边缘化的倾向,中医药的群众基础逐渐削弱,因此构建中医医院文化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当务之急。
2.有利于区别西医医院,塑造中医医院品牌形象,增强中医医院核心竞争力。有朋友说,但从建筑风格和内部装饰上,根本无法区分中医医院还是西医医院,因此构建中医医院文化尤为重要,要使中医医院有别于西医医院,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中西医的区别源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每一种医学都打上了厚重的文化烙印,塑造中医医院品牌形象就从中医医院环境建设着手。中医医院文化体现了一个中医医院形象和精神,良好的医院形象,需要依托文化为载体。中医医院通过做好中医药文化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环境建设,让更多的群众从诊疗环境、就诊方式、服务态度中感受中医、了解中医、认识中医,提高医院的知名度。正如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所言,任何企业如果想创造一个长盛不衰的品牌,必须有文化的支撑。
3.构建医院文化有助于增强医院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医院的无形资产。企业的发展源动力来自于企业文化,中医医院的发展需建立适合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为“仁、和、精、诚”四字概括,医院文化是医院在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文化管理模式,会使医院职工大大提高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企业员工的归属感,为社会创造更大的财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二、构建现代中医医院文化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加强中医医院文化环境建设,中医文化环境能充分体现中医的职业特点、人文情怀,让中医文化起到凝聚人心、团结力量的作用,对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打造中医医院品牌形象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医医院建筑物外观设计,古朴大方,具有中国传统特色,成为中医医院标志性建筑。医院在环境形象设计方面充分体现中医药文化的特色,增强了中医药文化底蕴,彰显中医药文化氛围,达到医院内部、医院与社会的和谐,为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提供有力保障。
2、弘扬中医文化,制定办院方针。确定办院理念,要把医院文化体现在办院理念、办院特色和办院定位上。中医医院文化是医院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浓缩的精华,就我院而言办院方针(中医立院、人才强院、特色兴院)体现了我院的医院文化。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医院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办院理念、办院特色、办院定位。当今新形势下,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体现自己的办院理念、如何强化自己的办院特色、如何进一步准确定位,需要医院根据自身的文化而制定。
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同样包含有丰富的系统观念。《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故有“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联系,提倡整体辨证施治的观点。
中医药学的这种观点受到国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aogine)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限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
中医的诊断方法中依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中医的诊断包括四诊和辨证,四诊除通过望、闻、问、切外,还包括参考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体质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信息,对病因、病位和病机做出明确判断。辨证是以一定的经验(包括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过程,辨证既是对四诊资料的处理,又反作用于四诊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受治疗结果的反馈,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医药学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是针对证候组方遣药,非药物治疗也同时针对证候或病因,选择针灸、推拿或心理、音乐等来治疗。其治疗思路整理如图1。
1.2演化论思想中国古代演化观主要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说、太极图等学说之中。大多都是将万物的演化描述成为一个相生相克、连锁轮回的变化链条,其变化在一个闭合的回圈中进行,而始点最后又变成了终点。中医药学思维活动是动态的过程,通过人的机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动态描述,去反映出症状或生理现象的表现,如临床中获得的脉象、病人的面色、舌体形状。中医药理论认为人的复杂性在于它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元气学说阐明了“形”与“气”相互转化的发展观,强调“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统一过程状态演化,如中医理论中健康概念实质上体现的是阴阳之间交互作用,形成自和的最佳状态,医疗的任务就是调整这种状态的非平衡或非最佳状态。中医学对生理过程的认识角度是从气化的结构和气化的活动这一“耗散”系统出发的。
2中医药学传统方法论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发
2.1中医药整体认知论的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至制约,因而人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秘化、不科学的内容。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社会问题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古老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2]。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有机建筑”的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学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体现[3]。
2.2中医药直觉、体验的方法论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性——既有原则,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是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就是一种敏感或机伶。”[4]老庄的思想在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庄子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秀树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
中医药学思维中的直觉和理性总是互补存在,这种直觉赋予了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其有所创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5]卡普拉相当重视“体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深刻理解。
西方思维模式的严密逻辑性决定了其强调“非此即彼”的刻板和局限性,这限制了创造力的有效发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的模式认识成果恰恰能够启发和激励科学家的创造和想象力的发挥。
3中医药学协调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为“有机自然主义”[6],因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应该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的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辨证施治,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内外平衡,抗病祛邪的治疗特点,以其举世公认的疗效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重物不重人,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的有机协调。提出Z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正好象人体中的器官,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管理学家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7]。
从分子到细胞再深入基因,希望能找到针对功能的遗传学早有定论:基因产物必须在细胞内环境中发挥功能,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机体必须在多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基因表达及作为结果产生的表型常是通过个体基因型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被修饰和改变[8]。最新文献也认为,很多人类常见病代表着我们的基因组与环境毕生相互作用的一种积累,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9]。由上可见,基因型与表型不总是一一对应。因此单纯以基因表达谱作为“证”的实质或作为“证”“病”的连结点似欠全面。
正如李政道教授指出的,“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10]。美国《科学》杂志19990402出版复杂系统专刊,其编辑部导言“超越还原论(BeyondReductionism)”就直截了当指出现代基因组学还原论方法的不足,指出:“还原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信息过载和过分简单化,从而可能需要把整合性提上议事日程(integrativeagenda)以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方法”[11]。
中医药学中蕴涵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基因,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医药学特色和优势的深入挖掘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发展呼唤中国传统科学观启迪的今天,中医药现代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科学内涵将会得到充分揭示和发展,中医药学一定能全面走向世界,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医药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古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学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从以上的优势和特色可以看到中医药学不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且在许多方面提示和反映了现代人体科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以至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前沿。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正在从分析的科学嬗变为整合科学,中医药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思维优势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伊·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
[2]葛荣晋.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张相轮,凌继尧.科学技术之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二、中医跨文化传播的实践
中医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既有基于中医术语英文翻译的理论实践,又有中医技术传播的实际操作,二者各具特色,又融会贯通。就中医术语的英文翻译而言,有宏观层面的翻译原则、规范化标准以及方法的内容,又有微观层面中医经典著作的翻译实践以及不同英文版本的对比研究。鉴于中医英语翻译良莠不齐的现状,2004年9月初,全国科技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和中医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主持召开中医名词术语审定会议,与会专家确定了中医英语翻译应该遵循对应性、系统性、简洁性、同一性、回译性、约定俗成等原则。同时,专家学者也就促进中医药英译的标准化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在既定原则与标准化共识的前提下,近年来,新的文化传播———模因论被引入阐释中医术语所内含的文化信息,模因在传播中的复制和变异促使译者灵活地处理源语文本。在中医术语的英译中,译者可以采用表现型模因、基因型模因以及互文性来处理中医文化信息,以便中医模因能渗透到英语中医药名词术语模因库中,从而促进中医药及其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具体到中医文献的翻译,最为瞩目的当属中医经典的英译研究,如《黄帝内经》的英文翻译版本多达数十部,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黄帝内经》翻译研究的重点也从名词术语的译法发展到对书中各种修辞格的翻译和语篇的连贯性,具有代表性的是李照国与兰凤利的研究,前者重点研究了《黄帝内经》中比喻、借喻、比拟、对偶、联珠的翻译,后者则聚焦于比喻、借喻、错综、互备、和举隅的翻译,相对而言,《伤寒杂病论》《难经》与《神农本草经》的英文翻译研究与实践则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巨大的开发空间。相较于中医英译的实践,中医医术的传播实践则更为具体,因而也就更有说服力。据不完全统计,英国有中医诊所约3000家,仅在伦敦地区就有私人中医诊所近600家,每年大约有250万英国人采用中草药、按摩、针灸等传统的中医疗法,支付的医药费用达到9000多万英镑。目前,美国已经有48个州承认中医药、针灸的合法地位。在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还批准成立了美国中医药研究院与美国人体科学研究院。美国已经有超过一万名中医针灸医师,仅加州就有4000名。据统计,加拿大现有中医从业人员2000多人,在全国的10个省和3个特别行政区均有分布,但这其中多伦多就有700多人,温哥华也有500多人,其他则散居各处。自2012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亚开始对中医、中药师进行全国注册管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澳大利亚是第一个确立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这无疑是中医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要事件,也充分说明了中医在澳大利亚的传播、发展状况处于西方国家的领先地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中医合法化的进程中,澳大利亚一直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二、奋发向上的中医药特色校园精神环境
校园精神环境是育人环境建设的核心内容,校园精神是赋予学校生命、活力并反映学校的历史传统、校园意志、特征面貌的一种精神文化形态,是师生员工的共同理想、共同信念、共同追求、共同意志和风格的综合体现。学校一直重视学校的精神环境建设,“大医精诚,止于至善”是我们的校训,是学校的办学理念、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学校悠久历史和文化传承的浓缩,“大医精诚”出自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强调“大医”者要兼具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止于至善”出自《礼记•大学》,强调追求完美境界,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也是大学精神之所在。以精神文化为重心,提升校格、人格,注重培育大学的文化底蕴,以宣传校训为核心,大力弘扬学校独特的人文精神。校训广场把“大医精诚,止于至善”的办学理念融汇于校园景观建设之中,实现了办学理念的表征化、形象化。在董奉广场一侧种植了一片桃花心木,林中有一“桃花心木”石,石上刻有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的散文《桃花心木》。桃花心木为常绿乔木,种子顶部有翅,飘落如螺旋桨,喻示中医学子桃李满天下;桃花心木广植于台湾,也寓意着两岸中医同溯一源;同名散文富有哲理地阐述了逆境中桃花心木成材的故事,寄望杏林学子能像“桃花心木”那样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会生存,努力成才。
三、严谨开放的中医药特色校园学术环境
学校处于从教学型向教学科研型大学转变的重要转型期,营造一个严谨开放的学术环境是实现学校重大转型的关键。时珍园、中医药博物馆让学生在入学初就能了解中医药发展史,受到中医药文化熏陶。教学楼、实验楼中设立了中医名家画像,全面生动地展示中医药学的文化审美意蕴,传递中医药学古朴深厚的文化气息。校园里随处可见的中医先辈的石像,鼓励后人为之勤学不倦。学校各学院根据自身特点分别开展了临床技能大赛、实验技能大赛、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中医药基础知识大赛、护理技能大赛等系列活动。通过技能大赛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巩固了第一课堂的教学效果。“挑战杯”校内选拔赛严格把关,经过动员、各学院初赛、学校复赛、决赛等多个环节,在全校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学校还形成了以“旗山讲坛”为龙头的中医药学术交流平台,“旗山讲坛”建于宋慈湖上,是一个可容纳500人的学术报告厅,于2007年年底正式启动。学校积极发挥“旗山讲坛”文化品牌效应,陆续开展了“宋慈湖畔话中医”系列学术讲座,通过中医药及相关领域的“学术大家”开展中医药继承及创新发展方面的讲座,加深师生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理解。同时,以“旗山讲坛”为核心,向外辐射发展,不断拓展中医药学术交流平台,如2013年依托教改实验班“修园班”,开设“修园讲坛”;承办了福建省第四届中华传统美德大讲坛,并成立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二、走向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一体化
二、历史典故对英美文化评价地位的影响
世界不同民族因为所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模式各有不同,所以语言应用上的差异效果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得到世界文化机构认可的两种世界文化影响起源点包括希腊罗马西方文化和长江流域发祥地的华夏文化群。所以,英语的学习和文学评论都离不开西方历史情境的追逐和分析。民族历史是社会发展的真实记录资料,其中蕴藏的文化遗产价值极为丰富,这类现象尤其在语言习惯表现上最为突出。英汉两种语言中普遍包含大量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和典故信息,这类习语表面结构样式排列简单,但情感意义表达较为深远,单单凭借字面理解是不科学的。但它们在篇章阅读上的作用确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特定文学评论资料都有它的中心疏导观点,我们研究活动的必要任务就是围绕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进行特定作品鉴赏,之后再实现对当地文化的科学评论。例如:Achilles的词语解释就是围绕希腊神话故事情境进行详述的,Achilles其实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某位英雄人物,其母在他出生之后为了保护他,便手握其脚踝令其浸入冥河之中,所以他全身上下除了脚踝位置其余都是刀枪不入的,但就因为这样令其产生致命的弱点。所以Achilles’heel主要指某个人的致命弱点,那么在解析Timidity is my Achilles heel这句话时就可以顺利成章地定义为“胆怯是我的致命弱点”。但是按照中文语序表达习惯,加上传统单词和语法的硬性记忆教学手段,对于此类句式的解读相信会存在偏移效应,评论过程中自然不能客观明了。因此可见,西方文化的三大渊源,包括《圣经》、希腊罗马神话在内是完善英文词汇和语句翻译的必要线索,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将语言知识和文化情境结合起来,避免评论环节中的理解偏差结果。
三、西方现代历史文化对评论绩效的影响
西方文化知识在作品阅读和评价中的重要引导功能一直未能受到英语评论专家的重视,大部分学者简单地认为,只要英语语法基础好并且掌握常见的翻译技巧,就能完善评价理论的搭建绩效。但现实中大部分评价内容都存在一定的偏激状况,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对西方文化知识积累程度不够。由于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决定特定句式、单词的内涵原理,而我国语言表达习惯上类似状况少见,所以学者评论活动中难免滋生望文生义的错误现象。另外,大力提倡英美历史名著的阅读能够稳固评论者的评价指标,令其展现客观评论的绩效水准。因为名著中的主人公因为独特的性格特征和语言表达习惯在当地语言陈述中往往引申为目前社会结构中相似的人或事物状态。所以说,如果能对一些陌生词汇和语句产生特定历史情境的引用和界定分析,整体理解起来就显得轻松和方便好多;如果某些学者仍旧秉承个人价值观基础进行侧面论述,那么评价功效势必不能引起社会大众的共鸣。西方文化知识是单位人员贯彻英语学习动力阶段中必不可少的参与元素,其与基础词汇和语法技巧同样需要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所以,人们在学习英语语句搭接技巧过程中应该注重对西方文化的积累,经常阅读有关当地风土人情、历史地理和文学艺术的书刊资料,只有不断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变迁规则,才能将这种文化差异影响作用减到最少,维系我国专业英语教学和评论的综合掌控能力。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秉承先进的经济管理原则和社会高质量人才供应要求,对目前大学英语专业教学产生高度重视。而所谓深化改革的环节中,少不了对正规教材资料的重新审定和完美整合,这就要配合学者客观的评价潜力进行有效疏导,进一步扩充专业教育的实际掌管力度。因此,结合中西方文化差异现象分析,要积极引进中美文学作品,强化特定时期事件的掌握力度,并对陌生词汇进行正确解读,相信这对日后系统的英美文化评价工作有着必要的指导价值。
1.1突出中医药图书馆在科研、医疗和教学中的支撑作用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各种信息源也呈现爆炸式增长。面对当今这样信息泛滥、供过于求的环境,用户对信息的需求虽然强烈,但是却不知从何入手,鉴别、组织、利用有效信息的能力明显不足。因此,图书馆必须转变以往传统的服务观念,充分推销自己,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主动了解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为之提供学科化信息服务,加强信息资源利用,主动引导用户使用有效信息,以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使中医药图书馆真正发挥在中医药科研、临床及教学中的支撑作用。
1.2提高用户对专业图书馆的认知度,以提升图书馆在行业中的核心地位
由于目前信息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种网络搜索引擎和检索工具的快速发展,使很多用户已经将搜索引擎作为信息获取的首选,结果导致用户与搜索引擎的关系日渐密切,使图书馆失去了很多用户。因此,中医药图书馆要想在竞争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发展,就必须创新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采取学科化服务营销,加大学科化服务的力度,让科研用户广泛了解并接受学科化服务,以提升图书馆在行业中的核心地位。
1.3深化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提高信息资源利用
图书馆拥有海量的信息资源,包括各种馆藏资源、中外文文献数据库等。学科馆员要不以盈利为目的推荐宣传使用,提升这些资源的利用价值。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学科馆员的服务,真正满足科研用户对中医药信息的需求已成为图书馆努力的方向。实施学科化服务营销,是和科研用户进行有效沟通,便于科研用户更好地了解图书馆所提供的各种信息资源和各种服务的有效手段,也是深化图书馆学科化服务、提高各种信息资源利用的需要。
2学科化服务营销策略
中医药图书馆实施学科化服务营销,其核心内容是资源营销和服务营销,资源营销也是信息营销。拥有众多的信息资源是我们营销的基础,加强信息资源的利用,促进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升学科化服务质量是我们营销的目的。
2.1资源营销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是中医药医学文献信息中心,拥有众多的信息资源,包括图书、期刊、数据库等。我馆馆藏图书32万余册,其中中医古籍5千余种6万余册,约占存世中医古籍的50%;中医珍善本为1300余种1.6万余册。1911年以后出版的图书5.8万余种,其中中医药图书达2万余种,外文传统医学图书3000余种。另有馆藏中文期刊1867种,现订阅中文医学期刊650余种;馆藏外文传统医学及相关期刊过刊280余种,现订阅期刊180种。还有近百个专题文献数据库,以及声像资源、电子全文数据库等。下面将我院图书馆的主要电子资源进行简要介绍。
2.1.1电子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读秀学术搜索,方正电子图书,EBSCO(艾博思科)外文电子图书,中医药古代文献知识库,中医古籍全文数据库,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辞典数据库,期间中草药实用手册。
2.1.2中文文献数据库
中国中医药期刊文献数据库-文摘型,中医民国期刊文献数据库-题录型,《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医药专题(1949年以前)-题录型,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文库)-文摘型,中国生物医学期刊引文数据库-题录型,CNKI中国医院数字图书馆(1994年以后)-全文型,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1993年以前)-全文型,CNKI期刊、论文、会议、报纸、生物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库群(镜像库)-全文型,万方数据资源库群(远程访问)-全文型,维普医药资源信息系统-全文型,中国引文数据库-题录型。
2.1.3外文文献数据库
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CI-Expanded)、外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情报服务系统(FMJS)、OVID循证医学全文数据库(EBMR)、OVID药物信息全文数据库、OVID国际药学文摘数据库(IPA)、EBSCODynaMed(循证临床信息数据库)、EBSCOAltHealthWatch(补充替代医学)、EBSCONatural&AlternateTreatments、EBSCOMedline1400种全文期刊、PubMed、HighWirePress、NSTL(NationalScienceandTechnologyLibrary)提供的外文现刊数据库、NSTL提供的外文回溯期刊全文数据库、FreeMedicalJournals、Socolar、《医师信息和教育资源》(Pier)、InfoSci-OnlinePremium数据库、冷泉港实验室实验方案、F1000Posters壁报文献开放获取数据库等。通过上述介绍,便于科研用户更好地了解我院图书馆可以提供的信息资源,使之能够有效地被利用,从而满足医学科研、临床及教学对信息的需求。
2.2服务营销
2.2.1加强宣传
图书馆现在虽然拥有众多的信息资源,但是在使用方面尚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图书馆还未建立一站式检索,所以文献查找比较繁琐,并且大部分用户缺乏相关检索知识,对图书馆拥有的电子资源和馆藏纸质资源不甚了解。因此学科馆员应该走出图书馆,面向广大科研用户加大宣传力度,制作《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信息资源与服务指南》宣传手册,向各科研单位发放,让广大科研用户真正了解和学会使用众多的信息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2.2.2挂牌建立学科化服务站
在我院各二级院所挂牌建立学科化服务站。与各临床院所的图书馆配合,服务站就设在二级院所的图书馆。学科馆员通过宣传、培训、拜访研究所领导与科研人员等方式,主动开展信息资源与服务宣传介绍,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使科研人员开始认识并逐渐接受学科馆员为科研用户提供学科化的知识服务。在我院各二级院所挂牌建立学科化服务站是我们实施学科化服务营销、加强学科化服务的重要举措。
2.2.3建立学科化服务平台
学科馆员以科研人员需求为导向,以满足科研用户需求为目标,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主页上建立学科化服务平台。一是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建立资源链接,以提升信息资源的利用价值。二是科研用户通过平台与学科馆员进行实时沟通,科研用户提出学科化信息服务需求,学科馆员根据科研用户的信息需求,提供有针对性、具有使用价值的学科化信息服务。或通过飞鸽、飞信、微信、QQ、MSN等网络工具与科研用户建立交流沟通渠道,学科馆员可以不受时间、不受地点制约,随时掌握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提供实时的学科化信息服务。
当然,费尔巴哈在揭示宗教的人本根源、强调神与人的一致性的同时,也指出了神与人也存在对立的一面。他说:“我们的任务,便正在于证明,属神的东西跟属人的东西的对立,是一种虚幻的对立,它不过是人的本质跟人的个体之间的对立;从而基督教的对象和内容,也就完全是属人的对象和内容了。”②他还说:“一个精神的即抽象的东西或神,被人拿来当作人生的法则,其结果必然造成残身和禁欲等现象。可见,基督徒世界的物质灾害,归根到底只是他们的精神的神或他们的理想。”(《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758页)但是,费尔巴哈在这里所说的神与人的对立,是指作为人的普遍性本质的抽象化产物的神与个体人之间的对立,是指作为人类的精神理想的神在“被人拿来当作人生的法则”之后,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理想的神与信仰个体的具体信仰行为和欲望之间的对立,而不是指人格化的神的本质与普遍性的人的本质之间的对立,更没有认为奴役人、强迫人和束缚人是神(上帝)的本质。相反,他认为,“上帝爱人”,上帝的本质就是爱。他说,“爱就是上帝本身,除了爱以外,就没有上帝。爱使人成为上帝,使上帝成为人”。(《基督教的本质》第85页)“上帝之爱人———当他爱人的时候———乃是为了人,也即为了使人善良、幸福、福乐。”(《基督教的本质》第91页)他认为,上帝对人的爱,其实质是人对自己的爱。“上帝对人的爱———这是宗教之根据和中心点———,毫不含糊地和毫不矛盾地证明,人在宗教之中把自己直观成为属神的对象、属神的目的,换句话说,在宗教之中,人只跟他自己的本质、只跟‘自我’发生关系。”(《基督教的本质》第95—96页)上帝对人的爱也唤起人对上帝、人对人的爱。“上帝的爱驱使我也去爱;上帝对人的爱,是人对上帝的爱的根据:属神的爱导致、唤起属人的爱。‘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基督教的本质》第96页)“可见,既然上帝爱人,那么,人就是上帝的心,人的幸福就是上帝最关心的事。”(《基督教的本质》第96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宗教是自然力量、社会力量和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只是由于一切宗教的内容是以人为本源,所以这些宗教在某一点有些理由受到人的尊敬。”③恩格斯指出:“神是什么?德国哲学这样回答问题:神就是人。”④恩格斯还指出:“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⑤“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度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⑥“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外部的自然力在人们头脑中获得了幻想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⑦马克思还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在宗教中,人们把自己的经验世界变成一种只是在思想中的、想象中的本质,这个本质作为某种异物与人们对立着。”⑨恩格斯在论述基督教的神时指出:“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与此相应,这个神所反映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是一个想象的形象。”⑩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的基本思想是:宗教的本质在于,“一切宗教的内容都是以人为本源”、自然、社会和人都是宗教的源泉。宗教是“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是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宗教既是自然力量的反映,又是社会力量的反映(包括幻想的、歪曲的、颠倒的反映等)。神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与抽象。“神就是人”———神是人的人格化、对象化,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
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
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继承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的基本思想,认为:宗教是自然力量、社会力量和人自身的反映,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神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但是,中国学者在吸收和继承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的基本思想的同时,也“发展”了来自于西方的宗教异化论思想。当代中国的“异化”概念来自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工人生产商品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劳动产品反过来统治、支配和奴役人———劳动者,即“产品支配着生产者,物支配着主体,已实现的劳动支配正在实现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活动,从深层次上说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不仅没有实现“自由自觉”的本质,反而产生了异化———工人降低为资本家生产商品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工具和手段,工人成了自己所生产和创造的商品转化而来的资本的奴役对象。
可见,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中的“异化”概念包含这样三层意思:第一、该东西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第二、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东西的作用违背了创造者原来的本意即目的;第三、该东西反过来反作用于其创造者———支配、奴役或者危害它的创造者。这三个方面是构成“异化”的必要条件。在这三个必要条件中,核心是“人们所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支配、奴役或危害创造者”。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所创造的东西虽然反作用于其创造者,但这种反作用有益于(至少是无害于)其创造者,或者与创造者原来的创造目的是一致的,那它就没有发生异化。只有在被创造物不仅反作用于创造者,而且这种反作用对其创造者产生了严重的危害性的情况下,我们才说它发生了异化。事实上,我们现在正是这样理解和应用“异化”这一概念的。例如,我们现在说“科技异化”就是指科学技术作为人的创造物,已经在很多情况下以某些方式奴役人、危害人类,人类很多很严重的问题都源于现代科技。比如,环境污染、水污染、核威胁等。再如,我们说“权力异化”就是指政府权力本来是公民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政府、赋予政府官员的,为的是让政府、政府官员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权力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官员却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各种权益。可见,我们现在所说的“异化”基本上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意义上的“异化”,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中的“异化”概念。正因为如此,当代中国人所说的“宗教异化”自然也就包含三层意思:第一、以上帝为代表的各种神灵是人所创造的;第二、人所创造的神灵(如上帝)反过来作用于人;第三、人所创造的神灵(如上帝)反过来统治人、支配人,甚至奴役人、危害人。现举例如下:
邢贲思先生在其《费尔巴哈论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原载《哲学研究》1965年第1期)一文中说:“这就是说,人创造了神,而人则成为自己的创造物的奴隶、俘虏。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种异化出来的精神实体转而成为人的存在的统治者。”他还进一步指出:“神是人的自我分裂,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神和人的矛盾是人和自己的精神创造物的矛盾,人的精神创造物反过来成为钳制甚至奴役人的力量。”(《哲学研究》1965年第1期)随后,邢贲思先生还指出:“戕害自己的肉体的情形不仅在基督教中存在,在其他一切宗教中也都存在。”“狂热的宗教徒对于自己的否定达到了超越常情的地步。有些教徒除了接受洗礼以外,终生不沾水,他们听任虱子的噬,他们把虱子竟然叫作‘上帝的珍珠’。有些教徒发愿终生维持一个困难的姿势,如紧握拳头始终不放,直至指甲穿破手掌,或者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直至残废不能使用。有些教徒用铁链把自己固定地拴在一个地方,终生不离开一步。有些教徒甚至躺在路上,让载着神像的大象踏过自己的身体。可见,宗教狂热达到顶点时,人的自我否定不仅表现为压制自己的欲望、尘世生活的要求,而且直接表现为肉体上的自我摧残、自我舍身。这样,人不仅成了神的工具、附庸,甚至成了向神献祭的牺牲品。”(《哲学研究》1965年第1期)显然,在邢贲思先生眼中,“神”已经不仅仅是人的本质与人的分裂,不仅是人的本质的抽象化、对象化,而完全成为一种“钳制人甚至奴役人”的力量。神与人的关系已经衍变成了一种奴役与被奴役的对立关系了。
又比如,王海明、孙英老师在其《宗教异化论》一文中说,“作为人道主义概念的宗教异化,指人们按照神灵意志而非按照自己意志进行的行为,是自己所进行的不是服从自己意志的、属于自己的行为,而是服从于神灵意志的、属于神灵的行为”。他们认为,类似于经济异化起因于资本家握有资本这强制力量,宗教异化起因于神灵握有祸福这种强制力量。他们以《圣经•申命记》里的摩西所说的一段话来说明人为什么会遵从神灵的意志,并以之作为宗教异化的根源。这段话是这样的:“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诅咒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诅咒,在田间也必受诅咒;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受诅咒;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诅咒。你出也受诅咒,入也受诅咒。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诅咒、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地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作者还进一步指出,遵从神灵意志行为的被强制、受奴役、不自由之性质,充分体现在这段话里。
再比如,四川大学陈麟书、陈霞两位老师主编,2003年出版的作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的《宗教学原理》一书也明确地说:“这种神在阶级社会里,实质上是代表地上的统治者来统治人,加强世俗现实统治者对于现实人的统治。”“宗教之所以能通过神来统治人和压迫人,从认识论的原因来说,就是因为神是一种不可被人所感知的和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
几十年来,这种认为神强制人、束缚人、奴役人,人则受神的奴役、强制、束缚,从而屈从于神的意志而不自由的思想一直是我们的宗教观念中的一种主流思想,成为我们的宗教异化论的主要内容。在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者看来,宗教中的各种神灵不仅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且是一种钳制人的发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人的乐趣的力量,是一种束缚人、强制人、奴役人的力量,甚至成了阶级社会统治人与压迫人的力量,成了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统治和压迫人民的一种工具。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与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异化论之间的一个重大的区别。
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何以不成立
宗教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立的一种信仰体系。上帝是人创造出来的一个精神实体。上帝何以能够钳制人的发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人的乐趣?何以能够束缚人、强制人、奴役人呢?从以上举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宗教异化论者认为,上帝强制人、奴役人,所依凭的是上帝握有祸福强制力量。即:“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圣经•申命记》(28:1—6))相反,“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诅咒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者的这种论证很有代表性。因为,第一、很多宗教徒约束自己的欲望、遵从上帝的意志行事,的确是因为相信上帝的这类善的承诺或恶的诅咒。其次,这种类型、这种模式的训导,无论是在基督教的《圣经》中还是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以及其它宗教经典中都很普遍。尤其是《圣经》经常采用这种方式来教化人。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段很有代表性的话,到底能不能作为当代中国的宗教异化论的观点———神是钳制人的发展、剥夺人的乐趣,束缚人、强制人、奴役人的力量的依据。这段话是摩西所说的。这段话的本意是要“你”听从上帝———耶和华神的话,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于你的”。那么,首先我们看,“我今日所吩咐于你的”都是些什么内容呢?“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莎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迦得、亚设、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作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使瞎子走差路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向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与继母行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百姓都要说:‘阿门!’‘与兽合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与岳母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圣经•申命记》(27:11—26))由此可见,摩西所吩咐于“你”的———“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于你的”都是一个社会里必不可少的,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遵守的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规范。
再看上帝的其它诫命律例。上帝的其它诫命律例有很多。比如,“不可杀人;不可奸;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圣经•申命记》(5:17—21))上帝的一切诫命律例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人与人之间要相亲相爱,要“爱邻人”,要“爱人如己”,要多做善事,要行善避恶、扬善抑恶、奖善罚恶,要行公义,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要像他的独生子耶稣一样,为了救赎人类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耶和华说:‘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圣经•以赛亚书》(1:10—11))“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圣经•弥迦书》(6:6—8))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即王海明、孙英两位老师在其合写的《宗教异化论》一文中作为其宗教异化论依据的那段话中,要求“你”听从的就是诸如此类的“话”,即以道德教诲为核心内容的“一切诫命律例”。那些咒诅所针对的就是那些违背上帝的以道德教诲为核心内容的诫命律例的人,即是那些“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行恶离弃他”的人。上帝的一切咒诅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努力行善避恶、扬善抑恶,多行善事,多行公义。其结果也必然是有力地促使很多人(主要是那些基督教徒)努力遵守上帝的“一切诫命律例”,听从上帝的道德教诲,从而大大地提高信仰者的道德行为水准。所以,上帝的咒诅完全是一种促使人行善避恶、扬善抑恶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诸如此类的各种神灵(如佛教的佛、伊斯兰教的真主等)的咒诅、警告乃至胁迫等,其目的都是为了促使信仰者遵循以上帝、真主等名义颁示的道德教诲。这是宗教实现其“神道设教”功能与目的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独特的方式。事实证明,宗教的这种独特的教化方式的效果是很好的。就犹太民族来说,“回首民族历史,他们发现百姓何时信守上帝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国运就亨通;当人们把上帝正义、仁爱的命令忘在脑后的时候,国家就遭厄运”。对于犹太民族的这种信仰的经验教训,在《圣经》中也有记载。《圣经•士师记》教导的就是这一课题。其基本思想就是,“以色列对上帝忠心的时候,国家就兴旺;以色列在背离自己的真神耶和华去拜假神的时候,就无力抵抗周围的仇敌;当他们发现自己因此遭受苦难的时候,又回过头来投靠上帝,上帝便怜悯他们,赐下拯救者(士师)”。(《旧约概论》第70页)所以说,上帝(或上帝的代言人如摩西)的咒诅、警告甚至胁迫等完全不是对人的奴役,而是对人的警示,是敦促人们接受和遵行其道德教化的一种有力的方式。如果说,这是对人的强制与束缚,那也是束缚人们那些不道德的邪恶的行为,强制人们避恶行善;如果说,它取消和剥夺了人的意志与乐趣,那么,它取消的的是人肆意妄为、危害他人的自由意志,剥夺的则是不应有的侵害他人的乐趣。所以说,上帝等神灵的诸如此类的咒诅、警告甚至胁迫等根本不是宗教神灵奴役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强制、束缚人的依据和表现。
至于说,导致一些宗教信徒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自我摧残,对自己的欲望进行过分的压抑与禁欲等,那只是极少部分的宗教信徒的一种不正确的信仰方式。况且这样的信徒毕竟只是极少数。我们不能依据极少数信徒的不正确的宗教行为方式而说“宗教结果必然造成残身和禁欲等现象”,更不能依据这些作法作为宗教异化的依据。上帝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的一种理想化的升华。人的本质对象化为上帝的本质之后,虽然使人们对其敬畏与崇拜,但是其目的和结果是促进和激发人的一些优良道德品质———仁爱、宽恕、信实、自由、平等、公义等的形成,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所以,如果说“异化”是指人所创造的东西反过来支配人、控制人和奴役人,认为宗教是奴役人、压迫人、强制人、束缚人的力量,宗教钳制人的发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人的乐趣。那么,这样的“宗教异化论”就是不成立的,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