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21 17:00:13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城市社会学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继2000年在苏州召开的“海峡两岸成人教育”学术讨论会之后，由江苏省成人教育协会和江苏广播电视大学联合举办的海峡两岸“知识社会与成人学习’“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4月1日至4月2日在扬州举行。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知识社会与成人学习”。会议讨论的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知识社会的基本特征、知识社会与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与教育发展、知识社会与成人教育、知识社会与终身学习、知识社会与远程教育、知识社会与社区教育、知识社会与人力资源开发等。阳春三月，美丽的瘦西湖畔，来自海峡两岸的近百位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工作者聚济一堂，听取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于云秀教授(知识经济与中国电大教育的发展》、台湾成人教育学会顾问郭为藩教授《网络大学体制化的商榷》、台湾成人教育学会会长黄富顺教授(知识社会与成人教育》、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吴康宁教授(知识社会中“工作成人”学习的基本特征)等专题报告，并进行了大会交流发言和讨论、对知识社会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的新特点及发展趋势等大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知识社会的特点及其挑战
黄富顺教授在其主题报告《知识社会与成人教育》中详细分析了知识社会的特征、他指出，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强调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其特征是:(1)知识生产的速度前所未有，崭新的知识充斥整个社会，形成知识的爆炸;(2)知识的寿命快速缩短，知识老化日益加速;(3)知识的传输迅速，取得容易，储存方便:(4)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5)知识型劳动者主导生产，他们不断开发脑力，激发创意，更新产品，提高品质，提升竞争力。
江苏成人教育协会会长、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校长陈乃林在《知识社会与成人学习》的专题论文中对知识社会的特征作了如下概括:知识社会是坚持以人为本及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社会:知识社会是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知识社会是以知识管理为纽带的社会:知识社会也是学习社会。
于云秀教授在专题报告中指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科技产业和智力为支撑的经济。知识社会的到来.也就是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它意味着学习意识的普遍化和学习行为的社会化.意味着终身教育体系的真正确立、意味着教育的社会化、民主化、国际化和个别化。这些无疑对传统的成人教育观念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二、成人教育的适应与成人学习的转型
成人教育如何适应知识社会以及知识社会成员的学习要求，是本次研讨会的丰要论题之一、黄富顺教授认为，知识社会成人教育的重点工作和策略是:(约倡导成人继续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2)推动成人自学的运动。要加强宣传和引导，唤起民众参与学习，激发成人自觉、主动地学习。(3)加强成人的在职进修与训练.增强他们获得、积累与转化知识的能力，进而激发其创造知识。(4)普遍提升成人的素养。(5)鼓励成人学会学习。(6)扩展网络学习。
江苏省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胡凤英明确提出了知识社会呼唤成人教育结构性改革的命题。她从办学体制的社会化、市场化，运行机制的社会性、灵活性.教育功能的多样化、服务性。教育手段的网络化、信息化。人才培训的本土化、国际化等方面阐明了成人教育结构性变革的主要任务。
江苏省成人教育研究室陈东瑜副研究员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阐发了我国为迎接知识社会到来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思路:一是按照学习化社会的要求努力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二是坚持“两基”重中之重和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努力为知识社会构建扎实的人才资源基础:三是充分发挥成人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四是教会成人学会学习，努力提高数字化学习能力。
不少专家关注到社区教育在知识社会成人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南京市玄武区社区教育委员会张利民的交流发言通过玄武区创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积极整合社区内丰富的教育资源。做到横向联合。纵向沟通。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资源的共有、共享的实践.介绍了建设学习型社区的做法:(1)廓清思路，加强社区教育理念的整合;(?)完善网络，加强组织资源的整合;(3)专兼结合，加强人力资源的整合;又})积极引导。加强物质资源的整合;(5)开展活动.加强人文资源的整合。
吴江市成人教育协会王建平探讨了城镇学习型社区教育问题二他认为，城镇学习型社区教育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或形式，提高全体社区成员的科技人文素质和生存质量、促进城镇社区健康、有序发展的教育活动的总和。他分析了营造城镇学习型社区的障碍.井指出，开展城镇社区教育要注意加强城镇社区教育理论框架、管理体系、活动设施、网络队伍和经费给付体制的建设，推进城镇学习型社区的建设，适应知识社会的要求:
海门市教育局黄志豪则关注知识社会中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问题:他认为.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科技文化素质低的问题十分突出。远远一下能适应知识社会的要求。因而，必须重视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和创新。首先.要转变农村成人教育观念.实现由单一的成人教育思想向全方位、多功能的大教育思想的转变，由扫除青壮年文盲为主向大力培养农业骨干为主的转变。由教育部门独家经营的体制向一校多牌联合办学的体制的转变，由单纯的传授知识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转变.由传统的学校模式向三教统筹、农科结合的教育模式的转变。以迎接知识社会的到来:
知识社会的特性决定了成人学习在学习内容、学习要求，学习方式等方面的转变。吴康宁教授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知识社会中“工作成人”学习的基本特征。他认为。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客观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技术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准人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功利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开放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个体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速变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全程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
个人要在知识社会中生存和发展，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因此.成人教育还要十分重视成人的素质教育，帮助成人提高素质.获得完满的发展。如何在成人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呢?镇江市广播电视大学校长祝诚教授在交流发言中提出:首先，要在成人教育中牢固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改变部分成人学习目的的直接功利性。第二，实施成人素质教育的理想模式是远程开放教育，其开放性、网络化的特征，使它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旨在促使每位学习者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教育”。第三，要正确处理好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第四，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第五、要在成人教育中开展创新教育。
知识社会以知识为核心，而阅读则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台湾师范大学林振春教授对知识社会中阅读能力的培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在交流发言中分析了知识社会的知识特性，把知识分为资料、信息、知识和智能4个层级;阐述了积累性阅读、理解性阅读、鉴赏性阅读、评价性阅读、创造性阅读、消遣性阅读、专题性阅读、发展性阅读、探测性阅读、实用性阅读、交叉性阅读等l1种阅读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功用;提出了4种有效的阅读方法:01}4R法、SQ3R法、问题阅读法、十步阅读法;并认为，在知识社会中，有必要扩大阅读能力的范围，培养阅读能力应该包括阅读理解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等4个方面。
三、远程教育、网络学习是知识杜会成人教育的最佳形式
在竞争激烈的知识社会，人们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对教育的需求、要求明显提高、而传统的教育，从教育理念、教育资源.教育内容、教育环境、教育方式等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接受教育人群的学习的需要二随着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应运而生、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习者的欢迎，尤其受到存在求学障碍的成人学习者的青睐。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以其自身明显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成人教育、成人学习的最佳形式。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对远程教育、网络学习在成人教育中的优势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于云秀教授分析了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情况，对知识社会中国电大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思考意见。他认为，首先，要加快办学体制改革，逐步实现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办学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灵活办学模式的转变。第二，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第三，提供优质服务，保证教学质量。第四，广泛开展联合、合作办学，参与国际教育市场的竞争。第五，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把好教育质量的源头。第六，调整专业结构，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第七，充分发挥电大系统的优势，在竞争中以整体优势取胜。第八，加强远程开放教育的研究，用研究成果指导教学实践:
南通市电大如东分校缪新华探讨了县级电大在知识社会的作用问题，提出了知识社会县级社区学习支持服务系统模式建设意见。他认为，县级电大作为县级社区学习中心、有中央及省、市电大作支撑，通过有选择地引进高校的优质资源.必将发挥学习资源中心、学法指导中心、学习信息中心、学习交流中心、学习评价中心和学籍管理中心的作用，并在知识社会成人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
郭为藩教授的主题报告探讨了网络大学体制化问题。他认为，在21世纪的知识社会，网络大学必定会有很大的发展。而目前网络大学还很不规范，教学品质参差不齐，开设的课程缺乏大学应有的多学科性，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网络大学尚未制度化。(1)在经济全球化、教育交流日趋颇繁的形势下，网络大学将率先实现跨国合作、成为国际大学的先声。所以，网络大学必须有一套具有公信力的制度，维持其应有的学术水准及机构规模二(2)网络大学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数字图书馆或资源中心，有现代化的传播科技与教学科技设备，并拥有一支网络科技与传播科技的专业团队，配备相当人数的全时助理人员来支持繁重的教学辅导工作。(3)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网络大学必须跟既有的大学合作，分享现成的师资与教学设施资源:在现阶段全部课程采用网络教学实为大多数学府力所未逮、所以部分科目采取其他教学模式，包括电视广播、面授、教学套装对教学品质并不见得有降低之虞。网络大学的起飞，尚需一段时间。
篇（2）
作者：马周坤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诚信”在现代转型中其基础也受到严重动摇，古代家庭教育功能逐渐分离并弱化，优秀的儒家诚信文化继承受阻；违反诚信道德文化的刚性惩戒逐渐弹性化与轻度化以至于失范；传统主流文化伴随着近现代各种思想解放和社会运动以及采用的各种适宜和不适宜方式都使其逐步转变为亚文化甚至某些成为反文化，这样诚信文化社会化与继承被边缘化；再加上转型期间，教育主体在教育上的缺位，新的引导机制、监督机制、制约机制无建构或不健全，则诚信因素失去了发挥其有效性和功能的基础。我国社会的迟发展对诚信的影响我国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与欧美其他国家相比起步较迟，属于迟发展之列，因此我国社会实际上是一种迟发展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迟发展效应的影响。1、我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也为诚信缺失埋下了潜在条件，特别对于企业、个人来说，“国家、政府以统购统销的方式直接调配资源，政府是企业、个人信用的支撑，企业和个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承担起信用的责任”。再在后面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政企分开、权责明确，每个企业、每个个体都成为独立的主体，他们不再直接借用政府的信用，而信用的承载者在从政府到企业、个人的置换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空缺，这种空缺会导致不讲信用的出现”。当市场经济地位基本确立且有了一定的良性发展后，我国企业、个人、以及新产生的各种营利和非营利的组织都成为一个独立主体，正如风险社会理论提到的“致使自己成为一个以市场为媒介，对自己的生存、发展进行规划与组织的行动者”。但市场经济有其固有的弊端与缺陷，市场行动主体总是会在“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功利观念冲击下，规避诚信原则，这即使在较健全的市场制度环境下也会发生。2、迟发展中的转型效应对诚信影响较深。所谓转型效应，“主要指由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等转换的不同步性而对社会运行产生的影响和制约”。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然而适应其发展和保障其发展的社会结构、制度、体制还很不健全3、政府信用建设问题凸出和法律引导惩罚倒逼机制不力。今天的社会改革发展进程中，政府的信用建设与执行效力至关重要，它不仅保证行政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关系到的政府公信力、权威和对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及对市场经济的调控，而且对整个社会起表率作用。然而，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和人员却严重破坏了政府诚信形象，给社会诚信氛围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再就是我国法律还不健全，司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够，对违法惩罚不严，特别有些执法部门本身存在不忠实执行法律的信用问题。
重视和利用社会化途径，培养社会各组织、群体和个人现代诚信理念通过社会化途径，进行诚信教育。一方面要发挥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主体从各方面并以各种方式开展教育与培训，加强和内化现代诚信理念；另一方面要构建现代诚信文化，培育良好诚信氛围，抓住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良好机遇，调动各种文化资源，培育良好的诚信文化氛围。（二）加强政府诚信建设，为社会树良好形象并起表率作用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并为社会诚信建设起强大的示范作用。政府部门是整个社会的领导、管理与公共服务部门，良好的诚信形象将为整个社会诚信建设起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为此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建设：提高公务员诚信意识；加强政府诚信组织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开展“廉洁、亲民”活动和“树标兵、做榜样”活动；依法行政；政府选举、决策透明化；建立强有力的奖励与惩处机制等方式。积极培育和发展关于诚信建设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兴起已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结构和功能组成部分。培养诚信建设方面的社会组织，有利于为诚信建设承担载体作用；有利于诚信文化和诚信体系建设；有利于承担政府转移和无力承担的诚信发挥的功能；有利于弥补政府、企业以及其它主体诚信失灵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体提供了“诚信测量与监督”的功能。实行诚信档案建设，跟踪诚信发展状况，促进诚信建设实行诚信档案建设，有利于了解社会各组织以及个人的诚信发展状况，诚信档案应与升学、就业、升职、提拔、企业经营管理、享受福利、评优等联系在一起，使不守诚信之人或组织付出诚信代价，更好的督促社会中各组织以及个人的诚信建设。建立完善的诚信机制体系健全诚信机制体系，为解决诚信危机提供可靠路径。一是建立诚信常态化的教育导向机制，为社会主体提供引领作用；二是建立诚信评估机制，测量社会主体诚信等级，以利于诚信危机警示和提高诚信系数；三是建立诚信激励机制，有利于加强调动社会各主体积极性，促进诚信氛围的培育和诚信理念的内化；四是建立强有力的诚信监督机制；五是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加强引导，对违反有关诚信方面法律的组织与个人予以严厉惩处，倒逼诚信建设。总之，构建完善的诚信机制有利于保持良性的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
篇（3）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终生学习思潮逐渐深入人心，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成教学生长期受到社会的漠视与责难，时到今日从未得到社会的重视和改观。随着成人教育的蓬勃发展，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成人学生数量日渐增多，在社会竞争愈发激烈的大环境中，成人学生的心理问题更有蔓延与增长之势，严重影响了成人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危及到成人教育教学质量甚至成教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关注成人学生的心理问题已成为迫切解决的现实课题。
一、成人学生心理问题概述
成人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社会对成人教育的漠视，对成人学生的淡然，已逐渐成为阻碍成人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成人教育对象的成人学生，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社会群体，其心理问题愈发严重，更值得我们去关注与研究。成人学生心理问题颇多，但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自卑感、冷漠的人际关系、消极的人生态度三个方面。
1.强烈的自卑感
成人学生大部分都是高考落榜生，与考入普通高校的学生相比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可以说是出于无奈才接受成人教育的。为此，他们普遍存在着自卑感，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对自己的未来发展缺乏自信。加上家庭的责难、社会的歧视，让他们总觉得自己不如他人，一无是处，于是自暴自弃，得过且过。
2.冷漠的人际关系
成人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其家庭背景存在很大差异，家庭条件不同。在与别人交往时不主动、过于羞怯，过多地考虑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对自己的言行极端压抑。同时，很多学生与网络为伴，沉迷于网络游戏，生活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之中，与现实中的同学交流甚少。
3.消极的人生态度
成人学生由于强烈的自卑感，失去了敢于面对困难的勇气与决心，缺乏勇于探索和创新的意志。在现实生活中意志消沉，缺乏上进心，对未来一片茫然。不仅在学习上不努力，在人际关系上也缺乏主动与人沟通，在业余时间更是无所事事，生活单一且无任何意义，总而言之，成人学生消极地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情，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和激情，更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
二、成人学生心理问题溯源
探究成人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缘由不难发现，影响成人学生心理问题的成因很多，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成因。但就具体而言，主要有学生自身、学校和社会三大因素。
1.自我认知的偏离
根据现代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理论可以得知，人们对他们的能力水平和态度做出正确的准确评估需基于两点。其一，在缺乏直接的自然标准时，人们通过与他人比较进行自我评价；其二，人们应将自己与相同水平的人进行比较。然而成人学生的自卑感源于同普通高校学生的比较，甚至是普通重点高校的学生比较，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寻求的比较对象就是错误的，同时社会比较理论的比较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准确的自我评价，更是获得自我强化、自我进步的一种途径。因此成人学生在对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时，比较的目的应该是认清自己缺点，吸取别人的优点，而不是自卑、消极的逃避。
2.学校关怀的缺失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目前，很多普通高校把成人教育学院仅仅当着一种创收的手段，忽视了对成人学生的细心呵护。缺少了学校的人文关怀，成人学生就像没爹没的孩子，成人学生至进学校后，学生的日常管理、教学管理等一切由成人教育学院负责，学校几乎不予过问。由此可以看出：在成人学生与全日制统招学生之间，学校给予学生的关怀存在极大反差，这种差距体现出的是教育的不公平、学生的不平等。学校关怀的缺失让成人学生难以找到归属感，在一个缺乏温暖的集体中冷漠、孤僻等心理问题便产生了。
3.社会偏见的误导
偏见是对一个群体或个人的一种评价，它包括对圈外群体的负面态度和对圈内群体过于积极的正面态度。同时，偏见具有广泛的破坏力，如：人们对一个人所属群体的偏见会影响他们对这个人的评价。在社会的大家庭中，许多人认为成人教育是不正规教育，是普通高等教育的补充，是汇集为拿文凭的在职人员、学习成绩较差的落榜生的场所，于是在社会中时常听到对成人教育的质疑声和披露声，一系列关于成人教育替代论、消亡论的陈词滥调甚至在学术文章中也经常可见。社会的偏见导致的不仅是对成人教育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阴影，对成人学生更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伤害。诚然，成人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比普通高校的学生成绩要差，综合素质相对较低，但是绝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全面否定成人学生的个性特点。在成人学生中也有相当多素质较高、能力较强、具有个性特长的有上进心的学生。
三、成人学生心理问题解码
相关实践证明，成人学生的心理问题解决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学生自身、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顺利完成。
1.学生正确认识，重塑自信心态
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让学生彻底走出心理阴影，还需要学生自身的努力，让他们正确地认识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全面地剖析自己，正确认识现状，重塑学习、生活的信心，引导他们从不同的途径走向成功。
围绕培养学生自身的信心，要做到以下几点：其一，自我定位，树立学习专业的信心。要让学生充分认识、了解、审视自己，了解其优劣势，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喜欢做什么，适合做什么，从而依据“克己之短，扬己之长”的原则学自己喜欢的课程，做适合自己的事情。这样给他们造成一定的心理优势，保持乐观的心态，迎接每一天的学习和生活。其二，自我表扬，树立实现价值的信心。人自身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因此要想获得成功，只有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审视自我，了解自我，接受每一次的挑战。在经历每一次挑战时，给足自己信心与掌声，让自己充满激情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其三，自我规划，奠定实现成功的信心。美好的憧憬、百般的无聊、无奈的悔恨、极度的茫然是大学生们一般都要经历的情感变化，是对大学生活感知的结果。刚进大学时的好奇心让其对大学生活有了美好的想象，熟知大学生活后的他们开始欣然接受自由大学给他们带来的无聊与空虚，一直到后来的悔恨和茫然。不妨追问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丧失了原有的斗志？不难发现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因此，为学习制定计划，为生活设计颜色，为人生设定目标，是当今学生们逃脱落入俗套的重要方法，更是成人学生实现成功的必然选择。
2.学校倾力关注，构建平衡心理
成人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建设培育了众多人才，更为社会发展作出了难以衡量的贡献。然而，受社会传统偏见和思想误区的影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受到了国家的“特殊待遇”，成人学生遭受了严重的不公平对待。在一定程度上，成人高等教育沿袭了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学方法、学籍管理、班级管理和课程设置等，针对成人学生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学校并未对此提出相应的教学要求，制订相应的管理措施，很多学校就算制订了规章制度，但都是形同虚设，没有严格执行。同时，对成人学生更是缺乏人文关怀，学生没有安全感，没有体验到家的感觉。然而，再放眼看看学校对统招学生的态度，这种两重天的待遇不得不让成人学生感到失望，由此产生心理的极度不平衡。为此，学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导向，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成人学生。具体做法为：第一，将成人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统一纳入学校的发展规划。成人教育不是学校创收的手段，而是培养符合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的场所，其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服务社会，为此，成人教育的发展应列为学校发展规划的重要部分。第二，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成人学生可以选择统招学生所学课程并和他们一起上课，经考试合格者学校承认其所修学分。第三，成人学生享有与统招学生相同的参加学校课外活动的权利。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成人学生同样有权利参加。这样不仅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更为他们提供了与其他同学交流的机会，更体现了学校对学生的公平与公正。
篇（4）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篇（5）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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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宁.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J]. 社会，2008（2）.
篇（6）
对城市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伦理学界还没有对城市伦理的专门研究。是城市研究不需要伦理学，还是伦理学无法与城市研究相结合呢？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城市研究与伦理学的结合有无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又提出了如何可能以及研究城市伦理有何意义的问题。
（一）城市的伦理本质
从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城市伦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中的道德理论、道德现象、道德问题等等，属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应用伦理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研究在城市生活、城市发展、城市管理中所遇到的社会道德问题的学科”。另一种含义是指城市本质的伦理蕴涵，即作为人类聚集形式的城市的伦理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是对城市的伦理学解释，即从伦理学的视角解读城市。从学理上说，两种解释都是成立的，但显然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根据，而且后一种解释更能体现出城市伦理的理论价值。因此，本文更多地是从后一种意义上来阐述城市伦理。
城市作为人类居住地或人类的聚集形式，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而城市一旦形成之后，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是城市的历史发展。从目前学者们对城市研究的众多成果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伦理作为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道德之维，存在于每一个人类集聚之所，城市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内在地包含有伦理因素，或者说，城市先天地具有伦理的属性，城市伦理是城市本质的体现，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城市伦理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城市的产生过程或者称之为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城市共同体由于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相互之间的交往方式等等方面与生活在农村的社会群体有所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来看，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社会学强调城市社会独特的建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经济学强调城市经济体系的独特性，管理学关注的是城市管理活动的特殊性，人类学则从人口的数量分布以及居民的流动性和异质性方面来界定城市共同体，而在伦理学的视野中，城市共同体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城市伦理。首先，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生活的基本样态；其次，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基础；第三，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共同体的变迁。
从学理的层面来看，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与城市文化的研究都与城市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城市社会学主要研究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方面，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探讨城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涵盖了城市的历史变迁以及城市的各种历史形态，阐述了城市社会的各种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为城市伦理和城市道德的理论分析提供了社会学的基础和依据。城市管理学主要是从公共管理的视角，以城市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行为目标，以人、财、物、信息等各种资源为对象，对城市运行系统做出的综合性协调、规划、控制和建设、管理等活动进行研究。城市管理活动本身就是城市管理主体（包括城市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市民）与城市管理客体（包括各种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的交往和互动，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与城市管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对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决定着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对城市伦理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包括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内的城市文化是城市精神面貌的代表性标志，一个城市的文化，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和这个城市所在的人口、工业、商业、交通、旅游、生活等方面发生互动，并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行为模式中去，从而形成城市文化的不同层面，从各个侧面展现城市的文化形象，体现城市的伦理精神，而城市文化的变迁也与城市伦理的变化息息相关。
（二）研究城市伦理的意义
1.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本质。
城市伦理是伴随着城市而产生和发展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城市本身就是在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城市是一个动态体，城市存在的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集中地，抑或可以说，城市从产生的那天起，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运动和变迁。人在流动，物在流动，货币在流动，旧的街区在老化，新的街区在生成……。”城市的流动性决定了城市伦理也有一个历史的变迁。
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也就是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人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城市市民是城市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伦理的产生与发展也是如此：要在这个人工环境中保持城市主体之间的正常交往，必须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交往规则或游戏规则——城市伦理。
2.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
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前提和规则。所谓交往就是指“人与人或与人群共同体之间为了实现变革世界和生存环境的目的，通过媒体中介而开展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改造的各种实践活动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交往行为从动态上看产生出人的各种交往实践活动，从静态上看则形成了人们之间的种种交往关系状态，它是人的社会化的根源和动力之所在。”城市交往就是建立在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态系统之上的交往活动，除了具有一般的人类交往具有的特点（如主体间性、语言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物质性和历史性等）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大众文化的影响、市民社会的结构、工业文明的历史、公共领域的变动等等，都与城市交往的规则即城市伦理在现实的城市生活中产生互动。
3.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城市化的过程及其意义。
城市化的过程包括了人口集中、地域转化、产业转型、生活方式变革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几个方面，而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是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对自然空间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文明产物，城市化研究的出发点是人，……注重城市化中人的主体性和自为性，”而人的城市化的关键是全面提升人的综合素质，而不只是简单地把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样的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迁移过程。因此，城市伦理显然占据了城市化过程的重要位置，是保持城市秩序，开创城市新面貌的关键因素。
篇（7）
作者简介：孟超，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3-0044-08
引 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诸多城市问题也凸显出来。单就城市居民个体审美和体验层面而言，现代城市很少能带给人们美的观感，也很难称得上宜居。居民参与在城市空间中的缺席造成了城市空间的非人化。构建城市空间的有意识的行动主体并非是普通的市民。因此，城市（的空间设计与布局）往往很容易被、功能主义所绑架，并以一种简单化的、去实践的方式组织起来。[1]深受理论影响的列斐伏尔、哈维等人指出，城市空间完全是更深层的资本主义运行结构的表征;城市的形成是资本运作的过程和结果;城市空间本身即是资本主义奴役人类的桎梏。
那么，怎样才能对抗城市空间的宰制性力量，建造更宜居的城市呢？我们可以借助知识精英对城市建设的反思，以形成社会力量、进行社会运动的方式参与政策制定和城市改造;也可以放弃对宏大城市空间的整体干预，选择微观城市空间进行介入，对城市空间的一小部分进行“处理”，使之“为我所用”，并借此重建人与城市环境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后一种自发的城市空间“微改造”活动近年来已在西方城市中兴起，并开始为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人文地理学、艺术研究、文化研究等所关注。
一、微观城市实践的类型学划分
上文所述的微观城市空间实践活动，在研究文献（尤其是西方的研究）中有多个名称，不一而足。艾夫森用“微观城市实践”（micro-spatial urban practices）指代这种活动，它包括：
游击式园艺1（guerrilla gardening）和社区式园艺2（community gardening）;住房和零售合作社;“快闪”1（flash mobbing）和其他“闪电战行动”（shock tactics）;“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ies）和易物活动;目的不同的占领闲置建筑的“空的空间”活动;亚文化活动，如涂鸦、街头艺术、滑板和跑酷（parkour）;等等。[2]
道格拉斯则提出“自己动手的城市设计”（do-it-yourself urban design/DIY urban design），包括：
绿化――栽植或利用空置的土地、设施或门面;自发的街景重建――画交通标示线、安装设计元素，如标记、匝道、座椅;有诉求的都市主义2（urbanism）――由社区成员安装的宣传标识、公告或其他非正式设施，用以表达其政治观点、发展理念、有别于传统的生活方式。[3]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类实践活动的性质和价值呢？道格拉斯总结了现有研究中关于“城市介入行动”（urban intervention practices）的三种话语：其一，被传统城市社会学和犯罪学视为破坏，往往意味着城市管理的混乱或缺位;其二，被视为概念艺术（concept art）、个人表达或亚文化的表现形式;其三，被认为与激进的社会行动、抗议活动相似，具有政治目的或蕴含变革潜力――城市介入行动往往意味着市民对商业化侵蚀的抵抗，被认为具有新的理论维度。道格拉斯认为，这三种话语对城市介入行动的描述都不够精确。他通过对美国洛杉矶市的研究发现，一类属于“创造性阶级”（creative class）的群体对城市环境的不满，是促使其进行城市环境改造的动力。[3]
以上这些试图将微观城市实践理论化的努力并没有提出一种统一的框架。研究者们并没有区分种类繁多的自发性城市活动究竟是以改善空间为目的还是仅仅以之作为手段。比如，社区居民自发的社区美化活动，其背后很难说有什么特定的政治诉求，改造空间本身就是其目的。[3]但是，如“BUGA UP”这类的涂鸦行动小组就有对其行动性质和行动目的的明确意识。[2]他们的空间改造行为并不以改造空间为目的，而仅仅是利用了城市空间的公共特质，借之作为观点表达的平台。现有的研究也并没有区分出，是对现存的城市空间进行改造以提升其质量，还是对其进行否定和破坏以显露出另一种城市秩序或“城市内的城市”（cities within the city）。[2]
我们可以通过下表对微观城市实践活动做一简单的类型学划分：
无论是微观城市实践、自己动手的城市设计还是城市介入行动，都不寻求或无力对城市整体的空间布局、空间结构进行调整，而是主张公民参与、自主管理，通过市民自身的力量在微观层面上进行空间操纵、修正（alteration）空间微环境。这种调整往往是自发性的，即使有组织也是松散的，而且往往是未经批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本文沿用艾夫森的“微观城市实践”（micro-spatial urban practices）[2]这一术语，并用“微观策略”（micro-spatial tactics3）一词来指称这种空间实践背后的行动动机和行动逻辑。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微观城市实践不同于“日常空间实践”[4]，它更强调有意识地、有目的地进行空间干预、介入。对日常空间实践及其后果（通常是非预期的）进行的考察虽然能起到描述社会事实的作用，但是，这种考察并不期待指导社会行动和空间改造。微观城市实践也不同于“自发性的空间实践”[5]。自发性的空间实践虽然也是一种重要的市民空间实践，与本文所分析的微观城市实践有相似之处（都是由市民自发开展的），但是并不存在明确的目的性、指向性，因此本文并未沿用这一术语，而使用“微观城市实践”一词来加以区分。因此，日常空间实践、自发性空间实践等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二、现代城市空间及其抵抗
微观城市实践兴起于现代城市的背景之下，正是现代城市空间孕育了微观城市实践。因此，我们需要剖析一下现代城市空间及其遭遇的抵抗。
（一）“现代性”与城市空间
列斐伏尔最早发现现代城市空间与前现代城市空间的异质性，并以“城邑与城市”一组概念对前资本主义的城市和资本主义的城市进行了比较。[6]在列斐伏尔那里，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坚硬的外骨骼，整个城市空间（甚至整个世界）都被当作工具，服从于资本主义的要求，以城市规划、区域经济学等科学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列斐伏尔指出，现代城市空间可以被认识、被规划、纵，可被资本主义借来实施权力，从而成为其工具。而且，正是在现代社会，认识、操纵空间的技术和能力才真正成为可能。
要说明这种现代城市空间，最具直观性的恐怕是现代主义的建筑美学与城市规划。现代主义的建筑可以确认的一个源头是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其推崇几何形式美、唾弃无功能性装饰的建筑美学主宰了全球的建筑设计模式，“改造和重建着世界各地的城市形象、建筑与设计”[7]（P23）。现代人习以为常的钢架建筑、玻璃屏墙、“楞形建筑”正是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典型代表。
斯科特分析了国家（中央政府）试图以“一揽子”的方式确定城市形态的努力，巴西利亚和苏联是典型代表。[1]从一方面看，这一努力是失败的，因为它并没有提供一种好的城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相当成功，因为它的确改变了城市形态进而左右了市民的生活方式。
雅各布斯认为，城市改造消灭了传统城市富有活力、能够促进社会交往的空间（尤其是传统型的街道、商铺），城市因此变得冷酷和危险。[8]此外，现代的城市设计削弱了城市吸引、容纳人群的能力，阻碍了人们驻足和步行，因此也无助于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9][10][11]
桑内特等人把现代城市人作为重要的思考对象，他们注意到现代城市中人与建筑环境的关联正在减弱。[12]究竟是个体意识的增强才催生了私密性空间还是相反，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但是，个人向私密空间的回缩显然增加了都市人的孤独感。封闭社区/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则加剧了这种空间隔离感。[13][14]
假如我们把城市视为一个文本的话，那么它的巨大和复杂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把握其全部，也就是说，它的“可读性”越来越弱。对此，肖特如是说：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他人的创造里，生活在为我们而非被我们设计的环境里。当代城市也是可读的，但那些供我们阅读的印记却只是建筑师的签名……所呈现出的是来源于单个建筑师的行为的景观，而非扎根于建筑形态和意义的某种共同语言。正因如此，我们的城市变得难以理解，变得如此令人迷失，深感沮丧。读它们就像读一本外语写的书――我们能够认得每一个字母，但却无法领会整体的意涵。我们有了安全的庇护所，却丧失了公共的城市。[14]（P439）
城市空间在维护社会平等方面并不成功。城市被划分、区隔为不同“领地”，意味着社会分层结构在城市空间中的投射。不仅如此，哈维通过对房地产市场资本运转的研究，揭示出城市更新对于城市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巩固作用[15]。
现代城市问题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性的空间认知和空间操纵方式给人带来的压迫是这些问题的根源。空间一直是隐身于城市研究/城市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隐含在每一种分析中。西方城市早期的观察者就已敏锐地发现，漫步于城市之中、与城市环境进行互动，是城市体验的重要来源。而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扩张，城市变得更加复杂，城市空间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无论是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还是雅各布斯等人社会学维度的引入，还是美学家、建筑学者对于城市规划的反思，都可以归于空间对于市民的限定和压迫：在微观层面上，现代性左右了城市的建筑语言，推崇一种简化而直接的几何美学;在宏观层面上，现代性/资本主义主宰了城市的空间布局，推崇效率和功能，工具性地支配空间，进行区隔。在城市宰制力愈发强大的同时，市民控制城市空间的能力在弱化，与城市的关联在减退。这些都无一例外地带来了现代都市人性尺度的丧失，并以空间体验的形式传递给市民。
（二）走向一种空间抵抗的政治学
尽管市民力量可以施展的空间很小，但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在法国社会学家德塞图看来，现存秩序是可以被“洞穿和撕开（punched and torn open）”的。[16]（P96）弱者无力掌控现有空间，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开展“游击战”，迂回潜入权力的所在，伺机而动，通过日常生活的“微政治”，弱化空间的控制。
相较于德塞图的“诗意抵抗”[17]，列斐伏尔的处理方式则更为务实、更依赖市民的自觉意识和改造能力。与德塞图相似，列斐伏尔也指出城市空间并非密不透风，而是存在着“孔洞和裂缝”（holes and chasms）[18]（P156），蕴藏着城市变革的可能性。在其构想中，列斐伏尔颇具色彩地指出工人阶级可作为城市变革的主体，而其手段正是社会运动。在前文中我们提及，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被资本工具性地使用，它处理的是流动的问题（包括劳动力的流动）。资本对劳动力进行消费式的再生产，通过空间规划的方式将劳动者的工作地与居住地相分离。在列斐伏尔的时代，大量劳动者在巴黎郊区居住，被逐出日常交流与文化生活的中心，其生活因而陷入“交通―工作―休息”的循环模式。[19]要而言之，“人们奔忙在从住处到车站的路上，挤上拥挤的地铁，抵达办公室或工厂，在晚上用同样的方式回到家里，休息，第二天接着这样”[18]（P159）。在这里，我们俨然看到了马克思“异化”观点的列斐伏尔式空间版本。过去那种活泼的、诗意的生活正在逐渐丧失。因而，最受剥夺的工人阶级最有动力也最有可能成为变革的主体。
列斐伏尔开始思考城市问题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西方社会运动高涨、各种思潮和文化现象大量涌现的时代。因此，列斐伏尔的以阶级和社会运动为中心的理论指向颇具时代性。相对地，列斐伏尔所提出的另一概念“进入城市的权利”（right to the city）仍在半个世纪后引发回响，恰可以作为微观城市实践的理论依据与行动宣言。如列斐伏尔所言，这一概念像“一种呼声和一种要求”[18]（P158），唤醒市民对其自身处境和生活状态的关注。在《进入城市的权利》中，列斐伏尔进行了有关“人的本质”的讨论，在其对人的本体论预设中，他指出人的社会需要“有其人类学基础”[18]（P147）。但是，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并没有被商业和文化机构满足，它们包括“对创造性活动的需要，对艺术品的需要（不仅是商品和消费性的物质产品），对信息、象征、想象、娱乐的需要”[18]（P147）。而进入城市的权利，就是要将城市交还给大众，赋予其享有一个艺术品式城市的权利，而非仅仅作为物的城市。在另一层意义上，这种权利无关国籍、身份、财富，而仅关乎是否栖居于此城市之中，赋予市民“进入城市的权利”就是在给市民赋权，承认其自主介入城市空间和城市事务的合法性，而无须事前获得财产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批准。这一概念在列斐伏尔之后被进一步拓展，成为市民利益最重要的支撑。[2][20]
三、空间特质，微观策略与微观技术
下面，我们将具体阐述微观城市实践的空间操纵策略与技术，而这种策略与技术和微观空间特质密切相关。
（一）城市空间秩序与空间特质
城市空间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1. 城市空间的物理性/刚性
空间具有固定性，一个建筑一旦建成就很难变动了，至少会在十几年、几十年之内维持现状。空间以土地的形态被认识和支配，因而可以被出租和出售，以私有财产的形态存在，这使其更加稳定。以建筑物、道路作为物理形态的城市构建，必然要求巨量的资本，这天然地将（相对而言）拥有更少量资本的城市居民个体排除于城市构建之外。城市空间也往往与所有权/产权相关联，一旦形成，市民无法（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物理破坏。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刚性的城市空间确定了市民在其中流动的“管道”，决定了其移动轨迹和方式。在这种移动中，市民与空间产生互动，生成日常生活体验。由此，物理空间的宰制性就掩盖于生活的日常性和常规性之下，被人们无意识地接纳了。
2. 常规化/去参与化
城市的运行、运转，依赖于城市内部高度的功能分化。为维持城市的正常运作，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突发事件的处理，如城市布局规划由政府、规划部门负责，卫生、美化由环卫部门负责，城市秩序由城管、警察维持，社区由物业公司维护。这意味着任何违反城市秩序的努力都会被快速清除，限制了市民参与到城市发展之中，因而限制了向另一种城市发展的可能性。
3. 匿名化/去公共性
早在20世纪早期，城市观察者们就道出了城市的本质：城市意味着陌生人的集合。城市中填充着无面孔的人群――无态度的个人、无公共性的个人、无表达能力的个人。现代市民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公共空间或半公共空间（由私人所有的公共空间）。其特性在于，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有一定容积，能够容纳一定量的人群。但是，如此的公共空间并不具备传统公共空间融合公共事务、聚集人群的能力。存在于城市中的公共人的空间基础已经消失了，由此引发了桑内特断言的“公共人的衰落”[21]。
4. 符号/想象层面的固定性
既有的空间限定了空间想象，从而限定了通向另一种城市的可能性。资本与权力的逻辑总是倾向于将其自身的逻辑永恒化，并通过空间的形式固定下来。正如吴宁所言：“当城市将人对环境的理解加以形象化和象征化，经济和政治力量便在不知不觉中恣意地操纵了空间，改变其社会性格，也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这种空间逻辑中。”[19]更为隐蔽的是，权力和资本不仅控制着城市的形态，还以知识的方式赋予这种定义合法性;换句话说，它们进入了话语体系中，从而阻碍了市民对另一种不同的城市的想象力――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变成了人们心中现代城市的本来状态，也是应然状态。人们认可这种关于城市的“永恒话语”，甘愿服从于一种干净整洁、现代的都市想象。悖于这种都市想象的存在物则意味着脏乱落后、不和谐，是必须被清理的对象。
由此，在城市空间中，物质与符号相交缠，试图确定城市的永恒秩序（the very order of the city）。打破这种知识和构建的垄断性，挑战城市的永恒秩序，正是微观城市实践的诉求所在。为此，需要有意识地利用一些策略和技术。
（二）微观策略
在前文中，我们论及了德塞图提出的几种游击式抵抗策略。如费斯克所言，德塞图理论隐喻之下的假设是“强势者是笨重的、缺乏想象力的、过度组织化的，而弱势者是创造性的、敏捷的、灵活的”[22]（P39）。城市空间以固定僵硬限定市民，也就必然将其弱点暴露给市民，成为其偷袭和耍花招的对象。我们可以以费斯克对商场的分析为例说明这一点。商场是商业化空间，而弱者可以借之将其“转变成由弱势者控制的数不胜数的空间”[22]（P50），由此成为青少年的活动场所，形象、时尚的来源，儿童、老人的取暖/乘凉场所，等等，由此，商场的空间限定被消解了。尽管德塞图的日常生活抵抗策略很可能导向一种对日常空间实践的分析，而不是一种积极能动的城市改造运动，但是他的策略仍能为市民所用。
而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的观点也能给我们一些启发。索亚的“第三空间”可以从福柯“异托邦”和列斐伏尔“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中找到渊源。它是斗争的空间，没有人在控制着，因为未确定而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第三空间”还意味着一种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意在起爆和解构”。[23]（P211）
克劳福德则更为具体地总结了几种策略：
去熟悉化（在既定的城市空间中识别出新的可能性）;再熟悉化（重新占领城市中被异化的空间）;去商品化（主张城市空间中使用价值要大于交换价值）;替代性经济（如循环利用和礼物交换经济）;差异性合作（强调生成性而非预先建构）。[2]
微观城市实践有赖于对城市空间特质的把握和利用。其策略在于，针对空间逻辑，利用空间特质，以操纵和改变城市空间微环境。更为关键的是，微观策略必须是突然的、灵动的;任何试图日常化微观城市实践的努力都会削弱它的力量。结合上述理论家的观点，笔者在此将其具体化为如下几种策略：
1. 公共空间事件的制造。例如：快闪、行为艺术等。针对城市空间的常规性、固定性，通过事件的制造，以快速、突然性、具有破坏性，打破常规，造成原有空间的短路、中断、扰动、紊乱。
以近几年在全世界城市中流行的快闪为例。快闪像投入平静池塘的一颗石子，激发了观者的新奇感和困惑。大多数人参与快闪等街头行为艺术的动机是“有趣”，拥有更多诉求（如公益）的行为艺术会试图扩大影响，以期在短时间内引发人们对某一话题的注意甚至政策的改变。快闪的发起者同样认识到这一点，有些“快闪”发动之前甚至预先找好记者来进行报道。[24]因此，公共空间事件似乎成为了一种“软性的”、温和的抗议活动或示威游行，拥有了与之相似的力量却不会像它们一样容易被弹压。或许在这种意义上，政府门前“静坐”、“散步”等软性的抗议活动也是一种行为艺术。制造公共空间事件有望成为城市空间中“弱者的武器”[25]。
2. 空间的挪用与转义。例如：篡改广告牌、装置艺术等。针对空间的物理性/固定性，通过对空间的操纵，改变原有空间的意义。
特别是大众缺乏精英的文化创造力和生产能力，因此“挪用和转义”是大众空间操纵资源库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我们可以以大黄鸭（Rubber Duck）为例。大黄鸭是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的装置艺术作品，其样式为浴缸橡胶鸭子玩具的巨型版。大黄鸭为坚硬冷漠的现代都市增加了一点童趣和温馨感，唤醒了观者的童年体验。在香港，大黄鸭被放在维多利亚港，背景是香港的高楼大厦――资本主义和金融业的象征物;在北京，作为大黄鸭背景的则是颐和园的宫殿――意味着权力和古老，维护着一种集体记忆。将大黄鸭置于这些地方，并没有物理地破坏原有的建筑，却构成了对其固有表意的解构。
3. 公共性和公众的制造。例如：发表演说、进行演出、行为艺术、社区农场、社区式园艺等。吸引公众注意，制造话题和事件，并且，不仅面对在场的公众，还希望媒体将这一事件放大并传播。
艾夫森总结了确认公共空间的两种方法：地形学法（topographical approach）与程序法（procedural approach）。[26]与地形学法看待公共空间的视角不同，过程视角下的公共空间之所以成为公共空间是因为公众的存在，因此，制造公共空间就等于制造公众。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可以通过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制造事件，吸引眼球，并转移到传统媒体和网络上，形成议题，“询唤”出公众――因为公众只存在于对议题的响应中。在格鲁看来，制造公共空间和公众甚至不需要开辟一块空旷的场地――公共性不意味着人们于地点中的同在，而在于在公共艺术所创造的私密却又共同的情绪和体验中与他人“相遇”，在于引导观众进行交流和回应。[27]
4. 重建市民生活价值。例如：设施改造、环境美化、跳蚤市场、旧物交换等。
前面的几种策略都在借用原有空间，而这种策略则是试图改造现有空间、提升空间品质。一方面，美化环境意味着一种拒斥，拒斥外界强加于生动的生活之上的逻辑（商业化的、美学的，等等），建立起一种温馨可爱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市民参与到改造城市环境的活动之中，则有可能重建市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扭转空间对市民的单向控制。仅仅是参与到城市空间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将“进入城市的权利”兑现。哈维对交换价值的强调也是市民生活价值的重要内容。[20]
（三）微观技术
空间实践不仅意味着一种策略，还意味着一种能力/技术。街头张贴的小广告虽然也是对城市秩序的破坏，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它是一种好的方式。而一种好的表达方式不仅更为有效，而且能赋予这种方式以合法性。而且，作为一种城市政治和空间抵抗策略的微观城市实践成功与否，在于其能否有效地制造/揭示出（城市现存秩序与另一种可能城市之间的）张力和紧张。[2]如果没能制造出这种紧张，它就是失败的。
在此，我们以涂鸦（graffiti）为例进行说明。针对市民在城市空间表达能力和表达技术不足的情况，用文字直接展示观点、想法，或用符号、图画等象征性的方式进行表达，就是一种较为简单可行的微观技术。假如城市是一个巨大文本的话，那么涂鸦就是最为明显的“书写”方式。诸如涂鸦、涂写标语、壁画都是这种空间涂写技术的典型代表。以涂鸦为代表的街头艺术（street art）是西方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西方论者看来，仅仅是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涂鸦，就已经彰显着一种反叛的姿态。涂鸦也可以被更有目的地使用。例如，针对商业化（尤其是广告）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侵蚀，以篡改、挪用广告牌，墙壁涂鸦的方式进行政治表达。这种西方文化现象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文化反堵”（culture jam）。而另一些无政治诉求的涂鸦则寻求在汹涌的商业文化、大而无当的城市设计的空隙中找到以市民的力量、以市民的方式美化环境的空间。正如Sudbanthad所言：
（街头艺术）不同于装点着我们公共空间的任何其他东西，它们并不向我们兜售最新款的鞋子或是刚上市的低碳水化合物啤酒。街头艺术并不简单。它是一种抵抗，抵抗付费的商业广告对我们视觉的主宰;这种垄断就要被打破了。[28]
结 语
微观城市实践是一种激活空间想象和空间体验的方式，通过种种策略和手段制造现实空间与想象空间的张力。微观的城市空间介入是一种唤醒，或许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的重要性是与直接介入城市规划、公共决策等过程不相上下的。微观城市实践也不是排他性的，它并不排斥从其他角度反思城市、构建城市的可能性。
微观城市实践可以是装饰社区环境、营造邻里空间，也可以借用之作为政治表达的手段。参与者可以是普通的社区居民、任何不满于城市空间现状的人，也可以是有意识改变城市现状的精英，如艺术家、建筑师、城市规划者。尽管城市空间实践如此多样，但其目的都是让城市变得更好：它至少能让城市变得更有人情味、更宜居，让城市生活和城市形态更为多彩，从而提升城市的“城市资本”[29]。如有可能，它能使城市居民反思自身的生存状况，并据此采取进一步行动，从而促成一种更为多元、民主和公正的城市。此外，正如本文一再强调的，微观城市实践实际上具备多重面相，应该以跨学科的视角看待之，而不应该囿于某一单一的学科或视角。进行微观城市实践也是如此，应该借鉴社会学、艺术、城市规划、建筑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
但是，微观城市实践也激发了很多争议和讨论。在此，仅提出如下几个问题，留待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1. 微观城市实践的实用性
前面所论述的主要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学者的观点，他们的理论在东亚城市的适用性如何？西方拥有较长的民主历史，公民精神较为成熟，其政治形态、文化样态、思维方式也与东亚并不相同。而且东亚城市居民一般习惯于高密度的城市居住环境，这也与西方城市颇有不同。那么，微观城市实践是否仅仅是西方民主和公民精神在城市空间中的一种表达？微观城市实践的“他山之石”究竟在中国有多大的适用性，是否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
2. 微观城市实践的合法性
微观城市实践是与建成环境（builted environment）相对抗的。既然是建成建筑就必然与私有产权和个人占有相关。微观城市实践往往是未经（政府和财产所有者）审批的。即使是貌似完全无害的公共艺术作品，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例如，理查德・塞拉的极富争议的装置艺术作品《倾斜的弧》（Tilted Arc）就在强烈的抗议声中被拆除了。市民自发干预城市空间的努力即使是在标榜自由主义、拥有较长民主历史的西方国家中也面临着种种问题：它是否侵犯了公共利益？是否意味着对私人财产的破坏？公共与私人的边界在哪里？
3. 微观城市实践的主体
道格拉斯指出，“DIY城市设计者”一般从属于一个“创造性阶级”，或者从更为主观的角度来说，是“年轻人，中产阶级，城市社区新进入者，寻找（或创造）他们的‘新波西米亚’（neo-bohemia）”[3]。道格拉斯实际上是将理想主义者、积极的社会活动者作为微观城市实践的主体。但这种拥有足够的创造力、改造社会的积极性和志愿精神的群体是否普遍存在？何种社会群体、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微观城市实践的稳定主体？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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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K.Iveson. Publics and the City， Oxford： Blackwell，2007.
篇（8）
1些国外城市征对流动摊贩管理办法
1.1法国的依法管理与便捷服务
法国对于市政管理中类似的问题,通常先是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调查统计部门通过调查,核实、了解相关问题,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及立法管理的相关建议,政府在经过与专家的磋商并听证之后,提出相关法案交由立法机构讨论成法,或者在原有法律基础上进行补充与修改。因此可以说,依法管理与服务是法国市政管理的核心。法国没有城管这个部门,城市管理由警察和宪警依照法律进行。流动摊贩必须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而且还受到其它相关法律的约束,法国对于无照又无身份证的外国偷渡客乱摆摊也比较严格,一般情况是将人带走,但不没收财物。另一方面,在法国,流动摊贩摊经营证照的办理非常便捷,本人直接办理、邮寄或者网上投寄都行;符合法律条件的经营者,还可以依据相同的渠道申请补助、贷款和减免税,只要满足法规要求的条件,经营者足不出户,便可办好一切减免手续。
1.2泰国的人性化管理
在外人看来,曼谷对流动摊的管理近乎空白。流动摊贩们看似随心所欲。其实,市政当局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登记、管理。按规定,只能在指定的街区摆摊。整个曼谷市指定的设摊街道有268条,合法登记的小摊有1万多个。可能是管理不够严格,以至于全市还有另外1.5万个小摊没有登记,它们占据了466个街区,非法的比合法的还多。泰国政府对流动摊贩管理的理念是:这些弱势群众的生存权比市容重要,也比市民走路的便利更重要。不让他们摆摊,可能很多人就会被逼去偷去抢,影响整个社会安定。对于没有得到许可的流动摊贩,也有管理人员去查,但一般以轰跑为准则。有时真抓住了,处罚相对较少,但不没收小推车之类的工具。政府规劝流动摊贩:最好给行人留出1米宽的过道。曼谷市政府还制定了一个10年计划,通过提供其它的就业途径,让非法流动摊贩主动退出市场。
泰国的这种管理方法的显示:人性化的服务是保障,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流动摊贩的基本生存权利。
1.3韩国的区域管理
韩国的流动摊贩已经从过去的比较单一的小吃摊,发展到花店、寿司店、服装店、日用品店,可谓种类繁多难以计数,而这些店又大多装饰得很有个性的移动商店,人们甚至称之为“道路文化”。在韩国,流动摊贩一般是不用缴纳税收的,只要你加入“小摊业主协会”,获得批准后就可以摆摊了。
政府在允许摆摊的区域和时间上划分清楚,不仅有利于执法,城管执法部门区别对待,同时也有利于流动摊贩自觉遵守。
2对我国城市流动摊贩管理的启示
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生活空间,优劣共生兼容并蓄是它的应有之义。由于制度环境、国情和国民素质等情况的不同,我国应该辨证地去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管理思路和模式,结合实际情况,逐步探索符合我国流动摊贩实际情况的管理对策。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目标。流动摊贩的存在,涉及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存权与工作权等公民基本权利。流动摊贩大多属于生活在城市最低层的穷人、弱势者。尽管如此,他们有一项权利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其他人是完全一样、也完全平等的,那就是生存的权利。设摊做小买卖对他们来说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告诉我们,城市最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化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由此可见,如果将市容环境整洁视为城市居民人权的组成部分,那么当生存权与享受环境整洁的权利产生紧张关系时,行政权作出的选择只能是维护生存权,克减环境整洁享受之权利。
篇（9）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Urban Community Culture
――Take Hohhot Huimin District as an example
HE Wenjun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Sociology Folklore，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2）
Abstract Building community culture is inseparable from cultural theory to guide the community. This paper aims to use functional theory of Parsons， Merton and others to explore the social communication function， heart function cohesion， value-oriented features， functions and conduct educational function the community has. To examine the actual meaning of community cultures created by the residen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to enhance the community culture.
Key words Hohhot Huimin District； community culture； function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为例，通过运用帕森斯、默顿等人的功能理论，探讨社区所具有的社会沟通功能、心理凝聚功能价值导向功能、行为规范功能和教化功能。
呼市回民区作为首府城区，位于呼市西北部，是一个回族聚居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辖区面积200平方公里，有回、蒙、汉、满等23个民族，总人口40万，其中回族人口2万余人，约占全市回族总人口的70%。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结合无结构访谈法和实地调查法，文献方法主要是根据研究目的，搜集与分析各种书面文献资料以及其他资料，包括图书、论文、研究报告等。
2 社区文化在社区建设中所发挥的功能
2.1 社区文化的社会沟通功能
社区的文化建设通过各种有益健康的社区文化活动吸引人们走出封闭的自我空间，让社区居民在功利色彩较少的社区文化活动中，交流感情、缔结友谊，从而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快乐和温暖，使人际关系和谐融洽。
一个社区的社会沟通主要体现在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上，我们以回民区的社区参与状况为例，在问及是什么力量将社区内的居民凝聚在一起时，61%的居民一致认为是社区文化活动将社区内的居民凝聚在一起，使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增多，为他们互相认识互相帮助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一方面是由于现在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互相沟通的时间少了；另一方面，目前平房逐渐被楼房取代，街坊邻里之间的来往就明显少了。所以，社区文化活动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像一个纽带将社区内的居民连在一块，共同活动，共同学习，共同了解。于是我们就将问题转向“通过什么途径参加社区文化活动”，78%的居民主张通过社区居委会来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只有17%的居民同意自发组织，5%的人觉得诸如学校企业等机构组织也很合理。这充分体现了社区文化建设及社区组织的重要性。
2.2 社区文化的心理凝聚功能
社区文化建设通过建立各种服务居民的文化设施，开展各种有益于居民身心的文化活动， 通过组织老年、青年、少年、残疾人等不同年龄段的社区居民积极参与，以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居民参加社区的文化生活，可以有效从心理和文化层面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使他们能从社区的文化特质中，认识自己生活的社区，认同自己生活的社区。如老年趣味运动会，不但锻炼了他们的身体，而且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协作能力。
2.3 社区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
根据笔者问卷调查的统计，通过对回族居民和非回族居民的择偶观进行对比得出：70%的回族居民在为自己或子女选择配偶时，首先考虑是否为同一民族，而相近比例的汉族和蒙族居民则认为感情至上，其他因素居其次，只有8%的居民会考虑民族相同与否；经济因素在回族与蒙、汉族中所占比例都不是很高，在回族中占13%，蒙、汉族中占25%，这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不同民族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反映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经不再只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是更多地追求精神享受。
一回族的访问对象指出，他们的配偶必须从回族中选择，而且像她们这种在外地工作生活的人，还必须回原籍地寻找配偶。这说明他们受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在潜意识里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认为只有在回族这一群体中才能实现个体的价值，才能使各种需要得到满足。
2.4 社区文化的行为规范功能
T.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文化是社会结构体系的工具，文化功能的发挥受各种社会结构层次的制约，文化体系不仅决定人的价值观念，也构成人的行为准则。①社区文化，在一定时期内，总会强调特定的文化理念，从而规范和影响社区群众的行为模式。
正如调查结果表明的：回族居民的婚姻由于受传统习俗的制约，行动取向也被约束，从而形成了统一的“社区精神”，即将择偶取向仅仅局限在本族群内，引导居民遵循共同的群体规范。
另外在社区秩序问题上，70%的居民认为社区井然有序是因为有共同的民族信仰和生活方式，20%的居民认为是大家都遵守规章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在社区管理问题上，法定的条文即硬约束的效力逐渐降低，而那些内在的习俗，共有的民族信仰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软约束，内化着人们的价值倾向，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成为社区有效管理的关键。
2.5 社区文化的教化功能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具有教化的功能，而社区文化的教化功能尤为突出。社区文化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和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例如，传播科技文化知识、开设培训班，这不仅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水平，而且还可以使其在活动中学到各种技能。另外，社区的医疗、卫生保健等知识宣传、服务活动有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卫生保健意识，有助于他们身体素质的提高。
具体到呼市回民区，回教起到了净化人的心灵以及道德教化的功能。它通过特定的信念和信仰，一方面使信徒的精神升华到超凡脱俗的境界，一方面对信徒乃至社会成员提供心灵的慰藉，使之心态平和，确保社会的和谐安宁。
3 结语
社区文化的状态，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素质和文化发展水平，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着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从一定角度而言，优良的社区文化是现代社会的粘合剂、剂，它可以使社区群体保持安定、祥和、蓬勃向上的文化氛围，并由此对经济、政治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释
① 拉德克利夫-布朗.现代社会的人类学研究.1935.
参考文献
[1]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2] 蔡禾.社区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 蔡禾.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篇（10）
作者简介：郭强(1965―)，男，河南虞城人，社会学博士，同济大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知识行动论、区域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杨恒生(1978―)，男，河南固始人，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文明与社会现代化研究；汪斌锋(1982―)，男，安徽黄山人，华东理工大人文科学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1-0029-05 收稿日期：2011-10-12
有关城市空间和人居空间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哲学层面空间和时间的维度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在根本性上不可回避――即当前存在表现的具体形式下行为和具体事物的存在方式――我们生活在其中，事实上有关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理论讨论和实践争论远远超越了单纯哲学“元本体”所讨论的现象与问题。与此同时，反思人类当下存在的状态和未来的生存命运已然成为主要话题。当下人所存在的空间结构的讨论已经超越单纯的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固有学科领域，进入了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交叉学科讨论与反思层面，成为一个人人是主体又具有被消解的“伪本体”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人类生存的空间结构讨论不能泛泛就城市空间拓展、生态空间挤压和社会空间结构流动与固化的单维度讨论，它需要围绕人生存的状态进行跨领域的互视，同时将内在的结构性关联呈现出来。
一、生存空间：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交互
无论是城市空间还是社会空间，都是作为人的生存空间而存在。生存空间所经历的延伸和挤压已经成为当下人所存在的方式之一，这种方式在当今更加地和生活方式融为一体，这要源于城市空间提供的位域――人的位置与居住的环境――生活的空间与领地以及人的流动范围与影响范围――这个自孔德所建立社会学以来一直探讨的问题和社会学家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是今天把它放在城市的空间领域内探讨而已。它更加强调的是生存空间的内容，也即生存空间之上(内)的生活空间的问题，它才是连接着城市个人生存与社会生活的桥梁，从而引出城市社会空间的探讨。社会空间不仅是人所处在社会领域内的位置――财富、权力和声望的标准，同时在社会空间领域内能够活动的空间与流动的阶层。
对于人类的城市人格的塑造和人现代性的定义――人的城市性(英格尔斯)与城市的人性(简・雅各布)已经交织进了现代的城市空间与现代社会空间，并且这个过程还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同时既有的传统和文化都逐渐成为被卷入的对象，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马克思)。人的生存空间里拓展出了城市空间，而现代的城市空间消解了人的既有社会空间并引入城市空间生活的内容，完成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交互。
(一)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对应
城市空间的扩展和异质性重构使得城市空间里同样重构着社会空间内容，社会阶层的异质性和分化进入到不同的城市空间布局，城市空间的布局结构中兼具或者塑造出社会空间异质性与同质性的结构内容，不同的城市空间领域能够显示社会空间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组织与组织的差异，城市地理空间与心理空间都标贴着或潜伏着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空间的点、线、带或圈状分布。城市空间领域内具有社会空间布局的标志性内容。简单说来，例如，不同的城市在空间布局里都不同程度地显示豪华区、富有区和贫民窟，同时在城市空间的社会心理上能找出同质性与异质性，并还能显示出各种符号区特点，以下是我国某城市的社会阶层与城市空间对应关系。
城市空间内社会空间的布局并非是城市设计的初衷，事实上城市的形成又都伴随着和社会空间的布局，图1以我国某城市为例，城市空间的布局与社会空间的布局呈现圆环形展开，以政府机关，外企国企高管、银行业等垄断行业为居民特征的中心区；以中小企业高管、技术人才、政府机关中层干部等居民形成的圆环过渡区，这个区居民的特点是随着收入的增加、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提高逐步向中心区过渡，而中环以外形成的是原住民区、企业员工区，期间还夹杂着贫民窟。每个区都用向中间过渡的趋势，而中心区的青年人则言必称港美、欧、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外环向中环，中环向中心，中心向国外流动的社会阶层的空间流动格局，社会空间内的循环流动完全可以在城市空间的布局里得到体现和印证，并且形成城市空间的记忆和空间符号。
这种对应的空间符号关系――一种典型的社会空间领域内给城市空间定义标签。同样以这个城市为例，社会生活空间内容的符号对应关系，见图2。
这种符号的对应关系不仅表现为语言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同时还表现为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当个人或者社会群体一旦提及某个符号的时候，处在社会空间的人很自然想到对应的城市空间，以及和此空间相对应的生活方式，这已经是社会空间与城市空间形成的标签关系。
(二)城市空间与社会异质性关联
对于城市空间的布局与社会空间的符号对应，体现着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领域内某种异质性关联，城市空间的布局，类似棋局，不但有着社会异质群体各自的位置，而且还隐含各自的路径。
城市空间既体现了传统城市初始化前提条件的作用(新兴城市除外)，还体现了社会空间塑造与被塑造的关系。
同样，城市空间的塑造与被塑造更体现为现代城市的突出特点，尤其是在城市规划的社会设置功能作用下，城市被塑造出来。社会空间的异质性与城市空间的塑造之间有着极其微妙的关系，规划城市是在城市空间布局已有的基础上进行，规划的主体本身是城市社会空间的异质性组成部分，城市空间布局的塑造既体现异质性的内容更体现对异质性的引导与控制。前网络社会城市空间与社会异质性在城市空间的规划与城市异质性流动缓慢的双重条件下呈现较为稳定的异质结构，例如，美国各城的黑人区。当下城市空间在网络信息的交互下产生新的现象――城市空间中的虚在空间――以及城市空间中实在与虚在空间的交互，这种虚拟与实在的交互使得城市空间研究边界得到空间的扩展和补充，这种补充使得各学科的互视研究成为必要――网络社会学与城市社会学交织。
(三)城市空间的实在与虚在
实在的城市空间是以城市生活社区为特征的城市生存空间，虚在的城市空间指的是以网络空间为载体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现代城市作
为信息处理和流动的中心自然形成城市的信息网络的空间，这也为城市的虚拟社区生长和发育提供了条件，城市空间的研究领域不在是以城市社区为单位的城市地理空间，而是培育了纯粹以人的交往――而且是交往主体不在场的城市虚拟空间的生活，这种虚拟空间的存在突破了城市空间的研究领域进入到城市社会空间的视域。
城市社会空间的虚拟形式在理论上使得城市能形成一个无限广大的空间网络，只要信息的处理足够发达，城市空间的地理位置可以足够广大――它的出现是一场革命，它使得城市空间的决定性作用被消弱，社会空间的发育长上了翅膀，摆脱城市空间的束缚，并使得社会空间为城市空间的拓展注入动力，同时虚拟空间的存在为城市空间的发达与否提供了参照系，从而也为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可以想象提供了可能。
虚拟空间的匿名性和信息处理的加速，使得城市社会空间交往与流动加速成为必然。这种交往形成革命性突破：一方面，城市空间领域可以忽略不计，地球已然成为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村落；另一方面，社会空间里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意义，社会阶层的交流更加频繁。城市空间在理论上被瘦身，而社会空间被极大地丰满起来，进而在理论想象上社会空间的丰富能够填补城市空间的空白。而事实上，突破的效果并没有限制住城市空间的扩展，反而加剧城市空间领域的扩展，城市空间扩张的推力也伴随注入了虚拟空间的推动力――虚拟资本的进入社会空间――这个巨大的――理论意义上是无限的社会空间的合力。
这种空间力量的结合是城市空间“这个魔术师”所召唤出来的自己又无法驾驭的“魔鬼”，城市空间的变迁可能与社会空间赋予的新意义使得城市社会空间的传统管理面临挑战，当代城市面临的许多问题不但被制造出来，更有被加剧的趋势。
二、社会控制与城市空间控制
城市社会空间的匿名性特征加剧了传统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尽管社会空间在时空内的交流突破城市空间的边界已经成为必然，但是交流的匿名和对象的陌生使得传统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意义被大大削弱，交流信息的泛滥使得虚假信息充斥其中，各种社会问题和犯罪成为隐性。人性中的“自然秩序”(罗斯，1901)难以再对人的行为起约束作用，离轨、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出现，新的隐形的社会问题大量滋生。
这使得城市空间控制与社会空间控制交织，以此来面对新出现的挑战，结合城市空间控制的社会空间控制――网格化管理成为可能。
(一)网格化管理：“人”的因素抽离
城市的网格化管理的前提条件是：第一，现代城市人口加速流动，使得传统管理体制不能满足当下的管理需要；第二，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符号学对应，对应的空间内以标志性符号信息的流动和处理成为可能；第三，即时信息流通在现代城市中成为普遍现象。只有满足这三个前提，在以城市空间控制与社会空间结合为前提的情况下，信息高速传播与人口高速流动的社会虚拟空间控制城市人的多重角色的体制才能成为可能。
网格化管理的首要特征是将社会控制与城市空间管理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黏合剂是现代的信息网络对信息的即时处理，信息能及时反馈到相关的管理部门。网格化管理的潜在前提是定量化研究。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电脑信息处理上的方便与快捷，对于流动犯罪和社会问题的排查起着时空上非常精确的作用，短时间内能通过电脑信息的海量处理掌控全局，同时对日常工作的开展也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网格化的管理体制是现代社会条件成熟下的产物，同时也是应对现代社会危机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典型的城市空间管理与现代城市社会管理(社区点、线、面、片管理)的有效途径。
但是，城市空间的网格化管理进一步将“人”作为城市空间主体与社会空间主体的地位抽离出来，眼前的城市社会不再是活生生的人的社会，而是流动人口的中转站，整个社会抽离为对应的城市空间的点、线、面结构，城市空间因素占据城市社会空间的主导因素，现代城市的人在高速流动与超人结构的管理下成为死气沉沉的“陌生人”社会结构。
(二)城市空间伦理：传统伦理终结与重建
当城市陌生人社会成为必然的时候，传统熟人社会的伦理面临终结，城市空间新伦理的重建成为必要。
从古典经济学看来，城市空间的伦理学基础在于城市空间资源的有限性。人类对于空间资源的竞争历来就存在，当人口数量较少而生存空间资源丰沛的时候，竞争并没有成为一种显性的伦理学命题，尤其是生存空间伦理和现代城市与自然空间伦理以及城市空间中人的伦理还未成为焦点。
1.生存空间的伦理始终存在
相对于人类欲望而言任何资源均是有限的，传统社会秩序与伦理结构从传统生存空间到当下生存的城市空间都无一例外面临这样的问题，即：有限城市资源的分配――城市空间资源逐步成为有限的资源。因城市空间伴随城市产生而产生，城市空间的伦理也随之产生，但传统城市人口的缓慢增长与其兴亡更替频繁使得空间伦理问题并不突出。当今城市的空间急剧膨胀，同时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空间伦理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2.城市的空间生存伦理表现为城市“圈地运动”所滋生的众多问题
城市不断侵占周边传统的自然生态，自然环境中的资源大量卷入城市空间。城市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原有自然生态破坏殆尽，工业污水、生活垃圾、废弃物大量向城市周边倾泻。城市的“灯红酒绿”与周边满目疮痍的生态形成了鲜明对比，生态伦理的危机成为现代城市重大弊病。
3.城市空间自身伦理存在于市民与城市共在的张力结构之中
城市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密不可分，人类对城市空间的生活状态向往一直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城市人的平等与正义被史无前例地提出当做问题来质疑了，城市空间本身成为象征不平等与不正义的典型标志，上、中、下阶层与大、中、小空间的城市生活和社会空间状态鲜明对立起来，高尚与卑微成为城市的代名词，城市自身由资本异化出来的空间域已经将社会空间内阶层与群体无情卷入。
城市的中心和边缘，城市的上层与下层，城市的美与丑、好与坏都被城市空间内的资本所结构化。
三、城市空间的结构内卷化与社会空间塌陷
资源的稀缺和人口的增长以及二者之间的相关一直是城市空间卷入与塌陷的前提条件，但是这种条件在资本的作用下被大大提速和异化。城市空间伦理问题在资本卷入下成为比显问题更激烈的潜在冲突，资本的卷入使得社会欲望在城市空间内显化，城市资源在资本的操控下呈现城市空间结构化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以资本多寡和资本结合权力大小为特征，而资本的大小与权力(资本的驾驭力)呈强相关关系，资本生产力成为少数人欲望的工具力。城市空间的资本卷入使得城市变成资本的战场，作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成为资本战争的炮灰，人格被资本化扭曲，扭曲的人格继而成为城市空间伦理的恶的再生物。
资本卷入带来最直接的后果是现代城市空间
塌陷与内卷化。城市空间的拓展动力异化为资本的扩张力，资本的塑造力；城市空间的生存将个人的生活抽离出来，人们不再是生活于城市之中而是生存于城市之中，生活被城市奋斗替代。城市的非人化呈现城市空间的表面扩展与实质空虚(空巢)的并存，城市的发展变成资本的圈地运动，城市发展的目的性丧失。城市空间表现为城市空间内人的价值因素的塌陷，城市品质是资本的品质，城市空间的资本化控制越大，城市空间的真实人的空间越小，城市塌陷越剧烈，这种剧烈程度表现为强内卷化――城市空间的发展表现为有增长无发展，进一步退半步的徘徊；城市空间扩展表现为资本积累的土地财政和造城运动，新剥削不但在跨城乡之间进行还在跨产业之间发生；城市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已经到来，并在资本的深度卷入下凝聚极大的力量，摧毁欲望的边界。
城市的进步并非创新发展，创新被束之高阁，一切随意的行为被冠之以“创新”的含义而流行开来，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的问题纠结繁殖开来――强拆、城管暴力、污染、社会报复、急慢性社会病蔓延，城市生存空间被城市病传染，最终城市的精神污染扩散开来，各种扭曲的欲望结合体与人性的卑劣公开表现出来。
城市空间的伦理重建或许能够成为治愈当代城市社会空间塌陷与城市精神污染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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