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纪录片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历史纪录片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二、文化自觉—历史人文纪录片的艺术意象构成及特征

笔者认为，历史人文纪录片的艺术意象由两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艺术表达层面，即将较为抽象的理念以影像化的方式呈现。这不是简单地被理解为“形象化政论”，或者“解说词+画面+访谈”的技术拼凑，而是通过艺术表现形式（表现结构），叙事话语和叙事修辞（表层结构），将深层结构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审美意境、社会核心价值观乃至哲学体系进行影像化的转述和彰显。历史人文纪录片艺术意象的第二个层次是理念诉求层面，即历史唯物主义、审美意境和社会价值观的追求。历史人文纪录片与以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影视作品最深刻的区别即在于，它们不止于让受众浅层次、娱乐化地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将影像视听感受升华为生命体验和审美意境的自觉追求。从《舌尖》系列等作品中，我们看到这些作品正试图脱离消费性的视听感官刺激与单纯的趣味迎合，而深入到更为丰富的意境审美阶段，主创者以高度主体性的审美思维主动把握驾驭作品的审美格调和思想品位，力图将个人化的自我情感体验与富有理性思辨的历史反观相勾连，由此，受众不再是媒介的“俘虏”，而开始有了自觉意识。概括起来，这些优秀的历史人文纪录片的艺术意象具有以下特征：

1.建构性特征。后现代语境下的广播影视艺术体现出碎片化、消费性的意象特征，在大众化叙事的影响下，深沉的历史精神被猎奇式的图解所消融，庄严的英雄主义被嬉笑怒骂、插科打诨所颠覆，充满韵味的艺术内涵被视听奇观所淹没，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解构”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片精神和文化的荒原。但幸运的是，一批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专业创作者，依然通过自己的作品坚守着精神家园，整和起民族精神、历史意识和人类理想。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种建构所追求的正是“诸如东方文化中的现实情怀，西方文化中的神圣情怀，在人类文化的古典时期通过无数的艺术的经典所展现出来的，某种体现着人类思想、文化、精神的终极灵魂与本质的品格与境界。”④我们在这些作品中似乎能看到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价值所在，能预见到民族优秀传统在未来的发展希望，在对传统味道的品味咀嚼、对传统技艺的追寻和反思、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慨叹中，能让观众带着一份感悟和理性的反思，思考自己在当下的坐标和人生价值，这对于许多年轻观众而言尤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篇（2）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3-0151-004

纪录频道的成功开播，优秀纪录片引发的热议，现象级纪录片所带来视觉盛宴及广泛关注，使得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呈蓬勃之势，其中的地域题材纪录片也持续升温，在展现自然风貌的同时，塑造地域形象，提升地域美誉度、认知度和影响力。[1]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纪录片传播文化受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地域文化纪录片在文化强国的背景下，对地域文化进行“重塑”和“他塑”；在价值重构的同时，调节社会秩序、保护民族文化基因，联接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其次，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在审视自然风貌、地域文化的同时，发挥着传播文化的现实价值。同时，全新的文化传播环境、媒介融合的变革等因素，颠覆了既有的纪录片创作和传播方式。本文通过对多部国内外热播纪录片进行梳理和解析及访谈纪录片创作团队主创人员，认为地域题材纪录片应从以下五个文化传播方面加以强化。

一、弘扬文化的创作内涵

纪录片的创作与发展，使得纪录片在弘扬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胜枚举，党的十以来，在文化战略的引领下，我国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进入了协调、快速发展阶段，同时推动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提升。纪录片人理应创新思维，于细微之处深刻体悟与觉察当下生活现实、周遭发展、文化脉动、精神风貌，记录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一次次骤然即逝的历史瞬间、一场场猝不及防的惊人转变，于宏大叙事中体现细致入微，从局部真实中梳理整体认知，从现实中体察出本质，做到既弘扬文化，亦能够揭示文化内涵。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作为承载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农村，人口不断削减，传统文化亦随之逐渐消逝。电视纪录片作为视觉媒介的产品，通过议程设置，重新建构现实世界。电视纪录片《记住乡愁》展现了200多个村落，将儒家文化融入镜头并贯穿全片始终，通过纪实、记者互动等方式，关联了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在《城北社区：孝德永彰》这一集中，为了照顾养母，外出打工的李维俊辞职回家这一举动，传达了儒家文化中的感恩教育，传承了“父母在，不远游”优良传统。同时，《记住乡愁》多次宣扬了重归故土、再建家乡的意味，契合了儒家文化中身心安顿的精神慰藉，让人们体会到回归传统村落，既是身体的回归，也是心灵的回归，弥合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割裂，唤醒身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记忆。

纪录片《河之南》梳理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原文化，记录了这一文化的起源、兴起、发展的历史过程，通过代表性历史人物和事件实现了地域题材纪录片文化寻根的重要价值。纪录片《第三极》摄制组经过500多天的长途跋涉，足迹遍布、青海、四川等60多处秘境，摄取美景的同时，向观众展现了当地居民最朴实、本真的生存方式；充分发挥纪录作品视听语言的优势，促进了边缘文化现象的传播。纪录片《大黄山》摒弃风光片的桎梏，从自然、人文等多角度、全景式展现具象黄山之美，进而揭示了山文化中承载的文化、历史，蕴含的智慧、灵感，深度开掘了山地纪录片创作观念，发挥其作为文化载体的显在优势。纪录片《沙与海》中的牧民刘泽远，他和后代虽然生活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下，但各自都抱有不同的生活态度、生存理念，这些不同均蕴含着浓厚的地域文化烙印、人们对于生存与发展的理念变迁。地域题材纪录影像的表达，通过对环境和人物的记录、重构，关照自然环境的同时，亦联接了人物与自然，提炼并传播了独有的地域文化。纪录片《最后的山神》以冷静的视角，通过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孟金福呈现了其在居住方式变迁过程中的心路历程，记录了大兴安岭地区即将消亡的文化现象。

二、反思文化的创作“自觉”

纪录片如果仅仅反映现实图景、单纯地记录社会真实，是远远不够的。纵观一些优秀的纪录片，“记录”现象的同时，蕴含了思辨和质疑的批判精神，引发观众对现实的反思、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对周遭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反思。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理论时说“……要认识自己的文化，需要理解并联接多种文化，进而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定位文化……”[2]因此，地域题材纪录片对于文化的反思，体现了其创作过程中的“自觉”。

在以往的论著中，关于纪录片中的“文化自觉”大多停留于“虚构”与“纪实”表现形式的争论中，忽视了纪录片作为艺术作品的创造性，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固化了纪录片创作者的思维，于其本身所要体现的“文化自觉”也是相背离的。纪实能够呈现事实，而虚构则能将文化内涵创作性地蕴含于影像之中，凸显区域文化与艺术的张力。其次，在“文化自觉”的理论框架下，不仅要记录文化外观，更要深刻表达其所依存的文化结构；在展现和描绘文化的同时，注重地域文化的时空完整性，以全景的思维构建文化图景，揭示文化内涵。因为，只有“自知”，才能“自觉”。纪录片《纽带》运用历史场景再现的方式，协调兼顾海外汉学者的性质和趣味、中国文化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受众对历史纪录片的审美期待等多种因素，是纪录片创作者高度文化自觉的产物。

纪录影片《消失的村庄》中吕氏父子所居的村庄，正如中国若干的偏远村庄一样，成为老人与儿童的留守地，而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年男女则随着经济大潮奔向城市；而迁徙令的颁布，后代对城市的认同和向往，使村落从物质和思想层面不断衰败直至瓦解。地域题材纪录片以真实的事件，微观的人的视角，讲述了地域因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文化、思想的变迁，通过深入记录和旁观审视，更有利于观众透过镜头反思发展着的中国文化。

三、塑造形象的作使命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中国经济和整个世界高度相联。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不但展现人文风貌、地域特点，更应该深刻刻画人与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与观念变迁，塑造区域文化图景，探索经济发展机遇。英籍社会学家贝拉・迪克斯在《被展示的文化》中强调：“当代文化展示已经从严肃的官方描绘转向民间。”[3]而纪录片也不仅是顾兹曼眼中的“相册”，更是一张文化名片，一张避免被误读的名片。2010年中外合作的《美丽中国》被誉为一张递给世界的“中国名片”。如果说《美丽中国》是一张中外合作下的“人文地理”名片，那么《舌尖上的中国》则是一张中国自己递向国际的“饮食文化”名片。影片以渗透于中国人生活各个层面的美食为中心，折射了与美食相关的人和事，蕴含其中既是生活情趣，更是人生智慧、生存哲理。只有这样的“名片”越来越多，才能更为客观、理性、多角度地展现出丰富立体的中国。

其次，通过纪录片塑造地域乃至国家的形象，有“自塑”亦有“他塑”。“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社会相对强势地位，因此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是其塑造中国家形象的切入口之一。”[4]正是由于中国媒体在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不足，给了西方媒体更多的机会。《龙的翅膀与爪牙：西方主流电视纪录片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一文梳理了2005年至2014年主要发达英语国家的主流媒体及知名的播出机构的纪录片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分析了他者视角下“中国崛起论”、“中国”等观点的建构。撇开观察视角、内容本身的局限，单从诸如《中国人要来了》（The China are Coming）、《中国人如何蒙骗了世界》（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拜金王朝》（The Ka-Ching Dynasty）等一系列危言耸听的片名中，我们解读到西方主流媒体并未能呈现真实中国，展示中国国家文化所蕴含的应有之义。因此，纪录片应发挥其题材内容真实、在国际传播中的传播力较强的优势，勇于担当讲述中国国家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内涵、树立中国国家形象的重任。

发展中的国家、变化中的国际环境，令我们能够客观审慎地记录、呈现、审视乃至传播我们的文化。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文化的对话需要更多的平台消除彼此间的误解，达到互通有无的目的。具体而言，纪录片应主动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在主题内容、表现形式等因素及传播等方面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有力载体。

同时，纪录片的创作者在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在尊重纪录片创作的基本规则的同时，还需要把握纪录片传播市场化运作体系，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遵循纪录片市场规律，在技术层面满足国际市场标准，在内容层面继续深耕与打磨创作者的讲故事水平。西方国家的纪录片创作理念与市场化道路日臻成熟，所形成的戏剧性、逻辑性强，兼具娱乐化的同时，给受众以很强的代入感，这些创作规律需要中国纪录片人在不断的交流和学习中吸纳和创造性地运用。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他者”视角的纪录片作品《超级中国》在尊重跨文化传播规律之下，能够以悬念的方式揭晓并解读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多重原因，堪称跨文化传播中的精品之作。唯有讲述精彩的故事，才能实现有效传播，国家的形象在有效传播中得以塑造。

四、构建软实力的路径选择

尹鸿教授认为“提升中国影视文化软实力，需要注重价值观的输出” [5]纪录片《的诱惑》在当时被誉于“散文诗式”的纪录片佳作，但在今天看来，夸张的抒情、空洞的解说不仅难以吸引受众，更难以表达文化之精髓。对于纪录片的创作者而言，摄像机是工具也是理念，是手段也是目的，影像不仅记录文化、表达文化，同时也阐释文化、塑造文化。在媒介环境不断发展的今天，中国纪录片创作与传播在国际市场已成功打开局面，要作为国家“软实力”一个窗口，还需要把握当前时机，加强与海外机构的合作，持续不断输出精品。构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也为我国资源的配置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但是，中国纪录片的创作者在纪录片传播过程中，将获取影展资格及经济利益作为主要传播目的进而迎合西方国家视点，将会失去纪录的品格，遑论“软实力”构建。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吸引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获得理想的结果，它能够让其他人信服地跟随你或让他们遵循你所制定的行为标准或制度以按照你的设想行事。”[6]《望长城》堪称当时纪录片创作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前，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却习惯于抛弃受众意识，以一种无可辩驳的“宏大”姿态，难以以受众、市场接受的创作思维构建文化软实力。除了技术的发展，《望长城》是创作思维的焕新。创作团队在中日合作中，大胆摒弃观念的窠臼，将《东方老墙》文本、“画面加解说”的桎梏抛出“长城之外”，将直观感性的语言融入恰当的文化传播，堪称彼时纪录片创作的一股清流。纪录片通过视听语言吸引受众，激发其感性想象与理性思考，较之博物馆式的展示，生动而直抵人心，传播面更广、效果显著。然而，纪录片的创作者应清醒地认识到从感性到理性，是认知拓展的必由之路，受众更乐于在视听愉悦、情感共鸣之后，于“润物细无声”之中接受或领悟影片的思想精髓，利用文化的吸引力，实现意识的感召作用。一个民族对其所处环境及文化的认同与共识，形成了这个民族所共通的记忆和历史，借助文化的纽带构建文化软实力。可见，不同时期的纪录片创作，应借助技术手段和艺术观念的发展，协同文化的创新形式，以便更好地构建文化中蕴含的软实力。

五、创新格局下的思维革命

如果说技术和观念的发展使纪录片从“小众”走向“大众”，那么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更是以“颠覆”性的飞跃，重构新的文化格局。人人皆可媒体的时代，“传者”与“受者”的概念几近模糊；“草根媒体”平台的涌现，丰富了资源，降低了门槛；利益的裹挟、唯“用户眼球”商业格局，使得文化传播在互联网的思维框架之下，专业化程度瓦解，文化品格终将不保。全新的媒体环境、多变的智能设备、新兴的媒介组织，用户主体意识的强化、信息化进程飞速发展，对于地域文化纪录片的创作者与传播者而言，既是机遇也是考验。传播迅速、便捷、互动性强的优势乃传统媒体无法超越，然而浮躁的传播环境之下，更加需要纪录片的创作者能够以审慎的态度书写文化，以专业的精神传播文化。纪录片《大秦岭》通过逼真的景像还原展示了秦岭文化，并以专业的视角解读地域文化，取得了显著效果。诚然，艺术创作只是手段，而思想性才是文化展示的终极目标。因此，纪录片的创作者应充分发挥纪录影像的具象连贯、生动完整等方面的优势，从对地域人文地理风貌的展示中传播地域文化，建构地域形象，提升地域文化品格。

学者刘洁在《活态：纪录片中传统文化的存续》文章中认为：“……传统文化也是活态的，而不是概念性的现实生活剥离物。……‘活态’已成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基本认知。”[7]基于“活态传承”的视野，在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中，不应止于描述和记录本身，而是在全新的互联网环境下，关照历史与当下、人与周围的环境同时，创新思维，以媒体人应有的专业策略，重构我们的认知。

任何文化都有自身的价值、独创性及存在的合理性，都有自身的逻辑、理想、世界观和道德观，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应该联系其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纪录片的创作者也应站在全球文化的角度上去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及合理性。对于地域文化的叙述，是在国家历史的框架中展开的，其选题的范围、创作的视野不应受地域的影响，以一种全局思维，无论在理论研究框架还是在实践创作模式上，耦合当下文化，发挥纪录片这一片种的优势，促使我国地域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达到更为理想的境地。

参考文献：

[1]闫伟娜.纪录片影像中的地域文化探究[J].民族艺术研究，2013，（4）：32―37.

[2].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90.

[3][英]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M].冯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4]常江，王晓培.龙的翅膀与爪牙：西方主流电视纪录片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J].现代传播，2015，（4）：102―106

篇（3）

Abstract:Thekeytopicsaboutthemoviestudiesin2007-2008aremainlyfocusedonexploringandreflectingthedevelopmenthistoryofChinesemovieinthepast30years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waslaunchedin1978.Therefinementofmovieindustrysystemandreformoftheaterchainmanagementarealsowidelydiscussed.Thestudiesoftelevisionartaremainlyfocusedontheproductionsoftelevisiondrama,andtheresearchmakesprogressinthefiledoftelevisionartcolumnsanddocumentary.

Keywords:China;Movie;TelevisionArt;ResearchDevelopment;AnnualReport

2007－2008年，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随着一批国产大片的上映，对于大片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电视艺术领域，对近年热播的家庭伦理剧、东北农村剧、军旅剧的批评趋于活跃，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纪录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上篇：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随着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到来，一系列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丛书、论文相继面世，丁亚平所著的《影像时代的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着重探讨了中国电影视觉再现与存在的历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间）、时代政治经济力量（现实空间）以及社会文化精神（真实空间）消长变化及发展的历史。邸世杰，刘洪才主编的《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发展简史（下册:电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顾了我国电影技术各专业的百年成就，以及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电影史研究的特点是出现了不少带有浓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藉此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陈文平、蔡继福编著的《上海电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断代史的方式，评析各个时代上海电影发展状况、特征以及审美流变。沈寂编著的《上海电影》（文汇出版社，2007）通过不同类型的影片概述上海电影的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折射时代特征和上海电影的独特风格。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则试图通过众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对建国后上海电影自身的发展同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联系进行分析，构成对建国后多部上海电影文本的独特解读。

除上海电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热点是香港电影史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编著的《香港电影1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电影发展的新态势,以“融合与发展”为中心命题，围绕“”这个关键词，从产业、文化、创作等三个方面探讨以来电影的发展变化。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产业流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多维度的诠释与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绘出香港电影产业的流变过程。朱家昆的《香港类型电影漫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为读者展现了香港类型电影的兴衰。此外，还有的灰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帝后列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闲话香港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现了一些对于电影发展历程上重要团体或者个体的个案研究。吴筑清、张岱编著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意在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邹健的《中国新生代电影多想比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的诞生、转轨和嬗变。谢晋编著的《谢晋电影选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从谢晋导演现有的电影作品中精选出18部作品，收录了谢晋导演的导演阐述，以及著名电影评论家的影评、剧照等。《谢晋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谢晋导演生平资料与他拍摄的众多影片的珍贵图片资料，该书的问世恰好成为人们对一代电影大师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纪念与缅怀。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都开辟了相关的专栏，对中国电影在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别进行论述。丁亚平的《社会空间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构中国电影——从学术史的角度关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饶曙光的《观众本体与中国商业电影之三十年流变》（《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观念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30年以来中国电影美学、叙事范式等各个层面的发展与流变。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当代电影研究中，《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意在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是产业研究中心在《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倾力推出的第二部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全书分为年度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项研究报告和电影市场调查三大部分，客观详实地勾画出年度电影产业发展脉络，前瞻性地分析电影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态势与潜在问题。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7电影产业研究之国有影视企业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电影产业研究之影院发展卷•2008》（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黄勇主编的《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8）、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的《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崔保国主编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都运用了最新的事实和翔实准确的数据，综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反映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和发展特点。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电影的全球化议题在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为研究者注目的焦点。尹鸿编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系统记录和分析了中国电影近10年来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转型，帮助我们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看待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设置“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电影”专题，倪震的《软实力和中国电影》、饶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和电影》和张颐武的《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展开及其意义》等论文，指出电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略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来，国产电影不断的寻找着自主品牌的创立途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而不懈的探索，国产大片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前进。2007年电影《集结号》在无论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对此，贾磊磊的《事件电影：〈集结号〉》（《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构现实社会型主流大片电影观念——〈集结号〉的启示》（《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黄式宪的《牺牲与辉煌：乐观的悲剧及其崇高之美——略论〈集结号〉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贵拓展》都表达出了对于中国大片在经历了五年磨砺之后走向成熟期的乐观态度，并由此观照中国大片的前景和未来。

三、电影理论研究

在电影理论研究的著述方面，丛书成为2007－2008年中国电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影视艺术丛书”，包括了梁明、李力的《电影色彩学》和王志敏的《电影语言学》，前者对电影中色彩的运用和意义阐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对电影成为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把以往单纯的理论研究真正变成了指导实践的创造性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单万里、张宗伟主编的《纪录电影分析》、饶曙光主编的《中国电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编的《欧洲电影分析》、胡克、游飞主编的《美国电影分析》、周涌、张希主编的《亚洲电影分析》等。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复旦博学•当代电影学教程”系列丛书也在2007、2008年相继面世，2007年葛颖的《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针对电影阅读逐层深入的行为逻辑，提出了表层意义场、深层意义场和核心意义场等三层意义场的文本解读方式。2008年黄文达主编的《外国电影史教程》以叙事电影的发展为主线，强调从全面、多元的角度认识、理解电影。金丹元的《电影美学导论》主要阐述电影美学的原理和基础知识，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趋势。

范志忠的《当代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通过对当代电影的叙事范式和美学流派的梳理，认为电影艺术作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必然创造出特定的叙述范式，规范着电影人本人乃至后来者的创作与制作。汪方华的《现代电影：极致为美后新浪潮导演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体验的真实”的影像本体观并做出具体的美学原则的阐述。戴锦华著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每一章节重点介绍一种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对一部影片的细读来展示对这一理论方法的运用。杨健的《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8）应用拉片子的方法，通过七部教学片、七部参考片、两部电视剧，传授影视编剧基础理论和剧本写作基本技巧。其他论著还有苑媛主编的《光与影——意象对话看电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尔主编的《电影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薛凌的《电影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颖主编的《电影学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编的《电影艺术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等。

在电影美学方面，王丽君的《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及其审美形态》（《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介绍了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在美学上表现出的一种独异的、颠覆现存价值体系的反叛精神和多远平衡的哲理表达。在这个方面的论文还有金丹元的《回归本体——对于当下电影美学研究的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陈犀禾、刘宇清的《电影本体与电影美学——多元化语境下的电影研究》（《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是继电影美学之外另一个研究重点，余纪的《电影符号学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语言学意义上的电影符号学存在权利提出质疑，认为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全新的、多义的，甚至是任意阐释的。吴迎君的《反思电影叙述学的研究误区》（《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电影叙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掘。赵勇的《电影符号学研究范式辨析》（《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则对不同的符号学研究范式加以分类区别。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志敏、陈捷的《电影语言：新概念与新版图》（《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史可扬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美学困顿》（《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图书方面，对于经典电影大师的介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热点。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我生命中的电影》（黄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收录了法国新浪潮领军人物特吕弗的重要论文和资料。奥蒙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车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对电影导演的作品和他们的电影理论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奥逊•威尔斯》（杨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是国内首部对威尔斯进行系统介绍的评传。基亚罗斯塔米等所共同编著的《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单万里、李洋、肖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个人的电影笔记、相关访谈以及法国电影评论家撰写的关于阿巴斯电影的批评文章组成。苏伯的《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的立意虽然在于解剖与分析决定一部电影好坏的奥妙，但其实质却是对美国价值观进行解剖与分析。戴尔•牛顿和约翰•加斯帕尔共同创作的《低费用电视电影拍摄101》（贺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两位低费用独立制片的美国顶级制片人撰写的国际性经典畅销书，介绍了从脚本到屏幕的低预算数字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电影和无意识》（艾敏、刘儒庭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荟萃了本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梅内盖蒂教授对世界一百部经典影片的剖析。纳卡什的《电影演员》（李锐、王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对演员的诞生、功用和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定和研究。德•斯贾汀的《日本异大师》（连城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电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异色（叛逆）电影制作者”。

在论文方面，对于外国电影的介绍和研究也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与一直以来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电影研究相比，近年来对于亚洲电影的关注逐渐增多，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设立了“韩国电影研究专题”，对近年来在国际影坛逐渐显露出强劲的发展态势的韩国电影进行分析。此外，东南亚电影的发展在这几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陈时鑫的《新加坡电影业：发展、困境与挑战》（《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阮氏宝珠的《越南电影业：旅途没有终点，我们一直在路上》（《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当代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当代电影》2007年第1期）都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这一极具潜力的领域。

在欧洲电影研究方面，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电影的关注有所增加。《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在“外国电影”专栏中整合了德国电影专题。包括张艾功的《德国电影新现实主义潮流与东德身份的认同》、崔军的《媒介：疏离的激情——德国电影中的东德记忆》、汪方华的《柏林墙：东德政治题材影片的一个胎记》，对德国电影中东德因素加以观察。《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在“国际视野”中设置意大利电影专题，顾博的《贝洛奇奥电影中的意大利政治变迁》、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从比萨透析当代意大利电影发展现状》等，都对当代意大利电影进行了介绍。

纵观2007－2008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虽然在电影本体的理论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是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变革等议题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向着务实、系统、学理的方向迈进。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7－2008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依旧延续着红火的发展态势，理论界对电视剧的批评也趋于活跃。欧阳宏生、秦丽、林林的《多样化的题材•多元化的风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期），侯洪、杨俊杰、刘杰的《2007年中国电视剧年度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毛凌滢的《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与艺术创新的积极探索——200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综述》（《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别对2006、2007年度的电视剧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多项措施，积极引导电视剧的创作，电视剧创作现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占了总量的绝大多数，其中以亲情、爱情伦理叙事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剧《金婚》、《亲兄热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继父》、《双面胶》、《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创下不错的收视成绩。黄美华、曾庆瑞的《现实主义召唤电视剧回归——从近两年播出的电视剧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国电视剧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创造出与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蕴。此外，梁英的《观察和呈现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剧〈金婚〉的叙述视角分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赵婧怡的《电视剧〈亲兄热弟〉的人物关系解读》（《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张子扬的《家文化的探索与重建——电视剧〈家事如天〉观感六则》（《当代电视》2007年第7期）等文章则对这两年家庭伦理、婚姻关系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剖析。

近几年，从《刘老根》、《马大帅》、《插树岭》、《希望的田野》到《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福星临门》、《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迅速抢占荧屏，成了收视主力军,并带动了相关批评研究的发展。张德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当代电视》2008年第4期）、普丽华的《影视轻喜剧：新农村生活的“热媒介”》（《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马梅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的美学追求》（《中国电视》2007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了乡村题材电视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个体文本创作的审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军旅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红色”经典改编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的好势头依然不减。以《井冈山》、《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闯关东》、《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代表的主旋律电视剧的崛起，也引发了批评界的关注。张智华的《贴近大众彰显人性引导“励志”——2007年主旋律电视剧辨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刘潮的《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思考——论热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继承和突破》（《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关东传奇事生生不息中华魂——谈五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电视研究》2008年第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电视剧贴近大众情怀，塑造平民偶像，彰显人性，进而引导大众积极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2008年适逢中国电视剧诞生50周年，赵玉嵘、王若芳、果青、陈友军编著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在钩沉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补中国早期电视剧历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学术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理论•批评卷(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收录了1977－2000年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有关广播影视的理论与批评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广播剧、电视剧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该期电视剧批评的基本轮廓、发展流变。胡智锋、董小玉主编的《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尹鸿的《中国电视剧文化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岚、罗艳的《我国电视剧产业三十年改革发展与未来趋向》（《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则分别从电视剧文化、电视剧产业、电视剧创作的方面来把握电视剧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

陈友军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形态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对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纪实性电视剧文本的艺术真实，虚构文本的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和虚构文本的非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多种形态的叙事特征和语言系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曲茹的《以“故事”为核心——论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杜莹杰、路宝君的《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定位、类型极其美学价值》（《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电视剧创作与审美日常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则分别从审美价值的高度、审美取向的嬗变与受众审美习惯的不同角度来研究电视剧美学特征，拓宽了对电视剧审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写的《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通过类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家的影像”中表现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及其现代性超越的文化价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现的民族审美风格及其对传统审美心理定式的时代超越。此外，蒋梅的《视觉文化与电视剧叙事指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1期）、陈晓春的《试论电影和电视剧的叙事功能》（《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电视剧叙事话语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刘萍编著的《影视导演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王强的《电视剧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杨惠宽的《实用影视制片手册》（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视特技制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俊兰的《电视音乐音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视配音艺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别从电视剧的导演、创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乐制作等环节作了全面的介绍和阐述，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电视文艺栏目的研究

继2004年《超级女声》火爆成功以来，《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舞林大会》、《红楼梦中人》等各种类型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既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平民明星”，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制造了无数的热评争议。王彩平、钱淑芳的《电视变形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通过对《超级女声》与《美国偶像》等节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透视境外节目的本土化历程。亢美歌、李伟明的《娱乐选秀节目的社会价值与迷失》（《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娱乐选秀节目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又明确了其对社会价值观迷失所负的责任，强调指出电视娱乐节目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满足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洪艳的《电视选秀节目的批判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从欲望叙事的角度解读以“超女”为代表的中国电视选秀节目，指出在“奇观逻辑”主导下的选秀节目在娱乐的基础上将“狂欢”推向了极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为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观众仪式化的过年节目，持续受到观众和学者的关注。靳斌的《丰富多元欢乐和谐——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评析》（《电视研究》2007年第5期）、陈临春的《解析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研究》2008年第11期）、黄梦阮、詹正茂的《文化传统与国家话语——谈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宣传》等论文，指出每年农历除夕在央视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已经超出电视节目本身，它构成了大众电视传媒语境中的主流话语体系，成为具有政治宣传意义的文化符号。

2008年是中国悲喜交加、大事频仍的一年。5•12大地震与奥运盛事构成了2008年中国电视传播中的两大热点。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张颐武的《创造历史的时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意义》（《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曾庆香的《仿像与奇观——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符号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论文，对奥运会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符号学、美学、价值观与内容等方面做了评析。陈临春的《〈爱的奉献〉，吹响爱的集结号》（《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孙江华的《浅析电视公益广告的社会功能优势——以5•12抗震救灾公益广告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对抗震救灾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策划、内容、社会功能作了阐释。

四、纪录片研究

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诞生50周年。张同道《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别考察了自1958年以来中国纪录片所经历的国家话语、民族记忆、个人表达与市场呼唤的四个时期的传播方式、美学特征和文化形态。刘效礼主编的《2007中国电视纪实节目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联系当下国际市场电视纪实节目的发展态势，从创作生产、管理评估、品牌运营链条入手，关注当前电视纪实栏目的运作模式。杨状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国纪录片创作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何苏六、李智的《和时代语境映万千气象——2007年中国纪录片书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回顾了2007至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纪录片必须只有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才能不断走向成熟。

篇（4）

关于组织申报，申报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科学分类，教学档案应进行科学的分类立卷，以便日后的管理利用。院系教学档案采用“保管期限—学年度—问题”的方法分类比较科学，保管期限依据归档材料的价值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使命而确定，一般分为“永久”、“长期”或明确规定保存多少年；“学年度”是指立卷档案材料的形成时间，由于学校多采用“学年度”计时，因此院系教学档案的形成时间以“学年度”计比较适宜；“问题”即档案材料所涉及的内容，属于同一个问题（或内容）的材料应归在一起，院系教学档案按“问题”可分为教育教学、学籍管理、师资建设三大类，立卷时须对这些大类进行细化，这样才有利于日后的查寻利用。2、装订和编印页码：近年来档案立卷方面有一重大改革，就是由过去的“立卷级”装订改为“文件级”装订。对拟归档的文件材料进行分类后，要对每“件”文件材料进行装订；一“件”文件（材料）可由单页构成，但更多的是由多页构成，比如课表一般只有一页，它就是单页文件，而学生成绩登记表、教学计划、总结等就由多页构成。一个文件（材料）只要由两页或两页以上页数构成的都需要装订，装订有多种用品及方法可根据实际选择，文件页数较少，一个文件在5页以下时可用胶粘法，把胶水涂在材料左上角宽1cm长4cm左右处，使其粘贴固定；文件页数较多比较厚时可在文件左侧用“三孔一线”的方法装订固定。避免丢失，便于查对，还应给装订好的每件文件（即单件档案材料）编印页码，页码应编在每页左上角或背面的右上角。经过装订和编印页码两道程序，就构成了一件件的单件档案材料。3、装盒并制作目录：档案改革后，“盒”代替了原来的“卷”，单件的档案整理完成后，即可按照“保管期限—学年度——问题”的分类装盒，装盒时还要给每件档案编上“件号”，按照件号顺序依次装盒，“归卷文件目录” 制作是一项常规性工作，这里无须赘述，但“归卷文件目录”是否放置档案盒中，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国家档案局颁布的《档案文件整理规划》中并没有明确要求。笔者认为，在档案盒中放置一份“归卷文件目录”是必要的，尽管档案改革的数字化趋势已越来越明显，档案的条目应全部录入档案软件数据库，通过计算机检索可直接找到文件准确位置，但目前档案数字化管理水平毕竟还不高，尤其是对院系教学档案室而言，数字化管理甚至还没有起步，纸质目录仍是我们今天查找利用档案资料的主要方式，所以在档案盒内放置一份“归档文件目录”那是必须的。

学校每年五月底前，院系教学秘书及相关人员将整理好的档案，向学校档案室移交。移交归档时要认真填写移交目录，交接双方核对无误后履行签字手续，移交目录随档案保存。要积极发挥院系档案在教学、科研及管理工作中的凭证作用和查考作用，编制检索目录，为利用者查阅提供方便。对不宜公开的档案，要注意保密。借用档案应办理登记手续，严防丢失和损坏。

新建本科院校组建一套完整的教育教学特色档案，是和学院的办学目标定位完全一致的，它对于突出学校办学特色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合格院校的水平评估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植根于特定区域背景中的地方类高等院校，是以特色为自己赢得生存空间的，特色档案就是保障院校特色的有力证据，它的建立对于彰显学院特色、打造学校品牌具有直接的应用意义。

参考文献

[1]时霞.对档案鉴定的认识[J].办公室业务，2006，（6）.

篇（5）

李春锋是一位艺术探索者，他以纯正的心性感悟艺术真谛。他以生活为源头，以笔墨来觉悟生命境界。追求艺术是李春锋的一种生活方式。毕业创作中国画《灰色的天空》被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收藏并获“美苑杯”学术奖。中国画《墨韵1》《墨韵2》参加美国North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学术交流展并被收藏。

篇（6）

历史教育是严肃的，已经发生的事实，如果只是在电视节目中简单的叙述，那么历史教育题材的电视节目便会让观众产生厌烦，嚼蜡一般的感受，这样不光不能达到传播文化的目的，反而会对电视台的经济造成损失，由此产生的恶性循环便会破坏这一类节目的可持续发展，历史节目追求的是客观，严肃，尽量还原事实，给大众以思考，启示。但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又是浩如烟海，众说纷纭的，所以历史节目不能死板的连篇累犊，历史教育节目也要有创新的观念，分析其各自价值。不是静态地陈列史实，而是对历史脉络进行动态梳理，将重点放在发展变化上。着眼于历史教育题材电视节目的发展过程，并将其与历史阶段、社会大环境结合，更具现实意义。即不是将其变化进行直线性的陈述，而是探讨其阶梯式的发展，以发展进步的眼光看待电视节目创作。在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同时，重视其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将历史的文化价值、艺术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结合起来。将单纯宣教性的非功利目的与追求商业收益、进行产业运作的功利目的结合起来，从根源上分析目前我国新型历史教育题材电视节目的产生原因及社会影响，是对文化产业研究的有利补充。所以为了适应现今电视节目的发展规律，不光要通过设计各种新奇的视角与题材来提升节目内容的厚度，也要通过电视包装来增强历史题材电视节目的“色彩”使其从一开始就能吸引观众的眼球，在节目的过程中也能一直吊起观众的兴趣，最后给人以回味，思考，让观众再看完节目后心情偷悦，提高节目的竞争力，更好突出主题，达到物质精神双丰收的理想效果。

电视包装几乎是和电视节目一起产生的，国外的煤体和历史文化类节目，DISCOVERY、国家地理频道、美国国家历史频道，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的历史纪录片《故宫》等都进行了全方位，适合其节目本身的包装。在节目还没有播放的时候，电视台已经播放了包装广告片来吸引观众的眼球。在观众眼里，这些历史题材的电视节目的精彩程度已经不下于电视剧和电影。国外大制作的历史节目不论是CI设计，数码特效，背景音乐还是片头片尾，都有着成熟，沉稳又不失能广泛被接受的平易近人的优秀特质，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人们脑海里刻下电视节目品牌的烙印。我国的历史文化节目，如《百家讲坛》、《中华民族》、《口述历史》等也都进行了完整的电视包装，但和国外的知名电视节目还是有着差距，不够成熟。

篇（7）

国人眼中的美国教育多以轻松自由为主，以为美国中学生除了从早晨8点开始上课到下午3点下课以外就再无其他学习时间了，都是自由支配的时间了。但事实上，他们只有在小学生阶段才能享受到轻松自由的学习生活。他们在那个阶段完全没有很繁重的课业压力。

但一旦进入中学之后，他们的生活便不再像小学生活那般简单轻松了。从他们迈进中学大门的第一天起，就要参加分班考试，按照成绩的不同分成不同的班级。数学、科学、第二外语等科目都会根据成绩实行分层教学，而光数学就有五个等级的班级。单从分班举措来看，谁都不能否认竞争其实早在孩子上高中前就开始了。而许多家长从小就带着孩子去运动，让他们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这其实是在从小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和吃苦精神。

不只中国的高中生读书辛苦，美国的高中生读书也很辛苦。许多美国高中要求学生必修数学、英语、科学（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历史等。有时候，老师甚至都不上课，直接让学生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写论文。老师的基本观点是，观点无所谓对错，只要论文有自己的逻辑和见地即可。美国教育从小强调批判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完全不需要“死记硬背”。拿历史课程来举例，尽管老师说只要记时间段就可以了，但到了真正考试的时候才发现每个选项都很接近。所以，学生们都清楚，要想获得好成绩，乖乖背书也是必不可少的。

尽管他们下午3点就放学，但他们下课之后往往也闲不下来，学校会给他们布置与数学、英语、科学（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历史等必修课相关的大量课后作业。学生们的作业形式灵活，作业内容也多，他们每天完成作业就要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是几天。最突出的特点是阅读量大，很多作业没有标准答案，尤其是文科类作业，老师只出题目，剩下的事都要靠学生自己去发挥，比如写报告、做项目、演讲等。有时候学生很难一个人在家里独立完成作业，需要几个同学共同研究，携手合作。举个历史课课后作业的例子，通常老师会让学生读反映相关题材的小说，看历史纪录片。比如，老师讲完“珍珠港事件”这段历史后，老师先布置读相关小说《广岛》，再安排学生看纪实片《珍珠港》，从多角度加深学生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有人曾测算，美国高中生一年要背112磅的课本，约104斤重。正常情况下，他们的书包不会太轻，因为除了六七门必修课程以外，他们还须应对大量的选修课，以及相应的必读书和选读书。不过相较国内课堂，美国中学给学生提供选课自由度更大。比如二外，就会开设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等多个语种。有人就在3年里学了三种不同的语言，目的是为了每学期都能拿到好成绩，因为语言入门时往往是最简单的。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吃苦，但这不妨碍少部分人会连续三年选择艰深的拉丁语。事实上，当大学招生官拿到成绩单时，不仅看分数，也会看科目，看学生是否选择了较难的课程，是否愿意挑战自己，并获得好成绩。

美国家庭也苦拼教育

美国家长们也深知，凡是想取得一定的成就，就必须经过不懈的努力，天下没有掉馅饼的事。所以，美国家长们也会利用课后和周末的时间给孩子们补充能量。

与中国学生需要应付期中、期末考试不同的是，美国的考试次数比较频繁，而且每次考试成绩都与“前途”相关。比如，AP课程（指针对AP众多的考试科目进行的授课辅导，AP指美国大学预修课程）会在高中高年级时陆续开出，由于课程难度相当于大学一年级课程，通常是“有条件入读”：大部分高中要求学生前两年的平均成绩达到A，甚至A+。而这意味着，在前两年的学习中，一次考试失误，就可能让平均成绩从A滑到C，从而与AP课程无缘。所以，几乎90%的美国家长都会给孩子请家教。周末或是课后，孩子们通常会流连在各大家教培训班。而家教价格却不菲，有时候一小时的课时费要好几百美金。

“荣誉协会”是美国中学里的一个特殊组织，只有入学两年并且各科平均成绩达到全A的学生才能参加。进入协会后，学生有为同学指导作业的义务，美国人往往把 “服务他人”意识看得比较重。除了义务，他们也享有一定的权利。在许多学校，荣誉协会成员即是“名校候选人”。每当名校招生官到校时，会让校方打印一张平均成绩排名在学校前20%-30%的学生名单，而这往往就是荣誉协会名单。

到了大学申请季，学生之间的竞争变得隐蔽。老师会提醒学生，不要互相交流申请学校的信息；有的家长在超市遇见会装作不认识，以免不小心透露自己孩子申报学校的相关信息，从而引来“同伴竞争”。

在家长圈里，“荣誉协会”是绝对值得一提的谈资。数据显示，由于申请人数增加，常春藤盟校的录取率已经连续多年走低。今年，哈佛收到34302份申请，录取2032名，录取率为5.9%；普林斯顿收到26664份申请，录取率7.9%，皆是两校历年最低水平。

许多人说，在美国考大学很容易。的确，全美有3000多所大学，几乎可以做到“全民上大学”。但如果不是名校毕业，就业依然困难。很多移民家庭都察觉到：为了孩子的前途，美国家庭拼教育的劲头丝毫不输给中国家庭。

疯狂投入课外活动

美国的中学早晨8点上课，下午3点放学。乍看起来学生学业挺轻松，但现实是，很多学生每天凌晨一二点才睡下，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除了完成作业，他们还把大量时间投入到课外活动中。

举一个美国高中生田田的例子来说，除了周末去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和每天练琴外，她的课余时间几乎被各种活动填满了：办校报、采访、写稿；参加网球训练，每周1小时；和同学创建社团，去社区为植树筹款；还有她最喜欢的校数学队训练。每周放学后，田田都有一两次集中训练，做各种怪题难题，还要外出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田田带领的团队曾夺得当地100多所中学参与的数学比赛第一名。此类校园俱乐部在美国中学里非常流行，主流的俱乐部有辩论队、奥林匹克科学社团、校报，数学队等。它们往往采取积点制，俱乐部成员要通过比赛次数和比赛表现积攒“积分”。

通常，校际间比赛比较频繁，但只有攒到相当积分的会员，才有资格代表团队参加州际甚至更高级别的比赛；如果积分一直不足，意味着淘汰。有时候，参加俱乐部或社团的压力甚至超过学业。田田的好朋友参加辩论队，几乎每周都要比赛，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准备材料、反复修改辩词。有的同学参加奥林匹克科学社团，比如开展“基因”研究，这比课堂学业还要艰深百倍。这些课外活动都在下课后，时间至少两小时，进入决赛后花费的时间更多。学生们回家最早是吃晚饭时间，有时是七八点，然后再投入作业。晚上12点睡觉算早的，凌晨一二点睡觉是常态。

很多美国中学生几乎都过着这样的忙碌生活，而这种氛围，又促使着每个人追求各自的兴趣。这是美国中学的文化，当然，也夹杂着美式“高考指挥棒”效应。数据显示，今年申请哈佛大学的学生中，SAT阅读、数学和写作成绩超过700分的申请人分别为14000人、17000人和15000人，另有3800人从所在高中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当同学们在成绩上难分胜负时，课外活动成为竞争的又一个战场。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在美国大学申请表上一直有“特长”栏，学生不仅需要列出特长，表格下有“得奖地区：州、全国、世界”的等级提示。特长栏空白的学生，基本不可能被名校录取。

很多美国孩子从小就参加各种活动，为的是发现自己的擅长点，这样一来，他们兴趣爱好就很多。但必须承认，要找到自己真正的专长，并不容易。可在这种教育生态下，也有人坚持不了，几近崩溃，有的学生会跑到老师办公室大哭，但其实他们的成绩也不算很差。

有人说，正是美国教育的这种特点，让学生发展了许多兴趣，并且在选择专业时会考虑“融会贯通”。也有人看到，美国学生对此感觉压力巨大，嗑药、骗心理医生的伎俩愈演愈烈。在美国学习，没有捷径，无法突击“优秀”，这是个常识。

美国教育并没有那么“美”

在有些国人的印象里，仿佛美国就是天堂。当出国留学变得越来越稀松平常时，人们会更加觉得美国的学生应该生活得比较轻松，至少不会像中国孩子这样“压力山大”，从小就奋斗在起跑线上。这样的印象急需纠正。

美国的中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最近，一批早期的中国移民家庭开始在网上抨击那些三流、短期到访者和交换生构建的“美好中学”图景，并斥之为“不负责任，哗众取宠。”

当留学日益低龄化，我们或许真有必要认识一个真实的美国中学生活。美国记者爱德华 . 休姆斯，曾获最高新闻奖“普利策奖”。从2001年秋季开始，他花了一学年时间在加州一所公立高中惠特尼高中“蹲点”。他在这所学校听课，采访学生和老师们，还在这个学校教一门论文写作课，甚至也亲自参加考试。一年的体验，他写成了《梦想的学校》，并在2003年出版，全书约400页，分3大章。书的第一章长达188页，其长标题是：“4是有魔力的数字：4小时睡眠，4杯拿铁，4.0”。此长标题生动地描述了惠特尼高中的学生群像：为了得到最高的平均成绩4.0，他们一天只睡4个小时，灌下4大罐拿铁咖啡，为的就是能够熬过一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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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认知的互动关系意味着，教育不能脱离传统文化的脉络而成为孤立的独白和僵硬的灌输，理论的活力在于为人们所理解和内化，而一种理论只有注入了历史文化的血液，才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才能融入个体的精神世界。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之所以在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如此大影响，正是因为他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一方面，以理论为出发点，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内涵和活力，另一方面，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为视角，给予以中国特色，创造性地发展了，促进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高中政治课程的对象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塑造和形成中的青年学生，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记忆和把握，更应当是理论的理解和内化，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国梦的伟大实现培养既具有专业素质，又具有良好道德的新世纪人才。过去的中学政治课程往往以灌输而非引导，记忆而非内化的方式展开，进而沦为了学生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掌握的枯燥知识。这种方式的教育不仅效果微弱，甚至会使学生产生厌烦和抵触情绪，从而产生负效应。造成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不良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施教者忽视了文化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相关规律，脱离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阐述知识，让本该唤醒学生道德意识的学问变成了知识的独白，让本应内化的理论变成了工具理性的运用。

二、契合与启迪——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政治课程的现实可能性一方面，儒家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理念内在契合。儒家教育思想对传统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厚的影响。在教学方法上，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个体在认识结构和性格特征上不尽相同，标准化的课堂教学虽然满足了大多数人都能受到教育的要求，但也忽视了个体及其个性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孔子在教学中往往针对不同学生的相同问题给予不同方式和不同内容的回答，这些回答表面上看似随意，甚至相互矛盾，但实际上却是孔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做出的有针对性的教育。在教学原则上，孔子主张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此，孔子主张教学应当是带着问题意识的教学，课堂不应当是教师的独白，而应当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的主动思考。在教学目的上，孔子主张立人，培养学生“至于道”的品格。唐儒韩愈的名句“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深刻表明了儒家的对教育目的的看法，教师最重要的目的是传道，但这里的“道”不仅仅是学问之道，更是做人之道，人生之道……当代教育主张素质教育和尊重教育，认为教育应当以人为本，应当让学生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效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教育哲学思想无疑与当代教育的这些理念有着深刻的一致性，给予巨大的启发。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为高中政治课程提供了丰富的具有启发性资源。中国传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很多内容与中学政治课程有着密切联系。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为政以德的主张体现了民主理论的萌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和法家的法制思想则对于思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在经济思想方面，荀子对如何实现“富上而足下”，“上下俱富”这一理想探讨，体现了积累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儒家与其他学派关于利义之辩的讨论则为思考法治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哲学思想方面，佛教哲学关于“有”、“无”、“空”三个概念之间关系的阐述为理解辩证法和对立统一具有深刻意义；儒家的“格物致知”理论则能更具体和生动的理解实践及其与认识的关系。可见，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学政治课程中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割裂的。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类在发展中，总会面临相似的问题，而先贤的思考往往包含了智慧的火花，能为理解和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在授课过程中也可以应当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的相关内容，在历史的阐发和对比中，展现理论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三、超越与创新——传统文化融入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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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已喊了很多年，现在又提出了新课程改革，可许多地方仍没有跳出应试教育的模式，学生厌学，师生关系紧张，课余生活单调等一系列问题在中小学随处可见。

《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历史课程改革要以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通过精选历史课内容，设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转变学生被动接受、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拓展学生学习和探究历史问题的空间”。[1]为此，在近些年的历史新课程改革实验中，笔者积极进行了新课程理念历史快乐教学的研习与实践，力争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既促进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又提高了历史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现将自己在这方面的些许体会予以整理，以与各位同行进行交流、切磋。

一、强化观念，提高素质

1、老师要热爱本职工作，强化育人意识。教师的职业是神圣的，教师每天所面对的是可爱、天真、渴求知识的学生，把自己的热情注入到教学过程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工作才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名。投入对工作的热爱并无怨无悔，甘做红烛，这样的工作态度深深感染学生，让他们感到老师的敬业、负责、亲切，从而潜意识地提高学习兴趣，认真学习。

2、钻研教学内容，紧跟课改精神。“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必须有长流水”。在新课程改革下，教师要认真钻研教学内容，对所授知识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这样在教学过程中才能游刃有余，才能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声情并茂地讲解去感染学生，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3、认识自身作用 发挥主导地位 教师对自己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要有正确的认识，教师的精神面貌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所以，教师要以饱满的精神进行教学，充分发挥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导得巧，导得妙，从而让学生投入到“我要学”的学习氛围中。 只有学生“乐师”，才能教师“乐教”，才能学生“乐学”，才能“快乐课堂，快乐历史”。

二、诱发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趣

新课程标准旨在诱导学生对教育过程的主动参与，要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题地位，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因此，历史课要能吸引学生，成为学生向往的地方，就必须充分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在课堂中，笔者鼓励学生充分表达自己，先想方设法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比如在上《叩响现代文明的大门》这一课时讲到有关飞机的发明，同学们的参与热情高涨，思维活跃，言辞犀利，观点新颖独到，有的同学联系央视热播剧《鹰隼大队》中有关我国战斗机的知识，以及对飞机的隐身方面他们所表现出的想像力和创新意识大大地超出了教师的预料。以前信心不足的学生，现在也竞相发言了。这样的教学相长正是我们所盼望的。同时，笔者还根据教材专门设计一些需动手做一做的活动，用来培养和锻炼他们在收集和整理素材、设计和绘制图表、撰写分析报告以及运用电脑进行多媒体制作等方面的动手能力。在这样的课堂上，老师只是当一名忠实的听众和简评员。三尺讲台不再是老师一人的天下，也是学生尽显才华的舞台。相信学生，让学生放手去做，你会为他们在活动中迅速地成长起来而惊叹！他们个个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兴趣很高，因此他们的学习动机也被激发出来了。

三、充分做好课前准备，创设良好的课堂环境

要构建高效的高中历史课堂，充分利用课堂四十五分钟的每分每秒，充分的课前准备是至关重要的。这包含了两层含义：老师的课前准备和学生的课前准备。[2]就老师而言要认真研读《课程标准》，制定出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定位要难易适中，要明确每节课教学的重点与难点，而不能面面俱到。为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要广泛搜集与教学相关的资料，比如历史文献、历史纪录片、影视剧、历史歌曲、图片等等，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感觉。学生的课前准备主要是各个学习小组根据学案导学预习课本知识，形成对课本知识的基本认识，同时小组内合作探究找出存在的疑问，以便在课上有的放矢地融入课堂。

另外，要想创造最佳的教学效果，离不开好的课堂环境，对于内容比较枯燥的历史课来说，创设一个生动形象的教学情境尤显重要。课堂情境的创设者是教师，一堂课上得好与坏，这跟教师所采取的教学步骤、方法以及创设的课堂情境有很大的联系。 在创设教学情境中，教师要根据学生求知、求动、求趣、求异、求新的心理特点，精心组织和设计课堂讲授内容，创设出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情境。例如，在讲到日本明治维新的背景时，我不再用背景、根本原因、直接原因等学生习以为常又丝毫不感兴趣的名称，而是用一部电影的名称《幕府风云》来取代明治维新的背景这一传统说法，在这之下的三个子题目分别用：躲进小楼成一统、山雨欲来风满楼、满城尽带黄金甲，来形容明治维新前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美国入侵日本和日本武士阶层掀起的倒幕运动，从而引发学生的兴趣与探究的渴望，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

四、教学贴近现实，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让历史贴近现实，联系实际，一些复杂的问题由老师作专题讲座。例如，中东问题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结合教材“动荡的中东地区”作了“关于中东问题的由来与发展”的专题讲座，解除了大家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些疑团，受到学生的欢迎。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课生动活泼，把课本的知识学活了，真切地感觉到历史贴近了现实。

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是从组织课堂讨论开始的。我们组织学生讨论“德意日法西斯的异同”、“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美国为什么没有像德、日那样成为法西斯的国家？”等问题。经过探索和实践，我们进一步要求学生选择与课本内容有关的题目，自己看课本，看课外书，找材料，再到课堂上演讲。例如，学生讲述“亚非会议中的”，使大家深切感受到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过人的胆识、博大的胸怀，机智巧妙的斗争艺术，以及他那高大潇洒的形象、迷人的魅力和丰采。从根本上讲，历史教育人怎么做人，只有让学生充分参与教学，才能使之深切地感受历史的教育意义，上述例子即是证明。

五、采用现代、诙谐的语言重新包装课堂

在课堂教学中适当运用幽默的语言，既可以吸引学生，调动学习气氛，又能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其与人沟通、合作的能力。幽默既要有愉悦性，又要有启迪性和教育性，以帮助学生理解问题，培养学生的思维，而不单单是调动课堂气氛。[2]例如《20年代的国际关系》一节，使学生接受德国赔款问题既是战胜的协约国对德国人民的肆意掠夺，也反映出和平时期帝国主义战胜国之间对欧洲霸权上的激烈争夺这一思想教育目标时，教师可设计这样一个导入活动，学生回答“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德国赔款问题是怎样规定的？遗留下哪些悬而不决的问题”后，教师指出：英、法、美、德等有关各方都想使这些问题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决，因而使德国赔款问题成为20年代国际关系中最为错综复杂的难题，然后导入本课内容。 将教学目标转化为具体的问题情景，关键在于提高问题的质量。例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一课的教学目标 之一，“说出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具体内容”可转化为以下问题群：秦始皇巩固统一，政治上建立了哪 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些制度是如何体现“专制”和“中央集权”的？经济、文化上又是怎样统一的？ 统一前与统一后有什么不同？思想上进行了哪些强制统一？后果怎样？学生经过思考，一定会产生疑问。然后让学生带着这些疑问去读书、思考和讨论，课文知识就容易被消化吸收并转化为具体的能力。又如，在讲中国古代史中“发达的科学技术”一节时，专门抽出一节课的时间，组织学生围绕“科技发达的中国为何在近代落后”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中国近代史讲完后，以“中国为何没有走资本主义”为题让学生试写小论文。

六、积极做好课后反思，落实快乐教学

众所周知，在每一次教学实践中都会有一些难以预料的问题或突如其来的插曲，有时学生的一个简单提问、课堂的一次突发事件，都会对原有的教学设计提出挑战。[4]因为我们的教学对象是活生生的学生，他们有敏锐的思维、丰富的想象，有一定的观察力、思考力，喜欢突发奇想妙想，而且我们的教学对象、教学环境及教学体验总是在不断的变化。这些都是教师在备课时很难准确预料判断的。课后的教学反思则在一定程度上会让你保持可持续性教学效应，并弥补这个遗憾。教师在课后把这些突发事件记录下来，让教师及时回顾自己的教学是否适应学生的实际情况，对自己的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对学生的表现和困惑、对教学的成功与失败进行理性的分析，通过反思、体会和感悟，就可以对本节课做出正确的评价，可以找到反馈的信息，思考下一节课的教学设计，使下一步教学设计更科学、更合理，从而更积极、更有效地促成教学目标的实现。

同时，笔者还把理性教学思考和感性教学过程结合起来，这样不但能够融合成更加完美的方案，使师生双向完成理念的更新和更高层次的飞跃，而且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出现类似的问题，从而帮助自己总结教训和积累经验，在不断的反思中扬长避短，形成一套能准确判断教学变化的、能出色驾驭课堂教学的本领，由一名“经验型教师”成为“反思型教师”，一名让自己教的轻松愉快、学生学的轻松愉快的好教师。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我们要积极引入快乐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学习历史时能够感到历史是一种愉快的求知增能活动，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也可以使其终身受益。作为一名历史老师，要紧跟时展，努力探索适合学生心态的教学方法，切实提高教学效果，使历史教学焕发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