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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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发现

就教育水平来说，该村40岁至59岁的被访者的教育水平基本处于小学及以下水平，40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基本达到了初中水平。文盲也有一些，主要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子女基本完成或将完成义务教育，少数大学毕业或在读，总体看子女的教育水平比其父辈高。结合访谈得出：

（一）义务教育受到村民的广泛认可

在国家基础教育政策的大力推动下，特别是2006年以来实施的“两免一补”政策使得义务教育由家庭缴费逐渐演变为国家财政承担，调动了农村家庭对义务教育的支持，农村义务教育的逐渐名副其实让村民受益匪浅。访谈发现，大多数家庭都支持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仅有两例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外出务工，其余都已完成或将完成义务教育。如，村民李某（中年女性，上个世纪末从邻村嫁到该村）说，她和丈夫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家种地、照顾老人和孩子，家中主要经济来源于自己家中种植的几亩棉花和几亩蔬菜；夫妻俩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在中心小学上五年级，女儿在本村读三年级，学杂费全免，目前只需交纳少量的书本费。当谈起国家的教育免费政策时，父母和孩子都脸带笑容，连说政策好，两免政策让他们受惠不少。村民杨某（男性，60多岁，小学文化，收入以种田为主，共有13亩地，主要为花生和水稻）对于子女教育也大为认同。他有三个子女，大女儿小学毕业，嫁给本村的一位村民多年，下有一女，在本村读学前班。二女儿初中毕业多年，去年嫁到邻村。三儿子先后就读南昌大学，同济大学，并于去年研究生毕业，现就职于广州。这些年家庭的全部收入都用于了三儿子的教育费用，但是通过谈话，发现老人不后悔供儿子读书，他仍然坚信知识是农村子弟改变命运的较好出路。

（二）教育投入与教育期望无明显的性别差异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没有刻意区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农村家长好像也并不在意这点。当问及女孩的教育时，大多数父母表示，“只要孩子有能力上就支持，不会因为是女孩就减少对她的教育投入。”M村小学肖老师也证实，“现在很多家长都认识到了女孩也需要有文化，一般不会强迫女孩辍学，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李某是M村的一名中年女性，初中文化，有一儿三女。小儿子在7公里外的中学上初一，住宿，一周回家一次，来回学校骑自行车。她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读大学，以后从事与电脑相关的工作；大女儿24岁，就读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女儿初中毕业后，自己不想读书辍学外出打工，去年已经结婚，三女儿现在读高中，成绩还不错。当我们问及有关三女儿的继续教育时，她说如果三女儿自己想继续读书的话，家里会支持。可见，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农民观念的转变，对子女教育的性别偏见已不明显，尤其是对一儿一女家庭或独女家庭。

（三）教育资源匮乏导致学龄儿童无法正常入学

虽然全村的义务教育贯彻基本到位，但现实还是存在一定的教育资源缺乏的问题。一方面，该村现只有一所公立小学，内仅设一个学前班和一至三年级各一个班。学生到了四年级时需要到20里外的乡中心小学就读，这对于10岁左右的小孩来说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另一方面，很多农村家庭都有超生现象，随着这些超生儿童入学年龄的到来，村内小学教育资源变得越来越紧张，教师和教室不足导致小孩不能正常入学。每年八九月招生时，很多家长都多次到学校要求自己的子女入学，但是由于只有一个学前班，所以得到顺利入学的愿望较难实现。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很多孩子到了五、六岁仍然在家玩耍而不能入学的情景。村民杨光和黄某是一对夫妇，初中文化；丈夫在外打工，逢年过节回家；妻子在家务农，照顾子女和老人。他们育有一儿一女，女儿今年9岁才读一年级，儿子5岁也没去上学前班。由于入学晚，孩子养成了在家只顾玩耍而无心读书的坏习惯。杨妻对子女的未来深感担忧。这些现象表明该村小孩的入学和升学问题还是比较严重。

（四）教师专业素质偏低且课时难以保证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但调查发现，M村小学教师专业素质相对较低，难以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及辅导。M村小学现有教师8名，学前班教师为本村多年前的一名高考落榜生。一至三年级的教师都是前几年自己出三万块钱由民办转为公办的，而且年龄结构偏大，除一名教师30多岁，其余老师都年近50或以上岁数的人了。他们大部分是由时期懂点文化的知识青年发展而来，没有受过专业的系统教育。常常凭借自己日积月累的经验开展教学，教法相对陈旧、观念落后，知识结构老化、知识面较窄等。面对新形势下的素质教育和改革后的义务教育新课程，这些老师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人员紧张和经费有限，他们也没有机会参加业务培训、听课学习。此外，这些教师几乎都是包班任教，即两个教师承担所带班级的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等科目的教学工作，剩下的一名教师作为补充。教师应付正常教学工作压力都很大，素质教育更是无从谈起。另外，由于教师大都处在半农半教或半商半教的状态。农忙的时候学校都会放假，必然会压缩学时，而家长一般也乐意孩子放假能够回家帮忙。这样的教学现状令人担忧。

（五）教学设备落后且缺乏现代化教学设施

笔者在参观M村小学校园时，发现教学设施十分缺乏，已经造成正常的教学活动无法开展。比如，学校没有电铃，上下课都是老师轮流敲打挂在一个铁架子上的大铁钟。学校没有专业的音乐和体育老师，学生上音乐课时基本是教师唱一句，学生跟着唱一句，学校除了几件破旧的乐器外，没有任何较好的音乐设备，现有一台录音机是一名老师从家里带来的。学生上体育课基本是自己玩，或是教师提供一个篮球，一、二十个学生抢着乱玩。这样的设施使不少课程无法正常开展，更别提教育现代化、信息化了。学校目前没有一台电脑，老师也不懂什么是多媒体教学，这种信息化的落后导致教师的教学基本上就是照本宣科，安于现状，工作没有创新。在这种教育资源非常短缺的环境中，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已经严重阻碍农村少年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无从谈起。

（六）受教育情况日益出现两极分化

调查中发现该村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辍学在家务农或出外打工的基本都达到了初中毕业，但是这些人一旦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了。主要原因是自己不想/不愿读书，成绩不足于再升学或者受到外面的诱惑而无心学习，觉得读书没有多大的意思，此外也不再接受相关的中等职业教育。父母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信息不太了解，对职业教育也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认为职业教育不是大学，要上就上大学，大学都没意思，还不如干脆不上。而那些读到高中的孩子，目前还无一例辍学，都会选择考取大学。就算一次落榜，基本都会选择复读，以求来年考取大学。村小学周校长告诉笔者，2009年该村有4名高中生高考，除一名考上了江西财经大学外，另外三名落榜生都选择了复读，并于次年全部考上本科院校，更有一人创造了该村纪录，考上了重点大学。这种在教育追求上的两极分化，势必影响将来该村村民之间社会经济状况的分化。

三、小结与建议

总体来看，该村义务教育状况较好，但问题也不少，主要是教育资源的缺乏、教师素质的偏低、村民信息的闭塞及对职业教育的偏见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离不开农村教育的发展。如何更好地发展农村教育已经摆上了国家、社会以及农村每一个人的议事日程。于国于民，农村教育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加大投入，改善农村教育条件与优化学科设置

首先，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最大限度地改变农村教育资源不足的现状，优化农村学校的布局，使学龄儿童都能够实现就近入学或灵活上学。农村教育投入不足是农村教育存在多年的问题，相对于城镇教育投入与农村教育需求，农村教育投入力度非常不够。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以前，农村学校和城市学校的办学经费各占政府教育支出的20%和80%，2005年以后，为兑现“向郊区倾斜”的承诺，两者的办学经费均衡至各50%，然而我国农业人口仍然是多数。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所做“2013年中国青少年人口详数”调查研究显示，全国初中教育阶段在校学生数为5736.19万人，农村学生占57.2%，而农村初中教育经费占全国初中教育经费的比例为47.8%，相差近10个百分点。这还不考虑城乡本身对其辖内学校的投入差距。除了财政投入，也要创造条件鼓励家庭和社会投入到农村教育当中去，形成良好的尊师重教氛围，改善当前的农村教学环境。其次，要继续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课程设置。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今天，农村学生掌握一定的外语技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外语课程的设置不能缺少，但外语考核无需作为一项国家通关的核心制度设置。同时，兴趣教育和培养也不可或缺，这样做有利于他们今后的成长和发展，具备向社会上层流动的能力。此外，教材制定要因地制宜，增添有关农村方面的素材，突出农村农业特色，使其将来留在农村时能够较好地为农村农业发展服务。

（二）创造条件，建立高素质的农村教师队伍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良好的教师资源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基石，要切实提高农村教师的素质。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到农村从教，充实年轻教员，招收大学毕业生回村任教，改变教师年龄结构偏大的现象；另一方面，加大对现有教师的专业培训，不断提高其业务能力和教育教学水平，改变一名教师同时兼职多门学科教学的现象，使教师教学专业化；再一方面，逐步建立完善的农村教师社会保障体系，尽早实现农村教师和城市教师工资地区一体化，改变目前部分农村教师半耕半教、半商半教的现状，使其把全部精力用于教学。此外，要优化教师队伍的补充与退出机制，对于优秀的教师要给予更多的机会和更优的待遇，对于考核欠佳的要适时将其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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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着下列问题：第一，留守儿童主要是由老年人（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看管，这些老人在文化水平、生活习惯、教育观念、性格特征等方面都与孩子的父母有着很大差异，致使他们没有能力和精力去管教好留守儿童，而祖辈们对孩子的溺爱、放任，客观上也造成了留守儿童不爱学习；第二，留守儿童在生活方面缺少父母的照顾，很容易养成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影响其身体的发育；第三，父母长期在外，缺乏与孩子的沟通，忽略了孩子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从而使许多留守儿童形成了自卑心理；第四，有些父母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忽略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缺乏有效的监管力度。家庭教育的缺失，影响了孩子的良好品格的形成，致使一些孩子缺乏必要的自觉性和自信心，道德意志薄弱，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的道路。

2.学校教育的不完善影响孩子的行为发展

学校教育是一种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是一种养成教育，这种教育对儿童的健康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在学校教育方面存在着下列问题：第一，由于教育理念、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诸方面的制约，农村学校很少开设心理课程，致使一些留守儿童自卑、孤僻等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从而会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例如，脾气暴躁、乱摔东西、打架斗殴等；第二，农村的办学条件与城市相比，存在着较大差异，绝大多数农村学校对留守儿童还不能实行寄宿制管理，使留守儿童课余时间的教育出现了空白；第三，由于一些教师受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总觉得转化几个较差的学生不如带好一个优秀的学生，从而不愿意或者不能积极主动地去关注那些成绩较差的留守儿童，忽视了对留守儿童的引导和教育。教师的冷漠和忽视，使孩子感受不到集体的温暖，从而对学校的纪律会产生抵触心理，进而产生厌学情绪，影响孩子的行为发展。

3.社会教育的不健全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社会教育，广义上是指一切社会活动对人的身心发展的教育。留守儿童是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群体，社会的教育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在社会教育方面存在着下列问题：第一，在农村，由于基层干部缺乏稳定性，干部素质参差不齐，有些干部很少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与管理工作；第二，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缺少文化设施，没有给留守儿童提供一个良好的课余活动场所；第三，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学校周边的网吧、歌厅、游戏厅等，缺乏对儿童出入的限制，吸引了一些留守儿童，并沉迷其中，从而产生了厌学的情绪，更有甚者走上犯罪道路。根据调查分析，留守儿童的犯罪率仍有上升趋势。由此可见，对留守儿童来说，良好的社会教育是不可缺少的。

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策略

1.家长的责任心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基础

留守儿童远离父母，缺少一种稳定而和谐的亲子关系，因而容易造成家庭教育的“空白”。家长对教育后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外出打工或者经商的父母应尽量把孩子带在身边，在工作之余关注孩子的成长，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如果带孩子外出确有困难，应慎重选择委托人，要充分考虑委托人是否有能力照顾和教育孩子，通过各种方式经常和孩子进行交流，经常与委托人或孩子的老师进行联系，及时了解孩子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状况。在关注孩子学习的同时，还要关注孩子的身心发展。让孩子感觉到父母虽不在身边，但时刻能够感受到父母对自己关心和疼爱。

2.学校的教育方法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关键

在广大农村地区，学校是家长心中是最值得信赖的教育基地，学校教育除了自己的本职功能以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学校可以针对留守儿童开展一系列教育活动：第一，有条件的学校可实施寄宿制度，一方面给留守儿童创造一个新家，另一方面，便于对留守儿童的学习和行为的监督，当然这需要学校和老师承担更多的责任，付出更多的心血；第二，根据需要，开设心理健康、法制教育等课程，增强孩子的法制观念，引导儿童顺利走过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第三，学校为每一个留守儿童建立档案，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以及临时监护人等情况，记录其身心发展状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第四，多活动。调查发现，留守儿童都有不同程度的孤独感，教师应多组织各类集体活动，多与留守儿童进行交流，在学业上尽心辅导，在情感上尽心慰藉，在生活上尽心关怀，在成长中尽心呵护，多鼓励留守儿童，使其感受到成长中的快乐；第五，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教师应经常与孩子父母联系、交流。定期组织留守儿童临时监护人会议，对孩子身上出现的不良现象，尽早发现，并及时解决。

3.各级政府的科学举措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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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源自物理学的概念，耦合是指两个或以上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则是对系统间彼此作用强度的刻画。当系统间相互配合和促进时则为良性耦合，反之则是不良耦合。耦合协调则是系统间一种良性的相互关联，是系统间的配合得当和优化循环。作为“耦合”、“协调”和“发展”的有机统一，耦合协调体现着系统间由无序变为有序，由低级协调优化到高级协调共生的演化趋势。与此相对应，耦合协调度即是衡量系统间在协调这一约束条件下的整体发展程度。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反映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不分利弊;而后者则表示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体现协调状况好坏。

(二)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原理

农村教育发展的直接目标在于推动农村人口素质和技能的提升，农业现代化则是生产条件、劳动力技能、技术和制度等的改善在农业生产领域内的综合反映。显然，农村教育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关键的彼此促进关系和螺旋上升。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村教育进步，同时也为农村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条件和潜在机会，是农村教育生态系统中最具潜能的影响因素。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人口的技能和素质密切相关，发展农村教育有利于提升全面农业现代化水平，这是通过教育的直接效应和正外部性综合形成的。

农村教育带动的农业劳动力信息素质和知识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农业新技术和新制度的推广，而且能够增强受教育者自身的“干中学”能力，从而提高农业生产资源的转化效率。此外，农村教育发展存在自我积累的可能，具有特定知识基础的农业劳动人口会衍生出对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形成教育的自我叠加动力，这会进一步增加农业投入资源的边际产出能力。农业现代化对农村教育的推动体现在要素支持、需求引导和创新驱动等方面。首先，农业现代化提升了农村发展质量和农民收入水平，缓解受教育人口对家庭经济条件的压力，同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还有助于增加除财政以外的农村办学经费来源渠道，完善农村教育保障机制，从而保证农村教育质量;其次，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革新和效率进步会扩大新知识需求和现有知识基础之间的“缺口”，从而对农业从业人员接受高层次教育产生推力;最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会吸纳新知识和其他创新要素，缩小城乡间知识创新鸿沟，这些创新资源能够通过涓滴效应优化农村教育质量。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为深入分析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存在的耦合关系，本研究构建能够有效反映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的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评价模型，其中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量化分别通过对其下属指标的科学集成确定。本文通过熵值法计算评价指标权重。熵值法依据指标传递给决策者信息量大小确定权重，能够反映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较专家经验评估具有更高可信度。以农业现代化为例，主要测算步骤为:

第一，构建由h个年份、m个区域和n项指标构成的评价系统初始数据矩阵X={x}kijh×m×n，其中，1≤k≤h，1≤i≤m，1≤j≤n，xkij表示第k年份第i区域第j个能够反映农业现代化指标的原始数据。

第二，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克服指标量纲差异，正向指标取值x，kij=(xkij－minxkij)/(maxxkij－minxkij)，负向指标取值x，kij=(maxxkij－xkij)/(maxxkij－minxkij)，并定义标准化矩阵Y={y}kijh×m×n，ykij=x，kij/∑hk=1∑mi=1x，kij。

第三，计算指标信息熵:ej=－K∑hk=1∑mi=1(ykijlnykij)，其中，K=1/ln(h×m)。第四，计算第j个指标的差异性系数:dj=1－ej，进而得出指标权重wj=dj/∑nj=1dj。第五，计算各区域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得分:Uki=∑nj=1(wj×x，kij)。借助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统模型，可得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模型，表示为:C=4U1U2/(U1+U2)槡2(1)其中，U1和U2分别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两系统的评价值，C为耦合度。当C值为1时，系统间实现良好的共振耦合。需要指出的是，耦合度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区分系统间差异化的表现，比如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均较为滞后的考察单元可能会表现出二者高度耦合的状态，显然这与二者均在各自高水平上实现的高度耦合是存在内涵差异的，因此需要通过耦合协调度进行深入判断，公式如下:槡D=C×T(2)其中，T=a1U1+a2U2(3)D和T分别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a1和a2为待定系数，且a1+a2=1。由于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在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促进程度会存在差异，农村教育会通过人力资源技能提升推动农业现代化，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农村教育以外的力量驱动，因此本研究对a1和a2分别赋值0.4和0.6。此外，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16］，本研究亦将D值以0.3、0.4、0.5、0.6和0.7为分界点把系统协调度划分为严重失调(Ⅰ)、中度失调(Ⅱ)、轻度失调(Ⅲ)、勉强协调(Ⅳ)、中度协调(Ⅴ)和高度协调(Ⅵ)六类。

当进入高度协调状态时，农业生产会因得到来自于农村教育所提供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和智力的充分支持而增加边际产出，同时高效率和高产出的农业生产又会放大对农村教育的需求并提供了必要的支撑资源，如此不断的螺旋上升会极大地拓展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此外，耦合协调度模型无法描述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对发展状况，理想状态下二者应为同步优化状态。因此本研究以相对发展度模型求取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对发展度系数，公式如式(4)所示。当E≤0.7时为农村教育滞后于农业现代化水平;当0.7＜E＜1.3时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同步优化;当E≥1.3时为农村教育领先于农业现代化水平。E=U1/U2(4)

(二)灰色关联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尽管能够阐述系统间交互关系的程度，但却无法详细阐述不同系统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后者可通过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灰色关联度是对两个系统或两个因素间关联性大小的量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对时间或空间序列数据进行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比较来判断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该方法需要确定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数列和影响系统行为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并加以无量纲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求得差序列，并按照式(5)计算灰色关联系数矩阵。γi(j)=miniminjZXi－ZXj+ξmaximaxjZXi－ZXjZXi－ZXj+ξmaximaxjZXi－ZXjγij=1n∑nj=1γi(j)(5)其中，ZXi和ZXj分别表示各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标准化值;ξ为分辨系数，一般取0.5;γij为两类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全部γij即构成反映各指标间相互关系的灰色关联矩阵。γij值越大，说明ZXi和ZXj相互作用程度越强。某系统特定指标对另一系统的整体效应可通过ri或rj反映。ri=1m∑mj=1γij(i=1，2，…，s;j=1，2，…，m)rj=1s∑sj=1γij(i=1，2，…，s;j=1，2，…，m)(6)

(三)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区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评价需要能够综合反映地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状况，为此评价指标选取应遵循完备性、独立性、可操作性和相对稳定性等原则。本文在综合借鉴先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教育规模和教育保障两方面构建农村教育评价体系［2，17－18］，其中教育规模包括农村受教育人口占农村劳动人口比重、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受教育人口比重和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三指标，同时反映了地区农村教育的覆盖面和层级;教育保障包括教育经费投入和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占比两指标，反映了地区农村教育经费总量和结构。农业现代化内涵较为丰富，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从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产出增长等方面加以系统测度［7－9］。其中农业技术进步选择机械动力和生产性固定资产两指标，反映农业生产中对人力劳作的替代程度;效率提升选择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以及农业产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两指标;产出增长则选择农均收入、农均产值增加和地均产值增加三指标进行测量，反映了农业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福祉的贡献。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全部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域年度统计公报，个别缺失值通过插值法补充。其中受教育年限和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比重等指标通过原始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教育年限分别取6年、9年、12年、11年和16年。因缺失值过多故不计。

三、我国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的实证研究

(一)我国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测度结果

通过熵值法测度的考察期内部分年度我国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考察年度内各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均有所不同程度的增长，全域平均年度增长率分别为9.90%和11.89%，针对变异系数的计算则表明，考察时段内省域间农村教育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变异系数从0.507下降到0.427;省域间农业现代化相对差异保持稳定。横向比较显示，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仍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以2011年为例，按国家统计局口径划分的东中西部农村教育指数均值分别为0.457、0.282和0.284，中西部和东部差距明显，具体到省域，北京和上海农村教育指数达到0.8以上，而贵州和四川农村教育指数仅在0.2之下。

反映农村教育水平的各指标中，农村受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全部受教育人口比重和农村人均教育经费投入的省际差异最为显著，2011年北京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比达到43.37%，而贵州仅为7.80%，全域存在显著的“东高西低”格局;2011年上海农村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为22822元，最低的湖南仅为4746元，农村教育投入存在“中部地区塌陷”现象。2011年东中西部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指数均值分别为0.444、0.356和0.373，各省域中最高海南达到0.6以上，而最低山西则仅为0.195。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最高上海达到16054元，最低甘肃为3909元;京津和长三角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云贵甘青等省均在5000元以下。需要指出的是，在全域范围内，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尽管均有所提升，但在部分关键指标上表现仍较为滞后。以2011年为例，虽然全域农村受教育人口占农村劳动人口比重达到94.58%，但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18年，集中在初中层次。此外，农村受教育人口仍集中在初中和小学，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仅占农村全部受教育人口的16.23%。农业现代化指标中，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高达35.65%，以农业产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刻画的农业生产率仅为0.161。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二)我国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分析

针对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度的测算表明，考察年度内各省域(除)耦合度指数均高于0.88，这表明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作用强度较高。表3则报告了我国各省域2007—2011年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时序分析表明，全国各省域(除)耦合协调度均值在考察年度内从0.484逐年增加到0.601，即从轻度失调逐渐转变为中度协调，各省域耦合协调度类型均有不同程度的升级。2007年我国各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值分别为0.240和0.252，尽管二者耦合度较高，但这种彼此间的相互作用无法实现有效的良性互促;考察年度内各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66%和11.89%，到2011年分别达到0.345和0.394，全域范围内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不仅仍处于强相互作用状态，而且进入相对较好的协调状态。东中西各地区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均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1%、5.28%和6.60%，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这与“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推动中西部农村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具体到省域，增幅最高的前五位依次为青海(11.04%)、贵州(7.44%)、宁夏(7.30%)、陕西(7.23%)和甘肃(7.22%)。

从考察年度内各省域耦合协调度均值的分布类型看，全部省域均集中在轻度失调(Ⅲ)、勉强协调(Ⅳ)、中度协调(Ⅴ)三种类型。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和新疆为中度协调类型，该类型中除新疆外均为东部省份，其中北京和上海属于农村教育领先型，需要进一步释放农村教育资源和教育成果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带动二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协调，其余省域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中等水平的协调互促，既需要强化农村教育对农业发展的智力和知识支持，也需要增加农业发展对农村教育的反哺能力;山西、安徽、江西、河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为轻度失调类型，该类型省域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除此以外各省域均为勉强协调类型。在勉强协调和轻度失调类型各省域中，天津、山西、陕西和甘肃为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需要强化农村教育对农业现代化的能量输入;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为由农村教育相对滞后引发的综合滞后，农村教育的发展还无法有效地满足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软资源，推动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更高层次的协调需要大力克服教育短板;其余省域则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仅在低水平协调共振，二者螺旋上升需要从完善提升农村教育层次和质量以及强化农业发展对农村教育支撑

四、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的内部机制分析

通过灰色关联模型计算获得的关联度矩阵。可以看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均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基于系统影响的分析表明，农业现代化指标中，反映效率的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Y3)和农业增加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Y4)对农村教育影响强度最大，分别达到0.867和0.821。究其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会通过农民净收入增加和农业创新示范效应增加农业劳动人口的受教育诉求，从而扩大农村教育空间，并实现彼此间螺旋上升。其次，反映农业生产投入的农均农用机械动力(Y1)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Y2)对农村教育也具有较大影响。相比之下，反映农业现代化产出的Y5、Y6和Y7三指标对农村教育影响强度较低，农业产出增长对农村教育的反哺机制还有待增强。在农村教育指标中，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农村受教育人口比重(X2)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相对最大，高层次教育拓展了农业劳动人口的基本技能，增加其对农业创新要素的敏感性和吸纳能力，从而能够有效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教育经费投入(X4)影响强度相对最低，这意味着现阶段农村教育资源向知识和智力资本转化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五、结论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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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以运用口述史的方式

口述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记史方法，但口述历史作为一个史学类别进入正统的历史研究领域却是一件很晚近的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Oralhistory），由美国历史学家亚伦·内文思（AllanNevins）在1938年提出。1948年，亚伦·内文思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口述史研究室，口述历史研究开始在美国、欧洲等地蓬勃展开。但是至今为止，关于什么是“口述史”国外和国内的说法众说纷纭。国际口述史学界权威、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保尔·汤普逊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2]。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3]。但正如里奇所说，口述历史是一块极富创造力与活动力的园地，无法以单一的定义来界定、掌握[3]。尽管对什么是“口述史”的看法不同，但“历经各种历史事件、见证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的受访者接受口述研究者的访问，把访谈内容忠实地记录下来，这成为口述历史的第一要件”。[4]口述历史所追求的就是“让默不作声的人说话”。普通大众虽然会因为“缺乏爱好、机会和文字技能”而不能书写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能说话、有记忆这基本上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口述历史正是借助现代的录音、录像技术，对历经各种历史事件、见证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的普通大众进行访谈，将访谈内容真实地记录下来，使普通大众也有了自己的历史，使他们也有机会走向历史的前台，展现他们的生活与活动，表达他们的心情与想法。从这一点来说，口述史可以说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是来自底层社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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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民家庭收入对农村教育投资的影响程度分析

家庭经济发展不仅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是维持家庭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家庭经济发展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它从一定程度决定着农村教育的完善和发展。我们把农民家庭的年均纯收入作为家庭经济发展的指标，用以来衡量农村教育投资水平的能力。通过对农民家庭年均纯收入和农村受教育程度进行Pearson检验，发现卡方值Sig=0，说明农村家庭年均纯收入对于农村教育投资的发展有依存关系，并且关系十分不同，以至于能深深的影响农村教育今后发展的走向以及下一代孩子的教育水平。2012年中国依据物价指数把国民收入水平分为三个等级即“上中下”三个收入阶层。其中规定“下”收入阶层是家庭年平均纯收入在10万元以上，“下下”收入阶层是家庭年平均纯收入在2万元以下；“下中”收入阶层是家庭年平均纯收入在2万至5万元，“下上”收入阶层是家庭年平均纯收入在5万至10万元。为了便于分析乌鲁木齐县的家庭年平均纯收入，我们把“上中下”收入阶层重新定位，认为1万元以下是“下”家庭年平均纯收入阶层，1万至3万元是“中下”收入阶层，3万至6万元是“中”收入阶层，6万至9万元是“中上”收入阶层，9万以上是“上”收入阶层。根据表1，我们可以发现乌鲁木齐县的家庭年平均纯收入基本都在“上”以下收入阶层（9万元以下），并且受教育程度基本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占比达到了60%以上。在“下”收入阶层（1万元以下），受教育程度主要在初中和高中文化层次，分别占家庭年平均纯收入的38.5%和30.8%，中专和技校的文化层次约是初中或者是高中文化层次，均占15.4%，这反映出乌鲁木齐县大部分被调查者的学历文化水平层次较低，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但是为了生活有一技之长，中专和技校也是被调查者所选择的一个提升自己文化层次水平的途径。在“中下”收入阶层（1万至3万元），有28位被调查者是高中学历，占35.9%；有25位被调查者是初中文化程度占32.1%，还有12位被调查者选择中专层次学校，占15.4%，可见随着收入的增加，被调查者对于文化水平越来越受到重视，他们认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给他们创造更优质更好的生活。在“中”收入阶层（3万至6万元），初中、高中和技校是这一收入阶层比较重视的学历层次，所占比例分别为37%、29.6%和14.8%，这也反映出被调查者注重文化知识的学习。在“中上”收入阶层（6万至9万元），被调查者更加注重受教育程度，这主要还是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分别占48%和32%。在“上”收入阶层（9万元以上），这一收入阶层的受教育程度以高中教育为主，呈一个倒“U”特征。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家庭年平均收入水平的增加，被调查者对农村教育的投资也逐渐发生变化，最主要还是在正规学校的变化，主要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并且技校和中专院校也有所偏向，但是高等教育所占比例较小，是今后发展的方向。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新疆实行了义务教育，小学、初中和高中都进行免费义务教育，中等学校教育也给予补贴政策，导致其所占比重较大。另一方面是乌鲁木齐县农村家庭收入普遍不高，难以支付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

篇（6）

城乡二元模式促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造成大量农村留守儿童。“意见”打破“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模式并且保证随迁子女在迁入地的受教育权利，将再一次促进曾经因为顾及子女教育而未进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此前，随迁子女在迁入地受教育权利受到很大程度上的限制，并且得不到与城市孩子相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公平受到“户籍”的阻碍，因而绝大部分进程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家里。而今，孩子可以随着父母迁入务工地，并且在务工地接受与城市儿童相同的教育，无疑导致务工人员将留守儿童随迁入城。新户籍制度相对地保障了随迁子女的教育权利，给曾经的留守儿童带来接受优质教育的希望。与“随迁”或曾留守的儿童相比，农村常驻儿童则成为相对弱势的群体。常驻儿童的家境比较贫寒，世代农耕，经济收入全部指望几亩田地。家庭经济稍微宽松的儿童已由“留守”向“随迁”或“流动”转变，而常驻儿童家庭经济不乐观，只能指望已经萎缩的农村学校。相比留守儿童，新户籍制度给常驻儿童带来更多的是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相较之后的失望。大批学生流向城镇、乡村教育走向衰落的同时，农村常驻儿童的教育权利及教育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乡村学校的撤点并校，使得农村优势资源过于向城镇地区集中，导致农村常驻儿童失去了一些教育机会，这对乡村常驻儿童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2．学校教育“离农效应”进一步强化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教育价值取向：农本主义价值取向和城市主义价值取向，前者更多为“为农”模式，后者更多为“离农”模式。教育价值取向的“离农效应”强化主要表现在：首先，新户籍制度在推动进一步城市化中，使更多的受教育者和教育者看到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为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化的需要，更多的农村人受教育的目的转向“离开农村进城”或者“跳出农门”。在当前情形之下，对农村教育的关注就是如何比照城市教育，使之朝向城市教育模式。农村教育依然陷入“读了大学回到农村即是没有出息”之悖论，更多的大学生即使在大城市碌碌无为也不愿意回去建设乡村。其次，在教育者方面，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解体，农村教育已经不能依旧为“农村服务”。随着城市化发展，农村人也应该全部离开农村，因此农村教育目标在于“离开农村”，或者产生“农民无用论”抑或“农村无前途论”。第三，长远发展上，“城乡二元户籍”给农村教育的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危机感。农村教育主要是指在农村经济社区环境里，对农村居民（或农民）及其子女进行的教育。长远来看，农村已经从户籍上消失，农村在当前情况之下早晚面临消逝，随着这一思想的蔓延，新户籍使“离农效应”进一步强化。

3．农村教育与乡村文化渐行渐远

文化是物质环境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农村教育的变迁也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一种综合体，然而当下农村教育的变迁逐步驱离乡村文化。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显然造成农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的不和谐。首先，在课程结构上，主要以考试为主，农村学校教材采用与城市学校一样，既没有乡土教材也没有显现出乡村文化价值体现，农村教育已经步履维艰。乡村文化价值的显现不仅仅是乡土教材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乡村教育课程建设的问题，即在整体乡村教育教材中应该体现对乡村社会与乡村文化价值的充分关注与尊重。其次，在教学过程上，在学校课堂教学中，几乎所有的教室用普通话教学，然而农村学校学生有着惯用方言，在教学过程中学到的东西需要学生通过自己的“转化”，语言障碍往往难以使所学内容与生活相连，亦更加难以运用。再次，学校地理位置的设置上，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撤点并校”和寄宿制学校轰轰烈烈进行，农村学校的校舍距离农村越来越远。乡村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地域概念，成了一个没有实质内涵或者说缺少文化底蕴的空洞符号。作为文化生命的乡村已经终结，乡村社会成为文化的看客，不再具有自我文化生长与更新的能力和机制。学校与村庄渐行渐远，甚至没有了村庄的味道，“一村一校”逐步成为美好的回忆。

二、农村教育困境背后的多重原因

农村学校的教育困境是多重的，新户籍制度催生农村留守儿童转变为城市流动儿童，为留守儿童开启了“教育的春天”。对于常驻农村的儿童而言，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比较落后，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农村儿童越跟不上城市教育步伐，便对城市教育和城市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期待和向往，致使城市教育价值取向在农村蔓延和越演越烈。农村人走向城市，村庄在形式上逐步衰落，农村人吸取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在农村滋长，同时农村失去已有的文化之“根”，使现存的农村文化失去长期以来的传统之“根”，村庄在实质上衰落。农村学校教育是城市的复制和翻版，农村教育“有根”文化缺失而“无根”文化滋长。

1．新户籍制度催生农村学校生源困境

新户籍制度最直接的变革是促进人口的流动，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　102．55万。随着新户籍制度对于流动儿童教育权利的保护，农村留守儿童逐步随着父母进入城市接受城市教育。“要求各地要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的人数来拨付教育经费，同时加大中央财政对各地接收随迁子女学校的专项奖励力度”。改革“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员落户问题”是此次改革的重点，这一政策刺激有能力的或者能力比较强的进城务工者将留守在家的子女随迁进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户籍制度为农村留守儿童带来“教育的春天”。且不说农村留守儿童进城之后收到的教育具体如何，但是最起码在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之间，有主动选择的权利。相对来说，新户籍制度对于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的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部分留守儿童随迁入城，农村学校教育尤其是农村的教学点更是难以维持，甚至会出现倒闭现象。一些优秀的留守儿童随迁入城接受城市教育，由此而削弱原本已经与城市教师难以企及的农村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对于祖祖辈辈世代务农，也缺乏城市就业能力，更无法适应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致使农村人不愿也不能进城，这一类人群的子女成为农村常驻儿童，不管农村教育衰败到何种程度，他们始终只能在灰心、失望中顽强坚守。

2．城市教育价值取向对农村人的诱惑

农村教育只是城市教育的翻版，农村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农村生产和生活实际的问题，不少农村学校把追求升学率作为奋斗目标，重普通文化的知识传授、轻职业生活技能，农村教育“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农村学校教育更多的教育目的是帮助学生顺利“过独木桥”并且“跳出农门”。即教育的整个目的就是使学生和他原本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就是使他们不断疏远这种环境……他自己祖祖辈辈所创造的文明在他眼里被看成是愚蠢的、原始的和毫无用途的，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就是要他与他的传统文化决裂。农村学校教育有用之处不在于教给学生农村生活和生存的技能、心态和技巧，而在于诱惑学生埋头纸堆通过高考“独木桥”进入城市学习和生活；新户籍制度下，大量的农村人流向城市，并且有一部分人通过在城市打拼而获得城市户口，过上了农村人羡慕已久的生活，农村学校教育为了满足人们追求城市生活的需求，在教学上侧重城市价值取向而相对忽略农村价值取向；“农村无用论”在农村学校的蔓延，农村不仅仅在各个方面的硬件上比不上城市，在如今信息化和城市化逐步发达之下，农村文化已然没有价值，甚至有教师认为“走不出农村的学生不是好学生”，“读书就是为了出人头地”，而最终的表现形式都是需要逃离农村的生产和生活。

3．村庄衰落与学校“有根”文化缺失

更多的农村人进入城市大熔炉，吸取城市文化，村庄在形式上衰落。生活在农村的农村人难以抗拒城市诱惑，城市文化更进一步在农村滋长，农村文化被边缘化和异化，村庄在文化实质上衰落。村庄越来越小并越来越离散是当前农村的外在特征，村庄生活进一步接近城市，甚至更多的人不愿意从事农村生产。农村教育本应植根农村生产和生活，但是如今的农村教育已然脱离农村传统和已有的生产生活实际。新户籍制度的根本是要鼓励农村群体转向城市，致使城市文化横亘在农村之上，农村文化被淹没甚至被遗弃，农村教育已经不能引导和发展农村已有文化，反之使农村失去已有文化之“根”。农村学校原本有传播、继承和发展农村文化的职能，农村学校是农村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有时候还是唯一的文化策源地，他对于农村的智力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当前农村学校教育不仅仅没有承担起作为农村文化策源地的身份，反而在新户籍制度之下更进一步催促农村学校传播城市教育，进而使农村学校教育的传播根源异化。现存的农村文化失去长期以来的传统之“根”，村庄在实质上衰落，农村学校教育“有根”文化缺失而“无根”文化滋长。

三、农村教育的困境脱离及其出路

新户籍制度的颁发和执行，在一定程度上给原已艰难的农村学校教育带来困境。应保证常驻儿童教育权利，开展适合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教育活动，以防止农村学校教育盲目向城市取向转变。

1．保证常驻儿童教育权利

教育的权利的执行与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公平，新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农村教育的意义之一就是使更多农村学生享受日益均等化的公共教育服务，让农村孩子能够得到与城镇孩子一样的教育，拥有更好的教育保障和发展机会。新户籍制度的颁发和执行依赖于农村的发展，而农村的发展依赖于农村的人才储备量，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改变常驻儿童的教育状况。第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政府应该竭尽所能保证农村常驻儿童的受教育权利。特别要使农村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师资、设备条件与城市均衡发展。这就需要国家在教育投入方面向农村倾斜，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资源，使农村家庭子女也能够享受到好的教育资源。第二，积极探索、建立公平有效的教师流动机制和管理办法，更好地解决教师合理流动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城镇教师合理地向农村流动，切实保障流动教师在农村学校的工资待遇及福利水平，解除他们在农村教育教学的后顾之忧，使农村常驻儿童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第三，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方式以解决农村师资缺乏和学生较少的现状。针对当前存在的包班制现状、农村复式教学、一师一校等等，采取一定的教师培训、教法指导，提高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总之，农村常驻儿童教育权利应该在政策上予以保证，在教学质量上予以提高，在生活上予以关怀。

2．城乡教育取向的相互融合

城市取向模式和乡土取向模式，两种模式没有绝对好，亦没有绝对坏，两种取向应“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教育者尤其是学校教师对于两种取向应该心知肚明。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孩子来说，更多的留守儿童进入城市，会让他们产生对城市教育的向往，有攀比心理的学生，在仅仅看到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外在差距之下，会对农村教育失望而向往城市教育。城市教育取向也有一定的不足：首先，城市教育本身针对城市，忽略农村本土生活，教育出来的学生总会犯“五谷不分”的错误；其次，在农村秉承城市教育取向，实则是给濒临边缘化的农村教育再一次雪上加霜，使之更加边缘化，从而再一次减少农村生源。纯粹的乡土模式也有一定的缺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农村现代化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纯粹的乡土模式不能适应现代化需要。而纯粹的城市教育模式又完全脱离农村，应该将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相互融合才能促进农村教育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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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新观念

农村小学英语教学问题要得到解决必须要改变教师的陈旧观念。农村小学必须要积极学习城市小学的成功教学经验，把城市小学先进的教学理念用到实际教学中。学校要定期安排相关进修培训，提高英语教师对英语教学的重视程度，同时要定期和学生家长进行沟通，通过开展家长会等方式让家长能纠正陈旧观念支持鼓励英语学习。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我国城乡发展差距是有着很复杂的历史渊源的，要打破城乡差距需要长远计划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但是农村师资力量的建设通过各方努力可以得到有效缓解，教育部门要采用多方式的扶植政策鼓励优秀英语教师去农村小学任教。规定城市教师要定期到农村支教，同时通过多形式的补贴提高农村小学教师的待遇，让农村小学老师在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通过提高农村小学教师的待遇来吸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小学任教同时留住在任教师。教学经费和相关政策都要为农村小学做一定的倾斜，让农村小学英语教师队伍建设起来。

4.改善教学条件

改善教学条件是保证小学英语教学的重要途径。要想改善教学条件必须要增加对农村小学的投入，相关政府行政部门要增加小学英语教学重视程度。加大资金投入才能为农村小学购置必要的教学设施。如电脑、投影仪、电视等，让小学英语教学中学生能有更为直观的感受能够较好的达到小学英语教学目的。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应该重视小学英语教师的师资情况，增加专业教师数量根据每一个教师的专业和特长，有计划的安排教学任务让教师做符合自己专业和特长的工作，不但可以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还可以有效的改善农村小学英语教学的师资环境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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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需要注重提升教师对现代远程教育资源的利用能力将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应用在农村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其目的是提升农村小学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掌握能力。因此，对于教师来说，便需要对现代远程教育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在使用这些资源过程中，充分了解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及加工处理，融入现代化教学方法，避免灌输式教学，从而使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在充分利用的基础上，还能够充分有效地实施在语文教学当中。

2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在农村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分析

2.1对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充分利用，进一步创设教学情境在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的基础上，便需要做好教学情境的创设，融入多种教学模式，利用多媒体将文字、图片、音频以及视频充分展示在学生面前，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学习欲。

2.2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进一步优化教学现代远程教育资源中拥有丰富的教学内容，教师应该结合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对里面的资源进行有效整理，然后融入到实际教学工作中去，认识实际教学工作的重点内容与难点内容，做到化难为易、化繁为简，从而使学生更加容易接受知识，进一步实现优化教学。另外，利用电教手段，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得到有效提升，通过眼睛、耳朵以及大脑等多器官的协助，使学生的思维得到有效发散，进一步增强学生接受信息的能力，从而实现对课文内容的深度理解。

2.3利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开阔学生视野，改善学生学习模式我们知道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内容相当丰富，每个年级均有配套的DVD光盘。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之前，可以充分利用DVD光盘里的资源，并结合学生实际，展开教学设计，重点放在开阔学生视野方面，对每一堂课的内容进行细化，设置典型例题解析、习题精选、扩展训练以及单元测试等环节，使学生的视野充分扩展开来，进一步使学生的学习模式得到有效改善，从而使学生实现优化学习。

2.4利用现代远程教学资源，加深学生理解，进一步实现优化教学小学生的理解能力正处于提高阶段，对于语文课文中一些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往往教师口头解释较为不一，比如环境的保护、大气污染等。因此，教师便需要对现代远程教学资源加以利用。以《清清的湖水》一课为例，在课堂教学开展之前，教师便可以利用现代远程教学资源，做好本堂课的可见设计，在课堂开展时，通过播放湖光山色的自然美景，让学生感受到美好的环境。进一步通过观察将吃了一半的面包扔进湖水中，把香蕉皮扔进湖里喂鱼，结果把鱼儿吓跑了……通过这些与保护环境息息相关的事件的观察，便能够让学生理解到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与行为习惯，从每一件小事做起，以此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从上述方面进行完善，不但有助于学生对课文内容进行理解，还教育了学生怎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保护环境。显然，通过对现代远程教学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助于加深学生理解，进一步实现优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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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据调查显示在农村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讲学生记、教师写学生抄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农村小学的语文教师在讲课时，只是将课文内容分解成段、句、词、字等一些基本知识点，按照“学生字，给课文内容分段，概括段落大意，归纳全文中心思想”这四步进行教学。这样的教学方法无非是抄和背，抄生字、背词语、背段落；解释每段的段落大意、归纳全文的中心思想以及一些写作方法。教师在教授知识时完全不考虑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差异，而学生总是处于“要我学”被动接受的地位，而不是“我要学”的主动学习状态，死记硬背成了农村学生学习的主要方法，扼杀了很多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违背了“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训练为主线”的教学原则。

（二）教学资源缺乏

农村地区小学的教育资源与经济较发达地区相比有很大差距。很多农村小学因为教育投资不足，教育经费紧缺，许多小学目前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一块黑板、一本教科书、一盒粉笔”的水平，另外，农村小学的师资力量也相对缺乏。这里的学生除了学习那几节短暂而枯燥的语文课以外，其课外资源更是匮乏。先进的教学方法能够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思维能力和观察力。由此可以看出，偏远农村小学的办学条件急待改善。

二、提高农村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策略

（一）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要有效提高农村小学语文教学的质量，首要问题是加强农村小学语文教师的师资队伍建设。首先是合理利用现有师资力量，充分发挥现有师资力量的长处，并为现有师资力量的作用发挥极力创造良好的环境；其次是加大对语文任课教师的专业培训力度，不断提高语文任课教师素质和技能，其培训内容应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加大对农村语文教师基础语文知识和教学技能的培训，使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发挥最大功效；二是教学形式与方法的培训；三是对语文教师文化素养的培养，使语文教师对教材有更深、更精掌握。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教师在选用教学方法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综合考虑教学方法的优缺点，合理使用，应为教学法虽然可以有效解决某些问题，但是对其他问题可能又不适用，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宜采取过于单一的教学方式；二是根据课文内容、对象、特点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因此，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种方法灵活使用。

1、让学生做好课前预习

课前预习是学习环节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能够让学生尽快的掌握新知识，并且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如在学习《孔子游春》时，笔者要求学生提前预习并思考为什么孔子要组织“游赏泗水”？通过孔子与他的学生们的对话，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这样学生在课堂教学时候能够更快地融入到相应的情景中去。

2、运用新颖的课堂导入

课堂导入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好的课堂导入可以使学生产生好奇心、探索求知的欲望，让学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角色。因为学生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因此对学生们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多种多样。如在教学《滴水石穿的启示》时，先和学生谈谈各自的理想，营造学习氛围，然后以“实现理想的道路在何方呢？我们即将要学习的课文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就让我们一起到课文中去探索前进的方向吧。”通过这样的引导既可以让学生思考“我要怎样才可以实现理想呢？”，又可以拉近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3、创设情景激发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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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问题

2.1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资金投入不够我国在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方面的资金投入比较少，我国对教育的资金投入总体上就比较少，用在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方面的资金就更少。最近几年虽然我国财政对农民的培训教育有一些专门的培训工程和教育项目支持，但是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投入没有完善的制度和稳定的资金来作为保障。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不稳定性，培训项目具有很强的随机性，这样培训的效果也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2整合教育资源比较困难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开展需要涉及到很多相关部门的共同参与和整合各种资源，但是培训资源比较分散、资源的协调性不强以及社会培训资源的整合缺乏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教育资源整合比较困难，这样就对对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正常开展造成影响。

2.3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相互衔接不好虽然现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是农民的技能素质并没有真正的得到提高，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技工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很多企业都比较缺乏技术工人，但是很多农民在经过培训之后并不能有效满足这些企业的实际需求。

2.4在输入和输出方面出现培训脱节的情况现在我国很多地方的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都存在输入和输出脱节的情况，很多输出地政府认为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农民并不是在当地就业服务，所以就不愿意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投资，而另外输入地的政府部门认为这些农村劳动力并不是本地人，所以也不愿意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投入。

3加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措施

3.1拓宽资金的筹集渠道，加大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资金投入对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资金投入应该要稳步的增加，在教育经费方面可以向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倾斜。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外部性和公共性也非常强，所以政府部门也应该要从资金上加大对它的支持力度。如果只是简单的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肯定不够，所以就需要借助企业、社会以及农民的力量来开展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最终就能够形成一个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3.2建立和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管理体制，对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管理模式进行不断创新。我国政府部门虽然加强了对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管理的综合协调能力，但是管理体制却还需要进行不断的改善，各级政府部门的任务和职责需要更加明确。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还应该要坚持市场化的发展放线，要以社会和就业的实际需求和前提，对管理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还应该要对自身的管理能力进行不断加强，对培训的理念和办学理念进行不断创新，在确定办学思路和方向的时候应该要以市场的实际需求来进行，对课程和专业进行合理的设置，学校的管理也需要不断加强，这样才能够很好的为社会和企业提供比较高水平的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

3.3政府各部门的资源要综合利用这样才能有效形成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开展的合力。在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中，综合利用各个政府部门的资源、协调利用社会资源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各级政府部门应该要对体制进行积极的创新，对各类教育资源、科技资源、培训资源等进行综合利用。另外还要对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协调使用，在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培训的工作中，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