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经济地理学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克鲁格曼发表于1991年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被视为空间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回归的标志，也是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开端。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解释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的原因与形成机理，并通过这种原因与机理的解释，探讨某一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本文对国内近年来涉及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试图探寻出我国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最近研究进展。

1 集聚经济与产业集聚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哈里斯的市场势理论、缪尔达尔的因果循环积累效应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框架，通过厂商层次上的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和相互作用分析，为传统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科学分析产业空间集散提供了新的启发。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集聚经济是指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而造成的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效应。产业集聚是指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 相关产业在一定地域的集中。

潘文卿研究表明存在随时间推移而增大的全域方位的正空间自相关性，且中国局域性的空间集聚将趋于明显。王晓轩，张璞，李文龙阐述了产业区聚集和扩散的历史形态，并分析了聚集的原因及其理论发展。郝寿义，范晓莉在FE 模型基础上引入企业异质性因素，研究不同经济主体的区位决策到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并用中国的经验数据验证了理论假说。

2012年，我国专家学者分别从吸引FDI、生产业专业化、多样化（王、市场潜能对服务业的集聚进行了研究，得出城市服务业集聚有利于吸引FDI、生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和集聚规模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市场潜能与城市服务业聚集程度呈正相关，城市市场潜能提高1% ，其服务业集聚程度提高0. 2% 左右等结论；

同时，丘兆逸分析并验证了国际垂直专业化集聚影响中国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 型关系，指出当前的国际垂直专业化集聚指数已经超过了拐点。何雄浪发展了多地区的资本创造模型，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地区资本收益、资本创造与产业空间分异的关系并解释了产业空间分异的产生机理。

2 区域经济差距

学者从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的非均质性出发，探究了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赵祥认为从市场一体化的程度看区域经济差距在长期内会经历四个阶段性变化，这些阶段性变化特征体现了产业集聚、扩散与区域经济差距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许德友指出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市场化水平等因素后，市场获得是我国区域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李鼎，赵文哲尝试从公共支出的"需求效应"和"生产效应"两个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做出解释。

针对区域发展差距，郑长德认为降低创新成本的政策可以实现总体经济效率和空间公平。陈健生，李文宇指出本地市场效应在市场规模对空间经济结构的影响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缩减经济距离，促进集聚经济，达到区域内趋同，将有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3 城市经济集聚

经典的新经济地理框架是只包含居民（家庭）和企业的两主体模型，以往作为外生的（地方）政府的行为，也慢慢被学者纳入研究范围。

覃一冬研究发现中间产品投入、劳动里市场共享和技术溢出都显著影响我国城市经济集聚，但后两者则呈现离心力作用。钱学锋，黄玖立等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和产业集聚经济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认为通过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来引导地方政府实现自发的税收协调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提出应通过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使这种自发的协调机制成为中央政府通过地区间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协调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

覃一冬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机制，构建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计量模型，通过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经济政策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柯善咨，赵曜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资本流动模型分析了城市规模对资本积累的影响，通过检验得出结果：集聚效应导致大城市以更高的效率吸收资本，城市规模增长促进了资本深化。

4 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

张文武将异质性劳动力及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多样化贸易成本同时引入空间经济模型，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低成本约束的人力资本比高成本约束的普通劳动力流动更容易打破空间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对称均衡，促使产业空间结构稳定地向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集聚。

研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两种研究范式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作用机理、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方面也各异，对待劳动力与区域之间的内在关系也不同。流入地的经济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东部的聚集效应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应。地区间消费者偏好水平及区域房价差异决定了企业与劳动力的转移方向，进而诱发产业转移。

学者认为，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的形成是区域效应和集聚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后者起主要作用。贸易自由化可能扩大或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这主要取决于地区相对产业份额以及本地与国外市场接近程度。同时，地区工资对市场潜力的弹性系数在0.75-0.77之间，临近高市场潜力的地区，工资水平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但这种影响在地理范围上比较有限。谢长青，范剑勇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外来人口变量对区域城市工资存在正向影响，即外来人口引致市场潜能增加并导致区域工资上升的价格效应。

5 企业与创新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而现实经济活动中企业之间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标准新经济地理学的假定忽略了企业的异质性，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引入企业异质性是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标志之一。

篇（2）

能源效率作为一种效率概念，目前尚无确切定义。影响较大和被引用较多的，一是世界能源委员会提出的：能源效率为减少提供同等能源服务的能源投入;二是Bosseboeuf提出的：经济上的能源效率是指用相同或更少的能源获得更多产出或更好的生活质量，技术上的能源效率是指由于技术进步、生活方式转变、管理水平提高等引起的能源使用的减少。在能源效率的衡量指标方面，Patterson认为能源效率衡量指标主要有热力学指标、物理-热量指标、经济学-热量指标、纯经济指标四类，但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考虑，能源效率主要有经济能源效率（包括单位产值能耗和能源成本效率）、物理能源效率（包括热效率和单位产品或服务能耗）两类，其内涵则是能源消耗对维持或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效率，既要考虑能源的开采、储存与运输环节，也要研究能源的加工、转换和最终消费等过程。

与经济学界主要针对的行业能源利用效率（以工业能源效率为主）研究不同，经济地理学界的能源效率研究主要针对区域能源效率问题。区域能源效率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能源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形成机理的研究，目前国内经济地理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全国范围的省际间比较与分析。在研究手段上，既有单要素能源效率分析，也有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其中，由于全要素能源效率能更好地反映能源与地理要素、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被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所普遍采用。在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模型中，近年来主要使用的有非参数测算的DEA数据包络分析、使用参数测算的SFA随机前沿函数分析。与SFA随机前沿函数分析相比，DEA数据包络分析因无需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而被广泛使用。

篇（3）

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4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 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使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称的“技术外部经济”与“市场外部经济(亦称金钱外部经济)”[43]。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集聚之间的联系分3种情形做过解释：①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当地厂商以更低的成本专门化地生产更多种类的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贸易投入品；②通过将相同产业的厂商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产业中心可以实现对面向有专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汇聚(pooling)，而劳动市场的汇聚对厂商和工人都有益处；③产业的集聚便于信息的传播，产生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显然，马歇尔论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归于西托夫斯基所称的“市场外部经济”，情形③即为“技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市场外部经济”，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场外部经济”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44] 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场外部经济”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市场外部经济”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

5　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都试图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城市的产生，但二者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传统经济地理学那里，驱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但产生“外部经济”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得而知。不过，有了容纳“外部经济”的“黑箱”，至少可以将由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式化[6]。

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一个下游产业要对上游产业产生后向联系，在它们之间光有买方—卖方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下游产业产出的增加，通过扩大它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市场，将导致上游产业以更为有效的规模从事生产。类似地，只有在上游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允许下游产业更为有效地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产业才会享有前向联系[31]。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外部性是有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参与的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外部经济主要是在微观层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市场外部性，单个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市场外部性与产业间联系触发循环累积因果关系[30]：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专业化生产细分产品，增加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9]。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强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在中等大小的运输成本下，会产生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较高与较低的运输成本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却都表现得比较弱。

6　内生不对称性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内生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于运输成本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以两区域模型为例[6]：假定存在2个外界条件(人口规模、技术、自然环境等)完全相同的区域。在较高的运输成本下，后向联系强但前向联系弱，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弱，区域专业化无从发生，产业将在两区域内平均分布；在运输成本的中间段，后向联系并不明显减弱，而前向联系显著增强，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区域专业化和积聚由此发生；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区位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都不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反倒变弱，积聚变得不可维持，厂商重新选择分散化的区位决策。

在其他以“技术外部性”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中，也会出现内生不对称性。但是，由此类模型生出的不对称性并不像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那样表现出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

7　历史、预期、路径依赖和锁定

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经济地理学预测经济空间是一个线性、和谐、稳定和均衡的系统。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却远非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向经济系统中加入报酬递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扩散机理。但是，报酬递增律的引入导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如在两区域模型中，我们知道，当运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制造业将在2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讨论的2个区域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体在哪个区域发生，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这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亚瑟(arthur)在讨论厂商的区位决策时注意到的，在存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之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亚瑟的研究表明，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亦遵循路径依赖原理：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路径，除非发生大的反方向扰动，这一选择可能将被锁定，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路径上运行[45]。换言之，一旦有外部冲击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造成任何微小差异，这种差异都将因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

既然历史偶然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经济活动在2个事先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发生实际的外部冲击，单是经济成分的个人预期也足以构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第一驱动力”。换言之，给定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存在，众多微观经济分子的共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短期冲击或预期变化都会有其长期后果。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相对而言，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对于大尺度的“核心—周边”演进问题(如美国“阳光带”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长作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的流动实在比较缓慢；对于较小尺度的空间经济演化(如单个城市或大一点的区域的兴衰)、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的确可以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4]。

8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陷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关的评论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缺陷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批判，地理学界对它的抨击则尤为激烈。有些观点表现出独立的学术研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观点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达的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论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2002年4月，顾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学》上曾撰写《“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一文，展望“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仅仅过了4个月)，同样的作者又在《地理学报》上纵论“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24]。流行的对新经济地理学缺陷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有：

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22]。

“新经济地理学”在经验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几年前就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更详细和全面的工作；同时，支撑“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认识论基础不足。这表现在：①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②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④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地理学概念；⑤就“新经济地理学”本身而言，区域的概念也存在着问题[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要脉”，尚有待实践检验。不过，在未见石祖葆[22] 和顾朝林等[24]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根本假设及其方法论做深入解剖的情况下，听到“新经济地理学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和“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的断言，不免让人感到有失严肃和严谨。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此外，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科学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分一个上下高低；而说“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脱不去主观偏颇之嫌了。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为何不将技术创新和扩散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克鲁格曼其实早有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在成型之初，已经预见到需要就实证检验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蒲格(puga)[46]、戴维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汉森(hanson)[49～51] 等其实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实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因此，说新经济地理学“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以及“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22]，无异于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视而不见。

篇（4）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基本学科之一，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地理学类包括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系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三个专业，经济地理学也自然成为三个专业的主干课程。从2009年开始，中国科协开展了学科发展研究。在地理学学科发展研究中，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指出，“明确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经济地理学的科学地位得以进一步明确和巩固，这既体现了地理学学科结构的客观要求，也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特别是高师院校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教学方法、实践环节等方面并未真正凸显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地位，而经济地理学教学在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地理学科发展、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明显薄弱，同时，高师地理科学专业更因为中学新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现实，加强高师经济地理学课程建设及其教学内容体系与教学方法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一、经济地理学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的基本原则

国内高师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存在如下问题：课程体系设置重自然轻人文-经济；课程内容选择与学科根基有偏离倾向、重国际轻国内、与中学地理新课程改革脱节；教学环节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教学方法选择与学科综合性特点及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不适应；等等。要解决国内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顺利实现地理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体系改革优化和教学方法改革是目前国内经济地理学教学改革面临的当务之急。我们以为，经济地理学教学改革必须立足学科根基——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即经济活动地域布局体系研究，凸显学科特色，并遵循经典与现代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国际与国内结合、高师教育与基础教育结合、学科内容与教学方法相结合等原则对经济地理学教学内容与方法进行整体优化改革。近年来我们主要围绕科学制定培养方案、优化理论教学内容、创新实践教学、探索综合性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系列改革探索。

二、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优化

1.修订地理科学专业培养方案，科学架构经济地理学课程体系。修订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立经济地理学作为地理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地位，应明确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分为理论和实践教学两大部分，以突出课程的实践教学地位。鉴于课时及经费等实际情况，经济地理学课程实习可与人文地理学系列课程联合进行，并在培养方案中以“人文-经济地理课程实习”课程的设置来体现。同时，在理论课程设置上，增加区域分析与规划、中国区域发展论、可持续发展概论等必修或选修课程，适当时候还可以设置农业与工业地理、城市经济地理、乡村经济地理、第三产业经济地理、现代服务业地理等选修课程。

2.改革优化理论教学内容，创新经济地理学内容体系。针对目前流行的主要教材内容选择的缺陷，在经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结合、国际与国内、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结合等原则指导下，经济地理学理论教学内容改革优化的逻辑思路是：

（1）人类经济活动必然面临区位选择：经济地理学就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结合关系，即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布局体系或经济活动的区位与空间组织的学科。明确经济地理学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学科特点与内容体系等基本问题。（2）经济活动区位因素分析：经济活动区位因素的影响分析是经济活动区位选择与空间组织的基础。（3）区域产业部门结构与布局：产业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变化的交互作用导致产业结构演变和产业部门布局差异，该部分内容包括产业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第一产业布局、第二产业布局、第三产业布局。（4）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产业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差异及其演变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该部分内容可以包括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模式、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模式、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等。（5）经济区划与区域发展规划：经济活动区域分异必然导致区域分工及经济区域形成发展，经济区域划分、区域发展规划、区域分工与协调则成为必要的内容。（6）经济活动全球化及区域影响：全球化发展使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空间扩大，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的地理特征以及区域影响等内容。（7）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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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6－0055－04　收稿日期：2009－10－22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 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 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导致学科的快速发展。

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韦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

篇（6）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 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 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导致学科的快速发展。

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韦伯(We

转贴于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

篇（7）

1．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按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比较利益决定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素则决定经济的增长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示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当不同的经济图景。以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张伯伦垄断竞争形式化之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对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新贸易理论所揭示的专业化与贸易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限增长”原理与传统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现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这三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

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所采用的报酬递增假设及赖之而建立的分析框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但是，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在各，自的框架内不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比方说，新增长理论虽然对投资促进长期增长的时间动态机制——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时间版本——做出了一定的解释，但它却缺少空间维度，并不涉及要素流动，不能对集聚现象——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空间版本——提供解释，亦不能预测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化规律。新贸易理论(Krugman，1980)虽然聚焦于市场结构，但它与传统理论有一个相似之处，即通过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国家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此外，它将工业发展描述成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逐渐且同时发生的，而事实上工业化常常采取快速的波浪形式，在工业化的波浪中产业从一个国家依次向另一个国家扩散。

上述问题的研究往往涉及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性以及这三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有许多相重合的地方。这类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对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构成相当的挑战。

由于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不能将运输成本内生，主流派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研究的触角进一步扩展到经济地理学领域，以期从新的视角得出一些新的启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投资、贸易、要素流动和区域政策问题也对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 (简称D—S模型)和新贸易、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三次波涛的强大推动，作为经济学领域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长。如果说，赫尔普曼(Helpman)与克鲁格曼(1985)关于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和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1991)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世界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促成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和藤田(Fujita，1988)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则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可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2．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和采用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和经济地理研究不同，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为基础。按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预测，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经济活动最终将沿空间均匀分布。产品和市场的竞争为厂商舍近求远的区位抉择提供了解释。但是，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在现实世界却屡见不鲜，甚至连20世纪初的马歇尔也不曾回避这厂现象。由于规模报酬不变是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说的基本假设之一，他只好用“外部经济”一词来笼统地解释各种生产活动的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公司水平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仍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来源于何方。而且，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用外部经济解释产业集聚本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感到，对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假设的有效性其实大有进行一番反思的必要。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经济学家们来说都是难以驾驭的。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概念用数学模型形式化之后，关于报酬递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经济学界掀起一场实质性的革命。按照D—S模型的假设，消费种类和生产分工程度内生于市场规模。一方面，一个经济中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因而，消费品种类越多，效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酌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厂商为满足消费需求实行进一步分工既能实现规模经济，消费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种选择，效用亦随之上升。D—S模型也为解决复杂的经济地理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在一个引入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世界，经济活动的演化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由非线性动态所支配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所呈现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非线性的蛛网图吗?假定存在足够强的规模经济，任何厂商都会选择一个单个的区位来为一国的市场提供服务。为使运输成本最小，他无疑会选择一个有大的当地需求的区位。然而，恰恰只有大多数厂商都在那儿选址经营的某个区位才会有大的当地需求。因此，一个产业带一旦建立，在没有外部扰动的情况下，这一循环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这就是布赖恩·亚瑟所谓的集聚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产业集聚很可能始于一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非比较利益所驱动，则什么样的产业在什么样的区位形成集聚一般来说是不确定的，而是“历史依赖(history—dependent)”的。但是，不管属于什么样的原因，某种专业化生产与贸易格局一旦建立，从贸易获得的好处将累积循环，从而使得这一格局因进一步强化而被锁定(locked—in)。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中采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二、主要新经济地理学动态模型及其理论含义

1．两区域模型：核心——周边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边”模型最先见于克鲁格曼(1991)的研究。该模型展示外部条件原本相同的两个区域是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最终演变出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的。模型假设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和两个部门——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农业工人在这两个区域均匀分布，农业工资处处相同；制造业工资的名义值和实际值则存在地区差异，因而制造业工人视实际工资的高低从低工资区域向高工资区域流动。它通过将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制造业份额与流动工人的份额加以内生，得出区域生产结构随运输成本变化而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的规律。模型显示，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效应最强：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价格指数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变得不可持续，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核心一周边结构。核心占世界产业的份额大于其占世界要素禀赋的份额，由于制造业报酬递增的缘故，它将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者。由于在这里区域 (或国家)的大小及其演变都是内生的，由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比一开始就假定国家大小是外生给定的新贸易模型大大前进了一步，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2．国际专业化模型。由于国界以及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人口流动构成相当大的障碍，上述以要素流动性假设为基础的人口集中意义上的集聚模型一般只适用于国内范围的空间集聚研究。为研究国际层次的经济活动的分布，维纳布斯(1996)凭借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系假设建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按照他的假设，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虽然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可以进行贸易。假设各个国家具有相同的禀赋和生产技术，拥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生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流动。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一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制造业部门为不完全竞争型，使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系，每一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与传统集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过程得以发生。

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通常能够提供较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种类较多的区域有较低的价格指数，使得使用中间产品的厂商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生产，这就构成一种前向联系——既有的产业集聚构成对外部厂商的吸引，中间品投入较大的厂商将倾向于在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选址生产；反过来，厂商生产成本中的中间投入品采购部分构成厂商之间后向联系的来源：在一个区域生产的厂商越多，对中间品的需求越大；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该区域在制成品上的总支出也越大，这就为中间产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当地市场。由于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前、后向联系的结果不可能是人口在特定的国家的集中，但是，它们却能够导致制造业(或特定产业)在有限几个国家集聚的专业化过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劳动力不能在国家间流动，特定国家的制造业集聚也会因劳动供给的趋紧而使得该国制造业与农业工资同时上升，在农业生产函数为严格凹的假设下，农业边际产出上升，制造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减弱。

国际专业化模型所表明的一体化与集聚之间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揭示了厂商对经济一体化可能做出的区位响应。在较高的贸易成本下，厂商将分布于禀赋相同的区域以满足最终需求。在居中的贸易成本下，随着某些区域比其它区域吸引更多的产业，区域差异将开始形成——但并不会达到完全专业化的程度。在低贸易成本下，集聚随着低工资区域的产业份额逐渐上升而溃散。相对于更为工业化的区域来说，早期进入低工资区域厂商的动机是出于对非流动要素的较低的价格的考虑；然后，随着在某些部门建立起临界厂商群落，更多的厂商将搬迁过来以充分利用前向和后向联系。这一模型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实行高度的对外开放，不仅需要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而且需要各国在投资和服务(尤其是生产者服务)贸易领域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

3．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全球性的产业扩散及其规律对于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来说一直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以上述国际专业化模型为基础，蒲格和维纳布斯(1996)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用L表示由技术所决定的效率水平，假设技术进步使所有基本要素稳定地递增，并用效率单位测度各基本要素，建立起全球化和产业扩散模型：假设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某个区域因为偶然的技术进步在制造业率先建立起一种自我强化的优势，这一优势允许它支付比其它国家更高的工资。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对制成品的需求上升。这将使得制造业区域的生产水平上升，强化制造业在该区域的集聚，并使得该区域工资上升。随着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区域间的工资差异将越来越大，并最终不可持续，制造业厂商将寻求迁入第二个区域，在那里他们更为有利可图。这样，第二个区域又开始了建立制造业自我强化优势、提升区域工资的新的轮回，并最终引发第三个区域的制造业成长，如此循环往复。在运输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都相对较低，劳动效率的小幅度上升导致工资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压倒产业联系(向心力)的影响，从而引发投资和生产向周边国家的转移以满足最终需求。倒是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最强，有更大的余地平衡由劳动效率的，上升所导致的工资成本(离心力)的增加，因此，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产业集聚更容易维持。

然而，这一模型给人们的启发更多地在于揭示产业扩散相对于劳动效率(而非运输成本)变化的敏感性上。藤田、克鲁格曼与维纳布斯(1999)用了一个包含三个国家和七个劳动密集度各不相同的产业的例子更好地说明这一产业扩散过程，在阶段I，所有产业均位于国家1，在国家1与国家2和3之间存在工资差异。随着劳动效率水平的增加，工资差异的幅度不断增加——直到某个产业的厂商开始重新进行区位选择并因此而有利可图，阶段Ⅱ即从此开始。在Ⅱ阶段，产业是向所有国家均匀地扩散，还是依次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扩散呢?且考察一下阶　段Ⅱ的最初阶段，其间国家2和国家3都在开始工业化。在阶段Ⅱ起初的一个很小的区间内，两国工资水平是一致的，但是，随着国家2和国家3内部的产业联系变得不断增强，两个国家有相同产业结构的均衡将会变得不稳定。只要有一个国家略微领先，其优势就会被放大，另一个国家将因此而落后。因此，产业扩散并不是沿所有国家齐头并进的，各国的工业化有先有后。

这一模型很好地表明，经济发展不是多个国家齐头并进地追赶富裕国家的平稳的过程，它是—个富国与穷国集团共存的过程，存在导致穷国加入富国俱乐部的可能的机制。世界范围的工业化将以一系列波的形式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的建立一般要遵循从低级开始向高级攀升的过程。

4．区域专业化模型。为了进一步考察全球化对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影响，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1996)从分析一些厂商与某类厂商存在比与其它厂商更强的买方／供方关系这一重要的投入-产出联系特征人手，建立起区域专业化模型。这一模型与上述模型的演化动态原理基本相似，但在基本假设方面却存在一个主要差别：在区域产业专业化模型中，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和两个生产部门(产业 1和产业2)，这两个国家和两个部门所面临的需求与所采用的技术完全对称，劳动投入为惟一的生产要素；由于所考察的经济已完全实现工业化，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已从其中退出，因此，假设各生产部门均为不完全竞争型的制造业。

假定产业1在本国的集聚(相应地，产业 2在外国集聚)为一均衡，当产业间联系强于产业内联系时，在任何贸易成本下，这一产业集聚都不是可持续的，这是因为，对于各个厂商来说，最为重要的区位利益来自于与它国厂商的联系，因此，各个国家将发展多样化的产业组合。相反，如果产业内联系强于产业间联系，则当贸易成本值较高时，产业不可能形成地理集聚，两个产业在两个国家内均有分布；只有当贸易成本足够小时，产业的地理集聚才是可能的和可持续的。产业内联系与产业间联系之差距越大，使产业集聚为可持续的贸易成本的取值范围越宽。由这一模型所预测的基本倾向即使在对模型引入更多区域和产业部门的情况下也会保持不变。但在多个产业的情况下，分布并不是一半对一半的。一个区域可能比另一个区域有更多的产业，这将导致区域之间真实收入的差距。

三、新经济地理学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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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地理学家都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中的空间问题。虽然两者之间有较大的差别和争论，但都引起了人们对于经济地理学这门学科的关注。与此相应，在一些大学，除了地理专业，经济学、金融、物流等专业也开始开设经济地理学课程。应该说这些专业学生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基础，但是教学中发现，地理空间是一个让学生难以理解的概念，甚至经济地理学被认为是讲那里有什么的课程，并没有认识到它是一门学科，有独特的理论视角来分析经济问题。在此背景下，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和内容，使得学生理解地理空间及其与经济的关系，是经济地理学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视角差异：空间感知

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对经济过程分析有本质性差异，通过这种差异的分析可以揭示地理空间对经济过程的作用，从而让学生感受到空间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1、经济学的假设：空间是光滑的

占主流的正统经济学理论通过一系列假设把经济世界均质化了，没有把空间因素考虑到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经济运行是有序的、合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动是为了实现效益最大化。这些行动汇集起来，宏观上就表现出一定的基本规律，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供求定律，在市场自发调节下，一方面会使需求者压低价格来得到他要购买的商品量，另一方面，又会使供给者减少商品的供给量，最终买卖双方之间实现平衡。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过程在所有地理情境之下都将以同样的方式运行，不存在空间差异。其次，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是“自在”的，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其他维度之外。经济过程自有其独立的运行逻辑，文化过程、社会关系、政治过程、环境过程虽然与经济相联系，但仅仅是经济过程的外部“插件”，而不是基本的内部机制。

通过这些假设，经济过程就成为一个“机械装置”，只要把价格、供求、投资等内部关系处理好了，经济就健康增长，与其他的外部世界无关，与空间无关。

2、经济地理学：空间具有粘性

空间不是光滑的，是带有“粘性”的。这种粘性就来自于地方的特性，包括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基于此，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过程不是一个自在之物，经济和自认、文化、政治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要理解经济过程必须将其置于更广泛的情境之中，将其视为广泛情境的一部分，而不是无视外部世界而独立运行的“机械装置”。

首先，经济过程总是和特定的地方联系在一起，具有空间差异性。在考虑具体空间时，我们会发现一些依据经济“定律”预测的经济过程总是不一定发生。可以让学生们思考这些问题：价格上升是否能引起供给增加？投资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吗？增长能解决贫困问题吗？很显然，按照经济学理论，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考虑到这些机制发展的具体空间，就会发现答案是不确定的。

以粮食需求与供给关系为例。按照市场供求机制，一般来讲，粮食需求增加促使价格上升，这样农民或者农场主会增加播种面积，雇佣更多的工人或者购买设备，增加商品的供给量。很显然，这个过程要完成，一些前提条件需要满足――诸如土地、工人、设备的可获得性。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农民或者农场主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粮食价格上升而无能为力。那么现实是什么？现实是这些资源、设备的可获得性往往与地理空间相关。我们看到不同的国家、地区农民面临的市场是不一样的。如中国的农民在经营农业时候，面临土地的约束，不能及时扩大种植面积。同样，投资要有一定的投资环境才变得可行并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合理的分配制度共同起作用才能有效解决贫困问题。

其次，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往往被非经济理性的因素多影响，并不全是基于效用或者利益最大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消费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产品的象征性或文化价值。如消费者对汽车品牌和型号的选择，是基于价格、使用成本、品牌价值甚至是社会地位展示等多种因素考虑的结果，是一个文化过程。又如劳动力市场上，有些工作高度男性化或者女性化了，经济与社会特征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现实中，经济与政治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机构，就不可能建立起大规模经济联系所必须的前提条件，如货币、法律、交通、教育、卫生等。国家参与经济，不仅仅要考虑效率和经济增长问题，还要考虑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区域平衡、收入差距等非经济因素。

通过结合现实，通过对经济学和地理学视角的对比，让学生理解任何经济活动和过程都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进行，比如一个国家、一个诸如欧盟的国家联盟，以及一个流域等。经济过程是与这些地理空间中的政治、文化、环境等要素联系在一起的，受到这些要素的调节和规制。因此，经济地理学是要理解为什么在特定地方发生特定的经济活动，它要分析研究的对象不是抽象的，而是经济过程真实、鲜活的实地体验。

二、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空间思维

经济地理学注重对经济活动特定空间过程的识别和解释。在此过程中，应该有基本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贯穿教学过程始终，从而让学生形成空间思维习惯。这样一个分析框架由地点、区位和尺度基本概念构成。

1、地点

地点是和一个具体地域相联系的，可以指任何地方，如一个工业区、地区、国家，甚至是超国家空间。地点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一系列要素的独特组合，而经济地理学首先强调以经济为中心对这种独特组合所形成的特定情境进行综合考察和解释。

传统经济地理学主要从“物质”层面考察这种“情境”，如考察资源、气候、土地等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等社会条件，以及区位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而新近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则更强调地方人文特征对经济活动的“粘性”，认为经济过程深深根治于地方制度结构之中。以贫困问题为例来说明经济地理学的“地点”概念。按照经济学观点，大规模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但经济地理学在解释贫困问题时候要从地点的特征开始，贫困发生在哪里？贫困在人口的不同年龄、性别、社会身份等群体中是如何分布的？采取大规模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对贫困群体是否有帮助？他们更需要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首先需要从地点内部的结构中寻找答案。

2、区位

“区位”一方面指该事物的位置，另一方面指该事物与其它事物的空间的联系。农业工业生产活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空间位置，也离不开与其它事物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二是与社会经济环境的联系。经济地理学在不同空间层面上贯彻区位分析思想，微观方面考察企业区位，古典区位理论考察市场、原料、劳动力分布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在中观层面上考察一个地点、地方与经济中心等空间经济体的邻近关系对其发展的影响。如在谈到区域优势时一方面会强调该区域的在自然、社会方面的禀赋，同时也会考察与经济中心的时间、空间距离是否足够短。在宏观层面上，经济地理学会考察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地缘政治格局的位置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二战后欧洲的经济恢复，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与分别以美国、原苏联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有很大关系。

3、尺度

如同前文所述，无论是地点还是区位的分析，都可以在不同空间范围的地理空间上发生，并且不同地理尺度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尺度一方面是指经济地理学研究空间单元的“粒度”。经济空间格局可以从不同空间尺度进行。大“粒度”研究，可以较好地展示了区域经济大格局的变化，有利于宏观过程和规律的发现。如基于省级单元的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研究，可以揭示中国经济的地带性差异。而小“粒度”研究有利于研究的精细化，甚至可以解释宏观过程。基于省份数据的研究，虽然较好地展示了区域经济大格局的变化，却忽略了省内区域经济的非均质性，尤其是一些跨越省级的经济地域特征，很难展现出来。而基于县域尺度的研究，却发现经济增长较快的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沿海岸带、京广线和长江沿岸三大经济增长轴，而这些增长轴的形成是跨省级行政区的，因此只有在小尺度研究才能观察到这一经济地理过程。

经济地理学尺度转向的另一原因是经济活动、过程受到多个空间尺度的调节和规制，因此对经济地理现象的解释需要从不同尺度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如浙江温州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较快。可以从不同尺度来解释温州现象，从温州层面上，较差的自然资源禀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商文化是发展的内力，从国家层面，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和地理区位使得温州称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国际层面上，中国与国际经济联系的密切、基于成本和资源的出口优势、跨国公司投资等是温州发展的国际因素。

三、不均衡：经济地理研究主题

1、经济地理的动态不均衡

关注经济的空间格局，而空间格局更多的表现为不平衡。因此，经济地理学一方面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同时也关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更加技术、制度变化对经济格局的影响。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尺度，会观察到地方之间始终处于贫困与繁荣，增长与衰退此起披伏的变化过程中。“集聚――扩散――再集聚――再扩散”过程如同波浪一样在空间不断的展开，永不停歇，使经济空间处于动态的不均衡状态（图1）。在世界范围内，新航路开辟后，人类平行发展的历史开始大范围相互交融，世界经济地理格局演进更替，500年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9个国家相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心。在一国范围内，经济呈现出区域经济的增长与繁荣，如在不同的国内内部出现的铁锈地带，从前工业繁盛如今已衰落的地域，美国五大湖地区、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德国鲁尔区、伦敦工业区等。与之相应的是新兴地区的出现，美国南部阳光地带、中国东南沿海、德国南部的新兴工业区、英国苏格兰地区等。

2、不平衡的动力：技术与制度

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不断使人们克服空间的限制，人员、信息和货物在全球范围内方便及时的流动，人们用“地球村”来形象的刻画空间被压缩的程度。空间压缩技术促使经济活动的不同环节分离，分别分布在最佳区位，如公司总部、研发、品牌、设计集中在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而生产等低附加值环节分散到生产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不同尺度上的经济地理格局不断变化，全球分工与合作成为其主要特征。同样，新的生产技术不断出现和采用，灵活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小企业获得较快发展，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导致了集群的出现，与大型企业主导时代的经济景观和格局有所不同。

地方或者区域在全球经济格局的地位，不仅取决于技术状况，也取决于调节和规制经济活动的各项制度。简单来讲，制度就是经济活动中涉及得到各类行为主体（包括企业、政府、个体以及其他组织）所结成的各种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规则，具体包括在全球尺度上以及特定地区实行的各种规则、政策和措施，如贸易政策、税收政策、安全和环境法规、劳动保障等。制度决定了哪些地方可以获得资源、技术，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价值的权力和能力。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家性金融组织，构建了全球金融和贸易关系的游戏规则。虽然这些国际组织旨在促进发展中地区的发展，但在此过程中往往通过附加一些条件使得援助地区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国家经济体系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不平衡格局得到加强，而不是减弱。当然，制度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具有空间尺度性，空间尺度不同，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不同，如前面提到的温州的发展。

经济地理学通过一系列空间概念和独特的研究主题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经济活动的新视角，把经济活动置于更为宽泛的空间情境中，力图还原经济活动的本面目。因此，在教学活动中首先要让学生形成空间概念，为此一方面要通过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概念的课堂讲解和案例说明，另一方面要让学生在课外形成用空间思维观察现实的习惯。如观察一种经济活动或现象，要思考它在哪里？它和周围事物有什么关系？它和更远的地方有什么联系？是什么因素让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来自于哪里？有什么尺度差别吗？等等。

（注：本文属河南省教育厅教改立项“高等学校《经济地理学》探究式教学模式设计研究与实践”。）

【参考文献】

[1]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2] 李小建、乔家君：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际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J].地理学报，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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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对社会经济变革的认识正在遭到愈来愈多的学者反对，他们认为使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仅仅是对“面对面交流”的补充，而不是替代[5]。事实上，电子通信网络的浮现促成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社会活动，其中最多的就是面对面的交往。这表明信息技术对于人类的交流并不是一种导向力量，而仅仅是一种推动。尽管在跨地域进行电子交易的过程中，距离可能是死亡的，但地理因素仍然决定着那些全球性企业所赖以生存的电子通信设施的质量状况[6]。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这造就了基础设施分布在空间上的差异性。反之，知识经济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集聚在一些主要城市之中，因为那里提供了良好的生产基础。因此，地理对网络来说仍然重要，它并没有被互联网终结，相反，两者的结合似乎更加紧密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互联网有其自身的地理学[7]。

2　新的空间，新的地理学

地理学是一门关于场所(Place)的学问，但经过抽象后，场所就被概念化成空间(Space)、空间关系以及空间中的行为和过程[8]。互联网的发展导致一种新的空间浮现出来，大多数学者把它称之为“网络信息空间(Cyberspace)”(或简称为网络空间)。Jiang与Ormeling则将其定义为“一种由计算机生成的景观，即全球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空间，通过网络连接世界上所有的人、计算机和各种信息资源”[9]。可见，都是用它来界定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相关的各种空间和概念。

网络空间仅仅是Batty所谓的“虚拟地理(Virtual Geography)”的四种空间之一，特指计算机空间经由计算机通信网络而形成的新的抽象空间[8]。另外三种空间分别是：场所/空间(Place/Space)，即地理学的初始领域，场所利用传统方法概念化后形成空间；计算机空间(Cspace)，计算机及其网络中的空间提取成为计算机空间(Computerspace)；以及网络场所(Cyberplace)，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对于传统场所基础设施的影响。其中，最后一种网络场所是最早包含于经济地理学研究之中的，因为所有组成网络的联接都根植于人造的物理设施结构之中，包括无线网络也是构建在天线和电话转接器的联接之上。

网络空间的浮现促成了一门新的关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地理学诞生[10]。随着这种新空间的产生和繁荣，一系列有关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也不断涌现，主要的专著有Graham与Marvin的《电子通信与城市》[11] 和《碎裂的城市化》[12]，Castells的《网络社会的崛起》[13]，《互联网星系》[7] 和Zook的《互联网产业的地理学》[14]，以及各种汇编文集[15-18] 和杂志专刊（注：如Geographical Review， 1997， 87( 2) ; Urban Geography， 1999， 20( 4) ; 2004， 25( 4) ;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1， 44( 10)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2001， 28( 1)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 4) ;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2， 93( 5)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3， 35( 7) 。）。

Graham总结了地理学家在研究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地理学时的三种主导观点[19]。首先是“替代和超越(Substitution and Transcendence)”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属性和人类生活空间和场所的动力机制可以被新技术的使用所代替。如本文开头所说，这种“技术决定论”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特别是地理学家的反对；第二种是“共同演化(Co-evolution)”观点，认为电子空间和领土空间是被共同生产出来的，并成为正在重构中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最后一种是“重新组合(Recombination)”观点，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的最新进展，认为考察技术、时间、空间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观点揭示了新技术是如何卷入复杂、随机、微妙的人类行动者和技术设施的综合体，并且形成社会技术混合的行动者网络。如此，社会和空间生活变得很微妙，并且不断地被整合进复杂的新时空混合体之中，充满了随机和不确定性。

3　互联网的经济地理学

事实上，互联网是一种复杂的多层组织，造成与其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也错综复杂。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往往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分解。以下本文将从技术基础设施、数码空间区隔、内容产业和电子商务等四个方面概述互联网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动态。

3. 1　技术网络的空间分析

技术地理学是有关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包括在各个地理区位上的光缆、路由器、转换器和计算中心等，它们的存在使得互联网上的信息交流可以遍布全球。地理学者对网络基础设施的关注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网络结构，它决定了城市和区域之间的交互关系[20]；二是城市之间的互联网联接带宽，它已成为信息时代重要的竞争性区位要素[21]。

近几年，许多文献从全球和国家的空间层次探讨了互联网的技术地理格局。如Malecki利用全球主要城市所拥有的主干网带宽与网络数量，从中发现全球范围的网络技术资源分布倾向于世界城市[22]。Townsend则发现这种新的通信技术推动的城市之间的国际连接，与以前形成的体系有很大的区别，即一些新的“网络化城市(Networked City)”正在崛起之中[23]。

更多的研究关注于国家层面上的互联网城市体系。美国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是全球互联网天体的中心[24]，也是互联网地理学研究的热点。Wheeler与O' Kelly最早采用拓扑学方法分析美国商业互联网的骨干网络，进而评价了城市节点在网络中的连接性和通达性[20]。Townsend从节点城市的角度描述了美国互联网骨干网络空间拓展的历史进程[25]。Moss与Townsend也从骨干网容量和联接性两个方面考察了美国主要城市在互联网中的等级层次[26]。进一步，O' Kelly与Grubesic又分析了美国城市的网络通达性在1997年到2000年间的显著变化[27]。这些研究都表明城市的地理区位在决定互联网通达性的等级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此类研究还很少见，但在近几年也开始兴起，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较早的开始了此类研究[28-30]。

随着技术的进步，无线通信用户似乎比互联网更加不受空间和场所的限制。但是，新的技术仍然受制于基础设施自身的地理格局。Gorman与McIntee比较了两者的基础设施，指出无线技术仍然依赖于通信设施(如各种塔、基站)的区位，以及对电磁波频需求的地理差异[31]。反过来，无线技术也加强了区位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无线技术提供的正是基于位置的信息服务(Location-based Services)。

3. 2　数字空间区隔

技术基础建设、财富和教育在地球上不均衡分布，会导致网络使用在空间上的差异，这正是“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主要表现方面之一[32]。尽管互联网的扩散很快，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平等仍然存在于国际互联网的使用地理格局之中[33]。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的“数字鸿沟”正是它们之间“经济鸿沟”的结果，即使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内部也是如此[34]。Warf则认为互联网接入的限制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因为知识的电子分发方式可能会挑战已有的权力关系[32]。

进一步，在国家内部使用互联网的地理分布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市化地区都是首要的，而乡村地区在接受新媒体上都是落后的[11，21，35]。因此，城市化率往往是决定一个地区互联网使用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35-36]。同时，在主要的城市区域中，那些重要的区位都倾向于大规模采用高速的互联网接入。许多世界城市的状况是数字精英阶层与大量不联网的信息贫困区相互共存，如在洛杉矶的一项初步调查就表明互联网技术在西班牙语和移民社区内的扩散较为缓慢[33]。

互联网曾经被预言是自由的，富有活力的，缩小空间差异的工具。事实上，网络“拥有者(Haves)”与“未拥有者(Have-nots)”之间的差异增加了不平等的来源和社会排斥之间的基本分裂，其复杂的互动进程扩大了信息社会所承诺的状况与真实世界之间的鸿沟[7]。

3. 3　内容产业的经济地理学

信息是信息时代的重要产品，互联网则是这些信息交流和生产的重要工具。因此，研究互联网内容提供者的地理学非常必要。但目前还比较缺乏测量互联网内容生产状况的方法和手段，尤其在比较不同的地理区域。国外一些学者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采用域名来研究互联网的扩散，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此外，互联网域名指标也是分析新经济，比较区域和城市竞争力的常用方法[37]。

全球层次的统计数据提供了各国在互联网内容生产上存在巨大差异的证据[24]。Zook通过图示互联网域名的全球分布格局，表明互联网内容的生产依赖于全球信息网络中的少数城市[38]。全世界前100位的城市仅居住了世界人口的6.7％，却拥有超过一半的世界互联网域名。同样，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域名分布极不均衡的状况。对于国家层次的实证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如Gorman，Moss与Townsend和Zook等的一系列研究，分析了美国互联网域名注册地址的空间分布状况[14，26，39，40，41]。在欧洲，则有Dodge与Shiode对英国IP地址密度的空间分析[42]，以及Sternberg与Krymalowski对德国互联网域名的城市分布研究等[37]。如此，一些互联网产业集群已经在全球范围浮现。根据Zook的研究，互联网内容生产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源自这个地区或城市的相关产业专业化程度[41]。同时，风险投资的区域分布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新的互联网企业的地理区位[14，40]。

最近，关于互联网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也逐渐深入到一些具体的内容产业。如Leyshon检验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计算机文件格式与互联网发行体系)对音乐产业的地理和组织影响[43]。Wilson探讨了互联网赌博网站的区位和营运状况，分析这些活动的法律和经济地理格局[44]。Zook则将互联网成人产业作为案例，来研究电子商务的地理特征。这些产业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去理解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的相互关系[45]。

3. 4　电子商务的空间战略

技术与经济融合的趋势产生了电子商务，它的繁荣始于1990年代中期。目前，关于电子商务的学术研究在地理学之外已被广泛关注，而地理学家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对这种新的商业形式的空间问题感兴趣[16，46]，且主要集中于B2C(Business to Consumer)商业领域。事实上，各种电子商务活动与地理学都有紧密关系。只要零售的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商品，距离和地理就会在其中起作用[47]。

在全球零售资本的经济地理格局中，Wrigley认识到电子商务的崛起是一支潜在的动摇力量，而且电子商务的核心是“配送(Fulfilment)”问题[48]。Murphy也研究了网上百货零售业的配送问题，认为关键点是要解决电子零售商业对消费者的时间和区位的管理问题[49]。另一个有关电子商务的空间问题是传统商店和无店铺零售之间的关系。根据Currah的研究，传统零售业越来越多采用的是多渠道战略，也就是在已有的实体零售网络之外，同时运营在线的网络商店[50]。这暗示着物理空间还是需要的，但是实体商店的性质和类型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电子商务应用的途径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塑造了商业活动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的各种发展轨迹。Aoyama比较了日本和美国零售商业的发展史，认为一个社会采纳技术的方式往往依赖于历史，B2C交易尤其受到原有零售商业特征和结构的强烈影响[51]。美国零售业采用的战略是传统商店开发电子商务销售商品，而日本便利店采用的战略是在传统商店里借助网络销售商品。后者通过邻里街角店接入电子商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网络接入的不平等，同时也为传统面对面零售业的改善提供了一个好的途径[52]。

4　重新审视两种空间的相互关系

经济地理学对互联网的研究集中于技术、产业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如何，我们在全面理解网络空间之时，不能忽视空间的作用。事实上，有关网络空间和其它虚拟空间的许多地理学问题才刚刚开始被关注。当地理学家在审视网络空间和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时，与一般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是由地理空间提供了界定原则，从而塑造了网络空间的结构。尽管信息技术可以消除地理空间距离，实现即时的信息交流，但是这些所谓“无拘束(Footloose)”的网络空间活动仍然依赖于地理空间的约束。总之，地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辨证关系，也就是说两者是不能完全替代的。

网络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思考信息时代的地理关系的新方法。但是如果把太多注意力局限于网络本身，而忽视对网络形态、结构和关系形成因素的分析，这是相当危险的[53]。其结果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把地理场所简单地理解为全球网络的节点或中心。事实上，网络空间本身也具有内在差异性，它们的形状和结构往往成形于地理空间过程。因此，虚拟空间是由地理空间塑造的。当然，虚拟空间能够挑战地理空间的逻辑。网络空间在全球传送实时信息和数字化商品之时，很明显已经产生了新的区位形式，因为信息商品可以用很低的组织和边际成本销售于全球市场[5，43]。

总之，互联网的物理基础设施具有历史依赖性和地理差异性，两种力量塑造着虚拟空间和地理空间之间的交互态势。网络空间存在明显的柔性，支撑网络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则需要大量的固定沉没资本投入，两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于是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偏向于大都市区和技术禀赋国家，最终导致了目前网络空间活动的经济地理格局。如此，网络和地理空间、真实和虚拟场所日益相互融合和依赖。正如Aoyama与Sheppard所说，“这更像是经线和纬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然而，我们对于它们是如何编织出来的，它们的颜色、纹理和式样还知道的很少，因此需要更多的地理学家更深入的研究这一快速变动中的通信技术”[53]。

5　研究展望

首先是网络空间的通达性研究。通达性的传统定义是着眼于地理邻近性之上的，而虚拟世界往往忽视物理空间，虚拟交互的“成本”与地理区位的关系似乎并不明显。因此，研究虚拟空间的通达性就需要从信息通达性的角度来考虑，其关键是如何测量互联网中的空间距离。或许我们要用不同类型的距离(如效用距离、隐喻距离和积分距离等)来替代传统的物理距离。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来进一步分析影响信息通达性的主要因素。

篇（10）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它所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虽然经济地理学家将人类的经济活动看作是如同地质活动、气候变化等一样的地表现象，但该学科的宗旨却是研究如何使经济活动更符合自然、地理的规律，符合亘古不变的发展原则，如何在固定的地理因素上发挥其效用的最大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教育也不外乎是一种经济活动和行为，并已经纳入“准公共产品”的范畴。从这个角度考虑，用经济地理学来分析不同地区间高等教育的区位差异、资源差异乃至水平差异等等就理所应当了。这也可以说明笔者为何将长三角高教一体化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一区域性教育发展战略视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并加以解释了。将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应用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国内外已经有先驱在进行尝试，并衍生出“高等教育经济地理”的思想，力求将高等教育学与经济地理学相结合。正如荷兰蒂尔堡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罗伊·拉坦（RoelRutten）曾经所作出的断言那样：“高等教育经济地理研究正徐徐拉开帷幕。”

二经济地理学六大原理对长三角高教区域特征及战略规划的解释

长三角地区的这一高教一体化战略是从针对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一系列创新性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开始的：三省市率先进行区域性教育合作法律法规建设；率先探索高等教育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和办学模式改革；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建立优质教育资源数据库、网络平台；建立高水平教育资源对等开放联盟、共建长三角地区高校课程联盟；在长三角地区开放教育市场，鼓励民间投资等等。

基于以上具体措施，长三角高教综合改革试验区计划通过教育联动区域覆盖面的“三次扩张”战略，以逐步扩大长三角教育合作及联动发展区域。即从主要城市的率先合作和联动发展，逐步扩展到长三角全区域；从部分领域的单项合作扩展到众多领域；从提升区域内部的联动发展水平，通过扩大合作及辐射范围，形成教育联动发展上的“泛长三角区域”，从而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

经济地理学的几个重要核心理论，包括区位理论、区域空间结构（集群）理论、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其中之一是比较优势理论）、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理论、人地关系理论以及经济的全球化理论，一般用于解释普通地理实体经济活动。同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对高等教育尤其是空间集聚的高等教育组织行为进行相应的阐述和论证。因此，本篇文章关于长三角高教一体化综合改革试验区战略的经济地理学阐释便从以下几个理论进行。

1区位理论———长三角占据优势区位，有助于整合优质教育资源

区位是经济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名词，不同于“位置”，是在其上兼有“布局、分布、位置关系”等方面的含义，强调空间概念。[1]区位理论是该学科的核心理论之一，其思想在于两个方面，即人类活动的空间选择和空间内人类活动的有机组合。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因此，对于这些活动场所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区位条件和区位因子。引申至教育领域，排除能源、资本等区位条件，高等教育活动同时具有其区位因子，如人口、生源、经济、政治、文化、交通、信息等。综合二者，一个具有良好区位因素的区域会对其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是高等教育机构设置、分布等需要充分考虑的重要因素。长三角地区土地、人口、GDP分别占全国的1%、6%和20%，可谓富庶之地，其区位条件可见一斑。

高校生产与分配的是知识，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从空间区位选择的角度来说，高校应该是一个综合指向型的部门，这与工业布局中单纯根据其产品的性质和生产过程特点而分为原料指向型、市场指向型和劳动力指向型等部门很不相同。[2]省域间的高校布局也就往往综合考虑将文化环境因素、区域经济因素、政治导向因素以及人才供需因素、信息流通因素、科技创新因素等区位因素作为前提，集生源指向、师资指向、政策指向、市场指向等为一体，并因此造就了诸如江苏、浙江的文化大省和上海这样的高科技人才聚集地。江浙沪三地的高等教育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各省市前列，三地拥有“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7所，约占全国总数的18%；国家重点实验室34个，涉及学校37所，占全国高校的30.1%；拥有1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占全国1/4；另外还分布着130个国家重点学科，占全国总数的20.7%。[3]长三角地区所拥有的区位优势将促进其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提速，同时将推动高等教育的协作联动发展，为高校间的合作提供契机，为三省市的高教一体化进程奠定良好的区位基础。

2集群理论———试验区构建高校集群，有助于促进高校校际协作

集群理论也是经济地理学中的重要内容。美国商学院的波特于1990年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最早提出集群的概念：“那些在特定领域内既竞争又合作的互相关联的公司、专业化供应商和服务商、相关产业的企业和有联系的机构（如大学、标准机构和贸易协会等）的地理集中或所形成的地理集聚体。”同样，高等教育的集群不仅要表现出如上述概念所描述的极强的空间效应，还要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保持紧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集群中的各组成要素建立了充分合作机制并形成复杂的地方网络，既提高了整体的协作效率，又建立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实现了“群”的优势，从而增强了集群的竞争力和稳定性。

长三角高教一体化综合改革试验区战略，则正是符合了这样一种集群的思想。试验区的构建，实质上是力求达到让学术资本形成集聚效应，基于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的实际，在努力寻求教育教学的生产要素交集最优化前提下，使合作与竞争共存，实现学术资本的充分共享和流动，从而有效缓解集群内资源的结构性不足，提高资源的整体配置水平和使用效率，使得在人才培养、人才开发、科研创新等等方面实现长三角地区的“高教一体化”与协同、均衡，实行跨省（市）之间的师资共用、资源共享、特色互补、合作共赢，建立跨省（市）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三省市高校间的联合博弈。

3比较优势理论———试验区积累要素禀赋，有助于提高高校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是一个从古典经济学中发展起来并借鉴至经济地理学的概念，它是指一个组织或机构在与其相类似的组织或机构进行对比时所体现出来的优势，因而常常被用于组织或机构在竞争中的特色比较，其内核在于要素禀赋。所谓要素禀赋就是一个组织或机构由于其内部要素的特征所形成的组织或机构的综合品质。[4]在经济地理学中，比较优势理论往往用来解释由于不同区位的内在差异（不同于区位差异）而导致的部门间生产分工和资源流动甚至贸易差异等等。

与其他参与经济活动的地理实体（如企业）不同，高校是进行教育和培养人才的组织，它所“生产”出来的是知识和人才。那么它的要素禀赋包括课程、学科、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财政资源、管理体系等。因此，基于不同的要素禀赋，高校的比较优势在宏观角度上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微观上科研又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教学则包括教学条件、教学方法、培养模式等，其中高校最重要的比较优势还是在于学科建设上。在我国迈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需要的是更多层次不同，各具特色的高校进行人才培养，包括公办、民办以及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的学校，需要所有大学发挥多学科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实现学科交叉融合，开辟新的学科生长点。

从2010年上半年国家教育部鉴定与上海共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战略合作协议；特立江苏省高等教育改革试验区、浙江省民办教育改革试验区等一系列的政策视角上看，两省一市的高等教育一体化将摒除体制障碍、整合优质资源，给拥有相似优势学科的高校间提供更多交流协作的平台，三省市教育部门将制订统一政策，建立统一的“长三角高校优质课程库”和实时查询平台，使学生随时随地查询不同高校之间的课程和学分交换和共享计划，从而从整体上增强长三角地区高校的教育科研水平。这种高校间内化的比较优势将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其成功经验更可推广至全国，推动我国高等学校办学市场的良性竞争。

4人地关系理论———三地高校融合共通文化，有助于引领多元价值取向

人地关系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问题。由于人类的参与，地理环境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这其中，文化的传统对于经济现代化模式和产业结构的构建及调整已经或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注重人力资源素质提高和人文环境建设，这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奇迹的奥妙之所在。因此经济生活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和文化的，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

我国也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倡导发展知识经济和增强人力资本累积，并认为知识经济可以推动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无一不是强调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学的文化与制度转向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其认为社会文化根植于经济活动，并推动经济制度调整。作为先进文化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大学的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直接和间接引领了区域社会人文环境的构建，并最终影响地区经济建设。概括起来，高等教育在促进地区文化建设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学习氛围、价值取向等对地区的强大辐射作用传播先进文化；二是通过大学的文化批判和反思精神推动区域主流文化的形成并创造新的文化。

江浙沪三地文化相通，同属于吴越文化圈，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紧密的地缘关系和经济社会联系，改革开放后又处于先期经济贸易全面开放的地区，传承了悠久的历史文化并受到外来思想的浸润，其高等教育也因吸收了多元文化的元素而蓬勃发展。文化上的高度融合以及学术思想上的相互碰撞，不仅可以为实现高教一体化综合改革提供人文基础，相应地，实行综合改革后的高校一体化更可以通过发挥文化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倡导尊重差异、包含多样的社会文化建设，摒除之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因过度注重效率而产生的种种负面影响，推进和谐文化环境的形成，使教育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关键力量，实现长三角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5区域产业结构理论———试验区明确高教结构，有助于促进区域产业完善

区域是经济地理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区域的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经济地理学中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把区域产业结构看成是一个资源的“转换器”，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投入的各种资源和要素经过产业结构的转换，就生产出了所需的产品，实现了价值的增值。所以，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它的区域结构包括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和布局结构等。要实现一个区域产业结构的高度合理化，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则必然需要通过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规格、质量、水平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区域产业结构的布局、影响到区域创新的能力、布局结构等，即高等教育的区域结构要与地区产业结构互补，制定科学的发展策略，加强区域内高校合作，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以点带面，促进高等教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利用人力资本实现双赢，而高等教育在这过程中既是输出者又是受益者。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高教一体化战略也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被确立和执行的。

高等教育通过与区域产业的结构互补，进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长三角地区的现有经济优势也会为整个地区高等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提供强大支持。这无疑是该综合改革试验区战略的一项重要价值支撑。与此同时，研究还发现高等教育投资与产出之间存在空间的溢出效应，应用于此，尽快做强长三角高等教育，就能有效扩大这种溢出效应，进而形成高等教育发展极，实现规模经济，辐射并带动其他周边省市的整体高等教育水平提升。[5]

6全球战略———三省市规划战略步骤，有助于实现教育国际思想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动，生产过程和服务所涉及的地域不断向全世界扩展，从而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的过程。

在高等教育领域，其全球化是需要经历从地方化至区域化再到国际化，这是高等教育从封闭的地方教育走向交流频繁的全球教育过程。[6]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是其的最佳体现。该进程以建设欧洲高等教育区为目标、以“促进师生流动、调整学位结构、建立资格框架、加强质量保障、增强社会融合”等为主要内容，以“提高欧洲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为宗旨，赢得欧洲46个国家的积极响应。[7]仅就参与国的广泛程度与改革所涉及的深度而言，“博洛尼亚进程”堪称是欧洲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并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8]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要求其打破传统的条块分割，在区域范围内通过市场机制实现高等教育资源和其他资源的优化组合，从而促进区域内高等教育与区域环境、人口、政治、经济等的协调发展，这一理念与当前江浙沪改革实现高等教育一体化的目标是相一致的，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地方化已经较为成熟，实现区域化迫在眉睫。以往对于高等教育区域化的界定，就是在“省”为教育区域的前提下，由过去的中央一级办学变成中央、省两级办学，其宗旨在于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内部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长三角的试验改革在此基础上又提升为三省市的联动协作，将区域化向国家化推进。由此可见，作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全球化推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这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也提供了启示，国际环境的不断改善，促使了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等方面因素的推动下将国内的高等教育融入到国际化中去，而长三角的改革试验区正是这个过程中的第一步，也是至为关键的一步。

总之，早在2008年国务院就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牵头，江苏、浙江两省教育行政部门及研究机构组成的“长三角地区教育联动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通过跨区域召开座谈会、走访调研等实证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高等教育的一体化发展一方面是一项立足民生的项目，另一方面又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重要工程。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带动作用，必然起到模范作用，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综合发展，平衡地区间高教资源的不均衡，优化教育产业结构，促进地区间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从而增强我国高等教育总体水平，其必然的良好结果足可预见。

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阐释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战略，只是众多学科视角中的一项。对于如此之意义深远的改革项目，单纯从某一个理论观点出发去解释也是远远不够的。教育作为强国大计，关系到经济、社会、政治等等方方面面。就此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就应从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乃至心理学、生态学等多方进行研究论证，从而更好更合理的规划、实施。

参考文献

[1][4]许长青.高等教育经济地理:理念与实践[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5(1).

[2]李萍.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6.

[3]余秀兰.分工与合作:促进长三角高等教育新发展[J].教育发展研究，2004(1):8-9.

[5]龚放.整合与联动:打造长三角高等教育发展极[J].教育发展研究，2004(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