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心理学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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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篇（2）

由于偏远地区的经济落后，教育条件较差，导致了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从小的学习基础较内地学生而言比较薄弱，自助学习能力较差，同时由于语言的差异，使得他们的听课效果也十分不佳，因此这些少数民族学生普遍存在着学习困难。

2、民族信仰强烈，存在小群体性

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具有强烈的（例如佛教、伊斯兰教等），因此这些少数民族学生与内地高校中的汉族学生有着信仰、文化的区别较难融合，因此他们同一个民族的学生在学校中就会形成特殊的小团体，如果不妥善管理这些小团体，就严重影响到民族之前差异的融合，不利于校园的安定团结。

3、融入适应性差，心理承受能力弱

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内地高校后，首先面临的是生活环境的明显变化，由于他们的饮食、作息习惯与内地学生差异较大，使他们融入宿舍、班级的集体生活形成一定障碍；同时，他们的汉语应用能力普遍较差，与同学和老师的沟通不畅；学习基础和能力较差，导致学习成绩不够理想，以上的诸多因素都导致少数民族学生融入内地大学生活不理想，他们的心理承受力较弱，不少学生会不自觉地滋生出自卑、嫉妒、逃避、倦怠、不满甚至抵触情绪。

4、自我要求较低，理想目标模糊

新疆、等偏远少数民族学生深知国家对他们的照顾，无论所学什么专业只要毕业回家乡考取公务员就可以轻松就业，加之他们学习基础差，学习能力弱，学校对他们也有照顾政策，因此他们普遍对自己要求较低，理想目标模糊，多数学生在校处于混日子，只要能够毕业就行的状态。

二、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创新存在的问题

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高校进行招生是近些年逐渐增多的，因此内地高校针对少数民族的教育管理工作一直处在不断探索过程中，虽然近些年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中的不适应、成绩差等多方面的问题已经引起学校的重视，但是在教育管理中基本上还是保持和内地汉族学生统一的管理方式，即使有资助政策的倾斜，但却无法形成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教育管理体制。

三、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创新研究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

为使新疆、等偏远少数民族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了解国家对他们的关爱和照顾，内地高校应该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有所创新，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入少数民族地区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日益的变化，使少数民族学生充分感受国家的关爱及家乡对他们成才的需要，激励他们形成远大的目标及努力学习的动力。

2、日常管理工作的创新

（1）建立少数民族学生信息系统。新疆、等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由于民族信仰强烈，存在小群体性，因此对他们的日常管理不能与普通内地高校的学生一样对待，需要建立少数民族学生的信息系统，系统中内容需要更加详实，囊括学生的家庭、个人以及在校的所有信息并及时更新，保证能够时时了解这些学生的信息及动态。

（2）特殊政策与严格管理相结合。为照顾新疆、等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能够使他们尽快融入内地高校生活，顺利完成学业，内地高校都有针对他们的特殊照顾政策，但这些政策有时造成了少数民族学生对自己放松要求，不听课、旷课甚至出现严重违反学校校规校纪的情况，因此针对这些学生的日常管理更应该严格，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给予关心及特殊政策的照顾，但他们违反校规校纪时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处理，不能纵容包庇，要让他们养成规范自己行为规范的习惯和能力，这对于他们成才以及学校的安全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校园文化活动创新

由于新疆、等少数民族学生具有的小群体性无法避免，因此在日常工作中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开展少数民族的校园文化活动。创建学院的少数民族社团，由学院负责少数民族管理的老师作为指导教师，依托少数民族社团及学院学生会，开展体验民族生活，了解民族传统，学习民族语言等具有特色的民族间互动活动，并使活动常态化开展，使少数民族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大学的快乐并有所收获。

4、心理健康教育创新

（1）开展朋辈辅导工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十分重要，时刻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有利于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帮助他们解决心理困惑。而针对他们年龄的特殊性，避免部分学生逃避与老师谈心，辅导员应该开展朋辈辅导员工作，由每个班级的助理班主任（学生会高年级优秀学生担任）担任该班级的朋辈辅导员，学院对他们进行统一培训，由他们关注班级学生的日常的思想变化，用朋友的身份走进学生内心，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应该投入更多的关心与关爱，帮助辅导员进行心理健康的疏导。

（2）辅导员定期谈心工作。辅导员应该定期与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谈心，谈心之前通过班级朋辈辅导员及班级干部了解这些学生的近期表现及心理状态，具有针对性的进行谈心工作，要将自己对他们关心和关怀融入每次谈话中，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困难与诉求，帮他们解决生活、学习、情感等多方面的困难，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5、帮扶资助工作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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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贵州省大众传媒和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相配合，贵州省应大力发展民族新闻传播学，这也是与其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势头相互助长的。

一、大力发展民族新闻传播学是贵州省文化旅游业的直接呼唤

贵州省之所以能将其文化旅游业做得象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样，是因为其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具有丰富多彩、神秘独特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依托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贵州省不断推出精彩缤纷的文化节，慕名前来旅游的海内外朋友们络绎不绝。例如：全国苗族侗族原生态文化中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于2007年7月23日--8月3日成功举办了“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艺术节”，成了黄金暑期海内外游客关注的焦点。多元民族文化风情得到了绚烂的展示——凯里民族饮食文化节、施秉杉木河漂流节、雷山西江、郎德苗族吃新节、镇远古城文化节、黎平侗族喊天节、锦屏隆里古城舞龙节等文化旅游产品既展示了多姿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又大大推动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尽快转化成为经济优势。

但这种经济优势的实现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巨大作用。倘若没有大众传媒的报道和宣传，贵州各少数民族及其原生态民族文化就失去了向大众展现自我风采的平台，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这些丰富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跟以往的封闭状态一样，“藏在深闺人未识”，这样的话，文化旅游业又从何谈起！由此可见，大众传播媒介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搭建了一座通往市场的桥梁、也为海内外广大游客认识贵州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大众传媒及时、精彩、有效的信息传播，可让国内外的受众们尽情感受贵州各民族风采，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走进贵州。例如：在7月23日-8月3日的“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艺术节”中，海内外媒体100余家、记者400余名前来采访报道，其中中央电视台、日本《朝日新闻》、香港《大公报》等均是受众面广、影响力大、权威性高的知名媒体，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记录和报道这一大众狂欢的民族文化艺术盛况，势必让更多的海内外人们欣赏到贵州黔东南独特的生态风光和民间文化，“原生态文化中心”的形象也会因此而大名远播。

依靠“民族文化→大众传媒报道→游客被吸引前来旅游”这一运转模式，贵州省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旅游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贵州在全国知晓度排位已经从2004年底的26位上升到第10位，慕名到贵州旅游者络绎不绝。”

大众传媒在贵州省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中功不可没，而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巨大的宣传作用，从而进一步扩大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影响力，我们非得下大功夫研究民族新闻传播学不可。只有把那些新近发生的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有关的新闻报道的规律掌握了，我们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呐喊”、最大限度地让它们发挥威力，从而让贵州经济尽块地“飞”起来。一句话，现实呼唤着贵州去大力加强其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

二、大力发展民族新闻传播学是改变贵州省新闻传播学研究力量薄弱的迫切需要

目前贵州省新闻传播学研究力量相当薄弱。主是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 研究机构缺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身为贵州省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致力于探讨富民兴黔事业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可到目前为止竟未设置新闻研究所，这与当前新闻传播事业在贵州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来说，根本不般配。就贵州省内高校而言，据粗略统计，目前只有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和贵州师范大学3所高校设有新闻学专业，其中贵州民族学院相关专业办得最多、最齐全，在“文学与传播学院”中办有4个新闻学相关专业：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学，贵州师范大学次之，在“文学院”中办有2个新闻学相关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贵州大学仅办有一个新闻学专业，归属于“人文学院”。这些新闻学专业均不“独立”，归并在其他学院之中，所以我们希望贵州省的高校有“新闻传播学院”出现。除此之外，省内三所高校的新闻学专业还有一个特点：创办历史较短，是新专业。例如，贵州民族学院的新闻学创办于2002年、广播电视新闻学创办于2001年，贵州师范大学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创办于2006年--是最新的专业。新闻研究机构过少，远远不能满足目前形势的需要；新闻研究机构过新，又只能说明研究力量尚在起步、还不够成熟。2. 研究人员匮乏。贵州省新闻传播学研究机构少且新的一个重大原因便是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太少。目前，贵州省尚无一位新闻学界的知名学者，这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让人欣喜的是，贵州大学成功申办了新闻学硕士点，于2007年开始招生，可硕士生导师只有2位，在国内的新闻学界尚无太大影响力，所以说研究力量仍是十分薄弱。贵州民族学院虽然新闻学相关专业办得最多，发展最快，拟创办“新闻与传播学院”，但这个学科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太少，师资力量还待加强，所以说引进人才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3. 研究成果太少。由于上述2点原因，造成了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太少。国内的新闻学核心期刊，如《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很难见到我们贵州学者的文章。在贵州省新闻学研究队伍中，发表的文章涉及到贵州民族新闻传播的又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但这方面的成果又非常重要--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新闻传播的巨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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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B

[基金项目]该文是2013年伊犁师范学院教学改革项目（NO：JG201238）：《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程专题化教学改革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宗永平（1965.11-），男，浙江义乌人，硕士，新疆伊犁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与新疆民族宗教问题研究。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是新疆高等学校开设的地方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从2008年开始，根据新疆教育厅思政处的要求，新疆多数高校开始逐步实施专题化教学，几年来，经过多轮专题化教学实践取得了较好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使专题化教学在《教程》课程中充分发挥作用，有必要进行深入探究。

一、《教程》课专题化教学取得的成绩

（一）专题化教学较好地解决了“教学内容多、教学课时少、教学任务重”的问题

现行的《教程》课不仅涵盖新疆“三史”即新疆地方史、新疆民族史、新疆宗教史的内容，还包括民族理论与政策、宗教理论与政策的内容以及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等内容，加上绪论和结束语，共有12个部分内容。由于教材教学内容多，在实际教学实施过程中，遇到节假日、学生劳动以及特殊假期等情况，经常造成教师完不成教材内容的情况；该课程总课时为54课时，有的高校调减到了36课时，在有限的课时内，还要安排实践教学等教学活动，难度是相当大的。而专题化教学较好地缓解了“教学内容多、教学课时少、教学任务重”的问题。将原来的12个部分内容整合为几个大的专题，突出讲授重点难点知识，通过以点带面，着重解决学生在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和历史观方面存在困惑和疑难问题。比如：将教材中的第一章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章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聚居与开发的地区、第三章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这三章内整合为“新疆三史”这一大的专题，着重回答三个问题即为什么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什么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聚居与开发的地区？为什么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这样既完成了规定的教学内容，又满足了学生对相关问题的解疑答难，而且突出了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二）专题化教学较好地解决了教师集体备课、合作授课以及自身知识结构不足的问题

由于《教程》课程的公共性，教学班级多，许多高校专职教师不足，因而出现了许多从事《教程》课教学的兼职教师，他们在短期内，凭个人之力要深入透彻地理解，消化《教程》课内容具有较大难度，在教学质量上兼职教师的教学质量总体不如专业教师。专题化教学的实施，注重了教师的集体备课和合作授课的作用，教师们通过集体备课，说课，听课、合作授课等方式，围绕某个教学专题，凝练教学重难点，提供教学案例，交流教学技巧，提供教学经验，不仅提高了自身的专业素质，加强了教师间教学交流，而且有利于教师对专题进行深入钻研，形成教师间的竞争机制，提高教学质量，真正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取得入脑、入心，有助于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凸显教师的主体地位，克服教师自身专业知识结构不足的问题。

（三）专题化教学让“教”与“学”双主体得到了较好的展示与发挥

现行的《教程》课大多数是大班合堂授课，由于授课人数多，课程理论知识多，内容较为抽象，如果教师照本宣科，很容易引起学生逆反心理，一般公共课学生逃课率较高。有些学生即使身在在教室，不是上课睡觉就是在玩手机或者做其他事情等。而专题化教学着重以热点和难点问题为核心，主动去引导学生进行问题的思考。作为教师而言，专题化教学要求教师必须熟悉掌握相关的教学案例，去消化热点和难点问题，想办法采取多种方式让学生寓教于乐，让课堂活跃起来，使教师教学的主动性得到增强，教师的主体地位得到较好的展示与发挥发挥。作为学生而言，专题化教学注重了学用结合，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帮助学生解决了许多思想认识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比如：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正常宗教活动与非法宗教活动的关系、民族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国家集中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既是学生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也是教师必须予以正确回答的问题。

（四）专题化教学让教师和学生对所教所学课程的科学研究水平得到了提升

专题化教学一改过去简单的问答式作业，大多采取的是课程论文的方式或撰写调查报告的方式。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能够更多地发现研究的兴趣点、有益于提升自身的科研水平。而学生通过撰写课程论文、调查报告，让更多的学生主动参与到课程学习研究之中，使学生的科学研究水平能够得到较好地提升。

二、专题化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实施专题化教学中，专兼职教师之间、民汉教师之间、新老教师之间教学水平教学质量呈现较大差距

从专兼职教师之间看，专职教师经过多年课堂教学的锻炼，对问题的理解把握比较到位，往往能够抓住问题的焦点，而大多兼职教师较少涉及该领域教学，有的甚至是第一次从事课程教学，在专题讲授时往往拘泥于书本或课件，照本宣科者多，灵活运用的少，存在教学水平高低的位差。

从民汉教师之间看，现在学校要求民语教师全部使用汉语教学，但在实际教学中，民语教师汉语水平呈现梯次差距，对问题的理解往往未达到汉语思考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的深入。而年轻的汉语教师由于授课经验缺乏，仅有授课热情，缺少教学的经验，也往往导致教学处于浅层次水平。

从新老教师之间看，新教师教学经验缺乏、知识储备较少，在上课过程中，往往出现心有余而力不从心现象。老教师教虽然教学经验丰富，知识储备较多，但是多数拘泥于传统教学，排斥多媒体教学等情况，教学水平经常出现高高低低的现实差距。可以说在高校最受欢迎的教师是从事公共课教学的教师，但非议最多的也是从事公共课教学的教师，教学水平教学水平和质量呈现较大差距。

（二）在实施专题化教学中，民汉学生中间出现理解能力、概括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欠缺现象，学习成绩，学习兴趣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结构和金字塔式结构现象。

由于专题化教学改变了教材原有的章节目顺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有机的整合，要求学生对书本知识进行综合概括总结，但是随之而来，学生中产生了理解与记忆、教与学的矛盾。对汉语学生而言，由于习惯于传统思维，对公共政治课，抱着平时不用功努力学习，到时突击死背硬记过关心理。对课程学习兴趣不浓，没有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存在平时不努力学习，期末考试成绩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结构，即成绩优秀者少，不及格者少，中等成绩偏多现象。对民语学生而言，由于跟不上教师上课节奏，普遍反映在书中找不到所学内容，产生消极厌学现象，加之现行实行汉语授课，不少民语教师汉语出现表达能力局限，对问题理解不到位，教学针对性不强，缺乏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缺乏案例教学，新的教学信息接收滞后等情况，造成不少民语学生，对所学课程要么概括不到位，要么理解不深，要么不感兴趣，要么认为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导致学习兴趣缺乏，学习成绩普遍偏低，呈现学习成绩，学习兴趣金字塔式结构状况即上小（成绩优秀者少），下大（不及格者多）现象。

（三）在实施专题化教学中，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化教学手段未能做到有机结合，存在重多媒体辅助教学，轻课堂知识传授，轻实践教学等本末倒置现象。

专题化教学中，现在的教师大多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如广泛使用PPT、视频、音频等，但是多数年轻教师产生了对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严重依赖性。有的教师把课件当做“电子黑板”，甚至是照本宣科；有的当做是播放器，随意播放视频资料，而忘记了多媒体教学仅仅是辅助教学的一种手段，存在本末倒置现象即在重视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同时，忽略课堂知识传授的主要功能，往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现在多数使用多媒体教学的教师，存在较少使用板书或没有板书习惯，即使板书也缺乏规范性，严肃性。遇到突发事件，如：遇到停电情况，不能有效组织学生正常教学，没有做到传统教学手段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有机结合，导致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不断涌现。

（四）在实施专题化教学中，实践教学活动开展滞后，难度较大，经费难以保证，实践育人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由于《教程》课是典型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仅仅书本知识的理论学习，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因而实践教学成为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提升学生兴趣的主要途径之一。而新疆当地有着丰富的课程资源，为实践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土壤。但是实践教学活动开展滞后，组织学生到户外开展实践教学活动难度较大，最大的困难在于学生人数众多，安全难以保证，实践教学经费常常无法解决，往往导致教师不愿组织学生到户外开展实践教学，只能组织学生做一些课堂实践教学活动，没有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实践育人功能。

三、专题化教学的对策建议

（一）专题化教学的对策

1、在教学的针对性、时效性上下功夫

《教程》课专题化教学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各高校应当紧密联系本地实际，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加强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首先要端正指导思想，始终把提高各族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真正把教学的根本着眼点放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觉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上。加强专题化教学改革的针对性、实效性，必须抓住核心问题，通过教学，教育引导学生树立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增强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思想。可以说，对“五观、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了解把握与否，是《教程》课最大的针对性、实效性的试金石。

2、在教学的感染力、说服力上下功夫

《教程》课教师课堂教学语言表达能力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学生对知识吸收的程度和学习的积极性，关系到教师教学效果的好坏。有的教师由于教学语言生动形象，讲课有声有色，教学效果就好；有的教师由于词不达意，言不传情，因而教学效果不佳。教师的语言表达，直接影响着教师在教学中主导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学生接受知识和培养思维的能力。教师在教学中，教学语言要有感染力、说服力，需要用情感来激发学生的思维，语言要新鲜活泼，富于激情，声情并茂，生动感人，使学生在情感的熏陶中学到知识、受到启发。教师还有必须善于运用教学案例去激发学生的学习思考积极性，引导学生寻根究底，才可能使学生真懂、真信。

3、在教学的吸引力上下功夫

实施专题化教学，只有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使学生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才能增强教学的吸引力。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以权威自居，应以一种平等的心态与学生交流、探讨，从而使学生主动地接受正确的观点。教师应采取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手段，充分调动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努力做到解决大学生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座谈等形式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学生存在的思想困惑问题，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为此要求教师要在吃准吃透教材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上下功夫、要在讲好重点难点问题上下功夫。从学生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出发来进行授课，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真正触及学生的兴奋点和关注点，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明白，讲得让他们信服，让学生真正感到《教程》课不是在空洞的说教，而是与他们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课程。

4、在教学的方法上下功夫

俗话说：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教程》课专题化教学应当采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使学生坐得住、听得进、学得好，并引起兴奋点和共鸣点。应当提倡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问题式、案例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事例、新颖活泼的形式活跃教学气氛，启发学生思考。要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把专题讲座、课堂讲授、课堂讨论、社会实践、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课程论文和心得体会以及多媒体教学和网络教学等环节和方式结合起来。在教学方法，努力做到：晓之以理，辅之以形，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授之以渔。“晓之以理”，就是要把道理讲透彻，做到概念明确，层次分明，逻辑连贯，重点突出；“辅之以形”，就是要把观点和材料统一起来，把无形的、虚的东西和有形的、实的东西结合起来；“动之以情”，就是要调动师生双方的感情，既以理服人，又以情动人；“导之以行”，就是教师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为人师表；“授之以渔”，就是不仅应该有助于学生较好地接受和掌握科学知识，而且要教会学生学习和应用的方法，即能力的培养。只要教学中情理相融、方法得当，《教程》课就一定能够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程

（二）专题化教学的建议

1、加大对专兼职教师的专业知识培训的力度，着重解决教学热点、难点等需要关注的新问题和尖锐问题

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加大对专兼职教师的专业知识培训力度，鼓励教师进修、自修、读书、思考、研究，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

当前在《教程》课教学中应当着重解决教学热点、难点问题主要有：一是，学习党的18大精神与新疆面临的风险挑战，二是，认真总结中央新疆工作会以来新理念新思路以及经验和教训，三是，围绕党的18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结合新疆实际，思考分析新情况新问题，明确应采取的措施迈上新台阶；四是，坚持把“一反两讲”（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新疆精神”、“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渗透到教学中去；五是牢固树立发展（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稳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坚决制止三非活动（非法宗教宣传品、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宗教网络传播活动）。

2、发挥教研室的作用，加大集体备课的力度，集体研讨专题化教学内容

教研室在每一个专题讲授前，召集教师开展集体备课，对所要讲授的内容进行集体交流，通过集体备课，突出主线，明确重点难点，集体编撰《教程》教学案例汇编，防止一些老师讲课中涉及案例的主观性随意性，通过集体备课交流，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的答案。

3、发挥专兼职督导在督学督教中的作用，建立民汉教师结对子制度

应当充分发挥学校院系两级专兼职督导的作用，通过随机听课、现场检查，组织学生评教、进行座谈等方式，对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与教师交换意见，对教学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树立先进典型，鞭策落后，推动教学观摩活动开展，积极发挥督导在督学、督教中的“检查、督促、指导、参谋”的作用，这样有助于督促教师自加压力，努力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同时根据对民族地区院校的实际，建立民汉教师结对子制度，通过教师之间相互听课观摩学习，以老带新，以强带弱，取长补短、不断完善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教学水平。

总之，近年来新疆高校“教程”课专题化教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专题化教学中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应当在教学实践中妥善加以解决，通过探索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专题化教学的新路子，不断推动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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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篇（6）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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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韦勒克、迪塞林克等人的批判之后，同时受益于萨特的存在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比较文学形象学实现了由传统向当代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就是，对于“形象”的理解发生了重大转向。

莫哈在《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一文中指出，“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在这三点中关注的重点不同，其结果必将迥异”［1］(P25)。而在这三种“形象”中，莫哈认为，第三种“形象”在形象学研究中没有意义。他认为，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必然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而不能仅从作家个人的特殊感受来理解形象的全部意义。“即使是那些不承认、蔑视这种关系的精英们，他们的态度本身仍然表现出了与社会的一种关系。”如果将形象仅仅理解为“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就有“虚设文学、将它与社会语境割裂开来的危险”。研究作家创作的异国形象，“是所有形象学研究的必要阶段”，但“非唯一的阶段”［1］(P26)。

所以，形象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前两种“形象”。下文将着重指出，形象学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异国形象”的理解完全不同。传统形象学对“形象”的理解偏重于前者，认为异国形象是对客体的再现，即对现实中的作为被关注者的异国的反映和表现。而当代形象学对“形象”的理解偏重于后者，则认为异国形象是主体的建构，是由作为注视者的作家及其所处的民族、国家、文化等的合力创造。

一、传统形象学：形象是客体的再现

莫哈认为，如果将形象理解为“异国的形象”，“就会更强调形象的现实性，这就是同意基亚的观点，认为‘形象总是某某事物的形象，总要与它或多或少忠实再现的现实保持联系’”［1］(P26)。莫哈强调，将文学中的异国形象视为“现实复制品”，“以此来了解异国情况”，是十分危险的，“形象学的研究方向就转向了民族心理学”［1］(P26)。以卡雷、基亚为代表的传统形象学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形象”的，他们的研究确实面临着上述问题。

在《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这本传统形象学经典著作中，卡雷指出，“从斯达尔夫人时开始，我们对德国形象的认识就是不符合时代的”［2］(P110-111)，“很少有什么作家愿意从德国本身来了解和认识德国”［2］(P112)。由此可知，在卡雷的形象研究中，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前提，即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是“对异国社会（缺席的客体）的表现”［3］(P9)。基亚也认为“形象总是某某事物的形象，总要与它或多或少忠实再现的现实保持联系”［1］(P26)。卡雷和基亚的这种关于形象的理解方式，在传统形象学中具有代表性。

这种形象符合休谟的想象理论。在休谟的理论，形象“从在场弱化的意义上说，它只是感知的痕迹”［1］(P27)，“趋于此端的形象，被看做弱印象”［4］(P43)。就是说，形象是对异国的复制和摹写。异国形象如果真实，那么这个异国就必须真实、在场，异国形象是对异国的如实再现。保尔?利科在《从文本到行动》一书中指出，这种形象实质是“再现式想象”，“再现的对象是缺席的或不存在的事物”［4］(P43)。就是说，传统形象学视域中的异国形象，只是“作者所感知的那个异国的复制品”，是“复制的想象”［1］(P27)。于是就有问题：这种“感知”和“复制”的异国形象，是否符合异国的历史实情。自然地，异国的历史实情，就成为了判断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真实性和价值的原本和依据。而传统形象学所要做的，就是评估异国形象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异国的历史实情，并分析原因和影响。这种研究很容易溢出文学研究的范围，变成民族心理学和国家关系的研究。

二、当代形象学：形象是主体的建构

莫哈认为，若将文学中的异国形象看作“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即意味着“将对异国的文学描写视为一种创造或再创造”，是作家和他置身其中的那个民族（社会、文化）合力创造了这个形象。

这种形象实质上是“创造的想象”［1］(P27)，它属于萨特的想象理论。根据萨特的理论，“形象基本上是按照缺席，按照在场的他者构思的”［4］（P43）。萨特是存在主义者。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了一对范畴：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所谓“自在存在”，就是人意识之外的物质性的客观实在，而所谓“自为存在”，就是指人的意识的存在。萨特认为，“自在存在”只是纯粹的事实，没有原因，它的存在完全是偶然的，是孤立的，没有意义。如果非要说“自在存在”有意义，那么，其意义唯一的来源，只能是“自为存在”，即来自人的意识，由人赋予。在他看来，人的意识有个重要特点，就是“意向性”，就是说，当意识指向某物时，就赋予对象以存在的意义。

由此推知，作为客观存在的异国，如果它没有进入一国的关注，那么，不管这个异国实际情况如何，对于不了解它、甚至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的外国人而言，这个异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说是虚无的。因此，作为一种自在存在的异国，只有进入他国人的意识并受到关照才是有意义的。于是，异国形象由此诞生。此时的异国形象，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自在存在”的国家的再现，而是掺杂进了大量来自另一国的观察者意识和文化的成分。确切地说，这个“异国形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作为观察者的另一国的人、社会、民族所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异国形象就是“在场的他者”的建构，体现了“在场的他者”的主体性，是一种“创造的想象”。所以，不同于传统形象学，当代形象学的研究重心就在于弄清楚形象的创造者依据什么来想象和建构异国形象的。换言之，它研究的是“想象的创造者们”，或者说是“造出了形象的文化”［1］(P26-27)。

三、结语

如果说异国是被注视者，是客体，那么，本国（包括作家和社会集团）就是注视者，是主体，双方构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如孟华所指出的，“注重‘主体’可说是当代形象学研究对传统所作的最重大变革，它意味着研究方向的根本转变：从原来研究被注视者一方，转而研究注视者一方，即形象创造者一方。”［3］(P6)

需要指出的是，从传统形象学向当代形象学的这一转变，表面上看是体现了从重视研究被注视者向注视者转移，实则反映了对“形象”的理解的根本转向，并由此带来了研究方法与重心的转移。传统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是对客体的再现，因此研究的重心是异国形象与异国之间真实相符的程度，而当代形象学则认为异国形象是主体的建构，因此研究的重心是异国形象与创造了这种异国形象的文化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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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是一种“文化活动”。心理教育是“文化过程”

文化“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具体一点说，文化涵盖了生产方式、生活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法、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信仰等一整套观念、规定……简单的说，把人变成人、化成人就是文化”。文化包括了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培养、发展人的教育属于文化的制度层面，源自于教育对文化的选择并转化为有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考核方式等具体观念形态的课程属于文化的物质层面。教育是文化的子系统，教育是传递、传播和创造文化的手段和工具。文化通过教育实现人类知识和经验的保存和发展，也促进了人的发展。在这里，文化、教育、个人是一种“生动的循环”，教育“以环绕个人周围的客观文化为材料，使个人心灵获得适当的陶冶”，同时，也“使已有的客观文化体系，由于个人心灵的不断介入，得以更为生动的发展”。教育作为一种为培养个人人格精神而进行的文化活动，包括了文化积淀、文化传递和文化的再创造三个有机过程。通过文化的积淀使以前的文化传统得以保存，通过文化的传递使这种被保存的文化被注入新的内容、赋予新的形态，从而再创造出新的文化。更为简单地说，教育是一种文化活动，但既非单纯的文化传递，也非单向知识获得的过程。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在积淀、传播文化的活动中再创新文化，并把人的内在力量诱导出来，将人的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使人的心灵得以陶冶。

高师公共心理学教学是高师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亦是一种文化活动的具体形态。其过程既是传递、传播文化的过程，亦是对文化进行选择、重组和改造的过程。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内容如何进行选择、重组和改造，既受政治、经济和教育自身的制约，同时又受到文化本身特征的制约。

二、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内容的整合性源自对文化的选择

从文化学的视野看，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是复合的整体，教育的目的则在于教会儿童在不同的人类文化共同体、不同的符号世界之间进行交流、沟通。人作为动物也就意味着他是两个世界的公民：不仅生活在物理及现实的世界里，还生活在理想及可能的符号宇宙里。文化作为一个复合的整体则有着多元性与多样性的特征。一个事实是，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文化多元性的价值，反对把一元主流文化视为唯一合理和正确的，倡导所有文化群体和各种文化类型的文化价值的平等性成为近年来西方国家的一种社会思潮而备受追捧。学校教育课程主要是观念形态的文化，要把它组织转化为学校课程时就需要对其进行甄别及规范的整合、舍取，析出最适合社会需要和学生需要的文化要素成分。这些要素成分要在整体上反映文化的全貌，学生只有接受全面完整的文化才能受到全面完整的教育，也才能获得全面完整的发展。这些要素成分要综合反映出文化的历史特征和时代特征，学生才能掌握最基本的文化要素。

毫无疑义，教育的文化使命这种内在规定与文化的多元生态使高师心理学课程的建设面临着挑战。用单一的文化价值观去统一学生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用“普通心理学”+“教育学心理学”内容拼凑成一本《心理学》教材也显得不合适宜。打破心理学学科分支理论体系的藩篱，以高师生当下与未来文化生活为着眼点，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去整合心理学学科内容，既是教育对文化选择在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内容改革中的体现，也是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内容改革走出困境的出路。

三、高师心理学课程内容的本土化是文化模式差异对教育课程制约的化解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罗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中提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被整合的过程。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些文化特质被选择、吸收，渐渐规范化、制度化、合法化，并被强化为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另外一些文化特征被抑制、排除、扬弃，失落了整体意义和价值。文化的这种内聚和整合就逐渐形成一种风格、一种理想，一种心理和文化模式。文化的这种内在结构及其特征的稳定形态称之为文化模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一个独立的文化世界，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文化价值意义。源于古希腊文化，以宗教神学、科学技术、经济学、法律为基本结构特质，以宗教、自然、物质、法律为价值取向的西方文化，与发端于封闭的黄河流域的千年儒家文化，以个体农业和宗法家庭为基本结构特征，以土地、道德和礼教为价值取向的中国文化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现代科学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期间还有过一段波折。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心理学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是对西方心理学的复制、推介与跟随。一方面，人的心理是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和作用下建构起来的，这意味着人的心理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置身的文化环境。很多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其实亦只是一种假设和猜测，具有或然性。更直白地说，西方心理学也不过是植根于西方文化的一种本土心理学，其学派和理论反映的是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源于文化传统，西方心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力图追随和模仿相对成熟的自然科学，试图研究发现并推介具有普遍性、适用性，超越其本土文化的心理学知识体系，这种学术霸权可能造成其他民族心理学学术思想与教育实践自主性的丧失乃至被殖民化。

同样，我国高师公共心理学开设时间不长。在不少高校里，教师教育专业的心理学还被视为“不那么专业”的公共课。综观近年来高师公共心理学教材版本不少，但推介西方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居多，能真正融入民族文化，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反映地域、民族文化特征的教材并不多见。高师公共心理学内容本土化的路径之一是充分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资源。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心性心理学”、“人性理论”，我国众多先哲对人的心理、人性有着不同的解说。而这些心理理论在西方实证心理学看来未必很“科学”，但中国历史文化心理资料的介绍终究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师范生学会建立心理学与文化、社会资源的关联，这可能是心理学尤其是高师公共心理学研究方法、范式的一种转向。路径之二是高师公共心理学内容与中国教育传统、具体教育实践的结合。其必要性无需赘言，核心乃在于对西方心理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具体教育实践结合点、生长点的找寻。

四、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内容的拓延性是文化变迁在课程中的应然要求

文化变迁就是文化本质性内容的增加或减少并因此引起文化的结构性变化。文化变迁主要是通过文化积累和文化突变两种方式来实现，文化积累就是文化的保存和增加，表现为一个渐变的过程；文化突变是指文化结构性变化，是文化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质的飞跃。文化变迁是一种永恒的社会现象，只有经过不断的文化变迁，文化才能得到创新和进步，社会才能随之不断发展。教育与文化密不可分并处于一种“生动的循环”，文化变迁特别是出现文化突变时，作为教育传递、传播和创造文化的载体——学校课程也必然要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编制、课程实施等方面作出相应的变革，唯有如此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从文化的视角看，教育从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促进人“文化化”的活动。当今，一方面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大爆炸，人类文化变迁剧烈。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产物的人也被深深烙上了时代印记。在此背景下，高师公共心理学进行自觉的文化择优汰劣，在课程内容上进行拓延，构建起具有新的文化结构与特征，能使高师生理解掌握并促进其社会化的内容体系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应然要求。传统的高师公共心理学内容明显存在着两个问题：精致的空洞与解决已解决的问题。当然，日益精细化和专门化是所有学科发展的趋势，但把心理学学科发展的路径作为高师心理学课程内容选择的逻辑，其结果是由于没有对研究结论的梳理和概括又缺乏对具体历史文化时空下人的关注，这样的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内容就成了一堆无序的“碎绸布”，精美而空洞。传统的高师心理学内容大多以普通心理学为基础，大篇幅地讲授感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人类认知理论。当然通过这些基础内容的学习让高师生了解人类的认知过程、掌握认知策略是必要的。但问题是，高师生掌握了这些知识并不等于他们获得了必要的生活技能，高师生掌握了教育心理规律能顺利地从事教育教学并不意味着他能幸福和快乐地生活。因此，唤醒高师生的生命感、价值感，帮助高师生心理自我完善应是高师心理学课程内容改革的拓延而不是遗漏。

五、文化学视野下高师心理学课程内容基本框架

狄尔曾指出：“在文化定义的最核心之处是一种习得的无意识(或半意识)的思想模式概念，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中并得到加强，默默地但有力地形成一个人的经验。”课程作为教育对文化选择的具体形式，既有着承载文化的功能，亦将形塑着人。因此，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目标亦应该是多元化。蔡笑岳等学者就认为其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为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活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和技能的职业发展目标；能服务于学生现实的心理生活，发挥现实心理生活指导作用的现实指导目标；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人性观、人理观，形成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认识的人类自我认识目标。具体地讲，通过高师公共心理学的教学要让学生了解掌握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教育心理规律；学会预防青少年消极心理与行为的发生，引导青少年建立完整人格；激发师范生个体内在力量，陶冶自己的心灵，唤醒自我价值感。

基于以上目标，高师公共心理学应彻底打破过分追求所谓体系完整、结构统一的倾向，在心理学本土化的基础上实现心理学学科内容的整合与拓延。应该以心理规律在教学中的应用、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高师生心理自我完善作为高师公共心理学课程内容体系的三维架构建立起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内容体系(如图1所示)，不应该再是一个在心理学分支学科间徘徊的“流浪儿”。笔者以为，高师公共心理学内容体系包括以下几部分：

(一)导论

介绍心理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主要研究领域以及趋势，旨在为以后具体内容的学习提供一个引导性与概括性的支架。介绍心理的生理基础，重点介绍脑的功能与遗传基因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这部分内容将当前脑科学以及基因研究的最新成果整合进来，有助于学生了解心理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内在联系、学科前沿等内容。

(二)认知编

主要围绕认知能力尤其是高级认知能力，将感知觉、注意、记忆、思维、想象等基本认知成分融于迁移、问题解决、有效学习等综合知识框架中，既有助于学生透彻理解所学内容，形成全面的认知，也为学生学以致用提供保证。

(三)动力编

主要包括需要、动机等理论，着重介绍动机的内在机制及影响因素，并结合实际分析如何调动学生学习动机。该部分将教育心理中的学习动机规律以及学生自身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动机整合到课程内容中。

(四)人格编

主要包括能力、气质、性格等内容。将围绕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群体能力差、气质、性格差异与不同个体能力差、气质、性格差异两条主线分别展开，并结合教育分析如何因材施教。

(五)发展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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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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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中业已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主客二分研究范式与主客同一研究范式。二者的对峙与整合，构成了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完整图像。

1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内涵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是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对立物。主张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来规范心理学。它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人的心理与行为视为自然物一样的认识客体，心理学的研究主体则只是反映客体的一面镜子。主张主体与客体的截然分离，无论是实验操作还是理论构建均应彻底排除研究者的主体性。物理主义(或自然主义、机械主义)的世界观、方法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自然科学取向、逻辑主义与还原主义的研究原则、客观主义研究范式、因果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等是其根本特征。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则强调人、人的心理与行为有着不同于自然物的独特本质，积极追寻心理学的特有研究方式，主张研究主体向研究客体的渗透、移入、融合，突显心理学真理的人性本质。

人本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存在。目的性、价值性、个体性、历史性、整体性等是其基本特征。心理学研究应坚持以人为本，将人的一切特征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积极关注人的自由、价值、尊严，以增进人的自我认识、自我理解进而促进人的潜能实现为根本目的。

问题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主张问题的性质乃心理学方法选择的依据，决定着方法的适切与否。心理学方法论的建构应积极寻求与人的本性相适应的研究方式人文科学的研究取向反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定向，反对以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强调心理学应以人文科学为规范，以人文科学的方法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

直觉主义的研究原则。认为人的本真状态为一活生生的有机体，只有通过非逻辑的直觉体验或内在体悟才能获得完整把握，而逻辑则必然造成对人的本真状态的割裂、歪曲与限制。直觉体验不是从对立面观照人，对人有所规定，而是直接与人的活生生的精神生活融汇共存，舍为一体。它既有领悟能力，又有亲身体证功能，其真理本身具有本真性。

整体主义的研究原则。认为人及其心理、行为均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还原为自然科学一样的假设结构如元素、原子；整体亦不等于部分之和，而是有着部分所不具有的新性质。因此，对整体的理解构成了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心理学应以理解人及其心理、行为为己任，以立足于整体或质的理解与分析为基本方法。

主观主义研究范式。认为心理学的知识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而是有着主观性、历史性、相对性的特点。目的、价值乃至人的整个精神生活不仅应该、而且可以作为心理学的对象；以价值为导向、从价值的观点选取事实并形成问题，乃心理学研究应有的立场；内省、直觉、体验、理解、解释等则为心理学的基本方法。

非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认为人有别于物，有着心理、意识、目的、意志等。人可以独立自主地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决定，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因此，存在于自然界的因果规律并不适于人的心理、行为，目的、价值、经验、意志等应纳入心理、行为发生发展的解释框架。

2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发展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是在批判主客二分研究范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常识心理学对内在体验、直觉洞察的自发运用，宗教、哲学心理学对内省、反省、直觉、禅悟、同感理解地位的自觉高扬，构成了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先驱。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后，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则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成型再到日臻完善的过程。

冯特的“精神科学”心理学方法论及格式塔心理学的现象学方法论可视为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萌芽。在莱比锡大学期间，冯特承继了赫德尔与维柯有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区分。他赋予实验内省法与历史法(即民族心理学方法)以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实验内省法只适于那些与感觉和运动反应密切相关的意识内容的研究，只有在这些简单的心理过程的研究上，心理学才是“自然科学”的，而对于高级心理过程，对于“由种族和民族决定的心理差异”的研究，则带有“精神科学”的性质，必须运用历史的方法才能达到对人类心理的直觉理解。格式塔心理学的方法论则建基于现象学哲学之上。现象学强调摒弃一切先前的理论与假定，直接面向事物本身，它将现象当作研究的出发点，认为现象乃呈现在我们的“直接经验”即意识中的一切东西，现象即本质，而本质是被直观到的。但上述主张井未自觉地高扬人的独特本质并追寻人的特有研究方式，只能视作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萌芽。

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确立、成型与狄尔泰、斯普兰格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狄尔泰不仅以其生命哲学与解释学为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奠定了基础，而且还在其“描述心理学”内具体阐明了其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主张。他认为，艾宾浩斯的“说明心理学”是模仿“原子物理学”的思想，把心理现象归结为心灵的元索的结合，不能认识具体的心理学的现实，如艺术家的创造想象、价值感、义务感、自我牺牲、宗教热诚等等。由于任何心理现象的部分总是深嵌在一个连锁的整体——一个“结构关系”中，因而，心理学应以人文科学为规范，从体验到的结构关系出发，用“分析的方法”去描述和理解它的多个方面，以“描述心理学”或“理解心理学”去替代“说明心理学”。“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心理生活”。而所谓理解，是指通过呈现于感觉中的表现认识其心理生命的过程，是通过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重新体验他人的心境，从而再现他人的内心体验的过程。此后，斯普兰格认为，那种以“意义关系”为特点的整体——整体的人格，才是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当我们不以文化生活的表现而以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个人为出发点时，我们便可找到为数较少的“意义倾向”或价值：经济价值、理论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和宗教价值。并且，根据这六种“意义倾向”何者占优势，可以把人格划分为六大类型：经济型、理论型、审美型、社会型、政治型和宗教型。他特别强调，作为“理解的先验图式”，这六种类型不能用实验法来证明，但能使我们在人同历史环境的关系中，在人与“艺术”、“科学”、“社会生活”等的关系中去理解人，理解人的整体的精神生活。到人本主义心理学阶段，罗洛?梅、罗杰斯等人亦赋予主客同一研究范式以较高的地位。罗洛?梅高度重视现象学方法的运用：“现象学叫人们必须放弃一切先入之见与观念，然后系统地对眼前的资料加以直接的观察和整理”。罗杰斯则主张，对于心理学方法论来说，最重要的是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当作人，当作有主动性、创造性、有自决能力的活生生的个体来研究。心理学应接纳现象学的思考，应该将假设的检验、测量以及诸如此类的经验性、技术性手段及其应用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地位等。心理学研究应遵循以下步骤：通过自身内部的参照系统取得主观知识；把主观知识核对以他人的观察，取得客观知识；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取得人际知识。不止于此，在罗杰斯的倡导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运用现象学观点于心理学研究的方案。按照安斯多的调查，这些方案包括现象学方案，体验方案，现象描述方案等。至此，主客同一研究范式获得了自己的全部特征。但同时亦与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呈现出绝对化的两极对立。试图超越两种研究范式的狭隘，使心理学方法论建设走向完善的，当推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马斯洛主张以人为本去构筑心理学的方法论，主张以“层次整合的思维”看待人的本质或人的心理发展，在层次整合中将为两种研究范式所割裂的“此”与“彼”重新融合为一个新的整体。其基本主张为：整合的研究取向。认为人是整合的人，成熟的思维是“层次整合”的思维，因而强调将自然科学取向与人文科学取向，“物”的研究范式与“人”的研究范式纳入到同一层次整合系统之中；问题与方法的统一。不排斥方法对于科学进步的价值，但主张问题决定方法，方法必须适合于问题，问题与方法之间是统一的。心理学应以自己的研究对象——人为出发点去建构自己的方法论，以人为依据去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与问题；“科学的客观”与“道家的客观”的相容。不否认“科学的客观”对知识的普遍性、客观性的追求，但认为这一以主动干预、价值无涉、感情超脱为条件而达成的客观只适于远离人的自然事物的研究。对人而言，更重要得多的客观来自以顺其自然、价值关涉、感情移入为途径所达成的“道家的客观”；整体理解与分析研究的互补。认为人及其心理、行为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个体的目标、价值、动机等昭显了其心理、行为的整体“风味”，使整体获得了不同于其部分的新性质。因此，心理学研究应致力于个体的目标、价值、动机的把握，建基于整体的理解之上。但这并；意味着心理学排斥分析研究只是这种分析、分类是以对于整体的完整理解为前提、目标。

3主客同一研究范式的历史地位

在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中，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始终引领着心理学的主流，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则更多地为非主流心理学所坚持。但不可否认的是，主客同一研究范式已构成心理学的一道独特风景，在心理学方法论的建构中确立了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