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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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通环节中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与原因分析

1.1 分段监管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2010年2月以来我国实行在食品安全委员会统筹指导下，农业、卫生、工商、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分段负责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统一行动，以达到良好的监管效果。但是实践证明这种监管体制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实际监管中出现的各部门的各自为政以及职能界限不清的体制弊病。原因在于食品安全委员会只是一个议事协调机构，对各部门缺乏统一指挥的权力，想让各部门实现监管信息共享进而实现监管行动无缝衔接就显得不太现实；各部门之间无隶属关系，在监管实践中仍然是各自为政，均不愿主动与其他部门实现监管信息的共享，其结果是各部门在监管中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理以“一罚了之”的简单处理方式为主，很少将食品安全违法事件告知其他部门进而统一行动，以达到良好的监管效果。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将各监管部门的职能得到了一定的整合，监管体制从多段管理到两段管理，近年来的实践已经有力的说明分段管理的模式很难达到良好的监管效果，这次的机构改革未必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1.2 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基本常识普及率不高，使得食品买卖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首先我国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率并不高，他们大多法律意识淡薄，偏远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城市中的农贸市场和农村的集贸市场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销售不合格不卫生食品的现象，他们大多只顾赚取利润，很少或从未想过销售劣质食品的危害以及应负的法律责任。其次我国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不够完善，还存在一些管理漏洞，一些靠批发或零售低劣食品牟取暴利并且对相关法律法规非常熟悉的企业或个人，他们故意在法律的盲区内活动，而依据现实的法律法规又很难将他们予以惩处；这样的事例在食品流通环节中并不罕见。

1.3 实际监管环节中存在信息不对称

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工商管理部门有打击流通领域的走私贩私行为和经济违法违章行为的职责。但在现实中由于工商部门执法人员力量的不足，所以很难充分掌握所管辖区域内的流通领域的遵纪守法状况；城市里人员众多且流动性大，由于执法人员数量极其有限，掌握流通领域全部的食品安全信息实现更好的流通领域的食品监管对于工商部门来说显得力不从心。农村地域广大，食品经营户较分散，基层监管力量明显不足[1]，仅有的几名执法人员走访一遍所有村子就需要一两月的时间，对流通领域的食品监管难度很大，掌握的相关监管信息也是明显不足，很多的批发商就是利用农村的隐蔽性特点从事劣质食品的仓储工作。

1.4 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加剧了各市场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目前工商部门只是对各市场主体进行简单的登记工作，这对不法商贩的监管力度极其有限。在实践中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情况：当工商部门对某一不法商贩查处后，由于社会对该商家的违法行为了解有限，该商家后续的经营几乎不受太大影响。这暴露出我们当前的管理体制的不足：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对市场主体缺乏足够的约束。

1.5 执法信息不公开，使得人民群众与监管部门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执行方式的改革。政府信息公开化是深化行政执行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虽然政府信息公开化的工作已经开展了多年，但从工商部门执法信息的公开现状来说，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相当一部分的信息公开只是流于形式。为了实现更好的食品市场监管，从理论上来说工商部门应该将不涉及保密规定的具体执法信息公之于众，这样一方面可以接受公众的监督，另一方面也对不法商贩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2 加强流通环节食品监管的对策建议

2.1 改革政府各职能部门分段监管的局面，建立信息通畅的管理体制

现代高效的行政组织系统必然是一个信息畅通、指挥统一、权责明确的有机系统，各部门不仅在信息上做到上下贯通左右协调，而且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统一行动。欧盟的统一监管和美国的分类监管启示我们，同一种类产品的全部生产流通环节受到同一部门的监督，这种监管方式在实际的运用中更加有效，并能节省监管成本[2]。鉴于我国食品安全分段管理体制的严重弊病，我们可以借鉴这种按产品种类进行监管的体制，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体制的权责划分明确，可有效避免现行体制中的部门信息沟通不畅的弊病，从而有利于流通环节的监管。

2.2 加强食品安全常识及法律法规的教育，改善消费者处于食品安全信息劣势的局面

鉴于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常识的普及率较低的现状，开展相关方面的教育工作显得尤为必要。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消费者协会要切实负起责任，通过举办多种形式贴近人民群众的活动向公众宣传基本的食品安全常识及相关法律，提高公众辨别食品优劣的能力和法律水平。另外还要加强对市场流通主体的教育工作，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与守法意识，努力使他们自觉规范自身行为。

2.3 建立食品安全流通环节社会监管信息网络系统，实现监管网络的社会化

在当前深化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相关监管部门应该更新管理观念创新管理方式，向社会让渡部分管理职能，建立全民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管电子网络系统，让人民群众参与到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的监管中来。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工商等职能部门因监管力量不足而导致的所掌握的监管信息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充实了监管力量，对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也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可以说社会监管网络的建立对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不法商贩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人民群众在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时候可以积极通过监管网络向相关监管部门举报，这对监管部门实现良好地监管效果来说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为保证社会监管网络系统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机制，如对举报人的保密和奖励制度，采用这些措施将极大地激励人们参与到食品安全流通环节的监管中来。

2.4 建立食品安全流通环节信用体系，从深层次上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局面

食品安全监管只是治本，开发建立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社会信用体系是治本之策。在借鉴银行业系统建立的个人信用档案系统的基础上，工商部门应在对市场主体进行登记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市场行为的信用记录系统，并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方便公众查询，这有利于缓解目前市场经济活动中各市场主体占有信息不对称的局面。相比目前的事后监管模式，信用体系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是诚信记录的公开化使食品流通环节的各参与者占有更多的食品安全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这一措施将极大地促进整个市场诚信体系的建设，从而在更深层次上促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的解决。

2.5 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建立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没有监管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已被证明了无数次的真理。加强社会各界对食品安全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督，将对相关职能部门认真履行职责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取得良好监督效果的关键就是相关执法信息的公开。信息公开可以使公众了解更多食品流通环节执法的真实情况，这一方面可以使相关职能部门主动规范自身监督行为，有效减少监管过程中营私舞弊和走过场等不良现象；另一方面还有利于督促监管部门将监管工作常态化，改变现在靠开展专项行动突击检查的非良性监管模式，监管常态化有利于监管部门缓解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相关信息了解有限的局面，极大的提高监管效果。

篇（2）

“民以食为天”。食品的质量安全与人体健康、生命安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食品安全一直是人类发展关心的话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食品安全也越来越重视。近几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三聚氰胺、苏丹红、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等事件更是引发了中国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的集体不信任，也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大事，而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是食品安全的重要守卫者。监管人员要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大监管力度，严把食品安全关，确保广大群众都能吃上放心的食品。

《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的食品原料，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不得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1]。质监部门通过日常对企业的原料进货查验记录、生产过程控制记录等的查验，督促企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的有关规定，依法生产，规范生产活动，督促落实食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虽然我国已经有了一些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但是

基金项目：天津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构建研究”（2012023）

作者单位：300387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

食品安全问题的现状不容乐观，在食品的原料生产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存在的问题

1.农产品的生产者和养殖者存在违法行为

农产品的生产者和养殖者经常违法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抗生素、瘦肉精和激素等；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非法、超范围、超用量使用色素、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违法使用不合格原料生产加工食品，掺假制假，如使用发霉变质原料、过期产品、病死畜禽肉等。这些行为都对我国食品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除此之外，我国还出现了一些在发达国家出现的食品污染，如在我国多个省份流行的大肠埃希菌等。在一些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许多高污染企业不能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而是直接将废水未经处理就排放至江河湖海甚至居民水源中，对人类的生命健康造成了直接影响。随着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资源的不断发现并应用，我们的食品安全同样也面临着新隐患。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化学合成添加剂等新的食品添加剂的出现、食品新型包装材料所使用的化学材料等现象都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2.信息不对称所导致食品安全问题

在食品安全问题中，其实许多方面都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引起的。在食品方面的市场交易中，企业作为生产者，在信息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缺陷十分了解；销售者与生产企业相比，信息的拥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但是依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去了解产品的情况；而作为最广大群体的消费者，由于对产品信息缺乏了解的途径，就使得消费者不能准确辨别食品质量的优劣，一些消费者在贪图便宜的心理的驱使下，甚至还会选择一些价格便宜的低质量产品。一些生产者常常利用自身的优势，使用、滥用非法添加物以及食品添加剂，这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存在严重的影响。信息不对称问题成为我国食品安全生产加工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食品安全社会监督中最大的问题。

3.法律惩处力度较小

2006年出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对之前的相关法律进行了很大的整理、修改和完善，但其惩处力度仍还不足，多数情况下的处罚以罚款或停业整改为主，这些惩处不足以震慑违法者。相比较国外的发达国家，他们严厉打击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企业，天文数字的罚款常常令商家无力支付，甚至陷入倒闭的境地，如此严厉的刑罚对不法供应商具有更高的威慑力，使其不敢再进行违法犯罪行为。

4.执法责任制不够完善，执法力度不足

当前，农产品安全监管权责不清是责任追究制度很难落实的重要原因之一。诸多行政部门都负责食品安全的具体事务。但是，大家都会争着抢着管那些对自身有利益的问题，而一旦真正出现了问题，却又会出现谁都不愿负责的局面。这样就严重影响了执法监督的权威性。此外，执法者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执法人员害怕得罪人，在执法行动中就会缩手缩脚；有的执法人员法律观念不强，就会导致野蛮执法的出现；还有的执法机构或执法人员实施重惩处而轻批评教育、重行政处罚而轻法制制裁。此外，大量的农业执法人员来自于专业技术领域，他们自身缺乏执法经验，执法水平和执法方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5.农产品质量检验标准及质量检验体系有待完善

我国现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很多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制定的，当时我国农产品农药残留量比较高，而现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该标准体系执行到现在却没有进行较大的修订，一些食品标准项目指标陈旧落后，已经明显不符合现在的检测标准。政府部门在一些标准体系建设方面的落后，也严重影响着我国农业标准化生产、监管等工作的进行。目前我国大范围的快速检验体系还未建成，农产品质量监管的技术手段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6.食品原料生产检测设备差，检验检测水平较低，科研经费投入少。

在我国，国家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农业部、卫生部等多个政府部门都有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机构，各种检测机构职能叠加，使得本来稀缺的检测资源更加捉襟见肘，影响了食品安全的震慑威力和监督力度。在国外，基因探针等新的高科技检验检测手段已经应用在众多实践之中，而在我国却仍主要用于科研单位。在经费投入方面，我国与国外相比，更是少得可怜。

7.农产品市场准入门槛较低

农产品贸易的最后一道门槛是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健全的市场准入制度。对于那些不集中的农贸批发市场，我们管理起来难度更大。我国还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管理层次和体系，目前只有一些零散的法律法规散布在各级政府部门的规章规范之中。我国目前的市场准入制度还不够完善，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国农业一体化程度较低，一些农产品市场主体在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未能受到有效的监督。虽然上海、广州、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但是该制度目前还不够完善，并且在全国范围内还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格局。要想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我们要从全面抓起，从根本抓起。我们要重视食品原料的卫生质量监管这一环节，构建食品安全防护体系，建立统一、完善并具有统领能力的长效监管机制。我们要保证食用农产品和生产食品的原材料质量，加强对农资、农药的监管；加大对农药生产企业的监管；加大对食品原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的监管，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

二、对策及措施

1.正确全面地进行食品安全宣传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食品安全问题的整个过程中，应树立起自己的第一责任人意识，监督企业建立相关的企业内部规范，树立正确的企业形象，加强企业自身的道德建设。对于分散程度较高的小作坊经营者，更应该引导其扩大自身的生产，坚持诚信守法的原则，加强自身的食品安全意识，我们还要指引整个食品行业共同去营造一种和谐的食品环境，最终提高食品的安全质量。

2.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从食品生产源头进行治理

各级检验监督机构都要对食品企业进行登记造册，对企业进行规范管理，全面建立起食品企业档案，努力做到随时有据可查。我们要加强对食品添加剂、食品原料、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消毒剂和食品标签等全方位的监管，逐步完善对食品原料生产领域的安全监管体系。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安全风险监测分析和预警制度，提高原材料生产环节的安全监测、分析与预警的水平和能力。争取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早发现、早控制和早处理。

3.加大监管监测力度，对生产者进行动态跟踪监管

我们要加大监管监测力度，对生产者进行动态跟踪监管，对农村与城乡结合部等监管薄弱地区进行重点监管，加强对各面的监管。大力加强对违法滥用食品添加剂、违法滥用药等行为的打击，积极引导小作坊式生产者完善其食品生产条件，建立起更加行之有效的监管模式，落实好日常监管工作。

4.加强监管执法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加大部门间联合执法力度

目前，食品安全检验检测的工作人员总体水平还不够高，要大力加强监管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提高监管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准。进而积极协调各监督执法部门，加大联合执法力度，提高其执法效率。

5.加强有关食品安全信息的透明度

现阶段许多食品安全问题都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引起的，面对此类情况，我们应加强信息的透明度，加强社会对生产者的监督。生产经营者和监管机构及时向市场昭示相关信息，建立起滞后性信息的修正机制，以便于社会公众及时准确地了解食品的相关信息。

参考文献

[1]食品安全法，2009， 第三十六条.

[2]卢莉杰. 我国食品安全生产加工环节的政府监管研究[D]. 河南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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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市场食品安全在流通领域的状况（参考了2008年数据）

近年来，由于大力推行认证、索证、索票、信用档案、场厂（地）挂钩等准入制度，市场食品安全把关作用得到加强。调查显示，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普遍推行，其中32%的企业采用了国际标准；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4.45％通过了ISO9000、ISO14000和OSHMS18000三类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7.11％设立了无公害产品专区，16.31％设立了绿色食品专区，6.14％设立了有机食品专区，三者相加近50％；超市公司中，注重食品安全基础建设的占91%，建立加工食品安全制度的占73%，注重环境因素的占59%，实行食品卫生安全岗位责任制的达91%，把食品安全指标量化并作为考核依据的达86%。2004年，全国32.9万家食品经销企业中,有15.1万家建立了进货验收制度，14.5万家建立了购销台账制度，11.9万家建立了销售食品质量承诺制度。

1.2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在市场实行监管作业

批发市场普遍实行了自检制度，实施检测的零售店铺数量逐年增加，大中城市商务部门定点检测机构已覆盖了较大的范围，并形成了企业自检、社会中介机构受托检测和政府部门监督抽检三道“防线”。据调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42.6％设立了检测室，55.1％配备了专职检测人员，其中最多配备了62人；连锁超市中，73%配备了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建立了目标责任体系，21%向其所属门店派出卫生质量巡查专员。

2食品经营者的自律及防范

2.1食品经营者自律

1）食品经营者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必须对经营的食品安全负首要责任，严把食品质量入市关

2）食品经营者要建立健全内部质量管理制度，落实领导、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食品质量查验责任，设立食品质量监督员。严格执行食品质量查验,查验食品质量的真实性，严防有毒有害、污染、变质、不合格食品、冒牌食品进入经营场所，严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3）食品经营者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对所经营的食品向消费者做出质量承诺。

4）食品经营者经销的食品质量必须合格、价格合理、计量准确，不经销有毒有害、污染、变质、过期、不合格食品或者无厂名厂址、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日期的食品、冒牌食品。

5）食品经营者销售食品必须向消费者提供相关质量合格证明，出具销售发票等购物凭证。

6）食品经营者对消费者发现存在质量问题的食品、包装标识不符合规定的食品，或者经国家有关部门抽查检验判定为不合格食品，或者经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检验检疫等部门确认的消费者申诉举报的假冒伪劣食品，可凭购物发票等凭证予以退换，并依法予以赔偿。

7）食品经营者应当积极负责的维护消

费者权益。对质量不符合规定的食品，应当立即停止销售、进行清理、登记、向工商行政管理或者质量检验检疫、卫生行政等部门报告。

2.2经营者自律是根除违法经营行为的关键。

近年来，尽管各地农村工商所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整治流通领域食品经营者销售超过保质期、“三无”、变质等食品和未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制度（进销货台账制度）的违法行为，但这些违法行为在农村尤其偏远农村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分析其存在的原因，重要一点在于农村流通领域食品经营者未真正担负起社会责任、严格做到自律经营。

1）广泛宣传《食品安全法》

农村工商所可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广泛宣传《食品安全法》，让每个农村食品经营者知晓该法，并入心入脑，增强经营者自律意识。需要注意的是，在宣传时，农村工商所一定要创新宣传的方式方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食品经营者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比如，笔者所在的农村工商所，就在该法颁布之前，向辖区内的所有流通领域食品经营者发放了“食品安全温馨提示书”，把农村食品经营者最常见的6种违法经营食品行为和相应付出的违法成本以表格的形式一一列举在提示书上，并在提示书中提醒他们如何去做才能降低食品经营成本，食品经营者一看提示书就明白自己该如何自律，很容易接受工商部门的善意提醒。

2）加大市场检查的频率和查处的力度

农村工商所要加大对农村尤其是偏远农村食品经营者的市场巡查频率，认真、细致地查找经营者店堂和仓库中的食品，检查其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情况。发现其有违法经营食品行为，刚开始时务必要考虑到广大农村食品经营者的实际状况和心理接受能力，建议推行行政指导和柔性执法，保护绝大多数农村食品经营者守法的积极性，相信他们会自觉行动起来，担负起社会责任，改正违法行为，做到自律经营，绝不能粗暴执法，一罚了事。但对那些屡教不改者，要坚决依法予以重罚，直至其关门倒闭，以此警示其他食品经营者，促使其自律经营。

3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还存在有以下问题（以农村为例）

3.1集市散裸装食品的“两防”设施不够完善，农村集市食品近60%为散装、裸装，虽然有的业户添置了网罩，解决了防蝇问题，但防尘效果不理想。食品店的散裸装食品标示不清晰，调查发现，农村商店所售的散装食品多数无原料说明，无加工日期，无保质期，消费者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

3.2农村杂货店食品混放严重。农村杂货店规模较小，卫生状况较差，商品类别较杂，洗化用品与食品混放，存在食品被污染的隐患。

3.3销售三无产品、超期食品现象依然存在。部分经营业户销售本应淘汰的过期商品，少数业户为牟取利润违规销售三无产品，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3.4部分食品质量堪忧。集市和小食品店出售的果冻、汽水等食品普遍存在色素、有害菌超标现象。部分饮料由糖精、色素和水简易勾兑而成，未经杀菌处理，便进入市场流通。

3.5部分食品外包装质量低劣危害人体健康。许多小企业、小作坊为降低成本，选用质量低劣的塑料袋或塑制瓶进行食品外包装，有些企业使用未经充分消毒杀菌的二次包装，对消费者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3.6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1）部分生产企业和批发商、零售商盲目逐利，形成了劣质食品供应链。一些小企业、小作坊为降低成本，用不合格原料加工食品，以低价战略向农村倾销；部分批发商贪图利润，批量采购低价劣质产品；一些零售商只顾“适销对路”，对食品质量置若罔闻，销售低价“三无”商品。很多劣质食品和“三无”食品，正是通过这一供应链条流入农村市场。2）农村消费能力偏低，农民食品安全意识薄弱。农村总体经济水平不高，农民购买能力不强，质量过硬的名优食品难以占领市场。很多农民缺乏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容易成为假冒伪劣食品的受害者。同时，多数农民辨伪能力不强，在消费时没有查验证照和索要发票的习惯，给一些“三无”食品、过期不合格食品和城市淘汰食品流入农村埋下了隐患。3）农村市场存在监管薄弱环节。食品安全工作已呈现出“跨区域流通、多部门交织”的特点，多数劣质食品由外地加工窝点制造并向本地输出，打掉这些加工黑窝点，需要区域合作、部门配合，存在一定难度。农村食品销售网点多、分布散、流动大，难以实现集中监管。

4加强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的意见建议

4.1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长效监管体制。

要有效整合监管资源，促进监管工作高效有力地施行，真正形成各监管部门各司其职、相互协助、无缝对接的联动机制。要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完善各项监管制度，切实做到监管工作全履盖和经常化。

4.2强化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建设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建设，是做好监管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根据当前食品安全监管状况，还要继续加强执法人员业务培训，提高执法水平，提高整体防范食品安全能力。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作用，鼓励其积极举报违法案件，达到实时监管的效果。

4.3强化食品源头监管

要继续加强农产品源头的监管，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加快无公害基地和无公害产品建设，对已通过认证的无公害基地的产品实行动态监管。要继续加强对外来食品的监管，建立健全各项监管制度，实现食品质量监管关口前移，对食品质量安全卫生情况进行跟踪监测，把好食品市场准入关，确保食品源头安全.

4.4加强食品流通领域监管

要大力倡导现代流通组织方式和经营方式，大力发展连锁经营和物流配送；要切实落实经销企业进货检查验收、索证索票、购销台账和质量承诺制度；全面落实市场巡查制度，完善食品质量监测制度，严格实行不合格食品的退市、销毁、公布制度，加大对违法经营行为的打击力度，确保流通环节经营秩序规范。

4.5加大餐饮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餐饮卫生是食品安全的重要环节。要进一步加大对餐饮卫生的监管力度，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建立完善对餐饮单位食品、餐具等进行经常性检查、监测机制，保障食品消费安全。要加大对无证经营的整治，开展集中整治卫生不合格现象，规范其经营行为，保证食品清洁卫生。

4.6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和培训教育

要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宣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广大老百姓食品安全意识、维权意识，增强防范能力。要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业主和从业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高食品生产经营业主的自觉性和自律性，增强企业法人的第一责任意识、法制意识、社会公德意识，把好食品安全“入口关”。

4.7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在制定、落实国家和行业标准、产业政策等方面的作用，在诚信建设、规范经营行为等方面形成自律机制，从而作为支撑食品流通安全的重要社会组织

致谢

本论文设计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业已完成，从课题选择到具体的写作过程，无不凝聚着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期间，老师为我提供了种种专业知识上的指导和一些富于创造性的建议，没有这样的帮助和关怀，我不会这么顺利的完成毕业论文。在此向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篇（4）

其中，小型无证餐饮投入成本少、收益快、制作工艺简单、经营场所小、卫生条件差，没有领取营业执照或者食品经营许可证，而又大量存在、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其所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尤为严重，而且存在着消防安全隐患、油烟噪声扰民等诸多问题，对小型无证无照餐饮的监管问题已是食品安全的矛盾焦点。

本文从协同治理的角度入手，利用文献研究、统计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上海市黄浦区小型无证餐饮的安全监管问题进一步探讨，结合《小餐饮单位标准化建设》、《上海市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临时备案监督管理办法》等新型监管措施的经验总结，通过政府、社会、市场三方监管，形成公共治理格局，为进一步构建小型无证餐饮安全监管体系提出更好的建议。

ABSTRACT

目录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内容 .

1.4 论文创新之处

第 2 章 核心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介绍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小型无证餐饮 .

2.1.2 小型无证餐饮安全监管 .

2.2 协同治理理论介绍

2.2.1 协同治理理论

2.2.2 协同治理理论对小型无证餐饮安全监管的启示

第 3 章 上海市黄浦区小型无证餐饮安全监管现状 .

3.1 上海市黄浦区小型无证餐饮现状及安全监管历史沿革 .

3.1.1 黄浦区小型无证餐饮现状

3.1.2 黄浦区小型无证餐饮形成原因

3.1.3 黄浦区小型无证餐饮安全监管历史沿革

3.2 上海市黄浦区小型无证餐饮安全监管现状 .

3.2.1 黄浦区小型无证餐饮整治方案

3.2.2 黄浦区小型无证餐饮协同联动机制

3.2.3 黄浦区小型无证餐饮疏导工作

3.2.4 黄浦区小型无证餐饮安全监管成果

第 4 章 黄浦区小型无证餐饮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4.1 黄浦区小型无证餐饮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 .

4.1.1 小型无证餐饮查处取缔执法难度大

4.1.2 餐饮监管部门监管任务繁重、资源配置不足

4.1.3 小型无证餐饮回潮问题无法解决

4.2 黄浦区小型无证餐饮安全监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4.2.1 现实需求导致了小型无证餐饮屡禁不止

4.2.2 相关许可、审批条件过于苛刻

4.2.3 小型无证餐饮监管缺少法规的有效支撑

4.2.4 政府监管部门缺少磨合和合力

4.2.5 小型无证餐饮监管缺少社会共治的有力支撑

第 5 章 国内外小型无证餐饮监管的经验和借鉴 .

5.1 国内其他省市小型无证餐饮监管的经验成果 .

5.1.1 重庆市小型无证餐饮典型治理

5.1.2 广东省创新监管模式

5.2 国外小型无证餐饮监管的经验借鉴 .

5.2.1 日本的四位一体监管模式

5.2.2 新加坡的集中管理模式

5.2.3 泰国、韩国的松散监管模式

5.3 国内外小型无证餐饮监管启示 .

5.3.1 吸收经验，建立完善监管制度

5.3.2 联合第三方共同监管，形成共治

第 6 章 完善上海市黄浦区小型无证餐饮安全监管的建议 .

6.1 加大小型无证餐饮宣传和教育，培养市民食品意识 .

6.1.1 加大小型无证餐饮宣传和教育

6.1.2 加强引导市民食品安全意识

6.2 加强监管力量和措施，形成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

6.2.1 加强监管力量和措施

6.2.2 形成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6.3 完善法律法规，改进许可、审批制度，推进小餐饮备案 .

6.3.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6.3.2 改进许可、审批制度，继续推动小餐饮备案

篇（5）

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修正案在《刑法》第四百零八条后新增加了“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即“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规定“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食品安全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但是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如“瘦肉精”、“三鹿奶粉”等事件。从曝光的情况来看，这些事件是首要问题是企业缺乏诚信经营的理念，以及监管职能部门缺乏必要的监管。媒体频频曝光，而职能部门却后知后觉，这其中往往牵扯到食品安全监管相关职能部门国家工作人员一些作为或不作为的渎职犯罪行为，甚至是贪污受贿行为。我国刑法在渎职犯罪之下，单独设立渎职罪名，目的就是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针对某类犯罪加大打击力度，因此单列“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这一罪名，是从保护食品安全这一重大民生问题出发，针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加大打击力度，期望增强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有监管职责国家工作人员的威慑，从而促使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切实履行职责，减少食品安全事件，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实际上2009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下称《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五条，就设定了对地方政府以及直接负责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主管人员，因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其辖区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的行政处罚措施。而且按照现行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关于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罪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渎职行为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的，应以渎职犯罪的相关罪名进行刑事处罚，最高可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虽然在近年食品安全事故中，尽管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引咎辞职，有的辞职或被免职，有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是按照渎职罪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相对较少。新刑法修正案的颁布，实际也是敦促检察机关强化食品安全渎职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力度，重塑政府信用。

关于已颁布实施的《刑法》第四百零八条之一，和现行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一般渎职犯罪的认定和处罚相似，但是有一定区别：第一，限定了犯罪主体为“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客观损害为“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第二，提高了刑罚上限，相较于一般渎职犯罪的三年以下和三至七年，“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刑罚幅度为五年以下和五至十年，与《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因徇私舞弊渎职犯罪的刑幅相同；第三，“徇私舞弊”成为量刑的从重情节，而非一般渎职罪的确定量刑的加重情节。

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法律适用进行几点探讨：

一、犯罪主体

“刑法专门增设‘食品安全渎职罪’，使食品安全究责走出“刑不及官”的误区。”这是网络上对于新刑法修正案增设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一句表述，实际上这句话本身就是对刑法的误读，食品安全追究刑事责任，原本就有法可依，完全可以按照一般渎职罪来追究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

和其他渎职罪的犯罪主体一样，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犯罪主体也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且应当“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依照《食品安全法》第四至六条的规定，县级以上的部门，分别在食品的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依法进行履行职责、承担责任，而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因此，该罪名的主体应为“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按照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应当表述为：县级以上政府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国家机关部门中，代表国家行使食品安全监督职能的工作人员。 　二、客观方面

触犯“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法定情节为“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和一般渎职罪一样“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法定情节表述也较含糊。“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严重后果”的确定对认定是否犯罪相当关键，在行政监管部门的规章中或许有相关标准，但是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没有找到相关参考标准，鉴于相关部门规章的可修改性，如果没有相关明确的司法解释出台，实际上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还是落回了行政监管部门手里，于法理不合，同时给检察机关查处该类犯罪增加了难度。

食品安全事故具有一定“潜伏性”，可能后果在短期内显现不出来。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一段时间内看不到“严重后果”。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监督渎职犯罪可作为一种危险犯来认定，即因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将公众安全置于危险状态，虽未产生个体或者群体的危害结果，但是涉案金额巨大或者特别巨大，即可以认定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构成渎职行为，甚至是渎职犯罪行为。这样有利于加大打击力度，因此期待相关配套的司法解释和立案标准出台，以便于新法的实施。

三、法定刑期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最高刑期设定为十年，成为渎职罪最重的量刑。”这是网络上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量刑标准的评语。事实上又要重提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量刑标准，相对于普通情节的一般渎职犯罪来说，“严重”和“特别严重”两个量刑幅度确实是“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要重，说明人大立法委考量增设该罪名时所表明的态度，该罪名产生的社会震慑效果应当重于一般的渎职犯罪。

但是比较“徇私舞弊”情节时，“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和一般渎职罪的量刑有明显的不同。“徇私舞弊”在渎职罪系列中有一定争议，因为其功能不统一。对于一般渎职犯罪，“徇私舞弊”是作为加重情节，也就是提升量刑档次；在特殊渎职犯罪中，“徇私舞弊”却是法定的犯罪情节；而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中，“徇私舞弊”仅是作为量刑的从重情节，既非法定情节，也不是加重情节。

因此，“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和一般渎职犯罪的最高刑期同样都是十年，“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处罚标准是参照一般渎职罪的量刑标准从重处罚。笔者认为，在其量刑比较恰当，但是“徇私舞弊”情节又产生了新的作用，可能又会引发一定的争议。

四、食品安全监管渎职侵权犯罪的查处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有着环节多、涉及部门多、监督的覆盖程度受概率影响等特点。食品安全由卫生部门负责综合协调监督，农业部门负责地里的食品、服务业委负责动物屠宰、生产环节由质监局负责监管、流通环节由工商局负责监管、餐饮服务环节则由食药监局负责监管。因此，在查办渎职犯罪时可能存在以下情况：第一，相关部门职能有交叉或空白，导致权责不清，难以认定；第二，调查环节多、相对调查时间较长，证据容易灭失、伪造；第三，涉及相关部门利益，查办阻力较大。

篇（6）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刺痛了老百姓的神经，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国家立法机关加快《食品安全法》的立法步伐，五年磨一剑，经反复打磨，2009年2月28日，《食品安全法》草案获得通过，并已于同年6月1日开始实施。

所谓消费者安全权，是消费者在购买生产经营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时，为保证其自身在消费该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身心健康和安全而享有的、获得质量保证、绝对安全可靠的卫生健康的产品或服务的权利。作为一部专门保障消费者食品安全的法律，《食品安全法》对消费者安全权的保护机制做了大量创新。

以前，为把握好消费者“吃”的安全问题，农业、质检、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各负其责，共同管理食品安全了。但是这些部门职能交叉、责任不清，食品监管容易出现真空，严重威胁消费者的安全权。特别是“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社会上要求改变现有监管体制，真正实现有效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食品安全法进一步明确了食品安全监管的体制和机制。

一是对实行分段监管的各部门的具体职责进一步明确。卫生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的制定，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分别对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农业部门主要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进行监管，但制定有关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公布食用农产品安全有关信息则依照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二是在分段监管基础上，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协调、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三是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监管的工作机制;统一领导、指挥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完善、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进行评价、考核。此外，为了确保责任对口、政令畅通，地方政府还要依法确定本级卫生、农业、质检、工商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享有检查权、检验权、查阅、复制权、查封、扣押权等权力。

四是国家鼓励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基层群众组织开展消费者食品安全权益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的活动，首次规定新闻媒体有对侵犯或可能侵犯消费者食品安全权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责任。

2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是对食品中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的科学评估。在当前食品工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只有对食品及食品添加剂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才能从“源头”上维护消费者食品安全权川。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因为缺乏及时权威的声音，各种说法相互矛盾，使老百姓无所适从。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所有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先被消费者或媒体披露出来的。

为此，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和安全风险评估制度，由国务院卫生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实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同时负责组织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成立由医学、农业、食品、营养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卫生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信息，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对可能具有较高程度安全风险的食品，应及时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并予以公布。

3统一食品安全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食品标准“不标准”。一方面，我国的标准太老太少，未与国际接轨，比如食品中是否含有“苏丹红”，欧盟标准早就有了明确规定，我们的标准却“先出事后”，标准的预警功能严重缺失;另一方面，我国食品标准又太多太乱，卫生标准、质量标准;国家标准、企业标准……各标准间重复交叉、层次不清。

为了解决目前一种食品有食品卫生和食品质量两套标准的问题，食品安全法确立了统一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原则，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科学合理、安全可靠”。今后，我国只有一套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除此之外，不得制定其他的食品强制性标准。为保障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标准的知情权，《食品安全法》特别专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供公众免费查阅”。

4对食品添加剂实行“有害推定”

食品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人食品中的化学合成或者天然物质瑟’〕。目前，我国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22类2022种，其中包括添加剂290种，香料1528种，加工助剂149种，还有胶姆糖基础剂55种。

针对目前食品生产经营中存在的添加剂不规范使用甚至滥用问题，《食品安全法》进一步加强了对食品添加剂的监管:一是食品添加剂目录由卫生部门组织专家制定，食品添加剂依据风险评估证明确实是安全的，才能加入到食品中。二是添加食品添加剂必须具有技术必要性，也就是说添加剂应对食品的质量、营养等的改善是必要的。如果没必要，比如面粉增白剂，加与不加都不影响面粉类食品的正常食用，所以卫生部门已从添加剂的目录中将其删除。按照这一法律条款，添加了食品添加剂目录以外的物质，哪怕是对人体无害，也是违法行为。这为“蒙牛”特仑苏事件作了注解。三是食品生产者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和用量的规定使用添加剂，不得在食品生产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或者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5创新生产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机制

食品安全不是“管”出来的，只有当每一个食品生产经营者真正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主动把住安全关时，我们的食品安全才有保障。为了从制度上保证食品生产经营者成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食品安全法创新了生产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机制。

一是创新许可证制度。虽然《食品卫生法》也规定了对食品生产经营的许可证制度，但该法只规定了由卫生部门负责的单一的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食品安全法》则从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三个方面创新了许可证制度设计，原来单一的食品卫生许可变成食品生产许可、食品流通许可和餐饮服务许可。生产企业到质检部门申领生产许可证，经营企业要到工商部门申领食品流通许可证，从事餐饮业的要到食药监部门申领许可证，卫生部门不再负责发放食品卫生许可证。

二是建立索票索证制度。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食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出厂检验记录制度、台账制度，把住食品的供货进货关。

三是规范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职工食品安全知识的培训，配备专职或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做好对所生产经营食品的检验工作，依法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四是增加食品召回和停止经营制度。食品安全法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明确规定了不安全食品的召回和停止经营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者发现其生产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生产经营，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食品生产经营者未依照规定召回或停止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县级以上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责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经营。

五是生产经营者信用档案制度。“企业必须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这是三鹿事件后社会普遍的呼声。为加强食品企业的信用建设和管理，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记录许可证颁发、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对有不良信用纪录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要增加监督检查频次。

6严格食品生产经营者法律责任制度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食品安全法对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做原料生产食品，生产经营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等严重的违法行为，用了十多个条款详细规定了相关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责任，保持了法律对违法犯罪行为应有的威慑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食品安全方面，消费者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也是一种博弈关系。消费者的懦弱就是假冒伪劣食品生产者、经营者投机专营的机会，消费者积极主动行使权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食品生产者、经营者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的行为就会有所收敛。所以，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强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抑制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与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的关键因素。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出了“假一罚一”的规定，并且在“假一罚一”机制的鼓励下，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类似“王海式”的打假英雄，让制造、销假行为有所收敛。由于食用不安全食品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其危害性要比一般假冒伪劣商品大得多，所以《食品安全法》从调动消费者积极维权的角度，既颠覆了“弥补损害”的民事赔偿理念，也突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假一罚一”的立法规定，确立了更加严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假一罚十”，大大提高了赔偿金的倍数，目的在于提高食品违法成本，鼓励消费者积极维权。

篇（7）

一、政府是问题食品召回的必然义务主体

（一）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在“民以食为天”的语境下，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一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民众能够放心地消费企业为民众提供的食品是社会民意的期望所在。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不仅反映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和消费者保护制度滞后，而且反映了作为食品安全最后一道防线的食品召回制度在实际实施中的无力与无奈，这是政府责任失位的重要表征，这也可能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领导和管理能力产生怀疑、反感和抵触，从而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鉴此，政府应转变政府职能，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对我国食品市场进行政府规制，利用食品召回这一手段，预防和减少缺陷食品带来的危害，获得民众的价值预期。这样，既体现了其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所起的作用，从而避免政府因食品安全问题而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巩固执政根基;又有利于改善政府的工作效能和形象，提高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感。

（二）保障公民生命健康权的现实需要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是公民享受其他权利的基础，保障具有人权属性的生命健康权，是国家和政府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食品安全问题直接危及和伤害的是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应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加以控制和监督;但我们应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即便这样，企业提供给市场的食品也不可能保证100%的安全。食品召回制度的有效实施可以将已经离开生产线并进入流通领域的缺陷食品拒绝在消费者门前，可以避免缺陷食品对公众造成健康乃至生命的重大危害，是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纵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召回制度，其特点之一就是开展缺陷食品的召回是将消费者的安全健康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由于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存在不足与缺陷，在实践中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预防作用，我国民众的生命健康权仍得不到切实保障，民众对食品召回制度不接受，并最终演变成对政府公信力和管理能力的质疑。

（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

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公正正义作为一种道德准则，不能通过市场实现，而政府的公共性使其可以而且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公平正义的根本，是保证不同群体都能享受相同的权利，并由法律和秩序为这种权利表达提供保障。近年来频频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反映出我国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缺位，而这中间，基层尤其是农村的食品安全形势更为严重。利用食品召回制度建立的食品安全信息可追踪系统和食品溯源技术，可以收集基层的食品市场信息，记载食品安全的所有信息;一旦发现危害消费者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即可迅速、准确定位危害来源，回收不安全食品，使社会产品消费环节中的所有参与者都享有平等的、公开的、有效的食品安全保障权益。

（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

在服务型政府的语境下，政府只是一个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其把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食品召回制度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的食品安全问题的最后一道“防火墙”，政府为建立和完善食品召回制度采取的措施、制定的政策是政府尊重人民意愿，体现人民要求，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表现。政府在食品召回中的有所作为，不仅可以极大地消除公众对消费环境的危机感，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而且可以增强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公仆意识，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食品召回中政府责任的主要内容

（一）制度供给责任

总的来看，我国的食品召回制度已经确立，但并不完善和健全。以法制法规的制定为例，我国虽已有《食品召回管理规定》（以下简作《规定》）《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但《规定》只是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较低，不能统领除质量监督机构外的其他食品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法》只对食品召回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相对于《规定》有很大进步，但仍未解决与《食品安全法》衔接不畅、召回对象和范围不明确、主体范围规定不全面、程序不够完善、召回食品后续处理监督不力、责任主体处罚力度太低等问题。

除法律法规不健全外，有关食品召回的各种技术规范、操作规程、行业标准等也需要明确和补充，如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只有500多个，不管是数量上还是范围上，都不足以涵盖所有食品，不能为准确认定是否属于问题食品提供标准和准则。

制度供给是政府依法行政和法律具有公信力的前提和基础条件。鉴此，政府应承担起食品召回的制度供给责任，包括制定法律、法规，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各种技术规范、操作规程、行业标准等以及调整、完善、补充、细化以保证其有效衔接和高度一致，使其更具备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在诚信缺失的当下，应从严法入手，大幅提高对违法者的惩罚力度，提高违法者的“风险成本”，使违反召回责任的成本大于企业因此所获的利润，从法律上遏制制假售假行为。同时，可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如加强行业自律、制定食品召回指南等。

（二）监管责任

食品安全行政监督部门在对问题食品召回的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其一，极少履行责令召回的职责。食品安全行政监督部门负有对缺陷食品进行责任召回的义务，但在实践操作中，监督部门一般仅对检查定为不合格的食品进行媒体曝光、罚款处理或停产整顿，却鲜有责令召回的行为。据某位学者对国内2008-2010年公开报道的食品安全事件的统计来看，我国食品安全行政监督部门对问题食品进行责令召回仅有57例。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我国责令召回主要是采取分段多头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执法方式容易出现重复执法或相互推诿的情况，最终导致的是责令召回的效果不显著。

其二，对问题食品的召回后续监管不力。在实践中，对已召回的问题食品的处理是依靠问题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的，由于我国法律对问题食品召回后的处理过程和结果的监管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加之无处理问题食品的相应标准和公示制度，仅靠企业的自律和能力难以达到彻底性、合理性、及时性的处理要求。

要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是明确统一的食品召回监管主体。在2013年国务院在机构改革中，新组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该局的设立对改变我国原来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部门众多、管理混乱的情况大有裨意，但各级地方政府仍是原有的食品安全联席会议的管理架构。鉴此，各地政府可成立省一级或市一级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或是实施“以一个部门为主”的监管模式来打破相关行政部门各自为政、重复管理、职责不清、互相推诿的局面，加强执法力度，从而减少社会成本浪费，提高食品召回实效。同时，为避免不安全食品经过厂家“回炉”后再次流入市场，有学者建议，可以成立由政府督导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该机构根据不同情况在执法部门的现场监督下进行销毁或作其他无害化处理。

在明确统一的食品召回监管主体的情况下，应完善行政责任的法律体系，规范行政责任构成要素，加大对政府的惩罚力度，以形成有效的监管责任追究制度来约束监管部门的行政权利。除此外，食品召回的监督应要有公开、透明的监督保障的手段，如有学者提出，可由政府的食品召回监管机构作为食品召回信息公布的主体，在食品召回的各个环节，采取新闻会或网络信息或销售场所公告或海报等方式对食品召回情况进行公示。

（三）财政支持责任

食品召回制度的切实落实将给企业带来不小的经济负担。其一，食品召回成本过高，国内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难以承担。食品的召回，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负担，不仅要损失产品本身，还要支付因召回和处理产品的所有运输费用、人员费用、处理费用、信息披露费用等，加上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尚处在起步阶段，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和认同，食品召回的成本不仅仅是召回食品本身的损失，更大的是食品企业的声誉下降和市场份额的丧失，同时，上市公司还要承担市值的损失。其二，建立食品召回制度的基础是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可追踪系统和食品溯源技术食品追溯体系，这需要企业投入成本来购买相关的设备、数据库等。目前，我国大约有35万家食品加工小企业、小作坊无经济实力来建设追溯体系，而采用“一刀切”的方式（由政府设定一个技术门槛，要求必须建立有追溯体系的企业才可以进入市场）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

综上，在食品召回制度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政府给予企业一定的财政支持或是通过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分散企业在食品召回中面临的风险。一方面可以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对建立有食品追溯体系的企业给予经济上的优惠;对主动召回的企业给予经济上的宽大处理，鼓励企业在食品召回中诚信自律。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由政府倡导实行产品召回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该责任保险是由政府、企业共同出资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在合同生效期间， “召回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此制度的建立，不仅可以分散企业经营风险，而且由于得到专业的应急策略指导，企业抵御突发事故的能力也会增强。

篇（8）

食品安全法基本原则是食品安全法基础理论中的核心,它是食品安全法的精神和灵魂,它体现着食品安全法的根本价值,反映着食品安全法的本质,并对食品安全法的立法和贯彻执行起着普遍的指导作用。客观、准确、科学地概括、分析、提炼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我国食品安全法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食品安全法的基本原则,使我们能够正确认识《食品安全法》的本质,有利于建立科学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有利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内容,更好的指导食品安全活动,满足国家在调节社会食品安全活动中所产生的对食品安全关系调整的需要。由于食品安全法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范畴、任务和目标与其他法律不同,所以食品安全法具有独特的基本原则。

一、分段监管原则

分段监管原则是指在坚持按照食品生产、加工、流动每一个环节由一个行政部门负责下,采取以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各尽其责为主导方针的多机构分段监管原则i。

分段监管原则首先形成与美国,1906年6月30日,美国通过了第一部《食品和药品法》,之后的32年为了适应食品安全发展的需要,美国先后颁布了五部法案,进行了两次大的修改,确立了详细的检验标准和检验程序,使涉及食品和药品安全的法律不断得到完善,这些法律涵盖了美国所有的食品领域,使各个食品环节在监管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至此分段监管原则在美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中被充分体现出来。为了更好地完善这种分段监管原则,美国在1998年成立了“总统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来协调全国的食品安全工作。这样就形成了由一个委员会总协调,六个部门来进行分管,对各自领域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分段监管从分落实了分段监管的特。

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心》将《食品卫生法》的监管体制变为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充分体现了分段监管原则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的作用。到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颁布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我国食品安全遵循分段监管原则,对应的实行分段监管体制。在这种分段监管的原则下我国形成了与之适应和配套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这种监管体制是国家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采取的组织形式和基本制度。2010年2月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分段监管体制,国务院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工作的最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共有15个部门参加。至此我国正式形成了在中央层面由一个总体机构协调,具体监管由五个部门在各自领域分别管理的分管监管体制。因此,我国现行的监管体制就是在分段监管原则的指导下构建的,他直接体现了食品安全法分段监管原则的核心精神。

二、信息公开原则

信息公开原则,是指为了实现公众的知情权、食品监管部门、食品生产经营者,除依法不得公开的信息外,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任何信息应向公众公布的准则。iv《食品安全法》始终坚持信息公开原则,食品安全信息如果不公布或公布不规范、不统一,会造成消费者不必要的恐慌。《食品安全法》规定,我国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开制度,坚持信息公开原则。食品安全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布受到广泛关注。食品安全信息主要包括食品安全总体情况、标准、监测、监督检查(含抽检)、风险评估、风险警示、事故及其处理信息和其他食品安全相关信息。

首先,明确了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公布信息,应当做到准确、及时、客观。根据食品安全信息的内容,及其重要程度、影响范围的不同,公布信息的部门主要有:(1)卫生部负责公布国家食品安全总体情况、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和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信息,以及其他重要的食品安全信息和国务院确定的需要统一公布的信息。(2)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即现行体制下的省卫生厅、直辖市卫生局。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统一公布其影响限于特定区域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和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以及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信息。这些信息的特点是影响力限于特定区域。(3)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县级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各自职责,按照规定的程序和形式公布本部门的食品安全日常监督管理信息。

其次,建立了食品安全信息报告、通报制度。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获知《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需要统一公布的信息,应当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由上级主管部门立即报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必要时,可以直接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相互通报获知的食品安全信息。

三、预防性原则

预防性原则,它是一项行动原则,是指将来很有可能发生损害健康、或者以现有的科学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可能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现有科学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因果关系的成立,为了预防损害的发生而在当前时段采取暂时性的措施。v食品安全预防原则意在将食品安全事后规制变为重点预防事故的发生,这是对食品安全监管理念的重要转变。预防原则和风险分析原则是相对应的,它针对的是风险,而不是损害。风险是将来发生损害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那就是实际损害。预防的目的并不是将风险降为零,因为从实际情况来讲,即便根据预防原则采取措施,也不可能将 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的根源在当前消除为零。

预防原则的概念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Vorsorge法则。2002年《欧盟食品基本法》该法第7条第2款对预防原则的具体措施提出如下要求:“根据第1款所采取的措施应恰如其分,对贸易的限制作用不超出实现共同体所选择的高水平健康保护所必须的、技术经济上可行的,以及考虑事情的其他合法因素。应在适当时期根据鉴定作出的风险对生命及健康危害的性质及所需科技信息种类,澄清科技不确定性并开展更全面的风险分析。”vi美国采取的开放政策和欧盟的限制管理截然相反,其认为对风险预防原则的过度适用将阻碍技术的进步、妨碍贸易自由,因此必须给予一定的限制。

我国规定的预防性原则的内涵和外延要比欧美更加宽泛,预防性原则在我国《食品安全法》中体现在下具体内容:第一,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食品流通许可、餐饮服务许可。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实行许可制度,申请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的条件、程序,按照国家有关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规定执行,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第二,食品安全标准制度。制定并且实施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是真正实现食品安全源头治理、防患于未然的前提条件。食品安全标准为强制执行的标准,除食品安全标准外,不得制定其他的食品强制性标准。食品安全标准分为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应成为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的科学依据。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可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企业生产的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第三,食品安全强制检验制度。未经检验或经检验不合格的食品不准出厂销售。对于不具备自检条件的生产企业强令实行委托检验。第四,食品安全标签制度。食品标签是粘贴在产品外包装上的标识。食品标签提供了食品的内在质量信息、营养信息、时效信息及食用指导信息等,是消费者选择食品的重要依据。食品标签应当清楚、明显,容易辨识,食品与标签应当一致。

四、风险分析原则

风险分析(riskanalysis)原则是指的是对食品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进而根据风险程度来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以控制或者降低风险并且在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全过程中保证风险相关各方保持良好的风险交流状态。viii这一原则是对食品安全进行科学管理的体现也是制定食品安全管措施和食品安全标准的重要依据已成为国际公认的食品安全管理理念。风险分析是对人体接触食源性危害而产生的已知或潜在的对健康不良影响的科学评估是一种系统地组织科学技术信息及其不确定性信息来回答关于健康风险的具体问题的评估方法。

1997年4月30日欧盟委员会铁于欧盟食品法的一般原则委员会绿皮书肋欧盟食品法确定了6个基本目标“确保法规主要以科学证据和风险评估为基础”是其中之一。2000年2月12日《欧盟关于食品安全自皮书》,该自皮书在第二章食品安全原则中认为风险分析必须成为食品安全政策的基础欧盟必须把它的食品政策建立在三项风险分析的运用之上:风险评估(科学建议和信息分析)、风险管理(管理与控制)和风险交流同时认为如果合适的话预防原则将应用于风险管理的决议中。

篇（9）

一、　跨国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之国际化延伸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雇员、社会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

（一）国际法对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许多国际法律文件都专门规定了如何实现私人的权利，因而跨国公司成为国际法主体的现实性重新被审视。如果跨国公司可以作为国际法的主体，那么其也应承担国际法上的责任。国际公约中的企业社会责任会通过间接调整的手段对跨国企业进行法律规制。近年来，不少跨国公司不仅在内部制定和推行社会责任标准，还要求其在全球各国的供应商和合约工厂遵守社会责任标准，作为今后继续采购合约的一个必要条件，从而迅速将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扩散到了生产制造基地的发展中国家。印尼、泰国、越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先后成为该运动的焦点。近年来发达国家逐渐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加大关注力度，对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劳工问题、环境问题提出质疑，并尝试将社会责任标准引入WTO　的谈判框架中。

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进行规制的国际法规则主要体现在国际公约或文件中，其分成两大类：一类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公约（缔约主体为主权国家），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等，该类公约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另一类为政府间或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制定，直接调整跨国公司的行为，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OECD多国企业指南》、《全球契约》等。

（二）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担当的全球化

2010年11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式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但该标准属于自愿性标准，世界各国及各组织可根据自身实际需要自主选择是否采用ISO　26000，其主要技术内容强调组织遵纪守法、尊重人权、关心员工、保护消费者、热心社会公益、关爱环境，为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等。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导者和主要体现者，从跨国公司的原创地到投资东道国，从单一市场走向全球市场，跨国公司已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本跨国运作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处理好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英国劳动法院法官、华威大学法学院Alan.C.Neal教授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理念，在这种理念之下公司决定采取自愿的行动来为社会做贡献。它是高于法律的行为，是自愿的行为，也是企业应当如何经营的问题，而不是企业经营核心活动的附加选择。现行的国际法规范的软法性导致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担当的全球化进程迟缓，对西方企业而言，公司治理和企业公民是其关注的首要对象；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纳税和公司治理是其首要目标，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加强合作，共同签署国际条约，共同规制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制化与一体化，促进社会责任担当的全球化进程。

二、食品安全体系之跨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制现状

（一）西方国家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法制现状

从法律建构层面看：在欧美，很多国家已经建立起非常完善的食品监管体系。美国于1906年制定的《食品与药品法》和《联邦肉类检验法》开创了美国联邦政府食品安全方面立法的先河，随后又颁布了食品质量保障法规以及多项管理机构所应遵循的程序性法规；英国政府除了直接干预和进行立法管制之外，还与企业联合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项目；而欧盟的食品质量安全法以“从农场到餐桌”一体化过程为根基，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食品安全规范，尤其是2000年通过的《食品安全白皮书》提出了80多项保证食品安全的基本措施，其别强调关于食品安全的国际合作问题。

从食品安全监管层面看：从2008年法国婴幼儿乳品受沙门氏菌污染再到当年的爱尔兰猪肉事件，欧盟国家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措施仍存在漏洞。欧盟虽然实施了《食品及饲料安全管理法规》，但各成员国主要还是按照各国的食品安全法律进行处置。欧盟委员会由于职权限制和有效政策的缺失，实际上也无法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导致欧盟内部各成员国标准不同，互相矛盾。但无可否认的是，美国和欧盟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依然存在很多优势：美国负责食品安全的管理机构包括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美国农业部（USDA）和美国国家环境保护机构（EPA）。欧洲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局为欧洲最高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其技术含量指数高，以公开性、透明性、科学性和严格性为特征的权威机构，对欧盟各政府与公民高度负责地进行食品质量安全检验和监管。

（二）中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法制现状

从法律建构层面看：我国制定并实施了《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和《农业法》，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公布了《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通知》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量刑提出了具体要求。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累犯、惯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及销售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在犯罪成本上加大惩罚力度，有助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感的增强。但这些法律对食品质量仅涵盖了概括性的规定，缺乏食品安全基本法，即缺乏向西方国家那样的在生产、加工和流通各个环节都能有效规制的食品安全基本法，而该法的缺失又恰恰削 弱了跨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动力，导致了跨国公司食品安全事件频发。

从食品安全监管层面看：2008年实施的《食品安全法》被称为中国食品安全管理立法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但建立了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制度、食品标签制度、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还加大了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2011年，国家质检总局下发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有关食品生产和企业产品生产许可认证过程和检查的规定。国家质检总局和农业部纷纷加大了禁止非法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力度。国家工商总局进一步加大了对食品流通的监管力度，尤其是对奶制品、食用油、非法使用食品添加剂和假冒产品的监管。2012年12月4日，第五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使跨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与日俱增，食品安全监管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级管理问题，使得二者间职能相互冲突。因此，要加大国内监管力度，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三）跨国企业社会责任之“双重标准”引发食品安全危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速度的日渐加快，传统贸易措施如关税配额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日趋削弱，而以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与日俱增。国际消费者联合会主席玛丽莲娜·拉扎里尼认为，基于跨国食品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应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在不同国家拒绝采用不同的食品标准，即双重和多重标准，这一点已经达成共识。发达国家的标准会高于发展中国家，但作为跨国企业不应实施双重标准，这也是其社会责任之所在。而如今频发的食品安全双重标准事件，如印度的“可口可乐”事件、某些品牌食品在欧洲市场承诺不使用转基因原料，但在中国市场却大肆销售转基因食品……等，跨国企业食品安全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如何嫁接令人深思。

三、跨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构建之路径

（一）在国际法层次上，WTO法律体系框架下应增设缔约国关于食品安全的义务

WTO的法律框架由《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及其四个附件组成，WTO诸边协议项下两个专门协议——《国际奶制品协议》与《国际牛肉协议》规定了食品安全、动物和植物健康与安全以及总体的产品标准。除此之外，WTO诸边协议附件之一《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SPS协议）涉及食品安全。在WTO的法律框架下，全体WTO成员都应签署WTO框架下的所有协议，但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束之后，有四个国家原来在东京回合中所达成的协议，签署的国家很少，这些协议被称为诸边协议。因此，这三个关于食品安全的诸边协议仅对签署方有效力，而且WTO各成员国可自愿选择参加。WTO诸边协议允许各国制订自己的标准，但其限于在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与健康所必需的限度内实施，并且不得在情况相同或近似的国家之间进行随意的、不公正的歧视。诸边协议还允许使用不同标准和方法检验产品。如果出口国能够证明其适用于出口的措施达到进口国保护健康的相同水平，则进口国就应接受出口国的标准和方法。但恰恰就是技术法规和标准对于食品安全非常重要，对于跨国食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质量也具有关键性的控制作用，因而各国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难以得到保证。

因此，基于对跨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法律控制，增加食品安全性，保证人类的生命安全，应当在WTO的法律框架下，将诸边协议中三个关于食品安全的协议增加法律的强制约束力，也就是改变其软法的特征，强制要求WTO各成员国（截止2012年10月，共158个成员国）有签署的义务，促进各成员国督促本国的跨国企业履行WTO食品安全协议下的一系列义务，提高食品安全，这也符合国际法的原则和精神，即保护和促进人类的生命健康；在WTO的法律框架下，制订涉及食品安全与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多边规则，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进行约束和规制。

（二）在国际合作层面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建立双边合作机制

全球化的食品安全问题已不局限于一国境内，其与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息息相关。

首先，从发展中国家来看，中国近些年来已与美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签署了关于食品安全合作备忘录，这些备忘录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履行关于食品贸易中发生的质量安全问题的通报义务；二是建立双方管理人员及技术专家间的交流平台；三是履行进口食品检验监管的法律制度变化通报义务；四是共同打击非法进出口食品行为。但从总体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种食品安全合作备忘录的建立数量较少，缺乏广泛性，因此，国际食品安全协会要督促发达国家积极履行这一道德义务。

其次，发达国家应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国际食品安全技术、管理信息等方面的合作，特别是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力度，以此提升全球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再次，各国应积极加入GFSI（即全球食品安全倡议组织），其为全球性的利益相关团体平台，能填补公共与私营标准中的空白领域，并建立从科学到商业、从农场到餐桌、从私营企业到公共部门之间的联系并授权给所有食品安全和利益相关者。通过加入GFSI，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可以传导给发展中国家，以促进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统一化，提高食品质量。

（三）加强国际间的知识产权合作，增强跨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观念

众所周知，跨国企业既是知识产权的主要创造者和使用者，也是侵权行为的受害者。因此，企业应担负起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责任，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知识产权保护需要社会责任的支撑，一个合理而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防御体系的存在，将为营造高质量的食品安全体系提供切实的保障。如今，各国食品安全执法效率的最大障碍依然是缺乏知识产权的有利保护以及假冒名牌食品泛滥现象的大量存在。从国际公约角度而言，2001年在多哈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关于知识产权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　该协议提出应修改TRIPS协议，以便于国际社会解决公共健康问题。2005年，在我国香港地区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修改了TRIPS协议，但该协议都是概括性的、指导性的规定，操作性不强，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缔结知识产权条约的 形式，加强国家间的知识产权合作，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知识产权信息的互相通报义务，以及对缔约国跨国食品企业违反义务的惩罚机制，以法律的强制手段来增强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念，建立良好的食品安全体系。

（四）在国内法层次上，建立先进、科学的食品安全机制

首先，各国均应建立食品安全强制可追溯制度，包括规定具体的可追溯期以及履历信息，可追溯的深度从生产者组织到单个生产者；各国应参照欧盟的RASFF建立食品快速预警系统，该制度能迅速发现食品安全风险，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少风险事件的恶性后果，最终给予消费者高水准的食品安全保障；各国应参照美国、欧盟的做法，在法律上规定跨国食品生产企业必须建立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体系，并且制定适合于各国具体情况的、按行业区分的HACCP实施指南，以及建立一套评价和认证婴幼儿跨国食品企业的HACCP制度准则，制订有特色的食品加工安全评估和危害控制法规。

其次，各国要加强跨国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强调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要兼顾人类的生命安全，并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股东、消费者建立一套完善可行的法律制度，使各个法律条款彼此有机联系构成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再次，各国应引入风险评估制度，应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而且该风险评估必须建立在有效的监测制度基础之上；在安全性检测方面，则采用全球各个国家都认可的SGS认证；在品质检测方面，各国应从法律上规制跨国食品企业与全球顶尖的品质检测第三方独立机构——美国BV国际检验集团合作，以法律强制力要求其履行社会责任，从而提高食品安全度。

最后，各国应建立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各国可以参考欧盟的做法，不仅对食品安全监管实行集中管理模式，而且决策部门、管理部门与风险部门应采取分权治理模式，以此作为食品安全体系的基础性支撑。为了促使跨国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提供高质量的食品，各国应根据实际情况将食品生产者即跨国企业归入到食品安全的管理者范围，即跨国企业不仅作为食品安全的被管理者，也应成为管理者。双重身份不仅有助于跨国企业参与各项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执行，积极、有效地实施各项指令，如HACCP标准等，而且有助于其社会责任的高质量履行，从而建立高层次的食品安全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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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S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2-0100-03

按消费者获得食品信息的途径,Nelson(Nelson,1970)［1］,Casewell和Padberg(Casewell,Padberg 1992)［2］将商品分为三类：搜寻品、经验品和信用品。由于食品具有经验品、信用品的特性,使得食品的供求双方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食品生产企业无法确定上级供货商提供的原料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消费者也没有条件获知产品的质量问题。信息不对称会引发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问题,随着食品供应链的加长,风险也在逐级放大。食品可追溯制度是一种基于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安全保障体系(于辉,安玉发,2005)［3］,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可以追溯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流通过程中必须记载的信息,追踪食品流向,召回存在危害但未被消费的食品,追究涉事企业责任,撤销其上市许可,从而切断危害源头,保护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可见,食品可追溯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然而,食品企业在参与推进食品可追溯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和前提的,信息的收集、记录、传递会产生成本,这个成本到底由谁来埋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食品企业对于食品可追溯体系推动的积极性；政府在参与可追溯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是以增加社会福利为根本目的的,但政府同样会核算成本问题,周德翼(2002)［4］,周洁红和黄祖辉(2003a)［5］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本质上是一个信息管理的成本―收益问题。王可山(2012)［6］认为食品安全信息是形成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安全责任链的基础,激励食品安全信息真实有效传递有助于监管政策及监管体系充分发挥作用。可见如何激励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各个参与者,使得信息在各个环节有效传递,是可追溯体系建立的基础与核心；换言之,如何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机制是解决食品可追溯体系建立的关键。基于此,不少专家与学者都从各个角度做了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面对不同激励主体的激励模型。

1食品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机制内涵、构成要素研究所谓的激励机制(Incentive Mechanism),就是指组织系统中激励主体为提高激励因素或激励手段与激励客体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总和［7］。也就是指企业激励主体与客体内在关系结构、运行方式和发展演变规律的总和。激励机制所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既有外部激励机制,又有内部激励机制。外部激励机制是指消费者、职能政府、社会公众等对企业的激励；而内部激励机制则是指对企业成员的激励［8］。许启金(2010)［9］认为无外力的强制作用下,组织体系内的成员也都接受并实行的激励机制可以认为是有效的激励机制。一般而言,对于激励机制的研究是以委托―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作为分析框架的,这一理论沿用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作为基本前提,即人们具有自利偏好(Self-Interest Preference),但蒲勇健等(2009)［10］通过对其他研究进行分析,发现人并不只关注自身的利益,还关注所获得利益是否公平,而这种对分配公平的关注会影响人的行为反应和努力程度。并以Holmstrom和Milgrom委托―简化模型(HM模型)［11］为基础,引入行为经济学中行为人具有公平偏好的观点,研究同时考虑公平和效用两个方面的委托―模型,分析公平偏好对激励结构和激励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基于公平偏好的最优激励更加具有效率,能够为参与激励的双方带来更高的利润。

许启金(2010)［9］认为激励机制在设计时应考虑四个构成要素：激励参与者、激励目标、激励方法和手段以及绩效评价体系及协议。激励参与者包括激励主体和激励客体,其中激励主体就是激励机制中的委托方,围绕激励目标设计有关契约。激励客体就是激励机制中的人,通过接受契约实施相关行为,也就是被有关契约条件所激励的对象。一般情况下,参与可追溯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会成为激励主体,消费者和其他企业会成为激励客体,但针对有些激励目标的需要,在某些方面居于优势地位的可能是某一成员(如政府职能部门、消费者或其他参与者),核心企业反而是方；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目标是通过激励手段或因素,以成员个体利益最大化为驱动力,降低或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促使核心企业和其他成员共同推进可追溯体系的建设和信息的有效传递；激励手段和方法的选择要依据是否能够满足对象的要求,而这个要求的满足对他有多大的激励作用，就要看采取的激励手段和方法具有的效价与期望概率情况。其中效价也就是对象对实现预期结果的偏好程度。期望概率就是该手段和方法采用能够实现这种预期结果的概率(汤伟刚,2003)［12］；所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指的是由反映组织体系内所有成员相关特征的一系列指标和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指标共同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而协议就是把供应链管理工作加以标准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一种协定(马士华,2000)［13］。

2食品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机制制约因素研究赵荣等(2011)［14］立足消费者的视角,认为食品追溯体系是否真正实现,取决于消费者的正确认知和购买意愿。依据消费者行为理论和有关食品安全支付意愿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购买意愿会受到人口统计因素(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心理因素(消费者的信息搜索意识、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认知程度,以及对可追溯食品安全性的信任程度等)和经济因素(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所处的市场环境以及产品本身的特征)三个因素的影响。通过进一步实证研究,他们得出了消费者对可追溯性食品的购买意愿主要受消费者收入水平、食品安全问题规制程度、可追溯食品安全性和重要性以及食品安全信息可信度的影响的结论,换言之,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越高,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越严格,消费者越有可能购买可追溯食品,反之,则成为制约可追溯系统发展、信息有效传递的因素。姜励卿(2008)［15］认为,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但农户最终是否参与追溯的行为仍取决于自身的成本收益,而农户收益不高成为制约信息有效传递的关键因素。赵荣、乔娟(2011)［16］通过理论及实证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参与追溯体系的激励因素,指出了农户对于追溯农产品不能实现优质优价的担忧是阻碍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发展的最重要原因。胡求光等［17］对农产品出口企业实施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激励与监管机制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的成本增加及技术标准的缺乏是对企业参与可追溯体系、信息有效传递最主要的负向激励因素。施晟等(2008)［18］通过调研考察,开发出了一套集追踪功能、物流功能、财务功能为一体的系统,并在这个过程中归纳出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三方在信息传递中存在的问题,结论如下：①小规模种植,对单个农户监管成本过高,从而导致农户上传信息的真实性难以测量。②企业为避免损失,有积极性参与能找到责任人的追溯行为,而对于需要复杂操作、往往意味着产品召回的跟踪行为则没有积极性参与。③消费者投诉和反馈困难影响信息的使用效率。

3食品可追溯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机制模型研究学界目前在此领域研究刚刚起步,研究成果尚不丰硕。已有的研究都集中在数量经济学领域,其中应用较多的是逻辑(Logit)回归,通过计量方法来获得经济学模型,探究对各经济主体参与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的正向激励因素。所不同的是,他们提出的激励机制模型所立足的视角是各异的。

赵荣,乔娟(2011)［16］认为农户是否参与食品追溯体系是由其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效用水平决定的,即取决于农户获得的支付水平和参与食品追溯体系需要付出的成本。基于此,构造了效用方程,经过一系列的数理推导,得到了结论是：经济因素、农户特征、相关行为和认知程度及外部环境都是农户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激励因素。

姜励卿(2008)［15］考察了蔬菜种植户参与农产品可追溯系统的意愿问题,通过在对浙江省蔬菜种植户的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他同样采用构造二元逻辑回归的计量方法来构造回归模型。与周洁红等取得成果不同之处在于,姜励卿认为,政府行为(支持政策、培训、宣传等)是现阶段推动农产品质量与可追溯制度建设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显著影响了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但是农户是否最终参与追溯管理,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的成本收益决策、外界组织的压力和相关个体行为的影响。另外,参与产业化组织对于农户参与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的意愿和行为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

龚强,陈丰(2012)［19］从供应链的角度入手,构建了一个存在消费者、一个销售商和若干个同质农场的供应链模型环境,结果发现由于目前消费者对可追溯性的认知不够,对企业参与和增强可追溯的支付不足,这使得利润获得十分有限且多集中在销售环节,这对上游农场和加工企业的激励是不足的。

4结论

目前,我国学界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领域的研究已比较深入,这一领域的文献众多,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理论分析、追溯体系建设、供应链管理、食品安全监管国际经验借鉴等方面(王可山,2012)［6］,但对于食品安全信息如何在可追溯体系参与成员中有效传递、如何有效激励信息传递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一些信息有效传递的激励机制模型,但很少立足于整个供应链体系来探讨这一问题,更多的是孤立地站在农户、企业、消费者等角度来进行研究。并且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者使用的计量方法较为简单,其权威性、可信度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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