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社会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医学社会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美术高考热”不断升温，每年报考艺术类院校的考生日趋增加。艺术设计学科逐渐成为热门的学科，全国各大专科院校也纷纷增设艺术设计专业，如平面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包装设计、服装设计等专业。但对于报考艺术设计专业的考生和已经进入高等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不能简单地把设计专业等同于绘画专业，尤其是在艺术设计专业中的绘画基础教学方面，不能轻易认为用绘画造型可以替代艺术设计中的造型基础，从而忽略艺术设计造型基础的独特个性。艺术设计中的绘画基础教学定位的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我们艺术设计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素描、色彩，是所有学习美术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绘画课程，在艺术设计教学体系中，把它们作为基础绘画教育课程，有我国多年艺术教育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素描、色彩课程一直被认为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但在学习设计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很难把基础绘画课和设计专业结合在一起，只注重绘画写生和技法的训练，而忽视艺术设计的专业性，牵制了学生设计思维的发展。在过去，我们的艺术教育强调基础，强调绘画功底，在这种情形下着实培养了一批批写实功夫和艺术表现力过硬的画家，以至于这些画家至今还陶醉于花费数月表现一个比真的还真实的手工绘画作品的满足感受中。现在的书店里，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素描、色彩书籍被命名为“正规画法、正规范画”的字语，难道除了他们的画法外，其他人的绘画风格都是旁门左道吗？何谓“正规”，艺无止境，但凡形成一定的范式或风格，即是走到了终点，接下来就是必然要打破它，超越它，这样艺术才能进步，我们才能创新。如今是一个数字技术、多媒体影像可以轻松去复制作品，可设计艺术却不能去重复、去拷贝，因为设计追求的是原创性和创新性；目前我们的创新设计、原创设计和国际上一些优秀的设计相比显得有些滞后，看看近年来一些产品造型专业的萎缩状况，一些大型的优秀建筑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都来自于国外的设计师即可而知。我们的一些设计师的创造力相对就显得有些苍白，这是不是过分强调基础忽视创造力培养的结果，是不是所谓“正规”的绘画基础教育造成的？这就需要每个从事设计艺术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我们的“绘画基础”和功底的了。

篇（2）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的逐变求新经常达到了令观赏者震惊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尔(AndyWarhol)的波普艺术(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约翰•凯奇(JohnCage)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乃至奥兰(Orlan)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一次次地冲击着艺术边界，让观众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产生质疑。

有人认为这种凸显观念而弱化审美的当代艺术不过是一场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符号游戏，它利用哲学化的观念外衣掩盖了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的本质;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勃兴不过是艺术界各方如拍卖行、画廊、策展人、投资商、经纪人、艺评家、收藏家联手，通过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这些争端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浮出水面: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在大量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和实践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随着杜尚、沃霍尔们被冠之以前卫艺术家并逐渐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随着艺术品和日常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疑惑:到底何为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生产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是独特的天赋授予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制造出的集体幻象?艺术界或曰艺术体制论正是在传统艺术理论频频遭受当代艺术实践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曾指出:“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艺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Becker145)。面对花样翻新的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以莫里斯•韦茨为代表)先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说，这一观点因其逻辑漏洞以及无建构意义的虚无和空洞性而很快被众多美学家(如曼德尔鲍姆)攻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可以定义”说又应运而生，只不过这种定义的路径已和本质主义艺术定义(如模仿说、表现说)大相径庭，它超越了传统美学只从外显性(exhibited)特征出发寻找艺术普遍本质的局限性视域，而主张从非显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来重新界定艺术。沿着这条路径，20世纪60年代在美学内部围绕着艺术定义展开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Dickie)为代表的“艺术界”(artworld)和艺术惯例理论。关于二者的相关理论的详细介绍目前已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简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的阐释，而迪基则更为关注各种艺术界体制———如已建立的惯例、习俗、常规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艺术品资格的，因此其理论常被称为“艺术惯例”论。尽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艺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内，然而可以看出，当代美学越来越呈现出溢出艺术哲学边界，向文化社会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迪基的“惯例”说，空前地将“体制”这一因素引入到艺术定义的思考中，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特点。而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通过合作的“艺术世界”和冲突的“艺术场”理论体系则摆脱了哲学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将当代艺术问题、艺术体制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实处。

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艺术世界———借鉴社会学资源的艺术体制理论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们的艺术体制论不久，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S．Bec-ker)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艺术体制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就已初现从艺术体制视角来研究艺术的苗头，此思路源于对“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这一艺术形而上概念的驳斥，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和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泰纳(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会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史流派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这种艺术反映观的主要持有者还包括以马克思以及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直接或间接借用了经典理论的一大批学者，如夏皮罗(MeyerSchapiro，1973)，豪泽尔(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艺术品以美学形式和内容。受这一主张的启发，艺术反映论的学者们并将艺术品的研究同对艺术家的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去分析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这些原则包括:艺术家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而非被赋予独特创造性天才的孤立个体;在商品社会中，艺术品是商和社会机构用货币或其它类似方式购买或投资的对象;艺术品取决于物质和技术的生产媒介，而后者以社会劳动体系为先决条件;艺术品用审美的形式和内容“反映”或“编码”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艺术品所负载的价值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必然有效的，仅仅对那些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消费”它们的特定社会群体才有效(哈灵顿10－11)。这些主张虽然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然而其相对单维的反映论难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嫌疑，没能捕捉到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体制中各个节点之间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结构。

几乎与分析美学对艺术定义问题的讨论同时开展的另一种研究，是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学者进行的关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与的艺术社会史不同，比如它对价值判断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并回避审美评价、审美内容，而是更加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接收实践，它“建立在对艺术市场、艺术职业机构、艺术管理、专业艺术网络和艺术消费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经验上的种种应用”(哈灵顿23)。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别以贝克和布迪厄为代表，二人都表现出与社会学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种亲密性。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艺术世界》(ArtWorlds)。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显然是受到丹托“艺术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中“符号互动论”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启发。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和语言、文字等媒介一样，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流、沟通与协商来塑造意义的物化手段。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认为应以“互惠”的社会互动关系框架来研究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符号互动学派的社会学家邓肯(HughDun-can)也提出从分析微观机制的社会互动出发研究艺术和艺术生产的过程。邓肯建构了一种“作者－批评家－公众”的三角互动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动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尽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并非是社会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还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隐含着一种“社会团结”(socialsolidarity)，这种社会团结又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促成互动各方的“同态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贝克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艺术圈(演奏爵士乐)的亲身经历，贝克与艺术家群体有着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艺术领域具体活动和实践的特点，因此他不是像哲学家或一般社会学家那样在简单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层面上谈艺术，而是依据他本人在几种艺术世界中的个人经验和参与，对艺术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过程进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说丹托和迪基将传统艺术哲学的本体化追问“何为艺术”置换为“为何某物为艺术”或“某物如何获得艺术品资格”这类问题，那么可以说贝克则将这一追问转化为更具社会学色彩的问题:艺术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细分析这一追问，不难看出贝克对艺术界问题的讨论是以某对象已经被艺术体制接受为艺术品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简单总结贝克关于艺术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s)、常规(conventions)和标签理论(theoryoflabeling)。按照贝克在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章③中的理解，艺术世界是围绕着一种惯例而实现合作生产的艺术界公众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艺术世界》的开篇，贝克就对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艺术世界是由所有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个或其他世界规定为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之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世界的成员要参照惯例性理解协调那些活动，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共同实践和经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样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产类似的作品。因此，我们把艺术世界视为一个诸多参与者合作关联的网络”(Becker34)。

艺术首先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这是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艺术生产中的协作性:艺术家虽然占据艺术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艺术品并不是个别天才艺术家通过天赋、灵感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参与者在作为行动者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世界中协同合作的产物。贝克采用“任务组”(bundleoftasks)和协作链(cooperativelinks)———即艺术世界中参与和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行动者们来代替传统美学中的天才艺术家。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因时而变又相对稳定。贝克这里还指出了我们在分析艺术世界的劳动分工时容易产生的一种狭隘理解:我们会认为表演类艺术(电影、音乐会、戏剧、歌剧)是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艺术，但是像诗歌和绘画这类的艺术似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作品是由艺术家独自一人完成。然而劳动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像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同时甚至同地协作劳动，而是要求每位参与者在适当的时间或者环境下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以当代美术为例，一幅画作背后的劳动分工网除了艺术家本人之外，还应该包括:画布、画架、颜料、画笔的生产商;提供画展场地和经济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馆管理者;制定美学理论的评论家和美学家;提供保护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的政府机制;对作品做出回应和反馈的公众;过去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因为一幅画必须置于他们所创造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意义。④同样道理，表面上更为独立自足的诗歌创作实际上也无法脱离出版商、印刷业、诗歌传统等分工。

然而艺术世界中的诸行动者之间的集体合作行为并不是暂时和随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约，而是按照某种彼此一致认同的规范(norms)组织起来的，是什么保证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后果等方面产生默契?这就涉及到贝克艺术世界理论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常规(conventions)，⑤常规并非艺术界内在的、先在的结构，而是经过艺术界各方在长期的冲突、妥协、调和中产生的结构性规则，同时又反作用于艺术界，起着整合、凝聚、规范艺术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规的雏形是行动者相互协调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和协议，其后逐渐演化为常规。艺术观念是艺术常规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种艺术观念随着艺术界合作行为而逐渐被结构化和体制化，它就能发挥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艺术界资源的作用。正是常规使得艺术生产中形态各异的劳动分工和实践得以反复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顺利进行。贝克将艺术界常规分为非专业和专业常规两种类型。非专业化常规指的是所有社会化成员都熟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艺术观念等，例如我们习惯性地根据不同媒介将艺术分为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认定存在艺术和非艺术的领域等等，非专业化常规通常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来自于文化传统，有些源自艺术世界内部或艺术媒介本身。专业化常规主要包括一门艺术的专业知识、美学理论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过专业的艺术机构才能学到，可以说是进入艺术场大门的通行证。另外，非专业和专业化常规并非固定不动的观念，而是随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相互转换。无论是专业化常规，还是非专业化常规，都属于艺术观念，是艺术界公众共同认可的规则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贝克关于常规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着艺术观念展开的。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体现了贝克艺术界理论的优势:他并不像传统艺术社会学那样，仅仅将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艺术品放置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以考量诸社会外部因素对艺术生产、传播的影响，而是借用对艺术世界常规理论的研究，把关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会学理论中，即艺术是艺术观念控制下的艺术，艺术价值是在艺术观念或常规的运作下的美学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一种观念。在贝克的理论视域下，我们不仅仅思考“什么是艺术”、“某物品是否为艺术”等问题，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们将某物判定为艺术”，或我们对物品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是在何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些艺术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变更和产生作用的。

贝克对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是标签理论，《艺术世界》及相关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大篇幅的深入讨论，但却处处渗透着标签论的色彩。在贝克看来，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声誉(reputation)都是通过“艺术世界”获得的，并非是像传统美学所宣扬的那样，艺术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启发性的、深邃的等本质属性被赋予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进而艺术家因其作品的“伟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赋而获得声誉的光环。从贝克的标签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艺术世界的集体行为，是艺术界的行动者如策展人、经纪人、拍卖商、艺评人多方生产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解构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祛魅艺术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们揭示:二者的获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这个角色本身也是艺术界公众运用共同的艺术常规对其“标定”而产生的一个称号，或者说是一种“标签”。艺术家的声誉是协作生产的结果，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声誉一经确立以后又会成为艺术品生产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区分和筛选的功能，因此，贝克“标签”理论对我们重新发现艺术世界中声誉机制的确立和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传统美学中被神圣化了的“声誉”在标签理论的破解下被还原为艺术世界通过集体合作而生产出的一个神话，一种幻象。

“艺术世界”(artworlds)这一技术性定义，是贝克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观上，它凸显了艺术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性;在微观上，这一概念又将研究触角伸向了艺术生产网络中依据共同的“常规性理解”而反复合作的形形的个体，而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常规则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艺术观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艺术观念如何在艺术世界维持相对稳定的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流动和变革中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贝克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资源拓展到艺术领域，克服了传统经验主义过于实证化的局限，他对艺术生产，尤其是艺术分配领域的分析具有结构性框架的特征，从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在艺术关系网络的运作中生成及演变的，而艺术家的“天赋”又是如何经艺术界各行动者的点石成金之手而逐渐被神圣化为“声誉”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机制，后者作为艺术界体制权威和象征资本又进而投入到艺术再生产中去，有效地行使着筛选和区分功能。可以说，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艺术品”这一问题。从这些层面上来看，贝克的艺术世界体系和两位分析美学家的理论相比无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先进性。有关艺术体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如果说贝克强调的是作为关系网络的艺术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则更侧重的是艺术世界中的冲突与竞争维度。作为将当代艺术体制理论置于社会学路径下进行研究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贝克和布迪厄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艺术世界或艺术场中个体和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贝克通过大量的列举和描述展示了艺术世界的复杂性，有着将艺术生产泛化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的倾向，然而在艺术观念的频频发生革命性变迁的现当代艺术界，仅仅用合作来解释新艺术对既有艺术体制的反叛、否定和颠覆显然是不够的，而布迪厄的艺术场概念则对理解新旧艺术观念之间及其相应的人或行动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着颇有助益的启发。不同于贝克的是，布迪厄试图用诸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构架，通过这个构架来分析艺术场内部的运作，他更注重的是复杂艺术世界中的总的结构、法则和机制，他坚信艺术界和其它社会场域一样，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构的基本秩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理论对布迪厄的影响。

布迪厄对艺术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92年发表的著作《艺术的法则》(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贝克和布迪厄都将艺术世界定位为一种动态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被命名为“艺术场”。为了寻找艺术界内部的客观关系结构，布迪厄引入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分析艺术界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场”(field)、“惯习”(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资本(capitalofculture)，这四大概念无疑是布迪厄艺术场理论大厦的四座基石。“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贝克的由互动行动者构成的合作关系网相比，布迪厄的场是一个更为结构性的概念，场中的每个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是，布迪厄对艺术场域的考察渗入了权力的思考。或者说他将文化艺术生产场域放置于权力场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元场”(meta－field)，元场控制着所有场域中的各种资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静止不变的结构相比，场域中的位置是相对的和动态的，是在各种关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预先存在的。携带着不同资本的行动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构成了场中结构的不平衡性，是作为权力场的艺术场中各方冲突和斗争的源动力:行动者为了占据、保持或改变位置而进行着权力争夺，这种冲突推动了艺术场内的关系结构在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同时不断变化。简单概括，艺术场是一种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位置被诸行动者所占据，他们携带着几种形式的资本去争夺特殊的符号资本(权威、声望、名誉等)。

布迪厄对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拓展，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两者则被布迪厄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描述为一种知识形式，它赋予了社会行动者以一种识别力或竞争力，用以解码文化关系或解读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引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和权力分配不单单依靠物质因素或者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曰符号资本这类非经济力量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具体的状态(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观的状态(objectifiedstate)和体制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体的状态指的是行动者用以应对文化话语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长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习得的;客观状态是指文化资本以物质载体(如书籍、绘画、歌曲、电影、乐器)等形式出现;而体制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包括文凭、头衔以及各种形式的体制认证。从文凭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进入职场，获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为例，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分为两个次场:有限生产场(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场(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艺术场，后者则是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场，遵循的是他律原则，以文化产品尽可能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为主旨，艺术品的广泛认可与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资本直接挂钩。和其它社会领域如经济场或政治场一样，作为文化场子系统的艺术场也有着自身的场的逻辑和资本形式，艺术场存在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资本，它遵循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原则。然而和大规模生产场的运行模式正好颠倒的是，自主的艺术场以否定经济利益、“摆脱”功利性为准则，并依托于以少数艺术界专家所构成的精英机制。然而布迪厄却敏锐地指出，这种“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资本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实现权力操控和统治，将文化等级分层变得神圣化、合法化的过程。换言之，艺术场中文化资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能，这种相互转换的潜能也更好地解释了艺术领域中的创新作品如何被最终体制所接受并认可的过程:艺术中介(拍卖商、策展人等)通过发现、展出、阐释及评估那些不同于常规趣味或传统学院派风格的艺术品，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累积，通过培养出新的审美趣味导向，在艺术场内创造了新的位置，从而也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增值(收藏、拍卖)。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合谋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在国际双年展上频创佳绩，掌握了可观的文化资本(声誉)，进而通过拍卖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利润，从昔日的艺术场的异端和忤逆者变为体制内的主流和强势占位者。

和贝克从合作和常规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艺术世界不同，布迪厄是从冲突和竞争的层面来分析艺术场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考察既涉及艺术场内部人之间的占位争夺，自律(autonomy)原则与他律(heteronomy)原则、正统(orthodoxy)与异端(heterdoxy)的斗争，又包括艺术场和大规模文化生产场之间的相互渗透。我们可以将艺术场的自律原则(为艺术而艺术)看成是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艺术家、美学家、艺评家等等)为了维护或将自己所持有的权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号。在艺术自律的主张下，他律原则(经济、政治)因其“不纯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艺术场之外;通过制定“正统”的艺术观念并将其神圣化，权威守护者把不符合其“正统”艺术观念和美学原则的异己驱除场外或将其边缘化，从而完成了艺术场权威位置的巩固。一个艺术场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导地位的专家阶层就越强势。随着资本的介入，当代西方艺术界越来越受到他律原则尤其是经济原则的围攻，专家所标榜的“纯粹的”无功利艺术只是一个美学幻象，艺术从来就不曾真正地脱离过艺术市场。

篇（3）

1.二元经济格局迟迟不能改变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由于中国经济特有的生产要素禀赋特征、经济体制特征，三次产业的演变不同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是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特征迟迟不能转变和消失，虽然农业占整个GDP的产值比重不断下降(降到10%以下)，但是农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比重仍然居高不下(近50%)，使得三农问题在中国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长期缓慢，无法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劳动力的转移。

2.农业资本投入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2003年用于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11.5%，这与我国农村拥有9亿农民相比不成比例。同时，由于农村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减弱了农村吸引社会投资的能力。从农业信贷规模发展情况来看，农业信贷规模有所扩大，但是农业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年均比重不到3%，农业企业和农户贷款相比之下比较难。国务院在1996年便出台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但实际上农村建设、发展的信贷资金很难到位，而且农村大量资金外流现象严重。

3.农村劳动力质量与边际产出较低

建国后，为优先保证工业建设所需资源，我国建立了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这一方面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也为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制造了制度性的障碍，造成了我国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受城乡分割治理的影响，我国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较城市而言要低得多，教育投入更是不足；同时，由于薪资待遇的城乡差异大，农村人才难以回流。于是便形成一种悖论，贫穷的农村越需要人才，却越是难以获得人才。人才短缺造成新农村建设中智力支持的缺位。农村普遍存在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源短缺现象，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质量与边际产出较低。

4.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较低

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贡献率为48%左右，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70%—80%。从整体来看，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实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农业科学研究多数仍属于“跟踪式”、“模仿式”或“转化式”研究。表现为：一些出口创汇农产品品种和重大技术装备仍主要依赖进口；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环节薄弱，很多成果不能变成现实生产力；农民科技素质总体不高，对新技术的吸纳能力不强，农业科技普及不普遍；农业科技投入总量偏低，创新与应用体系建设有待加强，农业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没有根本消除。二、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建议

1.政府应加大农业发展的资金投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要实现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针对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政府应出巨资兴建和维护水利设施，在干旱时期通过蓄水工程或人工降雨等方式为农户提供价格低廉的农业用水，解决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缺水困难。政府还应定期拨款改良土质。虽然我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农户拥有几十年的土地经营权，但对于土质的改良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投入，政府仍然有责任负担部分投资费用。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准确、快速的信息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各级政府可以有线电视网络为基础，尽快建立上下畅通、灵敏快捷的信息网络体系。同时，全面开发利用国内外信息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加入因特网，让农民通过因特网充分利用社会信息资源，推动农业发展。

2.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为新农村建设全力提供资金支持

近年来，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增加较多，但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和农村发展的客观需要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要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加快金融业立法，确保农村金融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运作，努力构建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要以市场化为导向，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并稳步推进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支持并鼓励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组织的发展，合理分工，适度引入竞争机制，全面构建多层次、高质量的农村金融体系；要以商业化为要求，努力拓展农村金融业务，探索支农的新方法、新途径，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盈利能力，努力促进资金回流；要借鉴发达国家农村金融的先进经验，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覆盖全农村的农业保险体系，提高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3.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科技进步

21世纪农业的竞争，说到底是农业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的竞争。改革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与推广相脱节的体制和机制，政府应专门拨出经费，形成农业教育、科研、科技推广三位一体的科技服务体系。各地区应设立至少一所农业技术学校(推广站)，承担本地区农民的技术普及工作。技校还应承担起当地农业科研任务，把科研成果及时用于当地的生产中，提高技术转化速度。此外，技校科技人员还应深入田间地头，随时解决农民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通过三位一体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逐步提高我国农民的素质与技术水平。另外，继续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与扶持力度，全面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着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与技能。

4.逐步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篇（4）

为了尽可能真实准确地考察该四类模糊限制语在摘要中的使用与分布，课题自建多样本语料库。本自建语料库所选用的语料是从郑州大学图书馆中文与外文电子资源收录的Cambridge，Ox-ford，EBSCO，Elsevier．Springer等数据库中影响因子较高的权威核心期刊随机抽取，如:《中国社会科学》、《教育发展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哲学研究》、《HumanResourceManagement》、《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JournalofInternationalTrade＆EconomicDevelopment》(Rout-ledge，Taylor＆FrancisGroup)，出版时间跨度为2008－2010(包括2008，2009，2010三年);共计504篇中英文摘要，代表了近年社会科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趋势。所有语篇使用GL_MMAX2软件进行标注并使用MICROSOFTEXCEL进行整理统计。基于Swales提出的语步—步骤模型理论框架，首先对语篇的五语步宏观模式IPMRC(Introduction–Purpose–Method–Results－Conclusion)对英文摘要进行标记;然后采用Princeetal．(1982)的分类方法，对模糊限制语在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摘要的不同语步中的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归纳总结四类47个常见模糊限制语在五个语步中出现的特点与规律，探索摘要中模糊限制语分布特点。

二、统计与分析

(一)模糊限制语在SCE(中文摘要英译)与SEE(英文摘要)语步中的分布

通过对504篇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调查统计，我们发现:SCE(中文摘要英译)与SEE(英文摘要)使用的模糊限制语总数相当，分别为274次与302次。不同的是，SCE中限制语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摘要的背景、结果与结论语步，分别为60、114和60次;而目的与方法语步限制语的使用较少，仅分别为19和21次。SEE中限制语使用最突出的是结果语步，为97次，方法、结论与目的语步其次，分别为60、55和53次，背景语步最少，为37次。除结果语步外，其他四个语步的差异不太大，在背景、目的、方法、结果与结论语步中的分布悬殊不太大，依次为21．9%、6．93%、7．66%、41．61%和21．9%。这说明中文论文作者在对结果的讨论上注重保护自己，结果也不是绝对的，留有商榷的余地，体现了模糊限制语自我保护的语用功能。但目的与方法语步则较为主观，忽视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辩证关系。英文论文作者在措辞上更为模糊，模糊限制语在背景、目的、方法、结果与结论语步中的分布悬殊不太大，依次为12﹪、18﹪、20﹪、32﹪和18﹪。他们也更懂得全方位做好自我保护，尤其在目的与方法语步，他们不排斥不同的观点与方法，“一箭双雕”或一箭多雕的情况都是存在的，欢迎其他同行采用不同的视角研究同一个问题。体现了模糊限制语的礼貌原则的语用功能。针对模糊限制语在SCE(中文摘要英译)与SEE(英文摘要)语步分布呈现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中英文作者同样重视模糊限制语在论文摘要中的使用，中文作者需要向英文作者学习怎样更客观地表达研究目的和表述研究方法。

(二)四类模糊限制语在五语步中的分布统计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SCE与SEE在语步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异同，笔者对四类限制语在摘要语步中的分布进行细化。统计发现，无论是在SCE或SEE的任一语步中，直接与间接缓和型限制语出现的次数最少，接近于零，SCE较SEE出现的次数略高。程度和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摘要中出现的频次较高。这是因为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测量事物时经常使用，与数字的搭配较多，使用范围变动型限制语的原因是作者不想把数字说得太死，以免与事实有距离，或无法说出准确数字，当作者综述前人成果时，他们虽竭尽全力收集资料，仍不可能涵盖全部文献，所以通常使用范围变动型限制语使自己不至于把数字说得太绝对。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SCE语篇中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背景与结果语步出现最多，分别为44次和90次，结论语步中出现38次，目的与方法语步分别为16与13次。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更强调语言的客观性与准确性，而非程度的高低，所以并不常用程度变动型限制语，例如kindof，moreorless，some，tosomeextent等模糊限制词，只在背景、结果与结论语步少量出现，目的与方法语步几乎为零。SEE语篇中范围变动型限制语在结果语步出现最多，为81次;目的、方法与结论语步其次，分别出现41、50与42次;最少的是背景语步，只出现21次。各语步中出现的程度变动型限制语比SCE中出现的次数略多，分布较为平均。通过对比四类限制语在两类摘要语步中分布的异同可以发现中英文作者在结果语步更多地使用变动型限制语给自己留有较大的空间接受不同意见的冲击。英文作者较中文作者对自己收集的背景资料的权威性与丰富性更为自信，所以较少适用模糊限制语。此外，模糊理论与模糊限制语的提出最开始是在国外，近水楼台先得月，英文作者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中文作者更应利用机会加强与外界的交流，比如引进更多的关于模糊限制语的评论与研究。

(三)各类模糊限制语高频词统计与分析

即使同一类各个模糊限制语在语步中使用的频次也不尽相同。经过数据统计发现，各类模糊限制语中有些词高频使用，出现一边倒之势。程度变动词在SCE的五个语步中，出现在背景、结果与结论语步的次数稍多，分别为:14、17、10，而some次数分别为10、6、4，kindof次数分别为2、7、2。Some与kindof成为程度变动语的高频词。例如，SCE的背景语步中程度变动语出现14次，而some则出现10次，some成为程度变动语的高频词;范围变动语出现44次，而also和somethingbetweenxandy则分别出现22次和18次，其他限制语则成为万绿丛中一点红的零星点缀。Somethingbetweenxandy成为各语步范围变动语的高频词，紧随其后的是also。以程度变动词为例，SCE共计使用5个词汇，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20次)，kindof(13次)，tosomeextent(5次)，almost(4次)，quite(1次)，其中kindof出现在全部五个语步中;SEE共计使用5个词汇，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35次)，tosomeextent(8次)，kindof(5次)，entirely(3次)，almost(1次)。SCE中在五个语步均有出现的是kindof，而SEE中，五个语步均有使用的是some。两类摘要不约而同地首选some把不肯定完全正确的话说得更得体，以免遭到质疑，惹到不必要的麻烦。范围变动语在各语步中的使用是最多的，也反映出SCE与SEE的一些不同之处，SCE中，共计使用9个词，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thingbe-tweenxandy(96次)，also(67次)，morethan(12次)，about(11次)，around(5次)，atleast和lessthan并列4次，over和approximately并列1次。SEE中，共计使用11个词，它们从高到低的排序是somethingbetweenxandy(107次)，also(56次)，about(31次)，over(17次)，morethan(9次)，lessthan(5次)，atleast(4次)，around和approximately并列2次，essentially和roughly在SCE中未使用，它们并列出现1次。somethingbe-tweenxandy和also是范围变动语中最常用和最常见的限制词。缓和限制词在各语步中出现最少。两类文件中几乎都没有使用直接模糊语，偶尔使用时，选用的词汇以seem居多。SCE只使用了一个间接缓和语词汇即accordingtoone＇sestimates，而SEE除此之外还使用的有itisassumedthat…，asiswell－known等词汇。通过统计和对比范围变动语和间接缓和语分别在SCE与SEE文件中的使用可看出中文摘要英译作者在模糊限制语的选词上与英文作者差距不大，整体水平得到提升;英文作者在选词上范围较广，SEE比SCE中使用的模糊限制词更为丰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丰富性。

篇（5）

一是实用主义真理观：为信仰服务。对一个命题的判断通常有真假两种结果，实用主义学者的评判标准不再是“符合论“”融贯论”或是“多余论”等，而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一致。这就意味着只需要谈话诸方在他们共同的信念下认为某一个理论或某一类思想可以达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实用主义被搁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时候，它又被恢复了它在美国的地位。其实，这是可想而知的。实用主义这次的回归不仅保持着经典实用主义的传统，还带来了新的内容。实用主义的包容性越来越强，可以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就不难解释它的生命力。新实用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以罗蒂为主的后哲学思想。他的思想把许多学科都包容了进来，尤其是文学、政治和道德伦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学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学”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时候，罗蒂认为文学、政治或是伦理道德比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还值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用主义，不仅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美国的外交手段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他们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功利的、利己的，同时还是开拓的、探索的。二是实用主义研究方向：以人为本。实用主义的魅力是当你使用这种方法论时候，你会感到很轻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远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应该与它的理论渊源有关。在实用主义哲学中我们永远都抹不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子。这样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或是其他物种都遵循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原则，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会越来越复杂同时也是向上的。在实用主义的思想中，我们同时还能清晰地看到以人为基础，尤其以人的兴趣和情感为出发点的唯意志论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在实用主义中可以找到。

实用主义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问题的兴趣，以兴趣为出发点，便可以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利于达到有效的目的。同样来自于唯意志论的观点，即对人本身的考虑很重视。这点达成共识：“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进行思考的生物。当我们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那些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大部分理论原则便不能使用。”因为，研究人类不能仅仅通过对某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他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时期、背景、文化中判断他们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语言所表达的观点，而理解这些语言的重点便是语言的环境。因此，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实用主义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方法会让我们在了解我们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同时，变得开心、有趣和更有上进心。实用主义方法论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三是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实际且多元。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学派，他们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有些观点属于实用主义的范畴，尤其体现在对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哲学学派一直以来都信奉自然科学研究框架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其实他们赞同了价值中立原则，认为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应该不带有个人感情和价值导向来研究社会现象。”

但无论是实用主义学家皮尔士的科学主义、还是詹姆斯的意识流、还是杜威的工具论都充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完全客观。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人类的生活习惯或是他们的信仰，都没有办法摆脱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能够影响他们的信仰。而生活环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观点在某种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种背景下则是无解的。比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个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会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着她的眼睛微笑。而对方也会为自己被关注而感到骄傲。如果换个场景，结果就会大相径庭。假如刚才的行为我们在美国的黑人区做一次，估计那个男孩子就难逃一劫。因为在那里的社会背景下认为盯着不认识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轻微的犯行为。因此，我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一种通用的社会行为准则。

在使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社会科学中，有两位学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人是库恩，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实用主义这个不能体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提供了成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条件。因为库恩对那些“反常”的理论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条件。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不断地“前进”，但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符合某种严格的逻辑框架就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显然是不公平的。只有当他们的理论内核真正的“坏掉了”，我们才可以宣判这些理论的不可存在性。而在这里，我们认为的内核不能再使用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无法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就像各大学派一直在争执的主观与客观的区别。第二个人是罗蒂，他的种族中心主义为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这样的现象在社会实际中比比皆是，还有很多奇怪的、我们无法理解的、可能与某种有关的现象。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群与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远的人并与之交往时，又该怎么办？罗蒂的办法是以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为出发点，与对方沟通。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沟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我们的信仰和观念不一定要强加于对方，只需要找到可以达成共识的信仰和观点即可。找到共同点会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行为和语言有帮助。

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更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上并不在意理论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而是否能有效地成为行动的向导、是否能有效地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否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实用主义学家们不在意社会本身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更关注的是现在的生活环境是否是居住在这里的人类想要的，如果不是就听从内心的呼唤，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努力改造。他们信奉的是这样的信仰，就像爱因斯坦说的“：有很多时候想象力比知识重要，想象力无限而知识有限。”按照实用主义的思想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他们还信奉另外一句话，就像皮尔士所说的：“每一个真值的句子都是为某一种信仰服务的。”而在这里，人类的兴趣就是他们的想象力的向导，他们在这样的想象力的条件下探索社会科学，就像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实用主义哲学剖析社会科学是需要我们以人类需求为本，以兴趣为出发点，以效率为落脚点。在这个问题上罗蒂———新实用主义的代表，延续了实用主义探索社会科学的精神，在新时期展现出他与前辈和同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家不同的新特点。

二、新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发展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似乎越来越不能很好地处理实际问题。一种继承并发扬经典实用主义的新实用主义油然而生。新实用主义继承了经典实用主义的主要精神，即以人类需求为出发点、以兴趣为研究起点、以信仰为真理的判断标准、以效果为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在我们可以找到的参考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实用主义有它特有的理论观点。而新实用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罗蒂。罗蒂的实用主义思想与经典实用主义思想的联系和区别是清晰可见的，尤其他提出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他的后现代哲学思想不仅颠覆了我们对哲学基础地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给了我们新的视野。所以我们选择对他的观点进行说明和解释，后现代哲学的思想可以基本代表新实用主义的理论特点。后现代哲学思想主要强调语言哲学的重要性。他不太重视经验对哲学的重要影响，而是注重我们的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像他自己赞同哈贝马斯那样：“交谈理性代替了主体核心理性”。交谈、互动的研究方式，不仅表现出对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继承，同时也看到罗蒂把研究重点放到了沟通的语言中来。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个人主义与整体论的完美结合。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学者对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的问题上多少都有分歧。社会学家涂尔干坚决支持方法论整体论。坚持整体论的哲学家必然会忽视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而很多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都偏向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非常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忽视整体的作用。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我们需要找到的是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规律或是较为普遍的特征。但鉴于社会环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我们在此讨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或是整体论就十分不妥。罗蒂在他的后现代哲学中认为：“把个人的自我创造和社会的团结同等对待，是同等有效的。”[5](P47)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把这个问题的界限弱化了，也可以说他把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分别做了限制性的解释，即社会的发展是由个人做的，但个人的才能和价值需要有社会的发展来体现，在不同范围讨论不同的内容。

二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进一步发展。在上文我们已经对实用主义真理观有所讨论。对于一个句子的真值的判断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种信念作为标准。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会带来不同的信念，虽说这个会随着该地区的人类的不断认识的变化而变化，但信念还是有较强的稳定性。信念来自于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习惯性认识或习惯。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有时候会带来一定的惰性，习惯于这样认识和行为的人不再会为更先进的发展而劳烦。罗蒂在这里指出了他的有所改进的真理观：真理便是可以指导我们成功的与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的”为我们的信仰提出了检验性的标准。较以往来说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们需要与世界打交道，每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是另一处人类需要打交道的对象。打交道时虽然要以自己的信念为出发点，但只有那些可以与对方达成共识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三是大哲学的概念。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候都很清楚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心理学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但其实这些学科都有较为严密的逻辑、严谨的思想和他们独有的名词及属性。他们同样是由被系统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义组成。比如《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心理学原理》这类的书籍，它们包含了作为这一学科共同的、普遍的、较为一致的内容。因此，这些学科知识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同，但它们同样来自于理性的总结和概括。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对稳定。相比较而言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中人的主观意识参与的较多，对于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论性更为弱，但地域性和社会背景的限制会更多，这样的研究更加符合实用主义的精神。当然，罗蒂并不局限于对哲学认识论的扩充，还有对方法论的丰富。他更加欣赏用文学批判的方法来与世界和不同的人类打交道。他认为：“实用主义的复兴超过了哲学的界限，还涉及文学的批判、社会政治问题而较少地关注自然科学。”这个思想与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思想，在逐步瓦解哲学的基础地位，从而更加突出人类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终侧重于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四是以语言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罗蒂所强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沟通手段都是为了了解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生活，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发生在那里的社会矛盾，最终促使社会进步、生活幸福。因此，语言在他的研究中是关键性的研究对象。这个特点也是新实用主义与经典实用主义标志性的区别。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典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经验；后者最重要的是语言。”这与他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罗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实际与应该的区别、本质与现象的区别，最终找到实际和本质，而是忽略此问题，找到对话中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否是我们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如果想了解对方语言中的真正含义，就要了解表达人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便是要了解这其中的差异，为我们的语言环境提供这种差异。找到了差异就找到了冲突，找到了冲突就找到了矛盾。当我们解决矛盾之时就是我们达到共识之日。这样我们即可顺理成章地找到对话中的共同点，进行有效的沟通。不难看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其实就是用文化的思想来丰富哲学的内涵。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一定会在保持中心思想不变的情况下丰富并蓬勃发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承载着历史使命比其他哲学学派对社会科学哲学的使命要丰富、多样并且有效。因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基调就是为解决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的。他的检验标准并不是理论的严谨性和思维的逻辑性，而是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就像是一本生活百科，它是一种工具书，更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籍，它会为我们带来阳光般的色彩。

三、未来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升华保障

基于对经典的和新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特征及其哲学思想的概括总结，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其研究和发展趋势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实用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方法论，用它来研究社会科学不难想到它的范围会扩大。这里不仅仅体现在研究内容的扩大，还有研究方法的扩大。从研究的学科内容上来说，经典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局限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方面。但新实用主义的社会研究已经拓展到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面。可以说在以后的研究中还有可能拓展到其他领域。只要社会中存在行为和思想的地方，都会是实用主义方法论下所要研究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的发展趋势势必会向着更加注重人的情绪、欲望、梦想等人类特有的方向发展。这与所谈的中国梦是一脉相承的。“梦”就是实现民族复兴、增强民族自信的梦，这个梦是现实的，是可以实现的，推而广之，世界的“梦”也会实现的，关键要立足于“人”。在对这些学科的观点上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并行观点。这些观点可能是相互交织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因为这是由社会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可能会认定某种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的确为我们的社会问题带来解决方案；但我们很难说哪个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为那些在其他一些社会背景下无法解决问题的理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权利。”从研究学科的方法论上来说，实用主义的理论渊源非常丰富，这就不难看出它的方法论是开放性的。用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们都兼有另外的“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为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注入了活力。不仅如此。同样是由于社会学科的特殊性，笔者不难看到研究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同样具有研究他们那个学科领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也有这一特点，但是社会学科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得几乎是淋漓尽致。

第二“，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灵活的、丰富的并且是包容性极强的哲学，所研究得出的理论也是开放的。一种“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方法来源于詹姆斯意识流原理，发展于杜威的生物体间的互动理论，在罗蒂这里演变成为较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学批判”模式。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什么样的载体，最终都呈现出一种“行为———反馈”的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对话，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碰撞，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是明显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决方式，解决后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就会达成最有效的共识。这种共识是有益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当然，这样的对话不仅仅体现一种思想的碰撞，还显示出语言对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方式，我们要通过语言研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但同样也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对于语言的研究还会有较大的困难。在苏格拉底时期，我们认为“：如果语词能够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们就得到完善的语言，然而世界语言却总是由约定来加以补充。”

洛克对词语的认识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他认为“：一个词语的意义不是要表达这个事物本身，而是要表达说话人的观念”。这样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对话交流的意义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沟通，达到基本共识，在有限的范围内找到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而洛克这样的解释与新实用主义的“词语的意义仅限于对话范围内”的观点是一致的。很显然，这样的研究方法将会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社会科学的主要指导思想。“科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秘的词语。很多非专业人士感觉它离人类生活和日常活动很远，因为，当我们一提到“科学”一词时，首先想到的都是难懂、生涩的专业名词，严谨的理论思维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那些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才有天赋碰触到的神秘领域。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实用主义的思路分析，首先，很少有人对那些领域感兴趣；其次，那些领域的专有名词当下记得，因为不常用所以随后就忘记；再次，能够有严谨的逻辑一定不与繁杂的生活打交道。但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便不再让“科学”神秘，他们会使得“科学”亲民化。

“科学”知识本应该为人类生活服务，很多人认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科学家们通常会把精力放在理论的争辩中，至于可行性的问题，他们考虑的略微少。”实用主义则不同。他们并不对“现象是否反映本质”的问题争论、也不为“当一个人说话时候牵动了多少块肌肉”这样的问题而烦忧。当他们研究孩子的教育应该着手于他们感兴趣话题的时候，就奠定了这样的基础：要想使孩子们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兴趣是起点，当他们找到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们自然会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径，而这个路径就是“对话”，对话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方法论理念把“科学”带到了生活中，而随着实用主义方法论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广泛运用“，科学”就会俯下身子与他的“子民”亲密接触。综上所述，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学科。它不仅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最有效的“工具”，进而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思想提供养分，让我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尽可能多地拓展视野。

四、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再也不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有声战争，而是以市场和国民生活水平为主的无声无息、无硝烟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所有的国家都在奋力保卫自己的经济领地并以此为依托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掠夺。这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更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就算没有战火，也要知道战争其实已经悄然开始。这个现实让我们明白，在处理与别国之间关系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我国的经济基础，对他国的实力有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生活在本国的百姓对经济的发展体会最深。因为，经济的发展会给国民带来快乐。怎样能够使国民生活得快乐，同样也是实用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课题。在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也需要“对话”，但首先我们要站在同一个对话的平台上。那么，平台的高低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具体而言，涉及到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个方面。然而，怎样才能做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自身发展既有约束又有自由，也就是宏观调控怎样才能做到不对市场自行发展进行过多干预。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国民幸福和快乐。

篇（6）

一、我国大学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是由一定社会崇尚和倡导的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准则、精神风尚等构成的社会价值认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

大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阵地，大学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大学文化建设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重智育技能，轻德育，轻人文的倾向没有得到根本扭转；重表面形式，轻精神内涵；重环境文化建设，轻精神文化建设，大学文化正在受到不良文化的冲击。[1]一些高校已经出现与大学文化属性不符并且会对学生发生不良影响的文化倾向，如大学文化的庸俗化、趋同化及简单化。[2]很多高校对大学文化建设的内涵理解有偏差，因而存在缺乏规划、随机性大、盲目跟风、个性缺失等问题。[3] 出现这些问题的思想根源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灵魂，没有准确把握住大学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阵地的本质，没有充分认识到大学文化建设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才能充分发挥“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咨询社会、引领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没有深入领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建设的深刻内涵。

面对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复杂背景以及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加紧转型的客观现实，只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引领作用，大学文化才有明确的发展方向，才能不断熔铸校园文化灵魂，才能培育和塑造大批符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才能不断增强师生员工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主动承担起传承、引领、辐射和创新社会文化的历史重任。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

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一）充分认识大学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系的深刻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生命之魂和精神旗帜。而大学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大学为载体，通过历届师生的传承和创造，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所逐渐形成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凝聚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共同追求，是学校继承传统、履行职能、创新发展的精神动力。

现代大学在构建大学文化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以追求真善美为目标，以弘扬大学精神为核心，制定并实施校园文化建设纲要，努力构建富有时代特征、本校特色、本校特点的校园文化，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内容，是新形势下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二）紧密结合大学文化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条件

现代许多大学在多年办学的光辉历程中，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代代大学人潜心耕耘、薪火相传，创造、传承和弘扬了独特的大学文化，形成了优良的党风、教风、学风和工作作风，这些文化传统对学校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挖掘和开发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大学文化的必然选择。

因此，在构建大学文化过程中，必须注重文化传承，加强校史研究和校园历史文物保护，深入开展校史校情教育，激励广大师生员工努力践行经过几代人提炼出的校训，增强对学校的自豪感和责任感。积极开展高品位校园文化活动，不断满足师生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强校风、教风、学风建设，营造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校园文化氛围。切实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抓好网络宣传阵地建设。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与保护，大力建设文明校园。通过文化荣校战略，进一步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凝聚全校师生员工的力量和智慧，为实现学校的办学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增添丰富的文化内涵，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兼容并蓄、文明健康、安定有序的人文大学。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的大学文化建设路径

1.根据时展要求，明确大学文化发展定位。现代大学要在明确学校建设的指导思想基础上，设定建设大学文化的战略目标，比如“坚持‘质量立校’，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坚持‘特色兴校’，进一步提升学校竞争力”、“坚持‘人才强校’，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坚持‘学科领校’，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坚持‘开放活校’，进一步增强学校发展活力”、“坚持‘依法治校’，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和规范办学行为”、“坚持‘文化荣校’，进一步提升学校‘软实力’”。坚持科学发展、内涵发展、和谐发展，不断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积极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围绕“文化荣校”战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构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阵地。第一，坚持用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师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师生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大兴学习之风，以学习十精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重点，切实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开放性和互动性。第二，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努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课程，筑牢青年一代成长成才的思想道德基础。第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把全校师生员工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凝聚到建设高水平大学目标上来。第四，加强学科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学科建设和发展，增强学科归属感和价值追求。第五，加强与人文艺术、文化产业领域相关的学科建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中去，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宣传的力度和深度。

3.依托文化传承，打造特色大学文化。现代大学在各自多年的办学历程中，都有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社会贤达先后汇聚，著书立说，弘文励教。经过一代代专家学者潜心耕耘、励志践行、培育后学、薪火相继、言传身教，砥砺出符合自身实际和特色的精神，积淀出良好的教风，培育出严谨求实的学风，凝练出具有深厚底蕴和激励精神的校训。因此，现代学校在构建大学文化过程中，要注重文化传承，充分挖掘和利用校史资源，走特色之路。第一，明晰学校办学理念，践行校训，传承并进一步提炼大学精神，将大学精神内化为师生的共同思想基础。第二，通过开展校史研究、组建校史宣讲队等形式，深入开展校史校情教育，激励师生继承和弘扬学校优秀文化传统；做好学校文物史迹资源的普查、整理、保护和利用工作；加强对博物馆、校史馆等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及开放服务工作；组建校史研究队伍，以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成果、重要时期为主要内容整理编写新版校史，比如本校校史教育通识读本、编印出本校知名校友风采录等系列校史研究成果，开展系统化、日常化的校史校情教育。第三，注重校友文化。建立完善校友信息库，健全校友会组织，形成“关怀校友，热爱母校，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校友文化；重视校友资源，关心校友发展，学习成功校友，营造校友感恩母校和培养、支持母校发展的氛围，助力校友干事创业，激励大学生立志成才，报效祖国。

4.围绕建设特色名校目标，力促大学文化创新。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不断加强文化建设，熔铸大学精神，使各具特色大学文化深入人心，并内化为师生员工的实际行动，为现代大学科学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支撑。可通过校园文化建设打造特色名校，努力强化硬件和软件设施，营造浓厚的人文气息，提升师生文化素养内涵。积极树立人文魅力校园典型，并充分发挥人文渊薮的辐射力、影响力，为促进地方人文风尚的形成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促进文化创新与科技创造相结合，不断推进学科建设。第一，大力推进学科和学位点建设。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层建设、整体推进”的方针，坚持“有所先为、有所后为”，着力加强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的学科以及重点学科建设；促进学科交叉，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发展新兴学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应用服务能力，形成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第二，进一步优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结构，在学位点建设上优先向特色学科和应用型学科倾斜；进一步优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类型结构，采取多种方式发展专业学位教育，不断扩大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模，提高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层次。第三，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综合效益，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和研究基地建设。凝练学科方向，整合优势资源，培育建设一批科技创新团队。完善以质量为导向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和科研激励机制，着力构建“项目-平台-团队-成果”四位一体的运行机制，大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强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建设，努力形成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宽容失败、诚实守信的学术氛围。

深化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创设民主与自由的制度环境。首先，坚持民主治校、校务公开的原则，注重发挥工会、教代会、共青团、派和离退休教职工在治校理教、民主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深化体制改革，促进管理制度更加合理，职责更加明确，运行更加顺畅，管理成本逐步降低，管理效能进一步提高，形成更加科学协调高效的体制机制。其次，进一步发挥学校的人才和学科优势。打破体制“围墙”，推进产、学、研合作，促进高校知识原创性成果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

5.围绕人才强校建设目标，培养复合型文化人才。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大力弘扬为人师表、品德高尚、严谨治学、乐于奉献的优良传统，积极引导广大教师做知识和品格完美结合的代表，做知行合一的典范，在教学科研活动中彰显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

坚持“优化结构、强化素质、提高层次、创新机制”的工作思路，围绕人才培养和学科专业建设需要，以教学团队和学术团队建设为抓手，积极稳定和用好现有人才，大力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着力打造和汇聚一批教学名师、教学团队和学术团队。以国家和省部级重点项目为纽带，以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为依托，完善“学科带头人+创新团队”的组织模式，大力培育一批凝聚力强、学术水平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创新团队。高度重视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加大资助力度，加强跟踪培养，激励优秀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形成更为合理的人才梯队。按照能上能下、竞争择优、动态管理的原则，优化人才选拔、培养、评价和激励机制，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人才紧缺问题，全面改善师资队伍结构，提升师资队伍素质。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

大学文化建设的启示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明确大学文化的建设定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就要求高校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大学文化建设中的统领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教育师生，通过潜移默化的思想影响和文化陶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深入人心，真正成为广大师生的主导意识和精神支柱，形成思想共识和价值认同，体现大学文化的思想引导力。

（二）将人文传统与时代创新紧密结合，丰富大学精神的人文内涵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精神追求的本质体现，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文化根基和动力源泉。[4]大学人文精神文丰而意博，理深而旨远，对于构建当代大学开放兼容、以人为本、崇德守朴、和谐有序、求真务实、诚信敬业的大学精神有着积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大学精神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任何时代的文化精神，都离不开对文化传统的继承，我们对传统文化理念的追溯，不是为了复古，而是要古为今用，为构建现代大学精神奠定稳固的基石。

（三）深入挖掘学校特色历史人文资源，彰显大学文化的品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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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反映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上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也就成为难以避免的客观现实。加之互联网的普及，加速了全球信息网络化的革命。也带来了各种意识形态的碰撞和各种思想的跨国界交流，也有力地促进了价值取向上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而当代大学再也不是“象牙塔”，大学校园由封闭转向社会开放。成为一个“小社会”。大学生生活在这样多种价值观密集交织、激烈碰撞的环境下，必然受其影响。当前，大学生价值观多元化的趋势已明显显现出来。调查显示，大学生中有信奉“理想的追求高于金钱”、“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的生活观念，如赞同“提倡雷锋精神”的学生占60.8％，也有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拜金价值观，同意“金钱至上”的学生占3.98％。有坚持“报效祖国”的学生占19.09％，也有“追求自己美好的生活”理想的学生占51.81％。

2、价值追求的实用化。

伴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我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根本性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认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来极大的冲击。他们不但强调社会价值，也注重自我价值；不但注意吸收西方价值观中的精华，而且注意吸收传统价值观中的精华，开始在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传统价值与西方价值的对立统一中建构现代价值观。但是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原则和竞争法则易使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得到强化。使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膨胀。从而产生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等不良行为，使“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滋生蔓延。如许多大学文学社团冷冷清清，做文学梦的青年越来越少；大学社团的发展更看重经济因素，拉赞助、寻求投资已成为大学社团最时髦的活动。有些社团活动的积极意义不大，如十大歌王比赛只是模仿文化炒作。只为少数人的“成名”。校园文化的世俗性体现了大学生功利、金钱意识的增强。

3、价值选择的矛盾化。

大学生正处在人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价值思维和价值选择方式尚未定型。传统的与现代的、理想的与世俗现实的价值观几乎同时对他们产生影响。如此，便造成了大学生在价值选择上的矛盾、对立与冲突。当代大学生的观念意识与实际行为、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不一致性的现象比较明显。他们大多认同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道德准则。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应具备的新的价值观念，但同时对于社会上流行的不良风气又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和追随。大量调查报告都能证明，大学生口头上追求理想，实际上崇尚实惠；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但缺乏主人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真善美的道德知识，却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期待建立良好的社会道德秩序，但自身又不愿受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有成就事业的愿望，而又缺乏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多数大学生认为应该以集体利益为重，但是真正要他们为集体和他人做事情时，很多大学生却斤斤计较，不愿主动参加或以各种借口拒绝参加。

二、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内容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所差异，这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适应。然而，大学生价值观的多元化、功利化、矛盾化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逆反性和无序性，要化解大学生出现的困惑、迷茫、盲从。必须通过构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引领、统摄、整合多样化的价值观，通过倡导积极的，支持有益的，改造落后的，抵制腐朽的来调适、规范多元价值观，使大学生的价值选择不再无所适从，而认同、归依于符合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评判标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那些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居统治地位、起指导作用、从深层次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在理论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价值理念。在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中。只有那些以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价值观，才能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此，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坚持以作为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为我们提供了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强大思想武器的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代大学生只有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正确认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坚定信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一位就是坚持的指导地位。高校要坚持用发展着的统领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确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方向。

2、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核心内容。共同的理想信念是一定社会主体共同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中国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徘徊与浴血奋战，经过近几十年来的积极探索与发展，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能有效发挥本国优势且取得了辉煌成就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历史成就确实能使当代大学生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但他们又是没有苦难记忆的一代人，其生活在一个思想多元化的开放社会，所以主旋律的高扬显得更为必要。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深入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有助于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社会成员正确认识改革过程中出现和积累的矛盾。并树立解决矛盾的信心。大学生既应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又应看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奋发有为，建功立业。

3、坚持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主旋律。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又形成了勇于改革、敢于创新、拼搏奋进、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这些精神，既是激励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薪火相传、发展壮大弥足珍贵的强大精神支柱，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培养，是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应有之义。一种理想信念，如果不能体现为某种精神，如果不能表现为某种状态，就不能发挥推动力的作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体现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其成为全民族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4、坚持把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关键。“八荣八耻”是中国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念在当代的体现和发展。是为应对商品时代社会成员一定程度上的道德和价值观念迷失而提出的道德和价值理念导向。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需要对“八荣八耻”的深刻内涵及其教育方法、渠道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使其从对社会主义道德与核心价值观念标语口号层面上的抽象诠释变为大学生内心衡量是非黑白的具体尺度。自觉应用到具体问题的实际分析与价值判断中，才能有效地发挥其对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的道德支撑与价值引导作用，成为当代大学生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精神动力、把握人生航向的行动指南和抵御各种不良思潮侵袭的强大盾牌。这也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内容。三、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正确处理几个关系

1、根据大学生价值取向多元化趋向突出的特点。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需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价值取向一元论和多元化的辩证关系。由于价值取向一元论具有普遍的范导功能，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意义，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所以教育大学生自觉地认同、维护社会一元化的价值取向就具有重要意义。“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失去统一的价值目标。就会陷入相对主义和由此带来的行为非理性主义与分散主义的混乱不堪，使民族和民众丧失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凝聚力。”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社会转型、市场经济使得利益主体、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出现多元化，很容易产生价值相对主义。使人们竞相追逐各自利益而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其次，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广大教育工作者要重点培养大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道德判断能力和形成学生的核心价值观。以期通过这些措施使受教育者正确认识和理解多元文化，在面对多元文化尤其是多元价值时不迷失自己并作出自主选择。最后，教育大学生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任何社会统一价值观的形成，都有着其社会成员的共同文化心理基础，也都是在这一基础上达到普遍价值认同的结果。由于一元化的价值观以最普遍的形式代表了广大个体的共同意愿和价值理想，所以它对于每一个个体都具有权威性，使每一个个体自觉地去遵守与维护这种一元化的社会价值观。

2、根据大学生价值追求功利化的特点，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需要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物质追求与精神提升的关系。人作为一种生物性的存在，必然具有其物质性、生物性的一面，因此，人必然要追求物质的需要和生理的满足。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人作为宇宙中的高等动物，又不能仅仅满足于生理的享受和物质的追求。人之为人，人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有精神、有理想，有使用和驾御物质、金钱的能力。在当前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我们被周围的金钱诱惑、功利追求、物质崇拜、商品拜物教的包围下，我们的价值观教育就必须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好物质追求与精神提升的关系。一方面，要承认和肯定人的物质追求的合理性，因为这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要注意提升人们的精神，使大学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具有远大的理想，具有使用、把握、操纵物质的能力，成为金钱、物质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其次，要注意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人有没有精神生活、精神世界决定着人能否超越现实的存在。价值观教育一定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从各个方面来丰富大学生的精神世界，绝对不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价值观教育时，一方面，必须深入了解和研究大学生的精神世界，真正接触到大学生的心灵。另一方面。要教育大学生认识到精神世界、精神生活是自己的内在王国，是真正的自我，只有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时。一个人才是一个健全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丰富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发展他们的高级精神需要，进而把大学生培养成为能“享受精神文明的幸福生活”的新人。

3、根据大学生价值选择矛盾化的特点，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教育中要与社会生活接轨，将“知”与“行”结合。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大学生价值观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教育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必须有一定的利益导向相配合，否则就无法形成健康的社会心态。“教育是一种导向，但生活本身就是教育，就是导向。”㈨因此，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应当与社会生活接轨，充分考虑社会生活的导向作用。并以此来落实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内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社会生活接轨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大学生广泛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在与社会的接触中不断增加对社会的了解，从而认识自我。找到个人与社会的结合点，逐步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又可以使他们学到社会规范和公共逆德准则。增强劳动观念，掌握劳动技能，锻炼意志品质，培养吃苦精神和节俭意识，提高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在此基础上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西方社会的“义工”制度，其目的是多重的。其中之一便是倡导公民、青年学生通过服务社会来体验奉献的乐趣，培养他们高尚的品德。要倡导和推动学生更多地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公益劳动、“三下乡”活动、帮贫扶贫活动等，把价值观的构建从课堂延伸到社会，由理论转向实践，并在实践中深化。在社会实践的内容安排上。应充分考虑青年人的特点，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恰当的形式来达到预期效果，同时要将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学生培养评估的重要参考。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优秀价值观。借鉴了近现代社会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蕴含着几千年人类文明曲折发展历史的精华积淀和深刻的当代科学哲理，引领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是承载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石。广大教育工作者应以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共同担负起教育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任。自觉把“育人”贯穿于“教书”的全过程，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要求，坚持以正面教育引导为主，在营造浓厚舆论氛围上下下功夫，在深入和普及上下功夫，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上下功夫，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润入学生的心田，自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内容策略

[论文摘要]随着社套的深刻变革，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化、实用化和矛盾化等特点。构建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现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根据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需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价值取向一元论和多元化的辩证关系、物质追求与精神提升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大学生价值现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

同志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作为青年中最富有创造精神和超越意识的大学生群体，能否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美旭.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价值取向调查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5，(3)：117.

[2]王海柳.大众文化对大学生价值取向的负面影响[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7，(7):25.

篇（8）

2.激发并坚定大学生的情感归属情感归属问题在当代青年大学生群体中是一个突出又普遍的问题。大学生情感炽热、饱满，但缺点是容易冲动和丧失理智。如果处理不好情感归属问题，将会对其个人甚至是社会都会造成一定的困扰。我们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激发他们的精神力量，形成饱满的热情和坚强的信念，从而推动他们对认知的践行。具体到激发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可以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爱国热情，也可以培养他们向往自由、平等，唤起他们对核心价值观的深层次情感。

3.接受并帮助形成大学生的价值共鸣“人们能接受某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其他意识形态，并不是随心所欲或者是随机偶然的，而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正好能够表达人们心目中的价值期盼，并且给予人们的价值企盼合法性或者合理性论证。这就使人们很自然地接受这种思想观念和社会主张。”⑤这就表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要想获得大学生的普遍认同，就必须立足于符合大学生心目中的价值期盼这一目标。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发展阶段，并不具备成熟稳定的价值观，接受并帮助对大学生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共鸣，要切实考虑到这一问题。只有充分反映大学生群体的意志，才能激发大学生的思想和价值共鸣，进而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二、外化于行提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自觉

1.协调课外实践与课堂实践多样统一目前高校的实践模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课外实践模式，主要包括参加社会兼职、校园社团、勤工俭学岗位等活动形式；一种是课堂实践形式，包括师生之间的互动讨论、专题辩论、学生自主授课等形式。这两种形式各有千秋，都表现出一定的优缺点。大学生课外实践的目的相对来说比较倾向于赚取一定的劳动报酬，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优点是自主性强、独立自由，缺点在于花费时间太长，随意性大。课堂实践则需要在老师主导下，鼓励学生参与，优点是不受时空、经费、人数等条件限制，缺点在于学生参与度低，甚至被动参与、主动性不够。二者各有优缺点，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对于课外实践，学校可以适当地加强参与度，配合学生，并为其量身打造能够提升其价值观认同的实践机会。不少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仍然停留在自发的实践活动这一层面，没有站在教育意义上去理解。我们要改变这种固有的观点，以实践课程规律为指导，尽可能科学详尽地设计实践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建立适合大学自身特点的实践方式。重要的是，学校要对实践基地的创设和选择做出指导，可以与政府、学校等单位合作，提供带薪实践，在吃苦耐劳中体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提高敬业、诚信、友善等思想品德水平。对于课堂实践，学校要重点增强课堂内容的吸引力，并辅之以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师生互动。在内容的选择上，最好选择与大学生生活贴近的一些话题。例如，之前的中央电视台举行的“家风”讨论，发生在大学校园中的消防安全事故，都可以作为与学生互动的话题，学生在参与中不知不觉地加深了对我国爱国观念和法制观念的了解，也就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教师可采用不同的互动方式，例如提问或讨论，学生自主授课，研究性教学等等。

2.平衡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互有侧重职业能力素质拓展是近年来迫于就业压力而备受大学生欢迎的项目。各个高校也鼓励大学生在学习期间考取各种职业资格证书，为将来的就业提前做好准备。但是，如果学校的鼓励过于强烈的话，则会给大学生“就业比学习重要，考证比学习重要”的错觉。同时，还会助长实用主义、金钱主义等不良作风，给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高校大学生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要各有侧重，不应过分偏颇。在职业教育中，不能只教授大学生职业技能，还要给予他们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适当引导。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敬业”的职业道德培养和良好行为习惯养成作为重点，通过个人层面价值观的培养来提升大学生的道德素养、约束大学生的道德行为。2）在专业教育中，也不能只是以专业课教育为主，要适当地辅助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可以将思想道德教育与专业课教育将结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指导和践行目标，去指导大学生的专业课学习；同时在专业课的学习过程中，也要注意认真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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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学前卫/大众文化/微观政治/当代艺术

【正文】

在2005年7月9日举行的第2届成都双年展座谈会上，评论家李公明教授与王林教授对展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李公明认为展览具有嘉年华的特点，但艺术家还是对社会提出问题太少。他强调了艺术与政治的内在相关性，认为当代艺术应该有对世界的积极回应，承担对社会进步与公平的责任，从而继续寻求对宏大叙事的营造的可能性。

王林则对展览中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和展览策划提出了批评，他的观点与李公明有相近之处，即“当代艺术家距离问题太远”。他认为不能说新一代艺术家年轻就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性不能回避，中国的前卫艺术从来没有回避过政治问题，而一个不触及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展览是缺乏学术性的。对于两位评论家的批评，展览策划人范迪安教授回应说：“当代艺术和大众文化相关联是我们讨论的问题，说我们没有考虑学术问题是不对的，技术和学术我们都要考虑。”（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

范迪安的简要回答提出了“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这一重要问题，即对于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具有浓厚大众文化特征和个性化日常经验的艺术表达，应该如何认识？在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宏大叙事之外，当代艺术有没有可能从其他方向切入当代社会？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对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当代流行艺术的文化判断，也提供了一种对过去二十年来由“八五美术思潮”所形成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的机会。判断一个展览是否具有学术性，不在于一个展览是否涉及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是否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而是看这个展览与当代社会的视觉关联，以及这个展览以何种方式组织和表达这种艺术与社会的视觉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观察并表达当代艺术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呈现，正是新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课题。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处在不算发达的现代工业与商业环境中的中国的大众艺术，会有怎样的特殊表达方式和视觉形态？这是我们作为策展人不能不关注的艺术趋势。

1939年，格林柏格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现代主义理论名篇《先锋派与庸俗艺术》，在这篇文章里，他注意到在同一社会可以并存着看起来似乎并无关系的不同事物，例如艾略特的诗与锡锅街乐队的流行音乐，勃拉克的画与《星期六晚邮报》的版面，也就是所谓的“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差异与并存。问题在于这种差异是否就是诸多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新出现的和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格林伯格认为，讨论这一问题必须考察这样一种关系：特殊个体经历的审美经验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由此，格林伯格讨论了先锋派艺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批判与历史批判的不妥协态度。这种对现实的勇敢批判却导致了现代派艺术家对社会的自觉疏离，它既排斥革命的政治也拒绝资产阶级的政治(当然，它无法拒绝资本主义的市场)。因此，先锋派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寻找一条途径，在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激烈冲突中保持文化的运行。“先锋派艺术家和诗人完全从大众中退离出来，通过把艺术局限于或提高到表现绝对来努力保持自己高水平的艺术，在这种对绝对的表现中，要么解决一切相对性和矛盾，要么对这些问题不予理睬。于是，‘为艺术而艺术’和‘纯诗’便应运而生，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题材和内容”（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先锋派艺术将注意力关注于艺术语言和表达媒介自身，将经验还原为“为表达而表达，表达比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这种专业上的专门化、精英化和对题材、内容的冷漠，疏远了许多不能或不愿了解他们技艺奥秘的人。大众对精英文化的漠不关心使先锋派在当代文化的发展中由于缺乏群众和市场基础而受到生存的威胁。

在对先锋派艺术在总体文化中的处境日渐艰难感到忧虑的同时，格林伯格注意到了工业化所带来的另一种“后卫”艺术——庸俗艺术。根据格林伯格的归纳，它包括流行的商业性的艺术和带有彩色照片的文学、杂志封面、插图、广告、通俗黄、喜剧、流行音乐、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在今天，我们还应该加上电视娱乐节目、数码影像、动漫、电脑游戏等)，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流行艺术与大众文化，是一种为城市市民和住在城里的乡下人所需要的消费文化，这些市民与民工对正统的文化价值无动于衷而又渴望某种文化娱乐，借以打发无聊与排遣城市生活的压力。

格林伯格对庸俗艺术的生产模式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并且痛斥它对于志在创新的前卫艺术的巧取豪夺：“庸俗艺术为了自身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成熟文化所发现的东西、成果和完善的自我意识。它从这一文化传统中借取技法、诀窍、策略、经验方法和主题，并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体系，抛弃不需要的成分。它从历史的积累起来的经验库存汲取自己的生命血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今天的通俗艺术和文学曾是昨天属于创新深奥艺术和文学的真正含义。”（注：格林伯格：《先锋派与庸俗艺术》，载《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第195页。）

今天，大众文化已成汹涌潮流，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日益紧密，本雅明所预见的复制性艺术对传统的手工技艺的经典艺术造成极大冲击。我们对待大众文化与流行艺术已不能再持一种简单的批判与声讨，而应该更深入地研究当代艺术与当代社会的复杂的美学关系。

在我看来，格林伯格对于流行艺术的全面否定(虽然他也承认庸俗艺术有时也制作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某种带有真诚民间风味的东西)是站在美学前卫的立场上反对流行艺术对艺术语言的资源掠夺与形式上的自由挪用。但是格林伯格没有注意到当代流行艺术对大众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青年一代是如此重要与深远，与之相比，一些知识分子在专业刊物上对流行文化的批判与声讨就如同在大海中扔进几个石块。社会生活的潮流激变使我们和8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青年之间日益陌生，而他们正是当代艺术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与接受者。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北京“798区”举行的艺术展览和活动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陌生的年轻面孔，他们对艺术的定义和态度与我们已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对于当代社会的切入与表达，有关艺术语言和技术表达的问题不再居于中心，而是让位于对于现实生活和个人经验的综合性表达。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寻找当代艺术中的前卫性，那么这不再是一种专注于艺术语言与媒介的“美学前卫”，而是一种重视社会生活变迁与个体感受的“社会学前卫”（注：关于这两种前卫的概念与历史，请参阅我的论文《前卫》，载《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注重艺术语言的阶段后，在某种意义上又一次回到80年代后期新潮美术对于社会、政治的关心与表达（注：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有一句著名的话“重要的不是艺术”，说明了8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的社会学性质而不是美学性质。）。区别在于，80年代青年艺术家对于社会、政治的变革热情是在历史与传统的背景上所产生的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而今天的青年艺术家更多地从个体经验出发，在微观沉潜的层面上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剧烈变化。

借用语言与文学的概念，如果说，80年代的前卫艺术还具有一种古典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情结，它的表述方式更多地像一种演说与宣言。这种演说与宣言，具有古典主义的宏大叙事特征，是一种单方面的自我表现，它所面对的，是艺术家想像中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叛逆与革命的对象，艺术家在自己的实验艺术中象征性地完成了对传统的批判与摒弃。

当代艺术中的价值观发生了转换，当代青年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更多地具有一种自语与对话的特点。观察成都双年展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艺术家的普遍状态。这一代与80年代新潮美术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没有那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英雄主义与救世理想，而是将个人的生活和大众文化与影像图像作为重要的艺术表达资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用异样的眼光观察物象，从中获得异样的感受。当然，这种感受没有前辈画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由坚定的理想与价值教育所形成的不容置疑的确定性，我们在这一代青年画家的作品中看到若干游离与恍惚，暧昧与自恋。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会流露出无言的茫然和对前景的困惑，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在作品中对于闲暇与享受的表达更具有一种对世俗生活的体验、认同与投入。而他们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已经由于当代艺术信息的丰富来源和材料的多样化，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与综合性。

意大利艺术评论家奥利瓦在《超级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热超前卫”(HotTransavanguàrdia)和“冷超前卫”(ColdTransavanguàrdia)的概念，这大概是借用了现代艺术中的“冷抽象”与“热抽象”的概念。他所提出的这两个概念不是平行的共时性概念，而是先后的历时性概念，即“热超前卫”的一代人以使用语言的方式来利用强调艺术价值的机会，这种语言求助于历史，以此作为其分离于日常用语的标志。而当前的一代人却采用一种综合的、或然性的方法，即对材料和语言选择中的固有难题做出直接的反应，哪怕这些材料和语言是根据同样的疏离以及折中的能力来加以使用，奥利瓦称之为“矫饰主义者的模仿”。他指出“时下的艺术家们按双重意向来操作，即首先选用可辨认的事物，并将其加工处理，使之在与观众的目光相遇时起刺激作用；其次是采用形式化的场所和建设性方式，使之能够以新近精炼出来的距离感和意图来环绕其作品”（注：奥利瓦：《超级艺术》，毛建雄、艾红华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在这里，他实际上区分了早期现代主义的精致语言的前卫艺术与后现代时期受到大众文化影响与渗透的缺乏修养的流行艺术。

当代艺术的传播越来越依赖于艺术信息的获取和艺术活动的配套操作，大众媒介、收藏与市场日益成为具有评论价值的重要因素而发挥着影响力。当代艺术家已经意识到通过展览与大众媒介建立自己的符号系统即商品品牌识别系统，从而增加艺术神话的附加值的重要性。为此，选择社会熟悉的大众文化符号并对已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加以挪用，是一个与大众和传媒建立紧密的消费联系的公关策略。

美国艺术史家T·J·克拉克注意到前卫艺术的这种复杂性，也就是前卫艺术与“现代性”的关联：“在1860年—1918年间作为艺术的一些前后联系，前卫艺术的丰富性可以依赖它给予平面性的这种复杂和兼容的价值——必定从其他地方而不是从艺术中得出的价值——而重新得到描述。它将使那种平面性作为‘大众化’的同义词——因而将某种东西精巧地、清晰而显著地构想出来。或许它表示了‘现代性’，因为平面性意味着用幻觉召唤出的广告、商标、时髦画片和照片的纯粹两维性。”（注：T·J·克拉克《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艺术理论》，见《波洛克及其之后》，纽约哈珀与劳出版公司1988年版。）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与大众文化具有血缘关系的流行艺术？还是在成都双年展的座谈会上，陈瑞林教授的观点对我们可能会有启发，他认为：“我们不需要对艺术家提出过多的要求，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消解，家长里短也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改变社会的还是大众艺术。改变社会思维方式的还是流行艺术。我对大众艺术、实用艺术比较感兴趣。让民众感受艺术，也是好的。大家不要太刻意，现代艺术是很宽松的。”（注：所引观点见《成都双年展学术座谈会纪录》，柳淳风记录整理，尚未公开发表。）这一观点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中国知识界与艺术界的影响，流行艺术已经并且将会获得更为宽容的发展环境。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今天已经不再存在具有重要意义的先锋派，也就是说，不再有令人震惊的艺术和受震撼的社会之间的那种张力，这是一种普遍的观点。它证明了在西方社会，先锋派已经取得了胜利，社会本身已经接受了创新与变革，但这恰恰导致了“前卫”的制度化，并赋予它不断推陈出新的任务。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注意到西方艺术经过现代主义的前卫洗礼，已经获得了一种文化冲动力，即艺术“已呈现出一种追求新颖和独创性的主导性冲动，以及寻求未来表现形式与轰动效果的自我意识，这就使得变革与创新的设想本身遮盖了实际变革的成果”（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9页。）。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前卫已经死亡，理由是在当代艺术中，形式革命的空间已经发掘殆尽。而前卫艺术极端强调的个性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很大的虚幻性，个人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福柯认为，现代主义强调的主体性并不存在，所有的主体性都是虚幻的，个人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中存在，为这种关系所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以及规范化，个体接受社会权力的制约和社会规范，自觉内化，这是一种被动的“生产性的主体”。但福柯也强调个人要从被他人改变转向自我转变，从而发展出以分散、多元对抗统一性的“微观政治”。“微观政治”是反体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是强调主体行动的自觉性的，“必须把政治行动从一切统一的、总体化的偏执狂中解救出来，通过繁衍、并置和分离，而非通过剖分和构建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的办法，来发展行为、思想和欲望”（注：福柯：《反俄狄甫斯序言》，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在福柯的著作中，主要讨论的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如何被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和规范化，个人处在全方位的社会权力网络体系中，每一种人际关系都是一种权力关系，个体似乎处于悲观的无助地位。但在福柯的晚期，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强调“统治技术”转向强调“自我技术”，即强调个人如何被他人改变转向强调如何实现自我改变，他呼唤一种在社会微观层面发展起来的多元的自主斗争，用一种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学概念取代了现代的宏观政治学概念。通俗地说，当分散的个体不具有对整体社会中心权力的控制权时，他可以通过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来获得对自我的控制权。这种“微观政治”以两种反话语形式获得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一种是“话语政治”，即边缘群体通过抵制将个人置于规范性约束下的霸权话语来解放自我，获得自由；一种是“生物性政治”，即个体摆脱规试性权力的束缚，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形式来重塑躯体，从而颠覆规范化的主体认同和意识形式。将“”与“欲望”提升到一种文化与政治的高度来切入社会，是当代艺术对于传统价值的一种和平颠覆的后现代策略，这就要求我们对当代艺术中的“”和“欲望”从社会学的角度还原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基础，这也是我们了解行为艺术与身体艺术的一个切入点。

展览现场

篇（10）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条件下，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生活领域中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也将随着发生变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互交流和交融日益增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必将随之转变，以适应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大学生是青少年中的重要群体，是青少年中接受和处理各种信息量最大，思想观念最为活跃的部分，其道德素质的形成和提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其状况如何，对整个民族的影响又尤为深远。通过对培养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研究，进一步揭示青少年社会道德能力形成的规律和培养途径，着重探讨我国当前情况下，高校如何更有效地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以促进学校、家庭、社会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是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目标

社会道德能力是指道德主体在面临社会道德问题时能够鉴别是非善恶，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并付诸行动的能力，也就是在社会生活中遵循社会价值观或原则处理社会道德问题的能力。社会道德能力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又是人成功地完成社会道德行为所必需的心理特征。社会道德能力的基本要素包括社会道德认知、道德感情、道德意志等。社会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三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社会道德能力是人的生存能力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特征，就是将外在的知识，包括社会道德知识、社会道德观念通过受教育者的社会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信念，经过社会道德实践再将内在道德信念转化为稳定的社会道德判断能力、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社会道德能力培养以社会道德知识为重点，同时十分注意其他科学知识对社会道德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把社会道德知识与其他科学知识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教育，从而从更高的水平上提高道德素质。社会道德能力培养要十分注重社会道德实践，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分辨社会道德问题的能力、培养深厚的道德感情、磨练顽强的道德意志、养成正确的社会道德行为。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过程是一种终身教育过程，是一种呈螺旋式上升的教育与再教育过程，是一种在不断地由社会认知一社会践行一自我反思的循环中从量变到质变的教育过程。

中国大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未来各项事业的重要骨干和接班人，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不仅是大学生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社会道德水平的需要，是国家和民族应对社会道德新挑战的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社会道德能力培养过程应该是一个需要学生理性和思维参与的过程，借助学生自己的智慧作出自主判断和决策的过程。要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必须着力培养他们的社会道德思维能力、社会道德判断推理能力、社会道德决策能力、社会道德选择能力等，从而使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道德思维方式，能够自觉地运用已知去对付未知，处理生活中面临的具体社会道德问题。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面临着科技和社会发展带来的重要挑战。首先是网络文化的挑战，包括信息传播方式转变形成的挑战、教育方式改变的挑战。其次是市场经济的挑战，包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价值观冲突、价值观的困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观的调整。再次是知识经济的挑战，包括知识经济对教育主体的影响、对教育客体的影响、对教育介体(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的影响、对教育环体(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影响等。第四是对外开放的挑战，包括道德文化复杂和多元性的挑战、道德文化变动和异化性的挑战、道德文化虚浮与躁动性的挑战、道德文化世俗与实用性的挑战等。只有成功应对这些挑战，大学生的社会道德培养才可能取得实际的成效。

二、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分析

(一)当前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社会道德认知的不足。这表现为认知上的自我中心观，即在个体与他人或社会的关系上往往只从自我的立场出发，而不能从他人或社会位置去思考问题或处理问题的认知方式。这是导致不少大学生出现社会道德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德认知能力的缺乏导致了严重的道德问题。2.社会道德感情的缺陷。道德感情既表现为对人的感情，也表现为对有关道德问题产生的道德焦虑。对人感情的淡薄和道德焦虑的缺失致使部份大学生发生较严重的道德失范行为。3.社会道德意志的薄弱。道德意志薄弱也是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大学生中发生的一些非道德行为看，对一些简单的道理他们并非不懂，但却愿意采取对个人较有利、个人感到更舒服、更痛快的方式而作出了放弃遵从道德规范的选择。比如一些学生并非蓄意影响他人的利益，更不愿损害他人的利益，但在个人的愉悦需要和特定环境的作用下，也作出了放弃遵从道德规范的选择。

(二)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缺陷产生的原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学校道德教育影响。学校教育以智育为主，与德育分离，突出智育而忽视德育，忽视认知能力的提高;注重知的培养，忽略行的训练。2.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道德失范与讲道德吃亏的现象强烈地刺激着这一代大学生，复杂的道德环境使不少大学生产生了道德困惑，道德信念发生了动摇。某些自身道德素质不高的家长，以其不健康的言行，在子女道德素质形成的过程中形成了消极的影响。即使是道德素质较高，但忽视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的条件受到家庭具体情况限制的家庭，对大学生道德能力的提高也会形成不利的影响。3.个人成长特征的影响。今天的大学生，很多都离不开家长的呵护，性格较为脆弱、怀疑、孤独、自我封闭。这种特定的情况很容易引起学生自我意识的混乱，从而引起一系列的道德问题。

中国是一个道德文化非常深厚的国家，在培养道德能力方面，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在继承已有传统方法的同时进行创新，赋予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新的时代内容，才可能取得好的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

当前对大学生进行社会道德能力培养，要确立以下几个基本原则: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人不是机械接受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被动客体，而是作为道德活动的创造者和体现者的主体。培育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能力，最根本的，是要确立大学生在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弘扬大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第二，内功培养与外功训练相结合的原则。像其他能力一样，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离不开理知识，同时还必须引导大学生把握用价值原则来解决道德问题的方式。第三，注重实践的原则。必须从道德认知做起，教育大学生以道德意识指导道德实践，使道德实践为道德意识的升华提供丰富的养料，持续不断地将道德实践内化为人的道德意识、把道德意识外化为道德行为。

对大学生进行社会道德能力培养，必须着力构建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社会综合体系，创新大学生社会道德能力培养的机制，强化社会道德能力养成的实践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