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原则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21 17: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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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减轻税负实现其财产收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措施，除了税收筹划以外，偷税同样能够实现减税的目的。尽管在减轻税负上有相同的目的，但是税收筹划不同于偷税。偷税是指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1]如果纳税人有偷税行为，就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而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对多种纳税方案（其中任何一个方案都是法律允许的，起码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进行比较，按税负最轻择优选择，不仅符合纳税人的利益，也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是税法所鼓励与保障的。税收筹划和偷税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税收筹划是合法行为，而偷税是违法行为。因此它们在税法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进而法律对它们的评价也不同，相应地它们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就大相径庭。税收筹划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纳税人因税收筹划而增加自己的收益，而偷税是税法所严格禁止的行为，历来为税务机关严厉打击，纳税人因偷税所得不但会被依法没收，而且还会受到税务机关的经济处罚。
当然税收筹划并不是在任何条件和环境下都可以进行的。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税收筹划，就是因为尚不具备税收筹划的条件。一般来说，税收筹划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税收法治的完善。税收法治是实现了税收法律主义以及依法治税的一种状态，税收法治完善的基本前提是税收立法的完善，这是因为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没有完备的法律，则一方面无法确定自己所进行的筹划是否属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纳税人往往通过钻法律的漏洞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而没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进行税收筹划。（2）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也是税收筹划的前提，因为税收筹划本身就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税负从轻权的体现。税收是国家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具备法定税收要素的人所作的强制征收，税收不是捐款，纳税人没有缴纳多于法律所规定的纳税义务的必要。纳税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选择税负最轻的行为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由法治国中“法不禁止即可为”原则的基本要求。如果对纳税人的权利都不承认或者不予重视，那么作为纳税人权利之一的税收筹划权当然也得不到保障。世界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而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也都是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我国的税收筹划之所以姗姗来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重视保护纳税人的权利。[2]税收筹划作为纳税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得到整个社会的鼓励与支持。
二、行政法治原则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税收是国家税务机关凭借国家行政权，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强制地向纳税人无偿征收货币或者实物所形成特定分配关系的活动，是一种行政征收行为。在行政法上征税被纳入秩序行政的范畴，秩序行政是在于维持社会之秩序、国家之安全及排除对公民和社会之危害，行政主体大都是采取限制公民自由权利行使的手段，也都使用公权力的方式来限制、干涉公民的基本权利，故亦称为干涉行政。[3]正因为征税这种侵益行政行为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限制，就要求税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行政法治的原则行事。
行政法治原则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法治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果违反法律、超越法律活动，即要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政府服从于人民，因为法治的“法”反映和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4]就税收法律关系而言，行政法治原则在税收领域就体现为税收法定主义，就是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5]税务机关在征税活动中，应当依法行政，严格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征税。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而言，行政法治原则会产生以下影响：
1.根据法律保留的原则，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都必须有组织法上的依据。[6]根据法律的规定，税务行政机关有权开展征收活动，其所有征收税款的行政行为都必须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而绝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否则即为越权行事，不能得到法律承认的效果。按照法律的规定，除了税务机关，其他任何机关、社会团体或者个人都没有权力征税。纳税人既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也可以在法律没有作出规定即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开展税收筹划。虽然税收筹划行为会减少国家的税收，但国家不能超越法律规定以道德名义要求纳税人过多的承担纳税义务。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应避免道德判断。因为道德标准不是法律标准，道德规范不能等同于法律。道德标准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观念，属于意识形态。而法律是立法机关的明文规定，虽然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会受到道德标准的影响，但是法律一旦形成，就与道德规范相脱离，不受道德规范左右。纳税是一种法律行为，与道德无关。虽然税收筹划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看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却不能因此判断税收筹划不合法。[7]因此只要法律没有作出禁止性的规定，纳税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税收筹划。
2.根据法律优先的原则，法律是国家意志依法最强烈的表现形式，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国家意志依法优先于所有以其他形式表达的国家意志。[8]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优越于一切行政判断，任何行政活动都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而且行政措施不得在事实上废止、变更法律。法律对课税要素和课税程序都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税务机关就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而不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外作出对纳税人不利的行为，即使是最高税务机关也无权作出类似的规定。纳税人只应根据税法的明确要求负担其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纳税人不应承担其他义务。由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侧重点在于限制征税一方滥用税权，保护纳税人权利，它要求构成课税要素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歧义。因此凡规定含糊不清或没有规定的，都应从有利于纳税人的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背税法中明文规定的内容，纳税人无论是利用优惠规定也好，还是利用税法不完善之处也好，都是纳税人的权利，是合法的，应当受到保护。所谓“凡非法律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反映在税法领域就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9]如果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制定专门的限制措施，而该措施和法律规定又是相冲突的，那么这种措施就是违法的，不能对纳税人产生约束力，纳税人只要采取法律规定的或者法律没有禁止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完全可以达到节税增收的目的。
3.国家为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提供保护和法律救济。对于征税主体双方来说，所处的地位与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纳税人从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着眼，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降低税收成本，减轻税收负担，也可能会利用现行税法的漏洞。而征税机关作为国家财政筹集部门，必然设法增加税收收入，反对纳税人税收筹划的行为，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过去我们从国家分配论出发，倾向于保证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力，而随着税收理念的转变，人们逐步认识到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虽然未明确载入我国法律，但在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这说明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税款之外的任何款项，都是对纳税人私有财产的侵害。同理，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节约的税款属于纳税人的合法收入，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9]当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就税收筹划发生纠纷，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作出行政处罚后，如果纳税人不服，认为税务机关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有两种救济方式可供选择：（1）纳税人认为行政处罚违法或者不合理，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作出行政处罚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由上一级机关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或者合理进行审查并且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纳税人也可以在法定期限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且作出相应的裁判。如果纳税人先提起行政复议，而后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决定进行审查。
因此，只要税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征税活动，严格依法办事，充分尊重纳税人税收筹划的权利，并且由国家为纳税人提供及时的救济途径，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完全能够建立起和谐稳定的税收法律关系。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财政税收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77.
[2]刘剑文。税收筹划：实现低税负的专业活动[J].中国税务，2004，（1）。
[3]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7.
[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4.
[5]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J].法学研究，1996，（6）。
[6]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130.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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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最早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生态补偿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经济手段，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并逐步成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核心内容是生态保护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改善、维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调整相关利益者因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活动产生的环境利益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以内化相关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为原则的一种具有经济激励特征的制度。
财税视角下的生态补偿涵义更加广泛，其政策涵义是一种以保护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的，运用财政税收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财税政策是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财税视角下考察生态补偿路径，有助于拓宽生态补偿的理论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态补偿与生态税收政策
生态补偿资金筹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态税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来源。借鉴国外先进的生态税收建设经验，完善生态税收政策，建立与生态补偿机制相适应的生态税收体系，是税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
篇（3）
新
篇（4）
量能课税原则产生于西方功利主义学者穆勒在经济学提出的“能力负税原则”，经过多个流派的争论、探讨，现已成为西方税法基本原则。笔者对量能课税原则的理论基础分析如下：
（一）自然法基础
税法理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国家征税权正当性来源的考察，即税收作为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侵犯何以能正当化的理由。而税收的正当性在法律上则主要体现为税收公平。量能纳税的核心在于依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支付能力衡量负税是否公平，以此确保人的自由、平等、生存以及法的和平。
历史上，围绕实现税收公平的探讨主要为量能课税原则与利益赋税原则这两大学派的争论。
1.利益赋税原则
利益赋税原则的提出早于量能课税原则，以瑞典学派的奠基人维克塞尔为代表，其从经济学中的自由交易理论和相对价格理论出发，主张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交换关系，通过利益享有的多少来衡量主体的税负。其和国家租税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启蒙时期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成立的目的在于实现单个的个人所没有办法实现的社会任务，保护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而公民则将其在国家保护下所获得的利益以上缴税收的方式给付对价，故又称“利益说”，“交换说”。利益赋税原则通过确立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对待给付关系，基于对价给付的特点，民众可以对国家财政制度进行监督，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为差别税率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利益赋税原则也有致命的弱点，即缺乏实践论价值。公民在国家保护之下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在标准上又无法进行规范，这种可行性的缺失必将导致执法恣意，从而损害税法权威，削弱公民守法积极性。庞德说，“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实施。”因此利益赋税原则逐渐被量能课税原则所取代。
2.量能课税原则
随着历史发展，人们对于课税公平的理解也产生了变化。不同于亚当斯密的“利益说”，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中提出社会政策的财政理论，主张按纳税能力的大小采用累进税率课税。近代学者马斯格雷夫认为，税收公平应是凡具有相等经济能力的人，应负担相等的税收；不同经济能力的人则负担不同的税收。税收公平的观念就由最早的绝对公平演变成“受益说”，进而发展为“负担能力说”。
量能课税原则的诞生主要是为了修正税收“利益说”或“交换说”在税收负担的衡量上所存在的缺陷。税收之目的在于满足国家一般的公共财政需要，不可能在国家给付与税收负担之间建立直接的对价关系，而且国家必须对每个国民承担起平等照顾义务，因此，税收负担的归属以及轻重原则，必须以纳税人负担能力为标准，不得以国家对其提供的保障或服务的成本或效益为限度。这其实是在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另一方面，量能课税原则亦是国民之间公平分配的原则，即税负必须依照国民承担税收的能力来进行公平的分配。这是宪法平等原则在租税法律关系方面的具体体现和要求。
（二）伦理学基础
量能课税原则上的属人性决定其伦理基础，“人正因为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本身具有一种价值，即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其他人尊重他的人格，不侵犯他的生存（生命、身体和健康）和私人领域。”量能课税原则在伦理学上的具体化主要是在道德选择或价值判断上，即对公民生存权的保障。
生存权保障是人性尊严的基本体现，是一项基本人权，为各国宪法所保护。如日本宪法“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国民权利”的规定。而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公民的最低生活费缺乏税负能力，不应列为课税对象。这正是伦理学价值判断的体现。
同时，量能课税原则在个人所得税上对于“人”性伦理色彩还体现在其他方面。首先，个人所得税对课税对象的要求必须是已经实现的净所得。成本、费用、损失和税金是为了获得收入的必要开支，不具有税收负担能力。同时，尚未实现的所得，或者因市场规律而带来的虚假所得亦不属此类范畴。第二，个人所得税的课征，不仅要体现纳税人在量方面的负担能力，更要体现其在质方面的负担能力。例如对不同性质的同额所得（劳动所得与资产所得）要区别对待，对回归性所得与非回归性所得（稿费、退职所得、暂时所得）亦宜做出质的区分。这些都是量能课税原则在伦理学上的价值取舍。
（三）实践论基础
量能课税原则相较于利益赋税原则的一大优势就在于它的可行性，即实践论上的价值。衡量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需要有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需要一个既能够全面衡量不同纳税人的不同纳税能力又能够用以在税收征收活动中具体操作并能够证得纳税人广泛认同的标尺。为了引入实践，学术界关于量“能”的评定标准进行了许多探讨，大致可分为“主观说”和“客观说”。
一为主观说。这一学说最初由穆勒提出，又称“牺牲说”，即“课税公平作为一条政治公理意味着牺牲的相等”。每个人在向国家纳税时造成的损失是一种效用损失，只要这种效用损失在主观评价上对所有的纳税人都是一样的，即牺牲均等，税收公平就实现了。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相应的“比例牺牲说”、“边际均等牺牲说”。但这些学说都是建立在主观基础上，效用、牺牲等心理因素都缺乏客观性和现实操作性，无法衡量或精算。
一为客观说。由于“主观说”并不具备现实操作性和制度价值，美国经济学家塞利格曼提出了“客观说”标准，从客观方面对纳税能力进行衡量。从经济学角度看，表征税收负担能力的基础有所得、财产和消费三种。首先，如果把消费作为税收负担能力的标准不甚妥当。这是由于，对于社会不同阶层来说，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同。贫困阶层消费所占的比重大于富裕阶层。若只对奢侈品征税，则远不能满足财政需要，若对日常生活消费征税，则容易产生逆进性。因此以消费来衡量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作用十分有限。其次，财产标准情况下，由于相同价值的财产在不同收入阶层的纳税人中有不同的效用，对财政产征税不符合公平原则；另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财产的形态日以多样化，动产乃至无形财产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对征税造成的很大困难；而且财产课税很难做到对低收入阶层的税前扣除，对富裕阶层征税过重也会影响其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
因此，选择所得作为衡量税收负担能力的标准最为合适。一方面所得是一种可以用货币计量的收入，稳定规范；另一方面，所得能够真实反映各类纳税人的收入状态和纳税能力，且可以根据最低生活费标准予以扣除，并且根据收入来源和性质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征税办法。因此，所得标准能够相对保证税收平等，实现税收公平。
二、从量能课税原则看我国个人所得税
2006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将起征点由800元上调到了1600元，试通过下表分析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前后的效果：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可以看出，起征点从800元上调到1600元并没有促成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各收入群体间的工资净所得的差距并未缩小多少。因此，仅仅提高工资收入的起征点，对于拉近贫富差距的作用极其微弱。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建议如下：
（一）实行综合所得税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目前实行的是分项扣除、分享定率、分项征收的分类所得税，分类所得税是与综合所得税相对应的一种所得税模式，即把所得依来源分为若干类别，并对不同类别的所得依不同的税率和征收方法分别计税。我国目前规定了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等11项所得。下面以某月取得工资收入5000元的纳税人甲和某月取得工资收入4000、稿酬1000元的纳税人乙为例对横向公平问题进行比较说明。
由于分别适用不同的减除费用和税率，甲、乙二人纵然经济负担能力相同，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同，不能体现税收横向公平的要求。另外，在分类所得税模式下，也会出现越来越多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少交税，而所得来源少、综合说入低的纳税人多交税的现象。
由此可见，分类所得税模式难以完全把握纳税人的综合负担能力，不利于实现税收公平。另外，分类所得税模式也无法反应对纳税人的家庭负担状况的照顾，这对重视家庭经济和社会职能、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发达的中国来说，尤为不公。再加上台湾和大陆有着相通的社会文化传统，因此学习台湾的综合所得税模式是一项有益的尝试。
（二）合理设定所得范围
首先，降低对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主要建立在工资薪金所得的基础上。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渠道增多，资本所得和财产所得将在个人收入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另外对工资薪金的超额累进税率也不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对“质”的要求。因此，对工资薪金所得应当给予更多优惠与照顾，对资本所得和财产所得应课以稍重的税负。
其次，设立设算所得课税制度。“有些所得一起客观和理智清醒本应实现，惟可能因个人之偏好、过失或其他法律所不认同之安排而使之未能实现，此时，租税法本诸租税公平原则的考量，将此一类型之所得视同已实现。并对之课征所得税。”这便是台湾的设算所得课税制度，是对净所得课税原则的例外规定，为了防止纳税人规避税收。
最后，设立福利所得课税制度。对用人单位在正式薪金之外对职工给付的各种额外福利课税。除了因计算困难或征收成本太高可免税外，如误餐补贴、交通补贴、宿舍、人身保险、假期旅游等，其余各种福利所得都应当列入课税范围。
（三）完善所得净额制度
首先，照顾纳税人家庭扶养开支。从我国社会文化传统上来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家庭观念浓厚，亲属之间有很强的道德伦理牵引。另外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家庭是主要的保障途径。因此在税收上照顾家庭基本开支，是净所得课税原则和量能课税原则的具体体现，是保障公民生存权的需要，也是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重要改革。
其次，改革所得扣除制度。设定捐赠、保险费、灾害损失和医疗及生育费等项目。扣除个人必需的生活成本、费用和损失，鼓励以公益或人道目的的捐赠（客观上降低了税负能力），照顾弱势群体，维护法的和平，都是量能课税原则的应有之义。
最后，建立物价指数连动课税机制。物价上涨实际上会带来“隐形增税”，这种“隐形增税”不仅违反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还加重了低收入者阶层的负担，违反量能课税原则。因此有必要设立这么一个弹性课税机制。台湾地区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当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度上涨累计达3%以上时，免税额随之调整；达到10%以上时，个人所得税课税级距的金额随之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标准扣除额、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以及残障特别扣除额的基准，要根据所得税准及基本生活变动情形，每三年评估一次，以保证税收的相对稳定。
三、小结
量能课税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与税收正当性密切相关，并同税法学界的基本理念相通。如何在税法立法和实践中的贯彻落实税法的基本理念，则是值得一生研究的命题。
参考文献：
[1]参考自《量能课税原则法哲学研究》，杨万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2]［德］卡尔·拉伦兹：《德国民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3]参考自《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公平构想》，陈拂闻，财会研究2009年第20期。
[4]图表摘自《量能课税原则研究》，梅晓蓓，《人文社会科学集刊》2006年。
[5]参考自《量能负担与课税公平----台湾个人所得税的启示与借鉴》，熊伟、罗昕，中国财税法网省略/show.asp?a_id=1530。
篇（5）
税收遵从，通常也称为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义务人遵照税收法令及税收政策，向国家正确计算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税收，并服从税务部门及税务执法人员符合法律规范的管理的行为。它包括三个基本要求：一是及时申报；二是准确申报；三是按时缴款。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蓬勃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在2007年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会上，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家的介绍，我国中小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已达4 200 万户，占企业总数的99% 以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不仅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而且成为技术创新的生力军。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缴税款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 左右，它们正逐步成为国家和地方税收新的增长点。但从我国税收实践看，近十几年来税务部门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征管能力十分薄弱，中小企业的税收不遵从现象较为严重，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不办理税务登记，税务登记没有及时变更注销，纳税不申报或申报不及时不准确申报不入库，没有会计记录或会计记账混乱，做假账账中账账外账，发票使用不规范，偷欠骗抗税征税人违纪违规等。因此，进一步发展中小企业，挖掘中小企业缴税潜力，提高中小企业税收遵从度，对缓解当前日益紧张的税收
增收压力，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毕业论文，税收不遵从。
一、中小企业税收不遵从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原因分析
1、被动型的税收不遵从：中小企业量大面广，税基薄弱，财务制度不够健全，生产经营活动的信息披露较少，而税务部门的管理水平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有限，很难掌握其生产经营的真实信息，使得税务部门征管成本和监督成本较高，税收行政效率较为低下，税务管理部门往往被动应对，对它们疏于管理，导致中小企业被动式的税收不遵从。在税收管理实践中，在当前政府主要以是否完成税收任务作为对税务部门的主要考核依据的情况下，税务部门往往把重点放在纳税大户的税收管理上，因为税务机关只需付出较少的努力、较低的成本，就可以征收较多的税收收入。而对许许多多的中小企业（包括个体户）纳税人，因为难以掌握税源而征管不严甚至于完全不课税，使得中小企业的税款申报率和上缴率处于较低水平。这种税收征管现状虽说符合税收的行政效率原则，但在一定程度上有违税收的经济效率和纵向公平原则。另外，税务部门宣传力度和广度不够，使得一些中小企业对税法知识的了解不多，导致有些企业很难搞清自己是哪种税或哪些税种的纳税义务人，造成了无知性的、被动性的纳税不遵从。
2、主动型的税收不遵从：中小企业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且经营成果与经营者利益相关程度高，诚信纳税使得其运营成本提高，相比其他企业有更强烈的逃避税收的动机，再加上现行的税制设计上的缺陷，极易引起主动性的税收不遵从。
（1）税制设计上的缺陷：首先，我国税制的缺陷使约束功能无法很好地发挥。如流转税的效率功能和所得税的公平功能没有很好的发挥，导致中小企业纳税人对税制的认同度较低，严重挫伤了纳税人主动纳税的意识。其次，我国税制设计对纳税人遵从税法的事前鼓励和事后奖励的激励措施不完善，没有进一步明确遵从行为在精神和物质上相对于不遵从行为的优越性，使遵从纳税人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毕业论文，税收不遵从。再次，我国用税机制不健全，使作为委托人的纳税人在信息劣势下对税款的使用状况缺乏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部门和官员的腐败寻租行为严重，容易引发纳税人的抵触情绪，降低纳税人遵从度。
（2）中小企业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强。长期以来，我国的纳税人没有形成纳税的良好习惯和观念，中小企业纳税人也不例外。一方面国家税收文化建设的进度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没有保持一致性，严重制约着中小企业纳税遵从度的提高。另一方面，税收的宣传力度和效果还不甚理想。虽然，近年来税收宣传在不断深入，国民纳税意识得以不断增强，税法遵从度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但税务部门税法的宣传范围、宣传内容和宣传方式仍有待改进，宣传力度还需加大，宣传效果还有待提高。有些中小企业纳税人会抱着侥幸的心理，想方设法去逃避纳税义务，一旦被税务部门稽查，便以不了解和不知道这些税法知识来逃避责任或减轻责任，增加了税收处罚的难度。
二、提高中小企业纳税人税收遵从度的对策
1、提高税务部门的征管水平和能力，实现中小企业漏管户最小化目标，做到实际征收管理的中小企业纳税户与应该征收管理的纳税户之间的差额最小化，减少中小企业被动型的纳税不遵从。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税务部门的硬件设施配置，提高信息化、程序化、科技化水平，提高各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协调工作的能力。毕业论文，税收不遵从。同时，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协作，如加强与银行、工商、海关、公安、外汇管理等相关部门的联系合作，建立一个统一的网络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有利于税务机关及时全面地掌握纳税人的各方面信息，减少税务部门和纳税人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善税收征管的外部环境，更好地进行税收征管。另一方面，提高税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岗位技能。税务管理部门应严格把好入口关，保证新聘和新进人员具有较高的思想文化素养和优良的业务素质，同时税务管理部门应不断完善在岗税务人员的培训机制，不断提高税务人员的税收理论知识和业务能力，使得税务人员的知识和技能能及时更新和跟进，提高税务人员的管理能力。目前，我国税务人员的培训不管在内容上、形式上还是在培训的经费保障机制上、考核机制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相关部门应不断完善培训机制。如在培训内容上更注重针对性、时效性，创新培训形式，探索和实施灵活多样、激发兴趣的教育培训方式，增强培训的吸引力和可持续性，在培训经费上要做到充足和效率并举，既保证培训经费充裕，又注重培训经费的使用效率，在培训效果考核上应注重考核指标的科学性以及考核结果的现实影响力，将干部教育培训情况作为干部工作业绩考核的内容和任职、轮岗、交流、晋升的重要依据。
2、加大税收宣传力度，改进税收宣传形式，扩大税收宣传范围，使得中小企业纳税人能及时、全面地获取税收知识。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进行实实在在的税法宣传。如在税务大厅、公共图书馆、大型的广场、各住宅小区等公共场所免费提供各种摘要从根本上形成一个长期、持久、务实的税法宣传，提高税法宣传效果，从而减少因对税法不熟悉而导致的被动型纳税不遵从及以对税法不了解为借口而产生的主动型的纳税不遵从现象。
3、优化税制改革，完善现行税制，提高中小企业纳税遵从度。
（1） 强化税收制度的约束和激励功能。政府以及税务部门应建立一种有利于纳税人依法纳税的制度安排，让纳税人真真切切地感到依法纳税是最为节约成本、最能体现利益最大化的不二选择。同时应着力研究政府课税产生的经济效应以及纳税人对政府课税的反应，充分了解和尊重纳税人的心声，有利于构建更加有效的税收制度，提高纳税人对税制的认同度，有利于税务部门更好地开展税收征管工作。我国的税收制度应继续遵循遵循“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高效率”的思路，既有利于纳税人诚实纳税，又有利于鼓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也能够严打违规违法行为，轻税与重罚相相结合，充分体现税收的效率和公平原则。毕业论文，税收不遵从。
（2）健全用税机制，完善税收公开制度，增强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公民纳税本质上是为了换取和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而支付的代价，纳税人关心的是自己支付的税款能否带来等值的公共品补偿。因此，政府应加强公共收支的信息披露，让纳税人充分享有知情权、决策权，知晓税款怎样使用、用在何处，而且公共支出也应充分体现纳税人的意愿，让纳税人切实感受到纳税与享受公共物品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只有让纳税人充分享受其权利，才能自觉履行其义务，从而提高税收遵从度。同时，建立和健全税收权力监督机制，加大纳税人和社会公众对税收活动的监督，规范税务管理人员的征管行为，减少腐败寻租行为。
4、加强税收文化建设，培养全民正确的纳税意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经济阶段。200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600美元，即将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我国的税收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没有保持一致性。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多渠道、多形式地大力加强以依法诚信纳税为主要内容的税收道德建设，为解决税收领域的价值冲突提供道德共识，促进税收遵从。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针对不同纳税人的行为特征，借鉴市场营销的细分方法，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在社会中逐步确立以诚信纳税为荣、不诚信纳税为耻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同时，税务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改善税收环境，使依法征税、依法纳税成为一种社会主流行为。
5、税务系统要坚持服务和管理并举，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税源管理，不断提高税收遵从度。首先税务机关要转变税务行政理念，对纳税人的管理模式要由监管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为主，利用各种信息和技术手段致力于纳税人服务的改善和加强，提供优质的纳税服务，改进服务方式，完善服务体系，拓宽服务内容，以纳税人满意作为检验服务质量的标准，提高行政绩效。毕业论文，税收不遵从。税务机关一方面通过有效的沟通机制使得税务人员对纳税人的意见反应更加迅速，同时，税务机关尽量对纳税服务标准进行量化并据此对税务人员进行考核，条件成熟的话，对外公开服务评价结果，加大纳税人和社会对税务人员的监督，提高税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使得税务人员对政府和社会更为负责。其次税务部门应建立较为严密的税源监控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纳税人税源的全方位监控，要深入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搞好纳税户清理检查，减少漏征漏管户，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料，有针对性地开展下户检查，不断提高管理效能。毕业论文，税收不遵从。并聘请有经验的内部和外部成员成立管理委员会，为税务机关的长期战略发展提供建议和意见，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公众、满足纳税人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欧斌.纳税人遵从度“二元”特征形成的税负差异及其治理[J].税务研究，2008（1）
篇（6）
一、背景介绍
2009年底，国税函[2009]694号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将有关问题明确如下[2]：
一、企业年金的个人缴费部分，不得在个人当月工资、薪金计算个人所得税时扣除；
二、企业年金的企业缴费计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应视为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不与正常工资、薪金合并），不扣除任何费用，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算当期应纳个人所得税款。
同时，财税[2009]27号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中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企业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为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全体员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分别在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5%标准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予扣除。
企业年金是养老保障体系“三大支柱”中的第二支柱，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但一段时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是否需要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制度的争论。该条例的推出，对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发展的确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二、企业年金中的税收制度
企业年金即补充养老保险，国外或称私人养老金计划（privatepension）。发达国家经验表明，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激励雇主雇员双方积极建立企业年金。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企业年金本身作为一种税源，因此，税收制度对企业年金计划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第一，如果政府对经营企业年金的保险公司施行较高的营业税或所得税，那么必会减少保险公司的税后利润，降低其偿付能力与长期的发展能力。第二，如果投保人因为税收而减少购买企业年金，将会导致全社会的保障水平降低，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由此看来，税收政策的主要目的（增加政府收入）与企业年金的主要目标（维持社会稳定）出现了矛盾。因此，如何在保证社会福利水平的前提下制订企业年金税收政策成为应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国外比较以美德日为例
目前，人口老龄化（agepopulation）已成为全球普遍的趋势，美国已有13%的人口达到或超过65岁；德国为16%；日本为14%。[4]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国家给予企业养老保险计划全面的税收优惠，相应的税收模式较为成熟，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本国企业为职工举办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一）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
1.模式选择：EET模式占据主要地位。
国家在对企业年金计划进行税收制度安排时要面临三个环节的问题：缴费环节的问题、投资收益环节的问题、年金领取环节的问题。对此三个环节的税收，借助字母E（Exempt免税）和T（Tax征税）来表示政府在上述环节的课税情况，年金计划的征税情况可表述为8种类型：TTT、EEE、EET、ETT、TEE、TTE、ETE、TET。（如图）
类型 是否征税
缴费环节
投资收益环节
年金领取环节
TTT
√
√
√
EEE
EET
√
ETT
√
√
TTE
√
√
ETE
√
TET
√
√
[5]
（2）德国
在德国，政府规定2005年1月1日前购买的年金可列支一定金额。2005年1月1日后购买的，只有满足规定的年金产品才可列支，最高限额为20000欧元。在年金领取阶段，如果是按年领取，则采用征税或部分税收扣除或豁免，若一次性领取，则采用全部征税的方式。
（3）日本
为应对老龄化社会，日本在1984年建立了年金保险费得扣除制度，个人年金保险的保费能享受最高扣减税额50000日元。2001年10月，日本还通过了“确定缴费年金法案”(日本401k计划)。在日本，绝大多数企业年金基金计划都有一次性给付选择，而更多的人会选择这种方式而不是年金给付方式，就是因为它有税收优惠。日本退休者可以将他们的一次性给付在一定的金额内税前列支。税前列支的金额随着雇员的工作年限而增长。一旦工作年限超过20年，其增长的速度就会更快。
日本免税年金的最大水平列表单位：百万日元
领受养老金者
最大的免税年金额
65岁以下
单身
1.05
已婚
1.75
65岁和更年长的
单身
2.25
已婚
2.95
配偶在70岁或以上
3.05
因此有人提出，应该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发挥其“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所以财政应该予以支持，对企业年金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然而我国现阶段究竟是否适合对企业年金进行税收优惠呢？下文将会做一个简单的假设论证。
（三）我国企业年金是否适用税收优惠政策条件分析
1.提出假设
如果仅仅是考虑财政收入的问题，对企业和个人进行税收减免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税收优惠这种举动又会调动企业和个人参保的积极性，最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投保的数额更多，也就是说，经营企业年金的保险公司收到的相关保费就更多。保险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应该按规定缴纳相应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其保费增多，收入也就增多，那么该保险公司应该缴纳的税费也就相应增加。由此看来，财政收入从需求方减少的部分，是可以通过供给方很好的弥补回来，顺利的实现税负转移。但是这个想法是否能够实现呢？下面，本文对此问题进行详细的数理学分析。
2.企业年金税收效应的数理学分析
此处我们考虑三个市场主体，个人、企业，以及经营企业年金的保险公司。
假设条件为：企业所得税税率M%,个人所得税税率N%,速算扣除数为X元)，保险公司所得税率为M%。
①实施税收优惠前，企业以增加工资形式发放给员工而不购买企业年金，对三个市场主体的影响分析如下：
假设企业打算给职工增加工资Y元(假定员工为个人所得税可扣减2000元工资的员工，初始工资2000元)。对于工资Y元，情况分为：
企业所得税=Y÷(1-M%)×M%
个人所得税=Y×N%-X
假设在税惠政策正式实施前，企业个人不愿意购买企业年金，故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中属于企业年金的部分为零，不用对此部分缴纳所得税。
故，政府税收总额=Y÷(1-M%)×M%+Y×N%-X
此处，N%为对应的所得税率、X为对应的速算扣除数)
②对个人企业购买企业年金实施税收优惠，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加
由于我国目前对经营企业年金的保险公司就企业年金所收取保费部分是不征营业税的，在此处我们只考虑保险公司的所得税影响，其所得税率为M%，费用为C。在避税动机下,企业决定将原来以直接增加薪金方式发放给员工Y元改为以养老金方式发放,应纳税所得额减少Y。则有企业纳税为:
企业所得税=(Y÷(1-M%)-Y)×M%
企业缴纳减少额为Y×M%
经营年金的保险公司企业所得税=（Y-C）×M%，其中C为成本
可见，EET模式下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有明显激励作用,企业从合理避税角度将尽可能地将对员工的加薪投入企业年金中。
③EET模式下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对政府影响的分析
在这种假设下，政府减少的即期税收收入为：
Y÷(1-M%)×M%+Y×N%-X-(Y÷(1-M%)-Y)×M%-（Y-C）×M%
=Y×N%+Y×M%-X-（Y-C）×M%
=Y×N%-X+C×M%
其中，Y×N%-X是个人所得税部分，C为保险公司经营的成本费用，M%为企业所得税税率。
从上式看来，只要保证该式=0，那么就能够实现税负转移，如果上式，那么政府的税收将是增加的。但是，由于个人所得税部分（Y×N%-X）是恒大于零的，保险公司的成本费用又不可能小于零，所以Y×N%-X+C×M%一定是大于零的，换句话说，从政府税收角度考虑，政府对于企业年金计划实施税收优惠的话，一定会导致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的。
3.可行性分析基于经济学视角
税收效应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仅仅只考虑财政收入稳定的问题，税收公平原则才是设计和实施税收制度的最重要或首要的原则。这种公平应该是使国家在利益分配时达到合理，不会使一部分人感到轻松，而另一部分人却感到负担沉重无比，或是满腹怨言。
（1）我国现阶段实施税收优惠制度有违“受益原则”
所谓受益原则，是指富有的公民应该比贫穷的公民多纳税，因为富人从公共服务中的受益多。这也是西方税收界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
但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公共养老保险尚未全民普及，参与企业年金的企业为数甚少。一般来说，自愿为职工参保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大多都是经营效益好的国有企业或是部分垄断企业，比如电信、石油行业等。这些行业的员工本身薪资福利待遇已经比大部分社会成员好很多，如果再对这部分员工实施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那带来的结果可能是使这部分员工购买企业年金的数额增加，在几十年以后，可以养老无忧。但是在社会的另一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连基本的养老保险都没有参与，他们当期的生活也许都不能保证，怎么奢望保障今后的生活呢？
（2）我国现阶段实施税收优惠将导致税收分摊有违“帕累托最优”效率
“帕累托效率”指的是：资源配置已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调整都不可能在使其他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使任何一人的境况更好，那么这种资源配置的效率就是最大的。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讲，税收的安排应该是可以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使社会从可用资源的利用中获得最大利益。
只要政府的税收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没有不良影响，不会干扰私人消费和生产的正常或最佳决策，那么这种政策就是正面的。
但是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就是两极分化呈现严重趋势，倘若对参与企业年金的富有人群进行税收减免，那么国家损失的财政收入将会由全民买单，也就是说，那些没有参与企业年金的成员，甚至可能连没有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的社会成员都要为这群“富人”共同来分摊国家的税收。由此看来，这样的税收制度安排似乎严重的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必然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
四、小结
在看待企业年金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孤立地说税收优惠对社会公平的影响如何，而应该把它放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加以分析。可能各自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会导致实施的政策制度的不同。
（一）国际经验
从工业国家养老金制度发育史来看，由于经济发展的较早、较成熟，国家管理的养老金计划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一定程度地促进结果的公平，起到了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使社会成员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公平缩小。其对企业年金提供税收优惠政策正是在政府强调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更多考虑效率的因素的背景下推行的，也就是从单纯的强调收入分配均等到也赞同收入分配与过去的贡献相联系。从各国的养老金制度的设计来看，是企图实现公平和效率在社会保障体制中的有机统一。
（二）我国具体国情
然而，我国两极分化的特殊国情，加上基础的公共养老保险金的普及广度和深度欠佳，我们不能盲目的照搬国外的成功经验，要知道企业年金在国外的发展也是为了在更大的程度上保证国民的生活，促进社会的稳定。如果我们在现阶段就不加消化地照抄经验，那么带来的问题可能有：第一，与社会稳定相悖，加剧两极分化，与“共同发展”的战略目标相斥，会带来负的外部性；第二，盲目实施的结果可能会使政府另谋对策，去解决由此带来的社会公平公正的成本更大。因此，中国的实际情况必会注定企业年金的发展与国际主流模式有所差异，但在这种异同中又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因此，就中国现阶段来说，对企业年金进行税收优惠限制应该更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等到经济发展的更为成熟，国民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真正覆盖了绝大部分城乡居民时，再考虑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或许更为合理。
参考文献
1 朱铭来:保险税收制度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P148-149.
2 彭雪梅:中国企业年金税收制度研究[N],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4).
3 刘锦: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模式研究[N],武汉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6).
4 徐聪:德国公共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分析[N],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4).
5 唐秀:日本企业年金税收政策及启示[J],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17期.
篇（7）
会计目标是指会计所要达到(实现)的境地或标准。会计是旨在提高企业和各单位活动的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而建立的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
财务会计目标分成两个流派：受托责任派与决策有用派。受托责任派认为，会计目标就是向资源的提供者报告资源受托管理的情况，它以历史的客观的信息为主，强调的是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所认定的两权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十分明确，没有模糊缺位的现象，相应的财务报表应以反映企业经营业绩及其评价为重心。决策有用派认为，会计目标就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对他们进行决策有用的信息，因此更强调信息的相关性、有用性，它所认定的两权分离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委托方与受托方不是直接进行沟通交流，相应的财务报表的重心是企业未来现金流动的金额、时间分布及其不确定性。
税务会计的目标则是向信息使用者即各级税务机关、企业的经营者、投资人、债权人等提供有关信息，以便使他们进行税款征收、监督与检查、经营决策、投资决策、融资决策等相关会计活动。税务会计目标可分为基本目标和高层目标。基本目标是遵守或不违反税法，即实现税收遵从(正确计税、纳税、退税等)，从而降低遵从成本、实现涉税零风险。高层目标是向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其进行税务决策、实现最大涉税利益的会计信息。
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区别
（一）核算对象不同
企业财务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对象是企业以货币计量的全部经济事项，包括资金的投入、循环、周转、退出等过程；税务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对象只是与计税有关的经济事项，即与计税有关的资金活动。
（二）核算依据不同
财务会计核算的依据是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而税务会计核算的依据是国家税法。
（三）核算原则不同
财务会计遵循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为使报表公允地反映某一会计期间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允许企业在一定情况下对收益和费用进行合理的估计；而税法则主要是遵循收付实现制原则，为了保障税收收入，便于保管，一般不允许企业估计收益和费用。此外，税务会计坚持历史成本，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变动，更重视可以预见的事项，而财务会计则可以有所不同，在特定时候，财务会计可以考虑币值不稳的因素，如在物价变动情况下，企业通过会计计价方法的选择，寻求能够较为合理的反映物价变动影响的计量模式。
（四）计算损益程序不同
税收法规中包括了修正一般收益概念的社会福利、公共政策和权益条款，强调应税所得与会计所得的不同。各国所得税税法都明确规定法定收入项目、税法允许扣除项目及金额的确认原则和方法。企业按税法规定确定两者金额后，其差额即为应纳税所得额。税务会计以此为法定依据，但在实际计算时，是在“会计所得”的基础上调整为应税所得。当财务会计的核算结果与税务会计不一致时，财务会计的核算应服从于税务会计的核算，使之符合税法的要求。
三、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必然性
由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存在目标差异，造成二者蕴含的会计信息和信息使用者也有差异，显然，不同的会计信息使用者由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就要求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做出不同的工作目标取向。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税法、税制越来越健全、越来越复杂，为适应纳税人需要，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成为必然。
（一）体制改革要求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相分离
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只有在两者分立的基础上才能得以保障。因为在传统体制下，会计制度中的某些规定呆板，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遵循税法的要求，由于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要同时遵循税法的规定，使得在企业费用等问题上经常出现所谓的“合理不合法”的会计事项，有时难以真实、公允地反映纳税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另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企业销售方式的增加，企业销售业务的核算应有更大的灵活性，而在财务、税务会计合一的会计制度中，税法对销售确认的时间、销售额实现等内容的会计处理具有严格的要求，使得企业会计核算缺乏应有的灵活性，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因此，只有二者分离才能既保证税法的公平和刚性又保证财务会计能更好地体现会计、财务管理的职能免费论文下载。
（二）会计信息质量要求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分离
税法是根据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的。而财务会计体现的是投资者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因为其是根据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来进行核算的毕业论文怎么写，主要是满足微观企业投资者的需要。鉴于我国多元投资主体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状，要使会计核算真实、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就必须分离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
（三）政府和出资人取得收益的行为差异要求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分离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出资人愈益表现为多元化，非政府出资者的比重愈益提高，这时政府税收与出资人（非政府出资者）投资收益的对立就愈益明显。
（四）国有企业改革要求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会使企业的经营和企业的会计核算存在较大的灵活性。这必然要求税法予以严格约束，才能使各种税金的计算缴纳得以正确、及时的完成。对此，只能承认财务准则和税法的差异，走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分离的路。
（五）健全我国税制的需要要求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分离
税制改革使中国的税收体制不断完善，逐步建立了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的税收调节体系。在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合一的体制下，稳定税基、规范缴纳行为、优化税收收人水平的要求和各项复杂的计税工作，不可能在企业会计准则和制度中一一体现。因而，作为纳税义务人，不论其经济性质、组织形式和经济范围，都需要建立统一的税收会计，以适应依法、合理、准确纳税的需要。
（六）改革开放和与国际接轨的需要要求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分离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越来越多，其投资额也越来越大，而我国在国外投资业务也越来越多，为了符合税收的国际惯例，改善投资环境，防止国际避税，维护我国经济权益和企业利益，进一步扩大我国在国际间的经济往来，建立独立的税务会计也是十分必要的。
四、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分离的现实意义
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企业制定决策和税务部门的监督
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可以为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投资者提供税务方面的经济信息，促进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同时，可以向国家税收征管机关及时准确提供企业纳税情况，使税务部门全面、准确地反映和监督企业依法纳税情况。
（二）有利于企业合理进行纳税筹划及国家税制的完善
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分离，使得税务会计独立出来，可以促进广大会计人员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对税收法规的熟练掌握，结合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特点，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对企业的纳税行为进行有效的筹划，尽量使企业的实际税负最小化，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政府则要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获得尽可能多的税收收入，税务机关在税务实践中针对发现的漏洞和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使国家税制不断完善。
（三）有利于保证税法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由于税法和会计准则某些规定的不一致性，很难做到财务会计和有关税收的处理结果严格符合税法的规定，从而影响税收征管工作。二者分离后，税务会计可以专门研究如何保证纳税活动按照税法来进行、如何处理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关系，从而有条件保障税法的严肃性。
（四）有利于会计准则向国际惯例靠拢和财务会计的规范化
财务会计须符合公认准则要求，以真实的反映纳税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这就要求不能受随经济形势变化而变化的税法制约，不能随税法的变动而变动，但是又不能不按税法的要求来计算和缴纳税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只有使二者相分离，这样我国的财务人员才有可能不受税法的制约，缩小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而真正的按照事实、公允的要求提供会计信息。
（五）有利于丰富会计理论和方法，完善会计学科体系
。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分离，可以使税务会计逐渐形成关于纳税活动的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同时也可以使财务会计逐渐走出“财政决定财务、财务决定会计”的旧模式，从而逐渐形成相对独立和健全、稳定的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学科体系。
综上所述，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分离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我国正全面贯彻实行新的会计制度和新的税制,此时更应该正视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差异。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的技术方法和理论经验，将我国的税务会计早日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税务会计模式，使两者各自服务于自身的目标，更好地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为经济建设服务。
篇（8）
1、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研究涉及经济理论的诸多领域，例如一般均衡论、福利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等。萨缪尔森的经典著作以四十多种语言在全球销售超过四百万册，成为全世界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书中的税收理论、政策主要包括税收性质、税收原则、税收影响。
2、1940年，萨缪尔森受聘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41年，他的博士论文，获得哈佛的威尔斯奖。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萨缪尔森严谨的治学精神。因为他完全以物理学观点和古典数学方法来引证、推理，因而该文被认为是数理经济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同年，他受聘到美国资源计划局工作。
3、1970年，55岁的萨缪尔森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
（来源：文章屋网 ）
篇（9）
税收优惠的本质是国家的税式支出，是为了取得未来更大的经济收益而支付的机会成本。国家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不会“无的放矢”，大多是从扶持特定行业或发展特定区域的角度考虑。税收优惠使纳税人享受了税收利益，但并不等于纳税人可以自然得到投资回报，因为许多税收优惠政策与纳税人的投资风险并存，对某些企业而言，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不能得到实质性优惠，获得税收优惠待遇反倒会成为“烫手的山芋”，争取之间需要企业筹划思量。
案例1：天泽化肥厂以生产合成氨、氮肥、磷肥等无机化肥产品为主，由于化肥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天泽化肥厂2011年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成立了一个有机肥生产车间，利用尾菜、秸秆等天然有机物和氮、磷、钾等无机肥料原料生产符合有机―无机复混肥料GB1887-2002标准的有机肥产品，2011年天泽化肥厂购进无烟煤等原材料2100万元，进项税额357万元，其中40%用于生产有机肥产品，收购尾菜、秸秆买价40万元，运费10万元，2011年无机化肥销售额3500万元，增值税税率为13%，有机化肥销售额1050万元，符合免征增值税的条件。
方案一：有机肥产品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应纳增值税=3500×13%-2100×17%×60%=240.8万元；方案二：放弃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的优惠，应纳增值税=3500×13%+1050×13%-2100×17%-40×13%-10×7%=228.6万元，可见，天泽化肥厂放弃免税权，2011年可以少纳增值税12.2万。
由于天泽化肥厂生产的有机肥产品利润率很低，投入的无机物原料增值税税率17%，放弃免税权，化肥增值税税率13%，在产品增值率较低的情况下形成了4%的“税收漏斗”；另外，生产有机肥产品投入的尾菜、秸秆属于免税农产品，允许按照收购发票上注明的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扣除，收购免税农产品的运费，允许按7%的扣除率计算抵扣，也降低了企业的增值税税负。
根据财税[2007]127号文件的规定，销售免征增值税货物的纳税人可以放弃免税权，放弃免税后，36个月内不得再申请免税。天泽化肥厂应测算最近3年有机肥产品的销售额、成本费用、利润率等指标，综合考虑放弃免税权的3年内是否能够获得“税收漏斗”收益，同时应积极改进有机肥产品的工艺和生产技术，提高产品利润率，使有机肥产品创造增值额的同时，享受免税优惠，这才是企业持续发展之道。
二、只要符合税收优惠条件就有资格享受优惠待遇
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繁杂，纳税人申请享受某些税收优惠待遇，必须经过资格认定，或者按照要求进行核算，报送相关资料，向税务机关报批或备案，否则即使符合税收优惠的条件，也没有资格享受优惠待遇。例如，居民企业转让专利技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生物医药新品种等技术转让所得，所得额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双方应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并且境内的技术转让须经省级以上（含省级）科技部门认定登记，跨境的技术转让须经省级以上（含省级）商务部门认定登记，涉及财政经费支持的技术转让，须经省级以上（含省级）科技部门审批。如果上述技术转让行为未经相关政府部门审批或认定登记，企业就没有资格享受技术转让所得的优惠政策。
三、争取享受税收优惠待遇是财务部门的职责
许多企业负责人认为，税收问题主要集中在会计和财务环节，为企业积极争取税收优惠待遇就是财务部门的职责。事实上，企业财务人员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一些事后核算的经济业务，纳税义务往往在企业生产经营环节就已经发生，筹划应重点关注投资、生产经营等业务流程，企业是否符合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不仅要求财务部门分开核算，报送相关资料，通过相关部门的资格审查和认定，而且需要得到其他业务部门的协同配合，从业务流程的角度进行筹划，才可能使企业争取到税收优惠待遇。
案例2：河北润成水泥制造有限公司2011年6月成立，公司生产的水泥原料中，含有煤矸石、炉渣及糖虑泥等成分。目前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有复合32.5水泥、普硅32.5R水泥等，财务部门对不同产品分别核算，2011年8月经测算，公司生产的复合32.5水泥资源产品投入比例28.5%，普硅32.5R水泥资源产品投入比例为12.1%，均未达到规定的30%，不能享受即征即退增值税优惠政策，财务部门将上述情况向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汇报，引起领导高度重视，公司聘请了一位税务专家，会同技术部门和财务部门的相关人员参与筹划，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由于公司技术人员的税收意识比较淡薄，生产过程中只关注产量、品质等技术指标，未考虑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使公司生产的复合32.5水泥不符合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指标。经过1个多月的技术攻关，公司改进了生产工艺，复合32.5水泥资源产品投入比例达到32.7%，2011年12月被河北经贸委认定为资源综合利用产品，2012年1月经过资源综合利用办公室的认证，取得了证书，从2012年起，开始享受即征即退增值税优惠政策和综合利用资源减计收入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四、曲解税收优惠条款，忽视涉税风险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发展生产是纳税人的愿望，通过筹划使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符合税收优惠条件，也是税务筹划倡导的基本方法，但不能曲解税收优惠条款，为了筹划而筹划，忽视涉税风险。
例如，通过企业分立或分解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资产总额可以使企业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条件，从表面上看，企业拆分后适用的税率较低，获得了节税收益，但不能忽视的是企业拆分必然带来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上升，影响企业的形象和承担责任的能力，拆分的直接和间接成本较高，需要企业慎重考虑。
企业所得税法中保留了部分对民族自治地区、西部地区、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等区域优惠政策，企业设立时应尽量选择在税收优惠地区注册，对于已经成立的企业，如果具备了其他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只是注册地点不在税收优惠地区，应考虑是否搬迁，这种筹划方法有失偏颇。所得税的区域优惠政策，是为了适应国家在特定时期经济发展战略而制定的，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超过一定时间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可能就会废止，选择注册地或搬迁仅仅为了享受区域优惠政策，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
由于国家对需要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设立后应根据自身条件，尽量向《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靠拢，争取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定等，由于企业所得税法对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限定的条件很严格，必须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同时符合六方面的条件，履行相关认定程序，并接受相关部门的抽查和复审，大部分企业很难将自身改造成高科技企业，上述方法理论上可行，缺乏可操作性。
五、对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系统了解，盲目筹划
利用税收优惠进行筹划，首先需要对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有一个全面、系统的把握。有些财务人员为了给企业创造节税空间，熟悉税法条文，认为利用税收优惠进行筹划比较简单，忽视筹划细节，结果弄巧成拙，增加了企业的纳税成本和涉税风险。
案例3：慈济中医院创办于2010年，为“营利性医疗机构”，2011年6月12日，税务机关对医院进行纳税检查发现，该医院201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24万元，除了个人所得税外，其他税种均未申报纳税，据此，税务机关对中医院2010年度取得医疗服务收入未申报纳税的行为，补征营业税及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加收滞纳金，并处于0.5倍罚款。
对税务机关的处理决定，中医院的财务主管认为，根据财税[2000]42号文件规定，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自取得执业登记之日起，3年内对其取得的医疗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其自产自用的制剂免征增值税，对营利性医疗机构自用的房产、土地、车船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和车船税，3年免税期满后恢复征税。财务主管认为，中医院在免税期内，不需要缴纳各项税收。根据税收征管法的相关规定，纳税人享受减免税的，应及时向税务机关报批或备案，在减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否则不得享受减免税待遇。
六、滥用税收优惠，甚至不惜偷税漏税
目前我国的纳税人中100%都想少缴税，利用税收优惠条款获得节税收益，本身无可厚非。由于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涉及多个税种，优惠方式灵活多样，惠及的行业较多，一些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纳税意识不强，过分追求利益，无视税法的尊严，利用税收优惠条款的漏洞“打球”，甚至不惜偷税漏税。
案例4：合肥某私营企业2010年底进行盘库检查，发现一批零配件和包装物因设备更新换代和产品外包装更换，已经属于不需用物品，账面价值64万元（不含增值税），总经理同意尽快将这批存货变卖。田某认为这些货物购进时间较长，外观陈旧，如果按正常销售应缴纳17%的增值税，如果按销售旧货处理，可以按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虽然这些货物不符合税法对“旧货”的界定，只要税务检查人员不过问，少交的税款很难被发现。田某的想法得到总经理的认可，2010年12月29日，企业将这批货物变卖，获得价款51万元，财务部门按照销售旧货申报缴纳增值税0.98万元（51÷1.04×4%×50%），2011年6月13日，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在增值税纳税检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个问题，通过对企业的账面审核、仓库资料核对，确认这批货物没有使用过，不能按销售旧货处理，要求公司补缴增值税6.43万元（51÷1.17×17%-0.98），加收滞纳金，并处以1倍罚款。
税法所指的旧货，是指进入二次流通的具有部分使用价值的货物（含旧汽车、旧摩托车和旧游艇），但不包括自己使用过的物品。企业的这批货物实质上是未经使用的新商品，并没有进入二次流通环节，不能依据购买时间和陈旧形态判定为旧货，应该按照17%的税率缴纳增值税。田某为了使企业享受按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的优惠政策，违背税务筹划的基本原则，使企业因偷税漏税被查处，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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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1引言
由于唐初的税制给国家带来这么多的经济问题，杨炎便上书请作两税法，唐德宗最后也采纳了杨炎的意见，首开中国税改费的先河。
1. 1两税法的主要思想及其评价
1.1.1两税法的主要思想
两税法归并了税种，把混乱繁杂的税种归并为地税和户税两种。集中了纳税时间，一年分为夏秋两次纳税，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人两税。其具体类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其租、庸、杂摇悉省，而丁额不费”，就是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税，简化为地税和户税两个税种:地税按纳税人的田亩征收，缴纳米粟;户税按资源多少划分等级，以货币征收，分夏秋两次缴纳。
(2)“户无主客，以现居为薄”，就是以户为征税单位，不分主户(本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现在居住地方为准登人户籍纳税。即“居人之税”。
(3)“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放弃按丁征税的办法，改为按照资产和田亩征税，即根据资产定出户等，确定应纳户税税额，根据田亩多少，征收地税。
(4)“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人”，要求唐朝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定出全国总税额，分配各地征税。这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1. 1. 2两税法的进步意义
两税法的进步意义着重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由于规定了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扩大了纳税面，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第二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这种纳税方式是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的，较之于“租庸调制”更合理，更进步。
两税法对封建生产关系的调整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给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带来很大冲击。
首先，两税法的颁布意味着“租庸调制”的废除，因此与“租庸调制”为依托的均田制—政府直接控制全国土地的、法理上的“土地国有制”，实际上也正式宣告废除了。这就表明唐朝政府从法律上正式承认了两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不能照旧并存下去的现实。
其次两税法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身丁为本”，直接控制农民的人身征取赋税、特别是征取力役，而着重按财产多少征税，实际上废除了力役;而且实行“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原则，不再区分土户与客户，全都按资产多少分等交纳两税。
1. 1. 3两税法的局限
两税法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货币计量税收，虽然可以简便征收，但是货币的币值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货币的变动又会影响税收负担的高低，尤其是在货币升值的情况下，会加大税收负担，从而可能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不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二是，单以资产作为课税的依据，不够合理。因为资产的多少并不容易测量，而且很可能发生隐匿资产的行为，不利于保证财政收人，资产的价值高低也不一定和资产的数量成正比，就可能出现负担不均匀的后果。
3两税法与现代税收思想的联系
3. 1两税法中体现的现代税收思想
两税法虽然是唐代的税收思想，但是它也是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人为目的的。其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现代税收思想的影子。
首先，两税法规定的:不分主户(本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现在居住地方为准登人户籍纳税。不分贵贱和身份，每个人都要履行纳税义务，这体现了税收当中的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现代税收思想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在两税法中人们已经有了要公平纳税的理念，只是还没有明确提出而已。
其次，两税法规定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税，简化为地税和户税两个税种，地税按纳税人的田亩征收，缴纳米粟;户税按资源多少划分等级，以货币征收，分夏秋两次缴纳。这样简化了税种，也简化了缴税的程序，节约了纳税成本。
第三，两税法的量出为人原则，规定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定出全国总税额，分配各地征税。中国古代财政制度，一向遵循量人为出原则，在清代以前，我国始终没有产生预算制度。预算制度本质上是量出为人的。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人”。这就开创了我国预算制度的先河。现在的要把国家先划分事权和财权，再制定收人计划，也是以这一思想为源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