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道德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医学伦理道德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2-0093-05

翻译行为是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复杂系统。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它不仅包含译者与作者、读者的主体间关系,也包含译者与文本以及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它是译者在主体间和主客体对话基础上不断选择的行为过程。无论从哪个角度,翻译都与伦理道德有着深刻的联系。概言之,无论主体间关系还是主客体关系中都包含着伦理道德的内容,翻译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制约,并往往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产生影响。由此可见,翻译研究不仅应该关注语言层次上的对错问题、话语层次的美丑问题,还要关注伦理层面的道德问题,即言语行为的是非善恶问题。这三个层面的研究既独立又联系,可以使人们全面地认识翻译行为的本质。

一、研究现状

从伦理学的层面研究翻译主要涉及翻译主体品格以及翻译系统中主体间、主客体关系的伦理道德内涵,翻译行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翻译行为的伦理道德价值,翻译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评价等问题,根本的目的在于思索和分析翻译行为的伦理道德内涵和意义。以经验的、随想性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译论,对于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体现在“忠实” 翻译的观念中,在中国古典译论中主要建基于宗法伦理精神,而西方以宗教翻译为基础的早期译论则带有宗教伦理的痕迹。现当代系统的译论要么关注语言学范畴的语言结构规则,要么关注美学范畴的艺术规则而忽视了伦理层面的道德问题,“科学”和“艺术”二元对立长期垄断翻译研究领域的事实就是该现象的有力注脚。20世纪80年代以后,翻译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引起西方翻译研究者的注意,一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涉及翻译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注意到翻译和性别差异的联系,揭示了翻译所体现的两性不平等关系;后殖民主义的翻译理论则注意到翻译所体现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角色关系;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则强调翻译的职业服务特点等等。佩姆(Anthony Pym)在其主编的翻译研究文集《翻译研究向伦理的回归》的前言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向伦理问题回归。”［1］赫曼斯(Theo Hermans)、图瑞(Gideon Toury)等人关于翻译与规范的争论,威努蒂(Lawrence Venuti)关于译者隐身,诺德(Christian Nord)对忠实原则的重新解释等等都反映了翻译研究的这一趋向。彻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还从伦理的角度概括了翻译的五种模式,即再现伦理模式、服务伦理模式、交际伦理模式、规范伦理模式、义务伦理模式等,并提出了翻译的四个价值原则,即清晰(clarity)、真实(truth)、信任(trust)和理解(understanding)等。［2］这些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认识翻译在伦理层面的价值发生问题,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关注点主要在于翻译与规范、翻译的伦理原则等问题。笔者认为，翻译行为本身的伦理道德内涵、意义及其表现应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篇（2）

中图分类号： B82-09；I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3）01004906

Moral Connotation and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PreQin Literature

QIAN Guangro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preQin literature； moral connotation；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ethical significance

Abstract： The intrinsic property of literature is the “natural” relation with ethics. The analysis of ethical connotation in literary works in specific historic period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modern ethics. The ethical connotation of preQin literature is mainly express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praise of king， ideal life pursued by the working class， clear mind of public and private， conduct of public first， criticism of the ruling class's creating inharmonious ethics， pleasant beauty of expecting marriage， different virtue ethics between the male and female， and so on. The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revealing the sour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history， basing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hinese ethics thought history， and initiating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日本文艺理论家浜田正秀指出：“所谓文学，就是依靠‘语言’和‘文字’，借助‘想象力’来‘表现’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的‘艺术作品’。”[1]9他所说的“人体验过的‘思想’和‘感情’”，以道德价值生成与传播的“文以载道”范式而论，所指主要就是渗透在文学作品中的道德意蕴，包括善恶观念、评价标准、行为倾向即态度与情感。文学的这种本质特性使其与伦理学具有“自然而然”的联系。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先秦文学①

蕴含的道德价值观念及其伦理学意义发表几点看法。

一、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分类概览

先秦时期，许多文学作品的体裁和样式已见雏形，诗歌和散文如《诗经》《楚辞》《韩非子》等甚至已开始走向成熟。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便是其内含的道德价值。

其一，赞美高大、纯洁、完美的理想人格。《韩非子·五蠹》对尧和禹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作了如是描述：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也。[2]1183（尧王天下时，住的是不经修剪、不架椽梁的茅草屋；吃的是粗糙简陋的食物，连喝的汤也是用灰菜和豆叶做的；冬季披着小鹿皮，夏天穿茅茎编的草衣，即使是一般官家的生活也不会比这等状况差啊。禹王天下时，翻土挖地身先士卒，大腿上的汗毛都磨尽了，小腿上根本就长不了毛，即使是臣下也没有这样的吃苦啊。）

用此等夸张的表现手法描述王者的理想风范和伦理情怀，是先秦文学的一大特色。后来收入《淮南子》的神话传说“女娲补天”，虽不同于的《韩非子·五蠹》赞美的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理想人格，但其歌颂的博大伦理情怀，显然也不失一种王者风范。今天读起来仍然散发着古朴的伦理芬芳！在先秦文学作品中，还有许多赞美士大夫高尚人格的道德故事，如《尚书·康诰》记述的周公姬旦训诫其弟康叔要“顺天治民”和“体恤民怨”、《战国策》纪录的“邹忌讽齐王纳谏”等。

其二，表达普通劳动者的伦理祈求和道德态度。这类道德意蕴与赞美王者风范是直接相关的，虽记述和描写的篇章不多又多采用“非历史”的神话或传奇的手法，但对其道德文明史的价值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王道”之下普通人欣赏伦理和谐之田园生活的豁达情趣，即如后来《帝王世纪》之《击壤歌》（晋皇甫谧编撰）所描绘的那种风景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3]8太阳升起就起来劳动，太阳下山就休息；凿井可以取水饮用，耕田劳作获取食物；上天的力量大小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二是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合作期许和杰出个体的英雄气概。这方面的理想人格，可以从《山海经》的相关篇章窥得一二。

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崇吾山》）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逐日》）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填海》）

这些文字，其实不是在写人，而是在写“神”和“怪”，它们所舒张的神性和神力，不过是为了表达原始先人力图超越自身的局限和征服自然的理想而已。

其三，描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鞭笞统治者制造不和谐伦理关系的不良品行。《韩非子·五蠹》最早用散文的形象语言比喻了“公”与“私”的含义及其不可相容的价值对立：“古者仓颉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所谓“自环”，用今日之语表达亦即“以我为中心”。那时的“公”，既不是国家意义上的公，也不是“三人为众”即个人联合体意义上的公，而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公”，实则是专制帝王的一家之私。 那时的“自环之私”，也不同于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之私，而是如同杨朱说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的私，因为“人人不损一毫（于他人），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也”[4]217。简言之，也就是“利己不损人”之“私”。

《诗经》在方面有许多传神的描写，表达了普通劳动者的道德心理。如《小雅·正月》：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5]八九

（说起来天是很高的，但我们走在下面不得不弯腰，说起来地是很厚的，但我们走在上面不得不提心吊胆，我们产生这样的感受是很有道理的，如今的我们真的很可怜啊，象被毒蛇咬着一样！）

再如《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辐兮，寘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5]四四

（砍伐檀树声坎坎啊，棵棵放倒堆河边啊，河水清清微波转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往家搬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猪獾悬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吃闲饭啊！砍下檀树做车辐啊，放在河边堆一处啊，河水清清直流注哟。不播种来不收割，为何三百捆禾要独取啊？不冬狩来不夜猎，为何见你庭院兽悬柱啊？那些老爷君子啊，不该白吃饱腹啊！……）

屈原在《离骚》中用比兴的手法，十分生动形象地鞭笞了统治者集团内部不和谐、相互倾轧的政治关系，表达了一位正直的“智者” 向往和追求政治伦理和谐及恪守人格的心态：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6]6

（我栽培了许多春兰，又栽植了大片蕙兰。还分垅种植了揭车，并套种了杜衡和芳芷。希望它们都能枝叶茂盛，等待我收获的那一天。它们枯死又何妨呢，让我痛心的是它们已经质变。）

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公与私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整个道德的基础，关于公私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是一切道德体系的核心。由此观之，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公私观，应给予特别的关注。

其四，憧憬婚姻的美感和重视男女有别的操行伦理，批评统治者及其纨绔子弟无视婚姻和性别伦理的不道德行经。如《诗经·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5]一

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爱慕美貌女子和憧憬美好婚姻的“君子”之复杂心态。

再如《诗经·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5]九

（一个美貌少女在郊外遇到美男子猎人，为他所引诱，爱上了他，但羞于男女有别的伦理的道德意识、担心惊动乡邻而婉言拒绝。）

正因如此，庶宅少女对纨绔子弟不循婚姻伦理之举多有设防，如《 诗经· 豳风·七月》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5]六十

（夏历七月，大火恒星向下行，九月把裁制寒衣的工作交给妇女去做。夏历三月开始暖和，黄莺鸣叫。年轻姑娘手持深筐，沿着那小路，在这儿寻找嫩桑叶。春天的昼长日落晚，采摘众多白蒿。女子内心悲伤，恐怕遇到国君之子，被公子胁迫同归。）

与此相关，《诗经》的《汝坟》《卷耳》《江有汜》等篇章，还用细腻辛辣的笔触描写了妻子与劳役他乡的丈夫两厢思念、倾诉衷肠的悲情，描写了苛政致使庶人夫妻分居的凄苦人生。

上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归根到底上都是先秦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它形成于“民神杂糅，不可方物”[7]515的原始社会末期，经历由流动式的游猎和游牧转而为定居式的农耕的社会发展和演变过程而得以发展和丰富。其间，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必然会特别尊重克勤克俭、率先士卒之强者或英雄的农耕品格，而这样的人一般都可以为王或已经为王，致使希冀在王者的统领之下获得安居乐耕的田园伦理和道德生活，同时成为人们基本的伦理追求。又由于西周确立井田制的公私分立和贵贱有别的社会基本制度，并规定“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田）”[5]一0七的耕作次序，必然会生发公私分明、先公后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同时也就必然会产生阶级对立和对抗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

二、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

经过先秦社会“礼崩乐坏”的激烈动荡和“百家争鸣”的文化洗礼，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原先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文本和思想发生解体，出现了相对独立的文史哲文本及思想体系，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为哲学伦理学提供最初的动因”[8]28的质料。其“载道”的文学样式也逐渐为直接言说道德的哲学伦理学的文本所替代，如《论语》《孟子》《荀子》等。然而，这种替代过程在初始阶段并不是那么彻底，今人仍然可从这些文本中看到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标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9]11 、“《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9]30等，表达了孔子对《诗经》相关篇章之纯正品质的怀思和敬仰之情。

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展示了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固有的价值本性和永恒性元素，也开启了先秦之后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区别于西方的叙述方式。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多为直白式宣示“知其然”的道德主张教条，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9]166、“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9]65、“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9]129等，缺乏“知其所以然”的形上抽象和思辨精神。

[注：虽然，两汉尤其是宋以后的伦理学说多注意追求形而上的抽象，具有某些思辨特色，但从诸如“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等命题来看，其所关注的对象实则还是多为形下层面的经验范畴，所谓“天理”、“天性”、“天命”不过是“地理”、“人性”、“人命”的代名词而已。真正的抽象特别是科学的抽象，旨在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而不是变换名词概念。]西方的哲学伦理学，从古希腊开始就关注伦理道德的本质和必然性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指出：“必然性有两种：一种出于事物的自然或自然的倾向；一种是与事物自然倾向相反的强制力量。因而，一块石头向上或向下运动都是出于必然，但不是出于同一种必然。”后一种“必然”，缘于人“为了某一目的” 或“为了某种目的”的择善动机。[10]328这种注重运用形而上学方法分析和揭示事物本质联系的研究范式，后来成为西方哲学伦理学研究遵循的学术原则。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儒学所发生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促成先秦儒家对“以德治国”的理性自觉，而这种自觉精神形成的“最初动因”，就是先秦文学内含的道德“实践理性”。今人可以从屈原的《离骚》理解和把握其逻辑线索：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宁溘死一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天赋予我很多良好的素质，我要不断加强自己的修养……只觉得老年渐渐来临，担心美好的名声不能确立……我要向古代圣王学习啊，这不是世间俗人能够做到的……宁可马上死去魂魄离散，我也决不取媚俗之态……保持清白节于直道，这本为古代圣贤所称赞的……）[6]613

先秦文学所承载的道德意蕴多是以宣示“做人”的理性原则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它的主旨在“做”而不是在“说”。这表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上便展现了道德的价值本性。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大体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并与政治法（刑）制联姻，成为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孔孟儒学伦理文化推崇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在这种嬗变过程中，尧禹之严于律己、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逐渐转化为统治者的道德理想和人格要求，转化为“为政以德”和实施“仁政”的道德力量。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9]11这种历史演变，是合乎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规律的。经过秦末社会的再次震荡，“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最终确立，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客观上需要统治者集团“为政以德”，以得民心而得天下，同时也需要将道德政治化、法（刑）制化和教条化，以便对庶民实行教化而固民心和平天下。

另一个方向，是道德意蕴的其它成分如普通劳动者朴实的伦理精神、憧憬婚姻的美感等，没有被列入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哲学伦理学的“正册”，渐渐地以小说、戏剧、评书、民间故事等文学样式承载、“下移”和散落到庶民社会中，嬗变成为另一种非文本记述却也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致使人们只能在诸如《太阳山》《牛郎织女》《螺蛳精》《画中人》等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的“口头文学”中，才能回溯和联想它们在先秦文学中的原先风貌。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强化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成分，淡化了多带有“人民性”的成分，“牺牲”了先秦文学中一些庶人喜闻乐见的道德元素，却为封建社会某些非主流道德文化如道学和佛学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缘，使之赢得“附儒”的文化地位和在庶民社会中广为传播的土壤。

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历史嬗变，合乎道德发展的辩证法。道德在社会变革的特定历史阶段总是要以“牺牲”一些的传统成分来赢得自己的进步，因而在进步与“倒退”之间上演“自相矛盾”的历史剧，谱就“自然历史过程”的轨迹。因此，不可仅凭道德文本记述史来理解和把握一国一民族的道德发展进步史。

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的伦理学意义

文学与伦理学是真正以人为本的 “人学”，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尤为突出。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对于伦理学的意义，可从如下几个向度展开。

首先，昭示了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的源头。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源远流长。然而，对“源”究竟有多“远”、“流”究竟有多“长”多缺乏具体的说明，使得人们对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缺乏根的意识和真实的历史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缺憾。它的存在，与我们没有对其源头给予应有的关注、或者虽有所关注却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很有关系的，而之所以如此，又与伦理学研究长期不能走出“道德哲学”的思维窠臼、忽视先秦文学内涵的伦理精神和道德价值有关。从逻辑推理来看，“人”在劳动中创造人与创造人必须的伦理与道德本应是同一种过程。不难想见，在远古的渔猎“劳动”中，经验每天都在提醒“人”们彼此之间需要一种“心心相印”“同心同德”的配合，以获得行动一致的 “思想关系”即伦理和谐，哪怕这种关系极为简单粗犷，也是必须的。于是，在某时或某些情况下，会有“人”伴随肢体动作脱口发出诸如“吆”、“呵”之类的呼喊或呼唤。这是一种具有后来被称为“道德意识”的伟大创举，它的“启蒙意义”在于：向肢体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舞蹈，向声音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音乐（故尔后人说“乐者，通伦理者也”[5]二0五），而向文字的方向发展便有了后来的诗歌。这种演化的成果，使得舞蹈、音乐、诗歌成为人类维护和建构伦理和谐的最早的道德意识形式。

关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教育，旨在培育受教育者的历史意识和民族精神，而要如此，从源头上“娓娓道来”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看，让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走进基础阶段的道德教育课堂，不可不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话题。

其次，奠定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之逻辑起点。学科的逻辑起点，从根本上影响学科科学体系的结构及实际功能。逻辑起点，既是逻辑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正确把握逻辑起点问题需要把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1]603伦理学以道德为对象，以研究道德的发生与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应当确立“道德从哪里开始，伦理思想也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逻辑观。因此，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与建构，应当从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起步。如阐述“仁学”伦理思想可以考虑从“女娲补天”起步，阐述德政伦理思想可以从尧禹的王者风范起步，等等。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文本多没有关涉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而是从儒学文本起步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伦理思想史的建构范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它多是从著名的《荷马史诗》起步的。如果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放在先秦文学的道德意蕴上，如严于律己和身先士卒的王者风范、公私分明和先公后私、尊重伦理和谐和性别伦理等，而不是一开始就大谈“推己及人”和“为政以德”之类的抽象理念和道德教条，那将会是一种何等贴近社会生活因而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样式呢？

再次，开启了“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先河。在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发展史上，文学以“文以载道”

[注：“文以载道”是宋代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正式提出来的。在此之前，韩愈已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贯道”的主张，广涉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然而，由于周敦颐的思想体系和倾向比较复杂，其“道”也并非如同韩愈那样专指封建社会的主流伦理文化——儒学道德体系，所以学界凡涉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多采用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语型而采信韩愈的“文以明道”语义。]的文明样式传播着社会主流道德价值，因其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口头文学”（尤其是戏剧和民俗文学），而实际上一直充当着道德教科书。这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统治阶级认可或默许乃至推崇、因而堂而皇之地活跃在民间的“文以载道”；另一种是被统治阶级列为“禁书”和“禁戏”，只在民间悄悄传播。前一种“文以载道”是封建统治者实行道德教化的主渠道，其盛势始于明末，此后连绵不绝，真正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连平生“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的文学巨匠鲁迅，在偶然涉足京城戏场时，也为那种“连插足也难”的盛况感到惊讶。

文学以其大众化的文化形式和“人民性”的道德内涵，而成为传播道德文化的最丰厚的土壤和最重要的途径。就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传播和建设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学的“文以载道”，就没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道德传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文学’，如散文、诗歌、辞赋等文学体裁，只是一种形式，是一个空空的口袋’，形式必须要有内容，空空的‘口袋’本身没有意义，必须装进东西才有价值。”[12]3此言甚佳却又有失偏颇。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不同事物在这种关系上仅是内容的多少与优劣的差别，所谓“空空的‘口袋’”的文学作品并不存在。

[注：如时下的一些“贺岁片”，其“口袋”看似空空如也，其实不然，正是其表达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之“道”，才令一些趣味相投者趋之若鹜，让其占据了相当份额的文化市场。]理解和把握“文以载道”，重要的不是看其“文”，而是要看其所“载”之“道”。纵观中国文学史，诸如《孔雀东南飞》《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之所以成为传世佳作，皆与其所“载”之“道”的喻世意义有关。

如果说，先秦文学及整个封建社会的“文以载道”多是直觉、直观地告诉接受者们“‘道’是什么”，具有脸谱化的特征，那么现代社会的“文以载道”则不然。它承载的“道”多为“‘道’是什么、也不是什么”的内涵，反映的是生活世界中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难以分辨的“道德悖论”问题，多带有“颠覆”却又张扬传统道德文化之历史价值的“自相矛盾”的性征，因而特别具有“大众化”的艺术震撼力。我们大体上可以从《深海长眠》

[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深海长眠》：雷蒙因事故高位截瘫，在床上躺了26年后向政府申请安乐死，政府以违背（传统）道德和（现行）法律为由拒绝，此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最后，雷蒙在妻子协助之下，驾船沉入他深爱的大海。]《求求你表扬我》

[注：老实巴交的“农民工”杨胜利在雷雨交加的深夜从歹徒手中救下女大学生。他为了实现老模范、病入膏肓的父亲弥留之际的“唯一心愿”——希望儿子获得一次表扬，便要求报社表扬他的见义勇为行为。然而，记者鉴于“查无证据”和顾及女大学生的名誉，不予理睬，于是陷入“为了荣誉”和“顾及名誉”的“自相矛盾”的两难选择之中，最后“不得不”选择了辞职。]《天下无贼》等这类“家族相似”的影视作品中，体味到这种源于又高于生活的艺术逻辑。当然，也可以从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获奖理由”中

[注：诺贝尔委员会颁奖词：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中国经济网，2012-10-11）]，窥得一斑。现代社会“文以载道”的变化表明，其所“载”之“道”的价值正如格罗布曼（Grobman）指出的那样：“文学形成的价值在于问题，而不是答案。”[13]1

从以上的历史考察和学理分析，大体上可以看出先秦文学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发端的逻辑关联及其伦理学意义。这些议论，严格说来还只是基于一种“历史感做基础”发现和提出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是伪问题的话，那抑或就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若可作如是观，关于先秦文学之道德意蕴及其伦理学意义的

探讨，就没有理由打住。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平台上审视文学与伦理学的内在关系，进而观照当代人类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文以载道”现象、反思道德文化建设及伦理学研究等现实问题，当是一个有待开发和拓展的重大学术话题。

参考文献：

[1] 浜田正秀.文艺学概论[M].陈秋峰，杨国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2]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二子·韩非子·五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 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二子·列子·杨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 孔子，等.四书五经：中[M].北京：中国书店，1984.

[6] 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M].桂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7] 徐元诰.国语集解·楚语：下[M]. 修订版.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8] 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伦理学简史[M].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30.

[10]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M].余纪元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篇（3）

英美人的饮食习惯不一样。吃肉菜时，英国人左手拿叉，叉尖朝下，把肉扎起来，送入口中，如果是烧烂的蔬菜，就用餐刀把菜拨到餐叉上，送入口中，美国人用同样的方法切肉，然后右手放下餐刀，换用餐叉，叉，叉尖朝上，插到肉的下面，不用餐刀，把肉铲起来，送入口中，吃烧烂的蔬菜也是这样铲起来吃。吃饭时，利用叉子的背面舀起来吃虽然不是违反餐桌的礼仪，不过看来起的确是不怎么雅观。

吃米饭之类的料理时，可以很自然地将叉子转到正面舀起食用，因为叉子正同的凹下部位正是为此用法而设计的。这时候，也可利用刀子在一旁辅助用餐动作。将餐盘上的料理舀起时，利用刀子挡着以免料理散落到盘子外面，如此一来就可以很利落地将盘内食物舀起。如有淋上调味酱的料理了，也可以利用刀子刮取调味酱，再以汤匙或调味酱用汤匙将料理与资料一起送入口中。如以叉子叉住，再用汤匙淋上调味酱后食用，则是错误的动作，因为这样一来，在料理送往口中时，酱料会滴滴答答落得到处都是，搞得一团糟。以叉子舀起料理时，以左手持用叉子，将食物置于叉子正面的叉腹上送入口中。在与朋友聚餐的轻松场合，如果不须用到刀子，可以用右手拿叉子进餐。饭应以正面叉腹而非叉子背面舀起，这样可以比较容易食用，而且也较优雅自然。当盘子内的细碎食物聚集时，可利用刀子挡着，再以叉子靠近舀起。利用汤匙代替刀子也是可以的。以叉子将料理聚集到汤匙上，再以汤匙将食物送入口中。

调味酱用汤匙与一般汤匙的用法是一样的。应利用叉子将料理推到调味酱汤匙上食用，而非以叉子叉住料理再以调味酱用汤匙淋上酱料，因为后者是违反礼节的。

篇（4）

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是建立在“政”与“治”两个概念的基础上的。“政”，从构字的表意上看，即“正文”，表示匡正或树立文教，使人的行为摆脱野蛮从而符合礼或德的状态。孔子就有“政者，正也”的说法(《论语•颜渊》)。由于处理公共事务必须合理，并要以此实现一种良好的生活状态，所以“政”也就具有了“公共事务”这一引申义。“治”的动词义为“治理、统治”，名词义表示“治理良好的状态”。所以，“政治”就表示以合乎文教、非野蛮的手段正确处理公共事务，或治理良好的状态。在西方中世纪之前的政治理论中，政治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与道德范畴密切相关。在近现代以来的政治理论中，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就逐渐祛除或弱化了其道德色彩。当前通行的政治概念主要突出了两个要素:公共权力和利益，指出了政治的利益本质及其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的性质，从而将“政治”理解为追逐或运用权力的活动、对社会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活动、对公众事务的管理活动等。在这类政治概念中，最具代表性的界定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与政治概念类似，国家概念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在传统社会，国家往往以共同体的观念为基础，被类比为家庭，强调彼此依存合作、互相尊重和关爱的义务，而每个人作为国家的一员，也都对国家目标的实现负有责任。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儒家学说就是将国家中的君臣、官民关系类比为家庭中父子关系的典型代表，而且儒家思想将每个个体自身道德素养的完善与国家的治理状况联系起来，重视个人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并发展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这样一种观念。此外，相较于公共权力的分配问题，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更重视公共权力是否正当运用、是否产生合乎道德的治理状况。顾炎武对“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正是这种观念的最明确体现。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十三《正始》)而在西方政治理论中，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的论述是具有强烈道德色彩的国家观念的典型代表。亚里士多德认为，建立城邦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而“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在道德上必然是最为优良的城邦。如果人不做善行(义行)终不能获得善果(达成善业);如果人无善德而欠明哲，也终不能行善(行义);城邦也一样。一个城邦必须有类似人们所称为义士、哲人、达者的诸品德，只有正义、勇毅和明哲诸善性，才能达成善业，进而达到幸福”。而在现当代通行的政治理论中，尤其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共同体的国家观念丧失了主流的地位，国家被作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工具或者利益集团为争夺利益而斗争的场所，国家的最终目标被确定为保障和实现个人的利益，个人权利被置于至高无上而不可侵犯的地位。可见，现当代整个政治理论体系基本上都是以利益作为最终的价值归宿的。

1．2经济学取代伦理学在政治理论中的地位

在西方，对政治学的解释首推亚里士多德。在他那里，“政治学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人的幸福，或者，人的幸福在于何种生活方式;其次要研究何种政制或政府形式能最好的帮助人维护这种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伦理学既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又提供着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而对于发展经济和贸易等问题，则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其存在本身就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伦理目标。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首要的价值也在于道德而非利益。从“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中可以看出，尽管中国传统理论承认了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的价值，但是承认这一价值的原因则在于道德，所以，对衣食的追求本质上也是为了更好地践行道德。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更是明确地说明道德是价值判断的标准，只有行为符合道德、以追求道德完善为目标的人才能称为君子，而不理解道德只以追逐利益为目标的人则是小人。但近代经济学产生之后，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倒转:在传统社会，对经济的考虑是在伦理框架之下进行的，发展经济是为了促进道德的发展;在现当代，经济学则取得了更高的地位，道德观念或利益分配的正当性问题往往被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来考量，探讨道德与正义问题的目标则在于维护经济发展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道德自身内在的合理性不断弱化，对其合理性的解释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是否有利于整体经济或个人利益的发展与保障之上，道德规则成为理性经济人“出于深思熟虑的自身利益而期望的应为每个人所遵循的规则”。与之相伴，政治理论与伦理学的相关度不断下降，“政治对‘道’的疏远甚至背离不时成为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现实，随之出现的是政治与伦理的两分式理论思维模式的逐渐凸显……(这)在近代以降的西方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发展中是一种清晰可辨的趋势”。而经济学则成为与政治学紧密相关的学科。这充分表明，当前的政治理论中利益本位理论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

2利益本位理论相对主导地位确立的原因

利益本位理论逐渐获取相对的主导地位，是社会现实发展变化与理论变革双重作用的结果，而这两者又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前者主要表现为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后者则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2．1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总体上来说，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生产活动是简单的，核心是农业生产，其次是满足生活所需的各种手工业。而由于农业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天然限制，商贸活动难有大规模的发展。所以，在传统社会，作为农业生产基础的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而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在农业技术没有重大发展的情况下，农业产出相对稳定，因此，传统社会的经济水平也就相对固定，很难有大的发展。这就导致在传统社会，主要的利益问题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其核心则在于土地的所有权分配问题，而扩展利益的问题并不突出。发展经济主要在于如何促进农业生产上，而只要农业产出提高，手工业和商贸活动也自然会随之相对繁荣。所以，在传统社会，除了极少数统治阶级的人，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基本上都处于解决温饱的状态，实际上也是一种低水平的较为平等的状态;而由于人们社会地位的上升途径单一且狭窄，追逐更大物质利益的途径较少且难度很大，人们的利益欲求很难无限发展，所以人们的利益诉求也较为简单。在这种情况下，轻利的道德观念自然容易得到广泛的认同，也就容易建立起以道德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新大陆的发现，新的富饶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农业产品和工业资源;科技的不断创新使得物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而广阔的殖民地则提供了市场和原料来源，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得益于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充足的资源，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商贸活动迅速发展扩大，追逐更大物质利益的可能性变大。这就导致利益问题的重心从分配逐渐转向了利益的扩展上。原本以轻利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就越发不适应现实而遭到批判，新的更适应人们追逐利益的道德观念随之建立。如韦伯就认为新教入世苦行主义道德规范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他总结道:“新教入世苦行主义……有把营利欲望从传统主义伦理的抑制中解放出来的心理效果。它打破了捆绑在人们营利冲动上的种种枷锁，不仅使这种欲望合法化，而且将其视为上帝的直接意愿。”

2．2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大大提高，这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科学的力量，也打破了许多固有的错误观念。尤其是天文学、医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宗教神学理论的正确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人们的知识体系开始从宗教逐渐转向科学。随之而来的是科学主义观念的勃然兴起。人们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世界，也相信一切都可以通过科学来理解和掌握。在这一过程中，科学主义也逐渐从客观世界(自然界)领域扩展到了人类社会的领域，并最终产生了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科学化的结果，一方面直接促进了现实世界中的科技革新，从而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速发展，为人们追逐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也破除了各种宗教和神学理论的神圣色彩，使宗教理论的说服力大大降低，这也对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现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神圣和道德色彩逐渐消失，裸的利益逐渐被视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君力和等级制难以再得到神学道德观念的维护，人们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理解越发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政治权力和上层等级特权被剥去了神圣的外衣，国家机器被解释成以特定利益取向为价值基础的工具。与等级制相伴的僵化的道德礼仪制度遭到摒弃，随之而来的是原有道德观念崩溃而新的道德观念未建立时的暂时性道德失序。其次，弱化，人类社会愈加世俗化。失去了神学信仰的支撑，各种道德观念对于人的感召力和约束力大幅下降，这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于社会不公以及贫富差异扩大的耐受力。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加剧，而统治阶级只能愈发依赖于法律及暴力等政治强制力来维持社会秩序，这导致人们通过正常途径改造现实的希望落空，进一步催生了革命理论的兴起，从而也就必然使原有的以社会稳定为目标的道德体系受到冲击。再次，按照科学主义的观念，道德不再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人们开始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认为道德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得到广泛认同的规则，而“人类道德的发展一步一步跟随着经济上的需要;它确切地适应着社会的实际需要。在这种意义之下，可以也应当说，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所以道德在本质上仍是指向利益发展或协调，这就导致道德与利益在价值上的先后顺序发生了倒转。最后，随着道德感召力的下降，人们对公共权力运用以及社会利益分配等问题的正当性探讨逐渐与道德分离。新的政治理论渐渐摆脱了道德观念的影响，开始在新的概念体系上建立起来，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成为政治正义观念的基础，而这些概念往往通过利益上的价值来阐释其合理性。随之，经济理论与公共领域的联系愈加密切，而道德则逐渐被限定在个人领域，作用空间和重要程度不断遭到压缩。总之，在现实和理论双重作用之下，在当前的政治理论中，利益逐渐取代道德而成为价值判断的基础因素，利益本位理论已取得了相对的主导地位。

3对利益本位理论的反思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利益本位理论取代道德本位理论是伴随着科学知识不断积累、物质生产不断发展以及政治社会生活不断进步的过程而逐渐发生的，是人类思想理论和现实社会进步的表现和结果。首先，原有僵化落后的道德观念被打破，新的政治正义观念得到确立，政治生活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原有的贵族等级制度被打破，人们的政治地位愈加趋向平等，最终随着普选制的建立，人们获得了形式上平等的政治权利，民主政治在现实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其次，人们摆脱了落后的宗教理论和强权政治的禁锢，思想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权利逐渐确立，迷信愚昧开始被科学理性的观念所取代。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从对来世的期许愈加转向现实世界，改造和完善现实世界的动力和信心增强。再次，知识的积累、科技的快速进步与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彼此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这一方面使人们能够更加容易地实现利益的扩展，另一方面对利益的追逐本身也是促进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的动力。然而，尽管新的理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问题也同样存在。当然，应该看到理论与现实状况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理论的作用并不是影响现实的唯一因素，而且对理论不足的分析也不能无限扩展。比如，理论上确立利益本位并不表示承认现实中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正当性，更不表示对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的认可。但是，从客观上来说，利益本位理论确实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利益与道德之间反向关联的消除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本就存在的逐利野心，或者说，这至少减少了一个有助于抑制人们逐利野心无限扩张的制衡观念，更容易让人迷失于物质追求之中。而当利益与道德发生冲突时，常常就会出现亚当•斯密所论述的情况:“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向美德的道路。”而且，对于经济发展的强调和对物质的追逐与享受，促使“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性’的存在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日益沉重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二是对于个人利益保障的重视以及权利至上的观念，在客观上刺激了个人主义的失衡式发展。人们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导致集体感与自我奉献观念削弱，人们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弱化，理性但却冰冷的利益关系占据了社会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由于利益关系通常是不稳定的，所以，这种利益取向的社会关系很容易使人们之间的不信任感加深。因此，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从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角度来说，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获得同样程度的发展。当前，经济发展的瓶颈已经愈加凸显出来，这也会进一步导致利益本位理论的消极作用被放大。从如今的状况来看，人类所具有科技水平还没有有效解决资源缺乏对生产发展的制约。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充足的资源，资源缺乏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在不远的将来，这很可能导致人们的经济发展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所以，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将经济发展状况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有着潜在的重大问题的。而在具有普遍的逐利倾向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如果经济发展问题难以解决，政治不稳的状况势必会更加突出。所以，当经济发展出现难以克服的问题时，以利益为本位的理论必然需要进行新的改造。

4向道德本位理论的批判性回归

实际上，利益本位理论取代道德本位理论的相对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道德认知观念的变化造成的。我们对道德概念认知上的不足是导致低估道德价值的重要原因。近现代科学主义兴起之后，人类的理论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相对地忽视了对人类主观世界的反思。我们已经习惯于从现实主义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解释道德的起源，而不再从人的生命意义或价值的角度来看待道德问题。诚然，我们不能为所有人的生命意义确立一个标准的答案或目标。事实上人们也几乎不可能在这个看起来虚幻缥缈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确实是道德的一个重要起源。道德所要应对的是价值判断方面的问题，而要衡量任何一个事物或观念的价值，我们都需要一个先在的正当的目标，只有有利于这一目标实现的价值才是有益或正当的价值。而所谓道德，单纯从理想的定义上来说，就是指有益于生命完善和实现生命价值这一目标的准则或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有确立生命的价值和目标，我们才能以此建立整个价值体系，也即道德体系。因此可以认为，道德就是源于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思考。将物质生活或物质享受作为生命的最终意义是一种充斥着动物性色彩的观念，以此建立道德体系就无法将人类与动物进行本质上的区别，人类也就仅仅是一种能够更好地满足自身物质欲望的动物。这显然不是一直以来的道德观念的本质涵义，也不应成为我们所确定的道德观念。从逻辑上来讲，假如一切都随着生命或者物质存在的终结而消散，那么承担目的和意义的物质载体就不复存在，一切也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所以，人类道德的核心应该在于寻求超越于物质存在的生命价值，在于寻求短暂的生命过程背后所蕴含的永恒意义。因此，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定一个关于生命意义的标准答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道德产生于对这个目标的理解，道德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价值或规则;我们至少也可以知道，物质利益不可能是最终的目标，也不可能成为道德上的最高价值，物质利益只是实现道德的一个手段。抛开对于道德的形而上的解释，我们也应该重新对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理论进行评判。我们在承认当前人类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合理性的基础上，也要反思其道德上可能具有的不足之处。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实现本质上的绝对公平，因为我们无法对每个个体的价值及其应得进行绝对准确的评判。所以，每个人所应得的价值不可能仅仅从自身能力出发就得到完全的合理性证明。实际上，每个人的现实生活状况都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偶然结果，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这种偶然性的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种偶然性在道德上的不完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责任、义务与共同体的观念。人类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多层次的共同体之中，而一个人的生存状况是这种多层次的共同体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身的能力只是无数因素中的一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共同体中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成就了自身的状况，占据优势地位的人正是源于他人的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的“合作”———实质上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普遍联系的状态———才取得了优势地位，因此在其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人应该认识到自己对于这种共同体具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具有感激之情进行回馈。而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政治生活的道德基点。倡导政治理论的价值基础向道德本位回归，并不是让传统社会中的落后政治道德理论“死灰复燃”，也不是全盘否认利益本位理论的正确性，而是倡导对之前已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以重新发扬道德的积极作用来弥补利益本位理论的缺陷。这里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当前最迫切的工作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重新引导人们思考生命价值的问题，重新理解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将完善道德这一目标置于追逐物质利益之上;二是引导人们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理解个人，避免对个人的孤立理解，在承认个人能力作为利益分配标准正当性的同时，认识到他人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彼此尊重相互的价值和所得，使对个人利益的保障与赋予个人的责任相协调，从而进一步树立更注重社会平等的观念。

篇（5）

一、何谓“问题教学法”

专业理论课教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教学让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从事高校专业理论教学实践的教师几乎都会认为基础理论的教学与艺术化的手段与方法无关，只要讲清楚说明白就行，似乎“一言堂”是唯一的方式。因而，现实中基础理论课教学过程往往缺乏互动。从学生这一受体角度来说，缺乏互动的课堂效果往往达不到课堂教学的“帕累托最优”（即通过教学让学生全面准备地理解基本范畴和问题）的边界。从动态角度，缺乏互动的课堂难以实现课堂教学的“帕累托改进”，即难以实现通过互动教学实现思想交流的1+1>2的效应。

问题教学法即通过设置激发课堂互动的问题，然后在问题的不断探讨和解答中完成课堂教学。从教者的角色担当方面来说，这一教学法无疑突出强调了“师者，授业、传道、解惑”中的解惑，把解惑看作了授业和传道的手段。问题教学法内涵的重点包括两个方面：问题的设置和答问方式，前者强调问题的激发课堂互动的功能，这意味着问题教学法中的问题不是教者单方随意设计的问题，它必须照顾到学生的学科兴趣起点，顺应学生的知识结构与线索，激发互动思考；后者强调“问题意识”的即发性和解答方式的多样化与多变性，以产生与学生更多的思维碰撞点，增强思想的产生和学生理解程度的深化。

二、问题教学法在企业伦理导论教学中的应用

下面以高校《企业伦理学》导论部分的课堂教学为例，说明这一教学法的应用。

企业伦理学是近年来在高校工商管理专业开设的一门课程，至今并没有一本完全成熟的“本土”化的教材，但从学界的共识来说，大家基本上认为这一门课应该包括三个知识板块：企业伦理的基础理论、企业伦理的案例分析和企业伦理建设的实践。这“三块结构特征”从目前广泛使用的两本教材可以看出。其一是上海财经大学徐大建教授著的《企业伦理学》（注：这是目前国内最为成功的一本“本土化”教材，一方面其选用的案例几乎全部是中国本土发生的，另一方面它的成功在于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和全新的阐述体系解释了西方企业伦理基础理论）；另一本是上海交通大学周祖城博士编写《企业伦理学》。徐大建教授的《企业伦理学》分为“企业伦理学的理论基础”、“企业管理中的伦理问题”和“企业的伦理建设”三个部分[1]，周祖城博士写的《企业伦理学》也分为“企业伦理学基础”、“企业经营中的伦理问题”和“道德管理”三个部分[2]。对于这门课的教者来说，许多教师认为第一部分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如何设置互动的起点问题？企业伦理学导论教学中，如果立足于与学生互动需要设置问题，首先应该换位思考，了解学生的已有知识、思维特征和兴趣点，从而确立从什么问题开始进入这门学科即确立“起点问题”。就企业伦理学的入门来说，一般学生不会从专业和纯学术角度直接进入一门学科。诸如“企业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企业伦理学学科特征是什么？”此类的问题只是从学科知识传授角度设置的“单向性问题”，即只代表了教师或研究的思考起点，这些问题尽管体现了教材的逻辑严谨性和知识系统性，但在教学中照搬很少能够切合学生的思维起点，因而很少能够产生思维互动。因此，即便使用的教材本着常规作了这样的知识结构安排，也并不表明必须照本宣科。那么，如何得到切合学生的思维起点的“问题”？应该首先从备课的方式和内容改革着手，备课即对课堂教学的准备，其中包括教学方式、步骤、重点难点突破等方式的思考与安排，备课本质上是课堂设计，这一点在现实中并不被许多人理解，许多教师特别是文科教师会将备课理解成课堂教学内容的准备，因而把备课理解成“背课”，这种理解是不妥的，也是有害的于课堂效果的。在企业伦理学的第一次课备课中，应该将重心放在探索学生的思维起点方面，可以采用以下步骤：（1）换位思考，假设自己是对这门课一无所知、在已有知识结构和框架下如果进入这门；（2）找学生聊天，问他们对这门课程有什么想法；（3）以“试错方式”提出问题，即尝试提出一些问题，通过交谈看学生是否有足够的兴趣，从交谈中不断寻找学生“参与率”最高的问题；（4）进行“简单化和可逆交互检验”。什么是“简单化和可逆交互检验” ？一般来说，教师不可能在备课中对学生的兴趣点作足够的了解，因而设置的问题一般只是教师对学生思维兴趣点的猜测，所以最终需要对这些问题作检验，以保证它代表了学生思维兴趣点的现实，通常可以进行两个方面的形式检验，其一看形式上是不是简单通俗，学生一般不会从一个很抽象很专业的问题开始，其二看这一问题对我和学生来说是不是可以进行有效讨论。

对于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来说，受已有的知识结构的影响，会形成三个基础性问题：什么是伦理、道德？企业为什么要讲伦理、讲道德？企业如何讲伦理、讲道德？这三个问题是本人在与学生交谈中受到启发、进行换位思考设置的问题，具有简单通俗的特点、经过了可逆交互检验是能够激发互动的问题。

问题教学法的第二步是问题的延展和拓展，方向包括两个：横向和纵向。所谓横向延展是指从与基础问题相关的核心范畴出发引发学生思考相关的横向并列的问题；所谓纵向拓展是指按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逐步引导学生利用归纳与演绎回答先前设置的基础性问题。横向延展的重点是应该顺应学生的已有知识结构和逻辑思维，抓住核心范畴。比如思考什么是道德这个问题时，应该抓住“规范”这个核心范畴。规范的作用是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其作用是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最主要的是利益关系，道德本质上是规范，其作用在于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一范畴的横向延展意味着要引导学生将“规范”这一范畴横向展开，思考规范的种类：法律、市民共约、集体守则、乡规民约。规范有成文的有不成文、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于内心的，道德就是来自于内心的规范。接着应该让学生集中思考道德与法律与风俗的区别与联系。

本例中还应该通过将自然人与法人的进行类比，抓住“企业公民”这个范畴，理解企业公民遵守规范的重要性，这样便可以从第一个基础问题过渡到第二个基础问题。这一过程的关键是教师要讲清楚个体公民与企业公民的行为内容的区别与联系。

总之，这一层次横向延展的问题可以设置为“人们在生活中往往会遵循一定的规则与规范，请列举种种规范”；“什么是法人？”；“什么是企业？”；“企业主要的行为是什么？”“企业要不要遵守一些规范？”“列举企业需要遵守的规范？”

在“企业”这一范畴上，可以顺应学生的已有知识结构进行纵向的延展：企业是什么？学生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得到：企业是投入产出的“黑箱”或过滤器，是经营性组织或生产组织，科斯认为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弗里德曼认为企业最大的任务就是为老板实现利润；德鲁克的企业观认为企业是社会存在物。教师应该从德鲁克的企业观入手，指出企业应该遵守社会的规范，然后导入企业应该遵守哪些规范。

在“规范”这一范畴上的纵向延展意味着，必须从“什么是规范”这一问题过渡到“为什么要遵守规范”。首先要引导学生思考人为什么要在社会生活中遵守规范？学生自然会想到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如果不守规范就会受到惩罚。那么惩罚有哪几种？可以在学生思考和回答的基础上总结：外在的第三方惩罚、报复（第二方惩罚）、内心的惩罚。其中第三方惩罚指的外在的社会强制机制给予的身体和经济利益方面的制裁，也包括社会舆论给予的孤立和谴责。这是一个符合一般认识的结论：不遵守规范就会受到惩罚。对于企业来说，同样可以从三种惩罚方面说明，企业如果不守规范，就会受到惩罚。但是应该结合企业的定义与主要职能指出，企业如果不守规范，其后果比社会成员不守规范更严重，因为企业“以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为生存以依据，通过为社会创新价值求得发展，所以它如果不遵守社会规范损害社会中一些成员利益，其存在的理由就一定会遭到社会否定。

对企业来说，不守规范的后果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不守法律规范会遭受罚款等由仲裁部门作出的制裁；（2）不守伦理规范，在经营过程间接损害了相关者的利益不仅会遭遇后者的一种“报复”，而且将丧失一种资产──名誉资产、其生存与发展得不到由社会这个系统的支持。不守人们共识性的道德规范的严重性在于，企业将失去战略优势，进而导致企业自身生存环境的恶化和长远利益的丧失。一方面，法律往往就是“底线道德”，不讲道德的企业最容易触及“底线”直接遭受外在制裁；另一方面，伦理与“企业文化”及“核心竞争力”紧密相关。学生由于学过管理学知识，都熟悉“企业文化”和“核心竞争力”这些范畴，应该分析指出，所有企业的文化基本内核是“顾客至上”和“人本主义”，所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内涵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广泛支持”， 所以，这两个范畴都与伦理道德有关，对企业文化和核心竞争力的强调无异于强调在行为层次上企业要讲伦理讲道德；对于一个自然人来说，不讲道德也许意味着在社会中遭受孤立，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主动讲伦理道德也许注定了企业的短命和做不大。

这一阶段应该紧扣“不守规范就会受到惩罚”这一命题，将“惩罚”这一基本范畴进行拓展。然后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角度将企业讲伦理道德与企业文化、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两个管理学的学科概念联系起来，讲解伦理道德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意义。

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纵向延伸，就会形成第三个基础性问题：企业如何讲伦理、讲道德？可以从现象入手：几乎任一企业，都会在企业的形象外展中看到口号，比如海尔集团的“真诚到永远”等；许多企业在内部竭力形成共同价值观即在员工中形成什么最重要、什么该做等问题的共识；更重要的是许多企业会实施值得赞许的对内对外的善举。横向来看，如何促进企业讲伦理、讲道德这一问题与一系列范畴有关：企业价值观、企业慈善、企业领导的影响力、执行力。于是这一问题便转化为；企业如何形成共同价值观？企业如何实施自己的战略？如何从组织机制和企业内在价值观导向方面着力实现战略规划。

三、“问题教学法”的总结

总结起来，在企业伦理导论部分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首先设置能够激发有效互动的基础问题，然后抓住每个问题的核心范畴进行横向和纵向拓展，在互动式的思考与交流中实现课堂教学的目标。其具体的图式如下：

可以将这一图式转化成一般性的表述：在专业基础理论课教学过程，应该将问题教学法运用其中，其步骤包括；根据交互性试验设置能够产生互动的基础问题，然后确立核心范畴对这个问题进行纵向和横向延展，通过回答其他相关问题支持核心问题的回答。这一方法的运用可能产生的结果有三：一是有力增强了互动效应，提高了学生对课堂知识的接收率，增强了学生对所授专业知识兴趣度，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二是增强了教师的主导意识和学生的主体意识，有助于形成和谐有序的课堂气氛；三是培育了学生已有知识与新授知识的结合点，有助于打破知识之间的专业边界，在形成支持课堂问题理解的知识体系的同时，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思维创新。

参考文献：

[1]薛天祥.高等教育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3]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徐大建.企业伦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周祖城.企业伦理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篇（6）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0-0078-02

何谓儿童文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自2005年已有13亿人口，0-14岁的儿童近3亿。儿童教育问题早已引起充分的重视，儿童读物市场也是百花齐放；但是关于儿童文学的界定却并不明确。瑞典学者Gothe Klingberg首先提出儿童文学是“为儿童创作的文学”，陈子典在2003年出版的《新编儿童文学教程》中将其定义为“儿童文学是指切合儿童年龄特点、适合儿童阅读欣赏、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这些定义都体现出了儿童文学的两个显著特征：兼具文学审美性和教育意义，有成人和儿童读者的共同参与。要翻译这样的文本，必须要掌握协调好这两个体系，才能达到作者的预期效果，满足读者的迫切需求。

20世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提出了著名的复调理论和狂欢化理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他提出“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这奠定了复调的基础，也正是“对话”理论的核心，而“对话性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这种基于平等关系的对话性解析在儿童文学文本中能更好地协调成人与儿童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再创作的译文文本中可以达到协调平衡作用。

一、儿童文学与复调小说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人际对话为出发点，正是通过语言的对话，人与世界、与他人构成社会交际关系；作品中有众多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每个声音和意识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这些多音调并不要在作者的统一意识下层层展开，而是平等地各抒己见，作者与其笔下的主人公构成微妙的动态关系。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作者，是互为主体的关系，而不应是主客对立的关系。因为人不是供人打量的物，人对他者的意识是在语言对话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可以通过文本的叙事呈现出来。

作者即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在创作过程中作者逐渐隐退并隐去自身趋向性，由人物本身来自我阐发，代入主人公意识，构成艺术世界。而读者亦可以在对作品的解读作出自身的判断和解读，构成与作者和作品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形成论辩关系。而儿童文学文本在这种叙事模式之外，还融入了审美和教育的双重意义，必然掺杂了成人与儿童之间视角的转换，在作品中则表现为对某些儿童禁忌词语意向的掩饰和转移。与其他文本相比，儿童文学文本的对话性结构更为复杂，也更需要这种论辩性的动态解读。

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在原有的作者和读者关系之外，还加入了译者的声音，上面的叙事图表就演变成：

从原文到译文的完成是各种声音相互交流对话的结果，也正体现了复调小说多声部的特性。

二、狂欢化诗学与儿童文学

狂欢化源于狂欢节，节日上的庆典活动和仪式都被称为狂欢式，狂欢式蕴含象征意义且复杂多样，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则是文学狂欢化。巴赫金把小说看作各种异质性成份的复合体。巴赫金发现，在狂欢化的文学世界里，不仅有自己的时空型，而且有自己的语言实践。这是一种狂欢式的特殊语言，它容纳了诸如粗俗化的广场语言、伊索式的寓言语言、隐喻、侃……换言之，它几乎囊括了与双声语、一符多音以及与滑稽相关的一切美学范畴（丑、幽默、怪诞、喜剧因素……）。在他看来，小说永远都是未完成的开放状态。这种解读与儿童文学不谋而合。

儿童文学作品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这种文学狂欢化的特征。狂欢广场的意象在儿童文学中比比皆是，如《小意达的花》中花王花后的舞会，《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茶会等等，参加狂欢的除了人，还有各种儿童作品中赋予生命的各种拟生命体，能看到想到的一切都会成为生命的象征，这也正契合狂欢化中的全民性特征。蓝胡子禁止打开的那扇门和小女孩违背诺言染上金色的手指都是狂欢仪式的象征。狂欢的时空可以是任何的异世界，无论是爱丽丝的兔子洞仙境，彼得潘的永无岛，还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学院，都是孩子们的梦想空间，这里没有时间的流逝，逻辑就是随心所欲。这种杂乱无章，毫无时间逻辑可循的故事也正构成了儿童文学难能可贵的童心童趣。语言的无序变成了有趣的文字游戏，逻辑的缺失使任何荒诞不羁都变成可能，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创造才更适合儿童的审美情趣。而这种情趣却往往会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刻意的篡改和遗漏。究其原因，往往在于成人对儿童的操控。

儿童文学定义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其创作者依然是成人，从作者到出版商都对儿童读者的阅读选择进行了筛选和干预。经过重重过滤，留给孩子的往往是成人认为最适合孩子的作品。我国儿童文学起步较晚，有意识地承认儿童文学的存在已经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先后出现过张天翼，陈伯吹这些儿童文学作家，本土作品在儿童文学市场上份额不到10%，绝大部分都是翻译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中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经典的重译，名作《小王子》近10年在国内就有超过80家出版社出版过近100个翻译版本，但真正的好作品却不多，名家作品少，能像杨静远、赵元任这样译出童趣的作品寥寥无几。很多翻译作品画蛇添足，或增添解释说明，改变原有的句式，却无法兼顾同声谐韵特征；或屏蔽某些涉及死亡或暴力的词语，偷换概念。这些做法都体现出了成年人对儿童的关爱和保护，但是儿童文学的美就在于其异于成人甚至不符合常规的狂欢化特征，尽管教育性意义也要在同样的文本中传达，但主要的体现方式并不是回避而应是引导。要正确传达这种审美情趣，就应将他们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探索他们的需求，达成愿望。

结语：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狂欢化理论都能更好地诠释出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体现出其复杂的动态对话过程。儿童文学翻译过程涉及译者的介入使得这种对话更加复杂而呈现出典型的双语性。要完成这一语言的转换，必须平等看待儿童的审美需求和审美情趣，而不要始终将成人凌驾于儿童之上。复调小说中的作者的隐形和译者的隐形有共通之处，已完成的作品中主人公是自我阐发的，并不是作者（译者）意识的附属。巴赫金的核心对话理论在克里斯特娃的解读下引申出“互文性”理论，文本的前瞻和回顾可以呈现出文学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使得对话语言的研究超出了文字的藩篱，进入了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1]陈子典.新编儿童文学教程[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3.

[2]Oittimen，Ritta TranslatingforChildren[M].NewYork london： GarlandPublishlng，Inc，2000.

[3] Morris， P. （ed.）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Voloshinov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4]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4：7.

篇（7）

本文作者：袁广锋工作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调查全国1000名中学体育老师，回收有效问卷639份，其人口学特征见表1。中学体育教师教学知识量表该量表为作者自编（2006），共有55个条目，分为5个维度：教学信念知识（7题）、教学反思知识（16题）、教学内容知识（17题）、教学策略知识（11题）、教学评价知识（4题）。采用5级评定。总量表CronbachAlph系数为0.9544，教学信念、教学反思、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教学评价的CronbachAlph系数分别为0.7665、教师教学动机量表该量表（辛涛，1996）将教师的教学动机分为三个维度：内在动机定向、外在动机定向、外在内化动机定向。本量表有20个条目，采用4级评定。本量表中内在动机分量表CronbachAlph系数为0.7789，外在动机分量表CronbachAlph系数为0.7226，外在内化动机定向分量表CronbachAlph系数为0.6033，总量表CronbachAlph系数为0.8443[5]。教师教学效能感量表（简表型）教学效能感（辛涛，1996）共分两个维度：一般教学效能感和个人教学效能感。本量表共有10个条目，采用4级评定。一般教学效能感分量表的CronbachAlph系数为0.6768，个人教学效能感分量表的CronbachAlph系数为0.6588，总量表的CronbachAlph系数为0.6977[5]。教师工作满意度量表量表（吕国光，2001）由教学满意、环境满意、升迁满意、收入满意、管理满意5个维度构成，共有30个条目，采用6级评定。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6]。教师自我学习准备度量表该量表（刘加霞，2003）由自主监控性、喜爱渴求性和创造探新性3个维度构成。此量表共有28个项目，采用5级评定。自主监控性分量表的CronbachAlph系数为0.8794，喜爱渴求性分量表的CronbachAlph系数为0.8896，创造性分量表的CronbachAlph系数为0.8564，总量表的CronbachAlph系数为0.9418[5]。应用以上量表，调查了全国1000名中学体育教师，调查之前对一些术语进行了解释说明，明确要求调查对象做出唯一选择，回收有效问卷639份。数据均转化为标准Z分数，采用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包Spss11.5和Amos4.0在微机上进行数据收集和储存。首先分析了4项个人心理因素与中学体育教师教学知识的相关性，接着以体育教师教学知识与其个人心理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为基础，应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通过进一步分析结构模型的通径系数推断不同心理因素对教学知识影响的重要程度。

结果与分析

教学动机、教学效能感、工作满意度、自我学习准备度与中学体育教师教学知识的相关关系研究了4项个人心理因素与中学体育教师教学知识的相关性，结果如表2、表3、表4、表5所示。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4项个人心理因素均与与其教学知识5个维度均存在着显著或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个人心理因素对中学体育教师教学知识影响的结构模型以上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中学体育教师教学知识与其个人心理因素的相关关系。但由于相关分析自身的弱点，它不能确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相关分析的结果可能掩盖了体育教师教学知识与其个人心理因素之间的真实关系。基于以上原因，以体育教师教学知识与其个人心理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为基础，对由逻辑分析得到的“个人心理因素对中学体育教师教学知识影响的理论结构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取得了模型的各项参数（图1），各项拟合度指数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表6），这说明笔者模型是可以接受的。由图1可知，4项个人心理因素对体育教师的教学知识不仅有直接影响，有些还有间接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结构模型的通径系数（表7），影响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教学动机、自我学习准备度、教学效能感和工作满意感。其中教学动机对体育教师教学知识的影响最为重要，不仅有直接影响，而且它还通过影响自我学习准备度、教学效能感和教学工作满意度对体育教师的教学知识产生间接影响，这种间接影响比直接影响更强。自我学习准备度对体育教师教学知识的直接影响较强，通径系数达0.53，它通过影响工作满意度对教学知识产生的间接影响较小。教学效能感对体育教师教学知识有直接影响，它还通过影响自我学习准备度对教学知识产生间接影响。工作满意度对中学体育教师的教学知识仅有直接影响，影响程度较小。上述研究结果证明，教学动机对体育教师教学知识的影响最为重要，自我学习准备度次之。因此，当前体育教师教育机构应加强体育教师教学动机的形成机制、发展特点、影响因素、调控手段等方面的研究，关注如何培养和提高职前和在职教师的教学动机和自我指导学习准备度。动机是驱动个体行为的心理动力，对个体行为具有发动性、维护性和调节性作用[7]。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教学动机的表现形式为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教学态度以及教学行为。同时，教师教学动机的定向又决定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所采取的教学态度和教学行为[7]。因此，研究教师教学动机对提高教师素质具有理论方面的指导意义。鉴于自我学习准度度对体育教师教学知识的重要影响，各级学校在安排教学工作量的时候，应注意为教师的自学和提高留出一定的时间，使教师逐步具备自我学习的精神与方法，使学校成为教师自我导向学习的最佳环境。尽管教师教学效能感和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性小于与教学动机和自我学习准备度，但毕竟与体育教师的教学知识也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国外研究表明，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与教师教改的欲望、课堂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另外，国内外大量研究证实：教师的教学效能感与学生的成绩、学生的动机显著相关。教师教学效能感是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预测变量，教师的教学效能感越强，学生的学业成就越大[8]。管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工作满意度是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出勤率与流动率的重要因素[6]。从本文的研究结果看，教师工作积极性又是影响教师教学知识发展和提高的关键因素。这种层层递进的关系，决定了学校管理者只有在了解教师工作满意状况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引起教师工作不满意的问题，才能调动其工作积极性，进而促进其教学知识的提高。认为今后教师教育机构应加强对体育教师教学效能感和工作满意度的监测及其形成机制、干预手段等的研究。目前我国对教师效能感和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只是学术界的一种研究，其应用价值还远未引起学校领导和教师教育机构的重视，国外对这些方面的监测已成为常规性的工作[8-10]。

篇（8）

2、阅读目标的多元化。基于多元教学理论认定学生智能的多元化，那么每个学生的个性、感悟、智能的展现兴趣偏好当然都不会完全一样，如果用统一的目标去套用本身就不合理，也不符合我们一贯强调的“因材施教”的观念。 所以目标多元化的实质是对于不同的学生和他的智能强弱展现，应该赋予这门阅读课程中不同阶段的具体教学目标。从广义地讲，大纲所赋予“知识目标”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给学生提出明确的“能力目标”;完成考试要求的目标之外，还要求社会赋予的“实践目标”。新课程标准中已明确提出了这一点，即三维目标的确定，从知识、能力、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提出了要求。

篇（9）

引言

人文主义是近年来新近流行起来的教育理论，与我国实行的素质教育从本质上来说基本相同。人文主义强调在教学中，将学生放在主体地位，积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的主要功能是引导学生开展学习，因此在课堂中学生占据主体地位。在学习过程中，通过自主学习，再加上与其他学生交流和讨论，提高自信心和自尊心，从而充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人才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对语文人才的需求更多，在语文教学中应用人本主义，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水平，帮助学生掌握适合的学习方式，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复合型语文人才。

1.人本主义的内涵

人本主义的最早提出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这项理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将个人发展作为主要思想。之后将人本主义引进教育界，将自我发展作为教育目标，学生在教育中学习到要自主学习，教师要结合学生的特点帮助学生找到合适的学习方式。同时要根据社会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以求能够适应社会的各项发展和进步。此外，人本主义还要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际关系的处理，综合看来，学习技能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人本主义强调学生在学习中占据主要位置，教师要注重学生发展的重要性，充分把握学生的好奇心理和探究心理，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式，全面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最后，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指出，学生在学习上要依靠教师的引导和督促，在课堂中，占据主体地位的不是教师而是学生，传统教学中，教和学是相互分离的，教师的教学方式一般是填鸭式和灌输式的教育方法，这样不仅难以促进学生提高学习能力，而且严重影响人本主义在教育界的进一步发展。

2.目前我国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部分学生学习不积极

每个学生的学习水平都不一样，这是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各不相同造成的，学习积极性比较高的学生往往成绩比较优秀，而那些学习积极性比较低的学生，学习成绩比较一般。这是由于传统教学中，教师一般采取填鸭式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沿袭传统的学习方式，这样，非常不利于掌握新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果教学质量不高，达不到教师的期望值，达不到自己的目标要求，就会对学习产生厌烦情绪，降低学习的期望值。再加上我国普遍采取的是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教学活动中将教师放在主体地位，忽略了学生的重要性，严重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及创新性，造成学习效率低下，限制人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2.2教师缺乏教学方式的创新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教导学生学习知识，另一方面要督促学生和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式。因此，在教学之前，教师需要认真考虑教学方式，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放在首要位置。此外，还要积极创新教学方法，耐心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不良情绪，比如说，在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加强交流与合作。但是实际上，很少有教师能够在教学中做到这一点，再加上教师缺乏定期交流和培训，不利于教师提升创新水平，同时限制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严重影响合作教学的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3.人本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语文课堂教学对策

3.1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人本主义理论强调在学习和课堂中，学生占主体地位，教师要重视这一点，为学生的学习创造民主的良好环境，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之中，树立良好的学习价值观，全面提高语文学习能力。因此，语文教师要帮助和指导学生树立科学的学习观，全面指导学生提高学习能力。在实践课堂中要注意这个问题，学生在合作学习中要占据十分重要的主体地位，不仅在教学课堂中占据主体性地位，在教学设计中也要占据主体地位。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将重心都放在了教师的教上，忽略了学生的学的重要性。新课改后，一些语文教师逐渐认识到学生在传统教育中削弱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在课堂教学中，重视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要性，但是单凭在课堂教学中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而忽略教学设计中学生的主体地位，这限制了课堂教学中人本主义的发展。

3.2加强合作学习在语文中的运用

人本主义的核心思想中，一方面要增强学生主观能动的学习能力，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学生合作学习能力。在课堂上组建学习小组，为学生学习语文创造良好的小环境。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谈论学习中，畅所欲言发，发表看法。很多时候，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往往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但是下课后会双眼放光，侃侃而谈，这都是由于上课时教师的压力，限制学生发表看法。课堂上一直注重教师主导地位，对学生造成压迫感。学生受到限制不敢随意发表看法，但是同龄的学生相处时，处于相同的地位，在谈论学习中能够积极地说出看法。这也是小组合作学习的优点，不仅能够全面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全面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结语

人本主义强调的教学目标，是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这项理论与我国实行的素质教育在本源上大同小异。因此，在教学实践中，要加强人本主义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师要突出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帮助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篇（10）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学术界多有论述，同时也颇具争议的:有人认为是道德的性质、起源和标准;有人认为是道德与社会 历史 条件的关系;有人认为是善和恶;有人认为是应有与实有;有人认为是意志自由与规范必然性..…姜法曾先生在他的遗著《

   利己、利他在个体道德主体上得以统一，走向己他两利。于是著名的“斯密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作为一个 经济 人，利己心为出发点是正常的，只要不以损人的手段来实现，就是道德的;道德人的利他心必然以经济人的利己心为前提，抽掉其个人利益的成份，利他心也必然成为‘·乌托邦。正如高兆明老师在(论市场经济主体的人格类型—“斯密悖论”的时代解读》中所论述的那样:“人是利己的，但是在一个商业社会中，自利必须通过利他的方式，必须通过“光明正大”的竞争方式才能得以实现……这是其一。其二，利己也未必就与社会公共利益绝对对立。在斯密的理解中，社会公共利益的增进离不开个人的利己追求……斯密事实上并没有将个人自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绝对对立，相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统一了二者。其三，斯密在道义上即未将自利视为恶，亦未将自利与他人幸福截然对立……斯密既没有拿自利来反对利他，亦没有拿利他来反对自利，而是试图寻求一种统一。”

    这些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道德建设是具有着深刻的启示的。从个体道德主体性出发，以己他两利作为目标，当前我国的道德建设尤其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进一步加大对正当个人利益的重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一度过份重视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对正当的个人利益没有给予合理的保护，反而贬低甚至排斥之。而人的权利、利益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对人的道德素质的最基本的要求。绝对的无私利他的危害正如本文在前面的论述，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正当个人利益已经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现有基础上进=步加大重视的力度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当前我们要以“德行有用”为前提，进一步促进社会公正秩序的建立;推动有效的激励机制的形成;完善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