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基本原理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22 17:31:22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马克思基本原理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马克思基本原理论文

篇(1)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主义;唯物史观;人道尺度;历史尺度

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在的理论来源,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哲学当中,思想家对市民社会、对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批判和对人类幸福的向往,最终都陷入了抽象人道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一方面,他们根据理性预设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并将其作为人道尺度衡量现实,从而得出现实“不合理”的批判性结论;另一方面,当他们想使异化现实“恢复”到理性状态时,又不得不诉诸哲学家的道德呼吁和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总之,从“破”到“立”,旧哲学的方法论皆走不出抽象人道尺度的窠臼。

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哲学革命之后,被世代进步思想家孜孜以求的人道尺度,才真正填平了应然与实然的鸿沟,找到了理想现实化的道路。抽象的“理性”并不能实现世界的大同,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无产阶级依据历史规律改造世界,解放自身,从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实践活动。因此,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实质称为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所谓人道尺度,是应然、规范、价值性范畴,主张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其最初产生时直接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受奴役、受剥削的现实;所谓历史尺度,是实然、事实、真理性范畴,即科学地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从而在历史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塑造理想生活。可见,历史尺度作为对抽象人道尺度的扬弃,内在地包含了人文关怀,是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

唯物史观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代思想成果的创造性发展,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概念系统,梳理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史,我们才能看到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生成过程。

二、历史观的历史演进——唯物史观的动态生成

的历史观经历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其唯物史观又经历了提出、运用、发展诸阶段。

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1842—1844年),由于现实力量的介入和思想内部的矛盾,马克思开始了其世界观转变的艰巨过程。在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从市民社会划分出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并且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把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形式视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或“人的本质的客观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国家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在次年写就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思想。异化理论的隐性前提,是预设一个永恒不变的人之本性,当现实与该预设不符甚至相悖时,则为异化状态。异化的扬弃就是人向本来面目的复归。可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仍未脱离近代的人本学模式。所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巴黎手稿》之前,马克思所持的历史观本质上仍旧是唯心史观。但是,从1843年开始的、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提供了思想策源地。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篇论著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观探索中发生了质的飞跃,唯物史观已经形成。在从旧世界观向新世界观的跃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并不是法国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所称的神秘的“断裂”,而是马克思在其特定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情境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实践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之后指出,这是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在布鲁塞尔继续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总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所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因此,对于初创时期的唯物史观,我们有必要分两个层次进行理解:第一,唯物史观的提出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使得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成为方法论上的现实;第二,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所生成的基本原理,是以科学假说的形态出现的,必须要在实践中予以求证。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著《资本论》正是这一的思想实验室。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83年去世为止,历时整整40年。如上文所述,唯物史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唯物史观的证明和运用,更是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具体展开、实现的。《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思想体系的百科全书。《资本论》的哲学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唯物史观作为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应用于一门具体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使得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得到较为充分而严格的验证。因此,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对于这一论述,我们同样要作辩证理解: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得到了确证;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或深入思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的成果,然而,从本质上是西欧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理论出发,能否推演出普适性的历史规律?相信科学研究、拒斥抽象思辨的马克思在晚年正是陷入了这一沉思,而作为其思考成果的则是《古代社会史笔记》。马克思晚年的学术变化,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篇(2)

从2006年秋季新生入学开始,全国普通高校正式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其中“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马原”)这门课程是对原先的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三门课程的整合。整合后的课程更有利于教师和学生把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从而加深对的理解,于教于学都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课程改革。但是,一方面,由于在高中阶段学生已经受到了比较成功的教育,对的基本原理可谓熟谙于心。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化和普及化极为成功,基本原理已经成为人们看问题的方式,并逐渐成为一种生活常识。这就给承担“马原”课教学工作的教师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在原先比较成功的教育的基础上,在大学的“马原”课教育中,使这门课对学生依然具有生动性和新鲜感。

对于这个挑战,笔者认为回到原著,回到产生的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不失为一个有益的选择。

一、原著及其历史语境是“马原”课教学的源头活水

经典著作似乎永远都有一种神秘的魔力,不论什么时候翻开的经典著作,都像一推开窗户,马上就会刮进一股强劲的风来似的。时隔多年,者们的思想还是活的,是流动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对西方传统思想和传统哲学的巨大变革,在马克思教学中我们可以尝试再现是如何进行变革的。在的原著中,我们会首先感受到无论是的人的概念、实践的概念还是真理的概念,都对传统的人的概念、实践的概念、知识的概念进行了改造,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以知识概念为例,之前知识被康德定义为普遍必然性的判断,普遍性就指的是对任何人都为真,必然性指的是不受时间约束,永远为真。这种知识观显然跟传统的形而上学密不可分。启始于柏拉图的西方形而上学认为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之上有一个不变的、永恒的理念世界。只有这个世界才配得上知识的称呼,现实世界不可能有知识,只能有意见。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经过各种各样的改头换面出现在基督教的天堂中,康德的物自体世界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相应地,那种普遍必然性、远离尘世的知识观也延续了下来。以实践为首要和基本观点的认识论与这种认识论可谓是针锋相对。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表明知识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知识,真理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理,知识不可能是普遍必然性的判断。真理与谬误可以相互转换,真理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现实世界在变,真理必须跟着实际走,永恒真理只是一个幻相。我相信,的变革性如果在教学中能够得到准确的传达,就一定会使学生耳目一新。

第二,原著是争辩性的著作。是在与传统思想进行激烈争辩的过程中产生的,上至古希腊的哲学家,如柏拉图,下至马克思同时代的哲学家,如施蒂纳、费尔巴哈,马克思批驳过的哲学家可谓数不胜数。可以这样说,基本上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有的放矢的产物,都是先有破才有立。因此,如果能在“马原”课的教学中遵循产生每一条原理的过程进行教学,如让学生先了解马克思所批驳的点,再让学生知道马克思是怎样进行反驳的。由于在教学中还原了当年的思想交锋,所以一定可以为课堂增色不少。

当我们说到经典著作的变革性和争辩性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引入了产生的历史语境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是在批判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西方形而上学源远流长,上至柏拉图,中间有基督教传统,下至康德、黑格尔,可谓是大家辈出,异彩纷呈。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在讲到的基本原理的时候,如果能够联系起西方哲学史,把基本原理诞生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就必然能够加深学生对于的理解。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话,老人说出来与年轻人说出来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其原因无非就是老人是在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之后来说这句话的。中的很多基本原理,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比如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好像没有任何文化修养和哲学修养的人也弄得明白。但这样一句话其实在西方文化的丰厚的土壤中产生的,如果我们能简要地通过哲学史让学生了解到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也许就可以把其中意味深长、意义深远的东西传达一二给他们。因此,在讲授一些基本原理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丰富学生的文化和思想阅历,那么他们对于肯定就会有更上一层楼的理解。

实际上,注重思想的历史语境早已被学界公认为进行思想和哲学研究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常常史论并提,说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就是哲学史,无非就是对思想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背景的高度重视。在高中教育阶段,由于学生才开始接触,知识面不够宽,理解能力也不高,教师如果能够让学生理解每一条原理,并能够运用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已经达到了教学目的。大学教育则不同,在大学,学生的求知欲强,要求更高,如果在教学中我们能史论结合,传达出每一条原理之后深厚的文化、思想背景,学生的求知欲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综上所述,无论是原著还是产生的历史语境,对于教学来说都是丰富的思想资源,不断的源头活水。为了方便论述,现在笔者把这种回归原著,回到历史语境,在教学中注重思想的来龙去脉的教学方式称为回溯历史教学法。

二、回溯历史教学法是对“马原”课教师的新要求

回溯历史教学法要求对的基本原理的来龙去脉有深刻的把握,必然会对承担这么课的教师提出如下要求:

(一)加深对原著的理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马原课”教师不但要读,而且要熟读,读透。此外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在当前编写的教材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在回到原著的过程中,要深刻地把握好这种有机的联系,这有利于在教学中把作为一个整体传达给学生。对整体的把握还有助于加深教师和学生对的理解。

(二)有一定西方哲学史和相关思想文化知识。由于很多“马原”课教师不是哲学专业出身的,没有得到过较好的哲学训练,要了解西方哲学史对他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哲学家一直以来仅有两位,一位是黑格尔,另一位就是马克思。但实际上,马克思乃是哲学博士出身,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了解,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比较,这篇论文体现出了马克思很深的古典文化修养和哲学素养,马克思实际上也把这种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和哲学素养带进了其他著作中。因此,如果缺少西方哲学的训练,在回溯历史教学法中,任课教师就只能迎难而上,补西方哲学史的课。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苛刻的要求,当前的哲学研究者越来越关注马克思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紧密联系,在“马原”课的教学中,这种历史性联系最好能够被体现出来。此外,西方哲学的产生、发展离不开它的思想文化北背景,“马原”教师对此也应该有所了解。

(三)能对原著和相关的西方哲学和思想文化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原著与西方思想文化固然为“马原课”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但由于大学生的西方思想文化修养还不够高,知识面还不够广。如果我们不能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就会让学生云里雾里。对此,笔者目前正在积极的探索之中,希望能尽快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不过一些成功的经验,让笔者对回溯历史教学法充满了信心。例如讲到矛盾的时候,为了说明矛盾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普遍性原理,笔者借鉴了茂名学院唐少莲副教授的教学经验,引入了悖论的概念,讲授了引发西方数学史上三次危机的毕达哥拉斯悖论、贝克莱悖论、罗素悖论,并举了几个通俗有趣的日常生活中的悖论,从而告诉学生:当我们想逃避矛盾,远离矛盾的时候,我们无论说话还是做事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悖论之中,这从反面说明了逃避矛盾是不可能的,相当于用数学中的反证法来证明了矛盾普遍性的命题。

总而言之,回溯历史教学法在“马原”课的运用中,能够拓宽学生的视野,训练他们的哲学思维,同时也能产生间距化和陌生化的效果,增强该课程的生动性。

参考文献:

篇(3)

基本原理学科是理论一级学科的核心,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自2005年12月该学科正式设立以来,国内一大批该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集大成者,当首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编写的《基本原理研究报告2006-2009》(以下简称《报告》)。

作为首批被授予基本原理国家重点学科的院校,南京政治学院从学科建设的长远角度出发,组织该院从事理论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力量,梳理近年来基本原理领域研究的成果和动态,历时十个月编写了该《报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报告》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基本原理新时期研究成果集成,填补了新时期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可以预见:它的出版势必对我国深化基本原理研究起到一定的启迪和推动作用。对推进理论创新和发展,推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势必产生深远影响。

《报告》脉络清晰、内容详实、分析透彻,集全面性、前瞻性、可读性于一体。既可以作为相关领域学习的读本,又可以作为研究的参考书和工具书。归纳起来,《报告》“新”、“全”、“实”特点尤为突出。

一. 新——《报告》是新的理论视角下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

《报告》是国内第一本基本原理研究报告,是该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它从“整体性”地理解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出发,在分析整理该学科领域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准确详实地反映了06-09年间国内学术界研究的新动态、新成果。

尤其令人觉得耳目一新的是,该书专门就当前理论应用和研究中新出现的热点问题,辟出“热点问题综述”部分,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新时期学界对于“”与‘普世价值’”、“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等热点、焦点问题的探讨。视角新颖,极具启迪价值。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报告》的作者们让基本原理学科走出了书斋、走出了课堂,将基本原理运用到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中去,对于新时期准确理解基本原理有很多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值得关注或研究者认真阅读。

二. 全——《报告》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原理研究的整体情况

《报告》从“整体性”的研究视角出发,全方位地介绍了新时期基本原理研究的情况,涵盖了该学科领域的各个主要方面。既体现了一种全面系统的理论视角,又具备了一套全面系统的内容体系,实现了思想和内容的统一。如《报告》特意设置了“国内学术动态评介”“研究资料索引”两部分的内容,对06至09年间新出版著作、论文及学术研讨会交流课题等进行了全面介绍,为读者进一步研究相关课题提供了全面的资料。

三. 实——《报告》体现了实事求是和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

南京政治学院的理论教员群体是一个严谨的学术群体,曾经作为全国理论战线的先进典型被中央和地方媒体广泛报道。这次《报告》的编写出版,是南京政治学院理论教员在学科建设领域的新探索。

篇(4)

    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主观思想状态不无意义。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最后,我们还是引用恩格斯所举的、在民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继承权为例来说明民法与经济的关系。他说:“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由上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与经济的关系,是由静态关系到动态关系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某些机械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的认识,某些割裂民法与经济的联系,或者颠倒二者的关系,把法看成独立的内在之物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因此,恩格斯指出历史的发展是经济和法律(尾法当然占重要地位)、法律和其他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法律的发展除了与经济和其他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外,还必须保持自身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已深入分析过,前已提及。所以,我们在弄清这些关系之后,也同时要看到民法的外部关系和作用,要研究民法自身运动的规律,兼及这些与外部的相互关系,才能对其本质与作用有较全面的认识。

    一百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从法的一般理论到民法理论,作出如上述的精辟论断,至今读起来犹觉获益非浅。究其原因,是他们并不仅就法律现象作出某种解释,而是对其本质和作用进行深入而透彻的考察和研究,找到了物质生活关系这一深刻的根源,又进一步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由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从而能够系统而全面地给出法科学和民法科学的基本原理。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国际社会已非百年前可比,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状况也大大变化,法科学包括民法科学也有所发展;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揭示了民法的本质和作用;所以在当今时代用以考察和研究民法问题仍不失为有力的工具。在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形的法学理论和学说都没能完满解释法的本质和作用,当然也没法对民法间题作出任何说明。诸如社会学法学派强调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法的影响,然而并没能从根本上说明法与社会生活的深刻联系和相互影响,表面的、片断的理解最终要导致不正确的结论。至于象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继承黑格尔关于法是文明现象的观点,提出法律准则是根据不同时间、地点的文明条件确定的;心理法学派将法的基础最终归结为心理因素,则是走得更远了。古典自然法学派从人的理性、人性、人的权利去强调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等等,则纯粹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说教,披上“学说”外衣而已。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专门就民法理论写过着作,上述基本原理大都散见于一些论文中,但是,并不失其理论的完整性。如果对之进行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这些基本原理豁然可见。本文仅作些初步探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法的本质和作用等的论述,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人们对传统民法的认识停留在固定的观念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罗马法的评价着重在它促进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的立法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一般到特殊、从共性到个性对民法的把握成功地起到发展生产的作用,这丝毫不意味着主张墨守成规,这和人文主义法学派认为罗马法的人类法律的基本渊源毫无共同之处。我国近十年民法理论研究较为活跃,注意到了民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但也受到某些机械观念的影响。民法理论并不限于经典作家对民法的直接论述,而应包括他们对商品经济的有关论述,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掌握民法的某些基本原理。马克思曾经指出,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要使民法促进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发展,就要知道民法共有的、抽象的范畴,也要知道特殊的、具体的范畴。所以,我们应开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表现形式,要借鉴有用的经验也不能囿于陈规。在民法与经济法的划分与关系上花太大力气,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只能妨碍各自的发展。现在有了《民法通则》,但它不是民法的唯一表现形式,某些配套法规尚胭如,这使调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造成一些困难。例如,对民事主体(经济法律关系本质上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定,作为法人的公司就必须有公司法,但却迟迟未出台。《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也制定得太晚,虽然在此之前有过一些工商企业和公司的管理规定,但都不过是解决登记程序而已。然而实体规定一什么是公司、应具备什么设立条件,其组织、营运、解散等等却没有,只有登记程序规定是不能遏止种种不合法公司的。当前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要用行政命令,也要用法律形式,尤其不应忽视民法形式,当然也不排斥行政、经济法律形式。近几年国家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通知或指示已不只一次,为什么仍未收效?无法可依,尤其是民法形式的忽视,是原因之一。如果不加快公司立法,五花八门的所谓公司、行政性公司和劣质公司还会变相出现。会司立法使它能在经济活动中以民事主体的资格出现,促进其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在关于民法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法问题上,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似较易被理解,而同时调整某些非商品经济关系,曾不被人理解。殊不知民法同时调整某些非商品经济关系并非缺点,而是它的优点,结合调整方法,正是注意到两种关系的有机联系,从对财产关系的调整出发,可使和谐一致。因为经济关系最终要落到财产关系包括财产所有和财产流转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上。

    所以,恩格斯以继承权为例,指出像遗嘱的立法方式即使有绝对自由和严格限制的区别,却都因其对财产分配有影响而反过来对经济起到作用。众所周知,封建土地所有制上产生的继承制度对该所有制的作用是显然的。拘泥于法的部门划分或法的调整对象的绝对单一化而忘却法的目的和作用,就可能贬低民法的作用,不能有效地开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民法表现形式。民法对经济关系的反作用也不容忽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注意到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作用,而未充分认识民法对之的调整作用,尤其是对民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方法(作用方式)。这指的是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民法可以其特有的调整方法从另一个方面对经济关系调整,以与经济法协调;一是民法对非商品经济关系的调整,由于其与商品经济关系的有机联系而在调整经济关系上达到和谐一致”。前者必须完善民事基本法规,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民法通则》,同时应重视配套法规。例如民法上担保法律制度对商事活动或经济法律关系的调整意义,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不能满足现实要求。有关的基本规定仅见于《民法通则》的个别条文,巫应有专门法规以便为经济法中的特别规定提供基础。例如,国际惯例中担保贷款采持续性担保(ContinuingGuarantee),在不超过担保额度和期限的条件下,主合同(原合问,变更不必一一经担保人同意,这既为商业活动提供迅速方便又不失担保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境内机构提供外汇担保的暂行管理办法》直到前年仍规定值权人与债务人“如未经担保人同意修改原合同,担保人的担保义务将自行解除”,未能区分民事与商事的不同特点,原因之一在于民法特有的对经济作用未能在立法上得到体现。后者必须来个观念上的改变,即认为民事仅仅是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即以婚姻家庭的法律调整状况来说,几年来出现的“第三者插足”现象,其对社会的、经济的、秩序的影响,虽说是潜在的、间接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在运用民法的反作用原理时要兼顾及这二个方面。公司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出现使得近代商品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法律给以承认而规范之,使它发挥积极作用而限制其消极作用。在西方国家是通过被视为民法特别法或商法的公司法来实现的。这是例证。关于反作用的方式,恩格斯已指出三种情况,第三种方式可能产生第一或第二两种效果之一。这都不意味着反作用的作用方式的消极意义。我国因贬治以前的“管”、“卡”而走向放任,几至失控。事实上,限制不等于不是积极作用,放任也未必都起积极作用。外国民商法中某些规定是放中有管,恰到好处,值得借鉴。而近年来在立法中未恰当掌握反作用原理,出现一些弊端,如企业承包、租赁经营问题则应引以为戒。作为思想理论体系对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指导意义,由上述关于民法学基本理论的介绍可见一斑。本文仅就其中一些问题作初步探究,旨在抛传引玉。

篇(5)

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历来党和国家对高校理论课都高度重视。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理论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渐渐暴露出来,学术界对理论课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获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本文对1998年以来理论课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并加以总结,力求全面展示学术界的研究状况,为更多致力于研究该学科的学术界朋友及广大教师提供一个参考。

一、资料来源与资料分析

本论文的研究资料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年限为1998年一2009年,以“理论课”为检索词进行模糊检索,共查阅212篇论文,其中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篇。从文章数肇看,平均每年约有2040篇。但是在较高等级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更少。研究内容涉及了马克思理论课各个方而,但是重复研究也较多。从综合的期刊等级和研究内容来看,虽然论文数很多,但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论文较少,约占总论文数量的10%左右,近几年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二、理论课研究成果综述

1998年至今,理论课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98教改”方案实施到2002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丰_要针对教改方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但时间较短,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从2003年至2006年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高校理论课的各种问题逐渐显现,促使研究更加广泛深入。从“05教改”至今为研究的第三阶段。“05教改”在总结1998年以来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对课程体系和内容进行了调整,解决了教材内容重复等问题,并且添加了体现时代要求的内容,更加适了高校教学的需要,但是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高校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成为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理论课研究分述如下。

1理论课困境的根源

关于理论课困境的成因,分析最为广泛具体。造成理论课困境的原因众多,但可以归纳成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教学方丽。包括:教材内容重复,这个问题在“05教改”后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教学方式陈旧,“灌输”式教育已经不符合目前高校教学的要求;随着近年来高校的扩招,从事理论课的专职教师数量不足,致使众多高校采取大班上课的方式,教师不能很好地控制课堂秩序,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青年教师队伍迅速扩大,青年教师那论功底薄弱,知识储备不足,教学方式单一,也影响了教学质。第二,理论课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研究者普遍认为,各个高校大都存在表而匕的重视与实践中的忽视的情况各高校普遍重视专业教育,而忽视那论课,认为德育对提升高校地位和学生就业没有太大的帮助。各个高校普遍出现精简理论课学时的倾向以及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坪论课实际地位的下降,阻碍了对该学科进一步探索与创颟。第三,大学生对理论课的情感。现在部分学生对理论课存在抵触情绪,在课堂上出现被动应付、编造理由请假甚至逃课等现象。

以上三方而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理论课的困境。教育方而因素和理论课的地位问题,学术界基本已经达成共识,而关于学生对马克思丰义理论课情感问题,研究的还较少。事实告诉我们,教学是一个教者与学者互动的双边过程,现在尤为提倡以学生为丰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单纯解决了教育因素和地位问题没有提升学者的积极性,也很难达到教育的同的。此,关于学生对理论课情感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2.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和基本原则

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在《关于高校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通知中有明确的规定:“两课”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为建设有中因特包利: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增强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丰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学术界对此教育目标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从宏观理论课的教学目标的规定。具体地讲,理论课的教学目标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培养的学生人文素质和培养大学生问题素质。第二种观点认为,理论课教学目标缺乏准确而科学的定位。这种宏观的抽象的理论描述,在国家、政党的层面是适合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缺少层次性的细化环节,落实到各个具体主体时必然缺乏操作性而显得无所适从,在学校与教师的层面是模糊的。尤其对于学生来说,显得很遥远、很渺茫,他们从中得到的信息是理论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关,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相距甚远。掌握理论知识,变成理论课的唯一目的,脱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失去了理论与大学生的内在结合点,也不能揭示出理论对大学生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

学术界广泛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课的根本原则。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从实践中产生,又服务于实践,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又指导社会实践。理论课作为宣传理论的主要工具,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学生掌握的基本啜理和科学分析的方法,从而能运用来分析社会问题,指导社会实践。 转贴于  在教学过程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首先,需要讲透理论,使学生充分理解理论的内涵,这是完成教学目标的基本要求;其次,根据课程内容需要精心选择案例,使实际和原理有机结合,应用原理分析实际问题,二者不能脱节。也可以直接提出实际问题,以案例带出理论,根据所讲理论进行分析,通过分析使学生掌握理论。

3理论课的教学模式

理论课一直采用“灌输”、“注入”式的教学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教学的要求。近年来,各高校都逐渐开始对理论课的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形成了几种创新教学模式和方法,主要有:对话式比较式教学、开放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问题式教学、研究性教学、案例式教学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研究性教学、对话式比较式教学。这两种教学模式囊括了其他教学模式和方法的优点,形成了独立完整的教学体系。研究式教学是当今世界主流的教学模式,将其运用刘理论课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学生学习的过程与科学家研究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教育者应建立一种合适的体系,采用一种合适的模式,激励、引导和帮助学生去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在探究的过程中获取知识、训练技能、培养能力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发展个性,使学生知识、道德、智能、体能等均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和发展。学术界一致认为,研究性教学模式是以学生及其探究式学习为主体,以培养和提高他们研究与创新能力为目标,很好地体现了指导与自主、规定与开放、统一与多样、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的教育指导思想。河北经贸大学学者宋志勋提出了对话式教学和比较式教学模式。并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这种教学模式的核心是:探求和把握基本原理与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的交融点,其关键是提出学生所关心的自身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并结合课程需要,运用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与学生对话交`使学生掌握运用基本原理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兴趣。

沈阳医学院学者朱红等提出了理论全程教育的思想,强调把理论课渗透到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理论教育为轴心,带动学校、家庭、社会等方面的联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一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研究者较少,具体方案还有待深化。

篇(6)

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历来党和国家对高校理论课都高度重视。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理论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渐渐暴露出来,学术界对理论课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获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本文对1998年以来理论课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并加以总结,力求全面展示学术界的研究状况,为更多致力于研究该学科的学术界朋友及广大教师提供一个参考。

一、资料来源与资料分析

本论文的研究资料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年限为1998年一2009年,以“理论课”为检索词进行模糊检索,共查阅212篇论文,其中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篇。从文章数肇看,平均每年约有2040篇。但是在较高等级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核心期刊论文数量更少。研究内容涉及了马克思理论课各个方而,但是重复研究也较多。从综合的期刊等级和研究内容来看,虽然论文数很多,但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论文较少,约占总论文数量的10%左右,近几年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二、理论课研究成果综述

1998年至今,理论课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98教改”方案实施到2002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丰_要针对教改方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但时间较短,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从2003年至2006年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高校理论课的各种问题逐渐显现,促使研究更加广泛深入。从“05教改”至今为研究的第三阶段。“05教改”在总结1998年以来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对课程体系和内容进行了调整,解决了教材内容重复等问题,并且添加了体现时代要求的内容,更加适了高校教学的需要,但是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理论课的教学效果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高校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成为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理论课研究分述如下。

1理论课困境的根源

关于理论课困境的成因,分析最为广泛具体。造成理论课困境的原因众多,但可以归纳成三个主要方面:第一,教学方丽。包括:教材内容重复,这个问题在“05教改”后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教学方式陈旧,“灌输”式教育已经不符合目前高校教学的要求;随着近年来高校的扩招,从事理论课的专职教师数量不足,致使众多高校采取大班上课的方式,教师不能很好地控制课堂秩序,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青年教师队伍迅速扩大,青年教师那论功底薄弱,知识储备不足,教学方式单一,也影响了教学质。第二,理论课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研究者普遍认为,各个高校大都存在表而匕的重视与实践中的忽视的情况各高校普遍重视专业教育,而忽视那论课,认为德育对提升高校地位和学生就业没有太大的帮助。各个高校普遍出现精简理论课学时的倾向以及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坪论课实际地位的下降,阻碍了对该学科进一步探索与创颟。第三,大学生对理论课的情感。现在部分学生对理论课存在抵触情绪,在课堂上出现被动应付、编造理由请假甚至逃课等现象。

以上三方而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理论课的困境。教育方而因素和理论课的地位问题,学术界基本已经达成共识,而关于学生对马克思丰义理论课情感问题,研究的还较少。事实告诉我们,教学是一个教者与学者互动的双边过程,现在尤为提倡以学生为丰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单纯解决了教育因素和地位问题没有提升学者的积极性,也很难达到教育的同的。此,关于学生对理论课情感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2.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和基本原则

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在《关于高校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通知中有明确的规定:“两课”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为建设有中因特包利: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增强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丰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学术界对此教育目标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从宏观理论课的教学目标的规定。具体地讲,理论课的教学目标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培养的学生人文素质和培养大学生问题素质。第二种观点认为,理论课教学目标缺乏准确而科学的定位。这种宏观的抽象的理论描述,在国家、政党的层面是适合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缺少层次性的细化环节,落实到各个具体主体时必然缺乏操作性而显得无所适从,在学校与教师的层面是模糊的。尤其对于学生来说,显得很遥远、很渺茫,他们从中得到的信息是理论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关,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相距甚远。掌握理论知识,变成理论课的唯一目的,脱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失去了理论与大学生的内在结合点,也不能揭示出理论对大学生现实生活的指导作用。

学术界广泛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课的根本原则。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从实践中产生,又服务于实践,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又指导社会实践。理论课作为宣传理论的主要工具,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学生掌握的基本啜理和科学分析的方法,从而能运用来分析社会问题,指导社会实践。

   在教学过程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首先,需要讲透理论,使学生充分理解理论的内涵,这是完成教学目标的基本要求;其次,根据课程内容需要精心选择案例,使实际和原理有机结合,应用原理分析实际问题,二者不能脱节。也可以直接提出实际问题,以案例带出理论,根据所讲理论进行分析,通过分析使学生掌握理论。

3理论课的教学模式

理论课一直采用“灌输”、“注入”式的教学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教学的要求。近年来,各高校都逐渐开始对理论课的教学模式进行探索,形成了几种创新教学模式和方法,主要有:对话式比较式教学、开放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问题式教学、研究性教学、案例式教学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研究性教学、对话式比较式教学。这两种教学模式囊括了其他教学模式和方法的优点,形成了独立完整的教学体系。研究式教学是当今世界主流的教学模式,将其运用刘理论课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学生学习的过程与科学家研究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教育者应建立一种合适的体系,采用一种合适的模式,激励、引导和帮助学生去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在探究的过程中获取知识、训练技能、培养能力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发展个性,使学生知识、道德、智能、体能等均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和发展。学术界一致认为,研究性教学模式是以学生及其探究式学习为主体,以培养和提高他们研究与创新能力为目标,很好地体现了指导与自主、规定与开放、统一与多样、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的教育指导思想。河北经贸大学学者宋志勋提出了对话式教学和比较式教学模式。并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这种教学模式的核心是:探求和把握基本原理与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的交融点,其关键是提出学生所关心的自身问题和社会热点问题,并结合课程需要,运用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与学生对话交`使学生掌握运用基本原理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兴趣。

沈阳医学院学者朱红等提出了理论全程教育的思想,强调把理论课渗透到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理论教育为轴心,带动学校、家庭、社会等方面的联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一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研究者较少,具体方案还有待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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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理论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前所未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时代和实践需要的指导,也为其创新提供了新的问题和新鲜经验。二是学术研究格局确立,开启了文本解读和阐发的研究路向。三是西方研究成果的译介,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如何理解及实现三种路径的统一,关系到当代中国理论发展的前景。

理论发展的路径之一,是回归文本。

对文本的学术化阐释,是发展的理论和历史依据。以往对的理解,总是强调唯一性,定于一尊,不允许有其他的解释。从实现意识形态功能来说,这一做法不无理由,但同时也造成了相关研究中的单一性甚至僵化,似乎理论只能有一种形态,其他的皆为谬误甚至异端邪说。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可以给予不同视角或层面的阐释和发挥,理论亦不例外。内容的博大精深、新文本的陆续发现以及时代的变迁,决定了无论从逻辑还是历史看,对的理解都不应只有一种理路。多样性的理念,使研究的学术取向成为可能和必要,而学术取向的重要表现,是回归文本,即通常说的“回到马克思”。

回归文本是研究的历史起点。回归文本当然要做出深入的版本考证,明确相关的语境,厘清字句的原意,分析语句的逻辑关联,以及探究某一观点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等。但回归之要义并非拘泥于文字,而在于阐发真精神,或如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的“某种精神”,这就是它的理论内核、基本原理和方法。库恩认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其基本规范(范式),规范是在科学活动中被公认的范例。“这些着作的成就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同时,这种成就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凡是具备这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此后我就称之为‘规范”’。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理论(研究纲领)有外围和核心之分,“研究纲领有一个根据约定而接受的(因而根据暂时的决定是‘不可反驳的’)‘硬核’。”“硬核”就是理论的核心,它是整个研究纲领的基础理论部分,是理论大厦的基石。的核心内容显然属于“规范”和“硬核”之列。的理论内核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价值取向上的,如追求人的解放和发展;二是科学认识上的,如实事求是原则、实践批判精神,以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等。在最深层的本意上,马克思思想的特质在于其坚不可摧的批判性和对人的发展的价值追求。有的学者主张当代发展应“坚守内核,放宽外围”,这无疑是回归马克思应当采取的态度。而“坚守”的前提,是对内核的挖掘、梳理和厘定。为达至回归真精神、拓展新视域之目的,要特别注意“马克思思想”与“理论”之间的历史和逻辑关联,辨析且合理界定两种表述之间的关系。

以哲学论域为例。近几年学界在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文本时使用的“马克思哲学”一词,在内涵上不同于以往常用的“哲学”。前者专指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后者则既包括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包括后人对它的解释和发挥,还包括将要建构的当代形态。这两种称谓的区分是有意义的:从诠释的角度看,二者存在诸多区别,因为由于时间间距、时代境遇以及立场和任务的差异,在马克思以后,人们对他思想的各种梳理、解释与阐发,不仅存在着“意义”的遗漏,也存在着“意义”的添加。一方面,后人在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时,存在着诸多歧义,在一些问题上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另一方面,后人在发挥、发展马克思思想的同时,往往会不同程度地离开甚至违背了他的本意。由此,马克思之后,以其名字命名的思想和理论已朝着几个独立甚至于相互矛盾的方向发展。既然存在歧义和误读,建构哲学的当代形态理应以清理马克思的思想基础为前提。有鉴于此,为了清晰地厘定文本原意,首先将哲学的研究论域限定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以“马克思哲学”表述,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这一道理,可以推及到对“马克思思想”与“理论”关系的理解。

上述分析,是就“马克思思想”与“理论”历经的时代差异而言的。从内在联系和继承发展的角度看,二者则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马克思思想”是“理论”的特定(初始的、原生的)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的展开和发挥。

回归马克思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文本阐释是否允许主题先行或先入为主,是否应带着问题(时代和实践)去解读?我们认为,主题先行是必然的。科学哲学家汉森曾提出“观察渗透思考”,否定了“中性观察”的可能性,解释学则肯定了“先见”的合理性。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亦当如此。

回到马克思,当然是回到19世纪的马克思,但问题在于,虽然我们可以回到19世纪的文本,却不能回到19世纪的情景,更无从获得19世纪的体验,而文本的解读是有场景的、当下的。因此,任何文本阐释,都必然会渗透先入之见。先入之见的形成和确定,与其自发,不如自觉。主题先行又是必要的。回溯是为着前行,从时代性看,当今的研究,应深度反映现实的变化,重在其当代性和当代价值的阐发。从理论建构的目标看,我们所欲建构的是理论的“当代形态”。基于此,正像儒学渊源于孔子的思想、保持着其内核和精髓而又不能还原或等同于孔子的思想一样,当今时代和语境中的,无论作为一个流派还是学科,已不应该也不可能还原为马克思个人的思想,而必须是一种说明和发挥,即应定位为广义的“理论”。从“马克思思想”转换到“理论”,是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演变之必然。

着眼于理论当代形态的建构,“回归文本”既要认真回到当年的马克思,注重文本的依据及历史语境的体认,或至少应有文本分析、引申意义上的根据;又要着眼于发展当代的马克思,不拘泥于文本的具体内容和表述,根据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在马克思与当代实践的对话中呈现其当代性,在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的结合上阐释现实生活,拓展和深化理论视域。

理论发展的路径之二,是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如上所述,马克思之后的已朝着几个独立甚至于相互矛盾的方向发展,其中重要的一支,便是西方。由于历史境遇和理论视角等原因,西马(西方)解马(马克思)存在着诸种误读,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这种身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生活境域中的视角,自有其独到之处,可以洞察到一些他境域和视角难以察觉和体认的东西。

研究和借鉴西方所以必要,是因为这种研究和借鉴有助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有助于确立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有助于反观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西方对马克思解读一个显着的特点,是秉持强烈的批判意识,深植于当代语境,直接关联现实的社会问题及日常生活,可谓西方社会现实问题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可以深度地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及本质。西方解读马克思的另一特点,是方法自觉和创新,确立了不同于传统解读的新的方法和理路,对于以多样化的方式阅读马克思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对此二者,学界已有深入的探讨。

借鉴西方研究最为显着的意义,是以之反观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现代性批判中建构理论的当代形态。

从社会现代化进程来看,我们正在经历西方国家业已经历的过程,可以说,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许多都已在中国重现。现代化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其共性体现在社会影响上,既有正面的,如促进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快速发展,也有负面的。就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言,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价值缺失,重占有甚于重生存,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盛行,信仰危机,道德失范,资源浪费,环境恶化。二是过分重视手段的正确性而忽视目的合理性,功利原则和工具理性被推崇至极端,人的发展片面化。人在生产体系中成为机器的附属物,缺乏活动自由,丧失工作兴趣和创造欲望,生存的目的被手段遮蔽。三是科技的负面效应趋显。科技在军事等领域的不当运用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高新科技来了“克隆人”等一系列社会、伦理的问题。

一些学者将现代化的负面影响称为“现代化问题”或“现代化通病”。“通病”一词,表明了其普遍性,即凡现代化进程都会产生的与其内在关联的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通病已成为一切国家现代化进程必然的“衍生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固然有自身的特点,如体现在资源环境方面、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社会制度方面、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等等,同时,又符合现代化的一般特征。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取得并享受现代化的成果,也会遭遇到现代化问题。

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反思和现代性批判,往往是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进行的,他们的马克思思想研究,具有鲜明的现代或后现代背景。例如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精神价值和意义,西方学者就早有体悟并深度的时代性解读。他们结合现代性问题,深入挖掘和阐发了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精神解放和文化批判意义。一些西方学者,鉴于西方“文明社会”对金钱、商品的崇拜和对人的价值的漠视,试图为之提供“解毒剂”,以“恢复对人的信念”。为此,他们对尤其是其哲学作出了“人学的”阐释,认为,马克思哲学来源于西方人道主义的哲学传统,这是人类尊严和友爱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哲学代表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他自身,这种抗议是反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人失去人性而变成机器的现象,它充满着对人的信念;马克思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现实的个人的存在问题,他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精神上恢复完整的人性,使人的个性得到解放,与他人及自然处于统一而和谐的关系中。

这种对马克思思想的“人学”阐释,特别是对其精神解放意义的阐发,固然难免视角上的偏颇,例如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意义主要归结于追求精神解放或许淡化、回避了主要的东西。但同时更应该看到,这一阐释开启了社会批判意蕴的转换,凸显了其精神、文化批判的价值,展开和发挥了以往马克思思想解读中未曾注意到的“人文意义”。更一般地看,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背景,西方学者的马克思研究无疑具有时代的前沿性。考虑到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经历和问题,着眼于马克思思想与时代的对话,上述(对我们来说是)前瞻性的研究,无疑具有前车之鉴的价值。

西马解马,是时下研究中流行的做法,可谓用“第三只眼睛”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上述,一方面,从来就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且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点日趋凸显。西马的研究作为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一种解读和阐释,对于我们透视西方社会、认识和间接地感悟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的原发性,决定了这种“他者”的研究对于反观中国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概言之,西方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空间,开启了理论研究的新路向。

理论发展的根本路径,是面向实践和时代,即实践阐发的路径。

作为当代实践和社会生活之理论指导的,既不能停留于原始文本,也不能满足于以往的解释和发挥——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还是西方学者的解释和发挥,而是要反映时代特征和现实生活,总结实践发展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在实践中发展、建构的当代形态,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新问题,创造了许多有待阐释和提升的新经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指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两段论述表明了改造世界的使命及其存在的意义,揭示了其根本特征:面向现实、指导实践,这是理论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当前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实现上述三种路径的互补。毋庸讳言,在当前的研究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三种路径相互隔绝甚至排斥的状况。不同路径的研究往往各说各话,缺乏深度的对话、交流与融合。从方法论上分析,研究路径之间相互隔绝的原因之一,是过分的路径依赖:视路径为圭臬,一叶障目、画地为牢,为路径所累,过分强调某种研究路径的优越性、至上性和唯一性。

路径自觉本是理论研究成熟的表现,但过分的路径依赖,则会有意无意地导致路径排斥,使研究态度和方法陷入某种片面性。如文本研究中的解释保护和解释垄断,为回归文本而回归文本,以“考古”的眼光看待马克思,视文本为“文物”,限定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论域和范围,只能照着讲,不能接着讲,拒绝发挥和重建、拒斥当代性和当代价值的阐释;又如借鉴西马研究中的主体性缺位,言必称西马,止于代他人言,甚至以西马作为学术研究合法性的尺度;还如传统研究中囿于解释的唯一性及仅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拒斥研究中的学术化取向等。这些倾向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研究中的唯我独尊、互相疏离、相互轻视的心态,不利于理论的综合创新。

基于开放性和多样性理念,不同的研究路径显然各有侧重而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非此即彼地相互排斥。由于差异和特色,三种路径之间应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并行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者互不相关。正相反,差异和特色表明,不同的研究路径有优势亦有局限,从而应当相互借鉴、补充与融合。互补是事物的基本特性,是认识的基本方法,当然也为研究所必需。因此,应确立三种路径相互补充、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殊途同归的格局。

研究路径是多样的,但各路径的作用和地位又是不同的。研究路径的作用和地位,取决于对的定位,即“为何”(是什么),而“为何”又决定于“何为”(做什么)。这里的关键在于:是“过去时”、“完成时”的,还是“现在时”或“进行时”的?答案显然是后者,即是动态的、正在生长的活的文本,而不是静态的、既成的“标本”。作为一种活的思想,的定位决定于它的使命。任何承载实践价值的理论(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实践和生活,这一点对以“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为旨归的而言尤为明显。循此逻辑,在三种路径中,回到文本是前提,借鉴西方是参照,面向实践是根本。也就是说,就理论建构的宗旨而言,面对现实和实践是目的,回到文本和借鉴西方,则是更有效达到目的的手段。质言之,实践路径是理论发展的主渠道。

篇(8)

一、经济发展中“迷思”

20世纪50年代随着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用传统的经济理论难以解释和说清的“经济之谜”,这些“经济之谜”对西方经济学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困难和挑战。这些“经济之谜”主要表现在这样八个方面:

1.“现代经济增长之谜”。20世纪50年代,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在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即美国的产出增长率远远超过了生产要素的投入增长率,但根据传统的增长理论,两者应该相等,因为产出的增长只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产出增长超过投入增长的这部分“余值”(residual)?在经济增长之源中究竟漏掉了什么?面对这种现象,传统的增长理论走入了困境,因为它不能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2.“库茨涅茨之谜”。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库茨涅茨在对美国的资本形成的研究中发现,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其资本形成的速度却下降了。这意味着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美国的净资本形成却在减少。这一发现与美国这个历来被认为是资本高度密集的国家的储蓄与资本的作用相矛盾,从而使传统的资本理论再次受到质疑。

3.“里昂梯夫之谜”。美国是一个资本充裕的国家,根据流行的比较利益贸易理论,其出口应该是以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为主。但是,根据里昂梯夫对美国1947年贸易要素的构成和结构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并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而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理论与实际相矛盾,原因何在?

4.“工人收入增长之谜”。自5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方国家工人实际收入水平普遍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与此同时,劳动工时却大大缩短了。这种变化似乎为凯恩斯的消费不足理论提供了注脚,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似乎也得到了验证。但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如果说这是一种趋势,那么其必然性何在?这又是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回答的问题。

5.“个人收入分配平均化趋势之谜”。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个人收入统计资料表明: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些国家的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差别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而无论是从累进税制,还是从公共转移支付,均难以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这个趋势中,一定存在着某种或某些深层次的原因和必然性,等待着经济学家们进行挖掘。

6.“马尔萨斯困惑之迷”。马尔萨斯19世纪出版的《人口原理》指出:在一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世界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等生活资料则按算术级数增长,故将导致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事实是,20世纪人口比19世纪增长了好几倍,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为提高。这是为什么?

7.“资源短缺型国家现代化之迷”。物资是发展的基础。一般认为,资源短缺国家是难以实现现代化的。但是像没有煤炭、石油、铁矿石的日本、丹麦、瑞士,也都实现了现代化,这又是为什么呢?

8.“战后战败国崛起之迷”。日本、西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被夷为平地的战败国。机器、设备、厂房荡然无存,但是在战后二三十年里,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却令人惊异地崛起了,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

现代经济发展之迷,形成对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派理论的严重挑战。而人力资本理论却能使现代经济发展之迷迎刃而解,用人力资本理论解释现代经济发展之迷,揭示令人如此迷惑不解的经济增长和扑朔迷离的大国兴衰,可以一言以蔽之,“主要源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分析工具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概念、结论和思路都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思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是这些相似之处构成了两大理论关系的“理论之谜”。

二、“理论之谜”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理论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

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在其1957年的“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的著名论文中,对美国1909—1949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中,人均资本贡献仅占1/8,而7/8则归因于技术进步,这就是所谓的“索罗技术进步残差”。正是这一残差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关注。

为了揭示“索罗残差”存在的秘密。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将“索罗残差”的存在归结为由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知识效应。保罗·罗迈尔则把知识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考虑。舒尔茨与罗迈尔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探索“索罗残差”存在原因的。前者强调的是通过教育途径所传播的作为外生变量的公共知识与准公共知识对“索罗残差”存在及其扩张的意义;后者强调的是在劳动者与其他要素相互作用过程中内生的专业性、特殊性知识对“索罗残差”存在及其扩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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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282-02

哲学是智慧之学,探索的是人生在世的大问题。哲学作为对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领域里面最普遍和最一般规律的最高概括,是以前哲学的超越,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是把科学与个人价值结合在一起,它既强调世界观的科学性,重视客观规律,又考虑到人的自身要求和发展,强调人的价值,以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所以学习哲学对现时代大学生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树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哲学教育的现状

现今我国高校的哲学教学是包含在基本原理课的教学内容中的。基本原理课是高等教育的必修课程,从国家到高校都一直非常重视这门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教师和致力于哲学研究和学习的学生,都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和着重点探索着哲学教学改革和创新的可行途径。应该说,以往这些关于哲学教学改革和创新的研究对于我们认清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有帮助的,他们在哲学教学实践中所作的种种尝试也是有意义的,并且在某些方面和环节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哲学教学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

二、“教学理念”存在的问题及新教学理念的探索

国内关于哲学教学改革和创新研究的文献、论文和专著很多。专家学者和教师学生都从自己的关注方向和考察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原因分析和对策研究。

(一)目前教学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

1.把哲学等同于政治教育。现在大学普遍进行的哲学教育往往只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并没有把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和西方优秀的哲学思想包含进去,而是把哲学等同于政治,等同于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这样哲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培养学生来实现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教师和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都循规蹈矩,被一些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不能激发活跃的思考和创新的活力。

2.把哲学教学当作一种知识的传授。哲学是思想的力量,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是说服力量和批判力量,所以哲学教学决不应该只是一种知识传授,仅仅为了让学生掌握哲学的知识体系。知识化的倾向就违背了哲学的本性,容易形成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哲学教育就是要使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是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和自觉地认同哲学所表达的崇高价值理想,并将这种价值理想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最高价值取向。

3.哲学教育理念的功利化。当自然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突破,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人们带着急切的功利期望来衡量哲学教育可兑现的现实价值和实用性时,功利化的思想必然要导致哲学课的冷门和人们对哲学学习的疏远,以及对哲学作为一种特殊人文学科的特性、功能和价值的错误认识。若使学生对哲学形成一种与哲学本性不相适应的期望,就会把他们引向一条逐渐远离哲学精神的道路。更突出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的目标被严重地市场化。“做人”的教育往往被忽视了,人们强调是知识的教育和专业化的教育,培养人的技能和谋生手段成为教育的主导思想,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根本没有弘扬和显现的机会。

(二)对新的教学理念的探索

1.以真正哲学的方式从事哲学教育和教学。哲学与政治有关系,但是其本性却是思想,所以决不能从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政治观点来对待哲学教学。哲学教学应当注重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推进学生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

2.复归学生在哲学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哲学课的主要功能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哲学。哲学教育实质是一种宏观的思维方法教育,是一种启迪智慧的自我教育,最终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树立起自觉的哲学意识和哲学思维方式。正如哲学大师康德告诉我们“我并不教你们哲学,只是教你们哲学地思考”,这才是哲学教育的真谛。学生的个体意识在教学过程中要得到充分张扬,要复归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教育观念的真正转变必须来自于学生在遇到问题时所产生的主动的思考和需求,来自于学生在遇到问题时进行的积极思维和寻求解决同题的办法时所采取的行动。所以,在教学中要突出学生个体主动探究问题的能力,恢复其自身的超越本性,培养其问题意识[1]。

3.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教育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其核心必然是以哲学教育为主导的人文教育,因为人文教育能培养人格修养,陶冶道德情操,提升格调品味,明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哲学始终贯穿和体现着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要使哲学教育最终成为每个人的自我教育,就要强调个体自立,个人自由和创造力,在根本上达到人的自我实现。

三、“教学内容”上存在的问题及教学方法的新探索

(一)目前存在的问题

1.教材方面的不足。在教材的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只述不论,史论脱节,缺乏思想的交锋和对时代的反思。既不能引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训练学生的抽象思维,更不能激发学生探求真理的热情和对的热爱与信仰[2]。

2.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的单一。哲学教学把教材当成“现成结论”和“标准答案”,把讲课当成“讲解条文”,不能突出哲学应有的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性和巨大的逻辑感,使哲学教学失去了它的丰富性、生动性和深刻性。授课方式无非是老师讲、学生记。受考试和教材内容的限制,老师很少有独特的思想表达,学生也没有探索知识的主动性。内容基本上是对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的机械阐释,对于西方的理论成果,涉及很少。其实,要想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就应该回到马克思,因为脱离了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根本无法对马克思进行客观解读,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

3.考评方式。现在的理论课的考评主要是闭卷的书面考试,考试的范围都在书本上。学生们可以平时不看书不思考,到考试前突击背书,只要记性好就可以得到高分。考试仅仅是成为了判断学生的记忆水平和复述能力的形式。而这样的考评方式只能进一步使哲学成为教条。

(二)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探索

1.教学内容的重构。教材要以哲学为主线,同时包含中国和西方哲学史的内容,也要关注现代西方哲学。同时哲学教材要走向“世界化”,与时代问题紧密联系,探索和回答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当今世界是一体化的世界,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如全球问题、发展问题等,都应该在教材中涉及到。因为前沿理论始终都是与人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都是学生关心和关注的话题。

2.建立起教师与学生的新型关系。教师与学生站在平等的位置上进行讨论式或启发式教学,以哲学原著文本为基础,结合现实问题,进行直接的思想对话。教师也可以适当地以专题讲解的方式来丰富课堂内容,让学生有机会了解当前哲学发展的前沿理论问题,包括对某些问题的论争。当然,这要以教师渊博的知识背景为前提。其次,在教学手段上,教师可以应用适合的多媒体技术,不搞单纯的教案式课件、板书式课件,使现代化教学手段成为帮助教师充分发挥教学能力的有力工具。哲学教学的目的就是训练人们对人生终极关切的思考,体验人类智慧的深度,唤起学生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和省察,最后恢复和建立健全的更加智慧的生活[3]。

3.灵活实效的教学考评方式。学习哲学主要学习的是思想,教学考评方式要注重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激发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为目的。所以我们要逐渐改变目前较为单一、刻板的考评方式,走向多样化。考评的方式可以是学生的一次专题演讲,问题辩论,或是调查报告和实证论文,把全面考察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反思批判精神和综合素质,作为考核的中心目标[4]。

学者们对目前大学生哲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的表述比较全面透彻,切中要害。在对策研究方面,大家从各自的关注点着眼,探索不同的改革创新路径。但是问题就在于:怎样才能把这些创新理念和改革方法具体地、切实可行地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呢?武才娃在《探索哲学教育的新方法》一文中记述了教学新方法在教学实践中具体运用的一个详细案例,从文中不难看出这个教改的实现需要老师和学生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进行理论探索的文章远比有关具体改革实践的论述多的原因。毕竟哲学教学改革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是个自上而下的体制问题。创新实践本身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期里彻底转变,那么哲学教学理念的创新如何在实际的教学实践环节中成功运用就成了今后哲学教育研究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姜立红,李庆霞.哲学:人性化教育的生长点[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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