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哲学思想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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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关键词：柏拉图；人性论；教育思想

《理想国》又译作《国家篇》、《共和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的著作，是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用对话体写成，全书共分十卷，它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各方面的问题。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推理出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王应该为国家的统治者，倡导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以“正义”为主题，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人性中的德性思想，开启了西方史上人性“知、情、意”和价值“真、善、美”三分的先河，休谟和康德的哲学理论皆以此展开。在柏拉图的眼中，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理想国得以实现。因此卢梭认为《理想国》“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论著，而是迄今为止关于教育的最好论文”。

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对《理想国》人性和教育思考的影响

1.社会基础

柏拉图所处的时代正是雅典盛极而衰之时。为争夺希腊霸权，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进行了长达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不但使雅典丧失了希腊霸权，而且使雅典的各种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战争使雅典的经济遭受巨大打击，失去了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国内民主制度遭到挑战，政权逐渐落到贵族手中，伦理道德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走向衰败。这使得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对城邦怀着极大责任感的思想家开始思考雅典的前途，他们设想组织一个理想的城邦，这个城邦是正义的、和谐的。

2.哲学基础

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

（1）理念论。柏拉图把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结合起来，提出了“理念”论。他认为“理念”的知识是人的灵魂先天具有的真正知识，可知的理念是可感事物的根据和原因，可感的事物是可知理念的派生物。一类事物有一个理念，各式各样的事物有各式各样的理念。不同的事物组成了事物的世界，而由它们的理念所组成的总体就是柏拉图所谓的理念世界。在他看来，前者是可感世界，后者是可知世界。柏拉图曾经通过一系列的比喻来论证两个世界的学说，其中最著名的是“日喻说”。柏拉图把可见世界和可感世界的关系比作太阳与大地生物的关系，认为：“太阳不仅使看见的对象能被看见，并且还使它们产生、成长和得到营养，虽然太阳本身不是产生。”

（2）辩证法。黑格尔曾明确指出：“在古代，柏拉图被称为辩证法的发明者。就其指在柏拉图哲学中，辩证法第一次以自由的科学的形式，亦即以客观的形式出现而言，这话的确是对的。”柏拉图认为辩证法是指通过谈话展示思想之间的矛盾，然后加以分析和综合，进而求得真理的方法，这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辩证法不是诡辩术，它是论证理念的重要手段。从《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可以看出辩证法是最高等级认识知识的方法，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和训练方法，通过辩证促使探索理念之间的关系、学会建构理念体系的方法，提升逻辑思维及想象能力。

（3）认识论。认识论是柏拉图获取理念的方法。柏拉图的认识论包含三层含义：第一，理念不能依赖于人的直觉。他认为世界上的万物都有一个在理念世界存在的本体，即“相”。“相”是沟通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桥梁。第二，认识论要经历三个阶段。柏拉图认为最低等级的认识，它的心灵状态是想象，所以认识过程尚需继续深化，最后才能以理性思考获得善的理念。第三，认识理念是为了认识自己。柏拉图认为只有通过对外部世界及理念的认识才能使思想上升到一定高度。理念是先天的，即每个人天生就是拥有理念的，所以他认为，人们对理念的认识不是一种后天的积累的学习，而是对已经存有的理念的回忆，这个回忆的过程就是对外部世界认知的过程。所以柏拉图的认识论是一种先验的认识论，通过回忆，进而认识自己，寻求善的理念。

正如波普尔所言，柏拉图的国家哲学最终“可以扩大为关于‘万物’的普遍哲学”。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从伦理道德出发，以追求善的理念为目标，追求人性和灵魂的完善。国家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没有对人及人性的深刻分析，政治便失去了正确的逻辑起点，因为社会是人构成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对人类社会的哲学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就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人性问题上。

二、《理想国》中的人性观点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通过与他人的对话，探讨“什么是正义”及其柏拉图对“灵魂”的认识和反思。“灵魂”的解读和“正义”的剖析也是对“人性”诠释和展望。正如R. Waterfield 所言“柏拉图提请我们，在读这本书时，应当将他所建构的城邦的诸多特征作为理解我们自己内在心灵的地图或钥匙”，“个体内在的心灵世界是本书的关切之点。”

1.人的灵魂

古希腊的奥尔菲斯教派与毕达哥拉斯早已涉及到灵魂的问题，提出了灵魂不死与转世的思想，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继承与发挥了这一学说，在他看来灵魂是不能加以分解的，它是有生命的和自发性的，同时也是精神世界的、理性的、纯粹的，因它有追求世界的欲望，而堕落到地上并被圈入于肉体中，因此注定要经过一个净化的过程，同时灵魂是会轮回转世的。灵魂的净化需要教育，柏拉图对灵魂进行了三重区分，称其为灵魂的三个等级，即理性、激情和欲望。在人的灵魂中，理性是是灵魂的本性，也是灵魂的最高原则，它与理念相通；激情是理性的天然同盟，是合乎理性的情感；欲望则指肉体欲望，既可服从理性也可背离理性。“灵魂脱离肉体，沉思美好的理念世界，乃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如果想让你的灵魂免于遭受俗世中那些欲望打扰，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摆正你的思想、你的立场，用美德来克服欲望，净化你的心灵。柏拉图关于灵魂的观点实质上是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论探讨，是人们对自我精神世界的一种追求和探索。他强调理性对激情、欲望的控制和指导作用，并把这种作用作为德性形成的基础，从而确立了以理性灵魂为核心的人性论思想路线。灵魂的状况仍是国家的超政治基础。灵魂塑造着勇敢、智慧、节制、正义等一切美德。柏拉图的灵魂说使人类对美德的获得寻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他试图先通过达到对美德最本质的认识，以至于达到真善美的境界。灵魂说强调对人德性的教化，倡导人向善，希望通过改造人的灵魂的教育，使公民拥有理性的灵魂，教育培养合格的公民，进而完成政治上的抱负，实现和谐的理想王国。 转贴于

2.正义

“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在《理想国》中阐述了三种正义观，一是以色拉徐马库斯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正义观，他指出：强权就是正义，拥有权力的人就代表正义。不正义为善，正义为恶；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更有利、快乐，最不正义的人是最快乐的人。二是克法洛斯开始认为“正义”即“讲真话”和“归还所应归还的债务”，但是到最后就不再坚持这个观点。三是苏格拉底对色拉徐马库斯和克法洛斯观点的反驳，认为正义是一种美德，是善的理念的体现，是人性追求的极致。

正义分为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两者间是一种相互维系的关系。一个城邦由统治者、武士、劳动者三部分构成，统治者应该具备的德性是智慧，他们负责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武士的德性是勇敢，他们保护城邦不被侵犯，维护城邦内部的秩序，劳动者的德性是节制，他们应懂得控制欲望，辛勤劳动，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三个等级的人各司其职、各尽其力，这个城邦就能实现正义。而个人的正义是指公民自身的品质，是智慧、勇敢、节制等德性的和谐统一。人们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通过人性的教化，进行德育、智育、体育方面的锻炼才能获得知识，从而拥有德性，这是实现个人的正义的过程。在人性修养中，只有达到个人正义才能实现城邦的正义。正义是一个人、一个国家所应具有的品质和美德。当时的雅典处于连年混战之中，柏拉图希望通过教育使公民学习正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安邦，实现一个安定和谐的王国。

三、基于人性假设前提下的教育使命

从教育学的视角探讨人性问题，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产物，教育对人性具有定向、引导、控制和改变的积极作用。教育的目的是净化公民的灵魂，养成正义的美德，引导他们获得知识，形成完善的人格和德性。

1.教育回归人性

柏拉图的教育是古典的自由教育，尊重人的自然本性、灵魂特性，以社会属性为本。柏拉图认为教育应适应天性，过度教育是有害的。尊重人的天赋禀性的教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教育。当今教育在学生选择专业上依旧以“物化”为标准，忽视了学生的兴趣和禀性，这种重功利的为学理念与柏拉图旨在发展人的理性、达到心灵和谐的理念相悖。因此，强调回归人性的教育是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知名教育学者科尔指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人性的活动，它应当通过激发人的人性方式来培养人。”学校教育要认识到学生的个性，不同类型、不同天分的人所接受的教育不同，在追求向善的路径中也表现出不同的效果。人性的完善既是学校教育的永恒产物，同时也是一切教育的出发点。

2.教育要引导心灵的转向

教育引领心灵趋善在《理想国》中表现得十分明确。只有理智才可以指导灵魂，只有德性才可以教化心灵，它们相互协调才可以形成正义。在心灵和身体的教育方面要注意爱智和激情这两者的和谐与平衡。只重心灵的教育会使人过度软弱，只重身体的教育又会使人过度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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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个分析架构究竟是怎样的？亦要在此作一简单的交代。首先，「人生究竟是指甚么呢？一般来说，人生是指一个人「从生到死的一段生命历程，而在这段生命历程之人人总会有大大小小、程度不同的吉凶祸福，当中如何处理？如何面对？如何活出人的意义？如何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些全是人生哲学所要面对及处理的问题。既然说是人生哲学，当然以作为存在主体的人作为问题讨论的中心，以人作为问题的起点。于是我们便会先问「我是谁？的问题，要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及地位作出界定。当我们问「我是谁的时候必定会涉及到前世问题，正如佛家所提出的疑问：「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3]既然问及前生，亦必会再追问来世的问题，于是乎便会出现人生存在的时间三向度：前世、现世、来世。关于人生存在时间三向度的问题，科学不能够回答，因为科学建基于经验，对三世问题无法肯定，当然亦没法否定，那么只有哲学中的道德进路及宗教进路可以处理。针对人生存在三向度的问题，引发出三大问题，就是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今生当若何？第一个问题是问「生的问题？第二问题是问「死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问如何在现世活出生命意义及价值追求的问题，这涉及爱、欲的问题。基本上，人存在的时间三向度就是本论文的主要分析架构。只要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界定清楚自己的身分和地位，知道自己死后的去向之后，就可以为现世确立正确的人生方向，确立安身立命之所，然后突破人生的局限，展现生命存在的价值。

二)柏拉图对「生、「死问题的看法

1.有关「生问题的探讨

在人生哲学中，有关「生问题的讨论亦即是处理「人从何而来的问题。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处理了人的结构是怎样及构成人的元素是甚么这两个问题。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借蒂迈欧之口，十分详尽及有系统地论述了整个宇宙（包括人在内）的形成过程及其结构的问题。柏拉图指出整个宇宙是由宇宙创造者德谟革（Demiurgos）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创造神依照永恒不变、自我同一的模型，配合水、火、气、土这四种元素（材料）及场所（空间）创造出整个宇宙。基本上，创造神是先创造出世界灵魂作为推动宇宙运作的力量，再按几何结构来创造出天体，然后再创造时间，使可感世界的一切都能发生在时间之中。可以说，创造神是先创造出世界灵魂，然后再创造出世界的形体。[4]接着，创造神又创造了各种动物，包括天上诸神的族类，飞翔在天上的鸟类、水族类及陆地上行走的生物。[5]创造神在最后阶段才创造出人。在造人的过程之中，亦是先做出人的灵魂，然后再造出人的肉体。可以说，人跟宇宙的构造一样，是由灵魂与肉体这两部分构成，而在构造的过程中，神是先创造精神性的灵魂，然后再创造物质性的肉体。至于构成人的元素，亦是水、火、气、土这四大元素。[6]谈到这里，我们已处理了人的结构（灵魂与肉体的组合）及构成人的元素（肉体由火、水、气、土四大元素组成，灵魂是诸神摹仿创造者制造的，当中有不朽的理性及可朽的情绪、欲望和感觉）是甚么的问题。解答了这两个问题之后，「生从何而来的答案已不言而喻：人就是由神所创造出来的。不过，有一点要交代清楚的是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所讲的创世纪并不是基督宗教所讲的那一套，当然其中有些观点是基督宗教继承柏拉图的。再者，柏拉图所讲的创造神亦非基督宗教所讲的上帝，因为柏拉图所讲的神是哲学上、逻辑学上的神而非人格神，况且柏拉图的神不是全知、全能的，它亦需要借助永恒的理念、模型及四大元素及空间才能创造宇宙。

2.有关「死问题的探讨

a.死后往何处去

有生必有死，柏拉图处理了「生从何处来的问题之后，接着就要处理「死往何处去的问题。「死是人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没有人可以避免，故此有「生是否一定会「死这个问题是没有讨论意义的；但是人死之后往何处去这问题却不同，不同的哲学家及宗教都会提供不同的答案，甚至有人更会认为人死如灯灭，「人一死甚么都没有，又何需处理死后往何处去这问题呢？珍惜当下，及时行乐就够面对死亡问题，柏拉图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

上文曾提及人是由灵魂及肉体这两部份组合而成的，而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先创造出人的灵魂，然后再造人的肉体，所以灵魂的存在是先于肉体的，而且柏拉图更认为灵魂与肉体根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存在的东西，灵魂先验地是理型界的存在，肉体是现象界的存在，所以人死后灵魂未必一定会落入轮回之中，如果能够行善积福，遏制欲望、净化灵魂的话，灵魂就可以永远脱离肉体的束缚，再返超越的理型界之中，可以说，在柏拉图的思想之中，理型才是永恒存在的世界。所以，柏拉图认为死亡并不可怕，它并非一件苦事反而是一件乐事，因为死亡正是代表灵魂可以从肉体的枷锁之中释放出来，虽然灵魂的可朽部份会跟肉体一同死亡，但是不朽的、纯洁的部份却会重获自由。柏拉图在《斐多篇》(Phaedo)中说：「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对吗？死亡无非就是肉体本身与灵魂脱离之后所处的分离状态，和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以后所处的分离状态，对吗？除此之外，死亡还能是别的甚么吗？[7]虽柏拉图认为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的分离状态，但是灵魂解放出来之后是否一定会返回永恒的理型世界呢？答案是不一定的。如果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时已被肉体的欲望（如、物欲、性生活享受）、仇视、畏惧等不良因素所污染了的话，灵魂不会超升而返回理型界，反而要落入不断的生死轮回之中。[8]有关灵魂如何轮回的情况，留待下文详作论述。相反地，如果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是纯洁的，没有带着肉体给它造成的污垢的话，灵魂就可以不需接受轮回之苦，返到理型界或比这个世界可能更加美好、更加昌盛的世界。[9]

至于我们要怎样做才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呢？柏拉图说要训练自己从容面对死亡，训练的工具就是追求哲学，透过哲学的追求就可净化灵魂。可以说，实践哲学可以令我们禁止一切身体的欲望，不受欲望操控，这样灵魂就可以得到净化。[10]至于如何实践哲学，如何净化灵魂，柏拉图在《会饮篇》(Symposium)中有详尽的论述，故不在此赘述。

b.灵魂不朽的论证>由于人的死亡只代表灵魂与肉身的分离，并不代表灵魂必定是从肉体的牢狱中获得释放，重新进入永恒的理型世界。柏拉图为了令灵魂重返理型界有可能及使人的行为必定具有善恶因果的价值一致性，所以一定要说灵魂不朽，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提出了六个论证。

一)生成是对立物的不断循环[11]

柏拉图说：「凡有对立而存在之处，对立的事物产生对立的事物，例如美是丑的对立面，正确是错误的对立面，还有无数其它事例。……这是否为一条必然的法则，凡有对立面的事物必定从其对立面中产生，而不会从其它来源中产。既然生与死是对立的事物，所以两者理应交互生成，从生有死，从死有生，生生死死，不断循环。由于生死交互生成，不断循环，所以灵魂再生，不朽存在就成为可能。

二)从知识的回忆说来推论出灵魂不朽[12]

柏拉图认为我们对于理型界的知识客观而真确，而这些知识的获得与感性经验及现象界无关，而现在寄寓于肉体之中的灵魂绝不可能认到这些真确而具客观性的真理。故此，这些关于理型界的知识必定是灵魂在前世已经有，只是现世通过回忆作用把这些前世已有的知识重新召回来。故此，有关理型界知识的成立就足以证明灵魂曾于前世存在，甚至之前几世存在过。根据此理，现在世亦将会成为未来的过去世，现在的知识将来亦会成为来世回忆的对象，由此可以明灵魂是不朽的。

三)从灵魂的神性导出灵魂不朽[13]

柏拉图将存在的事物分为两类：一类是神圣的、不朽的、理智的、统一的、不可分解的、永远保持自身一致的、单一的；另一类是凡人的、可朽的、不统一的、无理智的、可分解的、从来都不可能保持自身一致的。灵魂与肉体相比起来，柏拉图认为灵魂与前一类事物最为相似，肉体却与后一类事物相似。既然现在灵魂跟第一类事物同样具有不朽的、统一的、单一的、不可分解的属性，故此灵魂就不可能有任何变化、也不可能被毁灭，所以它必然是不死和永恒的存在。

四)从语意分析证明灵魂不朽[14]

柏拉图认为灵魂是生命原理，生命既然是灵魂的生命原理（本质属性），故此应该是不朽的，否则生命原理与灵魂在语意上会出现矛盾，因为如果灵魂是可朽、是死灭的话，就会与生命构成矛盾。

五)从道德伦理角度证明灵魂不朽[15]

柏拉图认为任何存在物的坏灭衰亡，必定由内在而固有的恶因所造成。灵魂之中虽有恶的成份，如无知、怯懦、放纵等，但是灵魂却不会被这些恶的成份影响而灭亡。可以说，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于灵魂的恶都不能使灵魂坏灭衰亡，灵魂仍是永恒地存在着。故此，灵魂一定是不朽的。

六)从灵魂的自动性来证明灵魂不朽[16]

柏拉图说：「一切灵魂都是不朽的，因为凡是永远处在运动之中的事物都是不朽的。那些要由其它事物来推动的事物会停止运动，因此也会停止生命；而只有那些自身运动的事物只要不放弃自身的性质就绝不会停止运动。还有，这个自动者是其它被推动的事物的源泉和运动的第一原则。由于灵魂是一种自动的存在，亦是推动其它事物的源泉及第一原则，故它无生灭可言，一定是不朽的。

c．对灵魂不死论证的批评

柏拉图要设法论证灵魂不死，但是我们是否真的可以透过理性的方法去证立灵魂不死呢？。如果以康德批判哲学的立场来看的话，灵魂根本是超越经验范畴的形上存在，我们对它根本没有任何的感性经验，如果我们强行以理性范畴去证立超验的灵魂存在的话，这就是理论理性的误用，最后只会变成独断论(Dogmatists)。柏拉图对灵魂的论证亦一样，因为我们对灵魂缺乏经验，所以同样地可以其它理由来证立「灵魂可朽的命题。事实上，柏拉图这六个论证亦存在着缺失的。例如第一个论证：生成是对立物的不断循环。对立的概念我们可以说是互相相对地交互生成，如有「生的概念时就预设了有「灭的概念，有「灭的概念时亦预设了有生与之相对，这只是概念上的相对互生，但是在经验上是否真的有生就一定有灭，有灭就一定有生呢？这是存疑的，生死问题亦是同一情况。再者，生死是互相交互生成，亦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生证明了死，死再证明生，然后生又再反过来证明死。这不是循环论证吗？又如第六个论证：从灵魂的自动性来证明灵魂不朽。虽然柏拉图说「凡是永远处在运动之中的事物都是不朽，并以此作为论证灵魂不朽的大前提，但是我们如何建立「灵魂是自动的这个小前提呢？所以最后亦是推不出灵魂不朽的必然结论。其它的论证亦存在着不同的缺失，但我们没有必要将之逐一指出。

另一方面，柏拉图虽然要证立灵魂不朽，但是他自己所说的不朽却并非指所有的灵魂，而只是指灵魂的理性部分。基本上，柏拉图将人存在的灵魂区分为三类，分别为理性、激情及欲望。其实，如果柏拉图将灵魂不朽作为宗教上的信仰或道德上的设准来看待的话，就可避免以理性范畴去论证灵魂不朽而引致的缺失。但无论如何，柏拉图的灵魂不朽说为现实人生的生命超升及道德行为的因果价值统一性提供了必然的保证。

三)柏拉图对「爱、「欲问题的看法

当我们处理了「生从何处来及「死往何处去这两个问题之后，就要处理「今生当若何的问题，究竟在现世存在，我的责任和使命是甚么？我完成了这些责任没有？如何生活才可以提升生命的质素活出生命的意义？

1．与生死轮回的关系

柏拉图要我们过着公义的生活，只有这样才可提升生命的质素，否则就会沉沦下堕。而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追求真、善、美。真与美、与善是有等同的价值，但只存在于理型界之中，人生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就是哲学。那么追求真、善、美的动力是甚么呢？就是爱(Eros)，爱的本质就是要追求美、善，而智慧是最美的东西，所以追求美、善亦即追求真善美。可以说，对真善美的追求亦是欲望(desire)的一种，不过这种向着美、善进发的欲求是正面的，层层超升的，是由最低层次的肉体上的「爱超升到追求精神上的「爱，追求真、善、美的绝对统一。这样，透过哲学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的灵魂就可以净化，死亡时就可以摆脱肉体的束缚，直接到理型世界之中。相反地，如果人只沉沦于肉体上的爱物质生活的享受及过着不正义的生活的话，欲望只会使人不断向外索求，最终只会沉沦于各种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亦需要在生死之间不断轮回，直至灵魂得到净化为止。

2．贯通三世的生死轮回观

柏拉图虽然说「死亡是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的状态，但是灵魂从肉体解放出来时未必一定是完全纯净的，不是纯净的灵魂是不可以立即重返永恒存在的理型界，反而要在生死之中不断轮回，直至灵魂完全净化为止。以下将对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人的轮回情况作一介绍。

a．轮回的原因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讲了一个神话，他说：「纯洁的灵魂若不能跟随神，甚么真理都看不见，而只是碰到不幸，受到健忘和罪恶的拖累，并由于重负损伤了它的羽翼而堕落地面，那么它就会遵循这样一种法则沉沦。可见，如果人不追求真理、追求智慧，最后只会受到罪恶的拖累，沉沦于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生命质素不断地下降。[17]柏拉图亦说如果人「转向一种比较卑贱的、非哲学的生活方式、渴慕虚荣，那么当灵魂不谨慎或醉酒之时，两颗灵魂中的劣马（激情及欲望）就很有可能乘其不备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做那些大多数凡人以为是快乐的事来充分满足欲望。做了一回，他们以后就不断地做。[18]可见当人追求非哲学的生活方式、渴慕虚荣及耽于逸乐时，就会失去智慧，并会为满足欲望而要于生与死之间不断轮回。

b．不同形态的轮回

柏拉图指出人依据自己所做的不同行为而投生到不同的肉体。「那些不去努力避免而是已经养成贪吃、自私、酗酒习惯的人，极有可能会投胎成为驴子或其它堕落的动物。至于「那些自愿过一种不负责任的生活，无法无天、使用暴力的人，会变成狼、鹰、鸢。而那些「养成了普通公民的善的人……通过习惯和实践来获得，而无需哲学和理性的帮助，……可能会进入某种过着社会生活，受纪律约束的动物体内，比如蜜蜂、黄蜂、蚂蚁，甚至可能再次投胎于人。[19]而那些第一次再生的灵魂，柏拉图说他们不会投生于任何兽类之中而只会投生为人，不过他们会因应自己看见真实存在的程度多少而投胎成九类不同的人。看到大多数真实存在的人会成为智慧或美的追求者，看到最少真实存在的人会成为僭主。现将这九类灵魂投生为人的情况表列如下：[20]

类别灵魂所投胎成的人对真实存在的认识

第一类智慧或美的追求者最多

第二类守法的国王或勇士和统治者少些

第三类政治家、商人或生意人少些

第四类运动员、教练或医生少些

第五类预言家或秘仪祭司少些

第六类诗人或其它模仿性的艺术家少些

第七类匠人或农人少些

第八类蛊惑民众的政客少些

第九类僭主最少

柏拉图又在《斐德罗篇》249A中指出，所有投生于肉体的灵魂，如果是依照正义而生活的话就可以获得较好的命运，若不依正义而生活的话，命运就会较差。换言之，人若依正义而行事的话，生命质素必定可以得以超升。那么要多久才可以脱离生死轮回呢？柏拉图说是要一万年，不过如果人能用来追求智慧的话，只要三千年就能得到解脱（恢复羽翼、高飞而去）而返理型界中。

3．如何透过爱来净化灵魂

其实，柏拉图探讨「生从何而来及「死往何处去这两个问题，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确立现世的意义，要为现实人生找寻安身立命之归宿。正正因为认识到自己的前世、今生及来世的生命走向，亦意识到自己灵魂的不死，于是人生就有希望，人才能够有意义地生活下去，才能够选择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去做，逃避自己认为不应该的事情，逐步逐步提升自己生命存在的质素及价值。

对于现世（生），柏拉图提出了「爱(Eros)的学说，「爱的问题在《会饮篇》中讨论的最多。基本上，人是有追求美善的天性，于是乎便产生了「爱。「爱是生命的动力，亦是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动力。有了「爱，人可以依恃着它去过合乎正义的生活，去认识真理，去追求人生的美善。「爱作为一种欲求(desire)，可有两方面的发展方向，如果追求美善的话生命就会超升，灵魂就会得到净化，如果追求逸乐、沉迷于逸乐的话，生命必定会向下堕，当中的关键全在人自己自由意志的抉择。

《会饮篇》中所提及的爱可有精神上及肉体上的分别。精神上的爱是指对真、善、美的渴求。肉体上的爱亦即是，之中又有男女之间的异及男男之间、女女之间的同。其中同比异更为高尚，因为异只是为了性的满足及繁殖下一代，但是同却以精神上的智慧和美德作为自己渴求的目标。当然，柏拉图并非只停留在同之上就满足，还要再作突破，从肉体上的追求层层突破至精神上的追求，即从肉体上的生育求不朽，升华至精神上的生育，追求智慧和美德的不朽，直接把握真、善、美的理型。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提出了一种名为「向上引导(epagoge)的方法来认识「理型，即从具体事物开始，层层向上转化，最后达到「理型界。这个对「理型的认识及转化过程，可表述如下：

步骤层层超升、突破的情况

第五步突然跳跃而到达最后的目的，直接把握美善的理型。(AbsolutebeautyandtheGood)

第四步再由对美的灵魂的追求，进一步转向追求美的制度和学问(TheStudyofScienceandKnowledge)

第三步突破对某一殊别的美的形体的追求，认识到掌握灵魂的美是高于肉体的美。

(Fromthephysicalbodytothespiritual)

第二步从美的形体认识了美的道理，认识到各个美的形体都共有的美的形式。

(Generalbeautifulbody)

第一步人开始爱一个殊别的、具体的美的形体。

(Particularbeautiful,physicalbody)

总之，最初我们是认识美的形体，然后是美的灵魂、美的制度、美的学问、美的智慧，最后直接把握美的自身，即美的理型。透过这种层层超升的方法，我们的灵魂就可以得到净化，就可以突破生命之中的种种局限。直接达到理型界的存在。而这种净化灵魂的过程，亦是哲学的学习过程。可以说，透过哲学的训练就可以将生命转向，获取真实的知识、智能，直达理型界。因此，柏拉图认为人应该学习哲学，社会亦应以「哲学王来统治，提升自己及别人的灵魂，发挥其中的圣洁本质。这亦即是柏拉图所讲「洞窟之喻的精神。[21]

四)柏拉图人生哲学与佛家哲学的比较

柏拉图的人生哲学主要是从「生、「死这两方面确定了生死轮回是人存在无可避免的必然处境，而人之所以要堕入生死轮回之中完全是基于自己对欲望的渴求及沉沦，不愿过合乎正义的道德生活，故此现实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学习哲学、追求真善美、由肉体上的「爱开始层层超升突破，转化为对精神上的爱，追求真、善、美的理型。这样去作哲学的实践，净化自己的灵魂的话，死后必定能够脱离肉体的束缚返回理型的真实世界之中，获得最终的解脱。这种由现实人生要面对生死轮回的处境而追求生死解脱，超越生死轮回的思想跟佛教同出一辙。以下尝试以表列的方式将佛教的轮回思想跟柏拉图的思想作一简单的比较。

佛教（原始佛教）柏拉图备注

1．「人作为存在主体的构造人是由四大（地水火风）及五蕴（色受想行识）所组合而成。当中有物质性的元素（四大及色蕴），亦有精神性的元素（受想行识四蕴）人由灵魂及肉身这两部份组成，灵魂是精神性，肉身是物质性的。而人的肉身是由火、水、气、土这四大元素所组合而成。两者均认为人是由精神性及物质性的元素组合而成，佛教的四大跟柏拉图的四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2．人之所以

要轮回的原因被贪、嗔、痴等无明烦恼障蔽，不断起惑造业，这便要偿付错误行为的代价：生死轮回。被欲望、罪恶拖累、渴慕虚荣、耽于逸乐，甘于过比较卑贱及非哲学的生活方式。两者都是以自己生命中的不良因素作为轮回原因，大家都是自作自受的。

3．贯通三世

的轮回主

体原始佛教说无我，只是以业作为贯通三世的媒介，后来瑜伽行派吸收部派的思想而安立阿赖耶识(ālayavijñāna)作为轮回主体。以精神性的灵魂作为贯通三世的轮回主体。佛教是无我的轮回思想，柏拉图是有我（灵魂实我）的轮回思想。

4．轮回的界

域佛教认为众生是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之中轮回转生归档：哲学论文推荐度：收藏本文日期：2006-5-291:13:02柏拉图人生哲学之初探字体大小:小大柏拉图人生哲学之初探

的。认为人会在畜生、昆虫及人这几类个体生命存在的形态中投胎，在人这界域中分为九等高低不同的投胎。在轮回的界域上，佛教比较丰富，基本上，柏拉图只划分出人及畜生二趣。

5．超越生死

轮回的方

法消极方面：受持五戒、十善。不犯错，不作恶因。

积极方面：修八正道、积习善因、以求解脱。学习哲学、以「爱去追求真、善、美藉以净化灵魂。

两者的方法虽有差异，但目的都是一致的。

6．解脱的境

界超出六道、断除生死，证入涅盘境界。灵魂脱离肉体的束缚进入理型界的真实存在。彼此的目的地虽有不同，但是同样有超越生死轮回的要求。

从上表的比较可见柏拉图的轮回思想跟佛教所讲的十分相似，尤其是在精神上大家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认为人自己行为上（生命中的恶及烦恼影响）的偏失引至到生死轮回，最终的理想都是要在现实人生上好好修行，突破自己生命的局限，最终脱离生死轮回的束缚。不过，在某些地方，如轮回的原因、轮回主体的具体运作及轮回的界域这几方面，佛教的论述是较柏拉图的要精密。佛陀所处的年代比柏拉图要早二、三百年，当时柏拉图有否机会吸收到佛教的轮回思想呢？[22]这有待历史学家去作进一步的考证。虽然，柏拉图的轮回思想跟佛教的相比是较为逊色，但是柏拉图不竟是哲学而非宗教家，所以他的不足是可以理解的。柏拉图能够以哲学的角度去探讨前世今生的问题，并为现实人生确立方向、价值和意义，这已是柏拉图哲学的一大成就，这亦是他的人生哲学的价值所在───起了指导人生、安顿人心、确立人生超升方向的宗教意义。

五)结论

柏拉图的人生哲学可以放在过、现、未三世的时间框架中以生死作为切入点来加以分析讨论。三世其实是处理三个主要的问题，在生死的交互循环之中引发了「生从何处来及「死往何处去这两个问题。前者是生命的起源问题，后者是终极归向，终极关怀的问题。对于生命的起源，柏拉图提出了创造神创造之说，指出神不单创造人的肉体，还创造了人不朽的灵魂，亦对人的结构加以分析。对于生命的终极归向问题，柏拉图提出了灵魂脱离肉体束缚而重返理型界永久实存的主张。在处理了生死及轮回的问题之后，便可安立现实的人生，突破生命的局限而展现自己存在的价值，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在现实人生中，柏提图提出「爱与「欲这一对概念，提出人人皆有欲望，如果沉沦于物质享受及欲望之中，生命必定会下堕并沉沦于生死轮回之中，相反地，如果人能够遏制肉体上的欲望、突破肉体的爱而将之升华为精神上的爱，透过哲学的追寻而获得智慧，把握真、善、美的埋型的话，生命必定能突破局限，层层升进，待灵魂完全得到净化后便可摆脱肉体的束缚而与永恒真实存在的理型界相契相入，进入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虽然柏拉图有关生死轮及超越解脱的思想没有佛家那么精密，但柏拉图不竟是一位哲学家而非宗教家，所以他的学说较佛教逊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柏拉图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思考而能起着指导人生，安顿人心的宗教功能，这是柏拉图人生哲学成功及值得被肯定的地方。

参考书目

1．柏拉图着、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卷一、二左岸文化2003年4月初版

2．柏拉图着、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卷三左岸文化2003年7月初版

3．柏拉图着、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初版

4．柏拉图等着、刘小枫等译《柏拉图的会饮》华夏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

5．程石泉着《柏拉图三论》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6月版

6．曾仰如着《柏拉图的哲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4月2版2次印刷

7．汪子嵩等着《希腊哲学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1版第2次印刷

8．傅伟勋着《西洋哲学史》三民书局2004年3月二版

9．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0．邬昆如着《西洋哲学史话》三民书局2004年1月增订二版

11．段德智着《死亡哲学》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8月初版一刷

12．冯沪祥着《中西生死哲学》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2月初版

13．杨绍南着《人生哲学概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3月初版第七次印刷

14．AlexanderNehamas&PaulWoodruff,“Plato’sSymposium”,HackettPublishingCompany,1989.

15．BrianProffitt,“Platowithinyourgrasp”,WileyPublishing,Inc,2004.

注释：

[1]转引自段德智着《死亡哲学》，页70。

[2]这五篇对话录分别为：《斐多篇》(Phaedo)、《斐德罗篇》(Phaedrus)、《会饮篇》(Symposium)、《国家篇》(Republic)及《蒂迈欧篇》(Timaeus)。

[3]见《顺治皇帝归出词》。

[4]参阅《蒂迈欧篇》，27C-36D。

[5]参阅《蒂迈欧篇》，40A。

[6]有关神造人的具体过程，可参阅《蒂迈欧篇》，44D-46C。

[7]引自王晓朝译《斐多篇》，64C。

[8]详见《斐多篇》，81B。

[9]详见《斐多篇》，80E-81A。

[10]详见《斐多篇》，82C。

[11]详见《斐多篇》，70E-72D。

[12]详见《斐多篇》，72E-77D。

[13]详见《斐多篇》，78C-80C。

[14]详见《斐多篇》，102A-107B。

[15]详见《国家篇》，611A-611C。

[16]详见《斐德罗篇》，245C-D。

[17]引自王晓朝译《斐德罗篇》，248D。

[18]引自王晓朝译《斐德罗篇》，256C。

[19]引自王晓朝译《斐多篇》，82A-B。

[20]详见王晓朝译《斐德罗篇》，248D-E。

篇（3）

简介

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一一前347)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他与老师苏格拉底和学生亚里士多德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阿·诺·怀特海说：“如果为欧洲整个哲学传统的特征作一个稳妥地概括，那就是，它不过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他是对文艺根本问题进行全面深入思考，并对西方历代文论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第一人。

柏拉图出身于雅典的名门望族。他的哥哥格罗康和阿德曼诗都以年轻学者身份出现在和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中。柏拉图20岁时，师从苏格拉底求学八年。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民主派处死，柏拉图才出游埃及和昔勒尼；公元前388年，柏拉图又出游西西里，曾去锡拉库萨讲学并推行其政治主张。40岁时，回到雅典阿卡德米学园，讲学著述，直到逝世。

柏拉图一生著作有40篇左右。内容涉及哲学、美学、文艺、教育、政治、伦理多种学科；其中大部分采用的是对话体。其中一部分代表了苏格拉底的思想，也包含有柏拉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有学者认为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是被柏拉图化了的苏格拉底，借苏格拉底之口在文中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理想国这部著作大约成书于公元前386年，是柏拉图的壮年时期之作，是在他外出游历10年之后回到雅典，创办学园后不久完成的。这部著作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共分为l0卷，涉及了国家和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是关于人类理想国家的蓝图，也可以说是柏拉图制定的一个治国计划纲要。

1理想国中诗人的位置

正像对作品可以有不同的阐释一样，自古以来，人们对作家(诗人)的看法也大相径庭。可以说，在西方文论史上，自始至终贯穿着对诗人的非难和同时进行的对诗人的辩护。

那么，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地位又如何呢?柏拉图认为，诗人有三种不同的角色：第一种角色，诗人是神的代言人，即灵感神授者，这是就诗的创作状态而言。第二种角色，诗人是模仿者，即是对与真实世界隔了一层的现实世界的模仿，这是从他的模仿说得出的结论。第三种角色，也是实用的角色是颂诗诗人，即歌颂神的至善，至美，教导青年勇敢，节制，这是他构想理想国时对诗人提出的要求。

柏拉图认为诗人的灵感来源于诗神，来源于神明的启示。所谓“灵感”，就是诗神凭附后的神力驱遣。“诗神就像这块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让旁人接上二他们，悬成一条锁链……通过这砦环，神驱遣人心朝神意要他们走的那个方向走，使人们一个接着一个悬在一起。”…灵感的源泉是神，诗人只是接受赐予，传达着神的指示。“这类优美的诗歌本质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不是人的制作而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最平庸的诗人有时也会唱出最美妙的诗歌。”

柏拉图认为，诗滋养欲念，因此，为了有利于培养理想国的保卫者，就要坚持对诗人和所创作的诗歌进行严格的审查。他认为，诗人的模仿不利于读者对诗歌的理解而且诗歌本身不能反映真实世界，而且与“理世”世界的真理隔了三层，诗人离真理最远。在柏拉图的哲学范畴中，“理式”是作为事物的典范和标准而先验存在的、绝对真实的客观实体。神创造床的“理式”，工匠模仿“理式”制造作为实物的床，工匠是“床的制造者”；艺术家只能摹仿工匠的成果，制作床的相似物，即所谓的床的艺术形象。诗歌和艺术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制作实物，而只是提供一些不具有实体形态的拙劣的仿制品。柏拉图还认为，“一切事都是开头最关重要，尤其是对于年幼的，因为在年幼的时候，性格正在形成，任何印象都留下深刻的影响”。“我们不应该随便允许我们的儿童去听任何人说的任何故事，把一些观念印在心理，所以我以为我们首先应该审查做故事的人们，做得好，我们就选择；做得不好，我们就抛弃。我们要劝保姆们和母亲们选那些入选的故事给儿童讲。让她们用故事来形成儿童的心灵，比起用手来形成他们的身体，还要非更多的心血。但是她们现在所讲的那些故事大部分都应该抛弃”。…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的文艺价值论是以极端功利主义的伦理观为特征的。柏拉图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要求文艺“不仅能引起，而且对于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即有益于建立“正义”的城邦和培育“正义”的人格。柏拉图认为诗歌“最严重的毛病就是在说谎”，他说，“年轻人无法判断什么是寓言性的，(讽喻性的)，什么是文学加工的，一旦被他们所接受，就不那么容易轻易地再去改变最原始的印象。因此，年轻人应该首先接受那些典范的道德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拿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来滋养我们的年轻人的问题。神灵应该在任何一种形式的诗歌中以正面形象、英雄形象得到再现。而诗歌常常亵渎神灵，丑化英雄，摧残理性，滋养，因此“对于听众的心灵是一种毒素”。因此，柏拉图要把诗驱逐出理想国，除非它“真正能给人教育，使人得益”。

作为一位哲学家，柏拉图总是教育人们要更具理性，平静地看待每一件事物和所发生的事情。他鄙视诗人的不理智、迷狂与热情。用当今的观点来看，他的思想中有一部分是客观的，但是有些是功利主义的，偏激的，特别是对文学作平本身而言，是不公正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结语”部分柏拉图观点中不尽完善的部分和当代诗人和作家对社会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中进行详尽地阐述。

2诗人的放逐

在上一节中，我们讨论了诗人的三种角包和诗人的地位，以及柏拉图为何要建立审查制度来判断诗歌的优劣。下面这一节中，我将详细地阐述使人被驱逐出理想国的原因及允许诗人回到理想国的条件。柏拉图教育人们遇到灾祸，最好尽量镇静，不用伤心，因为这类是福是涡还不可知，悲哀并无补于事，尘世的人事也不值得看得爪严重，而且悲哀对于当前情境迫切需要做的事是有妨碍的，应该凭理性的指导去做安排。不能像小孩子一样，跌了一个跤，就用手扪着创伤哭哭啼啼的；我们应该考虑怎样去医疗，使损失弥补起来，让医药把啼哭赶走。这是处理逆境的最好的办法，人性中最好的部分让我们服从这种理性的指导。

然而，摹仿诗人要讨好群众，显然就不会费心思来摹仿人性中理性的部分，他的艺术也就不求满足这个理性的部分了；他会看重容易激动情感的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因为它最便于摹仿。由于诗人的作品对丁真理没有多大的价值而且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我们就要拒绝诗人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摹仿诗人对于人心也就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像”。摹仿诗人让人们丧失理性，这是我们要驱逐诗人的主要原因。在柏拉图的心目中有三个世界：“理式”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理式”世界永恒不变，超越太空，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是万事万物产生的原型和追求的目的。“现实世界”是有感官感知的个别事物所组成，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是“理式”世界的影子或摹本，而艺术世界则是依存于现实世界，是“理式”世界的影子的影子。因此，诗人只是影像的制造者，并不曾抓住真理，诗人是不真实的，是拙劣的模仿者。因此柏拉图要从培养城邦保卫者的角度着想，从他的建立理想国的政治理想出发，根据理想国的政治要求和道德规范，对史诗、音乐、悲剧和喜剧进行了审奄，并为此制定了两条诗人描写神灵必须遵守的“法律”：第一，神本质上是善的；第二，神在本性上是真的。

他必须说，神所作的只有好的、公正的，惩罚对于承受的人们足有益的。我们不准诗人说，受惩罚的人们是悲苦的，而造成他们悲苦的原是神。他还可以说，坏人是悲苦的，他们需要惩罚，从神那黾得了惩罚，他们就得到了益处”。同时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应该是理想国保卫者崇拜的偶像、效法的榜样，他们必须具备勇敢和节制等“正义”的品质。对于茼马史诗中写到的英雄的良的习性，柏拉图说，“我们必须禁止这类故事，免得青年人听到容易做坏事情”。柏拉图坚持作品必须交由城邦长官审查，只有经过评判，被认为是神圣的诗，献给神的诗并且足好人的作品，正确地表达了褒贬意图的作品，方才被允许进入。关于裁决的方式，他认为，应由评判者独立裁决。柏拉图强调德仃至上、效果第一的评判标准。并且主张，在城邦中德高望重、完成过崇高业绩的诗人，即使他们的诗歌并不完全谐于音律，也有随意歌唱的特权；只有音乐和诗歌才能，没有过崇高业绩的诗人，即使调子优美，也没有随意歌唱的自　由。

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思想家的柏拉图他提出的问题几乎涵盖了文艺理论的各个方面，作为政论家的柏拉图，却时刻想着文艺为他的政治理想服务。他看到了诗人神性的一面，却对诗的真理性大为鄙夷；他清楚诗歌特殊的魅力，却只想把这种魅力严格限带在像工匠艺人一样的实际用途上；他想利用诗人为城邦的教化服务，却又要对诗歌进行严格的审查，不合格的有又要被驱除出境。他坚定的政治场和主张会使他在对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因过分注重实际效用而显得狭隘和偏激。柏拉图诗学矛盾的核心在于人类追求现实功用与其自然天牛的冲突。表现在诗人身上，则为神性与人性的矛盾。他希望，诗歌表达善的神性和美好的品质从而弥合诗歌作品中实际现的神性与人性的分裂。但是这种分裂由来已久，矛盾源源不绝。

3结语

柏拉图的理想目成书于距今3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尽管其中不乏有不尽完美和自相矛盾之处，但是他的这种探索精神为后人所佩服，不尽完美和矛盾之处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考想象空间。他的这部著作对后世产生r深远的影响还表现对于诗人、诗歌地位的评判开启了诗人与哲学家，艺术与真理的几百年以来的论战。

篇（4）

一、隐喻基本含义

“隐喻”从字面意思上来讲就是不明显的比喻，或者叫做“暗喻”；从它的功能上来说，隐喻的本质就是用一种事物去经历和理解另一种事物。隐喻不单纯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更是思维层面的重要问题；从结构上来说，隐喻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即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隐喻就是两域之间的潜在相似性和语义迁移的激活。

“明喻的简化形式是隐喻，将明喻缩减成一个词。这个词被放到一个不属于它的位置上，却好像就是它的位置。”隐喻分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隐喻是指有意识地以一种思想内容的名称替代为另一种思想内容，而广义的隐喻又叫根本隐喻或基本隐喻，它不仅仅是一种现象和修辞形式，更是语言的以及神话的概念得以表达的条件，是一种思维方式。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定义隐喻，说隐喻是将用于某一事物构成属于另外一个事物的名称，这一转移可以是从种到属或者是从属到种，或根据类推的方式。部分学者这样对隐喻解读：“在日常的生活中，隐喻是到处存在的，他不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语言表达中，而且也存在于行动和思维上。

二、隐喻的主要派别

1.夸美纽斯所提出的关于“种子”的隐喻。所谓“种子”隐喻第一次是在《大教学论》中进行提出的，其所喻指的是“神圣可教性”使其成为认知思想的重要基础。在《大教学论》中，其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种子”隐喻进行分析。首先，其指出人是一切造物中最完备、最崇高、最美好的。其次，其提出了德行、博学、虔信三者种子，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从而使人更加敬爱上帝、领悟生活，依据道德规律进行生存。

2.洛克提出的“白板说”隐喻。洛克对天赋观念持反对态度，其认为知识是后得的，而能力是天赋的。其将人心假定为白板，在上面原是没有标记的，主要靠外在力量进行塑造和雕琢。然而后来，经验在上面有了印痕，形成一定知识和观念，这就是所谓的“白板说”。其认为知识是后得的、能力是天赋的，强调对后天学习加以重视。在他看来，多数儿童的天性像柔软的蜡烛或者是没有痕迹的白板，认知者能够进行任意的塑造和涂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人，他们或有用或无用，或好或坏，大部分都是其认知决定的”。

3.柏拉图提出的“洞穴中囚徒”的隐喻。柏拉图在隐喻运用中是娴熟的大师，其部分哲学思想和认知理念都是用隐喻进行表达的。在其《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三个隐喻来对理念论加以阐述，即线段之喻、太阳之喻、洞喻。所谓洞喻具有十分浓厚的哲学实现，其对认知本质以及受过认知人的本质进行了详细说明。

4.苏格拉底提出的“产婆术”隐喻。作为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经验在先验观念的激发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能将隐晦的模糊观念进行理清，从而获取绝对的新知识。其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采取两种教学方法：第一步是进行一定的讽刺。他和各种人进行谈话，讨论这些人感兴趣的问题。第二步就是所谓的产婆术。这一步的主要作用为，使得对方能够发现自己认识混乱性，并对原有认识加以否定，在此基础上，引导其进行正确的认识，从而更好的得到真理性认识，以形成科学概念。

三、隐喻在英语文学中的主要功能

1.使隐喻的研究内容得以丰富。语言学是一门以认知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基础学科，而认知问题是关乎人的成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人的成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外在的身体以及社会身份的变化，二是个体内在的人生阅历的积累以及人生价值的实现过程。人的成长和发展的表述有许多种方式方法，要想从整体上人的变化发展，并形成文字表述，就更加难上加难。科学的方法目前仅对事实做出外在的观察，它不能描述一个人的内在的世界，不能对内在世界进行质的把握。

2.使语言学的本质更加透彻。隐喻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文主义特点和认知活动的文化意义。认知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难免要与一定的文化背景有关系。认知学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认知世界，不能完全属于科学世界的范围。认知隐喻要求个人对认知理念有正确的表达理解，这体现了厚实的文化意蕴及语言的生动感，可以弥补科学语言的不足。

3.有利于认知理念的研究反思。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对隐喻的认知的价值就在于对认知活动的精神性、文化性、内在性有一个深刻的把握和呈现。我们探究隐喻的意蕴，不只是为了达到对认知的某种领悟和理解，也是对一个精神世界的探究。

参考文献：

篇（5）

一提起人文主义，人们总会想到文艺复兴，认为人文主义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文化思潮，甚至认为两者具有同一性，“这是每一本大学和中学教科书以及导游书中不断重复的陈词滥调。”就连一些哲学百科书在解释此条目时也写道：人文主义是于14世纪后半期发端于意大利，随即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成为近代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类似的表述无论是普通读本还是在严肃的学术出版物里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这种拦腰一截的方法不仅忽略了这一术语的历史性，更是在内涵和精神气质上使人文主义一词大为逊色。人文主义其实是起源于古代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它的主旨是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分析和探究，对人给予理性的教化和培养，对人们如何更好地生活给予精神指导。对古代希腊人来说，人是城邦的动物。城邦个体公民的福祉取决于城邦的兴衰，城邦的兴衰取决于道德的兴衰，道德的兴衰取决于城邦公民灵魂之善恶。因此，希腊人文主义者全部激情的焦点在于对灵魂的塑造、对心灵的关切以及培养人的理性的高贵，以实现理性基础上的个人与自身、个人与城邦、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古典人文主义的初衷是解决雅典城邦危机，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它确立了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原则，创立了一种理性精神的美。这种普遍性原则使希腊人文精神不仅属于希腊民族，而且成为了世界性的文化遗产，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持续。

一

希腊人文主义是在对人性的探究与思索中逐渐形成的，其对人性的基本理解是身与心、灵与肉、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其对人的基本理想和总的追求是塑造身心俱美的人，既是世俗的，又是神圣的：是“具有躯体的精神”和“精神化了的感官性”的和谐统一。这项宏伟事业的起点是荷马，终点是希腊古典时代辉煌的“三哲”。

盲诗人荷马无疑是希腊人文主义之父。令诗人永垂不朽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古代希腊被看成是智慧的宝库，“所有城邦都把它当作学校教育的基础”。荷马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9至8世纪，上承希腊米诺斯一迈锡尼古风时代的爱琴文明，下启希腊黄金时代的雅典文明。荷马是当时许多游弋在希腊各地的行吟诗人之一，之所以至今依然不朽，在于他把各种各样的传说、神话，通过自己富有诗意的想象用文字记录了下来。别林斯基写道：“荷马的艺术才能是座熔炉，通过它，民间故事、诗歌和诗的片断的粗矿石炼成了纯金。”荷马生活在人类的早期，人类文明的生长时期，也是希腊个性形成阶段，崇尚的是自然主义，精神生命呈现出“青春的新鲜、欢欣的状况”。荷马笔下的希腊人生命纯朴、热烈、奔放而自由，在自然的天性中尽情享受生命的愉悦。史诗中那些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整日宴饮。直到日落时分”，“宴会上还有阿波罗持有的漂亮的七弦琴和用美妙歌声相和的文艺女神们。”荷马对躯体的健美、相貌的俊俏、欢宴的场景、感官的享乐真是不惜笔墨不加掩饰，史诗充分展示了人的自然本性的无拘无束。荷马不愧为是人性美的讴歌者、颂扬者和倡导者。

荷马的人文主义集中体现在神人关系上。荷马的诸神既有神的特性，又与人同形同性，有人间的喜怒哀乐，有时很难区分到底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还是希腊凡间的人。也许这正是诗人的理想，要按照神的样子塑造人：既有人性的丰满与热烈，又具有神的力量与克制。在荷马这里，神愈近人，人更像神；神与人同乐，人与神共欢。但拨开人神共舞的场面上的热闹，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本能与理智的较量。荷马史诗中所包含的人文主义元素是希腊人不竭的泉源，“希腊世界生息在荷马这个元素里，就像人类生息在空气里一样。”但荷马的人文主义更关心的是人的自然本性，在这一时期，人类理性刚刚走出襁褓，只显露出微弱之光，非得借助神力才能唤醒。作为深刻影响欧洲文明传统的希腊古典人文主义，不是仅由希腊的神话、诗歌、悲剧来完成的，荣誉的花冠更应属于希腊古典时代的哲学。

二

希腊历史进入古典时代的标志是希波战争的胜利。任何战争的胜利本身都是值得欢庆的。希波战争的胜利对于希腊的伟大意义除了在于其结果决定希腊人是做奴隶还是做主人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其影响——成功抵制了东方专制政体向西方推进，“使亚细亚的原则失掉了一切力量”，从而“挽救了文化和精神的权力”。此后希腊，特别是雅典，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植根于西方文明的希腊人文主义的理性智慧诞生在雅典城邦民主政制的鼎盛时期，完成于雅典城邦由强盛转为危机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古典人文主义的发明者、完成者、完善者。

众所周知，希腊文化一转而至于哲学便开出了异常绚丽的花朵。荷马以来的希腊文化到了苏格拉底时生了转向。荷马为希腊人发明了一个神的世系，要在神性中发现人的理性，这种理性往往表现为“神异奇迹”。任何文明的起源首先是宗教，希腊也不例外。荷马史诗中的神成百上千，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处处是求神问卦、请求神谕的记载。处在文明早期的希腊人对鬼神显灵之类的事情是很在行的，“只有苏格拉底不受它们的吸引，因为他深知科学和艺术不是神异事迹的产物，而智慧也决不是在秘密之中。真实的科学宁肯说是在公开的意识里。”苏格拉底把视线从神界转向了人事。“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尊敬。正如西塞罗所说，是因为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人文主义者不断反复要求的就是，哲学要成为人生的学校，致力于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由于专注于人事，对人事的关心，苏格拉底不但实现了由神界向人界的转向，更进一步地完成了对人的本身的转向，即关注点由人的外在的感性对象转为内在性的灵魂。希腊人生命力的勃勃生机决定了他们从来就不是禁欲主义者，希腊的古风流韵即使是苏格拉底也不能免俗。他对俊美的面容、矫健的躯体也会投以惊羡的目光，但他认为惟有高贵的灵魂才会使人尽善尽美。苏格拉底确立了一个原则，灵魂的善对于人来说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什么是善?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善。什么是美德?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即美德。为帮助雅典人获得关于美德的知识，获得精神的启蒙与教养，苏格拉底确立了一种方法：诘问。他不知疲倦地行走于街市，向所遇到的任何人——无论是贵族还是鞋匠——不断地询问、讨论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虔敬；什么是谨慎，什么是鲁莽。他认为，“对这类问题有知识的人是有价值的。善良的，而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则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奴隶”。诘问方法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不仅仅使人做有道德的事情，还要使人知道什么是道德，为什么这样做就是道德的。比如说，中国孔子之学教人以伦常，君臣关系位于五伦之首。这炉火纯青的君臣理论如果到了苏格拉底的手里，他就会向他的讨论对象诘问：为什么要忠君尊王?因为人有君臣之伦。再问：如果君臣之伦为人之本性，是否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必有君臣之伦?显然不是。人类社会莫不有父子夫妻，莫不有长幼朋友，这才是人类天赋的关系。苏格拉底就是在这种诘问中让对方反思其行为的依据。孔子是教人做什么。苏格拉底是教人为什么要这样做。黑格尔高度赞扬苏格拉底“是道德的发明者”，“苏格拉底以前的雅典人是伦理的人，而不是道德的人；他们曾经做了对他们的情况说是合理的事，却未曾反思到、不认识他们是优秀的人。道德将反思与伦理相结合，它要去认识这是善的，那是不善的。伦理是朴素的，与反思相结合的伦理才是道德。”伦理是风俗、习惯、训诫、神谕或上帝的箴言。在伦理的状态下。个体行为也许是道德的，但却意识不到。伦理是直觉，而道德是个体意识的自觉，是理性的指引。在理性状态下，个体知道什么是善恶美丑。如果理性意识到行为的恶则会放弃，避免恶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苏格拉底在乐此不疲的追问中，促进了被问者自我意识的形成，增长了理性思维的水平。

苏格拉底为了雅典人能过上有德行的幸福生活(灵魂的善才是幸福)耗尽了一生的激情和智慧。就在对他执行死刑的时候，他还在教诲人们不要只专注于尽力获取金钱、名声和荣誉而不注意思考真理、理智和灵魂的完善。他劝谕人们不要“把实际利益看得高于精神和道德的良好状态”。苏格拉底是道地的人文主义者，他用他的思想和行为铸就了西方理性的典范、人格的楷模——“一个恬静的、虔诚的道德形象”。希腊精神在苏格拉底这里发生的转向同时也是世界精神的转折点。此后，理性精神像基因一般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和精神的传统里，尽管时代不同会给出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未来时现到的问题是什么，“在原则上、基本的特征上都已包含在古代的学问里了。”

柏拉图沿着苏格拉底的方向继续前行。他是苏格拉底学说和思想的忠实记录人和继承人，并在继承中发展和超越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讨论城邦与人的关系时，重点认为城邦个体公民自身、个人灵魂的善和理性节制是城邦正义的基础。柏拉图的关注点首先在城邦本身，以城邦政治和伦理哲学为中心。哲学思想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城邦国家是古典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在古代希腊，城邦共同体是公民身份的基础，失去城邦身份，甚至不能称之为人。个人不能单独生活，不能单靠个体力量达到自足，因此城邦共同体的公共秩序和共同精神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城邦的正义对于个人的正义具有优先性。个人的正义是从城邦正义中教化养成而来的，即对个人的道德教化依赖于城邦制度本身的正义性。个人品质的好坏，个人德行的善恶，灵魂的高贵与卑贱端赖于城邦制度本身的优劣。这其实就是我们常常提起的一种现象：在一个好的制度里，坏人能变成好人；在一个坏的制度里，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什么是城邦的正义?在回答问题之前，柏拉图提出国家应具有三个美德：一是智慧，具有治理国家的才智，属于少数统治者；二是勇敢，属于有力量保卫国家的军人；三是节制，是对感望的控制，这一美德不像以上两种只限于一部分人，而是一切人应具有的美德。正义看起来似乎是第四个美德。但是它并不是以上三者之外的另一个美德，而是统摄节制、勇敢、智慧的力量。“无论何处，只要你发现了其他的美德，你必然会碰见正义本身也已经在那里。”这就是说，正义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关于外在的、单个的、具体的行为，而是自身内在的本质规定性。柏拉图认为，“真正的正义不是关于外在的具体行为，而是关于内在的、正义本身的本质规定性。真正的善也不是一个一个善的行为，而是善的普遍原则，善的相。”“只有共相、理念、善是本质性的东西。”由于正义不是具体的行为，而是关于内在的普遍性的规定，当一个具体的正义行为结束后，正义本身的内在规定性依然存在，正义或善又是永恒的。因此，正义的总体特征是普遍的、单一的、永恒的。发现正义或善的普遍原则，即相，是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超越。苏格拉底在永不停息的追问中，讨论什么是真正的正义或善，探究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但苏格拉底并没有给出答案，柏拉图完成了老师未竟的事业。

确立正义或善之普遍性原则也就是确立了城邦正义或善的普遍性标准，同时也为城邦确立了道德和价值方向。但是，怎样实现城邦的正义?节制、勇敢、智慧的品质从何而来?柏拉图认为：“除了来自个人而外城邦是无从得到这些品质的。”个人的这些品质又从何而来?这进一步的追问直逼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人的教化。教化就是在善之普遍性指导下，对人施以教育，培养与陶冶人之为人的性情，使其具有城邦所需的道德品质。教化是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对人的理性的培养和灵魂的塑造又是教化的核心。人文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使人完美不可缺少的更加内在更加深刻的精神修养。要塑造灵魂就要先认识灵魂。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可以称之为灵魂的理性部分；另一个是人们用以感觉到爱、饿、渴等等物欲之骚动的，可以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部分或欲望部分，亦即种种满足和快乐的伙伴。”灵魂中的这两种品质既有较好的部分，也有较坏的部分，由此决定人既是“自己的主人”又是“自己的奴隶”。当较坏部分受较好部分控制的时候就是“自己的主人”。而当一个人的欲望在力量上超过了他的理智，就是“自己的奴隶”。柏拉图认为欲望是最大的外在敌人，一方面它占每个人灵魂最大部分，另一方面它最贪婪。真实的存在，即正义或善的“相”寄寓在灵魂的理性部分。是永恒的，最接近于上帝。教育的目的是训练培养人的灵魂的理智部分，使人具有理性力量去控制、支配人的感望，以防止感官的混乱影响灵魂的清澈。这正是柏拉图哲学的特点。他“把哲学的方向指向理智的、超感性的世界，并且把意识提高到精神的领域里”。在柏拉图看来，肉体及感性存在是暂时的、变动不居的、有死的，而灵魂是永恒的。但灵魂的永恒性不是自动产生的，只有当灵魂摆脱了外在欲望的诱惑，处于澄明、宁静的境界，灵魂的理性部分才能区分判断什么是正义与不义。才能认识把握真正的善和真理。灵魂通过精神而达到不朽。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古典人文思想的发明者、原创者。柏拉图之后的西方哲学家对他产生了后裔般的依赖，连最反对他的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活跃于英国和美国的哲学家怀特海曾说过：“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一系列脚注。”如此评价，未免不包含哲学家个人的特殊偏好，但是谁也不会否认柏拉图的精神哲学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正因为这样，本文不打算把来自遥远马其顿的亚里士多德当作继续讨论的对象，尽管他是“古代世界最博学的人”，但这里重点是从原创意义上讨论古典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

三

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原则是理性，伦理原则是理性指引下的节制与适度，目的是社会的正义或善，终极意义是人的更幸福美好生活。在此我们能感受到古典人文主义最形而上的关注也就是为了形而下的目的。这意味着古典人文主义既指向哲学，也指向生活；它既是一种哲学精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些古代先贤不是隐居山林僻野的修道士，他们不做无聊的玄思与冥想。他们的思想是现实的、活生生的。黑格尔评价苏格拉底说“他的生活和他的哲学是一回事；他的哲学活动决不是脱离现实而退避到自由的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去的。”而柏拉图“归根到底是一个雅典人，这意味着他身上所有其他人类兴趣都要服从他对于政治的兴趣”。他们对灵魂和精神的迷恋，对普遍原则和一般概念的钟情，并不是为了满足于精神世界的概念游戏，而是要解决人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人文主义者强调对灵魂的诊疗和精神的教化并不是否认更不是弃绝感官的生活，也不是贬低生活本身的幸福快乐，只是认为有节制的、适度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生活。“有节制不在于把享乐减到最少，不在于有目的地保持头脑清醒和压抑欲望，而是一种意识的力量，这种意识能在过度的肉体享受中保持清醒。”我们不能以空洞虚伪的道德教条来设想希腊人。希腊人旺盛的生命力使他们从来不提倡更不崇尚禁欲主义。完美的人是感性的美与灵魂的善的结合，完美的生活是在禁欲和之间保持节制的适度。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墓前著名的演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希腊精神的中庸、节制与适度。他说：“我们爱‘美’，而不流于奢华和挥霍；我们喜欢哲学思想，而不趋于文弱和无为(因为一般人在‘思想’方面用心以后，每每远离‘实践，——离开公共的和普遍的活动)。我们勇敢活泼，然而这种勇气，没有使我们轻举妄动；其他国家的人民就不同了，尚武必致轻文；我们深知怎样去区别什么是舒服，什么是困难，然而我们从不逃避危险。”这是一种由教化而产生形成的道德的美、精神的美，实乃人文之美!

古典人文主义既热爱生活，更崇尚理性。身与心、灵与肉、理智与情感在这里处在理性支配下的和谐状态，是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和谐统一。古典精神所包含的这两个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希腊文明诞生之后，西方人一直在希腊人的影子中思考。

希腊化时代的罗马全面吸收希腊文化的各个方面，从政体制度到艺术作品。似乎要把整个希腊搬过去。但是罗马人不得希腊文化的精神要领。他们有技术，却没有科学精神；他们引进艺术品，但缺乏艺术精神。在希腊的神话、史诗、悲剧、雕塑等文学艺术中对美的描绘与讴歌是永不衰竭的主题，但希腊哲学的理性智慧告诉人们这些美虽然是必需的，惟有灵魂的善才是最高的美。在罗马，由于没有一个精神世界的普遍原则，希腊的美在这里剥去了神圣的一面，走向了它的反面——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当罗马足够强大之后，整个帝国陷入了庸俗的物欲与之中。灵魂被感官享乐所腐蚀。道德自然是无暇顾及了。“纲纪逐渐废弛，道德可以说先是倾斜。继而愈加下滑。”财富没有精神的指引，必然带来更大的贪婪。“泛滥的逸乐带来了因奢靡、而毁灭自身与毁灭一切的欲望。”罗马在穷奢极欲中耗尽了旺盛的精力，导致的第一个结果是帝国自身的灭亡，第二个结果是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报复。对此海涅似乎有些幸灾乐祸，他写道：在这罗马人的世界里，肉身已变得如此肆无忌惮，看来需要基督教的戒律，来使它就范。吃了一顿特利马尔奇翁的盛宴之后，是需要一次基督教似的饥饿疗法的。

基督教的本质精神是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起源于东方的文化，基督教得以从精神上征服西方人，与它对希腊哲学的妥协密切相关。从希腊哲学中寻找思想根基与理论支撑，从而实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链接，完成了基督教的西方化。柏拉图的灵肉二元论为基督教提供了有力的信仰依据。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统治基督教800年，如果说基督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柏拉图主义并不为过。但基督教把柏拉图灵魂哲学推向了极端，把灵肉对立无限夸大到灵肉撕裂的程度。认为肉体欲望是一切邪恶的渊薮，灵魂被拯救的唯一出路是弃绝尘世的一切欲念。肉体越是被压抑越是受尽磨难就越接近上帝，灵魂就越能得救。希腊哲学的理性智慧表现为灵肉二元对立中的和谐统一，基督教则把它绝对对立化，把谦卑、压抑、弃绝世俗欲望当作人类最高品质，实质上与希腊精神格格不入。

文艺复兴把人从上帝的世界中解放了出来，重新确立了人的世俗地位，充分肯定人的世俗欲望和感性追求，明确提出要“回归古代”、“回归人性”。“那时候人们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就摆脱了上千年来的压迫；特别是艺术家们，似乎觉得基督教的恶魔已从胸膛上滚走，就重又自由呼吸了；他们热忱地投向希腊欢快的大海。”古代希腊文化中所包含的感性化原则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又得以重现。在雕塑与绘画中张扬人体的力量与俊美，在文学作品中用粗俗不堪的语言描写之欢，以对抗基督教对肉体的扭曲、丑化与诅咒。文艺复兴对消解神权、确立人权、重建人的价值与尊严以及对思想束缚的解放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文艺复兴的主题是人，并打着回归古代希腊的旗号，后来人们认为文艺复兴就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但本文认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古典人文主义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其一。表现领域不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与文学艺术是同一回事，主要表现在文学、诗歌、雕塑、绘画等领域，而古典人文主义是希腊哲学的产物。其二，内涵与精神特质不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针对上帝的绝对权威提出的，其核心是从神权到人权，从神性到人性。它是一个解神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凸显人的世俗性诉求。人不再为上帝而活着，活着也不再是为死后的世界做准备，应该尽情享受和追求此生的尘世的快乐。因此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特质是世俗的、感性的，至少不是那么节制。与此相反，希腊古典人文主义推崇理性生活，教化的目的是把人从纷繁复杂乱象丛生的感性世界提升到心灵的世界，以达到理性的高度，其精神气质是理性的节制、中庸与宁静。

篇（6）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光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浓厚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人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产生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国古代的《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文献中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深刻的理性成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这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古希腊哲学思想中的伦理主义对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影响一样。但关键的一点是，哪种思想、哪种精神对财富活动的影响更重大更持久。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虽然蕴含深邃的理性精神，但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相对于古希腊哲学而言比较注重实践经验，注重整体思考，因而往往凭借着直觉体悟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与规律。不难想象，这种凭借着直觉体悟的直接感知与直觉思维是比较轻视理论分析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对财富思想的影响还是以伦理主义较多一点，因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也更多地呈现出伦理特性。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哲学的思辨与理性精神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认识基础

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数学知识的进步密不可分，并且古希腊哲学思想非常重视数学知识。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数学不仅是他们追求真知的内容，还是他们哲学思维的工具。正是因为数学知识的介入，古希腊哲学才有了全新的突破和飞跃，而数学知识的介人又赋予了古希腊哲学的逻辑辨证和理性精神。“柏拉图认为数学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形式。他的影响曾对那样一种广泛传播的见解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种见解认为，知识必须具有数学形式，否则就根本不是知识”。正是因为对数学知识的彻底崇拜，柏拉图的“四线段喻”、“洞穴之喻”都是用几何图形来表述的。可见，数学对古希腊哲学乃至经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希腊经济思想(财富思想)中存在着较多的思辨成分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能的。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利息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正义的伦理色彩，但在讨论如何实现他心目中的正义的时候，柏拉图都是用带有数学思维的哲学思想去思考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成熟了古希腊数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推进了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与一切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理而具有的理性生活”。所以，不难理解，古希腊财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在理性精神基础上进行的理性活动。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思辨与理性精神不仅为西方古代财富的生产、创造提供了认识基础，而且为西方古代财富思想学理性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底蕴。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笔者认为其缘由是，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地为深人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理性的思考，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的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古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士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们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值。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J懂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被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1)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著名学者吾淳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

(2)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做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有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从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大地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作如下思考:

（1）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入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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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隐喻的基本含义

隐喻，也叫“暗喻”，是指隐藏的比喻，隐喻一般都不明显。从结构上来说，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就是隐喻，即原始域和目标域之间的映射，是在两个域之间潜在相似性和语义迁移的激活。从功能层面上来说，用一种事物去经历和体验另一种事物，便是隐喻的本质。隐喻所体现的是思维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

“隐喻是将明喻缩减到一个词的一种简化形式，这个词被投放到一个看似属于它，其实并不属于它的位置。”隐喻分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隐喻被称为基本隐喻或根本隐喻，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现象，更是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是修辞形式的广泛运用，同时也是语言的概念得以充分表达的重要条件；而狭义的隐喻是指用另一种思想内容的名称来替代原本的思想内容，而且这种做法是有意而为的。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隐喻曾经这样定义，说隐喻是将某一事物的构成转移为另外一个事物的名称，这种转移的方式可以是从属到种或者是从种到属。有些学者这样解读隐喻：“隐喻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不仅出现在人们的语言交流中，而且还蕴含在思维和行动中。”

二、隐喻的主要派别

（一）夸美纽斯提出了关于“种子”的隐喻

“种子”隐喻指的是“神圣可教性”，它在《大教学论》中首次被提出，成为其认知思维的重要基础。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分析了“种子”的隐喻。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其指出人是一切事物中最完整、最高贵、最美好的。其次，其提出了美德、博学、笃信三者种子，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从而使人更加敬重上帝、领悟生活，按照道德规律而生存。

（二）洛克提出的“白板说”隐喻

洛克不同意天赋观念，其认为知识是通过后天学习所得的，而能力是上天赋予的。其将人心假定为一块没有任何标记的白板，主要靠外在力量进行塑造和雕刻。然而，后来形成的知识和理念在上面刻下了印痕，这便是所谓的“白板说”。

（三）苏格拉底提出的“产婆术”隐喻

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经验能够理清隐晦的模糊观念，对先验观念的激发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而获取绝对的新知识。其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采用两种教学方法：第一步是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讽刺。他和各种人进行交谈，讨论这些人关心的话题。第二步就是所谓的产婆术。这一步的主要作用是，让对方对自己原有的认识加以否决，发现自己认识的困惑，在此基础上，引导其进行正确的认识，从而更好的认知真理，以形成科学的概念。

（四）柏拉图提出的“洞穴中囚徒”的隐喻

隐喻运用中最娴熟的大师之一就是柏拉图，其部分哲学思想和认知理念都是用隐喻进行表达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运用了“太阳喻”、“线段喻”和“洞穴喻”这三个隐喻来对理念论加以阐述。其中太阳喻停留在直接形式上，它通过语言结构解析隐含的认知结构。线段喻上升到间接形式上，它通过认知结构解析隐含的思维规则。洞穴喻则升华到到逻辑结构的高度，它呈现出一个完整形态的认识论模型。

三、西方文学中的隐喻

（一）神话中的隐喻

世界各个文明的文艺初创大多都是以神话传说为开端的。邓启耀对此论述说：“神话思维方式是一种以事物的模糊相似性为根据，在想象的幻化中将万事万物容纳进一个真空的整体系统中，从而进行整体模比的隐喻类比方法。”其中，尤以古代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奥德塞》和《伊利亚特》这两大史诗最引人入胜，是隐喻使用中的经典运用。

（二）浪漫主义诗歌中的隐喻

隐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想象，这集中体现在了浪漫主义诗歌中。远古神话的作者认为其描写的事情是真实发生的，而浪漫主义文学的解读者和作者明知其为假，却心甘情愿接受幻觉的欺骗，暂时放弃不信任，是一种解读策略和自觉的艺术创作手法。

四、隐喻在西方文学中的主要功能

（一）使隐喻的研究对象得以丰富

语言学是一门以认知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基础学科，而认知问题是关系到人的成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人的成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身份地位和个体外在身体的变化，二是个体内在的人生阅历的累积，以及人生价值实现的过程。表述人的成长和发展有多种方式和方法，要想从整体上分析人的变化发展，并形成文字表述，则更是难上加难。运用科学的方法目前仅能对事实做出外在观察，它不能描述一个人内在的世界，不能对内在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把握。

（二）使语言学的性质更加透彻

隐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特点，突出了认知活动的内涵意义。认知隐喻的本质是一种语言现象，难免会与一定的文化背景有联系。认知学者生存在一个有意义的认知世界里，不能完全隶属于科学世界的范围。认知隐喻要求个人正确的表达理解认知理念，这体现了厚实的文化内涵及语言的生动感，同时可以弥补科学语言的不足。

（三）有利于认知理念的反思研究

隐喻集语言现象、思维方式、文化现象三者于一身，隐喻的认知价值在于体会认知活动的精神，把握认知活动的内在，理解认知活动的文化。我们探索研究隐喻的含义，不只是为了实现对认知的理解，丰富对认知的领悟，更是一种对精神世界的探索。

五、结语

通过阐述隐喻的基本含义、分析隐喻的主要派别、联系西方文学中隐喻的实例以及揭示隐喻在西方文学中的主要功能，明确了隐喻在西方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也为以后熟练的运用隐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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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稳步发展阶段在“”结束之后，西方哲学课程团队逐渐成为一支富有生命力的团队，由郭立田教授、高崖教授、韩景超教授和丁立群教授等新老教师组成。在当时，采用了国内权威性的教材《西方哲学史》(全增嘏主编)、《欧洲哲学通史》(冒从虎等编)和《现代西方哲学》(刘放桐主编)。同时，在课程大纲的设计中，有针对性地把当时处于前沿各种问题有机地融入到教学之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3．成熟提高阶段在世纪之交，随着教学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强，西方哲学课程团队继续充实力量，现已发展为由中青年博士群体为骨干的教学团队。在教材的选取上，选择国内权威的西方哲学教材以及国际著名的原版哲学教材。西方哲学课程在坚持良好教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新的需要，深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大力强化西方哲学的学术研究水平和学科实力，积极促进向教学的转化，从而使西方哲学课程达到质的飞跃:在007年成为黑龙江大学校级精品课，在2009年成为黑龙江省级精品课，在2010年成为国家级精品课。

二、西方哲学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的内容与路径

1．西方哲学课程建设的基本原则(1)引入研究性教学理念，重点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和研究能力。具体做法是，改革教学内容体系，将西方哲学传统部分和现代部分合为一门课程，强调整体性和贯通性的理解，同时适当引入学术前沿的内容，把科研与教学有机结合起来。(2)在教学设计上，注重与学生多维和多向互动。一方面，采取课堂讨论和专题辩论等多种形式;另一方面，针对学生的不同个性进行针对性的辅导，因材施教，进行个性化培养。(3)在教学方法上，采取传统教学方法与多媒体课件相结合的方式，并计划实施网络教学，把与课程相关的内容上传到网上，以便于学生使用。上述的一系列教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使得本课程越来越受到学生的欢迎。(4)在教材方面，选择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以及复旦大学刘放桐教授主编的权威性西方哲学教材，并且选用了WalterKaufmann与ForrestBaird主编的PhilosophicClassics作为外文原版教材。同时，将中国人民大学张志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韩震教授编写的西方哲学教材作为辅参照。此外，认真积累基本素材，积极参编教育部工程教材《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述评》一书。

2．西方哲学课程的重点与难点本课程的重点是向学生介绍西方哲学发展中古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的四次重大理论转折，阐述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给予深入的分析和评价，指明西方哲学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以培养学生理论思维和学术创新的能力，树立正确的理论观、人生观、价值观。本课程的难点在于如何揭示西方哲学各流派和人物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及其之间的承继批判关系。由于课程的时数所限，不可能把整个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命题都给予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探究，因而很难厘清各个时代之间哲学思想与命题的传承与发展关系。因此，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把握重点，克服难点，力图打破学生跨越文化模式的阻碍和思维方式障碍，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确立整体的视野，要求在与中国传统哲学、哲学的对话中领会思想的内涵，加强对学生学习西方哲学经典文献的指导力度，尽可能在中西比较的框架内深化学生对于教材及本门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3．西方哲学课程的基本学时与相关模块西方哲学课程的本科教学共计204学时，由4个部分组成:(1)古希腊哲学，包括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智者运动、古典时期的哲学和晚期希腊哲学四个部分，共32学时;(2)中世纪哲学，由前期教父哲学和后期经院哲学两部分构成，共28学时;(3)近代哲学，包括经验论哲学、唯理论哲学、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四个部分，共72学时;(4)现当代哲学，由黑格尔之后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流派构成，共72学时。相关的支撑模块由7门课程组成，共计252学时。其基本的授课顺序为:(1)西方哲学原著选读，36学时;(2)古希腊哲学专题，36学时;(3)中世纪哲学专题，36学时;(4)德国古典哲学专题，36学时;(5)现代西方哲学专题，36学时;(6)心灵哲学，36学时;(7)语言哲学，36学时。这些支撑性课程重点是以专题的形式来解读和探讨各个时期的重大哲学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而不能简单重复西方哲学各个阶段哲学流派与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此外，还包括一些西方哲学原著选读课程，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阿奎那的《论存在与本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对于这些重要原著的阅读，不仅可以使学生们深入领会西方哲学的思想特点，而且还可以领略西方哲学家们彼此之间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与思想个性。

4．西方哲学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1)引入专题教学的课堂教学形式。为了突出课堂教学的重点和关键，本课程不仅以教科书的章、节的思路和内容进行课堂教学，而且加强了按照特别设计的专题教学的授课方式。如西方哲学的课堂教学专题主要有柏拉图哲学专题、亚里士多德专题、康德哲学专题、尼采哲学专题、海德格尔哲学专题、西方专题、西方实践哲学专题、分析哲学专题、西方哲学主体间性理论专题等。专题式的教学实现了与教科书有效配合、重点突出和理论深度相统一，从而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思想，提高了学习效率、教学实效性和课堂吸引力。(2)开展师生互动的对话式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和课后学习过程中加强讨论的环节和拓展，尤其是结合西方哲学前沿和热点性问题进行师生之间的互动式教学，以师生对话研讨方式进行。克服教师一言堂，形成生动活泼的学习气氛;有效地消除学生的逆反心理，真正启发学生进行哲学式的思考;教师可以在对话中充分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实际，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课堂教学。近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这是学生喜闻乐见、实际效果良好的教学形式。(3)开发多媒体课件，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实现教学思路的变革，变“满堂灌”和“填鸭式”为启发式、讨论式和研究式，而且从教学手段上改变“黑板加粉笔”的传统做法，充分利用现代的电脑和多媒体技术，积极开发制作教学课件，利用现代化多媒体的教学手段，为学生营造赏心悦目的学习环境，达到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益的理想效果。(4)采用多样化的灵活的考试方式和考核方式。本课程近几年贯彻先进的教育理念，主张因材施教，强化综合素质的培养，积极探索考试方式和考核方式的改革。主要采用了撰写论文与闭卷考试相结合的方式，避免不注重平时积累而仅仅依赖期末试卷的局限。同时，也尝试进行面试和开卷考试的方式，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发散性，力争学生在学习中走出原来的“死胡同”。以上这些方式的实行彻底改变了传统课程的考试模式，使考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这不仅改变了以一纸试卷决定学生学习水平的评价状况，增加了评价的合理性，而且在坚持培养目标的基本前提下，也使考评方式多样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自由地选择回答问题的方式，每一种方式实际上都蕴含着学生能力的展现，通过这种方式也就使学生有机会向着多样化、个性化的素质教育发展。

5．西方哲学课程团队建设的措施(1)采取以老带新、以强带弱的帮扶培养模式，有效地把资深授课教师的经验传给青年授课教师。(2)把好青年教师的备课和教案关，采取教研室集体备课，对西方哲学中的重点问题、难点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切磋和研讨，帮助青年教师把握授课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加强授课的规范性和方式方法的多样性，提高备课质量。(3)通过听课、调研和座谈等方式，了解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同时，经常就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经验交流，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交流与指导。

三、西方哲学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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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教育理念，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天下归仁”为最高的道德教育目标。孔子提倡“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他认为人人都可以受到教育，创办私学，广招各类学生，打破了封建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他认为如果学有余力，就可以从政，他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备良好的修养和道德品质，所以孔子将道德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要位置。孔子特别强调培育道德自我的重要性，他以人自身为主体来说明德育问题，体现了其主体性的道德教育思想。在道德教育实践中，孔子注重以理服人、循循善诱，在今天看来，孔子所提倡的便是“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孔子还倡导“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实际情况，针对性的采取具体的教学方法和内容，培养出了多方面的人才。在德育教学中，孔子还重视“举一反三”的作用，注重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教育理念，“仁义”是孟子德育理念的核心思想，孟子认为“仁义”是人们修身养德的规范和准则，他把这种道德规范概括为仁、义、礼、智“四德”。孟子将“性善论”作为人们加强道德修养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源自人的本性，主张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修养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子，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在教学实践中，孟子注重受教育者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自律性，要求自我反省，“反求诸己”。他认为求仁者不能行仁，便应当反求诸己，检查自己是否端正了动机。孟子强调道德修养贵在持之以恒，他认为主体的道德修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在日常的道德实践中逐渐积累，只有持之以恒才能见效。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他认为教育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让学生有一个可以奋斗的明确目标。荀子批判性的继承了孔子的思想理念，采百家之长，成为了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在孔、孟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礼”、“法”的理念，他重视道德修养，隆礼重法，礼法并举，礼是人们修身育德的道德模范，而法则是达到德育目标的法制保障。荀子认为没有经过教养的人是不会为善的，满足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在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便会发生争执，他主张通过礼乐教化，“化性起伪”使人格得到提高。在道德教育实践中，荀子主张“行高于知”，他强调学习只是获取知识的过程和手段，而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中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在学习中要树立合理的义利观，只有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达到义与利的辩证统一，才能构建一个因义得利、德福自然统一的伦理社会。

(二)西方传统教育理念

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即知识”的观点可以视为西方最早的教育理念，他强调美德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道德只能凭内心和神的安排，道德教育就是认识自我，听从神的训示。在教育实践中，苏格拉底以培养人的道德和治国人才为目标和宗旨，他主张把德育放在培养人才的首位，在成为有德行的人之后去学习广博的知识。苏格拉底以其特有的辩证问答方式进行教学，通过和学生之间的问答来启发学生，而不是直接传授知识，这和孔子“愤启悱发”的启发式教学有相似之处。柏拉图全面继承了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理念，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他以“心性三分说”为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从理念先于物质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出发，强调理性在教育中的重要性。柏拉图提出了以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四科)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体系，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为教育目标，注重在教学中对学生的理性训练。在教学方法上，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提出问题，进行分析、总结，通过回忆已有知识启发学生。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公共教育的理念，他强调国家应当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忽视教育将危及国本。亚里士多德的教育理念是建立在其人性论和认识论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最终获得知识和美德，所以他以发展理性作为教育目的，主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教学实践中，亚里士多德重视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他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主张勇于创新，敢于挑战权威，坚持真理，因此，他在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理念之后将其推向了更高的阶段。

二、中西方传统教育理念的比较

(一)注重共性和发展个性

从古至今，儒家思想在中华文明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被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塑造的“圣人”、“君子”等人格形象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目标，普遍的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言行，压抑了个体的发展及对个性的追求。古希腊学者则强调个体利益，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提倡对个体利益和个性的追求，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自由、宽松的教学方式和氛围有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二)尊师重道和追求真理

儒家“三纲五常”、“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念深入人心，提倡师道尊严、尊师重道，老师被学生视为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权威等级的观念固然能够让中华文化得到较为完好的保留和稳定的发展，但是严重阻碍了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学生迷信权威，缺乏创新能力。古希腊学者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老师在教育过程中更多的是扮演学生伙伴的角色，通过民主、平等的对话启发学生，鼓励学生勇于创新，坚持真理，敢于挑战权威。

(三)言传身教与知行合一

中国传统教育以指导性教学为主，儒家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主张老师在学生面前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学生提供学习标准。儒家十分重视知与行的统一，除了传授基本知识，还特别注重学与思相结合，启发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对问题进行思考，用心体悟以增强道德修养。古希腊学者强调实践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主张学以致用，以问答和辩论的方式传授知识和技能，通过课堂练习和现场体验，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当中。

三、对我国高校道德教育创新的启示

(一)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全面发展

现行的中国高校教育以社会本位的教学为主，注重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学生的自由发展受到限制。高校采用统一的知识标准和教学内容，强调对专业知识的考核，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道德教育，学生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等道德滑坡形象频频发生。教育的本质是以人为主体，高校教育应该由社会本位向学生本位教学转变，以学生为本，注重因材施教，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在现代教育环境下，高校应当将学生个性发展与满足社会需求相统一，既要注重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也要强调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培育出全方位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二)双主体教学，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中国高校的课堂教学往往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课堂变成教师的一言堂，为了完成学校的教学指标，教师一味的赶进度，忽视了学生在受教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学生的主动性和学习积极性自然无从谈起。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努力建立平等、融洽的师生关系，积极营造民主的课堂氛围，注重与学生的平等交流，增强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将学与问相结合，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认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对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学习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知行并重，交叉渗透，学以致用

当前的高校教育模式注重传授理论知识，实践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被轻视，道德教育呈现出形式化、教科书化的现象，理论知识很难被学生理解，并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修养。高校德育应当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德育教师与专业教师可以采取合作的方式，实现学科交叉渗透，学生可以更好的将德育理论运用于专业知识和实践中。此外，高校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以实践锻炼学生的道德行为。在校内，高校可以采取辩论赛、讨论会的课堂教学形式，通过角色扮演、情景再现的方式让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当中。在校外，高校可以组织学生到纪念馆、博物馆进行参观和调研，鼓励学生参加社会的志愿者活动，亲身体验有助于学生真正理解道德理论和价值。

四、结语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的丰富，但是精神世界却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诚信缺失和道德滑坡现象日益严重，加强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势在必行。不同的文化塑造了各有特色的教育理念，通过对中西方传统教育理念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各自的长处和缺点，借鉴西方传统教育理念的有益成分和先进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德育创新之路，培育出更多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作者:陈周 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黄广晋，王引兰．孟子的道德修养论及其德育启示［J］．伦理学研究，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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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文化的 “天人关系”论述

在 “天人关系”上，主张人与自然的调和、协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仅作为中国文化主干，而且后来也成为东亚区域性学说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都有 “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合一”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来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 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孑L子所说的 “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许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修德进业基础上的人本主义，它可以对人们提高其作为 “人”的内在品德方面贡献于社会；道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减损欲望基础上的自然主义，它可以对人们顺应 自然、回归人的内在本性方面贡献于社会。儒家的 “仁论”和道家的 “道论”哲学以及它们的 “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同样可以贡献于今 日人类社会。这就是说，中华文化不仅可以在调整 “人与人的关系”和 “人与 自然”的关系上都可以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就其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形上层面也会对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道家来看 ，天是 自然，人是自然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行动的目的，便是 “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 ，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 “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老子从对宇宙 自身和谐的认识出发 ，提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 ，它提示了一种应该遵循的规律，人应该效法地，地应该效法天，天应该效法 “道”，“道”的特性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人应效法 “道”的自然而然，顺应 “自然”，以“自然”为法则。“(圣人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为什么要效法 “道”的自然而然呢?这是因为老子认为，“人为”和 “自然”是相对的，人常常违背 “自然”。人违背 自然，人就会受到惩罚。所以老子说，作为宇宙规律的 “道”，由于它的特性是 “自然无为”，它对天地万物并不命令它们作什么，人就更加不应该破坏自然了。庄子还提出了 “太和万物”的命题，意思是说天地万物本来存在着最完满的和谐关系，因此人们应该 “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人应该顺应 “天”的规律，按照五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适应 自然的要求。为此，在《庄子》一书别强调人应顺应 “自然”，如他说：“顺物之自然”，“应物之自然” 等等。他认为，远古时代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时代 ，那时人类社会是 “莫之为而常自然”，不做什么破坏自然的事，而经常是顺应自然的。

2西方文化 “天人关系”论述

在“天人关系”上，西方文化主张是人与 自然的分离，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对立，征服自然，强调 “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人的理性思维是源于对自然关照形成的，特别是柏拉图开创 “理念”论哲学后，西方哲学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人居于主导地位，人认识自然的方式是通过人类理性来进行的。西方文化的传统，特别是近代哲学恢复了人和自然的地位后，过分强调了人的主体性，把人当作主体，把人之外的东西当作人认识的对象——客体 ，延续了柏拉图时代的思维方式——“分离”，又一次导致了主体与客体的远离。没有将人类自身看成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将人类看成了自然万物的主宰者，人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自然万物都得为人类服务，都得听从人类的摆布。如美国的哲学家詹姆斯就号召人们向大 自然开战，他这样说“可见的大自然完全是可塑的和冷漠的，——它是一个道德的多元宇宙……但不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对这样一个(指大自然)我们无须忠诚，我们与作为整体的她之间不可能建立一种融洽的道德关系；我们与她的某些部分打交道完全是自由的，可以服从也可以毁灭它们”。西方哲学正是全世界都 “战天斗地征服大自然”，进行资源掠夺式生产，曾经极大地推动了机械革命，推动了工业化生产的进程 ，但却是以严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为代价的。只顾眼前，不管长远，不给后代子孙留后路、同时也不给自己留后路的思想根源。

3中西文化 “天人关系”的当前状况

随着现代环境和资源问题的 日益突出，社会发展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由于人类对 自然界的过量开发，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全球气候的日益变暖，空气和水的污染 El益严重，土壤 日益耗尽 ，许多可耕土地逐渐被沙漠所吞没，大批物种逐渐被消灭，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危害程度与El俱增，这些造成了人与自然十分紧张的关系，以致是使人类社会面临着全球性的严重生态危机，已经严重的威协着人类 自身生存的条件。。生态环境问题，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被破坏。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价值，给人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智慧在今天愈来愈显示其独特的价值。西方学者在哲学文化领域也开始反思西方，转向东方，日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将之视为对治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精神良药。1988年，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聚会，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 阿尔文博士在闭幕会上说 ：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 25个世纪以前 ，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就是说 ，西方学者在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并转向东方，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这里主要是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 “天人关系”的不同看法来说的。西方文化自有西方文化的价值，并且在近两三个世纪中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人类社会有了长足的前进。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末，西方哲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弊病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其弊端不能说与 “天人二分”没有关系。更何况这点东西方许多学者已有所认识，例如：1992年 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因此，如何补救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弊病，并为二十一世纪提供一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之观念，“天人合一”的观念无疑将会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意义。

西方学者对我国儒家古老经典《周易》非常重视，不仅《周易》的英译本已有 10余种，而且还有专门研究《周易》的著作。例如美国学者约翰·希里格斯在其与英国学者合著的《混沌七鉴——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一书中说：《易经》对我们特别有启示。混沌的科学思想源于研究人员对气象学、电路、湍流等复杂物理系统的研究。很明显，《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曾长期深入思考过自然界和人类活动中的秩序和无序问的关系，他们最终将这种关系称为“太极”。该书又说：欧洲、美国、中国的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正如过去《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那样，此时此刻人们正试图洞察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寻求永恒变易中的稳定。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来 自方方面面的思想和感知产生出巨大能量的时代。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或许，当未来社会朝我们未曾指望的方向发展时，混沌科学会帮助我们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中华文化不仅可以在调整 “人与人的关系”和 “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可以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就其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上层面也会对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 ，如果夸大儒家思想的意义，其人本主义将会走向泛道德主义 ；如果夸大道家思想的意义，其 自然主义将会走向无所作为。同样，如果中国哲学家不认真吸收西方哲学的重知识系统、重逻辑分析的精神，从西方哲学这个 “他者”来反观自己的哲学问题，那么它就很难克服其一定程度上的直观性 ，也很难使它开拓出一个更高的新层面。因此 ，我们必须给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以适当的解释，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儒家”天人合一”观念，其本义并非直接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不能直接用于解决现代社会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就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哲学基础而言，儒家在认识论上的” 主客二分”前提下的价值论上的”天人合德”，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精神价值的来源问题 ，亦非是对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探究。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宗教基础，把天地万物当作人的宗教观念的来源和落实人的宗教情感的对象，而非与人对立、由人类所征服的无理性的低级存在。由此一宗教基础 ，所显出的是人对于自然万物在精神价值上的统一和在宗教情感上的尊重。认识并认同儒家 “天人合一”观念的这一宗教基础，才是 自觉 自愿消解人与自然对立的根本解决之道。然而人类藉由自身科技智能发展所建立起来的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科技霸权，会严重妨碍人类放下由科技理性所构筑起来的骄傲与虚荣，“屈尊降贵”重新回到天地的怀抱。正象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人类在自然状态下那样，“人对人是狼”，到处是 “一个人反对一个人的战争”，最后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达成协议，以肯定他人存在的合法性来换取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人类也同样不无惰性地在环境报复的恶果下，以不得不承认 自然存在的合法性为条件来换取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人类在最近几十年发展的历史，就是一方面依靠科技的刨新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的历史，另一方面在环境问题的逼迫之下不自觉不自愿地回归自然的历史。自觉 自愿与不觉不愿，二者虽殊途而实同归，差别只在于愿意的跟着走，不愿意的牵着走而已。儒家 “天人合一”观念宗教基础中的 “兼爱”思想，则为解决人与 自然的对立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操作手段。例如：1992年 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 《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因此，如何补救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弊病，并为二十一世纪提供一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之观念，“天人合一” 的观念无疑将会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意义。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卡尔·容格指出：应该转换西方人已经偏执化了的心灵，学习整体性领悟世界的东方智慧。当代西方 “过程哲学”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对解决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约翰·希里格斯在其与英国学者合著的《混沌七鉴— — 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一书中说：《易经》对我们特别有启示。近二三十年来，特别是进入 21世纪以来，西方一些著名的学者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国。如罗素在 《西方哲学史》中就说：笛卡尔的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接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过基督教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和物质两者平行而且彼此独立，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然而，中国哲学的 “天人合一”思想认为 ，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 “人”(人道)；研究 “人”也不能不牵涉“天”。因此，当代西方 “过程哲学”对二元思维方式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中国“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认为，应把环境、资源、人类视为自然构成中密切相联的生命共同体，这将对解决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人认为，摆脱生态环境的出路在于 “天人合一”观来取代西方征服自然的观念，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事与愿违，我们祖先所追求的人和自然和谐的理想 ，并没有能实现。应该说传统的 “天人合一”思想，实际上只限于对 自然规律知其然而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却没有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真正解决人和自然关系的能力和手段，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高度中才能产生出来。因此，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与西方征服自然，并非是绝对对立的；二者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合理的态度是恰当地把二者结合起来，通过改造自然、征服 自然去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这或许是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的正确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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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郁龙余编．中西文化异同论．三联书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