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博士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社会学博士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中图分类号：G80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4-0522-03

On Some Questions of Cultivating Sport Discipline Doctor Postgraduates

LI Jing, XUE Cuixia

(Graduate School,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cultivating sport discipline doctor postgraduates is still in primary stage in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re worth researching, such as how to select excellent students and make scientific procedure, be strict with the quality of mentor and increase the quantity, cultivate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doctor postgraduates through many ways, and monitor the process of making doctor dissertation for improving quality． Based on this situation, many strategies should be researched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octor postgraduates．

Key words: sport discipline; doctor postgraduates; cultivate; questions

1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简况

1986年，我国批准设立了首批体育学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北京体育大学的运动生理学、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专业和上海体育学院体育理论专业成为3个博士学位授权专业，标志着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初步建立。到1996年底，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学科专业由原来的3个学科专业发展到运动生理学、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运动训练学、体育理论、运动生物力学、武术教学理论与方法、运动生物化学等7个学科专业，累计招收了64名博士生，培养博士学位获得者17名。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设置了体育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从原来的11个学科专业压缩到4个学科专业，即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在4个二级学科下设置若干个研究方向。

目前，我国体育学的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有四所院校，此外，还有13所院校拥有体育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其中，体育教育训练学9个、体育人文社会学6个、运动人体科学3个、民族传统体育学2个。同时还有三所体育院校联合招收博士生，也有一些体育院系本校其它一级学科下也招收体育学博士生（表1）。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学位授予点是近几年新增的，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

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由体育院校为主，综合性大学为辅的体育学博士生培养格局，改变了过去由体育院校为主的单一局面，形成了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开放性培养体系。

表1我国体育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点的基本情况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速度也比较快，从招生规模就可以窥见一斑（图1）。特别是2000年以来，体育学博士点的增多，招生规模的扩大，使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

图1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招收情况

（引自卢亮球等，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现状、问题及对策）

2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与思考

关于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曾有学者进行过相关的调查（表2），基本反映了目前的实际情况，但与次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同样也不能忽视。

表2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注：引自卢亮球等，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现状、问题及对策

2．1规范入学考试，招收优质生源

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是衡量考生知识水平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体育学博士研究生考试一般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是筛选的第一步，如何把握好初试的难易度？是依据考生的数量来确定，还是依据体育博士学位的要求来确定呢？如何在初试中使有实践经验、科研能力较强但知识记忆却一般的考生和那些只善于死记硬背的考生区别开来。这些问题都是在入学考试时要考虑的因素。因此，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并不是普通意义的测验，而是一种多因素影响下的平衡、综合、复杂的对考生能力的检测，甚至有时是针对考生个体的一种判别。

在初试的笔试中有两个重要环节值得注意，一是出题，一是评卷。科学合理的试题是筛选优秀考生的第一步，除注意避免漏题外，更多的还是要对试题的难度、质量进行把关。其次是评卷过程中的客观性，避免人情因素的影响，要做到公正、可信。在初试的基础上做好复试更为重要，因为录取博士研究生的总原则是把那些科研能力较强、理论基础扎实，有一定创新能力，并能在经过博士期间的学习后成为本学科的高精端专业人才和学科带头人的考生挑选出来。但是如何在初试的基础上能把真正的人才甄别出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识别？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初试分数高低不是唯一的依据，还要注意考察考生的培养潜能，要对考生以往的科研能力进行初步评估，对考生的德行要有所了解。另外，正确把握考试成绩与导师自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要考虑导师的意见。

面对博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越来越多的形势，面对一些体育学博士点都是新增的局面，面对如何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疾呼。规范博士生入学考试，探讨适应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招生规律的一套相对稳定、程序公开、公平公正的命题、阅卷、复试、录取制度，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2．2严格导师资格条件，扩大导师队伍

在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导师具有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从1981年创立学位制度，制定并实行了由国家评审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办法，制定了在教授中挑选学术造诣较深、科研成果显著、对国家社会有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担任博士生导师的原则，聘任了一批博士生导师，对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对建立博士生培养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博士研究生规模的扩大，以及高校办学自的下放，博士生导师的资格确认基本上由所在高校自己聘用。

随着近年来体育学博士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带来了博士导师数量明显不足的问题。为了满足招生的需要，一些院校不得不让导师超限带博士生，从而出现了一个导师一届带3～4名，甚至更多名博士生的现象，这其实是非正常的，远远超越了导师的能力。另一方面，还有通过降低导师资格条件，使那些实际上并无导师资格的教授也混入导师队伍。特别是一些新增博士点的综合院校，由于这些院校在申报博士一级学科授予权或点时，其借助的是综合实力，而实际上体育学科能力可能并没有达到培养博士研究生的条件，也就是说，其博士研究生导师的资格是值得质疑的，有些导师甚至自己本人都没有经过博士、硕士研究生的经历。

在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招收规模较大，博士导师短缺的这种状况下，如何既能严把导师资格关口，又能充实扩展导师队伍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北京体育大学近年来主要采取了整合社会资源，聘请社会上实践经验丰富、科研能力较强的体育学者或政府官员担任博士导师，或从兄弟院校聘用有资格的教授担任博士导师，虽然通过这两种途径缓解了博士导师的暂时短缺，但是从根本上是不能解决此问题的。因此，在体育学博士导师队伍建设中，要从远景考虑，改革当前的导师遴选制，建立“导师组（室）制”。对某一学科或某一方向的导师进行整合，组建一个导师组或导师室，并配具有博士学位、拥有科研项目、学术思想活跃、有培养前途的副教授参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这样培养1～2届研究生下来，那些副教授也升格为教授了，同时也具有了博导的经验，这样可尽快的扩充博士导师队伍，真正解决体育学博士导师紧缺，水平有限的问题了。

2．3创造条件，多种途径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核心就是培养其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反映则主要通过其博士论文的价值折射。但是，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也不仅是导师个人的影响，而是学校全面的培育。鉴于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时间短，学科较弱，而且大部分博士点都是新近增加的，所以在培养博士生的创新能力方面更显“心有余，力不足”。现在大多数学校主要把培养博士生创新能力的重心放在“培养方案”、“课程建设”、“教学质量”等方面，这是当务之急的，的确在博士研究生课程建设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如有计划无实施、有课程无教材、有教学无评价，等等。但是，从体育学科实践性强的特点来看，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仅凭在教学中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应让博士生走到体育实践中去了解现实，获取需求，追踪热点，聚焦难点。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实践中寻找创新，在实践中培养能力，因为大多数博士研究生在本科和硕士期间接触群众体育、运动训练、学校体育就比较少。怎么样让博士生走向体育实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学校、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共同开辟途径，创造条件，把博士生推向体育实践一线，在实践中培养博士生的创新能力。

北京体育大学是招收博士研究生较早的学校，在培养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方面积累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北体研究生院在培养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方面走过了由主干到边缘，由重点到全面的过程。所谓由主干到边缘的做法是，由抓培养方案制定的科学性、前沿性、规范性；抓课程建设的先进性；抓教学质量的高规格；抓导师的责任和评估；走向了开辟新的途径，抓学生在学校的第二课堂，聘请专家定期讲学，建立“博士论坛”，加强博士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2．4监控学位论文研究过程，提升论文质量

1) 把好选题关。有了好的选题才能做出高水平的论文，体育学博士生论文的选题应主要属于体育学科前沿具有创新性的问题或学科发展中一些关键性的问题，选题的质量是保证论文创新性的前提条件。博士论文的选题应尽可能与导师的科研任务挂钩，成为导师科研课题中相对独立的一部分，或者是导师科研课题的延伸，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如果能围绕国家级重大课题，则比较容易取得新的突破。

2) 确保导师全程指导，这是培养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论文质量的重要保证。严格把好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论文撰写等全过程，才能保证论文的创新水平和质量。

3) 加强论文质量管理制度建设，这是提高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根本。应围绕学位论文的各个环节建立相应的制度，以加强规范化的管理。具体可从论文的开题、论文中期检查、论文评审三个大的环节制定规章制度（表3），比如，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开题，开题要走一定程序，而且应建立负责人制度，这样可与最终论文完成时的评审与答辩结合起来。

表3提高体育学博士论文质量建立制度参考

论文开题相关制度论文中期检查制度论文评审制度定期开题制度是否按计划进展盲审制度开题申请制度质量监控末位淘汰制度开题负责人制度导师指导情况奖励制度在论文研究期间要对其是否按照旧开题设想进行，论文质量是否有所“注水”，导师指导是否到位与充分。在论文完成后，要对论文进行盲审以确保质量，并可采取末位淘汰与奖励制度。这样基本上对论文的由选题到最终的评审整个过程进行了有效的监控，较为充分的发挥了研究生管理部门的职能，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提升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3提高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策略

3．1明确形势，确定博士研究生全国发展战略

虽然现在有17所院校（包括联合培养）具有招收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资格，但是从整体数量上来说并不多；从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发展来看，也仅有近20年的历程，而且其2/3的学校却只有7 a左右的发展时间。所以，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无论从时间，还是从规模上来说都是个“新生物”。在这种状况下，应该由一些部门出面组织研究一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全国发展战略规划，逐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为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教育质量服务。

3．2整合社会资源，优势互补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具有招收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学校在导师资源、课程资源、科学研究实验条件、优秀生源等方面，存在着分配上的不均。怎么样充分利用、整合配置这些学校的资源，对培养高质量的、有创新能力的博士研究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如何发挥各地体育科研机构为培养博士研究生服务也是要思考的课题。为了提高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全面素质和培养质量，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充分发挥人才和资源的综合优势，应该打破高等体育院校之间，高等体育院校与科研院所之间相互封闭的局面，鼓励高等学校之间、与科研机构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建立开放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3．3完善规章制度，实施博士研究生授予点评估机制

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总体来说发展较晚，整个培养体系还不健全，还需要不断完善。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最好的办法是用科学合理的制度去管理，这样就需要完善和建立一系列的有关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规章制度。如招生制度、导师聘任制度、社会实践制度、论文科研制度等等。国家要针对体育学科比较薄弱的特性，制定宏观的政策引导其发展，对新增的博士授予点要跟踪评估，不能只管授予，不管建设，不能只管结果评估，不管过程建设。因此，要加强对各体育学博士授予点的评估，形成一定的良性机制，促进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4结论

1) 目前，我国体育学共有4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全国14所大学拥有20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另外，还有三所体育院校联合招收博士生，有一些体育院系本校其它一级学科下也招收博士研究生。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学位授予点是近几年新增的，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2) 随着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如规范入学考试，招收优质生源，把招生纳入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全程中；严格导师资格，扩大导师队伍；创设条件，多种途径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监控学位论文研究过程，提升论文质量等问题。

3) 鉴于当前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现状，要着重研究提高培养质量的策略。可以从确定博士研究生全国发展战略；整合社会资源，优势互补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完善规章制度，实施博士研究生授予点评估机制三个方面考虑。

参考文献：

［1］ 卢亮球，高鸿辉，麻雪田，等.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现状、问题及对策［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5，25（5）：118-123.

［2］ 钟秉枢，蒋家珍.以规范为基础以创新求发展――体育博士生培养若干问题的探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6，40（12）： 7-12.

［3］新华社.政协委员疾呼必须重视博士生教育质量［N］.黑龙江日报，2005-03-03.

［4］ 杨贵仁，黄汉升，方千华.新时期我国体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审视［J］.体育科学，2005, 25（6）：3-12.

［5］ 牛智有，廖庆喜.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思考与措施［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5，10：166-168.

［6］ 何方.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6（1）：98-104.第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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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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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篇（4）

可是，有谁能够把“二人台”置于历史与地理纵横交织的宏伟坐标中，确认它为三大文化板块地缘交融所形成的“西口路”经济文化生活的结晶，对它进行高视角的观照和细致入微的透视？有谁能够深入到当代二人台班社里，跟演员和演奏员们三番五次不辞辛劳重走西口路，亲身体验那表演小组和观赏群体在山沟僻壤间鱼水相依、互动相激的鲜活场景，那充溢生机的民俗文化氛围？有谁能够把乡间土屋墙上用红纸张贴的账单――把演出若干场的出资人姓名和款项尽行公示的红榜一幅幅拍摄下来，作为当代文化生态的活见证搜集保存起来，统计梳理出来，进行音乐社会学和音乐文化学的研究？除了杨红，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人。

杨红专著《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近日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她200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的学位论文。这篇博士论文的方法论采纳法国文化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倡导的“参与客化法”（王铭铭译名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这方法的特点在于：不仅强调研究者对于所研究文化事象的亲身参与，而且要求把“局外”与“局内”沟通融合，充分“对象化”，达到高度客观性的认知。可贵的是，杨红不仅从理论上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方法，而且身体力行，把这方法的精髓化作自己的科研实践，去采录，去询问，去统计，去梳理，去洞察。因此，她所广泛阅读的大量文献资料就从纸面上活跃起来了，成为“客观性认知”的历史支撑和地理铺垫，共同还文化事象以深度真实的本来面貌。

关于二人台在当代的生存际遇，有必要再度重视“路文化”这一概念。在近几百年间，二人台艺术是在“西口路”的经济文化独特生态中萌生、发展并成熟起来的，它的表演场景是“西口路”上一个个“点”的乡镇市集，给它注人经济与文化养分的是这些“点”上的底层老百姓。近几十年来，二人台的不少剧团开始登上大城市的国营剧场，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标志着二人台艺术“登大雅之堂”的“辉煌”时期。杨红的田野调查展示了三类文化生态的对比：（1）国营编制的剧团剧场，(2)都市娱乐场所的火爆炒作，（3)民间班社在乡间的流动演出。我们能从对比中看出，保持着二人台固有生命力的，是第三类文化生态。那么，第三类文化生态何以能保持固有的生命力呢？是由于：它不脱离传统音乐文化的沃土，它满足广大农村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它在密布于广大地域的许许多多“点”上吸纳又播洒民族文化资源。这三项文化优势，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路文化”。我们不妨大胆地断言，二人台在新世纪要保持自己的勃勃生机，必须牢牢握住那“路文化”的命根子。

篇（5）

―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to Aesthetic Existence

ZHONG Cheng-xiang

傅守祥博士的新著《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了,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审美文化研究领域很有实力的一项创新性成果。

这部专著起始于他的博士论文《欢乐诗学》,是他师从浙江大学T岱先生攻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凝聚四年心血铸就的,论文在盲审以及答辩时颇受好评;之后,他又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把形而上的学理思辩与形而下的现实审美文化思潮的演进紧密结合,潜心深钻细研,再费两载功夫,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题为《审美文化与审美范式研究》的博士后工作报告。守祥博士也因这项连续性研究而获得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立项资助,出版时定名为《审美化生存》。

我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有幸先睹为快,不仅深受启发,而且感慨万端。在物欲横流、世风浮躁,学术规范也受到猛烈冲击的当下,能如守祥者一方面以学子之孜孜求学态度,排除干扰,甘于清贫,坐冷板凳,做真学问,另一方面又怀赤子之满腔热忱,忧患天下,关注人类圣洁的精神家园的坚守,真是难能可贵,令吾辈肃然起敬。我衷心地祝愿他终生坚守住党和人民培养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神圣职责、人格良知和学术操守,再接再厉,奋进不止,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添砖加瓦、贡献微力。

守祥的这篇学理性、现实性极强的研究著作,我最称道的是有思想、有见解,其思维的锐敏和见地的独到,构成它基本的学术品格。面对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强势,尤其是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引发的信息革命,人类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人文生态环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多少专家学者和志士仁人都对此密切关注甚至忧虑重重。守祥作为知识分子的后起之秀,直面这种严峻现实,以深邃的理论眼光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受制于市场逻辑的大众审美文化“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他主张进行一场“审美观念的探险”,目标是建设“新的美学范式与审美理念”――

研究资本与技术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深层影响,透析“艺术终结”与“哲学终结”的内在背景,确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转型意义与普遍价值尤其是对当代文化生态平衡的长远影响,调整视角从传统的形而上学范式转入新型的社会行为学范式、从哲学纵向超越的思维转入重视横向超越的想象、从封闭的本质论诗学走向开放的体验论诗学,剖析大众文化审美理念的文化美学、身体美学表现及其欢乐诗学构造,辨析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与审美现代性的人性解放之重,以天人相通的感性想象和灌注价值理性的审美批判制衡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引导的轻薄与狂嚣。

这段话,概念叠加,内蕴厚重,可以看作是守祥从事“大众文化审美研究与哲学批判”的宗旨。其间的思想锋芒和学理色彩,令我想起了前辈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生前与熊十力先生对话的一句名言,十力先生深沉叹曰:“我想今后人们都不会思想了。”此语力透万钧,启人深思,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今之现实证实,不幸而言中。但,有守祥们在,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之思便能代代相传,足可告慰前辈哲人的在天之灵!

篇（6）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上，培养学术研究人员是博士教育的目标。美国卡内基博士教育项目（CID）将博士教育的目标界定为培养“学科看护者”（the steward of discipline），也就是培养未来学术界的继承人以推进学科知识的发展。但是，随着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张、劳动力市场的变迁以及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博士教育的目标逐渐发生变化并呈现多样化，诸如“可雇佣的人”、“高级知识工作者”等概念的提出。21世纪初，阿什（Usher）提出今天的博士生应该具备如下特质：他们必须具有适应性和多方面的技能，并有开放的学习态度；他们必须对全球化过程和信息革命中的工作环境有充分的把握，至少应懂得网络信息技术。这些技能在问题解决、写作、领导和知识应用中被形容为“软技能”和“知识密集型技能”――问题解决能力、合作工作能力、领导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

这些要求超出了传统上学科教育的范畴。已有研究表明，学术不再是博士毕业生的唯一或主要归宿，美国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调查博士从事学术职业。从博士生的就业意愿来看，70%左右的英语系博士生期待能从事学术职业，而在化学学科，只有34.8%的博士生对教职感兴趣。伍尔夫（Wulff）等人采用回顾性评价方法研究了分布于6个学科已经工作10年到14年的博士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发现博士毕业生提及频率最高的是对劳动力市场更好的准备，强调跨学科和市场化的技能。

显然，博士教育目标从“学科看护者”到“可雇佣的人”的转变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不少文献指出，培养学者不再是博士教育的唯一目标，应该在学术型博士学位之外建立专业博士、项目博士等多样化的博士项目。尽管这些研究试图将触角伸向学术型博士项目之外寻找解决博士教育危机的出路，但不可否认，学术型博士教育也未能逃脱当前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挑战。“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不仅促进了博士学位类型的多样化，同时也促使传统的学科进一步分化，而且在某些学科领域导致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变化。”那么，学术型博士教育的目标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不同学科的教师是如何定位博士教育的目标？教师认为博士学位获得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或素质？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笔者2010-2011年在美国中西部一所研究型大学（以下简称R大学）进行的质性研究资料。R大学是一所具有近两百年历史的公立、博士-研究型大学，并且是美国大学联合会（AAU）的成员机构，它在全美共有八个分校。笔者主要在主校区进行田野调研。就具体的资料收集而言，大体包括文本资料（R大学研究生院、学院和系的文件），正式访谈资料（对9个学科35位教授的访谈，全部录音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以半结构化访谈为主，同时辅以观察），非正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资料（在R大学研究生院待了近一个月，访谈研究生院管理人员15位，参加各种会议3次）。本文主要选择化学、数学、经济学和英语作为典型学科进行分析论证。这四个学科的12位受访教师的具体情况如下（表1）。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进行资料分析，其具体操作过程是：一级编码，开放式登陆，以开放的心态呈现资料本身的概念和意义，发现概念类属，对类属加以命名，确定类属的属性和维度，然后对研究的现象加以命名及类属化；二级编码，关联式登陆，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三级编码，核心式登陆，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以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将分析集中到那些与该核心类属有关的码号上面。

二、不同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定位

（一）化学学科

当问及“您认为化学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目标是什么”时，受访教授普遍宣称是培养独立的科学家。那么，化学学科的教师注重培养博士生具备哪些能力与素质？

在化学学科，对独立科学家的素质要求既包括学术研究与筹划的能力，也包括沟通和交流的能力。也就是说，独立的科学家应该能提出研究问题、理解研究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同时应该具备沟通能力、做报告的能力、独立思考和写作的能力，毕业后具有就实验室事务做出决策与计划的能力。对此，卡内基博士教育创新计划全面概括了化学学科博士应该具备的十个方面的专业能力：人际交流、写作和学术报告能力、团队工作能力、技术领域新技能的运用、道德伦理与公共关怀、了解企业策略和技术转移、接触其他领域以拓展知识广度、国际视野、了解工业界的机会、了解经济驱动对私企成功的重要性。

导师是如何培养化学学科的博士生具备上述能力呢？导师除了提供资源和好想法、给予指导和传授实践经验外，还教给博士生有关化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研究策略，并创造良好的科研氛围。一位化学教授陈述他作为导师的任务是：“教给博士生化学基本知识并习得研究过程，向博士生传授如何批判性并带有好奇心地观察科学世界的工具，希望博士生具有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有效沟通的技能；我很高兴能创造一个有利于研究、学习和将博士生培养成为独立科学家的氛围”。博士生要做的事情是做实验，主动从事研究并在需要之时寻求导师的指导。博士生在此过程中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了自主推进研究项目的经历以及相应的专业能力。此外，受访导师指出，指导博士生参加学术会议、与同行交流是获得沟通、报告、表达和展现能力的重要方式。下面是一段受访者的原话：

“我们教博士生如何沟通，包括口头沟通能力和阅读写作沟通能力。科学家喜欢讨论某一话题的研究进展，因此我们也喜欢参加专业学术会议，做20分钟的报告。我们的确花不少时间培养博士生如何做报告，如何画精致的图形，如何清楚地表达，如何机智地回答与会学者的问题。我们指导博士生如何有逻辑地、清楚地组织报告……我们不仅通过带博士生参加会议锻炼他们与人沟通的能力，也鼓励博士生与系里的访问教授交流。”

化学学科不仅注重培养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而且更看重博士生掌握一些可迁移技能。因为劳动力市场看重的是化学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作为科学家管理和指导研究团队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从事基本分析的能力。大部分博士生在毕业后会做两年左右的博士后，然后再选择到学界、工业界或者政府部门就业。越来越多的化学博士毕业生在公司或国家实验室工作，或自己开公司，这部分博士占了将近三分之二的比例。同样，导师认为对博士生的培养也并不局限于在学术界工作的科学家，也应考虑学术界之外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如一位资深化学教授所说：“劳动力市场给我的触动是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化学家。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都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因此，化学学科越来越需要培养服务于社会各种技术需求的科学家。而对博士生可迁移性技能的培养，使化学学科的博士生获得了在学界内外就业的基本素质。

（二）数学学科

受访者指出，如何培养博士生成为独立有潜质的研究者是数学学科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标。借用卡内基博士教育项目的定义，数学学科的目标是培养生产、积累和转化学科知识的研究者。据统计，学术界是数学学科博士毕业生最主要的就业市场，占三分之二以上。学术就业市场对数学人才的挑选注重博士生的研究工作及其所展现的研究潜质。也就是说，数学学科评价博士生的标准是学术论文所体现出的研究水平――博士生要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有结果的学术论文，并以此证明自己是有研究潜力、出类拔萃的研究者。

“学生研究做得比较好的、出类拔萃的，自然容易找到工作。对老师来讲，希望学生找到好工作的话，就要让学生做出好的成果来，对于学生来说就是希望写出好的论文。但是具体做什么样的题目，关系不是太大。例如说，数学系在招人的话，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只要做得好就可以，这说明你有研究潜力。”

尽管大部分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之职，但就“培养什么样的博士生是成功的”而言，数学学科的教师并非将博士生毕业后是否从事学术职业作为唯一衡量标准，有些教授更看重博士生在读期间的智识探索经历，诸如博士生是否具有自我激发（self-motivated）的能力，以及能否创造出有价值的研究。一位受访教师说：“如果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没有进入学术界，没有成为教授，而是成为保险精算师，为公司工作。我认为这也是成功的，因为博士生拥有的这段智识探索的经历，将使其终身受益。所以，我希望他们在读期间有一个很好的智识探索的经历，并创造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

此外，博士生的教学能力也是导师提及的博士生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数学学科博士生的资助主要靠教学和奖学金。教学是数学学科博士生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与英语学科很像：“博士生基本上是靠教课获得资助的，有很多教课的机会，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要教。在数学领域，我们的教学任务远远多于其他系，英语也是。”总体上看，博士生有两项任务：研究与教学。但是，如何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数学学科博士生面临的难题。正如受访导师所分析：一方面，博士生需要花大量时间用于教学以获得资助，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多的教学实际上挤占了从事研究的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获取博士学位的要求，还是劳动力市场的选才标准看，研究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教学。

（三）经济学科

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教授在访谈中更强调博士生的就业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培养。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既有到学术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也有到工业界、联邦机构或投行从事研究或实务工作的。经济学博士生培养具有灵活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而不单是对“学科看护者”的培养。

当笔者询问：“您在指导博士生时的首要目标是什么？”经济学科的受访教师均指出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博士生具备就业能力并顺利谋得职业。经济学科教授对职业一词的理解不仅包括学术职业，也涵盖非学术职业。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有各种各样的职业选择和发展路径：一条路是学术职业，即进入高校从事学术研究或教学之职；另一条路是非学术职业，这是经济学博士生的重要就业途径。非学术职业包括两类：一类是非营利机构，如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美国政府机构（美联储、财政部等）、智囊团（兰德公司）；另一类是商业机构，诸如投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咨询公司。

灵活多样的就业去向实际上也要求导师对博士生的培养要具有灵活性，教师通常倾向于结合不同学生的职业定位培养博士生。受访者明确提出对经济学博士生的指导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不同职业对博士生的素质与能力的要求会有差异。一位教授的陈述体现出经济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灵活性以及对博士生就业意向的重视：

“对不同学生的定位不一样。我的标准根据博士生的就业期待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很多韩国学生想毕业以后回国在研究所工作，那么这个标准就是很不一样的，对吧？如果你打算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谋职，这与去韩国的研究所工作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工作的特质以及我对学生的期待，标准有所不同。如果你想在美国从事学术职业，也就是从事学术研究，你得有创新能力，得有思想、有原创性的思想。如果你要回韩国的研究所工作就不是这样的标准，因为韩国的研究所大多数研究工作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的不是原创性的思想，而是要看你有没有实用性的技能。”

既然导师指导博士生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博士生获得就业能力，那么博士生应该掌握哪些技能或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通过对访谈资料提取高频词，发现“技能”一词在经济学科受访教师的话语体系中频繁出现，例如在受访教授EC_2的访谈中出现了18次，EC_3提到了13次。受访者提到的与技能相关的词有：研究技能、教学技能、沟通技能、实用技能、计算技能、英语技能、计算机技能、技术性技能、理论技能、计量经济学技能以及整套技能、所有各种各样的技能。从以上所列各种技能，可以看出经济学科教授的话语体系里对“技能”的宽泛界定，以及学科本身鲜明的实用取向的文化特征。

可以将受访者提到的博士生应该掌握的技能概括为四大类：专业技能、技术性技能、教学技能和软技能。其中专业技能是经济学博士生必须掌握的核心知识，是指经济学科本身的知识。但是，随着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导师越来越重视培养博士生的技术性技能。受访教授指出，现在对博士生的培养开始重视技术化的知识和技能，诸如数学、统计和计算机方面的技能。拥有数学、计算机等学科知识背景的学生在博士项目的录取中越来越受到青睐。拥有跨学科知识也是导师培养博士生技术性技能的一方面。“做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不仅仅意味着精通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数学和统计学的知识是必备的，当然，任何一位像样的经济学家必须会说专业语言。但是一名更出色的经济学家应该意识到与其他学科专家交流思想是有利可图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专家通过与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等研究人类状况的专家交换思想，能够使自己充实。”总之，博士生应该掌握整套的技能或各种各样的技能。“如果博士生想找到一个好工作的话，必须具备各种工具性技能，这是必需的。我也希望他们不仅具有理论技能，也要拥有计量经济学和实用技能……我认为与过去相比，今天获得这些整套技能、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更为重要。”

（四）英语学科

英语学科的受访教授认为，帮助博士生从学生向“专业化学者”的顺利转型是其博士教育的目标。英语学科教师眼中的“专业化学者”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呢？扎根于访谈资料，可以发现英语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培养中的“专业化学者”素质的界定大体包括：参加学术会议并做报告的经历与能力；写作与发表学术论文、博士论文具备出书的水平；教学经历。以上三方面是普遍被英语学科教授所认同的，同样也是就业之时劳动力市场所看重的评价维度。

首先，博士生应该具有参加学术会议的经历，而且导师鼓励博士生准备学术论文并做会议报告。参加学术会议更重要的目的是丰富作为专业化学者的经历与经验。同时，这一经历会在就业之时给博士生添砖加瓦。

其次，导师评价博士生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准备发表的期刊论文、博士论文）的标准是研究本身的创新性。导师认为，博士生向专业化学者的转型应该始于资格考试完成之后。也就是说，在资格考试之前，导师所看重的是培养博士生在专攻领域的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积累，而在资格考试之后才开始对博士生进行专业化学者的学术训练。

第三，对英语学科的博士生来说，教学能力也是作为专业化学者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在导师看来，虽然更注重培养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但教学能力对博士生作为专业化学者的发展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从就业的角度看，英语学科的博士生多在大学任职，而美国的社区学院和教学型大学尤其看重求职者的教学能力；即使是在研究型大学从事学术职业，教学能力也是考核的标准之一。因此，英语学科博士生在读期间需要承担大量的教学工作。以R大学为例，一般情况下，博士生一年至少教三门课，这也是博士生获取资助的重要来源。

从就业的角度看，英语学科的教师希望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职业。英语学科的教师之所以比较看重博士生能否到学界就职，一方面源于纯基础学科研究本身的价值与社会应用部门的联系不紧密，另一方面也与英语学科趋于严峻的学术就业市场相关。英语学科的教师不断地表现出对博士生就业的担忧。“由于学术就业市场不容乐观，越来越多的博士生选择到非学术部门就业，但是很少有英语系出于就业市场的原因而改变博士生培养的课程结构。尽管我们开始尝试做20年前不会做的事，例如教研究生职业性和技术性的写作，因为学生可能需要到工业界撰写文案和宣传册”，但是，“英语是相当传统的学科，很多学校仍怀抱博士生生来就要成为学者的理念”。在这里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学科文化传统以及博士生培养理念之间的多重张力。以学术职业和专业化学者为博士教育首要培养目标的英语学科，处在保持学术传统与适应新兴环境的藩篱中，现实张力下的博士生培养究竟何去何从？

三、学科文化与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学科差异

通过对化学、数学、经济学和英语四个学科案例的分析，我们认为，博士教育目标的总体趋势是从学科看护者向可雇佣人转化，但博士生培养目标呈现显著的学科差异。尽管所有学科的教师都注重对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但是不同学科的侧重程度以及对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的强调呈现差异。英语学科博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专业化学者；化学学科的教师将博士教育目标界定为能在各行各业工作的科学家；与英语学科相似，数学学科注重博士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经济学科直接着眼于培养博士生成为“可雇佣的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可雇佣的人”包括学术部门和非学术部门。

这一差异可以用学科文化的理论进行解释。托尼・比彻（T.Becher）指出，学科是一种文化现象：体现于心智相似的人组成的共同体中，每个学科具有其行为方式、价值体系和独特的智识任务。导师对博士生的培养活动本身就是学术训练的过程，是将博士生进行学科规训或学科社会化的过程，因此，学科文化会对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产生影响。之所以不同学科的博士生培养目标呈现差异，是因为学科文化所追求的行动理性不同。行动理性是指学科成员在行动中遵循的标准，他们可以遵循价值理性的标准，也可以遵循目标理性的标准。区分的标准是学科知识本身对应用的关注程度。纯基础学科是追求价值理性，即为学术而学术，其知识生产是纯粹智识探索的过程，典型的学科如数学和英语。因此，这类学科将博士教育的首要培养目标定位为学者或研究者，更强调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而应用学科遵循目标理性，谋求博士生的职业发展或者解决某个实际问题，研究关注应用性，对博士生的学术训练不仅注重学术本身，更强调知识的目的和应用性。因此，应用学科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在强调学术研究能力的同时，更注重培养博士生的专业技能或就业能力，教师将博士生的就业去向定位为学术职业和非学术职业两条路径，典型的学科是经济学和化学（表2）。即使在当今博士教育的外部环境（就业市场）发生变化并对博士生培养形成挑战的情境下，学科文化仍旧以强有力的作用对不同学科博士生培养的理念产生影响。

对于从事高深知识研究的博士生、尤其是学术型博士生来说，对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几乎是所有学科的目标。但是，不同学科教师对博士生应具备的学术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以及学术能力与其他能力的强调程度所持的观点是存在差异的。

纯基础学科对“职业”一词的理解往往限于学术职业，也就是说，培养博士生从事学术职业。根据“博士十年后”调查（被调查者于1982-1985年之间获得博士学位），大约四分之三的英语学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学术界工作。英语学科对“专业化学者”的培养要求是：参加专业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博士论文的研究要具有与学术领域对话的能力，并且能定义博士生的学术身份认同；同时，对博士生教学能力的培养也是作为专业化学者成长的重要方面。同样，数学学科大部分博士生毕业后都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之职，因此教师也看重培养博士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教学能力。他们认为，使博士生善于提出好问题，养成独立思考、自我激发和创新性的思维方式是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标。

在应用学科，研究会受到外部实践需求的驱动，强调研究的实用价值，而且知识的应用范围较广。因此，这类学科对博士生的培养尽管也注重学术研究能力，但更注重博士生的专业能力与可迁移性技能，诸如经济学对技术性技能的强调，化学对解决问题与合作能力的重视。也就是说，应用学科注重博士生应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博士生培养目标不仅仅定位于学术界，从事非学术职业也是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之一。化学学科对科学家的界定较广，不仅是指服务于大学的学者，也指在工业与政策等部门的就职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科学家。

四、讨论与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的博士教育目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的界定：培养博士生扎实宽广的学科基础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以及具有独创性质的科学或专门技术方面的成果。《学位条例》体现的是一种整体化的培养学术型人才的理念，即主要培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研究者。

篇（7）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篇（8）

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时间，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美国人之所以和中国人不一样，主要是因为美国人教育儿童的理念、方式、习惯和中国人太不一样，也可以说是两个社会对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与方式太不一样，以至成年后的美国人就和成年的中国人显得不同了。

园长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

去年1月，儿子牛牛跟着我们来到美国。2月上旬牛牛上幼儿园。两个月后，他开始用英语单词回答我的问题：三四个月后，他已用英语自如地讲话，半年后他用英语思维，用英文语序讲中文句子。

在牛牛适应美国幼儿园的过程中，我感受到我们进去的这个私人幼儿园开放、鼓励文化多样性的态度。园长Susan是一位60来岁的美国白人妇女，我特别欣赏和佩服她那种包容、大度的教育思想和文化上的远见卓识。

在我们问她借书以给牛牛取个英文名以便于他们记忆时，她打消了我和先生的这个念头，告诉我们：“一个孩子的名字是父母给的，很特别，不要轻易去改变。”她对我们说：“中国文化非常珍贵，我希望平博（儿子的大名）能拥有它，保持它。”并让我有空到儿子所在的组教他们一些中文。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志愿给一群四五岁的孩子讲了两次中文，让他们跟我学讲最常用的中文，如你好、早上好、谢谢、快乐。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入园时园长就让牛牛跳了一组，略过年龄相适的黄组进入比他大半岁到一岁的蓝组。因她在我们初访幼儿园时发现他已会画狮子、老虎，十分传神，并知道不少动物名称的英文，当即决定让他上蓝组。“因为我不想让他感到沉闷。”她对我说。在牛牛开始表现出因为语言不通而不守蓝组规矩时，我犹豫是否该回到对年幼孩子行为更宽容一些的黄组，而她判断道：“我认为他很快就能跟上来，相信我吧。”在教育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与发展相适应的”（developmental　appropriate），讲的是孩子的教育要与他的能力而不是年龄相配合，是我从与另一个教育学教授闲聊时听到的。我想，Susan不是在身体力行这样的教育学理念吗？

有那么一阵子，我给孩子们讲过中文的一个月及其后，那些孩子见到我进来接牛牛时，都会如雀般围拢来，扬着天真的笑脸，热情地喊着中文：“你好！你好！”我的心里十分陶醉，从未有过如此愉快的对中国文化的归属感在心头荡漾！而牛牛，也因为会讲中文和写中文而“地位”上升，在今年2月的幼儿园通讯上，我们看见牛牛上了一个新栏目：“明星榜”。数码摄影的照片录下了牛牛纯真的笑容，四、五行的介绍文字上说道“平博的艺术天份给红组（已升上一个年龄更大的组）增加了无数欢乐……平博会写英文，也会写中文。”许许多多的美国人都真诚地表示过双语的可贵，对牛牛的双语能力赞赏不已。

狐狸和狼并不全是“坏蛋”

牛牛对动物的兴趣从刚来时的狮子、老虎，转到了蛇，转到了鲨鱼、杀人鲸，还有一阵子是熊，现在又转到了恐龙身上。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提供了大量免费的知识味性极强的儿童书籍，我也从中受益，学了不少新词儿。而且儿子的求知欲和多变的关注点也帮助我扩大对美国社会的关注面。虽然只是一点点，但这是实实在在的。

从儿童的书籍中，我感受到美国人对动物的描写没有中国那么浓的意识形态味道，狐狸、狼这些中国动物中的“坏典型”在美国故事里通常是中性的，甚至还有对狼的赞美。如《在丛林》（JungleBook）是最早的一部迪斯尼动画片，描写一个在狼群中长大的男孩的故事，其中对狼的塑就相当感人。兔子这种中国人心目中的弱者在美国是以“调皮的Bunny”著称的，而又有谁愿意把米老鼠与阴沟里的老鼠联想在一起？

从儿童的世界里，我找到了谁也难以拒绝的童真，看似用了我许多时间去讲故事、看录像，但其实让我保持一颗童心，对生活有一种热爱的态度，保持健康的心态，这对我成人世界里要完成的论文这一“任务”又何尝不是一种促进呢？

儿童拥有哭的自由

美国儿童所拥有自由还有一个方面：哭（笑就不用说了），以及不吃不爱吃的食物。

我曾看到牛牛组里的小朋友在户外对着雪地大哭不止，而老师根本不管，我看不过去，问她怎么了，她只是张大嘴哭个痛快。我问老师，老师说：“她只是为了今天没带雪裤不能在雪地里玩而伤心。”原来如此！这样的哭是不需要加以安抚或阻止的。

牛牛来美国后第一个生日我们准备了一个大旦糕带到他组里分享，十几个孩子欢呼有旦糕吃啦，两三个孩子却用手盖住盘子表示不要，我倒很尴尬，我可没准备别的替代品啊！有的甚至连饮料也不要，就那么呆坐在一群胃口很好正吃得起劲的同学中间，空盘子、空杯子，原因是他们不爱吃旦糕，或吃了要过敏。我看除了我别的人都视若无睹，这不是很正常吗？干嘛非要每个人都得爱吃蛋糕？

篇（9）

一、受托责任概念

受托责任概念是杨时展先生分析会计、审计问题的基点，关于受托责任的灵感闪现于先生对“会计的本质”、“国家审计体制”、“中国会计的现代化”、“企业经济效益”等诸多问题的讨论中，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受托责任学说体系。尽管有时先生提出的只是纲领性论断，但经过后来者的努力探索以及实践的不断证明，我们不得不叹服其内涵的丰富性、思想的前瞻性。

（一）受托责任：“报告责任”和“行为责任”缺一不可

有人将“受托责任”理解为一种“报告责任”，也有人理解为“受委托的责任”。杨时展先生（1994）指出，“作为一个财务或一个会计实体的责任人员，最主要的就在于获得委托人的信任，为此，就要求他负起两种责任来：第一、把账目交代清楚。第二、按照委托人的愿望，保证受托财物的安全与增值。这两种责任，就构成了会计所称的受托责任（accountability）。意思是一个善良的受托人为受托财物向托付人应负的责任”。Gray等（1996）在《会计与受托责任》中更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认为受托责任包括两种责任或义务：（1）采取某种行动（或克制不采取行动）的责任；（2）对行动提供解释和报告的责任。

以此为基础，我们可罗列出行为责任和报告责任履行的四种组合，以期更好地解释现实的受托责任履行过程。将受托人的行为分为“利益一致的行为”（C）和“利益不一致的行为”（I），将报告行为分为“真实报告行为”（T）和“不真实报告行为”（F），四种组合即为：1.（C，T）：受托人按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并真实报告自己的行为；2.（C，F）：受托人按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却不真实报告自己的行为；3.（I，T）：受托人没有按委托人利益行事，并真实报告自己的行为；4.（I，F）：受托人没有按委托人利益行事，也不真实报告自己的行为。如何真实反映受托人的行为，是财务会计的职责，确保报告行为与行为责任的一致，是审计的职责。显然，这种分类是将杨时展先生所界定的两种责任履行的进一步细化。

（二）受托责任的要素

杨时展先生（1990）指出，受托责任是由于委托关系的建立而发生的，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严格按照委托人的意图，最大善意地完成任务；用最经济、有效、严密的方法保管和使用由于完成托付的任务而获得的资源；2.建立必要的会计和内部控制制度，将完成的任务和因此而发生的资源的收支以及收支的结果据实向委托人报告；3.为了便于提出报告，接受审查，平常应对任务完成的情况、资金、资源收支使用的情况进行记录；4.为了证明这些记录是实在的，要保存一切足以证明完成受托责任情况的各种证据。在先生所界定的受托责任概念中，至少隐含以下几个要素：委托受托关系；包括会计和内部控制制度在内的控制机制；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记录及证据。

Sherer和Kent、James Cutt、Pavlock等、Laughlin等学者都探讨过受托责任的要素问题。王光远教授（1996）对会计审计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概括，认为受托责任包括委托受托关系、衡量受托责任完成情况的标准、受托责任的内容、受托责任的报告等要素。此外，一些会计审计学者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对受托责任要素问题的研究：Roberts和Scapens借鉴了社会学家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Munro借鉴社会学理论考虑了参与者的行为，Gray等引入了社会场景的概念，Roberts关注了受托责任过程对客观结果和主体本身产生的影响，Frink和Klimoski引入角色理论来构建受托责任概念框架等等。

以杨时展先生的观点为基础，借鉴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受托责任系统的概念，认为其包括以下几个要素：1.社会与组织场景，即与委托受托关系相联系的环境，它会影响委托受托关系的各个方面，同时委托受托关系也会对场景发生作用；2.参与者，具体又可分为委托人和受托人，但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并不固定，会随着不同情形发生变化，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还可能相互转化；3.受托责任的内容，它通过各种形式的契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来确定，包括行为责任、报告责任、评价受托人行为的目标和规范等几个方面；4.受托责任行为，包括委托人行为和受托人行为；5.受托责任的控制机制，即确保受托责任有效履行的各种机制。受托责任系统五个要素的提出，也只是为从受托责任理论角度分析具体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

（三）受托责任的普遍性和动态发展观

受托责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一个人什么时候接受了对方委托的资源及运用、管理此一资源的权力，什么时候他就理所当然地要承担起这一责任，向委托人交待”（杨时展，1992）。在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审视受托责任发展时，先生指出（1990）：“人类社会的发展，反映为托付人和受托人不断因阶级势力的消长而发生的更替，反映为托付人从寡头而逐步大众化；反映为对受托责任完成情况愈来愈严密的监督；反映为受托责任愈来愈充实的内容”。总之，“社会越进步，民智越开发，民主愈发扬，对受托人的要求就越严格，托付的内容就越丰富”（杨时展，1992）。

王光远教授（1996）进一步指出，受托责任不是一个简单的静态概念，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个含有丰富内容的动态概念。正因如此，我们在分析公司受托责任时才格外强调要从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受托责任系统包括受托责任关系，也包括受托责任过程；受托责任可作为一种关系来理解，也可以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这应视具体分析的角度而定；每个时点上，受托责任关系都是特定的，从时期的维度看，每个受托责任关系都是一个过程，各种受托责任关系组成的受托责任系统也是一个过程。

二、受托责任与审计

杨时展先生在受托责任与审计的关系问题上，态度十分鲜明：“我历来认为：审计工作的精义在于受托责任。有受托责任，才有审计，没有受托责任，就无所用其审计；理解受托责任，才能理解审计，不理解受托责任，就不能理解审计。”“审计这个概念和会计责任性（accountability）这个概念不可分。没有会计责任，就无所谓审计，而审计之所以必要，也还是为了监督和验证会计责任贯彻的结果和贯彻的过程”。“受托责任是一切审计工作的出发点”，“审计不但因受托责任的发生而发生，而且因受托责任的发展而发展”（杨时展，1990）。在文硕的《世界审计史》序言中，先生指出，全书“以受托责任为指归”，“一部审计史，也就是一部民主发展史，一部受托责任的发展史”（杨时展，1990）。

后续的审计不同分支领域的研究者也反复证明了受托责任和审计这种天然的血缘关系。王光远教授（1996）在《管理审计理论》中指出，“受托责任不仅是一个内含丰富的动态概念，而且是一种思想，一种支配着会计审计发生和发展的思想”。教授系统考察了管理审计发展的历史后得出结论：“管理审计就是受托责任发展到受托管理责任阶段的产物”，“管理审计就是为了加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互信而建立的，受托责任观点，是现代管理审计的基本”，“受托管理责任与管理审计的关系再一次说明：没有受托责任就没有审计，而没有受托责任的演进就没有现代审计的发展”。

严晖博士（2004）在《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整合框架研究》中认为：“内部审计的本质是确保受托责任履行的管理控制机制”，“内部审计理论与实践的演进体现了受托责任的发展过程，即由受托财务责任转向受托管理责任，由内部受托责任转向外部与内部受托责任，由低层受托责任转向高层受托责任，由关注合法性的受托责任转向关注效率、效果、经济性等内容的受托责任”。瞿曲（2006）也追溯了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所界定的内部审计性质的变化过程，通过分析大企业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受托责任系统所产生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受托责任系统的变化（包括受托责任环境、受托责任关系结构、受托责任内容、受托责任行为等的变化）对内部审计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结论仍然是，受托责任的发展主导了内部审计性质的变迁。

刘秋明博士（2006）同样以公共受托责任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政府绩效审计的问题。他回顾了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的研究成果，从控制观、报告观、理性观和战略观四个角度进行了归纳，并提炼出公共受托责任理论的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公共权力、绩效评价、提供和验证信息。以此为基础，他分析了公共受托责任与政府绩效审计的演变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共受托责任经历了受托财务责任、受托管理责任和受托责任社会责任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政府审计也经历了以财务审计为主，到以管理绩效审计为主，并向综合绩效审计发展的过程”。此外，公共受托责任的发展还推动了政府审计中内部控制、绩效评价标准等概念和实践的发展。

三、受托责任与控制

杨时展先生一直认为，受托责任与控制密不可分。“如果说，在会计的作用问题上我们和信息论者所面对的是一场控制和反映的论争，则在会计的终极目的问题上我们和信息论者又面临了一场决策论和受托责任的论争”（杨时展，1992）。“40年来，马克思的下面这句话在我们的论文中被广泛称引：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只有把这句话和受托责任概念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这句话的深刻意义”（1989）。先生认为，会计是解除受托责任的一个控制系统。进一步，“商品经济……使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不能自脱地生活在经济上的受托和委托的关系之中”，那么，在如此广泛和繁复受托责任关系中，还存在着哪些控制机制？他给后人带来了无限的研究空间。

王光远教授（1996）在考察了“控制（control）”概念的起源后指出，“关于控制与受托责任的关系，可以说自‘控制’概念产生就已存在”，“本质上讲，控制是受托责任的需要，控制是对受托责任的控制，没有受托责任就无所谓控制”。王光远教授还探讨了委托人和受托人多样化所导致的受托责任过程控制的不确定性问题。Glynn和Perkins（1997）认为，为了确保受托责任，必须有适当的控制系统发挥作用，受托责任应是包括受托责任关系和一系列反应控制过程在内的一个整合结构。刘秋明（2006）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公共受托责任与控制、政府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公共受托责任的发展推动了政府内部控制由会计导向向风险导向和绩效导向的演变。其他许多学者也展开了对受托责任控制机制的研究，“现代组织已经建立了各种促使受托人履行受托责任的机制：正式的报告关系、业绩评价、雇佣契约、行为监控、报酬制度（包括赔偿）、规范程序、管理层领导能力训练、员工手册等等。除了正式机制外，还有许多的非正式机制：群体规范、公司文化规范、对上级及同事的忠诚、强调对客户的尊重等等”（Frink和Klimoski，2004）。可见，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期待的研究领域！

杨时展先生也为我们探讨受托责任与治理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对他人所有的资金、资源，在接受委托之后，光享运用之权，不负交待之责的情况，理上是不存在的”，“国家、政府、机关、公营企事业单位如此，一切形式的合营、私营实体，也莫不如此”，这就涉及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中的受托责任问题。不少学者研究了公司治理中的受托责任问题，我们也在博士论文中从公司治理理论及实践的角度出发，说明公司治理是受托责任系统中一种控制机制，其最终目的是确保受托责任系统的运行。公共治理中公共受托责任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政府会计、公共管理领域学者的关注。当然，在此方面，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尚待学者们付出进一步的努力。

四、“有志于道”的杨时展先生

如果仅从学术贡献的角度去解读杨时展先生，那是远远不够的。孔子曰：“士志于道”。“中国的士大夫精神，突出表现在天下兴亡的忧患意识、士志于道的理想主义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许纪霖，2004）。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崇尚的是理想的普通人格，追求的是社会性的人文理想，致力于“内圣外王之道”，“认定其人生价值，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体大群”（钱穆，2001）。杨时展先生正是一位坦荡而执着的践行者。

“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先生始终是从国家兴衰的角度来思考会计审计问题。他说，“会计这门科学和技术……确也有个‘所用之异的问题’。或以致富强，或止于青菜、萝卜”（杨时展，1986）。谈及会计的现代化问题，更是“对这种种迫切的现实问题，只字不提，作为一个会计学的教师，实在感到无法向人民交代”。他曾感叹，“40年来，如果我们大多数公仆对他们手中经管的资金能稍稍有点受托意识、有点责任感，我们今天的经济效益和会计工作，就不致糟到这个程度”。他呼吁，只有社会资源掌握在“受托责任意识强的、能力强的、经济效益高的受托人手中，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才会优化，产业结构才会合理，经济效益才会提高，社会生产力才能发展”。今天，不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受托责任展开会计审计问题的研究，实务界的许多政府部门、工商企业，也都开始推行“问责制”。或许，这还只是受托责任思想影响我们的一个序曲。

杨时展先生说：“我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关心自己的人格、道德和价值”。他自称“（会计）这个岗位上的一个多年的卒子”，却“实在不能不深感到责任的重大”。正是如此，才有了《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社会效益审计的设想》、《关于建立我国政府受托责任制的意见》、《从立法精神看我国会计的演进》等等关乎社会、民生之作。“尽管我教书教到白头了，每次上课前，我的心情依然很紧张，总怕讲不好，就这样，还经常感到课没讲好。孔夫子说：‘执事敬’，又说‘事思敬’。作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正是自己应‘敬’的事。感到紧张，感到战战兢兢，也许合于‘夫子之道’”（杨时展，1986）。对于自己的职责，这位老者是何等的苛刻！

杨时展先生文化功底深厚，论证时旁征博引，分析时层层递进，摒弃华而不实，直击问题要害。论述国家审计和政府受托责任体制时，他从朱元璋惩治腐败谈到林则徐的《禁烟疏》；讨论受托人时，他从《红楼梦》里的乌进孝，谈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阿瞒；为说明受托责任的重要性，他甚至比较《孔乙己》中咸亨酒店老板与《聊斋志异》中接受刘夫人资助的书生在记账方面的差异。国学功底之深，信手拈来之娴熟，实在为我们后辈所望尘莫及。先生行文流畅、语言精炼，阅读时有着极强的节奏感。行文中，先生认为重要的观点或字句，还往往会用圆点特别突出，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震撼！

人的一生也许很漫长，但对于求索不息的人，一生又是何其短促！德鲁克（Drucker）说，“在时间之中，在社会领域里，没有人随着时间的开始而展开生命、随着时间的终结而结束生命，每一个人都从前面的人接受历代留下的遗产，持有短暂片刻，再把它交给后来的人”。杨时展先生，这位唯恐“奉献不抵享受”的学者，不只是做了一个“传递者”。他用睿智的眼光和对知识的热情，发现着社会生活和学术领域的“暗物质”，又用质朴而形象、简短而有力的语言向我们娓娓道来。他用一身的傲骨和对真理的崇敬，以婴孩般纯净的心灵抗击着污秽和流俗，感染我们的是不屈的责任感和炙热的爱国心。他用短促的一生谱写了瑰丽的篇章，用生命和智慧在长空中留下了永远印证历史的痕迹，留给我们的是不朽的精神和永恒的财富！

【主要参考文献】

[1] 杨时展. 杨时展论文集[M]. 北京： 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

[2] 杨时展. 我这几年[ J ] . 武汉：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1986， （2）： 104-109.

[3] 王光远.管理审计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篇（10）

一、国际私法上的弱者利益保护概述

（一）多层次的弱者含义

法律上的弱者是一种具体人格，是法律在以抽象人格对所有国民实行一体性保护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况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具有特殊含义。具体到婚姻家庭领域来谈弱者更有其特殊性，这由这种关系之特定属性决定。它不同于市民社会中一般的民事关系，如合同、侵权，而是源自人伦秩序，带有鲜明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序良俗属性，因而在此领域，意思自治的限制、利他的价值取向、强制性规范的运用被视为正当且合理的要求。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弱者一般包括女性、未成年人、老年人等，为保护其利益，我国不同法律均对此做出规定。

国际私法语境下的弱者指国际民事关系中不占优势，因而法律必须给其额外庇护的当事人。一般说来，国际私法实践中弱者主要有以下几类：（1）家庭法中的受监护人、年迈的父母、受收养人、年幼的儿童、扶养权利人；（2）消费者、雇工、投保义务人；（3）产品责任中的被侵权人。这些弱者的产生，或因生理等自然原因，如被监护人相对于监护人；或因经济力量不平等，如雇工之于老板。

（二）对弱者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

1、政府学意义上的分析

政府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基本的社会公正，逐步提高全体民众，而非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若一个社会中部分成员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而得不到改善，则政府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因而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对弱者的态度不应是排斥或怜悯，而是视为一种责任。

2、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

人从出生开始就处在整个社会之中，人的存在依赖于周围社会关系的支撑。每个人都为社会生活做出贡献，也需获得其他社会成员的援助。因而关心弱者，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并且根据“水桶效应”要想维持社会的稳定繁荣，就要先从弱者来着手，努力提高他们的境遇。

3、伦理学意义上的分析

世界上的“善”――平等、智慧、金钱等――必须公平分派，唯一例外是为了社会弱者的利益。约翰・罗尔斯对弱者进行关怀被总结成以下说法：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前者指每个人应获得相同待遇；后者指认同在某些领域有差别，但应使其满足每个人，尤其是境遇最低的人的需求。

4、国际私法学意义上的分析

（1）人权理念的推动。对弱者进行保护恰恰体现了对于人权最深切之关怀，这要求所有法律都能参与其中，国际私法这一部门法也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2）实质正义的要求。经典冲突法规则对不同人同等对待，此种形式正义的做法忽视了不同人间的区别。伴随着社会理念的进步，冲突法正义受到了挑战，人们更追求一种实质上的正义与公平，这就要求法在普遍性和例外优待之间寻求平衡，在对普遍性损害最小的情况下，尽量满足弱者的个性需求。

二、比较法上关于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

（一）关于扶养的法律适用

多数国家法律规范中，亲人之间需要相互扶养。2002年《意大利民法典》规定：“自然人对因有精神上或者身体上的缺陷而不能维持自己生活的兄弟姐妹有扶养的义务”。体现在冲突法上，对于扶养的法律适用，目前存在下列几个原则：（1）适用被扶养人属人法。（2）适用扶养人属人法。这些国家倾向于认为涉外扶养制度的根本是扶养，采用扶养人属人法有利于其扶养义务的履行。（3）采用能够使被扶养人更容易得到扶养的法。其中，第（1）（3）种做法比较直接地表现出对被扶养人利益的保护，而第（2）种做法虽然出发点有所不同，但扶养义务的履行也关系到被扶养人的利益，因而其客观上也能对被扶养人带来一定好处。国际条约在这一点上也表明自己之态度，像1793年之海牙《扶养义务条约》145条意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被扶养人之利益。

（二）关于监护的法律适用

针对监护的法律适用，目前存在以下方法：（1）适用被监护人属人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同要从被监护人角度考虑，因此主张采用其属人法。（2）适用监护人属人法。阿根廷就有类似规定。（3）采用审判案件的法院或监护机构地的法律。有些国家规定监护的某些方面适用法院或监护机构所在地法律，而有些国家则对此做概括规定。（4）适用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法律。像1989年的《突尼斯国际私法》之50条就有这样的规范。可见，对被监护人的利益进行着重保护，是多数国家所考虑到的，只不过采取的方式不同。

（三）关于收养的法律适用

关于收养的效力，有以下立法例：（1）采用收养人属人法。被收养人一般要到收养人之处与其共同生活，因而采用该国法律，能更好地维护前者之利益。（2）采用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共同属人法。南斯拉夫即为当今世上为数不多采用这一原则的国家。（3）采用控制收养人的婚姻效果的同一个规范。法国、西班牙就有类似规范，夫和妻一起收养，那么就按照控制其婚姻的法律规范。可见在收养领域，各国对被收养人利益的关注远不及对被扶养人、被监护人的保护更加全面和有力，更没有直接适用有利于原则的立法，这一点在我国也是如此。但笔者认为在跨国收养中，儿童的劣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其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甚至无行为能力人，缺乏对自己人身和财产权利进行保护的能力，因而极易发生诱拐或非法买卖儿童的情况，因而有必要采取对被收养人有利的法律规范来保障其人身和财产权益。

三、我国对婚姻家庭关系中弱者利益保护的立法

（一）我国的立法现状

《法律适用法》通过以前，我国涉及国际婚姻家庭领域中相关问题的规定主要见诸于《民法通则》、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其解释里。这些规范基本上组成了婚姻家庭领域冲突规范框架，然而仍存在不足，黄进教授将其概括为“五不”：不系统、不全面、不具体、不明确、不科学。而《法律适用法》很大意义上填充了以前规定的缺陷，并引入许多新制度。具体来说，我国《法律适用法》在婚姻和家庭领域对弱者权利进行保护的理念主要表现在“有利于原则”之运用上。该原则于很多领域均存在一些表现：（1）针对父母子女关系，该法规定，在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情况下，“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律”。除此之外，本条文对弱者进行保护的态度还体现在其不区别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这种规定表现出对后者之关怀。（2）针对扶养，该法规定：“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法律”（3）关于监护，该法规定：“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权益的法律”这些都体现了冲突法的进步。

鉴于有利于原则是《法律适用法》特色之一，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阐述。有利于原则体现了特殊的政策，需要司法工作人员于选法过程中通过某种方式达成特定结果，逐渐变成当今受到广泛认可确立准据法的方法。它有三类具体情况：（1）“有利于保护弱者”，像2006 年的《保加利亚国际私法》第96条即为典型表现。（2）“有利于法律行为形式上有效或者实质上有效”，如1895 年《意大利国际私法改革法》第28 条就体现了有利于婚姻成立的立法政策。（3）“有利于取得、解除某种身份”，像1998年《奥地利国际私法》第87条就表现出这一点。在此我们指的是第一种类型。

（二）立法评价

《法律适用法》的颁布，迎合了国际私法走向单行法的历史潮流，完成了法律选择规范的体系化发展，与之相配套的司法解释更是极大丰富了我国相关制度。[ ]但该法仍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缺点。

1、缺乏可操作性。关于扶养的规定（《法律适用法》第29条）不具有可操作性――准据法多且没有先后顺序。这会增大司法人员工作量，因为只有在查明全部法律后才可以做出判决，否则可能发生法律适用的错误。同理，本法30条也缺少可操作性。因而在立法过程中，一定要兼顾法律选择的多样性和稳定性，不能为了追求前者而失去后者，否则这必然不会是一部成功的法律。

2、未区分情况分别对待。《法律适用法》第29条的“扶养”，因为未作明确限定，学界一直将其解释为包含父母子女、夫妻、以及其他亲属之间的扶养关系。相比而言，2007年海牙《扶养义务议定书》运用该原则，然而将其仅适用到父母子女之间、父母之外的其他人对21岁以下之人关系，而不涵盖其他人之间的扶养关系。这种规定将该原则掌握到特定范围内，似乎更加容易让人接受。

3、保护对象片面化。为弱者提供特别保护的同时，一些国家考虑到了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趋于平衡对等。 像2002年的德国民法典 18 条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其规定：“计算扶养费时，将扶养义务人的财产状况以及扶养权利人的实际需求都纳入考虑。”这对我们国家单方向地对弱者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4、语义不明。在当前保护弱者的法律规范中，有用语含糊不清的情况。如对于“有利于”的标准并不明确。这需要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司法解释，用以明确某些不清楚文字的意义。

四、我国婚姻家庭关系中弱者权益保护法律适用制度的完善

（一）将弱者利益保护作为立法司法基本原则

虽然在我国诸多学者著述中，已然将其作为一项原则，但是在国家法律规定中却未予明确表述，笔者建议在《法律适用法》总则中将国际私法的各项基本原则明确列举出来，并将对弱者权益给予特别保护的原则也涵盖其中。鉴于基本原则的总括性作用，如若将保护弱者利益在《法律适用法》中确定为一项基本原则，必然会影响整部法律的价值取向。如此在司法上，这一原则将拓展到所有涉外民事领域，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并且也可以此为标准，拒绝采用冲突规范指引的却对弱者不利的法。更重要的是，在法律理念上表现出的对弱者的重视，是弱者地位上升的最突出表现。

（二）以“有利于原则”取代“盲眼规则”

立法中经常适用一方当事人属人法以维护该方的利益，这虽然体现了保护弱者的思想，但依据该冲突规范指引的实体法也许不符合保护弱者的初衷，而适用其他法律能更好地达到目的。这与经典冲突规范本身忽视实体法内容的缺陷是分不开的。因此，更多的国家放弃了这种看不到结局的“盲眼规则”，转而使用结果选择的方式：有利于原则。

笔者建议扩大有利于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的适用范围，将收养等囊括进去，并进一步拓展到继承、医疗、保险等领域。把其视为一种常用系属公式，有助司法人员径直采用对弱者更有益的法律，达到判决一致的结果，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实质正义，最大限度保护弱者利益。但我们更要注意的是――合理利用有利原则。

（三）运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来保护弱者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作为各国立法中的基础和共有的部分，在保护弱者方面同样能发挥作用，方法是将其视为内国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根据现行立法，其他国家法律的适用结果如果影响了我国的公共利益的，则以我国法律取而代之。可见，我国只利用公共秩序的消极功能，使用的是直接进行限制的立法模式，适用标准比较接近于结果说。因此立法者可对弱者做出列举，因而当其他国家的法律的适用后果对弱者不利时，则以违背本地公共秩序为由，排除其适用。如此，既能维护弱者利益，又能给予法官足够的自由裁量权，保证个案的公正合理解决。但是由于公共秩序关系一国最根本的道德、法律理念，扮演着“最后一道安全阀”的角色，因此必须对法官的裁量权予以适当监督，这一手段运用起来也应慎之又慎。

（四）运用直接适用的法来保护弱者

虽然内国规范中的公共秩序保留概念跟直接适用的法（或称强制性法律规范）具有极为密切之关系，在功能和作用上也有类似之处，但不宜将两者混同，因为前者保护的则是未被明文规定的公共利益，而后者保护的是已被规则化、明文规定的公共利益。并且，从涵盖的范围来看，公共利益（或称公共政策）比强制性规则要广的多，也更模糊得多。前者触及的是一国根本的法律秩序与基本原则，而后者反映的则是一国某一方面具体的利益。目前我国直接适用的法中，仅规定了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金融安全、以及反垄断反倾销的情况。如若立法者将对被扶养人、被收养人等的保护也纳入到强制性规范之中，必将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我们需要注意，强制规则只能作为一国法律之例外部分，从国际私法之宗旨――促进民商事交往发展出发，我们需要对强制规则的立法进行严格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国为了单方面增进本国利益，进而无节制增大本国强制规定的运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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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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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星.《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中的弱者利益保护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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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卫佐.《比较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34页.

[11]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版，第57页.

[12]郭玉军.《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反思及其完善》，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5期.

[13]杨秋月.《国际私法中保护弱者利益的冲突规范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14]郭玉军.中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反思及其完善――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中心，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5期.

[15]魏星.《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中的弱者利益保护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