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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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网络。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宋辽夏金元”。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科技文明、礼制风俗、文字教育、文学艺术、、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时代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学习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理学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影响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分析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工业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研究。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问题，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开始中国的。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经济振兴

谈民族文化问题，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社会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参考：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旅游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人类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汇聚而成，从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这三者往往交织叠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与特性。

注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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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成绩斐然，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实践经验，已走在世界的前端，本着“拿来主义”，相互学习、理解交流、融会贯通的精神，相信很快能让海峡两岸的文化创意产业携手共进。

厦门有自己的立足点的，否则就只能是单纯的仿制品。这个立足点，实体上是厦门市，区域上是厦漳泉，升华上去是闽南文化，也是厦门立足点最本质的东西。

闽南文化的积淀很有深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上可以追溯到秦朝的闽中郡；上千年的发展中，宋元“海上丝绸之路”选择泉州作为起航点，明清西方商人传教士为闽南带来了西方文化。闽南文化内容十分丰富，挖掘空间非常广阔，我们要在这个立足点上着力发挥闽南文化的优势，力推闽南文化的城市精神，兼有包容、含蓄、开放、创新的特色。文化创意产业是以文化为灵魂，以创意为核心，以产业为依托的新型产业。一个有创意的文化作为外衣披在传统产业的身上，产业就可以华丽转身，得到了升华。第一、二、三产业加上文化的元素，便可以成为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与晋江、石狮的服装产业，德化的陶瓷产业，泉州的茶文化等等产业进行对接，帮助它们完成产业的再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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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现代化进程加快给民族文化传承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和趋势，拒绝现代化意味着民族的贫困。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进程。这一现代化进程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同时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摒弃传统文化，追求快速而直接的经济效益是大部分人的选择，即使有人在滚滚而来的现代化进程面前依然坚持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但是能坚持到最后的人寥寥无几。这样的结果便是民族语言濒危、某些民族口头流传的文学艺术濒临失传、很多精湛的民间传统手工艺日渐消失、曾经用来培养人类美德的日常生活风俗和礼仪逐渐被废止。冯骥才先生就在《紧急呼救》里说“：我国的民族文化遗产需要拨打110紧急呼救”[2]民族文化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消亡将无法复制。

1.2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给民族文化传承提出新的挑战

市场经济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也带来了我国文化的繁荣，民族文化也随之变化和发展。但是，市场经济也有阻碍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一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在于拥有金钱的多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很多少数民族青年离开本乡本土投入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有人迷失了，有人忘记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以此为契机，推出以民族文化、民俗旅游为主要特色的旅游项目，在有的省份、有的地区更是将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名片和特色。但是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满足游客好奇的心理，民族文化旅游往往忽视了民族文化的精髓，甚至有些项目与民族文化内涵背道而驰，从而导致民族文化失去了许多原滋原味的元素。

1.3改革开放带来的挑战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流行文化、都市文化进入民族地区，很多民族地区的年轻人对都市文化、流行文化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民族文化的关注，再加上近年来越来越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近距离的接触流行文化、都市文化，淡化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样的结果便是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不断流失，许多重要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面临失传。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急功近利的开发手段也加剧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破坏与流失。其次，文化体制改革既使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带来了生机，同时也带来极大的困难。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的绝大多数文化团体，在管理体制上进行了深度的改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打破大锅饭，有的自找发展门道，有的解体了，民族文化艺人自找活路，分散各方；年轻人对流行文化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对民族文化的关注度，许多民间技艺无法传承。最后，随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族同化的步伐也在加快，主要表现：语言上，部分少数民族年轻人不会讲民族语言；建筑风格上，砖混结构的房子逐渐代替了原来具有民族特色的楼房；服饰上，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逐渐被汉族服饰所取代等。上述表明，在现代化进程加快、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三大浪潮的冲击下，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面临及其严峻的挑战，如何迎接挑战，采取积极的应对举措是当务之急。

2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对策

在中国文化发展繁荣来临之际，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其重要内容。而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如果离开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将会残缺不全。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文化的传承应该树立科学的文化传承观，建立家庭、社区和学校教育相结合的联动机制、共同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1思想上，提高对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民族文化传承观

进入21世纪，文化正在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谁控制了文化市场，谁就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全体人民而言，要从思想上加强对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科学的民族文化传承观，自觉投身于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具体实践中。科学的民族文化传承观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明确传承的内容。一般来说，民族语言、民族艺术、宗教、文学、民俗、民间技艺都是属于应该传承的内容。②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应该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主要体现的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具体来说，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要以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为本，创新民族文化的内容，充分发挥文化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功能。③保留民族文化的内涵，不进行破坏性的传承和发展。正确处理追求经济利益和保留原滋原味的民族文化、民俗之间的关系，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从政策和法律法规上加以规范和指导。

2.2政策上，为民族文化传承发展提供资金保证和政策支持

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支持、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传承不应该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而必须通过政府部门有意识地统筹并建立长效机制。政府部门应该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相关的经费支持，鼓励学者和专家进行民族文化课题的研究、鼓励民间艺人组建民族文化队伍；鼓励社区建立民族文化传承的相关机构，利用民间艺人、培养民族文化的爱好者传播民族文化；以重大的民族节日为契机，开展如民族工艺展览、民族歌舞表演、民族文化知识竞赛等活动，宣传民族文化知识，吸引民族文化的爱好者自觉加入到民族文化传承和传播的队伍中；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制定完整的民族文化教育体系和监控体系，并对教师进行相关培训，对各级各类学校实施民族文化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控和考评，将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实际状况作为考核学校等级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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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利于促进学生得心理健康。足球运动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学生通过参加足球运动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体质，而且还能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学生通过足球运动可以结识更多的朋友，他们之间可以相互的倾诉自己在生活、学习中的不满，从而达到缓解心理压力，释放不满情绪的目的。

3）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通过参加足球比赛，感受足球所带来的一种创新氛围，因为足球属于一种竞技比赛，在比赛中运动员不仅要贯穿教练员的战术，而且还需要在比赛的过程依靠自身的技能发挥，创造与需求战机、掌握战机最后取得比赛的胜利。

二、影响高校校园足球文化发展的因素

综合高校足球运动发展现状，并且结合笔者的问卷调查得知：影响高校校园足球文化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足球比赛、足球表演、足球课程、足球氛围以及足球拉拉队等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主要是高校的足球课程设置、足球比赛、球迷的消费以及高校足球运动的氛围。

（一）高校足球比赛的影响

通过足球比赛提高高校足球运动的发展是创建高校足球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高校足球比赛主要有“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该比赛是由教育部与中国足协联合举办的，由专门的体育中介公司负责宣传与运作，大大提高了校园足球文化的发展，但是毕竟我国足球市场不景气，导致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在高校中的影响力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导致大学生不能更多的参加足球比赛，进而逐渐的会丧失积极性。

（二）足球课程设置对校园足球文化的影响

高校足球文化的形成关键在于高校的足球教学体系是否完善，高校对足球教学是否重视。如果高校的足球课程设置合理，那么学生学习足球知识的途径就会拓展，相对应的高校足球文化就能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目前高校的足球课程设置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首先高校足球教学的模式过于程序化。很多高校在进行足球教学时过重于对足球技术的教学，而忽视了足球本身的特点；其次教师在教学时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技能的传授，而不会对学生灌输如何运用技术；最后高校对足球教学的考核方法也不合理。高校对足球教学考核评价主要是对教学效果的考评，而不重视教学过程。

（三）高校足球球迷的缺失

足球球迷是校园足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足球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经过大量的调查高校的足球球迷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成员结构上都表现的过于单调，首先高校真正懂足球的人员非常少，而且讨论足球的人数也不多，比如高校每年都会组织院系进行足球比赛，但是为比赛一方加油的拉拉队则非常少；其次足球消费水平不高。由于当前高校就业竞争的压力不断加剧，再加上我国足球市场的不景气，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不愿意参加足球运动，足球运动积极性的降低必然会影响足球消费水平的下降，消费能力的下降则会有直接影响足球产品的发展，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四）高校足球运动的氛围

高校足球运动氛围的高低直接决定着高校足球文化的发展，但是高校足球氛围浓度不高，造成高校足球氛围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一是高校领导对足球教学的认知与态度不高。目前高校领导对足球教学的重视程度普遍不高，他们认为足球运动在我国没有广泛的市场，因此发展足球运动不会给高校带来显现的效果，以此他们不愿意将精力放在发展足球教学中；其次学生对足球的技战术没有灵活掌握。虽然高校足球教学能够提升学生的足球技战术，但是学生却不能灵活的应用该战术。

三、发展高校校园足球文化的具体对策

发展高校校园足球文化，需要高校构建系统的足球教育体系：

（一）高校领导要重视足球教学

提高高校足球教学质量，培养综合素质较高的足球专业学生是营造高校足球文化的关键，其中提高高校足球教学质量的关键就是高校的管理者要加强对足球教学工作的支持力度，首先高校领导要加强对足球教学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积极争取上级财政资金新建足球比赛场地、购置足球教学设备等，通过完善的基础设施为足球教学创建良好的氛围；其次要加强对足球教师的培训，提高足球教师的专业技能。高校要定期对足球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改变他们传统的教学方法，通过教学创新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二）完善高校足球运动比赛机制

高校要充分借助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机制，发展校园足球比赛。首先高校要在内部形成固定的足球比赛机制，高校可以利用高校每年组织的运动会，开展高校内部的足球比赛，通过组织比赛，带动高校学生参与足球运动的积极性；其次高校足球团体机构要对于外部高校联系，举办校际之间的足球比赛，通过参加校际比赛提高本校学生对足球运动的热爱程度；最后高校要鼓励学生之间进行小范围的足球比赛，比如学生可以在课后组织小范围的足球运动。

（三）高校要积极营造足球运行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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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体育产业普遍是一个复合型结构，既包括与体育相关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也包括体育服务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他们对体育产业的理解遵循消费“决定论”即体育消费决定体育市场，体育市场决定体育产业。其体育产业链相当完整，已基本形成了包括核心产业、中介产业和产业三部分的完整结构。

2发达的体育竞赛

表演业竞赛表演是在约定时间、约定地点向消费者提供竞赛表演产品的核心服务辅以一系列的附加服务所构成的，能最大程度地满足消费者现场观看比赛需求的服务产品组合。在竞赛表演发达的美国，职业化和商业化程度非常之高。仅棒球、篮球、橄榄球、冰球和足球5个项目就拥有近800个职业队（含少量加拿大的球队）。美国职业体育的总收入大约在30亿美元左右，而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已经突破了70亿美元。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又超过100亿美元；全美体育竞赛表演产业总产值1986年约为94亿美元，1998年猛增至1296亿美元，12年间激增近13倍[1]。在英国，2001年8月，英超与天空电视台所签的三个赛季的电视转播合同身价己经暴涨到11亿英镑。2000-2001赛季英超年度总收入为16亿欧元，而在这其中，电视转播费收入就占了39%。[2]“2007-2010赛季，逾17亿英镑的电视转播费用”[3]成为英超经营的经济基础。而创立于1877年的温布尔登公开赛，作为商业化运作最早、最成熟的网球赛事，1879年掘出了它的第一桶金———116英镑，2006年，温网为全英网球俱乐部的盈利为2554万英镑[4]。

3成熟的大众体育健身娱乐业

2009年，全世界约有128000家健身俱乐部，会员超过11900万。全球健身俱乐部产业的规模将近700亿美元[5]。法国的体育产业以健身娱乐业为主，据法国青年与体育部1998年的统计，现有各类体育俱乐部17万个，注册会员达1250万人，体育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73.9%，庞大的体育人口基数，为大众体育消费水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社区中一般都建有休闲体育场、儿童游戏场与公园的综合体系。并专门建有社区体育中心，设置具有多种功能的各类体育设施，以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为社区居民服务。据2004年1月份的统计数据表明3940万人去健身房锻炼。截止到2005年1月份，美国的健身俱乐部数量已经达到26830个[6]。在澳大利亚，依靠各类社团和社会力量来开展各类休闲体育活动，2002年澳大利亚体育人口比例为77%。澳大利亚有110个社会团体，5万多个各种俱乐部，一般都设在体育场或者体育中心，包括技术辅导、组织群众体育活动、场地设施维护以及向社会集资等工作[6]。其中有60%-70%的俱乐部分布在乡村，每年有2亿人次参加各种类型的休闲体育活动和比赛。这些庞大体育健身娱乐群体，为体育文化产业提供了有利支撑。

4健全的学校体育教育和竞赛体系

国外完善的学校体育教育体系既培养了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体育人才，又促进了大众体育消费。学校体育是美国整个体育系统发展的基础。美国很多优秀体育人才都是由综合院校而非专业体校培养的。具有代表意义的NCAA（大学生体育联合会）成立于1906年，目前拥有1200多所大学、联盟和单项协会成员，每年大约有44900名男女运动员参加NCAA的各个项目的比赛，并培养了大批优秀运动员。以NBA为例，NCAA每年稳定地为NBA输送优秀的篮球人才，据统计，76%的现役NBA球员来自NCAA，而在NBA近三年的招募中，年均82.9%的新招球员来自于NCAA[7]。在英国，青少年参加校外体育活动的比例相对较高。1到13年级学生当中，有50%每周参加至少3小时体育课和课外体育。在2008到2009年度中学生每周平均花费115分钟时间在体育课上。66%的1到13年级学生会参与某种形式的校内比赛。99%的学校每年至少举办一次运动日或类似活动。至于校际比赛，42%的学生会参与。学校平均提供18.6种不同的体育项目。每个学校平均与8.2个俱乐部建立了联系。

5先进的高科技技术

新产品的研发是体育产业的生命线，也促进了体育文化产业的重组。首先，体育赛事竞赛观赏性是其产业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而运动成绩的提升则是对竞技体育更快、更高、更强的诠释，也是提高体育竞赛观赏性的一个卖点。其次，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传统的体育产业出现质的变化。而生物、力学等高科技的介入，使得健身娱乐业的器械装备也迅速发展。良好的运动器械既提高了运动质量，又有效地减少了运动损伤。

6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欧美体育产业的发达既与其完善的市场体系密切相连，也与政府的政策扶持密不可分。西方国家特别重视依法治国，通过法律手段对企业活动和市场进行管制，而且执法严格，真正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体育产业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混合，具有较明显的公共物品性质，既要考虑体育产业的商业性和赢利性，还要考虑其公益性和福利性，因此，政府需要承担公共物品的管理和供给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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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舞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情感表现社会生活，体现民族历史，传情达意，抒怀。民间舞蹈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相连，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来表达他们最激动的感情，舞蹈活动几乎渗透到劳动、狩猎、争战、祭祀和等一切领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原始舞蹈也随之发展分化，一部分成为为奴隶主表演的舞蹈，以后发展为宫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隶们的舞蹈，从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民间舞蹈。由于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平衡，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此很少在史书中留下它们的踪迹。然而极为宝贵的是植根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间舞蹈，经过数百上千年的传承演变，至今仍流传于各民族群众生活中，尤其是地处边疆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较多地保留着原形态的舞蹈特征，具有舞蹈史前史的性质。它们的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涉及到民族历史、、生产方式、风土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民间舞蹈是社会文化交织融合的总汇演。

2.民间舞蹈的文化结构

历史悠久的民间舞蹈，在长期的创造、传承和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结构。从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视角，通过文化层次分析法来剖析研究，以便使我们更为准确地揭示其全貌和特质。

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民间舞蹈的时间性，即民舞文化的纵向面，展现民舞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可称之为“时间文化层”，即其历史层面。从时间文化层来分析民间舞蹈的形态，可分解为“原生形态”和“变异形态”二种形式。二种形态的生成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背景、民舞群体的民族心理和审美心理等方面的综合互动作用。原生和变异二种形态的演变，不是简单的更替，而是累积和融合，它表现为原生形态舞蹈的基本节奏、步伐、动律和体态的基因及其功能、文化内涵，有选择的保存和新形态的重新整合。民间舞蹈的空间性，即民舞文化的横断面，展示民间舞蹈的结构、表演环境、表演形式和程式，可称之为“空间文化层”。从空间文化层来分析民舞结构，可分解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二种构架。表层结构是指民舞表演中可见的物质性、动态性等符号，符号象征物具有指称、意味和记忆等功能。深层结构是指民舞主体即特定民族群体的、民族心理、审美情趣等无形的意识形态，它是蕴藏在民族群体头脑中的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生死观念等。

二、民间舞蹈与当代社会转型

1.“社会转型”简说

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现象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其变异性是永恒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在社会转型期尤其如此。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为首要任务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型的加速期。何为社会转型？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1〕社会转型期不是一切都变，也不可能一切都不变，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都有一个向度的问题。本篇论文无意去探讨“社会转型”这一社会学术语，而是想通过吸收社会学家的科研成果，在当代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从人文学科透视、分析传统的民间舞蹈生存与发展的现状，剖析其变异原由，使我们能较为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现象。

2.民舞生存空间的变化

我们知道，历史上由于我国各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制约，千百年来民间舞蹈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群体中传承的，这个“特定时空”大多包括宗教仪式、祭祖祈神、年节聚会、生产劳动、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等各种民俗事象；这个“特定群体”是指各民族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总是喜爱用本民族的民间歌舞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就是在劳动小憩或亲朋相聚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要唱唱跳跳歌舞一番，民间歌舞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生产的快速发展，通讯、交通的大力改善，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交通较为便利，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在发展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民族贸易等地方经济中，接触了外界，开阔了视野，他们还通过电视、电影、广播、报刊、电脑网络等现代化传媒方式，认识世界，了解经济文化的最新信息。当代色彩纷呈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正在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西方的迪斯科、现代舞、卡拉ok等娱乐方式迅速传播，尤为青年人所青睐，传统的民间舞蹈不再是群众唯一的娱乐形式。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由于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文化因素的摩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文化娱乐形式的多样性和普及性，特别是价值观念的转变等诸多因素，使古老的民间舞蹈文化正在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变化，这一变化呈多元、多样、复杂性的发展态势。

三、民间舞蹈的时空移位与新包装

1.民舞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90年代，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对外联系，为该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变迁创造了条件。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奇山异水风景秀丽，文物古迹多有保存，奇特的民族风情，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成为这些民族地区发展的首选项目，旅游业的发展使该地区走出封闭的山寨，逐渐摆脱贫困，走上致富的道路。与此同时，在一些大中城市，也掀起了兴建民俗村、民族园、风情园的热潮，这些旅游景点规模不等，他们将各民族风格独特的建筑荟萃一起，并配上身着盛装的本民族群众载歌载舞，动静结合，交相辉映，使游客在一天或半天之内饱览民族风光。这一时期利用传统的民俗节日，采取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生造出各种五花八门的节日，民族歌舞自然是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此间的民间舞蹈在旅游景点或节日活动中，展现风土民情，渲染节日氛围，增加活力和参与性，加强与商客游客的感情交流，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等，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民舞文化时空的移位

民间舞蹈多与信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紧密相连，其表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无不受到民俗活动时空的制约。长期以来各民族各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节日、祭日，并从常日中突出出来，且以年为周期，循环往返，周而复始，不同的节日、祭日还形成了程式化、仪式化以及禁忌等约定俗成的风习。然而旅游景点的民族节日和歌舞表演，打破了原时节性和空间性的局限，反复再现节日民俗事象和民间歌舞等场景，使民间舞蹈赖以依存的民俗文化时空发生了变化，其内容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成为旅游观赏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贵州雷山郎德村为例：这一带风俗约定，农历六七月间吃新节后才开始吹芦笙，到正月十五以后禁止吹奏，据说是春天后吹芦笙惊动谷神会造成粮食歉收。过去对违者处罚很重，要本人宰牛扫寨发誓不再违犯。作为旅游点开发后，现在只要游客一到，不论春夏秋冬哪一天，村民们照常吹芦笙跳《芦笙舞》迎接。过去只有在十二年一次的“鼓社节”（吃牯脏）才敲击的铜鼓，也照例每日向游客敲响。〔2〕滇东南彝族地区也有此风俗，每年四月初八“跳宫节”后不能再敲击铜鼓，理由也是铜鼓声会惊动谷神而使庄稼歉收，如今也已改变。

云南石林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石林周围居住着彝族支系撒尼人和阿细人，边弹大三弦边跳《阿细跳乐》，是他们的代表性舞种。改革开放前，彝族人民基本按照传统习俗过火把节，没有表演成分，没有商业性质。节日期间或花好月圆之际，撒尼、阿细青年男女总要会聚一起，围着篝火跳乐（月），他们以舞蹈的方式自娱自乐，表达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近十多年来，节日活动产生了质的变化，节日期间国内外、省内外游客和商人大量涌来，其人数无数倍于当地彝族人。昔日彝家老少高举火把游弋田间驱瘟逐疫的火崇拜仪式，变成了广场的象征性篝火；昔日围着篝火自娱自乐、谈情说爱的《跳乐》，变成商业性的歌舞表演；昔日以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为节日的主体，变成数倍于本族人的外来者。

3.民舞形态的新包装

民间舞蹈在新的时空环境内，展示给游人的舞蹈形态大多是经过加工后的新包装，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经改编更加光彩夺目，显示出民间舞蹈无穷的魅力，此种民舞具有“新民舞”的意义。旅游景点的民间舞面对的是广大游客，经过加工改编后的民间舞突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强化了原民舞的风格韵律，动作变化更为丰富优美，既保持了民间舞蹈的“土风”味，又适应旅游文化的艺术欣赏品味。云南德宏州的《新嘎光》就是生动的一例。傣族人民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傣家人说“没有歌声和舞蹈的日子，就像吃菜没放盐巴一样”，“看不见孔雀跳舞，就得不到幸福和吉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德宏地区成为国内外旅游和经贸的热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食粮的需求越加迫切，旧的民舞形式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80年代中，州歌舞团和群艺馆的舞蹈家们，在原民间舞的基础上，从中加以精选、提炼，整理改编出《新嘎光》，既保留了抒情典雅、韧性起伏的动律特点，又规范发展了动作组合，很快得到傣族群众的认可，特别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

全国民舞集成工作的大力开展，有力地促进民间舞蹈的收集、整理与改编，使一些濒于失传的民间舞蹈获得了新生，也使一些基础较好的民间舞更加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藏族《龙鼓舞》是青海省黄南州新挖掘的原始祭祀舞蹈，每年于六月跳神会时祭祀神灵、禳灾驱邪、保佑村民人寿年丰，青壮年男子手持单面鼓在神师的引领下边击鼓边跳。经整理加工，将流传下来的13段（套）动作，更趋完整规范，以雄健粗犷的跳跃击鼓动作，表现了请神、敬神、送神、降魔以及模仿雄鹰、骏马、海螺、太极等形象，无论从动作的发展、队形的变化或情绪的渲染，使这古老的舞种得以新生。陕西的《安塞腰鼓》、安徽的《花鼓灯》、山东的《鼓子秧歌》、青海玉树的藏族《卓舞》等一大批民间舞蹈，都在保留原基本节奏、步伐、动律、体态的基础上，进行了不伤筋骨强化精华的加工，在服饰、道具、音乐伴奏上突出了民族色彩，加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适应了当代审美的要求。加工后的民间舞又回到民间，从而带动了民间舞蹈形态从原生或半原生形态向变异形态的发展演变。

四、多元、多样、复杂性：90年代民间舞蹈的发展态势

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促进了传统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90年代这一发展呈多元、多样、复杂的发展态势，即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民舞生存时空的多样性，民舞群体观念的复杂性，以便适应社会各方面的需求。

1.民舞文化内涵和功能的多元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变迁，首先表现在其内涵和功能的大包容量，在当代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浸染下，使其古今交错、新老混杂。青海玉树草原的赛马会是康巴藏区远近闻名的草原盛会，每年于七八月水草丰美、牛肥马壮时节，都要在玉树结古镇草滩上进行民族歌舞、格萨尔说唱、赛马、射箭等表演，以及贸易交流等。90年代初，玉树当地的藏传佛教各教派寺院，把法舞《羌姆》搬上民俗节日赛马会进行展演，这在佛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数百年来，《羌姆》作为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方式始终恪守传内不传外的原则，即遵循在寺院内由喇嘛僧侣表演的规则。现在寺院的活佛和喇嘛自愿地把法舞和群众性民间歌舞联合演出，从而使《羌姆》冲出了寺院的禁锢，增强了表演性、娱乐性，淡化了佛法的神秘感、威慑感，把宗教和世俗的关系拉近了，这一作法在全民信教的藏区很有积极意义。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落实的结果。《羌姆》法舞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表演时空的移位和表演程序的简化，更重要的是加强了人神同乐、宗教世俗化的发展。

民间舞蹈的内涵和功能是通过民俗事象的主旨予以体现的。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鼓社祭”（俗称“吃鼓脏”）是其最为隆重的神圣节日，它是一个由血缘家族、宗教为核心的“江略”（类似军事联盟的氏族组织）举行的祭祀祖先的活动，每隔12年举行一次，届时众人要跳《踩鼓舞》，踩鼓时要身背祖先“央公央婆”跳舞。央公央婆的象征物是用杉木雕刻成的男女半身像。在踩鼓时象征交媾的表演中，要绕寨一周，表示祖先看望子孙繁衍，人人都是央公的孙子。〔3〕80年代以后，苗区的生产单位“家庭化”，加速了家庭经济的私有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劳动，再一次呼唤人们的劳动互助，这种互助自然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发生。由此给人们提出了恢复“江略”团结的需求，通过鼓社祭，人们在祭祀祖先时同跳《踩鼓舞》，共饮“江略”酒，似乎又回到了同一血缘的圈子里，使人们获得“江略”认同感的满足。从苗族鼓社祭的活动中，我们看到这里既有祖先崇拜的信仰痕迹，又有加强群体之间的心灵交流增强认同感的心理需求，还有击鼓而舞的愉悦。多元多层文化内涵和功能的特点在当代民间舞蹈中具有共性。

2.民舞生存空间的多样性

民间舞蹈生存传衍的空间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随着当代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这一空间呈现出多样、交叉的立体式形态。绝大部分的民间舞蹈仍然在原产地传承发展，它们较多地保留着民舞的原生形态，或原生和变异并存的状态，只要这个地区和民族继续保留着适合于民间舞蹈生存的民俗活动空间，民间舞蹈将与人民永存。作为某一特定民间舞蹈形态和风格的传衍，往往伴随着一个时代的需要或结束而延续或消失。旅游文化、商贸集会或各种文化节，扩大了民间舞蹈传播的空间，经过加工整理的民间舞蹈，增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当其反馈回群众后起到升华提高的作用。当然，这种改编应该十分慎重，不负责任瞎改乱编只能糟蹋民间舞蹈的精华，尤其给青年人造成误导，成为披着民间舞外衣的假冒伪劣产品。

3.舞群观念的复杂性

民间舞蹈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指民舞的载体——舞群的思想观念，即其、价值观念、婚姻观念、生死观念、审美取向等。舞群的思想观念受到社会主体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舞群的年龄、职业、接受教育的程度等对其思想观念也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一切文化观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原生形态的祭祀舞蹈的核心是万物有灵观念，其中以祖先崇拜尤甚，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奴隶制或早期封建社会，祖先崇拜是压倒一切崇拜的宗教活动”〔4〕人们以为只有隆重的祭祀，才能获得祖灵的庇护，避免灾难，因为祖灵是直接掌握人们命运的。祖先崇拜的意识根深蒂固，在少数民族的生活中通过传统的祭祀年节和民间舞蹈，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土家族《跳摆手》祭“八部大王”，瑶族、畲族《跳盘王》祭始祖盘王，苗族“吃牯脏”跳《木鼓舞》、《芦笙舞》祭祖神等，均系祭祖仪式和舞蹈。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把民间舞蹈视作民族历史的教科书，通过民间舞向族民传授民族历史知识，使子孙后代永不忘本。如今生产生活水平提高了，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成果。但是，人们仍然希望得到祖先神灵的庇护，使自己的生活幸福、事业发达，家族兴旺，寻根念祖、祈求祖神保佑的思想并未消除，通过参加祭祖民俗活动，同胞共跳摆手舞、芦笙舞，与祖神进行勾通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寄托的观念依然在一部分人心中延续。当然，中国民众也在努力使民间信仰适应新生活方式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郑杭生.中国文化模式转型中的几个问题［a］.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2〕杨正文.黔东南苗族社区的变迁态势［a］.人类学与西南民族［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3〕杨＠①国.苗族舞蹈与巫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篇（7）

传统建筑的教育状况通过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营造和教育上的比较，可概括归纳为“传统四有”与“现代四缺”。“传统四有”，指在既往形成的传统建筑营造教育中有明确的建造体系，如多种结构类型；有清晰的空间体系，如空间的等级序列；有相应的营造技艺，如各种建造材料的加工技艺；有脉络的师承方式，如依托于方言分区上的传播关系。“现代四缺”，指现行建筑学教育体系中，缺少中国传统建筑的教育内容，如与传统建筑相关的课程少且处于体系中的附属地位；缺少资源转化，如有关传统建筑的典籍丰富，但缺乏向专题教学资源的转化；缺少营造技艺的延续，如各地传统建筑存留类型和技艺众多，但缺乏延续的方式；缺乏营造实操的引领，如在现行建筑学教学中缺乏具有传统建筑实操能力的教师、缺乏开展实践教学的基地。一句话概括，即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有建造体系、缺教育体系。

当代建筑学教育体系概略

当代建筑学教育体系概略主要分为：布扎、包豪斯和建构3个体系。布扎体系为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学教学体系，在建筑学教育上侧重将前人已有的建造形态转换成要素，再转化为形式组织规则，进而通过艺术构图进行设计。布扎体系的教育核心在于建筑实体艺术形式的创造，在形式上的创新能力成为专业教学的培养目标。包豪斯体系随现代建筑运动而起，成为现代建筑学教育体系的主体，在教育上侧重从功能行为、空间类型的角度出发，以人的行为方式设计空间建造逻辑。包豪斯体系的教育核心在于空间上组织的创造，在空间组织形式上仍然呈现出艺术创作的取向。建构体系在建筑学教育上关注于建筑空间的构造逻辑，侧重空间与材料、构造之间的对应组织，如空间的骨骼和外表皮形态呈现，建构体系的教育主轴为空间建造语汇的培养。以上3个建筑学教育体系建构均源自西方，暂且不论体系之间的优劣，三者均很好地将空间的建造现象转化成了适于传授的专业课程，并形成了理论知识和技能方法之间的配置。国内高校的建筑学教育体系由西方引入，早期主要为布扎体系，现行的建筑学教育主体为包豪斯体系，由于深受布扎体系中艺术精英思想的影响，在现代建筑学教学中呈现出较为强烈的艺术创作倾向。如在设计课程教学中追求空间造型、形态构图的独特与变化，审美悟性的启发教学多于规则理性和营造逻辑的传授教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侧重于艺术创作而非工程建造。此外，由于现行的建筑学教育体系为西方引入，在教学内容的主体架构中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营造必然是缺位的。

面向历史建筑保护的教育课程与专业

国内外针对历史建筑保护开设课程与专业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如1962年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与罗马大学合作开设建筑保护课程，哥伦比亚大学在1964年开设研究生历史建筑保护专业。国内的高校也先后开设了与历史建筑保护的相关专业，如东南大学开设了建筑遗产保护专业、同济大学与北京建筑大学开设了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香港大学开设了建筑文物保护专业。国内外多所高校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开设了与历史建筑相关的教育课程，比较下来，研究生阶段开设的课程普遍比本科阶段多。在大学教育中提出创新能力的培养已经有多年了，但从专业教学的规律上比较素质与能力的培养，创新能力很明显是无法培养的，但创新意识和创新素质是可以培养的。在高校的教育体系中，尤其是本科阶段应该提倡专业规则教学和专业素质教学，为日后形成创新能力做储备。具体到历史建筑保护专业的人才培养上，由于该领域涉及到的内容复杂，多包含对历史建筑的认知、传统建筑结构与构造的认知、对建筑设计的理解和历史文化等人文知识的储备，只有经历了相对较长时间的专业训练后，才能成为具有从事历史建筑保护工作能力的人才。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托现行建筑学教育体系中的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如何更新建筑学教育体系，在本科阶段将素质培养到何种程度，研究生阶段培养到哪种层次，就成为了建筑学教育在体系建构中需要关注的焦点。

建筑学教育体系中的中国传统建筑课程

在现行建筑学教育体系中，基本都开设了与中国传统建筑相关的课程，如中国建筑史、古建测绘等课程，但在教学深度上普遍都停留在专业认知层面，而非专业建造层面。中国建筑史包括中国城市建设史等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偏向于断代认知，孤立地讲授如唐代、宋代、明代或是清代建筑史内容，列举各朝代的建筑风格。从中国传统建筑系统的角度看，这仅仅是认知层面的教学内容，缺少脉络延续层面的内容。古建筑测绘课程更是单纯的对象认知，教学过程中只是训练了学生对具体某个传统建筑外观尺寸的了解，而非掌握构造尺寸的由来，对于隐藏在构件内部的构造尺寸更是不得而知。传统民居专题课程在教学中属于科普认知范畴，教学内容展现出丰富的地区与民族传统建筑类型与样式，但基本不涉及各种类型在建造上的规律。

历史建筑保护专业教学课程体系的问题

对国内高校在历史建筑保护专业教学课程体系的问题，粗略列举以下4点：第一，专业课程体系结构与内容应该如何搭建？既然是一个独立开设的专业，就会有相应的且区别于其他专业的教学体系、课程结构以及教学内容，而这部分工作还处在探索阶段。第二，工科类院校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如何依托建筑学教育的基础？高校开设此类专业基本上是“2+2”或“3+1”模式，即前两三年与建筑设计课程设置相同，后一两年有所区分。暂且不论学期长短，历史建筑保护专业嫁接在建筑设计课程体系之上，嫁接到何种程度就涉及到专业课程建设的问题。第三，如何改变传统建筑知识的方志式讲授方式？涉及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化的专业课程，在讲授中通常描述一个地区和另外一个地区的类型不同、一个元素与另外一个元素的区别，偏向于方志式描述性讲授。讲“异”的同时忽略了“同”的普遍性原理讲授。第四，保护设计、保护实操在教学中如何形成主次配置？在主干设计课程上与传统建筑知识、实操如何衔接，即用何种载体去讲授“同”、用何种载体去训练保护设计的类型、用何种方式去传授实操技艺，专业教学课程的主次结构配置亟待研究。作为资源的传统建筑中国地理版图广阔、气候环境多样、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由此形成了传统建筑在空间实体类型和地区文化类型上的丰富资源。由于自然环境的类型多样，在建筑的营造中应对环境要求、获取建造材料、加工技艺多元化，加之民族文化、等人文要素诸多方面的影响，中国的传统建筑呈现出各个地区和民族独特的类型。传统建筑多样化的空间实体类型，具有转化成为教育资源的潜力。如在地区空间分布上，建筑类型以及营造中的形变等体现出建造智慧和建造逻辑；在建造材料上，对木结构、夯土、石筑等材料加工技艺体现出建造的技术逻辑；在民族信仰上，传统建筑在空间实体上反映出文化共同体的状态；在方言文化圈上，传统建筑的形态样式可以体现出建造传播的脉络等。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传统建筑的这些方面不可能全部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但将其转化成专业教学资源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价值，即在历史建筑保护实践方面，对历史建筑修缮、保留构件如何衔接、修缮材料选择、砖墙和瓦片等修缮方式具有实操价值；在传统建筑文化方面，对未来的传承发展和文化标准的建立具有基础支撑价值。

传统建筑的教育转化

面向传承与发展的传统建筑教育体系

面对传统建筑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与延续需求、未来的发展与自强趋势，在教育体系建构上有5个方面的内容需要实现转化：一是从类型缺位向体系建设转化。我国的建筑学教育体系由西方引进，在这其中中国传统建筑是缺位的。在教育体系中仅仅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某一部分或者某一类型提炼出来作为辅助教学载体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中国传统建筑从空间到文化融入教学课程体系当中，进而构建其中国本土建筑的教育体系。二是从对象资源向教育载体转化。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化作为实体对象资源非常丰富，但缺乏将其转化成教育载体。只有实现了对象资源向教育载体的转化，才能将传统建筑营造背后所蕴含的智慧、技艺以及文化等传授下去。三是从图典书籍向专业教材转化。关于传统建筑的图典书籍众多，有《营造法则》、《工部则例》、《营造法原》等，如同字典不是教材一样，有关传统建筑的法则、案例、图典也不是教材。要构建传统建筑的教育体系，就需要将这些丰富的图典书籍转换化为可传授的专题教材。四是从方志讲授向规律掌握转化。对传统建筑的方志式讲授是描述性的，该部分内容是专业教学的基础，是面向过去的，要构建面向未来发展的传统建筑教育体系，应更多地侧重对于差异性现象背后的专业规律的掌握。五是从兴趣培养到能力建构转化。中国传统建筑在思维环境中普遍被认为是“老建筑”、“旧建筑”和“破建筑”，本土建筑文化在现行的建筑学教育体系中缺位，导致在传统建筑方面培养出来的人才匮乏。也有少量从事于传统建筑保护和设计的人才出现，但多是由于个体的兴趣使然。对于专业教育层面而言，人才培养仅仅寄托在兴趣培育上是远远不够的，更多地应该通过教育体系的建构而落实在素质和能力的培养上。

篇（8）

2、无所不在的创新意识在笔者参加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伯克利分校的讲座中，教授们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们，美国的历史就是开放、创业、创新，不等待不依赖。的确，在只有200年历史的美国，创新是最为强大的力量，驱动着各行各业的发展，尤其是在以创意作为基本特征的文化产业领域，无处不在的创新意识带动了整个行业的腾飞，影响着世界文化产业的走向。加利福尼亚自然科学博物馆坐落于旧金山的金门公园内，除了其众所周知的天文馆、非洲馆等内部单元之外，还有极负盛名的环保屋顶，展现出文化与科技、建筑等各领域的结合与创新性设计。它是被美国环保建筑委员会认可的白金级环保建筑物，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绿色”的博物馆，从空中俯瞰，其圆形的屋顶就像巨大的绿色冰淇淋凸出地面，确保了整个建筑采光、通风、隔热的优良。

3、无孔不入的技术介入美国拥有着世界一流的技术创新团队，创造了卓越的技术创新成果，且几乎以同步的速度在文化生产领域加以应用和转化。这种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的有机融合，使得美国的文化产业始终处于产业链的最高端，无论是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还是文化消费方式都引领世界潮流。苹果手机是美国文化与科技的产品载体，它改变了传统手机单一联络的功能，运用技术手段加入了诸多创意元素，赋予了手机用户全新的体验，也随之带来了手机动漫、手机游戏等一系列文化新业态的产生。在传统文化产业及服务中，技术的力量也不可小觑，以受众在博物馆的参观体验为例，手机APP软件、互动软件等的运用，丰富了馆藏文物的价值推介手段，提升了观众的观赏兴趣和参与热情。

二、成就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物流技术、新型多媒体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全方位地影响着美国和全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激光照排、电脑特效、互联网信息交互等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逐渐普及，美国文化产业在文化内容、生产、形式、消费、服务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显现出丰硕的成果。

1、推动传统文化样态的升级与革新在高新技术的裹挟下，诸如演艺、电影电视、出版、博物馆藏等传统文化样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度出现萎缩，然而，当它们也学习利用技术手段来更新换代时，这些传统产业逐渐在市场中获得了更好的效应和更高的利润。参访中，我们看到，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方面，盖蒂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等机构采取数字虚拟现实技术，运用图像、渲染、动画等技术手段再现文化遗产原貌，对古籍图书、胶片、录音、艺术图片等进行收集整理，实现数字化保护与展现。在数字影视方面，好莱坞的节目制作由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转变，催生出高清数字电视、数字电影、3D电影等广受欢迎的样态。在百老汇戏剧等传统演艺行业，LED灯光、舞台机械等的广泛应用使文艺演出的场景布置美轮美奂，增强了视觉冲击力，提升了艺术表现力。

2、加速新兴文化业态的兴起与发展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文化内容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对接，派生出网络游戏、网络视听、手机文化、网络出版、数字节目、三维动画等一系列新的业态，为文化艺术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使文化的内容更加引人入胜，文化的传播更加便捷迅速，文化的影响力更加深远辽阔。总部位于硅谷的谷歌公司，以搜索引擎的发展为核心，不断扩展其内容和服务方式，不断取得经济上的极大收益。

3、增强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与科技的高度融合将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带入了一个更高更广的境界，提升了产业核心竞争力，使得美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始终处于引领和创先的地位。我们所参访的洛杉矶环球影城，其前身是环球影业的拍摄基地，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了再现电影主题的游乐公园，诸如史瑞克4D影院、侏罗纪公园、水上世界等，都是依托畅销电影的主题，加以特效的精心营造，为观众带来技术的极大震撼和全新体验，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游客。而与此同时，环球影城所进行的相关电影衍生品的制作与销售，也带动了影视产业链条的全球化营销，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润。

三、启示经验

尽管美国的文化管理政策并非完美无缺，尽管某些领域里过度的技术运用削减了文化本体的艺术感染力，但是，瑕不掩瑜，美国在不遗余力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将会给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文化科技融合工作带来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1、加强政策指引，健全法律保障文化与科技融合是近年来文化建设的新命题，无论是政府、科研机构，还是企业、市场都处在摸索中前进、探寻中发展的阶段，相关的政策性、规范性文件并不多见。为了解决目前相关管理体制上的流弊，突破文化、科技两张皮的难题，积极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文化科技融合，包括文化部在内的各层级政府部门，应适时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在全社会尤其是在文化领域，营造崇尚创新、注重研发、加强高新技术应用的良好环境。此外，还要学习美国在财税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法律保障方面的严密、细致与全面，导流社会资金、人才、技术成果，加大对文化创意产品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提升文化产业的技术含量，形成核心竞争力。

2、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调动企业的自主能动性市场的需求是引导文化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与美国的创新型企业相比，中国的许多企业依然停留在拷贝、山寨的低端层面，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技术成果的转化吸收再利用的能力不强。文化部门可以通过项目引导、平台对接等多种方式，积极引导企业加强市场灵敏度，捕捉市场需求，创新文化样态，拓展传播途径，提升文化产品质量与品质，使之成为文化技术创新的行为主体。对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政府也可以在资金、政策等各方面给予倾斜与帮扶，促其良性发展。

3、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强载体建设人才是文化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的关键，既懂技术又懂文化的复合型人才，目前极为缺乏，严重制约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要加强文化科技载体建设，通过认定文化科技重点实验室等工作，加快人才培养计划，多措并举培养适应多种产业环境需要的文化技术人才、数字软件开发人才、媒体产业管理人才等。

篇（9）

作为大型国有企业，供电企业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建设为人民服务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的社会效益。当前电力企业的发展不再是单一的生产模式，而是把生产和服务结合在一起，既要实现企业的盈利目标，又要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夯实电力行业的基础产业地位。传统的电力市场是供电企业的销售市场，供电企业处于主动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下，电力市场的竞争形势愈加激烈，供电企业开始转变为提供电力服务的发展模式，新的企业文化建设与市场的变化密切相关［1］。除了文化性质的改变，供电企业文化建设还强调企业形象的奉献性。在企业内部，企业文化宣传的主要内容是为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突出供电企业经济建设的重要地位，形成有利于供电企业发展的价值观念。在企业外部，供电企业要树立诚信、公益的社会形象，体现企业的发展理念和公益价值。

1．2供电企业文化的理念

根据供电企业文化的性质，供电企业文化是多种理念的结合。第一，供电企业文化以安全理念为中心。电力生产的过程较为复杂，一旦出现电力生产安全事故，将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威胁到人身安全。供电企业文化建设强调安全生产，是重视安全管理工作的表现。第二，供电企业文化包含质量理念。供电质量与电力安全生产息息相关，保证供电质量不仅要做到安全生产，还要不断改进电力生产技术，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电能。第三，供电企业文化的服务理念。供电企业是社会公共服务行业，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以服务理念来稳定和开拓市场，以企业整体的服务理念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第四，民主理念。供电企业的发展需要特别重视基层的反馈意见，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参考。供电企业文化建设倡导民主理念，能够实现企业内部的良好沟通。第五，团队理念。供电企业的规模都很大，各部门间的协作能力是企业运作的关键，企业文化弘扬团队理念能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2］。

2．供电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2．1精神文化方面

企业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体现了企业的发展观念，供电企业的精神文化建设还存在不足之处。首先，供电企业精神文化与企业的实际情况不符，企业精神文化的内容比较空泛。供电企业的精神文化与其它企业有许多共性，例如团结、奋斗、创新、务实之类的口号，企业文化缺少特色［3］。其次，供电企业精神文化建设往往流于形式，并未真正开展。最后，供电企业精神文化缺少道德建设，企业过于强调生产，精神文化的主要作用成了调动生产的积极性，从而忽视了员工道德素质的重要性。

2．2制度文化方面

供电企业的规模庞大，其内部的组织结构也非常复杂，统一的企业管理制度限制了企业内部的发展。不合理的制度文化降低了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企业的运作流程变得繁琐，企业内部对人际关系的重视超过了制度的约束，企业分配制度也并未进行合理地调整，供电企业文化的建设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实施严格的企业制度管理［4］。

2．3行为文化方面

供电企业行为文化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三点。其一，供电企业缺少现代化的行为规范，企业员工的行为没有正确的导向。其二，员工素质与企业发展水平不符，大部分基层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都不高，供电企业也不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其三，供电企业文化建设没有培养员工的企业意识，员工未能感受自身利益与企业发展的关系，也就不会自觉控制自身行为。

2．4物质文化方面

物质文化是供电企业文化建设中最为实际的部分，包括企业的生产环境、员工的食宿问题、企业奖励机制以及企业的文化活动等等。物质文化建设能够让企业员工直接获益，当前供电在物质文化方面的投入不够，员工对企业文化缺乏兴趣，企业文化建设的工作便难以有效开展。

3．供电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

3．1建设以人为本的精神文化

企业文化的根本目标是树立企业的价值观，改变企业全体工作人员的价值取向，以企业的发展目标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让员工形成坚定的信念［5］。因此，企业精神文化的建设要以人为本，重视员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整套精神文化体系的基础上，推行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另外，以人为本还要求关注不同员工的个人情况，根据员工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文化建设方式，使供电企业精神文化建设达到最佳效果。

3．2制定富有特色的价值标准

价值标准决定了企业文化的基本形态，我国供电企业的企业文化的特点鲜明，价值标准的制定要综合考虑行业属性、员工特点、市场变化等诸多因素，形成富有供电企业特色的价值标准。合理的企业价值标准是优秀企业精神风貌的基础，能够给员工留下深刻的印象，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独具特色的价值标准也是当代电力行业发展的需求，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

3．3强化员工企业意识

员工的企业意识是供电企业凝聚力的关键，强化员工的企业意识可以从企业领导文化的建设展开。企业领导的个人精神文化和道德素质对员工有重要的影响，领导以身作则的行为是感染员工的有效方式，能够让员工产生荣誉感和归属感，把自己融入到企业当中。

3．4精心设计文化活动

供电企业的工作比较劳累，特别是基层员工，既要保证生产安全，又要提高工作效率。企业文化活动是调节员工工作状态的主要形式，企业文化活动要把握好活动的目标，不能一味强调精神文化，而要寓教于乐，通过丰富的文艺或体育活动来体现企业文化的内涵。因此，供电企业要精心设计文化活动，以热烈的活动气氛来传播企业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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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生态文化旅游地产的开发模式及分类生态旅游开发模式按照参与主体、控制主体、分配机制、经营模式等分为限制自主型、有限自主型、均衡型和自由自主(完全自主)型四类w�参考目前国内学者对生态旅游开发模式、旅游地产的分类方法，结合目前文化旅游地产的发展现状，将生态文化旅游地产的开发模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单一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另一类是复合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其中单一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包括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护开发的生态休闲旅游地产、借助地脉文化开发的生态旅游商务地产、借助地脉文化开发的生态住宅地产和现代文化创新开发的生态休闲地产；复合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为以休闲度假、商务和住宅为一体的旅游综合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5]。

2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选择与评价模型构建及应用

2.1选择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指标的选择与指标体系的构建，直接关系到能否为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评价模型的构建提供可操作性的依据[6]。因此，该指标体系必须包含影响项目开发模式选择的各个关键要素。本文运用Delphi法确定了政府因素、区域经济因素、城市影响因素、社会因素、市场因素和旅游资源条件因素六个方面共18个指标，建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评价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2.2选择与评价模型的构建及应用本文构建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的选择与评价模型，旨在指导开发商运用科学的方法决策项目开发与规划。本文首先采用Delphi法对每一层的各个指标进行重要性的赋值，然后对各专家打分得到的结果进行处理，得到指标体系的判断矩阵。继之，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个指标分别进行权重和一致性指标计算[7]，通过五轮计算得出了五种开发模式下各指标的权重。基于此，采用熵技术指标权重修正法修正权重，提高其信度。计算结果见表2。在确定开发模式选择与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基础上，确定指标评定标准，采用专家打分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方法以西安市大明宫生态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在对案例指标评分进行数据量化处理后，计算出案例中各项指标的得分，分别为：政府支持度87分、政策完善度92分、GDP75分、恩格尔系数73分、城市国际化程度17分、年旅游收入20分、城市知名度86分、城市化率10分、常住人口70分、旅游人数65分、开发商资产负债率80分、房价收入比83分、旅游资源稀缺性84分、空气质量50分、文化旅游资源价值82分、适宜旅游时期87分、交通便利度75分、配套设施35分。本文釆用线性加权和函数对本案例进行综合得分计算，分别计算出五种开发模式的综合得分：模式一为59.2957’模式二为58.8542分，模式三为58.4749分，模式四为48.8936分，模式五为61.9556分。结果显示综合得分最高的是模式五，即项目最适合的开发模式为综合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与之最接近的模式是模式一,即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护开发的生态休闲旅游地产。由此可知，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应在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护开发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与案例现阶段开发模式一致，验证了本文模型的可行性。

2.3结论分析西安市大明宫生态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拥有包括大明宫生态遗址公园及周边地区在内的19.16平方公里的土地，该区域不仅是2006年印发的《“十一五”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中所涉及的100处重要大遗址之一，同时也是西安市重点规划的以文化策划和生态旅游规划为先导，以有利于西安城市建设、大遗址保护和改善民生为目的的生态文化旅游地产项目，是实现西安市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依托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地产的后发优势[8]。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将以丰富的生态资源为基础、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灵魂、发达的旅游产业为引擎，着力打造以大遗址保护改造和展示盛唐文化为特色，集文化、生态、旅游、商贸、居住、休闲服务为一体、具有国际水准的城市新区。本文以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为案例，应用所构建的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的选择与评价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项目应在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护开发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的结论，与该项目现阶段开发模式基本相一致，验证了本文所构建的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模式的选择与评价模型的实用性。大明宫遗址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完整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通过积极探索大遗址保护与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带动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尝试开辟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新途径，着力打造西安的“城市中央公园”，有利于改善人居环境，使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与建设的样本，实现历史与现代、经济与社会、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城市文化与生态旅游的协调发展。对西安市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具有重要意义。（1）合理开发规划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带动周边产业发展。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是西安城市发展的重要生态人文象征，其带动周边产业发展的优势功能受到广泛瞩目。本研究得出该项目应在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护开发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的结论。因此，在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地实施过程中，应以文化策划和生态旅游规划为先导进行项目规划，结合产业基础优势合理招商引资，吸引万达、万科、中建等大批国内知名城市运营商在大明宫遗址区落户，将文化业、旅游业和地产业有机结合，为房地产开发和营销找到新的切入点，形成以大明宫遗址区生态文化旅游为核心，力求达到人与自然、人与城市、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生态和谐，从而带动周边产业发展[9]。（2）发展生态文化体验、旅游度假扩大社会旅游需求。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公园的旅游开发建立在市场导向的基础之上。根据旅游统计资料显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2012年接待游客4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583.68万元。预计2015年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年接待游客将超过500万人次，吸引境外游客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将达到3500万元。因此，积极发展生态文化体验、旅游度假，细节部分彰显地方特色，例如可以将整个大明宫遗址区旅游资源划分为生态休闲旅游资源、文化体验资源、古迹寻踪资源等三大类资源，将具有同类型的资源进行聚类，同类资源主体协同开发，同时要加大旅游资源开发的精度与深度，在大明宫遗址区内实现资源共享，以优化大明宫遗址区生态文化旅游地产的发展格局，进一步扩大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公园的社会旅游需求，推动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及其西安市生态文化旅游地产的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3）利用区位优势建立生态文化旅游城市综合体。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生态文化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区位优势日益突出。大明宫遗址区应该采用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护开发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型生态文化旅游地产开发的模式，促进大明宫遗址区的可持续发展[10]。在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早期重点开发和建设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力求将大明宫遗址区打造成为西安市的“城市中央公园”，辐射带动国际化、高水准的城市新区，形成高品质的居住、娱乐板块。大明宫遗址公园紧邻西安地铁二号线，靠近西安市政府新行政中心，围绕大明宫遗址公园，西安北郊旅游商业区块将得到迅速提升。因此，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项目的发展方向，应当建立在大遗址保护开发的基础之上，科学规划，合理建设，以生态文化旅游为核心，建立集人居生活、休闲度假、娱乐购物为一体的新兴生态文化旅游城市综合体[11]。（4）提升楼盘品质彰显市场优势。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规划占地19.16平方公里，规划拆迁建筑面积约100万平方米，预计新建建筑面积约2500万平方米，实行招商引资约1050亿元。大明宫周边房地产市场分析：目前大明宫遗址公园周边楼盘均价为6000元每平方米，价格上升趋势明显。市场供应以多层、小高层、高层电梯公寓为主，楼盘大都设计比较合理，有合理的定位，良好的绿化，楼盘品质较高。因此，开发商在进行生态文化旅游地产的开发过程中，运用科学的方法选择开发模式，对该地区未来的发展进行合理的规划，将极大的提升该地区楼盘的品质，提高市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