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基础设施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2打造好园区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园区已投入土地开发费用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约8亿元。土地统一规划统一平整统一招商，水、电、路、污水集中处理、集中供热等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善；园区管排污管网、深海排放管道、排洪防护附属设施等也均已竣工，并交付使用。

3做好污水、废气、固废污染的防治

集控区实行“四集中，三统一，一控制”的防控措施。“四集中”为废水集中处理、废水集中深海排放、固废集中处理、生活垃圾集中清运。“三统一”为园区统一供水，统一供电，统一供汽。“一控制”为污染物排污实行总量控制。

3.1废水污染的防控措施含铬废水、含硫废水、综合废水和员工生活废水、雨水统称“五水”，所有入园的皮革企业实行“五水分流”分治及车间、厂区、园区“三级防控”措施。车间防控主要从源头控制，生产车间要求高浓度含硫浸灰废液、含铬的铬鞣废液循环回用，其余的分质分流后，要求废水中铬、硫污染物必须于车间或设施出口处理达标，达标后的废水纳入综合废水由自建污水站进一步治理；厂区的防控即为废水中污染物于企业内污水处理站自行处理，各污染物的排放浓度符合园区的纳管标准后方可排入园区的管网进入污水处理总厂；污水处理厂进一步深化处理，处理后废水部份回用生产企业，部份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排放标准后进行深海排放。由于染色加脂工序的废水偶尔会有铬超标，园区为确保铬污染物在第一车间达标和综合污泥不是危废，特别要求制革企业必须把染色加脂废水纳入铬水预处理系统处理和监控。

3.2大气污染防治

3.2.1园区统一由供热站供蒸汽，该供热站的锅炉配套炉内、炉外脱硫环保设施，并安装废气在线监控设备，燃煤产生的废气治理可控性强，处理较为彻底，可避免园区内烟囱林立，废气面源难治理，对周边大气产生影响。

3.2.2企业生产工艺废气防控工艺废气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为磨革产生的含粉尘废气；二为涂饰工艺产生的含非甲烷总烃废气；三为去肉、浸灰脱毛等前处理工序，原皮仓库，污水处理设施，固废临时场所等部位散发的含硫化氢、氨气的恶臭气体。磨革废气由袋式除尘装置处理、涂饰废气采用水和活性炭吸收装置处理。制革企业的污水处理站、原皮库、水场车间都分别建设恶臭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站的调节池、沉淀池、水解酸化池、提升格栅、污泥房等恶臭点源部位都采用封盖隔离密闭，通过引风机收集送至恶臭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原皮库采用低温冷藏、库内负压并配套卸货廊桥抽气等恶臭废气收集系统；水场车间采用在去肉片皮工序封罩抽气、鼓内抽气等方式收集恶臭废气。恶臭气体经抽风集气装置收集后采用传统工艺“酸式吸收+次氯酸钠氧化+碱式吸收”化学除臭法进行处理。

3.3严格管控防腐防渗工程制革企业的铬鞣区、化料区、危化品库、危废暂贮场所、污水处理设施的集水井、调节池、事故池以及相应管沟的防腐防渗工程和隐蔽工程实行重点监理、规范施工、建档备案。

3.4固体废物的分别集中统一处理园区综合污泥焚烧中心依托供热站建设，设备配套已到位；园区配套的铬泥危险废物处置项目由福建微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建设，采用解毒固化的处置工艺，处理铬泥及废毛屑100t/d，综合利用废油脂150t/d；此外漳浦银邦环保有限公司配套建设的年产2000t工业半成品油脂生产项目也已通过环评审批，在抓紧建设。园区内这些配套项目落成后，皮革企业产生的普通污泥、铬泥、皮屑、毛渣、油脂等废物能就地得到消化处理，可避免废物运出区外，对环境产生影响。

4强化环境监控监管措施

按照《赤湖皮革园区皮革企业建设期间环境监管实施方案》，聘请华侨大学对在建项目实行环境工程全程监理，环境监理公司严格实行先设计后施工和一厂一档、一日一查制度，从车间及隐蔽工程抓起，强化管道管沟、防腐防渗、防臭除臭等环保设施现场监理，保证污染防治工程质量和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同时在园区设立赤湖环保分局，分局设置环境监控中心和中心实验室，便于环境就近监管；园区污水处理厂、供热站和所有皮革企业的污水处理站都在规定位置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和视频监控仪，与分局环境监控中心联网，实时监控，并与省、市环境信息中心对接联网。

5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和环境应急

预案园区所有皮革企业建设，环保设施配套到位完成后，必须按照规定组织编写、评审环境应急预案；企业在环保设施、环境监理和环境应急预案都落实后，须通过市环保局核查同意后方可投入试产。

篇（2）

生产性基础设施，如：农田水利和农业气象服务等，可以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自1949年以来，中国农田灌溉规模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1962——2002年，中国人口增长了1倍，人均耕地面积减少50％，但是人均灌溉面积增加了50％。全国粮食产量净增2.6倍，其中占全国耕地面积不足40%的灌溉土地的粮食产量占总产量的80%。据资料分析，约有60%的粮食作物，75%的经济作物和90%的蔬菜作物都生产在灌溉农田上[2]。

截至2007年，中国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已经达到46.42％，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36.83％，占粮食播种面积的53.50％。2007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02亿吨，比2006年增长0.72％，较1980年增长了1.81亿吨[1]。由此可见，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能够增加有效灌溉面积，从而有力的推动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农民的农业收入的增长。

2.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在目前中国农业小规模经营、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产品的特殊性等条件下，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将成为增加农民农业收入的主要途径。这是因为：

（1）从价格方面来看，一方面，由于农产品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所需，关系到国计民生，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虽然政府在特定时期（战争、自然灾害等时期）可以通过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刺激农业生产，但是政府无法长期将农产品的价格定位在比较高的水平上；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产量大，产品的差异性比较低，农产品市场是比较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市场形态。在这种市场形态中，每一个生产者，也就是农民，都不能通过提高价格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也就是说，由于缺乏垄断力量，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总之，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农产品的价格会保持在比较固定的低水平上，农民无法通过提高价格来获得高收益。

（2）从产量方面来看，一方面，在中国农村目前的经营形态下，农民经营的土地面积有限，这意味着单位农户所拥有的土地的生产能力有限，虽然大规模机械化农业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而且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存在许多成功的案例。但是由于中国土地资源有限，农村劳动力众多，要实现大规模农业生产还需要一定时期的调整，因此，中国小规模农业经营方式还将长期存在。这种小规模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户不能够通过扩大土地面积来扩大产量。另一方面，除了通过扩大土地规模，农民还可以通过追加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来提高单位土地的生产能力，或者通过提高耕地质量来提高产量。但是，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价格同样是由市场所决定，即使通过政府的力量，也无法把它们的价格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上，提高耕地质量又是长期性的努力才能见效的措施，这就决定了农民通过追加生产资料的方式来提高利润的空间有限。因此，在中国农业目前的经营形态下，虽然农产品产量不断提高，但是它并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二、农村基础设施的内容及分类

农村基础设施(RuralInfrastructure)是指为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使用期限较长的设施。它是向农村生产生活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保证农村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各种物质技术条件的综合。与“私人资本”相对应，它被称为社会间接资本。通常纳入到农村基础设施范畴的主要内容可细分为三类:一是生产性基础设施，如农村水利和农户用水设施、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服务机构等；二是生活性基础设施，如医疗卫生与体育设施等；三是生产生活性基础设施，如教育、道路和通信设施等。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目前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和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实际情况下，通过增加总收益来提高农民的利润空间是不太实际的。由于农民的农业收入是农业生产总收入和农业生产总成本的差额，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必将成为增加农民农业收入的主要途径。

农业基础设施作为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服务的设施，与农业生产总成本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科学、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的直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这主要体现在：

（1）农村基础设施中的水利、气象等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能够降低自然灾害的成灾率，增强农业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旱灾已经成为中国覆盖面最广、成灾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而且受灾面积逐年扩大。1949年——1998年，中国平均每年受旱灾面积3.24亿亩，占耕地面积的1/5，其中成灾面积1.31亿亩，全国平均每年因旱灾损失粮食1238万吨。50年中有10年发生严重干旱灾害，受旱面积均超过4亿亩，成灾面积超过2亿亩，相当于五年发生一次重旱。2007年中国旱灾受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24.14％，其中旱灾成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13.28％[1]。旱灾面积的扩大，尤其是成灾率的攀升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不完善是分不开的。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气象条件多样，农业发展不平衡。尤其在西部地区，农业主要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更加需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增加农民农业收入。

（2）农村基础设施中的仓储、市场、交通等设施，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总成本。在中国农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想致富，先修路”的标语，由此也可以看到，农民已经意识到道路的重要性，目前中国很多农村交通设施落后，乡间道路缺乏有效的专人管理，使农业机械作用的发挥受到了限制，导致了农业耕作成本的增加。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还与农业销售、运输成本有关。如果没有进行深加工，农产品的附加价值是比较低的。这也是中国农民收入长期无法提高的原因之一。目前，中国实行的针对“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措施，如：农业产业化经营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扩大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增加农产品的附加价值，从而提高农业收入。但是，如果没有完善的市场、交通和仓储设施，优质的农产品就会因为过高的运输成本而无法走出原产地，更加谈不上增加附加值和为农民增收。

3.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可增加农民收入。政府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所投入的货币资金，部分会通过农民劳动转化为农民收入。诸如修建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等项目均属于高度劳动密集型，加强其建设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中国长期实行的“以工代赈”扶贫工作的成果可以说明这一点。截至1997年，国家以工代赈累计投资98亿元，各级政府的配套投入也在1:1以上。1996年中央政府投入扶贫资金和物资总规模为98.5亿元，其中以工代赈资金40亿元，占总投入的40%。由于实物携带上的方便，1996年以后，以工代赈全部改为支付资金。全国共安排中央财政预算内资金200亿元，国债资金50亿元。从2001年开始，国家进一步加大了以工代赈的投资规模，每年除从财政预算内安排40亿元资金外，还从国债中安排20亿元，在基本农田、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小流域治理、牧场建设、人畜饮水等方而，帮助贫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2001年和2002年国家又从国债资金中安排10亿元搞易地扶贫搬迁试点项目，2003年又增加了5亿元资金[3]。以工代赈工程的实施，大大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落后而貌，在促进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方而，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和脱贫致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央政府明确规定，在继续加大对重点贫困县扶持的同时，适当扶持其他贫困地区，新阶段的以工代赈工程还在继续。

4.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在农民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这表示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使农民在名义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在中国占全国总人口63.8％，户数占三分之二的农村地区，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电网老旧，电压不稳，电费普遍高昂。这不仅影响了农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而且高昂的电费对农户的实际收入也有很大的影响。2007年中国平均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年末拥有的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的台数分别为45.94，94.38，和26.12，2007年中国平均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年末拥有的这三样耐用消费品的台数分别为96.77，137.79和95.03，二者相差仍然很大。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140.36元,相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2025元高出一倍[1]，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耐用消费品的价格却要比1991年的价格低很多，可见，主要影响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量的因素不是耐用品的价格，而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9年12月抽样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电价每调低0.1元，农户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相当于人均收入分别提高了370元、667元和909元，由此可见，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能够带来农民实际购买能力的提高，同时还能够消化家电业的过剩生产能力。

5.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促进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中国农村人均耕地稀少，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很低，单单依靠农业收入是无法快速提高农民收入，无法在短时期内解决“三农”问题的。这是影响中国农民增收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加快发展农村第二、第三次产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目前中国农村二三次产业的发展却受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制约。近几年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中，第二三次产业收入所占的比例稳定在20%左右，呈现下降的趋势：2000年二三次产业收入占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例为2000年为23.58％，2005年下降到20.32％，2006年略有回升，为21.22％，2007年再次降为20.45%[1]。这种情况一方面与农村乡镇企业体制落后等原因有关，另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的陈旧落后，达不到农村二三次产业发展的要求也是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比较完善的水、电、气、交通、通讯、医疗、教育等配套的基础设施，发展经济的硬环境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就会导致农民对市场信息了解不足，招商引资成为空谈，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困难，产业升级难以实现，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的情况难以改变等等。由此可见，要改变农村二三次产业发展举步为艰的状况，必须首先从基础设施抓起，加快建设，加强管理，搞好经济发展环境建设，这样才能增加农民非农业收入。

6.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农业科研和技术服务的增强能够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和增加农民收入。比如，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采用和推广新品种可以提高土地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从而可以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其次，农村医疗卫生设施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身体素质，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同时还可以促进劳动力使用比较便宜的生产要素，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和增加生产收入。就中国农业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相对于农村另外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机械和化肥来说，劳动力是一种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这三种生产要素具有替代关系。绝大部分农活，如：脱粒、收割、播种等等，既可以通过机械完成，也可以通过劳动力利用手工完成。如果农民的身体较好，那么他们就会选择相对便宜的手工工作，从而可以节省支出，提高收入。同样，如果农民的身体条件较好，他们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和施用农家肥，减少化肥的使用，这不仅有利于减少农业成本，更有利于减少农产品的化肥污染，在倡导绿色消费的今天，农家肥的推广有利于增加农产品的销售，提高农民的收入。由此可见，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促进劳动者降低物质投入，节省物质成本，提高收入。

摘要：从收入构成来看，农业收入仍然是中国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增加农民的收入首先应当从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入手。中国农村地区地域广阔，但是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平均到每户农民的土地面积并不大，在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增加产出，减少成本就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基础设施建设在增加农业收入，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而能够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周玉玺，胡继连，周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供给制度选择[J]，改革，2005（3）：59-65。

[3]陈可可，左婷：浅谈“以工代赈”[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06（1）：30-34。

[4]杨林，韩彦平，孙志敏：公共财政框架下农村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J]，宏观经济研究，2005（10）：56-59。

[5]郎永建，张尚民，李长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及对策[J]，农村经济，2004（2）：81-83。

[6]鞠晴江、庞敏：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5（4）：89-92。

[7]孙开、田雷：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财政投入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5（18）：11-18。

[8]徐克勤：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融资方式创新初探[J]，农村财政与财务，2005（3）：20-21。

[9]徐梅：论政府在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的分工合作[J]，天府新论，2005（2）：46-48。

篇（3）

简而言之，BOT一词是对一个项目投融资建设、经营回报、无偿转让的经济活动全过程典型特征的简要概括。BOT方式不仅是一个融资的协议，而且还是一个长期专业化的协议。在协议的基础上，公私双方建立起伙伴关系，并向公众提供经济、高效的服务。

20世纪70年代后，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政府的财政预算越来越紧张，而面对的基础设施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由政府充当基础设施投资主体越来越困难。BOT方式作为一种新的投融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满足了普遍性的内在需求。各国都开始运用这种新的模式进行城市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英法海峡隧道、马来西亚南北高速公路、我国第一个正式批准的BOT试点项目——广西来宾电厂等。

BOT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模式，操作过程复杂，中间环节较多，涉及到工程技术、经济、法律等诸多问题，需要通过规范的运作程序和比较完善的特许协议来规避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在BOT项目中，最重要的是资金的融资方式、风险的分担、资金的结构、回报率的确认以及政府与项目公司各自的地位等问题，这关系到项目的成功与否和双方合作关系的长久维持。此外，BOT项目需严格控制工程的建设进度和工程质量，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BOT模式适用于那些投资额巨大、投资回收期长、建成后具有稳定收益的建设项目。经营性政府工程，如污水处理厂、发电站、高速公路、铁路等公共设施具备这一特点。通过BOT模式，政府得以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利用民间资本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减少项目建设的初始投入，将有限资金投入到更多的领域。目前，BOT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应用较为广泛，已成为经营性城建项目中一种较为成熟和有效的融资模式。

二、ABS（Asset－Backed－Securitization）融资方式

ABS是以项目所属的资产为支撑的证券化融资。具体而言，它是以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以项目资产可以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的特点在于通过其特有的信用等级提高方式，使原本信用等级较低的项目照样可以进入国际高档债券市场，利用该市场信用等级高、债券安全性和流动性高、债券利率低的优势，大幅度降低项目融资成本。

同其他融资方式相比，ABS证券可以不受项目原始权益人自身条件的限制，绕开一些客观存在的壁垒，筹集大量资金，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其优势具体表现在：（1）政府通过授权机构投资某些基础设施项目，通过特设信托机构发行ABS证券融资，用这些设施的未来收益偿还债务，可以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刺激经济增长。这样，政府不需用自身的信用为债券的偿还进行担保，不受征税能力、财政预算（如发行债券）法规约束，不会增加财政负担，缓解了财政资金压力。（2）采用ABS方式融资，虽然在债券的发行期内项目的资产所有权归SPV所有，但项目的资产运营和决策权依然归原始权益人所有。因此，在运用ABS方式融资时，不必担心项目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项目被外商所控制和利用。这是BOT融资所不具备的。（3）发债者与投资者纯粹是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改变项目的所有权益。因而，避免了项目被投资者控制，保证了基础设施运营产生的利润不会大幅度外流。作为业主的政府无需为项目的投资回报做出承诺和安排。（4）减轻了银行信贷负担，有利于优化融资结构，分散投资风险，也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更广的投资渠道。

三、TOT（Transfer-Operation-Transfer）融资方式

TOT意为“转让——经营——转让”，此模式是指通过出售现有投产项目在一定期限内的现金流量，从而获得资金

来建设新项目的一种融资方式。在约定的时间内，投资者拥有该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通过该资产取得现金流量收回全部投资和合理的回报后，再将该资产的产权和经营权无偿转交给原产权所有人。

TOT模式与BOT模式不同在于：TOT模式是投资者购买已经建成项目，政府获得此资金建设新项目，而BOT是投资者通过建成项目，从而得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的一种融资模式。

四、PFI(PrivateFinanceInitiative）融资方式

PFI意为私人主动融资，是指私营企业或私有机构利用自己在资金、人员、设备、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主动参与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建设、经营。在此模式下，私营企业与私有机构组建的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设计、开发、融资和建设，项目公司把项目出售给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

PFI模式与BOT模式的区别在于：PFI实行全面制，人包括咨询公司、设计院、监理公司和建筑管理公司，由这些人实施并完成项目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等，同时PFI模式并不完全遵循BOT的3个过程：建设——经营——转让。根据资金回收方式不同，PFI模式可以分为三类：

（1）独立运作型。基础设施项目开发，遵循“建设——经营——转让”3个过程，在遵循有关法律基础上，PFI公司独立经营、自行收费、自负盈亏，项目期满后转交政府。

（2）建设转让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完成以后，政府根据所提供服务的数量等情况，向PFI公司购买项目经营权，不遵循“建设——经营——转让”3个过程，但在一定期限内，PFI公司负有对项目进行维修管理的责任。

（3）综合运营型。对于特殊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由政府进行部分投资，数量因项目性质和规模不同而不同，资金回收方式以及其它有关事项双方在合同中规定，这类项目有时也称为“官民协同项目”。

五、PPP(Private－Public－Project)融资方式

PPP即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是指政府、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以某个项目为基础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的模式。通过这种合作模式，合作各方可以得到比单独行动更有利的结果。合作各方参与某个项目时，政府并不是把项目的责任全部转移给私人企业，而是由参与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

PPP是一个完整的项目融资概念，其最原始的形式是在1985-1990年备受关注的BOT模式。较早的、比较正式的PPP模式出现在1992年英国保守党政府提出的“私人融资计划”（PrivateFinanceInitiative，PFI）中。当时，PFI模式大多用于运输部门的建设（在英国曾高达85%）。但是现在，作为PFI的后继者，PPP被广泛运用于各种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

确切地说，PPP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而是一系列可能的选择，如服务或者管理合同、计划—建设、计划—建设—运营，等等。这些不同的形式具有一些共同之处：（1）希望转移更多的风险到私人部门；（2）提高工程项目的成本利用效率；（3）提高对社区使用者的收费效率和水平。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综合服务的物质载体，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城市现代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融资模式只是从形式上对资金需求给予基本保证，但要从根本上克服资金短缺的瓶颈，除了要拓宽融资渠道、采用多种方式、多方面筹集资金之外，还要积极进行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内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才能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模式的顺利推行提供制度保障，应放松准入限制，促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以政府为主体、民间和外资积极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的竞争机制。

参考文献：

［1］邓淑莲.中国基础设施的公共政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07）.

篇（4）

首先，加强基础设施产业建设投资(尤其是在该产业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十分必要。基础设施产业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其质量是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也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新兴市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国际化发展迅猛，对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对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一日千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关键。

其次，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高度资本密集性和复杂性的典型特征，资金短缺和效率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疲于应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在基础设施产业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尽管这样，这些国家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非洲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400亿美元，而1996-2006年跨国公司累计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仅为450亿美元(WIR2008，UNCTAD)。

第三，基础设施产业的对外开放。面对基础设施产业巨大的市场和投资需求，一些国家需要更大程度上吸引跨国公司等私人资本。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70％的投资促进机构正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为此，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进行自由化改革和放松外资收购管制，邀请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项目。为利用这些制度变化以及当地经济增长带来的获取市场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在网络设计和运营、工程能力、环境保护知识、项目管理能力和默会知识、实践技能以及盈利模式和财务实力等方面的专业技能纷纷进入外国基础设施产业。

二、全球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外来直接投资规模快速扩张

1990-2006年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31倍，达到786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29倍，达到1990亿美元(WIR2008，UNCTAD)。全球内向直接投资存量中基础设施产业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2％快速扩张到2006年的接近10％。其间大多数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金额持续增长，电力和通信产业增长最为显著，交通和水务产业则增长较少。其中1996-2006年跨国公司在该产业的私人股权投资累计高达2460亿美元。

(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来源集中但有所分化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支配着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国际化投资(WIR2008，UNCTAD)。2006年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53家来自欧盟(53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6.7％、63.7％)，14家来自美国(14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4％、23.4％)，而其中22家总部设立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体(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11.6％、8.6％)。欠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国际化过程中总体上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1996—2006年期间欠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私人股权投资中所占比例略高于5％，2006年则仅占2％。但是来自亚洲地区的跨国公司参与显著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香港(5家)、马来西亚(3家)、新加坡(3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中，来自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在亚洲和大洋洲，1996-2006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协议投资几乎占据50％，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占据大多数比例。非洲40％的基础设施产业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通信产业58％的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投资者的参与则非常有限(仅占16％的私人协议投资额)。

(三)跨国公司的参与形式多样但因产业而异

跨国公司采用直接投资、特许经营、私有化和绿地投资、管理与租赁协议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产业直接投资，但是不同产业的主要参与形式各有不同(WIR2008，UNCTAD)。在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过程中，通信产业绝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直接投资。在电力行业，最常使用特许经营(占62％)，交通(超过80％)和水务产业(占70％)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采用特许经营。其次是私有化和绿地投资(占36％)。水务产业使用管理和租赁协议的情况也相对较多(占25％)。

(四)不同国家和产业开放程度各异

发达国家和相对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由于拥有更加发达的制度和管制能力，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基础设施产业对外更加开放。例如，1996-2000年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吸收了该产业跨国公司私人股权投资的67％，而2000年以来非洲和亚洲的份额增长则相对更快(WIR2008，UNCTAD)。产业方面，那些相对容易放松管制和引入竞争的基础设施产业一般对跨国公司的参与更加开放。例如，移动通信产业最为开放，水务开放程度最低。2006年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100强中，65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5家来自水务产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50强中，30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2家来自水务产业。

三、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

(一)产业促进效应

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扩散、产业竞争、产业合作和服务供应几种途径产生产业影响。

1技术扩散效应

直接投资是向接受投资的国家传授资本经营技能和技术知识等经营资源的综合行为。基础设施产业的跨国公司主要通过技术扩散向东道国输入硬件(例如水净化专业设备)和软件技术(例如组织和管理实践)。东道国政府一般选择信誉好、实力强的外国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提高建设效率、降低成本和价格，并为国内企业提供比较、学习和借鉴的机会。例如，通信产业国际经营者的进入降低了信息通讯技术的获取和使用门槛。跨国公司通过经营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流程再工程化设计，改善采购和分包实践，改进客户记录和搜集方法等带来软件技术。技术扩散的主要路径包括合资企业、人员流动和示范效应。在中国电力行业，外来跨国公司在大型合资项目的参与中涉及到与中方系统而广泛的项目管理合作。不过这种技术扩散的效果还取决于国内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吸收能力这一关键因素。

2产业竞争效应

跨国公司通过产业竞争促进效益。基础设施产业竞争程度越强，跨国公司的参与越是可能提高效益(WIR2008，UNCTAD)。在许多国家，由于通信产业的技术变革和产业改革，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已经形成。在乌干达，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导致通信价格的下降和移动电话普及率的提升。国别研究也表明，私有化和竞争之间相互促进：竞争促进私有化的收益，反之亦然。不过，在本质上仍然是自然垄断性质的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导致国家垄断转变为私有的外资垄断，这将限制竞争从而改进效益的空间(WIR2008，UNC—TAD)。在其他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参与在提升竞争和效益的同时，也限制了国内企业的进入和排斥了现有企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竞争性相对更强的电力和通信领域，跨国公司进入在某些方面存在反竞争行为。

3产业合作效应

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除了通过公司变革，还可以与跨国公司进行产业合作提升效益。在有些收入水平较高或者规模较大、国内企业竞争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通过部分私有化允许外来跨国公司持有少数股权，这种合作利于提升竞争力和效益(WIR2008，UNCTAD)。例如摩洛哥电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变得更有竞争力。在中国，外来跨国公司主要通过与国有企业合资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企业绩效得到很大提升。在印度，塔塔电力等私有电力企业利用私有化契机，通过与外来跨国公司合资进入电力产业。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的参与者更有能力与外来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尤其是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因为这两个产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参与者已经成为主要参与者甚至全球领导者。

4服务供应效应

跨国公司还影响到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服务供应和价格。跨国公司参与一般会增加东道国基础设施服务的供应和质量，但是价格影响则情况各异(WIR2008，UNCTAD)。有些情况下定价超出穷人的支付能力，因此，跨国公司参与带来的产业影响改进未必会转化为所有社会成员福利的增加(表现为更多的选择和更强的购买力)，尤其是对穷人和居住在农村、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来说。在通信领域尤其是移动通信领域，跨国公司在改善供应、扩大服务覆盖率、降低价格和增强可获得性方面的影响最为明显。随着跨国公司引入新的商业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过一场“移动革命”，低收入群体也能享受到移动服务。跨国公司进入交通领域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主要港口的服务质量从而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

但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影响则较为复杂。跨国公司参与对电价、水价及其可获得性的影响取决于政治、社会、契约问题以及生产率和效益改进等因素(WIR2008，UNC—TAD)。如果政府没有对使用者进行补贴，增加供应、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并不足以在维持收支平衡情况下保持低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增加私人部门(包括跨国公司)在电力行业的投资会增加电力供应、增强网络连结性，从而稳定改善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和服务质量。考虑到相关因素，电力价格因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优势会有所下降，但是价格变化趋势并不确定。尽管有证据表明在良好设计的框架下供水服务会得到显著改善，但是跨国公司在水务领域的参与对使用者可获得性的影响并不令人满意(WIR2008，UNC，TAD)。

5总体产业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WIR2008，UNCTAD)。外来直接投资者的参与就使得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价格下降和数量增加。例如增加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供应和降低相应服务的价格。但是在特定产业，这些积极效应还取决于特定的政策因素。尤其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如果跨国公司效率的改善(供应增加和质量提高)不足以在弥补成本的同时维持低价而且政府不对使用者提供补贴，一部分人尤其是穷人的用水、用电就会受到影响。而且技术扩散的效应取决于东道国的学习吸收能力，产业竞争过程中可能排斥竞争，产业合作可能使得小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被外国控制。因此，电力和水务等特定领域如何发挥外来直接投资的积极的产业影响，还需要当地政府从社会学的视角制订和执行重要的政策措施。这给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埋下伏笔，也给有关国家的行政当局带来严峻挑战，后面就将讨论这两个问题。

(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国家经济不受内外环境干扰、威胁、破坏而维持正常运转的一种状态。它既包括一国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包含该国为确保经济持续发展而确立的战略目标以及为此而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赵英，2007)。近年来，国际化取向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备受重视。尽管全球总体倾向于对外来直接投资保持开放姿态，2007年与对外直接投资潜在相关的政策改革中的74％目的在于增强东道国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吸引力(WIR2008，UNCTAD)。但是全球针对不断增长的保护主义的关注和争论也日益增加，过去几年中对外来直接投资不太友好的政策变革逐渐增长。美国对与国家安全可能相关的直接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独联体国家和俄罗斯联邦尽管整体上对外来直接投资日益开放，但是仍然限制外来直接投资在采掘业和其他战略产业的投资行为。俄罗斯联邦2007年通过战略产业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在这些产业只能拥有少数股权。在哈萨克斯坦，新通过的自然资源法赋予政府在相关协议损害国家在石油、金属和矿产业的经济利益情况下单方面修改协议的权力。在南美洲，采矿业比较开放，但是石油、天然气行业仍受高度管制。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不确定性使得各国担心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例如，中国水资源稀缺正在加剧，外资进入中国城市水务项目日渐增多，其中全球最大三家水务公司(法国威立雅、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泰晤士水务公司)无一例外都把中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重要部分，其获利动机迟早会与中国市场的价格承受水平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对允许外资企业控制某些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包括电力生产和输送、港口经营和通信)日益谨慎(WIR2008，UNCTAD)。出于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考虑，一些国家正大量引入新的限制措施。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4％的投资促进机构没有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而那些积极寻求外资投入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电力生产、网络服务和机场，而不是电力分销和传输领域。欠发达国家的交通产业则更倾向于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参与。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考虑。

基础设施产业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主要同其产业属性密切相关。其一，基础设施服务经常涉及到建造有形的网络，本质上具有寡头或者垄断的属性，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容易引起垄断嫌疑和激起反垄断诉求与调查。其二，基础设施产业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许多国家将进入基础设施服务领域视为一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可能降低公共服务产品的可获得性和提高服务价格，损害到部分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利益，容易引起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争议。

(三)政策挑战

尽管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基础设施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但是这种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是否具备完善的管制环境(WIR2008，UNCTAD)。为利用好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东道国政府在说服外商投资本国、营造管制环境、制定政策和施政方面却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1说服外资参与充满挑战

许多国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的基础设施，但是如何说服外资企业参与投资则充满挑战。来自发达国家和大型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潜在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欠发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达的低收入国家由于市场较小，在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和最大化跨国公司参与的收益方面力不从心、不具优势。这在需要大规模资本投资、盈亏平衡困难和社会问题众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项目失败和各种投资争议还使得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者)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更加谨慎。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直接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对相关仲裁决议的回顾显示，不足50％的补偿有利于提出申诉的跨国公司，而且所补偿的损失远低于投资者所主张的赔偿金额。尽管这些跨国公司的母国和国际组织拥有各种有助于在短期内动员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的风险管理措施，但是目前的很多风险模型并不能适应低收入国家的实际情况。例如，当地货币融资需要一个有效的货币互换市场，而当地恰恰缺乏这种市场。

2缺乏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带来风险

不管如何确定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比例，完善的制度和执行机制对于确保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和公平都很关键(WIR2008，UNCTAD)。加强对外来投资者保护和是降低他们的风险往往以政府管制灵活性下降为代价。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对外资开放基础设施产业失败的风险就会增加。而且一旦自由化，则很难逆转。理想状态下，开放前就应该进行竞争性重组、引入管制政策和建立独立的管制机构，这样有助于明确潜在投资者的竞争规则、使得政府从容应对特定的项目管理。而实际上，很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开放往往走在广泛变革的前面，结果往往不甚理想。直到建立起有效的管制框架，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改善公共部门开放的效应。

3政府官员承受更强的压力

制定和执行能够驾驭跨国公司在基础设施产业潜在作用的政策需要具备高超的技能(WIR2008，UNCTAD)。例如，东道国需要考虑何时和在多大规模上引入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最为合适。由于不同的国家政策优先考虑的因素有所不同，私人和公共投资之间的最优比例情况各异。东道国政府需要对不同项目的竞争性需求进行优先选择，为选中的项目确定明确而符合实际的目标，并将这些目标整合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战略之中。政府还需要找到一些确保跨国公司参与的项目带来预期发展效应的方式。这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需要掌握必要的引导、谈判、管制和监督项目方面的制度性技能。

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增加了政府官员的责任和压力。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需要密集的双方谈判，形成的协议要反映各个项目的特定要求和协议各方的意愿。因此，培养政府官员具备确定跨国公司参与的最优水平和形式以及谈判和监督项目执行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但是，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之间往往在信息和经验方面存在不对称性，政府官员在协议谈判过程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和能力不及外来跨国公司。大多数跨国公司倾向于使用国际法律公司和其他在项目融资交易方面拥有专长的专家，但是这在发展中国家几不可能。

三、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政策条件

1983年起我国开始利用外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外合资建设码头优惠待遇的暂行规定》，中国港口建设最早开始向外资开放。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发展。该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设立的从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的生产性外资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五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国务院关于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税收优惠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国发(1999)13号)则规定：自1999年1月1日起，将外资税法实施细则关于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扩大到全国。2004年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的《港口法》将港口的建设和经营列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项目，并且在投资比例方面取消了限制。

(二)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借用国外贷款，包括借用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泛推进，外商开始直接投资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最早形式是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例如，和黄集团1993年持股50％与上海港务局合资组建了总投资达56亿人民币的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随后又持股73％与深圳盐田港集团合资成立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开创了外方控股中国大陆港口的先河。而近年来BOT(Build-Oper-ation-Transfer)、TOT(Trans-1et-Operation-Transfer)等新型直接投资模式则屡见不鲜。

(三)主要问题

1投资规模不足

整体上看，我国吸引的外资中超过50％集中于加工工业，近30％用于房地产，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比例很低。仅从基础设施内部的投资比例来看，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不足5％。这往往与以下因素有关：外商投资者往往固守中国资金短缺的传统观念提出很高的、不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率要求；外商出于对中国政治政策环境稳定性的偏见性的误解(例如外商对我国尚未完成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经济、法律政治环境缺乏足够的信心)而实施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往往贻误很多在华投资的良机；国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心理上存在排斥和担忧。

2产业分布不合理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地区的通信、电力、供水、供热等公用事业，而对垃圾污水处理、道路桥梁、公共交通等(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方面投资严重欠缺。这可能同各产业间的投资收益率差异以及相关产业价格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不同步直接相关。

3地区分布不协调

全国外资中86％均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基础设施行业也基本是这个比例。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侧重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上海、江苏、辽宁、广东等沿海省市有不少外企直接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大量内地省市几乎没有利用外资，西部地区微乎其微。这可能同内地市场发展程度不足、收益风险较大、外资缺乏了解直接相关。

四、政策启示

为充分利用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于缓解资金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并削弱消极影响，我国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和完善投资环境方面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

首先，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安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而基础设施产业安全则是产业安全的基础。对于日益扩大开放的中国而言，必须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的安全问题。尽管直到2007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我国国有投资，但逐步多样化的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意味着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在基础设施产业安全问题上，我国需要牢牢把握两点：不能为了解决资金、技术不足的矛盾而放弃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控制权；不能因为没有失去对基础设施产业的控制权而对产业安全威胁置若罔闻。因为外资对于产业安全的威胁不完全基于对股权比例的表面控制，更多的会是基于技术和管理优势的经营行为操控所带来的实质性威胁。出于产业安全的考虑，在我国管制环境尚待完善、欠缺管制经验的情况下，在吸引外资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产业方面最好继续坚持小规模进行而不是大张旗鼓，而且最好在较少引起安全争议的基础设施产业(例如电力和交通)开始扩大外资引进规模。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也要高度重视管制外资经营行为的制度建设。

其次，高度重视完善投资环境。有效优化和改善投资环境是发挥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最可持续的路径。具体包括：

做好说服外商投资于我国基础设施产业的引导工作。随着内外资政策的逐步统一和国民待遇原则的普遍适用，仅靠优惠的税收和关税政策吸引外资不可持续。为说服外商，需要做好三项引导工作。一是引导外商投资者提出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因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基础设施供需瓶颈已经得到很大缓解，投资回报已经趋于正常水平，过高追求投资回报率可能丧失在华扩大市场份额的先机和优势。二是引导外商投资者合理评估投资风险，提出合理可行的融资方案，减少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适应中国快速成长的市场环境建立精明、强干、决策和执行迅速的项目管理团队。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成长速度快速、人民币值稳定偏强、外汇储备丰富、社会稳定，盲目夸大政治和国家风险就会丧失投资信心和诸多重大的市场机会。三是引导外商投资者负起社会责任，因为我国吸引外资正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化、从以高回报率为条件向以互惠互利、权力义务平等、合理回报率为条件转化。

篇（5）

1、前言

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小城镇消防安全和农村城镇化发展战略实施大局，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城镇化建设总体水平比较低，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欠帐问题十分突出。我们通过对德州市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状况的调查分析，提出几点对策意见，供大家参考。

2、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2.1消防规划不落实，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无章可循，存在盲目性和不科学性

消防规划是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目前大多数小城镇缺少消防规划，有的虽在小城镇总体建设规划中提及有消防内容，但缺乏深度，内容不完整，可操作性不强。目前，德州市126个小城镇中，只有6个城镇编制有专门的消防规划，在总体规划中形成了消防规划专篇的不足30%0消防规划不完善，导致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无序、混乱和欠帐。

2.2城镇消火栓建设缺口大、到位差

许多小城镇消火栓建设还没有起步，现有消火栓安装普遍存在安装数量不足，管网管径小，压力低等问题，加之，日常管理维护保养差，完好率低。目前，德州市126个乡镇中，安装有消火栓的仅88个，占总数的69.8%，其中38个乡镇尚未安装消火栓，每个乡镇平均消火栓数只有2.2具，欠帐率80%。全市供水主管不到100mm的乡镇53个，相当一部份供水主管不到50mm,一半以上供水压力不足0.25Mpa，其中还有近35%的不足0.1Mpa。目前，大多乡镇白来水厂(站)通过改制已私有化，加之，政府专项维护经费不到位，城镇消火栓、消防供水管网日常维护保养不落实，许多消火栓年久失修，无法正常开启。

2.3灭火救灾的基本装备缺乏，城镇自我救灾能力十分薄弱

小城镇大都离公安消防队比较远，火灾时关键要立足自我救护。各地小城镇普遍存在重组织队伍建设，轻装备配备问题。目前，德州市90%以上的小城镇依托乡镇干部、基干民兵和志原者等组建有兼职的抢险救灾应急小分队，但是，从调查情况看，大都空有一个组织，而没有配备消防手抬泵、水带、水枪、消火栓钥匙等基本的灭火救灾和其它抢险救灾装备。火灾时，主要靠的还是锅、碗、瓢、盆、桶等端水、递水灭火这种最原始和简陋的手段，一方面使小城镇现有消火栓等消防设施无法取用灭火造成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应急分队的组建缺乏真正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2.4自然、天然水源取水设施不完善，可借消防水源利用率低

各地小城镇大都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或天然水源，这是小城镇灭火救灾的重要储备力量。黄河流经本市62公里，年可引水25亿立方，目前，德州市126个乡镇中，89个在镇区500m范围内有江河、水塘、湖泊、水库等自然、天然水源达186处，但真正能直接作为消防给水之用的不足30%，普遍没有因地制宜建立供消防车取水用的码头、取水井或取水口，消防车无法直接取水灭火，白白浪费了本就紧张的小城镇消防水源，火灾时，往往只有望火兴叹，望水兴叹。

3、加强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的几点意见

3.1搞好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划，做到有章可循

搞好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是必须编制切实可行的小城镇消防规划。各地政府应当按照《消防法》、《山东省城市消防规划编制办法》等法规要求，将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总体规划，并组织有关主管部门具体实施和落实。小城镇消防规划的编制，必须与城镇总体规划相配套，与城镇发展相适应，具有可操作性，特别要结合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小城镇总体建设水平还不发达的现状，注重实用，正确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重点从城镇功能分区和安全布局、市政消火栓、消防通道、消防基本装备等几个方面人手，不宜面面俱到，宜粗不宜细。

3.2加强小城镇消火栓建设和消防基础设施的维护管理和保养工作

消火栓是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基础内容，是小城镇灭火救灾的基本武器。在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中，必须把消火栓建设作为重点，切实按照国家规范要求进行规划和建设。对于新开发建设的区域，要按照城镇消防规划要求，坚持路修到哪里，消火栓就安装到哪里的原则，努力保证消火栓开始就建设到位。对于原有镇区消火栓欠帐问题，要认真制订计划，及时补充安装，尽快还清旧帐。另外，城镇消防基础设施维护保养工作环节多，任务重，要求高，必须从组织机构，责任制度，维护经费等方面予以保障。要落实小城镇消防基础设施维护管理和保养工作的归口部门和责任单位，解决谁主管问题。要制定完备的消防设施检查、维护、修理、验收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落实严格的奖惩措施，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超级秘书网

3.3加强灭火救灾基本装备配备，提高小城镇自我救灾能力

小城镇火灾自我救护能力的提高，除了加强组织机构和救灾队伍建设以外，更为重要和关键的还在于救灾装备建设，否则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强化抢险救灾应急小分队等多种形式救灾队伍建设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基木灭火救灾装备的配备。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消防手抬泵(轻便型)、消防水带、水枪等最基本的灭火救灾装备，对干条件较好的地方，可以配备一定数量的轻便消防车，组建专兼职多功能消防队伍，并配备一定数量的灭火救灾个人防护装备等。要加强灭火救灾基本装备管理，组织开展经常性的应用性训练、演练，提高实战水平，保障火灾情况下能随时集结，快速出动，有效灭火。

3.4因地制宜，抓好自然、天然水源取水设施建设，提高后备消防水源灭火救灾利用率

篇（6）

根据浙江省财政厅《2001年度养老、失业基金决算情况》通报反映，嘉兴市本级养老保险基金支撑能力为15．1个月，高于全省9．9个月和全市13．4个月的水平。从市本级2001年社会保障基金收支情况分析，在社会保险扩覆不开展的前提下，如果从2001年存量资金中留出15000万元作为2002年的收不抵支部分，留出投资国债和定期存款未到期部分10000万元，还有20000万元可以用于其他投资。

（二）社保基金增值有必要拓宽投资领域。根据2001年度嘉兴市本级社会保障基金决算反映，市本级五项社会保险基金年度利息收入774万元，年综合利率2．23％。从目前我国经济形势分析，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完全淡出前，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的走势预计在三、五年内仍将维持现有水平，目前存货款利率差在加大。

（三）政府资金经营需要拓宽投资领域。目前，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建立投资性公司向商业银行贷款并以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另一方面则将大量的社会保障基金存入银行，以银行存款利率得到利息。按照现行存贷款三年期年利率进行测算，存款利率3．24％、贷款利率5．76％、差额2．52％，如按5亿元社会保障基金存款进行测算，年基金少收入利息1250万元。

（四）依法参保意识的提高和行政推动力度的加大有必要拓宽投资领域。近年来，省市人大、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保险工作的领导，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对社会保险工作的管理，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法制意识，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和社会的监督力度，参保单位、参保职工、缴费基数三个不到位的状况正在加强或改善。社会保险参保扩覆工作的开展，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参保企业不到位的状况，使当年社会保险基金达到收支平衡并有结余，使存量资金增加。这就有必要考虑社会保障的投资方向和较大限度增值的问题。

二、拓宽社保基金投资领域的模式选择

笔者认为：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对中央政府而言，选择适宜的模式入市至关重要。从允许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股市的国家看，社会保障基金入市的途径为社会保障基金——基金公司——证券市场，即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基金公司，再通过基金公司投资于股市。而对地方政府而言，将社会保障基金拓宽投资领域，除按照规定安排好支出所需的资金和购买分配的国债以外，投资于地方政府承担最终兜底责任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切实可行的。一方面，可以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的增值率；另一方面，可以加快地方社会事业的发展速度，减缓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投资方向可以确定为：市本级的高速公路、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出资部分，高等教育、高中教育的基础性发展项目，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模式，在现行政策制度不作调整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可以从以下三种形式中选择：

——委托贷款项目模式。根据商业银行当前的委托贷款制度规定，资金所有者将银行存款指定对象和项目，由商业银行根据规定手续与贷款方和委托方签订三方合同，并由商业银行办理贷款和结算手续，按规定收取手续费，但不承担委托贷款资金风险。这种模式的优点是从社保基盘管理本身来说，其资金反映在银行存款科目中，因而不违反国家现行对社保基金管理的制度，同时有利于基金的增值；缺点是银行不承担风险，同时要向银行支付手续费。

——直接投资项目模式。这种模式是指在众多社会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中。选出发展潜力较大且稳定的项目作为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对象，由政府组织对项目的政府责任的论证。对于必须由地方政府承担最后兜底责任的项目，可以确定为社保基金投资方向，由市财政（社保基金管理中心）办理基金投资手续。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在基金增值的同时节约了手续费；缺点是超越了国家现行社保基金投资的范围。

——投资开放式基金模式。开放式基金是指基金规模不固定，基金单位可随时向投资者出售，也可按投资者要求买回的运作方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投资收益高于国债和储蓄、低于股票；缺点是投资风险高于国债和储蓄，同时需支付手续费，而且国家至今末规定可以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范围。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模式比较，选择委托银行贷款模式较为合适。在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增加了利息收入，同时又不违保障基金管理制度

三、拓宽社保基金投资领域的可行性分析

选择委托银行贷款方式拓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领域，笔者分析是可行的。

——从政策角度分析具有拓宽投资领域的可能。（1）综观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政策，其基金结余的投资方式除储蓄和购买债券外，还有以下几种：一是投资于国家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交通、电力、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其回收期稍长但收益较稳定可靠，既有经济效益，又能兼顾社会效益。二是投资于股票市场。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国内或国外股票，以获取股息收益或股票增值。三是投资于不动产及各类贷款，如抵押贷款、商业贷款、住房贷款、个人贷款等。（2）在我国，根据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通知》规定，“基金结余除根据财政和劳动保险部门商定的、最高不超过国家规定预留的支付费用外，全部用于购买国家发行的特种定向债券和其他种类的国家债券”。而在按照规定购买国家发行的特种定向债券和其他种类的国家债券后，剩余资金则存入银行。

综观上述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方式，按照风险和收益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是储蓄、政府债券、基础设施、公司债券、股票和不动产。总的来看，各国对社会保障基余的投资营运都控制得非常严格。储蓄和购买政府债券是所有国家都认可的投资方式，而对基础设施、股票、不动产和贷款等风险大的项目，有的国家是严格禁止的。不过，从一些国家的统计分析来看，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股票市场的回报率在各项投资项目中是最高的，因此，不少国家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股票市场解开禁令。

——从投资对象分析具有拓宽投资领域的空间。“九五”期间，政府对本级范围内通过向商业银行贷款形式，投入40多亿元兴建了大量的社会公益事业和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十五”期间，还投入巨资兴建文化中心、体育中心、杭州湾跨海大桥等社会公益事业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均将逐步到达还贷期和贷款期，而已经建成项目目前尚未具备还贷能力，需由政府财政给予支撑，待建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启动，这些因素均给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渠道的拓宽提供了方向。

——按投资项目分析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较高的投资收益。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政府承担最后兜底职能的社会公益事业和城市基础设施、交通设施项目，可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性。同时，可以增加较多的利息收入，如按照三年期存货款年利率计算，社会保障基金年利率可在目前2．52％的基础上提高到5．58％．如按3亿元资金量进行测算，年度利息收入可从存款的756万元提高到委托贷款的1674万元。

四、拓宽社保基金投资领域的意见

篇（7）

1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

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产业，是维系国家社会生产和生活正常进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和基础保证，在我国目前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阶段，运输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运输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发展程度将直接决定其他各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市场交易的效率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正因如此，近年来，我国以干线铁路、高速公路、枢纽机场、国际航运中心为重点，大力推进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至2000年末，我国运输线路中，铁路营运里程6.8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140万公里，内河千吨级以上航道7855公里，沿海港口万吨以上泊位646个，民航机场129个，航线1120条，里程151万公里，管道运输2.5万公里。货运量总计135亿吨，货物周转量总计43359亿吨公里。

尽管这样，我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总体规模仍然很小，按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计算的运输网络密度，我国仅为1344.48公里／万平方公里和10.43公里／万人，而美国为6869.3和253.59，德国为14680.4和65.94，印度为5403.9和21.6，巴西为1885.8和118.4。由此可见，我国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就是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要改变目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滞后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状况，必须加快建设速度，加大建设力度。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数量巨大，建设周期长，在建设中面临资金投入需求大而实际投入不足的矛盾，这单靠我国交通运输业的自身积累和国家投资，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在对交通运输的投融资政策上，必须进行改革，以增加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投入水平。

实现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融资，对于集中解决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有效的推动我国各产业发展的投资收入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有效融资，实现运输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建设，也是发展基础设施平台，加速运输业向现代物流业转变的重要一环。

2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政策的主要模式

在我国加入WTO的外部环境和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内部形势下，运输基础设施融资政策的转变必须适应内部和外部的现实条件与要求。调整后的政策应建立起政府投资主体和其他投资主体并存的综合投资体制，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投资决策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但必须看到，在各种投资中国家投资仍是交通运输建设投资主渠道，其他多种投融资方式则起着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管理与加大收益的作用，以适应交通运输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目前试行或可选择的融资政策可分为以下几类，应根据其各自的特点加以规范并综合应用：

（1）政府直接投资这是传统的政府投资建设政策，对于较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采用此种政策仍有一定的必要性。其主要优点是社会效益好，消费不受限制，国家的控制力度高。其问题则是普遍存在投资主体的目标模糊不清、责权不明确、激励动力不足。同时，政府直接投资生产的品种单一、供给质量低，而且使用中缺乏维修保养，损耗较为严重。

（2）政府与私人共同投资对于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且投资盈利较低或风险较大的基础设施，可以采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投资方式——政府与私人共同投资，政府起着引导私人投资的作用。比如，可以采取投资参股、无偿赠款、提供优惠借款、提供借款担保、无偿或低价提供土地和减免税收等方式。日本在1987年由地方政府和私人团体共同投资的公共企业中，运输和道路投资企业126家。在我国现有的相关政策法规中，对这一方式也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尚缺乏明确的法制保证。对私人及外国投资者而言，其利益的保护和投资环境的安全性是进行投资决策着重考虑的方面。现有的交通运输法规尚未包括这些内容，今后应根据交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需要完善相应法规，以大力推动这种融资方式的开展。

（3）政府管制下的私人投资对于单位投资额不大的基础设施，如公共汽车、电车、缆车、渡轮等，可以由政府授予企业特许投资权，然后对其价格、数量、利润等方面进行一定的管制；通过特许方式限制一些行业的经营者数目；通过规定利润标准来控制企业的盈利水平。这样可以在政府的管制或引导下形成具有竞争性的投资准市场，投资者自担投资风险。这种形式的特点是：具有提高投资效率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政府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财政负担，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

（4）在政府允许的条件和范围内，完全由私人投资这种投资方式仅限于不存在直接收费困难而且具有竞争性的基础设施。因为此类设施便于私人投资，所以政府可以不予直接投资或进行经济资助，收费标准由市场供求关系和竞争情况调节，私人投资完全受市场调节。比如采用BOT方式发展公路、电站及地铁等。

总之，交通运输业资本的来源要从单渠道转变为多渠道，既可来自国家投资又可来自资本市场；既来源于政府又来源于民间；既来源于国内，又来源于国外，各种有效的新的融资方式都可以用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

3融资政策中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积极开放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吸引各种投资进行开发建设，可以缓解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但是融资政策的制定，如不能很好解决政府投资与各类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融资政策中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就是在民营、私营化趋势日益风行全球的形势下，处理好公私双方之间的伙伴关系，以求既能在融投资和经营管理方面充分发挥私方的积极性，又能使公方在权力下放的同时继续依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要求融资政策的制定一定要明确政府的职能责任及其同私方的伙伴关系，非如此不能调动私方投资的积极性。就政府而言，要提供高效而透明的法律环境，使私方得以建立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营运系统。融资政策的制定要能监督公私伙伴关系的运作，又不干预其商业性质的事务。并成为鼓励公开竞争、处理公私关系的一个公平准则，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在融资方式上，需要制定一个健全而明确的法律框架，规定怎样组织和建立公私合营的伙伴关系。这可以增加合作关系的可靠性、公开性和透明度，成为吸引国际参与和引进长期投资的前提条件。如国外常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开发模式，它是由政府特许投资者在一定的时期内拥有和经营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偿还债务并收取一定的资金回报收益；特许期满后，项目无偿地转移给政府；政府保持对公共物品的终极所有权，并最终能够获得正常运行的资本设施的经营权。BOT方式可以在有效地吸收各种投资（大部分是外资）情况下，减少政府债务，并借鉴和利用私营机构高效的经营管理方法。我国目前也已开始采用这一方式，而在实行“建设—经营—移交”的规划以前，应在租让法规中明确规定这个过程的各项原则与各有关方的责任，并且还要有更为详尽的、操作性很强的、成套的规章制度，以保证其成功。又如ABS（asset－backetsecuritization即以资产为支持的证券化）方式，它以项目所属的资产为基础，以该项目资产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证券来募集资金。ABS方式是近十几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的创新之一，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践看，交通基础设施很适合该融资方式，但我国目前尚未有专门的制度予以规范。由于这些制约因素的存在，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因而，对于这些先进的融资方式，需要进一步按照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规范与实施，完善我国的交通运输政策与法规，以推动我国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各产业的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美〕G.J.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篇（8）

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要实现传统自给性农业向现代商品性农业的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发达和完善的现代农业基础设施与之相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等有着重要的作用。Patrick2Bond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生活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包括工作机会、生产率提高等;间接效应包括农村环境改善和农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石爱虎、霍学喜认为，农业基础设施在农业发展中的经济效应体现为物质基础效应、效率提高效应和结构变动效应。[1]樊胜根研究发现，降低扶贫率和提高农业生产率起作用的13项因素中，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投资的作用居于第3位(教育和农业科研居前2位)。

林毅夫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3]有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有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共识，而关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利用1985-2004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检验，以期说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有效性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二)协整检验

为了检验LnGDP和LnFund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利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协整方法[7]，用Eviews软件对残差进行ADF检验，以判定其平稳性。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其结果为：

LnGDP=7.65+0.66LnFund+μR2=0.9089ADR2=0.9032F=159.7045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方程残差μ的平稳性，结果如表2所示。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残差为平稳的时间序列，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

施投资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主要是说明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它确定的是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即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那么X的过去的和现在的时间序列数据有助于改进对变量Y的预测。其数学检验模型为：

其中εt为零均值非自相关随机误差项;α，β为系数。原假设为：H0：βj=0(j=1，…，n)，若原假设成立则有：

令非限制性变量(4)式的残差平方和为SSE1，限制性变量(5)式的残差平方和为SSE2，则F(SSE2-SSE1)/nSSE1/(T-n-m-1)应服从自由度为(m，T-n-m-1)的F分布，其中T为样本数量;n、m分别为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决定的X和Y的滞后阶数。如果接受零假设H0，则X是Y的非格兰杰原因;而如果拒绝零假设H0，说明X是Y的格兰杰原因。

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其结果如表3。其中，F值为检验统计量，P值为检验的概率值(P≥0)。若P值小于0.05，表示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若P值小于0.1，表示因果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否则，因果关系不成立。表3中P值一个大于0.05，另一个小于0.05，意味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只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单向因果关系，即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是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原因[5];但由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双向因果关系，因此，从长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可以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

二、原因探讨

基于有效性检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虽然从短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但长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这与世界银行1994年给出的基础设施存量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的经验性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之所以不能验证这一结论，除了战略选择失当、投资效益低下、布局不尽合理且忽视技术进步的原因之外，主要在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长期不同步。

(一)财政支农资金长期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主要由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投资建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1985-2003年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在“八五”时期为3%，“九五”时期为5.6%，2002年为7.3%;财政支出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业支出的绝对量在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456.7亿元，但财政支出中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比例却不断下降，1978年为13.4%，20001年为7.7%，下降了5.7个百分点。

(二)信贷资金不足

现阶段主要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承担对农业的信贷任务。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和回收周期较长，收费较低有时甚至是无偿服务，商业性银行不愿意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农业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慎贷”和“惜贷”现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1995-2003年农业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最高比例仅为7.1%。

(三)乡镇负债严重，无力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中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由县乡(镇)财政负担，然而，由于我国县乡(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同时乡(镇)的财政负债已十分严重，依靠乡镇集体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农业税制改革，取消“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一些乡镇对农业公共事业所需资金实行“一事一议”制度。根据有关规定，“一事一议”仅限于村级，而且必须是由村里兴办的农田水利设施、人畜吃水设施、村庄道路建设、植树造林工程等全体村民直接或间接受益的公共性设施和项目。而这项资金根据有关规定，年人均不能超过15元。由于农民小规模和分散式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民投资能力十分有限，要求村民自筹资金或举债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议案难以被认可，即使有些村社开展议事，也大多是“议而不定”或“定而不行”，造成急需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无法兴建，过去利用主渠道“两工”兴建的农业基础设施严重毁坏后又无力修复和管理。

农业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导致：(1)农业基础设施长期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难以发挥出它应有的“社会先行资本”的本质特征。(2)由于资源约束，不能同时或在短期内建成农业基础设施体系，而只能有选择性地建设某些子项或小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基础设施的规

模效应不能得到有效和充分发挥。(3)农业中的许多重要基础设施本来就依赖于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或者本身就是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在农村和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延伸。在现行城乡二元制度或非制度性的障碍下，农业基础设施的关联效应和投资乘数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致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小。(4)伴随着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在整个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不可能有大幅度增加，甚至趋于下降，在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和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发挥。

三、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不仅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瓶颈制约，而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并制定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早日实现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良性互动。

(一)提高对农业基础设施重要性的认识

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农业基础设施则是农业和农村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6];仅仅认识到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是不够的，必须扩大基础设施的认识范围，在计算农业基础设施的贡献率时，要充分考虑到农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能单纯着眼于农业经济效益，要充分考虑农业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性意义。总之，只有高度认识到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才有可能在实践中给予其应有的发展地位。

(二)明确划分事权，发挥各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明确划分事权就是要真正严格地划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社区、乡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投资责任和投资范围。(1)全国性的、跨农业区和跨流域的农业骨干基础设施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投资和管理;区域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应以地方政府作为投资和管理主体，中央政府可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贴，受益区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都应适当分摊投资成本;小流域和社区范围内的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应主要由社区集体和农民个人负责投资和管理，地方政府可以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贴。(2)县级以上各级政府都应设立水利等各项专项建设基金，以用于本区域内一些较大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3)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引导和诱使农户投资建设自用为主的小型工程，并依法处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按投入要素进行补偿与分配等问题。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打破国家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渠道唯一来源的框架，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渠道筹资模式，保证有充足的资金来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1)在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规划方面，统筹城乡经济和工农业经济发展，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和社会资金的分配格局，保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要。(2)要逐步增加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比重，中央政府基本建设计划安排的预算内农业投资比重应由目前的17%提高到20%以上。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应逐步转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来。(3)要逐步增加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保持农业贷款增长率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长率，银行新增贷款规模中农业贷款的比重达到10%以上。

(四)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业基础设施

按照受益范围和排他成本的大小，农业基础设施可划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大类，对竞争性项目，由于受益范围不局限于农村社区，外部性大，原则上应由政府供给，但在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产权改革，将其外部收益内部化，民间资本也可介入。政府建立财政贴息制度，把一部分财政拨款或财政信贷转为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贴息资金增强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引诱对有竞争性项目，由于排他性成本不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可以补偿投资成本，应放开市场准入，民间资本采用多种方式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五)探索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管理体制

按照“谁投资、谁管护、谁受益、谁所有”的原则，加快农业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清晰归属，明确权责，建立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激励机制。(1)对于农户自建或自用为主的小型工程，产权归个人所有，由乡镇人民政府核发产权证;(2)对受益户较多的工程，可组建合作管理组织，国家补助形成的产权归合作组织所有;(3)对经营性的工程，可组建法人实体，实行企业化运作，可拍卖给个人经营;(4)对业主开发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地方政府要予以扶持，并规范其收费标准和服务行为。

参考文献：

[1]石爱虎，霍学喜.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分析[J].科学•经济•社会，1996(2)：35-38.

[2]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118-120.

[3]林毅夫，林毅夫发展论坛[EB/OL].2003-11-19..

篇（9）

二、保质为先，分组培训的策略

以往的培训，学员多达上百人，场面轰轰烈烈，但效果往往不佳。这次我采取保质为先，保量为后和分组培训的策略：为每学校培训一名维修队员，共组织了三十六名学员，然后充分发挥骨干引领作用，由其对学校一线教师和相关人员进行了二级培训，以求带动学校提高信息技术教育教育装备的整体使用和维修水平。我采用了优势互补、分组学习的教学方式。把三十六名学员分成四组，每组都有几名信息技术能力较强学员和在某方面具备特长的人员。实践操作时又把四个组各自分为两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实践操作，两个小组在一个实践教室，易于交流互助。如此安排，在学习和实践时，骨干学员就可及时帮助学困学员解决问题，按时完成学习任务。学习之余，有特长的学员之间又可交流技术，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既缓解了主讲教师现场指导的压力又提高了学习效率。根据培训目的和内容的需要，确定培训场地、工具和器材。通过咨询兄弟县市电教站和信息化设备安装公司，借鉴其经验，加上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我选取市教师进修学校多媒体网络教室作为培训场地，四个教室作为实践场所。购置网钳、螺丝刀、吹风机、U盘等各种常用工具八套，分给八个小组实践操作所用，从机房找到十六台精心设置不同“故障”的旧电脑，为每个小组分配两台和分配一个旧投影机、水晶头和网线各若干，一体机和电子白系统各一套，电源、插座和交换机、路由器等满足培训和维修需要。考核要求每小组找到两台电脑各自的故障硬件，用替换法让其中一台电脑正常运行，练习开机、BIOS设置，并安装系统，驱动和各种应用软件，每人都要学会独立操作；每人都要学会制作网线；为投影机更换灯泡；学会电子白板和一体机的基本维护，设置和定位操作，学会校园网络管理和基本维护。

三、严格管理和考核

力保培训效果为确保培训质量，真正使参加培训学员掌握各种技术，满足对信息化实施的维修维护需要，我们建立并完善了的培训管理体制，成立了以教育局主管副局长为组长，电教站成员为组员的培训工作领导小组。由电教站具体组织实施，落实培训经费，制定了培训规章制度，要求学员确保学习时间，积极合作交流、互相学习，以便学会真正技术，完成培训任务。培训期间，采用了分组管理的策略。每个大组安排一名信息技术能力强的教师作为组长，负责组内日常考勤和实践都组织和指导工作。每小组再安排一名信息技术能力相对较强的教师作为小组长，负责小组实践工具、设备的管理和实践操作相关工作。考核策略方面，我采用了团队测评的方式。如某组有一个学员没通过考核，就让全组成员帮助他继续学习，待小组自认为学会后，再对该组全部学员逐个进行考核。我设计了二十道操作试题。此二十道操作题覆盖了全部学习内容，再把每个操作题设计两个号，让学员抽选，现场操作考核。每个组都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自觉实行了组內考核，在实践过程中都重点关照了“学困生”，结果全部学员都顺利通过了考核，对优秀学员还进行了表彰。此外，我还重视后期培训，侧重对其动态管理。为了巩固培训效果，我组建了信息化基础设施维修队QQ群，由电教站和骨干队员负责管理。一方面，及时收集整理信息化基础设施维修方面知识和各位队员维修经验放于群空间，供全体成员学习借鉴使用；另一方面加强队员间的交流与联系，及时解决一般性维修问题。

篇（10）

(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制约着农业经济增长

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种问题如若不引起注意，则将会在发展之中进一步的制约着农业经济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制约着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基础设施建设无法达到合理化，有其在整体布局上，致使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难以与当地实际发展性相符合。例如河南省栾川县的“面子工程”，从此事件背后反映出的社会现实，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尚未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任何促进作用，还铺浪费，花费了众多建设资金，这种资金的浪费，将会影响其他建设的发展，进而对农业经济起着制约作用。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开展进程中，出现众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下的问题，就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而言，其建设的特殊性导致了其在运营过程中的效率普遍不高。尤其体现在贫困地区，受到建设规划，以及农村当地发展的制约，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难上加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做好先进科技与技术的引用，另外一方面还要做好相关的监督工作。在国家投资建设中，出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下，从而导致农业招商引资的困难，使得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不顺，影响农业发展整体形象，既浪费了国家经济资源，也影响了农业经济的有效增长。

(三)政府扶持力度不够，阻碍着农业经济增长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难以脱离政府扶持而独立进行，但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部分地区存在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的问题，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将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导致政策落实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将导致农村建设无法进行拓展，管理方法不到位，致使豆腐渣工程”屡见不鲜，从而影响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造成农村基础建设无法发挥其原本功能，并桎梏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增长。

(四)机械化难以普及，基础设施建设破坏耕地

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各地区农村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其规划也存在较大的区别，在整体计划之中，可以看出国家大力发展机械化，以其为减轻农民负担，造福农民，但这种计划并没有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进行开展。有些山区地区农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进行机械化建设，当地政府投入众多，但这些机械化建设，在实际难以运行，至此造成经济运行缺失，基础设施资源浪费的现象。有些地区甚至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之中，大力开垦农地，致使周边地区耕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农村耕地遭到破坏直接影响农业收入，因此这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的不足体现，制约的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阻碍当地农业经济增长。

二、优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一)加强技术引导，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率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性将会直接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需统筹全局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规划，加强技术引导，大力扶持新型科技，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积极进行技术革新，合理应用网络化建设，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为技术革新创作更多的沟通机遇与条件，不断的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水平，从而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率。

(二)合理配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

随着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展开，各地区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各地区积极开展建设中，既要考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还要做好其后期的管理工作，在农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中，本文认为，首先要保障按照指导原则规范管理工作，因地制宜的采取管理工作。其次，在管理中，可以按照当地的农业发展情况进行分类式合理规划，合理安排建设人员数量，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到每个政府人员身上，明确规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并按照责任制度进行管理，一旦存在某一环节管理缺陷，可对管理人员进行查找，对管理人员作出处罚或严惩。最后坚持政府的引导，坚持保护农村环境原则，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常开展，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之中，防止对耕地以及当地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为缓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而汇集多方位建设力量，共同保障农村建设的有效性。

(三)因地制宜，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经济增长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不足，应切实结合当地发展情况，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使其可以推动我国农村建设的经济结构整体转型，确保农村经济发展稳步前进。此外应重视非建设工程基础设施对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并根据当地发展状况着重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方向，如道贫困地区的路建设工程，饮水工程等，着重把握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最终达到其与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共同促进的作用，保证当地农业各项活动稳定开展，从而调整其农业经济结构，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来进一步增加农业经济发展。

(四)加强质量监管，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质量监管工作至关重要，其要做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各环节的掌控，可利用电子计算机，定时进行监控与管理。此外这种质量监督不仅仅来自于建设工程的相关管理人员，也是农村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广大人民群众最具发表权益。因此，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选址、动工、建设等各项目，要集合广大农村群众的力量，集思广益倾听群众意见，在政府干预下，大力扶助农村建设，并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打破传统农村发展局限性，以其不断的提升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