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时间：2023-03-22 17:31:52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外来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二、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历史命运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
印度教渊源久远，其前身是产生于公元前2000多年的吠陀教。至公元1000多年，吠陀教衍化为婆罗门教;后再历1000多年，婆罗门教逐渐衰落和分化，至公元7世纪，婆罗门教经过改革而形成新的宗教，即印度教。宋元时期，泉州海港发达，印度商人与泉州贸易频繁，其中有不少印度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参与经商和传教活动，“印度教也于本时期随着泉州与印度经贸的发展而传入”。这就是说，印度教传入泉州，在时间上与伊斯兰教的传入相差无几。但从总体情况看，至少从规模上看，印度人在泉州的活动程度远不如阿拉伯人。在泉州，今仍有很多的阿拉伯人后裔，但印度人的后裔则很少。所以，在泉州传播的印度教，在影响结果上也就不如伊斯兰教。不过，印度人及印度教在泉州的活动，也有突出的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历史命运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其一，从五代至宋元时期，因泉州海外贸易的繁荣，有许多印度佛教徒来泉州传播佛教，他们在泉州传播佛教的业绩虽不太显著，但于北宋雍熙年间(984—987)建于泉州城南的佛寺宝林院则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印度佛教虽与印度教不同，但两个宗教活动同为印度人所为，两个宗教相互间的联系与影响较为紧密。无论如何，印度佛教在泉州的传播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一同潮起潮落，例如宝林院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最后不知所终。其二，元初有印度人挹伯鲁马尔在泉州任“港主”，并获元朝廷的御赐执照，此事非同小可。首先，这说明当时印度人在泉州活动的势力不小，这对于他们在泉州传播宗教文化是相当有利的。其次，这说明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十分发达，在泉州港不仅有大批的阿拉伯人，还有许多的印度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泉州的印度人虽比阿拉伯人少，但同样有机会当上“港主”。再次，这说明印度教的传入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的产物。因为，作为印度商人代表的挹伯鲁马尔在泉州建有一座印度教神庙，这是有记载可见的一个印度商人在泉州传播印度教的直接例证。其三，印度教的早期传入在泉州留有一个十分突出的标志物，即今泉州临漳门外的“大独石柱”，俗称“石祖”或“石笋”，是印度教中最大的教派湿婆教派的“林加”神像。该神祇缘于崇拜男性生殖器“林加”，具有毁灭和再生的能力。这一“大独石柱”，虽说比产生于12世纪后的湿婆教林加派要早，但该教的原教《吠陀经》所崇拜的神像湿婆就是生殖器，故泉州“石笋”从其本源观念来讲，就是印度教的作品，作为崇拜物它可算是湿婆教林加派的直接始祖。此物说明:早在“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印度教的理念就已渗入泉州;印度人对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贡献不小，参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过程。其四，元初泉州建有一座富丽堂皇的蕃佛寺，是印度教在泉州极盛的标志，也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鼎盛的产物。但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该寺也很快在元末的战火中被毁。它原址在泉州南门校场附近，即今泉州汽车总站，这里曾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该寺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反映印度教在泉州传播的业绩，而在于反映泉州的外来宗教特别是印度教的命运同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相始终。印度教在泉州的历史命运，成了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明历程的缩影。蕃佛寺无疑是印度教在泉州的代表，但由于它过早地失落，以致印度教在泉州无法根植，甚至被人所遗忘。这是印度教在泉州乃至在中国的不幸命运。然与此不同，泉州的“大独石柱”却没有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而消亡，它在泉州较之印度教本身要显得更有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很能与泉州人的社会环境、习俗与心理相吻合，被泉州人普遍接受。总之，印度教在泉州存在及消亡的历史命运，包括其地位的确立和宗教文化传播的规模，均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过程密切相关。
三、摩尼教和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
摩尼教在泉州的传播，其历史命运也基本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盛衰过程相始终。但从传播的路线看，它却是自北而南，从内地陆路传入泉州，而不是随着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交通传入泉州。由此是否可以认为泉州的摩尼教与“海上丝绸之路”无关呢?答案是否的，因为泉州的摩尼教虽非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产物，却也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也就是说，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兴盛，推动了泉州形成了大容纳的社会历史环境，使包括摩尼教在内的各宗教文化都能在泉州容纳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发展。而摩尼教又非一般性的宗教，该教崇尚“光明”，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斗争性明显，故长期以来累遭封杀，但在宋元时期由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发达，摩尼教在泉州活动的空间也相应要大得多，比起全国其他地区的摩尼教所遭到的打压也要小得多。到了明代，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虽已走向式微，但泉州容纳的气度并没有一下子完全消失，因此在这个时候，当全国其他地区的摩尼教已全部被肃清的时候，泉州的摩尼教却尚存一脉，留下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草庵”。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意外收获，无疑应主要归功于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所形成的容纳大环境，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包容品质的惯性影响力。与摩尼教的历史命运有所不同，基督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它在泉州传播的历史过程是极其复杂的。这里我们且不说它自明代以后在泉州传播中所出现的是非功过，但就宋元时期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则应有一定的认识。基督教传入泉州，大约在宋代，但当时所谓的基督教实则是基督教中的一支异端派别，承袭唐代称“景教”。在元代，景教受蒙古势力支持，称“也里可温”，在中国很流行。当时的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正处于鼎盛期，各种宗教文化大行其道，也里可温教也不例外，它在泉州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机会。据出土文物发现，元代泉州的基督教留下的碑文同用几种文字，包括汉文、八思巴文、回鹘文及叙利亚语和突厥语等，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泉州宗教文化大融合的盛景，而且也反映了当时泉州基督教传播的文化影响力，同时更反映了元代泉州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给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带来了很大的历史机遇。但由于当时的基督教在泉州的影响力并不大，在传播的过程中又深受佛教的影响，以致基督教的所谓“上帝”也要用“佛”来称呼，主教也要用“僧”来称呼。不过这也无所谓，因为在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大容纳的环境里，宗教之间互相包容和共存，以致混用称谓，又有什么值得去计较呢?正如吴幼雄先生对泉州的基督教做出考证认为:“他们遗留下来的宗教石刻，再现了元代泉州的景教受希腊、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文化影响的痕迹。它又一次表明了中国的景教受佛教的影响至深;它从另一个侧面再次印证元代的泉州不但是世界著名的贸易港，而且是一个文化的焦点。”元代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泉州早期的基督教(景教或也里可温教)亦趋于衰落，明清以后泉州虽又有新的基督教在传播，但这与之前的景教已无多大关系。因此可认为，早期传播于泉州的基督教文化也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环境产物。
篇（2）
1日本文化的演变进程
日本初始文化发展经历了古坟文化、弥生文化、绳纹文化三个阶段，进入了5世纪后从政权上的改变而衍生出了日本独特的专制集权。日本国开始不断从大陆等国汲取物质和精神双重的文明。到达6世纪后中国文明已经在朝鲜半岛有了大范围的扩散，继而通过朝鲜国进入日本国，这次文明的冲击使得日本发生了文化阶层的巨大变化。以飞鸟、奈良为主的时代来临，日本开始关注隋唐时期各个方面的发展，对文化精髓的摄取帮助日本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佛教文化开始扎根日本本土，最终成为日本国的国教，但是此时的日本文化已经开始了自身独立的发展。进入12世纪后天皇地位和权利的改变使得幕藩制应运而生，武士文化开始进入日本本土的文化行列中。到了16世纪朱子学已经开始盛行，甚至达到“官学”的至尊阶段。江户时代长达几百年的统治时代让诸多思想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进入19世纪的日本受到西方各国的影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活动，开始了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文化导向也从亚洲开始转移到欧洲，帮助其步入世界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国家的前列。二战的发生使得美国文化开始进入日本，在和传统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衍生出一种属于日本国的文明方式。
2日本的外来文化
（1）日本的佛教文化
进入6世纪中期的日本就开始大范围的接触从朝鲜传过来的佛教文化，虽然它在日本本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最终还是在平安时代开始确认为国教。日本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巨大的发展，飞鸟、平安、江户等时代都成为其出现重大演变的阶段。二战的爆发使得日本佛教开始受到《神道指令》的限制，政权和宗教开始分离发展，这项措施促进了日本社会宗教的快速发展。现阶段日本本土还有20多所大学都是本文由收集整理佛教类的，校内存在研究佛教文化研究和传播的组织和部门，他们会定期或不定期到全国各地进行佛教文化的宣传，促进佛教在日本的发展和壮大。
（2）日本的中国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发生了诸多战乱，这个时期的齐国、越国人为了躲避战乱开始大批的从中国逃亡到日本，使得汉字开始在日本盛行。现阶段日本字的发音和形状都保留着汉字的诸多特征，甚至存在很多日语就是直接由汉语引用而来的，高达80%的口语也是汉音的变音。考古研究表明，发生这种现象都是因为吴越地区民众大量涌入日本，这是日本大范围的接收中国文化的有力例证之一。
（3）日本的基督文化
16世纪西方传教士在日本本土的活动开始增多，加特力修道会作为日本第一座基督教城市代表着日本基督文化的广阔发展。直至1587年丰臣秀吉没收了这座基督教城市。基督教在发展之初通过成立慈善机构和组织慈善活动来巩固根基，到了后期开始从医疗方面来为日本民众服务，由此开始深入日本社会和家庭。根据日本内阁文化厅的相关分析表明，日本本土信仰基督教的民众就高达174.4万，接近信教人数的1%比例。
（4）日本的茶道文化
日本茶道文化是从中国传入并快速发展的，至今已经成为日本独特且不可或缺的文化之一。茶道文化融入了文化艺术活动的诸多年精华，不仅涉及哲学、美学等高深的文化知识，还将宗教文化、生活行为等方面纳入其中，带给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极高享受。日本人通过学习茶道来陶冶情操，不断提高自身的审美观。日本茶文化从发展之初的模仿中国到后期的挖掘、衍生，现如今已经拥有了自身独树一帜的茶道文化。在奈良、江户等时代经历了较大的转折和发展，目前单是针对日本茶道文化的流派就高达39个。
3外来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1）经济方面
目前日本已经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文化的影响的结果。二战的发生使得日本本土开始受到美国文化的巨大冲击，日本人从价值观、文化观上就已经接受了美国人的特定思维，正是这一股创新、开拓的思想模式才使得日本人开始了工业化发展之路。他们在经济领域执行了自身独特的“日本模式”，美国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成就了其巨大的经济财富。
（2）文化方面
日本在融合多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了自身独特的文化，以武士、神道为主的文化成为世界各国对日本的主要印象。茶道、书道、花道是日本文化中的精髓，在各个方面均有深入发展。合气道是融合了日本武士和中国功夫的文化之一，因为其格斗风格成为各国争相学习和模式的体育文化。
（3）教育方面
篇（3）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3(C)-0148-01
一、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
从地理位置来看，日本位于古代文明高度发展的中国的近邻。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对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位于日本与大陆之间的大海并不宽，利用古代的航海技术是完全可以跨越的。因此，日本人很早就开始了与大陆的各种交流。另一方面，宽阔的海洋将日本与大陆分割开来，依靠这一天然屏障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使日本避免了外民族大规模的入侵和统治。
由此可见，日本一方面与大陆之间保持着长期的友好交流，从大陆引进了大量的文化和知识；另一方面，日本几乎未经历过大规模移民的困扰，也未曾遭受过有组织的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使得日本人能够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预的情况下，和平地引进外来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因此，日本人对外来文化的引进从不存在任何抵触情绪和戒备心理。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旺盛的好奇心、卓越的模仿能力也许正是来源于此。
二、外来文化的引进
日本人好奇心非常强，而且善于模仿。他们首先对于外来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然后，将引进的东西在内部一点点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继机织、制陶、金属工艺以及农业技术等由大陆传入日本之后，汉字和儒教、佛教也随之传入。随着佛教文化的普及，与日本固有的神教文化相互融合，产生了主张神、佛、儒交融的调和思想。这标志着日本文化进入了将外来文化在内部进行消化、吸收的阶段。
到了平安中期，在充分消化、吸收唐文化的基础上，由日本贵族阶层创造了国风文化。最能反映这一时期文化的典型事例就是假名文字的发明。假名的发明更加丰富了日本人的表达能力，从而取代了曾繁荣一时的汉字，促进了和歌、故事等日本固有文学的发展，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随着幕府的制度和礼仪进一步得到完善，儒教思想被广泛用于政治领域，成为贯穿江户时代的主流思想。
十九世纪中叶，外来势力的入侵使得日本再次进入了与外界交往的活跃时期，明治政府效仿欧美的先进国家，致力于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
从上述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化是在“开放”与“关闭”、“引进”与“消化”、“效仿”与“创新”的相互交替中发展起来的。对待外来文化，日本人最初表现得非常热心、虔诚，富于很强的模仿能力；引进以后，逐渐消化吸收，将外来文化与日本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且进一步创新。
三、日本文化的民族性
日本文化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又显现出对本民族固有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即所谓的“和魂”。从古代日本创造的神治时代朴素的原始宗教、绚烂优雅的宫廷文学、贵族文学、茶道、能乐、狂言、花道等，到近现代的忠诚意识、集团意识、进取精神等，无不体现日本文化的独创风格和优秀传统。这些民族文化的精华在质的方面影响着日本文化的演变，这也是日本能在多次文化洗礼中没有迷失自己、始终能把外来文化加以异化的根源。有学者在论述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时曾经指出：日本现代化成功的真正奥秘，在于因长期的历史演进中锻炼出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即集团结构、群体意识、竞争风格和拼搏进取精神。日本民族由于岛国的自然环境以及经历了近千年的武士生活的感化，形成了全民族的集团意识，这是日本民族至今仍保持民族凝聚力的源泉。
四、日本文化的选择性原理
一般来说，文化具有较强的排它性和互斥性，异质文化的交融是极为困难的。在中国、印度或欧洲，由于都已形成独特的文化体系，所以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往往容易把能否为本国的社会所接收作为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引进外来文化的时候，往往表现得比较迟疑。而在日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日本人似乎从不去考虑文化的系统性，而是对外来文化边引进、边在内部进行消化、吸收。在引进外来文化时，将其中的精华与日本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并努力维持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促生了日本独特的文化。日本文化是在多种外来文化的接触中培育起来的，它在大量吸收、主动摄取外来文化中精华的同时，又有选择地消化，与外来文化保持着适当距离，维持了其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个性。
综上所述，日本引进外来文化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有着自己的选择标准。正是这个选择标准刻划出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格。日本人不仅习惯于大量引进、消化、吸收外来文化，而且更善于将外来文化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改造、取舍。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简介：黄媛（1981― ），女，陕西西安人，西安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师，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文化，日本文学。
参考文献：
篇（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会在语言中最活跃的成份——词汇上体现出来。词汇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它一方面通过内部创造，变得日益丰富起来，同时又不断地吸收他民族的语言词汇，即引进外来词来扩充自己。外来词也称借词，指本民族语言中从其它民族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它是丰富词汇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普遍语言现象，汉语也不例外，因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与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的el益加深，语言的融合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词尤其是源自英语的大量外来词进入汉语，并不知不觉地进入我们的生活。本文从源自英语的外来词进入汉语的方式、领域及其所折射出的民族文化心理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英语学习者有一定的帮助。
一、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方法
(一)音译法。音译法就是按照英文词的读音直接译成汉语借词，如朋克(punk)、克隆(clone)、舍宾(shaping)、瓦斯(gas)、艾滋病(aids)、粉丝(fans)等。英语中许多人名、地名及商品名称通过音译被借人汉语，如克林顿(clinton)、华盛顿(washington)、p&g(宝洁)等。用音译法吸收外来词既可保留原词的音韵美，又保持了其异国情调。
(二)意译法。意译法是一种归化法，指用汉语里固有的词汇改变外来词汇，其目的是为了“解释原英文词语的功能与特点，也可以说是按原词的语义创造一个新词”。意译法主要用于汉语吸收关于科技、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表示新事物、新现象等方面的英语词汇，如(dancingoutreach)、千年虫(millennium bug)、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还巢儿(boomerangbaby)、牛市(bullmarket)、熊市(bearmraket)、软件(softwrae)、穿梭外交(shuttlediplomacy)等。意译法是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一种主要方式。
(三)音意兼译法。音意兼译指兼顾外来词的读音和词义，使之既在语音上与原词贴近，又能体现原词特点但又非原词词义的词义，即做到音意合壁。如家居超市百安居(b&q)、玫琳凯(marykay)、奔腾(pentium)、欧元(euro)、奔驰(benz)、席梦思(simmons)等，采用音意兼译法比单纯的谐音或意译能更好地传情达意。
(四)半音半意译法。即把外来词的一部分取其音、另一部分取其义翻译成汉语，这样将原词一分为二，相得益彰。如网吧(internetbar)、剑桥(cam—bridge)、呼啦圈(hula—hoop)、唐宁街(downing street)、南斯拉夫(yugoslavia)等。
(五)音译加表意语素法。为了使外来词更清楚地表达其含义，通常把外来词音译后加上表示类名的词素来说明其类别。如泰晤士河(thames)、帝豪表(deidro deluxe)、太妃糖(ta)、恰恰舞(cha—cha)、燕尾服(swallowtail)等。有些类似的英语外来词被人们所熟悉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常省略了词尾的语素，如坦克(tank)、雪茄(cigar)等。
(六)原文移植法。在新闻和科技语体中运用大量缩略语和简称，是现代英语的特点之一。汉语在吸收这些外来词时采取了最直接的原文移植法，以避免音译或意译繁琐的不足。如xo(extraold)特陈酒、ip(intearctprotoco1)网际协议、vcd(videocompactdisk)、gdp(国民生产总值)、eq(情商)、ct(computeirzedtomography)意为“计算机x线体层照相术”、voa(美国之音)、oa(办公自动化)、yahoo(雅虎)等。近2o年来，许多新的科技术语纷纷进人汉语，作为新生事物，汉语中暂时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我们只有直接引入使用，如fox—pro，dos，autoware，windowsxp，windows98等。原文移植法还包括近年来汉语里吸收的一些以汉英混写方式构成的外来词，如k金、bb机、bp机、pc机、sos儿童村、ac米兰、atm机、txt文体、basic语言、aa制、t型台、ic卡、维生素a、v26减肥沙琪等。
由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当代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更多、更灵活，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使其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满足了表达和交际的需要。
二、汉语中英语外来词所涉及的范围
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国家最多的语言，它对各国语言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将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新科技文化内容以词汇的形式通过大众媒体、商品、书籍等渠道融人到各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新时期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覆盖面极广，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自然科学、政治制度等领域，而是已扩大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一)网络通讯外来词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在中国普及以来网络方面的外来词迅速增加，并向现实社会渗透，如聊天室(chatroom)、电子公告栏(bbs)、网络信息中心(nic)、综合数字服务网(isdn)、pc机、pop协议、usb接口、登录(1_~gin)、猫(modem)、下线(offline)、下载(down—load)、密码(password)、网虫(newoiti!)、宽带(broadband)等等。年轻人是网络语言的主要使用者，在他们的推动下，网络外来词不断推新除旧，发展迅猛。3此外，当今电讯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电子产品层出不穷，这方面的外来词已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如cal机、移动电话(cellularphone或mobilephone)、波导(bidr)、爱立信(ericson)、摩托罗拉(motorola)、诺基亚(nokia)、cd、vcd、dvd(数字影音光碟)、vtr(磁带录像机)、vcr(盒式磁带录像机)、家庭影院(familyvideo)等。
(二)商标外来词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人加剧了中国市场格局的变化，价格、质量已不再是人们消费心理的全部，而是越来越多地注重品牌。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外来词，即外来商业品牌名称词。商标外来词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饮食方面，如保维尔(bovril)、三明治(sandwich)、曲奇(cokie)、德芙(dove)(巧克力)、益达(extra)口香糖、和露雪(walls)(冰淇淋)、芬达(fanta)、乐口福(lactov)乐百氏(robust)、雀巢(nescafe)、力多精(lactogin)、百事可乐(pepsicola)、七喜(7一up)、奶昔(milkshake)、麦氏(咖啡)(maxwel1)、百威啤酒(budweiser)、蓝带(啤酒)(blue—ribbonbeer)、扎啤(ajarofbeer)、鸡尾酒(cocktail)、白兰地(brandy)、威士忌(whisky)；(2)日用品方面，如奥妙(omo)、宝洁(p&g)、汰渍(tides)、金纺(comfort)等洗衣(粉)剂；佳洁士(crest)、洁诺(signa1)、高露洁(colgate)等牙膏品牌；纳爱斯(nice)、舒肤佳(safeguard)、嘉莲娜(carina)、力士(lux)等香皂品牌；夏士莲(hazeline)、柏丽丝(bolisi)、飘柔(rejoice)、潘婷(pantene)、海飞丝(heads&shoulders)mousse(摩丝)等洗发、护发产品；肤美灵(skinice)玉兰油(oilofulma)、梦思(香水)(man s)、雅倩(arche)、可伶可俐(clena＆clera)、强生(johnsons)、露华浓(revlon)、雅芳(avon)、旁氏(ponds)雅诗兰黛(est6elauder)等化妆、护肤品；(3)服饰方面，如媚登峰(内衣)(maidenform)、戴安芬(内衣)(tirumph)、奥黛莉(内衣)(audrey)、耐克(nike)、锐步(reeobk)、茵宝(umbro)、雅戈尔(youngor)、匹克(peak)、金利来(goldlion)、宝狮龙(bossini)等品牌服饰。(4)药品类，如康泰克(contac)、可立治(coldrex)、克痛(corta1)、息斯敏(hismana1)利肝灵(legalon)、伟哥(viagra)等。(5)交通工具类，如奥迪(audi)、奔驰(benz)、皇冠(crown)、宝马(bmw)、别克(buick)、马自达(mazda)及美国著名轮胎商标固特异(goodyear)等。(6)建材家俱类，如马赛克(mosaic)、华帝(vantage)、美标(洁具)(americanstandard)等。由此可见，所有这些商品名称外来词都已走进人们的消费观念里，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
(三)科教外来词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在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自然要引进代表新技术、新发现的外来词。尤其是近20年来，一大批新的科技术语纷至沓来，如硅谷(siliconvalley)、高科技园(hi—techpark)，可视电话(videophone)、dna(脱氧核糖核酸)、试管婴儿(test—tubebaby)、克隆(clone)、b超、ct机等外来词，反映了新的科学理论及工艺技术的突飞猛进。同时，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学子们的海外求学，使得mba(工商管理学硕士)、tofel(托福)、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ielts(雅思或国际英语测试制度)、aptel(英语能力考试)等外来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四)社会生活方面的外来词
中国在与西方各国的交流中，有关艺术、娱乐、文体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外来词也在迅速增加，如影视圈中的好菜坞、大制作、肥皂剧(soapopera)、卡通片(cartoon)、mtv等；歌舞圈中的“猫王”音乐、迷幻摇滚乐(acidrock)、爵士摇滚乐(jazzrock)、乡村摇滚(rockabiuy)、霹雳舞(breakingdance)、桑巴舞(samba)、辣妹组合(thespicegids)等；休闲娱乐方面的桑拿浴(sauna)、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蹦迪、吧、秀、蹦极(bungee)等外来词；体育方面的nba、pk(playerkiuer)一对一单挑、拉力赛(rally)、局点(gamepoint)、赛点(matchpoint)等。
(五)社会组织机构、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外来词
各国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组织结构、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有关这方面的外来词也不断地涌入汉文化，如单亲家庭、丁克夫妇(dinks)、单身母亲(bachelormother)、嬉皮士(hippies)、雅皮士(yuppies)、垮掉的一代(beatgeneration)等。由于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在继白领阶层(whitecollar)、蓝领阶层(bluecollar)之后，又出现了灰领阶层(graycollar)、粉领阶层(pinkcollar)、铁领阶层(ironcollar)。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当代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所涉及的内容已由专业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尤以日常生活中与人们衣食住行有关的最为活跃，商品名称和商标用语方面的外来词也占相当的比例，同时科技借词数量大。当然，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绝不仅仅限于上述我们所提到的部分，还有许多外来词涉及到经济、军事、医学等领域。这些外来词不仅丰富了汉民族语言和文化生活，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对外交流合作的进程。
三、汉语借词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
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在译介和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折射出汉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
这些民族文化心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新求异心理
大量新概念、新产品连同表述它们的外来词涌入汉语，表明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在异文化移植的冲击下由封闭性、半封闭性转向开放性，从而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追新求异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的支配下，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总是不满足于旧的模式，而是追求语言表达的陌生化效应，即新词带来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尤其是青年，他们善于追求新事物、接纳并积极使用带有异国风情的新潮词语，如泊车、小case、泡吧、蹦的、aa制、发烧友等。
近年来，音译词的增多、外来词的语素化无不与人们追求新潮、标新立异的心理有关。如“秀”源自英语show，汉语吸收后，更多地把它用作词素，从而产生了时装秀、舞蹈秀、内衣秀、婚纱秀、数码秀、生活秀、做秀、仿秀、秀服、秀场、秀的等时尚词汇。而盲目地模仿、机械地套用外来词是追新求异心理的极致表现，许多商家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在品牌上有意引进外来词，如西门子、沙宣、飞利浦、沃尔玛、吉列、波斯登等。这些商标词创意新颖，融合了汉民族的价值取向。同时，由于港澳台强势经济对国内流行潮流的影响，当前流行的许多外来词都源自港澳台，再在内地流传开来。正是由于人们追新求异的社会文化心理，越来越多的英语外来新词得以进入汉语词汇系统。
(二)追求语言经济的心理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用简练的信息符号准确地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内容已成为信息时代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使得人们追求语言经济的文化心理表现得较为突出，有时甚至经济到了容忍其冲击汉字的程度。新时期许多外来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汉语对一些事物、概念冗长的表达方式，显得更简洁、活泼。外来词对语言经济化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量字母外来词的直接借用，如ctgdp、apec(亚太经合会)、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直接借用英语外来词或缩略语，可以跨越疆界，在传达信息中具有高度简捷的特点。如dna一词，人们宁愿直接借用，而不愿使用将其意译成的专业术语译名“脱氧核糖核酸”。再如“t型人才”既指在横向上有广博的知识，又指在纵向上对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前者更经济，更便于记忆。
(三)求关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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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文化建设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也是推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谐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培育人的和谐文化精神、营造社会的和谐文化氛围，使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现代教育应重视培育人的和谐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教育理念上，要认真研究和谐文化的内涵和意义，重视人文教育、文化建设，切实提升办学品位。外语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是摆脱了各种功利性目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外语教育应在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上突出体现和谐文化的要求，在和谐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外语教育应坚持“和而不同”的教育发展战略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而积淀的现代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是包含经过合理扬弃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有别于西方腐朽没落文化的先进文化。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为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一种文化。“和而不同”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我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别，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其根本特征就是“和而不同”，即承认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在坚持文化建设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追求不同文化的相互吸收、相互交融，达到和谐的统一、全面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
我国高等外语教育要以传统文化为根本，汲取外来文化的精髓，进而促进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和谐发展。借鉴和学习外国语言与文化要遵循和谐文化的理念，运用“和而不同”的发展策略。将和谐理念运用于外语与外语文化的学习，就是既不丢弃民族文化，也不拒绝外来文化。学习借鉴不是盲目模仿和照搬，更不是以取代本民族文化为代价，而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外国语言与文化，首先要对自己民族的语言与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要自觉保持我国文化的独立性，同时，还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学习外国文化，进而促进本民族的文化创新与和谐发展。外语教学要从我国的现实出发，对外来文化做具体分析，大胆学习和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快我国和谐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和提高我国人民精神境界的文化成果，使中华文化不仅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而且能充分汲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精华，不断繁荣发展。
二、外语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语教育需要培养与经济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外语教育肩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是沟通中外文化的重要桥梁。但是，我国高等外语教育中片面强调教育的工具性，从根本上削弱了人文主义教育的倾向，结果导致学生的外语语言技能得不到提高，文化素质的浅薄日益显现。在跨文化交际中，显示不出来自文化大国的学者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素养和独立的文化人格。
教育首先应该是关注人的发展的教育，即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外语教育应与人文教育相互结合，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2年提出，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表现在“身体与灵魂、智力与情感、创造力与敏感性、自主与责任、社会良知与契约以及民族、文化、精神价值等各个方面”。学习者不仅要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同时，还要学会与人相处，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人。因为一个只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无人文素质的人，就像一个工具，始终还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只有具备了必要人文素质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外语教育是一门人文学科，不是纯粹的工具课程。外语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传授上，而要把培养和树立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放在首要的位置，培养具有健全的人格、高尚的情操、远大的理想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人。正如许国璋先生所说:“我教学生从来不以教会学生几句英语或教会一种本事为目标，而是教会怎样做人。英语教育是用英语来学习文化，认识世界，培养心智，而不是英语教学。”因此，外语教育不但要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而且要培养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三、外语教育应树立文化自觉意识
学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是外语教育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费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我们可以理解为，文化自觉就是深刻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确认自己文化价值中与他文化共建人类文化。高永晨教授认为，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在认识上主要表现为交际者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够正视和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能自觉反思和调整民族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的差距。因此，外语教育要树立文化自觉意识，学习外国语言与文化要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和继承的基础上，并且要把追求文化自觉意识，作为外语教育重要的重要价值目标，让多样文明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如果没有这种文化自觉意识，我们就很难完成对外来文化的理解、消化和传播。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育尤其是外语类大学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和教学内容上一直未将本民族文化教育放在首要的位置，没有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这使许多青年学生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盲目地“与国际接轨”，导致一些青年学者在跨文化交际中屡屡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症”。实际上，国际化并不是完全西方化，并不是完全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来思考问题和看待事务，而是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要有更深刻的认识，然后才能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否则就会食洋不化。外语课程作为文化传递的重要工具，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另一方面要提升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自觉性。正如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所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优秀的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不打自垮。”因此，在多元化环境中，要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保证文化的和谐发展，提高文化自觉意识显得十分重要。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语教育，还肩负有培养民族文化认同感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责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种文化价值观念不同程度地侵扰、解构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民族认同和价值观念。外语教育处在文化交流的前沿，要自觉抵制腐朽文化，为我国建设和谐文化把好关。教学中在学习与借鉴外国语言文化的同时，还要引导人们摒弃一切外来的腐朽文化和一切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的思想。以文化安全的警觉对待世界文化。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大国奉行文化霸权主义，加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尤其是美国运用经济、文化教育等手段向我国渗透其文化、价值观念、政治模式和制度理念等，千方百计地推行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以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我们在学习外语和外来文化的同时，要把确保民族传统文化摆到重要的位置。在文化交流中始终保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原则，抵制西方腐朽没落文化的侵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四、外语教育应树立平等的语言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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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表征和特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传播既改变了人类也改变了世界，人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文化传播。可以说，文化传播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样式，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重要、最深层和最复杂的现象之一。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文化信息的交流与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对传播影响重大，这种影响既来自传播者的文化势能，也来自受传者的文化环境，同时还渗透到传播媒介及其过程之中。反过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传播的影响。传播促成文化整合、文化增值、文化分层、文化变迁和文化积淀。传播对文化的影响不仅是持续而深远的，而且是广泛而普遍的。
一、文化对传播的影响
(一)文化维模功能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在他的行动体系理论中，强调了文化子体系的功能是维模，即模式之维护的功能。文化的维模功能是社会文化的基本功能之一。由于文化的这种功能的存在，在文化传播中，维模功能使文化圈对外来文化起到了一种选择作用和自我保护作用。外来文化有利于维护本土文化模式，便容易被接受，并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营养补充到本土文化机体中去。如果外来文化对本土的文化模式具有危害性，维模功能就会起“文化警察”的作用，竭力阻止外来破坏性文化的侵入。
文化维模功能的发挥，有赖于社会内部运行机制的状况。当一个社会内部协调稳定且处于发展与上升阶段时，社会呈现出较为开放的局面，维模功能对外来文化则比较“宽容”，能够更多地促使社会接受先进的外来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古代盛唐时期。由于社会安定、国家统一，与国外的文化交往活动也随之十分活跃。宗教文化的传播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佛教盛行起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相继传人，它们与中国的儒学与道教混合在一起，对维护封建社会发挥了维模功能。与此相反，在一个面临崩溃、内部运行机制已经失调，或者处于惰性的慢变状态的封闭社会里，文化的维模功能会对外来文化顽强拒绝，文化传播就难以实现，而封闭的、文化传播匮乏的社会是发展缓慢的。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世界文明史上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但是，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统治阶级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忽略了对迅速发展的西方科技文明的接受。当有人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时候，中国已经落伍了，几代中国人不得不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因此，文化的维模功能对传播文化具有积极与消极两方面作用。积极的一面，在于它对本土文化的保护与对外来文化的“筛选”；消极的一面是对传播文化的阻隔，使本土文化处于封闭状态和惰性状态。
(二)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是影响文化传播的重要机制之一。在文化传播中，文化适应也反映了文化的一种选择性，它与文化维模原理密切相联。适应原理告诉我们，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文化圈中时，它必须适应这一文化圈的文化特色和接受能力等情况。没有这种适应，传播便不能正常进行，甚至半途夭折。如果说维模原理是受传者对文化传播的影响机制的话，适应原理便是传播者对文化传播的影响机制。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表现出了对中国原有文化圈的强烈依附和适应。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站住脚。首先要适应中国文化的特色，没有一定程度的依附与迎合的适应过程，佛教不可能有后来的广泛传播。基督教早期在中国的传播与佛教形成了对照，由于基督教传人之始没有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因此在明清前一直未能广泛传播。直到今天，虽几经反复，西方宗教也从未能在总体上影响中国文化。
由此可见，在文化传播中，文化适应是十分重要的影响机制。外来文化的输入。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如果条件不具备，文化交流就会遇到各种阻碍。当一个民族能够懂得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并确信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比他们自己的东西好的时候，他们便从其他民族引进某些生疏的技艺或知识。但是，所有这些引进物必须适应当时的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能与已知的受崇敬的东西相适应的引进物，才能在引进者的世界中找到永久的立足点。实际上，在传播文化过程中，不仅外来文化要适应本土文化，而且本土文化也要适应外来文化，两者彼此相互适应，没有这种相互适应，就无法达到文化的整合。文化适应机制，不仅表现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而且也表现在人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与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相处的过程中。
(三)文化优势扩散
文化竞争也如同生物生存竞争一样，存在优势者胜、劣势者败的特点。所谓优势文化是指反映那些相对于别的文化先进、发达、文明、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即质量较高的文化；而劣势文化是指那些比较封闭、愚昧、落后的文化。越是先进、发达、文明程度较高的文化，越容易得到传播和扩散，反之亦然。文明文化通过其优势扩散的功能，传到世界各地，促进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优势文化具有较强的传播力，是因为优势文化(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能给人类带来新的改观，更加符合人类的本性和各方面需要，因此自然被人们优先选择。世界近现代史上三次产业革命的物质文化成果，曾经迅速波及世界。现代信息社会的“3C革命”(计算机化、控制和通信)也在十分迅速地向世界传播。先进的精神文化也是如此，例如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它们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优势文化，都曾向外广泛传播，至今仍有很深的影响，说明了优势文化扩散传播的显著效应。当然，先进和落后的标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一种文化不可能永远先进，随着社会的发展，曾经先进的文化也可能落伍。因此，要想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就必须开放文化，善于不断学习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先进文化。我国从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正是面对世界发达物质文明所做出的正确选择，而从文化传播的意义上看则表现出某种历史必然性。
(四)文化圈层性
人类总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生活的。人类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相同文化因素的区域被称为文化圈。文化圈一方面反映广泛的人类群体对文化创造的共同参与过程，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各种文化物质在功能上的整合。而文化层则指文化在历史发展上存在的反映不同时期各种文化要素所联结起来的平面分布特征，显示人类文化创造的历史和文明进步的程度。换句话说，文化层不过是现实的文化丛、文化圈在历史上的积淀、凝结，而文化圈不过说明文化层的秩序。虽然文化圈与文化层在时间上是分开的，但它们本身却有相似陸，都显示文化的历史连续性。文化本身具有的这种圈层性，使文化传播也具有圃层性。文化的圈层性既可以表现在文化的传体之中，也可以表现在文化的受体之中。文化的圈层可以有多种角度的划分，不同国家、不同地理区域的人们可能形成不同的文化圈。当我们说东方文化圈的时候，它就不仅包括印度文化及其各邦文化，也包括了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朝鲜文化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从社会的构成要素上，可划分出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教育文化、知识文化、宗教文化、家庭文化等；从职业群体上，也可以划分不同的文化圈层，如工人、农民、大学生、知识分子等文化的圈层，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圈层性也是不同的。
不同的文化圈层，在向外传播或接受外来文化时，表现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城市文化由于文明程度较高，容易向乡村传播；但乡村文化则难向城市传播，因为它们不在一个层次上。城市文化的文明程度高，易扩散，但与此同时。乡村文化也有其维模的功能，抵御着城市文化的传播。不同时代的人，由于文化传播的时代不同，其文化传播的特点也不同，因而容易形成不同年龄层次之间的文化差异，社会学上常称之为“代沟”。这是文化的时间层次导致传播层次的形成而产生的一种现象。总之，文化的固有圈层性，对文化传播产生着重要影响，造成了文化传播中的圈层性。
由此可见，文化对传播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反过来，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文化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文化一产生就有一种向外“扩张”和“传递”的冲动。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传播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传播使文化跨越时间、空间。冲垮各式各样的社会樊篱，打破不同程度的封闭型社会文化体系，不仅影响文化的形成，而且影响文化的变化和发展。
二、传播对文化的影响
(一)传播中的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文化经过接触交往后，彼此借鉴、吸收、认同并最终融为一体的过程。文化融合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传播不但是文化融合的前提，也是促进文化融合的重要机制。文化融合的途径主要有四种：一是各民族文化的自然传播，主要是民间的交往、生活的联系、人员的流动、生活环境的变化，这种文化的传播与融合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例如，不同民族杂居而逐渐形成的文化融合。二是通过物品的传播，不同地区产品的交流、城乡物质资料的交换、各种技术传播，使文化得到交流，并形成新的文化。三是引进新的文化，即受体主动引进外来的文化。例如，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使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整合成新的现代文化。四是强迫性的文化传播形成文化融合，这是受体被动接受的结果。例如，通过侵略、垄断传播工具等手段进行文化扩张，使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得到融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用一种文化征服另一种文化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是文明对落后的征服。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文化同化是文化融合的主要表现。文化同化是指不同文化经过相互接触交往，融合为同质文化模式的过程。
同化的一般规律是先进文化同化落后文化，外来移民被本土文化所同化，多数人的文化同化少数人的文化，但也不排除例外。同化的根本特征是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被同化的对象全部改变其原有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模式。同化有两种类型：强制同化和自然同化。在自然同化过程中存在着双向进程，即参与同化的双方都积极使自己影响对方或适应对方。同化的例子较多，比如美国被称为“种族熔炉”，从非洲去的黑人，从欧洲去的数以百万计的移民，在两三代内几乎完全被同化。又如，清朝满族人虽然通过武力征服而取得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但由于其文化的相对落后陸，最后主流的汉族文化逐渐同化了满族文化。欧洲的同化现象较为少见，尽管有过无数次征服及一次又一次的强制同化，但欧洲仍存在着种类繁多的地方文化和区域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谓“欧洲民族”的说法和“欧洲共同体”的出现，说明各国文化上的同化过程是存在的，在以后还将继续存在。
文化的融合与同化为原有的文化圖补充了新鲜的养分，形成了文化的更新，使得新文化的适应、整合功能进一步增强，在这之中，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二)传播中的文化增值
文化传播促成了文化增值。所谓文化增值是文化在质和量上的一种“膨胀”或放大，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和创新，是一种文化的原有价值或意义在传播过程中生成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的现象。一种社会文化创造出来之后，其价值并不是马上就被人们所认识的。文化传播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重新界定文化和认识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估价和确定某种文化的价值，而且还要增值和繁衍出新的文化意义。文化增值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在时间维度方面，文化增值主要表现为由于大量先进的现代电子传播媒介的使用，使传播的时间大为缩短，效率大大增加，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在空间维度方面，文化增值主要表现为文化传播溢出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衍生出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在向东亚和东南亚传播中，与那里的文化融为一体，产生出新的文化形态。然而，不是任何一种文化都必然是增值的，唯有那些开放和创新的文化才会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在“扬弃”异质文化的同时重构出一种全新的文化。由此可见，文化传播为文化增值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但不是任何文化传播都必然导致文化的增值。
(三)传播中的文化分层
文化传播所导致的文化分层，是指由于当代社会信息流的迅速增长，信息的传播扩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层次。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增长时，社会中那些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并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在接受信息方面要比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社会群体要强。其结果是信息的增加反而扩大而不是缩小了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影响文化分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与受众的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外，还表现为社会上一些人所享有的不同职业的特权。这些在社会中享有特权的人群在传播上往往也享有优先权，他们比非特权阶层可能更早更多地接触文化的传播，从而拉大了同其他人群之间的差距。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分层。
(四)传播中的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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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信技术和交通工具的迅猛发展，全球化已经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共识。文化全球化产生的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1]“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带来的是多元文化的相互传播，多元文化传播下文化创造力的提升已经成为关系到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安全的关键问题。[2]文化创造力的实现和提升主要通过文化发明和文化接受两种形式来完成，多元文化传播背景下文化创造力的提升除了自力更生、努力进行文化发明之外，还应该充分认识到文化接受和文化再创造的重要性。
一、文化创造力研究的梳理
文化创造力研究是一种有关文化和创造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创造力将文化和创造紧密联系起来，而当前中国文化创造力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化创造力的理论研究
李燕的《文化释义》（1996），对文化创造活动原理进行了专门的、详尽的、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内容涉及文化创造与人的创造力的关系、文化创造的分层与整合、文化创造活动的规律。万资姿发表的《符号异化：现代人类文化创造焦虑之潜在根源》（2008）、《文化创造：一种人类符号能力的实现与被规定》（2009）、《符号：文化创造之逻辑起点》（2013）等文章，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文化创造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文化创造体现为一种人类主体性的实现与被规定，同时在本质上也表现为一种人类符号能力的实现与被规定。杜刚在其专著《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文化创造力》（2012）一书中抓住文化创造力这一核心问题，一方面进一步阐明了文化创造的现实内涵、生成原则；另一方面，对文化创造力的含义、构成要素等进行了剖析。同时对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文化创造力的现实生成提出了独到的理解和建议。
（二）发掘中国文化创造力的研究
刘仲林所著的《中国创造学概论》（2001）在比较中西创造观的同时，通过对《易经》的分析，总结出了中国传统创造观中创造力构建的思维、技法及总体追求。王忠的《中国传统创造思想论纲》（2007）从创造价值观、意会认识论和意象思维模式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造观进行了解读。艾四林的《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2012）分析了中华民族创造活力的激发对国家软实力增强的促进作用。辛向阳的《让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2013）从文化生产力、学术和艺术民主等方面论述了文化创造力的提升。沈壮海教授发表的论文《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创造力源泉的作用》（2016）认为，中华文化中蕴含着可以转化、生成为或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当下创造力的文化因素。
通过对当前中国文化创造力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的文化创造力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还未形成得到学界广泛认同的文化创造理论，相关学者虽然从全球化视野探讨了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提升问题，但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外来文化融合两个方面同时入手探讨中国文化创造力提升的研究还较少。可以说，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对创造力的发掘和现实转化，而创造力的发掘和现实转化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进外来文化两个方面入手，形成一定的文化创造理论，并在相关文化创造理论的指导下提升文化创造力。
二、多元文化传播下的文化创造
世界文化“多元一体”必然带来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传播状态，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创造都会多多少少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多元文化传播背景下，文化接受在文化创造实践的展开和文化创造力的提升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一）多元文化传播的解读
多元文化传播下各种文化客观存在，自立共生；相互交融，和而不同。[3]一方面，一个国家、民族、地区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反映着各自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无论在范围、速度、强度方面，还是在规模方面都是先前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范围和领域的文化冲突。在多元文化传播的背景下，西方文化的价值观虽然不像之前那样以政治、军事等强硬手段冲击着其他国家和地区，但仍然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影响着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多元文化传播背景下，文化创造力的提升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和文化安全。其中，文化自信是基础，文化自觉是动力，文化自立是目标，而文化安全是保障。文化创造力的实现能够增强文化自信、唤醒文化自觉、确立文化自立、保障文化安全，总而言之，文化创造力的提升对中华文化的复兴和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文化创造的含义以及实现形式
文化创造是产生文化价值的人类活动，文化创造包括文化发明和文化接受，文化发明主要是通过自力更生来实现，文化接受来源于文化接触和文化融合。[4]造学视野下，文化接受包括文化复制和文化再创造。因此，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提升也应该寻求得以实现的多种途径，在文化创造力处于劣势的一定时期内，应该积极地吸收外来文化，并充分利用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促进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提升。
文化创造力作为文化创造的实现形式，包括文化生产力、文化精神力、文化传承力、文化批判力、文化传播力。文化生产力是文化创造力的经济基础和力量源泉之一；文化精神力是各种文化因素在推进经济、社会、政治等全面发展中所产生的凝聚力、导向力、鼓舞力和推动力，是文化创造实现的一切精神动力；文化传承力体现的是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文化批判力则体现着对内和对外两个指向上的文化批判；文化传播力与多元文化传播直接相关，文化传播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际话语权的强弱，是文化软实力的突出表现。
（三）多元文化传播下的文化接受
多元文化传播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文化接受路径创新的可能。既要深刻认识自身文化的价值，产生充分的文化认同，确立理性的文化自信，又要激发文化自觉，对自身文化进行扬弃；同时批判地借鉴先进外来文化，彰显文化活力，强化文化安全意识，维系主体文化传承。因此，多元文化传播下文化接受在文化创造实践的展开和文化创造力的提升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化接受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路径。判断文化接受路径积极与否的依据在于主体文化如何借助于客体文化进行文化创造。主体文化在接受客体文化时，不以改变主体文化为目的，而是将客体文化作为内容或者手段，用以实现主体文化继承和更新的积极的文化接受路径；与之相对应，主体文化丧失生命力，接受客体文化后所形成的新文化与传统的主体文化之间形成断层的文化接受路径，则是消极的文化接受路径。可见，文化接受路径的评价依据是主体文化自身调节机能的强弱，即在某一文化接受路径下，主体文化在时间上能否延续、在空间上能否扩张。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消极文化接受路径可以向积极文化接受路径转化。在消极文化接受路径中，主体文化迫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不得不以隐忍的形式发展、扩大，当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其文化记忆被激活，得以复苏，则文化接受路径也有可能由消极转为积极。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固有文化在消亡后，经过一定时期其文化记忆能够得以复苏，而这一文化也会得到重生。
三、创造性古典主义融合理念下的中国文化创造力提升策略
创造性古典主义融合是关注传统内发性和积极的文化接受理念，对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提升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一）创造性古典主义融合符合多元文化下中华文化复兴的要求
创造性古典主义融合首先是建立在文化多元理解基础之上的。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速，“地球村”逐步形成，多元文化和其深层次的价值观都在产生着接触、争执、冲突、融合，简单的一元论、二元论、冲突论以及多元论都不能充分地解释和说明当前多元文化交融的格局。而创造性古典主义融合关注文化的“多元一体”，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相互接触在广度上和强度上都是之前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并且相互的联系也十分紧密，既有共同发展的契机，也有此消彼长的冲突，既有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共同向往，又有各自文化发展的国家利益。
多元文化传播背景下，中华文化的复兴已经上升为中国发展的国家战略之一，创造性是当前中华文化复兴的关键和奋斗目标，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其创造力的发掘和现实转化，应该关注一切创造力的源泉，让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稳步提升文化创造力。创造性的发掘和现实转化需要在古典主义和异文化接受中寻找力量源泉、转化手段和实现路径。这里的古典主义不是一味地复古，而是传统内发性的创造性转化；融合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和中体西用，而是动态的文化接受，也就是说，创造性古典主义融合提倡传统内发性基础上的积极文化接受和再创造。传统内发性是载体，积极文化接受是动力，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因此，创造性古典主义融合可以加强文化自信、激发文化自觉、确立文化自立、维系文化安全，对文化创造力的提升、中华文化的复兴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创造性古典主义融合注重传统内发性
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创造力的实现和提升都来源于中华文化的传统内发性，农耕文化的发源、发展，诸子百家学说的出现、儒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创造精神。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之前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一直是东亚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中心，因而可以比较从容地将传统内发性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创造力。而近代以来，随着文化优势地位的丧失，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显得无所适从，甚至出现了全盘否定儒家思想、盲目破除传统文化的现象，严重阻碍了传统内发性的创造性D化，造成了中国文化创造力发展的严重滞后。
而在多元文化传播下，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提升和壮大仍然应该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内发性的创造性转化，因而，创造性古典主义融合以创造性古典主义为中心和基础。创造性古典主义意味着以传统内发性为发展的核心，传统内发性是中华民族谋取发展的方向指引和基本的力量源泉。创造性古典主义要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创造性因子，这必然需要批判性地继承文化传统，而不是一味地盲目复古和照搬经典，因为传统内发性本身就有着去除旧质、吸收新质的趋势，因此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掘中国文化发展的内部动力必然是一种除旧更新的过程。例如在文化生产力方面，中国农耕文化中的“天人”思想对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模式转型、生态经济创建都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创造性古典主义要求认真研究中国文化创造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发现中国文化创造的发展方向，确立文化自信。然而近代以来，百年的屈辱史并没有使中国人民丧失文化创造的自信，因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创造性古典主义仍然会对文化自信的确立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创造性古典主义要求认清当前文化创造的内外环境，激发文化自觉，一方面要做好文化创造传统的继承和调整，另一方面做到尊重其他文化，积极借鉴不断创新。
（三）创造性古典主义融合注重积极的文化接受
多元文化长期并存相互交融，文化接受作为文化创造力实现的途径和重要力量源泉显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因而创造性古典主义融合一方面需要将文化创造建立在古典主义之上，另一方面又需要积极借鉴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作为先进的文化，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农耕经济，或者是儒家思想等都被周边国家所吸收，刺激了这些国家的文化创造，并促进了这些国家文化创造力的实现和提升。这些国家通过接受中国文化所取得的文化创造力的发展可以说明：借鉴先进文化的有益成分会为本国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也可以事半功倍地提升本国的文化创造力。中国近代以前的文化更多作为中心文化同化外来文化，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采取开放的对外政策，允许外来文化的进入和并存，并将外来文化同化为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中国在近代之前的文化接受方面展现出的是强大的文化同化力。虽然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文化转型有所滞后，但也已经开始积极地接受外来文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西方市场经济理念的借鉴。创造性融合是一种文化接受路径的创新，这种创新依托于积极的文化接受路径并及时地进行动态调整。具体而言：
1.尊重多种文化的并存
一直以来是我国处理对外关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也可以运用为对待外来文化的整体思维，充分尊重异质文化的存在，加强对异质文化的认识，找到共同发展的契机和途径；另一方面，积极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比如自古以来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爱好和平的民族愿景，和平崛起的中国梦，等等。
2.注重扬弃外来文化
对待外来文化尤其是先进文化，不应该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或者体用论，而应该结合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传统对外来文化进行扬弃。拿来主义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就已经被鲁迅等学者所批判，而“中体西用”等体用主义，也同样无法指引多元文化传播背景下中国的异文化接受。体用主义只是关注器物、技术方面的扬弃，而不提倡思想文化方面的更新，在多元文化传播背景下，价值体系等思想方面的扬弃显得尤为重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对平等、自由等的追求便是扬弃外来文化的一种体现。
3.创造性融合提倡文化接受路径的动态调整
积极的文化接受包括两种路径：第一种是允许异质文化的存在，并在不与内在文化发生碰撞的基础上接受异质文化，从而创造出并存性文化；第二种是将外来的异质文化同化到内在文化的行为逻辑或内在价值体系中，创造出融合性的综合文化。创造性融合建立在积极文化接受路径之上，注重以上两种文化接受路径的动态调整，即在力量对比不能取胜的情况下，应该选择平行发展的文化接受路径，而当我们认清时展脉搏以及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优缺点之后，应该将外来文化内化为自身文化，形成文化接受的创造性动态调整。同时，西方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占有优势地位，中国文化被西方价值观所捆绑、走向消弭的危险客观存在，因此，我们应该警惕外来异质文化替代原有本土文化，造成本土文化消失的危险。
（四）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提升策略
创造性古典主义融合理念注重传统内发性的创造性转化和积极的文化接受，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提升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实现和展开：
1.依托市场规律与人文关怀发展文化生产力
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市场规律的指导，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是文化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源泉；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最K目标是人民的安居乐业、健康幸福，因而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更多地注入和谐、生态等概念，改粗犷式发展为集约式发展，注重和谐发展、生态发展。
2.融合多元文化，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挖掘中华文化优良传统，适应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先进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做出的创造性诠释，是当前促进我国文化创造力提升的精神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和实践可以为我国文化创造力的实现提供强大的凝聚力、导向力、鼓舞力和推动力。
3.结合时代背景再认识经典文化
人类文化的发展需要在既有的文化传统之上不断地创造，如果失去了文化传统，必然会产生对自身文化的怀疑，同时在文化发展的走向上也会感到迷茫，文化的自信和自觉更无从谈起，因而当今文化创造所需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亟待经典文化的再解释、再创造。
4.以辩证的眼光审视国际和国内形势
文化创造需要批判思维，一方面要认清历史、立足现状、着眼未来，准确地了解自身的优点和不足，明确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需要洞察国际形势，分清敌友，警惕“和平演变”，维系文化安全。
5.和平崛起与平等互助
中国的文化创造还需要将和平崛起的观念传播到国际领域，向其他国家展现平等互助的大国风范，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为文化再繁荣赢得充分的国际话语权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四、结语
多元文化传播背景下，多元文化客观并存、相互交融，文化自信的增强、文化自觉的激发、文化自立的确立和文化安全的维系都迫切需要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提升。而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又为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提升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要求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提升以传统内发性创造性转化为基础；另一方面，要求积极进行文化接受，并对文化接受的路径进行动态调整。创造性古典主义融合正是结合多元文化传播背景，立足于传统内发性的创造性转化和积极的文化接受而形成的助力中国文化创造力提升和发展的文化创造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提升应该做到：依托市场规律和人文关怀发展文化生产力；融合多元文化，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结合时代背景再认识经典文化；以辩证的眼光审视国际和国内形势；和平崛起与平等互助。
（本文为2017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文化创造力提升研究”，项目编号：HB17ZX010）
参考文献：
[1]裔昭印，徐善伟.论世界文化的“多元一体”性[N].光明日报，2004-02-10.
[2]杜刚，邢巨娟.文化创造力：当今中国文化变革与发展的重要依据[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2（3）：9-13.
[3]伍柳氏.和而不同 多元共生――略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策略抉择[J].湖南社会科学，2011（9）：181-183.
篇（8）
文化变迁,是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提出的理论,起源于人类学家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外界文化接触的研究,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应用到了旅游业上。随着旅游的发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闭塞的旅游地,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下,旅游地文化变迁从物质层面开始,逐渐渗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层面,最后促使整个旅游地民族文化趋同于现代化城市文化,导致许多传统文化遗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这些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可能导致当地旅游业的萧条甚至停滞。因此,从文化变迁理论出发,研究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和策略选择,不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也是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文化变迁与旅游地文化变迁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变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文化内部的整合而出现的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技术、工艺、食物、服装等方面,包括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常用“社会变迁”来指代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其中包括价值观、习俗、制度和社会行为。本文所指的文化变迁侧重于指较为明显的变迁——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变迁。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旅游地文化变迁是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在多种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势差的客观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较多地“流向”目的地,长此以往潜移默化地影响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发展成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文化变迁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文化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于暂时的文化变化,当暂时的文化变化逐步改变原有的文化形态,就产生了变迁。
二、旅游地文化变迁动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旅游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导致旅游地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动因:
1.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接触的不对等性
一般情况下,旅游者与接待地居民的接触是短暂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个接待地的逗留时间是短暂的,与当地居民实际接触的时间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他们所接触到的多为旅游接待人员,双方分别扮演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角色,旅游者难以通过旅游企业工作人员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于旅游地居民来说,他们接触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体,是长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体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所以说,尽管旅游文化传播和交流是双向的,但却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给接待地带来的影响远比他们接受接待地的影响大的多。
2.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观地说,区域间的文化传播无沦采取哪种传播形式,都是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向较后进的地区传播为主导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游客所携带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在文化交流融汇中更多地居于一种被动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一个在休闲,另一个则为这个有钱的休闲人忙碌;一个在台上表演,另一个则在台下欣赏、拍照、录像,双方形成一种明显的非对称性关系。由于经济上的不对称,使旅游活动变得不单单是旅游经历的买卖,还会给当地人带来金钱等观念的改变,从而使当地人改变自己去迎合游客,沦为“被旅游者”,影响到当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认同,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发生文化变迁。
3.文化传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区间的扩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通常会有选择地接受和吸收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而排斥与本身文化价值观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范围会较一般情况有很大的扩展。旅游地为了招徕游客,必须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违心地接受外来文化中某些与本土文化价值取向相悖的东西。有的学者将其称为“虚意接受”,即当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别是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抵触的部分,但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就会有意识地作出让步,甚至主动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虚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意接受”的东西便会逐渐扩散,潜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发生变迁。
三、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
文化的变迁是永恒的现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见,摸得着,而有些文化现象,是在深层发生变化的。一般说来,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而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一般说来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
1.物质文化变迁。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显的数量结构或物质形态的变化。直接由于旅游业发展而引起的生计方式、居住习俗、生活方式等的改变,都属于这一类变迁。例如,九寨沟以“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绝闻名于世,其内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传统的手工艺为生;1984年九寨沟对外开放,部分居民开始经营旅游业。至2002年,景区内居民都彻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从事旅游经营或与旅游相关的工作。
2.非物质文化变迁。指因旅游活动产生但无法观察到其直观的物质形态的变化。由于旅游的发展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旅游地居民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都属于非物质文化变迁的表现。例如,四川与云南交界的沪沽湖地区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母系文化。改革开放后,摩梭人积极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沪沽湖很快成为旅游胜地。外来不同文化形态人群与当地人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对摩梭母系文化产生了冲击,使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开始下降,出现固定专偶走婚,家庭管理实权开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变迁的策略选择
众所周知,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文化变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变迁,从而在保持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变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外在表现形式,扩充文化传承媒介的种类和数量,使传统文化得以永久延续。也可能使文化负态变迁,使其严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个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积极方向还是向消极方向变迁,文化变迁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变迁才能持续吸引旅游者的到访。综上分析,为了实现旅游地文化的合理变迁,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强旅游业的宏观管理。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在旅游业发展初期的规划、引导以及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监管工作,规范文化旅游产品市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针对目前旅游市场上少数为谋求短期利益的生产者生产劣质文化产品、破坏传统文化、损害旅游者利益的行为,要积极进行监管查处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区内部建立起传统文化自我建设长效机制,增强旅游地合理开发、生产及创新的自觉性。只有强化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旅游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才能保证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强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觉性。一个民族没有“自我”的概念,就会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觉缺失的民族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这样,本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就无从谈起。当然,强化文化自觉,并不是主张文化中心主义,而排斥其他文化,关键在于与它文化接触、交流的时候,本民族成员如何实现文化自觉,取其精华,排其糟粕,真正做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因此,要强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现“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要鼓励接待地居民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文化鉴别能力,以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强文化交流,实现文化补偿。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区域性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动,如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国各民族文化内部交流、互动的同时,还广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华内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荡,实现文化整合和创新,才缔造了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拓宽范围,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强民族文化发展的宣传工作,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来扩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现并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促进民族文化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篇（9）
文化变迁，是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提出的理论，起源于人类学家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外界文化接触的研究，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应用到了旅游业上。随着旅游的发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闭塞的旅游地，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下，旅游地文化变迁从物质层面开始，逐渐渗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层面，最后促使整个旅游地民族文化趋同于现代化城市文化，导致许多传统文化遗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这些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可能导致当地旅游业的萧条甚至停滞。因此，从文化变迁理论出发，研究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和策略选择，不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也是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文化变迁与旅游地文化变迁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变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文化内部的整合而出现的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技术、工艺、食物、服装等方面，包括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常用“社会变迁”来指代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其中包括价值观、习俗、制度和社会行为。本文所指的文化变迁侧重于指较为明显的变迁——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变迁。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旅游地文化变迁是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在多种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势差的客观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较多地“流向”目的地，长此以往潜移默化地影响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发展成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文化变迁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文化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于暂时的文化变化，当暂时的文化变化逐步改变原有的文化形态，就产生了变迁。
二、旅游地文化变迁动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旅游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导致旅游地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动因：
1.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接触的不对等性
一般情况下，旅游者与接待地居民的接触是短暂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个接待地的逗留时间是短暂的，与当地居民实际接触的时间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他们所接触到的多为旅游接待人员，双方分别扮演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角色，旅游者难以通过旅游企业工作人员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于旅游地居民来说，他们接触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体，是长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体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所以说，尽管旅游文化传播和交流是双向的，但却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给接待地带来的影响远比他们接受接待地的影响大的多。
2.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观地说，区域间的文化传播无沦采取哪种传播形式，都是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向较后进的地区传播为主导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游客所携带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在文化交流融汇中更多地居于一种被动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一个在休闲，另一个则为这个有钱的休闲人忙碌；一个在台上表演，另一个则在台下欣赏、拍照、录像，双方形成一种明显的非对称性关系。由于经济上的不对称，使旅游活动变得不单单是旅游经历的买卖，还会给当地人带来金钱等观念的改变，从而使当地人改变自己去迎合游客，沦为“被旅游者”，影响到当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认同，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发生文化变迁。
3.文化传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区间的扩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通常会有选择地接受和吸收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而排斥与本身文化价值观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范围会较一般情况有很大的扩展。旅游地为了招徕游客，必须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违心地接受外来文化中某些与本土文化价值取向相悖的东西。有的学者将其称为“虚意接受”，即当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别是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抵触的部分，但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就会有意识地作出让步，甚至主动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虚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意接受”的东西便会逐渐扩散，潜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发生变迁。
三、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
文化的变迁是永恒的现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见，摸得着，而有些文化现象，是在深层发生变化的。一般说来，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而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一般说来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
1.物质文化变迁。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显的数量结构或物质形态的变化。直接由于旅游业发展而引起的生计方式、居住习俗、生活方式等的改变，都属于这一类变迁。例如，九寨沟以“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绝闻名于世，其内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传统的手工艺为生；1984年九寨沟对外开放，部分居民开始经营旅游业。至2002年，景区内居民都彻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从事旅游经营或与旅游相关的工作。
2.非物质文化变迁。指因旅游活动产生但无法观察到其直观的物质形态的变化。由于旅游的发展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旅游地居民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都属于非物质文化变迁的表现。例如，四川与云南交界的沪沽湖地区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母系文化。改革开放后，摩梭人积极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沪沽湖很快成为旅游胜地。外来不同文化形态人群与当地人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对摩梭母系文化产生了冲击，使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开始下降，出现固定专偶走婚，家庭管理实权开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变迁的策略选择
众所周知，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文化变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变迁，从而在保持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变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外在表现形式，扩充文化传承媒介的种类和数量，使传统文化得以永久延续。也可能使文化负态变迁，使其严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个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积极方向还是向消极方向变迁，文化变迁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变迁才能持续吸引旅游者的到访。综上分析，为了实现旅游地文化的合理变迁，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强旅游业的宏观管理。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在旅游业发展初期的规划、引导以及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监管工作，规范文化旅游产品市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针对目前旅游市场上少数为谋求短期利益的生产者生产劣质文化产品、破坏传统文化、损害旅游者利益的行为，要积极进行监管查处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区内部建立起传统文化自我建设长效机制，增强旅游地合理开发、生产及创新的自觉性。只有强化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旅游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才能保证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强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觉性。一个民族没有“自我”的概念，就会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觉缺失的民族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这样，本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就无从谈起。当然，强化文化自觉，并不是主张文化中心主义，而排斥其他文化，关键在于与它文化接触、交流的时候，本民族成员如何实现文化自觉，取其精华，排其糟粕，真正做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因此，要强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现“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要鼓励接待地居民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文化鉴别能力，以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强文化交流，实现文化补偿。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区域性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动，如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国各民族文化内部交流、互动的同时，还广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华内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荡，实现文化整合和创新，才缔造了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拓宽范围，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强民族文化发展的宣传工作，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来扩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现并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促进民族文化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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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设计已经有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日本现代设计虽然起步晚，但是发展的极其迅速和成熟，仅用了短短几十年，便跻身于世界设计大国的行列，完成了欧洲等发达设计国家用了七十几年才达到的发展现代设计的目的。
日本，我们中国的近邻，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亚洲面孔，它的工业革命比西方发达国家整整迟了一百多年，而且日本无论是民族传统文化，历史人文因素，还是设计风格理念都与西方国家不同，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却发展起了具有世界竞争水平的设计。为什么这个国家从二战残破的战争废墟中走出来，并能迅速成为新的国际设计中心，这是值得我们探究深思的一个问题。这个国家可以说创造出了一个奇迹。而造就这个奇迹的关键所在，就是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成功融合所形成的独特的名族特色。当其他的国家还在探索如何面对外来文化和现念的冲击，如何保护和发扬本国传统文化时候，日本现代设计已经把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在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向美国，学习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技术和科学技术以及现代设计艺术等内容，并且把这些外来文化综合起来融入到本民族的文化之中，绝不是简单的模仿或者抄袭，而是将外来文化和自己的文化、经济、政治融为一体，能够在发展现代化的同时完整地保存，甚至发扬自己的民族传统设计，这对于我们中国现代设计，在如何处理历史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等看似矛盾的问题，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人们常说社会环境是影响人的行为的环境因素中一切非物质的因素，对于人的行为影响尤胜于物理环境。日本的国土人口密度十分高，从物理空间环境来看，居住的空间狭窄是日本人生活的显著特点，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在它的传统设计和现代设计中都有鲜明地体现。
纵观日本的设计总体面貌，有两种不同的特征：一是比较民族的、传统的、历史的；二是国际的、创新的、现代的；那么，这两种风格是如何发展形成、并存的呢？我们从日本设计的发展中，看到了一条传统与现代设计并轨双行的道路，互不干预，但很多时候互相借鉴，互相影响，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日本的文化历史传统。日本的文化历史经过了长期的、不断的历史学习过程，将有益的外来文化精华融入到本民族文化传统之中。
一、日本现代设计中传统精神的体现
设计评论家厄尔认为日本设计可以总结为两大类，即：1色彩丰富的，装饰的，华贵的，创造性的；2单色的，直线的，修饰的，单纯与俭朴的。他的这种看法，可以说是基本上概括了日本设计的形式风格特征，也完全印证了日本人审美的两重性。日本的现代设计是完全基于从外国，特别是从美国和欧洲学习来的经验发展而成的，但这并不只是对西方设计模式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学习外国的基础上追求着“日本风格”的设计。
二、传统精神带动着现代设计
日本的传统设计有着辉煌的历史，早在江户时期发展起来的浮世绘，就对欧洲现代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工业生产受到美国的压制，而传统手工业却得到继续发展，最终形成了民族化的、传统的、温煦的、历史的设计特征。这种基于日本传统美学的、宗教的、讲究信仰的设计，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主要针对日本国内市场，并且有相当程度已不仅仅是商品设计，而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日本的传统食品、传统服装、传统包装与平面设计、传统建筑等，都具有相当鲜明的民族特征。在西方文化和现代设计理念的冲击下，日本政府及设计家们，在寻求发展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西方流行风格与日本传统设计相结合的道路，使民族绘画、民族传统设计风格、民族文化观念、民族的审美立场、民族的文字书法等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发展。
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这种高度单一的文化特征，的确大大减少了文化过渡时的种种障碍，国土狭小，民族单一，因而文化比较容易成为全民的。这是与西方现代文化接轨时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日本现代设计强调集团式工作方式，不追逐个人出名， 以集体的成就而骄傲。这也使得日本的设计可以飞速地发展。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发展设计以来， 它的传统设计基本没有因为现代化被破坏。这与政府对传统设计的重视与扶持不无关系。重视教育事业也是日本设计界成功的重要因素，这对于设计人才的培养和传承起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