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风险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集资风险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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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政府出资为主导风险

投资公司的投资这类风险投资公司主要由地方财政出资，地方科技行政部门负责组建，目的在于推动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政府出资的投资公司在我国投资公司体系中占据主体性地位。

(二)大公司所属的风险

投资公司的投资这类风险投资公司主要由上市公司和投资银行通过独资、参股或控股的方式建立，而上市公司组建风险投资公司的现象更为常见，为企业的核心业务提供战略协同。

(三)证券公司所属的风险

投资公司投资2001年6月20日，中国证监会了《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23条第6款规定:证券公司经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可以发起、设立或参股风险投资公司。一般而言，券商风险投资公司具有较强的资本运作能力，比较重视后期的投资。

(四)民营及混合型风险

投资公司的投资这类证券公司的资本结构包括民间资本与上市公司资本的混合、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的混合两种主要形式。目前，我国纯粹民营的风险投资公司数量有限、融资规模较小，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民营风险投资公司在我国风险投资市场上的位置日益显著。

(五)外资风险投资公司与合资风险

投资公司的投资2003年3月1日，科学技术部等六部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外商投资风险投资企业的管理规定》，为中外合资风险投资公司创造了组建、生存与发展的条件。目前，我国外资及合资风险投资公司已达数十家，包括跨国公司的风险投资公司、传统的国家风险投资公司、国际投资银行的风险投资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投资公司。我国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的融资机制具有多样性，政府、大公司、证券公司、民营企业与外资风险投资公司等均可以向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提供资金。在我国，由于养老基金规模不大，并受到现行经济政策的约束，不可能大规模用于风险投资。保险公司的资金规模较小，资金用途受到特殊的限制，无法用于企业的风险投资。国有商业银行由于长期受到不良贷款的困扰，近年来奉行稳健的信贷资金政策，对风险投资持有谨慎的态度。相比之下，国外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较多，除政府、大公司、证券公司、外资机构等投资主体外，商业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富有的个人及家庭等均可提供风险资本。在美国与欧盟地区，政府所提供的风险资本较少，主要来源于养老基金与商业银行等资金机构。在美国，风险资本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资金机构，约占风险资本总量的一半以上，而在欧洲，商业银行是风险资本的最大投资方，为风险企业提供三分之一以上的风险资本。

二、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的风险投资机构的职能分析

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是风险投资机构与高科技中小企业相结合的产物，风险投资机构对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的运营机制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在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成长过程中，风险投资机构的职能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解决高科技中小风险

企业的资金来源问题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的资产规模较小，信用记录欠缺，自身担保的实力较弱，但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却较突出，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愿对其进行放款，导致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存在。风险投资是一种中长期的股权投资，不是关注项目的短期盈利和安全性，而是项目的成长性，因而能够弥补传统融资的缺口。

(二)为中小企业提供专业性的人力资本

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系列技术问题或管理问题，而风险投资机构拥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专业化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可以对风险企业提供各种支持。

(三)参与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的管理

风险投资机构参与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管理的目的不是自己经营企业，而是要从财务战略、技术战略和营销战略等发展战略来促进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的成长，以便最终能够以较高的价格退出中小风险企业。同时，风险投资机构通过对中小风险企业的全方位管理，可以实现对企业运用机制的监控，从而降低人风险。

(四)扶持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的技术创新

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产品的替代性较强，替代时间也较短，企业必须不断增加研发投入才能维持其相对技术优势。

三、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立项评审机制分析

目前，我国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的风险资本形成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因而，政府投资的立项评审机制在主体上代表了我国高科技中小风险企业的立项评审机制。我国大部分国家级科技计划，除了创新基金外，对项目的评审基本都是采用地方科技厅(局)或经济发展局推荐，报科技计划管理单位，由管理单位组织专家评审，再报送评审委员会最终确定是否立项，而评审委员会一般由财政部、科技部等主管部门的相关人员组成。现有的评审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也存在着一些弊端:一是造成地方推荐单位对项目缺乏把关，不管好坏项目全往上报。二是项目的立项决策过多依赖于专家的意见，导致评审偏差或失误较大。具体原因有:对专家缺乏约束机制，专家并不对自己的评选结果负责任。在很多场合，专家的知识面也有限，不足以应付项目评审的需求。在极端的情况下，专家并不了解一些新技术，可能导致前景较好的项目被否决。专家的实践经验不足，过于拘泥于书面知识。许多专家来自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偏向于技术和财务，实践技能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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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科技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着失败危险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中的投资行为，主要是为没有列入国家计划通过自主开发的高技术成果产业化服务，旨在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实现产业化，以取得高额收益。其重要特征是“高风险、高收益”。一般而言，企业从研究开发到生产，再发展成为上市公司，都需要不断注入资金，随着风险从高到低，其投资数额由小到大。即，初期需要的资金虽少，但风险率极高，一旦成功，一般可获得35%～50%的内部收益率，正是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吸引，科技风险投资业方得以迅速发展。

1关于对风险的认识

风险是一种由不确定性或变化引起的，使结果与预期目标发生背离，从而导致利益损失的可能性。我们知道，风险的存在是客观的，但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却是相对的；风险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通过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做出估计；风险无法消除，但可以进行有效的控制；风险与效益共生，成正相关的特性。

2科技风险投资的风险承担

科技风险投资在其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风险，即：技术风险、市场风险、人员风险、经营管理风险、政策风险、财务风险、泄密风险等。本文主要从技术风险、市场风险、人员风险、经营管理风险方面加以分析。

2.1技术风险

一是开发技术所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时间、精力尚沉淀在技术成果中，其投入是否能得到回收、增值，还需根据成果转让或转化、产业化来决定，因而投入——产出的效益，尽管可预期，但毕竟是不确定、是具有风险的；二是技术开发的风险具有时滞影响，即技术风险将影响到市场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比如，由于技术风险而导致的技术成果缺陷，有可能转移到生成阶段和市场阶段，造成质量低下、次品率高、生成成本增加，进而构成新产品的销售障碍与市场抵制；三是实践证明，技术开发在技术阶段、生成阶段、市场阶段的投入是增加的，投入的递增意味着风险的递增。由于积累投入的递增，因而失败的时间越后，开发者所面临的风险越大。因此，科技成果的转化往往存在很大的风险。

2.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是由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市场的潜在性引起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难以确定市场的接受能力。科技风险投资产品都是市场上全新的产品，顾客难以及时了解其性能，对新产品的认识和接受有一个过程，因而对市场容量难以做出准确的估计；二是难以确定市场接受的时间。高技术产品的推出时间与诱导出需求的时间有一个时滞过程，这一时滞将导致企业开发产品的资金难以收回。比如，贝尔实验室推出的图像电话，过了20年才实现此技术的商业价值；三是难以预测创新产品扩散的速度。比如，1959年IBM公司预测施乐914复印机在10年内仅能销售5000台，而拒绝了与研制该产品的哈德公司的技术合作，然而复印技术被迅速采用，IBM失去了极大的市场；四是难以确定竞争能力。高新技术产品常常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产品的成本过高将影响其竞争力；生成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往往是小企业，缺乏强大的销售系统，在竞争中能否占领市场，能占领多大份额，在事先是难以确定的。

2.3人员风险

人员风险指由于不可预测的因素或其他原因如自然灾祸、车祸、疾病等而危及高新技术主要研制人员的生命或人员跳槽，而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成功与否产生的风险。如美国硅谷著名的仙童公司在其主要技术人员相继离去后，一蹶不振，始终未能东山再起。

2.4经营管理风险

经营管理风险指高新技术企业在市场经营过程中，由于某些因素的变动而使企业受到损失的风险。这些因素有需求变化、售价变化、投入成本变化、固定成本的比重。如果企业的成本大部分是固定成本，则当需求下降时，企业的固定成本并不降低，所以经营风险较高。还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能否招聘和雇佣到足够的合格员工。

3科技风险承担的有价性

科技风险投资要冒如此多的风险，为何风险投资还方兴未艾？实质上揭示了一个道理，就是风险承担是有价值的。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的有价性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风险从根本上消除是不可能的，但风险决不意味着失败，它指的是相对预期收益所可能付出的代价，投资者一旦获得成功，可获得极高的回报。从统计学的观点来看，当一个科技项目的预期收益是普通项目的5倍，而它的预期风险是其他项目的4倍时，这样的项目就值得风险投资；若风险公司投资5个项目，每个项目的预期收益都在普通项目的5倍以上，即使只有1个成功，也不会赔本，有2个成功便大发其财。这便是风险承担的价值，道理虽简单，进行投资决策时，得需要相当大的魄力。科技风险投资的风险防范

我们之所以愿意承担风险，是因为将来可能有更多的预期收益。在保证最大可能的预期收益时，我们便要设法降低和规避风险，其主要途径有：

4.1风险利用

企业的风险并不完全是坏事，有风险可以增强企业的适应能力，培养开拓精神，锻炼竞争本领；有些风险还可以转化为机遇，给企业带来效益。美国苹果公司是一个成功利用风险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初，苹果公司还是小企业，有被吞并的危险，投入大笔的资金其风险是不言而喻的。但风险投资家费柴瓦尔丁偏偏顶着风险上，在夹缝中找冷门，依靠微电子技术起家，在短短10多年内从59万美元发展到6亿美元的跨国公司。苹果公司在产品上选择当时尚未为大公司注目、但有潜力和风险的微电子技术；在市场上，选择大公司无意涉及、但有一定地位的小商业公司；在投资上，避开实力强的大公司，争取小企业主的资金。这些灵活的策略都为苹果公司争取到风险投入和风险发展的双重机遇。

4.2风险转移

风险转移是科技风险投资防范风险的一种常用方法，其主要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是向市场转移。一旦发现风险就迅速将产品或设备抛入市场，以廉价优势吸引客户，加快脱手进程，以微利甚至小亏的代价减少风险损失；二是向非重要产业和部门转移。在困难时“舍车保帅”，把重要项目所面临的风险转移到非重要项目。这种风险主体的转移，可避免因风险而导致的大面积危机，减少风险损失。

4.3风险消化

市场风险是科技风险投资的一个主要风险，消化这一风险应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单位成本；加速投产，缩短技术转化过程；规范管理制度，压缩非生产性消费等等。科学管理也是消化风险的重要环节。

4.险组合、风险分散

把具有不同风险概率的科技开发经营项目加以合理组合，使发生风险造成的损失部分能得到其他未发生风险部分的项目收益的补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是这个道理。风险分散的另一种方法是，让多个投资者共同投资，共同承担风险，这对投资者来说可以减少风险损失。4.5风险回避

对已发生的风险机会较大的开发经营项目，有意识地回避或转向，减少开发活动承担风险的可能性。当一个新产品开发方案遇到较大风险时，可以改变原有方案，或采取多方案开发，以此绕过可能有的不可克服的风险。值得说明的是，这种风险大是相对预期收益来说的，如风险大而预期收益更大，此时是否投资值得商酌。又如人员风险，我们在进行投资时要对主要技术人员签订严密的聘用或合作合同，防止人员变动所带来的风险。

5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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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创新概述。1.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1）外部环境。成长型创新企业所处的环境瞬息万变，面临着各种竞争，企业承受着巨大压力，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突破传统谋求新方式，才能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有所成就。（2）对风险的估量。投资风险是否可控直接影响成长型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必须提前评估风险，否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3）对投入和产出的估量。首先，对于成长型创业企业来说，发展初期各方面都需要巨大的资金量，最后能否实现技术创新取决于是否有可持续的投资；其次，产出也是影响技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产品的市场推广及市场价值至关重要，企业需要考虑是否可以让产品在短期内商品化进而实现高收益。2.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当今经济高速发展，企业技术创新能否成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资本、市场环境、技术环境、相关制度等。首先，在技术创新初期，成长型创新企业无法掌握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各种信息，必定会影响技术创新过程。其次，实施新技术、研发新产品需要各方面的支持，要有足够的资本、一定的技术人员、高科技的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模式，这其中资本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具不确定性的。第三，不断更新变化的相关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也具有一定影响，如政府实施的税收优惠以及并购政策等。

二、风险投资在技术创新上的作用机制

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技术创新离不开大额资金的支持。当然企业可以选择向银行贷款，但是对于高风险的创新型企业来说，这种传统的融资方式是不适合的，只有依赖于风险投资才能满足这类特殊企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我国科技水平的提高。关于该作用机制，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总结起来有：一是风险投资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成长型创新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不足等缺陷；二是成长型创新企业发展初期面临较高的风险，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风险投资来分散。成长型创新企业的技术创新尚不成熟，对资金的需求时间较长而收益滞后，此外，因其处于创业阶段，企业运营情况和信誉度等使得其难以公开募集资本，企业在技术和市场方面面临巨大风险，无法通过传统方式实现融资。而风险投资的融资方式和渠道多样化，能够使成长型创新企业上市，并在资本市场中实现融资，帮助企业脱离窘境。风险投资机构除了提供资金外，还可以实现对企业的监管，给企业提供战略支持，依靠自身经验影响企业的公司治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发展。与此同时，同企业存在一定委托关系的风险投资机构还会规范企业的经营，影响董事会的决议，甚至参与企业的战略部署，侧面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正因如此，我国已开始部署大力支持风险投资、改善经济增长模式、主推技术创新竞争力等新的发展战略。

三、我国创业板市场中风险投资和技术创新现状

我国创业板发展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一直以来，创业板市场不断推陈出新，发展创业投资的同时也优化了风险资本结构。2009年之前风险投资退出水平相对较低，2009年之后创业板扩容速度明显增快，导致2010年风险投资退出案例大增。从参与情况看，截至2012年5月30日，317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半数以上的企业获得过风险投资基金或私募股权（vc/pe）的支持，远超上交所和深圳中小板；从集中的行业看，风险投资主要聚焦于新材料、新科技、新生物制药等行业；从地域方面看，经济较发达地区更容易获得风险投资的青睐。创业板市场中有较高比例的高新技术企业，直接推动了技术创新的高速发展，表现在研发支出所占比重逐年递增，申请的专利数量也不断增加，这都离不开创业板市场自身的发展。但是也要看到，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并不明显，表现为技术创新水平不与风险投资成正比例变化，因为增加的风险投资并不是全部用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可见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具有不明显的推动作用，这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原因归纳如下：一是尚不具备系统的风险投资模式。当前我国创业板市场中风险投资尚无完善系统的模式，机制也不健全，不能有效地规范风险投资企业，使得风险资本去向偏离预期，给有成长能力的创新型企业带来巨大损失。二是创业板市场功能淡化，机制尚不健全。由于创业板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无法有效发挥市场功能，导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发行市盈率普遍较高，超募资金现象也较为严重，不利于市场资金的合理配置。三是相关法律和政策滞后。对我国来说，创业板和风险投资都处于起步阶段，还是新鲜事物。与之配套的法律政策也处于摸索阶段，相应的监管机制还有待提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风险投资的发展。四是风险投资人才不足，整体素质不高。成长型创新企业的建立需要独具慧眼的风险投资人才，要想创新最关键的是发现机会，而我国多数创业者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影响了成长型创新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四、相关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政府应在风险投资市场中找准定位、强化职能、加大扶持力度。面对有中国特色的风险投资环境，政府应尽力加强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不再过分强调自身的主导地位，将主导转换为引领，为创业板打造全新的良好投资环境。此外，政府还可以多手段多方式为创业板提供扶持，如增加免税年限、降低所得税税率等，用实际行动鼓励支持风险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发展。

（二）完善风险投资的各项机制，有效进行管理。我国风险投资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相关职能部门应逐步完善风险投资的各项机制，实施行而有效的管理。如为保证风险资本的有效退出，应健全破产清算制度、创建优良的咨询机构、提供全面的社会资源等，使风险投资维持在相对较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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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建立统一的风险计量及回报体系。按照财务的基本原理，风险要有风险回报。但在风险如何度量，风险回报率如何确定上，业务单元间没有统一的方法和标准。对于贷款资产，主要是通过信用评级来确定风险级别，从而确定风险补偿标准;对票据资产，主要是根据票据出具方的实力来确定风险级别;对现金资产，则根据风险敞口来进行风险管理。由于没有统一的风险计量标准，风险的回报率很不统一，不利于银行对风险及回报的比较。

2.未建立风险适度管理机制。在传统风险管理机制中，是以规避､转移或消除风险为出发点。实际上，风险是无处不在的，有些风险甚至是无法规避的，关键是建立风险管理的成本与效益机制，即风险适度管理问题。一般而言，风险管理监测､度量成本大或事后道德风险大的业务，适宜用资本补偿的机制来管理风险，而监测､度量成本清楚或事后道德风险小的业务，适宜于用风险定价补偿机制管理风险。

3.未建立明确资本需求量化标准。现有法规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规定过于笼统，不足以反映企业面对的真正风险。风险拨备也很难覆盖所有风险。如果资本准备过多，会形成资本闲置，不利于最大限度发挥资源效益;如果资本准备过小，又会形成潜在破产风险。

4.未建立统一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正如上所述，风险测定的标准与呈报方式不一，对银行整体的风险难以形成统一的有用信息，以支持管理层对整体公司规模及业务进退决策。

现实促使银行应建立统一的风险测量､评价､考核､补偿体系，以确保银行的稳健发展。银行应从一味看重短期账面经营利润､忽视风险，转变为关注收益和风险的匹配;强调对资本的有偿占用观念，即占用资本防范风险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这种风险成本将通过资本回报得以反应;银行应吸取国际先进银行经验，构建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考核评估体系;迫使银行各经营机构自主调整业务结构，把资源更多地配置于风险可控以及占用资本少､收益相对高的业务，实现业务模式的转换与迁移，从整体上增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二､经济资本方法管理控制银行风险的基本设想

经济资本方法是运用资本管理控制风险的有效办法。经济资本是指银行将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加以量化，并估算为因应这些风险的发生所需准备资本，同时帮助企业了解经过风险系数调整后的实际投资报酬。风险､资本和营利是经济资本方法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设经济资本体系，可为银行的业务决策与评估､风险控制和资本管理提供一个统一平台。其基本设想是：

1.经济资本计量。经济资本等于非预期损失，必须要通过内部风险计量模型来计量。因经济资本计量是计算经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加值的基础，因而是整个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基石。

2.经济资本分配。分支机构和业务部门是业务风险的主要来源，为控制其风险增长，银行必须以适当的方法向其分配经济资本，建立资本约束机制。经济资本分配可视为分配用于抵御业务风险的资本或分配风险限额。[1]如果分支机构或业务部门业务的风险控制在分配的经济资本数量内，则风险控制在了资本可承受范围内，风险抵御能力充分。如果分配的经济资本被占用完，则不能再新增需要占用经济资本的业务。

3.经济资本配置。为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确保占用的经济资本能够达到最低回报要求或更高回报水平，银行必须要将有限的经济资本配置到风险较低而回报水平较高的业务上，重点支持和发展这类业务。

4.产品定价。收益最终要通过产品销售来实现，销售规模固然对收益有影响，但产品定价更重要。有风险的业务(如证券包销､实业投资等业务)占用经济资本，经济资本需要回报，因而必须将经济资本占用成本纳入产品定价，确保业务的资本回报达到最低要求并创造经济增加值。

5.绩效考核。股东权益最大化是银行经营的核心目标。经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加值指标因兼顾了收益和风险两方面的因素，充分体现了风险和收益对称的原则，较传统的利润指标更能真实反映经营绩效和价值创造，因而以此作为内部绩效评估的主要指标，可以充分体现银行的价值理念和政策导向。

.业务战略决策。银行可根据各个机构､部门和业务的经济资本回报率水平决定业务发展战略和方向。对回报率水平较高的业务和价值创造较高的机构､部门，应给予更多的扶持政策，而对回报率很低甚至是负贡献的，则应采取限制和收缩政策，以避免价值损失。[2]

经济资本管理的根本目标是控制业务风险，确保银行具有充分的风险抵御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提高风险调整后绩效，以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目标。这是银行核心价值理念的具体体现。

三､当前银行运用经济资本方法管理风险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1.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银行应综合考虑股东､经营管理层､监管当局等不同角色对资本管理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一是评价银行总体风险承受能力。综合考虑股东收益和经营中承担的风险，并对所需资本的总体水平做出评估;银行的经营管理层须就其风险偏好所要采用的风险结构做出决定。二是合理配置资本资源。银行根据既定的资本总量和资本回报要求，运用限额管理､组合管理以及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目标管理等手段，将资本在各个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等不同层面进行有效配置。三是最优化可用资本。在风险结构和预计的资本需求量一定的情况下，银行需要运用内部风险资本模型度量最优化可用资本水平，确保可用资本与规划资本需求一致，并使资本成本达到最优。四是衡量资本使用和收益。银行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计算实际资本收益，当环境变化､业务超过原定目标或原定目标无法完成时，银行有必要对资本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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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博弈模型（II）

风险资本家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好的创业企业，因为好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能不断提供好的创意，让其资本得到升值。但通过上面的博弈分析知道，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之间为了争取到风险资本家的投资，会采取欺骗策略，即隐藏其企业的不利信息。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特殊性，风险资本家搜集创业企业信息的成本很高。虽然如此，风险投资家为了得到有发展潜力的创业公司，他们可能会先投资，以抢占先机。此时，面对众多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风险资本家可以选择两种投资策略：严格的审查创业企业和不严格审查创业企业，前者会严格审查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信息，后者则不做严格审查。两个风险投资家的具体策略如下：（1）两个风险投资家同时选择不严格审查的策，他们投资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有好的创业企业和坏的创业企业，收益均为V1。（2）两个风险投资家同时选择严格审查的策略：他们投资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应为好的创业企业，设收益均为V2。（3）一个风险投资家严格审查、一个不严格审查：如果一个风险投资家采取不严格审查策略，其投资的创业企业就较多，投资风险越大，预期收益也就越高，因此选择不严格审查的风险投资家的收益会大于另一个风险投资家，其收益为(V4，V3)在风险投资市场上，风险投资业务发展初期，风险投资家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好的创业企业，因为它们能够为风险投资提供高额回报。与此同时，由于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创业成本很低，只需注册个公司，其后续运营资本则主要依靠风险投资家的投资，因此存在一些专门为了骗取风险投资家投资而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风险投资家投资的创业企业的增加，其投资的不好的创业企业的占有率也在不断增加，承受的风险增长速度比收益增长速度快，另外结合上面的博弈中V4>V2>V1>V3，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家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投资存在“囚徒困境”情况。如果进行无限次博弈，可以看出两者的最佳策略均为不严格的审查投资策略，这样就会造成很多投资是不必要的，也就是说，博弈均衡状态下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即对风险投资家A、B来说，他们无法集中精力去管理所投资的创业企业，而是去寻找更多的创业企业进行投资，从而使自己的资金发挥更大控制作用。从整体来看，不严格审查创业企业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收益是2V1，小于风险投资家都严格审查创业企业可能获得的收益2V2，也不是最佳选择。只有两个风险投资家都严格审查创业企业的投资条件，即采取（严格，严格）的博弈策略，才能在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同时使得整体效益最大化就无限次博弈来说，两个风险投资家的最佳策略均为不严格审查。然而这非常容易导致风险投资家之间的激烈竞争，一方面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欺骗风险投资家以获得更多的投资，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家也通过不严格审核创业企业的的信息等方式投资更多的创业企业。这会使风险投资市场越来越混乱，创业企业欺骗投资的行为经常发生，最终导致像我国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一样，很多企业老板因无法偿还贷款而“跑路”。最后国务院不得不专门针对温州的民间借贷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这对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可见胡乱投资会给风险投资市场造成很严重的负面影响。结论2：如果仅从风险投资家寻找好的创业企业来看，则风险投资家博弈的最优策略为采取不严格审查策略，风险投资家与创业企业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会因此加剧，最终会导致骗取投资行为的发生。

3基于声誉模型（KMRW）模型的风险投资家与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III）

由于风险投资家与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非常普遍，因此，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根据模型（II），风险投资家投资时的最佳策略为不严格的审查策略，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信息不做严格审查。于是风险越大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越热衷于争取风险投资家的投资。而争取投资成功后越容易给风险投资家造成损失。由于风险投资家搜集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信息不仅困难而且成本大，只有合作中才能发现企业的好坏，为了寻找到更多好的创业企业进行投资，他们就“广泛撒网”，很多创业企业利用这个机会骗取投资，造成风险投资市场上的二手车问题，即最后风险投资市场上争取到风险投资的创业企业的信用越来越差。声誉可以在市场交易中保证契约执行的作用，从而缓解了由于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声誉由此成为在不同的市场中提高交易效率的机制。下面本文用声誉模型来分析风险投资家和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之间的博弈行为，以减少风险投资市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影响，并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参照模型（I），假设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在争取风险投资家投资时，可以采取欺骗和不欺骗风险投资家的策略。根据结论2的情况，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风险投资家往往会采取信任高新技术创业企业，设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家采用（欺骗，信任）的策略的收益为（E1，V1），而采用（不欺骗，信任）策略收益为（E2，V2），这种情况的结果如表3所示：表3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假设风险投资家、高新技术创业企业进行不完全信息博弈，他们之间的博弈分为如下两个阶段：（1）在第一阶段，风险投资家首先采取行动，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风险投资家可以选择信任企业，也可以不信任。如果风险投资家选择不信任，则博弈结束；如果风险投资家选择信任，则博弈进入第二阶段。（2）在第二阶段，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将会采取行动。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可以选择欺骗风险投资家，也可以选择不欺骗。如果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选择后一种情况，即不欺骗，他们博弈结果如图3所示，为（E1，V1），否则为（E2，V2）。为了使分析更有意义，本文结合实际情况，假设E1>E2，V1<0<V2。如果这场博弈是单次博弈，那么博弈的均衡结果就是风险投资股东不相信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两者的收益均为0。因为风险投资家如果选择信任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就会使创业企业占选择主导权，其会在欺骗不欺骗之间进行选择，选择欺骗给他带来的收益为E1，而选择不欺骗给他带来的收益为E2。当博弈均衡时，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一定会选择欺骗风险投资家而使风险投资家损失V1。因此，选择信任会使风险投资家损失V1，风险投资家最佳选择是不信任。因此，如果是单次博弈，那么互相不信任就是唯一均衡的结果。假设风险投资家和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可以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并假定他们共同的时间贴现因子为δ(0＜δ＜1)，如果风险投资家选择信任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信誉以争取到更多投资，就会认真对待风险投资家的信任。因此，如果风险投资家和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相互信任，在无限期情况下，他们的贴现收益分别为式（1）和（2）所示。在模型（II）中，只要贴现因子高于某一临界值，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从欺骗中得到的收益的贴现值小于未来收益的贴现值时，就会出现合作的结果。但是，在这个博弈中，需要博弈双方都是固定不变的。如果博弈双方中一方固定而另一方变动，合作博弈仍然是可以实现的。结论：（1）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选择不欺骗带来的收益越大，即创业企业的良好声誉给其带来的收益越大，创业企业越不会进行欺骗；（2）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选择欺骗带来的收益越大，即创业企业的坏声誉对其收益的影响越小，创业企业越有激励进行欺骗；（3）声誉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长期利益的影响越大，即贴现因子越大，创业企业越有激励表现的诚实。风险投资家投资后通常采取分阶段投资的方式，而每个阶段的投资必须建立在创业企业已经完成上一阶段要求的基础上，才会继续投资。但是，分阶段投资时风险投资家的道德风险就会损害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利益。青木昌严（2000）通过对美国硅谷的创业投资案例分析会发现，风险投资家的投资模式一般是“锦标赛”式，即他们在第一阶段投资很多家企业，然后观察各个企业的市场表现，从而选定一家最受市场“亲睐”的企业，抛弃其他的企业，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创业企业的利益。Bachimann和Schindele（2006）研究风险投资家在参与创业企业技术创新开发的过程中，风险投资家可能会“窃取”商业机密，最终影响创业企业的成功。Kishida（2002）的研究也发现，有实力的风险投资家掌握了创业企业的技术后，以单独开发创意来要挟创业企业，也是导致创业企业利益受损的现象。因此，本文提出模型4。模型4：风险投资家投资后，他可以选择的策略有：长期合作或者中途欺骗。如表4所示：表险投资家和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风险投资家欺骗不欺骗高新技术创业企业信任(X1，Y1)（X2，Y2）不信任(0，0)（0，0）这个博弈的过程和模型（II）中的情形相似，因此，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结论：（1）风险投资家选择不欺骗带来的收益越大，即风险投资家的良好声誉给其带来的收益越大，风险投资家就不会进行欺骗；（2）风险投资家选择欺骗带来的收益越大，即风险投资家的坏声誉对其收益的影响越小，风险投资家就越有激励进行欺骗；（3）声誉对风险投资家长期利益的影响越大，即贴现因子越大，风险投资家越有激励表现的诚实。

篇（6）

(二)筹资活动中防范风险的措施。

1．保持适度负债，及时调整资本结构，选择最优资本结构。企业在筹资管理过程中，应采取适当的方法以确定最佳资本结构，使之达到最优化，是筹资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一是在筹资决策中，企业应确定最佳资本结构;二是对于不合理资本结构，调整以至达到最优化。负债筹资是企业采用的主要筹资方式，因为负债筹资有如下三个优点:一是能获得财务杠杆利益;二是负债筹资的利息可在纳税前扣除，可减少缴纳企业所得税;三是负债筹资资金成本低，可减低企业加权平均资金成本率，并可提高每股收益，增加股东权益。但是，过度的负债，将加大企业的财务风险。因此，企业应尽可能地寻求一个最佳资本结构，使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企业价值最大化。

2．合理安排筹资期限的组合方式。企业在安排两种筹资方式的比例时，必须在风险与收益之间进行权衡。按资金运用期限的长短来安排和筹集相应期限的负债资金，是规避风险的对策之一。企业必须采取适当的筹资政策，即尽量用所有者权益和长期负债来满足企业永久性流动资产及固定资产的需要，而临时性流动资产的需要则通过短期负债来满足。这样既避免了冒险型政策下的高风险压力，又避免了稳健型政策下的资金闲置和浪费。

3．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负债财务计划。企业应按需安排负债。同时，还应根据负债的情况制定出合理的还款计划，避免影响企业信誉。因此，企业利用负债经营加速发展，就必须从加强管理、加速资金周转上下功夫，努力降低资金占用额，尽力缩短生产周期，提高产销率，降低应收账款，增强对风险的防范意识，谨慎负债。在制定负债计划的同时须制定出还款计划，使其具有一定的还款保证，企业负债后的速动比率不宜低于1:1，流动比率应保持在2:1左右的安全区域。

(三)投资活动中防范风险的措施

1．加强资金的计划性。资金计划应包括投资所需资金的筹措、投资以及回收计划等。企业的资金计划应避免不可预见性支出给企业资金计划带来的压力。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在计划执行阶段不断调整和修订原有的资金计划，以保证计划的准确性。总之，只要企业严格按照投资项目的资金计划控制资金收支，就能有效控制此类风险的发生。

2．充足的资金储备或未用借款额度。企业在投资活动前很难预计所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总量，实践中，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总量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且常超出企业的预期。企业必须有充足的资金储备或未用借款额度，否则，企业可能会因无法及时筹措资金而导致投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被迫中断，资金长期被占用且不能创造任何收益。因此，企业在进行项目投资时，除了筹措资金外，还应有充足的资金储备或未用借款额度，以便随时追加投资的投入。

3．增加自有资金的投入。企业用于进行项目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自有资金，二是企业通过负债筹措的资金。企业的自有资金在总投资中的比例越高，企业偿债能力越强，承受投资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企业不能一味地依靠银行借款或其他负债形式筹集资金，而应尽量增加自有资金的投入，提高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比例，以防范由投资失误带来的偿债风险。

篇（7）

风险投资过程要用到高度专业化和非常复杂的知识。这些知识有些是显性的，可编码的。比如尽职调查程序，契约设计，项目评估模型与方法。有些知识则是隐性的，不可编码的。比如对投资机会的识别，处理与创业企业家的合作关系等等。由于不同风险投资家的专业化训练经历不同，不同风险投资机构涉猎的阶段、行业等更是千差万别，因此不同风险投资家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有很大的差异。首先，相较于投资于特定阶段、特定行业、特定地域企业（专业化）的风险投资机构，在不同的阶段、行业、地域开展业务的风险投资机构能从多样化的环境中接触到大量不同种类的信息，多样化投资机构因其专业知识涉足的领域更为广泛，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其次，多样化风险投资机构在更多领域的投资经历，可以促进组织学习，促使其研究和改变，做出具有竞争力的选择，因此他们会拥有更多内部能力，使用网络资源的能力更高。VincenzoFarina（2010）［12］认为多样化的机构拥有更多的有关潜在投资机会的处理能力，可能的原因有：第一，专业化程度会影响企业信息转介交换的能力。在多个领域开展业务的“多面手”机构因其掌握的专业知识的多样性，更容易识别和译码获得的信息，更容易进行信息资源的交流与共享；第二，专业化程度的高低在影响企业转介交换能力的同时，也会影响企业受益于网络间信息交换的能力。具有较高的网络中心性的多元化风险投资机构能够更好地受益于从合作伙伴处收到的信息，因为相较于许多专业化公司，多样化公司在不同的市场中开发利用新机会的优势能力更强。而专业化的机构处在一个同质化的学习环境中，可能会限制信息采集能力，培养惯性和惰性，影响其获取和使用网络资源的能力，并最终影响其绩效的提高。如从获得项目邀约的过程来看：网络中心性可以使专业化投资者和多样化投资者都获得大量的参加联合投资的邀请，但多样化机构因其获得各种不同邀请的能力较强，相较于专业化机构会获得在不同细分市场经营的更好的机会（Pollock，Porac&Wade，2004）［19］。通常情况下多样化机构的内部资源在大量不同的行业中显得更有效。这意味着，当多样化机构收到邀请开发不同细分市场时，他们更有可能接受，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些领域有所经营。相反，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机构因其内部能力的局限性，他们从收到的邀请中获益较少，只有当专业化机构接收到的邀请涉及他们领域的专业知识时，才能从中获益。因此，一家风险投资机构的高专业化水平会减少其从中心位置的获益，因其缺乏内部能力来利用网络中心性带来的机会。换句话说，专业化机构只能在其专业领域内构建联盟，使其不能充分利用从良好网络位置中获得的机会。

（二）专业化或多样化对投资机构对网络依赖的影响

相较于多样化的风险投资机构，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风险投资机构对联合投资网络的依赖程度会比较低，从而使得网络位置对投资绩效的影响表现没有多样化机构那样明显。专业化程度较高的风险投资机构往往专注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行业、区域和阶段，使得风险投资机构能更好地理解特定投资发展阶段、地域和行业的特点，从而做出更好的决定，从而对来源于联合风险投资网络的投资机会信息的依赖程度降低；风险投资家必须对特定行业或阶段的风险进行深入了解，而不必要通过联合风险投资网络去获取所投资企业的相关信息，使得所投资企业难以掩盖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因此专业化的投资机构主要通过自身积累难于模仿的内部资源和能力来获得竞争优势。DirkDeClercq（2003）研究指出［20］，相同类型的投资（投资于某一行业或某一阶段）可以通过“学习效应”，应用前次投资中获取的技巧提高甄别投资项目的能力、增值服务的能力、管理所投资企业的能力等，而不仅仅依赖于联合投资伙伴的有关投资技巧；投资于有限的行业、地域和发展阶段使得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组合之间可以有效地分享经验，而不仅仅是依靠联合投资网络来获取信息经验。如从投资项目选择过程来看，专业化投资机构对其业务集中的少数行业市场和阶段有深刻的理解，而对其他细分市场缺乏有用的能力，必然会优先考虑投资于机构熟悉的行业，谨慎投资于机构本身不那么熟悉及专业性很强的行业。投资于机构本身熟悉的行业有很多好处：可以使得机构对风险企业、风险项目的选择与判断更加有把握，更加容易选到比较有前景的风险项目；另一方面，专业化的风险投资机构容易对风险企业实施监督，了解其发展真实状况，最终有利于风险投资机构决定其最佳投资时机以及最佳退出时机，维护自身利益。这种情况下限制了他们充分利用从网络中心位置获得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多样化的投资机构更容易从较好的网络位置中获益，而专业化的投资机构则限制了其从较好的网络位置中获益。由于网络位置对绩效的正向影响已大量实证，而专业化和多样化是投资机构投资特征属性的两种表现，因此得到以下假设：专业化程度减弱了网络位置对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清科数据库，选用2000-2013年的数据。抽样原则为仅选用2005-2007年至少发生三次投资行为的中国本土投资机构，以使对专业化/多样化投资策略的测度更有意义。另外这些投资机构的网络位置采用5年时间窗，使用2000-2004年联合投资形成的联合风险投资网络进行测度，2008-2013年观察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绩效。本文最终收集到72家中国投资机构的230轮投资数据。

（二）变量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绩效。这一变量主要有两种测度方法：直接测度法和间接测度法。直接测度法是指使用收益类数据（比如内部收益率）直接度量投资机构的投资绩效，间接测度法是指使用与投资收益相关的非收益类数据来间接度量投资机构的投资绩效。由于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收益往往是非公开的，对于投资机构的投资收益，很难得到可靠的大样本数据。因此，国内外同类研究大多采用间接法来度量投资机构的投资绩效。由于投资机构的投资收益最终都通过退出来实现，而且不同退出方式下投资机构的投资收益往往差异很大，因而使用退出方式来间接度量投资绩效是国内外相关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做法。比如，Cochrane（2005）［21］使用美国风险投资业1987-2000年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投资收益与退出方式密切相关，Nikoskelainen&Wright（2007）［22］使用英国风险投资业1995-2004年的相关数据得出类似的研究结论。GompersandLerner（2000）［23］提出，衡量风险投资项目成功的办法是投资项目是否IPO或者企业成功并购。本文定义投资绩效为是否通过IPO成功退出，退出取值为1，其他情况取值为0。2.解释变量网络位置。借鉴前人成果，风险投资机构的网络位置采用程度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及中介中心性三个指标度量。三个中心性都用来度量风险投资机构网络联结的数量，但其具体的内涵和适用范围不同。程度中心性是指网络中的投资机构与其他机构发生网络联结的总数量，特征向量中心性则是说明网络连接的质量（Bonacich，1972）［24］，中介中心性则是来衡量投资机构充当中介的能力。专业化程度。本文拟选取专业化还是多样化投资这一角度来看投资特征。根据已有研究，学者普遍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即投资机构的发展阶段、行业、地理范围的专业化，并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法（Herfindhalindex）来衡量发展阶段专业化、行业专业化、地理范围专业化的程度。表示发展阶段中投资于第i个发展阶段的企业数，S则表示某一风险投资机构总共投资的企业数。其他两个指数定义类似。本文依照清科数据库分类，将风险项目发展阶段分为初创期、扩张期、成熟期三个阶段。风险项目行业分为广义IT、生技/健康、清洁技术、服务业、传统行业五个行业。因为风险投资业在中国各个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本文在客观考查中国风险投资业实际的地区发展状况后，将区域划分为三大主要地区（津京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其他地区（内地其他地区和香港、台湾、海外地区在内的其他地区）。3.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本文引入了以下三个控制变量。（1）投资经验。已有研究表明风投机构的绩效可能引起投资经验而表现出一定的持续性（Kaplan&Schoar，2005）［27］，投资经验对绩效的正向影响已经得到大家的共同认可。本文选用累计投资轮次这一指标来度量投资经验。（2）联合投资规模。Brander，Amit&Antweile（2002）［28］实证表明联合投资规模可能会影响到投资效益，且证明了这种正向相关。Nahata（2008）［6］的研究表明，联合投资规模越大，投资机构更容易成功退出。本文定义这一变量为联合投资于某一项目的投资机构数。（3）退出条件。始于Lerner（1994）［29］，多项研究发现投资机构选择更好的市场条件退出。本文使用Nahata（2008）［6］提出的方法引入退出条件来控制退出市场波动对投资机构退出的影响：对通过IPO退出的投资，使用其退出时所在季度的IPO退出总数来；对于没有IPO退出的投资，使用从投资活动的下一个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的季度平均IPO退出总数。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变量的极大值与极小值间差异较大。例如行业专业化程度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21，退出条件最大值为57，而最小值仅为8。投资经验最大值为41，而最小值为0，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对专业化程度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变量间相关性系数见表3所示。程度中心性、特征向量中心性、与IPO退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中介中心性与IPO退出正相关但并不显著，说明中心性越高，投资绩效越好。投资经验与IPO退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投资经验丰富的投资机构更有可能IPO退出。投资经验与中心性均显著正相关，说明投资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占据网络有利位置。联合投资规模与IPO退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联合投资规模越大，IPO退出的可能性越大。退出条件与IPO退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市场退出条件越有利，IPO退出的可能性越大。

（三）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IPO退出，是二值变量，因而本文选用二值被解释变量常用的二值离散选择模型。而二值离散选择模型中以probit模型和logistic模型最为常见。而probit模型多用于实验数据，logistic模型多用于观察数据。因而本文选用logistic模型。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讨论

实证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的拟合度较好，Logistic回归中主要把HosmerandLemeshowTest的结果作为拟合优度指标，当其Sig值（P值）大于0.05时（最好是大于0.1以上）认为模型拟合优度可以接受。而-2对数似然值也叫作拟合劣度卡方统计量，用于反映模型中包含所有解释变量的误差，用来处理被解释变量无法解释的变动部分的显著性问题。-2对数似然值实际显著性水平比给定显著性水平α要大，意味着解释变量中不能解释的变动部分不显著，也说明回归方程拟合度很好。下文具体说明各专业化指标调节作用的回归分析结果。

（一）行业专业化程度的调节作用

从表4中可以看出，程度中心性与行业专业化程度交互项对IPO退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行业专业化程度越高，程度中心性对IPO退出的影响越弱。程度中心性对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说明投资机构的程度中心性越高，IPO退出的可能性越大。行业专业化对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也显著，说明投资机构的行业专业化程度越高，IPO退出的可能性越大。特征向量中心性与行业专业化程度交互项对IPO退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行业专业化程度越高，特征向量中心性对IPO退出的影响越弱。特征向量中心性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IPO退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投资机构的特征向量中心性越高，IPO退出的可能性越大。行业专业化对IPO退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中介中心性与行业专业化程度交互项对IPO退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行业专业化程度越高，中介中心性对IPO退出的影响越弱。中介中心性对IPO退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行业专业化对投资绩效影响显著且为正向，说明投资机构的行业专业化程度越高，IPO退出的可能性越大。

（二）地理范围专业化程度调节作用

从表4中可以看到，程度中心性与地理范围专业化程度交互项对IPO退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地理范围专业化程度越高，程度中心性对IPO退出的影响越弱。程度中心性对投资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投资机构的程度中心性越高，IPO退出的可能性越大。地理范围专业化程度对投资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投资机构的地理范围专业化程度越高，IPO退出的可能性越大。特征向量中心性与地理范围专业化程度交互项对IPO退出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特征向量中心性对投资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投资机构的特征向量中心性越高，IPO退出的可能性越大。地理范围专业化程度对投资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投资机构的地理范围专业化程度越高，IPO退出的可能性越大。中介中心性与地理范围专业化程度交互项对IPO退出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中介中心性对IPO退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地理范围专业化程度对投资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投资机构的地理范围专业化程度越高，IPO退出的可能性越大。

（三）发展阶段专业化程度的调节作用

从表4中可以看到，程度中心性与发展阶段专业化程度交互项对IPO退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地理范围专业化程度越高，程度中心性对IPO退出的影响越弱。程度中心性对投资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投资机构的程度中心性越高，IPO退出的可能性越大。发展阶段专业化对IPO退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特征向量中心性与发展阶段专业化程度交互项对IPO退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地理范围专业化程度越高，特征向量中心性对IPO退出的影响越弱。特征向量中心性对IPO退出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发展阶段专业化对IPO退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中介中心性与发展阶段专业化程度交互项对IPO退出有负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中介中心性对IPO退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发展阶段专业化对IPO退出有正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另外，控制变量的回归中，投资经验对投资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有的显著，有的不显著；联合投资规模对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联合投资的项目更有可能通过IPO退出；退出条件对投资绩效的正向影响也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退出市场条件是影响IPO退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将以上结论总结如下，如表5所示。

篇（8）

由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主要由环境风险和管理风险组成，因此，本文拟主要运用现代审计理论，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内部控制制度评审入手，试对环境风险、预测风险、决策风险、招聘培训风险、配置使用风险、风险、流失风险等方面的审计展开探讨。

一、内控制度评审

对内控制度测试和评价，确定审计的重点是现代审计的重要特征。因此，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审计也应先以人力资本投资内控制度评审为突破口。所谓人力资本投资内控制度是指企业为了保证持续经营的需要，保护人力资本投资的安全完整，确保投资信息正确、可靠，协调投资经济行为，控制投资活动等而制定的一系列具有控制职能的组织、措施、方法和程序的总称。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内控制度评审时，应首先取得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本投资内控制度，并对其健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

健全性评审应主要从如下几方面进行：

1.审查人力资本投资管理部门是否健全；责权利是否明确；不相容职务是否分离，分工能否起到应有的相互制约作用。

2.审查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会计信息及相关的经济信息、簿记、报告制度是否健全；其信息记录、传递程序是否都有明确的规定；有无审核和定期核对制度。

3.审查企业是否建立了严格的人力资本投资经济责任制；责任是否落实；是否严格执行了奖惩制度。

4.审查企业是否对各项人力资本投资活动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有无清晰的流程图交由有关人员严格执行。

5.审查企业各项人力资本投资业务循环中的各关键控制点是否都设有控制措施；各项控制措施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制度；是否经济；是否切实可行。

6.审查企业是否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内部审计监控制度；内部审计监控对查错揭弊、改进投资管理、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益是否发挥了作用。

通过上述几方面评审，评审人员应发现企业内控制度的设计是否齐全，每项制度的内容是否完善，有无较强的内部控制功能等，并对其作出总括性评价。

然后，根据健全性评审结果进行有效性评审，如果决定全部或部分的信赖内部控制，审计人员还必须对有关的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详细审查，确定每项具体控制程序是否被严格执行，执行是否有效。

通过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性和有效性的评审，审计人员就可以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潜存的风险有一大概认识，并确定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实际业务是采用抽样审计还是采用详细审计。

二、环境风险审计

企业环境变动会导致风险。如宏观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市场需求转变、科技重大突破、行业前景、行业竞争性、突发灾害事故等，都会使原来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贬值和过时。审计人员针对该种风险应主要进行如下几方面审查：

1.审查企业是否对宏观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和本行业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的最新变化进行识别和跟踪；是否根据这些最新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活动进行适当调整。

2.审查企业是否对本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最新技术进步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识别和跟踪；是否根据跟踪结果对人力资本投资活动作出适当调整。

3.审查企业是否识别、计量和跟踪本企业产品的衰退和过时风险；研发部门是否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及时采取措施排除该风险；该措施是否有效。

4.审查企业是否对本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消费需求变化进行识别和跟踪；是否了解现有产品的销售趋势；是否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针对消费需求变化和现有的销售趋势而适时采取风险控制措施；该措施是否有效。

三、投资预测风险审计

人力资本投资预测风险对企业影响巨大。审计人员应重点审查人力资本投资需求预测是否建立在现有人力资本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之上；是否充分考虑了企业未来发展中内外环境变化和总体战略要求；企业是否满足预测模型的假定条件；预测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是否根据预测的对象、任务、内容和条件选择与之相适应的预测方法和技术。

四、投资决策风险审计

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失误所致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审计人员可主要进行如下几方面审计：

1.审查人力资本投资目标是否与企业的战略目标一致。

2.审查投资决策所使用的假定是否合理；所使用的基本数据是否是最新的、完整的，其来源是否可靠。

3.审查人力资本投资对象的决策标准是否客观。

4.审查人力资本回报和成本数据是否真实。

5.审查人力资本投资对象的决策是否客观和理由充分。

6.审查所放弃的人力资本投资方案是否可行。

鉴于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与物质资本投资决策基本相似，因此，审计中也可借鉴物质资本投资决策风险审计的方法和程序。

五、招聘、培训风险审计

在进行人力资本招聘风险审计时，要重点审查：企业是否具有全面的职务（工作）分析报告；是否有合理的招聘计划；招聘计划是否符合企业发展的规划；是否对应聘者的背景进行调查；有无科学的人力资本评价制度和试用制度；新增的人力资本是否符合该评价制度和试用制度；是否与被录用人员签订“对履历真实性保证协议”、“服务期限约定”等，被录用人员是否适合企业文化和具体工作岗位的要求。

对于人力资本培训风险，应重点审查：企业是否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目标；培训计划是否健全，短期和长期计划是否有效衔接；为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培训是否按时对申请培训员工的条件进行摸底，培训对象的选择是否有客观公正的资格认证标准、制度，并能予以严格执行；是否与将要参加培训的员工签订培训合同，合同中是否对培训期间培训费用的承担和担保、接受培训员工的工资、福利、培训后的服务期限以及违约责任等做出明确规定；培训项目是否实行专人负责制，项目负责人在选聘专家或教师前是否对其以前的施教情况、个人业绩以及在原单位的表现有所了解；培训方法和途径是否灵活多样而有效；是否针对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特点建立多层次的培训内容，培训内容的确定是否既符合企业技术、管理技能的全面要求，又符合市场化需要和企业未来发展的要求；培训经费有无保障；培训效果是否有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指标或方法，并能利用该评价指标或办法予以严格的考核和评价；对考核合格的是否给予恰当的安排，不合格的又如何处理；培训前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执行；培训后的员工能否严格地按规定的职级、任务、责任和权利履行其职责。

六、配置使用风险审计

人力资本配置不当、使用不充分也会带来风险。审计时，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审查员工能力与岗位要求是否匹配

员工能力与岗位要求匹配是企业人力资本配置的首要环节。审计时，审计人员应从了解岗位的具体要求，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岗位处理的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和复杂程度入手，审查员工能力是否适应岗位的要求。具体审查时应主要审查：本岗位工作是否适合员工的技能和专长爱好，岗位人员是否了解所在岗位的工作条件，是否掌握本岗位所需的资料和知识。对于员工能力低于岗位要求的，应审查对这些员工是否有调整计划和培训计划；对于员工能力超过岗位要求的，应审查对这些员工是否有扩充职务、加重担子的计划。

（二）审查劳动定员和劳动定额

员工能力与岗位要求匹配审查工作完成后，应接着进行人力资本配置的核心环节-劳动定员和劳动定额的审计。审计时，应重点审查：企业人事部门制定的定员计划是否按劳动效率、设备和生产岗位等依据正确计划和编制；超计划的增员是否经主管部门审批，有无导致人力资本的闲置和浪费；超计划减员是否确实是实际生产需要，有无导致生产设备的闲置。审查劳动定额是否处于正常生产技术组织条件下多数员工经过努力能够达到或超过的水平；定额水平是否随生产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对于超额完成定额的员工，是否及时给予适当的激励；而对于没有完成定额的员工，有否进行相应的处罚。

（三）审查人力资本结构和分布

合理安排人力资本结构和分布也是人力资本配置的重要环节。人力资本结构的审查可按不同的标志进行。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人力资本分为生产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其他人员五类。对此应重点审查非直接生产人员，如后勤服务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等是否存在超编过剩，人浮于事的情况；生产工人配备是否齐全；管理人员分工是否明确，责任是否清楚（陈思危，2002）。生产工人内部各种工人的人数、比例是否符合生产要求；技术人员内部各专业人数比例是否合理；管理人员内部经营、营销、政工人员的比例是否恰当。同时，还要将各类人员的实际结构与计划结构，与上期和历史某一时期结构或与同类企业结构比较，审查其变动是否合理。就年龄结构而言，应重点审查企业员工年龄结构是否老化，有无后继乏人的倾向；有无因徒工或新招收人员过多而出现员工素质低下，急需大量培训的现象。除此之外，还应按员工的技术级别或技术职称结构进行审查，主要审查人员配备是否称职，是否有高级或高职人员从事较简单的工作而造成人力资源浪费，低级或低职称人员从事难以胜任的复杂工作而影响工作质量的现象（陈思危，2002）。

一个企业，即使各类、各年龄段、各专业、各级员工结构合理，但分布不合理，也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因此，还应对人力资本分布进行审计。审计人员应审查生产、管理、服务部门、各车间、各科室的员工人数占员工总数的比例是否合理，有无某些部门人浮于事，而另一些部门人手不足的情况；另外，还应重点审查科技人员、高层次员工在各部门、各单位的分配是否合理，有无部门对此类关键人员不需要但却抓住不放的情况。

（四）审查员工工作时间的利用情况

员工工作时间利用情况，主要包括工作日利用情况、工时利用情况、工作效率等。审计时，应重点审查员工有无非正常缺勤、计划外停工和在班内从事不必要的非生产性活动；对此，企业是否制订过相应的监督和惩罚措施；对于工作效率的审查，应主要审查员工是否完成了劳动生产率的计划；审查影响劳动生产率计划完成的各种人为的因素以及企业对该因素的重视程度；同时，还要将本期劳动生产率与上期（过去某时期或历史最高时期）、与同类企业先进水平进行对比，审查它们之间的差距以及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降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途径。

七、风险审计

对于经营者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行为、员工偷懒行为所致的风险是最难控制的风险。审计人员对此风险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应重点审查企业是否建立健全员工考核标准和制度，考核制度内容是否科学、完整，考核方法是否科学，是否根据员工考核结果设计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设计的激励机制是否体现多劳多得和按能力分配原则，是否建立了明确的员工报酬制度和人力资本利润分配制度，不同等级、不同岗位、不同情况、不同贡献的员工报酬和人力资本利润分配差距是否合理，分配政策、程序、要求和内容是否公开透明；激励机制是否体现未来原则，是否把员工个人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发展直接挂起钩来；激励机制是否体现市场化原则，员工特别是企业高层次人才的激励率是否高于同行业市场平均激励率；是否设计能激发员工特别是高层次人才事业心、社会地位与价值、个人荣誉等非物质性激励；激励机制的设计能否达到员工与企业成为利益共同体，员工与企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的理想境界；员工有无偷懒行为，经营者有无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行为，其程度如何？企业是否对此设计了一套完善的内外部约束机制，该约束机制是否带来良好的效果；对于效果不理想的是否及时予以改进。

篇（9）

1.1风险投资机构的地理集聚在很多国家，VCF具有普遍的地理集聚性，大多高度集中于少数产业集群中［5］。从VC的最早起源地———美国来看，很多学者发现美国的VCF大多集中在某些特定地区———金融资源集聚区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区［1］，他们利用数据对这种集聚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统计和分析。在VC发展的早期，加州（旧金山－硅谷，32．5％）、纽约（20％）和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17．4％）便被认为是美国VCF最为集中的3个地区［1］。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集聚区的地位继续得到巩固，仍有超过一半的美国VCF集中于旧金山、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的中心）和纽约3个地区［11］。随着美国VC产业的成熟以及其对创新和创业的作用的凸显，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也逐渐开始发展VC产业。在美国VCF集聚的背景下，更多学者发现，VCF在欧洲多个国家同样具有高度的集聚性。作为美国之外的VC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以色列的VCF主要集中在特拉维夫地区［12］；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的VCF便主要集聚于大伦敦（GreaterLondon及东南地区（SouthEast），尽管90年代后VC产业的快速增长使得这种集聚效应有所减弱，但并未改变这种集聚局面［4］；德国的VCF主要集中在慕尼黑、法兰克福、柏林、汉堡和杜塞尔多夫5个地区［5］，这些地区同时也是德国的金融集聚区；法国的VCF主要集中在巴黎及其周边地区。可见，从美国到欧洲各国，VCF均高度集聚于少数地区［11］。通常传统的投资企业倾向于集聚在金融资源集聚区。但是，与传统的私募基金（privateequity）偏爱投资成熟企业不同，狭义的VC更倾向于投资那些较为年轻的高新技术类创新企业，从而使得VCF较多集聚于高新技术集聚区［5］。因此，VCF的地理集聚不仅与地区的金融创新发展水平一致，而且与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吻合。而VCF在机构扩张过程中倾向于集中在那些VC较为发达的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VCF的地理集聚趋势［13］。

1.2创新企业的地理集聚VCF在选择PF进行投资时对PF所在产业和地区具有明显的偏好，这导致接受VC的PF也具有很高的地理集聚性。Florida和Kenney［1］发现，超过70％的接受VC的PF集聚在其所定义的3个VCF集聚区。近年来的研究同样表明，拥有美国超过一半的VCF的3个地区———旧金山、波士顿和纽约依然吸引了超过49％的PF［11］。这种地区集聚性在风险投资比例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表现得更为明显。Zook［14］通过研究网络产业发现，VC的分布能够影响新建网络公司的区位选择，从而使该产业中接受VC的PF呈现出地理集聚的特点。Chen和Marchioni［15］对美国的生物技术产业进行了研究，同样发现接受VC的生物技术PF高度集中于北加州、波士顿以及圣地亚哥等地区。VC机构所投资的PF呈现出的地理集聚性，实际上反映了VC投资行为的集聚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集聚性有关，因为VC投资是高新技术产业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往往具有集聚的趋势［4］。新创企业的地理集聚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风险资本将集中投资于特定产业的集聚地区［16－17］。纵观欧洲的VC资本流向，不难发现，接受VC的PF在主要的欧洲国家也呈集聚态势。近半数的英国风险资本进入了以伦敦为主的东南地区［4］，接受VC的PF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地理集聚；德国的风险投资更多流向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比较发达的慕尼黑等地［5］。在丹麦，这些企业主要集聚在哥本哈根地区———即便该地区的R＆D企业比例相对并不高［18］。以色列的PF也主要集中在特拉维夫地区。VCF及其投资的PF各自体现出的地理集聚性，揭示了风险资本“从集聚到集聚”的特征。

2地区偏好：本地偏好与集中偏好

通过研究VC的双重集聚，不难发现，VCF的集聚区和PF的集聚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较大的重合。该现象使得一些学者开始考虑，VC的地理集聚是否是因为其投资选择具有一定的地区偏好，而这种地区偏好可能具有本地偏好和集中偏好的特征。

2.1风险投资的本地偏好风险投资机构在投资选择时往往具有本地偏好。这主要是因为地理临近能降低成本、带来更多的信息优势和减少预测误差，从而可能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和退出回报。风险投资过程需要大量的共享信息［1］，造成信息不对称的信息主要是软性信息（softinformation）———它区别于能被测度、记录和传播的硬性信息（hardinformation），会影响风险投资机构对目标企业所在区位的选择。文化差异便是一种诱导风险投资的本地偏好的软性信息，这在加州效应（Californiaeffect）研究中颇为明显———不同的办公文化导致的不同契约风格使得硅谷地区的VCF更愿意选择当地的创新企业，因为硅谷的非正式办公文化往往难以被128公路地区的正式办公文化所接受。同时，本地媒体对本地企业信息披露的偏好也会使其提供更多的本地市场信息，从而降低了VCF投资前的扫描成本和投资后的控制成本［20］。而VC有别于一般的风险（risk）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需要参与所投资的PF的管理和控制，这就要求风险投资家要相对频繁地造访所投资企业、与其创始人和管理者保持联系，而本地投资则降低了此类访问成本。从国别维度看，来自美国、加拿大的样本均支持VC具有本地偏好的特征。但是，这种本地偏好是否存在于所有的风险投资机构中？是否意味地理临近对所有的风险投资机构具有同样的效应？一些学者从VCF资质的角度进行了针对性分析。例如，Butler和Goktan认为，资历浅的VCF为了获得更好的信誉和更多的资金来源，经常过早地推动所投资的企业上市，从而实施一种IPO抑价（under－priced）的做秀（grandstanding）行为，由于控制那些物理距离较远的PF需要更大的成本和更多的资源，因此它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地理临近的本地PF进行这样的投资；而本地的年轻PF也会因为想要获得软性信息而更愿意接受本地资质较浅的VCF的投资，这意味着资质较浅的VCF与年轻的PF之间的投资行为呈现出更强的本地偏好特征。对于资质较深的VCF，Cumming和Dai提供了另一个解释视角，认为拥有更多经验和更广泛网络的VCF具备良好的声誉———这可能帮助它们解决物理距离可能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分阶段投资和专业化投资也可能使VCF进一步放松对本地偏好的依赖。PF所属的产业因素是另一个影响本地偏好的重要因素。例如：Powell、Kopwt和Bowie通过研究美国生物技术产业发现，投资于该产业的风险投资行为具有更高的本地偏好，但随着VCF投资经验的增多，这种对本地偏好的依赖会有所降低；Zook则以网络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VCF在对该产业中的PF进行投资时呈现出的本地偏好特征。风险投资在投资对象选择上的本地偏好表明，VCF与其所投资的PF的地理空间临近会对风险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程度也与VCF的经验、联合投资网络结构、PF所处的产业等众多因素有关。随着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空间距离对投资的负面性正被逐渐克服，这种投资的本地偏好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减弱。辛迪克联合投资的方式便是解决本地偏好的一个很好的方法。VCF通过加强与PF所在地的本土VCF的联合投资，建立起紧密的辛迪克投资网络［30－32］，从而克服了空间距离可能给风险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联合投资的方式在跨国风险投资组合中颇为常见，非本土的VCF通过与本土VCF进行联合投资能从契约结构上消除信息不对称［33］。可见，学术界对风险投资的本地偏好特征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但是在不同因素作用下的本地偏好存在一定差别，而未来对本地偏好的放松趋势值得引起更多的重视。

2.2风险投资的集中偏好随着经济全球化及投资方式多元化的发展，VC的本地偏好有所弱化，但其在投资地区选择上依然存在一定的集中偏好。Christensen［18］认为，大多数VCF往往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它们为了在与其他VCF或金融机构的竞争中胜出而往往集中投资于特定的产业或地区，这使得VC的集聚具有较强的集中偏好；只有那些大型的VCF才可能凭借所具备的较为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在投资区位选择上适当放松地理集中而趋于空间多元化。Lerner［11］发现，除非集聚地之外的创新企业能带来更大回报，否则处于VC集聚区域的VCF更倾向于投资同样处于VC集聚区域的PF———即便PF的所在地与该VCF的所在地并不完全重合。集中投资的好处在于：在同一地区进行多次投资，可通过发挥规模效应以降低单个交易的成本（如交通成本等）；同一地区的历史交易经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信息不对称和制度因素差异的负面影响［11］、提高风险投资的绩效。VCF集中投资于特定地区导致该地区的PF集聚，而PF的自发集聚反过来又会吸引VCF到此进行集中投资。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加剧风险投资集中偏好的催化剂。那些在某些特定产业具有投资经验的VCF会倾向于继续投资该产业，若这些产业的PF集聚于某些地区，那么VCF的投资行为便呈现出集中偏好的特征。辛迪克投资网络的存在也使得更多的VCF选择与网络中其他VCF一起进行集中式投资。而一些风险投资家通常拥有在实体企业从事经营与管理工作的背景，这使得他们往往对特定地区的特定产业较为熟悉，从而也会加剧其对某一地区进行集中投资的偏好。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和国际间资本流动的加强，风险投资地区偏好研究也逐渐摆脱了本国市场的局限，开始关注海外市场的风险投资行为。制度环境和法律系统成为影响海外风险投资行为的关键要素，高法律约束的国家能够获得较高的价值回报［10］，这使得海外风险投资往往集中于这些地区，从而呈现出一定的地区专有性和集中偏好。然而，海外投资的地区偏好往往具有分散性集聚（dis－persedconcentration）的特征，国外风险投资的地区集中性要弱于本地投资者。特别是那些辛迪克联合投资中处于非领导位置的VCF，由于它们在联合投资中所占比重较低，因此它们对地理临近和集中投资的偏好相对较弱［35］。不难发现，风险投资的集中偏好与VCF对较高投资绩效的追求有着密切关系。然而，学者们在分析集中投资与投资绩效的关系时产生了一些矛盾的观点：一些正面的观点认为，集中投资能够提高VCF在“投资集中地区”的投资绩效；一些负面的观点则认为，VCF通常对“非投资集中地区”的投资抱有较高的投资预期，这使得实际中其在“非投资集中地区”的投资绩效要好于“投资集中地区”［11］。可见，风险投资的集中投资能否带来较高的投资绩效，还需要在未来研究中从多个角度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5］。但不管怎样，学术界对VC集中偏好现象的肯定是普遍一致的，集中偏好导致的集中投资现象也是较为明显的，对VC集中投资与投资绩效间关系的研究也为VC产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政策引导思路。对于后发地区来说，更多地从政策层面上采取措施以吸引来自风险投资集聚区的投资机构，或许比一味地在当地鼓励新建或引进VCF更为有效［11］。图2对VC行为的地区偏好进行了形象解释。假设存在2个VC集聚区A和B，VCFAi和VCFBi分别是其中一家风险投资机构，PFAi和PFBi分别是其中一家创新企业。对于VC集聚区A中的风险投资机构VCFAi来讲，它会寄希望投资于本地的创新企业PFAi以期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这体现了其投资行为的本地偏好（VCFBi对PFBi的投资亦如此）；VCFAi投资于VC集聚区B中的创新企业PFBi体现的是为获得高投资回报率的集中偏好特征。不处于这两个集聚区的其他风险投资机构VCF也会因为集中偏好而投资于集聚区中的创新企业（如PFBi）。此外，各VCF会通过联合投资来共享本地投资和集中投资所带来的额外收益。比如，当VCFAi与VC集聚区B中的VCFBi联合投资于区内的创新企业PFBi时，VCFAi不仅能获得集中投资所带来的额外收益，而且会分享到联合投资伙伴VCFBi的本地投资所带来的额外收益，从而获得集中偏好和本地偏好带来的双重额外投资收益。

3地区创新：风险投资地理集聚的影响

一般而言，VC往往与创新（innovation）、创业（entrepreneurship）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狭义的VC投资主要青睐年轻的、技术性高的、信息不对称性强的、具有创新性和高潜力的企业［5］。而VC的地理集聚和地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区的创新发展，因此地区创新便成为受VC的地理集聚影响最大的衍生问题。VC投资对地区创新的推动作用的基础是它对产业创新和地区创新系统的影响。Kortum和Le－rner通过研究美国20个产业在长达30年的发展发现，VC投资能够促进产业内的专利技术与创新发展。Ueda和Hirukawa在其研究基础上，肯定了VC投资对专利层面创新的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没发现VC投资对全要素生产力具有积极影响。Bertoni、Colombo和Grilli［39］以欧洲的VC投资样本为例，从生产力增长的角度研究了不同类型的VC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认为尽管不同类型的VC投资对生产力增长方式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对生产力增长都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Popov和Roosenboom［40］进一步利用欧洲各国的VC投资数据研究了VC投资对产业创新影响的地区差异，发现VC投资在那些拥有较少强制性劳动力限制和较多人力资本的国家对产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可见，风险资本通过驱动产业层面的创新来能增强产业所在地的地区创新性。一些学者从地区创新系统的角度分析了风险投资对地区创新的影响。资本进入是地区创新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VC催生了更多的新建创新企业并推动了地区专利技术的发展［41］，从而对强化本地创新［11］、推动所投资地区的创新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VC对地区创新的积极作用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VC的集聚特征强化了其对地区创新创业的推动作用，并与之存在明显的互动因果关系。一方面，地区的创新性高能够吸引VC的投资集聚。VC倾向于投资具有较高创新性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往往具有更多的创新企业和更适合VC发展的制度环境，可为VC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目标企业（扩大了风险资本的需求市场），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的VC进入。另一方面，VC的集聚能够进一步增强地区的创新性。VC产业在特定地区的地理集聚必然导致VC发展的地区间不平衡。这种地区间资本发展的不平衡会对年轻的创新企业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创新企业会倾向于选择有较多VC投资机会的地区，从而更集中于VCF集聚区或其邻近地区。因此，VC的地理分布会影响新建公司的区位选择［14］。较多的VC资源会吸引新建创新企业集聚到该地区。那些受到VC支持的创新企业更容易形成战略联盟［43］，并能够在当地孵化出更多新的创新企业［44］，通过增加该地区的创新企业数量和提升创新企业的创新活动来进一步推动所在地区的创新性，从而形成了风险投资集聚与地区创新发展之间的多重良性循环。

4结语

篇（10）

    为此,我们认为逃避验资业务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验资质量,合理规避验资风险。

    涉及货币出资的事项分析

    事项1:自然人甲、乙、丙、丁共同出资组建A有限责任公司,合同规定甲、乙、丙、丁分别出资人民币25,000元,各占注册资本的25%。注册会计师实施了必要的审验程序,即向银行函证,核对函证、银行对账单和进账单是否一致,检查进账单真伪和要素是否完备,并审验了注明投资款10万元的进账单。

    分析:注册会计师对该事项的审验符合《独立审计实务公告1号一验资》及其规范指南的要求,但为了避免:(1)各个自然人之间代为出资而引起的权责纠纷。注册会计师取得的进账单上显示的是各出资者缴款的汇总金额,不能反映各个投资人实际出资情况,如果某个出资人如丙方没有资金,私下协议由其他出资人代为垫付,这在注册会计师取得的证据中没有办法得知,并且在各个出资人拟设立公司的良好关系下,他们也不会把实情告诉注册会计师。但一旦出资人之间出现矛盾,其权责无法私下调和需要司法介入时,代为出资方可能会控告注册会计师验资报告不实,因为实际情况是丙方没有出资;(2)出资人用借款出资,取得验资报告拿到营业执照后,立即抽逃资本还债。注册会计师还应关注和取得以下证据:(l)证明各个自然人经济状况的资料;(2)由各个出资人、被审验单位签名盖章的“出资人货币出资清单”。如果某一出资人的经济状况不能保证其货币出资,注册会计师应谨慎出具验资报告;如果存在代为出资的情况,注册会计师还应取得由出资方、代为出资方共同签名的“委托受托代为出资协议”,并关注出资方和代为出资方的权利义务,尤其是代为出资款的偿付条款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