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闽南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二、青年志愿者在海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保护中的作用

1、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海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的不足

在海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它们在实际的保护工作中逐渐呈现出一定的不足之处。对于政府机构，一方面由于其在资金周转和专业性等方面都存在着缺陷，有时候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其广泛的“功利性”观念的驱使作用下，在文化保护中常常会出现以忽视文化效益的提高为牺牲而去赢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对于市场，其最终的目标就是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就决定了其在文化保护中的方式和手段。然而，青年志愿者便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两者的不足，因为其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同时还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此一来，青年志愿者不仅可以极大地拉近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距离，而且还便于深入地体会少数民族文化的真正内涵所在。由于青年志愿者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他们在文化保护的具体工作中更具责任感与耐心等，可以积极取得足够的资金来源，极大地减少了人力等方面的开支消费。此外，青年志愿者在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和聚集分散的社会人力方面具有很好的影响作用。

2、参与海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及创新性传承

青年志愿者在保留危在旦夕的海南少数民族文化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具体的文化保护工作中，其不仅能够把海南少数民族遗留在民间的零散文化通过有形的书籍或者档案等记录下来，以便于保管于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知识库中，而且还可以积极思考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来保护海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在海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中，青年志愿者正在并且即将采用更加多样化的方式来积极对其进行保护工作，不仅在时刻提醒着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而且还把各种文化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3、通过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实现其经济价值的转化

现如今，青年志愿者对海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是一股全新的力量，他们能够充分地使用文化所包含的经济价值来完成文化的保护过程。针对海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可以精心设置一台突显民族特色的文艺表演，再利用演出赚取的费用，对文化保护工作进行展开。通过这种对海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中，可以让其文化得到最大程度上的继承与流传，使得更多的人对其文化有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为海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增添新鲜的力量。

篇（2）

    麻阳民俗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那时,人们时时刻刻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在求生存的狩猎与征战需要下,在对生命的追求和渴望中,便产生了民俗文化的雏形。有历史见证,古代的图腾文化、盘瓠文化、是麻阳民俗文化的重要佐证,所谓“图腾”本意为“他的家族”,在辞海中批注为:原始部落以动物或植物作为种族血统的标志并将之绘成图案,当成祖先来崇拜,这种当成崇拜对象或符合者,即是“图腾”。它是人们用原始的图文形式开始对“福”、“禄”、“寿”的追求,史书记载,它主要是源于对远古的星辰自然崇拜,古麻阳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赋予他们非凡的神性和独特的乡土习性。经过一段历史时期,便产生了大量的民间习俗和传说。譬如,“搬土地”,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土地公”头戴面具,包长红布于颈,手执插“香”杖,伴着“土地婆”(男扮),双双挨户送财驱瘟。苗族人民酷爱“土地入门”,以粑粑相送。“车(chā)七姑娘”,在锦和、尧市、拖冲、文昌阁等上山区,流行一种“车七姑娘”的民俗。传说:到了七月初一,家里死去的亲人都会回到自己的家里,与家里的亲人相伴半个月的时间,在七月十五日晚上回去。所以,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可以通过“车七姑娘”的方式,让灵魂去西天看看死去亲人的情况。用农村有靠背的椅子,四脚垫上冥币,人坐在上面,头蒙头巾,口含神水(老司念咒作法后的圣水),闭目,由老司在身后念咒作法,手拍大腿,脚跟离地,如骑马状急行至天宫,这样就可以看到死去亲人的近况了。等等,这些传说与神话都说明了古麻阳人对吉祥富贵的向往和追求。到中古时期,以吉祥富贵为主题内容的节日和吉祥物等也开始以文字形式记载。譬如,在麻阳上山区称为“过时节”,在下山区称为“过月半”,就是每一个月都要过一个节,杀鸡宰鹅,烧纸敬奉先人,祈求五谷丰登、先祖保佑、生活美满幸福。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日,由孩童或艺人化装演唱,常常在夜间以村落氏族为单位进行,称灯班跳灯。演唱内容丰富,有唱古人的,有宣扬礼教的,有贬剖社会丑习的,有歌唱爱情生活的,有祝福祝寿的等等,这个风俗现在依然盛行。到了现代,麻阳人过大年时,家家户户都会在大门前贴上倒“福”字画,表示“福到了”。“小年敲锣”。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前后,拖冲、大王、大酉、旋涡等地谓之“小年”,组织艺人在庙内或村庄较高之楼舍,有节奏地敲锣,朝夕不停,通宵达旦。村民挨户为敲锣者呈酒送饭。锣响时,男女老幼坐在家里静听,喜笑颜开,庆五谷丰登,贺六畜兴旺。在麻阳苗乡的石门柱上,路边、河边的耀眼处都可以看见雕有“福”、“寿”等石刻,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吉祥富贵的祈盼、追求。近二十年来,麻阳民俗文化的形式,人民开始对其深入研究、整理和开发,其中,“傩文化”、“盘瓠文化”等一些乡土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在媒体、在民间作为热点被推介和传播。

    二、麻阳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

    麻阳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古时代即有先民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在秦朝时期就已属黔中郡地,汉为武陵郡地。南朝陈天嘉三年(562年)置麻阳戍,唐武德三年(620年)置麻阳县属辰州。其后虽几经变易,但麻阳县名一直沿用至今,已有1386年历史。麻阳人民在几千年的劳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文化。这种文化神奇独特、古朴神秘,它集对神的敬仰和对福的祈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于一身,是麻阳民俗文化的精髓。

    在麻阳,“节”文化与民俗文化紧密相连。过节,在上三区称为“过时节”,在下三区称为“过月半”,就是基本上每一个月都要过一个节,杀鸡宰鹅,烧纸敬奉先人,企求五谷丰登、先祖保佑、生活美满幸福。概括起来有:三月初三的“上巳节”、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的“吃社”、五月十五的“盘瓠龙舟节”、七月十五的“鬼节”、六月第二个卯日的“吃新节”、十月初二的“过苗年”等等。

    丰富的节日活动产生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虽然这些民俗文化活动有的含有一些封建迷信色彩,但站在宗教信仰和民俗习惯的角度来看,无不体现了麻阳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祈祷健康长寿、怀念先人的优良传统。

    正月跳灯。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日,由孩童或艺人化装演唱,常常在夜间以村落氏族为单位进行,称灯班跳灯。出行时,2人先行开路,1人举姓氏灯,灯上书写堂号:张姓“清河堂”、滕姓“南阳堂”、黄姓“江夏堂”、刘姓“彭城堂”、田姓“雁门堂”或“紫荆堂”、陈姓“颖川堂”、谭姓“弘农堂”,李姓“陇西堂”等。1人下贴,通知村寨,灯班即至。灯班进寨,神灯放下,谓之扎营。诸灯聚汇村寨院落或豪富人家,谓之打栾。打栾之初,演唱“二十八宿”,即比喻前朝古人为星宿,群星聚会,吉星高照。演唱内容丰富,有唱古人的,有宣扬礼教的,有贬剖社会丑习的,有歌唱爱情生活的,有祝福祝寿的等等。正月十五日,路灯活动停止。即日,杀猪宰羊敬神灯,烧掉神灯和花灯,宣告一年一度新春跳灯活动结束。

    搬土地。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日,“土地公”头戴面具,包长红布于颈,手执插“香”杖,伴着“土地婆”(男扮),双双挨户送财驱瘟。苗族人民酷爱土地入门,以粑粑相送。

    小年敲锣。农历腊月二十六日前后,拖冲、大王、大酉、旋涡等地谓之“小年”,组织艺人在庙内或村庄较高之楼舍,有节奏地敲锣,朝夕不停,通宵达旦。村民挨户为敲锣者呈酒送饭。锣响时,男女老幼坐在家里静听,喜笑颜开,庆五谷丰登,贺六畜兴旺。

    车(chā)七姑娘。在锦和、尧市、拖冲、文昌阁等上三区,流行一种“车七姑娘”的民俗。传说到了七月初一,家里死去的亲人都会回到自己的家里,与家里的亲人相伴半个月的时间,在七月十五日晚上回去。所以,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可以通过“差七姑娘”的方式,让灵魂去西天看看死去亲人的情况。用农村有靠背的椅子,四脚垫上冥币,人坐在上面,头蒙头巾,口含神水(老司念咒作法后的圣水),闭目,由老司在身后念咒作法,手拍大腿,脚跟离地,如骑马状急行至天宫,这样就可以看到死去亲人的近况了。

    一种文化的形成,需要特定的历史环境、特定的人文基础和特定的历史变迁。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民俗文化的熏陶,麻阳苗族人们形成了古朴厚道、勤劳善良、思想淳朴的性格,产生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全社会形成了追求幸福美满和富贵吉祥的好风尚、好传统、好家风。谁不按照追求幸福美满好风俗就会受到村民的鄙视和谴责,会被当作没有“家教”,不孝敬长辈的例子教育幼辈。这样的好风尚、好传统、好家风,使家庭更加和睦美满,其乐融融,形成了独特的“锦江民俗现象”。

    三、麻阳民俗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作用

    中华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大文化的分支,从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发展历史来看,中华民俗文化可以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和归宿。

    在湘西南麻阳地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麻阳民俗文化,与其他民俗文化相比较,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性。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麻阳民俗文化形成的追求幸福、美满的鲜明主题,是对中华民俗文化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民俗文化的瑰宝。

    麻阳人民古朴简单。在千百年的生产生活中,麻阳人们依山傍水而居,伐木建房,以茅草盖之,采野菜而食,捕野畜以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花草相伴,与鸟兽为依,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尽情地享受着天地之间的灵气。他们过着古朴简单的生活,没有太多的欲望杂念牵挂,平平淡淡,宽宏温和,正应了“气之温和者寿”、“量之宽宏者寿”的真理。

    麻阳人民思想淳朴。孔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麻阳人民淳朴的思想里贯穿着“和”的社会理念,“家和万事兴”、“和为贵”、“和气生财”,这些都是注重人际关系融洽的表现。淳朴的思想给社会带来了福音,家庭和睦,邻里和睦,亲朋和睦,产生了淳朴的社会环境,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麻阳人民勤劳善良。“质之善良者寿”。麻阳人民十分勤劳,在辛勤的劳动中,他们拥有了强健的体魄,拥有了健康的基础。他们懂得,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改变生产生活环境,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改变生活质量。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为幸福、健康、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四、麻阳民俗文化理念的提升与发扬光大

    独树一帜的麻阳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有超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近年来,麻阳县委、县政府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弘扬民俗文化,发展县域经济为己任,提出了打造民俗文化品牌的战略决策,必将进一步丰富麻阳民俗文化的内涵,将麻阳民俗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是麻阳苗乡37.3万苗族同胞之福。

    追求幸福、健康、和谐、美满是湘西南麻阳苗族人们美好的夙愿。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麻阳人民追求生活富裕、社会和谐和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麻阳县委、县政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打造地域文化品牌,发展县域经济的思路,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符合麻阳人们的根本利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必将使民俗文化理念得到提升。

篇（3）

1 民族农耕文化类型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个多山地的高原省份，国土总面积中，山地占总面积的84%，高原占10%，盆地占6%，山多坝少。同时，云南气候类型多样化，各族人民交错立体地分布于高山河谷，民族构成多样性，分布有26种民族，是全国居住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在不断的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很多优良的传统伦理道德。相较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多样的气候类型，为民族农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地域差异提供了基础条件，使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也 呈现出多样性，主要有三种类型。

 

1.1 山地农耕文化

 

云南山区的地形地貌特点是遍布高山深谷，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如基诺族、拉祜族、德昂族、独龙族、怒族、傈僳族、布朗族和苦聪人等少数民族。在山地和丘陵地区，植被生长及再生能力强，降雨充沛集中，动植物资源丰富，但是众多的河流大多从山脚流过，很难引致山上，由于可供引用的灌溉水源比较缺乏，不适宜进行灌溉水田农耕，山地民族主要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刀耕火种是适应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因素的产物。刀耕火种地一般在坡度20°～50°不等的山坡地，很难甚至无法进行机械化或犁耕;耕地如果经过深翻深挖，进入雨季，坡地容易水土流失;深翻深挖或犁耕必然会使耕地中的植物根部受伤害，以后转入休耕，地表植被也丧失了恢复能力，山地民族非常注重保护地表植被的恢复能力。刀耕火种有别于毁林开荒，在砍烧林地时，砍小留大，砍树留根，虽然经过火的烧烤，一般不会伤及树根，在耕地进行休耕周期，地表植被能更新恢复，这也是这种耕作方式能否延续的前提条件。

 

1.2 梯田农耕文化

 

云南不同地区地形地貌差异非常显著，在山地，如果土质含沙量不大，能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很多山地民族从事山坡梯田灌溉农耕生产，如哈尼族、彝族、壮族、佤族等。依山势开辟出阶梯状的田地，引山泉自上而下灌溉或在高处建蓄水池，梯田从山脚逐层升高，直达山顶，梯田农耕是在充分利用山区特殊的地形、气候、植被以及水土资源等的立体性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的良性生态农业循环系统，是民族智慧的发明创造。梯田农耕是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如利用山势水流运送森林里的枯枝落叶，野兽的粪便等，它们是天然的肥料，这种施肥方式称为“赶沟”，既可降低森林病虫害又减少了火灾发生几率;人们把日常产生的灶灰炭屑、人畜粪便等垃圾集中在水塘里沤烂成肥，引山泉冲击水塘，顺势进入层层梯田的“冲肥”方式，完成施肥同时处理了生活垃圾。在梯田农耕民族的传统观念里，对与农业相关的自然物及自然现象充满崇敬，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节庆祭奠活动，如祭寨神、十月年、苦扎扎节等，自然崇拜客观上有效的保护了梯田的命脉水源林。

 

1.3 坝区农耕文化

 

云南平坝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6%，坝子星罗棋布的分布于河流湖泊周围或群山环抱之中， 三分之二的坝子集中于滇东，云南较大的曲靖坝子与陆良坝子都分布在此。坝子地势平坦，水利条件较好，一般土地肥沃，复种指数比较高，主要居住的是社会发展程度相对更高的民族，如汉族、回族、白族，纳西族等。自古以来，因西南地区有着特殊的国家战略位置，帝王将相都将云南视为恒久保有的重要边地，所以，坝区很早就与中原发达地区交流，在汉文化以及外来汉民族移民的影响下，坝区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灌溉水田的稻作农业及固定旱地的耕作。随着中原王朝对云南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程度加深，先进的农耕观念、生产技术、农具、工具的传入，坝区逐渐向精耕细作的水田与固定旱地耕作发展。坝区的农耕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比较接近，农业生产水平在云南属于比较高的地区，如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灌溉水田耕作技术可以说是云南水田稻作民族中的佼佼者。

 

2 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传统

 

2.1 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

 

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形成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是云南各民族在长期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认识资源、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哈尼梯田反映了哈尼人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种文化，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山地民族的轮歇耕作方式;景迈山上布朗人将茶树当作自己生命 ;白族水崇拜等，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作用等等。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虽然农药和化肥能使粮食增产，但它导致水源的污染，农产品的污染，导致损害人体健康。云南各民族在耕作过程中辛勤耕耘，使用农家肥，精耕细作，为保持农业生产的持久性，千方百计地保持土壤持续不断的生产力上下功夫。这与其说是农业生产方式独特，不如说是云南农耕文化中的传统道德文化在现代农业中发挥了作用。尽管耕作方式差异甚大，但是就其农耕思想和生态适应性而言，在很多方面却都包含了不以片面追求作物产量而损害种植前景的耕作方法，以及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敬畏自然，客观上达到了对生产与生活环境保护的目的，云南各民族传统农耕文化中包含着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2 勇于耕耘、务实和坚韧的大山精神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地理环境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和道德规范，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云南省山地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于山区和半山区，确实是一个大山里的世界，大山锻造了人们坚韧、务实、不断攀登的精神。无论是以山地农业为主的粗放农耕者，还是以水田农业为主的精耕细作者，在他们的农耕文化中，都具有为了自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埋头苦干，勇于耕耘的精神。例如梯田农耕利用山区山高谷深的切割地貌以及气候、植被立体分布的特征，在山坡上修筑梯田，从山脚到山顶，依据不同的山势修堤筑埂，坡缓地大则开大田，坡陡地小则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缝处也开田，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往往一座山坡就有成千上万亩，凡到过哈尼山寨的人，都会为哈尼人民的独特创造而赞赏不已，显示了各民族坚韧的倔地精神。充分挖掘和提升云南各民族农耕文化所共有的勤劳勇敢，不惧艰险，刻苦努力的大山精神，提升各民族对自身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自信心，促进团结。

 

2.3 提倡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

 

云南的农耕文化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对自然界从来不是毫无节制的索取，而总是出于一种敬意来感谢大自然，这种依赖于森林和自然的生存方式，使他们更懂得珍惜自然的重要意义。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和诗歌中，都劝导人们要节用，不仅以习俗的形式，甚至以神灵的名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要贪婪，以免遭到自然的惩罚，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勤劳、俭朴的品质，历来被看做一种美德。在当今社会，食物的惊人浪费与匮乏并存，工业文明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在面临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的威胁下，勤俭节约对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倡导的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对我们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有益的启示作用。

 

2.4 生产生活中的互助互惠

 

云南各民族在适应复杂的生态环境过程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各具特性的文化，同时，各民族为弥补自己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无，形成了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如云南西双版纳平坝地区，种植水稻的傣族经常将稻米托运上山，与山里居住的德昂族交换棉花、芝麻、茶叶等土特产及手工物品，农忙时节，山区德昂族下山到平坝地区帮助傣族耕种和收割水稻;一家有喜事，全寨子同贺，一家有困难，全寨子帮忙，德昂族结婚办喜酒全寨子的人都来吃。云南民族节日活动反映了云南各民族崇尚平等、崇尚团结的价值取向。如哈尼族的长街宴、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跳菜等等现象都具有团结本民族、协调缓和人际间矛盾的功能。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具有的这种互助互惠的伦理道德传统，对于保证人们的诚信、促进社会稳定和行为的和谐，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保障农业生产有序进行和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3 小结

 

篇（4）

[作者简介]者丽艳，昆明医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云南昆明650031；朱雄，广州国电京信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广州510623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1-0064-04

一、云南省民族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生态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热点，也是21世纪一个极为重要的旅游经济增长点。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是生态旅游的关键，云南省旅游要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旅游开发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更好地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生态旅游发展。发展民族生态旅游成为云南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民族生态旅游是一种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融入当地真实质朴生活，欣赏当地的自然风光，体验当地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为当地提供有效经济支持的新型旅游形式。民族生态旅游在让旅游者领略原始生态的自然景观、体验民族文化风情的同时又充分保护旅游需求的生态和文化环境。10多年来，云南省正是以秀丽雄奇的自然风光、古朴浓郁的民族风情、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促进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云南省旅游在发展中坚持因地制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理念，打造出一批蜚声海内外的旅游品牌。当前云南省的旅游业已成为仅次于烟草业的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据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云南省旅游外汇收入增长了1035倍。2008年，全年接待海外游客250万人次，增长12.7％，旅游外汇收入9.5亿美元，增长10.5％；接待国内游客9500万人次，增长5.7％，国内旅游收入600亿元，增长11.2％。

但是2009年以来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旅游作为一种非必需性消费品，受到很大影响，我国旅游业也出现下滑，据国家旅游局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入境游人数明显下降。金融危机及其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对我国入境旅游收入、旅游企业投资和国内旅游消费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云南省来看，据媒体报道，2009年10月以来，丽江、香格里拉等地境外旅游团数量急剧减少。香格里拉部分景点已经被迫关闭。丽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统计的数据表明，2008年和2007年相比，欧美国家前往丽江旅游的人数出现大幅度下降，其中法国、澳大利亚下跌率分别为40％和20％。2009年前8个月，昆明石林景点人流量下降了30％；大理平均比去年同期下降30％。36％。作为云南省资历最老的龙头旅行社，昆明中国国际旅行社去年的总收人才达到4.5亿元，同比已经直降40％。据了解，云南省其他几大旅行社的营业收入降幅情况也大致如此。云南省旅游业每年接待的欧美游客，有60％～70％是由昆明国旅引入的。而昆明国旅到目前接到2010年的欧美日韩订单几乎为零。

面对危机和困难，中国国家旅游局按照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已经并将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旅游业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中国旅游部门将吸引各类资金，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大力发展国内旅游，推动开发一批高水准的旅游景区，开发一批旅游休闲度假产品，促进国内旅游消费；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与包括世界旅游组织在内的各国际旅游组织广泛开展交流合作，促进客源互送，实现合作共蠃；促进旅游行业自身能力建设，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增强全行业应对危机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全面提高旅游行业的质量、结构和效益；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持从业人员队伍稳定。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认真审视云南省的旅游市场会发现，云南省入境旅游人数急剧下降，但国内游客数量却有所上升。针对目前全球大环境的实际情况，云南省的旅游业既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时又有新的机遇，云南省旅游业应积极进行旅游业内部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重组，旅游市场重新定位，旅游产品开发、创新，对服务体系、价格体系等有更规范的管理，加大旅游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全面提高旅游行业的质量、结构和效益，一些老景区也要适时推陈出新。总之，应当尽快与国家大政策相接轨，积极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云南省旅游业从上到下各个环节都应当及时调整策略，以应对持续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当前国际和国内旅游业形势之下，根据云南省的实际，它拥有独特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成为独具特色、不可替代的宝贵旅游资源。特色是旅游的灵魂和生命。坚持特色发展，提高旅游吸引力，云南省应该牢固树立发展旅游经济就是发展特色经济的思想观念，从加快全省特色经济发展的高度出发，充分发挥云南省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把旅游资源开发与现代科技、体制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推进优势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云南省旅游业应该在加强民族生态旅游文化深度挖掘方面多做文章，进行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极拓展国内旅游市场和未来的入境游市场，开发更具特色和竞争力的旅游产品，进一步加快云南省特色旅游发展的步伐，永葆云南省旅游的吸引力。

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是当代旅游发展的新趋势，文化性是旅游活动的本质属性，无论是旅游开发、旅游经营活动还是旅游消费行为都具有文化性。理论和实践均表明文化是旅游的根与源，旅游是文化的形与体，文化内涵是旅游业的灵魂。旅游业要可持续发展，文化是关键，发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开发和挖掘云南省地方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会大大提高旅游资源的文化品位，加速旅游业的发展。

二、云南省旅游资源特别是人文生态资源优势

云南省拥有特色鲜明的高山湖泊、高山峡谷、雪山冰川、石林溶洞、热带雨林，构成了类型齐全、规模宏大、品位极高的自然景观，是典型的生态旅游资源大省。从资源分布状况看，云南省的滇中旅游区以及滇西北、滇西南、滇西、滇东南和滇东北六大旅游区域中，大部分旅游资源都是属于生态旅游资源类型。截至2004年，共拥有lo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49个省级风景名胜区、2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7个省级森林公园、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在已建立的1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8个省级旅游度假区中，有大量的生态旅游产品。如石林世界地质公园、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梅里雪山、腾冲地热温泉、元阳哈尼梯田等，还有大批农业观光、农家乐等生态旅游产品。云南省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并具

多样性及高质量的特点，其通达性良好，且与文化价值有密切的联系，十分有利于发展生态旅游。同时也为我们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深挖其文化内涵，赋予更多的文化色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方面，云南省独特悠久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富饶秀丽的边塞风光造就了云南省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不仅在国内独树一帜，在国际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云南省是亚洲几大文化板块的结合部，以形态多样的少数民族本土文化自立，兼容汉、藏、巴蜀、荆楚、南亚、东南亚文化的精华，形成异彩纷呈的多元民族文化。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乃强。52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元文化景观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为典型最为集中的，这也是云南省旅游业的一大特色。各民族的居住环境、文化沿革受外来影响的程度都不一样，在语言、文字、习俗、绘画、音乐、宗教、建筑、服饰等方面各不相同，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少数民族的习俗、节庆活动、民族婚恋、日常生活方式和崇信的宗教等种类多样，充满着神秘色彩和乡土气息。各少数民族的服饰、民族居所、日常生活用品都具有很强的美学价值，民族歌舞、民族餐饮、民族工艺以及民族体育等均魅力无穷。

云南省拥有5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15个独有的少数民族，如傣、独龙、阿昌、景颇、德昂、基诺等。云南省境内众多块状交错的民族区划，经济文化发展各异的少数民族，创造了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彝族、白族创造了云南省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南诏、大理文化，丽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交界，是“茶马古道”南北交汇的枢纽，民族文化也在此处融合。纳西族先民创造的东巴教以及东巴文化(世界上唯一现存的象形文字)是这一区域的文化特色，泸沽湖畔摩梭人――女儿国――独特的民风、民俗、民居令中外游客叹为观止。而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迪庆形成了一个以雪域文化与藏传佛教为核心的区域文化。如此众多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的文化吸引了海内外的游客。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日益明显，旅游产业已成为云南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三、文化在云南省民族生态旅游中的价值

在民族生态旅游中，加强民族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文化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提升旅游资源的品位、主导旅游形象定位与旅游资源开发三个方面。

(一)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品位。首先，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的知名度。一旦旅游资源被赋予某种文化内涵，其知名度就会随着旅游资源的文化传播而迅速提高。如中甸更名为“香格里拉”后给当地旅游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昆明大观楼的长联，被称为天下第一长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很高的艺术价值，赢得了文化界很高的赞誉，引来无数游客。据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和媒体的报道，《阿诗玛》形象累计给云南带来直接经济效益1000亿元。大理“三道茶”每年直接创利2000万元，这就是文化与旅游经济有机融合并放大其价值的审美需求效应和人文产品的消费效应。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内涵，有的是旅游资源本身具有的，有的需要开发者的深度挖掘甚至创造，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就是通过发掘或创造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来提升其知名度。其次，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的附加值。旅游资源的附加值必须通过对旅游资源的深加工才能体现出来。当旅游者把旅游资源当作一种文化来消费时，其文化旅游资源的附加值就体现出来了，在旅游业的发展中这种文化的价值显而易见。如电影《阿诗玛》的艺术扩散效应与石林这一著名的世界奇观，电影《五朵金花》与美丽神奇的大理蝴蝶泉，“纳西洞经古乐”与丽江，使旅游者既饱览了当地的自然美景，又增添了一份对文化的体验与向往。这些都是由于文化增加了旅游资源的附加值而带来了良好的经济价值，最后，文化可提升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既取决于资源本身，也取决于其文化内涵。旅游资源中的文化一旦形成，会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吸引游客的魅力，时间越久其文化价值体现得越明显，越能够吸引旅游者，如“风、花、雪、月”的文化形象对大理旅游发展的影响充分体现了文化对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作用。

(二)文化主导旅游形象定位与旅游资源开发。首先，文化能主导旅游形象定位。文化是旅游形象的灵魂，其对旅游形象定位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化旅游形象的构建。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构建文化旅游形象，不同的文化旅游地有不同的代表性文化，分为无形的代表文化和有形的代表文化。如昆明四季如春，鲜花不断，“春城”就成为其有形的文化旅游形象。二是文化旅游形象的重塑。文化旅游形象重塑是由于原有的文化旅游形象已经过时，所以要对原有的文化旅游形象进行重新定位。其次，文化能主导旅游资源开发。对于文化创造的旅游资源开发，是在旅游资源进行定位的资源上，通过适当的方式将旅游资源的文化价值物化成产品的过程，也是将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外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由文化主导的。文化对旅游开发的主导作用是旅游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如纳西族东巴文化就是丽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将东巴文化与其优越的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开发，构成了丽江文化旅游开发的“核心文化内涵”。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趋势，就是文化、教育、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当代市场经济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竞争。综观国内外具有生命力和强大竞争力的旅游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注重旅游发展中文化和文化审美的投入，又重视提高其文化内涵和影响力的发掘。

(三)文化赋予旅游资源强大的生命力。追求文化底蕴和文化含量，已经成为中外旅游业的共同行为。旅游业行家提出要抓四个注重，即注重文化内涵、注重文化形式、注重过程的文化性、注重细节的文化性。英国著名地理学家纽拜说：“风景不是自然物，而是存在于自然和人类生活的交接面上。”世上并无绝对意义上的自然风景，一处风景的魅力长存，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丰厚的文化底蕴的维系，没有文化赋存的旅游资源是没有生命力的。试想如果没有电影(阿诗玛》的艺术扩散效应，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美丽的传说?有多少人认识石林这一著名的世界奇观?如果没有电影《五朵金花》，又有多少人知道美丽神奇的大理蝴蝶泉，看到那美丽的银苍玉洱?如果到丽江看不到“大研古镇”，听不到“纳西洞经古乐”，丽江还会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吗?近年来，每年到石林、大理、丽江参观、游览、度假、休闲、开会的人数均在几千万人次以上，给这些地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方已经形成了融合自然景观一人文历史一文化名品影响力于一体的文化景区。将优秀的地方民族人文旅游资源以恰当的形式奉献于游人，使他们充分领略其浓郁的文化氛围，受到启示和教育，获得体验和熏陶，旅游者就会得到

一种满足，就会将旅游业推向新的层次和高度。

(四)文化对旅游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旅游研究专家在一次抽样调查中得知，外国旅游者心目中的中国旅游第一吸引物，认为是风光名胜的占30％，认为是民族文化的占70％。在美国人中，27％的人每年要把数十亿美元花在文化旅游上。文化是旅游和旅游业的灵魂，旅游业经营的就是文化，销售的也是文化。在当今旅游活动类型多种多样，如观光旅游、寻根旅游、休闲旅游、会议旅游、探亲访友旅游、宗教朝圣旅游、度假疗养保健旅游、体育与探险猎奇旅游、海底文化沙漠旅游以及各种专项旅游、兴趣旅游等等，旅游者无论参加哪一种类型的旅游活动，其旅游的目的都是为了了解世界、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因此，旅游的主旨和内涵，主要是文化，具有文化才能耐人寻味，从而对游客具有无限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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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耕地，各地都在探索规模经营的生产方式，通过加快农村耕地的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以保证粮食产量的增加和农户收入的提高。我们通过对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湖南省种粮农户生产情况的深入调查，分析种粮农户在发展规模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和普遍存在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我国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户发展规模经营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

种粮农户发展规模经营的情况

根据湖南省农业厅组织对全省的调查，2010年湖南省租赁转包耕地面积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达到95049户，涉及耕地面积487.2万亩，产粮达396.5万吨，分别占全省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的8.6%和13.2%。其中，1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比2008年增加了684户，10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增加了70户，1万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增加了2户。通过耕地的租赁转包实现规模经营，解决了当前农村出现有地无人耕种的现象，发展种粮农户规模生产经营已成为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发展的着力点。

在调查中发现，湖南省的规模经营大户都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全部种植水稻，其中80%以上的为双季稻生产，60%以上的种植优质稻，并通过与农业企业联合，稻谷直接销售给大米加工企业，经济效果明显。根据对汨罗和攸县实地调查，15个种粮大户租赁转包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或者集体耕地的面积达到59692亩，其中双季稻的种植面积48734亩，占水稻种植面积的82%。通过种粮大户的生产经营，其双季稻的平均产量达到1725斤，产值1625元，而其包括租金在内每亩的经营成本为1127元，每亩可实现利润498元，较一般的散户生产经营收益更高。

从实地调查的62个大种粮大户的年龄状况来看，种粮大户较大部分年龄在50岁左右，他们大都是农村生产能手、种粮能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肯接受新知识、新技术、懂管理，相对而言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据对攸县其中10个种粮大户的调查，他们农机拥有量128台，户均13台，其中7户拥有大型的耕整机、插秧机、收割机。种粮大户的科技推广、辐射带动作用大，他们的生产实践成为粮食生产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展示点，成为农民学科学、用科技的带头人、引导户，成为农业生产新技术的宣传窗口。

全省各地都在根据当地的自然经济条件和农户自身的情况，不断探索土地规模经营的经营方式，在调查中发现湖南省主要有五种规模经营的生产模式。

1、种植大户经营。一些熟悉农业种植技术并具有一定资金实力的大户，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获得较多的土地经营权，将农户闲散的耕地租赁过来集中耕种实现规模经营。如攸县新市镇山门村农民符和平，多年来一直以规模化水稻种植作为致富产业。在惠农政策鼓舞下，他不断扩大水稻种植规模，在大同桥、新市两个镇的21个村，租赁了125户农民的水田810亩，双季种植水稻1620亩，全年产粮食1600吨，纯收入达30万元，成为该县有名的“种粮大户”，荣获农业部“全国粮食生产大户”称号。

2、股份合作经营。农户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合作制企业，农民入股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土地收益按股分红。如攸县网岭镇北坪村以每亩400斤稻谷的保底收益，加上合作社年终分红的方式，将全村80%农户组织起来成立了专业合作社，目前参加入股进行集中经营的耕地面积达1560亩。这种模式能够使参股农户更好地享受到集中经营带来的经营性效益。

3、专业组织经营。以农民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民专业协会为主导，集体统一组织部分生产经营环节，发挥集体优势，形成规模经营的一种经营模式。这种组织模式正在蓬勃发展，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如汨罗市磊石融城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市绿色食品加工合作社等共计有6000多户参加了土地流转，流转面积2.4万亩。这种模式能有效推进土地流转，促进农作物品种改良，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水平，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

4、龙头企业经营。由龙头企业直接租赁土地雇请农工与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规模效益的模式。如攸县万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每亩300斤稻谷和60元现金作补偿，直接租赁农户的田土5100多亩（期限为10年），以湖南农科院、农业大学为技术支撑，为参与合作经营的农户提供统一品种、农资、农技服务，并从综合服务收益中给予农户50%的返利。这种模式，发展思路、市场运作相对-成熟，发展潜力、综合效益可观，农民利益得到较好保障，能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达到了企业和农民双赢的目的。

5、产业带动经营。通过近年来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攸县形成了制种、蔬菜、苗木、席草等特色产业基地，这些基地建设带动了土地流转。如攸县石羊塘镇老虎岩村引进港商开发观赏鱼养殖项目（租赁鱼塘、水田70余亩建设繁育基地），农户通过出租耕地或自发养殖，每亩纯收入达到1500元以上。这种规模经营模式经济效益较好，农户受益明显。

种粮农户发展规模经营的困难

近年来，湖南省的种粮农户规模经营发展较快，同时种粮大户在规模经营过程中也面临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制约着农户耕地的流转、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突出表现为以下几点：

农村金融服务缺失，种粮大户融资难。在对种粮大户的调查中，普遍反映影响农户种粮经营规模的最大因素是融资难，融资困难成为制约种粮大户生产正常运转的最大瓶颈。由于种粮大户的经营规模较大，其资金的投入也比较大，如购买种子、化肥、农药，添置农机设备，农田整理投入、晒谷场地和粮仓的建设等。比如租赁转包200亩耕地，租金至少需要6万元，而且一般需要在生产前一次性付清，另外从播种开始，每季生产费用不能少于6万元。

农田分散和农田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由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自然条件较差，严重影响了种粮大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表现为：一是农田未整改。由于种粮大户经营的耕地都是从千家万户手中流转过来的，农田都未经过整改，小丘田、高岸田、低洼田较多，不便于机械化操作，主要依靠人工投入。在调查中发现，98%的种粮大户的农田没有经过平整改造，都是“插花田”没有集中连片。二是水利条件差。由于水渠年久失修，渠内淤塞，灌溉不畅，或水路较远，要水无水，造成误工误时。

土地流转困难，租赁转包不规范。由于有些农户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理解存在误解，以为自家承包的土地就是自家的私有财产，加上农民拥有的“耙头顿得稳，作田还是本”传统观念，担心把土地流转出去以后会丧失土地的承包权。有的承包户宁愿让土地荒废也不肯把土地转包给种粮大户经营，造成“有田的不想种，想种田的没田种”的怪现象。在发生了土地流转的农户之间，存在着租赁转包不规范的现象。根据调查发现，农户自发流转的占85%以上，农户委托乡村组织流转的土地不足15%，且农村土地流转行为多发生在村组内邻近的农户之间。

部分种粮大户经营目标不明确。随着种粮大户数量的不断增加，特别是有些耕种面积较大的种粮农户，对其粮食生产经营没有长远的规划。调查中发现有些人承包很多耕地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认真地搞粮食生产，而是希望以种粮大户的名义争取得到政府部门对其的项目资金支持或奖励资金，或是通过销售其经营的水稻种子、农药、化肥及农机服务上获取利润。在对耕种面积超过1000亩的24个种粮大户的调查发现，他们当中只有4人原来从事过水稻种植栽培，占总数的16.7%，其余的承包种植大户都是从其他产业转业而来，大多数是回乡创业的打工族或农资产品的工商业经营户，根本没有农业生产经验。据当地农业部门反映，有些种植大户根本不知道怎样开展水稻生产，经常电话咨询农业部门技术人员。

相关农业部门涉农服务脱节。由于很大部分种粮大户缺乏农业生产的经验知识，致使他们在生产中经营管理不科学。调查发现，种粮大户对农业科技服务要求迫切，虽然各地已建立很多基层农业综合服务部门，由于其已从社会化服务向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有偿服务转变，大部分农业服务部门是在搞种子、化肥、农药的销售经营业务，真正对农户提供技术培训、病虫防治等农业技术的公益不多。种粮大户需要政府提供相关服务时，往往找不到相应的政府服务部门，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种粮大户的发展。

对策与政策建议

在粮食主产区发展规模化生产经营是我国粮食生产的方向，是各级政府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在农村的中心工作，事关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家的粮食安全、种粮大户的切身利益。因此，需要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要极力营造一个良好的规模化生产经营环境，引导、扶持种粮大户的健康发展。针对粮食主产区湖南省种粮大户遇到的问题和普遍存在的困难，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探索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种粮大户的农业生产投入比较大、风险高、利润低，加之农业自身的积累能力有限，靠农户自己的经济实力很难从事规模较大的粮食生产。而种粮大户本身又缺少符合金融部门抵押条件的资产，金融部门出于对贷款安全的考虑不愿对种粮大户发放贷款。针对种粮大户融资难的问题，各级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要积极探索种粮大户融资的新渠道。政府要鼓励引导种粮大户成立资金互助合作社，或由政府出资控股成立村镇银行，合理引导社会闲散资金入股，增加新的民间融资渠道。需要不断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积极探索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户宅基地和房产作为抵押物的新途径，创新和完善涉农金融服务新机制，大胆探索切实可行的适应种粮大户需要的信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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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闽南社会生活在文献上呈现了本土叙述与西方叙述两种论述架构的交互映照，其中西方叙述以西方人通过在地观察和空间移动对晚清闽南社会的描写，为研究晚清闽南社会提供独特的历史镜像。麦嘉湖的《竹树脚》（Beside the Bamboo）为此类文献代表作，该书没有延续浪漫东方想象，而是以其独特视角写出晚清闽南的社会生活与历史风貌。

《竹浣拧纺壳吧形粗形囊氡境霭妗W髡呗蠹魏（John MacGowan），1866年来厦门传教，并长期生活在厦门。作者熟悉闽南民俗风情，出版了《厦门方言中英词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Dialect）、《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China）等。《竹树脚》于1914年在英国出版。书名来源于其传教教堂所在地厦门竹树脚礼拜堂（现厦门竹树堂）。竹树脚是闽南话，意思为竹子旁边。作者通过个人视角切入晚清闽南社会经济和民俗风情，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来论述：

首先，对晚清闽南封闭性社会逐渐开放进行论述。作者提到：“数百年以来，他们都不曾允许来自其他国度的人们将目光探进他们的前庭，或是一瞥后院风光。而如今他们敞开大门，对英国人投以欢迎的微笑。”接着作者描述当时厦门商贸。厦门港“是中国沿海最为繁忙的地区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在这里停靠，场面壮观”。既有来自英国利物浦的大轮船，一边卸下货物，一边装载一箱箱的茶叶；也有飘扬着星条旗的大型邮轮，把在这里装载的水仙花球运往旧金山，送往美国千家万户。同时，还有挤满了苦力的船只，将他们送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槟城。上岸后，作者写道“我们想象着规模如此之大的城镇，必然有一条通街大道，却只看到一家家凌乱散布的店铺”。后来经人指点，才知道“几英尺外一块宛如狭窄的泰晤士隧道的空地”就是“城里的主路，几家最高级的店铺和最赚钱的商号也在其中”。“我们跟随者川流不息的人群走入这条街道，几分钟后，就感受到了东方的魅力。我们缓缓前行，饱览沿途奇异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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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105-02

公共图书馆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公共图书馆建设，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特别对甘南州这样一个欠发达民族地区来说，加快公共图书馆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公共图书馆在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作用

公共图书馆担负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播先进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等重要的社会职能，是公民的终身学校。在新时期，公共图书馆肩负着服务大众文化、提升公民文化、构建和谐文化的使命，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公共图书馆是知识和信息资源共享的工具

图书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的丰富而出现。千百年来，人类辛勤劳动创造的知识和经验世代延续，通过文献记载保存至今。作为知识和文明的宝库，图书馆一直对人类社会及科学文化进步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人类知识的积累，更是巨大的信息集散地，无时无刻不担负着知识收藏与传播的重要职责。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大都可以在图书馆找到，其保存数量之大、种类之全、时间之久是任何社会机构无法比拟的，更是不可替代的，这正是其社会价值的独特性所在。

(二)公共图书馆是科学创新的重要基地

作为知识信息搜集、整理、存贮和传播的专门机构，图书馆是科学创新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图书馆保存着人类丰富的知识成果，是巨大的知识储备宝库，是从事科学创新和再生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源泉，成为推动知识创新的前提条件。一切科学研究，一切知识创新都以研究与利用已有文献信息为起点，在这一意义上，图书馆可以说是科学创新的出发点。而一切科学创新的成果最终都要转化为知识载体——文献，大部分精华文献又被图书馆收藏，既丰富了图书馆的知识储备，又成为科学创新再循环的新基础。其次，图书馆直接参与科研过程，其业务工作是科学创新的组成部分。例如在科研过程中，针对研究课题提供信息资料；在总结评价阶段，为成果鉴定提供资料（如编制专题资料索引等）。再次，图书馆关注知识的扩散和转移，是科学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图书馆工作贯穿于科学知识创新全过程，连接创新体系的首尾，是科学创新的重要基地。

(三)公共图书馆是终身教育的重要阵地

作为国家知识基础设施之一的图书馆，储存着丰富的知识信息，可以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一种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良好条件和环境。人们不断通过图书馆，掌握文献检索能力，提高自学和自我服务能力，进而对已有知识进行分解、加工、合成，综合成新的知识，从而促进创新能力的培养。加上计算机与网络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网络信息无限又无序，要求人们从正式和非正式的广泛信息源获得所需信息，图书馆足以帮助人们成为具有信息采集与利用能力的人，使他们能够不断获取新知识。图书馆为读者的所有服务不受时间和空间局限，没有年龄、性别的要求，不受资格、学历等限制。可见，图书馆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也是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最佳场所和整个社会没有围墙的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已不仅仅是一个服务性的文化事业单位，还是整个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获取知识、加工知识、配置知识资源的基础产业，担负生产、传播知识和培养人才的重任，其发展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力资源的培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甘南州公共图书馆现状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中国甘肃省南部，是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面积4.5万平方公里，全州人口68.03万，其中藏族37.85万，占总人口的55.6%，农牧业人口54.56万，占总人口的80.2%。甘南州图书馆始建于1956年，现有1个地区级公共图书馆、8个县市图书馆。它承担着保存地方文献，传递科学知识信息，实施社会教育，开发智力资源，提供图书借阅、资料查询的社会职能，是甘南州文化信息服务中心。目前，甘南州图书馆有职工22人，馆藏各类文献16余万册（件），其中：地方文献5万册（件），古籍2000余册。为了满足甘南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甘南州图书馆不断转变工作思路，创新服务方式，打破了历史造成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落后、封闭的现状，改变了“借书还书”、“阅览复印”的传统模式，使死资源变成活资源，变“读者上门”为“图书馆上门”，使图书馆传统的服务模式变成“全天候”不分节假日的服务模式，确保全年开馆；并大力开展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更大地发挥了图书馆的职能作用，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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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闽南童谣作为教材的依据和动机

（一）理论依据

福建省文化厅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中指出：“继续完善乡土教材编写，在学校进行普及型教育。在幼儿园推行闽南童谣和游艺教学；小学开设方言、传统艺术、传统技艺课程；初、高中开设闽南民俗、乡土文化等文化课。”闽南方言童谣是阐述乡土文化的象征性素材之一，是闽南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过程中，我们更应充分挖掘和利用闽南方言童谣，通过闽南童谣教学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

（二）闽南童谣的艺术教育价值

1.闽南童谣是伴随儿童童年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而民间流传下来的童谣更能激发幼儿丰富的想象力。如《古古古，鲤鱼娶查某》：“古古古，鲤鱼娶查某，龟担灯，鳖拍鼓，水鸡扛桥目吐吐……”就将好几种动物串在一起，或具体，或虚构，形态各异，足以令孩子们浮想联翩。

2.闽南童谣素材来自生活，源于民间。许多闽南童谣里将山水、树木、房屋、动物、气候等融为一体，或描述幼儿游戏，或刻画年节喜庆活动，或表现田园风光、农家生活，充分体现了与大自然的互动、融洽、和谐，对于幼儿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细品闽南童谣，其内容均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方式诙谐幽默、生动活泼。如童谣《不识字文字真是惨》：“不识字文字真是惨，亲像青瞑欠人牵，有人写批来给咱，央人看批人嫌没闲。”这首童谣不但有其独特的韵律美，还蕴含着生活情景、做人道理、简单哲理等。

3.闽南童谣描绘了闽南地方风俗民情，是闽南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它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多数童谣句式整齐、韵律明显，在语言组织上及方言表达上具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不仅让幼儿领悟童谣的作品风格、艺术特征和闽南方言深厚的文化底蕴，还传承和弘扬了民族、民间的文化。如描述闽南传统节日的童谣《正月点灯红》和《烧肉粽》就是让幼儿通过欣赏、表演、感受童谣的同时，了解家乡、祖国传统的文化以及民族的不同特色，感受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只要闽南人生活中涉及的内容，都有可能出现在闽南童谣中，它具有浓厚的民族情感与乡土气息。

4.闽南童谣虽然来源于生活，与幼儿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并不是所有的闽南童谣都适合幼儿，关键在于童谣作品的艺术形象要鲜明、生动，所描写的内容应是幼儿生活中比较熟悉和兴趣的事物，这样更能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唤起他们欣赏的兴趣，充分发挥幼儿的联想和想象。因此，我们决定对《闽南童谣教材的选择和创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以闽南童谣为载体，以多种形式的音乐活动为背景，选择和创编适合幼儿年龄特点和发展需要的童谣教材，进一步提高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力、理解力和表现力，培养幼儿对闽南童谣活动的兴趣，有力地推进闽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三、选择和创编闽南童谣教材的原则

当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丰富多样的闽南童谣后，首先对闽南语童谣进行筛选和改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后再对它们进行配曲。在教学中，我们主要为童谣配上流畅、朴实的旋律，将童谣与音乐有机结合，通过节奏、韵律、旋律的贯穿，提炼出童谣中的艺术教育契机，使它们更具音乐魅力，从而打动和熏陶幼儿的心灵，引导幼儿热爱童谣、热爱音乐。在选择和创编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一）科学性和教育性原则

科学性和教育性原则即所选童谣应该是健康向上的、具有教育作用的。如《请外婆》中 “外婆无嘴齿，猪肚炖莲子。莲子清又甜，豆腐煮豆生，豆生真幼嫩，外婆吃了笑纹纹……”短短几句惟妙惟肖的语言表现了孩子有趣的想法，培养了孩子尊敬长辈的情感。我们认为幼儿通过学习这些富有节奏、韵律的童谣，不但可以形成幼儿良好的思想品德，还能引发幼儿积极的情感，进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二）游戏性和趣味性原则

游戏性和趣味性原则即所选的童谣内容要生动，有角色、有情节，也就是说尽量考虑到童谣本身的趣味性和游戏性。游戏是最受幼儿欢迎的基本活动，它能满足幼儿好动、好玩、好模仿的心理特点。所以在很多童谣中，我们都尽可能设计成有游戏情节的活动，以更好地调动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如闽南童谣《孤鸡》：“孤鸡，伊密，白鸡子，去找贼，找若有，做新妇，找若无，做乞食婆”，我们配上《头发肩膀膝盖脚》的音乐，并设计了类同“熊和石头人”的游戏：边按童谣节奏边跟着“大熊”走，等到童谣念完后“石头人”马上不动，幼儿做各种造型……这些童谣采用了念、唱、逗的不同艺术形式，易学便记，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活泼韵律，具有浓厚的游戏性和趣味性，使幼儿在欢歌笑语中领略生活的真谛，产生对闽南童谣活动较为持久的兴趣和向往，并获得更多的体验审美愉悦的机会。

（三）歌唱性和表演性原则

歌唱性和表演性原则即所选童谣内容的艺术形象特点要鲜明，要富于歌唱和用动作来表现，让幼儿可以运用脸部表情和身体动作与他人进行交流，享受和体验歌唱与表演的和谐与快乐。如《阿婆去买蚝》中幼儿边唱“阿婆阿婆去买蚝，寄人蚵，嫌臭鹾。掺蒜仔，好味素。吃依饱，去踢陀。”边自由结伴，两两相对愉快地进行表演，在情感交流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同伴友好相处的良好情绪体验。

（四）时代性和创新性原则

闽南童谣教材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它要不断反映时代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求不断增加和创编反映时代内容的新的童谣教材，就是要把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童谣中表现出来。二是要求不断赋予传统的童谣教材以新的内容和形式，使之更适合现代孩子的需求和实际。创新需要想象，而想象又是创新的前提，在闽南童谣活动中，注重童谣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不仅能激起幼儿学习的兴趣，萌发幼儿热爱童谣、热爱家乡的情感，而且能培养幼儿的创造能力，让幼儿在闽南童谣活动中体验到快乐。如我们在创编闽南童谣《泉州小吃真正好》中，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童谣的特点，另一方面结合“闽台一家亲”的特殊关系，把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的心愿编到童谣中，继而运用角色扮演和打击乐的形式来表现童谣。这样赋予了童谣本身很强的生命力，受到了幼儿的喜爱。

总之，闽南语童谣教材中所蕴含的教育价值，是其他素材所不能比拟的。让我们用“心”体验，用“意”创造，用“情”耕耘，不断挖掘和创编出更多符合幼儿要求和时代特色的闽南童谣教材，使闽南童谣这一朵传统文化之花放射出夺目的光彩，让那些有益幼儿身心健康的闽南童谣教材更好地发挥它的独特作用。

参考文献：

[1] 《文化传承与幼儿教育》论文集

[2] 让本土民族文化走进幼儿园.学前教育研究，2005（1）.

[3] “文化、民族艺术与幼儿园课程”.学前教育研究，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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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动闽南

闽南地区地处东南，历史渊源悠久，文化沉积多样，既保留了非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印迹，又有“大陆性”农耕中国非常罕见的海洋文化，其宗教流播、古汉语存留、宗族文化、民居建筑、商业传统、戏曲音乐等方面，既有特色又有丰富性，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可以说，如果有众多学者致力于此，闽南文化研究完全可能成为国内地区文化研究中最有生发力的种类之一。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隔离，原本只是福建省下属行政区划之一的台湾，一跃成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焦点；而因为先后几次文化变故，本来深受闽南文化影响的台湾，也成为一个五方杂处、潜流暗涌的文化复合体。国内研究界由此逐渐出现了一批专事台湾研究的学者，以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等专门研究机构为核心，形成了台湾研究这个颇具热度的专业。与此同时，闽南文化研究往往就被闽台文化研究这个题目所包容了，闽南文化研究从母体的地位跌落，反而经常成为附属台湾研究的一个子课题。这样的研究往往不能深入闽南文化的基质纹理，也往往难以深入地了解闽南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存在，对于闽南文化的解释只能是肤浅的、浮光掠影式的，缺乏地区文化研究的厚实与敦诚。

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则是我所见的最贴近闽南、扎根闽南的研究之一。

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戴冠青教授坦陈自己的研究缘起于“对闽南文化的热爱”，并试图“在‘荆棘丛生的荒草地’上蹚出一条新路”，于是其花费了十年时间，选取了闽南民间故事这个文化沉积最为丰厚的角度进发，以历史传说与现实存在两个维度交互印证，来破解闽南文化的魅力密码。在研究过程中，戴冠青教授本着穷尽材料的原则，阅读了数量庞大的闽南民间故事材料。这些书籍大多属于民间故事系列，民间语言往往比较粗糙，条理性也不可能很强。而戴冠青教授这个出身文艺学、以“美”为本业、视文学语言为生命的作家协会主席，要潜心默志、埋头阅读这些民间故事，倘若没有强烈的本土之爱支撑着，那还真是不很容易做到的。至于说还要在对这些民间故事熟稔于心的基础上，寻其统绪，考其源流，明其本末，再对其进行分门别类，区隔定谳，那就更是不容易了。

正是基于如此认真的态度，在《想象的狂欢》等论著中，我们可以时时看到作者操控着各种闽南民间故事、闽南地区文献、闽台风俗人情，了若指掌，恢恢无间，行有余力，让人不禁慨叹于作者对于所研究对象“穷究本源”的治学态度。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陈益源教授在为《想象的狂欢》一书作序言的时候，谈到阅读本书的“一连串奇妙的景况”，“过去几个月内，仿佛无论我去哪里，《想象的狂欢》书里相关的篇章就会出现，如影随形”，并且慨叹“闽南民间故事实在太丰富了，丰富到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可以发现它们的无所不在，并且透过冠青教授的深入剖析，令人印象深刻，想忘都忘不了”。这种景况的出现，显然不是凭空而出，其实正是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扎实而厚博的实证。

闽南文化的另一种暸望

闽南文化研究方面，经几十年积累，产生了不少论著。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从闽南民间故事入手研究闽南文化，并把闽南民间故事作为闽南文化镜像进行观照，这个角度很新鲜，也很有针对性，目前还很少人做过。而且，戴冠青教授在研究中较好地把细部研究和总体观照结合起来，我认为其专著因此成为目前从一个独特角度对闽南文化进行总体把握的别开生面的论著。

从早期的单篇论文开始，到最近的专著成型，戴冠青教授的闽南文化研究逐步构建出一个非常严整的体系。《想象的狂欢》提出“文化想象与族群记忆”，既提出了“闽南民间故事是闽南地区民众根据闽南社会生活情状想象、创作出来并通过口头讲述的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或传说”，肯定了其“文化想象”的因素，又提出其文化想象中积淀了“闽南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包含有非常丰富的“族群记忆”，以此两种概念出发，提纲挈领。书中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对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解读——内中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民间故事，而且融汇了地理、历史、气候、俗语、戏曲等各种文化因素，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可以说，就是一部关于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研究史。

在章节内部，戴冠青教授的研究也能够做到事无巨细、穷发抉微却又高屋建瓴、分合有度。在“闽南民间故事的艺术形象”一章中，有一个十分独特的部分是介绍朱熹原型的民间想象，作者列举分析了《文昌鱼的传说》、《对天祝词显报应》、《计除恶僧》、《葬大林谷镇蟹精》等民间传说，注意到了闽南民间传说中的朱熹在闽南民众崇儒心理下往往形成法力强大、斩邪除妖的正义神祗形象，而武夷山以及江西庐山、铅山一带的朱熹却多是浪漫抒情、邂逅狐仙的书生形象。并且在此基础上，联系闽南地区历史，详尽地阐述了闽南文化中民众崇儒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成。

温婉的理论沉淀

戴冠青教授做闽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其文艺学出身的理论背景，与其他做民间文学或者地区文化研究的学者相比，出身文艺学的她，在操持各种理论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随处可见厚实的理论沉积。女性主义理论、列维-布留尔的神话学理论、弗莱的《批评的解剖》、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合适合用的理论与观点不断被用来与研究对象相互印证、互相激发，使得本书在理论深度方面得到了极好的延伸。在“闽南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一文中，作者还参照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实际操作了一番，以叙事学理论分析闽南民间故事。在考察了大量闽南民间故事后，作者依据叙事功能的理论进行分析，概括出了几种叙事模式：（1）扬善惩恶式；（2）以智抗敌式；（3）自强不息式；（4）知恩必报式；（5）才子佳人式。并且在具体的模式研究中，提取归纳出几种重要的叙事功能加以分析，这样就化繁为简，对数量繁多的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较好的归纳分类，有利于作者驾驭庞大的文本，也有利于作者从总体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心理方面对这些民间故事进行总结。这一点，恰恰也是做闽南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普遍比较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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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评析

（一）理论建构严密，层层递进

如果把论文比喻成人的躯干，那么理论建构就是躯干的骨骼，它决定着整个作品的走向。本书首先从第一章闽台两岸歌仔戏的音乐历史开始阐述，逐层深入至歌仔戏音乐的源流问题研究。有关戏曲音乐源流问题研究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议题，就好像安徽的黄梅戏，至今还存在着起源安徽安庆还是湖北黄梅的争论，有些专家学者在源流问题上是至死不渝。那么，如何才能准确判断一个剧种的“源”与“流”，最重要的就是让“音乐来说话”。所谓音乐，对于戏曲艺术来说就是“唱”腔，戏曲中的“唱”是一种常见的最突出的艺术表现手段，中国众多戏曲剧种正因为唱腔之不同，所以能够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这些风格特色迥异的戏曲艺术大都是在当地民众的思路、表情、风格，尤其是地方语言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而各地地方戏曲剧种的舞台语言，毫无例外的都是以当地的地方语言为标准的，我们在考察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不难发现，传统生活方式和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不仅密切联系，而且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民间生活方式的直接转述，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的积淀。作者通过对大量田野调查获得的音响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记录、整理和归类，对音乐唱腔的本体从中国传统音乐曲式结构视角进行分析，“对歌仔戏的旋律音调类别进行归纳总结，并认为这是对歌仔戏音乐进行溯流探源的重要方法。”（173页）任何一种戏曲艺术创腔发展最终要落实到音乐的舞台表演上，因此接下来作者对歌仔戏的音乐创作与表演进行了相关的文化解析，认为戏曲无论如何变化发展，如果没有观众就失去了戏曲存在的意义。著者层层递进，逐层解析，把闽台歌仔戏音乐的源流发展最终归结到历史变迁中的音乐本体变化，确立“闽调台化”这一基础立论。整个著作的理论体系逻辑严密，层层相扣，浑然一体。

（二）“融入”与“跳出”的研究方法

无论是民歌研究还是戏曲研究，采用什么样的视角（立场）都有意义，关键在于所持的视角（立场）的自觉，自觉了也就客观了。①而作者正是秉承了这样一种观点在“融入”和“跳出”之间不断地转换，力求资料、评述客观真实，去伪存真。作者在后记中曾经这样说道：“我是听着、看着歌仔戏长大的。”尽管这只是童年里的一个成长片段，但是优美的唱腔早已深深刻在作者的脑海，而艺术上的互通有无对于局内人有时候会产生习以为常之感。当局内人成为研究者时，如何在歌仔戏音乐源流问题上，不带有任何乡土的情感偏见，以局外人的角度审视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就一定要以“局外人”的身份跳出，真实、客观地对已有文献资料以及自身田野调查所得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辨析并且善于采用，尽可能地避免自身文化环境的左右。因此作者并没有以一个得天独厚的局内人而自居，而是更加深入地到闽南地区进行调研，采访了大量与这方面息息相关的研究学者、歌仔戏民间艺人以及专业演员。对歌仔戏的音像、图、文、谱等资料进行收集。此外作者还利用每年两岸举办歌仔戏交流研讨和观演活动的机会，走访台湾歌仔戏民间戏班及专业团体，收集有关资料，感受、调查歌仔戏流行地的民风民情。作者双视角观点的正确运用，使得该著作的研究论证令人信服，深入人心。

（三）坚持文化脉络中的戏曲音乐研究

音乐是一种文化体现，坚持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既是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重要表现，也是作者作为一位民族音乐学者的学术态度。而《闽》著作者也深知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并不只是音乐本身，她在著作开篇这样写道：“歌仔戏音乐的历史，是一部海峡两岸民间音乐交流、融合的历史。”但是在闽台歌仔戏研究中要涉及到大量的音乐形态分析，如何分析音乐形态与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紧密地交织起来的文化进行讨论变得尤为重要。以书中第二章第一节为例，该节主要讨论的是“锦歌七字调如何由民歌形式演变成戏曲音乐的歌仔戏七字调的。”书中在对各个音乐演变时期音乐的形态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关注音乐在区域时空转换中受到多种多样的文化现象影响，包括语言、周边优秀音乐剧种、以及社会大环境等。在该篇章，可以看到作者在论述之时借鉴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如陈进传等著的《宜兰本地歌仔陈旺枞生命纪实》、台湾传统艺术中心筹备处编《听到台湾历史的声音》等，《闽》著中历史文献与本体分析，二者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