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对于前辈们的学术贡献，我曾经在拙文《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展望》中做过初步论述，在此从略。下面我就以《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新发展》为题，对现状作一初步分析。

自1995年10月，在中国福州举办第一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已历时18年，每两年一次的盛会识新朋会旧友，话学术叙友情，如今已迎来第十次聚会。作为18年历史的见证者，我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人才成长、学术发展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一、研究者——从事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学者人数逐年增多。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

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首先靠的是研究者，只有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研究人才才能促进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记得当第一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的时候，参会者近三十人左右，其中中方代表二十人左右，日方代表不足十人；到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召开时，出席会议者达78人，其中中方学者52人，日方学者26人。如果说研究者人数的大幅增加，只是从“量”的方面体现了研究队伍壮大的话，那么，从老中青研究者学术论文研究议题的扩展、内容的丰富、水平的提高，就更体现了研究成果“质”方面的超越。由此，我们就可以增强信心，倍受鼓舞了。

18年前的中年学者，蒲生乡昭、蒲生美津子、樋口昭、张前、陈应时、俞人豪、孙玄龄、增山贤治等人如今都已成为研究成果丰硕、学术造诣深厚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优秀学者。例如：蒲生乡昭《日本古典音乐探究》、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陈应时《中国乐律学研究》、王耀华《三弦艺术论》、《琉球御座乐与中国音乐》等，都已经成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领域颇具影响的著作。

像金城厚、塚原康子、山本宏子、寺田直子、大塚拜子、吕锤宽、赵维平、周耘、马达等，当年的青年学者，经过18年的研究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经验，创造了优秀的学术成果，已经成长为成熟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者。他们中出现了众多的优秀论著。

这18年来，出席历届会议的许多研究生导师，都将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带来参会，使这些学生在学术交流和实地音乐考察中成长，甚至于在中日音乐比较研究领域里寻找学位论文的题目，由此出现了周耘、刘富琳、裴雅勤、王州、徐元勇、孙宁宁、刘银贞、许志斌、王翠、毛丫、长岭亮子等人的博士学位论文或较为优秀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得到学术界的肯定，有些已经成长为该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后两类的中青年学者绝大部分都具有博士学位，接受过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宽厚的基本知识，专业起点比较高，我们相信，经过不断的持续努力，他们一定能够取得学术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内容——传统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新的研究领域屡有开拓。学术成果丰硕，研究水准不断提升。

纵观18年来的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史学、乐谱学、乐器学等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不仅得到了继承，并且不断深化。

对中日音乐交流史的研究，原本是田边尚雄、岸边成雄和泷辽一等先生在上世纪前半叶开创、后半叶得以发展的学术领域。自1995年以来，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和各种刊物中，都有为数众多的有关本领域的文章。例如，赵维平、贺星、张前、袁静芳、蒲生美津子、平间充子、蒲生乡昭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古代在宫廷音乐、催马乐、雅乐与唐代大曲、雅乐与燕乐、乐曲《放鹰乐》、《兰陵王》等方面的交流，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杨民康、管建华、塚原康子、葛西周、过本香子、新掘欢乃等人的诸多论文，将研究视域从古代转向近现代、当代中日音乐交流史和交流现状。其中，周耘、杨长安的某些论文直接将视域投向当今音乐生活，起着以研究来参与和干预现实音乐生活的作用。

日本著名学者林谦三先生是对遗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乐谱进行解读研究的先行者，他的《琵琶古谱的研究》、《琵琶谱新考》等众多论文为该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和这18年来的各种刊物上，也有许多学者发表了关于该领域的研究论文。如：陈应时、应有勤、澳大利亚学者Steven C，Nelson等分别发表文章，或者提出“掣拍说”为新的节奏翻译方法，或者对“掣拍说”进行论证和争议，这都有利于将古谱的解译研究引向深入。

对于中日两国乐器的历史、形制和演奏方法的研究，林谦三曾有《东亚乐器考》等、三谷阳子有《东亚琴筝的研究》等、东洋音乐学会曾出版《琵琶音乐研究》等，成为成果颇为丰硕的传统研究领域。近十八年来，与琴、筝、琵琶相关的研究领域也有了新的进展，新出现了俞人豪、阎林红、符丽琴、林月里、杨宝元、余明、朱佳、何丽丽、余丹红、郑瑞贞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传统筝音乐的历史与形态、筝人、筝曲演奏技巧、传统筝的乐律体系、筝曲结构与艺术特点，琵琶的乐器学问题、清代琵琶和清代刊行的琵琶谱、中日琵琶音位发展、日本琵琶本土化保存发展的文化因素、日本琵琶流派与中国琵琶的流派等进行了研究。在尺八研究方面，除了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不断有新的论文出现之外，中国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举办的尺八专题研讨会和近年来出现的新论文，都正在将该领域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应有勤、王建欣、郑荣达、赵维平、刘正国等人的论文，对中日尺八的历史及形制异同、正仓院藏乐器尺八、贾湖遗址出土的“骨龠”与日本尺八源流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虽然见解颇有歧义，但是都在认真探索，将中日尺八关系的研究逐渐引向深入。

还有学者以乐器壁画为基础在从事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如：樋口昭教授曾多次前往新疆地区考察壁画中的音乐绘制情况，有多篇除了以上中日音乐关系的传统研究领域之外，近十八年来，在音乐形态、乐种比较、宗教音乐、音乐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比较大的进展。

在音乐形态研究方面，陈应时、郑荣达、吴国伟、胡企平、刘富琳、裴雅琴、金城厚、庄永平、马塞达、吕洪静、修海林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音乐的乐律、宫调、旋律特点、音乐结构等作了论述。

许多论文对明清乐、琉球音乐等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在明清乐研究方面，出现了郑锦扬、徐元勇、樋口昭、钱国祯、杨桂香等人撰写的有关明清乐源流、曲目、乐器、乐谱等的研究论文。在琉球音乐研究方面，王耀华、吕锤宽、刘富琳等人的论文，分别对琉球御座乐的复原研究、《福寿歌》、《闹元宵》、《四大景》、《一年才过》、《天初晓》、《清江引》、《急三枪》、《纱窗外》、《相思病》等曲目源流的考证、日本琉球音乐对中国曲调的受容、变易及其规律性、琉球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受容变易的三种类型、台湾北管乐与琉球御座乐之比较、组舞·能·中国戏曲之比较等进行了研究。

在中日佛教音乐关系研究方面，近十八年的成果尤其丰富，研究渐趋深入。出现了周耘、岩田郁子有关黄檗宗声明诸多方面研究。杨民康嘉雍群培关于中国傣族藏族和日本佛教音乐比较研究、新掘欢乃对严密流咏歌、日本声明进行研究等的许多论文。

中日音乐教育的比较研究也是近十八年来引起较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既有上世纪初日本音乐教育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研究，也有对中日音乐教育现状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比较研究，涉及中日音乐教育历史、大中小学各个层次的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出现了张前、汪毓和、王安国、马达、冯芸、尾高晓子、孙玄龄、伊野义博、赵琴等人撰写的相关论文。

三、研究方法——经历了以文献学为特色、比较音乐学方法的运用.到重视实地调查、“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再到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利用、多视野多学科多方法结合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探究创新。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个世纪的前半和中叶，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等老一辈研究家，有着扎实而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因此，在他们的研究中，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校勘、分析和使用，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岸边成雄先生，他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过程，实际上就是音乐史料学学科建设的过程，用东方所特有的丰富的典藏文献来为当时的比较音乐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同时，他们也以开放的心态运用历史意识、实证方法，用世界音乐的视野来研究日本音乐。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一批中国音乐研究者得到了日本等国的国际友人的支持，能够走出国门，到国外去进行实地考察，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深入现地调查，不仅研究音乐的特点，而且追寻产生该音乐特点的文化缘由，也就是“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成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且提倡“局内人”“局外人”双视角相结合的方法、多学科多视域相结合的“多重证据法”等，推动了中曰音乐比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本世纪以来，以上研究方法又有了新的开拓。例如：在运用文献研究法时，不仅运用一种语言的文献，而且同时对两种或者三种以上语言的相关文献进行考查，使资料更为全面，论证更为充分，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为可靠。如蒲生乡昭《外国人对早期三味线的记录》，除了运用日语文献之外，还运用了中文、葡萄牙语、英语等多语种文献资料，以探寻早期三味线的踪迹。

又如：实地考察，不满足于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考察，而是像《亚洲太鼓的“口唱歌”》的作者山本宏子那样，以多年在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用状声字来记录打击乐的口唱歌、锣鼓经这种记谱形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金城厚、矢向正人等又将视野投向音乐研究中对电子计算机的运用。金城厚在《民歌旋律类似性的计算机处理》一文中，介绍了他与坪井邦明、松岛俊明、野田千香等人，共同开发的处理旋律类似性的“歌词音列法”计算机软件及其运用。矢向正人在《计算机对长呗谱的认识》一文中，报告了他所研究的利用计算机记录长呗谱的实验结果，他开发了名为GIDA-U（Generally

Integrated Data

formatnagn fomaga Utanotation）的电子计算机软件，该软件既能记录长呗谱，也能记录其它传统音乐的乐谱，而且还有开拓国际标准的传统音乐记谱法的广阔前景。

综上所述，18年来，以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代表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在蓬勃发展。人才辈出，正在形成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水准不断提高；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篇（2）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3]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1]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1]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50页

[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0页

[3]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7页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页

[5]（1987）.韓日兩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硏究[Ⅱ].《CHEJU UNIVERSITY JOURNAL》，Vol.25 No.1 14-1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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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大昌.《语言与文化》[M].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赵峰.《汉字学概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年

[4]何九盈、胡双宝、张猛.《汉字文化大观》[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

[5]凌加杰.《汉字现代化之路》[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

[6]马曼曼（2008）.中西文字文化传承功能之比较研究[C].湖北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7]刘伟（2009）.汉字和汉语的关系[C].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8]宋之贤（2003）.论汉﹑韩﹑日语言循环影响与规律[C].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东语系亚非语言文学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9]陈辉（2006）.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C].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10]尹铁超（2010）.论文字在文明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C].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史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11]俞新天（1996）.东亚文化研究的意义[J].社会科学，第10期

[12]周有光（2000）.中国和汉字文化圈[J].群言，第1期

[13]周有光（2000）.朝鲜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2期

[14]周有光（2000）.日本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3期

[15]周有光（2000）.越南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4期

[16]许征（2000）.汉字的产生、演变与发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期

[17]周有光（2000）.汉字文化向邻国的传播[J].教师博览，第5期

[18]史继忠（2001）.论汉字文化圈[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19]李虎（2002）.论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J].东疆学刊，第4期

[20]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J].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21]孔刃非（2004）.汉字起源观念的文化审思[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3月

[2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23]许孝梅（2004）.“汉字文化圈”浅析[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第4期

[24]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篇（3）

十九世纪中叶，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中国率先被西方打开国门，随后不久日本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两国的仁人志士都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主张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来抵御西方的入侵，决定向西方学习。日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指导思想，那便是和魂洋才。和魂洋才的内涵顾名思义，“和魂”指大和名族的精神，而“洋才”指西方的文明，是以日本的精神来学习西方的知识，两者之间是并列的关系。与中国提出的“中体西用”不同，日本并没有拒绝西方，而是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吸收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处心积虑地保留自己的传统。日本构建的这种以西方文明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模式，成功地把日本从封建社会改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目前关于和魂洋才的相关论著与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具体的综述如下文：

1 国内学者的研究

著作上主要有江秀平的《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该书以中日两国的近代化为背景，分析认为中国与日本明治维新在背景大体吻合但结果相差甚大的原因在于中日传统社会结构上的差异、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中政治结构上的差异与指导思想上的差异等三部分因素构成。关松林的《日本学习借鉴外国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构与嬗变》（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主要阐发了日本教育在学习借鉴外国教育过程中所形成的鲜明特点：日本教育擅长吸收外来文化，能够积极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华，且有选择性地吸收外国教育的长处，以适应日本自己的需要。叶渭渠的《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中概括介绍了日本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简要说明了这些文化与日本政治社会发展历史的有机联系，然后才比较的视角出发，论述了日本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以及近代与西方交流、调适西方文化的新鲜经验。

其他著作还有吴廷桢、赵颂尧所著的《坎坷的历程――近代学习西方八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王承仁的《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樊和平的《儒学与日本模式》（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等。

论文主要有赵紫峰的《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之比较――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该文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对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为主题，运用历史归纳综合的方法总结找出了两国在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异同。张敏琴、李珊珊在《“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之比较》（《文教资料》，2006年第28期）中，先是找出了两个口号的社会背景及其原始内涵都大体相同，其次分析了两者表现出明显差异的原因在于两国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不同、文化阻力与倡导者意识不同等方面。李翔海、刘岳兵在《“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比较申论》（《河北学刊》，1997年第5期）中作者认为中体西用的重点始终在“用”字上，而和魂洋才则不同，“洋才”包容的尺度越来越大，以致于可以在“和魂”的层面上接纳“洋魂”的内容，这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吸收外来文化的方式。武安隆的《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兼说“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异同》（《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比较研究发现“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发轫阶段出发点大致相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魂洋才”的取舍标准放宽了，而“中体西用”却难有突破，“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之间是无法用等值去衡量的。苏中立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2第12期），作者从两者的文化模式去比较分析中日两国走上不同结局的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大国，输出的多输入的少，日本则相反，致使中国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的步伐远远落后于日本。

其他相关论文还有肖传国的《中日在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中心》（《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张雯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3期），赖作卿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辩》（《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严清华的《中日近代之初的两种对外开放观――“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思想比较》（《经济评论》，1995年第2期）等。

2 日本学者的研究

高坂史朗的《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该书以日本、朝鲜、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为中心。作者认为东方的近代化一开始就陷入了“和魂洋才”、“东道西器”、“中体西用”这种东西二元对立的陷进中，这种陷进造成了东亚社会发展的非连续性，同时也对东亚的自我认识带来了困惑与挫折。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主要从日本文学的角度来看待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转变，作者认为在汉才时期中国主要为日本带来了儒学思想，汉才与和才融合经历了一千多年，这种精神已经深入了日本的骨髓，所以日本的洋才才能带入西方的价值观，影响到近代的日本。衫谷昭的《和魂h才から和魂洋才へ：久米邦武の知的背景》（L崎心大学人文学部，1995）中作者从久米邦武随行欧美写下的回忆录中，从个人的身份背景、时代背景等分析对于了日本人的自我认知这个问题。

研究近代日本，不H要把握当时日本国内外政治情事的变化，对日本思想文化上的转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对和魂洋才思想的研究，了解其是如何从产生到变化再到发展的过程，便对近代日本的发展历程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江秀平：《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 关松林：《日本学习借鉴外国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构与嬗变》，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

[3] 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赵紫峰：《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之比较――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5] 张敏琴、李珊珊：《“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之比较》，文教资料2006年第28期

[6] 李翔海、刘岳兵：《“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比较申论》，河北学刊，1997年第5期

[7] 武安隆：《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兼说“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异同》，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

[8] 苏中立：《“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2第12期

篇（4）

论文首先对《古事记》的创作构想和作品主题进行叙述;其次再对《日本书纪》诞生的背景进行分析,在对其创作的主要特色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两部著作各自的特色和不同之处,最后阐述分析出《日本书纪》诞生条件中所蕴含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构想 ;主题 ;历史背景;政治思想

作为日本古代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一直在日本史学上和文学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但资料记载显示,这两部著作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创作而成,都是天皇提议、为了记录古代天皇家的继位,旧辞,纪事等;而且两部书中所记录的内容又有部分重复。那么为什么历史上会先后分别编著这样两部有着诸多相似点的史书?或者说难道《古事记》中的记录不能体现出古代天皇的事迹?还是有其它的某些原因?鉴于此,本文将对比分析《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创作背景、构想与主题,来试图探寻其中的部分原因。

奈良末期有史称壬申之乱的历史事件,它是在当时掌握日本大权的天皇家族内部、天智天皇的弟弟大海人皇子和第一皇子大友皇子之间的权势之争。结果是第一皇子大友皇子争位失败自杀,大海人皇子继位成为天武天皇。天武天皇继位后宣称,日本只有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才能像磐石一样坚不可摧;实际上他是为了让天皇家族成为日本唯一的统治者。因而天武天皇实施了许多新的政策,《古事记》的创作也是其政策之一。

为了展示天皇家族的魅力、维护其作为日本统治者的地位,天武天皇计划记录以皇家的历史为中心、日本国的成立、发展过程。这既为了说明这个国家的诞生和发展是历代天皇的功绩,又把自己继位一事写入历史。他让侍从稗田阿礼背诵熟记当时在有权势的豪族诸家中流传的神话、传说、及帝皇的继承和先代的旧辞,宣告要创建日本正式的历史史书。

但天武天皇于天武十五年(686)驾崩,撰写史书一事因此搁断;后来继位的元明天皇为了继承天武天皇未竟之业,命太安万侣撰录稗田阿礼所背诵的历代天皇之事。太安万侣以天皇敕令诵习的旧辞为中心,加上继承的神话传说禾相关的原初歌谣,于和铜五年(712)写成日本最早的历史典籍,也是第一部朴素地再现从上古传承下来的口头文学的书籍――《古事记》。

《古事记》共分三卷,上卷是所谓“神代”的事,即旧辞――神话和传说;中卷述说“神代”与“人代”间世代,即神武至应神天皇的世代传说;下卷叙述“人代”,即仁德至推古的人皇时代的事迹;而且在朴素地再现的神话传说的叙事中,编制了113首上代朴素的歌谣,侧面反映了当时日本人的生活情感。

敕令完成《古事记》的元明天皇看了全书之后,感叹着:“恩……这个呀,嗯……”,似乎对它所记录的内容持有不满。因而元明天皇按照自己的意图敕令重新编纂日本史书。于《古事记》问世8年之后,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完成又一部在日本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史书――《日本书纪》。

《日本书纪》全30卷,其中前两卷为神代记,余28卷则是从神武天皇开始一直记述到持统天皇的事迹,比《古事记》涉及的历史范围更广泛;《日本书纪》中虽然仍叙述了神话传说部分,但只占了全书30卷中的2卷,且只是简单的叙述或单纯的引用《古事记》、氏族的家记、寺院的缘起等,整体上仍以记载史实为重、文体优雅又尊重古传,尽量保持了正史的特质。并且《日本书纪》中每卷每段的开始,皆以“一曰……”开头,构成的文章形式简洁统一,脱离了故事性叙述,向正统史书迈进了一步。另外,《日本书纪》的编撰者特别参考了我国的《史记》、《汉书》等大量史藉,采用我国编史的干支纪年法,不仅记载的事项按历史顺序先后排列,而且给各个情节加上年月的时间标记,使整部书籍体裁规整有序。

对比两部史书可以发现,《古事记》全书是用当时的日本语来书写的,但八年之后的《日本书纪》中的文章叙事部分竟全部用汉文、也就是当时的中国汉字书写而成。在此引用《日本书纪》第十卷中的一段原文:

“十三年春三月、天皇遣使以阵L媛,秋九月中,L媛至自日向。便安置於桑津邑……”

为何都是为了记录日本古代史的两部著作,却采用了不同的形式来书写?

在上古时代,对当时的日本来讲所谓的‘国外’就是指中国、朝鲜等东亚的国家,且在最初没有自己的文字、以汉字作为文字基础的日本和朝鲜,汉字早已成为他们心中的“国际标准语”;而且由于大量汉文化的传入,日本对中国文化更是崇拜,并把使用汉字作为高雅的行为,甚至把‘能与其文化并肩前进’作为政治、文化上的目标。因此,元明天皇抱着要写出一部即使在‘国外’也能被认同的史书这个信念,敕令着手用汉文撰写一部“国际化”的日本史书。为了更易于在‘国外’被理解,以至在书的标题上就特意加上了醒目的日本二字;又想在‘国外’也要具有影响意义,在本是记录日本历史的这部书中还列举了中国、朝鲜的事例,并着重记录了与两国之间的交流。这种创作构想、主题与只是为了提高天皇家在日本国民中的威信、单纯记录了日本国内的纪事的《古事记》则完全不同,由此可窥视出当时《日本书纪》的创作动机下隐藏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动机。

另一方面,在当时有《古事记》、《风土记》等各种书籍传世,因传说有多种版本又是记录的口传文学,必然会内容有重叠或相违;但仍敕令要重新编撰出内容有诸多相似但又有明显改攥的《日本书纪》的目的是为编列出统一标准作为“定本”;而《日本书纪》中改攥的部分,抹煞了大友皇子的即位纪录、将天智天皇死後定为天武天皇元年,从而主张天武天皇继位的正统性。而事实上是671年12月5日,大友皇子继位,是为弘文天皇;672年7月初,大海人带兵进攻近江,弘文天皇兵败自杀;673年2月27日,大海人称帝,即天武天皇。

综述以上分析,先后问世的两部日本古代著作《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虽然创作动机不是作为文学作品,但在日本史学、文学上具有不可泯灭的功劳。而且后者的诞生不仅仅因为具有以记载史实为重、涉及的历史范围更广泛,且采用高雅的汉文和干支纪年法,整部书籍规整有序;同时还潜藏着天皇家以此作为官方历史书而走向‘国外’的政治动机。

【参考文献】

[1] L尾 刚.早わかり日本文学.日本gI出版社

[2] 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岩波店,1974-1975

[3]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篇（5）

随着高中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许多地区的历史考试，融入课程改革的新理念，设计了基于材料的历史论文题（或称材料论证写作题）。该题型在测量内容上，强调的是历史课程知识而不是教材知识；在考核目标上，立足历史思维能力而不是史实的简单记忆，希望以测量内容、目标与形式的变化来推动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深化。但是，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一些题目的考查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命题从实践经验到技术理论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本文希望通过探讨国外先进地区的试题命制，借鉴命题思想方法，以期焕发我国历史材料论文题的活力，使历史测量题型不断推陈出新。

美国AP（Advanced Placement）课程是大学前置课程，课程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学有余力的高中学生，他们学习AP课程，并通过AP测试，AP测试的学分可以折抵大学课程的学分。AP世界历史课程内容涵盖各大洲，主要关注五个主题：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文化的发展与影响；国家的构建、扩张和冲突；经济系统的创建、发展与影响；社会结构的发展与演变。其试卷结构如表1：

从表格和相关资料看，美国AP历史测试中论文写作占有重要地位，其写作题型之一的材料论文题更是颇具特色。论文题基本由情境和写作设问两大部分构成，试题情境可以是文字、图表在内的各种与历史有关的一手或二手资料，也可以是模拟性的视角描述，而论文设问规定了写作的方向、范围和要求，写作的角度基本由情境与考查目标而定。一般地，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考查目标覆盖记忆、理解、应用三个层次，重心则偏向于考生的历史创造性思维。请看下面一道AP测试的世界历史试题。①

例题：运用材料，分析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印度在棉纺织业工业化进程中的异同。请补充一条材料，并说明该材料对论述棉纺织业工业化这一论题的价值。

材料一：印度棉纱和棉布的产量

――来自英国殖民当局的数据

材料二：日本棉纱产量（包括手工和机器生产）

――来自日本内阁统计部门的数据

材料三：早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在亮着灯的工厂里上班直到晚上。下班后，我们几乎没有力气站起来。晚上，我们工作到很晚，她们偶尔会给我们一个甘薯。然后，我们还得清洗，弄好头发等等。那时候大概都11点了。即使在冬天，也没有暖气，为了取暖，我们不得不挤在一起睡觉。第一年我们是没有工资的，第二年我的父母会拿到35日元，接下来会有50日元。

我上班不久，我的妹妹阿希也到这家工厂上班。我想她大概工作2年，就病倒在床。那时候工厂里大约有30个人生病。那些已经确诊为肺病的人立刻被遣送回家。每个人都害怕肺结核，没有人靠近这样的病人。阿希也被送回家了，很快就死了。她才13岁，她当时决心成为一个能拿100日元一年的工人，让我们的妈妈高兴。当她面色苍白地离开工厂时，我永远不能忘记她的眼睛。

――来自两个女工对她们少女时代

在日本纺织厂工作的回忆，约1900年

材料四：一个工厂女工挣的钱常常比一个农民的全年收入都高。对于这些农村家庭来说，女孩是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一时期，贫穷的农民要把60%的收成上交给地主。因此，这些穷苦的农民只能把拌着野草的米饭当做食物。他们仅有的救济就靠那些去工厂上班的女孩。

――来自一个日本僧人的叙述，约1900年

材料五：那些低廉的工人从哪里来？他们全都来自农村，来自于那些耕种自己的或者租种的土地但有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他们来到城市，来到工业区成为工厂工人。农田上的收入提供家庭所需，维持父母兄弟姐妹的生计。那些受雇于工厂的人与家庭没有多少联系，他所要做的就是挣足够的钱养活自己。那就是为什么工人的工资很低。这说明农业对我们国家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一支多么重要的力量。

――来自日本实业家鹤见俊辅，约1900年

材料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机器生产的竞争，整个国家手工织布工业迅速下降。尽管许多人仍然穿着用手纺机织出的布做成的衣服，但很多手工织布者已经丢弃了他们的手纺机。

当地纺织业把它们的存在、发展、成长归因于那些有进取精神的本国银行家和投资者，作为股东、投资者、金融家，他们向纺织业投入了大量的资本。

――来自印度经济学家拉达卡玛・慕克吉

《印度经济学基础》，1916年

材料七：女性纺织工人百分比

――来自论文“日本的工业化与妇女状况”

1973年

材料八：日本日贸棉纺织厂图片（图片略）

――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一部官方公司历史

材料九：大部分棉纺织厂工人来自于小农、村庄的农业工人和失业的手纺织工。他们居住在租来的小屋里，一个工人通常会在一个工厂里工作不到两年。工资很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明显改变。

――来自印度英国皇家劳工委员会的报告

加尔各答，1935年

材料十：印度纺织厂图片（图片略）

――来自纺织业主协会国际联盟英国官员

阿尔诺・皮尔斯的关于“印度纺织业报告”

1935年

这道试题让我们感受到AP历史材料论文题所给的材料丰富，阅读量非常大。例题中呈现了数据表格、图片、回忆录、调查报告等多种形式的材料，这些材料阅读上并无太大障碍，但要把材料中的有效信息提取出来并合理地运用到论文写作中，并非易事。此外，材料论文题考查的结论大都是开放的，考生很难从教材和提供的材料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这导致材料论文题“与普遍流行的材料解析题的设问不同，这种将材料解析与撰写小文章结合起来的设计尝试，有助于鼓励学生自选角度来分析历史，利于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①

AP历史考试的材料论文题，不仅有利于命题者抓住重点内容，考查学生的理解、应用能力，而且有利于评估题目的难度和区分度，弥补其他题型在考查功能上的不足。结合上述例题和相关资料，我们对历史材料论文题的测量功能，可以得出以下五点认识：

1.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

从测量和教育理论上看，材料论文题考查历史知识学习的深度，既是指兼顾命题评价的可操作性、史学方法及考生的思维开放与心理水平，提高考查记忆水平的效度；又是指考生建构知识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能力，考查较高层次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使题目的难度、区分度以及考生能力呈现收到良好的测评效果。从美国AP试题中，我们可以发现，材料论文题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所选取的材料丰富、来源广泛，为考生对论题进行深入分析提供了有效平台。二是所学知识和所给材料在答题中不仅是被引用、转述、复述的对象，而是用来理解并说明问题的；考生要对一些材料要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关注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作者的观点与立场，揭示材料是否存在“价值偏见”。也就是说，考生只有在客观、深刻地理解材料的基础上，方能为写作奠定基础。三是围绕所给材料确定一个合适的论题，而不是漫天撒网的泛泛而谈。写作应该紧扣所确定的主题，充分挖掘材料中的有用信息，进行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的分析论证，从而达到对论述主题的深度理解和认识。正如建构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当考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的内在结构（如性质、规律）及该事物的外部结构（即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时，考生才能真正掌握学习材料的内涵，从而把握历史知识的实质。

2.考查历史认知的过程

传统的历史考试题型主要考查历史知识的固定结论，学生自然也死记教材的结论。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考查要求则不同，它要求考生由浅入深地理解材料（获取有效信息），提炼材料中所隐含的历史主题，运用基本的阐释、说明、反驳等史学方法作出较为完整的论证。这种考查要求再现了知识的认知过程，凸显了“过程与方法”。为了引导考生展现历史知识的认知过程，论文往往以某一线索或主题为线轴，形成材料背景，提供开放性的论题，要求考生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地论证问题，并得出自己的个性理解和思考，其考查目标集中于考生对已学知识的理解、论证与再创造。在这一认知过程中，融入了探究性学习的思维，即：从已知信息中发现问题――拟定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已有知识材料中收集查证――论述结论。该思维过程完整地再现了考生认知历史的心路，展现了“过程与方法”考核特色。

3.测量凸显人本的复杂思考

人本主义认为，学习过程“应是学生获得相应学习方法、促进其健全人格形成的过程。”②从美国AP历史题看，考生在作答时，提炼论题、组合材料、理解和运用材料中的观点进行论证，展现了考生对试题的思考过程，这种思考过程以论文形式呈现，真实地再现了考生的思维品质，自然渗入了人本精神。美国AP测试历史材料论文题，往往从人类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视角出发，选取有史学意义和教育价值的主题，挖掘人本主义的内涵，对历史知识进行重新整合，试题蕴含的人本精神主要有：关注社会发展中的热点及历史学界争论的话题，以命题反映热点，让考生分析争论性“话题”，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各种情况，倡导多角度、多视角论述问题，审视人本精神的价值，思考当时人们是如何去应对历史难题的；命题还不断引进新鲜的史学观念，倡导考生“同情”地理解问题，关注普通大众的感受和个体体验，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排斥生活。在这一过程中，试题设计者补充并挑战传统的史学观念，修正旧有的历史观念，重新审视“发展”的定义；此外，陶冶学生道德情操，养成以热爱生命为核心的生活精神，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其命题创新追求之一。

4.测量注重学科思维能力的考量

AP历史材料论文题注重历史学科的思维测量，尤其是高层次的思维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试题提供的材料丰富，考查了考生多层次、多角度综合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从上述试题材料来源看，有来自英国殖民者和日本官方的统计数据，也有来自民间普通女工的真实回忆和日本僧人的所见所闻；有来自学者、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有实业家自身的见解；不仅如此，试题还要求考生额外补充一条材料，以充分论证主题。这些材料开阔了考生的视野，使考生洞察历史人物在决策时所面临的复杂环境，全面认识历史事件产生的复杂背景和历史事件中不同群体的真切感受。

二是从AP历史材料论文题的写作要求看，其测量目标归纳起来有三点：（1）正确理解和合理使用材料；（2）有效整合和分析材料；（3）依据材料进行合理的论证、评价和创作。这些考核目标体现了历史学科的高层次思维能力测量。AP历史材料论文题，在理解材料观点的基础上，既着力于求证思维的考查，对历史教材知识和史学观念、基本方法进行整合，然后分析、说明或驳斥一定材料下的某种历史观点；又不断突破求证思维的框架，考查考生发散型思维，在相对开放的条件下，要求考生提出自己对历史文明的个性理解。因此，材料论文题可以真实地展现考生甄别史料、理解和运用、分析和评价等高层次历史思维能力。此外，历史材料论文题要求考生领会与主题有关的文字、图表等史料，以通顺的文字、条理清晰的层次、合乎逻辑的结构，灵活运用历史知识、史学观念和历史研究方法来评价、论证问题。这种呈现方式也是测量高层次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反映了考生的学科素养和水平。

5.测量关注评分规则的调控策略

材料论文题能否测量出考生的真实学业水平，除试题本身的影响外，评分标准也是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合理的评分标准可以客观地考量出考生的思维能力水平，不仅如此，评分标准还直接影响到考试成绩， 进而影响评价试题的难度、区分度、效度等各项测量指标。

美国AP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是基于历史基本技能的核心要素评分，主要样式参见表2：

从AP测试历史科材料论文题试题结构和测量功能看，历史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主要由论题、材料讨论、材料理解、材料运用和语言组织等多方面要素构成，这些评分要素是考生需要展现的基本历史技能。评分标准中有两大类：基本分和附加分，以此来区分考生的历史技能水平。透过AP测试，材料论文题的评分标准可以从论题、观点、史实、结构、文字等方面去规划，并分层次评价判分。结合表2信息，可以设计出如表3的评分构想。

从表3看，考生能够利用试题提供材料以外的知识来完成论文写作，算是其特长的发挥，应该判给附加分。上述评分量规的要素，是根据分析材料所必须考虑的历史技能来设计的。这一评分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具体的知识点来呈现试题的答案，而是以写作题需要的历史技能作为评价的要素。这显然与在评卷中经常使用的采分点给分不同。论文题的评分基本理念，应该是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因此，评卷教师可以根据特定的评分量规，弹性地评估考生的答题。

随着学生主体性教育理念的凸显，关于学生怎样学习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围绕怎样运用测量评价尽可能多地抓住学生的学习表现，已成为当前国内外教育测量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从国外历史考试测量的经验看，我国历史考试的论文题研制可结合下列三个方面进行理性思考：

1.测量目标切实可行，写作设问注重开放

论文题测量目标的具体明确、易于操作，体现了评价目标的层次性和序列化原则。新课程提倡的三维目标落实到具体的试题研制中，究竟应该如何合理地、有层次地进行分解，为测量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引，这是我国考试命题首要回答的问题。从国外经验看，测量目标的层次化可以用图表来示意，具体内容见表4。

从表4信息看，历史测量目标是依据课程目标而确定的，由课标而来的测量目标具有抽象的概念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必须进行定量性转化表述，并界定具体行为，形成历史笔试考查的可操作目标与要求。所以，清晰化的测量目标是历史考试必备的。有了明确、清晰的测量目标，考生作为被测量对象，其价值的追求与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试题的开发。一旦论文题以单一的、统一的价值标准去要求考生，考生就会“不合时宜”地顺应要求。所以，论文题评价主要体现在测量价值观的开放、试题内容的开放和答题过程的开放。当论文题营造出体现价值尊重的考查氛围中时，考生才会乐于参与评价的过程，受益于考试评价的结果，进而不断促进自己的进步。

2.命题路径科学合理，价值诉求渗透对话

在论文题的研制中，设问的谋划、问题的制定，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命题必须符合科学要求的基本程序和条件，建立在一定条件的材料之上，才有助于考生展现测量目标所要求的各项能力。材料论文题不仅要具备设计的具体条件，还要在考查价值上追求“理解与对话”，试题考查考生的知识与能力的同时，还要渗透对科学素养的考查，激发考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促进“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的实现。

由此，命题路径与条件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命题指导思想”“历史学科能力”与“历史知识内容”的一个三维体系。这种逻辑关系中渗入了“理解与对话”。“命题指导思想”是指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对话；“学科能力”是对高校选拔人才的理解；“知识内容”是对历史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应用的反映。理解与对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考生综合表现的改进与发展。考生作为测量活动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可参与到试题解密后的评估中，对“理解”的表达与分享，是需要通过“答题”来实现的。论文题变革的过程，需要有“理解”的彰显，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测评主体、客体双方的心理要求。

3.测量理论联系实践，技术创新海纳百川

篇（6）

与此同时，频繁的两岸合作开始进行。从2005年起，以《大灌篮》、《赤壁》、《痞子英雄》等影片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两岸合拍片进入市场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不少人将这种现象视为整个华语片的进步。但在这种日益紧密的联系背后，并存着不少含混不清的问题和争议。这些分歧不仅来自两岸具有明显区域化差异的电影工业体系，更涉及到传统、文化、历史、政治等方方面面，使得两岸观众在讨论电影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理解。以《海角七号》为例，该片从历史角度出发，描绘了日据时代一位日籍教师与台湾学生之间的情感故事。影片一方面阐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殖民历史，将台湾被日本侵略的血泪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另一方面也从“人”的角度真实展现了台湾被殖民过后的社会遗留问题，将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命运多并同爱情、民族、家国联系起来，体现了本土导演崭新的历史观。

《海角七号》上映后，遭到了两岸民众截然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导演用“温情”、“浪漫”的方式重述了残酷的殖民记忆，有别于以往大多数同题材影片的表达方式和叙事手法，体现了极大的创新勇气；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影片过于美化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将痛苦的民族记忆通过怀旧的叙事“抒情化”了，具有明显的“亲日”色彩。这些争议一方面反映了台湾当下社会话语的多样与重叠，也折射出两岸在当下历史语境中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歧异问题。

日本应该是一种什么形象?日本人在台湾历史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应该如何对待“台日关系”?在台湾电影中，这既是政治问题，也是艺术创作问题，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在不同时期的电影创作中均得到了细密的演绎。从台湾电影自诞生至今，日本形象始终作为一个带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符号而存在。不论是对台湾电影史的研究，还是对台湾电影故事文本、影像风格、导演创作的剖析，或是对台湾文学、风俗、社会、历史等问题的思考，都无法回避日本形象的存在和影响力。近年来，日本以三泽真美惠为代表，台湾以黄仁、焦雄屏、吴佩珍等学者为先导，大陆以陈犀禾、艾明江、陈林侠、刘翠霞等多位学者为典型，将“日本形象”、“殖民记忆”、“本土化”等概念同台湾电影研究嫁接，并以不同时期的著名导演为样本，梳理着台湾电影文本书写产生变化的原因和走向。不过，这些成果多集中在对具体某部影片中的日本角色的分析上，或单选择某一阶段的台湾电影为样本，鲜有以宏观的历史角度，结合整个台湾电影史将日本形象进行研究的成果。

因此，分析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问题，解读台湾电影日本形象建构的阶段特点，分析日本形象的本质要义，以及台湾电影建构日本形象的方法和手段，评估日本形象塑造对台湾电影造成的影响，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现代价值。

二、已有研究成果回溯

1  核心研究

（1）台湾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

一部台湾电影史的书写始终伴随着日本形象的构建和解读，这是一种在无法割裂的历史同构和文化迷思下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台湾电影中日本形象的呈现自台湾诞生电影的那一刻便开始了，但真正将这个内容作为议题深入研究却是21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准确来说，最初日本形象的研究是从文学创作领域开始的。如丘贵芬的《后殖民之外一一寻找台湾文学的“台湾性”》(2006)立足殖民历史，将“台湾性”这个概念进行了脉络性的梳理考察，研究了不同时期下“台湾性”的定义及相关政治、文化局限性，尤其是在研究过程中以叙事方式将日本殖民下的台湾分成殖民与被殖民、对立与非对立、本土与非本土、正面与负面等二元结构，以厘清台湾文化、日本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交集。与之相似的研究还有《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张京媛，2007)中关于“殖民者是如何改变被殖民地文化、思潮、社会形态乃至行为模式”的论题，其将台湾文化中的“日本”、香港文化中的“英国”进行对比研究，以寻找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交融、整合的规律。在2012年由台湾国立大学出版的《中心到边睡的重轨与分轨:日本帝国与台湾文学·文化研究》(吴佩珍、下村作次郎等，2012)中，从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1895年台湾划割日本，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均可窥见台湾文学、文化中受日本从中心至边睡的影响，及其在不同时空平行、重轨而至分轨的痕迹。《台湾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想象》(黄晨，2012)研究了台湾文学从被日本占领到光复后的日本想象。作者根据不同时期台湾对“自我身份”和“日本形象”定位的不同，来探讨背后的原因与流变。

（2）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研究

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最适合以直观的方式把日本形象呈现出来。从20世纪末开始，以《寻找台湾的身份:台湾新电影的本土意识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焦雄屏，1990),《台湾电影、社会与历史》(李天铎，1997),《伤痕与暖昧:台湾人心中的日本想象》(艾明江，2009),《消解历史与温暖在地一一2009年台湾电影的情感诉求及其精神文化特质》(李道新，2010),《台湾电影文化的演变与创新》(黄仁，2013)等为代表的论文研究便开始将日本形象与台湾电影的文本创作相结合进行深入研究。

随着90年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提出，以及21世纪后台湾电影在相关题材上的表达转向(以2008年《海角七号》为代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同“后殖民主义”、“本土化”等概念相结合。如刘翠霞的《从殖民记忆到后殖民想象一一台湾电影中的“日本书写”》 (2009 )，对台湾电影中的日本书写的演变，从早期的抗日主流影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殖民记忆”的多元叙述，乃至如今带有“后殖民色彩”的暖昧想象进行了论述，以寻找出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来的某些文化症候。与之相似的重要研究还有《地方经验与殖民记忆:台湾当代电影的文化想象一一以“海角七号”和“锰舰”为例》(曹成竹，2010)，该文以电影《海角七号》和《锰脚》中的主要人物关系为例，结合历史背景讨论创作者设定故事情节和人物身份的深刻意义，从文本角度研究电影创作者对日本形象的描绘上有哪些内因和外因，进而分析台湾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实诉求。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南京师范大学的赵春于2011年发表的《论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电影的影响》。该研究注意到了台湾电影中隐含着的“日本情结”，并以“仇日”和“亲日”为划分，将这两种复杂的情感及其影响与台湾大众文化当中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相结合，探讨台湾电影在身份选择上始终徘徊不定的基本现状，并由此思考这些问题带来的影响。

除了两岸学者的研究以外，日本学者在这个论题上也有丰硕的成果。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三泽真美惠。这位长期专注研究日本与台湾文化关系的学者是台湾电影的忠实拥护者，对研究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做出了极大贡献。她的专著《殖民地下的银幕一一台湾总督府电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 ) 》 (2002 )，将1895年至1942年间台湾的电影政策，从法规、统治、宣传等层面进行了史料整理。此外，还从民众社会的层面加以调查分析，通过殖民地下的电影银幕展现当时的文化娱乐状态和大众心理。2012年，三泽真美惠又推出了《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一书，该书主要以日据时代的台湾电影人为主角，致力于还原他们在“帝国”(日本)与“祖国”(中国)之间的夹缝里不断“交涉”、“跨境”和“徘徊”，以及如何寻找自我的过程。该书依据大量的史料，包括日记、书籍、口述和访谈，真实还原了日据时期台湾电影人如何将本土电影产业化，以及在电影创作中如何定位自我、规避矛盾同时又能达到艺术效果的历史。这本书对于研究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所填补的正是日本形象出现最为密集、但同时又空白了多年的历史研究。

除了专著之外，三泽真美惠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包括《日据时代台湾电影政策之研究1895年一1942年》(1999),《台湾的殖民电影活动轨迹与政治的跨境谈判》(2006)以及《1960年台北的“日本电影欣赏会”所引起的“狂热”和“批判”》(2014),这些成果对于研究日本形象的出现、演变以及传播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研究都将范围限定在了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之下，并未串联起整个台湾电影史来进行纵向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以日本形象作为理解台湾电影发展、变化的参照物，进而为我们研究台湾文化提供相应的帮助。因此，本文将研究的起点定位在台湾电影诞生之日，以大历史为背景，一直延伸至当下，构成一幅较为完整的日本形象描绘图景。

2  台湾文化的相关研究

2008年《海角七号》的成功对台湾电影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首先它为台湾电影的文本书写和宣传形式提供了新的思路，懂得利用网路媒体的崛起迅速达成商业目的。更重要的是，导演将其本人对“殖民经验”和“台湾意识”的强烈感受，融入电影创作与发行中，把电影变成了社会议题，最后达到了惊人的舆论效应。

《海角七号》所引发的有关效应延续到了魏德圣导演之后的电影作品中。《赛德克·巴莱》和《KANO》都是扛着“殖民记忆”的招牌问世，并表达出了一致的“亲日”态度。巧合的是，与魏德圣同期创作的导演们，也体现出了相似的情感态度。包括《对不起，我爱你》(林育贤，2009),《锰脚》(钮承泽，2010),《燃烧吧!欧吉桑》(黄建亮，2011),《太平轮》(吴宇森，2014)等在文本书写上都继承了《海角七号》的思维，而这些作品中所出现的日本形象也体现出了相当程度上的“契合”。

事实上，这些作品的创作背景是在新世纪初台湾不断炒作“多元文化”和“身份认同”的社会背景下。这些电影中对殖民历史的“温情呈现”，引起了大陆学者的广泛关注。像《消解历史与温暖在地一一2009年台湾电影的情感诉求及其精神文化特质》(李道新，2010)，该文以《海角七号》为例，分析了台湾电影在摆脱“被殖民”身份的同时如何重新建立自我认识、摆脱历史累赘的过程；《台湾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格局》(王岳川，2001)则是通过对台湾地区后现代、后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试图寻找台湾在引入了“后殖民”这个概念以后的文化格局，进而关注与“殖民记忆”相关的各种史学问题；《台湾当代电影的文化身份一一以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的获奖作品为例》(陈明华，2008)通过看台湾原住民复杂的源流和殖民记忆，分析台湾电影的文化身份所呈现出的多元图景，尝试在本土与他者、传统与现代之间，从侯孝贤、杨德昌到蔡明亮，探讨个性诉求与本土叙事杂揉的影像所构筑的台湾电影文化身份流变。相同研究方向的还有《身份认同与想象中的台湾新新电影》(刘骋，2011)，该论文试图以族群认同的社会、历史和心理三个层面，以及由此派生的“历史言说”、“家园与父亲”、“成长主体”、“性别认同”四个方面解析台湾新电影，描绘了台湾新电影身份认同与自我想象的发展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研究是针对香港、台湾地区的对比进行的。例如《港台电影中的后殖民演绎:从“双城故事”到“台湾意识’，》(陈林侠，2009)，以奇特的视角展现了同在“殖民记忆”下生存的台湾和香港，一个是激发出了“本土化”经验而形成的强烈的“台湾意识”，一个则是带有“排他性”和“自卑性”的祸合体。该作者的另外一项研究成果《港台的“在地经验”、后殖民文化及其抵制策略一一以中国台湾、香港及泰国电影文化为核心》(2009)，对比了台湾、香港以及泰国在电影创作领域中分别代表的三种不同心理样貌，从而体现出台湾“本土化”思想以及所谓“台湾意识”对整个社会文化所起到的具体作用。

3  外围研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对两岸电影研究的热潮开始，便己经有了对台湾电影“身份认同”的讨论。陈飞宝的《初探台湾电影导演结构及其电影美学特征》(1994)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历史形态对电影创作的影响，具体谈到了日据前后电影导演的创作；庄礼伟的《百年来台湾文化的源流、属性与变迁》(2005)同陈飞宝的研究一脉相承，旨在论述近代台湾文化的渊源、属性与流变，通过分析台湾文化在不断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如何形成了当下特殊的文化形态。此外，像《跨文化文本和跨文化语境一一李安电影研究动态》(陈犀禾，曹琼，庄君，2007),《历史全景与个体特写一一杨德昌与台湾电影的光阴故事》(刘硕，2007),《台湾电影的现在与未来》(侯孝贤，2008), 《多元视野下的台湾电影研究》(陈犀禾，王雁，2009), 《1970年代以来台湾电影中的国族认同研究》(杨雯，2011),《新千年台湾电影的身份认同研究》(龚瑶，2012)等研究成果，作为深入探讨台湾“殖民记忆”、“文化渊源”和“身份认同”三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为研究日本形象在台湾电影中的呈现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三、课题研究的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力求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达成如下目标:

1.划分台湾电影中的日本形象书写的历史阶段；

2.分析台湾电影中不同时期日本形象表达的方式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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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205-1引言

据淡海三船《唐大和尚东征传》，公元8世纪中期，日本朝廷派出的遣唐使向唐玄宗申请让鉴真渡日，唐玄宗提出了同遣道士赴日的要求，遣唐使则以“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拒绝了唐玄宗的要求。 [1]。这件史实现已成为研究日本道教的前提与常识[2]。对于日本为什么拒绝道士赴日的原因，很多学者也曾从当时日本国内和国际情况做过分析，却未找到确切的记载。但是我们也得知早在这件事之前，遣唐使与道教还是有所交涉的。

一、 重估历史，日本道教研究的最初动因

日本著名中国道教研究专家蜂屋邦夫先生认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日本人研究中国道教，比如早期的有妻木直良、小柳司气太，然而尽管在中国宗教史上道教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日本，佛和儒被当成学术正统，道教却一直被看成是迷信，因此一直没有获得真正的研究地位。自上个世纪以来，研究道教的日本学者人数增加，其中好些都是日本著名学者，他们也发表了一些关于道教的著名文章，这些文章在道教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为什么出现以上的情况呢？我想这需要我们重估历史。

第一个阶段是从19世纪后期至1930年，称为“开创期”，第二阶段是1931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称为“为政治、军事服务期”，第三个阶段是1946至1972，称为“战后恢复期”[3]。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福井文雅先生承酒井博士余续，在他的论文《道教研究在日本》中对日本道教研究史的第四个阶段、即1972年以后的研究状况和特点，以及现存的主要问题，做了一番网罗式的鸟瞰。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研究的初期，当时日本道教研究者，大多由学僧或中国佛教史专家兼任，道教相当多的时候是属于佛教研究者捎带的“副业”和思想史研究者的偶然“旁骛”[4]。这种现象在第一、第二阶段里更加明显，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重要的专家。如佛教哲学研究专家常盘大定教授，虽然在中国对佛教进行实地田野调查的时候将中国的道观列入考察范围，但主要是为补充佛教研究，还坦言“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不论如何也不能忽视道教”[5]。

二、 有关道教研究的新认识

有一个关键词显得格外重要，那就是于日本道教研究第三个阶段1950年成立的“日本道教学会”，它作为日本道教研究的主要学术团体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次年又发行了会刊《东方宗教》，主办了多次道教研究主题会，也探讨了多篇论文。1972年在日本蓼科召开了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与会代表有来自日本、法、英、美共14人，其中日本代表有酒井忠夫、宫川尚志[6]。据陈耀庭介绍，第一次国际道教会议于1968年9月在意大利的佩鲁贾举行，与会的都是欧美各国代表，日本代表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宗教史》第九卷二至三期（1969―1970）上。遗憾的是前两次会议都没有中国代表参加。

行笔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和几个特点需要我们注意。问题就是日本对道教研究的态度前后发生变化的原因在哪儿？我想这与日本学界认识到道教与其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有关，特别是50年代以来，日本成立日本道教学会后，在反思日本史的潮流中，他们发现日本思想的新渊源，那就是与中国道教的关系。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道教如今不光是存在于中国人民的文化理念中，也成为了国际承认的一门学问。综上所述，上个世纪日本的道教研究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研究人数的增加。第二、实地田野调查法。第三、道教在日本的文化生活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 结语

日本道教研究的成果，对于中国的道教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特别是上个世纪下半页，日本掀起了一股“道教热”，成立了较为成熟的道教研究团队，而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形成专门的宗教学研究队伍，他们的“实地田野调查法”尤其给我们的启迪是，我们在研究道教的时候，在仅有的、有限的历史资料和道藏典故的基础上，我们也要结合道教的在国内的实际情况，将其看成是一个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一个真正在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宗教实体，而不只是悬浮在研究者观念或文字中的道教概念。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我们更应该以饱满的热情让它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1]莫晓灵.《试论8世纪中期日本朝廷拒绝道教的原因》一文中有详细的介绍.

[2][日]福井文雅著，辛岩.日本道教研究史和一些相关问题[J]世界宗教研究，1996，（01）.

[3]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吴端涛博士指出，这在张洪泽的《20世纪以来的日本道教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中有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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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区域性，不同民族、区域的文化迥然不同，这一差异以语言为载体，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言语系统的不同层次上。任何言语都是其生存区域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细节等的表征，因此，外语学习不仅是言语学习，而且应该包括理解承载该语言的文化。日语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文化起着先导和制约作用。在日语教学中加强对日本社会文化信息的了解，对于日语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通过语言来认识一种文化；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对文化的了解来促进语言的学习。 

一、文化障碍分析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文化自古以来表现出许多与中国文化相近的东方特色。但，日本缘其独特的民族性格、历史成因、地理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中日文化的差异明显地反映在语言上，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对某些文化知识的缺乏，由此而带来的听力理解中的障碍，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语意的差异 

词是语言的一个基本单位，它能反映出民族的文化特征，在日语听力过程中，对词语文化内涵的准确把握尤为重要。由于日文在词汇方面和汉语之间存在相互借用、相互影响的情况，中国学生很容易掌握“汉字词”的意思，但日语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汉字词”在意义和用法上与汉语词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学生往往倾向于按汉语字面意思去生搬硬套，容易产生误解。以下对此情况分三类进行探讨。 

(1)找不到一一对应词汇。中文中的“臭老九”、“农转非”、“希望工程”、“农民工”、“洗脚城”等，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含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由于日本没有相应的历史时期与事件，故日本人不能直接理解这些单词的意义。同样，日文中的中文中没有这些单词，更不用讲通过汉字符号理解其意。 

(2)字符一致，意义不同。日语中“果”(行政单位)与中文的“县”意义完全不同。日文中的“县”级行政单位对应中文的“省”级行政单位；“规友”不是指亲戚朋友，而是要好的朋友。此外还有“新阴、事情、觉悟、爱人、秤判”等等，这样的词语不胜枚举，都不等同于中文的词意。又如：“端午节”和“七夕”这两个中国传统节日，虽都已传人日本，但其内容及文化联想大相径庭。众所周知，在中国“端午节”是吃粽子、赛龙舟，使人联想到爱国诗人屈原；“七夕”则让人想起了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日本的这两个节日都与孩子们有关，前者是男孩节，家家户户插菖蒲、挂鲤鱼旗；后者是乞巧节，孩子们将写着心愿的纸条挂在竹子树上，据说这样能使愿望成真。 

(3)惯用语。惯用语是由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锤炼而成，历史渊源复杂，在此略举两例： 

以上两组惯用语日文与中文意义大致相同，表现形式完全相异，历史成因完全不同。日文 

和中文“磨洋工”的意思都为磨磨蹭蹭地工作，et文中的源自过去日本卖发油的商人为了使女性顾客买他的发油，罗罗嗦嗦地和她们拉话匣子揽生意，后来以此形容慢慢腾腾、磨磨蹭蹭工作。中文的“磨洋工”原来是指建筑工的一类，“磨工”是用器具磨墙使建筑物的墙体光滑。磨墙的工作细致复杂，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引申为慢慢腾腾、磨磨蹭蹭工作的意思。这说明无论是中国、日本或他国，在现实的社会工作生活中都存在慢慢腾腾、磨磨蹭蹭这种行为。学生们要提高听解能力，就需要理解记忆在不 

同语境下，表示这一行为现象的音声符号。从而，在日语听解的过程中即使不知道  

 (音符)的意思，不知道与之对应的中文惯用语，只要知道该音声符号的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也能很好地理解该词在文中的意义与功效。 

2．表达习惯与行为方式的差异 

说到日语的特征，不能不提到暧昧表达。日语的句式简洁，语意暧昧，表达婉转，留有余地，这种特点在et常会话的听力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举例来说： 

这段话对于日语初学者来说，感觉没有说完，不知所云。确实这种表达方式省略了部分内容，但对话双方能够完全领会。日本人喜欢使用语气委婉、谨慎的表达，而避免直白、尖锐的表达方式，说话给对方留有一定空间。 

另外，中日两国在社会环境、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也是不得不关注的文化现象。例如：在日本，垃圾要分类倒，且不是每天都可以倒垃圾，而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因此以本国的文化习惯来推测日文有关“倒垃圾”的听解文，肯定是匪夷所思所以学生要对诸如“单身赴任、残柴、漫画、日本料理、扫祭i)”等各种有浓郁日本独特文化特色的相关词汇有所了解。

3．意识和价值观的差异

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培养了日本民族特有的性格。中国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传到日本后，日本人经过多年的洗练、改造形成了今天以“礼”为核心的日本儒家思想，这一日本儒家思想集中体现在日本文化中的以“和”为贵及日语中独特的“敬语”特色上。

度”出发，即崇尚以“和”为贵的思想。另一方面，日本地处岛国，国土狭窄、资源有限、地质环境不稳定，远古时日本人需要集体共同狩猎才能果腹，恶劣的地质灾害也需要日本人群策群力、同生死共忧患。在不定感和无常感的双重压力下，日本民族形成了强劲的民族、集体意识，日本人的团队观念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这种团队精神理念下，日本各行各业下级对上级绝对地服从，上下级之间使用严格的敬语。敬语表现了日本文化的独有特色，也是让日语专业学生们感到最难以掌握的语言表达方式。关于敬语在此不再举例赘叙。很显然不能将日语中覆盖面广的敬语语言形式与中文中覆盖面非常狭笮的敬称形式对等；而且日语中的敬语形式也不符合我国“官”、“民”平等的文化理念。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如同一张纸的正反两面，语言是正面一部分，文化则是承载语言的纸张反面。日语的听解能力的培养应该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积累文化知识，掌握语言心理，增进理解，排除母语干扰。这也是学好日语、提高听力水平的前提和保障。同时，利用文化背景知识作线索来预测接下来的信息，推断主题，填补未知信息，听力理解能力的提高将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二、听力课程中文化导入应遵循的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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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成熟于江户时期的"日本发"及其装饰品，有着大陆文明的影子。而岛国特定的自然条件限制、特有的工艺发展方向、传承的民族审美意识和都市文化的繁荣发展，则共同影响了日本传统发饰品的审美情趣和形式表现，表达出其独有的民族个性风味。

日本传统发式的形式变化，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早先，古代女子的发髻只简单地束于头顶，奈良时代（8世纪）因吸收汉文化也梳高髻、插发饰。其后是平安时代（9世纪－12世纪），即“国风时代”，日本完成汉文化向和文化的过渡，应合民族文化中原始神道的朴素、真实的审美观，贵族女子自然地垂下长发，摒弃任何装饰，显示出高格调的美感。在民间，妇女用简单的线绳将长发结束成各种低垂的样式并一直保持到室町幕府时期。其三是桃山时代至江户初期（16世纪末－17世纪），因商品经济和都市文化的兴起，出现了高而利落、男子气的发髻，改变了垂发的清幽格调，表现出一种乐观向上、青春爽利的新风格。第四阶段是江户中期至后期（17世纪末－19世纪），在现世主义、享乐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潮下，大众娱乐形式“歌舞伎”的风行与青楼市井人物的标新立异，推动了发式的不断翻新，其上的装饰品也越来越多，最后形成了现在称为“日本发”的复杂华美的传统发型。

可见，日本传统发饰品是近世江户时代的产物，其历史不算久远。发型共分成四个部分，前额中间隆起的一份称“前发”，面庞两颊打开的部分称“鬓”，发在头上盘卷的部分叫“”，后颈部分叫“”。发饰品主要分栉、笄、簪、布四种，装饰部位各不相同。“栉”就是发梳，一般插于前发和之间。“笄”是一种两边对称的长条形发插物，可以同栉配对，有扁、方和圆头棒槌型（中文的笄与簪同义），通常插在“栉”的后面，和“布”一起用于固定的造型。“布”由宽窄不同的布条结束而成，颜色以红、白居多。“簪”的材料多为金银和龟甲，有一足、两足（中文名钗）和多足，头上为耳挖，足和耳挖之间有一个略宽的平面称为“镜”，是主要的装饰部位。“簪”的品种很多，通常装饰鬓的两侧或者鬓的后方。

日本发饰品的原材料不算丰富，但盛产木、金、银。由于是海岛国家，除了贵重的龟甲、珊瑚，还常用螺钿、水晶、贝、珍珠。其它用来点缀的还有象牙、琥珀、玉、翡翠、绢、铁、玻璃，甚至还有瓷。工艺有打磨、漆绘、漆雕、描金、透雕、镶嵌、浮雕、切雕等。

就日本发饰品的审美情趣来说，虽然在传统文化中，“物哀”、“幽玄”和“闲寂”占据了审美精神的主体，在艺术追求上大多表现出简素、纤细、冷澈、淡泊的意境。但江户的“日本发”却与此相反，它的夸张与装饰所代表的却是另一种奢华、精美、浓烈、世俗的感官情趣享受。一方面，这与当时日本的主情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即从神道精神的“真实”出发，以自然的本能欲求为美，使满足纯粹的官能美成为一种合情合理的需求。另一方面，又与武家文化金碧重彩、明丽绚烂的装饰风格相吻合，反映了庶民日常生活中现世享乐的情态和欲望。不过分析这些精美的器物，又发现在许多方面遵循了自然、洗练的传统审美，并不是一味地热闹繁杂。综合来看，日本传统发饰品的审美情趣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澄”、“寂”、“艳”、“赈”。

“澄”，就是清澈、通透、明净。古代日本人以纯洁、清明代表美的理想，如热爱“雪、月、花”圣洁的白。同时，崇尚自然的真实，善于从自然中发现美、表现美，如伊势神宫以木、苇、茅草作材料，无色无装饰，追求物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千利休的“空寂茶”则是在至简至素中达到纯一无杂、和敬清寂的理想境界。

“寂”是日本审美的中心。它代表了从自然风物中领悟到的美与情感：静寂、闲适、悠远、冷逸和感伤，流露出余情缭绕的风雅情调。日本发饰品的表现题材大多为自然景物或者日常生活，既有雪、月、花、木、草、雀、鱼、虫、流水、云霞、竹林及四季之景，又有甲虫、豆芽、藤瓜、鱼篓、竹笼、葫芦、团扇等田园情趣。仅此还不足，还要以动物与物的对比来拟示自然界的动静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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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他们真正理解、接受、领悟古人的情感和观念，最好的办法就是创设历史情境，拉近学生和历史的距离，在激发学生学习、探究历史兴趣的同时，让学生在一个生动、逼真的历史情境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和思想的升华。创设历史情境的办法很多，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发达的信息技术通过展示图片，播放音像视频等方式真实再现历史事件和当时的社会情景，使学生通过直观、感性的认识使心灵受到熏陶、震撼和精神的升华，从而实现教学目的。

例如：在新人教版必修Ⅰ第二单元《列强武装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第二课《》中，新课程标准和教学用书中明确规定通过情景再现，分析日军侵略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灾难，激发民族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树立正确而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教学目标。为了达到这一教学目标，我从以下方面组织教学：①课前先让学生找寻一些有关的历史纪录片、图片和史实，让学生先对这段历史有初步的了解；②在组织课堂教学时，首先让学生介绍自己知道的关于的相关信息，营造出一定的历史氛围，接着播放影片《南京梦魇》中的相关片断，把学生带回1937年12月那个充满血腥暴力、恐怖紧张的场景中，当这段影片播放完毕后，学生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眼里充满了震惊和愤怒，双拳紧握，恨不得冲上去同残暴的日军搏斗。在这种氛围中，我接着通过多媒体展示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修改后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全面的叙述等相关图片和资料，进一步指出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兴起并歪曲事实，否认战争罪行，引起亚洲人民愤怒和反抗，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教室里一片哗然，大家对日本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可以看出同学们的心灵受到了震撼。③及时布置学生撰写小论文，结合问题作为一名中国当代青年如何看待这段惨痛的历史？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当今的中日关系，谈谈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在课后同学们递交的小论文中，阐述了他们对日军侵略罪行的痛恨和为祖国明天努力学习、努力向上的决心。从论文看，学生们大多用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感，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而不是怀着盲目的民族复仇心理。通过这节课的教学，学生们不但牢记了日本侵华的历史，更自觉地把历史与现实联系，增强了他们关注祖国命运和民族前途，为祖国发展努力学习的责任感。

二、利用传统节日及纪念日进行专题教育，在进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的同时，培养学生相互合作的团队精神

教师可以广泛地利用校内外的一切资源进行教学，同样，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也不能仅仅依靠45分钟的课堂教学来解决。对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的热爱，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也不能够仅仅依靠口头的表达来实现，需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可以结合传统的节日和纪念日进行专题教育活动，把课堂向外延伸，用更宽广的舞台结合多方面的力量进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

例如：2011年是祖国怀抱的14周年，在新人教版必修Ⅰ第四单元《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第三课《祖国统一大业》中新课程标准和教学用书中明确规定了通过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认识实现祖国统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意义这一教学目标。我们可以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设计一组有关2011年14周年的纪念活动，具体活动安排如下：①布置学生通过图书馆、网络查找大量有关以及近十年香港飞速发展的相关资料和信息，并加以整理；②利用班会课以记者招待会的形式组织活动，让各个学习小组派一位代表充当新闻发言人向同学们介绍香港与祖国分离、实现统一的发展历程，并介绍香港14年来取得的相关成就及其后的发展规划；③由台下的学生充当小记者的角色从各位新闻发言人的介绍中搜寻有用信息，撰写新闻稿；④由小记者们自由发言，谈一谈以后香港应该向怎样的方向持续发展，该如何为香港和祖国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通过乡土文化和历史遗迹对学生进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