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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前首先要明确如何称呼对方。西方人称呼男的为先生Sir,称呼女的为女士Madam,而在我国一般男女都可以称呼为同志。在西方,人们见面时直呼其名,这是亲切友好的表示。而中国人则喜欢称呼姓,如小李、老赵等等。在中国,职业和职位都可用作称呼语,比如王经理、赵局长。因为这些头衔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但在西方,很少人用正式的头衔称呼别人,除非对方是你的上级或者是在很正式的场合。而且可用于称呼的头衔很少,例如法官Judge军官Officer、医生Doctor、教授Professor等。西方人从来不用行政职务来称呼别人的,如:经理manager、校长headmaster。
(二)谈判方法的差异
东方人的思维模式是整体取向,他们在谈判中采用的方法是从整体到局部,由大到小,从笼统到具体,也就是先就总体原则达成共识,然后以此为指导解决具体问题。通常要到谈判的最后,才会在所有的问题做出让步和承诺,从而达成协议。而西方人由于受分析思维模式的影响,他们最重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重具体胜过整体,谈判一开始就急于谈论具体条款。
(三)价值观的差异
中西方价值观念的有极大不同。对于同样的一件事物,中西方看法可能会大相径庭。在商务谈判中会出现很多的文化分歧,例如:中国人不喜欢数字4,因为4与死谐音,认为8、6吉利,八与发谐音,八发,六六大顺。而西方人忌讳13,因为圣经中说耶稣受害前与弟子们共进晚餐,其中第13个人是犹大,他为了30块银元把耶稣出卖给犹太教当局,晚餐的日期也恰好是13日,“13”给耶稣带来了苦难和不幸。从此,“13”被认为是不幸的象征,是背叛和出卖的同义词。中国人尊敬老年人,而西方人怕被人说自己老,年龄更是个人隐私,极少谈论。中国人崇拜龙,视自己为龙的传人,而西方则认为龙是撒旦是魔鬼。西方人喜欢狗,他们认为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英语中有luckydog(幸运儿)、Everydoghasitsday(每个人都有出头之日)、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而在中国,很多情况下,狗所代表的含义都不好,如挂羊头卖狗肉、狗腿子等等。在谈判中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些禁忌,就会冒犯客户,会使商务谈判陷入僵局。
(四)表达感谢和答谢的差异
在感谢和答谢方面来说,中国人一般对外人的帮助表达感谢。家人之间很少用。如果用了,听起来显得生疏。而在西方“Thank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包括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比如,当别人问是否要吃点或喝点什么时(Wouldyoulikesomethingtoeat/drink?),我们通常习惯于客气一番,回答:“别麻烦了”等。而在西方国家,如果想要,就回答“Yes,please.thankyouverymuch.(好的,请给我来点,非常感谢)”如果不想要,就说“No,thanks.(不用了,谢谢)”。当受到别人夸奖时,中国人习惯先否定自己的成绩,表明自己还有不足,需要继续努力。而西方人则显得非常高兴,一般只表达感谢。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谦卑含蓄的处世态度和西方人自信直率的风格。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传统人文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GATT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之一是“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
过分地强调人的“主体性”一方面导致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
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讲,该假设其实是基于人本主义、功利主义的,把人看作是理性、自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不管是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还是H-O模型等)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 疑;国内禁止产品出口或对外投资问题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不同待遇对非歧视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了挑战;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还有数量限制是否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等。众多的多边、双边环保协议,大量的国家环保法规、政策和措施与现有的多边贸易存在很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国际贸易人文化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
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一方面促进发展中国家积极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将环境成本纳入贸易利益的评价体系中去,阻止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也考验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从是否应该将贸易与环境议题纳入WTO新一轮谈判议程这一激烈争论中也可略见一斑。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积极倡导,因为如果在WTO中进行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谈判,要求各成员实施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发达成员就可以阻止发展中成员低环境标准和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同时,发达成员可凭借自身在经济实力和环保科技上的优势,在庞大的国际环保市场中占据领先位置。
而发展中成员(包括我国)则普遍反对,因为保护环境固然能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执行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无论从提高生产成本还是从限制出口潜力来说,对发展中成员都是严峻的挑战;一旦发达成员所主张的严格的环境法规和标准为WTO所肯定,很可能被发达成员滥用,成为“人文壁垒”(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发展中成员的产品将无法进入其市场。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2][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国际贸易就是国际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由于人的购买行为是由需求决定的,而需求受文化背景制约,人们总是依照本民族的文化习惯、文化标准和风俗来审视和评价外来文化,在国际贸易这种跨文化的经济活动中,任何细节都无时不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所以说在国际贸易中,适应特定文化环境的企业就能抓住消费者的需求,取得巨大的成功,不能很好把握文化环境的特点和消费者的需求,其国际贸易活动就难以展开,可见能否适应不同国家的文化氛围是国际贸易成败的关键。在现代东西方国际贸易中影响国家间跨文化交际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西文化反映在价值观上的差异
价值观是人们对好与坏、美与丑、值与不值、干净与肮脏、正确与错误、善良与残酷、公正与不公正、得体与不得体所进行判断的标准。价值观寓于人的思想之中,是控制行为选择的心理活动,是人们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思考并使自己与之适应的活动。
东方文化注重“和为贵”,以“和”体现其最核心的宗旨。而在西方人的意识中,全局的观念比较淡薄,个人的利益是至上的。西方人在道义上没有东方人的背负,他们只知道为生存而奋斗;为利益而争斗;为欲望而决斗。获取个人利益是其社会行为的指南,也是其事业成功的支柱。
西方人尊重个人权力,向往自由,崇尚平等,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个任何人,无论出身贵贱,都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从头开始的社会,这一“平等”观念体现在行为模式中常表现为对陌生人甚至是家人的过份客气和礼貌,如对任何服务都要说声“谢谢”,作完报告也要说声“谢谢”,对待家庭成员甚至是晚辈也是“谢谢”挂在嘴边,连打个喷嚏也要说声“对不起”。
二、东西文化反映在思维逻辑上的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一般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者街年在着适度的合理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胜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东方人信仰理想主义,重视主观看法。西方人则信奉现实主义,重视客观事实,一切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
在入世后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农业结构的变化十分显著,并且增速较快,在国际贸易中的市场份额也在逐渐扩大,并且在农业进出口、贸易总额等方面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我国自入世后农业国际贸易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自2001年后,我国农业进口和出口总额的增长都非常显著,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9年农产品进口和出口的总额均减少,但此后又迅速回暖,并继续保持原有的稳定增长态势。同时与农产品出口相比,农产品进口规模的增长速度更快,这就导致自2004年以后出现贸易逆差,并且逆差值正在不断扩大。
(二)我国农业国际贸易的市场格局
从出口国家来看,我国的农产品出口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在欧洲、非洲等国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十分有限,这种单一的出口市场也阻碍了农业国际贸易发展的多元化。2001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在亚洲地区所占的市场份额为75%,2012年降至60%。虽然与2001年相比,亚洲地区的市场比重在下降,但其依然保持着主体地位,这种较为稳定的市场格局对于农业贸易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与2001年相比,我国在欧美、非洲等地区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表明我国农业贸易越来越趋向多元化,这对于降低贸易风险、促进农业贸易健康发展是有益的。与农产品出口的市场格局类似,我国的农产品进口主要集中在美洲和亚洲这两个地区,约占到总进口额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其中所占份额最高的为北美洲,多年来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左右。由此可见,大体来看我国近年来农业国际贸易的市场格局相对稳定,并且逐渐趋于多元化,在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进出口的总量也相应得到增长。
二、贸易平等化视域下阻碍我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数量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国际农产品市场正在迅速扩大,这给我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从贸易平等化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农业国际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阻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贸易壁垒对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
一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土市场的考虑,对进口的农产品收取高额的关税或其他附加税收,以阻止外国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这样的方式本身就与贸易平等化原则相背离。这种用于保护本国农产品市场的手段,其实质是通过扭曲进口国农产品市场来维护本国农产品制造者的利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对手妥协。这种收取高额关税的方式,从短期来看可以避免外国农产品在本国市场的扩张,但对于本国农业企业的市场生存力的提高是不利,也不利于贸易伙伴国农业产业的发展。在多边谈判中,世贸组织限定了世界各国关税的总额,这就导致很多国家需要采取除关税之外的绿色壁垒等调控手段,以此来保护本土农业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非关税壁垒对我国农业国际贸易发展的阻碍也越来越凸显,包括海关部门制定的直接非关税壁垒,也包括非海关部门制定的非关税壁垒。通常海关会通过进口许可证、农产品配额限制等方式来直接控制进口农产品的总额,而非海关则通过对农产品进行卫生和质量检查,并辅助社会、技术和进口押金等手段来间接控制进口产品。贸易壁垒是与贸易平等化原则相背离的,也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国际贸易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例如,一些发达成员国对于进口食品的安全十分重视,在农产品药品残留、细菌指标等方面的检验十分严格,这样也让我国失去了很多在国际农业市场上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继美国FDA公布禁止在进口食品中使用的药物名单后,一些发达国家也陆续针对不同的进口食品制订了农药残留的检验标准。但目前我国针对不同的食品,还没有制定相应的农药残留检验标准,这样在农产品出口时就受到国外各种检验指标的约束。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额屡屡受到绿色壁垒的限制,出口总额也由前几年的210亿元降至130亿元,导致巨大的损失。
(二)农业补贴政策应用不当制约发展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无节制地使用农业补贴政策,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产品贸易市场的自由化体制,对于国际农贸市场的自由化也是十分不利的。一方面,农业补贴政策违背了世贸组织制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的制定是为了保障各国贸易者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国际市场中,并通过市场来对农业资源利用率进行调节,以此让世界范围内的农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而农业补贴政策如果应用不当,不仅会干预到市场机制的公平性,也可能破坏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阻碍农业资源在国际市场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农业补贴政策违背了贸易平等原则。从短期来看虽然农业补贴可以提高农业企业的收益,降低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成本,但也影响到农业企业管理能力与技术水平的提高,进而制约了其在市场调控中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农业补贴政策与自由市场原则也是不相容的。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础就是自由贸易,让市场具备自由交易的权利,以此实现对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在自由市场中也允许政府对濒临失衡的市场进行调控,但是如果政府干预过度将直接影响到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导致部分具备竞争优势的农业资源无法正常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自2008年出现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萧条期。为了扭转世界经济的形势,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妄图通过操控汇率,来使我国的人民币增值,以此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而一旦人民币汇率增加,必然会对我国的农业国家贸易带来十分深远的影响。首先,人民币汇率的提升会降低我国进口农产品的相对价格,相反的也增加了农产品的进口量,这样必然会起到促进我国农产品进口的目的。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相同数额的货币可以买到数量更多的产品,对于农产品进口有利,但降低了农产品的进口额。如果人民币增值在百分之三十左右,那么农产品的进口量增值约为15%,而农产品进口额的下降值将高于15%。其次,我国货币的增值会提升农产品的价格,这对于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不利的,也会影响到农产品的出口量。总体来看,人民币增值在提高进口量的同时抬高了农产品出口的成本,进而削弱了我国在农业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少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量。这也表明,人民币汇率增加后我国加工型农产品的数量将增加,而在出口中第一、二类农产品的数量也会增加,这样表示加工型农产品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四)农业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不合理
我国在农业国际贸易中进口量较大的产品主要有大豆、大米等,而出口产品主要有园艺产品与水产品,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域特征,并且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分析我国农业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可以发现我国出口的大部分为土地密集型产品,价格相对低廉,如烟草、油料、谷物等,很少有价值较高的农产品,如水果、蔬菜等。我国的这种农产品出口结构与世界贸易中的总体结构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并且不符合农业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同时我国出口的农业产品大部分只经过初级加工,经过深加工农产品的份额不足百分之二十,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及以上。从产品的价值来看,经过深加工产品的价值远远高于经过初级加工产品的价值,这样的不合理结构直接影响到我国农业国际贸易的总量与质量。此外,在农产品加工方面,我国的设备与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多不足。上述问题不仅增加了农业产品的加工成本,不利于提升产品的质量,也让我国失去了很多参与平等化国际市场竞争的机会。
三、贸易平等化视域下我国农业国际贸易的发展战略
我国自入世后,在农业生产与贸易方面的理念正在逐渐转变,并提高了对农产品质量的关注,各地也在积极修订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检验等标准,以此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因此,只要我们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基于平等化原则来选择有效的农业国际贸易发展战略,积极应对进出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将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一)积极应对贸易壁垒的战略
1.构建预警与反应机制。面对农业国际贸易中存在的各种壁垒,我国农业贸易管理部门应该积极构建相关的预警与反应机制,通过互联网搜集并实时掌握国际市场的各种情报,尤其是关于贸易国制定与实行贸易壁垒的动态信息。农业贸易研究机构需要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外国的贸易壁垒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此为农业企业与对外贸易管理部门提供参考。通过该预警与反应机制,首先可以了解贸易国在农业经济方面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由相关部门制定应对该国贸易壁垒的措施,以此维护平等化的贸易环境。在制定反贸易壁垒策略过程中,农业部门应该充分了解贸易国在经济运行中的薄弱环节,保障恰当的反制裁强度,这样不仅能够给贸易壁垒国一定的威慑,也不至于影响到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进而达到以较低的成本来遏制贸易国随意制定并实施贸易壁垒的行为。此外,农业贸易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世贸咨询等方式,多搜集与贸易壁垒相关的信息,并实时掌握贸易国在法律法规、技术指标等方面的变化,构建贸易壁垒预警专家数据库,这样就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反制裁策略。
2.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制定与农业国际贸易相关的标准,力求通过制度来避免国际市场上出现恶性贸易壁垒。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我国在国际贸易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参与度不高,并且缺乏相应的意识,这与我国缺乏农业贸易方面的人才也有一定的关系。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多了解农业企业的情况,通过农业协会等渠道收集农业企业在贸易壁垒中造成的损失,及时汇总和整理农业企业的意志,并在制定农业国际贸易标准过程中体现出来。农业企业也需要及时更新贸易理念与产品加工技术,政府部门需要整合各级各类技术力量,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中的规则,以制定完善合理的反制裁策略来保护我国的本土农业。
(二)针对贸易国农业补贴的战略
1.在农业国际贸易中,我国的农业产业面临着包括国外农业补贴政策在内的多种冲击,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机遇可以把握。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的农业企业应该深入分析自身获得的权利,熟悉国际贸易惯例与规则,以此保障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参与竞争。世贸组织规则中允许各国针对本国的贸易发展情况,制定不影响或影响较小的农业补贴等支持政策,这就是绿箱政策。通过研究这些贸易规则,我们可以发现世贸成员国多通过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来支持农业,这也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式。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农业贸易承受着多方面的冲击与挑战,目前的应用绿箱政策也很少,而国际贸易中有很多相关政策可以应用于我国的农业政策中。我国政府需要建立直接农业补助体系,给予低收入农民群体一定的保障,并逐步完善农业自然灾害补助、农产品补贴等政策,各级政府需深入了解农业企业发展情况,了解国外农业补贴对其冲击最大的农产品或农业生产区,并制定行之有效的补助措施。
2.在世贸农业谈判中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参与,制定规范可行的绿箱政策标准,以此避免贸易国出现滥用农业补贴的行为,同时力求制定出让贸易国减少农业补贴的新规定。各贸易国应该基于世贸这个自由化的平台,制定对农业补贴政策有约束性的规则,在赋予发达国家可内控绿箱政策行为的同时,也需要让发达国家有权利通过限制进口农产品等方式,以此反制裁发达国家的绿箱政策行为。
3.政府应该根据我国的农业国情加快构建适宜的农业补贴体制,以此遏制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等对我国农业贸易的限制。农业管理部门需要充分了解农业市场规则,对现有的农业产业结构进行深入调整,对农产品进行严格控制与检验,建设系统的农业市场信息平台,以此提升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相关部门可以在基于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农业税费改革,降低农产品在深加工与流通过程中的税费负担,拓展我国的农业产业链,以此让农业产业获得更大的价值。
(三)稳定我国人民币汇率的战略
从上述分析我们了解到,一旦我国的货币汇率发生变化,必将对我国农产品国家贸易带来很大的冲击。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会降低农产品的出口量,增加农产品的进口成本,阻碍我国农产品国家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但如果人民币汇率降低,也并不能说可以起到扭转进出口局面的作用。对于农产品进出口逆差而言,人民币贬值的作用是具有双面性的,这需要从市场需求以及时滞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我国货币贬值后,虽然出口到国外农产品的价格会相应降低,但是国际市场的需求并不会立即增加,这样农产品的出口量也不可能迅速增加,这就是所谓的时滞。另一方面,货币贬值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还与市场需求弹性有关,若进口农产品弹性需求的绝对值大于出口农产品需求弹性的绝对值,那么汇率的降至有助于扭转当前农产品贸易逆差的局势。反之,货币贬值对于农产品国家贸易是不利的。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式来看,要降低汇率还是非常有难度的,这样政府只能通过保障稳定的汇率,减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以此改善当前贸易逆差过大的形势。
(四)提升农业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战略
1.调整农产品结构,推动贸易的多元化发展。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等国家或地区一度出现需求降低,这给我国的农业国际贸易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我国应该加强与中东、南美等地的贸易往来,积极扩展国际市场,以规避进出口集中带来的风险。将小规模分散农业经营与大规模经营模式有机结合在一起,提高我国农业企业的运营实力,同时注重农业产品结构的多样化,并努力提高产品深加工技术、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实现农业国际贸易的多元化发展,以此应对跨国企业的垄断等行为。
2.我国农业企业需要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制定具有差异性的发展战略,以此应对贸易国扭曲市场贸易平等化的行为,保障公平的国际市场竞争。如果与贸易伙伴国的同类农产品相比,我国的农产品具有十分显著的竞争力,这就容易导致不平等的贸易市场格局,而贸易伙伴国会因此制定有利于其本国农业生产与运营企业的政策,即各种绿色壁垒,以此破坏已有的市场竞争环境。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应该及时了解国际贸易市场的动态,基于平等化原则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通过创新生产技术、更新企业运营理念等方式,力求生产出高品质的农产品,避免与贸易伙伴国在同类产品上出现正面竞争,这样不仅能够有效规避贸易壁垒,也有助于农业企业打造自己的品牌。
一、国际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
(1)国际贸易主观型贸易—客观型贸易
国际贸易由于国界、货币等差别的存在而受到限制,作为其运作新方式的电子贸易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其复杂性,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际市场的交易效率。电子贸易不仅是用电信代替了纸张,而且是由相关行业的内在综合而使组织内部与组织之间的业务高度同步,达到贸易的根本变革。
(2)电子商务系统:封闭—开放
EDI依托的VAN具有封闭、可靠及安全等优点且已有30多年的运作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为大批量的商业事务处理提供成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因而受到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和政府部门的信任。但随着EDI参与者的增加、EDI应用部门的扩大和不同结构EDI应用系统的开发,为避免形成各种专业的、封闭的EDI孤岛,最大限度地发挥EDI的效益,这就要求EDI必须走向开放。
(3)各环节系统整合以及宏观体系与微观企业ERP对接
①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系统的整合,一笔国际贸易业务从交易双方进行磋商开始,到发货、收款结束,其间经历多个环节,各环节都有大量信息流传送,但目前主要还停留在信息搜寻、客户沟通等阶段。
②宏观与微观系统的对接,完整的国际贸易电子化系统要使国际贸易流程在政府部门、不同企业之间实现安全顺畅的过渡,实现完美的对接。也就是说,国际组织的协议和民间中介平台需要和各国政府的贸易监管和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内的服务部门实现对接;而在企业内部,必须把电子贸易与企业资源计划(ERP)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二、国际贸易电子化的实现途径
(1)加快技术创新
①与电子签名密切关联的电子商务谈判系统的开发,电子签名的一个重要应用是电子合同的签署,但电子合同的签署是与电子商务的谈判密切联系的,而到现在为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可以在电子合同起草过程中使用电子签名的电子商务谈判系统。
②无纸贸易技术的研究,从技术角度看,无纸贸易是利用电子商务技术,主要是ED1技术所进行的贸易数据交换活动;从商务角度看,它是贸易链各个参与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计算机应用系统之间标准化的业务数据传输和处理,以完成贸易活动中合同履约的全过程。
③物品编码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首先,加强物品编码技术标准建设。解决物品编码混乱的问题首先应从标准建设入手;其次,建立国家动态商品编码数据库;最后,以大城市为突破口,推动商品编码的广泛应用。
④网络交易安全技术的研发,网络交易安全是一个有待不断解决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需要着重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网络信任体系的构建。随着电子商务的广泛推广,我国网络信任体系的建立己经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二是网络监控技术。网络安全依靠强大的监控系统,网站交易行为的监控、第三方支付的监控、以及网络游戏的监控都需要开发方便易用的技术。花是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理技术。
(2)完善制度保障
①完善相关立法,健全法律实施机制,其实电子商务在应用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一个法律确认的问题,一种新的技术形式、经济形态,如果得不到法律的确认,本身将是缺乏稳定性、叮预见性的,这在法制意识强烈的现代社会无疑将是致命的缺陷。直到目前,无论是在国内贸易中还是在国际贸易中,都还未能制定一套世界公认的标准化的电子协议和电子信息格式,电子贸易仍缺乏规范的法律标准。
②通过有效的国际协调,建立电子商务协议,由于WTO协定中并没有针对电子商务设计具体条款,电子商务在WTO货物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协定、知识产权协定及贸易与发展等方面都有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要给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就需要为电子商务建立一套必要的多边规则框架以有效地调整电子商务活动,把电子商务的机遇和潜力变成现实。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主体——跨国公司既是一体化的主要体现方式,生产国际一体化的载体,又是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随着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和明朗化,人们逐渐认识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出口或到东道国建立生产基地所应考虑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战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认定只有贸易才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的最明智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不被考虑,因此,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不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框架内衍生出来,其创始人海默在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提出垄断优势理论,说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和利益分配,这一前提与战前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前提完全不同。
被一些西方学者誉为“跨国公司理论之父”的海默在1960年开创性地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分析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海默发现:知识密集型产业最容易产生对外直接投资,追求高利润率并非是其惟一的目标。他主张从不完全竞争及市场不完善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认为不仅国际市场,而且国内市场都是不完全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正是市场不完全性的产物。市场不完全性在商品市场表现为商品特异性、商标、特殊的市场技能或价格联盟等形式;在要素市场表现为特殊的管理技能、在资本市场上的便利以及受专利制度保护的技术方面的差异等,市场的不完全性还表现在规模经济以及不同国家在关税、税收、利率、汇率上的差异等方面。市场的不完全性造成了少数企业拥有垄断优势,正是这些垄断优势的存在,使得部分企业可以跨越国界,克服跨国经营中增加的额外成本,在东道国与当地企业展开强有力的竞争。跨国公司具有的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确保其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条件,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出发点。
从新要素论开始,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走向融合,新要素论对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进行了扩展,特别强调“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在分析中,这一理论开始关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强调人力资本的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与贸易、许可证和国际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国际投资实际包括人力资本在各国间的转移,而贸易可能是建立在技能密集型(人力资本)基础上的产品出口,许可证的转移也往往产生于某国人力资本的优势;强调自然资源的理论认为,自然资源禀赋除了解释国际贸易以外,还可以解释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尤其是企业为了获得原材料的供给而进行的向后垂直一体化国际投资,但新要素论仍然假定各国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各国之间则不存在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
二、对企业所做选择的分析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出发点统一于竞争优势的分析
较早把对外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一体化的分析框架中的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创立者弗农。他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文,指出垄断优势理论并没有彻底说明跨国公司为什么要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去占领市场,而不选择产品出口或许可证形式来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垄断优势与工业区位相结合,在产品生命周期内考察了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种动态的理论,系统地解释了企业在出口、国外子公司生产和许可证之间的选择,在产品的“创新”阶段,企业具有选择在国内生产的倾向,并通过出口贸易的形式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这是因为这一阶段企业拥有垄断技术且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很低,同时,产品尚未定型,国内生产可以不断改进产品并保持同顾客和供应商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产品的“增长”阶段,出口商品的边际生产成本加上运输成本逐渐接近并超过进口市场的预期平均生产成本,国外仿制者出现。创新国家的企业到与本国需求类型相接近的国家投资设厂,以降低生产成本,巩固和扩大其占有的市场份额;当产品进入“成熟和衰退”阶段以后,企业所拥有的垄断优势已经消失,竞争主要表现为价格的竞争,其结果是企业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转让其标准化技术,同时从国外进口所需要的产品。
1974年,弗农又发表了《经济活动的选址》一文,引入“国际寡占行为”来进一步发展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他将产品生命周期定义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创新为基础的寡占阶段,弗农不再强调只有美国才是新产品的创新国,指出与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为主的美国新产品相比,日本的新产品以节约原材料为主,而欧洲的新产品则以节约土地和原材料为主。二是成熟的寡占阶段。弗农强调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如先发制人效应、示范效应等。三是老化的寡占阶段。此时,进入障碍影响着创新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强调一国由于技术创新而获得的垄断地位,国际贸易恰好发生在垄断优势存在的时滞期间,在此期间,技术领先国家大量出口产品,世界其余国家则对该国的一家企业或一项产业的发明进行模仿,随着技术的传播及其标准化,动态的技术优势就会逐渐丧失,国家之间的生产函数逐渐接近,比较利益将偏向于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技术优势来源于研究与开发所导致的发明、规模经济、产品特异等方面;这样,新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各国间生产函数相同的假定被否定,其理论分析的核心——技术垄断导致的不完全竞争,正是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的突破,加之它把宏观层次的国家分析与微观层次的企业分析相联系的动态分析方法,使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的分析方法出现了交叉。
在技术差异的来源分析方面,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出现了与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相交叉的重大转变,尤其与约翰逊、凯夫斯和尼克尔博克等人在发展垄断优势理论过程中的各种解释极为相似:约翰逊和梅吉的“占有能力论”,强调信息(技术、知识)的专有性,即企业对信息所产生的成果的占有能力;凯夫斯的“产品差异能力论”强调产品的差异性即企业创造差异产品的能力;尼克尔博克提出了寡占反映论。他认为,由少数大公司组成的寡头垄断行业中,一个公司的行动会对其主要竞争对手产生直接影响,从而迫使它们很快采取类似的行动。此时,如果一家厂商率先到海外去投资建厂,其他的对手就会相距采取跟进策略;这不仅是为了获得海外投资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竞争关系的平衡,巩固竞争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使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找到了融合的衔接点,两者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相似地,几乎是相同的解释变量说明了在现代国际经济活动中,企业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选择。例如,无论发展出口还是投资,都需要依靠某种其它竞争对手所没有的特定优势来进行,这包括公司的技术与创新能力、生产“异质”产品的能力、研究与发展的实力、新产品开拓、企业规模、管理技术以及经济效益等等。很明显,现代国际经济所面临的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的,大公司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来利用和开拓它们的优势,服务于外国市场可以用出口贸易的方法,也可以用直接投资或是技术转让的方法,其选择标准是一组变量的比较和选择。例如,公司所拥有优势的特点和转移性、国内和国外的控制和生产成本、出口贸易的成本等等。假如公司所拥有的优势有较大的可转移性,国外的控制成本比较低,而出口贸易的交易成本比较高,这样的话公司有可能选择直接投资。反之就用贸易的方法进入。
最早的关于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选择的理论是曼德尔模式,他的基本观点是:如果两国生产函数相同,按照俄林的要素禀赋比率定理,可以得出国际投资与自由贸易是完全替代的关系的结论,曼德尔将资本的流动视为两国资源禀赋量发生变动时,通过市场机制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的结果。
赫尔希从成本的角度建立了企业对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决策模型,该模型以比较简洁的方式说明了企业在何种条件下选择出口,在何种条件下选择对外投资,即当企业国内生产成本与出口销售成本之和小于国外生产成本与额外协调成本之和,并且小于国外生产成本与技术丧失成本之和(类似许可证形式)时,企业将选择出口贸易的方式参与国际经营;当国外生产成本与额外协调成本之和小于国内生产成本与出口销售成本之和,并且小于国外生产成本与技术丧失成本之和时,企业将选择对外投资的方式参与国际经营。
该模型具有较强的综合作用,实际上是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重大拓展,加上了国家之间的区位因素,因而可对各种投资理论进行很好的解释。
赫尔希的选择模型提出后,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补充、修改和发展,其中以英国学者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最有影响,针对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存在的某些局限性。邓宁将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相结合,形成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力图对对外直接投资给予完整的解释,邓宁主张在研究跨国公司时要引进区位理论,并与俄林的要素禀赋,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巴克莱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结合起来,创立折衷的方法和体系,因此,折衷理论的核心是强调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要同时受到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是三者整合的结果。邓宁称之为“三优势”模式。
所有权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一种当地竞争者所没有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能够补偿国外生产所引起的附加成本和政治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技术优势、企业规模、组织管理能力、金融和货币优势。邓宁同时指出:企业只有所有权优势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将这些优势内部化的能力。因为外部市场是不完善的,企业所有的各种优势有完全丧失的危险。企业只有通过内部化,在一个共同所有的企业内部实行供给与需求的交换关系,由企业自己控制的程序来配置资源,才能使企业所拥有的垄断优势发挥最大的效用,才能保持垄断优势。区位优势是属于东道国所有的有利条件和资源禀赋,如果公司希望它能与自己独有的能力结合起来,就需要在该地点直接投资建立生产设施。它解释了跨国公司的投资流向问题。邓宁认为,跨国公司拥有“三优势”的根本原因是不流动的国家资源在各国间的非均衡分布和国际市场存在“缺陷”。他进一步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所有权、内部化、区位三种优势,而出口只需要拥有前两种优势,不一定需要拥有区位优势。但如果只有所有权优势,既没有能力使之内部化,也不能利用国外区位优势,那只有采用技术转移的办法。
虽然有学者认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特色仅仅是平庸的折衷和杂烩式兼容,但我认为他的这种综合使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了新的特色,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邓宁全面阐述了投资国及其企业的竞争优势,涵盖了对外直接投资、货物贸易和无形资产转让在内的各项跨国生产经营活动,既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为了从动态角度解释各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对外直接投资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联系,并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其中心命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该国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投资发展周期是指一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从无到有,直至发展成为一个净对外直接投资国的过程。邓宁提出了“净国际直接投资地位”(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减去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概念,并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一国的投资发展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最终,得出结论:一国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与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正相关,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内部化优势既可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促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这取决于投资国和与东道国市场不完全的程度。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其“三优势”的强弱,而“三优势”的均衡决定了一国的净国际直接投资地位。
在标准的投资决策理论中,跨国公司何时进行对外投资,可以通过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净现值法计算加以确定。跨国公司还可以将外部的不确定性视为内生变量,通过某些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来分散所面临的风险,梅耶斯等人于1977年提出的选择权理论认为:现在进行的投资相当于跨国公司购买了某种权利的选择权,因此对现在投资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这种选择权的价值,现在的投资可以从未来可能的投资选择中体现出其价值,即现在的投资相当于未来投资的一个“平台”。20世纪90年代后,鲍尔曼和柯伽特等人将选择权理论运用于跨国公司的战略制定,形成战略选择权理论。该理论指出:在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决定现在不投资也许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决定现在就投资意味着放弃了不投资的选择权,而在某些情形中不投资的选择权可能很有价值,投资的可逆转性和投资的可推迟性两个因素被引入到分析中。如果投资是不可推迟的且完全可逆转,则跨国公司可以现在就决定投资:如果投资是可推迟的且是不可逆转的,则跨国公司只有当现在投资所能获得的净现值大于为了获得更多信息而推迟投资所带来的净现值时,才可决定现在投资,否则应决定推迟投资。
将战略选择权理论与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结合起来,在将不确定性作为外生变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时机确定问题,认为投资的可逆转性和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相关,投资的可推迟性与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相关。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是完全可逆转,那么跨国公司就没有理由推迟净现值为正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越强,则投资后变卖收现就越困难,对外直接投资的可逆转性就越差。因此,较强的内部化优势将提高在不确定环境下推迟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所带来的选择权的价值,即较强的内部化优势提高了用“等待”来替代现在就投资的可能性。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越强,则在不确定的环境下通过推迟投资而获得的选择权的价值就越高,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可推迟性就越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发表了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论著,他批评早期的对外投资理论忽略了对宏观经济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忽略了国际分工原则的作用。小岛清认为,国际分工原则和比较成本原则是一致的,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对外贸易,也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可以将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综合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这样,不仅消除贸易和投资之间的摩擦,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活动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目标协调起来。他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亦称为切合比较优势原理一经提出,立即在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国际经济学家、尤其是日本学者如小泽辉智等对此大加赞赏,并纷纷撰文沿着这条思路作了不少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小岛清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由于小岛清分析的对象是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投资,这一理论又被称为“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美国式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相对。
小岛清继承了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传统,引入宏观经济因素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他把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包括实物资产、技术等)来替代,使资本的范围扩大到包含资产、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他认为,各国的劳动与经营资源的比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比较成本的差异,比较成本的差异使比较利润率出现差异,因此,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可以建立在比较成本和比较利润率的基础之上。依据这一原理,一国应大力发展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出口该产业生产的产品,同时,缩小比较劣势的产业,进口该产业的产品,这样可以获得贸易的利益。投资国的对外投资应从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因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对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创造和扩大了对外贸易。
上述理论指出不同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还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这样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出发点就统一在对竞争优势的分析上。
三、理论发展的历史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完全融合是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
纵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横向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被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不仅加速了两种理论的融合,而且使国际贸易理论本身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放弃了企业必须是国内企业的假定,允许企业拥有与使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企业的增值活动不同阶段可以在不同的区位进行,不同的国家也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活动。企业行为被分成总部行为和实际生产行为两大类型,总部行为包括研究与开发及其相关的信誉、商标以及工程、管理、金融等服务;实际生产行为则包括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
20世纪90年代起,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逐渐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国际贸易理论越来越接近现实,许多传统的假定被放宽或放弃,理论的分析也不再局限于产业或国家层次,而是力求将企业行为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与产业和国家层次上的资源禀赋差异,国际分工理论融为一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行为的分析,而更多地从产业或国家与跨国公司行为的结合上考察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使两者的分析基础及其基本结论日趋一致。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充分体现了这个趋势。
波特指出全球性产业意味着竞争者在主要地区或国家性市场的战略地位从根本上受到它们全球总体地位的影响,所以公司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协调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竞争,他指出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的差别:“与国内竞争相比,在全球性产业中竞争出现了一些独特的问题”。国家间要素成本的差异、国外市场的不同环境、外国政府的不同角色及目标、手段和监测外国竞争对手的能力的差别都影响着跨国公司的经营,所以,“全球性产业中的结构分析必须包括外国竞争对手、更广泛的潜在进入者、更大范围内的可能替代品、以及企业目标不同、企业个性不同、对战略性重要因素认识不同的可能性。”
波特将产业部门视为基本的竞争环境,分析了它们的竞争优势和竞争障碍。全球性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全球化经验、产品歧异化、专有的产品技术及生产的可移动性;全球性竞争的障碍则主要包括经济障碍、管理障碍及制度障碍。有些障碍是给全球性竞争带来直接成本的,有些障碍不一定直接影响成本,但增加了管理任务的复杂性。
二、我国贸易贸易生态化及可持续发展中与国际贸易间存在的矛盾
国家经济发展及全球经济发展都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利用基础上,来实现在各个国家区域之间资源与金融贸易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来满足各国人民的不同需求,使资源可以在全球各个国家中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实现对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应建立起生态化意识,采取相关生态保护措施。但是现今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生态发展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矛盾。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上进行的,目前我国国际贸易与生态化发展及可持续化过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现今的国际贸易中,并没有考虑到地域差异,使得很多国际的经济和资源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国家之间的资源问题。尤其是我国,我国是资源出口大国,但我国实际自消耗资源量却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许多国家为了缓解本国资源压力,即出于保护本土资源的目的,采取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进口资源,很多发达国家虽然资源消耗量远远高出发展中国家,但多数资源来自进口,本土资源并没有过度的开发,而是储藏了起来。我国正是资源的主要出口国,这导致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过度开采本土资源而出口国外的现象,资源的过分开发,对我国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破坏,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经济活动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想要实现国际贸易生态化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与自然资源共同发展,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减少排放,减少污染,才是我国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资源的出口已经远远大于我国的自然资源供应,我国必须形成国际贸易生态化意识,国际贸易生态化不仅能实现自然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三、我国国际贸易生态化及可持续化发展优化策略
(一)国际贸易生态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策略通过以上分析讨论不难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才是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我国应在国际贸易中应将生态保护作为主流,把可持续化发展作为前进的方向。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只有尊重生态环境的产品才能站稳脚跟,将生态环保融入国际贸易当中,生态化国际贸易,已经成为时展的趋势,我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守经济与生态化共同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对国际贸易中的各个环境严格监管想要有效实现我国国际贸易生态化可持续发展,法律规范适当的监督控制必不可少。我国必须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协调完善国际贸易生态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法律监督控制国际贸易生态化发展。制定相关规则,对国际贸易中各个环节进行管理,明确责任分配,加大对有害产品的流通控制,对有害物质进行严肃打击处理。维护我国生态环境,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化发展建设目的。另一方面,发挥政府部门的职能,加大对企业控制和监督力度,避免企业生产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三)适当控制资源开采目前我国在世界上属于资源短缺国,很多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过度开采,那么未来,子孙后代难以生存,想要保障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控制资源开采势在必行,过度的资源开采会对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破坏,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必须意识到这一点,适当控制资源开采,降低资源出口量。
世界范围内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加。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新的竞争领域。
一、“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综述
(一)政府机构的界定与分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手册中,对国际文化产品贸易有这样的描述:居民与非居民之间,有关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交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2003年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的国际流动》报告称文化产品一般是指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能够提供信息和娱乐,进而形成群体认同并影响文化行为。文化产品包括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将文化产品分为核心文化产品及相关文化产品。WTO三大协议中没有独立于经济贸易规则外的文化贸易规定。文化贸易的相关规则大都包含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服务贸易总协定》涉及的服务范围十四个大类,其中与文化贸易有关的有七类。
(二)学者的界定与分类
关于国际文化产品贸易的概念,国内外的文化学者、经济学者、政府官员及业内人士没有一致性的描述。Van Grasstek(2005)从概念上讲,可交易的文化实体可被定义为能生产或分配物质资源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能通过音乐、文学、戏剧、喜剧、文档、舞蹈、绘画、摄像和雕塑等艺术形式娱乐大众或激发人们思考。这些艺术形式,有的能以现场表演的方式(如音乐厅和舞台剧)展示给大众,有的却是先被存储记录下来(如在压缩光盘里)再卖给大众。高洁(2005)认为文化贸易主要是指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Cultural Goods)和文化服务(Cultural Services)的贸易活动。周成名(2006)认为文化产品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李怀亮、闫玉刚(2007)指出国际文化产品贸易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进行的以货币为媒介的文化交换活动,它既包括有形商品的一部分,例如音像录音制品、纸制出版物等,也包括无形商品,例如版权、关税等。有些学者把文化产品贸易分为硬件贸易和软件贸易。一般来说,文化硬件指用来生产、储存、传播文化内容的器物工具和物态载体,如摄影器材、游戏和娱乐器材、艺术创造和表达的工具等;文化软件则指包含文化内容的产品和文化服务,包括广电节目、电影动画片、印刷出版物、视听表演艺术、载有文化艺术内容的光盘、视盘和多媒体、娱乐、会展等。
二、关于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综述
(一)关于传统理论对文化产品国际贸易适用性的研究
1、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文化产品国际贸易进行解释
对普通的跨国商品贸易,人们通常倾向于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乃至赫克谢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分析工具。但由于国际文化贸易格局的复杂性,不同学者采取了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李怀亮(2003)从偏好相似理论解释文化产品进口和出口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的趋势。邱继洲(2005)利用比较优势理论对国际文化贸易的分析,认为由于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第三产业成为了创造财富的主要手段。借助于网络化和信息化手段,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进一步升级,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就是第三产业升级的表现。在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发达国家具有资金、技术、创意上的相对优势,从而可以拉开与发展中国家文化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会导致文化产品由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龚晓莺(2008)认为文化产品是典型的异质产品。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是中高档消费品,某些文化商品和服务甚至是奢侈品,具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文化背景相似的两个国家的消费者容易理解、接纳、欣赏来自对方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所以国际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贸易也呈现出产业内贸易的特征。还有学者利用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解释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韩骏伟、胡晓明(2009)从产业融合理论进行解释,认为传统文化产业和新技术、新服务、新产业的融合创造出的产品往往具有较高的附加值,既可以作为传统文化产品的补充,也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偏好,扩大了消费群体。
2、从文化理论对文化产品国际贸易进行解释
文化产品贸易实际上是产品和服务背后隐藏的文化。季羡林(2001)提出“文化交流论”,文化具有交流的本质。恰恰是这种交流,使不同文化群体间产生了对不同文化的需求。国际间的文化贸易,就意味着不同民族、国家的人对不同的文化存在需求。白玲、吕东峰(2001)提出文化互补理论,文化互补理论有两个前提: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文化是不同的、人是有好奇心和探知欲的。不同国家生产者的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即使是同一产品,仍然存在文化差异,这一差异永远存在。金元浦(2003)提出文化多样性原则,文化的价值超过商业价值,传递着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反映一国和公民的多样性。因此一些欧盟成员国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成功运用“文化例外”来拒绝文化服务的自由化。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提出《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指出文化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二)关于文化产品国际贸易成因的研究综述
1、从意识形态角度对文化产品国际贸易成因的研究
Nordnesrtneg和varis(1974)发现美国主导了电视节目的国际贸易,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也是领先者。Katz和Wedell(1977)把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现象与阴谋论连结。Hermna(1990)认为,仅由少数大国控制国际信息,称为“文化帝国主义”或“新电子殖民主义”。Mhaamdi(1992)指出,现今帝国主义的完成不是靠剩余价值的获取或对产物的索求,而是由特定国家对其他国以免费或低价方式倾销媒体产品。siune和McQuail(1992)认为,相对说来较小的国家比较会有国家文化独立丧失的危机。
2、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品国际贸易成因的研究
Widlmna和siwke(1988)认为,较大规模的投资,会使其所生产的影视节目对观众来说具有较大的内在吸引力,也就会使其生产者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Hoskins、Mirus和Rozeboom(1989)三人引入文化折扣这一概念。Hoskins,McFadyen和Finn(1997)提出文化产品具有共享性、文化折扣和外部效应。Gunther G、Schulze(1999)认为文化产品贸易不是大工业化的生产,差异性的小规模文化产品贸易会存在发展。李怀亮(2003)认为规模经济是美国文化产业领先世界的主要原因,不同的文化折扣导致了中美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巨大逆差。Mah.Furuya(2005)认为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接近是影响媒介和文化产品全球贸易的主要原因。
3、从社会学角度对文化产品国际贸易成因的研究
Sinclair,Jacka和cunningham(1996)认为,基于文化和地理的相似性发展了重要的区域市场。HvaneS(2003)强调人际关系、制造“议论”和展示自己的公司品牌带来交易的成功。Bielby和Harrington(2004)指出,一个节目的美学要素只有与观众的情感发生共鸣,才能使节目获得经济上的成功。
三、评论与展望
目前文化产品贸易理论还在发展之中,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首先,文化产品作为特殊的商品,其贸易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意识形态、文化安全。因此有必要从文化学、人类学、国家安全、经济学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其次,对文化产品贸易的界定,不同学者、机构各不相同。对文化贸易的研究也刚刚兴起,从而导致划分标准不统一,数据缺乏。因此有必要建立普适性的划分标准,并进行定量研究。第三,文化产品种类、文化贸易方式等不断出新,文化产品的价值链实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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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UNESCO.International Flows of Selected Cultural Products and Service.资料来源:UNESCO网站
国际文化贸易以图书、音像制品、海外演出、电影等服务类的文化贸易为内容。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贸易的形式和种类也逐渐在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促进国际文化贸易的成功案例也越来越多,很多都进入了商业化运作阶段[4]。例如:中国的杂技、戏曲和功夫经过多年的宣传和推广,已深入海外市场,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尤其是中国功夫中的河南嵩山少林寺表演的大型武术片,得到了国外各界人士的欢迎和赞叹;在海外知名盛会柏林电影节、好莱坞电影节、戛纳电影节上,中国影星亮相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女子十二乐坊”以时尚化的包装表演为形式,不仅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精美的民族乐器,而且还向全世界弘扬了中国的民乐、传播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乐队分别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举行大型演出,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反响,接着又在国外的主流电视频道上播放录像,还以DVD的形式在欧美市场上发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姚明虽然是体育界的明星,但他在扮演传播中国文化的角色上,作用依然十分明显。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国国际文化贸易前景十分广阔。
(二)国际文化贸易的资源优势十分明显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多样的民俗特征。这些历史文化和民俗特征为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条件。表1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数量就足以说明我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资源优势十分明显。截至2011年底,在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排名上,中国位例第二,拥有42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说明我国拥有较好的开展国际文化贸易出口的资源优势和潜力,如何利用和开发这些资源优势,将我国的自然遗产用文化的表现形式推向全世界,是当前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
(三)国际文化贸易出口地区狭小
由于语言、传统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的原因,我国文化出口的地区主要是香港、台湾、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这些地区是华人聚居的主要区域,海外华人对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具有自然的亲和力,也更加容易接受。以中国图书版权为例,2010年中国一共对外出口图书版权3600种,输出地见表2。输出地前5位的依次是东南亚地区、台湾、香港、美国和加拿大。这5个地区的图书版权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67%左右,说明我国在对外文化贸易的输出地区上过于狭小、过于集中,中国的文化出口依旧以本土化为主,国际化的道路还很漫长。
(四)国际文化贸易存在着巨额的贸易逆差
由于长期文化贸易发展的滞后,国际文化贸易在进出口金额上,逆差现象很明显[5],详见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中国国际文化贸易存在较大逆差,这与我国物资贸易顺差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综合国力来看,这种文化贸易的逆差显然不合理。
我国加快发展国际文化贸易的作用
(一)发展国际文化贸易让世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
一个成龙、一个李连杰、一个姚明对于传播中国文化远比上一百堂文化课要生动。而加快发展国际文化贸易,恰恰可以起到这一作用。如今姚明虽然已经退役了,但他作为承担中美文化交流桥梁的作用始终没有停止,而中国的灿烂文化也需要有更多像成龙、李连杰这样的名人通过其自身的形象宣传来实现传播。
(二)国际文化贸易可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贸易将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关文化贸易的产业是一种新兴产业,具有排放污染物少、耗费资源少的特点。这正好符合我国目前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带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热点,是一种货真价实的绿色经济产业[6]。
(三)发展国际文化贸易有助于增加我国的就业岗位
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我国也存在着就业难的问题。如果大力发展国际文化贸易,因该产业工作岗位的需求量很大,可以极大地缓解就业难矛盾。媒体、出版、文化传播等行业正逐渐取代原有的金融投资行业,成为新一代年青人就业的首选职位,这不能不说是对我国经济强有力的贡献[7]。国际文化贸易需要更多的文化产业来支撑,这种新兴行业由于发展时间较短,正需要有更多的人才来从事这一行业,特别适合刚毕业的大学生进入该行业,发挥年青人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同时,文化产业也需要有大量普通的生产经营者来生产、经营和服务,这也就为我国大量的普通劳动者提供了广阔就业空间。表4是关于发达国家从事对外文化贸易的从业人员数据,足以说明我国和文化贸易强国之间的差距。从表4中可知,美国从事对外文化贸易的人数达到了500多万,占本国就业人口的比例达到8.6%。目前我国从事文化贸易的人员大约有1000多万,仅占全部从业人员比重为1.52%,有很大上升空间。
(四)加快发展国际文化贸易可以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文化贸易承载着我国的文化理念、文化价值和文化追求,可以很好的反映文化软实力。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扭转文化贸易逆差,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必须加快发展文化贸易,增强我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的日益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更加关注,了解中国文化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我国所承载的国际期待和国际责任明显加重,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国际文化贸易,推动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我国文化的软实力[8]。近几年,全球各地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了100多所孔子学院说明了不仅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在走向世界,中国文化的名片也正在走向全球,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崛起。
(五)发展国际文化贸易可以提高我国的居民素质
人力资源的发展是我国居民财富的终极基础,资本和资源都是经济中被动的因素,人才是主动的因素。居民素质的高低是衡量我国综合国力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也是和他国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更是我国重要的宝贵财富,居民素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当中可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9]。随着国际文化贸易的发展,也加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政府可以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加强对国民的文化教育,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引导居民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因此,加快发展国际文化贸易可以提高居民素质。
加快发展中国国际文化贸易的路径
(一)加强对文化产品翻译的投入
我国的许多文化产品出口遇到的最明显困难是缘于作品的翻译费解,外国人不理解作品的内涵和意义。由于国际翻译费用较高,国内很多公司和机构只是请非专业人士进行简单翻译,导致了不少文化产品不被外国人所理解。今后应该在财政上加大对文化产品翻译的投入,通过使用国际化的语言,使我国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让全世界消费者都能容易理解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增加文化贸易出口的可行性。还可以在国外设立传播中国文化的机构,让国外居民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激发他们追求中国文化的兴趣,同时也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文化提供相应的背景。
(二)将文化产品出口至经济实力较发达的国家
发达国家由于在经济实力上有一定的优势,为此,在加快发展国际文化贸易的道路上,可以加大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供给,把我国的文化更多的出口至发达国家。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世界各国人民都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发达国家的人民也不例外,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更多财力,有条件通过进口中国的文化来实现这一愿望,而国内文化产品和服务正好符合了他们的好奇心。当然,在把我国的文化出口到发达国家时,应当注意方式方法,可以采用与发达国家合作的方式进行,在国外找到合适的经销商作为合作伙伴,通过合作伙伴把我国的文化出口到发达国家。例如,中央电视台就通过与时代华纳的合作成功进入美国纽约、旧金山和休斯顿的有线电视网与饭店网路中,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发展
加快发展我国国际文化贸易,需要大量优秀的专业人才。目前我国从事国际文化贸易方面的人才在数量上十分短缺,质量上也有待提高。首先,从国内高校来看,设立国际文化贸易专业的学校还不是很多,很多在从事国际文化贸易方面的人才都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国内高校应加强开展国际文化贸易专业的建设,加快中国国际文化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步伐。其次,还可以将中国从事国际文化贸易的人员送到国外去学习,并且要适当引进国际市场上的文化贸易人才,间接提高中国国际文化贸易人才的培养与发展。
(四)加大国际文化贸易的创新力度
加快中国国际文化贸易的发展离不开创新,无论是在管理体制方面、投融资方式方面还是在技术方面,都需要加大创新的力度。管理体制方面,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创新,把国际文化贸易的创新当作一项大事来看待;投融资方面,也应该加大国际文化贸易的创新,可以借鉴美国的先进做法,实现文化贸易投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利用现代经营的股份制,金融信贷等方式加快我国国际文化贸易的发展,鼓励民间资本也参与进来,华谊兄弟的成功上市就是很好的例子,不仅如此,还要鼓励经营国际文化贸易业务的企业到海外上市,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技术方面,可以利用3D电影、4D电影和数字电影、开拓卫星传输信号、数字化装备、宽频系统的方式来加大宣传我国文化,从而使我国文化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后更具竞争力。
(五)打造文化国际品牌
(一)电子商务有效促进了国际间贸易模式和营销方式的改变以往的国际贸易活动,进行每一笔交易不单单需要借助比较固定的交易场所、订货会或者是产品的会,而且还要借助不断进行的面对面的谈判协商,要求有许多实物单据以及各种各样纸制文件等等。随着国际贸易方法的改变,已经促生了一种比较全新的市场营销的方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电子营销,眼下这种营销方式正在现代化的国际贸易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电子商务有效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管理与监管方式发送改变利用电子商务提供给人们的交互式的网络运行模式,能够为我国的国际贸易提供各类市场信息比较完善的市场大环境,借助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的运行纽带已经达到了跨国界的资源与各类生产要素的合理化配置,使得市场机制能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得以充分地发挥出实际作用。在电子商务的无形化和网络化双重作用之下,世界各国也在国际贸易监管模式上开展了大量的创新,尤其是在关税的征收、海关的监管以及进出口的检验等诸多方面,一定要能够尽快地适应电子商务技术日益发展的迫切需要。
(三)大力开辟了全球化商业活动有效运作的新空间电子商务技术是建立于互联网技术基础之上的一种虚拟化交易市场。这种市场虽然和传统的市场有某些共同性的本质内容,但是它已经远远突破了传统市场受地域限制的局限,使得全球能够把信息网络作为一种纽带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大“市场”,和商品与服务等相关的信息可以在全球的范围内得以充分、准确的散播,从而大大地减少了进出口贸易双方信息具有的不对称性。和电子商务技术快速发展的趋势相适应,世界范围内的公司借助自身在各个不同领域具有的优势地位,凭借现代信息的技术和其他有合作的公司结合成为一种公司网络,进而实现了所有单个公司都不能够提供的市场功能。
(四)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贸易过程中的避税问题互联网技术的全球性、无国界性以及高科技性在不断促进我国国际贸易飞速发展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为某些企业的避税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首先,企业能够借此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避税的基地并且建立分公司,凭借互联网技术把产品的具体开发、设计、生产以及销售等“合法”地分布在世界的各地,就可以成功地逃避应该依法缴纳的税收。其次,随着我国银行网络化与电子支付系统的日益完善,某些公司充分利用电子货币在能够避税的地域开设自己的资金账户,开展其他类型海外投资的业务,对于税收的管辖权的选择更加灵活。再次,加密类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加大了我国国家税务机关实时准确掌握我国纳税人的身份与交易信息的难度,不能够有效掌握交易人的交易时间情况与交易的数字,很难确保其经营活动始终服从税法的管辖。
(五)拉大了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在贸易活动过程中获益的差距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比较强、技术比较先进以及电脑网络设备的普及率比较高,再加之企业人员的素质比较好,因此在具体实施电子商务方面,很多具有先入为主优势的企业占尽了市场的先机。
二、我国发展国际电子商务的对策
(一)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和力度如今,我国的企业自己没有完备的配送体系,这就导致不能够确保配送网的实际覆盖率,进而就不能够有效保证交易活动的速度与准确性,企业的信誉也就不能够得以保障了。这些因素将会直接性地致使我国的电子商务和国际贸易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机遇失之交臂,从而导致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加速我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和力度,不断建立与健全全国的外贸专用信息网络,有组织和有计划地不断推进我国的外经贸相关行业和部门实现与国际的贸易信息网以及联合国的贸易信息网络的有机联合。
(二)建立健全配套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当中电子商务技术应用的调理的相关法规,是有效保证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规范化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加速现行有关法律的改善进度,不断地建立与健全税收、关税、版权、专利以及消费者权益等诸多方面的相关政策法规,要制定并且尽快出台健全的新型贸易法规,不断引导我国电子商务相关行业和部门能够进行自我规范、自律和完善,有效构建起一种和政府的法规相吻合的电子商务的法律框架理论体系。
(三)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我国电子商务行业的相关部门一定要能够组建起一支比较专业的安全技术的研究团队,能够始终全身心地投入到不断解决电子商务相关安全性问题中去,另一方面能够借助电子商务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实施改进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