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传播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知识传播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关键词】网络传播；知识沟；扩散

所谓的“知识沟”(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称为“信息沟”)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知识差距。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大众媒介的发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长成为可能，但这并未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预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长往往产生负效果，即在某些群体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信息沟’将会出现并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①最早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是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Tichenor)、多诺霍(Donohue)和奥利恩(Olien)，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斜。②

网络的出现曾使传统大众传播时代长期处于信息匮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严重知识差距的人们充满了憧憬：传播技术的改进将会缩减传播成本与费用，节省资源，实现信息与知识的均化；传播速度的加快与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众面临着一个更易接受与丰富的界面，从而提高个人的知识与信息总量；国外一些学者甚至勾画出“网络大学”、“虚拟教育”、“知识超文档”、“模拟系统”、“自动学徒系统”等设想，并称之为“没有围墙的学校”。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现实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许在某些特定知识方面，网络确实缩小了人们的知识差距；但从知识总量来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网络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大众媒介下业已形成的知识分布的不均衡。

进入网络的经济和文化壁垒

当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产生并试图普及时，面临最严峻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水平的制约。报业如此，广播如此，电视如此，网络更不会例外。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民主与自由常常只是针对那些能挣脱经济束缚的进入者而言。这样，在媒介可进入者与不可进入者之间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触程度及几率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沟”的形成。显然，与传统大众媒介相比，网络所面临的经济壁垒要坚固厚实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网络成为有经济能力者享有的特权。据了解，目前网络的普及率仅约为1%，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成为网络普及的瓶颈：70%以上的农村人口造成了中国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们甚至不知电脑为何物；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性网络接触程度的差异；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上网费用仍较高，用户也不得不考虑其有限的经济支付能力。正如美国旧金山一位咨询专家所言：“我们很难想象不花很高代价就能普遍访问计算机服务。对于计算机行业的人来说，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务费不算一回事，但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来说，可能成为负担。”据2002年1月《第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在中国，网络用户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为10.4%、9.8%、9.2%，而在经济落后的、青海、宁夏等地分布极少，分别为0.1%、0.2%、0.3%。③特别是在某些贫困山区，教育经费的投入量与实际需要还有相当一段差距，计算机普及难以提上教学日程。因而，这种媒介分布率与接触度的强烈反差，引起知识、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别，从而形成地区间的“知识沟”扩散。

除去上网费用，地区性经济差别因素之外，额外服务费用的支付对于一般用户而言也是一个难以攻破的经济壁垒。随着技术革新的日益发展，新的网络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价值将逐渐为受众所接受。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建立在这些基础设施上的软件内容、服务成本使人望而却步，某些网站在接纳新用户时以高昂的进入费用作为条件，从而设置了又一道经济关卡。为此，美国传播学者马克·利维如此悲叹：“我常常为传播与技术正日益冷酷无情地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而深感忧虑。一座营垒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极具经济实力的信息贵族把持据守，他们是计算机系统的经营者，控制着传播工具与条件。另一座营垒则属于传播圈的‘下层阶级’，这里成员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的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④

从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中“知识沟”扩散的趋势也在所难免。前文已述，中国农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当低，而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较之于传统大众媒介，在使用与操作方面，对用户的要求更高，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阅读能力。网络虽然具备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文字、声音、画面、图像、音乐等，但总的说来，文字是基础，其他手段是辅助，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仅从画面中能领悟出某些东西，更何况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网站、资料的必然途径。2)语言能力。网络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语，虽然在中国，英语被作为一个重点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学方式的不到位和学习目的偏差等多种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畅流利、毫不费力地阅读英文网站并获取信息还得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即使一部分大学生在进入英文网站时也会显得手足无措，更何况尚未接触过英语的人不计其数。3)专业技术操作能力。简单地打开机器，阅读新闻，收发邮件，这是每一个接触过网络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准确地从网上获取特定资料就不会显得那么轻松，势必要求使用者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和对网络的充分认识。同时，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术也较快，且他们有一种主动获取知识的欲望和积极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无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网络来获取资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与网络使用有效与否并不是一个全然正比的关系，实证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年龄、学习状况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网络的是高中、大专与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学历的用户仅为0.4%。⑤在这里，知识的专业化成为知识总量增长的阻碍。

[page_break]

进入者的错识与迷途

正如一位传播学者所说：网络可以提供平等机会和民主传播，但仅限于那些可进入者。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进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设备、社会条件下获取同质同量的信息与知识呢?当然不是。这里的平等、民主仅是指可能性意义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说，即使在进入者中，由于对网络不同的态度、观念及使用方式同样会形成知识与信息摄取的不均衡，这时，“知识沟”就会产生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散。

众所周知，传统大众媒介具有信息供应、娱乐休闲、文化教育、舆论监督等多项功能，但网络的出现将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样性发挥到极致，并扩展出许多新内容。这种功能选择空间的扩大为用户接触媒介的兴趣、动机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用户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识的学习或信息的获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诸如时尚流行、娱乐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据了解，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拥有电脑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来帮助学习，获取信息或处理文件，而是用来玩电脑游戏和看影碟。台湾学者在网络个案研究中发现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网虫”，他们连续20个小时在线而乐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阅读或查询资料，而是昼夜不分地玩游戏或网上聊天。与此对照，那些非“网虫”的学生则主要通过信息检索系统和万维网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这种在线时间的过度和网络使用方式的后果是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习。⑥于是一条横亘在“网虫”与“非网虫”，“非理性者”与“理性者”之间的“知识沟”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获取有效的知识或信息，而且放弃了通过其他途径或媒介获得信息以缩邪知识沟”的机会。而能正确使用网络并充分发挥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节制的人。

信息需求的差别与网络的反合拢力

网络的出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的无远弗届、信息畅通、受传同步，信息量正以指数函数速度急剧增加。然而信息的极度膨胀并不预示着知识、信息的均衡分布，受众的信息接受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其信息需求的层次也与自身的知识结构相吻合，文化水平高者摄取的信息知识含量相对较高，而文化水平低者则易于为娱乐性、刺激性信息所吸引。据统计，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学会陈列馆的网址7周才接待可怜的190次访问，而《花花公子》网站一周就接收470次访问。而在力图合拢“知识沟”而做出种种尝试后，美国传播学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合拢“沟”，一种同一、有限且受到广泛信任的消息来源更有潜力。⑦显然，网络不具有同一和有限的消息来源，每个受者也可以是传者，在这里，受传分界已不再那么清晰、明朗，信源多元化使得网络缺少促使“知识沟”合拢的明确意识和强有力的推动力量；网络也不是一种受到广泛信任的消息来源。网上信息的准确度、可信度较差是其劣根性，更多不负责任的信息的传播对受众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网络的受众是孤立、分散且个性迥异，兴趣有别的个体，他们往往只凭某一共同的话题而偶然相遇，并没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如同一个临时集结的队伍。在这个话题之后，他们便自行散开，毫无关系。蒂奇纳认为：在多元化社区里，由于存在各色各样的信源，因而，“知识沟”有扩大的趋向；在同质性的社区里，人们的信息渠道虽不正式但相同，因此“知识沟”扩大的可能性较校⑧而网络正是这样一个具有“知识沟”反合拢力的多元化社区。

综上所述，在目前社会条件下，网络传播加剧“知识沟”扩散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而且由于网络传播环境的多变，发生条件的复杂，影响因素的多样，因而整个社会形成的不仅是一条“沟”，而是几条，乃至几十条更为繁复的“沟”。因此，“知识沟”的“扩散”既是指程度、纵深的加深，也是指数量、广度的增大。

注释：

①［英］丹尼斯·麦克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95页。

②同①第95-96页。

③/develst/cnnic2002-1/4,shtml

④马克·利维：《新闻传播：走向网络空间的时代》《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1月

⑤同①

篇（2）

所谓的“知识沟”(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称为“信息沟”)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知识差距。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大众媒介的发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长成为可能,但这并未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预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长往往产生负效果,即在某些群体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信息沟’将会出现并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①最早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是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Tichenor)、多诺霍(Donohue)和奥利恩(Olien),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斜。②

网络的出现曾使传统大众传播时代长期处于信息匮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严重知识差距的人们充满了憧憬:传播技术的改进将会缩减传播成本与费用,节省资源,实现信息与知识的均化;传播速度的加快与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众面临着一个更易接受与丰富的界面,从而提高个人的知识与信息总量;国外一些学者甚至勾画出“网络大学”、“虚拟教育”、“知识超文档”、“模拟系统”、“自动学徒系统”等设想,并称之为“没有围墙的学校”。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现实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许在某些特定知识方面,网络确实缩小了人们的知识差距;但从知识总量来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网络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大众媒介下业已形成的知识分布的不均衡。

进入网络的经济和文化壁垒

当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产生并试图普及时,面临最严峻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水平的制约。报业如此,广播如此,电视如此,网络更不会例外。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民主与自由常常只是针对那些能挣脱经济束缚的进入者而言。这样,在媒介可进入者与不可进入者之间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触程度及几率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沟”的形成。显然,与传统大众媒介相比,网络所面临的经济壁垒要坚固厚实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网络成为有经济能力者享有的特权。据了解,目前网络的普及率仅约为1%,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成为网络普及的瓶颈:70%以上的农村人口造成了中国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们甚至不知电脑为何物;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性网络接触程度的差异;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上网费用仍较高,用户也不得不考虑其有限的经济支付能力。正如美国旧金山一位咨询专家所言:“我们很难想象不花很高代价就能普遍访问计算机服务。对于计算机行业的人来说,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务费不算一回事,但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来说,可能成为负担。”据2002年1月《第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在中国,网络用户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为10.4%、9.8%、9.2%,而在经济落后的、青海、宁夏等地分布极少,分别为0.1%、0.2%、0.3%。③特别是在某些贫困山区,教育经费的投入量与实际需要还有相当一段差距,计算机普及难以提上教学日程。因而,这种媒介分布率与接触度的强烈反差,引起知识、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别,从而形成地区间的“知识沟”扩散。

除去上网费用,地区性经济差别因素之外,额外服务费用的支付对于一般用户而言也是一个难以攻破的经济壁垒。随着技术革新的日益发展,新的网络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价值将逐渐为受众所接受。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建立在这些基础设施上的软件内容、服务成本使人望而却步,某些网站在接纳新用户时以高昂的进入费用作为条件,从而设置了又一道经济关卡。为此,美国传播学者马克·利维如此悲叹:“我常常为传播与技术正日益冷酷无情地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而深感忧虑。一座营垒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极具经济实力的信息贵族把持据守,他们是计算机系统的经营者,控制着传播工具与条件。另一座营垒则属于传播圈的‘下层阶级’,这里成员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的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④

从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中“知识沟”扩散的趋势也在所难免。前文已述,中国农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当低,而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较之于传统大众媒介,在使用与操作方面,对用户的要求更高,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阅读能力。网络虽然具备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文字、声音、画面、图像、音乐等,但总的说来,文字是基础,其他手段是辅助,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仅从画面中能领悟出某些东西,更何况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网站、资料的必然途径。2)语言能力。网络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语,虽然在中国,英语被作为一个重点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学方式的不到位和学习目的偏差等多种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畅流利、毫不费力地阅读英文网站并获取信息还得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即使一部分大学生在进入英文网站时也会显得手足无措,更何况尚未接触过英语的人不计其数。3)专业技术操作能力。简单地打开机器,阅读新闻,收发邮件,这是每一个接触过网络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准确地从网上获取特定资料就不会显得那么轻松,势必要求使用者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和对网络的充分认识。同时,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术也较快,且他们有一种主动获取知识的欲望和积极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无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网络来获取资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与网络使用有效与否并不是一个全然正比的关系,实证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年龄、学习状况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网络的是高中、大专与

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学历的用户仅为0.4%。⑤在这里,知识的专业化成为知识总量增长的阻碍。 进入者的错识与迷途

正如一位传播学者所说:网络可以提供平等机会和民主传播,但仅限于那些可进入者。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进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设备、社会条件下获取同质同量的信息与知识呢?当然不是。这里的平等、民主仅是指可能性意义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说,即使在进入者中,由于对网络不同的态度、观念及使用方式同样会形成知识与信息摄取的不均衡,这时,“知识沟”就会产生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散。

众所周知,传统大众媒介具有信息供应、娱乐休闲、文化教育、舆论监督等多项功能,但网络的出现将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样性发挥到极致,并扩展出许多新内容。这种功能选择空间的扩大为用户接触媒介的兴趣、动机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用户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识的学习或信息的获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诸如时尚流行、娱乐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据了解,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拥有电脑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来帮助学习,获取信息或处理文件,而是用来玩电脑游戏和看影碟。台湾学者在网络个案研究中发现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网虫”,他们连续20个小时在线而乐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阅读或查询资料,而是昼夜不分地玩游戏或网上聊天。与此对照,那些非“网虫”的学生则主要通过信息检索系统和万维网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这种在线时间的过度和网络使用方式的后果是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习。⑥于是一条横亘在“网虫”与“非网虫”,“非理性者”与“理性者”之间的“知识沟”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获取有效的知识或信息,而且放弃了通过其他途径或媒介获得信息以缩邪知识沟”的机会。而能正确使用网络并充分发挥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节制的人。

篇（3）

费者的认同力度。二是组织营销，电视台直接从事商业活动，对厂家或自已挖掘的产品，联络组织营销，和电视台原有的职能不同。既要进行宣传又直接从事产品的组织营销。三是售后服务，售后服务是电视直销必须承诺的，因为，这与电视台单纯的播放广告及商场销售不同，电视直销的宣传与推销是电视台直接经手的，必然与媒体的声誉、形象紧紧结合在一起。所以，可以说电视直销是事业中的产业，公益服务中的商业活动，传播行为中的交易行为。电视直销直接关系到观众及消费者的利益，办不好，电视台将直接面对观众及消费者，而且无法回避社会、道德、法律的责任，所以电视台办电视直销一定要采取慎重、稳妥的态度，严密地做好这一工作，不然媒体的形象社会受到极大损害。

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营销方式，电视直销其独特的优点是：方便、快捷、省时、省力。

对厂商来讲，电视直销无疑是架起消费者与厂商之间最快捷、最方便的信息通道。电视直销节目一般能够从商品的功能、构造、质地、操作，甚至闲置时的摆放、保养都一一交待清楚。并且电视台具有很高权威性、垄断性，从而保证了厂商的利益。这种销售方式对厂商而言，可为他们节约一笔广告开支，节目而且能滚动播出，会很快实现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产品的认识阶段。可谓：省钱、省力、效果好。

对于电视台来讲，利用非黄金时段搞电视直销，无疑为电视台广告收入又添一笔可观的数字。自95年以来中国电视直销从无到有，发展到目前的上千家。可见它在中国是有生存的根基。

对消费者来讲，买电视直销商品，为城市快节奏生活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使其安心地从事自己的工作，能在其它领域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实现了足不出户在家购物的梦想，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电视直销对厂商、电视台、消费者都有好处，为什么在中国却处于迷茫和徘徊不前的状态呢？导致目前局面我认为有多种原因。电视直销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生活水平又不高的情况下，在人们的消费观念方面、产品价格过高方面、售后服务跟不上方面、广告宣传过激方面、行业不规范方面等原因确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有待解决。

1．观念问题

在国外，电视直销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史，而中国的电视直销却刚刚起步。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高，且人们已习惯于传统的购物方式，相信自己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才放心。以处于全国中等收入的济南市为例，消费者看完直销产品广告，打进订购热线，并咨询完产品情况后，大都不要求直接送货，而是询问产品的展销地点，等货比三家后再现场进行购买。此类现场销售占销售量的大部分。再者在工作节奏还不很快的今天，消费者利用现场购物进行休闲一下的也大有人在。所以电视购物没能让人们完全接受其直销送货这一消费方式。从国内大多数电视直销企业采用直销送货和店铺销售，就能看出中国电视购物有其本国的特色。

还有一点，传销给人们留下的创伤还没有愈合，担心电视直销又是一个美丽的陷井。其实消费者不必有这个顾虑。传销的行为载体是个人，由于个人行为的多重性，而使传销在中国演变成为一种规则无法约束的销售方式。从传销的目的看，它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发财，人人都去发财，谁去消费产品呢？这种没有市场的销售注定要失败。而电视直销是为了丰富人们的生活，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购物方式，它是与人们的日常消费密不可分的，具有广阔的销售发展市场。

2．价格问题

目前的电视直销商品大都是日用品、化妆品、保健品且进口商品居多。消费者普遍认为电视直销商品价格偏高。且使用不了多久，市场上就会出现足以乱真的仿制品，售价却又出奇的低，这样就挫伤了消费者的积极性。形成价格高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进口商品要承担进口关税；另一方面，因电视直销商品还要支付昂贵的电视片制作费，电视广告费，及送货费；再一点由于电视直销在我刚刚起步，规模小，品种单一，难以取得规模效益来降低商品价格。还有一重要原因，就是一些购买电视台时段作电视直销的社会企业，他们往往将短期暴利做为电视直销的最终目的，没有做长远的经营考虑，从而导致出现价格高的暴利商品。产品的高价格，表面看来，利润是丰厚的，但通过经营实践，消费者就会发现物能所值，这将此种产品销量肯定是上不去的。这样一来电视直销在消费者的心目就会有电视直销产品价格高的印象。

[page_break]

电视直销的价格定位较为复杂，构成商品价格的首先是生产成本，其次是广告成本，再次是销售成本。而决定这些成本大小的则是产品潜在的市场销量。换言之，销量越大，成本越小，反之销量越小，成本越大。一些电视直销公司拒绝低价位的小商品进入电视购物，可能就走入了一个误区。商品本来无大小，“小商品”可以做成大市场，“大商品”未必有市场。问题在于商品符不符合电视购物的定位，在于销售网络的大小布局的合理与否。一个新颖实用，独一无二的低价位商品。毛利率可能更高，或许还能改变电视直销产品“高价”的形象。再者，电视直销商应该更多开发国内新产品，这样也可降低价格。特别是开发国内名牌企业的产品，不仅可大大降低成本，而且名企业的品牌也是一种无形资产，它在消费者心目中有一定的认知度，这样电视直销节目一宣传，消费者就会很容易地接受。

电视直销网络的建设是同行早就苦心追求的。从无店铺售到有店铺销售，这是中国电视购物直销行不通之后的无奈。销售网的建立，虽然增加了销售成本，然而也使我们具有了除广告力之外的销售力。有了这个网络，使我们统一价格，有条件完善服务，有这个网络，可以避免了无序竞争带来的灭顶之灾。

要实现拥有价格优势，并获得可观的利润，电视直销行业应走垄断联合的路子。“垄断”这一词不太中听，然而，电视直销都是以对某一产品在本区域市场的经销权的垄断为前提。一个产品如果不能控制市场，它必然是短命的，因为当电视直销企业无利图并且养不活销售网点时，谁还会去硬撑呢？失去垄断的经销权，电视直销不复存在。电视台已将电视直销看作了一种广告投资行为。垄断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只有通过一个销售网销售的商品，才有可能实现最好的售后服务，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防止假冒伪劣的冲击。垄断也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的必需。健美骑士与万得拖把的教训，一方面来自于电视直销公司，而另一方面也因为全国尚未形成统一的销售和协作机构。

其实，每次大型电视直销洽淡会上，都会商议如何寻求一种直销同仁们的联合。电视直销界一盘散沙的局面已严重影响了这一行业的健康发展。然而，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并没有开始，更多的是松散型的志同道合式的友好联盟。冷静地分析一下不难看出，虽然作为事业性质的电视台各据一方，各搭各的台，各唱各的戏，但不联合就意味着孤军奋战。大台有大台的难处，小台有小台的苦衷。大台的电视直销广告覆盖面广，却苦于难将销售网络延伸到每一地区。即使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没有地方台配合，促销能力也大打折扣，更何况要增加要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而小台，则因其有限的开发产品能力和所在辖区覆盖区域的有限，也不能创造较好的效益。我们面对的不是兄弟台之间的互相残杀，而是共同争取电视直销在商界生存发展的空间，真正意义应是事实上的联合，必须是以股份制形式应组成的经济实体。

上海联合电视商品配售有限公司的成立以及全国电视直销联营网的酝酿，标志着中国电视直销业在电视直销市场的规范发展，电视直销的区域合格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它将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在产品选择、统一进货及全国统一时间推出，这样可大大降低成本，最终降低产品价格。

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地区性的电视购物企业，我认为应采取电视直销与传统销售相结合的营销策略。中国的消费者大多还是延用传统的购物方式，因此电视购物要植根于中国，必须要与中国国情相适合，在培育市场和新的消费方式的同时，走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购物之路。既然许多消费者都认为电视购物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场购买商品的价格，那么把直销商品放在传统的商场专柜，采取与电视屏幕价相同的价格销售，至少能使消费者认识到该商品的价格就是商场的定价，起到心理平衡作用。另一方面，商场的橱窗也为电视直销产品起到广告宣传作用，使看到直销节目但心存忧虑的消费者能亲眼看到，亲手摸到，甚至可以由受过培训的专柜销售人员当面演示使用方法，使消费者的购买动机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购买行为，也能吸引没有看到电视直销节目的消费者。而且合理地设点布局。还可减少周边地区的送货费用。事实证明传统商场电视商品营业额上升并不影响电话订购的营业额，相反增加了电视购物的销售渠道和影响，为电视直销起到推动作用。

3．广告宣传问题

电视直销广告的不规范，也影响了它在中国的健康发展，现在播放的一些国外提供的录像带，很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有些“”有损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如果我们制作具有本地区特色的直销节目，便能使观众产生亲切感和增加可信度，之后通过长期的良好经营，可以产生固定的推销形象，这也将是一笔可观的无形资产。

4．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问题

从消费者投诉看，也有对电视直销商品的投诉，虽然占比例不大，但也应该引起电视直销业内人士的重视。电视直销商品更要重视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消费者购买电视直销商品就是为了享受足不出户在家购物的生活方式。如果电视直销商品质量不保，让上帝三番两次地找上门来，岂不违背电视直销的宗旨？我觉得电视直销商品不仅在产品价格方面要合理，质量、售后服务都应是一流的。

篇（4）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Arsenault,AmeliaH.&ManualCastells.(2008).“TheStructureandDynamicsofGlobalMulti-MediaBusinessNetwork.”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2:707-748.

Baldwin,ThomasF.,D.StevensMcVoy,CharlesSteinfield.(1996).Convergence:IntegratingMedia,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housandOaks,Calif.:SagePublications.

Benkler,Yochai.(1998).“CommunicationsInfrastructureRegulationandtheDistributionofControloverConten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83-196.

Blackman,ColinR.(1998).“ConvergencebetweenTelecommunicationsandOtherMedia:HowShouldRegulationAdapt?”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2(3):163-170.

Boyd-Barrett,Oliver.(2006).“Cyberspace,GlobalizationandEmpire.”GlobalMediaandCommunication,2(1):21-41.

Castañeda,Mari.(May2007).“TheComplicatedTransitiontoBroadcastDigitalTelevisionintheUnitedStates.”Television&NewMedia,8:91-106.

Chon,BumSooetal.(2003).“AStructuralAnalysisofMediaConvergence:Cross-Industry

MergersandAcquisitionsintheInformationIndustries.”JournalofMediaEconomics,16(3):141.

Jenkins,Henry.(2006).“Introduction:WorshipattheAltarofConvergence:ANewParadigmforUnderstandingMediaChang.”In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NewMediaCollide,1-24.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

Jussawalla,Meheroo.(April/May1999).“TheImpactofICTConvergenceonDevelopmentofAsianRegion.”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3(3/4):217-238.

Lankshear,C.andM.Knobel.(2003).“Do-it-yourselfBroadcasting:WeblogsinaKnowledgeSociety.”RetrievedJuly4,2009,from/c.lankshear/blog2003.html

Lehr,W.andL.W.McKnight.(June2003).“WirelessInternetAccess:3Gvs.Wifi,”TelecommunicationsPolicy,27(5-6):351-370.

Mizuko,Ito,“IntimateConnections:ContextualizingJapaneseYouthandMobileMessaging.”InRichardHarper,LeysiaPalen,andAlexTaylorEds.,TheInsideText:Social,CulturalandDesignPerspectivesonSMS,127-143.Norwell,MA:Springer.

Msimang,Mandla.“RegulationintheEraofConvergence,”InterMedia29,issue1(January2001):4-7.

Mueller,Milton.(1999).“DigitalConvergenceanditsConsequences.”Javnost-thepublic,6(3):11-28.

BryanMurley.(2009).“WebLogs:DemocratizingMediaProduction.”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234-248.OxfordUniversityPress.

Murray,Simone.(Spring2003).“MediaConvergence’sThirdWave,”Convergence:TheJournalofResearchintoNewMediaTechnologies,9(1):8-11.

Pool,IthieldeSola.(1983).TechnologiesofFreedom.Cambridge,Mass.:BelknapPress.

Schiller,Dan.(2007).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Shin,Dong-Hee.(2006).“ConvergenceofTelecommunications,MediaandInformationTechnology,andImplicationsforRegulation.”Info:TheJournalofPolicy,RegulationandStrategyforTelecommunications,8(1):42-56.

Simpson,Seamus.(1999).“RegulatingICTConvergence:HowUsefulIsTheTelecommunicationsPolicyModel?”Javnost,6(3):49-66.

Spinello,R.(2002).“IntellectualPropertyWarsandKnowledgeMonopolies.”InRegulatingCyberspace:ThePoliciesandTechonologiesofControl,143-174,Westport,CT:QuorumBooks.

Spurgeon,Christina.(2008).AdvertisingandNewMedia.London;NewYork:Routledge.

Tarantino,Quentin.(2003).“StarWars?:DigitalCinema,MediaConvergenceandParticipatoryCulture.”InDavidThorburnandHenryJenkins(Eds.),RethinkingMediaChange,281-314.Cambridge:MITPress.

Thurman,Neil.(February01,2008).“ForumsforCitizenJournalists?AdoptionofUserGeneratedContentInitiativesbyOnlineNewsMedia.”NewMediaandSociety,10:139-157.

Wilkinson,etal.(2009).“Receiver-SendersandContentCreators.”InAugustE.GrantandJeffreyS.Wilkinson(Eds.),UnderstandingMediaConvergence:TheStateoftheField64-83.OxfordUniversityPress.

Witz,B.W.(2001).“ReconfigurationofValueChainsinConvergingMediaandCommunicationsMarkets.”LongRangePlanning,34(4):489-506.

Wu，IreneS.(2009).FromIronFisttoInvisibleHand:TheUnevenPathofTelecommunicationsReformin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

篇（5）

新闻媒介生产的产品有2个层次、3种产品。第一个层次是媒介直接生产的产品，包括新闻服务产品、娱乐服务产品两种。第二个层次是广告服务产品，它是因人们对前两种产品的消费而衍生的产品。本文主要探讨广告服务产品的性质和结构。

1作为服务产品的广告传播

服务产品是这样一种产品:它是一方向另一方提供的任何一项活动或利益，其本质上是无形的;并且不产生任何事物的所有权问题;它的生产可能与实际产品有关，也可能无关。其特征有四，即无形性、不一致性、不可分性、不可贮存性。服务产品区别于其它产品的最本质特征在于:服务产品是一个过程、是动态的。媒介广告传播也属于服务产品的范畴。

首先，广告传播具有无形性。有形的产品可以通过观察考虑它的使用价值，决定要购买后再付款。而广告必须先付款，而且其使用价值无法观察到。其次，广告传播具有不一致性。媒体每天提供的广告传播服务价值量大小并非一成不变。如: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看报的人增加了，报纸广告价值就比平时大，而体育版面的广告价值显然比平时更大。再次，广告传播具有不可分性。如: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效果比地方电视台的广告效果可能好些，而地域性很强的产品在地方电视台的性价比可能比中央电视台更优。最后，广告传播具有不可贮存性。今天的广告传播不可能贮存到明天才卖给顾客。

既然广告传播是一种服务产品，而服务产品在本质上是一个过程，是动态的，所以广告服务也是一个过程，包括广告的创意设计、拍摄制作等7个环节。广告商在向媒体购买广告传播服务时通常不会让媒体提供创意设计和拍摄制作这两个环节的服务，而是由广告商自己完成以后拿成品到媒体去刊播。所以媒体所生产的广告服务应该从时段或版面购买开始，也有人称从购买受众开始。

作为一个过程，广告服务的质量取决于这个过程的质量。由于过程是动态的，不能像物质产品一样，经检验合格以后再出厂，所以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精心设计，尽量标准化，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产品质量。特别是广播、电视媒介的广告服务，由于广告的传播过程与受众的接收过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虽不处于同一空间，但却处于同一时间;一旦出错往往事后无法补救，如错播、漏播等。纸质媒介广告服务的生产和销售虽然是分离的，但也受广告服务不可贮存性和时效性的制约，如果登载今天广告的报纸没有或未及时送达读者手里，明天送去可能就没有人看了，因此，报纸采用大密度铺货、送报到家等办法，是保证其广告服务质量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样，广告的有关信息如果弄错了，就很可能给广告商带来损失，如电话号码不对、品牌名称不正确等，这对于媒介运营者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要求媒介经营管理要着眼于广告服务全过程的管理，而不是某个环节的管理，在任何环节上畸轻畸重，都可能影响广告服务这一产品的整体质量。从全局着眼是搞好媒介经营管理的一个关键问题。

2广告服务产品的结构

媒介广告产品的服务性及其特征决定了该产品的性质，而具有这种性质的媒介广告服务产品的结构是怎样的呢?实质上所有顾客在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时候，他们真正购买的并不是商品或服务本身，而是其中的利益和价值。购买媒介新闻服务产品的人是为了得到“信息与娱乐”。美国学者A·佩恩把顾客从购买的服务中得到的全部利益称为“贡献”。这种“贡献”由以下几个层次构成。

1)核心或普通产品

核心或普通产品由基本的服务产品构成，即产品的核心利益。就广告服务而言，广告商实质购买的是媒介受众的注意力。这种注意力能够使媒介受众转化为广告商所广告的商品的消费者，进而转化为广告商的利润。所以，可以简单地说，广告商购买媒介广告服务，所获得的核心利益是经由受众所创造的利润。

要让广告服务转化为利润，广告商所希望的理想的受众显然应该具有以下特征:数量大、有经济实力且很有消费欲望;愿意购买广告商所广告的商品;愿意大量购买;愿意重复购买。为了保证广告服务成功转化为利润，许多报刊都提出了有效发行的问题，目的就是保证广告服务核心产品的质量。如《每周电脑报》的发行全部采取定向赠阅的方式，读者的确定均须经过对厂商类、用户类读者审核表的资格审查，读者对象为电脑产品的经销者、采购者和最终用户。《每周电脑报》认为，定向赠阅方式不仅可以将产品信息直接传达给经销者、采购者和最终用户，而且可以有效控制读者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广告效果。《中国计算机用户》的发行方式也是订阅与赠阅参半，从而保证了读者的有效性，保证了广告服务核心利益的质量。当然，电子媒介只能依赖收视(听)率、或点击率来衡量。

2)期望产品

期望产品与普通产品一起构成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即它是核心利益得以实现的最好的辅助条件或辅助产品。就广告服务而言，其期望产品应该包括，优质的传播渠道，如电视台的无线电波、光纤光缆、覆盖率，优质的节目，相当高的收视率，相邻广告商品品牌的匹配等;就纸质媒介来说，干净、清晰、精美的印刷，相关的软文报道等。

3)增值产品

增值产品指在此领域使得一个产品与其他同类产品有所差别的特性，如果核心产品和期望产品是对产品的普遍的、基本的要求，那么增值产品就是对产品的个性化、差异化的要求。媒介广告服务可以提供诸如广告效果跟踪、媒体技巧、媒体策略、广告创意设计、公共关系和营销策划等延伸服务，作为自身广告服务的增值产品。

4)潜在产品

潜在产品由已经或可以被消费者利用的所有潜在增加的特征和利益组成，包括消费者重新定义的产品功能、或者对产品现有应用潜力的扩展。如，媒介受众不但可以成为甲产品的消费者，而且可以成为广告商乙产品的消费者;或者受众不仅成为广告商所广告的商品的忠实消费者，还积极地对商品生产的企业提出合理化建议，让更多的消费者喜欢和购买广告商的产品。

这4个层次就是广告服务产品的结构。其中，第一个层次是核心产品、其余都可以统称为辅助产品。广告服务的“贡献”构成能说明新闻媒介所提供的广告服务是一个价值满足的综合体。作为一个过程，新闻媒介生产的广告服务产品是这4个层次的总和，而不是其中一个方面。理论上很多人认为，广告商从媒介购买的是媒介受众，显然这种观点不够全面。因为媒介受众如果不和版面、时段以及广告本身连接在一起，就无法卖给广告商。所以，孤立地看，单个的广告服务产品的构成可以表示为:

广告服务产品=受众群体注意力+版面(或时段)+信息传播过程+售后服务

所以，广告商从媒介购买的不仅是受众，而是以受众为核心的广告服务产品。实践中，许多媒介经营管理者，往往只注重对第一个层次的经营，坐等广告商来找媒体刊播广告，而对其余3个层次则很少或根本不重视;有的媒体甚至让对广告传播一无所知的人任广告部主任，认为广告部无非就是收钱，不注重广告服务辅助产品及其质量管理。

研究表明，在客户购买某项服务来解决自己需求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服务提供商是否有这种解决能力，如果提供商具备相应的解决能力，那么客户对提供商提供这一服务的能力的感觉，则与他们对这一服务产品之辅助产品的价值的感觉成正比。同样，广告服务的辅助产品也是让广告商感觉媒介提供广告服务能力大小的重要因素。如果广告服务辅助产品的质量高，就会让广告商感觉媒介提供广告服务的能力强，广告服务的整体质量就高，反之亦然。在媒介受众市场基本形成以后，广告服务辅助产品就成为影响媒介广告服务产品质量最感性和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成功的媒介往往很注重广告服务辅助产品的完善、开发和管理。如《新周刊》不仅为重要广告客户建立档案，而且积极了解这些客户需求，并主动针对客户需求提出特殊的解决方案。这就属于对广告服务辅助产品的经营。

3广告服务产品的市场竞争战略

广告服务辅助产品是媒介广告竞争的主要战略工具，在媒介市场竞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日报》的房地产广告占领了珠三角洲大半市场的情况下，采用标歧立异战略，专门推出针对楼市目标客户的《南方都市报·黄金楼市》周报，周报用铜版纸彩印，最初推出16版、后来发展到48版。同时采取了把报纸直接送往售楼盘售楼部，免费赠送给购房者阅读的措施。除了每期随主报在广州市区发行外，额外印刷15万份，在整个广州市在售的230个楼盘售楼处、广州市近百家中高档食肆，提高了广告传播的到达率，增强了时效性。并策划和协办了首届中国(广州)住宅产业博览会，组织深圳首届立体房展等。2001年，《南方都市报》的房地产广告由2000年的不足3000万元增长到1.7亿元。不难看出，这里的广告服务产品市场竞争战略的核心，实质上就是广告服务的辅助产品—广告的组合传播问题。每一个媒体都会在自己的出版周期或者播出周期大量的广告，这些广告之间如何组合、如何进行差异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广告服务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许多大众传媒往往面对的是某区域内某个无差别的受众，因此这类媒介也往往面对的是某个无差别的广告市场。如区域性都市大众媒介面向区域内所有的都市大众，这些受众都可以享有大众媒介所提供的产品，如都市类大众报纸、电视都市频道等。这类媒体除了不刊登农资产品广告以外，往往涵盖了从日常生活用品到高档汽车、从廉价商品到奢侈用品的所有广告市场。

面对种类如此繁多、价值高低不一的广告，媒介应该如何呈现?那就是要进行组合传播。所谓组合传播就是指广告服务产品在版面或者频道上的结构化呈现，亦即按照所广告的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在空间或者时间上进行分类组合、差异化传播。如高档轿车广告不能和治疗性病的广告组合在同一个栏目。如果价值差异很大的产品广告组合在一起，高价值广告的形象就会受到影响，所形成的广告服务产品质量会降低，市场竞争力较差。这样，不仅高价值的广告不会来，其他广告也很可能会慢慢流失。这无疑会极大地影响媒体长远的盈利能力。

此外，许多大众传媒为了凸显不同价值的不同广告，往往会开辟专栏来为这些不同的广告客户群提供服务。其实质就是按照广告的价值、区别对待、分类传播，标歧立异，从而产生集群效应，形成市场竞争力。如《南方都市报·黄金楼市》专门用铜版纸来印刷房地产广告、进行差异化传播就是利用了广告组合传播的原理。

除了面对某一区域内某个无差别受众的大众传媒以外，有些大众传媒则专门针对特定的受众群进行传播，这类特定的受众群数量相对较小。一般来说，这类媒体往往会在整体的广告市场中分割出一个独特的领域作为广告服务产品的定位以及组合传播战略，而媒介自身所吸引的受众也是要能够符合特定广告商需要的、具有特定人口学特征的受众。从市场竞争来说，实质上就是采取的目标集聚战略—主攻某个特定的顾客群、某产品系列的一个细分区段等。行业性的传媒如汽车类杂志的广告服务产品，肯定主要面对汽车制造商、营销商和汽车消费者来设计和制定的。这类媒体的广告定位本身就决定了广告组合的高价值性。不符合媒体自己广告市场定位的广告不宜刊登，否则媒体的广告服务产品的质量将会大打折扣，导致媒介的广告市场竞争力减弱，赢利能力就会受到伤害。

篇（6）

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落幕。与奥运相关的大型公共建筑鸟巢、水立方等体育场馆都在奥运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体量巨大的建筑实体，国家体育场“鸟巢”以其特有的标志性、时间性和空间性建筑艺术特点，成为传播奥林匹克文化不可替代的物质载体。

在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中，视觉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届奥运会的经验告诉我们，优秀的视觉形象会成为一届成功奥运会的重要标志。往往奥运会结束后，视觉形象依然会继续留在人们的心中，发挥久远的影响。通常所说的奥林匹克视觉形象是指运用平面设计或视觉传达设计的方法对奥林匹克理念与行为的全面反映和艺术性表达，这只是狭义概念的界定。而广义概念的奥林匹克视觉形象是社会公众通过各种媒介接触到奥林匹克的理念、行为及设计传达符号，是经过思维与情感的整理与分析而形成的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总体评价和整体印象。因此，无论是二维还是三维的造型艺术，小到奥林匹克标志、徽章、徽记、奖牌、吉祥物、招贴画、火炬，大到奥运场馆、奥运公园等，奥林匹克的视觉形象范围广泛，形态丰富，影响巨大。

对奥林匹克视觉形象关注较多且研究较为全面、系统的是王军博士。她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奥林匹克视觉形象的历史研究》一书中。书中着重对奥林匹克视觉形象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成因、规律以及奥林匹克运动和艺术与设计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是，因其研究重点的划限把奥林匹克视觉形象仅仅界定为二维的平面视觉形象的范围，而对更具冲击力和影响力的三维乃至四维的建筑场馆视觉形象几乎没有涉及。本文基于“鸟巢”的视觉形象，以建筑的视觉认知和视觉感受为视角，分析奥林匹克视觉形象在奥林匹克文化传播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视觉形象是通过传播发挥其功能的。“鸟巢”的视觉形象具有直观的识别性和冲击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回味的空间，它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奥林匹克文化进行传播。其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奥运前、奥运中和奥运后几个不同的阶段。

一、“鸟巢”的标志性是奥林匹克文化的艺术表达

奥林匹克视觉形象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标志。历届奥运会的主体育场除了满足奥运会竞赛的需要外，都力求以艺术美感及文化风格，成为举办城市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时代标志和视觉形象。“鸟巢”以体量巨大、多维的视觉形象，恰似一座由建筑变成的世界上最大的“雕塑”作品.为北京奥运会树立了一座独特的标志，是奥林匹克文化的艺术表达。

“鸟巢”是一座造型别致、独具匠心的奥运场馆。其视觉形象有着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鸟巢”形象完美纯净，外观即为建筑的结构，立面与结构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各个结构元素之间相互支撑，主体建筑以钢结构析架成“鸟巢”结构，空间呈巨型马鞍椭圆形。它地势略微隆起，如同巨大的容器。高低起伏、波动的基座缓和了容器的体量，而且给了它戏剧化的弧形外观。“鸟巢”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镂空的手法和陶瓷的纹路，色彩灿烂而热烈，与现代先进的钢结构设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鸟巢”以其艺术性与功能性的高度结合，在满足奥运会体育场馆所有功能和技术要求的同时，空间效果既新颖别致，又简洁典雅，给人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标志和艺术表达，从而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创造了独特的窗口和平台。

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木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的举办，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对话。建造在古老文明的中华大地上的“鸟巢”，以其富有东、西方智慧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体育建筑和独特的视觉形象，给世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由皮埃尔?德?顾拜旦提出的奥林匹克文化以一句格言和口号“更快、更高、更强”为人们所熟知，“和平、友谊、进步”是奥林匹克宗旨的高度概括。奥林匹克文化和精神强调文化差异的容忍和理解，强调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强调竞技运动的公平与公正。奥林匹克包含的这种自我挑战精神和公平竞争精神构成了当代人类自我完善和社会交往的基石。

奥林匹克文化的思想精髓是以西方文化中占核心地位的竞争理念，哲学基础是强调个人的单主体性思想。而集中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华文化精神，其思想精髓是和谐理念，哲学基础是强调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互主体性思想，突出的是一个“和”字。在“鸟巢”的各种文化活动及其赛事，不仅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而且赋予了“更真、更善、更美”的新的内涵，追求和平、和睦、和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文化精神。

奥运会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一种活动形式，奥林匹克运动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体育竞技的范畴，奥运会中的体育建筑设施特别是主体育场则是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重要载体。“鸟巢”使奥运会这一盛大的的世界性节日，成为喜庆而欢乐、自由而和谐的场所，续写了奥林匹克文化的新篇章。

二、“鸟巢”的时间性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过程

建筑是时间和空间的艺术。“鸟巢”的时间性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过程。“鸟巢”以其时间的“流动性”，对奥林匹克文化进行“线”的传播。传播是一种传达、交流、联络的方式，以各种符号的信息意义，通过传播的过程和渠道，产生传播的效果和作用，是一个完整的行为过程。“鸟巢”作为建筑艺术所构成的综合媒介的存在具有传播功能。

以下两个事例可以说明“鸟巢”对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及其过程。

其一：国家体育场方案的征集与设计。“鸟巢”对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在设计方案征集阶段就已经开始。“鸟巢”是第一个进人建筑设计程序的北京奥运场馆设施。

2002年10月25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第二奥运会组委会授权，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面向全球征集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中国国家体育场的建筑概念设计方案。经过资格预审和正式竞赛两个阶段，截至2002年11月20日，有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日木、加拿大、瑞士、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14家设计单位进人正式的方案竞赛。

2003年3月18日，在参与竞赛的全球13家建筑设计公司及设计联合体的13个设计方案中，评审委员会选举出3个优秀方案。在此基础上，评审委员会推选“鸟巢”方案为重点实施方案。同时，为征求公众意见，竞赛组织单位又将全部13个设计方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公开展出。展出历时6天，征得观众投票6000余张。表现出观众与评委在相当程度上的认同。

最后，经决策部门认真研究，“鸟巢”最终被确定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中国国家体育场的最终实施方案。这个由2001年普利茨克奖(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德梅隆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完成的方案，从中外13个竞赛方案中胜出，被评委以压倒多数票选为重点推荐实施方案，并获得公众广泛好评。

以上国家体育场方案“鸟巢”征集过程和数据说明，由于国家体育场采用全球招标，经过征集方案、中外专家评审、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得到了国际国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影响。

“鸟巢”是中国改革开放理念的具体体现，充分展现出改革开放的中国融人国际大家庭的全球化姿态，体现了2008年奥运会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口号。同时，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具体实践过程。

其二：奥林匹克“火炬”的传递。本届奥运会火炬传递的终极目标是“鸟巢”。火炬传递是奥运会的前奏，是仅次于奥运会木身的最重要的传播工具，在奥运会主体育场圣火燃烧之前，火炬传递也在践行着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使命。

在火炬传递的过程中，反映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国际性和广泛的群众性。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以“和谐之旅”为主题，以“点燃激情、传递梦想”为口号，境外在五大洲(国家、地区)的21个城市，境内在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传递，并抵达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传递时间为130天，传递总里程约13.7万。

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传递路线展示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壮丽秀美的自然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生机勃勃的建设成就以及13亿人民的精神面貌。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成为奥运史上传递路线最长、传递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火炬接力。在传递活动中，传递了友谊与和平的信息，传播了奥林匹克精神，点燃了人们对奥运会的激情。

三、“鸟巢”的空间性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场所

在“鸟巢”举力、的本届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是奥运会期间最隆重的仪式，也是全球最盛大的节日。奥运期间，作为木届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全世界的眼光聚集在“鸟巢”。如果说“鸟巢”的设计和火炬的传递呈现着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过程和前奏，那么，奥运会期间在“鸟巢”的开、闭幕式及其多个赛事，就是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主要场所和舞台。在“鸟巢”建筑这座凝固音乐的空间里，它更加直接地发挥着作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以开幕式为例，在“鸟巢”的大型文艺表演为全世界奉献了精彩的视觉盛宴。宏大的场面之中，以古典的中国画卷为整个表演的背景，通过炫目的舞台设计，巧妙的段落衔接，演员精准的诊释和演绎，高度浓缩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体现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从造纸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到书法、昆曲、京剧、国画，从海上丝绸之路到现代“星空”，以史为经，以璀璨的文化遗产为纬，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华5000年光辉灿烂的文明。焰火组成的巨型“足印”，沿着北京古老的中轴线从永定门、天安门到“鸟巢”，象征了古老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历史足迹，寓意深长。从某种意义上说，“鸟巢”成为人们的精神向往之地，成为木届奥运会的象征，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展示舞台。

“鸟巢”是奥林匹克文化的延续载体。随着奥运会的结束和后奥运时代的到来，“鸟巢”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使命也已经结束。奥运会后这里将成为人们广泛参与文化体育、健身购物、餐饮娱乐、旅游展览等综合性活动的大型场所，并成为具有地标性的体育建筑和奥运遗产。其功能也许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它的建筑物体依然会在原址保留并继续发挥作用。据新华网的报道，进入2009年春节黄金周以来，“鸟巢”“水立方”等一批新北京标志性建筑成为奥运会后旅游观光的亮点。据统计，春节假期共有约8万名游客参观了这些奥运景点。

“鸟巢”是北京奥运会重要的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本届奥运会渐渐远离我们而去，“鸟巢”却如同一座纪念碑，以它特有的存在方式矗立在人们的面前，其视觉形象依然会继续留在人们的心中，发挥久远的影响，它也将继续传播与延续着奥林匹克精神与文化。

篇（7）

文化新闻，与政治新闻、经济新闻一样，是新闻报道的主要类别之一。新世纪以来，国家对文化建设空前重视，兴起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繁荣大发展的新。在新形势下，文化新闻紧抓机遇，迅速成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本文以综合性报纸的文化新闻为例，从新闻地位、题材范围、文化品位、报道形式等多个方面，探讨当前文化新闻的发展态势，为文化新闻的发展创新提供理论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文化新闻仅指动态性的新闻报道，不包括静态性的副刊和读书周刊等文化气息浓郁的特刊专刊。

综观当前报纸文化新闻的现状，主要呈现出如下四个基本特征。

一、新闻地位显著提升

文化新闻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品种之一，国内综合性新闻，传媒机构里大都设有“文化部”、“文艺部”、“文娱部”或者类似名称、职能的新闻采编部门，但是长期以来，文化新闻的地位相比政治新闻、经济新闻而言显得不很重要。新闻学教科书中很少见到关于文化新闻的专题论述，通常见到的是“文艺新闻”。《专业采访报道学》中称：“文艺报道是对文艺领域里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所谓文艺是指“文学与艺术的合称。有时也泛指文化与艺术。”事实上，文艺新闻只是文化新闻的一部分。此外，文艺新闻有时还会与其他相关题材合并共存，有的报纸将文艺与科学、教育集中在一个版面，合称“文教新闻”，有的将文艺新闻与体育新闻合称为“文体新闻”。进入90年代，为了满足大众的消遣娱乐需求，都市类报纸文化新闻的报道重点转向影视演艺圈题材，通俗有趣的娱乐新闻由此兴起并占据了文艺版面的主要地位，有的报纸将文艺新闻改称“文娱新闻”，有的完全改为“娱乐新闻”，严肃高雅的文化新闻则被边缘化，成为娱乐新闻版面“补白”、“插空”的豆腐块，导致报道结构严重失衡，形成了文化新闻娱乐化潮流。有学者指出：“在娱乐新闻大行其道的今天，文化新闻处于尴尬地位。其一就是对文化新闻重视不够。”揭示了娱乐新闻喧宾夺主的现象。进入21世纪，国家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文化是人类的灵魂”，做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的重大部署。新形势下，新闻媒体对文化新闻空前重视，加大报道力度，综合性报纸纷纷开设文化新闻专版固定刊出。以《人民日报》为例，2002年前，该报的文化新闻与教育、科技新闻集中在同一版面。经过调整，至2003年初推出文化新闻专版，通常固定在第11版刊出，与经济、政治等版面相并列。2009年6月就有5篇关于数省文化建设的工作综述刊登在该报头版头条位置。地方党报如《湖北日报》在2006年改版时首次开设文化专版。即使是以娱乐为主打的都市类报纸也开始注重文化新闻。如《华商报》从2007年7月起在娱乐新闻版外开设“文化新闻”版，经常性刊出。该报先后策划了“评选陕西文化十大符号”、“陕西文化强”等大型系列报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这些现象说明，文化新闻告别了一度冷落的弱势境遇，成为当前新闻报道的热点之一，标志着它由相对边缘状态晋升至举足轻重的主流阵地，与其应有的重要地位相符合。

二、报道题材走向“大文化”

从理论上说，文化新闻的报道范围非常广泛，原因在于文化是个涵盖广、内涵深的大概念。文化的定义很多，大体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涵盖了人类的一切文明活动，如《辞海》对文化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通常狭义上的文化仅指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科学、语言等。从新闻实践来看，不同阶段文化新闻报道范围在不断变化。传统文化新闻以文艺题材为主，包括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电视等领域的新闻。娱乐新闻兴起后。影视演艺圈信息成为文化热点。近年来，随着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文化新闻的报道范围较之以往有了显著拓展，既有宏大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建设、国家重大文化活动，也涵盖了高雅的文物考古、文化艺术、图书出版，同时囊括百姓喜闻乐见的影视动态、文艺演出、名人明星、动漫游戏等等娱乐新闻，广泛涉及现代文化、历史文化、网络文化、旅游文化、民俗文化、科学教育等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化现象，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体现出涵盖一切精神文化的大文化格局。其中，影响力较强的新题材有：

1文化产业。与以往历次“文化热”不同的是。新一轮的文化建设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视为必由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就是大力繁荣文化产业。经过数年发展。文化产业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2009年l至5月份，文化产业在金融危机之中逆势上扬，平均增幅达17％，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缘此，文化产业成为当前文化新闻的重点报道对象。支庭荣曾将文化产业报道大体概括为6种模式：会议模式、取经模式、名片模式、作坊模式、考古模式、圈地模式等，主要内容是宣传文化产业政策、介绍文化建设举措，展示文化建设成就。以《人民日报》为例，2009年6月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江苏：文化滋养万户千家》(6月9日)等4篇分别报道各省文化产业发展成就的工作通讯，此外还策划了系列深度报道“我国文化产业逆势上扬观察与思考综述”，分别刊登在头版和文化专版上，彰显出文化产业报道的重要性。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也是继钢铁、汽车等十大产业规划之后国家新一轮产业规划中的第一个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真正作为一种产业得到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就意味着文化产业报道必将持续升温。

2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新世纪以来，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成为民族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标志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达到新的高度。基于上述时代背景，新闻媒体加强了传统文化宣传报道力度，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国学”报道。“国学”一般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之魂。新世纪以来，学者们积极倡导国学，高校设立国学院、办国学班，政府出台政策大力支持，国学热蔚然成风。新闻媒体及时报道国学发展动态，发挥着推波助澜、营造舆论氛围的重要作用。夙以文化内涵深厚而著称的《光明日报》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不遗余力，堪称样板。早在2006年1月10日。该报创办了国内媒体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国学版”，加上原有的“史学”版和“文学遗产”版，一共拥有三块版面直接宣传传统文化。其中“国学”版每月两期，开设了“国学动态”、“国学演讲厅”、“国学访谈”等专栏，多层次多角度报道国学发展信息、传播国学知识，赢得了海内外文化界的一致好评。

二是传统节日报道。中国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2005年6月，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要求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宣传民族传统节日的导向作用，切实加强对民族传统节日的舆论宣传，积极营造尊重民族传统节日、热爱民族传统节日、参与民族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受此政策引导，每逢春节、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大量节庆报道就会浓墨重彩地出现在报纸版面上，报道内容包括节日风俗源流、群众庆祝活动以及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旅游商业活动等，俨然一席节日文化盛宴。例如，2008年8月7日是传统七夕节，又被视作“中国情人节”，《大河报》紧紧围绕爱情主题推出了新闻套餐，主要包括A33《往事国粹》整版综合报道《七夕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浪漫——奥运会使七夕节备受瞩目》、C06版专题报道《甜蜜蜜》以及C18《鲜闻》，这些内容反映了七夕节带给人民群众的浪漫享受，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活跃民众文化生活起到了切实有效的重要作用。

三是文化遗产报道。文化遗产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无形文化遗产”即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所说的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民间美术、传统医药等传统民间文化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它们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将“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显示出国家对文化遗产工作的高度重视。目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就显著，已经确立了数量可观的国家级、省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昆曲、五台山等项目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6月10日定为“文化遗产日”。从新闻实践来看，报道主要集中在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以及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包括常见的文物考古报道。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报道为例，迄今为止已有多家省级党报推出过大型系列报道，如2006年3月至lO月，《郑州日报》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原行”系列报道十五篇，《四川日报》2006年12月25日起至2007年初推出“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报道，《南方日报》2009年2月18日起推出《岭南记忆——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报道》。这些报道着重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现状、文化意义、未来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许多生存濒危的民间文化，对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文化品位由泛娱乐化走向雅俗交融

文化新闻担负着传承文化的社会责任，具有文化内涵丰富的基本特征。文化品位则是判断一则文化报道文化内涵高低的重要依据。所谓文化品位，是指新闻报道所蕴含的文化份量、文化的价值取向，通常有雅俗之分。具有文化品位的文化新闻不仅能让读者和观众从中获得新鲜丰富的文化娱乐信息，而且获得思想、知识以及审美享受。但是，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从文化新闻衍生出来的娱乐新闻为迎合市场需求，不惜降低格调，以炒作明星隐私、绯闻为卖点，导致一度低俗之风泛滥，严重影响了文化新闻的整体形象。学者们纷纷撰文予以批评，张帆等人提出要“为文化新闻正名”，将它与文化品味低级的娱乐新闻区别开来。事实上，娱乐新闻一般出现在都市类报纸上。即便是在泛娱乐化浪潮中，仍有些报纸一直坚守着文化责任，对肤浅庸俗的娱乐保持着一定距离。如《光明日报》、《南方周末》等品牌大报的文化新闻以思想性、知识性、学术性见长，是精英文化的传播主渠道，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品位高雅，即使涉及娱乐题材。也是以文化视角去深刻解读。各级党报肩负着宣传先进文化的政治使命，对娱乐新闻往往敬而远之。如今，随着地位的提升、题材的拓展，报纸文化新闻的文化内涵日趋丰富，由此推动了文化品位的升级。形成了文化娱乐各执一端雅俗交融的格局。例如，过去党报的文化新闻多以相对枯燥的政策、会议消息为主，现在逐渐增加了文化产业、文化作品、文化人物、学术活动等报道的比重，专业性、知识性、艺术性均有不同程度地增强，在“三贴近”报道方针的指引下，报道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文化品位趋向雅俗共赏。都市报的文化新闻继续发挥其轻松活泼的特色展开报道，以此适应大众文化口味，故而文化内涵相对稀薄，文化品位趋向通俗。娱乐新闻经过近几年新闻主管部门的治理整顿，低俗之风有所遏制，有些报道开始跳出隐私、绯闻的小圈。尝试从文化的高度去解读娱乐新闻，实现娱乐新闻的升级转型。例如，2009年初。小沈阳成为娱乐新闻的追逐热点，《重庆商报》连续5天推出以“重庆咋出不了小沈阳”为题的系列报道，对沈阳和重庆的演艺市场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如何催生“小重庆”。这组报道触及了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等深层次问题，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展示了娱乐新闻亦可深刻严肃的另一面。

四、报道形式时尚多变

地位的提升、内容的拓展带动了报道形式的创新。就报道体裁而言，消息、通讯、专访、特写、述评仍是文化报道的基本体裁，但是表现形式已然有所不同，体现出与时俱进、时尚多变的特征。

首先，文化新闻版面丰富，分类有序。随着文化新闻报道资源日趋丰富，文化新闻版面有所增加，往往以一叠多版的体量出现，各版类别各有不同，文化新闻由此进入规模化生产、精细化加工发展阶段。比如《东方早报》把文化新闻与娱乐新闻相分离，又将文化版面细分为“作家”、“视界”、“舞台”、“人文”、“焦点”，随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增减。《京华时报》将文娱一体，各个版面分别为“综艺”、“影视”、“乐谈”、“胡同”、“资讯”等。

篇（8）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Analysis on the Value Rela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News Communication

Zhao Guozheng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08)

Abstract The paper aimes at the views such as “the common subject” and “the common object” and puts forwar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Key words the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value object value relation

在新闻价值理论研究中，有专家提出“统一主体说”和“共同客体说”，认为传播者（传播主体）与受众（接受主体或受众主体）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的“统一主体”，而新闻事实、新闻文本、传播效果等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共同客体”。①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两个主体所处的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两个不同价值关系中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客体的混乱。本文根据价值哲学的有关理论，专门探讨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并通过对这些价值客体的梳理分析，揭示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并说明这种价值关系与新闻价值关系的区别与联系。

一、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及其分类

所谓价值客体，就是人类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价值活动，活动所涉及的一切客体都是价值客体。在特定的价值活动中，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往往是多元的，对于主体来说，不同的价值客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些属于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属于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则是手段性质与目的性质兼具的价值客体。手段性的价值客体服从、服务于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受目的性的价值客体的支配和制约。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作为主体所涉及到的价值客体相当多，我们根据价值客体的不同性质、地位和特征，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它包括摄影、摄像、录音、印刷、播放等设备，包括交通、通讯等工具，还应该包括新闻事实这一基本的物质条件。摄影摄像等设备以及交通通讯等工具，作为传播主体实现价值目标、价值追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客体，应该毫无争议。但对新闻事实这一价值客体的认识，笔者与一些专家不同。笔者认为，新闻事实属于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其基本理由是：

众所周知，早在1943年就对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为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源于事实，是对事实的反映。这一论断得到了新闻界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新闻是信息”，②也已是业界的普遍共识。由此可见，新闻信息尽管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但“事实本身与对事实的认识是有实质区别的”。③ 事实与信息所指的客体不同，二者的区分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逻辑起点，新闻价值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把二者混为一谈，必然导致价值理论的混乱。

首先，新闻事实是社会主体价值活动的产物，对传播主体来说，是先在的、既定的、自然的、不可控制的、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传播主体只能把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条件、前提、基础和起点。其次，新闻事实本身不能储存、不能压缩、不能复制、不能共享、不能传播，传播主体既没有权力改变事实本身，也没有权力处置事实本身。但新闻信息不同，新闻信息可以加工、可以储存、可以压缩、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可以传播。④传播主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权利，是采集、加工、处置、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利，而不是处置新闻事实的权力。所以，以报道、版面、节目等各种新闻文本形式出现的新闻信息，才是传播主体价值创造活动的产物，才是传播主体创造的价值客体，即新闻价值客体。如果新闻事实是新闻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价值客体，传播主体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最后一点理由是，新闻事实本身既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也不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以矿难为例，作为事实本身，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没有遭遇这种事实的需要。但是，有关矿难的信息，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会产生强烈的需要，传播者需要有关信息（注意不是需要事实本身）进行传播，受众需要有关信息作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决策和认识的依据。因为矿难信息不仅有助于人们及时进行有效救援，而且能给人们提供前车之鉴，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而矿难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毁坏价值。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报道灾难性事件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事实本身有价值，而在于其信息有价值。由此可见，新闻事实的价值不等于新闻信息的价值（即新闻价值），传播者和受众需要新闻信息，可以获得新闻信息，但不一定需要新闻事实本身，传播者和受众不是当事人，即使需要事实本身，也不可能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事实只能是传播主体进行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物质资料，作为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

把新闻事实归入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并没有降低新闻事实作为价值客体的重要地位。打个比方说，传播主体营造的是信息大厦，事实就是信息大厦的地基。因此，包括新闻事实在内的手段性价值客体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传播者进行价值创造的强大杠杆和物质基础，它的发展和变化标志着传播水平和发展状况，同时也标志着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但需要我们明白的是，工具和资料只是价值创造活动的前提和手段，而不是价值活动的目的。所以，劳动资料在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构成中通常处于较低的位置。

第二类是传播主体的劳动所施加、改变、创造的对象，即劳动对象。如新闻稿件、版面或节目等。而这些都是新闻信息具体存在形式或系统存在形式。所以，在本质上，劳动对象是新闻信息，是对新闻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储存和传播。劳动对象通常表现为直接的劳动成果，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直接劳动成果往往不能直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必须与其他主体的劳动成果相交换，才能完成一轮价值创造活动，才能获得最终的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因此，直接劳动成果体现的是主体的付出而不是收益，是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实现。所以，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果，是传播主体获得目的性价值客体的中介性价值客体，是既具有手段性又具有一定目的性的价值客体。

事实上，新闻信息作为双重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更复杂的因素。相对于传播者的经济目的，或者说在经济意义上，新闻信息具有突出的手段性；但相对于政治理想，或者说在政治意义上，它又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因为新闻信息传播涉及到传播主体自身和公众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信息的传播本身，要比传播效果更具有重要性和优先地位。富有职业理想、民主意识、公众意识、受众意识的传播主体会自觉地把公众、把服务对象的价值目标，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目标，把受众最高的目的性价值客体，转化为自身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此外，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作为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惟一性，它是获得传播效果等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惟一手段。所以在新闻实践中，很多传播者对新闻稿件的采写加工，表现出高度的关注，甚至经常把它摆在与传播效果等同的地位。因为好的稿件就意味着好的传播效果，手段的惟一性和关键性反过来又强化了目的性质。

但从总体上讲，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仍然占主要方面，具体表现是：首先，新闻信息主要体现为传播主体的劳动付出，而不是收益，它不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生存和发展等基本需要。其次，传播者搜集、制作、加工、传播新闻信息，如果获得不了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就像厨师烧制的佳肴美味、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不出去一样，形同废品，目标追求难以实现，自身的需求无法满足，价值活动也难以为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对商业媒体，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其手段性质远远强于目的性质。这些都决定了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强于目的性质。

第三类是传播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要追求、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性成果，即传播效果。传播效果包括新闻报道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我们通常称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和前两种价值客体相比，传播效果才是相对单纯的、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需要的、具有最终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它意味着传播者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收益，付出得到了补偿，需要得到了满足。传播主体采用先进设备，对新闻稿件进行精耕细作，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信息，努力赢得受众，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传播效果，这也是所有媒体的最高追求。所以，对传播主体来说，在一轮完整的价值活动中，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就是传播效果，正是这一价值客体在决定着其他价值客体的选择和创造。

有专家把传播效果也作为新闻价值客体，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传播效果是不是新闻价值客体，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对新闻价值概念的理解，二是传播效果作为价值客体是否具备新闻价值，如果不具备新闻价值，就不可能是新闻价值客体。

关于新闻价值，大体上有两种理解。一种把新闻价值理解为传播效果，等同于传播效果。按照这种理解，如果再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就会出现一个荒谬的结论：新闻价值就是新闻价值客体。另一种是笔者认可的理解，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影响特定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效果是这种属性或功能的发挥，即新闻价值的实现，也即是说，传播效果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实现其价值的结果。即使传播效果具有轰动效应，也只能是新的新闻事实，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新闻事实不能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前文已有论述。

传播效果作为其他价值客体，第一它不是受众的价值客体，更不是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因为传播效果本来就是受众的信息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受众把这种满足，再作为价值客体，再满足自身，甚至再再作为价值客体，再再满足自身。且不说如此循环下去有无可能，是不是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这种把新闻对自身的满足再当作价值客体的活动，是不是还属于新闻传播活动，是不是还在新闻传播活动的链条之中？笔者认为，传播效果对受众而言，已经转化为下一轮价值活动即信息选择的背景和动因，为主体创造出新的价值需要，而不是成为其价值客体，甚至反复地成为价值客体。因此，把传播效果作为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更无从谈起。第二，传播效果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也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因为它满足的是传播主体对经济、声誉、影响力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需要，对传播主体来说，具备的是经济价值和影响力价值，而不是新闻信息价值。所以说，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与把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一样，都是十分荒谬的。产生这种荒谬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专家企图为新闻价值理论构建宏大、系统、无所不包而又整齐划一的理论体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微观问题宏观化，单一问题体系化而导致的错误结论。

二、传播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是多层次的，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客体，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在价值客体构成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与传播主体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如果以客体或其价值来命名价值关系，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就有三种：

第一是与采写、交通、通讯工具以及新闻事实等劳动资料形成的价值关系。因为这些都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在这些客体中，工具又具有标志性，所以劳动资料体现的主要是工具价值、手段价值，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可以称为手段价值关系或工具价值关系。

第二是传播主体与新闻信息形成的价值关系。传播者采制新闻信息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要，而不是自己的信息需要，但在满足受众的同时，换来受众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关键因素形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新闻信息对受众来说，体现的主要新闻信息价值即新闻价值，与受众形成新闻价值关系。但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体现的主要不是信息价值，而是一种交换价值、传播价值。所以它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不是新闻价值关系，而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传播价值关系。正如交换价值要以价值为基础，但交换价值并不等于价值一样，传播价值要以新闻价值为基础，但传播价值并不等于新闻价值。传播价值关系也不等同于新闻价值关系。原因在于，新闻对受众主要是新闻信息价值，但对传播者来说主要是交换价值或传播价值。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直接影响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价值则是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具有的影响传播者的属性或功能。新闻价值以受众的需要为价值尺度，传播价值则以传播者的需要为价值尺度。新闻信息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但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它只是传播者交换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等价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传播者与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价值关系，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是传播价值关系。

第三是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等收益性成果之间的价值关系。传播效果是传播主体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它体现着传播主体的理想、信念与追求，体现着传播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对传播主体既具有精神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它从精神与经济两个方面满足传播主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按照习惯，人们通常以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或其价值，或者获得这一价值客体的方式，来表示整个一轮价值活动中的价值关系，那么，传播者与传播效果之间的价值关系，就可以称为传播效果价值关系。因为传播效果是传播这一活动方式带来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传播价值关系，并把这一价值关系，作为传播主体在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所有价值关系的简称，或统称。因为这一价值关系是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价值关系的主线，在各种价值关系中占有主导和支配地位。

三、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的关系

新闻传播活动中有两个主体是正确的，但他们并非是共同主体。作为主体，他们处于不同的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作为主体，出现在传播者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传播效果之间形成的传播价值关系中；受众作为主体，出现在受众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新闻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与受众，当一方处于主体地位时，另一方总是处于客体地位，而不可能同时作为主体出现在同一价值关系中。具体地说，在新闻价值关系中，受众是价值主体，新闻信息是价值客体，而新闻信息是传播者劳动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传播者在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受众的需要，在以客体的身份或地位服务主体。而在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是价值主体，传播效果是价值客体，而传播效果是受众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因素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受众在获得信息满足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付出满足传播者，并因此在这一价值关系中处于客体地位。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传播者与受众是互为主客体，而不是共同主体。“共同主体说”，尽管基本用意在于提高受众的地位，但在理论上混淆了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价值主体及其客体的混乱。

四、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实生活中，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造成这种价值关系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大体上有四个：

第一，传播主体具有复杂性。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存在，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追求会造成传播主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差异。在西方政党报刊时期，政党报刊追求的最高目的、甚至是惟一目的就是宣传效果，很少考虑赢利问题。新闻报道的手段性质极为明确，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制造假新闻也是政党报刊惯用的手段之一。所以这个时期作为政党报刊的传播主体，其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是宣传效果，而不是经济收益，更不是新闻信息。商业媒体比较复杂，但赢利始终是媒体的重要或主要目标，甚至有极少数商业媒体把赢利视为惟一目标。现在，无论是政党报刊还是商业媒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往往兼顾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极少把其中一个作为惟一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就媒体内部而言，传播主体包括媒体内部的编辑记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管理者与编辑记者之间，记者与编辑之间，采编人员与经营人员之间，都存在诸多的内部矛盾，也会导致对价值客体定位的偏离和游移。

第二，价值客体本身具有复杂性。传播主体面对的不是单一的价值客体，而是一系列的价值客体，不同价值客体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会导致传播主体对价值客体的性质和地位定位变化。

第三，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具有复杂性。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会造成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在某些环境下，工具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工具就必然意味着拥有结果，工具就会被视为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在某些时候，劳动对象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劳动对象就必然意味着结果，对象就会被视为目的性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社会环境变化，尤其是政府新闻宣传部门管理政策的变化，也会很快体现为媒体内部的冲突和压力，导致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

第四，传播活动具有复杂性。传播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而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螺旋上升结构，先进的采编传输工具是为了生产好的新闻稿件，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是为了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是为了采写更好的新闻稿件，更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往复循环，永无止境。哪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哪是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在循环中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哪怕是最单纯的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手段性质；最单纯的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目的性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任何价值客体都会体现出多姿多彩的性质。

注释

杨保军：《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第74页。

篇（9）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得以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文化被认为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1]P3。广播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天然使命，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状况必然制约广播语言要素的应用。本文论析汉语广播语言要素应用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传承与制约关系。

一、广播语言借助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

“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中，广播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充分发挥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2]。广播语言总要借助一定的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的。在汉语广播中，中华民族文化需要借助合乎规范要求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要素传承。

（一）借助恰当的语音要素传承文化

总面积13000平方米，虽不像北京故宫中轴线和对称布局，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位置上突出红宫，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使整座建筑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中央台①2009年6月18日《雪域高原上的圣殿――布达拉宫实录》）

例中引文双音节词语占多数，朗朗上口，节律感较强，易于播读，如“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

除正常播x音节外，播音员还要正确发好引文中的语流音变，如“Zǒng（总）”当由“214”读如“21”，“yīwà（一万）”的“yī（一）”当由“55”读如“35”等。需要处理好句中的停顿、重音和句调等。

“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中，单画线表示时间较短的停顿，双画线表示时间较长的停顿，加粗者宜重读而经由重读处理等手段，“13000”、“红宫”、“主次分明”、“雄伟壮观”等很容易入耳、入脑。引文句调就总体而言，先平缓后上扬。

正确处理广播语音要素，才能正确传递广播语言信息，达到传承民族文化的成效。

（二）借助恰当的词汇要素传承文化

上例引文不长，但其中词汇类聚、词形类聚和词义类聚应用形式仍然较丰富。基本词和一般词都有较多的使用;使用成对词“前”与“后”、“主”与“次”;使用熟语――成语“主次分明”。因为广播语言表意要简明，所以引文多用单义词。这些词语，首先是规范的，其次是根据广播语意表达需要而选用的，有助于体现民族文化传承的实效。

前来学习抽纱刺绣技术、领取刺绣原料和回缴刺绣产品的本乡青年妇女络绎不绝。（商丘台2006年5月9日《虞城县积极向农家妇女传授农科技术》）

“妇”的义项有三：“妇女”“已婚的女子”“妻”;“妇女”义为“成年女子的通称”。汉民族文化语境中，“妇女”更多凸显“已婚”的义素。因此，称呼青年女性时，要慎用“妇女”一词。例中前来学习的“青年妇女”未必是“已婚”者，则“青年妇女”可改为“女青年”。

（三）借助恰当的语法要素传承文化

前述布达拉宫引文根据广播媒体特征及其语意表达的需要使用汉语词类和句类。引文多使用通俗易懂的名词（如“北京”）、动词（如“修造”）、形容词（如“巧妙”）、“数词”（如“13000”）等实词;多使用易入耳、入脑的介词（如“利用”）、连词（如“但是”）、助词（如“地”）等虚词。引文虽然使用了转折复句“虽然……但……”，但复句内部的分句及其他单句都较短，听众仍较易知悉已广播的信息。“位置上突出红宫”与“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结构上较为对称。

借由语音、词汇、语法要素的恰当使用，引文将布达拉宫雄伟壮丽的景象形象地展现在听众的脑海里，卓有成效地传承了藏民族物态文化。

（四）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

语言是心态文化构成要素之一，汉语言广播同样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的脉络。

1.较多留存方音

戏曲类及方言广播较多留存了方音。“任何剧种，最初都起源于民间，都以当地方音为基本语音，再加以艺术的表现。只有当某一剧种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全国性剧种的时候，才与民族共同语语音发生直接的关系”[3]。早期京剧著名艺人谭鑫培等把湖广音融入京剧，成为京剧语音系统内影响最大的方音。高朗亭“三庆班”等“四大徽班”先后进入北京，又把安徽方音融入京剧中。

2.较多留存历史名词

讲述史实的广播语言较多留存历史名词。据节目制作、播音时间或相关史料，可大致推演某历史名词发展的脉络。

牛首、虎首、猴首、猪首等4件铜兽首18日在北京圆明园公园免费向公众展出。（中央台2003年10月20日《圆明园失散国宝免费向公众展出》）

例中“牛首”“虎首”等分别是“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等的简称，它们都是历史名词，出现于清朝乾隆年间。

3.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广播电台播报或诵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文言文中，“非……”句式有时语含假设，这种用法自先秦时期留存至今。

“夫gR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庄子》为先秦（上古汉语）时期作品。

我们非这条苦计，怎得性命在此？（《水浒传》）“非这条苦计”意为“如果不是采用了这条苦计”。《水浒》为元末明初（近代汉语）时期作品。

货车超载超限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中央台2004年6月15日《公路“短命”15年超载货车是“罪魁祸首”》）

引文中，“非”意为“如果不……”，例出现代汉语语境。

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影响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

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对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具有逆向制约作用。“从文化的角度说，不同的文化因素会影响到语言的表达”[4]。

（一）语音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1）中华各民族广播语言都注重韵律。

韵律包括押韵、平仄和对仗等。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美丽，你却等待明天站起。（中央台2010年4月21日《生死不离》）

诗歌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节选部分“离”、“里”、“丽”、“起”押“i”韵。

少数民族文艺广播节目也有自身的韵律，用汉语创作或译为汉语后的歌词等往往是押韵的。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我耐心地等待哟，我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蒙古族民歌《敖包相会》）

歌曲选段“开”、“待”等押“ai”韵。

（2）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汉语广播更讲究平仄和对仗。

大车切轴，三轮放炮。（中央台2012年7月14日相声《口吐莲花》）

参照现代汉语平仄归类，例中，平仄对应为“|― ― ―，― ―||”。除“车”和“轮”的平仄不对应（按江淮方言发音，“车”为去声，则为仄声），其余大体平仄相称。从对仗角度看，“大车”对“三轮”，“切轴”对“放炮”，相对工整。

一般性V播节目也会出现平仄和对仗。

风雨沧桑中如何追寻梦想，波澜壮阔里如何见证传奇。（中央台201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60周年》）

引文中“追寻梦想”（― ―||）和“见证传奇”（||― ―）平仄相称。此外，除上句和下句的“如何”为重复者，其余实词和虚词大体对仗，如“追寻”对“见证”。

2.民族语言特点影响汉语声调的发音

某些少数民族成员说汉语时，经常发错声调，因为他们的民族语言有的原本没有声调。这种现象，在说汉语的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口语中尤其明显。新疆台2013年9月19日报道《新疆各地中秋节前情意浓》中，一位少数民族农民工回答记者询问时，把原本为上声的“好”（hǎo）和“很”（hěn）都读若阳平，即分别读若“háo”和“hén”。

3.民族文化影响姓氏用字的发音

姓氏汉字发音“异常”者，该姓氏往往源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万俟”为复姓，读若“Mòqí”，源出鲜卑族部落名称。东晋时万俟部落随拓跋氏入中原，后即以部落名称为姓氏。

出现的二字姓如：欧阳、司马、诸葛、上官、司徒、慕容、闾丘、皇甫、西门、尉迟、公孙、东方、令狐、申屠、端木、夏侯、东郭、呼延、拓跋、万俟、长孙、澹台、鲜于。（中央台2012年5月30日《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用作姓氏和非姓氏汉字的发音有时不一样，而排序非第一的姓氏用字发音更具“隐蔽性”。

据汉民族姓氏习俗，小孩出生后通常随父姓。有时为了表明对孩子母亲姓氏的敬重，家长往往会将母姓用字作为孩子全名的第二个字。播音员如果不知这些“第二字”为姓氏用字而照本宣科，自然就会发“错”音。如广播稿中人名“某仇某”，撰稿人应注明该“仇”字是否为母姓用字。如是，则播音员得播读为“某qiú某”，而不能读若“某chóu某”。

（二）词汇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介绍不同民族文化，常使用该民族特有的词语。

萨迦寺……寺内藏有8.4万余卷元代手抄佛经、贝叶经等，集成60米长、10米高的著名的经书墙。（中央台2003年11月12日《萨迦寺文物保护维修一期工程完工》）

引文介绍萨迦寺（南寺）藏族宗教文化时，使用“贝叶经”、“经书墙”等藏语词。

2.广播语言中汉译少数民族词汇多为多音节单纯词。

广播语言中，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等汉译后，多为多音节单纯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11年5月20日《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西迁247周年》中出现的“察布查尔”、“爱新舍里”、“纳旦木”等，均为地名，都是多音节单纯词。

（三）语法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广播语言中有时会有与现代汉语语法不一致的民族语言语法用例。

汉语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语言中，都有不及物动词直接带宾语的用例。汉语中有“飞北京”、“睡沙发”等用例。

最近这几天，由贵阳飞北京、深圳、广州、成都的航班爆满。（中央台2004年7月14日《贵州：民航暑运高峰出现航线班班爆满》）

如果朋友感觉睡沙发翻不开身子，而睡床上家里又不够的话，那就干脆让他睡“地上”吧。（中央台2009年1月16日《春节“靓”家有招》）

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会说出“出发北京”等结构搭配。

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使命之一，广播语言对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的反映散见于丰富的广播内容中。更多广播节目借由语言要素传承民族文化的途径，以及民族文化制约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表现，有待更广泛而深入地探究。

注释：

①“中央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简称，以下地方台简称为“省/市名+台”，如“新疆台”。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篇（10）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科技期刊出版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目前，信息技术已呈现出“人-机-物”三元融合的态势，数据分析工具和基于云计算的数据资源成为期刊出版的重要特征［1］，期刊出版的数字化和集群化发展成为当下期刊发展的主流趋势，人工智能也将在学术期刊的出版、存取、质量评价等多个环节上得到广泛应用，并推动科技期刊出版方式的变革［2］。目前，在科技期刊界，学者们就如何促进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发展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既包括理论层面的探讨，又包括从实践和案例的角度开展的应用研究［3-6］。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全球的科学产出以极快的速度增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的科学产出相当于每9年就会翻1番［7］，读者也更容易被无用的信息轰炸，难以在期刊论文的海洋中高效准确地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科技期刊要想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也愈来愈难。信息爆炸时代，科技期刊关注读者“需要什么”比“提供了什么”更重要。在智能技术变革的时展潮流中，科技期刊应如何顺应时展趋势，利用智能技术整合资源，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扩大期刊的影响力，创造科技期刊人、出版商、作者、读者的共赢局面?本文从以上问题切入，尝试从扩展学术搜索的路径、构建个性化的精准推送平台和多元化的传播模式、向用户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方面探索在媒体融合形势下如何提升科技期刊的精准传播能力，以期为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建设增瓦添砖。

1借助人工智能，扩展学术搜索的路径

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搜索引擎在促进科技期刊的传播、提高影响力等方面的功能逐渐凸显。虽然现有的一些搜索门户网站诸如Webofscience、PubMed、谷歌学术、各图书馆网站、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搜索引擎可以帮助读者检索科技论文，但是仍不能满足用户多样化的检索需求。Tancheva等［8］针对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受访者“往往既对搜索方法的效率感到满意，同时又对搜索的棘手和费力感到不满……当研究人员无法完成一个特定的搜索任务，他们很可能放弃现有的方法(或工具或技术)，而不是找出如何使它工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发新的模式解决学术出版的过量负载，利用智能技术优化搜索引擎的现有功能。目前很多科技公司都在探索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学术搜索引擎和知识服务。例如Springer网络平台不断对其功能进行集成，并提供个性化服务功能;Elsevier等出版商为用户等提供搜索引擎培训课程;微软学术(MicrosoftAcademic)通过在实体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关联，自动生成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引导学者阅读［2］;2014年，Wiley线上图书馆为用户提供了增强型HTML文章服务(AnywhereArticle)，它将可读性、交互性和可移植性设为用户体验的核心，使读者能够在页面中快速找到最重要的信息［9］。一些关于科学出版的新模式和平台被相继开发，如Chorus［10］通过集成服务和开放APIs，优化了科技论文被搜索的路径，并为政府机构、出版商、研究人员、图书馆员和作者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些专业的期刊集群，一部分学术期刊数据库平台也开始进行语义出版形式的探索，对科技期刊内容进行深度加工和挖掘。不同的科技期刊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学术期刊的数据库平台建设过程中需要平台开发团队与期刊编辑充分交流［11］，发挥编辑的优势和主导作用，凸显本学科的学科特色。

2利用智能算法，构建个性化的精准推送平台

技术是科技期刊创新发展的重要推手，技术应用能力也成为科技期刊发展的竞争资源，充分利用技术强化科技期刊的知识服务和加工能力，创新出版和传播模式，满足数字化时代的读者需求，对于科技期刊的精准传播和融合发展非常重要。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可以借助于算法实现科技期刊出版的智能化。算法的设计程序与设计者的思维密不可分，设计者选择数据样本、赋予数据意义、设计模型与算法，拥有数据并设定算法的智能化平台具有很强的主导性［12］，因此设计者需要尽可能考虑并消除算法偏见和利益冲突对精准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日前，腾讯研究院和腾讯AILab联合的人工智能伦理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需要价值引导，做到可用、可靠、可知、可控”［13］。目前“智能算法+学术期刊”已成为创新趋势，学术期刊可构建信息数据基础环境，进一步完成动态精准信息推荐，最后以传受关系交互实现长期有效的黏性连接［14］。一方面可以通过算法整合资源，实现大量科技期刊的数字资源的聚合;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算法分析用户的阅读兴趣、研究领域，基于用户的需求建立相关用户数据信息，从而进一步将数字资源和用户数据相匹配，实现科技期刊的智能化精准传播。如中国知网推出的“CNKI全球学术快报”整合全球文献和超星集团推出的“域出版”超星学习通学术平台［15］，用户不仅可以在其App上进行文献检索、分版阅读、专题阅读等，还可以与作者进行互动交流。此外，还可以利用智能算法设计追踪用户的信息反馈，通过学术平台进一步增加用户的体验感，提升科技期刊的精准传播能力。

3创新知识加工，构建多元化的传播模式

在人工智能和融媒体时代，除了运用智能技术构建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平台，科技期刊也需要充分发挥社交媒体的作用，通过加强期刊网站建设、建立App客户端、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传播平台，可以根据各自领域的特点，对科技论文进行多次加工和编辑，构建个性化的传播方式。如论文编辑平台Kudos为作者提供了一种利用社交媒体使他们的论文更易下载和传播的工具，通过为作者已发表的文章创建介绍并添加简短的标题、易懂的摘要和补充内容，可以使他们的文章对读者更具吸引力［16］，学术出版平台也可以通过建立二维码，为读者提供开放增值服务，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论文的数据、图片等资料，实现与用户的精准对接。如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为该平台上的每篇论文制作了二维码，用户阅读纸刊论文时，通过扫描其中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PDF、HTML文件，此外读者还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向作者提问或向责任编辑反馈意见［17］。目前，邮件推送也正在成为科技期刊提升精准传播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内一些期刊在这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例如:《计算机工程》基于语义分析和智能分词等技术，设计了一套期刊内容精准推送系统，将读者—文章—标准关键词进行匹配，通过邮件为潜在读者推送与其研究方向相关的最新研究论文［18］;《应用生态学报》通过运用大数据和数理统计方法，构建了科技期刊论文单篇推送客体指标体系，通过邮件对读者进行单篇精准推送，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19］。此外，利用音频、视频、科学可视化等多媒体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表达丰富的科学信息，增加科技论文的广泛传播。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为读者提供沉浸式的阅读环境，提升读者的体验感，从而吸引了更多读者的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国燕博士及其团队开展的前沿科学可视化研究和设计，使科技论文通过图像的形式向读者展现，提高了科技论文的交流和传播，她通过对顶级科技期刊《Nature》《Science》《Cell》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科技期刊封面故事和封面图像的使用可以提高论文的引用率［20］。《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借助第三方AR展示平台实现了学术期刊的多模式AR融合出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