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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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G0；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119-07

与农业社会相比，城市最显著的功能与特征即它的消费性。与传统的城市消费相比，在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财富、文化资源在都市空间的高度集聚与迅速膨胀，不仅直接刺激了都市化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固有的消费功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甚至是升级换代，以至于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群类到个体，从历史文化到自然遗产统统被卷入到消费、消费、再消费的潮流中。这既是当代被称为消费社会、消费文明，也是都市消费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迅速升温的根源。综观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研究，其突出问题可概括为“跟着西马走”（如卢卡奇、波德里亚、霍克海默等）与“跟着感觉走”。前者忽略了作为母体、比子孙更高瞻远瞩的父系经典理论，未能从社会生产的总体性与历史发展角度探索出适合中国经验的当代批判话语；后者则基本上割裂了或完全不懂得马克思揭示的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原理，直至沦为毫无理性反省能力、随波逐流的欲望化了的时髦文化批评。要想真正完成解释与批判消费社会现实与文化经验的理论任务，在当下急需以都市化进程为现实背景，重温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并从对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的总体把握与发展创新角度建构出其当代形态，由此为消费文明时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框架。

一、对马克思“生产―消费”关系理论的再认识

在红尘滚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首要困惑源自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错乱。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社会生产结构在总体上重生产、重积累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向重消费、重流通的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转型的直接表现。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结构在逻辑上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要素，[1] （P91） 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中对它们又分别有所倚重。以民族而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侧重于‘生产’，而希腊商业文明则侧重于‘交换’等。以时代而言，古代社会在总体重‘生产’，如资本主义早期的清教伦理、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勤俭、节约’意识形态；而当代世界的主潮则倾向于‘消费’。”[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当代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速中升级为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直接相关。城市越大，集聚的人口与财富越多，城市的消费性质与服务功能就越明显，这在农业社会的大城市（如中国北宋时期的东京、南宋时期的杭州）已有充分的表现。而在当代随着人口、财富、资源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迅速转移与高度集聚，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都市社会固有的消费性质与功能，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生产向消费形态的倾斜与转型。正如罗维斯所说：“随着人口的日益城市化……斗争已从生产领域（商品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转移到再生产领域（即维系稳定的城市生活的水准，如果不是提高的话）。”[3]（P147-148）

在世界城市化的当代背景下，由于现代服务业与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人们在观念上特别容易遗忘生产与消费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必然要忽视或否定生产要素及其种种物化形态在实践上的重要性，这是消费要素与行为在后工业社会中被高度重视乃至无限拔高的根源。以城市经济为例，是过分强调第三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的优势，并以之作为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理论研究上则以“消费资本化”为代表，核心是“消费能产生资本，消费者因此能成为‘资本家’”。[4] 其最极端的表现则在被中国文化研究者推崇到极点的波德里亚。后者用了一系列的终结――“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知识和意义的积累、复合话语的线性意义群成为可能”；“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社会积累和生产成为可能”；“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线性维度的终结”――来形容他眼中的消费社会，并得出“生产时代的终结”这一关于当今世界的宏大叙事结论。[5] （P6-7） 正如所有“说大话”、“说狠话”、“说过头话”的宏大叙事一样，波德里亚直接宣布作为社会生产结构四要素之一的生产环节走向终结，也明显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学理问题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态问题。因而，对此需要加以订正的是，说消费的重要性在后工业社会中得到极大地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与方面已占据了主流地位，是未尝不可的，但至于是否可由此推出“生产时代的终结”，则需要进一步的推敲与小心求证。

要想在观念上真正解决这一重要的认识问题，需要重温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精辟阐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表述为三个方面。首先，生产决定消费，因为“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任何现实的消费活动总是要以生产、分配、交换环节提供的生活资料为基础与对象。正如俗话所说“镜子里的烧饼不能充饥”，马克思把这一点称为“肤浅的表象”。他指出：“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1]（P6-7） 其次，“消费也是生产”，因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同一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有机整体，其相互之间远远超出简单的机械作用关系。如马克思说：“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1] （P17） 这是马克思以其时代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为现实背景的理论创造。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相比，以工商业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使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以及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推动作用逐步展现出来。这是马克思更看重“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也是具有深远的面向未来意义的科学论述。再次，是生产与消费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6] （P9） 在某种意义上，这代表着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高认识与理论境界，其精髓即消费与生产是互为存在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就此而言，所谓“生产时代”单方面的终结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同样也等于“消费时代的终结”。这就为我们清理各种片面的、极端的消费理论提供最具现实价值的理论基础以及最直接的批判武器。

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的重温与再认识，既不等于无视在都市化进程中日益壮大的消费文明现实，也不等于彻底否定当代消费社会研究、特别是西方者对此所做的某些敏锐分析与尖锐批判，而是要通过对被其扩大、吹胀了的部分的消肿、还原与批判性建构，将消费社会与文化研究有限的合理性与有效的应用范围真正确定下来，为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与研究提供理性的基础与合法的框架。

二、生产与消费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阐释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也是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6]（P12） 等命题，是马克思消费理论中最重要的“硬核”与最闪闪发光的“慧识”，构成了我们研究当代消费社会发展与消费文化生产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消费理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一个天才的理论预见，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仍在发挥着决定与支配作用，由于后工业社会与消费文明社会在其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与低级阶段，因而其对社会生产直接的现实影响与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充分表现。这也是当时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不理解“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但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兵临城下，特别是以都市社会为中心、消费环节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马克思“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才找到了充分展示其思想内涵的广阔现实土壤，并在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时代一洗历史尘埃，焕发出灿烂夺目的真理光辉。对生产与消费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形态进行考察，既出于推动与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化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正确认识与把握这个消费声浪越来越喧嚣、一浪高过一浪的现实世界。

首先，城市的发生与发展既是生产与消费走向对立与更高矛盾状态的始因，也是推动整个社会生产从生产向消费环节转向的主要机制与力量。从起源上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7] （P5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8] （P390） 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人类在聚集空间与生产实践上的重要分化，具体是生产要素在以农业文明为母体的乡村社会中成为主体，而消费要素则在以工商业为基本象征的城市空间中获得了高度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最初的城乡区别恰好构成了消费与生产分裂的第一种现实形式。尽管城市的工商业与城市化水平有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但其消费本质始终如一。以马克思・韦伯划分的城市类型为例，尽管他根据经济因素把城市分为“消费者城市”、“生产者城市”与“商人城市”，但从起源上看，“起初凡是城市作为一个同农村区分的实体出现的地方，不管是领主或王公的居住地也好，还是市场所在地也好，城市都是具有两种性质――家族和市场――的经济中心……是市场定居点”，因而“城市或多或少都是消费者城市”。即使是他命名的“生产者城市”，由于“工厂、手工工场或者家庭工业在城市之中扎根”，在实际上也主要是指“它们供应外部区域”或“它们的商品输送到外面”，[9] （P567-568、P570） 而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有本质的区别。这在逻辑上恰好说明交换、消费等非生产性要素一直是城市的核心功能与主要形式。又如经济史学家将中国古代城市划分为政治型与经济型，前者以开封为代表，“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腐败的一面”，后者以苏、杭为代表，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10] （P158） 尽管在政治型城市中工商业或消费市场受到较多的压抑与限制，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众多的城市人口仍使其在整体上倾向于消费而不是生产。以清代都城北京为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20世纪初，城内有常住人口70.5万人，其中专享俸禄的八旗子弟和官员、差役、兵勇等非生产人口达28万人，占到全部人口的40%。正是这样庞大的消费群体和较高的消费水平，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与娱乐消遣相关的手工艺、戏曲、书画等文化娱乐业的发展。”[11]（P121） 由此可知，城市一直是推动社会生产从生产转向消费的主要机制与力量，城市化进程越快、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空间与人口规模越大，其社会生产总体上的消费性特征就越明显。而消费社会在当代的出现与迅速发展，则与当今世界城市人口即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12] 特别是大都市与城市群人口的迅速飙升直接相关。

其次，当代城市人口与空间规模的扩张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消费功能与水平，使生产与消费以更加复杂的方式相互缠绕在一起，这是人们在研究当代文化时“只见消费”、“不见生产”的主要原因。按照阿尔温・托夫勒的看法，人类至今已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次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是至今三百余年的工业文明，它们对人类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产生了至为关键的重要影响。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言，在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中，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是一体化的。工业文明的第二次浪潮把人类的生活劈分为两半，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分裂与对立。在作为第三次浪潮的后工业社会中，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既不同于第一次浪潮中的简单纯朴，也不同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泾渭分明，而是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态势。托夫勒提出的“消费者的生产力”与“产消合一者”等概念，就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创造财富”或专业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而为一，是后工业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托夫勒曾以自测怀孕器的使用为例指出，1970-1980年代以后，数百万妇女取代了医生和化验室的工作，“这个自助运动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它代表了从被动的消费者成为主动的产消合一者”。[13] （P26） 以“自助运动”为例，其意义决不仅是“自己动手干活的趋势”；它表明“消费者更紧密地卷入生产过程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传统的区别消失了”，预示着“生产转向经济的第一部类”，并具有“改变市场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改变我们整个经济思想”、“改变经济冲突的基础”等重要意义。[13]（P370、P375、P379、P381） 在逻辑分析上，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社会理论，恰好在经验层面上印证了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具体言之，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对应于“民以食为天”的农业文明时代，其核心即只有首先创造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理想；“消费也是生产”（“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对应于“市场也是生产力”的工业文明，其主题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及其在市场中的“二度创造”，对于物质生产与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则将当代消费文明或后工业社会的本质与深层结构充分揭示出来。这不仅表明生产与消费要素在逻辑上更紧密地相互缠绕在一起，凭借传统的感觉或简单理论思维已无法把握其深层的内在联系，同时还揭示出生产与消费环节在现实中已超越了两者非此即彼或泾渭分明的低级形态，并借助人类个体与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生产诸要素新的和谐与统一。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消费为核心的都市生活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实际的生产领域，但却不能因此而得出生产环节已经终结的片面结论。在物质生产上，尽管消费环节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功能日益突出，但总体上“让百姓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依然任重道远。”[14] 在精神生产上，可以读者中心理论为例，传统的作家中心让位于读者中心既是消费时代的附属物，也是这一理论宣扬“作者死了”、“无原本的复制”、“所有一切都是类像”[15] （P32） 的根源。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作者的写作、作者创造的原本等生产过程或产品在前，后现代的“读者中心”、“复制”等同样是不可能获得其生产对象的。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尽管其文化评书可以增加许多有趣的噱头和花边，但如果没有《论语》、《三国演义》等原本及其强大的生命力，实际上也是不可能有当代这些文化说书人的再生产与传播实践的。由此可知，在消费时代，生产仍在继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并没有终结，而只是两者的结构关系有所改变，或者说生产与消费要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为有机地统一起来。

由此可知，对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而言，一方面，它以消费与生产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为基本逻辑框架，另一方面，又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机整体”为总体理论背景，因而完全不同于当代消费文化研究者对消费功能的神奇夸大与无限吹胀，后者充其量只是对马克思“消费直接是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浸入精神生产”等命题片面理解与发挥的结果。特别是从自然环境保护与精神生态建设的角度，对当下理论界与社会思潮中日益泛滥的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反思十分必要。只有同样认识到生产环节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消费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我们认识消费文明的本质，以及当代人正确理解与科学阐释他们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与科学方法。

三、消费时代的精神生产新变与文化消费异化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的逻辑不仅强烈改变了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到当代的精神生产过程。如果说前者的主要特征是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对现代工业体系的有力挑战，与那么后者则直接体现在“实用”与“审美”、“经济”与“诗意”、“功利”与“非功利”等一系列传统矛盾在当代都市文化中的化解与有机结合上。从总体上看，如果说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始于城市与乡村的分裂与对立，在漫长的历史中，如同资本主义敌视诗的道理一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一直是精神生产的障碍甚至是桎梏，而大自然与乡村则多成为文学艺术表现与审美创造的对象，那么也可以说，在都市社会这一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原本由于城市出现而分裂的“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铜臭气”与“人文气”正在走向新的综合与统一，文化资源成为生产对象、文化生产成为生产力要素、文化市场成为更有活力的经济空间，以及文化消费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加是其重要标志。这一进程的后果是两方面的，也是在当下急需加以研究与关注的。

从积极的方面看，主要是文化生产的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展。原本与经济活动关系疏远甚至相互敌对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在当代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有着重要实力与远大前景的生力军。对于整个社会生产而言，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合一增加了生产资源与劳动力要素，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多样性并现实地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为当代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现实可能。与此同时，精神生产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更为积极与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以“旧型工业化”为主导的传统城市化模式，由于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的空前紧张正在陷入巨大的发展困境之中，逼迫城市必须通过寻找新的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发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费不生产”的精神文化摇身一变为财富神话的创造者，并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软资源”与文化生产力要素，使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成为现实，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源与新方向。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当今世界异军突起，成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的有生力量。但从根本上讲，文化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是消费而不是生产，侧重于对人类已有物质生活资料与财富资源的交换与分配，而不是直接与自然对象打交道、可以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实践。它们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已积累了大量财富与消费需要的城市，本身只是当代社会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的现实表现。而由于消费的扩张总要建立对生产环节的挤压与排斥上，因而必然要打破两者之间固有的平衡与秩序并导致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这表现在物质生产上，是恶性地消耗自然资源与环境，表现在精神生产上，则是一种更为加严重的文化异化现状。

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是精神生产的精神本性被“物化”与“异化”。在传统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鸿沟，本身就是后者可以超越物质层面、实现精神生产目的最重要的条件与基础。如现实主义文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现代主义艺术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抗议等，其核心思想就是“审美的无功利性”和“文学艺术的批判现实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已开始试图弥补两者之间的对立，但由于生产环节的重要性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尝。但在当代以都市为空间基础的大众文化中，则迅速实现了精神生产的物质化与消费化进程。不仅那种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精神生产被迅速地物化或异化，那种不直接满足生理刺激与本能欲望的审美精神也同样不复存在。其直接后果是出现了作为劳动异化的延伸形式与当代形态的“文化消费异化”，具体言之，“人们消费的低俗文化对象越多，他们实际上享受到的精神价值就越少；人们对这种粗放文化消费品占有得越多，他们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苍白。也可以说，他们越是消费，他们就越丧失消费的能力，并且在心灵上越来越饥饿”。[16] 由此可知，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尽管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建设得都比较好，但由于文化消费的这种异化现状，因而既不能保障都市人可以过上一种真正有质量的当代生活，同时也没有使大都市与城市群实现“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17] （P7） 在这个意义上，都市社会在精神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与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同样严峻的。

在被消费的逻辑严重扭曲的当代精神生产中，尽管可以给城市本身的物质发展增加份额，但由于其所带来的文化异化反过来直接败坏了城市的本质，因而又从根本上威胁着都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应对过度消费化给城市肌体与功能带来的创伤与阴影，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本质属性所作的研究与重要论述。其要点有二：一是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差异性，他在批判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时曾以讽刺的口吻指出：“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18] （P298） 二是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去阐释作家的艺术劳动。如王元骧指出：“他对于文艺的价值，也正是从这一思想高度和思想背景，即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的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评判的。所以他认为对于作家来说，作品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也就不成其为诗人了’。他痛斥资本主义社会使作家创造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变为仅仅为了谋利的时代，使‘非生产劳动者’变为‘生产劳动者’，而仅仅为资本、利润来进行创作，提出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他‘决不应该只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所以有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19]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西方学者费彻尔所说：“马克思认为幸福的集中体现就是活动、积极性，而不是消极的消费。”[20] （P116）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表明在理论上过分强调精神生产的消费化是错误的，同时在实践中完全将精神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也会使都市精神生态出现严重的污染与问题。

都市消费文化对当今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影响构成了我们阐释与批判消费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都市消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如同大城市与都市群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样，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的都市文化，同样使当代精神世界、特别是在文化消费上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都市化特征。另一方面，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因而如何在都市化进程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正在成为在当代语境与现实背景下实现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总之，在到处充满了熙熙攘攘消费声的都市社会中，一方面以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原理为基础，才能深刻地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本质以及把种种错误的反映、认识与阐释清理出去，另一方面，借助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才能消除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与精神异化，使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发展走上和谐与科学发展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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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前进，都市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早期在现代文学作家笔下被讽刺、诟病的都市慢慢地在中国成长壮大起来。然而，这只是相对于中国而言。虽然我们现在都市发展得很快，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都市化道路。

当今，后物质主义对于全球化的世界浸透，是消解人类精神世界坚定的信仰与简朴的生活方式；同时，它也在充分的利用世界有限资源，鼓励社会快速增长财富的经济自杀行为，重新分配现有生态资源与破坏环境。在全球化推广与蔓延一种狂热的消费主义思潮，使人们按照全球一体化单一生活方式和标准享受幸福的。

超过了个人实际消费能力，追求过度消费为特征，是后物质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全球化的经济理念造就的现代消费时尚观念，就是在营造更加浪漫式或更加快速的消费场景与氛围，去体验对社会财富浪费式消耗的快乐。而支撑这一理由的消费思想，就是生态资源的可替代性，或者说是世界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幼稚乌托邦空想。人们不是去关心自身是否有能力消费或是消费之后果，而是应该及时行乐的快速把握住消费的时尚，在体验性消费热潮中，人们经历着生命无足轻重的快乐冲动与流逝。后物质主义的快乐消费培养起来的情感就是冷漠的忘记一切后果，忘记自身可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伦理。

人们在过度消费中放弃了精神纯粹性的追求。在后物质主义之外，人们的心灵好像已经麻木，难以接受来自精神的愉悦和幸福的体验。人们放弃了信仰和宗教的情感，去单纯的追求后物质主义的浪漫情景，构成了现代社会场面中最动人的激情；人们沉沦于物质财富的占有与消费中，幸福就是如此浅薄的表现为过度消耗中的快乐。人们满足于虚拟的场面所表达的消费的狂热与快乐，汽车、洋房、美女、权力、荣耀……在一片广告语词的诱惑之下，人们接受了当下世界输入给我们的一切价值选择。

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今日中国的都市化浪潮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而提到都市，有人认为它是天堂，有人认为它是地狱。我却以为，都市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都市里的生活，常常面临着各种矛盾、误会、陷阱与背叛。换句话说，都市实乃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为我们提供便捷、现代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时刻制造着冷漠、虚伪、欺骗与龌龊。因此，表现都市生存中的人情冷漠与人性缺失，也成为当下都市生存中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

也许，我们谁也无法阻挡都市化进程浩浩荡荡的前行脚步。但是，倘若这种都市化报之以人们的精神缺失和生存质量危机为代价，那它的意义何在？在这里，无法从哲理上对都市发展的利益双方进行居高临下的思想审判，很多时候，矛盾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或者一人一事。就当下的中国而言，对广大都市平民和正在融合的农民来说，除了在自身有限的资源上动脑筋，除了想方设法压榨自身潜力博取更多利润，还有什么更直接更迅速的捷径，能够解决现实的困扰和生活的窘境呢？如某些文学作品中所写：城里人听着多好多滋润，实际上很多都市平民都在为养家糊口，还完房贷之后争取把生活质量弄得好一点而不断奋斗着；对农民而言，外出打工有打工的难处；留下的还有留守妇女和儿童问题；精神信仰和婚姻财产问题等等……这就是当下不可避免的现实！

英国都市规划学者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都市》中对都市化的问题提出了反思。霍华德认为，现实生活中，事实上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有两种选择——都市生活和乡村生活，而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都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都市的研究比较物化，比较看重的是物质方面的东西。而都市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而存在的。都市的主体不应该是物质，而应该是人。”

寻求都市困境的解决之道，并追求更高品质的都市生活，推动中国的都市转型成功。

一、直面现实，打造恰当的城市品牌

不少城市都乞灵于干一件文化大事，希望以此获得外界的关注与尊敬，从而摆脱内在的焦虑与空虚。标志性建筑是很多城市首选的品牌战略。

但正如古人说“百年而可以谈礼乐”，城市文化需要长期的积淀和传承，而不是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来的商品。由于这个深层的问题，在很多城市的品牌战略与追逐驰骛中，上演的多是一出出暴发户附庸风雅的闹剧。特别是由于这个过程本身严重透支城市的文化资源、恶性损耗了都市人的精神生态，因而表面上繁华和强大的城市躯壳包裹的却是一颗极为孱弱和发育畸形的文化灵魂。中国城市由此在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上日益陷入焦虑与危机中。因此，必须根据本地实际，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打造恰当的城市品牌，用其带动城市经济健康稳定前进，切勿贪功冒进，得不偿失。

二、避免城市异化，激发文化自觉

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谐与精神生态的严重污染，是人们对城市产生怀疑、不满、厌恶甚至怨恨的内在根源。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急需加以研究并通过制度建设加以疏导和化解。

对此，一方面以对城市生活成本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取代以竞争力、GDP排名、总部经济、投资潜力、百强等硬实力排行。尽管这主要是中国城市化“倒逼”的结果，但对疗救在经济发展中被恶性损耗的城市文化机能无疑是一方良剂。另一方面，激发城市文化觉悟，依据本地实际进行城市转型，把精神文化、城市文明等软实力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化解当代人与城市之间日益严重的离异感或流浪感，集聚离散的人心和逐渐冷却的人气，把城市建设为平民的当代家园，精神上觉醒市民阶层的集体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把文化建设扎扎实实地推进下去，为都市化进程的“软着陆”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三、加快文化产业发展，让更多文化转化为生产力，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发达的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以及优秀的文化产品既可以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又能利用其商业网络迅速的传播城市文化，传承人文精神，加速文化输出与交流，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因此，城市文化产业建设要重点发展文化产品提供和地区教育产业，加大文化研发力度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 陈劲松.《中国当下都市生存背景中的文学书写》，《文艺评论》，2011年09期.

篇（3）

现代化的国际旅游大都市需要更加完善和成熟的城市服务功能,其中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是国际旅游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经济高度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对旅游业提出了完善旅游系统信息流通渠道、加快信息化进程的要求。以城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为核心,具备旅游导向、咨询服务、宣传促销、市场调研、形象传播、旅游购物等多种功能的现代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的构建,是21世纪旅游城市(特别是国际旅游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衡量城市旅游功能系统是否完备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对都市旅游咨询中心、各区县旅游咨询中心,及全市22处旅游咨询站点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分析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发展演绎与功能结构,提出大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网络化体系及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是指为游客(特别是散客)、市民提供诸如信息咨询、投诉、救援等服务功能的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的相关服务设施与机构总称。主要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问询处)、咨询服务热线、旅游信息网、咨询信息查询系统、视频播放、触摸屏、旅游宣传资料展示等服务界面及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等相关机构,共同承担采集、编制、旅游信息,提供旅游信息咨询、旅游救援与投诉帮助、票务预订等服务功能。它的存在极大地便利了游客与市民的外出旅行,有助于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依据划分标准不同,可以将其归纳为六种构成类型。(1)从服务范围划分,包括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站点、区(县)旅游咨询服务站点、集散地或旅游景区(点)访客中心(问询处);(2)从服务内容划分,包括综合型旅游咨询服务站点、专项型旅游咨询服务站点;(3)从服务界面划分,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问询处)、咨询服务热线、旅游网络服务、咨询信息查询系统、视频播放、触摸屏、旅游宣传资料展示等;(4)从服务市场划分,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国际访问者站点、外国旅游咨询服务站点;(5)从服务形态划分,包括旅游咨询服务站点、在线旅游咨询服务网;(6)从服务周期划分,包括固定式(常设)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流动式(非常设)旅游咨询服务站点。

二、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分析

作为一个每年接待几千万散客旅游的国际大都市,应具备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的城市功能。通过咨询服务体系与各方游客共享都市文化、都市商业、都市风光的资源,可以宣传都市旅游设施和旅游环境,展示都市改革成果和都市新风貌。咨询服务体系的构建,将在强化政府职能,完善都市旅游服务功能的同时,对都市旅游市场的发展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对都市商业发展、文化建设将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都市对咨询服务体系的建设、运作给予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依托其服务载体为城市接待游客,方便出游提供服务,带动相关行业的繁荣发展,充分发挥都市综合服务功能,促进市场的繁荣。

(一)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发展演绎

近十年来,通过大力推进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不断改善旅游信息服务手段、优化服务功能、规范服务质量,取得了丰硕成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发展阶段(1998-2004年),工作重点在于为旅游者提供高科技、电子化的手段旅游咨询服务所需基础设施的建设。规范发展阶段(2005-2007年)工作重点在于相关法制与标准化建设、提升服务能级与管理质量、深化发展模式等。

(二)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功能结构

1.服务项目。国内外旅游咨询服务功能差别不大,一是咨询、二是服务,其服务项目可归纳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类。对都市现有旅游咨询服务站点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对服务项目及供给程度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整体来看,公益性项目供给程度较高,而经营性项目供给程度欠缺;(2)行李寄存服务项目需加强,仅28%供给程度,便民服务与旅游救援等项目供给程度较低,未达到六成,其中郊区旅游救援,因条件限制而严重缺失;(3)经营性项目在票务预订、酒店客房预订、出售旅游产品和线路等有较好供给程度;而大部分项目供给的相当不到位。

2.空间布局。各区(县)旅游咨询服务站点设置是按行政区落实,自行选址。选址主要依据因素是客流规律占28%,交通情况占26%,周边环境占30%,地形特点占6%,城市规划要求占8%,服务对象占2%。然而,根据以上因素考虑确定,缺乏对市场需求、功能定位、服务项目等分析(图1);就全市而言,缺少统一的科学规划,各站点设置与市场脱节,服务目标不够明确,数量、类型配置缺少合理。如:人民广场、南京路步行街、火车站、飞机场、海港及其它交通枢纽(除都市南站外)等客流量较大地区咨询站点缺失;浦西与浦东相比极不平衡,站点数之比为10:1。随着都市都市旅游的发展,许多旅游景区、街区、商业繁华地段等地区都已逐步被开发利用,吸引越来越多旅游者,现仅有22家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数量明显不足。

3.免费信息。对全市现有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提供免费信息资料收集、分类、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咨询服务站点提供的资料种类有限,大多数为都市市旅游事业委员会制作的免费信息,以及部分旅游企业制作的宣传资料,各区(县)旅游局可提供的信息很少;(2)内容较陈旧,以文字介绍性信息居多,数量高达96%,而具有实用价值信息(如都市市交通图、景点图等)很缺乏,地图类、影像制品类仅占3%和1%;(3)外语免费信息也多为英语和日语的版本,其分别占外文资料语种类型的80%与17%,其他小语种很罕见。

4.运作机制。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实行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体制结构,都市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在业务上对各区县旅游咨询中心进行指导和监督,提供各站点信息种类多,内容丰富的定期或非定期的免费信息资料,同时,兼有旅游网、旅游热线、旅游查询系统、视频播放、触摸屏等旅游信息咨询界面的开发、管理及旅游委政务网、机关处室业务网站维护和新项目开发。各区(县)旅游咨询中心建成后均实行属地化,根据需要自行选址设立站点,开展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业务。在提供公益功能的前提下,各旅游咨询服务站点结合所辖区资源条件、市场需求及自身特点等,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从事拓展业务,探索公益性与经营性相结合的服务运作模式,前两者市场化程度高、竞争力强,核心是如何协调好公益性与经营性问题;后两者业务依附性强,核心是如何充分发挥咨询服务功能问题。

三、网络化:都市都市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发展

都市是以其整体属性以及能提供一系列专业化功能和服务而吸引旅游者将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科学、完善的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正是发挥大城市吸引力的关键所在。为适应都市都市旅游发展需要,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将应从规范发展阶段向创新发展阶段转型,遵循在布局上的网格化、运作上的差异化、手段上的多元化、营销上的一体化、管理上的标准化等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构建以旅游热线、旅游网、旅游咨询服务站点、旅游触摸屏信息系统组成的四级纵向层面的信息咨询服务网络化体系,以高科技、电子化的手段为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和系列服务;同时,链接都市旅游的政府门户网站、旅游统计网、导游信息管理系统、旅游会展网、旅游节庆网等多项横向信息网络共同组成信息服务系统,形成同国际化旅游城市接轨的为海内外游客服务的公共信息服务网络平台。

(一)实现公共旅游信息服务与旅游电子商务有机结合

都市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负责旅游咨询管理,建立集中式公共旅游信息数据库,行使建设都市旅游公共信息系统、提升旅游产业信息化水平、推进政府电子政务发展等社会职能。同时,通过投资、合资、引入风险资金等多种形式,从事旅游网旅行服务,提供旅游信息增殖服务,开展旅游电子商务。这样既能整合资源,充分挖掘都市旅游信息资源的价值,也能通过开发旅游电子商务使都市旅游公共信息系统的建设得到稳定、持续的支撑。

(二)建立旅游数据采集中心和旅游接待基础数据库

旅游数据采集中心主要功能是实现对都市市各旅游企业的信息采集和数据管理,实现对旅游市场全面掌控,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都市旅游接待情况,整合接待资源、提高管理效率。通过对都市旅游接待基础数据库的挖掘、统计分析,实现对旅游情况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预测和预警,为决策提供强有力的依据。

(三)加强基础信息支持系统建设、提升旅游热线能级

加强基础信息支持系统的建设,为应用系统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和支持。充分利用基础系统资源,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旅游热线规模,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项目。如:旅游信息咨询要覆盖各种相关旅游要素;处理游客各类预订业务;提供自动导游服务;提供个性化旅游线路的设计;及时提供旅游投诉咨询和受理反馈功能;自动提供旅游紧急预报信息;提供GIS旅游地理信息导航;提供人性化的信息配套跟踪服务和延伸服务。

(四)完善旅游网、旅游咨询服务站点和旅游触摸屏信息系统

丰富都市旅游网的网络旅游产品,提升电子商务比重。在游客集中区域增加旅游咨询服务站点的设立,同时设立一定数量的旅游问询处作为补充。在高星级宾馆和交通窗口实现旅游触摸屏信息系统的全覆盖,同时在本市游客流量较大的品牌经济性连锁酒店、地铁、重要商业区,部分居民小区等处增设立一定量的旅游触摸屏。继续丰富信息内容,提高时效性,使游客能够尽可能方便及时地得到各种旅游信息服务。适时建设中小旅游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长三角旅游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和长三角旅游城市信息化公共平台。

(五)重视旅游信息数据交换规范和服务标准化建设

信息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管理的重要基础。目前,旅游数据交换各自为政,必须加强旅游信息交换标准化工作,建立统一的旅游信息数据交换规范体系。同时,为提高各站点服务质量,应重视服务标准化建设,加强规范各站点或问询处的接待环境、外观装潢、设施配备、资金投入、服务项目、服务流程、人员配备、员工培训等质量要求。这将有助于旅游信息咨询业务指导与服务提升,将对都市国际旅游大都市整体形象的塑造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广瑞.国际旅游城市的三件宝——关于北京市旅游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议[A].2006北京旅游发展研究报告[C].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

[2]张捷,刘泽华,解杼.中文旅游网站的空间类型及发展战略研究[J].地理科学,2004,24(4):493-499.

[3]路紫,樊莉莉.中小型旅游网站服务功能与商业模式的区位问题[J].人文地理,2005,20(1):103-106.

[4]路紫,郭来喜,白翠玲.河北省旅游网站使用评估分析[J].地球信息科学,2004,6(1):67-71.

[5]孙中伟,,路紫.我国“人文地理学以信息为对象的研究”:15年发展回顾[J].地球科学进展,2006,21(9):925-930.

篇（4）

明光市夏播大豆常年播种面积6666.7hm2左右，丘陵山区和平原地区都有种植。因夏播大豆常遇连绵阴雨，人工除草难度大、耗工耗时、劳动强度高、除草不彻底，效果差，一般田块因草害减产10%~20%，部分田块甚至绝收改种。笔者在夏播大豆田推广化学除草技术，取得省工、省时、减轻劳动强度，降低成本的良好效果。现介绍如下。

1苗期除草

1.1禾本科杂草田块

用药的关键时期要掌握在大豆2~4片复叶、禾本科杂草三至五叶期，要在杂草生长旺盛，有利于药效发挥的条件下及时施药，在杂草二叶一心断奶期施药更好。施药过早杂草尚未出齐，达不到应有的除草效果；施药过晚，杂草过大，增强了抗药能力，在常用剂量的情况下达不到理想的除草效果。施用药剂应以防除禾本科杂草为主，不需要考虑药剂的混配问题，单一药剂就能达到理想的除草效果。药剂种类有：①12.5%盖草能乳油；600~1200mL/hm2，在雨水充足、田间湿度大时用下限；在干旱情况下用上限，对水375~450kg/hm2喷雾。②35%稳杀得乳油为750~1500mL/hm2，15%精稳杀得乳油为750~1050mL/hm2，使用方法同盖草能。③10%禾草克乳油900~1500mL/hm2,使用方法同盖草能。

1.2单子叶和双子叶（阔叶）杂草混生田块

这样的田块要想达到理想的除草效果，除草剂不能单一使用，要两者兼顾，既能防除单子叶杂草又能防除双子叶杂草。目前所使用的除草剂中，两种都能兼顾的品种还比较少，因此就要考虑到除草剂的混配问题。混配并不是简单的凑合。要选择对田间杂草种类防除效果最佳的药剂相配合，配合后不因混配而降低防效才能达到好的除草效果。因大豆也是双子叶植物，它和双子叶杂草往往有很多相似之处，要考虑到除草剂对大豆的选择性程度来决定，以免大豆受药害。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大豆田防除单子叶和双子叶杂草的除草剂有：①单一使用，分期进行。用25%虎威水剂1050~1950mL/hm2于大豆第1复叶期对水450kg/hm2喷雾，防除阔叶杂草；在禾本科杂草基本出齐时，可使用稳杀得、禾草克、盖草能等的任意1种750mL/hm2对水450kg/hm2喷雾,防除禾本科杂草。②混用。把2种除草剂混合一次性喷雾。据试验，以25%虎威750mL/hm2与15%精稳杀得750mL/hm2混用，在田间杂草三至五叶期进行喷雾，除草效果非常好，无论是禾草科杂草还是阔叶杂草，防效均在96%以上。

2芽前除草

芽前除草，即大豆播种后出苗前进行土壤处理，控制杂草出土。土壤处理的技术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精细整地

苗前进行化除，对整地的要求极为严格。整地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除草剂的药效发挥。土细墒平的田块，不仅有利于一播全苗，而且易喷施除草剂，在常规的剂量下就能达到一定的除草效果；如果耕作粗放，墒面高低不平，土块较大，这样就增加了土地的表面积，在常规的剂量下就降低了除草剂的浓度，影响除草效果。同时，土块较大，除草剂很难全面接触土块，加之经过雨水淋润后土块破碎，土中的杂草种子仍会生长。

2.2严把土地水分关

篇（5）

截止2007年底,国务院确定公布了三批及11座增补城市,共110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极强的吸引力在众多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中脱颖而出,它不仅是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城市,同时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承载物。它在不断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时还要肩负历史文物保护的重任。从某种角度看,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是城市旅游和历史文化旅游的复合体,它们彼此互为依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然而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们消费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势必映射到旅游活动中,它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发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之间是否存在不和谐因子,如何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进行优化以更好地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则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

一、体验经济与旅游

1998年,美国学者B.JosephPineⅡ和JamesH.Gilmore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欢迎进入体验经济(WelcometotheExperienceEconomy)”一文。首次提出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体验是指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从而为个体消费者营造一种难忘的经历。两位学者从“顾客的参与程度”和“与环境的关系”两个层面将体验划分为以下四个组成要素:教育、娱乐、审美和逃避[2]。〖JP+1〗体验经济在服务经济的基础上产生,而又完全不同于服务经济,其实质是强调“顾客参与”和“顾客与环境的关系”。无论是顾客的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都将成为“体验”的重要环节,顾客在体验的同时又参与营造了体验的氛围;顾客与环境的关系无论是“吸收(absorption)”还是“沉浸(immersion)”都极大地体现了消费者的主体性和与消费环境的互动性。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们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个性化的服务、个性化的产品和个性化的消费方式将逐渐占据体验经济时代消费活动的主体。

旅游作为体验经济的一种典型代表,在体验经济背景下具有一些新特征:首先,从消费结构看,旅游者更多地关注精神享受和情感需要;其次,从消费内容看,旅游者从习惯于标准化产品和一般化服务向定制化产品和个性化服务转变;第三,从消费价值看,旅游者由消费“结果”转变为消费“过程”。不再是只关注产品本身,而是关注整个旅游活动过程的感觉和体验;第四,从旅游产品形式看,旅游者更青睐于互动参与式双向沟通型产品。最后,从心智模式看,旅游者由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转向对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3]。

二、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不和谐因素

(一)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然而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中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矛盾表现突出、由来已久又似乎很难调和。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当然相互促进的一面更好协调也更易理解;而在实践当中,旅游开发者则更多地强调其经济特征,强调文物旅游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即使旅游开发者能够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但因其视角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正如旅游界众所周知的“水洗三孔”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很多争议,的确令人深思。

(二)资源禀赋和体验经济内涵

历史文化名城以文物为主体的旅游资源禀赋就决定了其自身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这些城市的旅游资源往往是总量丰富、文物价值高、知识含量高,专业特色浓厚,通俗性较差,参与性较低,或者说静态资源多动态体验少。而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本质是追求审美和愉悦,通过旅游的过程去体验差异和新奇。而且不同于其它城市旅游,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相对而言要求旅游者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较强的感悟能力,具备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基本素质。然而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又要通过旅游媒介(包括旅游中间商、导游服务、目的地居民等)去弥合。旅游媒介作用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旅游者的体验质量,动态体验环节的不足又与体验经济时代的消费特征相抵触。

(三)旅游产品形式和游客体验本质

历史文化名城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它的旅游产品形式。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核心产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博物馆类、陵墓类、名人故居、节事类(庆典事件、仿古模拟)、古代建筑、宗教类(宗教建筑、礼仪庆典)等。这种产品形式强调文化性、历史性和知识性。游客体验的本质为“过程消费”而非“结果消费”,体验的核心精神表现为以互动参与式取代单项沟通式。某种程度而言,游客也是“生产者”而非单纯“消费者”。体验经济时代,游客趋向于追求个性化的产品、服务和自身的“沉浸”和愉悦,这种不和谐关系如图1所示。

三、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的理论依据

(一)系统论原理

所谓的系统论是指以一般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理论,也成一般系统论。一般系统论将系统定义为:由若干个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4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系统论认为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系统往往是一个多极的、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一个大系统一般可以分为若干个子系统,子系统又可分为多个亚子系统,而亚子系统可以再分。现代系统论的出发点在于运用科学方法寻求系统的最优化,使整个系统的功能大于各子系统的功能总和[4]。

(二)体验经济理论

体验经济及其内涵前面已经有所阐释,此处不再赘述。目前国内有关体验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验经济背景下的特种旅游开发、景区管理模式创新、旅游产品设计等领域[5-7]。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和谐理论

和谐理论的核心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自构建和谐社会战略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意识到了旅游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并提出了实现和谐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8]。旅游业以其综合性强、关联度高、影响力大等特点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动力产业之一。和谐理论指导下的旅游发展强调“人地和谐”,即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和谐;“人态和谐”,即旅游者之间、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和谐;“人企和谐”,则指旅游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和谐相处,利益共赢。和谐理论应用于旅游发展的实践,可以归纳为和谐的发展目标、和谐的经营理念、和谐的旅游环境以及和谐的消费意识。

四、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模式

(一)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结构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最基本构成是需求子系统和供给子系统。需求子系统主要构成要素是旅游者,具体涉及旅游者的欲望、动机、需求、偏好、选择、决策和评价内容;供给子系统则包括核心吸引物(文物、遗址遗迹、历史事件、人物等)、交通、市场营销、信息流和旅游服务等。旅游影响(效应)具有双向性,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效应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需求和供给子系统。旅游环境作为支持系统包括自然和人文两方面,人文环境则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

(二)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的优化

鉴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构成,其发展优化主要表现在对供给子系统的优化方面。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是旅游者以文物、历史事件等为主要吸引物的城市旅游体验活动。旅游体验主要是游客以“三求”为出发点,通过体验过程的“三性”来达到“三感”的目标。所谓“三求”即求解脱、求补偿、求刺激;“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参与性、可理解性;“三感”即新鲜感、亲切感和满足感。

1.开发理念优化:突出“三求”,有所选择

首先,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将有些资源实行“保护”和“开发”相对分离。即不宜开发的旅游资源暂且不开发,以保护为主,谋求长远利益。对于旅游开发价值高的资源进行科学开发,满足旅游者的审美愉悦需求。其次,在开发理念上强化旅游者旅游体验的内涵,改变以往资源导向型的旅游开发模式,变“资源导向型”为“资源依托型”。依托于适宜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突出旅游者“求解脱、求补偿、求刺激”的本源旅游体验要求,在文物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旅游开发。

2.产品设计优化:注重“三性”,不断创新

比较而言,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有其自身的特点:知识性、历史性和文化性。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蕴含大量的知识背景,旅游者自身的知识素养会直接影响旅游体验的质量;并且,以文物为主体的旅游产品往往存在于非自然的历史时期,如遗址遗迹、古代建筑设施、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凝结了后人对历史的诠释和感悟;关注旅游体验的“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参与性、可理解性,不断创新,利用高新技术全方位展示历史文化内涵,是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设计的根本所在。

3.旅游服务优化:追求“三感”,以人为本

旅游服务渗透于游客体验的每个环节,它包括旅游接待的硬件设施,旅游宣传促销和目的地的接待服务等。“以人为本”,为旅游者营造新鲜感、亲切感和满足感,从而实现旅游者效益的最大化是旅游服务的核心。

五、西安城市旅游发展优化

(一)西安的旅游资源赋存及旅游业发展现状

西安市辖9区4县,在9983平方千米的地域范围,巍峨陡峻、群峰竞秀的秦岭山地与坦荡舒展、平畴沃野的渭河平原界限分明,构成了西安市的基本地貌。西安市自然旅游资源规模体量大、种类较为齐全,拥有3个主类(缺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标中的天象与气候景观主类)、16个基本类型,共67处资源单体;与自然旅游资源相比,西安市人文旅游资源地位更加突出,全市共有人文旅游资源单体2081个,占到全部旅游资源的969%,涵盖了4大主类、14个亚类和79个基本类型。可以看出,西安市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并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体,其中建筑与设施、遗址遗迹等文物类旅游资源为西安旅游资源的核心。

丰富的旅游资源不能反映在旅游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益指标上。西安虽然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成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尤其是人文旅游资源数量多、规模大、品位高、分布广,被誉为中国的“天然历史博物馆”。西安的国际旅游收入和其他城市相比处于很大劣势,在全国排名曾一度降至17名。体验经济的来临,对西安旅游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充分利用优势的文物旅游资源,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二)西安旅游发展优化的具体构想

1.优化资源开发理念:有所选择,强化体验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产生、存在的重要原因是为了保护这些城市所赋存的文物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资源。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要树立“有所选择、注重体验”的理念。不是所有的历史遗存都要开发,也不是所有的文物资源都适合旅游开发。进行旅游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应尽可能具有相对高的审美愉悦价值,尽可能符合旅游者的体验要求。西安作为典型的历史文化名城虽然旅游资源赋存数量多、品位高。但不能追求“高开发利用率”,而是有所选择、走资源开发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西安人文旅游资源中比重很大的遗址遗迹和建筑与设施类旅游资源,可以选择性滞后开发或者不开发。

2.旅游产品优化:细分市场、活力精品

西安旅游产品功能结构相对单一是长期以来旅游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西安旅游产品在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突出重点。针对一般国际旅游者特点,突出观光旅游、体验旅游产品。激发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提升西安旅游的国际品牌知名度;其中重点进行秦始皇兵马俑及其周边环境的整治和配套,增强参与性、提高感悟性。如博物馆内分设体验区(相关知识竞答、仿陶俑烧制、电脑游戏仿真等)。对国内游客,则融观光、文物、体验、商务会展等旅游产品为一体,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展示西安周、秦、汉、唐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对省内游客,重点依托关中平原向秦岭山地过渡地带的自然旅游资源,打造休闲度假、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产品形式。提升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影响力。

3.旅游服务和市场营销优化:追求人性化

旅游服务的对象是旅游者,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旅游者又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旅游服务要具有“个性化”,追求“人性化”。西安可以借鉴欧洲很多旅游城市,在火车站、飞机场、港口等旅游者集散中心设立游客信息中心(TouristInformation),提供涉及主要客源市场语言的旅游宣传册、地图和旅游专线的票务服务。再加上免费的人工帮助,使旅游者体验到亲切感和满足感。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市场营销在客源地的保持和开拓、市场营销渠道的选择、经销商的选择都有自己的特色。针对国际市场:突出西安作为“秦俑故乡、丝路起点、东方古都”的城市旅游形象;国内市场:突出西安“西部最佳、中国立体博物馆”等城市旅游形象;省内市场:强化“古城新貌、休闲度假、生态旅游”等旅游形象。可以通过文化传媒、大型节事活动、巡回展览、名人效应等多种途径来加强宣传促销力度。

4.旅游环境和旅游效应优化:和谐发展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旅游环境系统更多地强调西安作为旅游城市所应具备的有利于游客更好感知西安的通道。该系统的优化存在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耦合,或者说是利益的博弈。最终达到旅游者和城市资源之间的和谐;旅游者和社区居民的和谐;旅游者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和谐。旅游影响系统则具有双向性:即针对旅游者又对历史文化名城本身;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如何强化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对旅游者的正面影响,同时减小旅游者对西安的负面影响也值得探讨。

六、结论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城市,同时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承载物。它在不断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时还要肩负历史文物保护的重任。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不和谐体现在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资源禀赋和体验经济内涵、以及旅游产品形式和游客体验本质的不和谐三个方面。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最基本构成是需求子系统和供给子系统,其发展优化主要表现在对供给子系统的优化方面。其中开发理念优化要突出“三求”、有所选择;产品设计优化注重“三性”、不断创新;旅游服务优化追求“三感”、以人为本;西安作为典型的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并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体,〖JP+1〗其中建筑与设施、遗址遗迹等文物类旅游资源为西安旅游资源的核心。为适应体验经济的本质要求,西安旅游应在旅游资源开发理念上有所选择、强化体验;旅游产品上细分市场、活力精品;旅游服务和市场营销领域追求人性化、体现个性化;旅游环境和旅游效应系统平衡博弈、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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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在汉语国际教学中，文化教学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当今的主流汉语教材，都将中国文化内容设定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知识模块。刘（2007）表示，汉语国际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包括语言的文化因素、基本国情和文化背景知识、专门性文化知识。不同的教材对于中华文化的呈现方式也不一样，本文以《快乐汉语》（乌尔都语版）为例，探讨其课本中中华文化因素的设置。

一、教材简介

《快乐汉语》（乌尔都语版）是国家汉办针对乌尔都语的学生编写的汉语课本，使用对象为11――16岁的中学生，教材内容的设置参照了部分乌尔都国家的中学课程大纲和考试大纲。全套教材包括学生用书和配套的教师用书、练习册、词语卡片、教学挂图、CD等。

二、教材文化因素的设置特点

课本一共8个单元24课，由于课文采用的是话题与功能相结合的方式，每一课的话题内容都以交际为主要目的，课本中也没有专门的版块和文字讲解中华文化，而唯一有专门涉及中华文化方面的，是课本配套的教书用书，在每一课最后的“语言点与背景知识提示”中，可通过以下表格归纳。

1.文化因素的体现不够明显。从表格中可以看出，教师用书上每课的文化因素和课文都有一定联系，作为背景知识可供教师选择性讲解，大多数中华文化内容都附有乌尔都语解释，方便学生理解。但是这些并非是学生必学内容，也基本没有出现在学生课本中，所以学生并非有机会接触到相关的中华文化知识。在配套的教学挂图中，有零星几个词语（上海、北京、成都、月饼等），学生不一定会注意到，所以《快乐汉语》（乌尔都语版）的文化因素体现不够明显。

2.文化因素所占课文比重很小。在上表显示，虽然24课中有16课涉及中华文化相关知识，但是因为其出现在教师用书中，所以在学生课本里，文化因素的呈现较少，只有在13、16、19课中的语音练习里，是中国的一个顺口溜，还有第22课最后有一首中国古诗《春晓》，而在以对话为主的课文中，会零星出现几个有中华文化背景的字和词，例如茶、北京等。作为启蒙教材，本书更多关注于实际交际的实用性，故文化因素所占课文比重很小，同时分布的较为零散。

3.文化内容不够丰富。从上表中看出，《快乐汉语》（乌尔都语版）的文化因素设计到知识类（汉字造字法、日晷、中国气候等）和交际类（中国的交通规则、北京飞机场和火车站等）两大方面，虽然所涉及的文化内容字数不多，但表达了基本概念，对学生掌握知识和汉语交际都有一定帮助。但是，课本中的文化内容并不丰富，一些初级的文化因素并未涉及，例如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元宵节），名胜古迹（长城、黄河），汉民族的颜色文化（红黄为贵，黑白不吉）等等，这些文化内容对于学生理解中国和汉语交际都有重要意义。

三、教师在中华文化教学中的建议

1.中华文化教学不能成为教学主体。《快乐汉语》（乌尔都语版）的适用对象是汉语零起点的学生，所以根据课本内容进行基础教学和交际训练才是汉语教师的主要任务，中华文化的教学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可以适当穿插在教学任务里，但不能作为教学的主体。

2.对教材的文化因素选择性讲解。教师在使用《快乐汉语》（乌尔都语版）教材中，如果需要讲授中华文化方面的知识，可根据教材内容和课堂进度进行选择性讲解。例如在茶文化的讲解中，教师课本中讲了中国茶的分类和各地所产的茶叶，但是对于很多对中国了解甚少的学生来说，这些内容难度较大且实用性不大，教师可以适当删减内容，增加沏茶泡茶的相关视频为学生讲解，有机会可以给学生品尝茶的味道，这样反而更能吸引学生注意力。

3.结合社会背景并充分发挥学生的参与。使用乌尔都语的国家多为穆斯林人，汉语教师要结合教学社会背景，注意民族习惯和禁忌，例如一些带有猪肉的中国菜，并不适合在课堂上给学生们介绍。同时，教师可以调动发挥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参与到中华文化的学习中来。例如中国电影的课程，教师可以事先让学生观看电影并思考相关问题，在正式的课堂上，学生上台发言谈及相关感想评论，再全班一起观看电影片段，这样更有利于学生掌握相关文化知识。

四、结语

通过研究《快乐汉语》（乌尔都语版）系列教材，可以发现其中华文化因素的设置并不明显、比重较小且内容不够丰富，在汉语初级阶段，设置过多的文化因素或许并不实际，但文化因素不可或缺，因为只有通过了解和理解中华文化，才能让学生更加准确地使用汉语进行交际。

教师在使用此教材进行中华文化教学中，应该紧密结合教学任务和学生需求，并尝试利用配套教具和多媒体设备，让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参与和学习中掌握，从而达到教师的教学目的。

篇（7）

在全球化语境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背景之下，有关都市现代性的探讨与争论层出不穷。关于“大都会”（metropolis）生活的描述――无论是西美尔所指涉的公共空间比例的大幅增加、波德莱尔及本雅明笔下“漫游者”的舞台，抑或是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不同个体能够共同进入的最无个体性的生活形式”――都突显出了其迷一般的特质。作为中国都市现代化最早的发端之地，上海的现代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上海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情长意深，倾国倾城。多少传奇，写不尽她的风姿；多少寓言，变作了她的胭脂。上海，到底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还是一个幻化的迷梦？

蔡翔先生的论文《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选择系列文章《城市地图》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他以上海想象的生产转换为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寓言”为切入点，分析了上海两种记忆的历史对视、“风景”与“本土”的对立，空间生产、“禁言之物”与文化等级制度建构，从而提出都市的现代性想象，与被书写遮蔽/遗忘了的底层记忆和地理的命题。其论文涉及三大领域：记忆、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整篇论文不但试图在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之间寻找其内在的关联，而且同时采用了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方法，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视野和跨学科研究的特征。

论文第一部分《两种记忆的对视：上海的历史》追述了作为上海“底层”和“上层”象征的以苏州河南北为界的城市人文地理区划的形成过程。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实际上“无视”了其“底层”代表――苏州河以北的生活叙事。而这一被城市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外部”却在诸如《杨树浦》、《浜北人》和《虹口轶事》等文学文本中无意识的“复活”，从而使我们得以见到一个同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形成“对视”的与电车、高楼、街道、人群、酒吧、霓虹灯等象征着都市现代性的物象所截然不同的“本土化”的上海。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棚户区”的下层空间里，个体冲不出“家庭生活式”的联结，他们被边缘化却又极力想进入城市中心生活；他们被城市的上层阶级拒绝――在这个以消费为最主要特征的社会里，贫困使他们成为最卑微的“他者”。诚如西美尔所言，现代性的历史就存在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之中；是货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引起了现代社会关系的转化，而且货币经济也是现代都市生活风格的主要根源：它主宰着都市里现代人心态和气质的微妙变化，并决定着他们的精神生存境遇。置身于消费社会之中，底层阶级无法摆脱金钱对他们命运的宰治，同时也无可避免的会产生身份置换以及上层化的愿望。就深层意义而言，这体现出的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即：就某个政治群体（如阶级、政党、集团等）中的政治个体来说，他们作为个人所应该具有的那些有个性的思想意识，被无个性的、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代替。在这个时候，这些个体的政治行为，实际上主要是被他们的思想意识中那些无意识因素所支配着的。作为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存在，下层阶级渴望着来自城市中心的认同；在寻找自身意义的过程中，他们是需要被上层社会所表征与建构的“他者”――意识形态强大的收编作用由此可见。

论文第二部分《意义寻找和“禁言之物”的出现》进一步展示了社会底层和上层之间的对立。文章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地理隔绝的原因，空间往往会演化成不同的阶级形态乃至阶级的生活形态。” [1]然而这种“底层”与“上层”之间的对立在空间上却又不是永远壁垒分明的。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仍然居住着不计其数的贫民；在高楼林立与优雅的人性背后隐藏着的是黑暗肮脏、狭窄不堪的底层居住空间，以及一种随之而来的“羞耻”感。这便是底层生活残酷的真实写照：它与上层社会并存却永远被其排斥，而成为叙述的“他者”，沦为主流话语中的“禁言之物”。“风景”与“本土”的对立也随之产生：亦即“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和“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 [2]的对立。这种对立源自人在城市中的意义寻找，而意义的产生显然已经由“政治无意识”而意识形态化了。因此，底层阶级无论这样努力都始终是都市里的“异乡人”，孤独、焦虑、寂寞以及彷徨时刻伴随在他们关于身份置换与上层化的想象之中。

论文第三部分《“街道”的重现与职业化的空间想象”》指出“城市下层生活的记忆淡化乃至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与‘家庭’在叙述中的退出有关。”[3]而当家庭或是下层生活已成某种“禁言之物”的时候，意义的寻找，亦即叙述的中心便理所当然的开始向城市中心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大批年轻的有着职业身份的非专职白领作者的出现，“街道”开始大量的在叙述中涌现。叙述者对“街道”的成功进入意味着“风景”与“本土”对立的消失：由于职业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城市中心；他们寻找自身意义的同时也隐含着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资源的空间争夺。然而，先于这种成功“进入”之前发生的是他们的身份置换：即将自身转化为消费主体――这也是他们成为消费社会“风景”的最根本前提。由此，依据一个人的出身、门第而对其进行身份划分的传统模式在消费时代宣告彻底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以消费方式与内容为划分标准的更为不公平的社会关系。于是，在这种巨大的现代性力量面前，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被成功地压制和扼杀，整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就此而言，现代性已由制度层面转向社会层面，即从宏观转向了微观。

论文最后指出，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的某种起源来自于对现代性的“塑造”或者“构建”。而现代性在当下的中国尚处在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因此“城市书写”会生产出更多的“禁言之物”，也会有更多残酷的真实存在被遮蔽；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作用下的文化等级制度也成为“城市书写”所无法弥补的“先天不足”。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

注释：

[1] 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21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2] 同上，218页．

[3] 同上，219页．

参考文献：

[1]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河北教育出版社．

[2][英]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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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忠信市场；市场用地；都市更新；都市计划；都市区位轮替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一、 研究动机

本研究计划旨在从都市计划公共设施市场用地的「必然面与「偶然面来

探讨忠信市场的现在与未来发展方向。

二、研究目的

1.探讨都市计划中公共设施市场用地的发展情状况与现有法规机制。

2. 了解不同相关者（包含进驻之艺术家对忠信市场有感之居民与开发建商等）的看法与忠信市场存续及再造方向。

第二节、研究范围与方法

一、研究范围

本计划研究范围为位于美术园道的忠信市场为台中市都市计划市场用地 65

号，面积 0.4497 公顷。

（1）、质化访谈法

（2）、口述史法

（3）、文献分析法

（4）、历史研究法

（5）、归纳法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探讨

为了探讨市场用地必然与偶然的发展，在文献回顾中分别针对这两点列出下列几项相关文献，首先从忠信市场的基本介绍开始，再到历史背景、都市计划发展过程。

第一节、市场的界定与其发展及演变

一、 市场意义的界定

设置固定摊位及店铺，或仅设置固定摊位，集中零售物品的交易场所， 都可称之为广义的市场；也可以指一种具体的空间组织，及一般商贩聚集营业的场所，此为狭义之市场，本文中的忠信市场，是指狭义的市场，有具体的空间。

第二节、忠信市场相关介绍

一、忠信市场基本介绍

位于美术园道的忠信市场为台中市都市计划市场用地 65 号，面积 0.4497

公顷。

二、忠信市场内外部配置与相关数据

第三章 忠信市场的演化过程

第一节、忠信市场的演化过程

依据忠信市场的历史大事纪，可将忠信市场的演变过程分成以下六个阶段。

一、市场成立之前（公元 1969 年前）

台中市因为气候良好与水源丰富的缘故，大多为农业发展中心，而忠信市场、美术馆附近的区域原先也是散布着农田，种植着稻作，并有着一些小聚落。

二、市场成立之初 （公元 1969 年～公元 1983 年）

在 1969 年前后，随着工业转型，小型工厂陆续迁移，大卖场陆续在周遭兴建营业，也对忠信市场起了影响， 致使其市场机能渐衰，顾客开始转移出忠信市场。

三、文化中心与国美馆 （原台湾省立美术馆）设立的影响（公元 1983～公元 1994

年）

公元 1980 年政府在英才路 600 号现址成立了文化中心，附近的环境景观及型态开始转变。文化中心于 1983 年 11 月 12 日竣工，而国立台湾美术馆则于 1988 年 6 月 26 日开馆，这些都再次影响忠信市场。

四、美术园道商店街管理委员会出现的影响（公元 1994 年～公元 2008 年）

1990 年代左右，由于之前建商将住户之间的道路都捐给了政府以省税收及所有权问题限制，没有随着周遭都市发展而重建的忠信市场，相较之下，逐渐显得没落。

五、文创产业进驻 （公元 2008 年开始至今）

初次发声的中部艺文团体「德旺公所于 2011 年左右进驻， 其间陆续也有私人艺廊、咖啡艺文空间、美术社、裱画店的设立。

六、都市更新阶段 （公元 2012 年开始）

在周围的建筑空间都逐渐改变为更加现代化的状况之下，忠信市场却仍然维持着它最为初始的面貌。2012 年，由鼎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都市更新案在此展开。

第五章 结论

此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以都市计划者的角度来探讨忠信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计划希望可以从市府之报告书与目前发展推估其未来可行之发展情况。从市府报告中发现忠信市场并不是政府致力关注的重点，对于忠信市场的篇幅极少，也未有详细的建议与发展方向，使研究增加困难度，因此，计划从报告书中所提及之案例是否能套用或是延用到忠信市场这方向着手，探讨忠信市场未来发展方向，再从相关法规探讨其发展性，最后，尝试以这些经历，预想忠信市场未来可能之发展方向，以其作为后续参考之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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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口径狭窄

传统农学专业的学习对象主要是大田作物，如玉米、小麦、水稻，而北京郊区随着城镇建设的发展，三大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渐缩小，甚至生长期间需水量较大的水稻已经限制生产，小麦亦改为节水种植。有限的农用土地逐渐被籽种农业和设施农业的兴起所占领，传统农学专业人才应用的舞台日渐缩小。

（二）专业课程老化

传统农学专业的骨干课程主要是作物栽培学、耕作学和作物育种学。作物栽培学和耕作学课程的学习目标是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面对北京都市型农业中农作物种植的多元化、生产的机械化、设备的现代化和农业功能的转化，其学习内容与北京农业的发展方向渐行渐远。

（三）实践教学简化

学校正向综合大学转变，原本在校内的农场、实验田逐渐被其他功能的建筑所替代，实践教学远离教学区，实验课与理论课在不同场地进行，增大了实验课的难度和成本，原来每天都要求观察农作物生长情况的教学安排，在成本约束下，变成了一次，投入时间少，学生学农兴趣很难形成。

（四）动手能力弱化

在教学改革“厚基础”的大背景影响下，专业课时逐渐减少，相应的实践学时也在减少, 在规定的实践教学时间内，很难培养学生扎实的实践技能。实验课中以验证性实验居多，教师无法得到学生掌握实验技能情况的反馈，学生也以考试能过关的低标准要求自己，导致实验设计能力差、独立操作能力差。

二、专业方向与课程体系的改革

针对上述问题，按照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特点和专业教师的业务优势，经过多方调研和论证，提出了“适合北京需求，培养都市型农业人才”的原则，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专业方向，构建课程体系，增加实践环节，争创特色专业。

（一）调整专业方向

农学专业的支撑学科以作物遗传育种学科为主，作物遗传育种学科是北京农学院重点建设学科，硕士点之一，以农作物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育为特色，先后选育出 6 个小麦品种，6 个玉米品种，4 个小豆品种，2 个大豆品种，师资力量在种子科学方面有优势。其次，根据北京农业的发展方向，籽种农业将成为北京农业的优势产业。因此，农学专业在 2003 年第一次改革时，将专业学习方向调整为“种子科学与工程”方向。2006 年，又针对北京观光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展专业领域，借助本院园艺学科和北京都市农业研究院（北京农学院）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增设了“观光农业”的学习方向。至此，农学专业包括：“种子科学与工程”和“观光农业”两个学习方向，形成了培养北京都市型农业中籽种农业、观光农业两个核心产业所需人才的新型农学专业，每年两个专业方向各招收一个本科生班。农学专业的两个专业方向直接针对北京都市型农业中籽种农业和观光休闲农业的人才培养，特色鲜明。“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方向侧重于培养北京籽种产业发展需要的，掌握种子科学与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理论、技能；懂得国内外种子法规、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能在种子管理部门、种子加工与生产、种子营销企业等领域和部门，从事新品种选育、种子繁殖生产、种子检验、经营与管理等工作的专业人才；“观光农业”专业方向侧重于培养掌握观光休闲农业、设施农业等现代农业技术，在农业观光园区、农业文化旅游产业、高科技现代农业园区等部门和领域，从事技术指导、规划设计、项目策划和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二）构建新型专业课程体系

2005 年在北京市教委“农学专业课优化整合及骨干课程体系的研究”教改项目的支持下，根据专业学习方向和培养方案改革课程体系，并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手段进行深入调整。经过反复修订，形成了现在的专业课程体系。“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方向的专业必修课包括：《植物育种学》《种子生物学》《种子生产学》《种子加工与贮藏》《种子检验学》《种子法规》《种子经营与管理学》等，专业选修课程包括：《种子营销学》《作物栽培学》《耕作学》《园艺学概论》《植物种质资源学》《国际贸易学》等。专业课程体系以新品种选育、种子生产、加工、贮藏、质量检验、经营管理为主线，涉及种业产业化方方面面的知识；“观光农业”专业方向的专业必修课为《农业生态学》《植物种质资源学》《观光农业》《现代农业生产原理与技术》《都市农业发展规划》《都市型农业评价案例分析》等，专业选修课程包括：《新农村发展规划》《现代设施农业》《有机农业》《籽种农业》《农业项目投资与评估》《城市园林与绿化》《观赏植物装饰与应用》等，形成了以观光休闲园区、现代高科技园区建设、管理为主线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均面向北京农业生产需求，很多课程没有现成教材，任课教师就边学习、边总结、边教学。学生感到学的知识理论联系实际，有用武之地，增强了学习兴趣和主动性。通过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的设置，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学习方向，每个学生都有专业特长。

（三）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为加强实践环节，在教育部“新世纪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工程———农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和校内外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2002- 2005）教改项目的支持下，将农业生产中常用的技能作为农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形成实践课程《农事学》教学体系。《农事学》在 2004 年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其配套教材《农事学实践教程》为 2005 年北京市精品教材。目前，该课程改名为《植物科技技能训练》，成为植科学院所属农学、园艺、植保专业的基础实践课程，该课程从大学第一学期开课直到第四学期，每周 3 个学时。在农学专业两个新学习方向形成后，又对专业课学习增加实践环节。原则是专业课学时不变，调整实验课时和增加教学实习天数，同时安排一些科研实践、生产训练和创新竞赛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现在的专业课都增加或补充了实践教学，例如，《植物育种学》课程包括 30 学时理论课、10 学时实验课和 9 天教学实习；《种子加工与贮藏》课程包括 16 学时理论课、16 学时实验课和 3 天教学实习；《种子检验学》课程包括 8 学时理论课、16 学时实验课和 3 天教学实习等等。在科研实践、生产训练和创新竞赛等活动安排上，第四学期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假期或周末参加不少于 12 天的“三农问题调查”和“拓展训练”，在学习专业课之前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农业生产。第六学期以毕业论文为主线，学生自由选择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参加导师的科研课题活动，完成毕业论文，毕业前答辩。同时组织、鼓励学生申报市级或校级“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课题，通过参与项目研究的方式激发大学生创新与创业热情，提高科学研究与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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