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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晚年在与杜特的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什么是实践的含义和实践哲学。他认为:“首先人们必须清楚‘实践’(Praxis)一词,这里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当然啦,我们所熟悉的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使‘实践’与对理论的‘实践性运用’相去弗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我们的实践。但是,这并不就是一切。‘实践’还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在这一意义上的‘实践’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的主题。”由此反映出,伽达默尔的重大理论贡献就在于,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统一起来,认为实践是人们的存在形式,是一个理解和确定存在本质与意义的理论反思性活动。反观现代人类文明,则可谓“生活形式”或者说“生活世界”问题丛生,危机四伏,而一切问题和危机之根源就在于传统实践智慧和实践哲学笼罩于近代以来的以求真为特征的理论哲学之下隐而不显甚至完全丧落,从根本上失去了关于人类行为、存在的实践理性反思,失去了实践哲学的引航。科学也成为了一种进入一个既不对人也不对神公开的未知领域的行动,科学的方法论研究就意味着理性的自我确信。质言之,科学不再被视为认知世界、把握真理的一种方式,而是从中升起了一种傲慢和自信,认为科学技术能够把握一切、控制一切。建立在这种科学观基础上的新世界观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活的形式和理想,“科学的技术运用渐渐地控制了文明进程和社会生活”。
在伽达默尔看来,要真正恢复对理性的信念和理性的力量,现在最为重要的就是重新激活和复兴西方实践哲学传统,重建实践哲学,确立起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对于人类生活世界的核心地位。那么,从解释学的这种实践意义上又怎样来看待中国哲学的性质和中国实践哲学的地位与作用呢?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国度,在人类发展史上曾谱写过辉煌的篇章。但自近代以后,由于科技的落后和科学理论认识的不发达,在遭致西方列强的侵占、西方强势文明的打击下,中国处于一种“弱势”的求生存、求振兴、求发展的漫漫征途之中,其社会发展主题就是如何才能“救亡图存”、“富国强民”、“重塑辉煌”。显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决不仅仅是一个科技发展的问题(当然就此而言,历来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视为“雕虫小技”的科技和技艺是需要重新得到重视和大力发展的),也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改造问题,同样十分重要的,是一个人们拥有什么样的哲学文化与思想观念的问题。文化的改造、国民性的改造,这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前提,也一定会作为一种理论先导而表现出它的重要作用。因此,倘若论及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实现一切反封建的文化改造都是必不可少的,要大力倡导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但在这种相对“弱势”的文明发展之中,由于必须强调科技和科学理性的发展,由于必须主张反封建的经济工业化、全球化,所以科学精神就极易得到迅猛膨胀,在文化上,则会导致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精神的漠视和淡忘,也将造成某些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之风。实际上,当现代科技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文明弊端日益暴露之时,恰恰又让我们需要重新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重新去发现它有可能贡献于人类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历史上,中国文化是有贡献于西方文化的,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在文化传播上就有一个“东学西渐”的运动,比如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思想就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尤其是伏尔泰发生过重大影响。应该说,中国哲学文化之所以能在西方产生影响,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中国哲学文化的特质,这就是历来贯穿于中国“经学”、“子学”、“史学”等学说中的“实践哲学”。强调和研究实践哲学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特色一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实践哲学”始终未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究。中国实践哲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特色突出,然而,由于中国的哲学研究蕴含于“经学”、“子学”、“史学”和“文学”等具体人文学科之中的,也由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提出完全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并按照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几大块来整理的,所以,因为西方哲学发展史长期的对实践哲学传统的遗失也造成了人们对中国实践哲学传统研究的不足,致使“太注重形而上学意味较浓的理学,尤其是心性之学的传统,而对更本源的实践哲学的传统较少涉及”。可以说,在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阶段,谢无量、、冯友兰等都是按照西方对哲学的理解及哲学的几大块而对存在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相关内容加以梳理和归类而编写出中国哲学史的,其问题在于强调共性而失去对中国哲学特色的研究和强调。正如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所指出的,“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直译的Philosophy,其涵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正是基于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后来冯友兰对“哲学”也做了这样的理解:“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甚至把哲学定位为精神现象学,而不再定位为自然现象学。新时期的诸多中国学者更是突出“德性”问题研究,将“德性”视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和根本精神。显然,中国哲学文化的这种特质与伽达默尔的以思考和探究人类存在意义与行为价值为诉求的实践智慧或者说实践哲学具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相通性。尽管有学者为了从学术形态上将明清学术与以往各个时期的学术区分开来,将其解说为“明清实学”,但这只是从理论的“实体达用”、“经国济世”即运用性上而言的,并没有将实践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来阐明其性质、任务、方式与目标。从历史上看,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或者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正是中国实践哲学文化中所体现出的“中国智慧”,因为这种智慧恰恰是欧洲近代科学文化所缺乏的。伽达默尔曾这样来评说西方的“科学”概念,认为“科学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但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与伟大的高度发展的亚洲文化作比较,则它的厄运也许就在于这种科学概念之中”。应该说,莱布尼兹、沃尔夫等西方大哲学家,虽然很难说他们对中国哲学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但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特质所做的判断则是深刻的,也是准确的。在他们看来,从根本上说,中国思想是一种反思人类实践行为与生活智慧的实践哲学,就此而言,要比西方更有成就与特色。伽达默尔就指出,“于是当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以自己的著作投身于‘Sapientia sinica’(中国智慧)时,‘中国智慧’在18世纪便首次在欧洲思想中得到了特殊推崇”。伽达默尔本人在他超出百岁高龄时声称,他是一直很注意政治的实践智慧的,甚至他还从中国语言的形象性上感到远东科学今天的发展已有可能促使西方人认识到需要很好地学习中国语言。他做过一个令人振奋的预测,“200年后很可能大家都学习中文,有如今天大家都学习英文一样”。“中国人今天不能没有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这些发端于希腊的科学而存在于世界。但是这个根源和承载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学今后将从其他根源找寻养料,特别是要从远东找寻养料。”这样一来,我们认为,今天加强伽达默尔实践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哲学文化的精髓与精神实质,也会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中国哲学文化重新走向世界的信心和力量。
二、走向实践哲学:实现中西真正交流与融合之路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们厘清、肯定和强调了实践哲学,那么,将会为我们重新确立起中西哲学交流与对话的真正“交合域”(mutual fusion horizon)或者说“会通地”,这个“交合域”就是实践哲学。或许正像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所言,“复兴中国实践哲学的传统也许是恢复中国哲学原创性和实践性的第一步”,抑或是实现中国哲学现代复兴的真正的必由之路。中国历史上,正像“科学”一词一样,原本没有“哲学”一词,“科学”与“哲学”术语是在19世纪下半叶通过日本学者对西方“Science”和“Philosophy”的“科学”与“哲学”翻译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1902年《新民丛报》有文章开始以日本人西周在《百一新论》中所翻译的“哲学”译名来指称中国传统思想,这表明,在中国学术史上,虽然也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它往往是在“经学”、“子学”等学科中来进行研究的,始终没有把“哲学”从“经学”、“子学”甚至“史学”、“文学”中分离出来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照此理解,从某种意义上,在中国古代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就是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因为西方的“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它与西方的“科学”概念密切相关。由此如果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这也是近些年来学界热议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那么,中西哲学交流又何从谈起?这也正是从根本上存在于中西哲学交流上的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并且由于这一问题造成了中西哲学交流始终进展不大,要么是做简单的比附性研究,罗列出它们在具体见解上的异同,要么是单纯地用西方哲学的范畴、概念和问题来机械地套用于中国哲学研究,或者是以中国哲学的传统思想来刻意地图解西方哲学。这里的问题在哪儿呢?就在对中国哲学性质的理解上,就在两者的交合域上,换句话说,已有的中西哲学交流未能确立起使之交流成为可能的真正的交合域。因为完全照西方的哲学框架来分析,那就很难说中国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退一步说,即便有,那么在此意义上也是很难有超出非常体系化逻辑化的西方哲学之处的。这样一来,中西哲学交流就难以展开,中国哲学也就不能以自身的独特魅力对人类哲学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实质上,如同王国维所言,哲学就是一门“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的学问。中国是有哲学的,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又是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的,并且这种特色恰恰表现了西方哲学近代以来所忽视的另外的理解,因而中国传统思想仍然可属于西方的哲学科目与领域。应该说,张岱年先生对东西方哲学以及什么是哲学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指出:“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作哲学了。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以叫作哲学。”
实际上,哲学就是人类的精神反思,就是关于世界存在意义的理解与解释,既然是理解,当然就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就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和表述,因而,存在的不是只有一种哲学,而是具有不同特色与样式的哲学形态。正是在此理解上,如果我们回到实践哲学上来,可以看出,在西方,实践哲学就是与理论哲学平行的一种哲学形态,它没有精确的概念定义,它不以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本质规律为目标,而是以实践理性反思的形式去理解世界和人的真正存在与生活的意义,要从哲学层面上对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生活世界作出思考,进而为人类的存在和生活提供某种意义、价值、目标与理想,为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社会生活奠定理论基础。返观中国哲学同样如此,尽管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式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形态,但实践哲学的东西是根本性的,是大量存在的,并且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种鲜明的特色。莱布尼兹就曾经指出过,中国的实践哲学要领先于或者说优于欧洲,但遗憾的是中国实践哲学传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将它作为中西哲学交流的真正交合域来看待。中国哲学要实现现展,要走向世界,进而有贡献于人类哲学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它是离不开西方哲学的影响,如果继续完全地坚持传统思想的语言、形式、内容和方法,就会造成其发展的障碍和制约,而必须使其从内容与表述方式上实现向现代的转换;另一方面,既然是中国哲学,它就无法脱离与传统哲学的内在亲缘性,否则就不叫中国哲学。这表明,中国哲学的发展,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如何批判继承与吸收重建的过程,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在“交流与对话”中的对新意义的理解和追求过程。也正如陈寅恪所指示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干涉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真正使中西哲学交流与对话起来,真正使它们之间走向融合贯通,创造出有现代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就必须改变“研究传统思想的未能超出传统半步;研究西方哲学的只是研究西方哲学”这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从根本上,就是要将中西哲学交流重新奠定于(置于)“实践哲学”这一交合域上来。中西哲学是两种在性质、概念、形态与方法等方面十分不同的思想体系,正因如此,有着东西文化之分,也有着中西哲学之别,有时甚至连最基本的对应概念都没有。但在实践哲学中,中西哲学却能从最基本的概念到思想主题、精神实质上找到它们之间最大程度的共同性和融通性。在中国哲学中,依张汝伦教授看来,“行”这个概念就是十分普遍也是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而这就十分类似于西方哲学所称的“实践”概念。在中西哲学中,“行”和“实践”概念都被用来指称人类的有理性反思的有目的的活动,而此种概念正是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作为实践哲学,中国哲学从精神实质上就并不以认识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为己任,而是将天象与人事统一起来,把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作为印照人事行为、人化的迹象与征兆。换言之,在中国哲学中,“格物致知”是以服务于人事即人的实践行为和生活为目的的,中国哲学是一种入世哲学,就是要从根本上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善,怎样去行善,怎样去处理实践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学习和认识事物只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做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贤者”成为中国实践哲学的核心主题;“谦谦君子”、“内圣外王”则是中国实践哲学所描绘的一幅“人格蓝图”。显然,中国哲学的这种实践精神和行善性质是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以及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相通的,尽管它们在概念、问题域乃至形态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存在于两者中的精神实质与理论内涵的共通性却是基本的、普遍的方面,因为“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所研讨的问题就是那些决定所有人类认识和活动的问题,是那些决定人之为人以及人对善的选择最为至关重要的最伟大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加强对中西实践哲学的研究,加强对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现当代实践哲学复兴思潮的研究,唯此才能以实践哲学为交合域,促进中西哲学的真正交流,才能使中国哲学既照顾到自身传统的特殊性,又关注思想理论的普遍性,在融会贯通中西哲学智慧精华的基础上为中国哲学的现展开辟出新的路向,为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走入当代世界人类文化的建设之中确立起新的以实践哲学、实践智慧为最大特色的可能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9-0149-02
当前,高校大众化是一项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长成才的重要事件。教学机制在推进高校大众化进程中,起着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良好的机制可以使高校大众化系统成为一个自适应组织,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仍然能有序高效地运转,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学者们对高校推进大众化教学机制的建设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系统研究。
一、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内涵的研究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大众化的必经途径,也是推进大众化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学者们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对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研究之中。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搜索标题同时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和“机制”两个词的论文有800余篇。在这些论文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制度说、组织结构说、体制说、机能说、方法说、综合说等观点。
1.制度说。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全体组织成员遵循的稳定的、可操作的规章制度,是规范组织成员行为,确定工作程序,制定办事方法的条例、规则、准绳、办法、标准、章程。
2.组织结构说。有学者针对于系统论,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构成和组建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主要由主体、目的、动力、环境、保障、控制、方式、程序八要素构成。
3.体制说。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在一定目标导向下,在一定条件保障下,在一定动力驱使下,相互协作,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和实现其目标的工作规范和工作机构的总称。
4.机能说。学者指出,机制是机能实现的保障和条件,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职能和作用相互关系的构建和功能创造。
5.方法说。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途径和模式,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探索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机制。
6.综合说。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各有机因素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些要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及其运行方式;二是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在内的各有机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制约、影响而形成的作用原理和工作规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目标的桥梁和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各层次、各侧面的结构、功能和运行原理的反映。
二、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类型的研究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类型做了不同划分。
1.从领导行为来看,可以分为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机制,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进行决策、指挥、监督等领导活动的具体制度或体系。工作机制是领导机制的执行和落实。工作机制由保障机制、预警机制、监控机制、运行机制、评估机制、激励机制等组成。
2.从管理运行来看,主要有启动机制、调控机制、评估机制、保障机制。启动机制,就是激发组织成员动力、引导领导正确决策、制定工作计划、使计划有效实施;调控机制,就是强化调控权威,健全反馈系统,建立目标管理体系;评估机制,就是根据一定的指标体系,对大众化教学的实际效果进行价值判断;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制度保证、组织保障、物质保障、人才保障、环境保障和学科支撑等。
3.从微观过程来看,可以分为不同的机制,内部传导机制、外部传导机制;内部输入机制、外部输出机制、监督约束机制;或双向互动机制、内化外化机制;等等。
4.从互动关系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可以分为教育主体与教育目标、内容、方式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教育目标、内容、方式互动机制,主客体互动机制。
5.从显现程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有显运行机制和隐运行机制之分。显运行机制包括人员编制、奖励处分、机构设置等。隐运行机制是指内隐的、不明显的方式::如精神氛围、制度的设计、环境育人的影响等。
6.从运行范围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可以分为外运行机制和内运行机制。
三、高校推进大众化教学机制创新研究
有学者分析了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运行机制尚不完善,规划机制和目标机制尚不完善,过程控制机制和质量评估机制不够成熟,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有待改进,这些对我们教学的实效性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学者指出,高校推进大众化机制创新,包括内部机制构建和外部机制建设两方面。内部机制指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和第一、第二课堂联动机制。外部机制指全员育人机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协同机制。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由自我约束机制和自我发展机制两部分构成。有学者指出,建立健全优化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推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健康持续发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的有力保证,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只有建立优化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我们才能取得更好的绩效。有学者认为,大众化教育是长期的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因此,一定要有长效机制作保证。其一,要建立工作责任制,明确理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职责;其二要建立监督制度,掌握宣传普及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总结经验,调整策略方法,纠正工作中的不足;其三要设立专项普及教育基金,保证经费投入;其四要建立激励机制,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理论宣传队伍的作用。有学者借鉴企业界“质量保障”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提出要保证和提升高校当代中国大众化绩效,需要构建质量保障体系。高校当代中国大众化质量保障体系是高等学校为保障和提升当代中国大众化质量而设立的组织机构、制定的方针政策、提供的条件支持以及采取的工作措施等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管理活动和管理模式,包括工作体系、组织体系、标准体系三大部分。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针对性、增强主动性、提高实效性,必须实现领导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估机制创新。通过建立关系协调、责任到人、齐抓共管、结构优化的工作格局,创新领导机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现代化;通过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机制、调控机制和预警机制,创新运行机制,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化;通过加强组织保障、制度保障、人才保障、物质保障、环境保障和学科支撑,创新保障机制,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状态最优化;通过建立科学有效检查考评制度,创新评估机制,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最大化。有学者指出,推进高校大众化,要强化理论武装;坚持正确的导向;合理设置目标,建立动态的目标管理机制;充分调查研究,建立科学的民主决策机制;以人为本,建立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
四、不足之处
我国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建设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于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内涵、外延、主要构成的界定存在分歧。目前学者们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概念厘定不够明确,对教学机制、教学体制、教学制度、教学方法等基本概念研究不透,相互混为一谈,概念有些模糊。对机制概念的准确定位是研究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在,体制是基础,一定的体制总是要求相应的机制与之协调和配套;反过来,机制又会施加于体制中相应的制度,从而有助于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二者之间也存在区别,体制是机构与规范的结合体和统一体,涉及组织与制度两个方面的因素。机制不仅涉及组织与制度,而且还涉及组织之间、组织内部制度规范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体制是机制的静态表征,机制则是体制的动态表现。制度指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范影响的章程,总是表现为具体的条例、守则等,带有显性的特点,机制是指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带有隐性的特点,是相关因素为了一定的目标所发生的有机联系。制度为行为主体指明行为规范,对行为主体起约束作用。机制从机理上阐释行为过程,反映出行为过程中各要素的关联。机制和制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但有时取消旧制度并不会导致旧机制即时消失,颁布新制度也不会导致新机制立即形成,两者的更替有可能不完全合拍或同步。制度内化为观念后具有很强的惰性,但在实施中没有到位,新制度就算详细复杂,机制却依旧有可能沿袭以往。一些研究者将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与教学方法相混淆。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功能、各组成部分相互关系和运行方式。现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系统与其他外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方法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研究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涉及到对教学方法的研究,只有采取优化的教学方法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励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不仅涉及到教学方法问题,还涉及到教学制度的制定、教学效果的检查、教学硬件软件设施的保障以及教学人员的充分激励等。二是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高校各部门在推进大众化过程中要发挥“合力”,相互协作。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设计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各部门在推进大众化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合力”?因此,未来需要加强对高校各职能部门相互协作、共同推进大众化的机制研究。三是研究机制中“应该做什么”的原则性问题的多,研究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典型案例的少,实证研究和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研究不够。目前学术界对大众化教学机制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宏观层面或理论层面,缺乏对高校推进大众化教学机制的实践性强和操作性强的研究。对高校大众化教学机制的规范性研究成果较多,实证研究成果较少。国外思想政治教育通行的做法是,国家政策积极引导,政府指导调控,家庭、学校、社区教育相互配合,企业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责任,社团组织大力协同,个人主动参与,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如何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成功经验,国内目前研究成果较少,未来值得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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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对“异化”有三种解释:一是指相似或相同的事物逐渐变得不相似或不相同;二是哲学上异化的概念;三是在语音学上指连发几个相似或相同的音,其中一个变得和其他的音不相似或不相同。第一种和第三种的使用很少见,第二种的使用主要在哲学的意义上,现在已经作为一种常见的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较为普及了。而我国传媒上经常出现的异化一词的概念,多数既不是应用哲学原理,也没有按照词典中的解释使用,而是把异化简单地当作某种事物本身的“异常变化”或“变质”。
例如,《新京报》2012年3月16日A2版的评论文章《消费者“被消费”异化了3・15》,讲的是一些维权网站兜售消费者的投诉信息,使得3・15变成了某些人谋利的工具;《东方早报》2011年9月6日A23版的评论文章《康菲公司的“中国式异化”》,说的是在母国行为良好的外国公司,到了中国却变得行为不端;《新民晚报》2012年2月6日A14版文章《谁把传统节日异化成了“吃奢侈”》,说的是传统节日习俗的“变异”。《新闻实践》2010年第11期杂志封面的文题《记者人脉――思维的异化及影响》、《中国教育报》2012年2月12日第2版的文章《校园安保异化成了“圈养教育”》、《北京晨报》2011年9月16日A4版的评论文章《“少儿不宜”异化》等等,说的都是某种概念、行为或现象发生了变化,或“异常变化”或“变质”。
按照汉语的写作和缩写规范,不能简单地将“异常变化”缩写成“异化”来使用,在语法和习惯上都说不通。况且,很多作者在使用这一词语的时候,不是因为错误地缩写,而是望文生义,提笔就使用这个以前连《现代汉语词典》中都没有的词汇。
词汇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丰富的,特别是近几年,网络文学和社会化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很多词有了新的含义,也创造出了不少新词。《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汉语规范的工具书,其每一次的修订,增收新词和旧词新义是重点之一。大众传媒使用新词或对原词的理解增添新义,都要遵循现代汉语词汇知识的要领,不能望文生义,制造不符合词汇组合规范的词汇,或随意对已有的词汇平添与原词义相去甚远的内涵。大众传媒每时每刻面向公众,词汇的正确使用与否,对社会将产生很大的影响。传媒乱用词汇,会造成公众对词汇的认知混乱,因而传媒使用词汇要谨慎,要遵循语言文字规范,不能想当然地生造出某个词的“新义”而搅乱视听。
休谟的主要哲学著作包括《人性论》,《人性论》第一卷改写而成的《人类理智研究》,《人性论》第三卷改写而成的《道德原则研究》和《人性论》第二卷改写而成的《论情感》,以及《<人性论>概要》和宗教哲学方面的《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其中,《人性论》是目前较为公认的休谟最重要的哲学代表作,也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
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介绍休谟著作时提到了两部著作。第一部著作就是休谟的大部头专著《人性论》。但黑格尔概述休谟哲学时没有从《人性论》引用一句话,而是引用布勒写的《近代哲学史》和邓尼曼写的《哲学史纲要》。如果黑格尔读过《人性论》,那么即便他反对其中的观点和论证,在谈休谟哲学内容时也应该会引用《人性论》中的原文。所以,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但似乎并不太冒险的判断—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时没读过休谟《人性论》。同时,我们似乎还可以再做出一个类似的判断—黑格尔了解休谟哲学主要是通过他所引用的布勒的《近代哲学史》和邓尼曼的《哲学史纲要》。
黑格尔述评休谟哲学介绍休谟著作时,除了上面说过的《人性论》,还有一部《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黑格尔介绍时说这本书的“第一卷包括《道德,政治和文学方面的试论》。而实际上1742年休谟出版的是《道德和政治论文集》(或译为《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试论》)。在休谟的理解中,“道德学和批评学研究人类的品味(tastes)和情操(sentiment) ",而“政治学研究结合在社会里且相互依赖的人”。基于对“道德学”和“政治学”异于常人的理解,休谟把他的4篇哲学史论文与论及品味与情操的短文,加上政治方面论及政府的第一原理等主题的文章一股脑儿编人了他1741和1742年分两卷出版的《道德和政治论文集》中。这本“论文集”1748年再版时内容虽有删增修订,但题目未变。直到1753到1756年出版《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时,休谟才为了更好地适应大众对书籍内容范围的理解,把《道德和政治论文集》改成《道德,政治和文学方面的试论》。所以,黑格尔介述他所知道的这部休谟著作时在时间或书名上是出了差错的。虽然存在黑格尔读过休谟这部分原著而对原著标示的出版信息记忆有误的可能性,但似乎更可能的情况是黑格尔参考引用的二手资料误导了他。
黑格尔对休谟哲学著作介绍的文字中仅提了上述《人性论》和《关于若干题目的试论和论著》,而且很可能没有读过《人性论》。至于休谟的《道德原则研究》、《论情感》,以及《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黑格尔似乎根本不知道。当然,简要概述《人性论》的《<人性论>概要》是黑格尔去世之后的1938年才重新被发现并确定是休谟著作的,黑格尔就更不可能读过了。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风险较小的推断,即黑格尔介述休谟哲学的内容时,自己没读过休谟的《人性论》《道德原则研究》《论情感》《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等主要哲学著作。至于黑格尔是否读过《人类理智研究》,不能确定,但总体上他不够了解休谟哲学是确定的。黑格尔自己不了解休谟哲学,所以述评休谟哲学时也就不得不依赖和借助二手资料了。
中图分类号:C9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116-02
2011年11月,教育部、财政部以教社科20113号印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针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机制,《计划》提出:“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应用,强化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普及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大力开展决策咨询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服务水平。”①因此,《计划》的出台标志着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机制建设进入到了一个面临改革创新的关键时期。
1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元结构分析
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创新实践的基础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本质属性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具有主体二元结构特征。这种二元结构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若非基础研究成果即应用研究成果。
1.1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价值定位
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受众是社会大众,成果形式主要是著作与论文。基础研究是有关人类科学体系顶层设计的研究,更多的涉及“形而上”学,它不是生产力,却能对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产生正效应,是高于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其社会价值取向定位于:能影响、改变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使认识能够跟上变动不惜的社会变迁过程,为人们创设健康的理性心里家园,为人们提供科学的、先进的价值观和高品质的人文关怀,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②
1.2 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价值定位
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受众是政府、企事业单位,成果形式主要为研究报告与论文。宏观上,应用研究为各级政府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和重大发展战略提供了战略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政策设计方案,这是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功能体现。微观上,哲学社会科学根据其学科属性渗透于企业日常运营的各个方面,例如:财务管理、投资运营、法律保障等。其社会价值取向定位于:一方面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出政策建议,坚持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另一方面紧跟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当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企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急需服务。
2 成果转化阻力分析
现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占全部科研成果数量的60%以上,其中仅有5%~6%被转化,3%的成果形成产业。③可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面临的阻力系统问题突出。
(1)成果质量不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是决定成果转化效率的基本要素。从总体而言,我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自身质量水平不高,难以得到社会及实际工作者的认可和接受。主要表现在:一是在选题和研究方法上,远离实际,缺乏创新。很多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并不是来自于社会调研与实践,针对性不强,往往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甚至只是进行经典的诠释与阐发,内容空泛、缺少创新。二是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比较突出。为了追求个人绩效,一些科研人员在常常将粗制滥造、东拼西凑、质量平平的成果不负责任地抛向社会,而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有很大的实用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还不很多。④
(2)转化意识不强。科研人员以及管理部门缺乏成果转化意识是影响成果转化效率的主观因素。
首先,由于部分高校科研、人事考核机制并不完善,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重点集中放在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上,并不关心成果的转化与应用问题。这就导致虽然教师的科研成果产出颇多,但是真正做到成果转化的却寥寥无几。其次,管理部门缺乏跟踪管理意识。成果转化要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个双向通道上进行,不但要使广大科研工作者树立转化意识进而影响管理者,还要从管理者本身入手,通过制度建设推进成果转化观念的形成。
(3)中介体系不完善。科研中介体系不完善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效率的主要外部因素。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中介体系尚未建立像自然科学成果转化中介那样独立的市场化应用部门,仅仅依托高校和科研人员自身完成成果转化任务是远远不够的。
在美国,智库承担了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中介的角色,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智库是一种相对独立、稳定的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其职能主要包括:整合人才、思想产出、影响社会。智库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张,再通过刊物出版、举办各类交流活动、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力图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
在研究美国智库发展和运作过程之后,我们发现,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转化体系必须以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思想为基础,这种成果要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和转化方向,这种服务对象和转化方向是在研究伊始就已经确定的,而非在成果形成之后的硬性转化;在成果形成之后,要借助一定的媒体,特别是刊物、论坛等使成果面向服务对象,包括潜在的服务对象。
3 成果转化机制创新与实践
若要化解成果转化阻力系统、改善现有成果转化现状,就必须对成果转化机制进行管理创新。而这种管理创新的原则与依据就是其特有的二元结构特性。
3.1 基础研究成果转化
2012年5月,教育部社科司首次开展了一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征集工作,宗旨在于通过“学术‘大’家写‘小’书”,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推向社会大众。这次科研普及读物项目资助力度高达15万元,而且由教育部统一出版,为科研人员从事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工作提供了一个信号、一个典范。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项工作中抽象出未来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实践创新的方向。
政府主导。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是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先导,是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研究的意义在于其巨大的社会价值,而社会价值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这个公共服务部门。所以说,在未来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工作中,政府必须发挥主导、引领的作用,把握成果转化的方向不动摇。
深入浅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接受群体是人民大众,在保证成果学术质量的同时要把握深入浅出的基本原则。由于人民的教育程度不同、身份背景不同、兴趣爱好不同,所以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就是深入浅出,也就是说,从学术前沿热点入手,解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才能使人民大众真正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力量,同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可以切实的服务人民。
重视质量。质量和创新是一切科学研究的生命线。之所以强调的是“学术‘大’家写‘小’书”,就是为了切实保障成果质量,以质量推动成果转化。提升成果质量的核心是改善研究方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深入实践、积极创新,切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真正做到脚踏实地做调研、认认真真做数据。
3.2 应用研究成果转化
现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存在一种依托“关系型管理框架”的转化路径。简单来说,大部分高水平的应用研究成果都是通过点对点、人对人的方式进行转化的,这种成果转化机制的优点在于成果供需双方相互了解、成果供给方普遍科研水平较高、成果转化过程较为简单;其缺点在于这种转化路径是少数人参与的成果转化,大部分科研人员无法进入这种“关系型管理框架”,以至于较多优秀成果得不到及时转化,失去其应有的时效性。而少数人参与的成果转化正是现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所在。根据路径依赖理论,虽然原有路径具有一定的研究惯性,但就当前情况来说,必须就原有路径进行修正,使其进入到更加完善的轨道上来,才能真正的使更多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成果得到转化,从而更好地辅助政府决策、切实服务社会。
对于原有路径修正的关键是从关系型管理模式到规则型管理模式的修正,而规则型管理的核心是成果转化平台建设。成果转化平台的具体形式就是成果转化中介机构,中介机构的建设和发展能够使广大科研工作者能够公平、平等的参与到项目研究和成果转化过程中来,通过中介机构把社会科学成果推向社会,发挥市场机制,促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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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教育部,财政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
② 郭秀丽.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科学成果转化问题研究,社会发展论坛,2008.
一、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是由美国管理专家米兰·菲根鲍姆首先提出的,是基于传统的质量管理办法和程序逐渐发展完善而成的一种有效的现代质量管理新观念和新模式。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质量是顾客对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感知的优良程度”;质量评价的主体是“顾客”;“企业依存于‘顾客’”,企业管理的重要外在功能是向“顾客”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通过有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等资源,本文由收集整理以最经济的手段生产出顾客满意的产品,能够使企业和社会均受益,从而保证企业获得成功与持续发展[2]。
质量管理的过程是目标实施建立的过程,不仅是对于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一种管理方式,而且是意味着一种从上到下的系统结构:质量管理过程是与质量目标相挂钩的,并且关注生产领域质量的结果;质量管理是对产品质量价值长时间的追加过程;质量管理赋予高层领导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确定权,同时提供培训;质量管理过程包括对于实际中产品的反馈及其信息收集,以改进目前的管理水平;质量管理过程强调顾客满意度;质量管理的过程建立在活动组织、产品、服务和文化全方位视野之上[3]。
作为一种组织战略,全面质量管理模式被世界各行各业推崇,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广泛引入这一理论。它的核心观点有两个:顾客导向和持续改进。学校教育教学的标准是让顾客满意。顾客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种。前者包括学生家长、用人单位、政府等外部接受产品或服务的组织和个人,而按照“下一道工序就是顾客”的原则,学生、教师以及其他在学校内部依次接受产品或服务的部门和人员都是内部顾客,其中学生是最重要的[4]。
二、普通本科院校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必要性
面临市场竞争和挑战,普通本科院校必然要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质量”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要求。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围绕“做”的目标,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1]: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做”,满足生产和服务的“做”和各部分有效协调、提高质量的“做”。这一理论贯穿于教学系统中的所有活动,涉及到学校中的全体参与人员,并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始终,最终目标是实现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5]。普通本科院校借鉴全面质量管理理论,通过整体调控影响教学质量的各种因素和环节以保证教学质量的管理过程。在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环节中,质量管理目的是培养具有科研意识、实际动手能力强的“产品”,使之更好地适应企业内大环境中的具体要求,实现高校与企业零距离接轨。因此,借鉴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实施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教学改革全面质量管理,依托一个有效的领导团队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对毕业论文(设计)过程进行有效的全程监控和管理,对于不同阶段的质量或教学效果进行反馈,确保最终“产品”的质量,实现高校质量和效益最优化非常有必要的。
摘要:由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而引起的网络艺术,标志着在新的文化时代,科学与艺术的又一次完美的融合。网络艺术的发展和特点的形成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重要的关系。本文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分析和解读网络艺术的特点。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网络艺术 特点
随着社会的进步,信息技术迅猛的发展,这一发展带给人类文化的推动力量是难以估计的。当电影叩响艺术大门的时候,人们并未意识到它将成为21世纪所有人的艺术宠儿,随后广播电视艺术的蓬勃发展,使现代声、光、电技术一举步入艺苑中心,从而使历史久远的传统艺术为之失色。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6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和80年代以来的网络艺术,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挺进人类的艺术领域,使艺术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来源
1966年,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文图里发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他肯定了现代建筑对人类居住空间的贡献,但指出国际主义风格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不同于现代主义的设计思想,来满足社会生活多样化的需求。[1]
20世纪70年代,英国艺术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最早在设计领域提出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出版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建筑语言》等著作。
美国建筑师罗伯特斯特恩在他的《现代主义运动之后》一书中提出“所谓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新的侧面,并非抛弃现代主义,建筑要重返‘正常的’途径在于探索一条比现代主义运动先驱者们所倡导的更有含蓄力的途径。”[2]
罗伯特文图里、查尔斯詹克斯和罗伯特斯特恩这三位大师的学说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
2 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
受哲学思潮与社会文化趋势的带动,后现代主义有着独特的美学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传统构件的非传统组合。对传统的题材采用各种非传统的工具、技巧进行非传统的重新组合。二,理性与非理性的互补。三,历史主义。对传统的要素实行“戏弄之”的原则。四,俚俗化倾向。通常表达的主题往往倾向于通俗文化和市井文化。例如将七个小矮人的形象作为建筑立面的浮雕。五,接受美学的特征。艺术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著作《本文的召唤结构》中提出了“召唤结构”的概念。他认为,“作品的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
3 网络艺术所体现出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网络艺术由于其独特的艺术样态和传播手段,呈现出其不同于传统艺术的后现代主义特点。
3.1 无限重复创造性
网络艺术作品的题材往往都来源于传统的题材,但是以新的方式进行重新构思,通过网络传播后,具备了被无限次重复创造的可能性,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传统构件的非传统结合”特点。在传统艺术中,艺术作品一旦被创造出来,就被永久的固定下来了。但是在网络艺术中,艺术作品被人们进行各种重新创造,得出一些异于原始作品的新作品。例如,艺术大师杜尚在蒙娜丽莎的脸画上两撇胡子,这幅新的作品被命名为《LHOOQ》。
3.2 嬉戏性
网络艺术的“嬉戏性”的特点主要体现为对被奉为经典题材的戏弄,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特点。在网络上,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操作,将作品随心所欲地涂抹和删改。例如《CEO李煜的悲惨世界》、今何在的《悟空传》,众多古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都在网络文学中被改写和戏弄。约翰杜卡斯在《艺术哲学新论》中说:“有些美的东西并非是艺术品,而有些东西是艺术品但却不美。依此看来,无论美与艺术这项活动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多么密切,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本质的关系。”[3] 可见在网络艺术,不美的艺术品越来越多,显示出当代人的审美范围不断扩大的倾向。
3.3 大众化
在传统艺术中,精英文化处于主导地位。网络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为网民提供了自由平台,网民可以相对自由地畅所欲言。网络艺术不再是艺术家的专利,一元话语霸权被解构。
网络艺术的大众化特点使公众成为艺术的主体创造者,同时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俚俗化倾向。创造者考虑到作品要面向大众,网络艺术的主题往往倾向于通俗文化。例如在第17届韩日世界杯期间,大小网站遍布足球的“酷评”。当中国队冲击16强出线未果时,网上出现戏仿任贤齐经典歌曲《心太软》的球评:“你总是腿太软,腿太软,把所有好球都射不进网,头脑总是简单,配合太难,不能出线,就别勉强。”
3.4 互动性
互联网结束了艺术审美的私密空间,却创造了交互共享的网络艺术。在作者、作品和欣赏者这个三角形中,欣赏者不再是被动的,是形成作品的又一股力量。
弗杰姆逊曾说,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性的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空间性的模式,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变使时间的历史感被挤压到平面中,导致历史深度感的消失。[4]这种后现代时空观的变化在网络文学中得到鲜明的印证。网络文学没有时间的概念,它将时间化为空间,用在线空间改变或延伸时间。网络文学没有终止的概念,因为作者失去了终止自己作品的权力,而是把这种权力交给了在线空间的网民。
这种互动性同时还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的“接受美学”特点。接受是读者的审美经验创作作品的过程,它发掘出作品中的种种意蕴。创作者通过作品与欣赏者建立起对话关系。网络艺术的互动性引起读者的接受审美,引起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总之,网络艺术所独特的无限重复创造性、嬉戏性、大众化和互动性,都在各个方面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可以说,在上述的这些特征中,网络艺术是后现代主义的必然延伸。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去看待网络艺术,更加有利于认识和分析网络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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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本研讨会主要是检视文化资产的评价及保护过程中的张力和机会,并在较宽广的社会领域中,检视以发展为目标的文化资产使用方式。希望探索文化资产如何在转变及在流动的价值观中“运作”,并探索观光与游客形塑、嵌入、改变社会遗产价值的各种方法,如:
·观光的运作和身为游客,如何影响我们对文化资产的理解?
·我们对过去历史的价值观如何转变?
·在这实时、多重实体的时代以及多重文化的社会中,(应该)如何使游客和社会大众了解文化资产?
这类问题都影响文化资产的政策和政治活动,及国际观光业的动态。
本研讨会目的为提供跨越不同学术领域的关键对话,也征求各学术领域论文,如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建筑学、文化地理学、文化研究、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历史学、遗产研究、景观研究、休闲研究、博物馆研究、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观光研究、都市与空间计划等。
我们欢迎所有探讨关于观光及文化资产关系的观点。任何与遗产相关的论文都是我们征稿的对象——世界遗产、自然遗产、人造及都市遗产、殖民遗产、宗教遗产、遗产景观、无形遗产、博物馆遗产、食物遗产等等。主题包括:
·了解游客的遗址体验——叙事、记忆与情感
·阐述并传达遗产的价值——包含复杂的观众
·藉有形及无形资产建立认同感——挑战传统
·以遗产为基础的再生计划——怀旧经济
·将过往历史作为观光消费的商品化过程——(反)传统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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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众文化;消费;心理;艺术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步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提高让人们逐渐更注重精神需求,艺术文化消费成为了当前国内中小城市精神生活消费的主流。当前国内的艺术产业发展与国外相比还略有不足,消费者对于文化产业的心理认识还不够,内心对于文化艺术消费的真实渴求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满足。笔者针对这样的文化背景试结合理论和实际对于当前国内艺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深入研究大众文化消费心里对艺术产业发展的影响。
1大众文化消费研究的发展现状
大众文化实际上就是文化和工业的结合。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模式就是利用文化消费为手段为企业或者公司创造一定的收益。其中可以看出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和消费性以及通俗性等特点,在市场化的运营环境下大众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大量的文化精神产品随之涌现出来,社会上群体或者个人抓住大众的精神希求来创作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步伐的逐渐推进,我国的文化产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文化的繁荣既能促进商业的提高,也能优化文化内部的体制,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主导文化和民间文化等呈现出竞争和互补的趋势,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在其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影响了国内文化市场和新兴媒体传播技术,通过传媒艺术和时尚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的影响和融合,呈现出更高的精神追求。大众文化正在往大众媒介新和信息的迅速高效传播方向发展,成为了高科技时代备受群众喜爱的文化。在这一基础上文化产品的商业性被凸现出来,成为了社会的时尚和流行的趋势,在大众认识和接受新文化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趣味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体现出了人们不同的精神追求状态。公众对于文化消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广义上的娱乐性。娱乐化是大众文化传播和发展必须要具备的特性,通过改进艺术的发展形态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文化娱乐的发展中人们把享受当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在文学艺术等的精神活动再造中文化艺术产业正在往教育性和娱乐性方向综合发展。在大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了追求个性和感官刺激的趋势。在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环境下,精神的消费具有挑战权威的特点,在无终极的文化消解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辨意识[1]。特别是网络时代的推进,让大众文化的心态更加的具有个性和叛逆,无意义的大众文化也初露端倪。总而言之大众文化想飞能让现代人在物质生活丰富时调整好自己的自我心态,回归人性和感性,形成潜移默化的文化习惯和文化习俗。
2利用大众文化消费心理促进艺术产业的具体方法
艺术消费的主题是人,是具有审美认知和艺术鉴赏能力的人体和群体。一般来说具有欣赏美和追求美的主观想法,还需要有独立自主的鉴赏能力和实践能力。才能通过艺术文化消费获得美的享受,投入到完善自我和美化自我的境界中。优秀的审美的意象才能让艺术消费主体主动消费,产生愉悦。不同的人对于美和丑的感受是不同的,体验美的感受也有区别。在具体的艺术文化活动中需要针对特定的审美群体因人而异的制定方案,才能共同获益。在发展艺术产业的时候,企业既需要迎合大众文化的审美趋向,也需要引导消费者追求更高端的、内容更加积极的文化产品。科技和市场在文化领域的融合发展让现代呈现出文化和审美泛化的趋势,大众文化审美趋势逐渐多元化,人们的审美旨趣更加丰富和多远,消费者对于文化精神产品的审美需求和艺术期待也需要文化产品的逐步引导。现在的大众文化发展比较通俗,更注重的是消费者的感官感受,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影响不足,不能达到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在文化企业营销时应当制定好高效的发展企划,获得主流消费群体的认可,才能让文化产品达到持续输出。企业生产出的艺术产品既要能参与市场竞争,也需要更严格的把控它们传递出的文化特性。经过选择的产品通过市场的进一步选择才能有效的为人利用。艺术产业的经营者需要时刻注意到艺术产品的特殊属性和商品归类,符合大众文化消费的心理需求才能时刻把控住市场的脉络,获取更多的经济文化效益。在文化产品推入到市场时还需要时刻关注市场反馈,才能及时把握住文化产品的销售动向,不至于陷入文化市场的恶性竞争,良性的市场消费才能为企业的文化发展打下进一步的基础,发展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艺术市场多样和复杂,在本土的艺术文化与国际文化交融的过程中艺术产业正在更快速地发展。艺术消费的自由基指让人们对于艺术消费的需求更加多变,不同的时期大众的艺术追求是不同的,产业需要时刻注意消费体制中的反馈,才不至于造成艺术资源的浪费,节约更多的艺术成本来发展和更新艺术产品[2]。文化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只有逐渐提高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力,提高顾客的忠实度和满意度。
3结束语
在网络和信息科技化的大环境影响下,艺术市场随着信息的快速发展传播而更加具有导向特点。在信息技术中文化市场的信息传播让艺术消费领域的提升空间越来越大,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不仅能碰撞出更多的优秀文化产品,还能进行文化间的互相传播。在艺术体验越来越被重视的现在,消费者在文化消费过程中获得的艺术感受也越来越重要,艺术消费背后的经济和文化效益也越来越大。企业将文化艺术产品与信息科技相结合就能提高文化产品的市场关注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拓宽消费的领域,增加企业的软实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