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伦理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政治伦理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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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就业教育。高职院校培养技能型、应用性人才的目标定位决定了院校领导突出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重视专业课建设，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甚至有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看作“虚”的政治任务，在师资队伍、课程建设、经费投入等方面往往不能予以保证，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处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状态。这也使得很多思想政治教师“寒了心”。因此学校完全有必要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

2．师生互动

主要在于解决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地位的矛盾。以教师为主导，搞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放弃教师的主导作用，片面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致使教学过程放任自流，同样是不可取的。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应转变观念，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与理论辨析。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和教师主导性作用，让学生的自主性和实践意识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而提升高校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教学效果。同时注重师生间的情感互动，将学生当作自己的朋友，充分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对不同专业的学生，结合他们的专业及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的差异因材施教。这样不仅能够很好地改善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能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教学设计

结合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尤其是作为“90后”的学生，他们讨厌死气沉沉，枯燥无味的讲解，这时就需要如努力实现教学方式多样化，加大学生的参与性。可适当引入社会热点问题，引发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同时顺势引导，培养学生对社会现实热点的正确看法，避免偏颇；增加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者活动、参观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或博物馆，利用现有资源对学生进行实物教育，引发思考“今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利用影像、图片等形声兼备、感染力强的声像资料，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吸引眼球；注重引导学生课余时间使用网络的频率，关心时政大事、社会热点，正确看待网络评论。

4.考试模式

目前，不少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考试方面进行了改革，不再是采用过去传统单一的期末考试方式———闭卷考试，更多的是把学生的校内平时表现纳入成绩考核当中。采取理论与实践、平时与期末相结合的办法。在理论考核上，命题形式要灵活多样，主客观试题比例适当，如判断、单项选择、多项选择、问答题、论述题等多种题型，内容上突出重点、覆盖全面；在实践考核上，既要考核学生的平常表现，也要适当地考核其参与的校内外实践成果，从而引导学生既注重理论的掌握，更关心知识的运用；既重视期末复习考试，也关注平时习惯养成，最终使其终身受益。这种既重视学生的学习方式，又能够很好的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

篇（2）

1.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主张建立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与人为善、推己及人。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一向推崇儒家的“仁爱”原则，崇尚“仁者爱人”，尤其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因此“仁爱”是我国千百年来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最为重要的价值，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现代社会人和人的相处中，我们应当学会从别人的立场出发，设身处地地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不愿意别人强加于我的一切事情，也应当自觉地不施加于别人，伤害到他人；我希望做成实现的事情，也允许和帮助别人去实现。而“泛爱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在我国则长期以来是百姓的生活处事哲学，今天尤其应当广泛推广。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长远目标来看，儒家的“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以和为真，以和为善，以和为美，以和为贵，这在天、地、人、物、我日益疏离和紧张的当今现实社会，尤显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助人为乐一直是我国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君子成人之美”、“为善最乐”、“博施济众”等流传久远的格言。把帮助他人看作自己的份内之事，看作自己的人生快乐之源，这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社会公德，是富有爱心的表现。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来说，要求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践行乐于助人的精神，把助人为乐看成是一种美德、一种修养，进而养成为一种习惯，上升到精神境界，将会是他们未来人生路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正如有人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2.形成相互尊重、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

中国的传统道德一直认为，礼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礼也是人的立身之本。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左传》中也曾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礼与谦敬是联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上》）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项周期长、成效慢的工作，文化化人、素质培养更是一项润物细无声、功到自然成的伟业。要真正让学生“内化于心，外践于行”，传统的德育教育必须从“宏大”走向“细节”，不能停留在传统的“老三样”：照本宣科、树典型、学英雄，高高在上，让学生觉得空洞乏味。而是要改革方式方法，让德育从课堂走向生活，使德育知识与学生生活行为融为一体，让德育教育基于学生的生活土壤，引导学生“知行统一”，知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我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及相关人文课程的教学中，加大实践考核力度，从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礼节开始，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训练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同时老师要做到言教与身教的结合，切实践行“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细节化教育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重要前提。规范的具体，权利的明确，首先可以让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永不自满；其次是发现别人的长处，能宽容地看待他人的缺点，尊重他人；第三是正确对待名利，不居功，不争名夺利，增强合作意识，正确处理分工与合作、竞争与协调的关系。传统与现实的融合，人文的熏陶，胸襟的开阔，长此以往经过努力，营造出一种关爱他人、团结互助、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比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提倡互谅互让、友好协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最终建成自由平等、敬老携幼、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宽容礼让的和谐社会。

3.践行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行为准则

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主张“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首先“义然后取”，“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被否定。这种倡导“先义后利”和否定“见利忘义”的思想，强调奉献牺牲和责任担当的传统，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当前对提高我国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校园里，大多数大学生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朴实的与人为善的品格，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友好地和谐地与人相处，但现实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诸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及各种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已经严重侵蚀了大学校园，影响着师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少学生过分看重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时，片面偏向个人一边，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的实现，甚而为了一己私利，黑白是非不分，又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色彩，尽量选择对自己有益处的、有帮助的、有影响的交往对象，并以之提高充实自己。古人云：“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更多是由非智力因素特别是人的道德品行来决定的。纵观古今中外凡是成大器者，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优秀品质：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进取心、自信心，爱国、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勤奋上进、勇于奉献。一个内心缺乏精神信仰、道德低下、意志品质不坚定的人，很容易在物欲泛滥的洪流中随波逐流，堕落沉沦。欲立事，先立人。所谓“厚德载物”，就是说，想要载物必须要有厚德，即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人生在世，修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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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校教学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坚持理论教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众所周知，思想是指导一个人行动的指挥棒，通过政治理论课教学让学员认识并具有的正确主导思想，并不失崇高的理想与信念是考查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主要方式。考查和了解学员的思想现状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例如，通过与学生谈话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并及时观察学生的一言一行知其道德素养和道德品质。也可通过详细的问卷调查及随堂小测试等方式来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对于正确的主导思想，教师要及时给予肯定，对于错误的思想认识，教师则要给予纠正，虽然学生都具有一定的思想认识和判断水平，但教师还需要及时与学生进行沟通互动与交流，把正确的主导思想及时传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想中。

三、党校教学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坚持口头面授与课件教学相结合

通过对教学理念的新认识，教师应该知道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只是简单的口头传授，还需要教师运用先进的多媒体课件教学来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基于政治理论的部分教学内容不易于理解与掌握的特点，教师可通过运用多媒体教学的方式来进行传授政治理论知识。一方面通过形象生动的画面及贴切的语言和具体的实例来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另一方面多媒体视频教学也开创了政治理论学习的崭新领域。对于有些易于理解与掌握的理论内容，教师可通过口头面授的方式，而对于一些略显枯燥且不易理解与掌握的内容，则可通过多媒体课件教学来向学生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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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顶层设计和问题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理论为指导，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实践性和发展性，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在现实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将意识形态“泛化”和“标签化”，教学过程教条化，教学内容干瘪化，教学实践脱离社会现实。由于忽视学科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日益偏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因此，加强学科建设，强化顶层设计和问题意识，是探索先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的现实基础。

2.课程建设力度不够

缺乏制度保障。课程建设力度最突出表现在评价体系上，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仍占主流，课程教学过于强调对理论的死记硬背，教学内容恪守教材，脱离于社会现实，校本教材编撰没有地方性和特色性。同时，一些学校在进行制度设计时，缺乏针对性，制度的存在只是应付检查或评估，没有将这些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教学理念的变革又是这项工程的核心和关键所在，通过什么样的理念和方法把教材内容内化为学生头脑中的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不仅要求教师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求教师具有先进而科学的教学理念，只有如此才能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从刻板教条中解放出来，从泛化的意识形态中释放出来。教学理念的生成和创新，关键在于两点：“第一，要把握教材教学要点的精神实质；第二，要真正了解和理解当代大学生在想什么？他们希望我们教师讲什么，他们存在的思想问题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老师去加以深入理解和实践的。

二、医学院校应树立四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

1.意识形态理念

意识形态理论奠基人为法国哲学家拖拉西，后经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继承发展和批判创新。而意识形态理论的集大成者为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产物，以语言为载体，是社会生活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意识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在意识形态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意识形态并不是社会的奢侈品，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经济基础的需要。所以，意识形态的根本宗旨乃是服务于经济基础。”[3]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出席并作重要讲话，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坚持意识形态理念应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从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角度着手，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而拓展教学视野。第二，以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深刻复杂性为主线，结合最新形势与政策，充实教学内容，坚定学生的政治立场。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利益格局、分配结构的调整这个高度进行深入探索，引导学生认清在复杂发展情境下，如何看待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如何正确辨析发展进程中的主流与支流，大方向与大趋势。第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深刻领会“四个讲清楚”，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和新特点。“四个讲清楚”第一次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反映中国人民意愿、要求和诉求，因此，要引导学生明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团体、个人的本质表现，具有价值导向、动力激发和民族凝聚的重要功能。

2.敬畏生命理念

医乃仁术，医学更强调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义务，把挽救生命作为第一要务。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医生十分重视技术与医德统一性，如孙思邈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郭玉的“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这些观点充分反映中国传统医学崇尚生命价值的伦理理念。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生的医疗实践目的与医学目的日益背道而驰，不道德医生为某些利益而做出有损患者生命的医疗行为，面对矛盾重重的医患关系、红包问题等，如何提高医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认同医学职业精神？在思政课教学中贯穿敬畏生命理念应是当务之急。敬畏生命，促进生命成长，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可缺少的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是立德树人，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者应具有清醒的生命意识和情感，尤其是医学院校，更应将培养学生珍视生命、直面生命、体会生命的温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种追求和生命自我理解、自我超越的过程，把关爱生命的这种意识和理念转化为生命文化的自觉，并作为一种生命力而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命就在于“对人之生命意义引导，人之尊严引导，人之生活引导，人之德性引导，人之求知引导，人之智慧引导。”医学人文精神是“伴随医学产生以来同时形成的一种职业精神，一种职业规定性。它充分体现医学科学的本质特征和医疗职业的理性自觉，是医学科学和医疗服务的价值目标的理性提升，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医学人文精神通过对现代医疗技术本质的把握和医学科学成果的吸纳，大大丰富和发展传统的死亡观和生命观，在尊重、维护生命和对待医学死亡的问题上积累新的经验做法，所以，医学人文精神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融合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医学生的医学职业道德修养，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为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寻找新的支撑点；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推动医学人文逐步走向体制化，从而促使医学人文发展为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

3.团队合作理念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现实性、针对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教师只有充分理解和掌握教材，时刻关注社会热点和难点，了解大学生面对现实的困惑，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团队合作理念是思想政治教育开放性表现之一，也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前提，团队合作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践不可能完全是个人化的，它需要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对话、沟通与合作，需要教师之间共同分享经验，师生之间通过互动彼此支持。”团队合作不仅仅是教学理念，更是一种教学实践，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团队合作理念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师教学能力；有助于形成团队合作精神的凝练；有助于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应用提高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问题意识和包容对话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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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分析职业伦理的特殊性

自德洛尔1967年在《公共行政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政策分析家：一个政府部门中新的职业性角色》以来，“政策分析者”一词已普遍地用以指称那些职业从事政策研究的学术家或实践者，与这一特殊角色密切相关的职业伦理也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存在共同性质的东西。在世界一切民族当中，他们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确立了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与伦理标准，我们可以称之为黄金法则，如对生命的尊重，诚实，公正，廉洁，负责等。此外，民主的价值和原则，如公共利益，个人权利，正当程序，责任等，也为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奠定了基础。

然而，政策分析者总是面临着相互竞争的价值冲突，从而陷人典型的伦理困境。解决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自身职业角色的定位，更有赖于政策分析者自身职业伦理的养成。美国行政伦理学家库珀认为，要解决这种伦理困境，不仅要求改革外部控制资源(法律、组织制度和规章等)，还要求政策分析者积极运用自己的伦理自主性，抵制不道德的组织或组织上级的不负责任行为。而这种伦理自主性的获得，需要通过政策分析者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内部控制资源(个人价值观、信仰等)。这种内部控制资源也就是本文所探讨的政策分析的职业伦理。它是政策分析者在政策过程中运用内心信念和是非、真假、善恶标准进行认识和判断。同时，它并不直接或简单地批评对错、是非或者得出结论，而是旨在提高政策分析者的思想深度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二、政策分析职业伦理的不同观点

有关政策分析的职业伦理方面的研究，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围绕着政策分析者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展开。归结起来，学者们大致有三种看法：

第一，公共利益代言人角色。阿奇博尔德认为，政策分析者要做的工作是改善公共政策，而非帮助委托人。尽管政策分析的资助者施加压力，分析者还是应该把自己看成是更广泛的政治利益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某个组织的人，分析者应该对公共福利事业更感兴趣。但即使是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不难发现这一逻辑推理中所具有的理想主义成分，传统自由主义的核心假设是理性公民的存在，即人都是有理性的，并能够在理性的指引下行动，因而“人民的统治”是正当的。由理性公民通过现代民主制度选举产生的政府也是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而一旦出现严重的、持续的非良性活动，公民最终能够以法定的形式和途径改变政府。

第二，党派利益代言人角色。鉴于“追求公共利益论”可能具有的乌托邦色彩，以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罗姆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政策分析者应当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应追求虚无缥缈的“公共利益”，而应当是党派利益的追求者。这是因为，现实政治生活中并不存在抽象的所谓“公共利益”，而只存在“共享利益”；现代民主政治无一例外地都是政党政治，本质上呈分散状态的共享利益只有通过党派之间的“观念竞争”以及投票、交易等类似市场行为的过程才能形成。既然每个人不可避免地都有自己的党派观念，那么政策分析者就不应回避“党派偏见”，而应当坦率“承认对一些可能的利益和价值选择引导着他的工作；要尽可能的表露他的选择；不宣称他的价值和利益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第三，医生、律师角色。通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建构出“信托模型”，以此界说政策分析者的角色。这是一个以公共利益为背景、对委托人负责的模型。这一模型中实际由双重委托—关系构成：(1)委托者与政策分析者之间的委托—关系；(2)公民与政治家、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委托—关系。在(1)中，“政策分析者直接委托人是谁?他应向谁负责?”是非常清楚的，因而较少发生争议。但在(2)中，由于委托—的形式和内容都不十分清晰，也缺乏相应的政治理论支撑，从而容易引发争论。通格的答案是：分析者要对委托人负责，但也要将维护公众利益作为自己的使命。

三、政策分析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

政策分析的职业伦理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伦理，不同于医生/病人，律师/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它涉及公共责任和广大民众利益的实现问题，具有多层面内容。正如魏陌所建议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有义务维护他人的基本权利，支持我们宪法中的民主程序、促进分析和个人诚实。这些价值在我们的伦理评估中普遍支配我们对顾客的职责。尽管如此，我们应该对顾客选择不同价值间冲突的方式表示理解，而且我们也应该对我们分析的预测能力持一种现实的谦虚态度。

(1)道德品质的准则。职业道德实质上就是责任与义务的表现。政策分析师具有双重责任：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前者产生于“顾客导向”所形成的“委托人/人”之间的职业关系，以及法律、组织和社会对政策分析师角色的需要;后者基于一种信仰、价值和偏好所组成的内在驱动来指导如何去做。

(2)行为选择的准则。政策分析包括对政策方案的预测、回溯和评价，其本质是基于客观分析之上对方案的选择，既包括价值认识也包括价值创造。因此，它体现了主观与客观、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首先是政策分析应合乎政治性：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来看，政策分析都是政治大环境中的一环，因此，作为一个称职的政策分析师，必须要对外在的政治环境有所了解，促使分析方案通过决策者的选择；其次是政策分析应合乎行政性：政策分析作为政策主体的价值取向，必须通过政策目标群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第三是政策分析应体现创造性：政策分析师应该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要适应环境的变化，敢于创新。

(3)价值判断准则。价值判断要以事实为根据。事实与价值的结合是政策分析的基础。政策分析师的价值判断就是对事物、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在伦理意义上进行估量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影响政策主体的价值方向、行为决断和价值追求。价值判断应体现社会责任。政策分析师应从专业上为弱势群体发声，为“沉默的牺牲者”代言，并由此来确保分散利益在决策过程中受到应有的重视。

四、如何加强我国政策分析的职业伦理建设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政策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的起步较晚，还有很长的一段发展之路，如何借鉴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促进我国政策分析领域的发展，培养适应中国国情的政策分析人才，对于推进我国决策的科学化、制度化、系统化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公共政策分析的价值取向包括：社会公正、民主化、科学化、以及服务原则。中国公共政策分析的价值取向需要做到以下几点：准确迅速、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既要把握全局，又要照顾局部。这些概括性的特征在中国公共政策分析中是要具备的。库珀在其论著《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也曾说过，“显然这些抽象的概念是令人困感的，而且也不给行政人员的实践活动提供十分有用的指导，但它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政策伦理法规中，辞藻华丽的演说中，以及存在于我们对危机突发事件的反思中。理所当然地，它也存在于我们对公共政策目的的思考和对公务员责任的思考中。”

参考文献：

[1]张昭庆,闫博慧,张陆庆,.律师职业伦理的价值分析[J].职业时空,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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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虽然众多专家学者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系列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实践，但教学改革的原创性成果甚少，教学实效性难以从根本亡得到提高。对此，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精神指导下如何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须进行创造性教学尝试，只有以更适合时展的新样式、新手段、新途径等实施教学，才有可能在更深层次上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所以进行创造性教学的研究和实践显得尤为重要。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的丰富内涵

创造性教学，是指教师在充分发挥主体能动作用的前提下以创新思维为基础，制订创新方案，通过打破原有模式，建立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和信息分布，把教学内容播送到各个教学环节，集成至目标点上，促成学生创造性地学，最终实现教学目的。创造性教学就是在现有教学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是教师在对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创造性完成教学任务的过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运用现代教育规律，以与时展相符合的教育理念为指导而进行的各种教学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际操作，旨在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通过吸收、运用最新教育成果，发现和创造新的教学模式，创建更加合乎人文精神的教学活动，从而能／顷利地实现把理论与思想道德修养转化为大学生个人的世界观和品德素质，内化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形成对知识及透过知识对整个世界的科学的价值评价，从而使社会意识向学生个体意识转化。此种教学活动应内在具有两个相互关联和制动的方面：一是教师的创造性地教；二是由此而引发的学生创造性地学。其中，教师的创造性地教是基础和前提，正是由教师的灵活多样赋有创新的教学启动了学生主体能动性从而自我焕发出蕴含着创新的学习活动；而这种创新又是教师创造性教学的强化剂。

我们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可以看到它务必要遵循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创造性教学是在其政治性框架下施展的，保证其政治方向是首要的。在实施创造性教学中应有两个坚持：一是坚持与《****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有关课程设置的决议一致，按照统一安排，开展教学活动；二是坚持符合教学基本要求和课程学时安排，强调课程应有的规范性要求。

2．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施创造性教学应体现出理论与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在品质。我们知道理论与思想品德教育的灵魂应是时代精神，与时俱进是其高贵的品质，发展则是永恒的主题；而体现理论与思想品德教育的发展要义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不断创新，由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既是其内在驱力使然，也是其本性外化表征。它本质上是展示了该理论及时代思想的精神真谛和文化创造力，这应是一种内涵特质的自觉显现。

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应立足于整合，即教师是对新的教育理念、意识形态、知识背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依据一定“条件”(创新计划)重新编排组合，即内容与方法、目的与手段、继承与创新、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整合。如：受课时限制和教材信息容量限制，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始终都有一个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有所侧重，设计针对性强，易让学生产生共鸣的讲授内容，同时对教学方法也始终存在着如何设计、实施的问题，这些都是教师的再创造过程。从现实意义上讲，教师进行创造性教学的过程就是整合诸种因素形成新功能的过程。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的基本特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的内涵从根本上决定了它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1．目标性。目标是任何教学活动的内控因素，它不仅仅是确立新教学理念的价值前提，同时也是规定开展创造性教学的方向、基本任务和要求。因此，目标性是创造性教学取得成功并起到积极作用的前提。我们知道，目标本身是教育者进行教育活动所预期达到结果的超前反映，它是教育者开展一系列创造性教学之前预设要在一定阶段的奋斗方向，是要在教育实践展开过程中不断回应和解决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矛盾关系，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从而驱动教育者百折不挠，达到目的。但是，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所蕴涵的内容极其丰富，因此，创造性教学的目标涉及多层次，多目标序列，无论是教育理念、创新思维、教学模式的创新，还是理论内容、背景信息、方法和手段的创新，以及教师和学生创造力的提高，都是目标。我们把这种多级分层、序列相关的全方位“目标树”统称为目标系统，可是创造性教学不可能一下子整体完成目标，只有通过许多阶段性目标和部分性目标，形成一个阶梯，才能逐步接近和达到终极目标，即把社会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内化于大学生的身心，形成个体一种稳定的、基本的、内在的心理素质，使大学生获得内驱力。

2．主体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造性教学要发挥人的主体性，它需要教师凭借一定理念及对理论与思想品德的充分把握基础上，在教学活动中首创性地进行旧质形态向新质形态转化的活动。如：由传统课程设置向新课程设置转化；实现新的教学方法和纳入新的教学内容等等，都要经过创新主体的感知、判断、决策、理想、实践等自觉的、能动的、创造的活动，才能转化为现实结果。主体性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最显著的特征。在现代寓意上，这个主体不仅仅是指教育者，同时还包括受教育者。它是超越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与客体关系模式的“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主体一主体”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主体在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主体与主体”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我们在这里所主张的创造性教学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由“主体与客体”提升到“主体与主体”关系。惟有如此，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创造性教学。当然，这还有赖于创造型教师的创造行为。美国心理学家托兰斯研究发现，教师的创造性与学生的创造性之间呈正相关联。可见，创造型教师是整个创造性教学的灵魂。创造型教师应该具备创新素质，即具有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和创新技法，同时还应该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最新教育成果、见解独到、知识广博、观念新颖、心态宽容、想象丰富、激情高涨等。由此，才能实现引领学生完成创造性教学，从而造就个性鲜明、自主性强、创新能力高的现代人才。

3．超越性。人的生命存在特质表现为人即是现实的存在又总在不断地超越自己存在的现实。人总是要不断地超越自我，创造生活。人在现实的存在活动中，以人对当下生活的不满足，构造出超越现实，企求理想的生命活动，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任何教育活动都内蕴着人的自我超越本性，无论从它是教育人，培育人的过程来看，还是从外在的客观要求来看，超越性不仅是教育活动所必须的，而且还是教育发展的固有张力。特别是在新世纪里，面对迅速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落实《****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指示精神，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探讨和实施创造性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传统教育已明显不适应变化的社会要求，教育创新势在必行。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性教学就是对原有教学的超越，它需要实施教学创新的教学主体(包括个人主体和集体主体)超越陈旧传统的模式，进行具有前沿性、探索性和开创性的创新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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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存在区别

2.1方式方法不同。行政管理是运用公司的权威，采取行政令、指示、规定和下达指令性任务等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层次发挥作用的，具有强制性，更多的是限制、规范员工的行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用教育说服的方法，转化人的思想认识．达到员工自觉自愿接受教育、接受管理的效果，它是着重从人的内在精神因素来调节人的行为。所以，公司把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密切配合，起到了促使外在规范内化的作用。把员工的思想品德的提高外化为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行动，进而表现出了高尚的道德行为。

2.2工作途径不同。首先，行下管理工作是依照企业或行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办事，它不会依照被管理的思想意识而更改或变化，也就是说被管理者无论是否从思想上真正的接受这此规范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都要遵照执行，如果背道而驰，就可能会受到批评或者是处罚。然而，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为本，主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思想上、道德上使人们有所改变，依照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从而使这项管理工作湛透到日常的经营、生产和管理等环节中去。

2.3发挥出的作用不同。

（1）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导向的作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是希望通过统一的管理，让整个公司能够更好更快的运转，实现更大的发展。

（2）虽然，我们说行政管理工作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不可能完全都采取强制的方法，在这此行政规章制度实施过程中，必须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思想政治工作的协调作，稳定员工的情况与人际关系，调节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矛盾，构造出更为和谐的劳资关系。

（3）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保障的作用。公司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行政管理制度的保障，而如果仅仅是靠制度去保证一个企业的发展那也是很不可靠的，必须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4）思想政治工作起着激励和鼓舞士气的作用。公司员工在被动的接受着企业行政管理制度的同时，思想上可能是消极的，甚至是抵制的，此时思想政治工作者就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使员工真正的接受这些制度，遵守这些行为规范及道德规范，使员工与企业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增强相互间的凝聚力。

3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融合途径

3.1将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目标统一起来要想实现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首先要将两者的目标统一起来。企业实行行政管理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在企业今后的运行中，我们要将这两者的目标有机的统一起来，使其全部为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3.2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应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指明灯。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指明灯的企业行政管理工作，应该以教育活动为基础，对员工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影响，通过积极学习企业文化知识等活动，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有管理等各个环节中去，并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个精神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进而支配他们自觉地遵守企业的行政管理制度，维护企业内部的安定和团结。

3.3以行政管理为基础，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机制进行完善。从本质上来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企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两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充分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员工的参与感。

4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相结合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工作的结合，须处理好党政关系问题。要处理好这一矛盾关系，就需要我们的党政工作者坚持以人为本，对思想政治工作以及行政管理工作进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如果只从单一的一个方面出发，都会使企业管理这个天平失衡，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阻碍，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政领导具有全局观念，做到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其次，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结合，不能脱离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这个中心。这就如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样，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是以经济效益为根本出发点的，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因此两者必须做到目标的整齐化一，如果出现偏差，就会使得这两项工作无果而终，没有起到应有的、为生产经营服务的作用。也是企业领导更是广大职工所不愿看到的。最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因此，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结合，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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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共行政价值中立效率现代性正义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是无法论证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更是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公共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无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论证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入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须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

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l4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_5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论证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J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ll。。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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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

讲得明教学内容是对教材的二次创造和加工，这种创造和加工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学生实际对教材的深入解读。实现教学过程在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谋篇布局，从观念体系、知识体系向学生的价值取向、信仰追求和自觉行动有效转化，达到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并切实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价值指引和精神力量。这一目标的基础是做到两个契合，使教学内容呈现观念明晰、事理明达、是非明鉴。核心价值观同大学生的实际相契合。学生对思政课是否有学习兴趣与教学是否符合学生的需求有直接的关系。思政课的实效不理想，问题的症结是知识没有转化成学生的价值观念，头脑中没有价值观念的支撑，自然就缺少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法去应对日益复杂的现实生活。价值观的教学具有根本的目的性，人的社会化主要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内化。青年阶段是个人与社会对立统一关系最激烈的时期，在表现出自主性和理智性的同时，还存在不稳定性，表面性、功利性和矛盾性，面对大量信息时，选择和甄别往往不知所措，产生迷茫与困惑，选择就会跟随当下的社会流行观念。核心价值观指明了作为个体的理想生活方式和目标追求，其形成是一个塑造人格，教化人心的过程，基本的力量来自大学生个人对基本价值的认同与信仰。首先，从学生角度出发，关注他们的心理需要和思想特点，重视心灵的沟通，建立起温馨的对话场景，从他们所思所想中寻找正能量，提升对价值观的理解认同，让价值观为现实生活的主要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思路。其次，从学生成长的角度出发，把核心价值观与学生的成长、发展联系起来，使价值观真正作为学生在生活中面对各种选择判断过程中的标准，让学生学会在实践中不断验证核心价值观对于人生历程的价值，体验到核心价值观的强大逻辑力量、实践力量和物质力量。核心价值观与社会热点相契合。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反映了制度的性质，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和精神追求，必然会融入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当代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最突出的特征是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大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社会经济结构重构，阶层分化，阶级归宿感淡化，原有的单一的价值理念与模式被打破，必然引起价值重估，各种思想和思潮的激荡、冲击人的思想。人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热点问题大量出现，其形态多样。首先，教学中要把重大的理论问题、学生关心、疑惑的社会热点问题同思政课教学内容和核心价值观紧密契合，对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进行全面、客观、理性的分析，特别是针对一些热点问题存在的负面影响要注意对学生进行理性引导。理论必须回答这些重大问题才能站得住脚，也才能为学生提供指导，并因之赢得学生发自内心的尊重。其次，要突出民族性、时代性和先进性，既不回避西方的市场、民主、自由，更要弘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的中华传统价值观。让学生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中净化自己的灵魂，升华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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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21世纪的大学生，普遍的思想特征是政治敏锐度不高（甚至有学者认为是政治淡漠）、个性张扬、思维活跃、自我意识强，反感说教，反感“大道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的特点，看似简单易懂，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内容还是从中学时就开始学习的内容，但学起来理论性极强、并且十分抽象，很多学生会感到“没意思”、“很枯燥”“全是大道理”“脱离现实”。案例教学通过校园里、社会上鲜活的事例，通过大学生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问题，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更充实，解答学生疑问更真实。给学生以运用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示范，激发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

3．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要求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被戏称为“两苦”课堂，教师讲台上讲得辛苦，学生讲台下睡得辛苦，很多学生为了拿学分不得不来上课，但“身在曹营心在汉”，看课外书、玩手机微信、打手机游戏、听音乐、做作业甚至趴桌上睡觉，以此消磨时间。学生如此厌学，究其原因，学生们的回答是专业课可以学到知识和技能，将来工作用得着；而思想政治理论课讲的都是大道理，太空洞。这种尴尬的课堂现状提醒我们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教师，必须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根本目的。案例教学通过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分析，使学生切身体会到理论的确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武器，是解决思想问题的良方妙药。当学生把理论作为人生不可或缺的需要，而不是死记硬背教条时，学生就会主动、自觉地学习，真正成为学习理论的主人，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才会不辜负党和国家的重托，成为学生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的加油站和充电房。

二、案例教学法运用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现实操作

1.课前准备——案例要善于选取案例教学法的核心和关键在于“案例”，案例选取是否准确、恰当，直接关系到教学目的能否达到，教学效果能否实现。首先案例选取，要注重思想性和政治性，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性质所决定的。教师在案例选择中可从“焦点访谈”“新闻30分”“今日说法”“道德观察”“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等节目中选取，也可从网络上或者校园中发生的事件中选择，但一定要以弘扬主旋律、宣传正能量为选取标准。其次，案例选取要注重时间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基本上年年有改动，吸收和反映了相关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案例的选择也应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教师要不断更新与补充，选取最近的典型事例进行案例分析讨论。比如年度道德人物、年度法治事件，要随着年份改变不断替换。学生对案例中展示的事件有所闻，不陌生，教师能将精力集中在对案例的分析、理论的讲解上，而避免花费过多时间解释事件本身，淡化了教学重点。第三，案例要有普遍性。教师在选择案例时，要避免偶发性的案例，以免误导学生。纷繁复杂的事物背后自有其规律。第四，案例选取要尽可能贴近学生。案例离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越近，学生越感兴趣。比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绪论部分，教学目的就是引导学生适应新生活，克服对新环境的不适应，树立新的学习理念。而这些，大学老生都经历过，拿本校老生的学习、生活为例来讲解，分析他们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学生对本校学长心理认同感强，自然也就能接受教师的讲解与分析。

2.课堂运用——案例要精于组织用案例教学法，教师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笔者以一次案例教学为例，来具体说明案例教学的组织实施过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刑法部分，要学习正当防卫制度，其中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是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此存在误区，司法实践上也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笔者选取的是“长沙被劫的哥撞死劫匪案”来实施案例教学。在案例教学的前一堂课，教师讲解了刑法中关于正当防卫的基本规定，印发了“长沙被劫的哥撞死劫匪案”的基本案情资料给学生，让学生能课下学习、熟悉案情，了解争议焦点，独立思考案件中的法律问题。上课后，教师根据学生所持观点，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是持构成正当防卫观点的；一组是持反对观点的。两组可以选派代表进行发言，围绕争议焦点——是否构成正当防卫进行辩论，其余同学可以补充发言。辩论中可能出现偏离主题的情况，教师要及时提醒学生回归正题；同时，教师还要引导学生针对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去进行辩论，而不是从道德观念和常人的朴素认识出发去争论。教师要把握原则和方向，保证辩论有序进行。在辩论结束后，教师要对案例讨论情况加以总结和评价，巩固案例教学的效果。总结中，教师要重申案例所反映的主要问题——正当防卫的目的、时间、对象及必要限度等问题，重点阐述学生认识不到位的难点问题——“假想防卫”“防卫不适时”以及“防卫过当”等，指出学生忽略的问题——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使学生能全面把握案例及与此有关的法律知识。带领缺乏法律常识的非法律专业学生完成这样一次案例分析，教师要付出的辛苦远远大过传统的讲授式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