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划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市场规划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二、产品定位

1.回转窑。回转窑是我公司刚刚涉足的产品。但由于其在我公司目标市场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广泛性，易于公司的其他产品向配合形成成套产品，在未来产品体系建设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枢纽作用。由于其与混合机等产品还具有技术上的相通性，可与相关产品形成技术上的相互促进关系。从产值、利润维度看回转窑的单台产值较高，在近期镍铁冶炼应用方面又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和较高的成长性。综上可以将回转窑作为我公司的核心产品之一。2.球磨机(棒磨机)。球磨机是在黑色、有色冶金等行业中被广泛应用的通用设备，且在选矿、冶炼工艺中是关系到产品质量的核心设备之一。由于其应用的广泛性同样具有与沈冶机械多种产品组合形成多种成套产品的能力。在煤化工用棒磨机方面，沈冶机械已经处于国内先进行列，开发出国内最大规格的煤化工用棒磨机。可将球磨机(棒磨机)作为我公司的核心产品，重视磨机的开发对提升公司业绩，实现产品向系统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磨机大型化进程不再是起步。十三五期间完成大型磨机产品及市场开发并取得市场占有率基础是公司必须完成的任务。3.其他产品。杂沈冶机械细分市场中正在生产及可以开发的产品有：混合机、烧结台车、轧辊、油膜轴承等成台产品以及冶金备件产品。在这些产品中不乏利润率较高的品种。但此类产品与其他品种在细分市场上较为分散，与其他产品的联系紧密度不高，此类产品较适合定位为附属产品。对于此类附属产品，公司需要提高生产工艺技术，保证产品的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但不应在研发上投入过多资源，避免出现资源分散的情况。

三、市场、产品规划目标

篇（2）

另一方面，我国新生的规划设计市场尚不成熟，许多客户本身毫无经验，企划过程十分混乱。因而，对于规划设计单位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卖方”市场，如果有能力在相同的时间内做3个项目，为什么只做1个？因为几乎所有的方案都有人买单。

这是经济时代的产物，“需求决定一切”——这是一条经久不变的市场规律。

在规划设计中，被用得最多的词是“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生态化”，而规划设计中最容易被忽视、也常常被忽视的内容就是“生活”—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的生活，往往被排除在外，许多规划设计不顾最基本的场地要求，将任意“拼贴”“拷贝”的城市空间形态随处“移植”。从本质上讲，一种城市空间形态代表一种生活方式，它与其产生的历史、人文、气候、地理环境相适应、协调，城市空间模式的形成需要时间积累，逐步创造，有机形成，决非一朝一夕就可形成。

与刚学习美术的入门者一样，我国国内的规划设计者是规划设计市场的入门者，传统的中国文化，在短时间内无法创造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之路，“临摹”成为惟一出路，这并非不可取，问题的关键是要看明白了再做。然而，事实上一些毫无实践经验的规划设计专业的毕业生，一进入市场便能跟着做大型项目，还没等他们完全明白过来，便已进入生产状态，他们缺少一个经验传承与积累的过程。“缺乏判断”，已成为许多青年规划师的通病，因此，用“工具齐备、目标混乱”来形容当前的规划设计市场，并不为过。

我国有13亿人口，居世界第一，国土面积为960万km2，名列世界第三位，2001年我国住宅竣工面积为12亿8千万m2，这大约是日本（1亿100万m2）的11.6倍。一位日本同行在北京寻找合作事务所时，发现主持事务所的大都是从国营大设计院出来，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做着相当于区域规划尺度的项目[1].旺盛的市场需求把许多年青人推向了规划设计舞台的前沿。

规划设计者是市场中的产品供应者，市场的另一端是“客户群”，即各级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形象工程”往往来自政府，“炒作工程”则来自开发商，由于这些“客户”对基本的建设程序把握不当，在未进行理性、正规的立项可行性研究或经济分析之前，就匆匆进入形态规划设计阶段，导致招标成果脱离实际，缺乏可操作性，造成时间和资源的浪费[2].

在上述情况下，某些大型规划设计项目的邀标，选择了在策划和规划上并非其所长的境内、外规划建筑事务所，使其凭着设计师个人的想象、设计观点和手法，在极短的时间内，仅靠走马观花的调研、有限的感性材料及数据，便做出了一个个“大手笔”的规划，其实际效果和长远效益显然是不可靠的。

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业内人士应该怎么做？

2、竞争与合作—规划设计市场中的业内人士

我国国内规划设计市场主要有3类设计单位：国内规划设计院、境外公司、民营设计事务所或咨询公司。目前，虽然境外公司拿走了许多国际性的项目，但规划设计市场仍主要由本土的公司主导。另外，新兴的民营建筑事务所发展速度很快，其潜力不可小看。

在国有规划设计院改制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趋势。

一部分设计院在改制的同时，采用了兼并重组的模式，使自己的客户群迅速增强—伴随市场的扩张，产值大幅度增加，这其中行业调整的产值大于行业重组的产值。2001年3月，同济规划建筑设计院与上海同济规划建筑设计院总院合并成立新的同济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通过股份转换，同济大学成为设计院的主要持股人，其产值从1998年的0.45亿元发展到2003年的4.5亿元。同样，华东、上海两院携手组建了上海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之后陆续兼并了其它设计院，2003年，它的产值超过了5亿元[3].

在民营设计公司里，有国内知名专家，“海归派”开办的设计事务所，也有在国内经济转型和市场转轨时期萌生的，挂靠在大中设计院旗下的中小型设计公司，这类公司良莠并存，设计水平参差不齐，与大设计院相比，民营公司机制活，包袱轻，在市场中如鱼得水。一般来说，直接从事单一的规划设计业务的民营公司比较少，大部分公司以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为主，规划业务处于次要地位，这与我国规划编制的审批程序与资质要求相关，许多民营公司即便有实力进行规划编制，但也需要与国有的规划设计院合作，才能具有规划资质。

在冲击规划设计市场的公司中，有不少是“海外兵团”，这些境外公司在开拓国内市场时，一般先雇佣具有海外学习与工作经历的华人，然后进入中国地区成立办事处，公司在中国以国际公司的品牌来运作项目；也有一些公司由外国建筑师和规划师直接介入，不找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本土化倾向，他们希望住在中国，生活在中国，做中国的规划设计业务，但这是极少的现象。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达到70％以上，因此，城市建设项目的规模一般与中国国内相差甚远。国外的城市规划师一般成立咨询机构，而非事务所，由于建筑师事务所有时也涉猎城市设计等项目，因此，进入内地的许多国外设计机构本身所从事的业务背景往往是建筑设计而非城市规划。

目前，国内规划设计项目的运作，常常出现几个单位合作的情况，比如，某城市规划院与境外公司合作，这种合作方式一方面可以利用境外公司的国际背景与设计经验、国际取费标准，另一方面可依靠国内规划院的管理与资质，在市场上取得双赢的结果。

更多情况下，国内、国外设计单位之间处于一种明显的竞争关系，许多大型的规划设计投标都由国外公司与国内设计院、民营公司一同竞争，在同样的业务能力水平下，管理能力与市场开拓能力（即如何利用公司现有的资源，使业务管理流程以最高效的形式出现，并不断开拓新的社会资源的能力）成为规划设计市场竞争的主要因素，境外公司常常利用国内设计公司与规划院的资质，以及国内人力资本的优势，创造出更多的利润回报；而国内规划设计单位则利用固有的社会关系、资质与业务渠道，在与境外公司的合作与竞争中学习对方的管理经验与文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自主的核心竞争力。国内规划设计市场不乏优秀的人力资源，这些资源是竞争力的集聚点，但却往往易被资本雄厚、管理经验丰富的境外公司吸引，开展业务需要人力，因此，失去优秀的设计人才就意味着失去市场。

我国许多城市规划设计院在“改制”中，由于没有充分考虑第一线规划工作者的境遇，从而使大量的人才流失。这种制度变迁，意味着私营公司与境外公司的市场份额愈来愈大。

3、文化缺失是一种遗憾—市场运作需要文化支持

文化的本质是人性，这也体现了城市规划最根本的目标—“以人为本”，而随着规划设计市场化的开始，许多打着“以人为本”旗号的规划正在破坏着人的最基本的需求。

人们常常在文章中读到国际化与地域化的争论，这种争论是肤浅的，其深层次的内涵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方式的冲突。

从生活上对人的关怀是最温柔的举动，而在中国利益驱动下的规划设计市场，还无法达到这个深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而这种缺憾将影响许多人的一生，因为他们必须面对别人为他们规划的生活场景，在喧嚣的都市里，人们在心底无声地呐喊：“还我们一片广阔的天空，还我们一个安静的生活，给我们一个清洁而健康的世界！”

文化是文明过程的结晶，当前规划设计市场所实践的每一步都将影响城市未来的文化形态。市场最基本的规律是“供需关系决定市场价格”，这条规律无关乎社会关怀与道德伦理，而城市规划最本真的价值指向却是一种对市民大众生活、工作、出行的真切关怀，因此，可以说，城市规划的市场竞争应该体现在这个价值基础上，而不是供求关系。目前，规划设计市场也已认识到如果以设计取费作为衡量准则，会导致价值取向的偏离。

城市规划文化在市场运作下已逐步体现出时代要求，许多业内人士已经认识到城市规划不仅仅是形态规划，更应关注、研究城市发展的核心与动力，即城市政治、经济与社会内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行业收入固然是好事，但更应体现城市规划的基本价值取向，城市规划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规划师作为实践层面的操作者，应时刻不忘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否则，随着业务量与收入的增长，城市规划的文化价值却被淡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甚至是缺憾。因为形态与平面构图无法解决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人口、交通、就业等实际问题，城市规划综合考虑城市发展，已是势在必行的行业变革，这是市场化运作下城市规划必须面对的课题。

新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指出：“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也许人们还未意识到，规划方案的每一根线条，每一块颜色，都可能与私有财产有关系。过去我们要求每一位市民“舍小家为大家”，人们习惯了忽视个体利益，按照政府意愿调整利益关系，如今面对这一矛盾，人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技术储备[4].

4、大家都有“杀手锏”—规划设计市场的管理工具

规划设计市场的运作需要最基本的供需关系：城市政府是最大的委托者，其次是利益集团（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与集体），而受委托者一般是规划设计单位或个人。介入市场最深的是利益集团，它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运作者。政府往往着重于全面平衡各方利益，推动社会、经济平衡与良性发展。因此在总体规划的层面下，政府还会制定一系列的法规条例来约束利益集团的市场运作，规范土地运营的市场行为。

在我国规划设计市场的运作过程中，政府既是外部环境的营造者，又是最大的委托人，政府最大的管理工具是法规与政策，这是推动或制约规划设计市场的先决条件。随着政府向服务功能转型，其委托人的角色也将逐渐淡化，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可以防止权力集中所导致的腐败行为。

在市场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管理工具—价格杠杆是最基本的经济手段。正是这个来自客户端的“价格杠杆”，促使规划设计单位努力从“品牌”“服务”“经验”等方面提高自己的身价，因为这些是衡量规划设计单位身价的砝码。

当前，我们制定的收费标准仍是一个底线，无法指导市场运营的实际取费。在实际运营中，随着城市规划收费标准日趋多元化，许多有品牌的规划设计单位凭借实力可以拿到超过国家标准几倍的规划设计费用，而许多私营的规划设计公司却很难收取到国家规定标准的设计费。市场的游戏规则是“适者生存”，毕竟市场运作不同于规划设计业务本身，利益集团更看重的是品牌、实力与业绩，这是定价的出发点，如果你是规划设计市场的新秀，那么就必须经受市场的考验。

规划设计单位在市场中并非没有主动权，成功的规划设计公司往往有3个秘诀：第一是和谐的内部环境；第二是有效的市场策略；第三是优秀的规划设计人才。三者缺一不可。许多设计公司具备了第一条与第三条，但往往缺少第二条，因为规划设计单位的市场策略制定者、实施者往往是业务人员，在市场经验与运作能力上的欠缺，使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大打折扣，这也是“新秀”公司难以成长的内部因素之一。

规划设计单位的市场管理工具是行业规范，设计人员对行业规范的熟悉程度是公司介入市场的一个先决条件，经验是规划设计单位的宝贵财富。

对规划师个人而言，市场准入制度是取得“注册规划师”资格，另外，行业协会的“规划师职责”也是制约规划师个人行为的标准。美国持证规划师学会的《道德与职业操守守则》规定了规划师的四大职责：第一是规划师对公众的职责，向公众利益负责是规划师的首要职责；第二是规划师对客户、雇主的职责；第三是规划师对行业和同行的职责；第四是规划师的自我职责，规划师必须努力提高职业素质、工作效率及知识水平。

因此，可以说行业协会或学会对规划设计市场的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其主要作用是将城市规划行业的基本价值定位在公众利益的基础上，使规划师的个人行为在受到市场价格杠杆的侵扰下，依然保持该行业的独立与尊严制度。

5、建立的学术探讨—“破”与“立”的辩证关系

经常听到新上任的市长抱怨：城市规划落后了。细细琢磨这种批评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觉得城市规划行业过于保守，大家都忙着扩规模，上台阶，你却经常“泼冷水”，一会儿强调珍惜土地资源，一会儿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二是说城市规划的理论、观念和方法落后了，至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下，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4].

其实，市场管理涉及更多的是操作层面的内容，可以拿来进行学术探讨的主要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我国规划设计市场的培育与国家政府行政职能的转换有直接的关系，如前文所述，只有政府从市场中脱离，更多地站在市场外部环境建设、服务与监督职能上来引导市场，规划设计市场的组织才能更趋多元化。

我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我国现行管理体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3个缺位上：一是省和地市（州）两级政府对下级城乡规划的指导、协调、监督的职能缺位；二是在城乡规划的实施过程中有效的事前、事中的监督职能缺位；三是对‘长官意识’‘乱指挥’制约的缺位”[5].

另有规划专家指出，长期以来，“漫长的审批和核定周期，使许多城市长时间处在合法的总体规划不好用，实施的总体规划不合法的尴尬境地”[6]，这说明，当前规划设计市场的外部环境仍有待于改革与转型，低效率的管理制度已经成为制约规划设计市场高效运作的一个“瓶颈”。

篇（3）

一、档案行政处罚存在的弊端

1.。即档案行政处罚不是出于社会公益或者不符合《档案法》赋予这种权力的目的。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表现为、假公济私、挟嫌报复、凭主观意识办案、随意性较大等不正当动机。由于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档案行政处罚的空间较大，给徇私枉法者钻空子、谋私利提供了机会。比如，该罚的不罚、不该罚的乱罚、该轻罚的重罚、该重罚的轻罚等。2.处罚不公。即国家档案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不适当地行使档案行政处罚权，造成明显不合理、不公正，从而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文化经营组织的合法权益。简单说，档案行政处罚超越了法律允许的“误差”。比如，同类不同罚、不同类同罚、畸轻畸重、运用法律条款不全等。3.推诿拖延。许多档案行政法律、法规未明确档案行政部门履行法定职责的权限，因而何时履行职责，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便可以自行决定。行政法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行政效率，严重违反这个原则而拖延履行职责，势必会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目前，由于对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档案行政执法工作还在进一步完善中，类似这样的情况大量存在，如，举报案件长期得不到贯彻落实、来信来访得不到有效解决、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案件久拖不决等。

二、制定制衡机制应包含内容

1.制定完善相关档案行政处罚法规、规章。探索制定和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有关法规制度。要抓紧制定与《档案管理行政处罚办法》密切联系的规范性文件。比如，制定《档案执法监督检查实施细则》、《举报违反〈档案法〉行为和保护奖励举报人员试行办法》等。2.建立完善《档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随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新体制的建立，档案部门与立档单位发生的横向联系或本单位内部发生的纵向联系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档案纠纷、争议诉讼案件也会越来越多，因此，在制定档案有关行政处罚方面的法规、规章时，要注意“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有机结合，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制定《档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是规范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执法人员行为的有效手段。依照《档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办案，可以使办案履行手续齐全、主证旁证必备、案情审理清楚、结案处理准确、备案归档完整，避免出现档案行政执法当中的违法，或在档案行政处罚程序上的违法，以及在办案过程中错判、错罚而引起“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档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应坚持处罚与复议诉讼并重的原则，充分尊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罚相对单位（个人）对处罚有异议，允许有申辩、的权力。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受理的复议案件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和时间作出复议决定。3.建立、完善各项监督机制。文化市场档案行政执法监督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制约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重大措施。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⑴人大监督。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规定，对本级行政机关的执法进行监督，撤销行政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档案行政规章、决定等，受理人民群众对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申诉，并依法处置。⑵司法监督。即档案行政执法权必须受到司法权的制约，档案行政处罚也应受到司法审查。⑶行政监督。一是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发现下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不正确的行政处罚，及时予以矫正并付诸矫正手段；二是通过行政复议，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防止档案行政处罚行为“越轨”。⑷公民监督。即以权利制衡权力，扩大权利的广度，以抗衡权力的强度。一是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执法人员直接提出批评、建议；二是通过渠道，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检举；三是通过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审查，依法撤销或变更不当的行政处罚。总之，要建立、健全多方位的权力制约机制，确保档案行政处罚在法制轨道上运行。

作者:李国荣 单位:集安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篇（4）

德性是人类内在生活世界秩序的表征，而制度化规则则是人类外在生活世界秩序的筹划。秩序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管是内在生活世界还是外在生活世界，基本的秩序性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种秩序性分别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但它们并非绝然隔离，而是以各种复杂的关联方式构成一个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来显现的相对统一的张力构架。内在秩序和外在秩序不仅有着不同的规定性，而且它们的获得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要真正深刻地理解这个张力构架，就必须对不同秩序的获得方式和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的理解。

一

德性是内在秩序的根源。它使人类超越自然属性的羁绊和生理本能的绝对驱使，成为一种能够自我节制的社会存在。德性使人类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创设能力，它以其根源于超越性的观念力，永远深情地眷注着人性的提升、人情的陶冶和美好习俗的护养，承担起为人类构筑精神家园，为人之为人确立形上基础的历史使命。德性建构了人的品格，纯化了人的心灵，为人的尊严奠定了基础，每个真诚的灵魂无不深情地眷恋着它。德性作为人的一种稳定的精神品格，积淀在人的自我意识之中，指导人们的价值选择，通过人们的道德实践，在人的行为模式中呈现为个体存在的现实形态。它唤醒人仁人惜物的“善端”，使人定廉耻之心，行“忠恕”之道，最终向自由自觉的境界升华。

自由是人类意志的本性，也是德性发生的前提。但自由不是任性，而应该理解成人的理性的自觉，意志的自律。道德虽然具有某种“律令”的表现形态，但本质上却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人自身生发出的一种内在需求。德性不应该被外在地强加于人，而是应该通过个人的人格自觉来实现。道德最根本的规定性正在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自觉的内在需求，而非受制于物欲，沉湎于声名。德性既不是冰冷理性的算计，也不同于刺激反射型的技术层面上的因果机制，而是与人的意志和情感体验密切关联的。德性所崇尚的是人的善良的意志倾向，合宜的行为模式和仁人惜物的情感。德性自身虽然与人的理智能力有关，但更主要地取决于主体自身的心灵感受方式和情感归向。德性在人的行为方式上的具体表现即是人的心灵品质的整体表达。德性的外化就是现实社会生活中道德行为的发生，道德行为本身就是在社会环境中彰显生活的本己意义，是对行为的整体价值和意义的创生。德性通过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来展现自身，因为“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义务这样一种意识”。（黑格尔，1979：157）自由使人拥有了担负责任和义务的逻辑空间，而德性的用心正在于唤醒人对责任和义务的自觉。

制度化规则是对社会秩序性的“衰落倾向”的一种必然反应，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性、有序性的形式化表征。它通过对独立主体行为方式的刚性规制来刻划个体自由的社会意义和个体与整体的历时关系。人是一种社会化存在，人必然要和自身之外的对象发生作用。这些作用存在各种不同的类型，有些不仅对个体本身是积极的，而且对个体所属的整体也是积极的，但并非所有类型的作用都是如此。所以，需要对社会过程中某些类型的人与人、人与物的作用方式加以限制，限制就需要某种确定的标准，标准的现实体现即是规则。制度化规则的本质在于人们的“共同契约”，所以它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以公共意志为诉求的强制。这种强制对于每个单独的社会主体而言，只涉及外在的行为，不直接涉及精神过程；只涉及主体行为的表达形式，而不直接涉及行为的动机。大多数制度化规则都不是超时空的，而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才表现为强制。对待违规行为的结果的反应是一种直接涉及利害的反应，而不是仅仅限于一种贬抑性的价值评价。所以说，制度化规则作为一类重要的社会结构，它与自然人性中所涵纳的“趋利避害性”息息相关，而这种趋利避害性总是通过人的理性能力来表达。理性算计并不总是一件坏事情，它是人们适应这个世界时所必需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正好是制度化规则能够发挥其社会行为整合性能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制度化规则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因果的直接相关性和技术度量的确定性的重要基础。

从形式上来看，制度化规则是对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但实质上是对自由的一种烘托和保障。自由的实现需要限制，限制的道德指归正是自由。即是说，自由并不具有自然、先验的特征，而是通过人类的制度铨选突显自身；主体关系的秩序性和可预见性也只有在制度化规则结构中才能够确定。制度化规则赋予每个主体以特定的社会角色，并给予其社会行为以相应的预期参量，从而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中的不确定性降解到规则系统“定义”的最低限度。也就是说，制度化规则系统的程序化运作使社会历史过程相对理性化。它既使社会存在成为确定的、可预见的，也使人的自由成为实在的、可理解的。这种确定性既意味着它的结构模式的相对静态性、稳定性，同时也表达了它外在的刚性规制方式。在类的意义上说，没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个体的自由与整体的自由并不是完全相容的；即使是仅就个体或整体自身而言，自由也不会是绝对一贯的。这里不仅涉及个体相互之间的冲突，而且涉及同一个体在不同时空点上的冲突。制度化规则会为人们的自由创造一个具有相对相容性的现实空间，使根本的自由得以保证。制度化规则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发生模式，它为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了最基本的评判标准。

从社会效用角度看，制度化规则对人的内在价值取向的塑造是通过对人的外在行为方式的引导和规制而实现的。人的行为方式因其必然的、普遍的“外部性”而不能立足于自我决定，必须是在制度化规则裁切其负外部性的前提之下展开。这正是制度化规则那种看似不合理的“片面性”、“静态性”、一律性、强制性等规定的内在价值根源。

二

德性与制度化规则是两类不同的社会秩序的整合方式。它们之间既具有深刻的相互作用关系，又具有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制度化规则系统的构建总需要一定的价值铺垫，而这种价值通常是来自于一个社会所公认的道德价值信念，这些价值信念不仅是制度化规则系统合理性的根据，而且是其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就是说，制度化规则的现实有效性离不开德性的内在担保，完全脱离人的道德认同的制度化规则无异于“机心”对人心的宰制，无异于“物性”对人性的役使。正因为这一点，可以说制度化规则系统就成为社会道德结构的直接现实的表现形态。另一方面，制度化规则系统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也具有提升主体境界的积极作用。它为经济主体建构了一个规范化的行为模式，比如不是采取抢劫而是采取合规范的竞争易方式在社会个体之间分配权益。由此，它就为人们的行为塑造了一个与道德价值企向相接近的倾向性，同时也为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提供了一个现实基础。

一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总是与某种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相应的制度化规则结构相关联。德性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必须以这种确定的制度化结构为现实背景。离开特定的制度化规则系统抽象地强调个体的德性境界，不仅会使这种强调失去应有的现实基础，而且会使道德本身扭曲变形。离开制度化结构的正义性谈论个人道德的完善，对个人提出各种严格的道德要求，不仅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是不合理的、有害的。

相对于制度化规则这一外在的形式，德性则更多地体现了道德的内在维度。制度化规则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个体的外在制约，而德性的外化却要通过具体化为个体自身的道德意识来实现。当主体的行为出于德性时，并不表现为对外在社会要求的被动遵从，而是呈现为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德性表征了人对完美存在的确证和追求，制度化规则所体现的则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制度化规则是基于公共权威的强制，而德性则是基于对“义务”认同的主体性自觉。在制度化规则结构中，义务与权利是一组对等的范畴，这种对等性是制度化规则结构公正性的初始条件之一；对德性而言，它所真正关注的并不是这种对等性，而是倾向于对责任和义务的强调。一般地，对一个对象的强调并不必然导致对与之对应的另一个对象的否定，所以，德性对责任和义务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不相容或绝然割裂，而是为了通过道德主体的积极反应抑制人们积淀于自然属性中的那种重视权利而忽视义务的心理趋势。

以上分析表明，德性与制度化规则虽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它们的内在规定性和运行方式确实有着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前，人们不但无视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别，而且刻意追求它们在方法论层面的严格“同构”，执意以制度化方式推行德性理想，竭力使道德制度化，比如说道德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行政法规化等，其结果是导致道德的非道德化。这里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泛道德主义或道德中心主义。这种主张不是把人看作制度化规则系统规定下的感性存在，而是把人看作以某种特定的价值符号来表征的“道德人”，对人的自然属性的道德价值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甚至竭力否定人的感性本质的积极意义，坚持只有超越了人的自然属性才能够把握人的“真正本质”。这显然不是一种对人的存在全面而深刻的理解。“趋利避害性”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基本构成，欲望和需要的满足是人的基本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源于人的本性，只有在制度化规则层面肯定这一点的合理性，理想德性才会真正成为可理解的、对人生不可或缺的价值祈求。凡事诉诸人的德性，一事当前，必先追究甚或只追究是否道德，把道德视为社会生活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调节方式，企图以道德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一思路决定了泛道德主义必然漠视社会制度化规则整合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地位，习惯于把造成社会生活失范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体的品德修养，而不是去追究制度化规则本身的正当性和技术合理性。与制度化规则相比，德性不具有操作意义上的确定性，人的理性自觉和意志自律同样不具有普遍有效性。换句话说，德性的非实体化形态，决定了道德化裁量标准在操作意义上的模糊性和校准的多元性。所以，道德制度化必然造成诸多难以令人接受的后果。第一，使制度化规则系统的内在动力外在化，也就是以宏观的政治力量代替源于人的“趋利避害性”的微观推动力，从而使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及各个方面的发展迟缓。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状况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第二，“如果法律规则与道德要求之间的界限是不明确的或极为模糊不清的，那么法律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就必定会受到侵损。”（E.博登海默，1987：366）热衷于精神领域的道德强制，就必然忽视制度化规则系统的设置、创新及其运行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的解决，甚至认为专注于制度化规则的技术性问题是舍本逐末。这种思维定势必然导致社会制度化规则系统的演进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使社会生活的公平理想更难以实现，反过来促使人们更多地诉求德性，不断提高道德的制度化水平，最终使德性本身遭受难以弥合的伤害。第三，道德制度化不仅造成现实社会生活的僵化、封闭与落后，而且给我们在对诸如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德性本身的意义、道德的社会效用及其发挥效用的方式等问题的理解上造成混乱。第四，道德强制使社会生活中假慈伪善流行。道德强制使大多数人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社会主体的精神品格上，而不是制度化规则的合理性上，这实际上为机会主义行为和欺诈行为提供了方便。这不仅对伦理崇高是一种伤害，而且有损于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第五，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心灵不是受到德性的滋润，而是受到德性的压抑，人的自然属性不是受到德性的引导与携领，而是受到绝对的蔑视与禁锢，最终造成人自身在人性的根底处永远不可弥合的分裂，使人深陷于无法解脱的精神痛苦之中。

理想德性的确立及其外化，必须立足于制度化规则的基本规定性，否则，人们就会希求道德担当起整合社会秩序的全部责任，造成各种不良的后果。中国的“德治”传统，就是在道德中心主义的支配下，以“德治”代替法治，以对自上而下的道德示范的强调代替制度化规则的程序化运作，严重忽视对制度化结构本身的理性建构。传统儒学中蕴含着中华民族道德智慧的结晶，闪烁着人道精神的光彩。然而儒学的官学地位及其制度化的推行方式不仅遮蔽了它的人道主义，而且还强化了残酷的专制政治。儒家化的中国政治哲学高扬“调和”，相信道德的“奇理斯玛”功能，只要官家成圣为善，百姓自当景从不二。政治问题从而道德化，政治秩序仅只由道德意图之基础上自然生成。（林毓生，1988：125）人们常常不是依据制度化规则严格界定当事人的行为，而是依据道德标准或是出于道德义愤评判当事人本身。这种道德中心主义在中就曾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可以说，这是中国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化规则系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

对于人的价值迷失、社会失范、个体越轨行为的泛滥，不能说道德没有责任。但长期以来，学界确实存在苛求道德的倾向：出于对社会失范的忧虑，极端地强调德性的重要性，于是演生了各种各样的追求道德社会效用的偏激主张。“因为过分地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把它变得如同法律一样威严，不可侵犯，其结果是取消了道德，磨灭了人们的道德意识，把所谓德性变得徒有虚名。”（梁治平，1991：254）强调道德的结果是道德意识的磨灭，善良的初衷却带来人心的禁锢或放逐。这种理论企向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漠视制度化规则与德性在作用方式上的原则差别。要使德性在引导人生，挺立人格、陶冶情操的深层次中更加光彩夺目；要使道德成为活的而不是死的，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要使德性能以形上超越的姿态滋润人的心田，养育人的良知，守护人的精神家园，我们就必须使道德从沉重的负荷下解脱出来，就必须以不同的方法论态度对待德性与制度化规则，依照其内在规定恰如其分地各司其职，而不是使它们“越俎代庖”式地相互“僭越”。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愈益复杂，如果一如既往地仅仅满足于单纯的道德调节，就难以准确厘定复杂的人际利害关系。制度化规则不仅能够提供界定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所需的技术细则，而且能促动大多数利益主体协调一致地创造利益，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符合这一总体思路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在等价交换过程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完全符合制度化规则肯定追求功利价值的现实合理性这一基本要求。但是，由于制度化规则的利益驱动机制所内含的功利价值观念的外趋指向，及其源于公共权威的巨大强制力量，使经济主体的趋利动机不断强化，以致可能把交换原则外推到非市场领域，使原本丰富、完整的人性日益被功能化、市场化所销蚀、肢解，导致“物性”对人性的宰制。这类问题的解决当然不能依靠制度化规则的强制性裁切。德性在调节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利益冲突时，是通过对人格的塑造，通过把社会目标和制度化规则转化为个体的道德情感和信念，经由个体的道德实践，达到整合社会秩序的目的。所以，在实际运行中，只有坚持把制度化规则与德性区分开来，坚持德性的非功利原则，保持其突出的义务性特征，才能使德性充分发挥消解功利价值观外趋倾向的功能，才能为人性的提升、良知的培养创造更大的可能空间。如果一定要坚持采用制度化方式推行心性学说，实质上就意味着以利害观念支配德性，把德性对人的感化变成以功利主义为主导倾向的他律性规制，从而使德性在根底处丧失自身原本具有的超越的品性。“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A.麦金太尔，1995：241）德性本身并不绝对排斥人追求或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但它的旨趣在于养护人的精神品格，在于一种被赋予更多企盼的崇高境界的自律性提升，而不在于某种“权利”的界定与确认，不在于引导人们关注自身的利益，反倒更倾向于对个体自身利益意识的某种消解。社会主体关注自身利益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虽然是合乎制度化规则的，但在德性层面上看，却未必值得特别推崇。

如果说在旧中国，强使制度化规则与德性浑然无分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达到社会控制之目的，那么，今天仍然固执于这一运思方向不肯放松就是不可原谅的过错了。德性的本质在于理性的自觉，与强制的推行方式格格不入。道德的制度化既是学理的谬误，也是“急功近利”的德性治化心态的反映。虽然用心无邪，但结果却极其有害。我们要走出道德的困境，就必须坚持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分立的观点。由于现代制度化结构系统具有清晰的可操作机制，故从操作方式上将它和道德系统区分开来是可能的、必要的。解消道德系统和制度化系统之间的严格同构，增强道德的理想性，会使道德变得更加宽容，更加有魅力。德性应该成为关照人生的一盏明灯，它并不企求人惧怕它。要摆脱靠恨一些人去爱另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仅凭制度化规则的规范是不够的，这不仅需要情感的升华，而且更需要道德智慧的创造。要创设现代的道德意识，就必须坚持道德诉诸自觉的原则，这个原则既给了道德自我创生的机会，也给予它维系人心的能力。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人的德性的自然流露，与功利化的顾忌绝然无涉。

我认为，在当前贯彻“以德治国”方针的大背景下，探讨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区别是很重要的，这可以避免我们对“以德治国”战略思想的误解，从而达到正确地贯彻这一战略思想的目的。

参考文献：

①.黑格尔，1979年，《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

②.E.博登海默，1987年，《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篇（5）

Abstract: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 of Wufu, which is the birthplace of Zhu Xi, has a history of thousand years. However, such an ancient town is moving towards decline with the increasing speed of urbanization. In this paper, Place Theory will be employed to re-plan the layout of architecture, courtyard, streets and open space. The historical town will flourish again via maintaining the particular style and features of Wufu and improv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round.

Keywords:place theory；context；special plan；conservation plan of historic town；Wufu town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2）05-0074-02

1 引言

历史文化名镇是反映当地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城镇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资源。然而，在城市化的热潮之下，历史城镇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尊重，反而呈现出一种“非正常”的死亡。以武夷山市五夫镇为例，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保护规划和政策引导，基础设施匮乏，建筑年久失修，破败现象严重，新建建筑缺乏必要的规划设计，正逐步蚕食着古镇。笔者以场所理论为基础，在保留地域人文特色的基础上提出对五夫镇进行合理的保护与更新。

2 场所理论与历史文化名镇

2.1 场所理论

《寻找失落空间》一书中，作者罗杰・特兰西克提出将场所理论与图底理论、连接理论相结合，结合环境的独特形式和内在细节给与物质空间丰富的内涵，对城市文脉给予回应。场所理论，其本质在于对物质空间人文特色的理解。“空间”是有边界的或者是不同事物之间具有联系内涵的有意义的“虚体”，只有当它被赋予从文化或区域环境中提炼出来的文脉意义时才成为“场所”。“场所理论”比物质－形体分析前进了一步,它加入了人的需求和文化、历史及自然环境等考虑因素。

2.2 历史文化名镇保护

历史文化名镇的整体环境风貌体现着城镇的文化与历史内涵，营造出独特的场所感，反映着城市发展的脉络。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规划应整合包括社会在内的城镇整体环境的各部分以创造具有文脉内涵的场所，其方案应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空间的灵活性。因此，在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的过程中，应注重保护城镇文脉的延续性，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积极进行文化产业的挖掘，在一定程度上发掘历史遗产的社会经济价值，从而体现场所精神。

3 五夫镇现状研究

五夫镇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东南部，具有闽北传统村镇形态，是朱子理学的发源地，素有“邹鲁渊源”之称。一学宗师朱熹在此生活了50余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古镇特有的理学教育环境，以兴贤书院、朱子巷、朱子社仓、朱熹手植古樟等为代表。当地的武夷文化，以古闽越文化为背景，中原文化为核心，外来文化为点缀，融中原文化、海洋文化为一体，南北交织，中外并蓄，形成了极富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五夫镇中主要劳动力涌向大城市和东北方向的新城，居住人口流失，大量建筑空间闲置，社会活动趋于消亡，古镇逐渐趋向衰败。同时，镇中随意搭建现象比较普遍，且建筑密度大，占用开敞空间，破坏了整体建筑肌理。城镇的发展也导致古镇边缘建设与其内部环境不协调，使居民对传统古镇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进一步降低。

五夫镇部分街巷空间杂乱无序，随意性大，系统性、可达性与可识别性差（见图1）。主要街道如兴贤古街、朱子巷等，以步行交通为主，机动车无法进入。古镇主要公共建筑沿兴贤古街布置，主要是商业功能，但是多为小规模作坊经营形式，缺乏统一的控制与管理。商业建筑与居住建筑混杂，降低了当地的居住环境质量与生活空间品质。古镇内公共服务设施欠缺、不成系统，且布局杂乱无章，如缺少公共厕所，给游客带来不便，电线乱扯乱接现象严重，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给排水设施老化，影响居住质量。

4 五夫历史文化名镇保护中场所理论的应用

历史的发展使五夫古镇留下了大量历史建筑和传统街巷，在这些建筑的物质躯壳上，或多或少都留下了当地的历史特色、地域特点，适应当地气候，反映当地的文化和审美观，是武夷文化的物质载体。为了使五夫镇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同时为了保持五夫镇的历史文化底蕴，复兴古镇区势在必行。武夫历史文化名镇保护针对居民改善居住环境，发展地区经济的要求，从古镇整体环境、现状出发，试图对历史文脉、人性需求和场所本质予以呼应，实现新旧建筑和空间在已有城市肌理中的融合，提升空间质量，丰富建筑功能，以改善居民生活，发展旅游业。

4.1建筑及院落空间

通过对历史建筑及传统院落空间的保护与更新，使五夫镇的传统风貌得以延续，从而增强城镇的识别性，界定出一个有意义的场所。五夫镇的历史建筑是朱子理学盛行时期历史风貌的集中体现，是极其珍贵的物质文化资源。对于当地重点历史建筑如兴贤书院等，恢复理学学堂的功能，成为理学研讨基地，展示耕读及理学文化。作为重点保护文物的独立的古建筑应与周边的传统民居有机结合，形成簇状空间。

古镇的闽北传统民居高低错落、排列有序，屋顶成片，颇有气势（见图2）。对于空置的建筑单体，可以改造其内部空间，增加新功能，鼓励当地居民进行家庭式商业开发，如家庭旅馆、家庭茶楼、农家乐等。这样通过保护其物质遗存保留了场所特色，通过复兴场所的记忆和再生经济活力又延续了其特有的场所精神。

新建建筑应该延续传统建筑符号，达到风貌的协调统一。对于规划的公共建筑，例如博物馆，其形式可仿造兴贤书院，八字墙装饰精致浮雕，陈列五夫朱子文化文物、农作物、五夫特产、老家具、农具等。

闽北传统民居建筑大都有多重院落，既有单轴线式，也有因地形而灵活布置的自由式。对院落建筑群中的院落空间实施恢复性的整治，拆除院落及庭院中搭建的建筑，恢复完整的院落空间、对院落空间地面进行重新铺装及绿化。铺装采用传统的铺地材料，绿化植物选用乡土植物及当地庭院常用植物。

4.2街巷及开敞空间

街道作为城市文脉中的空间元素，可以提供混合功能和社会交往，将公共和私人生活融合。五夫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应完善古街体系，并延伸至新区，形成新的景观街道体系。保留街道原有形态、格局、位置，整理街巷体系，疏通巷道，使古街的鱼骨状街巷格局更为清晰。维持古街巷亲切、人性化的尺度，为街道游客提供安全的步行环境，形成连接性较好的步行网络系统。整修古街青石板路面，加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沿兴贤古街两侧建筑的材料、色彩、形式、尺度进行严格控制，防止日后商业和旅游发展带来的对城镇风貌的破坏。对严重影响老街传统风貌的建筑要拆除重建，拓宽局部街道，增加公共活动空间，恢复老街古色古香的风貌韵味，数百米的古街串起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是五夫镇地方特色的集中体现，由此建立居民的乡土意识，促进古镇旅游经济的发展（见图3）。在潭溪的两侧利用开敞空间建设游览步道，发展商业街，设置商业网点、手工艺作坊、地方特色店、家庭式旅馆、餐饮设施等，提升古街活力，增加游客驻留时间。

人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场所系统来建立社会生活，这个场所既要具备与城镇文脉相呼应的场所内容，又要有与周边环境相区别的有可识别性的边界。在古镇中增设街头绿地、 公园、 生活性广场等，吸引本地居民以及外地游客，为人们提供交流、见面、休憩的场所，增强街道空间的活动能力（见图4）。利用雕塑小品，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以此来建立起人与古镇的情感联系，使五夫古镇具有较强的归属感与识别性。保护汇集于五夫古镇的两条溪流――潭溪与籍溪，将自然山水与农田景观引入到城镇中，改善五夫镇的生态环境，优化城镇景观。在五夫镇古镇区南端，规划新建一处宗教公园，这不仅体现了当地宗教的文化内涵，并且也限制了城镇向南部的扩张。

4.3场所精神

场所精神表达了场所独特的特质，它不仅具有建筑实体的形式，而且还具有精神上的意义。体现场所精神的空间是包容和多元的，过去与现在的物质空间建设通过丰富和层叠的混合方式结合。自生且演变中的城市形态，其场所如同历经时间变化而形成的，五夫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不仅要依托于古镇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更要发展新的具有感情内涵的空间场所。一方面，要挖掘五夫镇的理学文化、闽越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等，利用闲置地营造不同主题的公共空间，通过建立民俗博物馆、雕塑小品等形式展示于游人面前；并且在节庆日子里举行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活动，让人们对五夫历史文化名镇的民俗文化形成认同感，延续城镇文脉，增强古镇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对于曾经代表古镇重要产业的场所，在恢复的同时，也可以进行适当改造，使之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例如对于极具当地特色的烤烟产业，结合烤烟楼建筑建设景点，作为当地旅游特色之一，带动当地手工业的发展。

5 结语

在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的过程中，场所理论的应用可以避免历史文脉的丧失。五夫历史文化名镇保护的关键在于尊重古镇原有的场所精神，在保留历史风貌和文化氛围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良好的空间环境，丰富五夫镇的活动与体验空间，使人与古镇建立起一种联系，从而传递出场所特有的精神内涵而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

参考文献：

[1]罗杰-特兰西克. 寻找失落空间――城市设计的理论[M].朱子瑜，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1122113.

[2]布伦特・C・布罗林.建筑与文脉――新老建筑的配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3]阮仪三，王景慧，王琳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篇（6）

这一阶段，出版业面临的是市场规则，是全球竞争规则，是数字化出版规则。

何谓市场规则？市场规则简单地说就是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市场的进入、退出，市场的竞争，市场的交易等都有一套规则。当然，出版业只是面临市场规则，目前还不完全，甚至还不算在执行市场规则。出版社名义是企业，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市场主体。

何谓全球竞争规则？网络把地球连起来了，全球市场逐步一体化，更重要的是出版资源也在一体化，新闻与信息基本实现了同步。当然，中国的出版市场还没完全开放，中国的出版走出去也还刚刚起步。新闻出版业统计资料里没有译著的出版品种数和销售数，大家可以测算或者想象一下，除掉教材教辅、翻译类图书的造货码洋和销售码洋所占的比重。

何谓数字出版规则？首先是内容的呈现方式变了，传统出版社垄断或者擅长的纸质装帧形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的作品干脆直接在网络上公开，出版社所垄断或者擅长整合的内容资源流失了。其次是定价规则变了，定价权不再属于或者不再完全属于出版社了，定价方式也不再是一个印张多少钱，而是一页多少钱，一个“包”多少钱。第三是阅读方式变了，碎片化的内容，碎片化的时间，不需要思考，以跳跃式进行的浅阅读等。

但无论是全球竞争规则还是数字化规则，其实都可以归入到市场规则里，全球竞争规则可以理解为国际市场规则，数字化规则可以理解为市场环境的变化。

因此，新时期，出版业和出版人面临的是市场规则与文化使命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二、新时期出版业的文化使命和商业伦理

在新时期，出版业和出版人需要适应新规则，需要在新规则下承担新的文化使命，遵守基本的商业伦理。

关于文化使命，研究和讨论比较多，我想说的是不仅仅是出版人，整个社会都面临一个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问题。

图书是文化产品、精神产品，图书得有文化得有“精神”，才能称得上是图书。出版人承担着传承文化、传播科学、弘扬社会积极向上的精神的重任。

这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浮躁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出了问题，当代人或者没有受到文化的熏陶，或者自己扔掉了老祖宗的东西，自己身上已经没有文化，或者自己也感受不到文化，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也是如此认知，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市场化的今天，中国的文化落后了，不适应了。

其实自信既不是自负，也不是自卑。不自负，就不会拒绝其他优秀文化；不自卑，就不会轻易抛弃自己优秀的传统。自信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体现在行动中，要体现在文化建设扎扎实实的工作中。

只有实现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能逐步实现文化自强；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出版人负有独特的使命。

关于出版人的文化使命这个主题，我想谈一些与文化使命对应的问题，就是商业伦理，或者也初步探讨一些文化与商业的关系。如果说文化使命是出版人的理想和追求，那么，商业伦理则是出版的底线，比如说履行文化使命，要多出好书，我要谈的商业伦理是少出或者说不能出坏书、烂书。

首先不能生产有毒有害的产品。图书是文化产品是精神产品，精神产品一旦有毒有害，其危害程度更深，影响的可能是一代人或者一个人的一生。什么是有毒有害的图书产品？不能是反科学的，不能是反常识的，不能是反人类的，不能是蛊惑人心的，等等。这是出版人的底线，除此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不能对孩子下手！毒害与污染孩子的心灵与智慧是最大的罪恶。

底线之上，是不能生产无营养的产品、垃圾产品，还有不能生产奢侈产品。奢侈产品主要体现在礼品书上。这些图书虽然看起来毒害没那么大，但因为数量多，对社会的危害也很严重。

其次是不能偷别人的内容。偷体现在偷其他出版机构的，也体现在偷作者的。不尊重版权，不尊重原创。该支付作者稿酬的，却隐瞒印数、销售数等。

第三是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出版业对新技术的使用或者因持抵触态度，或者因为技术能力不足，新技术的应用不够理想，如果数字出版、按需印刷等在制度、技术、管理等层面都解决了，可以节省多少纸张，可以少砍多少树，少污染多少环境？

最后是对股东、对读者、对员工的责任。

如果把出版业作为一个产业，或者说出版业自认是一个产业的话，能不能自己算一个投入产出比，算一下每年国家的投入和出版业的产出？

篇（7）

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结构调整；政府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规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经济机制，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与控制，是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目标。除此之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落实国家规划提出的各项具体任务，调整经济结构和调节社会分配，还需要与产业政策相配合，保持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深入持久地做好各项微观规制的基础工作。

一、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

实施宏观经济管理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其中，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是政府经济管理的两大基本方面。通常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主要是指对国民经济运行总量调控，政府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的调整则属于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微观规制。保持国民经济运行的良好态势，即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需要政府进行宏观总量调控。宏观总量调控又称价值调控或信贷调控，是对社会总供给价值层面的调控，是通过控制货币总量而实现的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调控，其对宏观总量的调节是要达到对宏观供给总量控制的直接目的，并以此间接约束社会总需求。宏观总量调控的具体控制力表现在对货币发行总量、信贷供给总量、证券市场规模等方面价值总量的控制上及对银行储蓄和贷款的利率、银行法定准备金率的直接变动。宏观总量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表现，是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重要方面。政府拥有宏观总量调控的职责，却并不需要天天运作这种对宏观经济干预的职能。只有在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偏离正常状态和秩序时，即社会总供求出现明显失衡时，才需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必要的价值调控。宏观总量调控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是由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证实的。根据新古典理论，包括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政府的宏观经济职责只在于维持市场秩序，让市场的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由市场利率和价格的升跌来调节投资、消费、信贷等等，政府不应为减少周期波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目的而对市场的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进行直接干预。尽管至今在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中，还有不少人传承新古典理论，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宏观调控，但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排斥政府作用，反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声音早已销声匿迹。

需要明确的是，宏观总量调控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而宏观总量调控的有效性是有局限的。这就是说，在政府发挥宏观经济管理作用中，总量调控的作用是显著的、必要的，但却不能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不能取代政府其他方面的宏观经济管理作用。就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基本面来说，总量调控只能解决总量问题，即解决经济的过热或过冷问题，解决投资总规模的过大或过小问题，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已经或可能偏离基本运行轨道的问题，等等，不能用于解决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因此，不能将经济结构调整混同于宏观总量调控，不能期望通过总量调控改变国民经济结构，总量调控肯定影响经济结构调整，但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区别于宏观总量调控，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可用总量调控替代且不同于总量调控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内容。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劳务生产。两大部类的平衡包括国民经济运行中所有产业供给与市场需求间的结构平衡。这种结构平衡不仅是在价值层面上探讨总量平衡关系，而是对实际生产能力的结构的适当要求，并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范围内要实现结构平衡。这其中，所有的供求结构平衡都源自生活消费品的供求结构平衡要求。正是从满足生活消费的需求出发，才产生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构平衡要求。这就是说，为实现生活消费品的供求结构平衡，其他所有方面的产品供求结构都只是一种逻辑对应关系，即都是在生活消费品生产适当的基础上一层接一层展开的生产消费品的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间的结构对称要求。由于生产生活消费品是生产的最终目的，生活消费品的供求结构平衡是社会最基础的供求结构平衡，所以，在调整社会生活消费品需求方面，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结构平衡的影响最为基础和最有连锁反应效力。

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应从满足社会生活消费品需求出发，不断地对国民经济的结构进行调整。这种结构调整与总量调控有别，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微观规制的重要方面。

二、微观规制的基本特征

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属于微观规制。微观规制包含调整结构，却不只是表现在结构调整方面，还有更多内容。但表现在国民经济运行多层面上发挥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作用，微观规制不同于宏观总量调控的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长期性

宏观总量调控基本上是短期性的，而进行结构调整的微观规制具有长期性特征。在实际工作中，不论政府的微观规制表现在国民经济运行的哪个层面，都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必须长抓不懈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树成指出：“节能减排，以及把住土地闸门等，本属于政府的微观规制职能。我们常说把住两个闸门：一个是信贷闸门，一个是土地闸门。信贷闸门属政府的宏观调控问题，而土地闸门属政府的微观规制问题。但由于政府的微观规制是‘政府’的职能，很多人就将其视为‘宏观’问题而归入宏观调控职能中。这样一来，不利于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的贯彻执行。因为宏观调控是针对经济运行的短期波动和变化而采取的措施，根据经济形势的‘冷热’变化，其方向和力度可以时松时紧。但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等这些属于微观规制方面的长期任务，却不能时松时紧，而必须‘长’抓不懈。现在，一些地方由于抓紧了节能减排和土地利用等审批工作，因此经常有人问，什么时候宏观调控可以转松。其意思是，什么时候节能减排的审批门槛和土地闸门可以放松。所以，要把节能减排和把住土地闸门等这些政府的微观规制从宏观调控中剥离出来，以利于‘长’抓不懈，下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针对性

宏观总量调控对微观经济实体的影响具有普遍性或共同性，而不具有局部的针对性；而微观规制在国民经济运行各层面的作用都具有约束被规制者的针对性，即其作用不是泛泛地铺天盖地，而是针对具体的局部解决具体的规制问题。如，结构调整要解决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要有针对性地对钢铁产业进行有效规制，做出具体的减少产能的安排并落到实处，直至达到调整目的。

(三)绩效性

宏观总量调控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具有时效性，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宏观总量调控必须极为迅速地随之变化，而在此之前的调控即失去时效，不再有延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微观规制是长期性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内容，因此，微观规制具有政府实际工作成果的绩效性，是长期的工作积累，与宏观总量调控的时效性有所不同。如，政府对土地资源的微观规制，是长年不断的工作内容，而控制好土地资源，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工作的重要绩效。

(四)法制性

宏观总量调控是对国民经济运行做出的价值调控，虽然是依法实施的经济调控，但这种调控并不体现具体的法律规制，而更多的是经济政策层面上的直接反映。因此，准确地讲，宏观总量调控表现出很强的政策性，是国家主要宏观经济政策走势的集中体现。但对微观规制来说，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工作，都要依据具体的法律法规条款办事，不可能脱离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微观经济实体进行规制，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与宏观总量调控具有的政策性表现不同，微观规制具有鲜明的法制性，表现为任何规制都要严格地按相应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于是，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作为具体承办的政府部门就要依法接受有关经营者集中的申报，严格制止未经申报的经营者集中。

(五)基础性

宏观总量调控治标不治本，因此，具有时效性和热点性，而不能在对国民经济的调控中直接触及和解决运行基础的建设问题。凡进行宏观总量调控，都必定要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成为一段时间内的经济热点问题。但与宏观总量调控的治标不治本不同，政府承担的各方面的微观规制任务，都是既治标也治本，而且重在治本。所以，严格的说，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实施微观规制是为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各方面的基础问题，具有基础性特征。如，政府对电力业务许可证的颁发，就是一种基础性的规制电力行业经营与发展的宏观管理手段，可以通过这一手段的运用达到有效约束电力行业的发电企业、输电企业和供电企业的生产规模、技术进步、网点分布等直接的规制目的。

三、微观规制的多层面表现

政府微观规制负责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多层面进行调整。其职责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赋予，是国家法律的规定，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落实。

(一)调整经济结构

保持经济结构平衡是保持国民经济运行良好态势的基本面。微观规制的长期任务之一就是保持经济结构平衡，因此，政府微观规制的工作重点就是要不断地根据经济运行的情况变化调整经济结构，基本实现国民经济运行中经济结构的动态平衡。通过具体的协调工作，运用适当的产业政策，政府调整经济结构微观规制的成效表现为：一方面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保持市场供求结构的基本平衡。

(二)配置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除土地资源外，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还有：石油、煤炭、矿山、河流、风力、海洋、森林、野生动物，等等。耕地是最宝贵的土地资源，保护耕地是全国人民的神圣使命。按照宪法的规定，农村耕地是农民集体的生产资料，归农民集体支配。但各级政府对农村耕地的保护是义不容辞的，必须落实到实处。无论何时何地，保护耕地都是政府微观规制的重要任务，是政府经济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城市土地及其他非农民集体所属土地由各级政府负责支配。政府对土地资源的配置是重要的微观规制权力，是政府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和干预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只要政府把好土地使用关，就是做好宏观经济管理中最基础的微观规制工作，就可基本保障国民经济运行在实体经济领域不发生大问题。至于其他自然资源的宏观配置，也是均由政府的各专职部门负责。肩负重任的政府职能部门必须依据国家法律，认真履行微观规制职责，按国家规划妥善配置各类自然资源，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三)创办政府企业

政府企业亦称公营企业、公共企业、公企业，是政府财政直接投资设立的企业。欧洲共同体在1980年的法规指南中明确地对各个国家都存在的公营企业，即政府企业，界定为：政府当局可以凭借它对企业的所有权、控股权或管理条例，对其施加直接或间接支配性影响的企业，而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创办政府企业可直接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稳定和维护市场秩序，满足居民对某些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所以，政府企业属于规制经济范畴，是政府实施微观规制的重要方面，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表现。在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都存在由政府企业构成的规制经济，只是各国之间的规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有些差别。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是，中央政府企业的数量相对减少，而地方政府企业的数量相对增多。只要直接为民众服务的责任在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就有责任设立企业以满足社会需求。有关国家安全的生产部门，自然垄断行业及提供重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产业，应是政府设立企业的主要领域。

(四)实施行政管理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微观规制对国民经济运行的服务还表现在需要实施多方面的必要的行政管理。

1工商行政管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商行政管理体现政府部门对微观经济实体进入市场经营的基础服务，为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及其他必须办理的手续。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服务是微观规制，也是对企业资格的确认。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政府要对微观经济实体的各方面服务做到周全而细致。

2就业资质管理。在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必定要突出表现政府的微观规制作用。这就是政府要对劳动力进行社会保障性质的就业培训，还要对各种就业的资质给予确认。政府的这方面工作亦属于微观规制的内容。这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对劳动力市场给予的规制，是政府引导劳动力市场走向规范的重要举措。

3行政许可证管理。建立行政许可证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微观规制内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立的行政许可证制度是我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微观规制的重要内容。由中央政府授权的各专门机构实施的各类行政许可证管理对规范市场和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4反垄断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建立的政府反垄断组织机构，负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反垄断管理。政府的此项工作属于微观规制，是市场走向成熟时产生的微观经济对政府行政管理的特定需求。

5文化市场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政府对文化市场的行政管理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管理。因此，政府对文化市场的行政管理也属于政府微观规制。在这一领域，政府的管理工作含有十分复杂的规制内容。做好文化市场的规制工作，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6价格管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市场化，但还要保留一小部分政府管制价格。依据相关法律，政府对这方面管制价格的行政管理，也属于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微观规制工作。

(五)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的微观规制职能必须体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工作中。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各地区要切实承担对所辖地区环境质量的责任，实行严格的环保绩效考核、环境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各级政府要将环保投入作为本级财政支出的重点并逐年增加。健全环境监管体制，提高监管能力，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实施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行清洁生产审核、环境标识和环境认证制度，严格执行强制淘汰和限期治理制度，建立跨省界河流断面水质考核制度。实行环境质量公告和企业环保信息公开制度，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并监督环保。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建立社会化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运用经济手段加快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发展事务，认真履行环境国际公约。

(六)保护知识产权

保护知识产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极其重要的政府微观规制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各级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微观规制工作，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做到：加强公民知识产权意识，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知识产权预警机制，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加强计量基础研究，完善国家标准体系，及时淘汰落后标准。优先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发展专利、商标、版权转让与、无形资产评估等知识产权服务。

四、微观规制的放松与改善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中，微观规制是重要的基础，也是政府工作职责的表现。根据国民经济运行不断变化的情况，政府的微观规制运作也要适应变化的情况及时做出放松规制或改善规制的相应安排。

(一)微观规制的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