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饮食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红楼梦饮食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一、引言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红楼梦》这部“文化百科全书”即被早期的译者节译，但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红楼梦》英文全译本的出现，《红楼梦》翻译的研究才轰轰烈烈地展开。《红楼梦》翻译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集中在语言的层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受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研究者们开始从多个层面从文化的视角探讨《红楼梦》的文化翻译问题。目前，对《红楼梦》饮食名称翻译研究的论文或著作还比较少，我试图对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全译本中菜名的翻译进行研究，以宏观的角度审视两位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

二、《红楼梦》菜名特点

《红楼梦》这部小说中涉及的名贵菜品、粥糕点心、名茶良饮，可以说是我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浓缩。作品中提及的美食多达57种，我将这57种食品按其命名方式分成两大类，即含有文化寓意的命名和不含文化寓意的命名。其中不含文化寓意，以食材直接命名的食品有36种，如“燕窝汤”、“莲叶羹”、“藕粉桂糖糕”、“鹅掌鸭信”等。含文化寓意的命名有21种，其中有包含中国风俗的命名，如“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寿桃”、“腊八粥”、“粽子”等；有包含中国地名的命名，如“六安茶”、“龙井茶”、“惠泉酒”、“绍兴酒”等；有包含中国典故的命名，如“金谷酒”、“屠苏酒”等；还有作者曹雪芹用“谐音寓意”手法而命名的“千红一窟”和“万艳同杯”。

三、《红楼梦》菜名英译研究

有学者研究得出，杨宪益在翻译作品中所含的中国文化信息时，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霍克斯对此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但是具体到《红楼梦》中饮食文化的翻译方面，却不能一概而论。霍克斯在饮食文化尤其是食品名称的翻译方面一反惯常的做法，明显地倾向于异化的策略，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国饮食文化在全世界的地位，霍克斯在译本中想方设法通过自己的翻译使目的语读者领略中国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两位译者在翻译食品名称时的具体方法详见下列表格。

从以上表格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小说中出现的直接以食材命名的菜肴、酒茶和糕点名称，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译者总体的倾向是采用形式对等的策略，这种策略有利于原文本文化信息的传播。直接以食材命名的菜名全文有36个，杨译本中有34个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而霍克斯对其中的29个进行直译。《红楼梦》中涉及的菜名大部分包含现实中的食材，对于这部分的翻译，杨宪益没有采取音译法，而霍克斯将“小饺儿”和“枫露茶”音译为“tiny jiao-zi”和“Fung Loo”。两位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都有漏译的现象，如杨宪益没有翻译“炒芦蒿”，霍克斯没有翻译“风腌果子狸”和“杏仁茶”。也许是因为原著不同版本的问题，或者是译者自身的原因，或者译者考虑到他们毕竟是在翻译小说，太难理解的菜名会对读者的理解带来障碍，所以在不影响情节的情况下省略了个别菜名的翻译。杨宪益和霍克斯都将“面茶”译为“breakfast”，采取了功能对等的原则，虽然指出了小说中人物当时吃的是早饭，但是没有译出具体的名字，从小说的角度来看，似乎对情节没什么影响，但是无形中已经丢失了一部分饮食文化方面的信息。“面茶”作为中国的传统食品，深受老百姓喜爱，《红楼梦》中也多次提到，而此处译者将它译为“breakfast”似有不妥。

在研究过程中，我还发现，霍克斯作为有异域文化背景的译者，虽然对原作非常喜爱，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的了解并不是面面俱到的，这从他误译的几个菜名中可以反映出来：如“鹅掌鸭信”，霍克斯将其翻译为“goose-foot preserve”，其实，“鹅掌鸭信”就是鹅掌和鸭舌头，霍克斯在翻译中没有译出鸭舌头。再如“藕粉桂糖糕”，霍克斯将其翻译为“marzipan cakes made of ground lotus-root and sugared cassia-flowers”。“藕粉桂糖糕”是江南美点之一，它的原材料是藕粉和糖桂花。但是霍克斯译文中的“cassia”和此道点心中的“桂糖”并不是同一物质。“cassia”的英文释义是：“It is a shrub genus in the bean family，the seed and skin of the tree can be used as flavoring.”可见与cassia对应的物质是肉桂。显然，霍克斯将桂花和肉桂混为一谈了。杨译中的“sweet osmanthus”英文释义是为“sweet osmanthus is native to china especially in southern china（Guizhou，Sichuan，Yunnan）.It is also the‘city flower’ of Hangzhou，China.This is specialty of China.” 可见，“sweet osmanthus”与源语文本中的桂糖是同一物质。

对于含有文化信息的菜名的翻译，杨译较多采用直译和音译的方法，总体来说，杨译还是采取异化的策略。霍译的21个含文化信息的菜名中，除去漏译的1个菜名之外，有10个采取的意译，另外10个分别采取了直译和音译的方法。很多研究者认为，霍克斯在翻译文化信息的时候，很明显倾向于归化的策略，但是对于菜名中所含文化信息的翻译，霍克斯并没有明显的归化倾向。对于小说中出现的茶和酒的翻译，杨宪益和霍克斯均倾向于异化的策略。比如有些名茶在西方文化中找不到对应词，形成翻译上的词汇空缺。对此，杨氏译本多采用音译加注法。通过加注，便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茶文化。霍克斯也采取了音译加注或者直译的方法，使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六安茶”时，两位译者都采取了音译的方法，但是杨宪益翻译为“Liuan tea”，而霍克斯翻译为“Lu-an tea”，查阅史料便可明白，霍克斯的音译是正确的，这也显示了霍克斯异化策略的体现，更体现了他严谨的态度。在翻译“女儿茶”时，杨宪益用音译加注的方法，而霍克斯采取了意译“herbal tea-wutong-tips”，比较而言，杨宪益的方法在传播文化方面更胜一筹。小说中出现的两个“谐音寓意”——茶名“千红一窟”和酒名“万艳同悲”是非常难翻译的，曹雪芹的这一创作手法是整个小说中的一大特点，但是谐音的翻译是非常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译的，但是“谐音寓意”在小说中表达的效果可以通过功能对等的方式在译文中体现出来。杨宪益对这两个名称的翻译，都是采用直译的手法，而霍克斯则采用了动态对等的原则，虽然这似乎不利于传播中国文化，但是若细细品味，就能发现他的翻译更接近于原作的寓意。翻译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他这样的“妥协”，却收到了与原作寓意近似的效果。如 “千红一窟”隐含那些年轻女子悲惨的命运，霍克斯翻译为“Maiden’s Tears”，蕴含意义尽现；“万艳同悲”也是隐喻那些年轻女子悲惨的命运，霍克斯翻译为译为“Lachrymae Rerum”，虽然表面看与源文本相去甚远，可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译文的绝妙之处。“Lachrymae Rerum”，意为“万物之泪”，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长诗《埃涅阿斯记》，“万物之泪” 与“万艳同悲”的深层含义是一致的，通过“眼泪”这样的液体与原文的“万艳同杯”之酒保持了紧密的关联性，西方读者通过这样的关联，很快便会明白作者在此处用虚拟的酒表达的意思。在含有文化信息的菜名中，杨宪益把“六安茶”翻译为“Liuan tea”显然是不恰当的。在此类菜名中，霍克斯却没有误译，但不知是何原因，他没有翻译出“金谷酒”。

综上所述，在菜名的翻译中，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译者均倾向于异化的策略，尽力保留源语文本中的文化信息。为何两位译者能有相同的策略倾向，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首先，在《红楼梦》的很多菜名中，食材都是现实中的物质，食材属于物质文化，由于中英两个民族都生活在同一物质世界里，两种文化的共通在翻译上的表现是选词造句上的“偶合”现象。这使得菜名的翻译可以最大限度地把使用异化的策略。其次，任何一部译作，都是服务于翻译的目的的。虽然霍克斯有着西方文化的背景，但他在翻译《红楼梦》时坦言特别喜欢这部小说，所以他翻译这部小说，希望给西方读者带给愉悦的感受，就像他自己在读《红楼梦》时感受到的一样。他当然想把小说的原貌展示给目的语读者，只是因为文化的差异，读者在理解方面障碍太大时，他才采取归化的策略，至少在翻译菜名时他采用的是这样的处理方法。

四、结语

针对《红楼梦》中直接以食材命名的36种食品名称，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位译者均采用异化的策略，翻译方法以直译为主。对于含有文化寓意的21种食品命名，两位译者也都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们主要使用直译、音译、音译加注、意译等方法，各种方法的灵活使用，都是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文本的信息。研究两位译者的翻译，可以给我们今天的菜名翻译带来一些启示：首先，菜名中的文化信息不能舍弃，应当想方设法保留。翻译时具体可以采用直译、音译、音译加注等方法还可以借助于图片视频等非语言媒介。其次，不仅在饮食文化，而且在其他的文化翻译方面，异化都应该是首先选择的策略。

参考文献：

篇（2）

一、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它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而且涉及文化的转换。传统的语言学家把语际翻译看作对不同语言符号的诊释或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并且强调等值的重要性。而在翻译实践中，仅仅从符号本身出发寻求语言之间的转换形式，往往很难达到意义上的等值，甚至可能导致交际失败，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翻译研究越来越向文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f3assnett和Lefevere所主张的文化转向。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并不是词，也不是句子，甚至也不是篇章，而是文化。从翻译角度来讲，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或者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它包括一个民族的思想体系、伦理道德、官僚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语言等。不同的民族文化渊源不同，因此各民族之间彼此的性格气质和生活方式也不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成一体。而西方文化的主源则是希腊神话及圣经，英国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要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代表中国文化背景的鸿篇巨著翻译成代表西方文化的英语传播到西方国家所遇到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

《红楼梦》从成书到现在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其间曾数次被译成外国文字，以飨外国读者。目前已有十余种外文译本和节译本，其中有两个版本影响较大:一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种是戴卫.霍克斯(David Hawks)和约翰.敏福德(JohnMinford)合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译文中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的手段来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即在译文中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化。而霍克斯为了避免中英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则采用了“归化”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这四个可变因素，我们认为，“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

二、归化、异化概念内涵

鉴于文化方面给翻译带来的困难，中西翻译理论家们都尝试着提出了一些理论性的指导原则。一般来说分为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与“归化”。前者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后者则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就翻译中涉及的文化转换而言，我们可分为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和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这两种原则和方法。

美籍意大利裔学者Venuit高举解构主义大旗，在《译者的隐形》一书中，对归化翻译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力创异化式或阻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Venuit可以说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翻译要“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后殖民翻译学者Robin。认为，“一个‘好’的译本总是要保留原来‘外语’文本中的某些有意义的痕迹”。从历史上讲，这种观点与‘直译’和‘字译’相关联，只是没有自译派那么极端，因为它并不坚持在翻译中格守原文句法序列中个别词语的意义，但却坚持要保留原味。好的译文“必须有异国情调”，“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

Nida可以说是归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概念。他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把译文读者置于首位，并且仔细分析源语信息的意图。Nida在各种不同场合，重复他的这一观点，即“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对Nida来说，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的目的是，译文的表达方式是完全自然的，并且可能地把源语行为模式纳人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这种关于翻译的概念不强调读者为了理解源语信息一定得接受源语文化模式。他提出了“功能同构”的策略作为解决的方法，以求在不同体系中取得相同的效果。

三、两个英文译本文化信息传递的比较

《红楼梦》篇幅长，涉及的文化内容也很广泛，其中涉及到了称谓、宗教、礼俗、建筑、器用、服饰、美术、诗词等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因此我们的分析只限于语言的比喻用法和一些典故的翻译，因为语言中的比喻与典故的用法与该语言所属的文化密切相关。因为汉英两种语言在语言表达方式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上的差异，一种语言中的比喻，典故用法不一定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而，对语言中比喻，典故的用法翻译，也最能体现译者的翻译观及其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以下按文化的三个层面比较两个译本在文化信息传递方面使用的原则和方法。

(一)物质文化信息传递比较。物质文化经常左右着比喻或借代中喻体或代体的选择，这在语际转换过程中往往使译者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是归化还是异化?请看杨宪益与Hawks对《红楼梦》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语的不同翻译:

A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 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Yang)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Hawker)

杨译采用异化译法，在英译文里保留了中国传统食品米饭，合乎汉民族的物质生活习惯，虽属东方饮食文化，但西方人也尽人皆知。霍译采取归化译法，强迫中国人吃洋面包，西方人读来更感自然，合乎Nida的动态对等原则。两个译文似乎各有千秋。

各民族生活习’惯不同，各物各异，由此而引起的联想也不同。一种文化中最普遍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中不一定就有。同一样东西在不同的文化中也会引起不同的联想。

(二)制度文化信息传递比较。制度文化指的是一切成文或不成文的社会规约或风俗习惯，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个性，因此，翻译涉及制度文化的部分往往难以采用异化的翻译模式。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和思想意识等。生活在不同社会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篇（3）

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献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得到了红学界前辈和青年同仁的热忱鼓

励与回应，至本次’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则进而列为会议的中心主题

。下面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这一主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讨。

一

《红楼梦》文献研究，主要是指有关这部小说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证。“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认为，这里的文献包括历朝的文件

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

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

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

，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

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析言之，“文献”之“文”是指书本记载；“文献”之“献”

是指口传议论。统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证而又可信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各种材料，所谓“

信而有证”，“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献”概念较之马端临的定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是指历史文件，即

马端临所说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传言论即“献”部分。在《红楼梦》的文献研究领

域里，也主要是指尽可能地搜集得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献材料，对

其做一番具体而深入的考证工作。朱谈文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文献学研究目的是要“

探导追溯并力图再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构思及成书过程，因而其研究

范围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情节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创作思想、《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等内容。” （注：《论红楼梦文献学研究

之前景》， 《红楼梦学刊》93.1。）鉴此，她把《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归纳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与创作思想研究五个方面。但更严谨地分类，成

书过程与创作思想研究可归于作者研究，另外须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与传播

研究两个方面。

与文献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词

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一个文学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学批评进行分析和讨论的一个现成的

文学作品。不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当代中国，文本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歧

异乃至混乱，但追本溯源，应以最早倡导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的界定为基础。新批评派

认为文本是一个由独立的词语组成的物体，是一个客观的有自身结构而与社会、读者没

有关系的独立存在，所以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又被称为“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

ism）、“客观批评”（objectivism）或“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e theory），根

据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新批评派认为因关注的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

的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过程，努力追踪作者个人经历以与作品相印证，便是“

传记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条

件，便是“历史—社会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与读者的影响，如果以自己充当读

者身份记录下读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评”；如果研究各种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就是“

文艺社会学”。新批评派所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认为作品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价值与意义，因而无须关注和研究作品产生之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与作者生平身世

、创作意图与创作过程，也无须关注与研究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的阅读

效果，否则，就会产生“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所谓“意图谬见”就是“将诗与

其产生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

评与相对主义”；所谓“感受谬见”是指“将诗与其结果相混淆，即混淆诗本身与诗的

所作所为……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式批评与相对主义”

。（注：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页。）批评家应努力摈弃“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只在作品自身

中寻求意义。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于历史、社会、作者与读者

之外的客观存在，以作品自身为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新批评派这一试图切断文学作品

的创作之源与接受之流而专注于作品自身的静态研究，在理论上明显失之片面和狭隘，

在实践中也是难以真正实施的，但对扭转片面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转向作品自身的内

部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同样，对于长期以来文献与文本研究严重

失衡的红学研究而言，也不无借鉴之处，这就是应该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

小说作品，着重就作品本身展开研究，具体包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语言

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题意蕴研究等各个方面。

较之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对文学作

品内涵的深层开掘。关于“文化”这一同样来自西方的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的

歧义乃至混乱比之“文本”更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对文化作出了一个经典性的界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

、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时至今日，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日趋纷繁甚至凌乱不堪，

但人们还是比较认可文化由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构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由于《红楼梦》具有特别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上进而走向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研究范围也相当广泛，

主要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

研究等方面。《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红楼梦》所蕴

含的人类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这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价值，更有魅力，

当然难度也更大。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与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衔接

、依次递进的，而且彼此也有明显的交叉叠合之处。因此，《红楼梦》文献、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这一论题的确立与研讨，既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从分到合的必然趋

势，也反映了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内在要求。

二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论题

，同时从这一特定视角回顾与反思一下二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的红学历程，我们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确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缺撼乃至教训。其中既有人为的主观

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的无奈。

本世纪初，当红学界依然为“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颇具哲人眼光的王国维

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开始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学解读

《红楼梦》，从对《红楼梦》神话文本的注重到对其形上哲理蕴义的体悟；从对中国大

团圆传统的批判到对《红楼梦》作为最高悲剧的定位；从以西方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的审美价值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较……都使该文在探索《红楼梦》为全人类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义方面，获得了以前和当时红学研究者所未有的独创性与深

刻性，从而开启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研究之先声。

然而，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固然“先锋”，但

毕竟是孤军奋战，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群体的支撑。直到1921年，留学西方的胡

适以中国传统考据学融会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初步澄清了《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问题，并以此确立了“自传说”的学术根基，他的《

红楼梦考证》也就成为旧红学结束、新红学开始的标志。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

考证》，红学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终于舍弃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献研究之路，新红

学选择了而不是王国维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

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新红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吸纳了西

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其主体仍是传统的考据学。比如为了澄清《红楼梦》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广泛搜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资料，

然后通过综合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与由清人发展至极致的考据学仍是一脉相承，因而

可以为诸多具有较好国学根底的学人所效法。实际上，新红学之后的文献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开创的实证研究逐步拓展而来，诸如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些文献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传统考据学为基本方法，耗

费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构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因文献研究较少涉及理

论观点而始终未受太多的干扰和冲击，所以能延续不断而一枝独秀。

也正因为新红学的建立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点，新红学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文献研究

的延续，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盛况空前的文献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显的冷落。到了本世纪中叶，藉助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延续新红

学而来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矫正与更新，然而当时红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却转向《红楼梦》

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作品的历史政治内涵——以新批评派的理论观之，就是从所

谓的“传记式批评”转向“历史—社会批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一方面是红学研

究的日趋兴盛，尽显显学之盛势；另一方面则是在非文学化中进而走向泛历史化、泛社

会化、泛政治化。尽管较之新红学的文献研究已发生了明显的学术转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纪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红学界通过反思五十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开始重视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热”的勃然而兴，又将正处于转折时期的红学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红学圈内的学者力图借助文化学的新理论、新方

法，以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新境界；同时也有许多红学圈外的学者以《红楼梦》为

范本，以此检验文化学理论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于是内外合一，

此呼彼应，共同促进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兴盛。

通观20世纪百年红学史，当我们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纪初期、中叶、末期三次红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与转移过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从边缘进入中心，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文献、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为政，不相往来，乃至相互轻视，或相互指责；三是受制于客观形势，出现过多

的外部干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与深入开展；四是少数研究者违规操作，学术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损害了红学研究的声誉。其中，第四种情形往往由红学圈外引起

，可以暂且不管；第三种结果是时代使然，无可奈何。就第一、第二点而言，从红学研

究的最新发展动态来看，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回归文本研究呼声的高涨，红学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献研究转向内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显示出文献、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从分到合的演化轨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献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

的成就，可以为文本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而文献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当困难，因为原始材料的发现毕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学者往

往缺少老一辈训练有素的考证功力，但多视角、多层次的文本研究与综合研究正是他们

的长处与兴趣所在。学术主体的新陈代谢，意味着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势在必然。

三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目的在于通过回归文本研究寻求

与文献、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机融合，真正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

篱，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与创新的关系而言，

创新是融通的目标，也是宗旨；而融通则是创新的前提，也是途径。具体地说，《红楼

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

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在21世纪的红学研究中，文本研究将占据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轴心地位。所谓红

学，原本即是以《红楼梦》这部著作命名的，虽然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但反过来

也是《红楼梦》创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红楼梦》的流传而流传，因《红楼梦

》的显世而显世。而作为读者，他对于《红楼梦》的认知、体悟也首先来自于《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红学研究轴心地位的应是文本研究。离开文本，就成为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然而在红学研究的发展史上，恰恰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视，受到冷落，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红楼梦》的外部研究，过于注重其历史内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来的政治内涵，似乎忘记了《红楼梦》原是小说，原是文学这样一个不言自

明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红学界屡屡发出的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确有相当的针

对性。

但是，《红楼梦》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说。一方面，作者在创作《红

楼梦》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谜，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为何又如何

创作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谁之手？哪个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这些问题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胜的无穷魅力，不管它最终有否答案；同时这些问题也直

接关系到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理解，关系到《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深度。举一个例

子，《红楼梦》老是出现“金陵”，表明作者有一个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由于文

献研究对于作者童年时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们有可能对作者难以释怀的“金

陵情结”有更深的体悟，实质上，那是延绵不绝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结，家族情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文献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础。尽管长期以来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献研究作为

知人论世之资也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艺术经典之作，比之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部

小说都更具有蕴含中国文化精神的广度、深度与力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蕴

与智慧的一部长篇小说，甚至称之为“文化小说”也当之无愧。因此，在从文献研究回

归于文本研究的同时，还必须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诚然，人们至今对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而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也会有种种不

同的选择，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学作品的潜层意义方面已充分显示出了文献与文本研究

所难以臻达的独特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对文

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解读。由于《红楼梦》首先回溯神话文化之本原，同时又广泛吸纳了

宗教文化而最终逼近文化哲学，因此，对《红楼梦》的深层文化底蕴的探索应着重围绕

神话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笔者曾在《探寻文学世界的形

上意义》一文中指出：“文学世界深层的形上意义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文学作品有否这

种深层的形上意义，这种深层形上意义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现的完善程度，是最终衡量文

学作品有否永恒价值与魅力的关键。概而言之，推动作家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拓进和

升华的最重要的两种力量是宗教精神与哲学精神，两者同时成为支撑文学世界的两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底下左右的两角，失去任何一角都会导致整个三角形的倾

塌。”（注：见《文本与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就《红楼梦》

而言，宗教学与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话学研究

，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终与宗教与哲学研究殊途同归。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

意味着对原有红学研究传统的一次新的学术重建。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

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内

，是回归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对长期以来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受到冷落，未能从

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反拨和矫正，这当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仅仅站在作品之内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仅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样

，只有作品之内与作品之外视点的不断转换与比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鉴于

此，在从文本之外回归于文本之内的第一次否定之后，还须继续走向从文本之内超越于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实质

上是在文献、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综合与超越。离开文献研究的基础和文本研究的轴心

，文化研究不仅会失去根基，而且会偏离方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最先开启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声，但由于缺乏文献研究的坚实基础，也缺乏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具体

分析，结果造成了诸多疏失和误解。而在今天，我们既可借鉴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觉完善的理论思维，可以在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的学术重建中，寻求真正的融通，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四

为了主动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转型、建构21世纪红学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时也为了更好地把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落到实处，笔者根据世纪之交红

学研究的发展态势，预拟出如下十大研究课题，以求教于红学界前辈与同仁：

1.《红楼梦》文献整理与研究。历经二百多年的积累，《红楼梦》文献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但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上，包括《红楼梦》文献与红学文献两个方面都远远

没有跟上，比如至今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研究著作提要与论文索引》，这不仅

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学术研究必须像接力赛那样

一个一个接着跑而不能从零开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工作尤其是现代化的信息网络

系统的建设至为重要。

2.红学史研究。红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之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尔

后又有一些论著陆续发表。在当今的世纪之交，应该有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

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问世，它能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导

引未来结合起来，为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辅平道路。

3.《红楼梦》渊源研究。《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须从中国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开渊源研究，我们才能更加切实地把握

其精神内核与本原。

4.《红楼梦》影响研究。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红楼梦》就如一个中继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其前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广泛、深刻地影响于其

后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发展。通过对后于《红楼梦》的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

开影响研究，可以更透彻地理解《红楼梦》。

5.《红楼梦》比较研究。将《红楼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参与与世界文学的对

话，可以进一步揭示其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学与文化之价值。应在历史、实践与理论三个

方面同时展开研究，然后形成“比较红学”的系列成果。

6.《红楼梦》综合研究。《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又广泛包容了神话、历史、哲学

、宗教、伦理、医学、建筑、园林、民俗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誉之为“百科全书”

，确是当之无愧。因而在红学研究上，也应相应地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对

其进行综合研究。

7.《红楼梦》艺术研究。在过去的红学研究中，我们不仅在总体上忽略了小说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过多地关注人物的道德评价。走向21世纪的红学，应对《红楼

梦》的艺术创作过程、经验与原理进行系统总结。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着明

天更多的发展空间。红学界应集中力量对此进行重点研究，相信会有新的突破。

8.《红楼梦》意义研究。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

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因而伟大作家之作品也都无不具有寓言性、预言性

与超越性，它永远是问号和感叹号，而没有句号。对于《红楼梦》内在意义的阐释也是

如此。在未来世纪，《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应更加关注其人类学内涵，并相应地更新与

完善阐释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9.《红楼梦》与当代创作研究。从明代“四大奇书”到清中叶问世的《红楼梦》，

中国长篇小说从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红楼梦》之后，却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现当代，

虽屡有仿作出现，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问世。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们是否有必要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精神养料呢？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

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红楼梦》之于后代尤其是当代小说创作也应发挥

同样的作用。这就要求红学界不仅关注过去，而且要关注现实，不仅满足于对《红楼梦

》的阐释，而且要进一步把《红楼梦》的精神养料转化为当代小说创作的精神血液，为

当代小说创作的伟大复兴作出独特的贡献。对于大多数红楼学人来说，这确是一个富有

挑战性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崭新课题。

10.《红楼梦》现象研究。从《红楼梦》的问世、传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国历史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红楼梦》现象，这一现象已远远超越了文学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渗透到人民大众。对此，红学界也

同样应予更多的关注。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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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将《红楼梦》称之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首席经典时，不仅意指这部小说与《山海经》神话在人文渊源上的承接，也同时指明了此作之于整个汉语写作在审美上的历史地标地位。倘若要以一个简要的比喻来描述《红楼梦》的这种经典意味的话，那就是这部小说同时具备了宋人《清明上河图》的熙熙攘攘和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空灵境界。很难想象张择端在勾画尘世景观的同时，会陡生《富春山居图》那样的宁静致远。也很难假设黄公望积毕生修为向世人献上那幅《富春山居图》之际，会流连忘返于《清明上河图》里的日常人生。但这两种不可能却在《红楼梦》里被天衣无缝地编织到一起，交汇出一派由灵、梦、情结构而成的苍茫浑朴的大千世界。

一位友人曾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阅读《红楼梦》。诚哉斯言。

这种幸运的一个潜在前提在于，汉语文学之于拼音语系的不可传译。这是一种文学的宿命。不管世人做出什么样的努力，《红楼梦》不可能被翻译成拼音文字而不丧失其原来的韵味，其困顿亦如莎士比亚戏剧也不可能原汁原味地翻译成汉语读物。

但是，假如能够换一个观察角度的话，又可以发现另一个潜在的幸运前提：这部不可被传阅的旷世之作，与西方文艺复兴的几部文学经典，有着天然的对称性。那样的对称性既是人文的又是审美的。且不论这样的对称性是基于人性的同一性还是人类文化的共通性，奇妙的是，这部汉语文学经典与那几部西方文艺复兴文学经典之间，竟然有着天然的对应，或者说同构。这里指的是，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以及莎剧其他经典人物。 《红楼梦》与《神曲》的叙事结构

叙事作品的阅读分两个层次，一者是读故事，亦即读作品写什么;一者是读叙事，亦即读作品的故事是怎么写成的。就叙事阅读而言，可以发现《红楼梦》与但丁的《神曲》在叙事结构上有着惊人的对称性。《红楼梦》的叙事结构是由灵、梦、情三个层面组成的。灵者，源自女娲补天的顽石;梦者，警幻仙姑与太虚幻境界;情者，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者之间那段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情感纠葛。同样，《神曲》在叙事上也是三重结构方式：地狱、炼狱、天堂。地狱是漏斗状的，炼狱是金字塔状的，天堂是圆融而模糊的。

《红楼梦》里，灵的起源是神话，神话是混沌的无法细究的，这与但丁的天堂想象异曲同工：天堂是浑浑然的，无法描述的。将顽石携入红尘的是和尚道士，把但丁引入地狱的是一位早已作古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饶有意味的是，但丁在地狱的第一层里置放了古希腊诸多文化创造者，理由是他们属于未受洗的一群。第二层则是诸多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女主人公。按照但丁的宗教观念，爱情似乎是罪孽的。然而，当但丁被引领到天堂去的时候，那位导引者却是他挚爱的贝娅特丽丝。

从两部作品的叙事结构上可以看出，两位作者在爱情观念上迥异其趣。《红楼梦》可说是一以贯之的女神、女性至上以及爱情至上;灵界的神明是女娲，梦境的引领是警幻仙姑，情爱主角是草木人儿林黛玉;褒扬颂赞，一目了然。而但丁却一面把他人的爱情打入地狱，一面又让自己的心上人将他牵引去天堂。《红楼梦》犹如一曲爱情礼赞，而《神曲》却在排除了人间情爱的同时，悄悄地为自己保留了爱的一席之地。这可真用得上雨果《悲惨世界》里德纳弟的一句台词：真自私。

但丁的这种矛盾心态，也同样体现在了整个《神曲》的叙事对象上：不是选择当下的尘世，而是择取了历史故事或者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叙事文学的叙事对象，大致上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当下的，一类是历史的，或者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叫作是现成在手的。当下的人间是鲜活的，而历史的现成在手的叙事对象，则是被语言文字所停格了的。

《红楼梦》所聚焦的叙事对象是当下的人生、当下的生活、当下的世界;《神曲》所关注的是被文字所现成化了的历史和人物，从而以审判的方式而不是描述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宗教立场和审美情趣。从《红楼梦》灵、梦、情的叙事结构里，读者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悲悯。而《神曲》的地狱、炼狱、天堂的叙事结构，却充满着一种审判的严厉。除了女神般的贝娅特丽丝，整个叙事仿佛耶和华的某种宣示一般。不管但丁如何伟大，倘若那样的伟大没有薄伽丘的《十日谈》作补充，那么总会让人产生疑问：地狱里的情形真的是那样的么？

据说，博尔赫斯将《神曲》读了七遍，对照着意大利语、拉丁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倘若博尔赫斯也能将《红楼梦》读上七遍，我一定乐意如数阅读《神曲》，哪怕只能读中译，也奉陪。语言的屏障，任是谁也无法突破。博尔赫斯读不了汉语经典《红楼梦》，我也读不了原汁原味的《神曲》。且不说其他，仅维吉尔用拉丁语写成的诗歌就无法消受。而读不了维吉尔诗歌，又怎能明白但丁何以将他作为进入地狱的引领者呢？《红楼梦》里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纯属虚构，而维吉尔却真有其人。但丁给汉语读者出了个难题，一如《红楼梦》可能会成为西方拼音文字世界的永恒谜语。

当然，不管怎么说，《神曲》毕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启明星。此作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绘画共同标记着一个新的人文纪元的来临。 贾宝玉与杜西尼娅

《红楼梦》里有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贾宝玉听了刘姥姥杜撰的一个村姑故事之后，难以释怀，一直惦记着那个村姑，以致被周围的姐妹们嘲笑痴心过度。俗话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恰好就是从假设起步的。倘若假设贾宝玉对村姑的思念，上升为一种幻觉从而将那个子虚乌有的村姑想象成了心目中的女神，那么该村姑就成了塞万提斯笔下的杜西尼娅，而贾宝玉也就相应地变成了《唐・吉诃德》里的那位骑士主角。由此可见，文学叙事的编码其实并不复杂，就这么简单。

当然，这两部小说在叙事结构上截然不同。相比于《红楼梦》重重叠叠的结构方式，《唐・吉诃德》却是平铺直叙得不行，恍如一个悠长的长镜头，一路跟拍到底。《红楼梦》犹如崇山峻岭，《唐・吉诃德》则好比一条大河，人物走到哪里，河水就流到哪里。不管河边的景观如何不同，河水的流动始终如一。《西游记》里的主角是师徒四个，假如不算那匹小白马的话。有趣的是，《唐・吉诃德》的主要人物也是四个，假如算上那匹叫作罗西南特的瘦马的话。老骑士、桑丘・潘扎、瘦马罗西南特，还有一位是，读者。阅读《唐・吉诃德》，其实就是跟着那位老骑士去旅游。

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被西方学者誉为第一部现代小说。其原因除了在叙事方式上打破了以往骑士小说的俗套之外，更重要的可能在于，其叙事对象选择了当下的人生，而不是既成的历史故事。当下的人生，在但丁的《神曲》里是被刻意淡化的，在《唐・吉诃德》里则是被全神贯注的。《唐・吉诃德》的当下性，不仅将骑士人物通过常人常识推到舞台中心，而且将古希腊的史诗传统以喜剧的方式把雄浑的历史转换成朴实的当下人生。《伊里亚特》里的海伦是整部史诗的激发点，而塞万提斯笔下的杜西尼娅却是唐・吉诃德骑士的异想天开。

但必须指出的是，唐・吉诃德对杜西尼娅的忠诚不渝，与贾宝玉对林黛玉的挚爱，完全同等。倘若将这两者互相置换，唐・吉诃德照样会为林黛玉赴汤蹈火，贾宝玉也同样会将杜西尼娅看作心中的太阳。这是一对难兄难弟，两个傻瓜男人。比起《神曲》里云遮雾障的但丁，他们的直截了当在于：除了心上人，什么都不认。相比《哈姆雷特》里的那位丹麦王子，他们只忠于爱情，不承担复仇之类的义务。但他们又不会像少年维特那样自杀，不是由于他们心智比较成熟，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像维特那么实在而迫切的占有欲，非要成为心上人的丈夫不可。所以《红楼梦》将这样的挚爱叫作。所谓，并非只是一厢情愿的意思，而更是意指在情感上精神上的忠贞不二，更是意指毫无占有欲的全身心倾慕。

塞万提斯撰写《唐・吉诃德》的初衷，在于讽刺中世纪泛滥成灾的骑士小说和骑士精神。这就好比后来的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起先是为了谴责出轨的女人。塞万提斯没有想到的是，唐・吉诃德到后来会演变成一个脍炙人口的英雄形象，以致这个人物的二十世纪现世版，亦即切・格瓦拉，成了风靡一时的超级偶像。这与其说是作为文学人物的唐・吉诃德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不如说是塞万提斯身后的世界，实在是变得太快了。正如从骑士时代过来的人们，会对骑士有一种不耐烦。然而，当那个时代完全消逝之后，人们日益习惯了以机器，乃至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文明之后，突然发现，那个逝去的时代原来很美好。当屠格涅夫将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比作人类天性的两个极端例子时，唐・吉诃德已经不是喜剧人物，而是人类天性的某种象征或者说某种隐喻了。

不要以为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怀旧，应该理解文学人物通常具有不以读者也不以作者意志为转移的审美魅力。当人们习惯于居住在森林里的时候，不会对森林有什么依恋，相反，会对森林产生不耐烦。然而，一旦人们丧失了居住在森林里的可能，从而只能蜗居在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之中，他们会怀念森林里的新鲜空气，怀念在森林里与大自然同在的诗意栖息。在贾宝玉与唐・吉诃德这两个傻瓜男人身上，就有着这种森林般的人性品质，有着这种森林般的存在诗意。当世人在没完没了的生存竞争之中变得越来越精明越来越冷酷的时候，突然看一眼这两个傻瓜，会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的可笑。而那两个被人以为是可笑的傻瓜男人，其实是多么的温情脉脉，多么的难能可贵;不说大智若愚，至少是冰清玉洁。就此而言，塞万提斯的结尾太过画蛇添足，竟然会让那位老骑士幡然醒悟，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荒唐的不可取的，从而告诫后人不要学他的榜样。看着这样的结尾，忍不住想提醒一声，理当忏悔的不是唐・吉诃德，而是丧失了唐・吉诃德的摩登时代。其情形一如在举目皆薛蟠的大地上，贾宝玉已成绝响。 薛宝钗与夏洛特

毋庸置疑，《红楼梦》的叙事聚焦在于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纠葛;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贾宝玉最后选择了木石前盟的立场。然而，假设贾宝玉选择了薛宝钗，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个故事当然没有写在《红楼梦》里，而是写在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里。少年维特爱上的夏洛蒂，正是薛宝钗类型的女子。

倘若可以将女子分作浪漫型的、现实型的，或者说存在型的、生存型的话，那么林黛玉显然是浪漫型的、存在型的，薛宝钗是现实型的、生存型的。有趣的是，歌德笔下的夏洛蒂，刚好也是薛宝钗这种类型的少女。倘若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有什么诗意的话，那么并非诗意在少女身上，而是诗意在那个不顾一切地爱上夏洛蒂的少年维特身上。

假设《红楼梦》里没有林黛玉的存在，贾宝玉只能爱上薛宝钗，那么结局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这个问题曹雪芹显然没有考虑过，但歌德却为此下了极大的工夫，最后向世人推出了一幕悲剧。正如贾宝玉之于村姑、唐・吉诃德之于杜西尼娅是可以互相置换的一样，贾宝玉之于薛宝钗、维特之于夏洛蒂也是可以互相置换的。亦即是说，贾宝玉爱上夏洛蒂、维特爱上薛宝钗，结果都不可能是美满的，而是悲剧的。在坚如磐石的生存需要跟前，任何诗意的爱情必定是以卵击石。

然而，就薛宝钗和夏洛蒂而言，她们两个在各自的爱情当中都是无辜的，都没什么过错。薛宝钗之于贾宝玉的倾慕并非全然是承担家族利益的需求，也含有一个世事洞明女子之于一个懵懂男子的情有独钟。正如一个老于世故的男人会喜欢天真烂漫的少女一样，一个人情练达的女人可能会对一个傻里傻气的男子产生爱恋之心。因此，无论是薛宝钗喜欢贾宝玉，还是夏洛蒂对维特的含情脉脉，都不是虚假的造作的。

夏洛蒂爱上维特，与维特爱上夏洛蒂是同样的自然同样的情窦初开。这里的错位在于，夏洛蒂刚好是长女，而不是可以任性可以撒娇的幺女。那个长女位置，就像中国家庭里的长子一样，天然承担着家务生计的责任。试想，即便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复仇的义务和爱的权利之间也只能选择义务，世人又怎么能够要求夏洛蒂在爱的权利和家庭的责任之间只选择爱情而不承担责任呢？夏洛蒂选择承担责任的婚姻，可说是天经地义得无可非议。无论是设身处地还是从自身进退的角度考虑，爱上夏洛蒂的一方都只能认了。但少年维特不干。

少年维特宁可自杀也不愿意承认现实的青春期冲动，与其说是太过年轻太过浪漫，不如说是歌德在潜意识里的占有欲太强。维特自杀，表面上似乎是死于绝望，骨子里却是歌德不肯轻易放过他所得不到的爱慕对象所致。这就好比安娜・卡列尼娜以自杀惩罚渥伦斯基一样，歌德让维特以自杀的方式在情感上置夏洛蒂于死地。其间的区别在于，安娜是自己承担了自杀，而歌德却让维特做了替死鬼。

歌德对夏洛蒂的这股怨恨，在《浮士德》里通过浪子浮士德对甘泪卿的始乱终弃，获得了痛痛快快的发泄。歌德在《浮士德》里一改《少年维特之烦恼》那种纯情模样，不再贾宝玉兮兮，而是彻底西门庆，并且还时不时地使出薛蟠之于香菱的手段，折腾痴心女子。由此可见，少年维特之爱，爱得相当欲望。正是这蓬勃的欲望，致使歌德让维特以自杀惩罚自己占有不了的夏洛蒂，藉此泄愤。也正是这蓬勃的欲望，致使歌德在《浮士德》里断然成就与魔鬼签约的浮士德。魔鬼梅菲斯特，说白了就是欲望的象征。

仅就诗意而言，歌德于曹雪芹不可望其项背。曹雪芹是走过了西门庆的贾宝玉，而歌德始终没有跨越过西门庆阶段。因此，维特的爱情里含有占有欲，浮士德的更为肆无忌惮。站在歌德面前的夏洛蒂，实在无辜。这跟面对木石前盟的薛宝钗还略有不同。薛宝钗喜欢上的是一个宁可放弃生存也不愿服从强加婚姻的方外之人，夏洛蒂喜欢上的却是一个有如渴望功名一样地梦想着拥有所爱的野心勃勃的少年。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维特倒在血泊中的结局，成全了歌德在文学上的丰硕功名。维特死了，歌德崛起了。可怜的夏洛蒂，与其说是一道爱情风景，不如说是歌德功成名就的一个道具。这可能是夏洛蒂与薛宝钗的关键区分所在。 多情公子与复仇王子

在所有西方文艺复兴文学经典的人物造型之中，与贾宝玉形象最为对称的，恐怕当数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哈姆雷特。一者是拒绝任何义务和担当的多情公子，一者是承担了义务和责任而放弃了爱情的复仇王子。多情公子为情而生，因情而去;复仇王子因为复仇而弃爱弃生，因为复仇而与仇敌同归于尽。这两个人物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一者美在拒绝，一者美在担当。倘若说拒绝是由重而轻的飘然出世，那么担当则是由轻入重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或者说，生命因为拒绝而飞升，因为担当而下沉。飞升并非虚无飘渺，而是决绝;下沉并非坠落成泥，而是沉入海底复归于死亡的宁静。

这两个形象的对称性，可以在许多层面上展开。当他们作为儿子面对父辈的时候，贾宝玉是不折不扣的逆子，同时也是整个家族无可救药的叛逆者。哈姆雷特刚好相反，因为父亲的遇害而成了父亲的忠诚儿子，从而认领了父亲留下的沉重遗嘱。父亲，在贾宝玉虽然方方正正地始终存在着却像是若有若无的一样，在哈姆雷特却虽死犹生一般地成为悬在命运头上的一把利剑。父爱落到贾宝玉头上，乃是因袭的传统和严厉的责任。父子的伦理道德，挤干了血缘上的温情脉脉，也拧干了人性的情愫。所谓的父命难违，不是难违在父命的如何伟大如何崇高，而是难违在父命的如何蛮横如何冷酷。然而，父嘱在哈姆雷特却像是一种充满英雄气息的命运召唤，仿佛阿喀琉斯听见了战马的嘶叫，连同出征的号角。尽管莎士比亚并非在重复荷马史诗的壮丽和崇高，而只是把那位丹麦王子扔进了一个两难的人生境地。

倘若说，《伊里亚特》所描述的那场战争是起因于特洛伊英雄不愿放弃爱情，那么《哈姆雷特》里的复仇王子所面临的，恰好相反，是必须放弃爱情的权利从而选择承担复仇的义务。面对他所挚爱的，并且也同样挚爱着他的奥菲利娅，王子要么选择相爱，放弃复仇;要么选择复仇，放弃爱情。经过一阵子长长的思考和犹豫之后，哈姆雷特作出了他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合理性在于王子必须承担父亲交付的复仇使命，而作为一个合格的复仇者，不可能是缠绵于情爱的情种，只能成为一往无前的斗士。由此生发出这种选择的残酷性：因为复仇而斩断情丝，将爱情同时也将奥菲利娅置于死地。虽然这位王子骨子里并非是阿喀琉斯，但他不得不扮演类似于阿喀琉斯那样的角色。阿喀琉斯的幸运在于没有奥菲利娅，哈姆雷特的不幸在于他本来不是没有奥菲利娅的阿喀琉斯，却要假装一个没有奥菲利娅的阿喀琉斯。

从哈姆雷特的不幸可发现，贾宝玉其实很幸运。因为贾宝玉与阿喀琉斯天然无缘。站在贾宝玉身后的隐形导师，乃是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之类的高僧隐士。那样的人物，在先秦时代叫作庄周;那样的人生理念，被称作庄子哲学。这种哲学的特点不是在于进击，而是在于不争或者说与世无争。这是贾宝玉形象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贾宝玉不仅不会成为家族利益的竞争者，也不会成为争取爱情权利的角斗士。他可以接受生存利益的一无所有，也可以认领其爱情被浊世所摧毁的命运。无论是作为快乐王子还是作为悲天悯人的一幕幕人间惨剧目击者，贾宝玉都悉心体味悉心痛吟。他既不会思考为什么，也不会筹划怎么做。悲风来了，他认命;惨雾来了，他悲泣。这与其说是一位多情公子，不如说是一棵庄子所盛赞的无用之树。那曲悲痛欲绝的《芙蓉女儿诔》，与其说是长歌当哭，不如说是这棵无用之树听凭人间悲剧在树身上刻下的醒目年轮。

哈姆雷特截然相反。一旦受命于父嘱，快乐王子一下子长大了。其长大的标记，不是突然成为一名佐罗般的侠客或者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武士，而是在没完没了的思考之中，变成了一个沉湎于思想的哲学家。莎士比亚为此赠送给了这位王子一连串的犹如哲学演讲录般的台词，并且以“生存还是毁灭”的一段独白，最为著名。那些哲学意味十足的漂亮台词，使复仇者无意间获得了形而上的高度，仿佛人类天生就该承担复仇的义务，就该在复仇的迟疑之中寻找思想的灵感，就该把爱情连同爱人一起扔进死亡，如此等等。相比于多情公子的越来越绝望，复仇王子仿佛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勇敢。最后，当王子向仇敌亮出利剑，当王子向仇敌刺出致命的一剑，思想作为批判的武器，终于变成武器的批判。这既是该剧作为悲剧的最为悲剧时刻，也是该剧悲到极点之后呈现出的喜剧内涵。因为遭受了武器批判的，不仅是仇敌，也同样包括爱情和所爱。利剑之于仇敌是凌厉的，之于爱情是愚蠢的。情爱如水，利剑无断。事实上断送的乃是无辜的奥菲利娅。

莎士比亚的伟大，并非仅仅伟大在既能写喜剧，又能写悲剧;而更是伟大在他的每一部喜剧之中都蕴含有悲剧因素，更是伟大在他的每一部悲剧之中都隐藏着喜剧成分。正如在所有文艺复兴经典的文学人物当中，唯有哈姆雷特与贾宝玉最具对称性一样，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所有经典作家之中，唯有莎士比亚与曹雪芹并驾齐驱。可以说，莎士比亚戏剧具有《红楼梦》的全部丰富性以及人文深度;也可以说，一部《红楼梦》相当于所有莎士比亚戏剧。二者无论在审美上还是在文化意蕴上，全都等量齐观。 刘姥姥与福斯塔夫外加布鲁姆

《红楼梦》里有一句著名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倘若要将这两句话落实到小说里的人物身上，也许有人会选贾雨村，但我却认定是刘姥姥。尽管将这两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之人，乃是那位老祖宗贾母。老祖宗形象的出神入化可谓集数千年太后之大成。而事实上，这个人物也确实预告了满清末年的绝代女人慈禧太后。有趣的是，这两个女人的垂帘听政模式，又被后来的男性统治者承继了去。尽管贾母以降的垂帘听政一代不如一代，但贾母形象的意味深长却一目了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姥姥形象似乎是贾母的一个陪衬。然细品之下，贾母又何尝不是刘姥姥的某种烘托呢？表面上看，刘姥姥似乎因贾母的器重而可以随意出入那个钟鸣鼎食之家;事实上，刘姥姥在人情世故上的炉火纯青，即便面对贾母也不遑多让。按照中国式的尚水哲学，刘姥姥的位卑，刚好成全了她在贾母跟前低处的优越，从而将其八面玲珑的周旋本事，施展得有如庖丁解牛一般恢恢乎游刃有余。这样的俗世俗人经典，在西方文艺复兴叙事文学当中，惟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福斯塔夫堪与媲美。

现身莎剧《亨利四世》《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福斯塔夫，虽然只是个破落骑士，却十足一个人精，唐・吉诃德的倒置版，集地痞无赖、绅士侠客于一身，交游广阔，四通八达，上起王子下至强盗小偷流氓三教九流，无所不知，无人不晓。倘若说，刘姥姥像一只狐狸，那么福斯塔夫则像一头老狼。这样的人物，在后来巴尔扎克以《人间喜剧》命名的诸多小说里，变身为大盗伏脱冷;在乔伊斯的《尤里西斯》中转换成了犹太裔都柏林人，波弟・布鲁姆。当今耶鲁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评论文字里，最让人刮目相看的乃是，这位教授从波弟・布鲁姆身上发现了福斯塔夫形象的慧眼独具。

正如要把小说写得诗意盎然不太容易，要在叙事作品中写出福斯塔夫这样的世事洞明人物，也是非寻常功力所能抵达的。《唐・吉诃德》里的桑丘・潘扎，只是给那位傻瓜骑士提供了常人常识而已。雨果的小说颇有诗意，但就是缺了个伏脱冷式的人物。托尔斯泰煌煌三部巨制，却怎么也写不出一个福斯塔夫形象，以致对莎士比亚嫉恨不已。就算远比托尔斯泰深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写出般的唐・吉诃德人物，写出疯子般的杀人犯，写出斧凿刀削般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但也无法切入福斯塔夫的世界。福斯塔夫形象在整个俄罗斯文学里是阙如的。其实契诃夫最有可能洞察到福斯塔夫，遗憾的是这位集小说家与戏剧家于一身的大师级人物，骨子里少了一种玲珑剔透的野性。世俗成平庸是常见的，但世俗成人精却需要超凡出俗的生猛。在福斯塔夫面前，托尔斯泰太想做圣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太不肯入俗，不肯下海，在人海中淘宝。

由此可见，后世的文学大家之中，能够望莎翁项背的，也就巴尔扎克、乔伊斯。本来还可以算上普鲁斯特，假如他能把那位夏吕斯男爵写彻底的话。普鲁斯特敏感得像林黛玉，但写小说太任性了一点。相信他生活中是碰到过福斯塔夫式的人物的，那位夏吕斯男爵就很相像，但他并不当回事，随随便便地把人家写进小说里，既不深入，也不细究。

在莎士比亚舞台上，李尔王、麦克白、奥赛罗，更不用说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类形象后人都是可以抵达的。唯有哈姆雷特和福斯塔夫，后人难以仿制。这两个人物，可以被看作是叙事文学的两个标高。能够同时抵达这两个标高的叙事作品，据我所知，也就《红楼梦》而已。贾宝玉形象抵达了哈姆雷特的标高，刘姥姥形象抵达了福斯塔夫的标高。一者是出俗，一者是极俗。出俗固然妙不可言，但极俗也让人叹为观止。俗到深处有如深渊一般，深不见底。

福斯塔夫深不见底，刘姥姥也深不见底。叙事作品中一旦有了这样的人物，怎么写都能够写活。这样的人物身上既具有人情世故的丰富性，又具有文学叙事的灵动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要是少了福斯塔夫，顿时黯然失色。《亨利四世》假如没有那个有声有色的福斯塔夫，整个戏剧几乎难以成立。同样，一部《红楼梦》要不是刘姥姥，读者怎么能够读出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之战背后的世相和众生相？而《红楼梦》高于《西厢记》《牡丹亭》之处，就在于将爱情悲剧置于《清明上河图》般的世相和众生相之间。《西厢记》《牡丹亭》只有爱情，并没有世相和众生相。相反，《金瓶梅》倒是有世相和众生相的，但了无《西厢记》《牡丹亭》那样的诗意。能够将这两者天衣无缝地融合到一起的，唯《红楼梦》耳。

篇（5）

谢美宝刚来中国那阵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说。这位英籍的香港女孩，好长一段时间在课堂上简直像个哑巴。老师讲课、提问时，她能作出的反应只是微笑、点头或摇头。这一下可急坏了付瑶老师，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正是口语呀！

有一天上课，付老师特意走到她的跟前，对她提出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要求：回答问题时，只需要用中文回答“是”或“不是”。

面对付老师和其他同学那充满善意与期待的目光，谢美宝终于说出了“是”和“不是”，一时间，教室里报以热烈的掌声。

自此以后，谢美宝的语言天赋一如打开的山泉，淙淙地流淌开来。她喜欢中国的紫砂壶，她的毕业论文写的也是关于紫砂壶的研究成果，而且答辩时普通话对答如流。她博得了老师和同学的交口称赞。

谢美宝深知这一切首先应该归功于中文的启蒙老师付瑶。她准备了一个精美的发夹，一心要送给付老师。可付老师早已不任她的课了，她又不知道付老师现在在哪个班上课，只好利用课前及课后在校园里到处寻找付老师。一个月之后，她才意外地在校园里见到付老师并将那个精美的发夹送给了她……

来语言学院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无论什么肤色和国籍，都受到中国老师的真诚爱护和精心培育并茁壮成长着。

河野文明来自日本的冈本株式完社。想当韧，他决意放下手头的工作到语言学院的中文速成班来学习汉语时，就有同事提出过异议：“这么短时间，能学好吗？”然而，河野文明到中国来仅3周时间，就用中文给公司的中国员工写了一封长信，令他的中国同事惊诧不已。公司员工禁不住给语言学院的张老师和郑老师写来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

北京语言学院是国家教委直属的唯一一所培养外国学生学习中文的学院，每年在校的外籍学生达3500人，中国学生也有1500位。来这里学习的外籍学生共同的目的是学习汉语、了解中国。

1995年6月30日，86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留学生，通过4年的学习，用汉语完成了他们的毕业论文答辩。他们的普通话表达能力之强，论文涉及内容之广、学术水平之高，使前来采访的记者们连呼“想不到”。

这次论文答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及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的研究明显增多，并且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例如：马来西亚卡马如令的《谈中国物价与人民的生活》、韩国李相锡的《我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的一些思考》、古巴阿尔费雷多的《中国乡镇企业的生命力》及沙特阿拉伯哈利德的《沙特阿拉伯王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前景》等，都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而有关中国的语言及文化方面的题目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俄罗斯姑娘卡佳早在国内学习汉语时就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在语言学院毕业时她论文的题目是《论秦可卿》，导师是红学专家周思源教授。卡佳在完成论文答辩之后说：“语言学院的老师好，教学水平高，又有良好的语言环境，所以我的学习进步很快。”和卡佳来自同一国家的安东是一个孔子迷，非常崇拜孔子的“中庸之道”，他的毕业论文是《孔子的“中庸”和阎锡山》，论述得还颇有道理，他和卡佳都以优异的学

习成绩取得了免试在语言学院继续读研究生的资格。

第二乐章：快乐多重奏

一场有12个“国家”介入的关于广告的“战争”爆发了，这是北京语言学院1993年4月举办的一场由各国留学生参加的汉语热门话题辩论会，本次主题：广告评说。

来自孟加拉的赛福尔担任主持人，他迷恋主张兼爱与非攻的墨子，看到双方都已虎视眈眈，便提醒大家：“君子动口，别动手。”

辩论开始，正方的朝鲜学主许正男首先亮出自己的见解：“厂告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没有广告，商品社会和信息社会就无法运转。”

反方的奥地利学生林峰针锋相对：“真正的好东西用不着广告，不好的东西才大声吆喝。”

于是正反双方开始了热烈的目枪舌剑……

语言学院的老顺们深知，学习语言，重要在于语言实践，而辩论往往最能锻炼语言表这能力。所以自1987年以来，学院差不多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大型辩论会，如“世界和平——人类的理想与现实”、“男女平等和妇女的出路”、“代际冲突的‘得’与‘失’”、“洋货进入的‘利’与‘弊’”、“电视是良师益友还是危险的伙伴”、“话说广告”、“好酒不怕巷子深”和“‘女士优先’的实质是歧视妇女”等等。出场的人员从起初的老外对老外发展到后来的中国学生对老外。有趣的是在“好酒不怕巷子深”的辩论赛中，思维别致的老外竟然还战胜了中国学主！

除了辩论赛，老师们还组织了汉语节目表演、作文评比、演讲比赛、外出参观等等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从而使外国学生无论是汉语水平还是对中国的了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汉语学院汉语系组织的“外国人看北京”的演讲比赛中，日本学生佐藤女士以舒缓的语气把北京的自由市场着实盛赞了一番，她说“自由市场的菜新鲜，人也新鲜，很有人情味”，她在这里也学会了讨价还价，练习了汉语，增长了见识。韩国学生李景贤小姐则比较了中国家庭和韩国家庭的不同，幽默地认为韩国文化中的男权中心思想虽源于中国，现在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无独有偶，日本的大山小姐也流露了对北京妇女的羡慕之情。而韩国小伙子吕远元的一番高论更是令众人开怀大笑：“北京姑娘加上韩国姑娘的温柔是我的理想！”北京的胡同、北京的马路、北京的人、变化中的北京，还有那丰富有趣的饮食文化，都成了留学生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篇（6）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7-0-01

一、研究性学习的内涵

语文研究性学习区别于作为课程的研究性学习，它是指在语文学科内部，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采取的一种学习方式。不同于接受性学习，它具有自主性、开放性、探索性、实践性与合作性的优点，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知识，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种学习方式注重过程，更容易引导学生理解知识的意义，发展创造性，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通过语文研究性学习，教会学生如何获取信息，汇总研究；如何提出质疑，分析论证；如何互相合作，资源共享；如何对语言文学形成独特的感受等等，使学生在研究中积累学习经验，在质疑中形成科学素养，在合作中培养团队意识，在感受中领会语文魅力。

二、研究性学习的定位

尽管经过几年的探索，研究性学习已由专家的理论探索向学校具体的教学实践发展，并陆续结出果实，但不少学校和教师对“研究性学习”的理解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误区：即，研究性学习就是做研究课题，写论文。于是，学生和老师把很多精力花在远离教材的课题上，贪大求远，不切实际。我认为，应该对“研究性学习”有个准确的定位。“研究性学习”是个偏正短语，其中心词是“学习”而非“研究”。也就是说，研究性学习首先是一种学习方式。而学校学习的主要形式，还是要以学校和教室为主要空间，以教材为主要载体。因此。我理解，“研究性学习”的主战场应该在学校，即让研究的精神走进教学与学习过程中，让学生学会用研究的眼光去看待学习对象。

三、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教师的作用

很多人认为语文研究性学习强调的是学生对学习活动的自主参与和亲身体验，是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因而其主角是学生而非教师，于是就放手让学生自己干，但是对于一直在老师“庇护”下学习的学生而言，老师彻底放手之后就会无所适从，所以在研究过程中，教师恰当的参与和积极的引导很重要，例如，在确定研究课题的环节中，无论是立足于课内文本材料或是课外拓展阅读，起始阶段，学生的质疑是零散的，质量参差不齐，各个小组成员之间又缺乏沟通。面对纷繁琐屑的现象，理清头绪，确立研究主题对高中学生来说无疑是困难的。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引领作用犹为明显。另外在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过程中，以及评价环节中，教师不能完全放手，教师始终是一名观察者和参与者。

因而在以学生为主体的研究性学习中，教师与学生之间仍然存在“教”与“学”的关系。需要强调的是，教师的引领、参与，必须本着学生自主这个基础，决不能喧宾夺主。学生实施主体行为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学生的创造性活动。创造性的展现，是学生发挥主体性的最高境界，这也是研究性学习教学活动的目的所在。

四、语文研究性学习的内容设计

研究性学习的内容又该怎样设计呢?我认为语文研究性学习的选题应以教材文本为基础。语文课本涵盖了许多千古传诵的文学佳作，离开课本，开展研究性学习就变成了“无本之源”。因此，从课堂教学中发现可研究的课题，是我们教学的一个有效途径。

例如：将某些课后练习的问题化为课题是确定研究性课题最简捷的方法，在学习《祝福》时，结合练习题“讨论祥林嫂是谁害死的？”让学生做个《论祥林嫂之死》的研究性学习；在学商隐的《锦瑟》时，结合课后练习题关于《锦瑟》朦胧的意象,凄迷的意境，指导学生探究这首诗的旨意,做个《我看》的研究性学习。

学了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诗，可以让学生研究他们两人诗歌的特点，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格律派和现代派的特色，让学生做个《现代诗歌的精致与朦胧》的研究性学习。

学习了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诗人的诗歌，教师可以将学生学过的这些诗人的所有的诗展示出来，再收集一些他们的资料，让学生对唐代不同时期代表诗人的写作风格做以比较探究，比如《潇洒飘逸说李白》、《“沉郁顿挫”论杜甫》等。

学习了戏曲单元，可以给学生介绍中国的一些传统戏曲，比如京剧、豫剧、川剧、黄梅戏、昆曲、秦腔等，让学生做《中国传统戏曲》的调查报告。

篇（7）

 

旅游美学是伴随着旅游业和旅游教育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新课程，是旅游专业知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旅游美学是一门研究旅游审美活动和审美价值的新兴学科，它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人们在领略和欣赏旅游客体美的同时揭示其审美特征。具体地说，旅游美学是以旅游审美对象(即旅游者的观赏对象)、旅游审美主体(即旅游者)和旅游中的诸多审美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其研究对象的美学分支，是旅游学与美学交叉的边缘学科。随着各高校旅游专业课程体系的不断完善，旅游美学的课程定位也基本确定下来，作为旅游文化范畴系列，面对新的教学形势和“90后”的教学对象，旅游美学课程的具体教学工作也需要反思和改革。 

 

一、依据美学基本原理，传承新的文化内涵 

 

美学的基本原理是对旅游美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这里不过多展开，只是强调最为根本的原则——科学真实。教师在讲授课程时，尤其要把握这一原则。真实就是符合客观规律，这是美的基础，不真何以谈美!课堂内容讲授科学真实美，是最基本的教学要求，每一位教师都是必须遵守的。这一点不能停留满足在简单的传授，而是要让学生感受得到，发自内心去体会，最后得以升华。掌握这一原则应该分两步：第一是科学陈述，条理清楚，这是前提和基础；第二是将美感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来体会，这是上层次和升华。面对有形、有色的自然旅游资源和自然景观，科学准确陈述其成因和属性，应该是教学内容的起点。例如我们在讲述黄山时，首先要清楚地告诉学生黄山的成因。作为花岗岩为主体的风景名山，黄山首先表现出的花岗岩石的特征，岩石的色彩多呈灰黑色、山体坚硬、易脆裂、断裂层面棱角锋利等等，极易风化形成的球状景观成了黄山四绝之怪石的主要成因，所以人们才能直观看到“飞来石”、“猴子观海”、“仙人晒靴”、“梦笔生花”、“八戒石”、“天鹅孵蛋石”等等，山体的球状风化也让游客看到了黄山的“柔美”。作为黄山标志的“飞来石”不仅是黄山的象征，更渗透了人文历史，如它所记录的“红楼梦”，承载了人们对爱情的渴望，传承了人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对人文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的讲述，更要把握好尺度和分寸，因为这部分内容广大庞杂，对有些问题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教师把握好主流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对佛教雕塑的讲述和理解，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是要交代清楚的，每个历史阶段对美的标准是有差别的，如西魏的雕塑注重“清秀”，佛像都是突出骨感美，直观感受都是瘦骨嶙峋，渗透出出家人的艰辛与清苦，也表现出佛教誓将凡人救出苦海的决心；唐代则是以圆润、丰满、华丽为特色，看后让人感到亲切、温暖、平和，使信仰者体会到佛教抚慰人心灵的力量。这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佛教雕塑所表现出的古人的艺术天赋，更重要是表现了人们的信仰和人生观，由此才会使这些看似冰冷的雕塑，有了生命和灵魂。因此在对知识科学清楚陈述的基础上，传承新的文化内涵，启发学生对美进一步的理解，对美真正的感悟，达到升华，才会达到良好的授课效果。 

 

二、追求美的意境，完善和谐之美 

 

旅游美学无论是教学、研究还是旅游者的体验，从直观感受到最终目标，是追求一种意境，完善和谐之美的旅程。广义上讲和谐是指人与自然天地的协调，指万事万物都有自己运行的法则和规律，遵循规律方能够在宇宙的运行中寻求平衡的共生发展关系。狭义讲就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旅游美学课程所追求的目标和意境，是对和谐之美的最好诠释，是更高一层的形式规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多样统一。多样统一是客观实物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形有大小、方圆、高低、长短、曲直、正斜；质则表现有刚柔、强弱、润燥、轻重；势则有快慢、动静、聚散、抑扬等等，正是这些对立因素的统一在具体事物上，形成了和谐。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自然美景和人文景观的美就在于这种多样统一，即和谐。正如布鲁诺所说：“这个物质世界如果是由完全相像的部分构成的就不可能是美的了，因为美表现于各种不同部分的组合中，美就在于整体的多样性。” 

和谐所包含的变化、对称、均衡、对比、调和、比例、节奏等因素，会使人感受到既丰富又单纯，既活泼又有秩序，既严肃又有亲切，既粗犷又有细腻，既华丽又有纯朴等等。和谐的法则被完美地运用到现实生活和艺术创作之中，旅游美学不仅是要将这些内容表达出来，更是要将其作为人格魅力和内在气质的一种培养和积累。 

 

在课堂上，教师首先要把所讲述的教学内容达到一种和谐，这种和谐是对知识的尊重。如旅游美学教学内容中对中国古建筑的内容讲解，其处处渗透出和谐因素。作为中国古建筑礼制建筑代表的故宫，从选址、宫内外的陈设到细微处的处理，处处体现出古人“天人合一”、尽善尽美的和谐思想。首先是对“天”和“祖”的认可和尊敬，帝王坚信“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对上天和祖先的祭祀和供奉是不容马虎和轻视的，因此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祭天、祭社稷和祭祖成了国事活动中重要的内容，称为国之大典，合称“三大祭”。所以如今北京故宫东南方位设置的圜丘坛(明清两代皇帝用于祭天)、祈年殿(明清两代皇帝用于祭祀五谷社稷)和左前方的太庙(明清两代皇家祭祖的家庙)成了实物见证。还有中轴对称、皇权至上、阴阳五行等思想的运用，都是多样统一思想的体现和传承，是时代赋予“和谐”文化的内容。 

除了教学知识的和谐因素，课堂上还应该强调教师与学生的“和谐”。具体应该是教师为人师表，以学生为本；学生尊敬教师，以师为友。教师和学生首先要获取双方在人格上的尊重，再定位于角色的不同。相互在人格上的尊重是和谐的首要前提，教师要恪守职业道德，具有扎实的知识功底、丰富的知识内容、与时俱进的授课方法和先进的教学理念；学生要尊敬教师，在吸取知识的同时，做一个善于思考、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改变被动学习的课堂的主人。这样的课堂氛围，才会有最好的授课效果，对教师和学生来讲，这样的授课过程不是简单的知识感悟，而是相互学习提高、相互享受知识的过程。 

因此，追求旅游美学教学中和谐美的法则，也是在现实教学中自觉地运用形式规律去创造美好事物的一种形式，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进程，还将不断地发展，补充新的内容。 

 

三、确立课程知识体系，推广新的教学方法 

 

这里所谈的课程知识体系，是指旅游美学的课程定位和教学内容。旅游美学是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人们在领略和欣赏旅游客体美的同时揭示其审美特征，它还应该是定位于文化范畴，它既具有文化属性特点，又具有其独特性。其表现的文化属性这里不作展开，只是强调其对欣赏旅游客体美和其审美的特征，这个过程是一个由静到动再到感悟升华的过程。所以对这门课程的教学方法就要有别于一般的文化类课程，要有所创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是结合传统的教学中所采用的封闭式的单一的授课方法，推出直观式的开放式的教学方法。传统式的教学方法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针对传统的基础学科的教学还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十分必要的有效的教学手段，在教学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应用性新专业的设立及市场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迫切要求和课程内容的改变，这种授课方式无疑受到质疑和严峻的挑战。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中，旅游美学仅仅依靠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和良好的教学效果的。所以我们在此基础上推出了直观式开放式的教学方法。 

1.利用microsoft powerpoint软件制作授课课件，借助多媒体教学设备将其直接推上课堂，必须指出的是课件的制作一定不能只是单纯的电子文档和物像资料的简单应用，而是以教学内容的完整性、交互性、衔接性和画面的艺术性为准，将传统的文字授课，通过高科技手段，与图片、录像等物像资料结合起来，做到界面清晰，教学内容完整。这也就结束了一本教材、一支粉笔、一本讲稿无法向学生解决的旅游美学从接受、再转化到升华的难题，通过生动、优美、立体、清晰、直观的界面，图文并茂地展示了旅游美学的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在课堂上把听觉、视觉和大脑思维结合起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2.利用互联网，推出网络授课。这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正在各高校得以推广和实验。有了前期的教学方法为基础，可以作为一种网络教学的一种尝试。因此，要求教师具有很高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3.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融入实践教学环节。旅游美学的教学实践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环节中，可借助于其他课程，将其教学内容贯穿进去。如借助导游业务，可以在实务导游过程中将美的感受涵盖进去并且传授出来，可使导游技能上升为一个新的台阶，也是旅游美学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借助饭店管理，可以将饭店经营中的硬件装饰所带来的全新的美的标准，让学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认识；借助餐饮文化，可以将中华饮食文化美的理念诠释给学生。这些实践内容，可以使学生从美的抽象中走出来，确实感受到美是实在的。 

 

四、走进“90后”的群体。提升教师的个人魅力 

 

现在高校学生已经以“90后”出生的年轻人为主体，新一代的人群有新一代的特点，面对于全新的他们，我们虽然不能盲目地迎合，但是讲究一些方法还是必要的。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优秀的教师，对他所教授的学生，应该是很了解的。 

篇（8）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13―0009―03

多媒体网络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高校校园，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并冲击着传统的教学模式发生深刻的变革。教学模式改革的动力来源于物质技术的发展，工业化社会使古代的私塾个别教学模式改变为学校班级课堂教学模式：而信息化社会又将借助多媒体网络技术产生网络学校、虚拟课堂，使教学过程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学行为的个别化、个性化和自主化成为可能。由于多媒体网络技术改变了教学方法和手段，使传统教学过程中的教师、学生、教材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发生改变，教学设计理论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从而促使新的教学模式的产生。新的教学模式能否有效地建立，并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还要取决于多媒体网络技术教学环境的建设；教师对多媒体网络技术掌握应用的程度：新的教学设计思想的产生等。本文就多媒体网络技术促进教学质量的优势，及由此产生的新的教学模式进行探讨。

一　多媒体网络技术提高教学质量的特点

1　多媒体化的教学

多媒体技术是指利用计算机综合处理和控制文本、图形、图像、动画和声音等信息的技术。多媒体技术是一种辅助教学的现代化手段。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广泛实践，使教学媒体从单一的板书文字、挂图、幻灯片、纸质教材，发展为计算机化的PowerPoint形式的图文并茂、动静结合、视听丰富、色彩生动、形式活泼的演示文稿；帮助学习者自主训练的多媒体课件；帮助实验者进行模拟实验操作的实验型多媒体课件；提供教学功能和教学资料的电子书、辞典等。多媒体教学具有以下的优势和特点：

(1)多媒体教学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

教师在多媒体课堂授课能使用计算机和投影仪，演示相关的课程内容，速度快而清晰，对教师而言节省了大量板书的体力劳动，可以集中精力讲解课程：对学生而言可避免埋头记笔记，因为老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他的演示内容，可专心理解讲授内容，也节省了体力。“用锄头挖地省力，还是用拖拉机挖地省力”，是不言而语的。有的教师的电脑演示文稿中仅使用了文字符号，没有图片或动画等多媒体元素，被人嘲笑为“电子黑板”，当然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的功能确有不妥，但是“电子黑板”比“粉笔黑板”效率高也是毋庸置疑的。多媒体教学这一现代化的手段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教学效率，为教学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2)多媒体教学极大地丰富了教学资源

传统的课堂教学资源应该包括教师授课语言、板书等人力资源和教材。多媒体课堂的教学资源增加了更多的信息表现形式，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能在计算机的控制下统一获取、统一存储和处理，表现为合成的多媒体信息。例如：文学院的老师在讲解《红楼梦》时，可以生动地演示出“建筑文化”、“香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的各类图片和视频，在“建筑文化”中又对中西建筑进行了分类比较，图片非常多，内容很丰富，学生在很短时间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并且记忆深刻。又如：医学院的老师在《人体解剖学》课程中，开发并建立了具有传统与现代相互整合、相依互补的多元化、立体化和网络化特色的多媒体教学资源。以传统的纸质教材、挂图、模型、标本、解剖操作等经典的教学资源为基础，整合现代先进的信息教育技术手段和方法，开发建立了人体解剖学专业教学网站1个，内含：网络课程3个、文字60余万字、图片8000余张、动画75段、视频256段、媒体数据总容量达30 G13的集传统与现代资源于一体的“多元化”、“立体化”、“网络化”多种媒体教学资源。形成了教学媒体丰富、数据容量很大的教学资源，是传统课程所无法比拟的。

(3)多媒体教学有效地解决了教学难点

传统课堂教学中很难用语言和文字来解释和表达的内容，可以很容易地在多媒体课堂中通过动画的演示，逐层地、三维地剖析和展示，使学生更易理解。例如：《分子生物学》课程用3D动画、flas来解答分子生物学中抽象难懂的机理问题。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通过实验更好的理解书本的知识，取得良好的效果。有如：《环境微生物学》课程中用教学动画生动地表现了不同细菌运动的方式，还用显微镜下的藻类运动视频画面作为课堂教学资源。

2　网络化的教学

网络化教学是指利用网络技术进行教与学的活动。目前计算机网络技术飞跃发展，我国大多数高校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校园网，并且通过中国教育科研网与国际互连网相连，使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课程、课程与课程、校区与校区、学校与学校、中国大学与国外大学等等，数不清的学习资源中心、电子图书馆、各类学习网站与学生和老师都形成超时空的连接。在这样的网络环境下，教育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从地理位置的角度可分为：校园内的网络化教学、校园外的远程教学。

(1)网络化教学有效地加强了师生的交流

通过网络建立网上教学学习平台、网络课程中的论坛、BBS、以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都可以加强师生在课堂外的沟通。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师生比普遍较高，教师对本科学生课堂后的个别辅导和交流相对较少；另外，由于很多高校都设立了分校区，教师授课后即离开校区，学生和老师很难在课后见面；以后，随着高校住房体制改革，很多教师的住家也会在校园外。这些情况都会给学生和老师的沟通带来障碍，而网络化教学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对于非全日制在校学生而言，网络化教学产生的社会效益更大。网络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和海外的公开大学都依托于网络化的远程教学。

(2)网络化教学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网上参考资源，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

在“十五”期间教育部质量工程的推动下，精品课程、网络课程、学习网站、资源中心、数据中心、电子刊物、电子图书馆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再加上网络技术的发展，带宽扩大，高速非线性技术的链接，为广大网上寻找学习资源的学生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十年前出现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路通、车少、货少”的现象已不复存在。

(3)网络化教学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

很多高校的多媒体教室中的计算机都可以上网，因此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但能使用多媒体技术来辅助教学，还可以使用网络技术来链接相关的网站，提取学校资源中心的资料、相关网站的信息以及电子图书馆的参考资料。网络资源的应用使课堂教学内容得到很大的扩展，对综合性大学的各学科之间知识的相互借鉴和渗透意义深远，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有极大的好处。

二　多媒体网络技术环境下新的教学模式

1　课堂演示为主的“讲授型教学模式”

“讲授型教学模式”的课程是全部授课学时都在课堂中进行，但借助于多媒体网络技术在课堂教学的使用以及网络教学平台的课后辅导，教学方法与手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教学设计和教学思想也有相应的改变，从教师为主导地位的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和一本教材的传统教学模式，转变为学生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教育技术与课程整合模式，即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学模式。现在我国高校绝大部分在校学生的理论课都采用这种教学模式，因为，一方面是课堂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很重要，学生和老师面对面的沟通很难轻易被取代：另一方面是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还在起步阶段，多媒体网络技术只被用于辅助教学的手段，就在这个阶段中，也有很多教师并没有真正用好这一现代技术手段，发挥其优势，进行新的教学设计，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2　课堂讲授与网上自学相结合的“讲授一自学型教学模式”

“讲授―自学型教学模式”的课程有50―70％的授课学时采用课堂教学，其余学时在基于网络环境下的计算机上自学。2003年教育部推动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试点工作，在180所高校中试点，开展了一种新的课堂教学与网上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有的高校采取三分之一学时课堂讲授、三分之一学时小组练习、三分之一学时网上自学与课堂教材(读写译)相配合的多媒体网络版的英语教材(视听说)。

多媒体网络教学强化了语言环境，可以使用真实的英语环境和人物对话的视频资源，这是传统教学中不能提供的：发挥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很多试点学校有以下的共识：大部分学生拥护大学英语改革，体会到网络学习平台是一种很新颖的，可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环境，对听说能力有很大的帮助；教师则认为这种改革把教师从繁重的备课、板书、改作业等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钻研教材和教学法，并且提高了教学效率，缓解了外语教师编制不足，长期超负荷运转的问题。

3　网上学习为主的“网络学习型教学模式”

“网络学习型教学模式”是大部分或全部课时都在网上学习、网上辅导、网上考试的课程。一般情况下，这种教学模式用于非全目制学生，如：网络学院、远程教学等，而较少用于校园内的全日制学生。校园网上的网络课程只是起到了辅助课堂教学的作用，课堂教学学时不会因此减少。其中也有很多网络课程制作得非常好，已经形成一门完整的立体化自学教材。当然，在有的学校，也有个别网络课程用于校园内的全日制学生，如：清华大学的计算机文化基础网络课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该门课程以课程网站为学习平台，信息技术在该教学平台中突破了以往辅助教学的角色，而是开展了一种全新的网络化教学模式，师生近80％的教学活动是在网络教学平台中进行的。

三　推动多媒体网络环境下教学模式创新的建议

教育部在2007年初与财政部联合发文决定实施“质量工程”，目的是高等教育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做好人才培养这一核心工作。质量工程中的六大举措、七大系统、九大目标、十组数字中有很多项目都与教育信息技术有关，例如：教材建设与资源共享；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专业设置预测系统，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系统，大学英语与网络教育网上考试系统，网络教育资源管理和质量监管系统，精品课程共享系统，立体化教材数字资源系统，终身学习服务系统。并实现信息化手段与技术在人才培养中的广泛应用，改变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实现课程、图书、实验设备等优质资源的全国共享；初步实现专业设置和社会需求的互动，建立专业设置预测系统；通过开展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和实践教学的改革，提高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用信息技术实施英语教学，4年后使60％以上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解决英语听说问题；初步建立用于网络教育的公共服务体系，打通普通本科教育和网络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3000门国家级精品课程等。

对在“质量工程”的推动下做好信息技术工作有以下几点建议：

1　加强网络和多媒体环境的硬件建设

稳定高效的校园网络和高清晰度的多媒体教室是实施信息技术的基本条件。校园网络的主干带宽、校区间互连带宽、接入中国教育和科研网带宽及其它公共互联网带宽应该满足校园网用户的需要；并要保证足够的带宽连接到教室、实验室、教师和学生宿舍；要建立一个符合标准的中心机房和管理机构；并制定相应的网络安全管理措施，如：用户上网管理办法、信息上网管理办法、网络运行监控系统、网络防火墙、网络防病毒系统、数据容灾备份系统、统一身份认证系统、信息过滤及网络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等。多媒体教室计算机要联网、投影清晰、并配音响设备，保证多媒体课件的播放效果。

2　促进网络教学资源和学习平台的建设

网络教学资源可以分为校园内教学资源、国内教学资源和国际教学资源，这种区分是根据网络管理模式而定。一般高校都建有自己的校园网，校园内教学资源还可以分为自制资源和引进资源，电子图书馆里的资源大多数为引进资源，教学资源库、教学网站、网络课程等大多数为自制资源。学校既要引进大量高质量的国内外优质资源，也要鼓励学科教师建立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教学资源。当然在校园网外还有其他高校、图书馆及各类学习网站，都是很好的网上教学资源，但是获取这些资源要受到网络出口带宽的影响，尤其是对国际教学资源的获取影响较大，带宽高，网速快，获取资源就方便。有很多教学网站需要注册或收取一些费用，对教学应用也有很多的障碍。高校应立足于建立自己的教学资源中心，才能方便校内师生的使用，也有利于网络带宽资源的合理配置。

网络学习平台是教师的虚拟课堂和师生交流平台，在此平台上，教师可以建立自己的教学主页，上载教学内容，开辟讨论区，通知，布置作业，个别辅导，师生交流，生生交流等。网络学习平台为教师和学生搭建了一个良好的课外学习园地。

3　加强教师教育技术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