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文化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政法文化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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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阶段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法没有全面反映行政的发展方面

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公民社会才是崛起，在公共管理中主张采用企业管理的方式，将公民作为顾客来看待，通过企业管理的相关方法运用于政府管理过程中，并且将企业管理的竞争理念、成本分析等运用于政府管理中，借此扩大了地方自治的权限，行政法的变革也变得尤为迫切。我国行政法建设的近几年中，服务政府、行政问责、绩效管理等成为重要的内容，各地也制定了相关的定量的指标性的评价方法，推行行政问责、目标管理等相关制度，这些制度的推行加强了各级政府间的联系，上级对下级的指导、管理也更加频繁，下级对上级政策执行越来越明晰。然而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中，对于公民的诸多利益诉求是很难得到回应，政府的回应性严重不足。与此同时，我国行政法建设过程中对于政府行政机构的行政权力行使，以及行政权市场化的配置手段较为缺乏，因此导致行政效率难以显著提高。

（二）部分行政法制度设计不合理

通过行政法建设以及司法实践我们发现，在行政诉讼法、行政处分、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在制度设计上还有许多的不足，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毕竟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差别。发达国家在行政法建设制定过程中，大多是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一系列的规定，然而我国在行政处罚法建设中，主要是对行政处罚设置进行规范，这样不但降低了行政处罚法律的效率，而且无法形成对违法行为的约束作用。与此同时，在具体制度设计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在公安交通领域行政执法中规定，当对公民处罚超过50元时，不可以使用现场处罚的方式，然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当罚款不超过200元时，却可以现场处罚，如此一来这将大大的造成人们对法律的困惑，而且也使得行政法的适用性带来辨识性的困难。

（三）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行政法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行政法的建设同样如此，虽然我国行政法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行政法律体系必须要进一步的完善。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研究，我们会发现，发达国家大多数都是通过对行政组织法的建设与完善，才进一步的推动司法审查制度和行政程序法的建设，而我国对于行政组织法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在行政组织方面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行政组织的不完善必然会给其他法律的建设完善带来诸多不好的影响。（四）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行政作为与政治相关联的因素，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我国具有上千年的封建统治的历史，在这个封建统治过程中“，官本位”“，学而仕则优”等封建文化深深影响着传统的政治行为。在“官本位”等思想主导下的政治行为、活动虽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给政府行政管理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传统的行政管理的随意性很大，法治思维极具欠缺，长官意识浓烈，管理的方式方法粗暴，执行程序混乱等，这些诸多不利的影响必然会造成政府行政效率的低下，不利于政府与公众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因此建立更具科学化、理性化、合法化的现代化行政模式势在必行。此外在观念层面上,行政法治的障碍主要包括心理障碍和文化障碍。心理障碍又包括以下几种:(1)社会意识中的障碍。众所周知，我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很长，儒家文化在我国的文化体系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样的历史以及文化导致人们对于传统以及权威的认同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而对于法律的认同是相对冷漠的。(2)行政意识的缺陷。行政法所体现的是被法律化了的社会意志和公共意志,然而权力目的意识所关注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公众意志,而是权力行使者的个人意志,其必然是行政法治的障碍。

三、进一步建设和完善行政法的现代化

虽然我国行政法建设在这么多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通过目前的一些司法实践可知，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在行政法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只对行政法的发展方向进行探究其实是不够的，如何推动和发展行政法现代化、进一步完善行政法显得尤为重要。

（一）建立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制度

在现代民主制国家,政府行政管理主要是靠一整套健全的制度来维护的。要想实现行政现代化，首先务必要建立一整套的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与之相匹配。通过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建设，行政人员以及在公共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只能按照规章、制度来进行，这不仅仅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随意性强、自由裁量权过大，行为约束和监督困难等特性，而且更加有利于行政人员、政府机关依法行政，从而能够有效促进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发展。

（二）明确行政法发展的重点

通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以及近年来行政法的司法实践可以慢慢发现，我国行政法的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发展的潜力还很大，完善的空间也很足。当然全面进行发展也不一定符合我国的国情，因此明确发展的重点，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不断推动和完善行政法是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推动行政法现代化的必然之路。现阶段，我国对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法律制度设计以及实施进行了规范，但是权力寻租、权力滥用的现象仍然时常发生，大大破坏了法律的威严。因此，行政组织法的建设和完善将是我国行政法发展的重点，当然也是难点，需要加强行政组织法建设工作，从而推动行政法的完善和发展。

（三）规范行政法发展与体制改革的关系

如果行政组织法得以完善，那么行政主体的行为必定受到制约与规范，借此行政程序也就更加的完善，这样才能真正的发挥行政法的功能。行政组织法和行政体制改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改革的动力需要地方政府的探索、管理，但是行政组织法缺乏相应的支持，不利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另一方面，制定行政组织法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依赖于科学、合理的行政体制。因此，加强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与互动，通过行政组织法的建设与完善，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进行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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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法方面一是法治观念弱，粗暴执法。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计划生育是国策，怎么干都有理；计生工作任务重、时间紧，而计生法规条条框框太多，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太繁琐、太慢，削弱了工作力度。虽然人口计生法制建设进程中，拆屋下瓦，牵猪赶牛的现象是早已杜绝，但程序违法、程序不公开也是一种粗暴。二是法治观念强，法治能力弱。违法生育必须征收社会抚养费，这是法律的规定，无可非议。但在执法实践中，执法人员固执的认为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这个违法生育子女不论是与何人所生，都属于家庭成员，作为家庭主角的妻与夫都应受到处理。但此种情形，如果只处理夫妻一方，就会造成违法生育另一对象借此逃避处理。这种法治观念强而法治能力欠缺的现状违背了法律的立法本意，同时也使得法律的公信力大打折扣。三是政策随意性大对执法带来挑战。如根据《人口法》的规定：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应当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于是有很多的地方出台对农村双女户和独女户在中考、高考时给予加分录取的政策。此规定是增加妇女受教育的机会的举措，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对女孩的关爱。但此政策以户籍为前提，将非农户籍的女孩排斥在外。高中阶段的教育是非义务教育，户籍并不决定孩子受教育的学校和享受教育资源的不一样，农村户籍的和非农户籍的基本上是混杂在一起上学，享受一样的教育资源。因此，以户籍为杠杆来关爱农村双女户和独女户对非农户籍的女孩极不公平，既无法体现对女孩的关爱温情，更容易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发。

（三）司法方面一是司法不公。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过程中，由于把握不住特殊时效的规定而造成不公正判决或裁定的现象时而发生。特别是在征收社会抚养费和实施行政处罚时候，执法人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如果执法人员不公秉公执法，不公正的结果显而易见。有的基层法院在审查社会抚养费征收非诉行政案件申请强制执行时，裁定执行的要求在各地也不一致，有的地方干部在征收抚养费上拍脑袋给违法当事人减免，把自己的个人标准和价值凌驾于法律之上，关系案、人情案屡见不鲜，造成不良影响。二是行政案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效果不尽如人意。部分执法人员法治观念淡薄，嫌法律程序、执法文书填写麻烦，同时排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即使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多，矛盾大，百姓不配合执法也造成法院无法顺利实施强制执行。此外，有的法院认为如征收社会抚养费是计划生育部门自己的事情，对受理的强制执行案件积极性也不高。三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现象普遍存在。人口计生法律法规涉及基本人权，因此运用法律者应吃透法律要义，特别是在法律适用上更要理解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法律法规之间关系而正确适用条文。但实践中，有的地方对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的理解不深不透，影响法律的真正执行。

（四）守法方面一是群众的生育观念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现阶段，群众的生育观念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要求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依然蔓延，歧视、虐待、溺弃女婴等现象屡禁不止。二是计生工作人员观念仍有待提高。当前，随着社会的进步，群众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不断提高，计生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与新形势、新的情况不相适应。实践中出现民告官的强化与行政管理机制弱化的对比，这给计划生育管理增加了新的难度，产生了新的阻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提高恩施州计划生育依法行政水平的对策思考

（一）完善法律法规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自治法规，都要做好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制度与相关法律内容上的衔接。做好计划生育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的配套工作。修改完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堵塞法律漏洞。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相关法律法规。如《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法》，依法明确流动人口的各项权利和义务，明确相关部门的管理服务职责。同时，还要完善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建立全国基本统一的管理规范，妥善解决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就同一事项作出不同规定的问题。

（二）健全执法机制一是积极探索新的执法机制。加强部门联动执法，保障非诉行政案件顺利审查和诉讼复议案件顺利审理。充分利用互联网强化计划生育执法手段。依托互联网将公民履行计划生育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的情况纳入公民个人诚信档案，明确规定任何经济社会组织与所有金融机构都有责任和义务代扣代缴社会抚养费。二是改革流动人口管理体制，理顺管理秩序。建立政府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流动人口综合管理机制。健全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构。将流入人口女入流入地人口总数，合理设置管理服务机构。三是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引导群众转变婚育观念。通过利益导向机制的建立和实施，消除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扎户家庭的后顾之忧，使之懂得养老不是单纯依靠儿子和女儿，还可以依靠社会的力量，逐步形成家庭抚养孩子---孩子回报社会---社会赡养老人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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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资产终止确认出于增加流动性、进行完全的破产风险隔离、减少风险资产占用等目的，发起人可能将与信贷资产相关的所有风险和报酬进行转移，将其现金流权利所依附的所有权全部转移给特殊目的实体，从而在实质上形成基础资产的真实销售，将基础资产在表内终止确认。由于风险和报酬已全部转移，不满足控制的“权力”、“可变报酬”、“权力影响可变报酬的程度”三要素条件，自然不需并表。

（二）基础资产不出表风险自留行为的规定出台后，在设计资产支持证券的结构时，尤其对于过手型的支付方式，通常将其交易结构按照基础资产信用风险分为优先档和次级档，发起人需要持有不低于全部发行规模的5%，同时持有最低档次的比例不低于最低档规模的5%。为保证发行顺利，在设计结构时，发起人有时会提高自持比例。假设，优先档、次级档比例为1：1，如果自持比例为全部发行规模的50%，即持有全部次级档，此时，基础资产的信用风险可能几乎全部留置在次级档，发起人保留了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基础资产不应出表。

（三）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需考虑发起人对特殊目的实体是否拥有控制权如果发起人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基础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但是保留了对基础资产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发起人需在报表日将特殊目的实体的相应资产和负债并入合并资产负债表。例如，发起人自持最低档比例为最低档规模的5%时，则首先需要对资产所有权上风险和收益的转移程度进行量化评估。如果发起人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资产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收益，则需要继续判断其是否控制特殊目的实体。此时需要运用IFRS10合并财务报表准则中的控制三要素，即权力、可变报酬、权力影响可变报酬的程度。如果发起人控制特殊目的实体，则需要确认继续涉入资产和继续涉入负债，并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将特殊目的实体纳入并表范围。如果发起人不控制特殊目的实体，则将基础资产从表内转出，并确认转移事项中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所对应的资产和负债，不需并表。

二、资产证券化投资方的会计问题分析

当银行将资金投向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支持证券时，在会计处理上，银行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将投资成本按照金融工具准则计入相关的投资类科目，但是投资方仍然面临着是否需要合并特殊目的实体的问题。例如，特殊目的实体的优先级分层为80%优先级，20%劣后级，银行投资了全部的劣后级，由于银行承担了几乎全部的风险，则需要将特殊目的实体进行并表。四、对设计资产证券化以及其他结构化产品的启示《IFRS10：合并财务报表》对银行资产证券化和其他结构化主体产生重要影响，会限制某些以出表为目的的业务设计，同时也可能将原来没有纳入合并范围的结构化主体进行并表处理。银监会于2014年8月的《商业银行并表管理及监管指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替代原有的《银行并表监管指引（试行）》的通知（银监发[2008]5号），试图将并表监管思维渗入银行内部管理。银行在设计结构化产品时，应该关注如下问题：

（一）需要关注有控制权的条款银行在设计相关的结构化项目时，需同时考虑出表和并表问题。资产在形式上的转出，并不一定满足经济实质上的出表条件，因此，在设计产品时需要首先评估出表条件。同时，如果发起人仍然保留对结构化主体的控制权，结构化主体中全部的资产和负债都需要进行合并。因此，在设计合同条款时，应特别关注对结构化主体有控制权的条款，如持有劣后级比例、投票权、决定投资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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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证券法（注：美国的证券活动受到联邦立法和所属各州“蓝天法”(blueskylaws)的监管，由于各州立法的不一，本文主要探讨联邦立法层面的问题。美国联邦证券法体系主要由7项立法组成，包括《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5年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1939年信托契约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和《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对资产证券化的规范

1929年经济危机过后，美国政府一改对证券市场自由放任的态度而实行国家积极干预的政策，贯彻保护投资者的核心准则，建立起内容丰富、规范完整的证券法体系，并借助证券市场最高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充分的执法权力和具有造法功能的法院务实的司法操作，确保证券法体系的市场经济导向，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美国没有专门规范资产证券化的立法，而是通过现存的证券法律制度对它进行证券法层面的调整，其主要问题集中于：ABS是否属于证券法中所定义的“证券”；发行ABS的SPV其性质如何，应具备怎样的条件和如何进行监管；对ABS的发行与交易，应如何进行规范。限于篇幅，本文主要选取《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和《1940年投资公司法》为讨论对象。笔者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美国证券法实现了对资产证券化的有效调整：

一、确认ABS的“证券”属性，将资产证券化活动纳入证券法监管范畴

资产证券化主要有转递结构(pass-throughstructure)和转付结构(pay-throughstructure)两种基本结构。（注：在转递结构中，资产原始权益人（发起人）以委托人身份将资产信托给受托人，取得相应的受益权证销售给投资者，投资者由此获得对信托资产的所有者权益，按月收取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受益权证利益的实现取决于资产的表现而与发起人和受托人无涉；在转付结构中，资产原始权益人将资产转让给SPV，由其发行以资产收益为限偿债的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投资者按照证券标明的条件收取资产产生的收益，对发起人和SPV没有债务追索权。）通常转递证券主要以受益权证(certificatesofbeneficialinterest)的形式出现，一般认为这种受益权证代表持券人对证券化资产不可分割的所有者权益而归属于股权类证券；而转付证券主要以债券的形式出现，一般认为这种债券代表持券人对证券化资产的一项债权而归属于债权类证券。此外，资产证券化运用的证券工具还包括优先股（属于股权类证券）和商业票据。

资产证券化由于使用证券载体而必然牵涉广大的投资者，再加上其精巧复杂的融资结构也给投资者带来判断ABS价值、评估相应风险和预防可能损害方面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将资产证券化活动纳入证券法的监管范畴。但ABS与发行人信用脱钩，完全倚重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证券权益的特性，又使它显著地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证券。在美国，并不因为一项投资工具使用了证券一词，就当然认为属于证券法中的“证券”，其性质的判断，取决于相关经济实质的分析。

美国法关于“证券”的定义体现于多部证券立法当中，尤以《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第2章a款第1项）最为典型。按照这个宽泛的证券定义（注：有关《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条文，可参见卞耀武主编、王宏译：《美国证券交易法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一般很容易将债权类ABS归入“证券”范畴，但股权类和票据类ABS却难以对号入座。这是因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5年的Forman案中确认股票应具有按一定比例分享红利和享有投票权并承担责任的传统特征（ABS与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无关）；而法院长期以来认为由住房抵押贷款、应收款以及其他商业资产担保的票据不应被认为是“证券”，而各个巡回法院适用不同的检验标准来判断哪种票据不属于“证券”。对此，美国法院运用了联邦最高法院在1946年SECV.W.J.HoweyCo.案中提出的“荷威检验”规则(Howeytestrule)，不直接将股权类ABS定性为股票而使其成为同属于“证券”形式之一的“投资合同”；而票据类ABS，由于199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采用了一项规则，认为只有与司法认可的例外种类的票据有着“强有力的家族联系”(strongfamilyresemblance)的票据才不应当被认为是“证券”，因此减少了在性质认定上的不统一和不确定。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司法实践已趋于将ABS认定属于证券法所规范的“证券”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这奠定了监管ABS的法律基础。

二、修改SPV的“投资公司”定性，简化相应的监管要求

SPV是资产证券化中创设的专门用于购买、持有、管理证券化资产并发行ABS的载体。按照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第3章a款第1～3项关于“投资公司”范畴的规定，符合(1)主要从事或者拟主要从事证券投资、再投资或证券交易；(2)从事或拟从事发行分期付款型面值证券(face-amountcertificates)业务，或已从事这样的业务并持有这样未受清偿的证券；或(3)从事或拟从事证券投资，再投资，所有、持有或交易证券的业务，并且所拥有或拟获得的投资性证券(investmentsecurities)的价值超过其总资产（不包括政府证券和现金项目）40%的发行人，就是所谓的“投资公司”，要受到该法严格的监管。以此为标准，一方面《1940年投资公司法》中“证券”的定义较《1933年证券法》的定义来得宽泛，SPV所购买的资产大多被认定属于“证券”的范畴；另一方面，《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仅持有“证券”就符合“投资公司”的条件，而SPV向发起人购入并为自己所持有的资产往往远远超过其自有资产的40%，因此SPV通常被定性为投资公司。

《1940年投资公司法》是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防止投资公司滥用经营管理权限而制定的，它对投资公司的监管极其复杂与严格。被定性为投资公司的SPV，不仅要向SEC提交一份包含发行人详细信息、投资目标和投资政策等内容的注册报告书(registrationstatement)和承担后续的持续报告与披露义务，还要接受对发行人经营活动和资本充足率、会计实践和财务报告的正确合法性、广告和销售活动等诸多方面的监管。（注：MichaelR.Pfeifer,LegalPerspectivesonDisclosurelssuesforCMBSInvestors,inFrankJ.Fabozzi&DavidP.Jacobed.,theHandbookofCommercialMortgage-backedSecurities,FrankJ.FabozziAssociates,1997,p.375.）与传统发行证券的公司不同，SPV只不过是专门用于证券化操作的载体。由于以所购入的资产为担保发行ABS并仅限于该项业务，SPV一般仅有很少的自有资本，没有专门的董事会成员，股东结构简单，较少甚至没有自己的雇员，常被称为“空壳公司”。因此，要SPV遵从《1940年投资公司法》的监管要求，则必然会大大地阻碍证券化的操作。尽管该法中有一些法定的豁免规定，但并非专为资产证券化量身订做的立法背景，只能带来适用上的极度有限性；而向SEC寻求个案的豁免，由于需耗时数月，并且可能被要求提前公布证券化操作的信息和在豁免之时施与其他限制，而只能作为下策之选。总体看来，对SPV监管的适度松绑，只能倚重于立法的变革。

注意到立法滞后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障碍后，SEC在1990年公告，寻求对投资公司监管的改革意见，其要点之一就是，《1940年投资公司法》是否以及应在多大程度上对“资产担保安排”(asset-backedarrangements)进行监管。公告以后，不少组织机构反馈了意见，其中包括纽约结算中心(theNewYorkClearingHouse)和美国律师协会(ABA)，它们都主张对资产证券化予以特殊的考虑。（注：JosephC.Shenker&AnthonyJ.Colletta,AssetSecuritization:Evolution,CurrentlssuesandNewFrontiers,TexasLawReview,Vol.69,May1991,p.1412,p.1413,n231.）基于如上调查，SEC在1992年11月颁布了专门针对结构融资（资产证券化属于其中的一种）的规则3a-7。按此规则，如果符合特定的条件，SPV将不再被界定为投资公司，而不管其资产的类型如何。这些特定的条件包括：(1)所发行的是固定收入证券或者是权益偿付主要来自于金融资产产生的现金流的其他证券；(2)固定收入证券在其销售时获得了至少一家全国公认的评级机构的四个最高评级中的一个（即投资级以上）；(3)除少数例外，发行人持有金融资产直至到期；(4)将那些融资运营中暂时不需要的资产、现金流和其他财产都存入一个独立的账户，而该账户由一个独立的受托人管理。这一规则的出台，解决了SPV的后顾之忧，大大地繁荣了资产证券化经济，事实上这也印证了SEC当初设定规则3a-7的意图：承认已登记的投资公司与结构融资在结构和运营上的区别，并理顺当前市场自身的要求出台相关规定，为投资者提供保护。（注：MichaelS.Gambro&ScottLeichtner,SelectedLegallssuesAffectingSecuritization,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SchoolofLawBankingInstitute,Vol.1,March1997,pp.149-150.）

三、充分利用证券立法中的豁免规定，为ABS的发行与交易提供便利

被定性为“证券”的ABS，其发行和交易，就要受到以规范证券初次发行为主的《1933年证券法》和以规范证券后继交易为主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监管。

考察《1933年证券法》的立法哲学，是以“完全信息披露”为指导，向投资者提供一切与证券公开发行相关的重大信息，而将有关证券的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交由投资者自身来进行，由此形成“注册登记制”的证券发行监管制度，并最终影响到《1934年证券交易法》关于证券交易的信息披露监管。可见这种监管体制并不存在证券市场准入的实质性法律障碍，这正是有别于传统融资方式的资产证券化何以在美国最先萌发的一个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为保证提供给投资者信息的有效性，立法上注册登记和信息披露规定的环环相扣、纷繁复杂，也是可见一斑的。从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ABS的发行与交易首当其冲的是寻求相应的豁免规定。

《1933年证券法》中的豁免，主要有针对特定类别证券的豁免（可称为豁免证券，有些豁免是永久性的）和针对特定交易的豁免（可称为豁免交易，只针对该次发行豁免）。虽然豁免证券的条款不少，但与ABS有关的主要是该法第3章(a)款第2、3、5、8项的规定，而运用频率最高的当属第2项的规定。按这项要求，任何由美国政府或其分支机构发行或担保的证券和任何由银行发行或担保的证券，均可豁免于《1933年证券法》的注册登记要求。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最早的ABS是由具有政府机构性质的政府抵押贷款协会(GNMA)发行的，而目前在美国证券化资本市场上占重大比例的仍是由GNMA、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NMA)和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FHLMC)三大带有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发行或担保的ABS，以及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蓬勃兴旺。在豁免交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33年证券法》第4章第2项的“私募发行”的豁免，因下文将论及，在此从略。另外，为发展抵押贷款二级市场，美国国会在1975年修改了《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为以抵押贷款进行的证券化提供了交易豁免，这大大促进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操作。

与《1933年证券法》的豁免运用不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的豁免，最显著地体现于授权SEC自由裁量豁免的规定上。按照该法第12章(h)项的规定，SEC可以在不与维护公共利益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相违背的情况下豁免或减少SPV的信息披露义务。通常，SEC在决定豁免时会考虑公众投资者的人数、证券发行金额、发行人活动的性质和范围、发行人的收入或者资产等因素。据此，已有一些进行证券化操作的SPV获得免除披露义务的先例。注意到《1934年证券交易法》主要针对股权类证券适用，而资产证券化中，虽然转递结构的受益权证具有股权的属性，但实践中人们通常按照固定的本金加上一定的利息来计算它的价值，实际上又是被当作债券来交易。对此，SEC采取了将这类ABS认定为股权证券，但豁免其适用针对股权证券的诸多限制的策略，（注：GregoryM.Shaw&DavidC.Bonsall,SecuritiesRegulation,DueDiligenceandDisclosure-USandUKAspects,inJosephJudeNorton&PawlR.Spellmaned.,AssetSecuritization:InternationalFinancialandLegalPerspectives,BasilBlackwellFinance,1991,p.244.）简化了ABS的操作。

如此，借助证券立法中的豁免规定、适时的立法修改和SEC高度自由的执法权限，美国在证券化进程中培育了一个成熟稳健的机构型ABS市场，并通过简化手续提高了证券化的运作效率。

四、契合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特点，适度调整监管要求，提高公募发行的效率

按照《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规定，不能获得豁免，采用公募发行进行公开交易的ABS，就要接受相应的注册登记和持续信息披露的监管。

首先确定证券的注册登记人。一般而言，注册登记人就是证券的发行人。资产证券化中用做ABS发行载体的SPV，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常见的主要是公司和信托两种。对于公司型的SPV，显然SPV本身就是注册登记人；而对于信托型的SPV，由于并不存在一个类似公司的治理机构，因此作为认定上的一个例外，美国证券法将这种情形下的发行人，界定为按照信托协议或证券得以发行的其他协议，进行证券发行活动并承担委托人或经理人责任的人。（注：KunzC.Thomas,SecuritiesLawConsiderations,inPhillipL.Zweiged.,theAssetSecuritizationHandbook,DowJones-lrwin,1989,p.358.）如此，将资产进行信托并常提供资产管理服务的资产出售人（一般是发起人），就成为所谓的“注册登记人”。

其次确定进行注册登记申请应使用的表格。按照《1933年证券法》的要求，证券发行之前，须向SEC提交注册登记申请文件（通过填写特定的申请表格实现），除非另有规定，注册报告书和附带文件应包含法律所列举的内容。经过1982年的统一信息披露制度改革，SEC确立了三种基本的证券发行登记格式：S-1、S-2和S-3，此外还有各种特殊的专用表格。资产证券化中，最常用到的是S-11、S-1和S-3。注意到ABS是一种采用特定化资产信用融资的证券，其本身的表现，与发行人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并无多大联系，因此在信息披露上不应过多涉及发行人的自身状况，但这三种表格形式是以传统的融资方式为服务对象，其所要求的披露范围并不完全契合资产证券化的特点。为此，实践中，注册登记人或者经过SEC的同意或者取得SEC的非正式批准，剔除表格中与证券化无关的项目，而将披露的要点放在了关系ABS权益偿付的资产结构、质量、违约记录、提前还款、损失状况以及信用增级、资产服务上。

最后，确定如何进行持续性信息披露。按照《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要求，纳入监管范畴的ABS发行人，要依第13章的规定向SEC提交年度报告（使用10-K表格做成）、季度报告（使用10-Q表格做成）和临时报告（使用8-K表格做成，针对未曾报告过的重大事件）。由于SPV只是作为资产证券化运作的载体，其活动仅限于资产的购买、持有、证券发行等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事项，而投资者关注的是资产池的资产质量，并非发行人的活动，因此这些报告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证券化操作。为此，自1978年美洲银行首次发行抵押贷款转递受益权证(mortgagepass-throughcertificates)以来，许多发行人都利用《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2章(h)项的规定，向SEC请求豁免。从豁免的实践情况看，年度报告和季度报告的豁免申请已为SEC所接受，不过SEC通常令发行人提供交易文件中所要求的逐月资产服务报告(themonthlyservicingreports)。（注：PaulWeiffenbach&JosephMeehan,Cross-borderSecuritization-EntrytoWorldMarkets,SecuritizationYearbook1999,aSpecialIFLR(InternationalFinancialLawReview)Supplement,p.7.）

通常，按照《1933年证券法》的要求，每进行一次证券发行，就要准备一次注册登记申请资料，交纳一笔注册登记费用并等待注册登记的生效，这不仅给发行人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重复文书工作和费用负担，而且也可能使发行人在申请——等待——生效的注册循环中错失证券发行的最佳市场时机。为此，SEC在1983年推出了一项注册登记的便利措施，这就是体现于规则415中的“橱柜登记”(shelfregistration)制度，即符合特定条件的主体，可以为今后两年拟发行的证券，预先向SEC办理注册登记，提供与证券发行相关的基本财务信息，待到市场时机成熟时就能以最佳价格发行证券而不必重新进行注册登记；同时，发行人通过提供新的信息资料更新以往登记的内容。使用表格S-3进行注册登记的发行人享有运用这一便利的资格，这是因为这类表格通常仅限于投资级的债券或不可转换的优先股的发行使用，如此，也就能防范“橱柜登记”便利的滥用风险。

2001年1月，美国通过了《投资者和资本市场费用减免法》，将证券注册登记费从每百万元交纳239美元降到92美元，而且SEC每年还会做出有利于发行人的调整。在美国，出于成本费用的考虑，ABS采用公募发行，通常运用于数额在1亿或1亿美元以上的交易中。（注：StevenL.Schwarcz,theAlchemyofAssetSecuritization,StanfortJournalofLaw,Business&Finance,Vol.1,Fall,1994,p134.）无疑，注册登记费的降低，将大大地降低发行人的成本，增加公募发行的吸引力。

五、逐步完善私募发行法律规则，引导机构投资者投资ABS，繁荣私募发行市场

ABS采用私募发行，可以豁免美国证券法中的注册登记和持续信息披露要求，减化操作程序，节约发行费用；而且，机构投资者是私募发行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由于他们富有投资经验而又财力雄厚，往往能使交易迅速成交，成本低廉，再加上机构投资者追求稳定投资回报的趋向，更能给新生的ABS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维护市场的稳定。

美国私募发行市场的繁荣，是通过一系列立法的改进来完成的。私募发行的规定，首见于《1933年证券法》，其第4章第2项简单地将私募发行界定为不涉及公开发行的发行人的交易。由于欠缺明确的规范，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司法领域标准不一，投资者人数的多寡是否影响交易的性质，成为困扰律师们的难题。

为此，SEC在1982年颁布D条例，规定了适用私募发行的条件。D条例中，可为资产证券化所采用的是规则506。按此要求，发行人可向人数不受限制的“可资信赖的投资者”(accreditedinvestor)和人数少于35人的其他购买者销售无限额的证券，当然销售不得利用任何广告或招揽的形式进行。规则501界定了“可资信赖的投资者”的范围，包括大多数作为机构投资者的组织（一般指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资产超过500万美元的公司或信托）和富有的个人（其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因为这些“可资信赖的投资者”富有投资经验，所以，如果证券只向他们发行，规则502就对发行人提供信息无特殊要求（并非不需要提供任何信息）；但如果交易中有不属于“可资信赖的投资者”的其他购买者，就不仅要求发行人要确信他们（或其人）具有金融或商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得以评估投资的价值与风险，而且还要求发行人要向他们提供特定的发行信息。可见，虽然SEC扩大了注册登记的豁免范围，但并非毫无原则地网开一面。其成功之处在于：一方面，将豁免的对象向机构投资者倾斜，在为他们提供投资渠道的同时，也通过法律手段建立了较为稳定的证券市场结构，实现了资产证券化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根据交易对象的性质区分发行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使通过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运作更具灵活性的同时，也合理地减轻了发行人的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第4章第2项还是D条例的豁免，都要求在证券发行时，发行人要确保投资者在购买时没有转让证券的目的，也即发行人所发行的证券是一种“限制性证券”(restrictedsecurities)。这种证券的再次转让，需要持有一定的年限才能进行，或者要重新进行注册登记，这严重妨碍了私募发行的ABS的交易。为解决私募证券的市场流通性问题，SEC在1990年通过了规则144A。相较于前两个规定，这一规则的益处体现在：(1)允许不受持有证券时间等条件制约，转让“限制性证券”给“合格的机构购买者”(qualifiedinstitutionalbuyers)而不影响已取得的注册登记豁免，并通过PORTAL（注：其全称是"NASD''''sPrivateOfferingResaleandTradingthroughAutomatedLinkagesSystem"。在颁布144A规则的同时，SEC颁布了PORTAL规则。PORTAL是服务于规则144A项下的证券私募发行、再售和交易自动联接系统，允许进入PORTAL的投资者都是“合格的机构购买者”。参见吴志攀主编：《国际金融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配套交易设施，建立了该类证券的二级流通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私募发行的证券具有易于发行的优点的同时，也具有了类似于公募证券易于流通的特点，从而加强了私募市场与公募市场的联系。(2)不再要求发行人尽合理的注意义务来保证购买者只有投资而没有转售证券的意图，从而减轻了发行人在D条例规则502(d)项下的负担。这项被称为美国私募发行市场自由化表现的规则144A，给资产证券化充分运用私募发行法律豁免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私募发行规则的改进，促成了机构投资者群体的日渐形成，不过，对于ABS来说，美国1984年《加强二级抵押贷款市场法》规定所有已评级的抵押贷款担保证券都可成为机构投资者的合法投资对象，也是通常可获得高信用评级的ABS得以吸引机构投资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总结与借鉴

综上所述，资产证券化得以首先在美国萌发并获得蓬勃发展，最主要的应归功于其“管得宽”又“管得严”（注：吴志攀：《从“证券”的定义看监管制度设计》，载吴志攀、白建军主编：《证券市场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的开放型证券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对资产证券化的成功调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供我国实践操作借鉴：

一、以宽泛的证券定义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从有利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将不断推陈出新的金融创新产品纳入监管范围。

二、以非实质性审查的注册登记制度为证券发行提供没有法律障碍的市场准入，为金融创新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

三、以完全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借助规范的证券信用评级，引导投资者自由决策并培养其成熟的投资理念，不断地为金融创新产品提供良好的投资群体来源。

篇（5）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城市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提高。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功能上的完善，而更加在乎生活环境的质量、舒适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美感。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提出，要把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这是新时期里对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的新的要求和部署，也把文化建设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市政与市政文化的概念

市政包含的方面很广泛，有城市的地方便有市政，它包括了城市的规划建设、组织管理、法制法规完善等多个方面。它是城市生存与发展的风向标，人类生活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均离不开市政，它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质量的好坏。

文化是对经济和政治的客观反映，它又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对其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文化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文化是一个群体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市政文化就是指在市政行业内全体职工所普遍认可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它是所有市政从业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自然形成的思维、道德、精神层面上的总结和升华。

市政文化的分类和作用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市政文化作为文化在市政行业的一个分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根据意识形态的不同，市政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以及精神文化层。（1）物质文化层是指市政行业在日常运行中的物质基础，它是市政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2）制度文化层是指市政行业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3）精神文化层是市政文化的内核，包括了价值观、行为规范、道德伦理、习惯习俗、规章制度、精神风貌等多个方面，它是市政文化的灵魂。

以上三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最好最优的市政文化就是物质、制度、精神三者之间的最佳结合。它关注职工的需求，重视职工个人价值的体现，建立职工之间良好互信的人际关系，逐步统一行业内部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同时，这种价值观与行为规范作为一种无形存在的管理方式，可以从感情因素出发，非计划地协调人的行为方式，把职工引导到正确目标上来，对每个职工的思想行为形成有效约束，以便充分发挥每名职工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促进职工内部团结，增强行业内部凝聚力，推动市政建设的又好又快发展。

三、建设市政文化，促进市政发展

市政文化的建设必须引导市政行业形象的建立和市政行业制度的制定，从而为市政的发展服务。任何脱离了市政行业形象以及市政行业制度的市政文化建设都是徒劳而没有意义的。同理，如果市政行业形象、市政行业制度脱离了市政文化，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市政文化与行业制度必须是在市政行业目标的实现过程中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市政文化要渗透到操作管理的各个层面，引领市政行业的实施目标和价值取向，没有市政文化支撑的管理制度是脱离现实，没有作为的。总之，市政文化在市政行业的日常运作中无处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市政的发展。

用户至上的价值观

在市场经济中，用户是市场的主体。市政文化建设自然也不能违背这一原则，对于市政部门而言，这里的“用户”就是指辖区内的全体城市居民。市政部门必须以居民的客观需求为出发点，牢固树立用户至上的价值观。这不仅反映了市政行业的追求，突出市政行业的特征，体现了市政行业的理想，也为市政行业职工树立了以用户至上为己任，创优争先的意识,它是市政文化行业的提纲挈领。

在当前社会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大环境下，市政行业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更显得尤为突出。这是市政行业实际工作紧扣时代脉搏强调行业最高理想的体现。

市政行业关系到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用户至上的价值观首先就是要先提高行业内部的质量意识。“百年大计，质量为本”，市政建设企业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实践这一核心价值观，以它为基础，再建立健全各项发展规划、规章制度。任何脱离“用户至上”价值观的制度纲要都是没有意义的。开展全员教育，强化质量意识，努力构建全员参与的行业质量文化。

以人为本的理念

市政文化来源于市政行业生产生活的实践，在行业内部职工之间广泛传播，其引导和影响的效果也必须通过生产生活的实践体现出来。它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必须突出其普遍性和大众性。它的发展与完善是伴随着广大职工不断地总结提高而实现的。

市政文化建设必须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人是企业活动的执行者，人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不可替代的部分，我们在市政文化建设中要充分落实关心人、尊重人、培育人、塑造人的宗旨，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市政部门需依照客观规律有计划地统筹人力资源，完善内部人才结构，鼓励高素质人才的合作与交流，建立健全人才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人才的创新能力，完善人才培养框架，重视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并逐步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人才梯队。

市政文化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传播、执行、总结、提高的循环过程。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普通行业职工的基础之上，必须以职工的广泛参与作为前提。只有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市政文化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

树立良好行业形象

市政文化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于普通社会公众的，他们的行业形象即是社会公众按照自己的评价标准，对市政行业的满意度作出的整体评价，是考察市政行业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市政行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行业形象是市政行业的一份重要的无形资产，如果行业形象好，公众的信任度高，其收益自然也就高；相反，如果行业形象差，公众的信任度低，不光自己的效益降低，还有可能因为信任危机而破产倒闭。

在市政行业内部，行业形象也是职工凝聚力的保证。良好的行业形象可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使职工能够认同“舍弃小我，追逐大我”的理念，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当市政行业的认可度越来越高的时候，职工的待遇也自然会提高，他们的工作热情也会提高，进而可以获得更好的行业形象，并由此走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体现社会责任感

市政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公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这是市政行业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因此，必须要找准市政文化的合适定位，体现其社会责任感。

首先，要在行业内部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形成主动学习的意识，把握科技发展的脉搏。积极组织职工小组讨论，举办辩论会、读书会等活动，增强职工之间的思想交流。其次，要为职工定期开展多层次多角度的培训课程，促进知识更新。使职工劳有所学，劳有所获。加强与其他兄弟单位的交流合作，让职工在自身能力提升的同时感受到归属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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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权作为一项由全体个人及其集合体有资格自由向国内和国际社会主张的参与、促进和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各方面发展所获利益的基本人权形式，随着近几年人权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发展，在整个世界宪法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使得更多国家的宪法对其做出积极反映。我们研究发展权与当代宪法发展的关系，对丰富当代宪法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和更好地保障发展权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权是宪法人权的新发展

1．发展权对个人权利原则的发展。传统的宪法人权观都是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孤立、单个地对待个人权利。发展权并不否认个人主义法律价值观合理的一面，同时也侧重于“人”作为社会集合体的普遍存在的价值，其基点在个人，又不惟个人，还包括人按照特定方式结合而成的民族和国家等集体。

2．发展权对宪法人权内容的拓展。发展权涵盖了传统人权的部分价值内容，是在生命及由此产生的人格权、人身自由权等权利形式上的拓展与提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广泛发展，是一项旨在增进、延伸和强化所有传统人权的基本人权。

3．发展权对宪法人权普遍实现的推动。发展权作为人权体系中的一项基本人权，对于全人类人权的普遍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功能。理论上，发展权以其自身具有的超越于其他人权的价值优势和复合性人权的要素，极大地丰富了人权的形式、内容和功能。发展权法律制度的安排立基于权利义务关系，每个“人”都有权利从他人和社会获得合法的发展利益，充分享有免于他人对自身发展权利施以妨碍和侵犯的消极自由和能动自主地谋求发展的积极自由。实践上，发展权能够不断地消减发展差距与发展障碍，保护人权平等，增进社会正义，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类进步。

二、宪法对发展权的意义或功能

宪法作为一国根本法和最高法，集中表达了统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理想，对发展权具有宣示、规范和保障之功能。

1．宣示功能。发展权入宪，意味着宪法在制度上对发展权的确认，这种确认是国家向国内、国际社会明确认可发展权的态度的宣示。就国内而言，因为宪法只是纲领法或原则法，其相关规定往往通过专门法进行细化，所以，宪法对发展权的规定为立法机关制定专门的发展权保护法案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发展权入宪也是向司法机关和政府单位表明了发展权受法律保护的态度。就国际而言，现代社会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互相联系又相互制约的社会，发展权人宪是向国际社会传达本国政治集团关于发展权态度的重要渠道，也是决心要承担保护发展权义务的表示。

2．规范功能。任何一种道德权利要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一个关键性的跳跃式环节就是必须经过宪法，只有宪法进行了规范，才能使之落实为具体法律上的权利，最终成为一项实有权利。发展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不少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宪法的规范形式对发展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一是在制宪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出发展权的经济意义，通过发展国家经济促进实现人民的发展主张。二是不少的国家在着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在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中，强调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发展权利。

3．保障功能。将新的人权形式纳入保护之列是当代宪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各国宪法对发展权的保障主要是从国家、政府作为义务主体的角度，对其应当或必须采取的保证发展权实现的制度、措施和手段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形成了一个客观的保障体制。(1)控制公共权力，并对它与发展权利关系给予宪法定位。(2)制定旨在增进发展自由与发展机会的发展规划或发展计划，实施保障发展权得以实现的具体措施。(3)对非法侵害提供救济。(4)制定发展权保障制度，成立发展权保障机构。

三、发展权的宪法规范

发展权是一项年轻的权利，其人权法制化尚处于不成熟、不发达的进化阶段，各国宪法对它做出及时反映并制定相应的规定，是宪法发展的一大进步，同时，也为丰富与完善发展权法律制度尤其是宪法权利保障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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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无民法,自清末变法修律至今一直多有争论,但肯定者也极少论及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本文试图勾勒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并简要分析一下形成这些特征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以期了解我国民法的文化底蕴,也能对我们现今的民法典进程有所启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法律文化更是独树一帜。自然经济的禁锢,等级制度的藩篱,使得传统民事制度处于夹缝之中,高度发达的刑事法律制度,更使其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以刑法为中心的法律模式,民事法律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不论从客观存在的需要调整的民事关系,还是保存下来的法律文本,我们都可以窥见民法之一斑。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保守性与封闭性、宗法性与伦理性也深深烙印于民事制度之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

一、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

发达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独特气质。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但透过多样的法律形式,我们仍可以发现隐于其中的民法精神和独特之处。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简单化

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相比,中国古代的民法极不发达。民事法律制度调整的权利义务内容多集中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而有关物权制度、法人制度、诉讼制度这些在罗马法上发达的制度内容却很少涉及。

中国古代还没有现代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的观念。在民事活动中,多不以自然人为民事主体,而是将宗族团体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家庭事务多以家长为代表,“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没有民事主体地位。有尊长在,子孙不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变法修律。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被打破,国家开始承认土地的私有现象。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物权的规定仅涉及所有权、典权,并且极不发达。《清稗类钞》:“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为典,次曰质,又次曰押。”[1]这说明当时仅以典质物的大小区分不同的物权现象。

与中国古代的刑法、行政法相比,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也极其简单。中国古代刑法的发达程度在世界上可谓首屈一指。从战国李悝著《法经》起,到《大清律例》都以刑法为主。中国古代自夏朝建立即开始制定行政法律规范。现存的《周官》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性质的法典。《唐六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典。明清《会典》,内容涉及行政体制、官僚机构、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而民事关系一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细故”,国家很少干预。

(二)私法公法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财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然而传统法律对上述私法关系的调整却采取了公法的制裁手段,即违法违制都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刑法性后果———刑罚。以契约法为例,古代法典中虽也不乏有关合同的条文,但制裁手段几乎只限于刑罚。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则长期以来听任习惯法支配。例如,唐律关于“行滥短狭而卖者,杖六十”的规定,就“行滥短狭而卖”而言,无疑是有关商品买卖关系中的合同履行问题,因而该规范是民事规范,但是,对这样一种“行滥短狭”行为给予杖六十的刑罚处罚,则显然属于刑法性后果,故而该规范又完全是刑事规范[2]。再如,《唐律疏议·杂律》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契约,违契不偿、负债不还的,要受笞二十至杖六十的处理,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财物超出契约规定数量,或债务人向债权人给付数量不足的,均应以“坐赃论”。

民事规范的刑法化也充分表现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若卑幼不依家长而私自婚娶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明律规定:“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又规定:“立嫡子违法者,杖八十。”[3]很显然,这些纯属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违法行为,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却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较为苛重的刑罚。

(三)法律伦理化

纵观中国历代封建法典,可以发现,法所调整的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都被笼罩上了一层纲常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代表古代中国人身关系的全部,一切的人身关系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伦之中,并以纲常伦理为出罪入罪、轻重缓急的准则,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古代中国,贵贱、上下决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行为;尊卑、长幼、亲疏则决定每个人在家族以内的地位和行为。个人地位不同,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一致。在君臣关系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居家杂仪》有关于父子关系的内容:“凡诸卑幼,事大小,勿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家长有家庭财产的最高支配权,有家政的最高决策权,同时,父又有将子女作为财产出卖之权,父还有主婚权。在夫妻关系中,是一家之主,有决策之全权,妇只可顺从,《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妻之间是极为不平等的。如《大清律例》规定:妻没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必须从夫,妻不得有私财,甚至改嫁时不但不能带走夫之财产部分,并且连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亦由夫家作主[4]。

(四)均衡观

中国古代有大量关于均衡的议论。如《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5]“尚中庸,求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原则。在民事领域,更是主张公允适应、不偏不倚、崇尚稳定,注重调和,反对走极端。

例如,中国古代在债权关系方面相当注重对于债务人的保护。很早就有明确限制债务利息的法律,唐宋时法律原则上不保护计息借贷债权。均衡观在财产继承方面反映的尤为显著。自秦汉以后,在财产继承方面一直贯彻“诸子均分”的原则,无论嫡庶、长幼,在继承财产方面一律平等。遗嘱继承在中国民法史上一直被忽视,在被继承人有子女时,遗嘱尤其是份额不均的遗嘱完全不被认可。

(五)多种形式间的脱节

在中国古代社会,习惯法是有适用余地的。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对习惯法都采取默认的态度[6]38。但错杂而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必然存在矛盾之处,两者若即若离。例如,古代社会主张“同姓不婚”。《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仗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但在山西清源,陕西长安、直隶、甘肃、湖北等地都流行同姓为婚,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再如,“尊卑为婚”,按规定“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在清代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除上述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外,由于立法技术不高和法理上的疏漏,即使在制定法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冲突。例如,为养父母服丧问题,《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规定为“斩衰三年”,《礼部则例》则规定为“齐衰不杖期”[6]39。

二、中国古代民法不发达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民法文化的特征,那就是“不发达”。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文化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经济上:商品经济的落后

古今中外,凡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民法也较发达,凡是商品经济落后地区,其民法也较落后。商品经济是民法产生的土壤和前提条件。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朝以来,一直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产仅用于自我消费,消费也基本上可以从自然经济中得到满足,个别物品的交换往往以物物相易的方式实现,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封建统治阶级依靠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农民被迫依附于地主的土地忍受剥削、压迫,双方根本没有平等、交换可言。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孤立性、单一性和自足性的特点,它造成了生产者之间的隔离,而不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交往,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以交换为纽带的商品经济也就无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落后,束缚了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的发展。

(二)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束缚

中国古代的政体是专制主义政体。从秦统一天下建立皇帝制度起,两千年来专制皇权不断膨胀。为了维护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严厉打击一切危及国家统治和皇帝安全的行为。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能直接产出生活或战争所需物质的农业,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根本”,而把发展商品生产认为是本末倒置。如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富,主待农战而尊”。唐太宗李世民也认为:“凡事皆须务农,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历代统治者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多方加以限制,阻碍了民事关系的产生。一方面,对有利可图的盐、铁、丝稠、瓷器、茶叶、酒、矿山等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实行国家垄断,还颁布《盐法》、《茶律》限制私人经营;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予种种限制和打击。如汉高祖刘邦对富商课以重税,不允许其子孙为吏,唐朝时将工商之人列为百工杂流,同巫师相提并论,宋朝时定商税以比较,明代禁止出境营商,禁止官宦家庭经营商业,否则子孙累世不得为吏,对宦官经商者处罪[7]。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家国一体”。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文化上:重义轻利的观念

儒家传统文化历来推崇“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秦代以后,董仲舒又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的反功利主义观点。“贵义贱利”的价值观,肯定了“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首要准则。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把义作为与仁等同的概念处理。义的概念,就孟子看来,其实是宗亲关系的引申。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义”成为普遍的道德要求,是儒家学说中人之所以为人的准则而加于人们的职责和义务。“重义轻利”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由于传统文化强调重义轻利,法律自然就排拒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进而不断压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这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正好契合。

近些年来,民法学界将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研究上,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民法的继受性法文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但关于中国民法如何与民族传统文化沟通连接、继承认同这一重要理论区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法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8]每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地域性风格。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社会基础,在完善民事立法和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在研究移植罗马法时,应注意到对传统文化的吸收,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把握。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否定了自由、平等、权利,中国民法文化先天不足,后天不良;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其中诸如集体本位观念、德法并重的思想、和谐观念、善良风俗等内容在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法学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80.

[2]孔庆明.中国民法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255.

[3]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82.

[4]大清律例[M].田涛,郑秦,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775.

[5]韩延龙.法律史论集:第2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1.

篇（8）

资产证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金融创新，在发达国家已有一些卓有成效的实践。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手段，我国法律界与经济界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在某些领域开始实验。尽管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现状已基本具备了实施资产证券化的条件，但法学家们依然担心中国推行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环境是否成熟？其立法与司法如何规范与调整这一新型的金融活动？现行法律制度对推行资产证券化是否存在阻碍，如何进行修改或废除？这些问题的提出成为近年来法律界关心的热门课题，其论著和讨论日益增多。本文试图从一个方面探索与资产证券化最为相关的担保制度中的权利质押问题，并着重对一般债权是否可以担保进行初步分析。

一、资产证券化中的权利质押

从法律的角度看，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主要是应收帐款，即发起人拥有的对其他人的债权。发起人凭借手中的债权担保来进行融资，这种权利担保一般采用质押形式。

通说，权利质押是质押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以担保债权的履行而设立。一般认为，以所有权以外的可转让的财产权利而作的债权担保是权利质押的基本属性。因此，可以出质的权利必须是：私法上的权利、可让与的财产权、以及有权利凭证或有特定机构管理的财产权。我国《担保法》对可以质押的权利作了列举式规定（第75条第1款规定的四种形式），但对第4项“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未作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对“其他权利”的界定颇有争议。倾向于扩大解释的“肯定说”认为，只要符合可出资权利的一般特性要求，所有的财产权均可以出资：“否定说”认为，应严格遵守法定质押原则。如果没有法律上的规定，

其他权利均不得出资；第三种观点认为，符合出资权利一般特性要求的权利原则上可以出资，但如果权利本身不具有商业上的稳定性，又不能控制的，则不宜作为质押的标的。在资产证券化中，用于债权担保的权利质押除了具有上述权利质押的一般要求以外，还必须符合资产证券化的本质特性。其一，这种权利质押是以可预见的现金流为支承的。可预见的现金流是进行资产证券化的前提，也是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投资的依据。最早的资产证券化的资产便是住宅房屋抵押贷款，以后又出现了信用卡应收账、汽车贷款应收账、版权专利费收入等。其二，这种用于质押的债权应该具有同质性，以便组建资产池。同质性是指，某些资产应具备标准化的法律文本，以便发起人将不同的债权集合成资产池。例如，银行取得的住房抵押贷款债权，其权利凭证是贷款银行和借款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住房抵押贷款合同。这类合同都是标准化的文本，发起人可以将不同银行享有的住宅抵押贷款债权集合成资产池，进行证券化。

二、一般债权、股份作为标的物的权利质押

学界与立法都把权利质押作为质押的一种，并与动产质押相提并论。但事实上，权利质押的成立方法和实现方法与动产质押有很多不同，尤其是债权和股票作为标的物的权利质押，其担保作用类似于抵押。这种特殊性在资产证券化中就显得十分突出，我们以债权和股份为例。在债权作为权利质押的情况下，由于质权人仅占有权利凭证或仅在登记部门登记，其权利本身的真实性与权利凭证上记载的权利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权利质押后，如果发现权利不存在或权利落空，对质权人就会带来损害。此外，我国现行法律没有要求权利质押一定要通知权利的义务人，所以出质人在出质权利后还可以采取欺骗手段从权利义务人处取得权利，或放弃权利，甚至使权利消灭。在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中，资产由原始权益人将资产组合后转移给SPV（特殊目的载体），这种转移在法律上表现为一个契约。如果前面所提到的权利的真实性有问题，那么将直接导致后面的契约的合法性。当资产出售后，SPV会确定一个服务商负责向原始债务人收取款项，还要委托一个信托机构负责对服务商收取款项进行管理并向债券投资者进行支付。这一连环流程都会由于权利不存在而带来一系列法律纠纷，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逻辑在这一流程中可见一斑。由此，一般债权作为权利质押，尤其是用于资产证券化的权利质押，在法律操作上应该有更明确、严格的规定。从担保法的角度，对自始不存在的权利出质的处理，司法实务的做法是先确定质押合同无效；如果出质人的行为构成民事欺诈的，对债权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如何避免这一问题，涉及到债权证书和公示性这两个环节。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一般债权的质押程序作出相应的规定，担保法仅规定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也就是说，一般债权并不一定要表现为证书形式。问题是，一般债权如果没有证书证明，作为质押的安全性和担保性就较弱了。因此，对没有证书的一般债权，如果用于资产证券化中的权利质押，还必须强调先制作债权证书，再交付占有，否则质权不能有效成立。此外，一般债权的公示性也十分重要。在资产证券化中，一般债权质押仅仅交付债权凭证并不能完全保证质权人的利益。例如，以现金作为一般债权，如果第三债务人直接向债务人清偿，这些财产与债务人自己的财产混在一起，将影响质权人担保的优先权的行使。因此，当出质人交付了债权凭证后，还必须行使一个公示程序，以保证质权人的利益。资产证券化所要进行的证券化的资产大部分是一般债权。而现行法律对一般债权质押的规定有十分笼统，这就导致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和法律纠纷难于解决。因此，以一般债权设质的应持谨慎态度，其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都应考虑在内。

在以股份作为权利质押的情况下，尽管此类质权的设定方式与债权质押的设定基本相同，但具体方式和要求因股份、股票的性质不同而异。在我国，股份有合伙股份和公司股份两种。合伙股份的出让须全体合伙人同意，因此不宜设质。公司股份设质，根据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质，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前者根据我国《担保法》的规定，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只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以公司发行的股票为表现形式，在交易场所可依法自由转让，因而最适宜设质。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记名股票应以背书方式或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同时公司应将受让人的姓名或名称和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我国《担保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对此作了专门的规定，即股票出质应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可见，出质登记不仅是质权的对抗要件，而且还是其成立的要件。对于无记名股票的转让，《公司法》未作具体的限制。理论上，无记名股票交付后质押合同即生效。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设质，按《担保法》第78条的规定，其成立要件是将股份出质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之日起生效，且出质人将其股份出质应经过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同意。此类质押合同必须以股份出质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才能生效。

根据《担保法》的规定股份质押后，质权人享有的权利可以适用动产质权的一般规定。所不同的是，股份设质后，股东不因股票出质而丧失议事表决权等与人格属性密切相关的权利，即公益权。即质权人不能以占有股票取代股东的地位而参与公司决策和管理。此外，法律上还对股份出质人的行为有明确的限制。即出质人未经质权人的同意，不能进行导致股份消灭的行为。如与第三人进行致使入质股权消灭或变更的法律行为。我国《担保法》第78条规定：“股票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出质人转让股票所得价款应向质权人提取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当质权人出让股票优先受偿时，如果实际所得高于所担保债权额，应将余款返还出质人，如果实际所得低于所担保债权额，仍可要求出质人补足余款。

三、权利质押在资产证券化中的风险

我们知道，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来源于原始权益人对原始债务人享有的债权。这些资产都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即可预期的现金流或可被转换为可预期的现金。这里，可预期性就显得十分重要，它决定了资产支撑证券的价值。在资产证券化中，权利质押会使应收账款的可预期性受到以下风险的威胁。第一，债务人可能延迟履行或不履行付款义务，使预期目的落空。债务不履行可能有许多因素决定。例如，一般债权出质时，未作权利证书或出质人未将债权凭证交付质权人，导致延期履行或不履行义务。此外，有些债权清偿期先于所担保债权清偿期的，出质人未将债权的价格给主债权人或提存第三人。

篇（9）

(二)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碎片化、断层化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要进行系统化、持续化的教育方能将高职院校大学生塑造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然而当前高职校园精神文化“缺位”、校园育人环境复杂化、高职校园文化建设定位不明确等问题，导致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碎片化、断层化等不良状况。“碎片化”主要表现为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内容的零散性。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为思政课教学，然而这一课程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收效甚微，其所传授的内容难以与高职院校的主体内容对接，内容空泛，碎片化极为明显。“断层化”主要表现为高职院校缺乏专业性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在教育方法上仍然采用以教师为主的灌输式模式，难以与时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对接，忽略了高职生的文化需求，导致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无法凸显。

二、文化发展观视域下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选择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凸显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最高价值体现，是多元社会背景下实现多元价值观向主流价值观引领的重要保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中，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是推进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因此，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让高职学生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怎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理论命题;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式教学和讲座，让高职学生耳濡目染地得到教育指引。其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校园文化建设的具体环节中。校园文化建设是实现文化育人的重要基础。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失位”问题，亟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实现对高职学生之理论武装、舆论引导、精神塑造和作品鼓舞。最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入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建构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本质体现。针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碎片化、断层化的状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入来实现长效机制建设，以打造起一项系统的、持续的育人工程。

(二)以文化育人环境的优化为主导，创新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路径在“重科学轻人文”、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的引导下，高职院校采取了一系列疏离人文教育的模式，导致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复杂性。更为严重的是，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多元价值冲击的背景下，社会上存在的“道德滑坡”“信仰危机”“价值危机”等现象通过网络等方式进入高职院校，对高职大学生造成了不良影响，加大了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对此，必须优化文化育人的环境，从文化发展之视角来创新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路径。首先，坚持“以人为本”之文化育人理念。“以人为本”是开展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是构建塑造人、培育人、发展人之育人环境的内在需要。一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复杂性与其脱离“以人为本”核心育人理念息息相关。对此，必须在“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指导下来实现高职学生的文化养成和文化自觉，尊重其主体性，发挥其自主学习、自主建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效能，通过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引导来实现校园文化的建设，并促进高职学生自由和全面发展。其次，架设和谐多样、奋发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先进文化代表着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是文化发展观的本质体现。因此，在高职校园文化架设的过程中，必须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引，引导高职学生正确看待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物本价值和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关系，并通过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建设的有效结合，打造“内涵式校园文化”，发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隐性文化之“正能量”，为提升高职学生道德水准提供帮扶。

(三)以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改进为主线，优化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方法网络化、信息化是当代社会最为明显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学生信息接收的方式将更加多元化，尤其是通过网络来获取，体现了高效性、快捷性、海量性、交互性等特点，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必须改变以往“灌输式”的做法，进而转变为“双向互动”的育人模式。因此，在文化育人的过程中，必须发挥网络作为文化传播之主载体的功能，以当前先进文化为主要内容，并旗帜鲜明地推动先进文化的传播，以占领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制高点，规避校园文化中的低俗、腐朽文化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在传播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要凸显文化交流之互动性、双向性、动态性，彻底改变传统“单向度灌输”的模式，激活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建构起基于“双向互动”基础之上的行动导向、任务型、情景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增强高职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体悟、互动交流，为良性师生关系的建立以及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升打下基础。此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关注青年学生的亚文化，将亚文化中的有利因子进行提炼，嵌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并引导他们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平和信息媒介素养，塑造其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篇（10）

1.促进了服饰文化的传播。通过服装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中国服饰发展的轨迹是传承性的。朝代的更替没有摈弃原来的服饰文化而是通过传统的继承使服装千百年不变,经过历朝历代的变革其服装结构长期保持着同种模式,直到清代改冠易服,经历两千多年的冠冕衣裳才宣告终止。

西方服装的发展则是传播性的,其中战争就是传播途径之一。在开放的西方社会里,西方人依赖文明的移行与传播,加之他们文化本能中表现出的躁动不安,以及扩张和冒险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们的风格总是不断的变革。风格产生后被空间占有欲极强的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统治者,通过战争把先进的服饰文化带到各地,或者把先进的服饰制度引进,促进了服饰文化的融合和普及。

战争对服饰的传播并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经过无数次区域内的战争然后逐渐扩大到世界范围内时才逐步完成的,确切地说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洋服饰才得以普及,传播到每一寸现代文明的区域。

西方古代战争促进了欧洲服饰文化的传播,通过地域的扩张使得贯头衣、卷衣在地中海沿岸流行。著名的把东方的珍宝、美丽的衣服和布匹带回欧洲,中国的丝绸、印度的棉布从此传播到了整个欧洲,与服装有关的材料,也从这时打破了地方性的制约,服装文化从质和量都得到提高。

殖民战争把西洋的服饰文化带到世界各地。如西班牙通过哥伦布的探险发现,美洲大陆的主要部分成为其殖民地,甚至远涉太平洋,控制菲律宾,成为强盛国家,强制性地向各国推行西班牙服装。后期的法国、英国在殖民战争中,也把具有绝对优势的法国时装、英国的男装带到殖民地,使西洋的服装在各殖民地被接受,开始是当地先进人士后来成为大众的主要衣着。战争在优胜劣汰中改变着国家的命运,也影响着人们的衣着生活,先进的服饰在战争中传播并被各地人们所接受。

2.促进服饰造型的功能化、推动服饰改革。战争要求服装方便、快捷、具有保护功能。军服的发展对民用服饰的改革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领带、纽扣、裤子、靴子、风雨衣等民用服饰都始于军事斗争的特殊需要或与之有关。

周朝末年,诸侯分立,战争频频,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制约了人的运动。而此时被称为“胡人”的少数民族服饰,窄袖短袄长裤,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起先主要用于军队,但是，胡服的形制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百姓纷纷效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大众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

在西洋服饰的发展历程中,男服的款式形成主要来自于军服,而女性服装的现代化、功能化的形成战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4世纪前西方服装男女同款同型,在14世纪中叶男服二部式确立,男子服装中出现了来自军服的上衣――普洱波万(Pourpoint)与肖斯(Hose)的组合,这种富有机能性的二部式取代了传统的筒形样式,衣服的性别随之在造型上明确下来。在经过几个世纪社会变化和法国大革命后,男装在19世纪逐渐摆脱了象征权威的装饰过剩的衣服,形成了合理性、活动性和机能性的服装样式。

女化的服装主要是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完成的。战争迫使女性走向社会,战乱中女性主要穿“工作服”与“制服”,女性体验了合理的机能主义服饰的优点,衣着的单纯和便于活动等使用因素受到人们的重视,女装向男性方向发展,便于活动的服装逐渐发展成熟。在20年代后期出现的“男孩造型”和60年代出现的“无性别装”以及现在的休闲装、制服也大量借用了军服的款式,充分显示了战争对服装的巨大影响力。

战争对于服装的改变不只在造型上,还触及到装饰形式上。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裂口装饰,主要来自与战争期间服装上的划痕,后来逐渐被一般人采用,成为一种流行装饰。现在的领带源自于奥军士兵脖子上的标志――一块白布围巾,受到路易十四的大力提倡,逐渐流行并成为今天领带的造型。除此之外具有保护作用的头盔也与战争密不可分,在一战时一个伤兵在战斗中急中生智用铁锅扣在头上,从而保住了生命,法国将军亚得里安受到启发,领导制成了世界上第一代金属材料头盔,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开发,大大提高了头盔的防护性能。钢盔的保护性能现在在建筑、煤炭、铁路、石油、钻井等工业行业广泛应用,成为此类行业的主要安全措施之一,钢盔还在需要安全保障的交通、体育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钢盔的发明体现着人们对生命的珍视,同时也为民用服饰的发展提供了设计源泉。

3.军事科技在服装中的运用。军事需求永远存在,而且永远不可满足,所以军工是最大的商业市场,可以促进一些军事科学发展――而许多军事科技最终都能转化为民用科技提高人的生活水平。

例如：防电磁辐射服装的应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早期的防辐射服装主要是给从事雷达,微波通讯等军用部门的工作人员使用。随着技术进步,目前，可以将这种服装织制得轻薄柔软,吸湿透气,可水洗,并且电磁屏蔽效率也大大提高。能够有效阻挡,折射微量X射线、紫外线、低频辐射和微波辐射,避免人体及胎儿受害。

现在人们工作生活的环境离不开电器,因此穿着防电磁辐射服装不失为一种方便有效的个人自我保护的手段。

作为具有伪装作用的迷彩图案在战场上广泛应用,极大地增强了部队行动的隐蔽性,减少了人员伤亡。而在和平时期,图案独特的迷彩服,也成为众多军事发烧友和设计师追捧对象,通过迷彩来圆自己的军人情怀。

二、思想领域的战争对服饰的的影响

和平时期集团与集团的战争体现在生活方式、世界观等观念上的不同,因而引起思想领域的战争。人们哲学观、世界观的不同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通过衣饰来表达或宣泄情感。

中世纪服装受基督教的影响强烈,服装造型否定肉体,外形变得呆板、僵硬,逐渐失去了古希腊、罗马卷衣的流动、自然之美;14世纪末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从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反神学的统治,赞扬人性的美好,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个性解放。反映在服装中表现在男女性别差异的服装成为主流,强调性别特征、表现人体的造型美和曲线美。

20世纪60年代高级成衣业的发展,其中“年轻风暴”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年轻一代反体制、反传统、反战运动,强制性的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扭转了20世纪后半叶的服饰流行的方向和模式,人们的服饰朝着丰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反传统的服饰风格成为主流,中性服装、街头时装、民族服装以及各种破烂服装都成为流行时装,形成后现代的服饰风格登上了巴黎高级时装的舞台。

三、总结

战争引起人们的关注,战争中的服装的也会成为设计师表达对战争理念的诠释,从而在大众中间流行;战争促进服装的改革,使得服装越来越符合人体功能性的需求把服装变得人性化,使人们尤其是饱受服装摧残的女性解放出来。同样战争是人类的敌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延续,也阻碍了服装流行的发展,战争造成物资匮乏,设计师流亡造成流行的停滞。

参考文献:

[1]李当岐:《西洋服装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

[2]冯泽民、刘海清:《中西服装发展史教程》,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