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论文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诗歌创作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篇（1）

作为清代“四大诗歌理论”之一，王士祯的“神韵说”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神韵说”以禅论诗，强调诗画一律，推崇清远自然的审美理想，给文学批评领域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王士祯的“神韵说”涉及到作家、作品、读者等诸多方面，它们散见于王士祯的《香祖笔记》、《渔洋诗话》、《池北偶谈》等著述中。通过对王士祯著作的仔细研读，我们发现，尽管王士祯对“神韵说”没有正面、专门的论述，但“神韵说”作为一种文论体系是比较完整的，尤其是其中有关文学创作理论的论述相当完善，脉络非常清晰。本文主要梳理王士祯“神韵说”中有关文学创作理论的三个层面。

一、强调文学创作中作家的悟性和创作灵感的闪现

“神韵说”的典型论点是“诗禅一致”，将禅宗的“顿悟”引入诗歌的创作和评论。王士祯认为“诗禅一致，等无差别”。禅宗的“顿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注重关照自身，强调对内心的体悟和独特的感受。王士祯认为文学创作方法同学禅的方法是一致的，都需要作家通过感悟对自身心灵和外界进行探索，进入一种超凡的创作状态，蓦然领悟创作真谛。

在论著中，王士祯多次提到“顿悟”的创作状态，他评价“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摩得髓，同一关捩。观王、裴《辋川集》及祖咏《终南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王士祯推崇王维、裴迪等人的五言绝句是因为二人将禅学的“顿悟”巧妙融入诗歌创作，创作出有“得意忘言之妙”的作品。在《蚕尾续文》中，王士祯曾讲道：“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人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奋虚‘时有花落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王士祯继承和发扬了严羽“以禅喻诗”的理论，认为作者只有具备自悟的能力，才能进入“拈花微笑”的“悟境”，领悟到创作的真谛，创作出浑然天成的作品。

王士祯把通过“顿悟”创作的盛唐诗作为推广“神韵说”的载体。他编有《唐贤三昧集》三卷，作为“神韵诗”的范本。“三昧”来自印度的佛家语，是佛教重要的修行方法之一，意为排除一切杂念，使心神平静。王士祯以“三昧集”来命名选本，并多选“诗佛”王维的作品，可见，他对文学创作过程中“妙悟”的重视。王士祯说的“诗家三昧”，类似于禅宗的“自悟”，是一种“自得”的状态。诗人要在实际生活中体悟到自身、生活、自然的真谛，然后通过诗歌传达出自己的精神旨趣。在《渔洋诗话》中，王士祯引用云门禅师的话：“汝等不记己语，反记吾语，异日裨贩我耶?”认为此话深得诗家三昧。云门禅师之所以斥责他的弟子“不记己语，反记吾语”，是出自于“自悟”这一原则，“诗乃心声”，要体现作家自己的本心、本性，若刻板地模拟前人的作品，以别人的“心声”代替自己的“心声”．只会走到岔道上去，看不见正确的出路。可见王士祯对作家“自悟”能力的重视和对创作中“机械模拟”、“盲目复古”的批判。

王士祯主张作诗要撷取刹那间的感受，抒发逸兴。若无灵感，则不必强作。《渔洋诗话》中载有王士祯评论古人创作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创作灵感的重视。“萧子显云：‘登高极目，临水送归。早雁初莺，花开叶落。有来斯应，每不能已。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王士源《序孟浩然诗》云：‘每有制作，伫兴而就。’余平生服膺此言，故未尝为人强作，亦不耐为和韵诗也。”所谓“须其自来，不以力构”、“每有制作，伫兴而就”，是指在灵感袭来的偶然机缘下创作，不需费力去安排创作的过程。“伫兴”的状态，是诗人的性情被外物触发而产生灵感的状态。其创作的取材、构思、情感均为当下的直接感受，不被所谓的法则、戒律束缚，不蹈袭前人风貌。至于灵感的显现，王士祯就认为是“忽自有之”的。“越处女与勾践论剑术，日：‘妾非受于也，而忽自有之。”’越女没经过学习，却通晓剑术，有一种顿然明了之感。王士祯称此语也得诗家三昧。

二、强调作家的学识和创作经验的积累

王士祯认为：“学诗须有根柢。如《三百篇》、《楚词》、汉、魏，细细熟玩，方可人古。”强调学习前人著作的精华，体会古人创作的方法和意趣，活学活用，转化为自己的学识。为了更好地推广“神韵说”，王士祯编撰了大量的诗歌范本：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撰《五七言古诗选》；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取唐人选唐诗数种加以删定，编为《唐选十集》；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编《唐贤三昧集》三卷。王士祯编写众多范本的根本目的是推广“神韵说”，希望弟子在学习古人作品时有一定的导向，学习带有“神韵”的精华作品。这种导读范本的推广，间接表明了王士祯对文学创作中学习古人、积累学识和经验的高度重视。

在积累学力时，王士祯认为涉猎要广泛，眼界要开阔。“为诗须博极群书。如《十三经》、《廿一史》，次及唐、宋小说，皆不可不看。所谓取材于《选》，取法于唐者，未尽善也。”作家在积累学识和创作经验的时候，应多方涉猎，博采众家之长，若单取一家学习，未免有失偏颇，不利于培养丰富的学力。王士祯重视学养对于作诗的先决作用，他指出：“为诗要多读书，以养其气；多历名山大川，以扩其眼界；宜多亲名师益友，以充其见识。”作家要博览群书，经过一定的学识积累后方能“豁然有会”，使学问渐渐化为胸中之气，自然地发为才情，作起诗来才能口吐锦绣，妙笔生花。另外，作家要增加生活阅历，多交名师益友，切磋交流，共同提高。

王士祯强调学问和性情并重，认为作诗不能离开学问而徒言性情和神韵，不然会落入空虚无根的弊端。《渔洋文》中有言：“夫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二者不可得兼。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溯之楚骚，汉魏乐府诗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焉。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在王士祯看来，“兴会”是可感而不可求的，它发于性情，要靠作家的悟性来把握；“根柢”则是饱读诗书始能有之，它根源于学问，需要作家学习积累。文学创作成功与否，作家的悟性、灵感和学识、修养缺一不可。王士祯认为杨子云“读千赋则能赋”是学问之说，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是性情之说，“二者相辅而行，不可偏废。若无性情而侈言学问，则昔人有讥点鬼薄、獭祭鱼者矣。学力深，始能见性情，此一语是造微破的之论。”简言之，诗人只有具备作诗的“根柢”并处于“兴会”的状态，才能形成个人的独特创作风格。

三、强调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

在《香祖笔记》里，王士祯提到“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的观点，“舍筏登岸”这一“筏”字，大概可以理解为文学创作的“根柢”。“学力”是文学创作的基础，作者只有经过勤奋努力积累到深厚的学养后，才能把握住“兴会神来”的灵感，达到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化境”。禅、诗两者殊途同归，关键在于“悟”与“化”。

篇（2）

一、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定势

人是社会的产物，诗人也是。他总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意识、社会时尚都会在诗人的内心打下深深的烙印，影响着诗人的性格及其作品。盛唐时期的社会心理定势也深深作用于王维的心灵之上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王维的山水诗风格。

<庄子·善性>中讲：“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不当命而大穷乎天下．此存身之道也”。这种达通穷退的做法是中国文人士大夫习惯的生活方式，自然也是王维的一种心理积淀。儒家的一贯主张是积极“入世”。但<论语·子路、冉有、曾皙、公西华侍座》却很明白地表示出孔子最赞同的是“浴乎沂，风乎舞霓，咏而归”的生活方式，这就又使中国文人的哲学观念、生命方式中又浸润了一种“功成身退”的思想。退就是隐逸．这种隐逸当然不是完全遗世，而是在求一种闲静清幽的环境和淡泊寡欲的心态。可见．对于生命，不论过程如何，在结果上．中国文人有大体一致的趋同：相忘于江湖。这种心理状态．再与个人的的生活状况相结合．就形成了文人亦官亦隐的流俗。所以虽然盛唐的最强音是建功立业，但王维的一生还是有了三度隐居。嵩山、终南山、辋川．却始终没有解印挂冠。即使在他晚年“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也是在退朝之后。这种生活方式的心理背景极大地影响了王维的山水诗的创作。王维的诗，虚实相间，空灵恬适，于空山古木、水尽云生的表层的美外，还有一种对生命方式的认知、探求和选择的心理括动。如<自石滩>：“清淡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沙明月下”。色彩明丽．清爽如画．又富有生活气息，读者可以触摸到诗人对自然、纯真的美的追求。又如《竹里馆》：“独坐幽笪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却另有一番空明澄净、清幽绝俗的美．让人顿生一尘不染、万缘皆灭之心。

王维的绝大部分生命是在盛唐时期渡过的，安定的社会环境、统治阶级的默许使佛学大兴．王维的母亲也是一个忠诚的佛信徒．这就使王维深受佛学尤其是佛学中的南北禅宗的影响。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自言，“褐衣疏食．持戒安掸，乐往山林．志求宁静”．足见诗人浸研佛学之深。王维还有“诗佛”的称号．可以算是佛学影响其山水诗创作的明证。王世祯在<渔洋诗话>中评价王维的山水诗是“字字入禅”．确实．王维的大量山水诗中都呈现出伟样的风貌。如<过香积寺)“薄暮空潭曲．安排制毒龙”。“毒龙”之典，出自<涅经>．指内心妄念。这是直接以禅语入诗；<归辋川作)：“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这里的牧童、钓者、远山、自云．都是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各得其所。这种美与佛家进入样定时轻闲安悦、怡然自得的心理状态相仿．这使诗里充满了禅悦；《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近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大自然的一切并非枯寂乏味的。而是宁静中富有生机。且人与自然完全合为一件，这是佛家“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境界，这使诗中又有了掸的理趣。

二、本人的人生遣际和生存境遇

人们所以能清楚地在作品中看到作者的生活，是因为作者的生活对作品内涵有着一种显著的影响。王维以山水诗表现其对生命的认识和自我价值的理解，是从山水到人生的影现。诗人的人生遭际和生存境遇、对沧桑人世的认识感悟对他诗的创作心理的形成及山水诗的风格显现出强烈的作用力。

王维21岁进士及第，也有“强学干名利”(《赠从弟司库员外求>)的抱负．也曾有“得意遂志”的时节。公元737年，王维去凉州劳军，滞留了两年多，天高地阔的草原、浩瀚苍凉的大漠，迥异于长安的塞上风光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而且使他的心胸为之宽广。他笔下描摹山水的诗句也一变而为激昂豪放雄浑的格调．表现出热烈、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奇丽壮观的自然景色如在目前。又如“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陇西行》，紧张的气氛中是镇定、自信的情绪。开元28(公元740年)年，王维又去襄阳主持考试，长江的惊涛拍岸。一泻千里的奔腾之态使他的山水诗也显现出磅礴的气势。“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眺》)极写水的波澜壮阔，浩荡无涯。可谓诗家俊语。“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日暮时分，烟水苍茫，江潮幕天席地的汹涌情状仿佛如见。很明显，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生经历便不会有这种只有阔大山河才能激发出的逸兴豪情。自然，王待也少了一个丰富的层面。

仕宦的得意是暂时的，王维的心里更多体验自0是失意的落寞。诗人仕途坎坷，做官不久即被贬．有r隐居的萌芽。三十多岁后，因张九龄举荐，诗人始获一个稍展才华的机会．回到长安，不久，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又取代了张九龄为相，王维自然不肯与这样的人同流合污，少年的热血也渐渐冷却。“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寄荆州张丞相))．诗人再生退隐田园之意。只是并没马上付诸行动。直到天宝3年，他才选定_r处世之道：结魏阙于山林，著冠带而掸诵。这种选择包含多种因素。《后汉书·逸民传序》中有一段谈隐居之圈的话，“或隐居以求其志，或瞄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情”，多少也道出了王维的部分心理。王维传世的山水诗．大都写于他在终南山、辋川隐居期间，可做他心路历程的证明和反映。“欲知禅坐久。行路长春芳(<过禅师兰若》)，反映了诗人耽于禅境中从而获得生命智慧之道的愉悦。“古人非傲吏交．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漆园》～诗在解释自己亦官亦踌的行迹时悄然抒发了自己的无奈黯然之情。

天宝l5年，王维在安史之乱中被迫受伪职，虽蒙赦免。但至此，他心中便常被犯罪意识萦绕，“岂不自愧于心。……内省，无地自容”。这种内愧的心理使他不得不“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l2号又示裴迪))。而悠然与否，其实是不说也罢的。隐居桃花源．一方面借自然的清静忘掉身边的纷芸俗事和不堪回首的往事以求心安，另一方面，诵经参禅，在佛的救赎中求得一种解脱。王维的另一题为‘叹白发)的诗中有一句“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正好可以做这些山水诗的心理旁注。“几许伤心事”不仅包括事伪这件事，也是他一生人生遭际和生存境遇的概括。而销心空门则使王诗的主体格调呈空闲凄清、深沉冷寂的美。王维中年丧妻，无子。独自一人生活，更深尝孤独凄苦的滋味。也加剧了诗人静中求寂的心理，其诗也多用闲静孤寂的景物点染出一脉或浓或淡的幽冷凄寒，如“落花啼鸟纷纷乱，涧户山窗寂寂闲”(<寄崇梵僧))，“森森寒流广。苍苍秋雨晦”(<答裴迪>)，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归蒿山作))之类的诗句，在王维的山水诗中触目可见。

三、独特的美感经验和审美哲学

王维的山水诗中，诗情、画意、禅境合而为一。构成独特的风格。法国布封说过：“风格就是整个的人”。可见，有着独特风格的诗作。其作者必然有着独特的灵魂。独特的美感经验和审美哲学可为独特灵魂的一类具体显现。

王维的心里有佛家寂灭一切的观念，但也有庄子“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知北游>)的山水观念。求禅．使诗人不执著于“有”，对于荣华名利淡泊许多。惮宗讲究“即心即佛，见性成佛”．又使诗入不执著于“空”，不讲求剃度、缁衣、吃斋等空门的外在形式上。老庄的“天人合一”也影响着诗人，吸引着诗人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中去。分享其中的永恒和宁静。王维的思想兼合佛道，这又决定了他的审美意识、审美倾向，这就使得诗人主动地选择了自然山水作为一种亲近和交往的对象，而山水诗也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崇向山水林泉的审美哲学使王诗呈现出“静”的主要格调。“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明朋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瞑》)，“谷静惟松响．山深鸟无声”((游感化寺》)等等诗句，营造了不同情调的幽静氛围。

人作为个体，在与自然的交往中比其在与社会他人的交往中更为远离是非功利得失和矛盾冲突。自然有慰籍心理的作用。它的空秀宁静能够把个体的负重、疲惫从世俗纠纷喧嚣中释放出来．使之慢慢归于平和安静。王维是山水的获益者．他的诗也因之表露出一种宁静恬淡、安祥平和的意蕴。“经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临湖亭>)。全诗色调明快．读者可以想见波平风软、碧天无际、闲云悠悠的湖光山色并体味主人轻舟迎客、平湖把盏。吟诗交谈的悠闲情趣。言为心声，这首涛也是诗人平静、淡泊心态的一种证明。

谷鲁斯在<人类的游戏》中说：“我们会把自己内心同情产生的那种心情移置到对象上去。”常常带有一种孤寂心境的王维，其诗中的景物也多见孤寂的一面。“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诗人采用摄影的长镜头，从花扔发红萼写到鲜花盛开再写到花缤纷谢落。开也寂寞．落也寂寞。以花的开落之动反衬出山涧的幽静，而花的自歌自舞自开怀又不免让人生出“年年岁岁花相似”之类的感叹。诗中流淌着宁静寂寞的美，也有对孤独、对生命流逝的无奈。

诗人在与自然的相亲中内省、静悟．并通过个体对自然的感受去领悟宇宙和人生的无限与永恒。循着这样的心理．我们就可以了解诗人的这些诗句，“新家盂城口．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孟城坳))。“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华子冈))。前～首诗中有一种新旧兴废永恒循环的时间意识．后一首诗中有一种意境辽阔杳无边际的空间意识。这些诗里有超越的绝对的时空连续，正是这种超越使诗人生旷达、闲静、淡泊之心。“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以一个有限空间来吸收无限时间的延续，时空聚敛浓缩，构成人与物默然契合悠然神会的意境，透出高蹈出尘的光辉。

曹日昌(普通心理学>认为：“一切心理现象按其产生的方式来说都是反射”。王维山水诗作为他C·理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必定反射出他的心理。从其浑然天成的意境来看，主要表现了诗人在空寂清幽的环境下求平稳闲静和超脱的心理。“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云霞成伴侣，虚白待衣巾”(《戏赠张五弟))。诗人跟中的景色。经过他耽禅的心态，化成时而寂灭时而超然的诗境。这种诗境也是他心灵“无念”，“自性清净”的写照诗人的个性气质、艺术修养有别，形成的审美哲学、美感经验也会大相径庭．表现的诗境就有高低。

王维是南宗画派之祖。又精通音律，书法造诣也颇深，艺术的相通使王维对美的理解、鉴赏高于世俗，也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他以画家的眼光选择意象人诗．又以音乐家的听力捕捉音韵在诗里予以表现，这使他的山水涛。读之如观画听曲，“松禽风声里，花对池中影”，“细枝风乱响，疏影月光寒”，形成“诗中有画”和“百转流莺、宫商迭奏”(赵殿成《史鉴类编))的风格。

篇（3）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民情、民风的积淀，对作家的精神品格、个性气质会产生潜在影响，从而促进作品意象的传达和作家风格的形成。徐志摩的诗歌便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色彩。

在徐志摩研究领域，目前多侧重于其诗歌创作和康桥经历的关联，一般认为拜伦、哈代和惠特曼的诗歌影响使得他的诗歌充满着欧洲特征。那么，在英美诗歌的强烈影响背后，生养他的浙西文化对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他的诗歌以及为人又是怎样诠释江南文化的呢？

一、常用词汇与故土情怀

吴其昌在《志摩在家乡》一文别提及徐志摩与乡里人的讲话，说有一次他妻子在乡间碰到徐志摩，志摩开口问的是：“上坟呢啥？那（你们）还弗曾上好（完）？我拉（我们）早上好哩（了）”。［1］这简单的问候，饱含着乡土气息，听起来很俏皮，却显示出他醇厚深切的故土情怀。

在徐志摩散文中，可以发现不少方言词。《巴黎的鳞爪——徐志摩回忆录》里有诸多海宁方言词的自如运用，如《孩提时顶怕的两件事儿》里的“顶怕”、“剃头”、“捉牢”、“适意些”，其他散文里则有“辰光”、“品林嘭朗”、“坐定”等词。［2］这些方言词固然简单，但哪一个不出自一片故土牵挂呢？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徐志摩还时常运用乡土话语在诗歌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一条金色的光痕》，诗中硖石土白比比皆是，如“格位”、“特为”、“伊拉”，又如“是欧”和“乡下来欧”的“欧”字，其他如“眼睛赤花”的“赤”字，“我拉埭上”的“埭”字，还有“老阿太”、“事体”等名词的使用，［3］整首诗几乎都由方言词构成，腔调、语序也颇有海宁人日常讲话的样子。这首诗歌或许可以用普通话来表达，但他偏偏用了硖石土白，在对家乡的深情外，也可见对穷苦人的深刻同情。

语言是行为和思维的符号或者说媒介，它作为符号大大超越了思维以及行为本身的心理内涵。吴语具有江南的柔美性，浙西方言甜美柔软，更体现出浙西的文化韵味以及其独有风情。浓厚的故土气息是徐志摩诗歌风味的一个层面。语言作为一种载体，它熔铸着、承载着徐志摩浓郁的乡土情怀。徐志摩对方言词的使用透露出江南文化对他的重要影响，这种地域性已经弥漫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只有一种语言和文化长期埋藏在一个人的心中，久而发酵，变得醇厚。徐志摩将海宁方言运用到诗歌中，显示了他内心对于海宁文化的眷恋，反之则是海宁文化对他的影响。

二、浪漫主义诗魂与故土情怀

大多数人认为是英国康桥的生活开启了徐志摩的诗人生涯，说他的诗歌创作和康桥的浓厚氛围有关，这还只是从内容角度的审察。

不可否认，康桥是徐志摩诗歌创作重要的转折点，但也应重视他出生和生长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4］

（一）自然的诱惑。

徐志摩出生成长在浙江海宁的小桥流水人家中。尽管在他一生中，多种文化冲突和碰撞都留下了印记，但故土文化是深深烙在他血脉里的。徐志摩的灵魂深处总是萌发着“性灵”的生机。

徐志摩大约有15年时间是在硖石小镇上生活的，在他走出去的年月中，也常常回到这里，在“三不朽”寺里创作了不少诗歌。《东山小曲》中流露了对家乡东山秀丽景色的深情，抒发了天真、纯朴、浪漫的性灵。《雨后虹》中袒露了他的心声，即在自然界中得到感官的满足最可贵。

荣格认为有多少典型情境就有多少原型。可以说，家乡的田野、云彩、晚霞、花鸟等，这些典型的情景，给徐志摩的不仅是灵感，还有拥抱这纯美的大千世界的胸襟。他诗歌中那些特定的意象以及衍生意象，都隐含着“水”、“飞”的原型。

《浙江潮》载匪石一文称：“东西浙之各自殊尚而已……浙西以文，浙东以武，浙西之人多活泼，浙东主人多厚重”［5］，因此“吴文化”圈的浙西文人身上都弥留着浙西的“水性”特征，他们温婉、柔软而飘逸，在他们的作品中尽是浪漫主义流动的气息。徐志摩出于海宁这片山水富饶的土地，其作品蕴涵着江南的柔情，水性的温纯和生命的灵动性，堪称“水性”作家的典型代表。

（二）赤子之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诗人也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要性情真，就像李后主一样持有孩子般的“天真与崇高的单纯”。［6］郁达夫在《怀念四十岁的志摩》中说：“志摩真是一个淘气，讨爱，能使你永久不会忘怀的顽皮孩子……他所给我的却是一个永远不会老去的新鲜活泼的孩儿的形象。”［7］这种淘气的性格，是单纯的。这种单纯，就像是王国维所述的“赤子之心”，使他的诗歌意象和风格带着儿童般的天真。

这首先来自家庭的赋予，“良好的家境与顺利的生活使徐志摩乐观向上，自由任性，充满浪漫情怀，很自然地接受人道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追求个性发展，这些思想因素构成了志摩思想的内核。”［8］而祖母和母亲倍加关怀，必然影响着徐志摩的诗歌情感方向，具有女性的柔美和妩媚。传统的私塾教育，则将中国古典文化和江南的水文化印刻在了他内心上。

篇（4）

“数字化影视”是一种将某些传统制片技术通过计算机和数字、音像、处理盘式记录以及网络等技术集合而产生的新的影视制作方式下制作出的全新的影视类型，它是一个从前期到后期到发行完整的流程。

数字化的出现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计算机使影像创作得以复兴；另一方面看到各种兴起的市场，数字技术进入数字化使影视发生革命性变化，重新定义。计算机和软件在影视各方面得到运用，提高了生产效率。用计算机改变、增强和重新造型影片原始画面的实践活动稳步发展。计算机以数字方式和增强电影影像的方法创建出一个个神奇的画面:用资料影视作数字式棚外场景、数字式彩色校正、滤光效果和绘画、数字式影像的合成、数字式动画制作、数字式影片修复、数字式线痕去除、数字化影像增强、数字化缺陷消除、计算机生成素材和胶片拍摄素材的集成。

影视数字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影视的命运:数字化影视创造娱乐设施的新时代。当影视观众被其他传媒所吸引的时候，影视只有进行再次革新才能有生存的可能。数字化运算创造出的多层合成的神气场景、震撼人心的音响效果，加上无幕框的特大银幕画面所形成的影院放映的临场感、真实感将是任何传媒无法比拟的。各种非凡效果的娱乐节目、动感电影、虚拟现场以及各种新型节目都会为活动影像节目生产注入新鲜血液。影视节目的制作和播放，由于数字化方式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多元化、随机化、全球化和可追求化。

数字技术从诞生之日起便对影视制作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他不可思议地扩展了影视表现空间和变现能力，创造出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甚至向所未想的视听奇观和虚拟现实。从而产生出新的叙事方式，并提出一整套新规则供我们理解，使用，突破。新的数字技术不仅产生了新的影像作品，更在培养着一代新的影像受众。

一.改变了传统影视制作方式

从制作层面来说，从剧本写作的电子化，素材传递的数字化，布景搭建、照明设想的数字化模拟，以及电子化的场记，现场的数字化录入，数字化编辑，都将大大提高影视视听质量和效果的精度、强度和感染力。同时又有利于导演更好的思索创作。

影视后期制作系统逐步由模拟制作系统转化为数字分量制作系统；数字信号的记录媒体也由单一的磁带记录转化为由磁带、磁盘存储的多元化的媒体存储方式；计算机工作站的介入，打破了由切换台、特技机、编辑控制器一统天下的制作模式；非凡是以PC为核心的非线性编辑、2维动画、3维动画的逐步成熟，使影视后期的技术变得更加多样。

影视后期软件的操作界面越来越像电脑主机的配置，尽量做到板块化、集成化，这样看起来既美观而不显繁琐。传统的繁琐的影视制作流程，如剪辑、绘图、字幕、声音、特技等，被越来越多地继续到同一个后期制作软件中。例如DIGITALFUSION、AFTEREFFECTS、COMBUSTION等软件比之间的版本相比，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而SOFTIMAGEDS则干脆把后期制作的几乎所有方面都集中到一起，具剪辑、合成、绘图、声音、特技等于一身。由于这些显而易见的优势，软件的集成化成了各大后期软件供给商的共同追求目标，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主要的后期制作软件都会集成各个制作阶段的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后期制作系统。有利于影视后期制作人员“举一反三”把握更多的影视后期软件。

新的媒体格式不断涌现。高清楚度电视HDTV的出现、网络的飞速发展对影视后期制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这些变化，各软件厂商不断完善软件功能，紧给市场步伐。在AFTEREFFECTS后期的版本中已经支持HDVD、MPEG4及REALMEDIA格式的制作、其他各种软件也增加了新媒体格式的支持。伴随经济的发展，影视也在飞速发展，今后还会有许多新的音频格式、视频格式出现。

二.使影视进入个人化书写时代.个人DV作品

数字设备价格的下降，大容量硬盘的普及，个人编辑软件的大众化应用，使个人工作站的构架成为现实，影视越来越成为一种平民行为。把握这种技术，任何人都可以独立拍出影片，而不需要过多的考虑资金的新问题。时尚一族可以利用数码科技来宣扬自己的个性。从来和影视毫无关系的人。也可以亲自制作一部影视，过一会导演的瘾。有了好的构思，再也不会因囊中羞涩而束之高阁。DV自诞生以来佳作不断。穿入中国后也佳作不断《老头》、《铁路沿线》、《北京风很大》、《北京弹匠》、《群众演员》等都是一些错的片子。超级秘书网

数字化的DV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条新的大众传播方式。不可否认，数字化为扩展影视的想象力和感染力提供了广阔的技术和艺术潜力。但我们在正视数字技术给影视带来的革命性影响时，不应丢掉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丢掉对本土生活的热爱、体验、思索和真诚。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带来的便捷，扬长避短，不应将数字技术用滥。我们需要数字技术，却不能完全依靠数字技术。

技术从来就不是唯一，正如影视是人的影视一样，电脑也是人的电脑。我们应该在注重技术的同时不忘对文化、现实的体验关怀。使数字化和影视真正结合，影视艺术发展和科技进步并驾齐驱，使影视获得更大发展。

参考文献

李昱，周进.数字影视后期制作高级教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篇（5）

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言：“谓之贵族者，以其内容皆属贵族之事，且非天子不得善用也”，“因本属雅颂体，故文多典奥，文学成分亦少”。一直以来，对于汉代帝王的歌诗创作学界的关注程度不是十分密切。

汉武帝歌诗创作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点上都显示出许多有价值的特点，在中国诗歌史上应该具有特殊的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诗人主体意识的变化

歌诗创作的主体是人，歌诗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一切具体内容必须通过人的主体意识才能得以表现。汉武帝歌诗创作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这一诗歌观念渗透到了当时文人的诗歌创作中。

汉武帝时期乐府文人创作的《郊祀歌》，如《灵芝歌》，由盼望帝国强盛转入了期盼个体生命延长，其抒情方式是渐次转向个人内心的。

乐府文人在汉武帝时期重视搜集、整理感叹生命短暂、思考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作品，展现了西汉诗歌由外向的抒发集体情感向内向的抒发个人情感的转变。如《战城南》“朝行出攻，暮不夜归”体现了对毁灭生命的战争的深沉思考；乌孙公主《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抒写了被迫远嫁异国的不幸遭遇和内心悲痛。善窥圣意的李延年还对产生于汉高祖时期的《薤露》 《蒿里》两首挽歌进行改编。由这些作品的搜集整理不难发现，受汉武帝的影响，西汉诗歌已经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抒发集体情感逐步转向抒写个人真情、思考生命。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及以后时代人们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出现诸如阮籍、陶渊明、李白这样的伟大诗人。

二、题材的扩展

《楚辞・远游》开启了诗歌的游仙主题，秦始皇曾使博士作《仙真人诗》，之后直至汉武帝元狩五年，鲜有此类诗歌出现。由于汉武帝喜好并创作具有升仙意趣的作品，游仙主题再度进入诗人视域，不仅促进了当时诗歌游仙主题的形成，而且使游仙诗成为两汉乐府诗的重要体类之一。

今存作于汉武帝时期的乐府文人《郊祀歌》中，部分作品表现了升仙内容。如 《天门》 ：“专精厉意逝九阂，纷云六幕浮大海。”按如淳注：“阂亦陔也。……陔，重也。谓九天之上也。”此后的汉乐府诗，如《铙歌十八曲》中的《上陵》、杂曲歌辞中的《艳歌》 相和歌辞中的《长歌行》 《董逃行》等，都写到了神仙世界，众多期盼彼岸世界、渴望升仙延寿的诗歌充分说明，汉武帝之后，游仙主题已成为汉乐府诗的重要体类之一。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就东汉民间乐府单列一类“幻想之类”，盖指诸言游仙之作，收录《长歌行》 《王子乔》 《步出夏门行》 《善哉行》等文章 。

三、艺术语言形式

鲁迅在讨论汉武帝时期的文学盛况时曾说：“这一时期，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汉武帝在继承楚歌体的同时对于杂言体予以尝试，正如刘勰所云：“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汉武帝立乐府的文化政策，直接引导了乐府诗“以曼声协律”“靡而非典”的艺术形式创新，同时汉武帝的创作实践也是促成此因素的动因。除武帝《李夫人歌》外，《上之回》采取的亦是三、四、五、七言相杂，以三字句为主，句式参差错落，诗意随句式变化起伏变化，写出了汉武帝在位后期威服四海、昂扬自信的气势。这类歌诗，自然通脱，较之诗骚体式，全然新气象。在武帝创作实践的引导下，创作于汉武帝时期的歌诗中，杂言体诗占了相当部分。除《郊祀歌》和《鼓吹铙歌》中收录这个时期的杂言体诗外，李延年《歌》 ，东方朔《据地歌》 《嗟伯夷》等，皆属杂言体歌诗。这些众多的杂言体诗，有力说明这种影响的巨大。杂言体诗的出现及广泛运用，就是后人所称道的所谓乐府体，所谓汉魏古风，对后世影响是重大的，自曹氏父子大量创作乐府诗起，乐府诗成为后世一种常用的形式体裁。到唐代，乐府诗的概念和外延不断扩大，由两汉时期可以配乐歌唱的歌诗发展为唐代不入乐的新题和拟作。

综上所述，汉武帝歌诗创作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反映了一代帝王独特的精神面貌，同时，从时代与历史的角度讲，也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在艺术上，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艺术形式。他以自身的创作展现了汉代诗人主体意识的变化，对于题材的开拓以及对于诗歌语言艺术形式的探索，具有重要的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学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篇（6）

理查德·施特劳斯(1864-1949)，是19世纪至20世纪伟大的后浪漫主义作曲家。他出生于德国一个中产阶级音乐家庭，经历了漫长而动荡的职业生涯，目睹了世界大战给欧洲社会、政治、文化带来的巨大震荡。这一切都反映在其作品之中，正如他的《在晚霞中》所唱“现在的日子让我疲惫”。战时和战后的一切让他开始对人生和未来感到困惑，很难积极面对这个世界。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施特劳斯把管弦乐队的伴奏用到了艺术歌曲上，选用的题材也是思考自然界中关于死亡意义的诗篇。《最后四首歌》是他晚年的最后一部作品。其创作灵感来源于1946年作曲家在瑞士度假时读到的艾欣朵芙的诗《在夕阳下》。诗中，一对老夫妇对近在咫尺的死亡的沉思，使作曲家产生深深的共鸣，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抒J晴欲望。施特劳斯在1948年完成这首歌曲的创作后，又被赫赛的诗《春天》、《九月》和《进人梦乡时》所吸引，他将它们也改写成了歌曲，这就是著名的《最后四首歌》。

《最后四首歌》的演唱顺序是后人根据季节转换而定的，每两首分成一组。在第一组中，《春天》赞美了春季的景象、声音和芬芳;((九月》描写了从夏季到秋季的转变，花园走到了它一年的尽头。第二组表现的是对睡眠的渴望。女高音在《进人梦乡时》唱道:“现在的日子让我疲惫，我所有的感观都沉醉在睡眠里。”《在晚霞中》呈现出的是夜晚将至时的寂静景象。“它把我们带到了旅途的尽头。我们游荡得多么劳累。这会不会就是死亡”。随着英国管奏出理想的主题，这最后一句歌词又把我们带回到《死与净化》的世界中。《最后四首歌》是施特劳斯的辞世之作，自然率直地表现出临死前的一种心境，在斯特劳斯的作品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一、艺术创作特征

艺术歌曲的创作不仅贯穿于斯特劳斯的整个艺术生涯，同时体现了他创作的几个重要转折点。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为他所钟爱的女高音声部而写的大型管弦乐伴奏的艺术歌曲，不如说是一部交响音诗，它与其他作品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配器中将人声器乐化了。我们在这部作品中能看到斯特劳斯的思想受到了尼采的影响。虽然他知道自己接近死亡，但却始终相信神圣的东西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在艺术、理想和创作行为中，而死亡只不过是走向了更美好的进化。他的作品，始终有一种戏剧性的力量贯穿于充满诗意的抒情歌曲中，在曲式结构和写作手法上与以往的艺术歌曲不同。我们所习惯的对称的乐句、通谱歌、分节歌的形式在本作品中很少能够看见，旋律与歌词之间较自由，转调较频繁，旋律级进采用主导动机将四首曲子联系起来。配器上都采用法国号的独奏旋律作为每首歌曲结束的尾声。四首乐曲总的倾向是由较为动荡的开头走向安详的结束。

1.第一首:《春天》

选自赫赛20世纪前后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抒情风格，充满着对春天的喜悦与惊讶。赫赛的诗风在斯特劳斯的音乐中得到了完美的再现，歌声经常跟歌词的一个音节对应，展现出一字多音的柔和动态。尽管是描写春天，但我们在这首歌曲中也能感受到犹豫不安的情绪，沉思暗淡的音响。

全曲是稍快板(Allegretto)六八拍。乐曲以c小调的主和弦与”a小调的主和弦频繁的转调造成近乎无调性效果的前奏开始，给人一种不安定的感觉。低音声部是三和弦上行的琶行所组成的音型构成的和声基础，类似于威尼斯船歌风味的伴奏有一种不停向前的推动力。(见谱例1)

此后旋律的调性更不稳定了，先后有E,A,G调的感觉，最后在第一段结束时停在了bE大调上。(见谱例2)

尽管转调频繁，但全曲还是较统一的。作曲家在此用了主导动机以及动机的变形来推动音乐的发展，使得女高音声部与各段之间和谐统一。在此曲中，作曲家采用的是一种下行的音阶，开始是三四个，后面越来越频繁。(见谱例3)

2.第二首:《九月》

此曲是献给捷克的女高音歌唱家玛利亚·耶莉扎夫妇的。此曲创作于《春天》之后，描述的是从夏天到秋天的转换，金黄色树叶的下落，晚夏后虚弱的微笑，都是生命逐渐消失的迹象。

全曲是行板(Andante)，是一个单三部曲式，一开始由木管和小提琴奏出的A段的主旋律及节奏音型b贯穿全曲。(见谱例4)

主导动机X是《春天》中的动机，不仅在本曲中出现，也出现在后面的几首当中，起着统一性的作用。

以D大调为中心，B段出现了另一个旋律主题，即新的动机旋律，非常优美动听。它采用模进的手法将情绪一步步地推向，A’是A段的变化再现，伴奏上又回到第一段的织体。乐曲最后的尾声在圆号的独奏中封住朦胧的气氛。

3.第三首:《进入梦乡时》

赫赛的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创作的。当时赫赛因妻子患精神病而受到强烈的打击，生活终日笼罩在沉重气氛当中，不久他也患上精神衰弱。这首诗唱出了进人梦乡后的无处可逃的心声，这使预感到死亡的施特劳斯深有同感。

此曲是行板((Andante)，一开始是f小调。乐曲前奏以弦乐从低音部开始，以模进方式进行到动机之后，歌唱声部以变形前奏主题的方式加人。此动机有个特征:第二个音有一个七度的大跳。(见谱例5)

歌词中的第三段旋律也是以此动机为变奏的。A段仿佛是一声疲惫的叹息，预示着独唱的进人，加上急促的钢片琴，把对静谧的渴望化成迫切的期待。

乐曲的B段转为降D大调，乐曲更为缓慢，由小提琴独奏出崭新明亮的旋律，仿佛要将人带人临睡前的梦中去。在这一段当中，虽然旋律是新的，但我们不难看出他采用的还是第一段的动机的主题，然后又加人人声变化重复小提琴声部的主旋律。整个乐队配器上、声部上的加厚，通过旋律中的几个模进，把音乐逐步的通过降A、降G推向H辉煌的降B，随后乐曲在又回到了前奏的主题的尾声中结束。在整个乐曲中充满着温柔以及咏叹似的冥想基调，心灵随着令人心醉神往的歌声而放飞，把人带人梦境。

4.第四首:《在晚霞中》

这首是根据艾辛多夫的诗谱成的歌曲，是施特劳斯自1941年以来经过漫长岁月再度创作的大型管弦乐伴奏的声乐曲。全曲以行板(Andante)开始，最初由木管、小提琴与中提琴采用复调对位的手法勾勒出庄严的诀别，这一主题类似于作曲家《阿尔卑斯山交响曲》的日落场景，开始的高声部奏出全曲的动机。(见谱例6)

歌声加人后，管弦乐则转人伴奏织体。在间奏时我们又能听到前奏的主题响起。长笛将浓荫下的云雀模仿得惟妙惟肖，然后速度渐渐放缓。随着疲倦代替了原先的欢腾，乐曲转向阴暗，仍然不断地出现前奏的主题旋律。正如旋律中唱道的“深深的沉浸在晚霞中”一样，也许是作者预感到死亡的缘故，在歌中最后以朗诵的风格唱道:“我们已经徘徊疲倦，难道这就是死亡。”作曲家在此采用了一个远距离的离调来表达。

随后一段bG调的旋律由法国号奏出.把我们带回到五十年前作者的《死与净化》的主题中。随着乐曲的逐渐放慢，耳边再次出现长笛奏出的大三度云雀咐鸣声，乐曲回到bE调的主和弦上。

二、演唱处理

篇（7）

一.《沧浪诗话》的影响

在《艺苑卮言》②的原序一中，王世贞开篇便指出了自己写作《艺苑卮言》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一些讨论诗歌创作理论的书在他看来没有一个是全面而准确的，他为了补充在诗歌创作理论方面的不足，就写了这部书。在序言中，他指出了徐祯卿、杨慎和严羽诗论著作的缺点，但是他在具体写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观点，对于徐、杨二人本论文就不再赘述了，论文主要谈一下王世贞的《艺苑卮言》对于严羽《沧浪诗话》这部“差不悖旨”，却又“往往近似而未核”的诗论著作的继承、发展。总览《艺苑卮言》和《沧浪诗话》的可知，王世贞在文章的众多地方都涉及到了《沧浪诗话》的内容，对于严羽的重要理论他都持赞成的态度，并且在自己的书中分条列点地阐释和发展了严羽的理论。

本文着重探讨“妙悟说“对王世贞文学理论的影响，以及得到的继承与发展。

二.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对“妙悟说”的继承与发展

（一）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对“妙悟说”的继承

“妙悟说”是严羽以玄妙的佛家方式指导人们明白诗歌创作的体验只可意会。因此，他提出了“以禅论诗”这一诗论主张。严羽第一次把佛家对于经义的领悟引入了诗歌之中，提出了诗歌创作的“悟”。这一说法虽然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但却对后世诗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认为人要写出好诗，就必须达到“悟”的境界，而首先又必须具备“识”的能力。《沧浪诗话》的第一句就指出：“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一下人物。”这里的“识”指的是见多识广，要能品评和识别出诗歌的高低、优劣。因为只有懂得品评诗歌的优劣，才能找到正确的模仿对象，也才能走上诗歌创作的正确道路，避免出现不得要领，甚至出现“愈鹜愈远”的情况。严羽自称：“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可见，识见能力的高低对学诗者是十分重要的。在《沧浪诗话》的开篇第一则，严羽就详细说明了诗人应该立志高远，应该入正道之门，效法最优秀诗人的创作。他指出：“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学习创作诗歌要入高远之门，这样不会误入歧途。在入门之后，严羽又强调个人如何培养“识”，从而达到“悟”。他指出了学习前人的两种方法：“熟读”与“熟参”。他指出诗歌工夫应该从上坐下，首先要熟读高手的作品，方能自己动手。“先须熟读楚词，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严羽向学诗者指出，如果你熟练研读名家的诗作，久而久之自己也就会“悟入”诗歌创作的正路。事实证明，大多数人的文学创作都是从模仿他人开始的。对于如何学习历代诗歌，领悟其中精华，严羽明确引出了“以禅喻诗”的说法。严羽指出：“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然后他以禅来论诗，提出：“汉魏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盛唐之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这样严羽明确提出了“诗法汉唐”的观点，接着提出要学习和超越汉唐诸名家，就必须“妙悟”，他提出“一味妙悟而已”；还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他还提出了“悟”的不同层次，认为“悟”是可以培养的，具体方法就是：“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按照严羽的说法，熟读和熟参了众多名家作品以后，自然也会写出锦绣文章，如果写不出来那是不可能的？

篇（8）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科：中国现代文学

学生：XXX

指导教师：XX

一、论文研究的来源及意义

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才红遍大江南北的著名诗人汪国真来说，青年人尤其是在校的大中学生，可谓耳熟能详，汪诗因此有一大批忠实的读者。汪诗不仅有青年人的生活和那种明白晓畅的表达方式，而且汪诗更有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来自于诗人汪国真对中国宋元以来传统诗歌的那种豁达、飘逸和洒脱的人生哲学的二次创造。诗人汪国真的这种人生态度被现今社会称为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毋庸置疑，它是可以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能够让广大的青年人在复杂的生活中得到极大的启迪，坚实理想信心。

本篇论文通过对汪国真诗歌的艺术特点进行研究探索，旨在为广大的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些肤浅的价值理论，让更多的人广泛地认识并认同这位上世纪盛名卓越的抒情诗人及其诗歌特点，明确汪诗在诗坛上的地位，从而期望有更多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对汪国真及其诗歌添加关注的眼神。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汪国真作为当代一位抒情诗人，他完全不同于闻一多、徐志摩、顾城、舒婷等这些早期中国诗坛上的领军人物，汪国真的诗歌创作阶段比较晚，将近不惑之年才功成名就。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诗歌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政治色彩，用平凡的语言抒发着平凡的人、事、物，朴实无华却隽永深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诗风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其诗歌在广大的读者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现今中国文学界对其诗歌的研究屈指可数，缺少广泛而有力的学术性的研究和探索，而在国外这块广褒的文学土地上，依然没有他光辉的影子。当然，这种现状的产生，尤其多面原因，一是汪诗的影响力几乎只局限于青年人这一层面上，诗歌内容通俗易懂，不需深入体味，因此在创作上不必进行权威的学术解析;二是现今文学界里，诗歌这以文学形式的地位每况愈下，已经处于文学的低潮阶段，其发展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所以，对于汪国真诗歌的研究，我觉得应该着力加强。

三、论文研究目标

本论文研究目标是：对汪国真诗歌的特点进行探究，凸现汪诗的艺术魅力，进而弘扬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使广大社会认同诗歌来源于生活，却更深层次地反映生活的观点。

四、论文研究内容

汪国真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蜚声文坛的著名中年诗人兼书画大家。汪诗能从平凡的事理发现伟大，从普通的感受中看出永恒，主题昂扬，寓意深刻隽永，表现出诗人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学功力。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汪国真的时代背景;

2、关于汪国真创作高峰期的分析研究;

3、汪国真诗歌的特点及研究;

汪诗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题材上较有针对性、篇幅短小、明白晓畅、精炼而富有哲理、充满了音乐美、诗中小我与大我并存，等等;

4、汪国真及其诗歌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五、论文研究方法

分析研究、对比研究、研读归纳研究

六、论文进度安排

20XX年11-12月，收集材料，建立论文大致的框架模型

20XX年1月上旬，完成开题报告并提交导师审批

20XX年1月下旬至2月，写作论文初稿并提交导师审阅

20XX年3-4月，根据导师的意见和建议，对论文进行二次修改完善

20XX年5月，在二次修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最后定稿

七、论文参考文献

01、《诗学原理》，徐有富著，北大出版社

02、《诗歌美学》，谢利文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03、《诗论》，朱光潜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04、《谢冕论诗歌》，谢冕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05、《中国古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06、《汪国真诗文集》，汪国真著，广东旅游出版社

07、《从席慕容、汪国真到洛湃》，杨光治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08、《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09、《汪国真抒情诗精选赏析》，王昆编著，中国妇女出版社

10、《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姜红伟著，黄河出版社出版

11、《新作家文丛》，若冰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12、《现代诗歌创作论》，薛世昌著，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13、《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美国当代诗歌》，王卓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14、《中国新时期诗歌研究资料》，郭旭辉编，山东文艺出版社

15、《海子作品精选》，海子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16、《郭沫若经典作品选》，郭沫若著，当代世界出版社

篇（9）

五代十国时期的诗歌，大多研究者认为无足论者，其实，此时期诗歌在由唐至宋的诗歌发展史上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是我国诗歌由唐向宋的过渡时期，而五代十国时期诗歌最有成就的则是南唐，南唐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五代十国诗歌的主要成就，正如历史学家任爽所说：“南唐文学艺术之盛，在五代十国时期首屈一指。”

一

我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是较为动乱的年代，此时战乱频繁，中原地区在短短的53年间，便有五代相更迭。北方的动乱，导致大批文人南迁，或谋生路，或寻求明主。又加上朱温专权，仇视士人，“屠戮唐清流于白马驿，投之黄河，使为浊流”。这样就加速了士人的南流，而南方的前蜀和南唐就成为士人的首选之地。据统计，北方士人归南唐者，载于史籍者就有48人。故而南唐为当时人文最盛之国，其诗人数量居南北方各国之首，诗的创作数量也最多，据统计，唐末五代作家的诗文集总数为879卷，其中北方地区为234卷，占总数的26.6%；南方各国总数为645卷，占总数的73.4%，而在南方诸国中，吴及南唐成就最为显著，接近总数的50%，计有诗文297卷，诗歌达2228首之多，这不仅是江南各国望尘莫及的成就，就是整个北方地区也难以与之等量齐观，比整个北方地区多出846首。赵世延为陆游《南唐书》作序时说：南唐“虽为国偏小，观其文物，当时诸国莫与之并”，所以，在此种意义上说，南唐诗歌的创作成就代表了整个五代十国的诗歌创作成就。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诗人的自身因素。

其一，相对稳定的国内局势，给南唐诗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南唐在39年间历经三主，这三位君主都是偏安江南一隅，无统一天下的雄心，而是注重休养生息，保国富民。在烈祖李昪统治时期，因以南唐代吴，自感有“谋篡”之嫌，内心颇不自信，深恐引起朝中土著大臣的反对而坐不稳皇帝宝座，所以他的主要心思在于稳定自己的地位与统治，无心对别国进行攻伐。再者，他也是一位较为仁慈的君主，他统治的十多年间，国内局势的稳定，给文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也使本国的经济得到了发展，成为江南较为富庶的国家。

其二，文士的被重视和南唐偏安一隅是诗坛繁荣的重要原因。烈祖比较优礼文士，大批文人为其所用，因此别国的文人学士纷纷来归。他执政时，宽刑法，推恩信，“起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齐邱、骆知详、王令谋为馆客，士有羁旅于吴者，皆齿用之”，本国和外国的文化精英荟萃南唐，为南唐诗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另外，到了嗣主李璟、后主李煜统治时期，南唐的国内局势已走向衰落，更没有了扩充疆土、统一天下的大志，相对于北方频繁的朝代更迭，在这种相对稳定、偏安一隅的形势下，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其三，君主对文学的爱好影响了诗坛。嗣主李璟和后主李煜也和先主一样，不但优礼文士，厚待墨客，而且也作诗填词，二人的词已不用赘述，诗作也相当有成就。南唐的累世好儒，又致使北方的一些文人纷纷来归，到南唐谋求发展，这些南迁的文人学士，对南唐文学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较有名气的有：江文蔚、史虚白、陈陶、江梦孙、伍乔等人，这些人在五代十国的诗坛上都有相当大的声望，为南唐的诗坛提高了地位。

二

南唐诗在五代十国诗歌的发展中，有执牛耳的地位。晚唐诗坛的余风在南唐继续风行，如晚唐的姚贾体、宗白体、温李体诗在南唐诗坛盛极一时，蔚为一代诗风。有的学者认为：“五代十国的诗歌主流大致有二：其一学白居易，中原各朝及各藩国台阁诗人多趋此体，其二学贾岛及其变体郑谷等，庐山、湖湘、荆渚等地隐逸诗人多走此路。”五代十国的诗歌创作上承晚唐，下启北宋，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它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而此时期诗歌创作成就最著的南唐诗坛，最能代表五代十国的诗歌创作主流，南唐诗坛上的两个大的流派“姚贾体”、“白体”基本上成了五代十国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旋律，集中体现了此时期的诗坛风貌。这一格局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因素和诗人的心态、人格因素。

“姚贾体”诗人群的形成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如上所述，由于南唐上层统治者不作为的原因，也导致了一些雄心勃勃的文士的失望、失落、苦闷，从此，建功立业、一展抱负的宏愿也随之化为泡影。这类诗人中，韩熙载是较为典型的一位。这些士人的壮志难酬的苦闷反映到诗作上，便是写一些逃避现实、吟咏性情、内容细琐、视界狭小的诗，师法姚合贾岛诗风。

三

学者贺中复先生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存在着规模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和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学姚贾、效温李者，从而代表了此时期诗歌的基本创作倾向。”此说堪为不争的事实，而南唐诗坛的宗白诗风集中体现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宗白诗坛概貌。南唐的社会现实又把本国诗坛的宗白诗风推向了极致。

南唐诗坛的宗白诗风集中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师法白居易的吟咏怀情和次韵酬唱。南唐的白体诗坛的主要奠基者是李建勋、孙鲂、沈彬，后经徐铉、冯延巳、江文蔚、乔匡舜诸人的摇旗呐喊，鼎力奉行，终在南唐诗坛蔚成风气。此种宗白诗风的形成像以上所论的“姚贾”体诗人一样，也是由于当时历史的和诗人自身的原因，诗人们普遍感到理想幻灭，由原先的建功立业转向知足保和、寄情花鸟风物、宴游逸乐，去表达自己的一种闲适情怀。

诗人由于理想的幻灭而没有了在诗中抒发抱负的基础，便转而吟咏人世间的琐屑之事，于是，应酬赠答、次韵唱和便成了诗歌的主旋律，体现出白诗的一个主要特征，在这类宗白诗人中，徐铉诸人的诗创作最具典型性。翻开徐铉的诗作，特别是他在南唐时的300多首诗里，几乎全部是应酬赠答之作。在这些吟咏性情和次韵酬唱的诗作中，几乎全是对人生的感叹和对自然景物的描摹，形成卑弱的诗格与衰微的诗风。此种诗风反映了整个五代十国时期的诗坛概貌。

综上所述，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相对稳定局势、优礼文士政策和君主的喜好诗文，导致了诗坛的兴盛，拥有诗坛霸主地位；而南唐诗坛“姚贾体”诗和“白体”诗又最能代表五代十国时期的诗创作，成为当时的诗歌主流，所以说，在此种意义上，南唐诗代表了五代十国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参考文献

[1]任爽.南唐史[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六[M].长沙：岳麓书社，1989.

篇（10）

一、网络诗歌的界定

要讨论网络诗歌，首先要弄清楚网络诗歌到底指什么。网络作为不同于传统纸质文本而存在的一种新的物质媒介，给人类的文化传承带来了不容置疑的影响。一直以来，关于网络诗歌的论争不断，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

一种观点肯定了网络诗歌的存在，并大力推广网络诗歌的发展，充分认可网络诗歌对当代诗歌发展的意义。1997年学者兼诗人杨晓民在《网络时代的诗歌》①一文中，率先在中国大陆将“网络诗歌”这一命题推到了文学研究的前沿，该文是中国内地最早关于网络时代的诗歌特质和诗歌发展走向的论文。作者在论文中提出，网络的开放性、游戏性、参与性与交互性，为诗歌彻底打通走向大众之路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网络文学将彻底瓦解现行的诗歌文本，现行的诗歌将悄然隐退，网络诗歌必然崛起。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在场地意义上理解网络诗歌，反对“网络诗歌”这一词语的命名，甚至主张取消这一命名。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着所谓的网络诗歌，诗歌只是通过网络这样一电子媒介而得到更广泛的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诗歌的本质因为网络这一传播方式的改变而发生改变。所谓的网络诗歌更多的是指代有具有网络气息的诗歌。网络并不能催生一种新的诗歌精神。无论诗歌是在纸质文本上刊出发表，还是在网络上张贴发表，评判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标准不会改变。诗人伊沙说：“我以为对诗人而言，不该有‘网络诗歌’这个概念，诗歌以任何载体存在都不能降低它的至高标准――在此一点上，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的我，决不妥协。”②

由上面两个关于网络诗歌的主要观点，我们可以尝试着为网络诗歌下一个定义：网络诗歌是以网络为媒介和平台，以网络电子技术为依托，进行存储、创造、传播和接受的一种诗歌样式。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诗歌包括网上在线创作以及非在线创作但存储在网络服务器上，可供诗人与网民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一切诗歌作品；狭义的网络诗歌则特指运用电子网络技术手段，即超链接技术制作的超文本（下转第145页）诗歌和多媒体技术制作的多媒体诗歌。目前，学者所关注的主要是广义的网络诗歌。

二、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写作倾向

网络诗歌区别于传统诗歌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它的新的民间化写作倾向。要分析和讨论网络诗歌，“民间”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事实上，网络诗歌就是一种新的民间诗歌。传统的民间诗歌写作强调的是劳动人民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感情，表现的是劳动者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其中最关键的是强调诗歌创作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网络诗歌与传统的民间诗歌创作在对待这一关键点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但是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写作倾向的“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新的方式中。

（一）网络诗歌的崇低性特点。

就传统诗歌创作的精神姿态而言，崇高和诗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传统诗歌相比，网络诗歌的文学精神向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由崇高转向崇低。与传统平媒诗歌相比，网络诗歌更多的表现出对人文精神的解构。很多的网络诗歌的作品都表现出一种消解神圣、崇尚鄙微的倾向。网络诗歌是一种平民文学，与平民的价值取向有天然的亲近感。这使得入网者通过网络这一媒介，回避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们倾向于远离那种不现实的崇高，甚至讨厌那种虚伪的崇高。以这样一种心理进入网络诗歌创作，便是以巴赫金的“狂欢化”方式规避传统观念，鄙视主流文化，清除本质主义、直至嘲讽或者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而采用非正统的、前卫的、后现代的价值观看待世界、社会、生命和生活。如飘云的《我也玩玩诗歌行不行？》：“远看烤箱生紫烟/近看烤鸭挂眼前/口水流下三千尺/一摸口袋没有钱。”这种戏仿经典、解构经典以抵制崇高的网络诗歌写作在网络比比皆是。很明显，这是一首戏仿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的诗作，作者用戏仿的手法来颠覆了崇高的概念。

（二）网络诗歌语言的口语化。

阅读网络诗歌作品时，一个重要的感受就是大量口语、网络词语迎面而来。网络诗歌的出现是对诗歌创作的一次重大挑战。由于创作门槛的无限制，创作队伍的迅速扩大，各种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大面积且迅速的抵达了网络诗歌的创作领地。网络诗歌把诗歌口语化的特色推向了一个。网络诗人在创作时，描写平凡人的生活，讲述平凡人的心情，表达平凡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语句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反讽、调侃、幽默，甚至是嬉皮士语言，成了众多网络诗人的语言追求。如张稀稀的《四季歌》：“春天来了/小草发芽了/夏天来了/小草长高了/秋天来了/小草的叶子黄了/冬天来了/小草啊小草/它不见了。”作者简单的语句描写了一年四季小草的生长状况，从小草的生长透视四季的变迁。贺建飞的《大街上很嘈杂》：“他拿着喊话器/朝马路对面的一群人/喊着什么/对面的人群无动于衷/正欲发火/他突然发现/原来喊话器的开关/忘了打开。”作者的用词取自生活，取材也源自生活，记述的是生活中点滴小事和隐藏的小幽默。

（三）网络诗歌创作的广泛参与性和交互性。

网络诗歌以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为载体，谁愿意创作作品，谁就可以发表作品，只要轻轻点击一下，就可以实现当“作家”的梦想。网络诗歌使诗歌创作走向了人民群众。因为网络是虚拟的大众化的共同空间，网络诗歌因此也具有全民性、公共性和大众性的特征。欧阳友权说：“网络文学借助电子信息技术的航船，抵达的却是‘返祖’的文化港湾――文学话语权回归民间。”⑩网络诗歌的网民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写作者，一部分是阅读者。网络诗歌的交互性是由网络的交互性这一特点所决定的。诗歌阅读者既是信息的参与者，又是诗歌信息的接受者。

本文对“网络诗歌”这一概念的争论进行了概括式的总结，并试图做一个可供研究者研究参考的界定。在对“网络诗歌”进行了界定的基础上，本文继续对网络诗歌与传统诗歌相比较的标志性特征――网络诗歌的民间化写作倾向作出进一步的探讨。网络这一平台的出现和大量普及实用，一方面促进了诗歌写作的大力发展，另一方面网络像一把双刃剑，对诗歌创作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网络诗歌在很大程度和很大范围对传统诗歌创作的精神向度进行了解构，带来了新的发展，也引发了新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重塑网络诗歌的人文关怀，凝聚新的文化精神，引导和驾驭网络这匹野马，使网络诗歌向着人的价值全面实现的精神指向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