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合作论文汇总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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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由自由贸易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称为自由贸易区。FTA的传统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是最近几年的FTA出现了新的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这种广义的FTA也被称为“经济合作协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规则中，将FTA（缔约国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以及关税同盟（FTA＋对非缔约国实行统一关税）称为“地区贸易协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别区别说明之处外，都包括关税同盟和具有更广泛内容的“经济合作协定（EPA）”在内)。

FTA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被纳入WTO法律框架之内的GATT第24条和根据乌拉圭回合确定的GATS第5条。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FTA是依据GATT/WTO的“授权条款”建立的。根据WTO规则，FTA在并不提高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所有贸易障碍和全部谈判10年内完成等三个条件下，可以作为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针对区域外的贸易障碍有所提高，则视为违反WTO规则。根据“授权条款”建立的FTA则可以享受区别于一般FTA的更为宽松的特殊安排。

关于FTA与WTO所倡导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人认为是一种互补、互动关系，不违背WTO规则的区域贸易安排有利于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为成员国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二是可以弥补WTO多边贸易体系的空白和缺陷，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积累经验；三是有助于减少多边贸易谈判的层次、提高WTO机制的运作效率；四是对贸易伙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形成牵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申请的FTA已经达到了143个。WTO的144个成员中，绝大多数成员都至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FTA，而没有同任何国家（地区）缔结FTA的WTO成员，2001年底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等少数几个经济体，但是到了2002年底时，这一数字又有所减少。目前世界上的众多FTA中，经济规模最大，区域内发达国家成员最多。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欧洲联盟（EU）。不仅如此，一个在NAFTA基础上扩展成为覆盖整个美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已经开始启动，EU的东扩也在加紧进行。

东亚地区在建立FTA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以来，不但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主要经济大国没有同任何经济体建立FTA，就连早在1992年就开始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仅仅限于根据“授权条款”形成了一种并不彻底的自由贸易安排。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年才有所改变。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签署了“新时代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JSEPA）”，成为日本的第一个FTA。韩国与智利之间在经过长达4年的谈判之后，终于在2002年10月达成关于建立双边FTA关系的一致意见。中国与东盟之间也在2001年11月“10＋3”会议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于2002年11月签署了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一揽子框架协议，正式确定了10年内建立FTA的目标。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行动也明显加快。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的FTA行动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边。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调整了对外经济政策，完成了由单纯重视WTO多边合作向重视发展双边FTA关系的战略转变。主要目的在于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对外经济制度创新打破90年代以来的经济低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地区合作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下，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不但已经完成有史以来的第一个FTA（JSEPA），而且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墨西哥、智利、韩国等国家之间的FTA研究与磋商，甚至由民间机构出面启动了与台湾的双边FTA研究。由于农产品贸易等问题的影响，日本的FTA政策面临着国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为了避免激化国内矛盾，日本政府选择了一些能够回避敏感领域的对象，优先进行双边FTA谈判。从日本目前的FTA战略(参见“日本的FTA战略”（日本外务省经济局；日本外务省网页：go.jp）来看，并未将建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双边FTA列入优先考虑范围。

韩国实际上是东亚地区最早倡议加强区域内各国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战略构想的国家之一，并在1998年与智利开始进行建立双边FTA的政府谈判，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韩国在建立FTA方面的实质进展已经落后于日本和中国，与智利的谈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来自农业等产业部门的反对比较强烈，政府不得不对这些压力有所顾虑。实际上对于韩国而言，在东亚范围内建立FTA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通过引导东亚地区制度性合作进程，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担心处于中间发展水平的国内产业受到日本高技术产业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夹击”。因此，今后韩国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个变数。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的强大压力，为了维持自身的长远利益，韩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和实际的FTA政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东南亚各国在建立FTA方面表现十分活跃。东盟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联盟，与一些国家就建立FTA问题进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分别寻求与区域外其他国家建立双边FTA的机会。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东盟10国与日本于2002年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内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同时鼓励东盟成员分别与日本就双边FTA进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与日本的FTA（JSEPA）已经正式生效之外，泰国、菲律宾等国与日本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双边FTA的研究和磋商。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为积极的FTA战略，

已经先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盟、美国(2003年5月6日，经过两年的谈判之后，美国和新加坡在华盛顿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预计这一协定将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在推进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之间的FTA谈判。

三、我国的FTA实践与国际经验比较

我国自从在2000年的“10＋1”会议期间向东盟提出建立中国与东盟FTA的建议以来，在推进双边FTA关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促进东亚地区的制度性合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双方就正式启动FTA程序达成共识，决定在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经过多轮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就早期收获项目和不同东盟成员的关税减让时间表达成一致。如果双边谈判能够如期完成，将以高达17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和1.3万亿美元贸易额的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内地与香港作为两个关税区之间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CEP）”磋商也在进行之中。

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我国在FTA领域的一个新的实践，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加强与东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意义。但是我国的FTA尝试还仅仅是开始，与其他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的FTA战略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和问题。首先，按照一般经验，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成员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与其覆盖范围成正比，但是成员主体越多达成完全一致的难度同样会明显加大。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多边谈判的“瓶颈”。即使能够按期完成谈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围只有可能成为各方承诺范围的“公约数”，从而使FTA的本来意义大打折扣。因此，许多国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方式，首先从双边谈判开始。我国与东盟整体的FTA谈判，在缺乏实践经验和同时面对10个谈判对象的条件下，如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当多的让步。日本在与东盟建立FTA关系时采取了多边与双边并进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多边形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关系方面取得共识，将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全部囊括其中，为适度选择合作内容、方式和时间表留下空间。另一方面，在多边框架协议内事先写入鼓励双边合作的内容，为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和优先顺序，推进双边FTA磋商铺平了道路。实际上日本与新加坡、泰国、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进程已经明显领先于多边，最终日本的获益将可能是各个双边FTA获益的“叠加（并集）”，而不是“公约数（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贸易区相关理论，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作用，如果与经济效率高的成员建立FTA，则通过区域内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与效率比较低的国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资替代区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资的可能性。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建立FTA，虽然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发展中成员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得到更大市场空间，并且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投资，有助于区域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升级。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与欧盟签署FTA协定以来在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中的诸多良好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韩国、新加坡和东南亚主要国家急于同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样在于这一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有利于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合作伙伴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达到优势互补和双方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选择FTA对象和确定不同组合的优先顺序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各国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难”的原则，从缓解国内压力、发挥互补性和追求经济利益等角度出发来选择谈判对象的。日本选择新加坡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对方农产品可能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压力，在东南亚地区发挥更大影响；选择墨西哥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日本企业产品进入墨西哥市场时与欧美企业相比的不利条件，并利用墨西哥作为NAFTA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了FTA协定的有利条件，为日本在墨西哥投资企业产品无障碍进入欧美市场创造条件；选择韩国作为下一个伙伴则主要为了发挥贸易和技术优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遏制中国的影响，在地区事务中掌握主导权。韩国选择智利作为第一个谈判对象，一是由于有意选择一个较小经济体进行FTA方面的尝试；二是韩国与智利季节相反，智利农产品不会对韩国同类产品构成直接威胁；三是由于智利作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同时又与EU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韩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韩国企业在智利市场与欧美企业竞争时蒙受损失；四是为了发挥自身汽车等工业制成品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东盟与中、日、韩以及美国等分别建立FTA，除了有利于东盟产品进入这些世界主要市场以扩大对外贸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为零关税连接各主要市场的生产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国直接投资、获取更多资本要素。我国目前除了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香港地区之间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多边和双边制度性合作战略与优先安排顺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于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作用的足够认识，没有建立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国家战略应对体制。

四、FT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FTA对区域内经济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指由于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取消关税和贸易数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对各成员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类是指缔结FTA之后，由于区域内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本积累增加，导致各成员经济增长加快的间接效果。二者也分别被称为静态效果和动态效果。

静态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是所谓“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最早提出这些观点的是美国经济学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经就关税同盟对贸易的影响进行过研究)。贸易创造效应主要指区域内成员相互之间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贸易限制取消，导致本国内高成本产品被区域内其他成员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过去受到对方数量和高关税限制的本国低成本商品出口扩大，从而给区域内进出口双方带来更多贸易机会和经济利益。长期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其中一些经济体仍然保持了较高关税水平，许多产品的贸易数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纠纷也时有发生。这些因素对相互贸易增长产生了很大制约，并且无益于提高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升级。通过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间的交易成本，刺激贸易需求增长，使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进一步趋于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比较优势产品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急需、而且在充分竞争条件下无法替代生产产品的

进口成本也会明显降低，从而满足国内消费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正如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贸易机会的增加和贸易规模的扩大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区域内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被区域内成员之间的贸易所取代。目前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远远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达50～60％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对区域外经济依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与FTA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对外贸易的稳定性和增长潜力。

动态效果主要包括“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前者是指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将产生生产和流通的规模效益，并带来产业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随着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区域内垄断行业的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我国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条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伙伴，加大相互开放的程度，并通过区域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竞争。这一点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尤其重要。

对于FTA成员国而言，贸易创造效应、市场扩张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会带来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贸易转移效应也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原因在于区域内的低效率产品可能会取代非成员的高效率产品。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吸收高效率成员和扩大区域覆盖范围才有可能防止这一负面影响。

FTA对吸收直接投资也会产生积极作用。一是因为多数情况下FTA协定本身包括了促进相互投资的内容，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本要素流动。二是从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来看，随着贸易扩大效应的显现，跨境投资活动也会增加；三是由于区域内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区域外企业在区域内投资生产的产品有利于进入整个区域市场。墨西哥在这一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长期以来，周边地区成为我国吸收FDI的重要来源之一，由于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的不同，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提供转化为竞争力和现实利益的大量机会。因此，随着FTA的形成，相互之间的投资增长将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FTA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效果是其经济影响的综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过CGE经济模型进行模拟的基础上评估和比较FTA的经济效果。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对各种不同组合FTA效果进行模拟和比较的权威研究成果。本文将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模拟结果(参见（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的选择》2002年)分析FTA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在该项研究中，假定存在6种组合的FTA，分别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韩国、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韩国、⑤日本＋新加坡＋韩国＋东盟＋中国、⑥中国＋新加坡＋东盟。根据模拟结果，在不包括中国的①～④等4种组合中，仅有①组合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0.01个百分点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种组合下中国的GDP增长率会下降或不变。其中④组合下日本的GDP拉动影响可能达到0.18个百分点，是四种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国的GDP会下降0.03个百分点，是四种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时包括日本和中国的⑤组合下，中国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组合⑥中，中国的GDP上升幅度为9.17个百分点，而日本GDP增长率反而可能出现0.05个百分点的下降。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如果中国不加入任何一个FTA，则多数情况下，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出现下降；二是中国加入任何一个FTA都会带来本国GDP增长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FTA区域覆盖范围越大，对中国GDP增长的拉动效果越明显。其他国家同样符合这些规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估计仅仅是静态分析的结果，并未把投资增长的动态影响效果包括在内。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建立FTA明显有利于我国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增长、技术溢出和结构升级效应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参见赵晋平编著《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从现实的选择来看，由于FTA谈判的复杂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拟效果并不是判断FTA可行性和经济效果的唯一依据。但至少可以为我们认识与比较不同组合FTA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确定我国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和阶段性目标提供参考。五、我国的FTA战略与阶段性目标

根据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通过与周边国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边缘化”的风险，在地区多边和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因此，实施国家FTA战略首先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FTA战略与改革的关系来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之一。根据这一观点，我国应当将逐步建立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内外经济相互融合的开放型市场体系作为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从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实现区域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就完全有可能为达到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

在本世纪初的前20年中，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与改革需要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CEP〕”早日生效，以巩固我国在发展FTA实践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日、中韩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我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我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五是对未来更大范围的FTA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和多边磋商。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国家FTA战略实施指导和协调体系

目前我国缺少FTA总体战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统筹组织与协调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有效机制。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签署FTA协定，不仅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关系、外交政策、贸易投资制度等许多体制与政策层面的问题，而且需要系统了解选择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对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可能影响。为此，外交部门、对外经济关系事务部门和国内产业政策部门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统一协调十分重要。

（二）加强

对FTA战略的系统研究

为了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形势发展需要的FTA战略，应组成由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代表共同参与的研究队伍，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与特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与前景、各种可供选择的FTA方案可能对我国和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总体战略构想和步骤。在启动各种多边和双边FTA磋商程序之前，也应由专家进行可行性研究，为政府谈判提供参考。

（三）充分发挥民间机构在多边与双边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篇（2）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合作的具体行动，目标是一致的，都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的基础上，旨在通过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广西要进一步建立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机构机制，整合次区域合作的多重机制，明确工作任务，拓宽合作领域，在经济商贸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合作

(一)商贸合作的现状与内容

湄公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长4880公里，为世界第六大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跨国河流，流域面积81万平方公里。国际上称此经中国(云南省)、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入海的湄公河区域为湄公河次区域。它主要在中南半岛，位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的结合处，是前者与后者大陆路桥。资源丰富，地理位置显要。中南半岛有“黄金半岛”之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简称为GMS。大湄公河次区域(不含中国)总面积233万平方公里，人口2.46亿人，广西面积23.67万平方公里，人口4899万人，分别约为前者的10%和20%。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合作的历史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根据该行成立的宗旨，与大湄公河沿岸各方磋商，旨在促进该流域各国之间经济发展，而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它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互赢的基础之上，是发展中国家互利、联合、自强的合作，合作形式以项目为主导，亚行视各成员实行需要而提供资金支持。广西在2005年7月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二次领导会议上作为中国参加合作前沿确定加入，从此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之中。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主要在交通、能源、电信、人力资源、贸易、投资、旅游、农业、环保、灾害监测和禁毒等方面，特别是商贸经济合作最为需要，最为迫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发展，成为我国与该次区域国家合作的热点。在商贸方面合作，主要有：参与次区域国家商贸合作和多边合作；推动商贸便利化和信息化进程；推动技术贸易合作；促进企业界参与次区域商贸经济合作；促进政府间协商合作，以加快商贸发展等等。而在参与合作各方的特点上，除广西之外，均处在湄公河流域，而合作已有14年，广西参与才1年。其中，除泰国200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825美元，经济状况较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均处在较低水平，需要加强合作加快发展。

(二)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的机遇与优势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宗旨和目标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繁荣进步和公正自由的经济区域。这给广西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促进广西在参与合作中经济更加开放、更多开发和更大发展。参与合作可以提升广西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地位，突出广西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合作的前沿作用，特别是商流先锋和物流中心的作用。广西作为西南大通道的作用将更加突显，不仅通中南半岛、东南亚，而且通南亚、西亚。这必将大大促进广西与东盟各国商贸经济关系的发展。参与合作中构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民间文化交流平台，从而以文化搭台，商贸唱戏，发展商贸经济。广西与东南亚、南亚人文关系密切，与其多个民族有亲缘关系，生活文化习俗相同或相近，随着合作的深化，民族群体和文化交往必将增加。反过来，又必将促进贸易经济之间关系的密切、发展和增强。

与此同时，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具有很强的优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有利地与其东部，与越南合作，从湄公河出海港口溯河而上到沿河流域。从而便利地进入该区域腹地，发展商贸合作。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好地沟通该区域与我国西南、珠三角、长三角合作。使之更有力地发挥广西区位优势，促进彼此之间商贸合作发展。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发挥利用每年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的优势，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经济的发展，或通过广西加强与全国商贸经济的合作。

二、广西参与次区域商贸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突出和重要的合作是商贸合作，这也是参与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商贸合作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基础性的合作，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现代化的合作，其形式是互相交换劳动产品。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表现为劳动产品产换，包括有形的产品交换和无形的产品(服务)交换。广西除与之交换工业品、生产要素之外，也交换农产品、生活资料和服务。通过商贸交换，以满足各国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这是彼此需要的、必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是以国际货币为媒介而进行的。通过商贸，例如，缅甸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与广西的机电产品交换，以支持相互商贸发展，促进各国人民走向繁荣富裕。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都处在发展之中，都需要开展商贸，发展经济，走共同振兴之路。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一样重要。”这就是说相互开展商业贸易流通，很是必要、很是重要。通过相互开展商贸，可以推动各国经济加快发展，共同振兴。

此外，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具有很大的可能性。首先，地域相邻相接，生产发展基础相似相近，生活习俗相近相同，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山水相连，与越南有1020公里边界，可以方便开展商贸或转口贸易。大湄公河次区域人口为广西人口的5倍，国土面积为广西的10倍，资源丰富，市场十分广阔，前景看好，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其次，经济互补互动，有着发展商贸的可能性。广西与缅、老、泰、柬、越五国在经济上有很强互补性，特别是在资源、产品上，因此有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前后，主要由港澳商人开展商贸。中越关系正常化前也通过香港进行商贸。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和广西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广西与它们的直接商贸将会有更多更大更好更快的发展。第三，交通和信息交流有一定基础条件。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诸国，除与越南可以陆水路相通以外，可通过越南—云南铁路、公路，或通过湄公河与之相通。广西公路到越南河内、老挝万象、泰国廊开也只需要几小时或一天的时间，到湄公河诸国自由通行。飞机到各国也方便。交通条件可以便利发展商贸。

三、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的对策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到交通、能源、电信、农业、环保、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和旅游等9大重点领域。根据广西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应重点在交通、农业、人力资源和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广西在主动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时要明确重点领域。

(一)商贸方面

除了供应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需要的各种工农业生产资料外，当前要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传统生活资料初级产品，以适应各国市场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可以较好地取得比较效益，对各方都有利。可建立大湄公河各国需要的亚热带农产品、加工品和互补性农产品基地，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海产业和生态农业，建立农产品加工区。围绕市场需要，开展科技攻关，促进科教和商贸结合，增加科技含量高、效益比较好和数量比较足的适销货源，以源源不断供应。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国民需要的工业品货源基地。在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区和投资区划出适合湄公河国家需要的工业品货源生产基地，以生产适销对路的工业品供应其需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招商交易市场。除利用每年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厂商签订现货、期货供应合同，以及到各国做生意以外，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招商市场”，常年或不定期开展商品商贸。

(二)物流方面

以港口和城市为基地，发展港口和物流经济。特别是要统一规划，分工合作，在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市分别发展现代物流中心，开展物流服务。建立跨国物流企业(集团)。在物流中心(基地)建立专业跨国物流企业，以发展成为以物流为主的多元化经营的现代企业。或与东盟(含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资办好跨国物流公司，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企业提供良好的物流服务。搞好公路、铁路与港口升级建设，以增强和加快通过能力和服务能力，改善经营管理，使之迅速周转，实现货畅其流，降低成本，提高盈利水平。发展“会”、“节”经济，以“会”、“节”促商流和物流，使商流物流加快发展。“会”和“节”对参展商、供应商、组织商、经销商、批发商、采购商、物流商和广告商等开展业务活动，搞活商贸交易，都有好处。通过节会形式进行会展，通过各种经济文化民俗节会进行商贸交易，可以搜集许多竞争者和消费者信息。定期不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特色展销会、博览会、文化节等会节，塑造具有特色的会节，可以有效地招徕各界人士，带动商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的发展，促进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的发展。

(三)商贸服务方面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因地因时制宜地开展餐饮、住宿、美容、摄影、化妆、健康、修理等生活和生产服务贸易，满足各国人民生活、生产的需要。在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中，开展信息咨询服务既是一项重要业务，又是推动商贸发展一种重要手段。广西的服务集团或企业应当适当开展这方面的业务。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是发展商贸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商贸企业或者是政府部门都应重视抓好，使之有一个较快的发展。由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交通、水电、电信和城乡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开展，而人力、技术、设备缺乏。广西在这方面已具有一定条件，可以开展劳务贸易服务。例如，中国昆明至泰国曼谷的曼昆公路长1188公里，是亚洲公路网重要公路，南宁至曼谷的南曼高速公路等工程，广西都可以争取中标而开展工程设施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服务，金融服务可以在合作中强化。广西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可以依托资金、信息、网络、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宽融资渠道，为国际融资、各类型企业金融往来和经营提供服务。此外，注重文化艺术服务贸易。广西的文化产业已有一定发展，原有深厚底蕴，在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作中，应注重发展文化娱乐与教育培训等服务贸易。要打破“文化产品”市场弱者地位，增加文化产业服务贸易，提高其比重，从而增加贸易额、贸易总量。

参考文献：

[1]郭晓合等.中国一东盟双边贾易、次区城经济合作问题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2]陈泽民.区域合作通论—理论•战略•行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篇（3）

 

由于东北区域在历史上曾为全国奠定工业基础，支付国家改革开放成本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过透支性贡献，基于东北区域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战略地位，应当致力于把东北打造成国家重量级的新型战略区域。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以利于发挥民营经济在活跃市场、创造财富、增进就业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这不仅是面向21世纪中期促进国内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实现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升级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由此可见，民营经济发展对东北区域开发意义重大，必须全面落实国家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特别是要注重利用好国家正在着手制定新非公36条实施细则的有利时机，促进民营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应当看到，东北区域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民营经济发展至今相对滞后，而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竞争加剧，金融危机后遗症显现，致使民营经济发展面临更大考验。在这种形势下，东北作为国家重量级战略区域，必须从战略高度审视民营经济发展问题毕业论文提纲，本文对此从学与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加以探讨。

一 东北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透视

在国家“十二五”开局之际，东北区域要审时度势，由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共同担当起振兴东北的历史重任，以利于适应东北亚区域合作战略升级、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进程。

1.构建东北亚区域合作引擎的战略需要

2011年9月6日，第七届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在长春举行，会议围绕东北亚区域能源资源合作、大图们江区域投资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东北亚经济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热议，可谓盛况空前。首届东北亚博览会于2005年举办，在随后的历届展会规模越来越大，辐射面也越来越广，东北亚各国的经贸合作联系越来越密切（表一）。本届博览会成果丰硕，共吸引来自104个国家的客商5万多人，引进外资18.8亿美元（表二）。其中，新能源开发合作对接会成功签约20个项目，总金额达197亿元。加之日前俄罗斯联邦总理普京来华访问所取得的诸多成果，预示着中俄经贸战略合作即将为东北亚经济发展掀开新的宏伟篇章。目前，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美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中俄两国地理上相邻，管道运输方便，能够实现深度与广度合作，对于双方能源安全都大有裨益。与此同时，俄罗斯东进战略难免与美国的“重回亚洲”战略发生碰撞，而美、日等国又希冀于深化合作遏制我国崛起，可见中俄两国全面强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尤为必要。

而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说，中国务实地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也是推动东北地区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引擎的战略要求。《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的签署与实施，体现了中俄两国共同的国际战略眼光，能够拉动东北亚各国在绥芬河综合保税区、长吉图开发开放中获得无限商机：黑龙江省绥芬河综合保税区作为我国目前开放层次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目前已成为东北亚新的投资热土，既能够打通中、俄、日、韩之间的陆海联运大通道，也有利于东北亚各国在技术、人才、资源等领域的投资合作；国务院2009年11月对《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的批复和推进，标志着图们江区域开发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长吉图地区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的重要门户，预计到2020年对外开放水平能够实现重大突破，将成为我国东北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国家发改委公布《2010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进展情况和2011年工作要点》，进一步明确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45项具体工作，标志着东北区域开放已经进入了“深耕细作”阶段。目前，东北民营经济正在积极参与到东北亚区域合作之中，其势头应当得到各个层面的大力支撑。毫无疑问毕业论文提纲，民营经济全方位参与国内外竞争与合作，对于推动东北区域成为东北亚经济合作引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表一 2005~2011年历届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规模对比

 

 

 

第一届

(2005年)

第二届

(2006年)

第三届

(2007年)

第四届

(2008年)

第五届

(2009年)

第六届

(2010年)

第七届

(2011年)

参展参会客商人数(万人)

3

4

5

5

5

5

5

世界500强企业（家）

53

71

81

62

80

110

101

对外贸易成交额（亿美元）

2.92

3.84

4.1

4.75

5.2

5.85

6.65

签订投资项目数量（项）

163

256

169

171

252

267

305

投资合同金额（亿元）

367.9

600.9

719

1060

篇（4）

    一、政府壁垒相关概述

    (一)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政策和规划时所造成的障碍

    1.制定不合理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资本总量供给不变且有限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通过博弈之后,为了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流入本辖区,一般会选择对整体经济最不利的结果,也就是采取不合作的恶性竞争措施,给予进入本地的企业低于市场成本的资源,造成了国家资源的浪费。资源浪费的结果,并没有换来企业发展最佳配置,而是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采取户籍优惠政策,医疗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歧视性待遇。由于以上不对等制度的存在,人口的流动性就被限定了,从一个行政区进入另一个行政区,后顾之忧就得不到解决,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就很难实现。较少的人口流动,很难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

    3.采取对本地区产业有利的经济政策。本地区的企业获得更大的税收减免,减轻及免除更多的收费,从而降低本地企业的成本,使得本地产品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当地政府可能会提供低于贷款利息的贷款以及其他优惠措施,降低企业成本。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定外地产品的流入,设置行政壁垒,根本不给于其他外地企业进入本地的机会。即使产品可以流入,在经历了跨区域运输之后,高昂的路费也会增加成本,限制外地产品的竞争。

    4.限制生产要素流出本行政区域。对于自然资源,地政府一般会限制本地自然资源的流出,而购买其他地区的自然资源。于此同时,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为了增加本辖区的经济优势,地方政府一般限制高科技产业的外流。

    (二)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时形成的壁垒

    地方政府不仅有制定政策的行政权力,而且宪法中规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由于是地方性法规与规章,地方政府一般会考虑到本地区的经济利益,而规定上面政策中采取的措施,从而将之规定为法规规章,形成正式性的政府障碍,在此不再多说。而且法规规章具有滞后性,曾经有利于促进经济合作的规定,可能在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二、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

    行政分权结果,造成地方政府在更多的领域内拥有更大的主动权,间接促进形成地方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高度集权,统一管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安排,各个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地方政府政令的执行者,只要能够圆满完成上级任务即可,无法体现各地方政府积极竞争的情况。而中央政府分权后,相应地财政权与税收权由地方与中央共同行使,而地方政府同时取得了相应的融资权利以及企业管理权,就有机会取得地方财政收入盈余。然而事物都有双面性,原本为了激励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策略,由于地方政府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则出现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利益,往往放弃规模经济和产品更新换代,采取低效的地方保护,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形成。

    1.我国的政绩考核制度间接地造成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在我国当前官员考核制度中,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成为考核官员的主要指标之一。考核地方官员,主要看当地GDP增长速度,以致地方官员将GDP指标作为任期的主要目标,形成了注重发展GDP而忽视经济效益的情况。有些地方政府,为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鼓励高税收及高盈利的产业进驻该地区,从而引起各产业重复建设,忽略了与其他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

    2.地方政府大而全的职能,出现了与民争利的情况。地方政府本是市场经济裁判者和调控者,而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大量存在,地方政府又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分割也就慢慢形成了。

    3.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地方政府壁垒形成的原因之一。由于各地区不同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等客观因素,各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因此,也就形成了各具优势的不同产业,而由于相同行业在不同区域的重复建设,在地区经济竞争中,各地方政府为避免本地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往往采取“利己”的措施,使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不能形成优势互补和产业梯度的转移,不但阻碍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而且加剧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4.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遗留的一些产业分配问题,由于先前的布局,难免会出现重新整合的阻力。于此同时为了获得一方百姓“父母官”的美誉,地方政府官员则可能束缚产业升级与转移,而只是的保持现有利益。    三、突破地方政府壁垒,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

    1.改革政治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创立正确的政绩考核体系,避免各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首先,在中央改革集权化政权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不适的情况,部分部门给予的权利过大,而有的则要求过于严格,现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越来越弱,所以有必要形成较严格的约束机制,以便地方政府在竞争的同时,也可以更好的合作。其次,政府职能需要从积极的市场参与者转换到裁判者与调控者的角色,不仅不参与市场行为中,而且尽量能不调控的就有市场机制来约束,只有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时候,才可以谨慎的调控约束。再者,在有限的自然资源约束下,快速经济发展作为政府官员最重要的考核指标,难免会引起恶性竞争,这时,需要将更多的指标纳入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比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的更新换代等等。更合理的考核指标,就更有利于减轻当地阻碍。

    2.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竞争体制,继续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实现企业的自由竞争,形成规模经济和各地区竞争优势。第一,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应实行统一的市场经济原则,比如,非歧视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逐步取消妨碍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与政策规定,以及妨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第二,政府部门既是行政行为的实施者,有事市场竞争的参加者,拥有强制手段的政府为了取得更多利益,必然会约束其他主体地竞争。因此,要不断放宽对市场主体参与者的约束,逐渐改革国有企业制度,政企分开,使市场主体在平等的氛围中更加活跃的竞争。在企业主体都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生产与转移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就会慢慢的形成。

    3.完善相关法制,将政府行为纳入到法律规定之中,利用制定法律时的预见性,将部分阻碍经济发展的行为规定为法律禁止的行为,在一方做出该行为后,需要按照法律承担有关责任。为了促进法律更好的实施,则需要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严格依法行使,则可以很好的钳制政府官员实施“利己”行为。

    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区域内交通、港口、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统筹与管理,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没有区域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地方经济就很难有效地流动。重复建设不仅不利于区域经济合作,而且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各地方政府间应该积极协调配合,完善各地区间的交通设施,通讯设施,教育科技文化设施,遥相呼应。

篇（5）

一、引言

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近年来,中外学者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了不少研究。富莱希尼建立了俱乐部模型,指出每个俱乐部成员都期待净收益最大化,俱乐部的产出在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中是变化的。[1]袁家冬等指出了我国目前都市圈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上存在的一些误区,对都市圈的基本概念、地域本质、形成机理、地域结构与空间形态、类型与规模等进行了分析。[2]彭际作把大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以长三角大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人口空间格局和区域发展的关系,并对其空间结构的阶段性表现进行了总结。[3]李瑞林等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途径应该以市场化为基础,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核心。[4]从历届举办过世博会的城市来看,世博会带动了举办城市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世博经济圈”,如1970年日本世博会形成了著名的“关西经济带”、2000年德国世博会造就了汉诺威国际会展业的龙头城市。

长三角是由沪、苏、浙16个地级以上城市组成的复合型区域,世博会对长三角会展、旅游、环境、就业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将产生直接影响。

虽然区域经济合作已取得一定成绩,但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障碍。长三角这一复合型行政区域,经济运行带有明显行政区域利益特征,区域合作与摩擦并存,生产要素缺乏完全自由流动,各城市间的规划缺乏统筹衔接。[5]区域内各城市招商引资呈“倾斜式”竞争态势,相继以过度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区域各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突出,使得区域内整体联动效应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此外,长三角跨省市的重大基础设施未能实现统筹规划、有效衔接,造成许多基础设施(主要为港口和机场)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

区域经济发展中尽管存在诸多障碍,然而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目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初步建立。为推动和加强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1997年成立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在2006年的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第七次会议上,16个成员城市以“研究区域发展规划,提升长三角国际竞争力”为主题,研究区域合作大计。2007年的第八次会议上又提出“调动长三角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将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与世博会紧密互动”的主题,从而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以从一般的产业项目协作向资本融合方向发展,从单一的生产合作向科研开发合作方向过渡,从工业领域为主向金融、房地产、旅游等全方位拓展。在提出长三角地区要在信息、规划、科技、产权、旅游、协作等六个领域进行合作的基础上,2007年又拓宽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环保与世博会成为了合作的新项目。区域经济合作重点也在不断深化中。在世博会举办这段时期,区域合作重点转到了城市交通、生态环境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目前,上海的金融、科技、交通等现代服务业的服务对象已经扩展到整个长三角区域,区域内服务业合作的空间和领域在不断扩展。

本文依据长三角经济发展轨迹及该地区城市间合作现状,以合作博弈的视角对2010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思路展开深入剖析。

二、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虽然区域经济合作仍面临一定障碍,但合作已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2010上海世博会将成为推动长三角区域竞争、合作的重要契机。

(一)世博会与城市群的相关性

从历届世博会的举办(见表1)中,我们看到举办城市往往是有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腹地区域作支撑。这是因为:

一方面,世博会的举办需要耗费大量物力人力,这要求举办地有一定经济实力以保证一届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美国的纽约、芝加哥、费城,欧洲的巴黎、汉诺威、伦敦,日本的大阪,都有着很强的经济实力,是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源地和经济中心,这为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成功举办世博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将使得区域经济串联起来,通过一系列局部多赢合作,推动区域内部从浅度合作进入深度合作,从而促进城市群的发展壮大。

(二)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效应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促使长三角地区形成一个全新的“世博经济圈”,成为长三角经济圈加速融合,最终形成上海大都市圈的有利契机。当前,区划经济成为长三角各地区间深化协作的重要障碍。而世博会的举办将利于长三角各地区打破区划阻碍,加强协作实现共赢。世博会的溢出效应首先辐射到长三角都市圈各城市,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发挥整体优势。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使长三角地区生产要素跨地区的流动性明显增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地区经济的封闭性逐渐减弱,有利于在更广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与产品跨地区的自由流动与整合,促成以资源有效配置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区域专业化格局形成。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当前的产业同构现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加快区域内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整合,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合作博弈模型

(一)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根据局中人是否合作,博弈论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者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博弈方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双方能否达成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协议。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是一种“双赢”策略,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益,而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体理性,其结果往往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率。

合作博弈研究的两个重点:一是联盟是怎样形成,二是联盟中的成员如何分配他们可以得到的利益。

(二)建立合作博弈模型

依据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可建立合作博弈模型。根据长三角城市等级体系,可将长三角城市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上海,第二层次是南京和杭州,第三层次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

设每个城市所在的层次为一个代表性成员来参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则该博弈可看作是由三个成员参加的博弈。其中每个成员作为一个局中人都需要考虑是单独行动还是与其他局中人进行合作的问题。因此,对每个局中人来讲,重要的不是他在策略集中选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而是与哪些局中人结成联盟以实现协调行动。可建立如下模型:

G(N,v)=S1,S2,S3;b1,b2,b3;v1,v2,v3

其中,G(N,v)为有3个局中人参加的合作博弈;S1,S2,S3为各个局中人的策略空间;b1,b2,b3为联盟所达成的协议;vi为第i个局中人的特征函数(即得益函数),v(S)可以解释为联盟中当成员合作时所能实现的最大利益。其征函数具有可超加性,对任意两个独立联盟S与T(即S∩T=),有V(S∪T)v(S)+v(T)

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分配可表示为:在合作博弈中对三个局中人而言,存在一个向量X=(x1,x2,x3),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xi=v(N)(1)

xiv(i),i=1,2,3(2)

其中,xi表示合作博弈中局中人从联盟的收益中分得的利益分额,v(n)表示3个局中人的总和收益。v(i)表示单个局中人的收益。条件(1)说明各局中人分配的利益总和正好是所有局中人的最大总和收益。条件(2)说明从联盟中各局中人分配到的收益不小于单个局中人所得到的收益。

由上可知,合作博弈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对联盟来说,整体收益大于其单个局中人单独博弈时的收益之和;二是对联盟内部而言,应存在着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分配规则,即每加盟的局中人都能获得比不加盟时更多的收益。也即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只有同时满足集体理性条件和个体理性的条件时,才能使得区域内各个成员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眼前短期收益,实现区域内一体化合作发展。

我们可利用公式化方法得到合作博弈的唯一解。在博弈G(N,v)中,局中人i∈N的Shapely值的正式定义如下:

φi(N,v)=∑[v(S)-v(S/i)]

其中,|S|表示联盟中所含局中人的个数。进一步可知,长三角区域对参与合作博弈的成员按其收益贡献率来分配收益,这一合作博弈具有稳定性。

(三)合作博弈与世博会

我们还可通过纳什均衡理论进一步分析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影响,从中求出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解。

设甲、乙为参加长三角区域合作博弈的两个局中人,他们都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竞争和合作。如图1、2双向量矩阵所示:

其中,图1表示未受世博会影响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图2表示世博会影响下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设b>c,e>f,且a,b,c,e,f,g均>0。

图1,如果甲选择竞争,那么乙选择竞争将得到0的预期收益,选择合作将遭受a的预期损失。所以在甲选择竞争策略时,乙的最优反应策略为竞争。依此类推,最终可得到(竞争,竞争)纳什均衡解。这也是当前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存在很多制约性因素的原因。

图2,如果甲选择竞争,那么乙选择竞争将遭受e的预期损失,选择合作将遭受f的预期损失。由于e>f,所以在甲选择竞争策略时,乙的最优反应策略为合作。

依此类推,最终可得到(合作,合作)是纳什均衡解。这一结论成为破解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竞争有余、合作不足的对策思路。

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区域内各地政府层面的合作

为改变区域内各自为政的现象,长三角区域各地方政府应以世博会为契机,加强合作磋商,突破区域间的障碍。紧密结合世博会的筹办展开沟通与合作,充分重视与世博会相关的协调机构的作用,并赋予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与世博会举办有关的跨行政区的各项工作,建立区域规划指导和政策扶持,提供适宜的政策环境与管理服务,以现有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为依托,共同推动世博经济发展。同时还可考虑设立长三角区域共同发展基金,用于跨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和社会服务设施建设。

此外,长三角区域还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依靠各种经济手段,优化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6]

(二)发挥区域市场的主导作用

长三角各地区应以世博会为契机,放开企业在区域内不同地区的流动,组建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充分发挥其在建立共同市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6]根据发达国家大都市圈经验,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交流有利于大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大都市圈的整体协调发展需要经济要素的自由、畅通流动,在城市互动、城乡互动的过程中,打破地区分割、城乡分割的现状,积极实现人才、能源、资金等的顺利流通。打破市场的地区分割,消除地方行政保护,让产品、服务在各个市场上公平、平等竞争,真正实现消费者导向,而不是政府导向的市场需求,积极实现市场的一体化,为大都市圈的发展提供活力。[7]长三角各地区应突出市场的主导作用,打破城乡分割、地区封锁的格局,尽可能减少市场运作的障碍,进一步改善区域内商贸流通体系,从而促进长三角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完善。[8]同时可通过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组合,加强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相互融合,形成以资源优化配置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区域专业化分工格局。

(三)合理分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各层级城市功能转型

长三角各地区不应把眼光注重在自己的“小地盘”上,应加强沟通、积极配合,以世博会为契机,积极培育整个区域的优势产业,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的特色产业。区域内应积极主动地分工,减少、避免产业的同质和同构。服务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形成的网络效应使得市场的范围大大扩张,服务业尤其以商业、交通、通讯为代表的网络服务业的发展将会促进制造业产业的分工;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分工。上海正在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中心,长三角各地区应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分工,在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前提下,将核心城市上海对外开放的核心转移到通过开放吸引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的服务理念和管理经验上,在提升制造业技术档次的同时,提升服务业的绩效,促进上海进而带动二级城市功能的转型,最终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发展。

(四)发挥辐射作用,整合资源,形成错位竞争格局

长三角作为全国发挥重要辐射作用的地区,区内各城市应融入地区整体发展大局中,依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产业结构定位。要突破行政分割对科技资源的隔阂,整合区内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研究机构、科技中介的科技资源,建立起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和新兴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成长为长三角的主导产业。推动科研机构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开发科研机构与企业联系的信息网络、交易和协作网络。应加快区域信息网络化体系建设,注重区域内部信息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推动信息要素交流,在区域内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资源共享,全面提升本地区信息化水平和信息能力,以信息化促进地区整体效益的提高。

上海与二级城市形成错位发展,合理配置有限的城市资源。实现水平分工的关键在于:二级城市的主导产业必须实现与首位城市的错位发展。长三角各地区要凭借“错位战略”的创造性发展思路,根据各自现有经济状况、自然禀赋及产业发展的不同层次,在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的努力重点和方向也应有所差别。各城市在建设各自主导产业聚集区中,应寻找“比较优势”,重点打造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形成各具特色、错位竞争的主导产业分工格局。

(五)上海应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中心

在世博会举办期间,区域内各城市要加强合作,举办有区域特色的展览会,与世博会产生协同效应,带动区域现代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根据国际大都市圈发展经验,各大都市圈都有一个地位相当重要的中心城市,这个城市是大都市圈形成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并且,中心城市为大都市圈的发展、演化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作用无可替代。在我国的大都市圈发展中,特别是长三角的发展中,也应参照发达国家大都市圈发展的经验,各地在产业发展上应根据自己的优、劣势,以世博会为契机,在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自觉选择各自的特色产业,并形成中心城市服务业主导、周边城市制造业主导的局面。上海应着力吸引高级产业,这样才能在产业体系的各种资源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成为新型产业的策源地。

二级城市与核心城市、其他二级城市之间要实施错位发展战略,避免走产业同构、恶性竞争的老路子。从今后发展看,区内二级城市应努力承担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功能,努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为区域现代生产业和技术创新中心。二级城市发展现代服务业既是产业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增强第一、第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其发展目标是:顺应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方向,以服务本地化和特色化为导向,建立具有一定功能特色的现代服务体系、产业市场服务体系,增强城市对资金流、物流、信息流、人流的吸引和控制力,增强城市活力,以符合区内核心城市的服务业发展趋势。[9]

世博会影响下长三角各城市间采取合作策略,对各地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世博会将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克服发展中的限制性因素,如过分强调行政区划、恶性竞争、产业结构趋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充分利用世博会举办所产生的同城效应,突出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加强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组织协调,从而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加速融合,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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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际作.大都市圈人口空间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以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为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5).

[4]李瑞林,骆华松.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效应与实现途径[J].经济问题探索,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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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信康.上海世博经济研究专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篇（6）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2-0070-04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和共同繁荣是大势所趋,并且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得到越来越深入的发展。而华北五省(区)市之间区域合作却并不令人满意,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相对较少,这严重阻碍了华北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华北地区也有明显的竞争优势,通过充分发挥北京得天独厚的政治文化、总部经济和天津滨海新区国家政策支持等优势,再加上河北、山西、内蒙古优越的能源、矿产、生态农业等资源条件,京津冀晋蒙完全有可能通过紧密合作,在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的基础上,造就支撑全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三增长极。在五省(区)市之间,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原因,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不少的差距,因此,文章就以五省(区)市之间的区域经济差异性为切入点来分析它们彼此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合作的可能路径。

一、华北区域经济的整体经济实力研究

本文拟采用了人均GDP来反映华北区域在全国经济中的整体实力(见表1)。

通过表1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2001-2007年,华北五省(区)市的人均GDP高于全国人均GDP,而且五省(区)市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一直在不断加快。这说明了华北区域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其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华北五省(区)市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机会,不断加强五省(区)市彼此之间的对话,找出彼此合作的衔接点,扩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以更好地促进华北区域的经济增长。

二、华北区域经济差异性实证研究

(一)五省(区)市经济相对差异性分析

1. 集中系数。域经济的集中系数是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该区域在上一级区域中地位与作用的一种指标。它能更清楚地反映各个子研究样本在全国的平均影响力水平,其计算公式如下:

在上式中,Qi为i区域的集中系数;Gi与Pi分别为区域的GDP和人口数,qi与pi分别为该区域GDP和人口数占全国的比重,其中n=5,代表5个研究样本(即5个省(区)市)。Qi越大,说明i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i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

通过对五省(区)市集中系数的分析(见表2)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在五省(区)市中,北京和天津的集中系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北京,其集中系数稳定维持在3以上,2004年更是到达3.3,由此可见其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力较大,尤其在华北区域中更是如此。对于冀晋蒙三省而言,在2004年以后,河北和内蒙古的集中系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内蒙古,其集中系数增加更为明显,这充分说明河北和内蒙古经济实力正在不断壮大。而山西,其集中系数一直维持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这说明其经济实力还不强,但是也在不断增长,如果进一步加快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其发展的空间将会很大。

2. 五省(区)市经济差异的变动特征及分析。由区域经济理论可知:相对离差系数度是衡量地区间差异的重要指标,因此可以用相对离差系数来论证华北五省(区)市差异。研究表明华北五省(区)市之间的差异在缩小,因此彼此之间的合作成为一种可能。本文选用人均GDP的离差系数Cv,其计算如下:

越大,表明差异程度越大;反之,则表明差异越小。

由表3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Cv值从2000年到2002年一直上升,然后从2003年开始逐年下降。主要是因为,在2000年左右,五省(区)市之间各自为政,地方政府从地方保护主义出发,都想把经济做强做大,缺少省市(区)之间的相互合作和协调,结果却处于“囚徒困境”的尴尬境况,经济发展并没有达到最优。而自2003年以后,五省(区)市政府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就开始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逐步扩大彼此之间的合作内容。比如,京津冀之间就于2004年2月12日在廊坊召开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了10点共识(廊坊共识),此后的合作协调越来越多。

(二)五省(区)市经济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分析

表4给出在2007年华北区域内五省(区)市各自的产业结构比例:

根据表4显示的情况,查找有关工业化阶段划分的文献资料可知:京津冀晋蒙五省(区)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北京已开始迈向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山西正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河北、内蒙古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京津冀晋蒙三次产业之间有着明显的互补性和梯度差距,存在梯度转移的可能。北京、天津和山西在第一产业方面处于劣势,第二产业对于北京的支撑作用正在相对弱化,京津的第三产业比重较大,这符合国际产业结构演变的配第―克拉克定理,也是与北京和天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方向相符合的。

三、华北区域经济合作的若干路径

根据产业转移梯度转移规律,由于产业梯度的存在以及各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需要,产业在地区之间是可以进行梯度转移的,一个地区相对落后或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转移到其他与该地区存在产业梯度的地区,成为其他地区相对先进或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提高吸收方的产业结构层次与水平。而同时地区间的产业转移将使先进地区加快产业升级,摆脱产业包袱,轻装上阵,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后进地区则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引进相对先进的产业与技术,以“后发优势”尽快提高产业层次与水平,从而实现产业转移方与被转移方的“双赢”。华北区域经济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个明显差距就是区域内没有形成良好的经济梯度,尤其对京津冀而言,更是如此。

(一)产业结构转移

1. 就第一产业而言,河北和内蒙古都在第一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今后河北和内蒙古可在第一产业大有作为。在京津冀开展经济合作的初期,河北就成为北京、天津的“菜园子”、“果园子”,提供了北京和天津两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保证了这两个大城市的社会稳定。但是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要想继续发挥自己在第一产业的优势,河北就必须不断提高在农业方面的技术含量,多方面满足人们的需求,尽可能从大城市获得应有的经济利益。内蒙古拥有广袤的草原和良好的生态气候这些先天的优势条件,因此,内蒙古着力打造自己在牧业方面的优势,建立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奶制品企业,尽可能地抢占北京、天津的奶制品市场,再更进一步地将其推向全国。像内蒙古的“伊利”、“蒙牛”这样一批企业就是最好的证明。

2. 就第二产业而言,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古的第二产业的比重较高,其中尤以山西的第二产业占到了60%。因此,第二产业的发展对于这三省区一市的GDP的增长将起着关键的作用。北京和天津的科技水平较其他三省区有着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北京,随着城市的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其资源和劳动力成本面临着不断上升的压力,也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高新产业的发展,因此就面临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需要向外转移一些不再具有优势的产业,这就决定了华北区域之间在产业结构上不但存在梯度差距,也存在梯度转移的可能。具体而言,从北京向外转移的部分传统产业必然要考虑转移成本,以及从这些产业分流出来的大批工人的安置问题。考虑到河北北部地区与北京距离较近,向这些邻近地区转移部分传统产业的信息成本、运输成本、合作成本等都较低,而且还存在进行合资、合营以及安置工人就业的可能性。并且从京北地区来看,接受这些产业也有一定的基础,如河北省的唐山具备钢铁工业基础,秦皇岛具备建材工业基础,其接受这些产业的信息成本、运输成本、合作成本也较为低廉,更容易取得“双赢”效益。内蒙古作为一个农牧业的大省,有着广袤的草原和良好的生态气候,北京的奶制品的企业(比如“三元”)则可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内蒙,总部只搞研发,提高产品的质量。另外,内蒙古还有着许多陆地口岸,因此,对于其他各省出口产品到俄罗斯等地也极为方便。

3. 就第三产业而言,北京和天津,特别是北京,它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达到70%以上,和当今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产业结构比例相当。因此,结合京津两地的特点,对于北京而言,应大力发展金融业、现代服务业、商务总部中心以及高科技的研发中心;而天津,应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贸易港口中心,以及教育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京津两地在大力发展上述各个方面时,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极化、扩散效应,及时把先进的技术转移给其他的三个省(区),以更好地促进它们的经济发展,加快它们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产业链的建立

从“微笑曲线”的图形(见图1)可以知道:在“微笑曲线”的右端,是以品牌、综合服务要素为主导,左端是智力、技术,左右两边最后交汇在“微笑曲线”的弧底部分,就是成品装配和低端产品为主的制造业。

由华北五省(区)市的产业结构特点可知,北京和天津,尤其是北京,它们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高,科学技术水平实力强,总部经济发达。由“微笑曲线”的理论可知:如果北京和天津充分利用自身的优越条件,把自己定位于曲线的左端和右端,而冀晋蒙利用自身的资源、劳动力、土地等优势,努力打造产品加工和装配的基地,可以最终使得华北五省(区)市在产业发展上能形成一个有序的产业链,提高华北区域整体的经济竞争力。实践证明:有产业链的地方,区域经济联动就会十分活跃,就能够形成经济圈,这一点,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表现的十分明显。

1. 五省(区)市产业链的现状。在华北区域经济中,尤其是在京津冀地区,京津作为北方的两个特大型城市,其对地区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有限,区域内产业链残缺,产业联系不够紧密,没有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比如:手机生产商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的总部在北京,但其生产基地在天津,而天津仅有两家企业为摩托罗拉生产电池芯及配套线路板,加上河北一家企业为其生产液晶显示屏,北京生产一些零星的配套产品外,其他的绝大部分零配件产品都来自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2. 建立产业链的对策。第一,冀晋蒙要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推进城市化的建设,把自身的经济搞上去,这样才能避免由于和京津两地的经济落差较大而失去建立产业链的机会。第二,加强五省(区)市间的整体协调。区域之间协调性差是造成产业链断裂的主观原因,华北区域经济中,国有经济占有绝大部分,经济发展一般都是要政府自上而下来进行推行。所以,五省(区)市政府一定要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并对可能合作的领域加强合作,以使双方达到双赢。第三,要适应国际产业转移的第二次浪潮,努力打造优质的投资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把整个产业链搬迁移入到华北区域经济中,这将会极大地促进华北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冀晋蒙也尤为重要。

四、结论和建议

实现华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必须抓住构建区域利益共同体这一主要矛盾,从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入手,重点解决制约区域协调发展制度层面的问题。

1. 由于产业转移升级涉及到各省的自身利益,必须建立协调机制,加强区域政府层面的协调。包括建立京津冀晋蒙五省(区)市高层领导定期会商机制、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和政府对口部门协调机制。

2. 产业间转移和产业链的建立,都必然要求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才能更好地保证转移出去的产业能够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因此,必须建立起市场机制,形成区域一体化共同市场,加快建立商品物流、产权交易、技术交易、人力资源、信用征信等共同市场。

3. 加大对基础设施和科技研发投入,努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人才,打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以便能抓住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尽力缩短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差距。

4. 建议设立一个五省(区)市财政基金,发展公共的服务业,以避免五省(区)市之间存在被忽视的区域发展真空地带。

参考文献:

[1]庞娟.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经济论坛,2000,(3).

[2]纪良纲,晓国.京津冀产业梯度转移与错位发展[J].河北学刊,2004,(11).

[3]曹阳,马林.东北三省与内蒙古东部区域合作模式研究[J].经济纵横,2007,(7).

[4]石亚碧.京津冀联合的基础与内容[J].经济论坛,1995,(4).

[5]曹阳.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的研究(博士论文)[D].吉林大学.

[6]赵国岭.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7]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8]周立群.创新、整合与协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9]黄茂兴,黄晓芬,石淑华.区域经济差异的实证研究及R/S分析与协调发展的政策选择[Z].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区域经济学.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Five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North China

Chen Gang1, Kang Zhenhu2

(1. Economic Institut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篇（7）

作者简介：章尺木(1976―)，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64)。研究方向：中国改革与发展。李 明(1976―)，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64)。研究方向：中国改革与发展。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调整，中央将部分决策权下放给地方，以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为主要格局，由此造就了目前特有的以地区行政利益为边界的市场竞争关系和经济增长方式，省级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有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因此，各地目前的市场竞争便表现为以地区行政利益为边界的竞争，地方政府可采取的地方保护手段有：干预劳动力市场、限制外地产品进入、工商质检歧视、干预技术、价格歧视和地方补贴、干预外来企业原材料投入和干预投融资领域等。企业普遍认为省内法制、资金、市场和信用等经营环境好于外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保护的存在。[1](78-84)

来自巴黎国际研究与发展中心Sandra Poncet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2](44-48)当前我国的地方保护已到了相当程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各省之间的贸易壁垒持续增高，①各省的国际一体化与国内市场的分割化同步进行。②由国内地方保护主义引发的原料大战、市场封锁、价格大战，阻碍了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削弱了市场和价格机制优化配置资源能力，不利于实行基于地区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更有甚者，还会造成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和企业间 “三角债”纠结不清等严重的信用问题，扰乱市场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3](6-9)因此，地方保护问题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广泛关注的热点。

一个与地方保护研究相关问题，是当前我国国内地方政府在地方利益驱动下，重复建设产生的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现实。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主要表现为各省工业结构的相似程度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据统计，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高达93.5%，中部与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高达97.9%。[4](295)在各地区制定的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中，将汽车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24个省市，将机械、化工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16个省市，将冶金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14个省市。[5]③另外，随着各地高新技术产业纷纷上马，会导致新的重复建设和爆发新一轮的地区经济冲突。[6](16-19)

对于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与地方保护间的关系，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认为地方政府盲目发展“短平快”和“利大税高”的竞争性产业而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进而引发过度竞争和地方保护。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从理论上，基于个人利益的分散化决策和基于产品无差异的完全竞争，正是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最佳途径和理想状态。实践也证明，在目前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投资项目的选择大都是以私人分散决策为特征的，也许这种决策会更具投机性和盲目性，会导致产品雷同，但并没有出现国内地方、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

那么，在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现实条件下，能否在省级地方政府追求相对独立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呢？本文拟采用博弈理论分析工具对此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论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一个两省之间进行地方保护的博弈模型；第三部分以模型为基础讨论存在地区间竞争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第四部分分析采取地方保护与合作两种不同策略时的模型验证结果；第五部分得出相应的结论。

二、模型建立

假设有两个省A和B，设每个省只生产一种产品且产量分别为QA和QB，鉴于当前我国各省产业结构相当趋同的事实，设这两种产品相互替代，其逆需求函数D-1(Q)为一阶线性函数：p=a-QA-QB，其中，p为产品价格，a＞0为需求函数的参数。设各省最初生产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为c，满足a＞c＞0，省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本地产业发展，比如完善省内法制、资金、市场和信用等经营环境，采取干预技术、价格歧视和地方补贴、干预外来企业稀缺原材料投入等手段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

令Zi为地方政府通过相应政策投入使本省产品单位成本降低的幅度，即由于地方政策投入，i省产品的单位成本变为：ci=c-Zi，（i=A, B）。随着政府政策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地方产品的单位成本不断递减，但由于进一步加大政策投入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或者牺牲其他更多的利益，即政策成本具有递增性，进一步，设i省政策成本为二次函数：cZi=λΖ2i/2，其中，λ为正常数。

我们将两个省之间的博弈过程定义为两个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采用逆向归纳法从最后的阶段依次向前求解。第一阶段为政策投入阶段，两省在政策投入上可选择地方保护或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它们能够判断政策投人对第二阶段收益的影响，并同时选择各自的政策投人水平以降低本地产品的单位成本；第二阶段为产品竞争阶段，两省在各自给定的政策投入前提下，进行产品市场的古诺竞争，选择各自的产量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各省的收益函数为第二阶段的收益减去第一阶段的政策成本。

三、地区竞争与政策选择

(一)产品竞争阶段

在产品市场的竞争中，两省独立决定自己的产量。设第一阶段的政策投入使两省产品单位成本降低了ZA和ZB，则A省在第二阶段的净收益为：

RA=(pA-cA)QA-cZA= ［a-QA-QB-(c-ZA)］QA-λZ2A/2

最大化其收益函数，求解一阶条件RA/QA=0，得到：

A省的最优产量为：QA=ZA+(a-c)3。

A省最大化收益为：RA=Q2A-λZ2A/2=［ZA+(a-c)3］2-λΖ2A/2。

类似地，B省的最优产量为QB=ZB+(a-c)3，最大化收益为RB=［ZB+(a-c)3］2-λΖ2B/2。

(二)政策投入阶段选择地方保护

在决定政策投入阶段，两个省都面临两种选择：地方保护或合作（经济一体化）。

当选择地方保护时，给定对方的政策投入力度，i省选择自己的政策投人水平cZi，可以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Zi，以使本地的利益最大化。均衡解由maxZiRi决定，求解一阶条件Ri/Zi=0，可得：

Z1=ZA=ZB=4(a-c)9λ-4；Q1=QA=QB=3λ(a-c)9λ-4， （显然应有9λ-4＞0）

两省的均衡收益为：R1=RA=RB=［3λ(a-c)9λ-4］2-λ2［4(a-c)9λ-4］2=λ(a-c)2(9λ-8)(9λ-4)2

将社会福利表示为产品用户的消费者剩余和两省收益之和，即F=RA+RB+12(QA+QB)2，则，选择地方保护时的社会福利水平为：F1=RA+RB+12(QA+QB)2=4λ(a-c)29λ-4

(三)政策投入阶段选择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

选择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两省不仅相互开放本地产品和要素市场，相互协调政策投入力度，而且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会从双方的全局出发，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一个省制定的政策会对另一个省的产业产生“政策溢出”效应。进一步，假设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两省的地方产品的单位成本相同，均为c-ZA-ZB，此时，相应第一阶段的均衡产量为：QA=QB=a-c+ZA+ZB3。

此时政策投入阶段的均衡解由maxZAA(RA+RB)和maxZB(RA+RB)决定，求解一阶条件(RA+RB)ZA=0和(RA+RB)ZB=0，可得：当两省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政策对产品单位成本的降低幅度、均衡产出、地区收益分别为：

Z2=ZA=ZB=4(a-c)9λ-8；

Q2=QA=QB=3λ(a-c)9λ-8；

R2=RA=RB=λ(a-c)29λ-8。

均衡解存在的条件是9λ＞8。

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福利水平为：F2=4λ(a-c)2(9λ-4)(9λ-8)2

四、选择地方保护与合作两种策略下结果的比较

(一)两种策略下产量水平的比较

不难看出，对每个省而言，选择地方保护时的产出水平Q1=3λ(a-c)9λ-4，小于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的产出水平Q2=3λ(a-c)9λ-8，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有更高的均衡产出。

(二)两种策略下提升本地产业竞争力（单位成本降低）有效性的比较

不难看出，对每个省而言，选择地方保护时可以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的幅度Z1=4(a-c)9λ-4，小于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降低本地产品单位成本的幅度Z2=4(a-c)9λ-8，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有利于降低本地产品的单位成本，提升本地产业竞争力。

(三)两种策略下各省收益的比较

选择地方保护时各省收益为R1=λ(a-c)2(9λ-8)(9λ-4)2，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时各省收益为R2=λ(a-c)29λ-8,R2-R1=λ(a-c)2［(9λ-4)2-(9λ-8)2］(9λ-8)(9λ-4)2＞0，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有利于增加各省收益。

(四)两种策略下社会福利水平的比较

社会福利水平F=RA+RB+12(QA+QB)2，因为R2＞R1，Q2＞Q1，所以F2＞F1，即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水平。

五、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看出，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并不必然导致地方保护。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放弃地方保护政策，选择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不仅能提高自身利益获得更高的产出水平，而且能更加有效地降低本地产品的单位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进而改善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本文对于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意义在于：以往不顾地方经济利益，过分依靠行政手段，限制地区投资项目选择，以及强行推动地区间经济技术合作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值得讨论。中央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能否成功，主要看地方政府是否积极响应，地方利益目标与中央提高整体社会福利、国家经济效益及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利益目标并非不能兼容。关键的问题是要满足本文的前提――完全信息，信息经济学认为，达到帕累托效率最优的条件是完全信息。区域经济合作能否实现，同样依赖于各地区之间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7](61-64)这就需要建立各省之间经济政策及其变化的信息交互机制，通过网络、传媒和其他信息渠道定期、规范、详尽地本地区的政策信息，并接受公众监督与查询，以促进各省区域经济技术合作的实现。

注 释：

①比如在1997年，中国跨省商品流通所遭受的贸易壁垒，相当于被征收了高达46%的“关税”，同欧盟成员国之间，或者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不相上下。

②转引自王健等，“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3期，第44-48页。

③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编.《新世纪的发展蓝图――国家及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汇编》，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善同等． 中国国内地方保护问题的调查与分析［J］． 经济研究，2004（11）．

［2］转引自王健等．“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4（3）．

［3］徐瑛，地方政府短期行为与区域经济冲突［J］． 理论研究，2003（3）．

［4］孙久文．中国区域经济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轻工出版社，1999．

［5］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展规划司编．新世纪的发展蓝图――国家及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汇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篇（8）

一、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经济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强劲的增长，其驱动力总体而言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2.生产率的提高和 人力 资本的投资所带来的内生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仅仅依靠资本的投资来维持，更为重要的是源于知识增长所取得的技术进步。中国所拥有低廉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是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而市场机制以及国外先进技术和 管理 经验的引入又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3.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制度保障。中国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不仅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也从制度上保障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各种非公有制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力量，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截至到2005年底，私营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值对GDP的贡献已达到65％，大大超过国有经济，中国商务部预计，到2010年，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有望达到75%， 世界上主要的 跨国公司 都在中国有业务往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上述因素将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仍将维持较高的储蓄率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吸引力，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的良性循环来完成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和 政治 体制也将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保持经济的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增长。

二、中国经济崛起与东亚经济合作的良性互动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普遍被称为是正在崛起的地区经济大国，构成了对东亚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超过10％的经济增长率为东亚地区经济总体增长奠定了基础。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继续成为整个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4.中国逐渐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创导者和推动者。中国一贯奉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的发展与合作，积极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建设。2002年中国启动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倡议以来，整个东亚经济合作的进程就发生了新的飞跃。中国的行动促使日本、韩国也不断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随后，日本就于2003年底与东盟发表了旨在加强经济、 政治 和安全关系的《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如此之迅速，显然也是自认为来自中国的压力。为了不落后与中国与日本的步伐，韩国也加快了发展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可见，在中国的推动下，东亚合作机制中的3个“10＋1”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同时“10＋3”的合作进程也不断得到推进，东亚合作呈显出一片勃勃生机。

当然，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东亚崛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伴随着与东亚其他经济体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关系的过程。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首先，东亚始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和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地，2006年中国对东亚地区贸易额达到5024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32．5％。截至到2004年底，仅香港、日本、 台湾 、8新加坡和韩国5个东亚经济体占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就达到67％。2005年，东亚10个经济体占中国引进外资实际使用金额的58.6％。东亚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对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资金不足和加快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次，东亚合作进程的推进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周边 环境 。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希望得到东亚周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多的支持与合作。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要成为地区经济强国,乃至世界经济强国离不开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合作,而加强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积极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是为了营造中国经济崛起所需要的周边环境。

总之，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在东亚崛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参加到东亚崛起的进程中来，而东亚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因此，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东亚合作的深入发展已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2][3]陆建人:中国经济增长对东盟国家经济的积极影响.亚非纵横[J].2007年第1期

篇（9）

一、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分析

（一）ECFA主要内容

ECFA是在2010年6月29日签署文本及5项附件协议，是目前两岸签署规模最大的经贸合作协议，主要涉及早期收获项目（以下简称早收项目）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开放等问题；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针对政策方面，逐步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和放宽对涉及行业比较广的服务贸易的限制；二是针对争端处理方面，建立适当的争端解决程序和投资保护机制，完善各种协议，包括货物、服务等，这些内容争取在不迟于协议生效后六个月内完成协定，并且在ECFA实施后组建“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为解决实际发生的争端相关事宜；三是针对协议生效后的事物处理，主要为三步对早收项目建立零关税政策。

（二）ECFA可能性争端

ECFA可能性争端主要表现在企业层面上三个方面：

一准入性：投资门槛降低，主要针对保护当地企业的投资政策的宽松使得外地企业大量进入本地，加大了本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引发了投资者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投资纠纷，甚至有可能给一些投机取巧的投资者机会进入危险性行业。

二运营性：劳动力供不应求，近年来国家一直出现民工荒现象，薪资待遇和劳动力的付出无法形成一个正常的比例，薪资的制度很大程度上不能激起劳工的工作热情，随着投资加大，单位用工需求量增加，可是地区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行；

三发展性：投资战略选择的差异，不同的行业和领域有着其特定的战略，企业目标不同的时候战略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企业为避免地区差异歧视，实现本土化的战略，一般选择合资的方式，但是合资存在决策高层领导的思想理念差异性，战略决策自然会不一致，造成企业人员缺乏长期运营的信心，这为后续工作的潜在不确定性纠纷提供了土壤。

二、两岸贸易关系分析

(一)技术研究投入相对强度比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一把双刃剑，提高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全力的追求。正确的技术引进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技术进步的引进和突破都是随机产生的，但大部分是针对市场存在的缺陷所做出的决策产物，其目的就是利用技术的改善提高劳动力生产率，而技术的增长与我们人力资本和投入的资源是成一定比例的，受市场的刺激而产生。我们从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两个方面分析技术研究：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台湾在技术研究支出方面远远多于内陆，不论是资本投入还是人力资本投入，但是明显可以看出，内陆在技术研究方面的投入也是一年高于一年，逐步增长的一个过程，表明我国提高了对第一生产力的重视度。加大技术研究的投入是增强经济发展的必然步骤，只有发展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产业结构一是指产业的构成比例二是指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产业结构的替演、转换是经济、政治等方面整体作用的结果。两岸经贸合作是互补的，在追求最大利润基础下使生产要素得到最优化的配置，然而生产要素的配置影响着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台湾产业转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趋势截然相反，此消彼长：

图2-1：大陆和台湾各产业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1996-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C1：大陆第一产业C2：大陆第二产业C3：大陆第三产业

T1：台湾第一产业T2：台湾第二产业T3：台湾第三产业

从图中可以看出台湾的第三产业对于大陆的第三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然而大陆的第一、第二产业相对应于台湾的一、二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产生这种比较优势主要是因为两岸产业结构的比例分布不一致造成的，然而决定产业结构的因素为需求供给、产业效益、经济发展、产业政策等，台湾人稠地少，第三产业相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来说不需要过多的土地，根据投入产出的效益的原则，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台湾而言是最佳的选择，ECFA的签订有效地改变了产业政策，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两岸产业间的贸易。

三、ECFA框架下争端解决的建议

(一)海峡两岸制定优惠的政策

根据ECFA协议内容，大陆各省应根据自身的产业结构和自然资源优势，结合自身经济目标，制定与台湾贸易的优惠政策引导，与台湾建立新的经贸合作机遇。针对无害或低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能源、服务业等产业加大政策扶植，减少税收壁垒，并且按照两岸协议中约定，在三年内实现早收清单的商品实施零关税，在ECFA争端解决机制应具备的协商优先、制度多元、提高效率、有效执行的四大原则下提出两岸经贸合作的优惠政策，只有全面有效地执行才能将合作效益提高。

(二)海峡两岸应针对投资的具体事项和计划加速展开磋商

ECFA的签订降低了投资的不确定风险，在以资本合理流动为导向的投资机制可以使资源整合达到最大生产率的目的，所以两岸应尽快建立完善的投资保障机制，提高相关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和执行度，逐步减少双方因政策紧张关系的投资限制，最终实现相互投资的自主便利化。实践证明，两岸跨地区的投资是通过建立收购或者并购对方的公司来进行的，跨国公司能够使得两地地区的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从而降低了两国公司的生产成本，同时使得公司得到规模经济的发展，但其相对于市场而言，其使得产品多样化，加大了市场的竞争力度。为加大两岸投资度，我们应该针对两岸投资存在的风险给予政策保护，以及投资的硬件环境和其他具体事项展开详细的计划和磋商。

(三)两岸尽快成立经济合作委员会，加快推动两岸经济合作的进程

ECFA应赋予经济合作委员会处理贸易争端的权力，充当一个仲裁机构，若当事方通过协商无法达到最终满意结果，这时候可以交给经济委员会去仲裁。同时，经济委员会应以强化对两岸企业的知识产权、金融、海关和电子商务等合作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从而加强两岸合作的紧密度。经济委员会必须做好几项工作，首先是针对争端双方成立工作组，根据ECFA及相关协议的原则进行充分的磋商，并根据磋商结果制定出相应的惩罚措施，但是要注意到时间的限制，不能无限期的拖延，而对于委员会的成员必须有严格的规定，这是一个两岸联合仲裁模式，他们的裁定结果必须得到保障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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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凸现金融做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动力,建立跨区域的金融市场已是势在必行而如何立足于开放统一的区域金融市场,使金融机构根据区域间要素禀赋合理分工,形成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金融服务协调机制,是当前中央银行发展和国有金融企业改革的重要方面

一跨区域金融服务需求及金融服务协调机制现状

(一)在金融全面开放的新形势下,区域金融服务协调机制尚未建立

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得金融机构的业务对象以经济圈的形式聚集,其客户的业务范围结算方式关联企业均依存于特定的区域经济市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小股份制银行,特别是外资银行,从中心城市辐射周边城市甚至内地的经营策略顺应了当前的区域市场经济需要,其对行政区域划分色彩分明的国有银行经营格局形成了冲击和挑战由于市场没有行政区域的概念,故传统的行政政地域概念实际上是将生产要素和服务要素的循环切断,这将提高银行的发展成本行政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在金融服务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对撞围绕客户需求规模化集约化趋势跨区域提供金融服务的问题凸现在中央银行和各国有商业银行面前

(二)金融机构尚未形成与我国区域发展规划相配套的服务机制

区域经济是各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加快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按照我国依托中西部发展东部,发展东部带动中西部的区域发展战略,我国中西部地区正进入发展的黄金期和加速期,各种市场要素急需由东部向中西部流动而日前,由于机制的缺失,金融资源的配置反其道而行之,各种金融资源正加速由西向东流动,形成东部金融资源过剩而西部金融资源不足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区域发展政策效应

(三)在区域经济圈的形成过程中,区域金融服务市场的建设相对滞后

我国幅员辽阔,在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各区域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经济金融格局各区域在资源禀赋等诸多方面优劣势差异明显具有互补性,建立有效的市场配置机制可以实现区域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从区域经济理论上来说,金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纽带而目前,我国区域国有银行间在金融服务上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调与合作区域间金融机构更多地表现为竞争关系,行政壁垒业务壁垒和政策壁垒较大程度存在着,即使同一家国有商业银行不同区域间的合作也是单一项目上的低层次合作,能够促使跨区域金融资源有效流动的市场机制远末建立因此,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央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模式上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实现跨区域的金融服务,以体现效率的同时,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

(四)行政区域内金融服务尚未建立有力的监管协调机制

人民银行银监会分设后,对金融业金融服务工作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职责一直未有明确规定,这一点上,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既存在着职能交叉又存在着管理真空,导致一定行政区域内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工作缺乏外部协调机制的有效制约,各金融机构间的统筹配合不够,服务效率和水平难以提高比如,在人民币管理征信建设反洗钱等服务工作上,各行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工作合力不足

二制约跨区域金融服务协调机制建设的主要障碍分析

(一)国有商业银行按行政区域分工的模式不适应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

目前,国有银行网点机构是接照省级行政区划被划分,每个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被严格限制在行政区划之内,这一局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有银行的跨区域服务能力相对而言,外资银行和一些股份制银行的地域幅射性较强,一些总部设在上海的外资企业,其经营范围也覆盖到华东,在财务管理集中化的要求之下,外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可以为客户提供,站式服务而国有银行,在涉及到全国时,需要总行出面解决,决策路线长,协调难度大,服务效率就难免下降在解决跨区域金融服务问题上,国有商业银行在近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如果不改变国有银行按照行政区划分割的经营局面,由一些分行自发进行合作就只能在较低层次和一些零星项目上展开,而无法在整体上与外资银行进行竞争

(二)服务技术平台建设滞后成为制约国有银行跨区域服务的瓶颈

多年来,分散的经营管理导致国有银行的技术平台不统一,基本的全国范围内的通存通兑都没有完全解决,各自为战的情况比较普遍而且各金融机构分行间的考核竞争加剧了业务整合的难度,这也是最近几年工农中建各大行都抓紧建设IT中心的根本原因现在工行中行等都在上海建立了地区数据中心,跨区域服务的技术问题正得到解决,但与外资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服务资源的做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各国有商业银行不但在搭建高质量的服务技术平台上做的不够,而且对现有技术平台的利用也不充分,各自为政的问题比较突出比如,在中央银行建成以大小额支付系统为标志的现代化支付系统后,各国有商业银行仍坚持发展系统内的资金汇划系统,导致大小额支付系统负载不足资源闲置,形成服务设施的部门分割和资源浪费,降低了区域资金运转的效率

(三)行政干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金融服务模式的搭建

经济区域的形成是以市场为联系纽带的,跨越了行政建制和区划设置然而由于体制原因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地方政府在税收投资及其它经济政策上存在分岐,人为地对区域经济形成了割裂,对区域间金融服务协调机制造成了影响表现为:一是待遇不平等各地政府在金融服务软硬件环境的建设上存在重地方性金融机构,轻跨区域金融机构的问题二是发展不平衡比如,在银行卡等结算工具的推广使用上,各地方政府在用卡环境的搭建优惠政策的落实等方面认识不同投入不一,使区域间结算环境差异较大,影响了区域经济的融合特别是在反洗钱征信建设等属于公共服务领域的金融服务协调机制的建设上,地方政府的态度不一三是区域间金融开放程序不够各地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对区域间的金融竞争存在片面认识,特别是对异地金融机构进入辖区发展高端业务持消极态度,地缘观念较浓,在预算单位账户开立高端客户的争取上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协调机制在利益分配面前软化,阻碍了区域金融服务模式的搭建

三完善跨区域金融服务协调机制的途径

(一)中央银行要强力打造一个高效快捷的资金运转体系

建立高效的支付清算系统,提高结算资金使用效率,是推进地区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一方面大力推广同城票据清算系统,抓紧建设现代化文付清算系统,为推进中西部经济发展提供快速高效安全的资金清算服务另一方面牵头组织协调有关部门为金融企业提供信息交流平台和基础公共网络,加快以网络银行电子商务移动银行自助银行等创新金融产品为代表的电子银行系统的发展同时,适应要素跨区流动要求创新服务手段,推动跨区域票据结算合作,适应客户群在跨区,提供包括信贷咨询和清算等在内的综合性融资服务

(二)突破国有银行按照行政区划分割的经营局面,建立国有银行跨区域金融服务体系

一是在客户需求推动下,区内各分行加强业务合作与协调,通过策略合作或在总行牵头下为重点客户提供全面服务,通过加快业务的合作与协调来促进区域金融合作二是逐步实现业务处理平台的区域集中跨区域的金融服务需要统一的技术平台未支撑,从数据的物理集中到客户信息的逻辑集中,跨区域金融业务平台是跨区金融服务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三是对传统的行政划分布局进行战略调整,严格按照区域经济合作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区划限制来配置银行的服务资源,建立起引导资源流动的区域性的银行经营管理架构

(三)大力扶持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充分发挥地方金融资源在区域金融服务中的作用

中央银行要把促进地方性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工作作为工作的重点,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一是积极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组建农村合作银行,使之成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三是要加快推动城商行城信社改革发展的步伐,以不良资产处置为突破口,把增资扩股作为切入点,加快不良资产处置速度,在资产质量提高,资本充足率达标的基础上,推动区域城商行城信社实现业务联合与资本联合,充分调动整合利用中西部地方金融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打造区域城市商业银行城信社联合体,支持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支持中西部地方经济发展多作贡献

(四)转变政府职能,消除影响区域金融的政策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