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汇总十篇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新兴经济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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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经济学研究是一门系统学问的研究，其源自于《国富论》中，且在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后形成了众多派别。纵观经济学发展历史，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衍生与新古典经济学始终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针对此现象，当代经济学专家开始对其展开了全面的研究与了解。以下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比较的详细阐述，望其能为相关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利的文字参考，并由此带动新兴古典经济学考察的不断深入。

一、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差异

（一）二者研究核心不同

从大量的研究数据中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的一定的差异，而研究核心的不同即为二者间差异的主要体现。经过经济学者的大量研究可以看出，在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进行转化的过程中其研究核心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将资源配置问题化为了自身研究重点。而导致研究核心发生转变的原因主要归咎于马歇尔专家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着数学工具较为匮乏等问题，最终导致其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将重点转移到了资源配置层面。然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的选择存在着异议，进而致使其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中的限制，并借助现代化研究工具展开了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重点研究[1]。

（二）二者分析框架不同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的分析框架也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即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由于其自身研究重点定位的不准确导致其分析框架的设置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因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在设定分析框架过程中强调了对于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绝对两分限制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中利用了供求边际分析方法对资源配置等问题展开了详细阐述，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无法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剖析。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是利用生产函数来对厂商的生产情况进行描绘的，因而其对专业化经济概念来说无丝毫作用。在此背景下，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必然会摒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建符合自身研究特征的新型经济分析框架，且通过经济化概念的形式体现厂商生产状况。

（三）二者的基本分析工具不同

分析工具的选择是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差异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其主要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将最优决策中的某个变量设定为最大值或最小值的边际分析。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采用了超边际分析形式，即通过对文定理的分析排除不可能的数据解释，然后对剩下的角点解展开局部最优值求解处理，最终达到分析目的。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

（一）二者都是四层次分析法

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四层次分析法。四层次分析法中的第一层次即表示经济学家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时通常通过数学函数来描述决策前的经济环境，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等。第二层次的决策结果取决于个人，此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环境存在着随时变动的特性，因而利用环境变化来描述人的自利行为必然会受到人为因素的限制。第三层次是由个人行为和人与人间相互作用两个部分构成的，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常常处于静态分析状态。此外，若在对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结合时间因素对研究的影响，那么在此基础上第二层次及第三层次均会呈现出动态决策结果。第四层析的分析是对前面分析结果的一种诠释。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四层次分析法继承的同时，亦对其分析法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补充与说明[2]。

（二）分析工具是一脉相承的

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一脉相承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应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但是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异，即超边际分析工具分析的结果要更为集中且精确。此外，超边际分析应用了现代化的数理模型及工具，简化了分析过程，同时深化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第二，超边际分析内容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工具中分析的核心与关键，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中重点研究问题，即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展开了有效解决。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兴古典经济学仍然处在发展中阶段，因而在此背景下对其展开细致的评价具有一定深远意义。即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兴起的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也由此迎来了新的挑战，并为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拓宽了其分析范围，致使其在此基础上必须通过整合自身核心理论达到最佳的分析状态。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对超边际分析工具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代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且强化了相关专家学者对分析工具的研究，最终由此提高了分析工具的应用水平。另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在我国经济改革中起到了引导作用，且调动了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3]。

结论：综上可知，古典经济学在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后实现了不同派别的分化，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作为发展中的经济思想，其在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与分析工具的基础上，也继承了其四层次分析法，且对其分析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相应补充，最终达到了精准分析的目的。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也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分析工具的分析内容，且通过对分析工具的优化解决了分工与专业化等相关问题。（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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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伴随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的交叉发展，令两者更深入的互相依存以及依赖。同时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互相竞争更加激烈。我国证券报消息报道，穆迪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速预测在2013年将达到百分之五点七。同时穆迪明确，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增长与发达经济体发展增速的下滑、以及资本流动密切相关，各类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复苏较发达经济体更加快速。为明确两者具体差别，我们可通过不同国家竞争力标准的制定选择，进行分析研究。

2、国家竞争力反映标准

经济学分析阶段中，对于国家竞争力的定义较为抽象，从客观层面来讲，对国家竞争力形成作用影响的成因包含政治、文化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等众多领域。对具体指标则可进行细分，首先制度层面，包含公共以及私人机构制度。前者对物权以及知识产权形成保护，将提升国家综合竞争水平。基础设施指标包含两类，即交通设施以及通讯交流与能源设施等。前者涵盖总体交通运力状况、里程总量、港口以及机场规模等。后者则涵盖电力供应、电话业务、移动通信应用量等。

宏观经济也是反映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涵盖财政平衡、社会储蓄量、通胀标准以及债务状况等。该类因素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可靠稳定，同时作用于政府经济发展变化。基于市场波动性不能有效的进行资源分配，进而会引发供需失衡问题，因而需要借助财政以及货币策略进行有效防控。提升国家竞争力，做好健康以及初级教育尤为重要。健康指标包括疾病、预防接种、平均寿命等比率，初级教育则囊括具体的工作质量以及入学百分比等信息。

商业成熟度涵盖国内供应商总量以及整体质量水平、集群化建设、竞争发展优势、价值链水平、分布管控、生产工艺水平、营销范畴等。发展创新指标涵盖革新水平、研究开发机构总量以及投入研究总量、产学研应用结合状态、科技人员配备总量等。该类指标对国家提升科技创新水平以及综合竞争力将形成显著作用影响。

3、发达经济体同新型经济体相关指标对比分析

就上述论证的指标内容以及不同发展时期各个国家竞争发展力附加的指标权重，我们通过对两类经济体的计算研究明确，发达经济体涵盖的效率指标、基础要素、创新同综合数据没有明显的差别。也就是说，发达经济体不同指标数据水平较高同时呈现出了合理均衡性。而新兴经济体上述因素则同综合指标绘制系列线形成了较大的距离，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呈现出稀疏性特点。这样不难看出，新兴经济体指标数量水平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

4、有效应对策略

在科学对比分析下我们不难发现，新兴经济体呈现出相对较弱的竞争力，具体影响因素则包括制度层面、相关基础设施、教育事业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等。新兴经济体持续扩充的人口总量需要较多食物以及基础设施，对各类防护以及安全管理的重视渐渐提升，为此应由多层面入手，提升新兴经济体下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基础要素层面，应进一步优化政治体制以及企业管理制度。政治工作中应做好家庭财产以及知识产权的管理保护，体现法律效力以及独立性，对各类犯罪腐败行为进行全面打击，提升政府单位实践工作效率。同时，应有效节约商业成本，强化政治管理透明性。企业制度层面，应实现全面更新改革，提升财务报表综合审计水平，做好小股东利益的科学保护，提升董事会实践工作效率。对企业投资应强化保护，推进市场发育以及管理监督的合理配套。

另外，应做好新兴经济体各类基础设施的管理建设，有目的做好优先管理安排，扩充就业机会，对消费形成有效刺激。应进一步优化各类通讯以及能源应用设施，提升电力供应总体质量水平。应进一步优化宏观管理环境，确保社会的长久稳定，实现财政平衡预算，有效管控通货膨胀，提升综合储蓄率，有效管控政府债务总体规模，提升我国信用等级水平，实现对外贸易的有效平衡。

应进一步优化健康教育，注重初级教育管理。在效率指标层面，则应做好高等教育管理，扩充投入，提升科技教育比例，丰富网络资源。对在职员工应强化培训管理，提升商品整体市场运行水平，管控地方竞争发展集中性，降低课税影响。另外，应有效协调市场劳资关系，缓解个税负担，科学应用人才，实施按劳分配，推进人才的快速自由流动，完善收入分配管理。

金融市场发展管理中，应提升服务有效性，开创优质的金融服务系统，简化企业银行贷款流程，提升风险资本整体可用性，强化流动资本综合管控，履行必要的债券互换管理制度，进而推动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与持续创新。应进一步做好技术储备，实现技术消化以及成果合理转让，提升新技术手段综合实用性。应不断的吸引国外市场投资，引进现代化技术手段，加强新型通讯手段应用，提升实践工作质量与效率。再者，可扩充市场规模，对消费形成有效刺激，推进市场的科学转型，扩充对外开放程度，实现同国际市场的有效对接。

创新指标层面，应优化商业制度，扩充商品供给，加快商业集群建设发展，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扩充价值链，完善分销管理控制，强化专业化管控，降低垄断特权。新兴经济体呈现出科技创新水平有限的问题，因此应继续提升创新水平，扩充科学家以及技术工程人员总量，优化科研工作水平，增加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同时应实现校企合作，做好知识产权管理保护，畅通高科技产品提供获取途径，进而真正缩短发达经济以及新兴经济体差距，获取全面提升。

5、结语

为提升综合国力，赢取市场竞争主动，我们只有针对国家竞争力衡量指标，做好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对比研究，制定科学有效的实践策略，方能真正创设显著效益，推进市场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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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1世纪头10年，新兴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其中，中国超过10%、印度超过7%、俄罗斯超过6%，金砖国家整体平均增长率超过8%，远高于发达国家2.6%的平均增长率及4.1%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率。2010年全球经济呈现“南高北低”的走势，即发达经济体仍表现不佳，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主要增长点。IMF2011年1月25日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发达经济体2011和2012年增速都将维持2.5%的增长,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均将达到6.5%的高增长。

第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明显增大。按IMF2011年2月公布的世界各国GDP最新排名统计，截至2010年，按国际汇率计算，中国为5.75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巴西2.02万亿美元，位居第八；俄罗斯1.48万亿美元，位居第十；印度1.43万亿美元，位居第十一。目前，“金砖五国”国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近30%，人口占世界的42%。2010年五国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18%，贸易额占世界的15%。据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首席经济师奥尼尔预测，到2018年，“金砖国家”的GDP有望超过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新兴经济体在本次经济危机中虽然也受到严重冲击，但仍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第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相对快速的复苏与发展更是备受瞩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相应提升，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首次首脑峰会在华盛顿召开，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共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策。在2011年1月下旬瑞士达沃斯年会上，有关中国、印度、巴西等经济崛起的话题成为论坛热议的主题。而长期居于世界经济中心的欧美发达国家相对黯然失色，世界经济重心偏转的趋势增强。金砖国家影响力的扩大，使其对其他新兴国家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也在增强。2011年4月金砖国家首脑集聚中国海南，正式吸纳南非加入金砖阵营，金砖国家实现首次扩容，金成员国由原来分布在三大洲扩展到四大洲，代表性更广泛，更加充满活力。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严重冲击

加速世界多极化进程。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自工业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转型：经济增长重心正在从发达国家向亚洲、东欧、中东与拉美等地的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战后多年形成的美国经济一“伤风”、世界就“感冒”的单极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出现增长中心的多元化和实力分布的多元化格局正在显现。尤其是随着亚洲地区消费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域内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得原有欧美强、亚洲弱的不均衡格局正在向均衡化、多元化方向演变。

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其突出表现：一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进口需求和海外投资方面正在改变过去的被动地位，开始为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和市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二是在近来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难以取得突破、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陷于停滞的背景下，全球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却如火如荼地发展，国际贸易形式更加多样。三是经济全球化密切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加深了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亦加剧了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给各国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机遇和挑战。

新兴经济体崛起推动了现有国际体制机制的变革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酝酿调整成员国金融权力结构。涉及全球经济问题仅仅依靠发达国家已经难以提供周全的解决方案，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合作和参与已经日趋重要。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历经波折，终在2010年取得突破，前者同意发达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使整个发展中国家投票权重升至47.19%，后者确定在2012年前向包括新兴国家等在内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

三、西方主导的传统格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首先，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仍然明显落后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距离，且共同面临发展模式转换的课题。新兴经济体国家普遍呈制造业上升态势，但它们在高端产业、金融业、研发能力、管理经验、资金、人才与教育、劳动生产率、规模经济等方面都明显处于劣势，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尚无绝对优势。即使块头最大的中国，目前总产值仅占全球GDP的6%，而全球GDP的22%仍然依赖美国市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经济仍保持一定的扩张势头，但仍无力抵销美欧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兴经济体在其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制度欠缺、城乡差距过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赖严重，特别是在它们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需依赖西方。在最终消费市场缺乏有效话语权，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同样缺乏议价能力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事实上本身就缺乏安全性。尽管目前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但这些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最终要以美欧市场资本价格做支撑。

其次，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难以取代。应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战胜国对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是按美国原则制定的、实现美国经济“霸权”体制。虽然该体系确立的货币制度在1971年崩溃，但美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并未发生改变。目前，美不仅在各项经济指数方面领先，而且它更容易依赖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强势地位牟取实利。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特征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美元作为世界关键货币的中心地位并未因经济危机而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美在规则制定方面的绝对权威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为65.3%，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降幅有限。2008年第1季度末到2008年底，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一直在64%的水平上徘徊，到了2009年第1季度，这一比值为64.97%，与危机前的水平基本持平。美元作为国际储藏货币，至少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转变，一是其他主要货币在当前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过低，在美元比重最低的2008年第2季度，排在第2位的欧元在储备货币中的比值也仅有26.8%，尚不足美元的一半。二是美元在SDR一揽子货币中占40%的比重，无论欧元、日元还是人民币，在短期内都不能够动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再次，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近年来，尽管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争取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方面已经取得某些进展，但这种努力仍然处于量变阶段，实现质变的条件尚不具备。虽说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是合理的，但这一改变不是光靠某一单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就能简单决定的，而需要整体综合实力的质变去改变。只有当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发展到足以完全改变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时，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方能实现。为此，我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既要抓住机遇、主动进取，有效整合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与诉求，也要积极寻求与欧洲和日本的利益交会点联手推进。同时还要提防美利用经济霸权地位联合西方国家对我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共同离间和干涉。

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取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均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现已是GDP总额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此外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从一些国际权威机构的一般分类看，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据人均寿命、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三个指标统计出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2009年的发展指数为0.772，世界第92位，属于“中等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38993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2940美元，居世界第130位，被世界银行列入“下中等收入群体”，离上中等群体平均线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从20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看，中国内地以购买力平价计的人均GDP，位于所统计的182个国家中的第93位，仍然落后。

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较低。中国的研发投入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08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5%；而2005年经合组织国家的研发投入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5%，其中美国长期处于2.27%水平，日本则超过3%。中国的教育投入不足。据中国《教育蓝皮书》2010年发表的数字显示，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按人口计算，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国家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医疗卫生设施严重滞后。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2009年4月的报告，中国用于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4.5%，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经合组织国家此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约为13%。现代化水平弱势仍然明显。根据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中国2006年的现代化水平指数为38，而世界现代化水平指数平均值是53，中国排在第5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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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达国家来说,面对即将来临的大规模结构调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金融稳定,能帮助其缓解压力。若按当前的模式发展下去,全球经济将永久转型。特别是用市场价格衡量,十余年后发展中国家所创造的GDP将超过世界GDP总量的50%。

因此,搞清楚这种爆发式增长是否可持续非常重要。然而,答案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新兴经济体处理其所获得的成功的能力;二是全球经济对新兴经济体成功的适应程度。第一个方面没什么问题,第二个方面就难说了。

新兴经济体仍有继续利用赶超增长方式的空间,但必须开始着手进行结构调整,改革和制度建设也要跟上。

随着政府政策的继续实施,可以预期新兴经济体的内生国内增长引擎逐渐强化,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将成为中流砥柱。

分配与增长同样重要。面对由愈演愈烈的收入不公和获得基本服务机会不均造成的内部紧张局面,新兴经济体需更好地处理,否则将严重损害国内和地区的增长动态。对这一点,新兴经济体在其政策议程中,增长战略的制定已将分配问题纳入考虑范围。

新兴经济体能应对工业化国家经济放缓的问题,但更大的挑战在于金融部门的传导机制。目前的低利率环境正使资金蜂拥流向新兴经济体,增加了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一旦西方银行有恙,贸易信贷将大受影响,从而可能殃及国内银行。

幸运的是,一些新兴经济体仍拥有缓冲垫和减震器。这些国家在2008年-2009年危机发生时状况良好,现在也没有迹象表明其财政和金融的灵活性已开始告急。

总体来说,新兴经济体状况良好,足以在世界因工业化国家危机而摇摆不定时游刃有余。然而,它们尚未完全与工业化国家脱钩。要达到最佳结果,仍需工业化国家能够并愿意接受新兴经济体的不断突起和壮大。这才是风险所在,可能导致一系列潜在问题。

新兴经济体高增长率的基础是知识、资金和技术流入,而这些都与开放、法制和全球化的经济密切相关。然而,在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动荡频发的环境下,这一全球结构面临沉重压力。全球经济增长正向零和博弈发展,导致产生次优反应。

结果,工业化国家市场的持续开放不再是理所当然之事。政治和政策风向正变得更狭隘、更偏向国内,而国际议程和追求全球共同利益的声音越来越小。这些挑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将越来越大,并牵涉到全球制度和治理事宜。

更大的挑战是,在一个增长速度不一致、强弱对比正发生逆转的世界中,处理日益增长和复杂的国际关系。这样一个世界需要更好的全球治理,以使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机构中获得合理的话语权和代表权。

如果没有这些改变,全球经济只能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学家所谓的“纳什均衡”,即一系列次优的组合。

这会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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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新兴经济体，贸易和外部需求越发旺盛，消费者和企业对经济的信心都在提高，信贷资金流在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在收紧，现有的政策和经济形势也刺激了资本项目的资金流动。在此环境下，仍然带有经济刺激作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得很多新兴经济体表现出越发明显的经济过热信号。

由于经济过热、国内需求越发旺盛，主要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高通货膨胀率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当其冲是食品价格问题。在新兴经济体，食品消费占据了消费者日常消费的很大一部分。在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过程中，食品价格的上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食品价格上涨最容易影响到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因此也很容易酿成社会。由于单个国家很难对高企的全球粮食价格采取有效的措施，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最迫切的是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确保低收入家庭获得足够的生活保障，保证社会的稳定。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的压力、缓和速度过快的国内需求增长，许多新兴经济体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通过提高利率来收紧货币政策。这一点在巴西体现得最为明显。巴西在2010年进行了3次加息，使得其实际利率达到了全球大型经济体的最高水平――其利率已经在2011年1月达到了11.25%。

巴西宽松的财政政策和快速增长的信贷使得其国内需求状况出现了过热迹象，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资本项目的明显过剩进一步刺激了巴西国内经济。

在把本国的利率水平推到一个令人惊讶的高点之后，巴西正面临着高利率本身带来的风险――这些风险也在警示其他新兴经济体。过高的利率不仅可能会损害实体经济、导致所谓“经济硬着陆”的发生，同时还会因为国内国外明显的利率差而吸引更多的境外资本流入境内。如此就会对本国货币造成更大的升值压力。有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币值已经偏离了国家经济的基本面水平。

巴西央行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风险，不得不在高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的夹击下做出妥协。3月30日，巴西央行表示，如果要把2011年通胀率控制在5.6%以下，巴西要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过于高昂。

巴西国内的利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利率，巴西货币雷亚尔也一直呈现出升值的势头。这些因素导致巴西负担的外部债务迅速增长。巴西的外债从2010年底的2568.24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2月底的2711.11亿美元，新增外债142.87亿美元，其中短期债务增加的速度远远高于中长期债务增加的速度。

巴西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外债激增的情况。他们开始通过一些谨慎的宏观措施去抑制这种国外贷款。当然，巴西的现状还远远谈不上外债危机或支付危机，巴西经济也有足够的弹性去应对来自外部的冲击。尽管如此，当前外部债务迅速增长的趋势必须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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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圣保罗大学的教授Hsia在接受采访时说，巴西政府出台的政策最重要的不是对股市的干预，而是对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的干预，政府非常重视市场的流动性。

目前政府正在鼓励巴西大的银行重新开始将贷款给企业，特别是开办在农村的企业以及农户，这对于巴西农产品的出口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小银行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利润空间并不大，不过尚未出现银行破产的情况。企业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融资。巴西金融市场透明度很低，银行出现大量惜贷现象。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因此各家银行都在持观望态度。

但巴西实体经济的稳定对投资人来讲无疑是最好的投资信号。目前撤离巴西的只有那些投机的企业，而专注自己领域的企业依然看好巴西的投资前景。（万相辛）

印度：赤字、通胀、外资撤离威胁增长

自危机发生以来，印度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投入等扩大财政支出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但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已经超额，更大的投资行为将导致财政赤字负担加重。而且截至今年7月，印度的CPI指数高达12.1%，持续了13年的物价上涨已让很多百姓产生不满情绪。

面对金融风暴，印度资深经济学家Subramanian Swamy告诉记者，在次贷危机中，印度的房地产市场未受冲击，因为大多数交易是现金支付的。但印度经济将在两个方面受到大影响：国外直接投资和进入印度股市的外资减少。

印度目前的问题是，原来的股市对外资不开放，但2002年之后，印度财政部长修改了“参与凭证”，外国资本大数量涌入，参与凭证现在占整个海外流入资本的55%以上，这些钱推动着资金供应。未来，粮食贸易和参与凭证的问题，仍是推高印度通货膨胀的主要动因。

Swamy认为服务业目前是印度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而软件和建筑业在其中尤其重要。软件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印度IT业很多客户来自华尔街，而金融危机对印度软件服务企业来说,意味着融资市场的紧缩。

对印度建筑商而言，通货膨胀导致印度央行不断加息，寻求外资支持又恰逢外资撤离，房地产业的资金链条将日趋紧张。（韩杨）

俄罗斯：经济增长黄金十年结束

从2008年的5月至10月，俄罗斯的股票市场蒸发了2/3的价值。造成这一轮经济震荡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世界金融危机，部分是世界油价的下跌。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和俄格争端的影响，自2008年8月开始的资本外流潮，使得到10月初为止，银行系统的可自由兑换外汇储备损失了近400亿美元。而俄罗斯的工业产品输出量自五月以来就没有再增加过。

俄罗斯新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本轮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景气使得能源产品的价格继续下降，俄罗斯过去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或许即将结束。

波波夫说近几年，俄罗斯经济繁荣几乎完全建立在高企的能源价格基础之上。但出口能源带来的巨额利润，没有输入到俄罗斯经济发展的“短板”中去，即公共产品的供应和对非能源产业的投资，同时，教育、医疗、公共建设和法律建设等各方面都面临严重的资金不足。

波波夫认为政府的救市政策是有一定的作用，可以对防止银行系统的崩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无法阻止随之而来的实体经济的不景气。最终，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会被以小于它几个月前的市价低很多的价格卖掉，或者直接破产。并且必然会造成随之而来的裁员和减产。

但是，到今年10月高达5500万亿的外汇储备给俄罗斯下一步的发展和经济“软着陆”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按照当前的200亿美元/月的损耗率，俄罗斯还有多于两年的时间去恢复和调整自己的经济模式。(王晓明)

印尼：最大挑战还是通胀

IMF已经将印尼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小幅下调至6.1%，但在金融危机全球蔓延欧美经济显著放缓的形势下，这样的增速仍然令人刮目相看。

印尼科学院经济研究中心发言人Peplipi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印尼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通货膨胀。5月份时核心通货膨胀率就高达8.7%，远远高出了印尼央行对2008年4%至6%的通胀预期。而到7月底时名义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11%，有分析预期年内会上升到12%。在这么大的通胀压力面前，印尼央行此前坚持缩紧银根，5月以来数次升息，从8%涨到了9.5%。

印尼的经济增长正遭遇着很大的挑战，印尼的前两大出口市场日本和美国都在收缩，而国内市场则正承受着通胀的巨大压力。在经济放缓的压力之前，政府需要重新评估货币和财政政策。（郑博宏）

土耳其：经济已经在衰退之中

土耳其商业银行的经济学家Alper Gurler告诉记者，在这场危机中，土耳其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因为国内外信贷市场的糟糕状况，借贷成本已经显著提高了，而内需和出口市场需求都下降了，这样土耳其的经常账户赤字进一步提高，这会成为下一段时间土耳其经济的主要风险。

篇（7）

2012年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危机后持续复苏的第三个年头，面对艰难的复苏，新兴经济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速了经济回暖，使新兴经济体不仅没有像一些预测所认为的那样陷于崩溃，反而较早进入了复苏阶段，但同时其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在GDP、价格、就业、贸易等方面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经济增速不平衡

受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增长普遍减缓，2010年开始复苏增长，但复苏的速度不稳定，时快时慢。虽然2011年的复苏略有加快，为5.9%，但2012年又呈现明显放缓的趋势，增长速度的估计值为3.8%。从季度同比增速看，新兴经济体均已呈现增长放缓的态势。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GDP保持了一定的增速，说明这些国家经济恢复具有相对稳定的基础。但从具体数据观察，增速相差较大更加凸显了新兴经济体复苏状况的不均衡。

通货膨胀压力有升有降

虽然从新兴经济体平均来看，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变化幅度不大，2012年估计数为5.7%，基本与上年持平，但不同经济体面临的价格上涨压力迥然不同。首先从宏观经济政策的通胀目标控制看，中国、印尼和沙特通胀控制的非常合理，总体呈回落趋势，尤其是这三个国家的消费者价格上涨率都低于其经济增长率，使得经济增长进一步加速的空间非常大。其次从消费者价格涨落趋势看，韩国、中国、沙特、巴西、南非和土耳其全年消费者价格呈持续回落态势。墨西哥和印度经历了先上涨再回落的走势。印尼和阿根廷的通胀压力持续上升。虽然这两个国家消费者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不大，但一直保持着上涨的态势。

就业市场尚待改善

在经济增长放慢的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就业市场仍然有待改善，2012年失业率的估计值为8.1%。虽然中国的失业率较低，但是我们对该数字应该保持谨慎乐观。韩国虽然失业率在10月回落至历史最低水平2.8%，但2月为3.7%，处于今年的最高位。巴西和俄罗斯的失业率虽然呈降低趋势，但是从绝对数字看都在5.5%以上。墨西哥虽然也在6.0%，但有攀升趋势。印尼、印度和阿根廷虽然波动幅度不大，但也都在7.0%左右。土耳其、沙特和南非的失业率最高，其中土耳其虽然有所回落，但依旧在8%以上；沙特仍然保持在10.5%的水平，尤其是沙特不愿意雇佣女职员，导致沙特女性的失业率高达27%，为男性的4倍；南非由于两极分化的社会体制以及经济增长模式单一，失业率高达25%。

出口整体有所上升

到目前为止，新兴经济体出口较上年总体略有上升，具体看存在三类情况：首先，中国、韩国、俄罗斯、印度和墨西哥等较大的出口国增长呈加快态势。中国9月出口为历史最高值1861.8亿美元；11月韩国出口477.8亿美元，接近2011年7月的历史最高值489.5亿美元；印度3月达到历史最高值282.5亿美元；10月墨西哥出口达到了历史最高值339.18亿美元。其次，土耳其、巴西和印尼等国呈平稳波动态势，但波动幅度不大。再次，沙特呈现较为明显的减少趋势。从年初的314.5美元一直滑落至8月267.9美元。最后，阿根廷和南非表现为先升后降的走势。阿根廷11月出口为64亿美元，高于年初的59.1亿美元，但低于8月的79.5亿美元的年内高点；10月南非出口70.8亿美元，高于年初的67.4亿美元，但低于3月80.6亿美元的年内高点。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

拉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这些国家主要依靠初级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沙特和俄罗斯财政收入90%以上依赖石油出口；土耳其农业仍然在解决就业问题中占有50%以上的份额；南非严重分裂的二元经济结构也阻碍了经济发展；印度的工业规模不发达；墨西哥出口地理方向单一，90%的贸易是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安排下完成的；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及贫富差距拉大，韩国经济增长潜力可能正在减弱；印尼政府仍然对市场化进程有所限制，国有企业部门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新兴经济体面对的经济结构问题需要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中逐步解决和优化，这一点也是我国在“十二五”期间需要着重处理的问题，所以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结构问题对我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潜在通胀压力不可忽视

各主要经济体政府在经济危机期间都实施了数额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政府没有及时收回过剩的流动性，那么通货膨胀就可能马上跃升至难以接受的程度。还有一个重要的威胁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尤其是食品与能源价格的上涨以及短期资本大量流入导致的流动性过剩，都可能成为新兴经济体未来物价上涨的重要驱动力。所以谨慎、及时、周密的防通胀措施必须在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中有所体现。

失业率上升导致经济社会问题

失业率增高不仅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还将侵蚀本已十分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反弹基础，阻碍经济的复苏。高失业率首先将直接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抑制居民的消费倾向，增加其储蓄倾向；同时，对于未来就业状况的悲观看法，亦将影响到居民的就业预期和工资增长预期，从而导致当期消费的进一步削减。其次在投资领域，私人消费的稳定与增长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高失业率将通过影响企业对于消费、经济增长和盈利的预期，进而约束商业支出的增加。而如果没有企业投资的增长，较高的失业率恐怕难以得到改善。第三，在进出口领域，高失业率会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传导，将促使一些国家决策者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合作关系

新兴经济体如何保持在有序和良性竞争中推进合作关系是我们需要积极面对的重要课题：

推进经济结构改革

虽然我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着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又要在增长中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任务，但相互之间并没有成功的模式可以借鉴，所以相互学习，加强交流，就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沟通就变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涉及具有共同经济利益的结构调整方面，加强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减少经济贸易摩擦

在新兴经济体的一些国家中，其产业结构非常相似，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易于产生贸易摩擦。比如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成本都很低，都适合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产业转移。另外在以资源为出口导向的国家中也会发生由于价格竞争形成的矛盾，使得发达国家从中获利，从而使新兴经济体国家出口利益减少。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摩擦，新兴经济体应该在这些方面形成共识，或者达成协议，将竞争中的危害降到最低。

加强产业优势互补

在新兴经济体的另一些国家中，也存在着能够进行优势互补的产业结构类型，这就是加强合作的有利基础。例如印度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中服务业最发达的，所以印度的服务业可以成为其他新兴经济体合作和学习的典范。再如，南非、俄罗斯、沙特和巴西的自然资源和石油资源异常丰富，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这些重要的生产资源，期间扩大合作的前景非常广阔。

篇（8）

在此次危机中，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经济增长率的急速深度下跌以及复苏期间的快速大幅反弹。2007～2010年，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分别为8.73％、6.04％、2.82％和7.95％，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24％、－0.06％、－3.44％和2.53％。四年来，这两类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态势因而呈现出深“v”形状。

受高失业率、产能过剩和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不振等因素影响，201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兴经济体2011年经济增长率将随着政策刺激的逐步撤出以及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而降低。2011～2015年，新兴经济体将保持6.7％～6.8％的增长率，高于1980～2006年的平均水平(5.12％)；而发达经济体尽管保持T2％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其水平将低于1980-2006年平均2.62％的增长率。

尽管自200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增长率波动的趋同性越来越明显，并且这一趋势在目前还将延续，但是同样显著的是，从长期看(1980～2015年)，两者间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在加大。在危机影响最为深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增长率的差距甚至超过6％，这再次表明，新兴经济体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是本次金融危机中世界经济能够较快触底反弹的重要原因。

长期的相对高速增长使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不断增长，并且在2002年后速度明显加快，这一趋势在金融危机期间也未被中断。1980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GDP总量的63.8％，新兴经济体仅占13.9％。2010年，发达经济体的份额下降至53.2％，新兴经济体增长至24.6％。预计至2015年，发达经济体所占的比例将进一步降低至48.5％，新兴经济体占29.3％。这意味着26年间，两者占世界GDP份额的差距由原来的近50％缩小至不到20％。

国际贸易：新兴经济体进出口强劲反弹

在国际贸易领域，新兴经济体进出口的强劲反弹与发达经济体的疲软复苏形成鲜明对照。如果将2006年12月的出El／进口额设定为100，截至2010年12月，Ell的出口指数已经高达161，而G7＋AUS仅为114；同期E11进口指数达到173，G7＋AUS仅为114。

从国际贸易增长中获益的主要是两类国家：大宗商品出口国与经济走势良好的新兴经济体联系紧密的国家。拉美、中东、俄罗斯和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出口迅速增长，其动力主要来自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贸易条件改善以及新兴经济体对于大宗商品的旺盛需求。新兴经济体在依靠出口增加实现经济快速复苏或强劲增长的同时，其持续高速的增长又通过贸易渠道外溢至与其联系紧密的伙伴国，促使这些国家的产出相对较快增加。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有力带动了澳大利亚、印尼、新西兰等大宗商品出口国，以及德国、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资本品出口国经济的增长。

同时研究显示，新兴经济体间的内部贸易正在快速增长，并且尚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以“金砖四国”为例，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四个BRICs组成国均已经发展成世界性的货物贸易大国，相互间的依赖程度也明显提升。相应地，BRICs各组成国对主要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降低。我们在HS六位码基础上对1999年和2009年BRICs各组成国出口至不同市场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这四个国家之问的出口商品种类和数量增加最多，对G7＋AUS次之，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增长最少，甚至在个别国家还有所减少。在HS六位码基础上我们对BRICs各组成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相互间的竞争互补情况和竞争压力情况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显示，总体而言，BRICs各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性大于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竞争性，但从发展趋势看，BRICs各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竞争性提升的速度远远超过与新兴经济体竞争性的提高。并且，BRICs各国感受到的来自内部贸易的竞争压力远小于来自外部世界的同一压力。

全球资本流动：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挑战

与国际贸易类似，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作为全球直接外资目的地和来源地的相对重要性将不断上升。同时，大量资本持续流入也使新兴经济体面临巨大的挑战。

通货膨胀高企是关于资本流入的主要担心之一。然而，如果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衡量，几乎所有E11国家的通货膨胀都处于十年来的较低位。通胀压力比较大的是印度，2010年预计通货膨胀率高达13.2％。即使是在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印度的通货膨胀率也高达10.9％，甚至高于2008年的8.3％。仔细审视可以发现，新兴经济体CPI权重构成主要包括，食品、饮料、烟草、服装、鞋类和家具等生活用品和能源，以及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教育等服务。CPI的相对低位说明，资本流入没有引起上述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涨。原因有两个，一是新兴经济体汇率的变动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本国物价影响相对有限；二是资本流入了CPI指数未涵盖的领域。更多的证据表明，资本大量流入影响的不是消费者物价水平，而是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篇（9）

储备资产的快速累积2011年末，全球所有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合计10.62万亿美元，中国持有近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近三成。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外汇储备占比分别接近7%、4%和2%，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资产余额超过对外债务余额，大都成为对外净债权国。反观发达经济体，除个别国家外，大都发展成为对外净债务国。在全球债务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3.8%，G7国家今年到期的债务总额约7.3万亿美元。据彭博社数据显示，日本将有3万亿美元债务到期，位列第一，美国则将有2.8万亿美元债务到期，居于其次，其债务依存度更是创下30年来的新高。欧债危机，美债危机持续发酵，成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根源。

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的提升当前全球治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既有国际金融秩序下应享有的权利与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匹配。发展中国家虽然表面上被包括了进来，但并没有赋予相应的权利，更多层面只是参与而已。G20从幕后走向前台，标志着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标志着新兴经济体力量与传统发达国家的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在G20的成员中，新兴经济体有11个，“金砖四国”是G20里面新增加的主体。发展和完善G20对话机制，是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的有效途径。

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1976年1月8日，IMF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协定，称为《牙买加协定》。该协定的主要特征有：第一，储备货币多元化。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是储备货币，但美元依然居主导地位，因此牙买加体系又称为美元本位制。第二，汇率制度多元化。根据IMF的分类，现行体系下的汇率制度多达8种，浮动汇率制度获得了合法的地位。第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多样化。具有汇率、利率、IMF贷款、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等多种调节方式。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持续的欧债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虽然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规模即将达到全球总量的50%，但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财富的分配权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实际上新兴经济体金融资产仅占全球总量的19%。新兴经济体金融财富在全球占比明显低于GDP的占比，意味着各种风险将越来越多地由新兴经济体承担。由于新兴经济体货币大都盯住美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严重被削弱。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本币升值、热钱进出，不但进一步推高新兴经济体外储规模、加剧输入型通胀的风险，也使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安全越来越被美国债务风险所累，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一）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掠夺性虽然在牙买加体系里，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是储备货币，但由于美国政治经济实力余威犹在,美元储备地位的相对削弱并没有动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计价单位、国际支付手段和国际价值的贮藏手段（见图2）。美元的霸权地位与特权地位,为美国政府长期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为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长期实行不受约束的“双赤字”政策。一方面通过经常收支逆差的方式大规模向全世界输出美元,掠夺他国资源和财富,获取巨额国际铸币税利益。根据PortesandRey(1998)估计，美国每年正常国际铸币税收益相当GDP的0.2%；另一方面又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例如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源源不断向国内注入美元，直接导致了美元的贬值,自动削减和消灭了美国债务。“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国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一语道破天机。国际货币体系的许多职能集中在一种国家货币上，容易使国际货币体系遭受到源自异质性冲击或该国政策决定（该政策决定可能不适合于世界其余国家）的影响（周小川，2009）。在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全世界人民为美国的债务买单。自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危机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积累了巨大数量的外汇储备，作为应对未来危机的自我保护。美元贬值直接导致外汇储备缩水和持有的国债收益率下降，新兴经济体作为债权人权益被严重“稀释”而陷入财富管理的困境。

（二）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导致新兴经济体承担过多风险，易诱发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近几年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国际货币汇率波动幅度不断加大，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正借助债务货币化转嫁危机，相继进行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汇率战的迹象明显。大幅波动的汇率使得国际货币体系非常不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许多职能都集中在一种或两种货币上导致了汇率风险在国际货币发行方（发达经济体）与面临大部分风险的其他国家（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担极不均匀。新兴经济体在对外交易中长期依赖储备货币计价、结算、借贷和投资，其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依附性，只能被动的选择盯住美元等少数几种货币的盯住汇率制，汇率缺乏弹性，且极具脆弱。在汇率调节过程中，发达国家仅考虑自己国家的情况调节汇率，使得实行钉住制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水平很难反映其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汇率由经济状况决定并调节经济发展的效果也大打折扣，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和资产风险不可避免。储备货币大国之间汇率的频繁变动不仅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正常进行,而且带动了其他国家汇率的剧烈波动，从而诱发了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蒙代尔（1999）认为,现行国际汇率制度是导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诱发了新兴经济体国家汇率的过度波动,汇率的过度波动又助长了外汇投机活动对这些国家的冲击。由于受汇率冲击的影响,拉美和亚洲新兴国家先后发生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和货币危机（1997-1998）,造成了经济的发展困难和社会的动荡不安。#p#分页标题#e#

（三）国际热钱流动加速，冲击新兴经济体

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资本频繁流动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新兴经济体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加上本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成为热钱主要冲击对象。根据追踪全球资本流向的调查机构ERFR近期的报告，2010年流向新兴经济体的热钱总额达到3780亿美元的高峰。从流向地区进一步分析，超过60%的热钱流入了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依次为拉美(20%)、非洲及中东(17%)、东欧(3%)等地。2011年流入新兴经济体的热钱规模高达3600亿美元左右，大大超出2004年至2007年期间的热钱流入规模，新兴经济体普遍都面临“热钱压境”的风险。然而在2012年，由于欧债危机恶化、全球去杠杆化程度持续加深以及新兴经济体自身经济减速，新兴经济体再次出现了一波资本外流潮，MSCI新兴市场指数在今年二季度下跌了8.79%，值得关注的是，本轮资本外流潮引发了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特别是金砖国家一改本币坚挺的繁荣景向，掉头成为新兴市场的领跌货币。大量短期资本跨境流动会带来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风险，增加了脆弱性并在各国之间传递冲击。由于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体系内在的脆弱性，不但容易遭受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并且这种外部冲击带来的后果往往也较为严重。这表现在：第一，热钱的进出会加剧新兴经济体国家汇率的波动，增加了汇率风险。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普遍不发达，缺乏对汇率风险对冲的工具。热钱的流入将会使本币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直接打击出口，对国民经济造成很大冲击，而热钱流出又会使货币急剧贬值，甚至诱发货币危机。第二，大量热钱进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容易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使新兴经济体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2011年，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持续走高，10月份甚至高达6.2%；巴西、印度、俄罗斯、越南等“新钻国家”通胀率也都在7%以上。第三，热钱进入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泡沫膨胀，造成投资和消费结构扭曲，一旦国际热钱套利退出，资产价格暴跌甚至资产泡沫破灭将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最后，跨境资金的进出会严重干扰新兴经济体宏观政策的实施，制约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例如一方面为抑制通胀而加息，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利息差越来越大，又进一步刺激国际热钱流入，造成更大的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从而导致加息的效果南辕北辙。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对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有重大影响。但是，调整巨额资本流入和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资本流动逆转的责任和风险通常依赖于资金接收国即新兴经济体。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以解决跨境资本流动的全球通用框架。现有解决跨境资本流动的框架主要是区域性的和双边的，并且无法从全球稳定的角度来解决。由于各国国内监管规则之间的差异而催生的监管套利，顺周期性，从众行为（羊群行为），风险蔓延，所有这些结果都使跨境资本流动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不稳定影响。

新兴经济体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

（一）在国际金融组织话语权的诉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中心舞台，但一直由少数国家主导，新兴经济体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的特别提款权（SDR）具有非均衡性。自1969年创设至今，SDR分配次数寥寥，现有的SDR不到全球储备的4%，作用相当有限。30个发达经济体占据了SDR分配总额的69%，其中美国一国就占了近四分之一，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31%。近几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SDR僵硬的不规则的分配机制并没有反映出这种经济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和相应的SDR严重被低估(如图3所示)。另外，SDR的定值仅仅依靠四种货币（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美元在SDR中的权重依然很大（占44%），这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信用货币仍然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现状。同时，定值货币的权重没有将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纳入其中，从而缺乏代表性。其次，从投票权上看，美国拥有IMF16.7%的投票权，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拥有30%以上的投票权，而广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只有39%的投票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下，任何一项重要决议都要获得85%的投票权的同意才能通过，因此美国与欧盟实际上掌握着一票否决权。这意味着IMF对发达国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监督，若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下,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早就应该受到警告和约束,但显然IMF根本约束不了美国,只能约束发展中国家。Stiglitz（2006）认为负责制定决策的国际金融机构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他们是不民主和不透明的。现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难以反映大多数成员国的利益，存在严重的代表性不足。由于代表性不足，直接导致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的有效性欠缺。增强IMF的代表性以改善IMF治理的有效性是IMF改革的关键。2010年10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韩国庆州会议达成份额改革历史性协议。首先，发达国家向代表性过低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使后者总体份额升至42.29%；其次，欧洲国家将让出两个执董席位给发展中国家；再次，“金砖四国”的份额都将有所提升，全部进入前十名；最后，中国持有份额将从现在的3.72%升至6.39%，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这一协议要到2012年IMF年度会议上确认才能生效。在世界银行集团治理改革上，2010年4月，世界银行集团决定将投票权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逐步实现公平权。改革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加了4.59个百分点（自2008年以来），增至47.19%；金融公司增加了6.07个百分点，增至39.48%；开发协会增加了约6个百分点，增至45.59%。新兴经济体应联合发展中国家利用这次机会，技巧性地在关键问题上与发达国家博弈，不断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重要问题上的影响力。

（二）多元化货币体系的诉求

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在国际交易中的有限作用与其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权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特里芬”难题。即依靠一国或少数国家的货币来作为国际货币储备的主要组成，并以此来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这样的体系是不健全的、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国际储备的增长无法保证，要么人们对储备货币的信心丧失，最终都将导致该体系的崩溃。2009年我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建立超国家的国际储备货币,并表示要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的讨论。许多国家对中国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都表示支持,如俄罗斯、巴西和联合国等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国际组织赞同中国的建议。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建立超国家的国际储备货币还将是漫长的一个过程。目前最现实的选择是增加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加入到储备货币中。Frankel(2008)、Eichengreen(2009)，Frankel(2009)、Dailami和Masson(2009)、Chinn和Frankel(2008)及黄益平（2009）等等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将从美元本位体系走向多元货币体系，多元货币体系的构想中几乎都包括了美元、欧元、SDR和部分新兴国家货币代表如人民币。从当前国际货币格局和实施难度看，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是一个好的选择，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等货币之间的多边制衡体系，有利于控制美元滥发、约束美元霸权，全球经济结构才能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p#分页标题#e#

（三）建立全球统一的监管体系的诉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与“监管体制非全球化”之间的不匹配。一方面，当前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在多个维度产生扭曲：各类场外金融产品以及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特殊目的实体（SPV）等类银行金融机构(near-banken-tities)发展迅速，金融系统变得高度复杂和不透明，过度杠杆化，流动性风险被低估，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出现了道德风险等等。另一方面，现行金融监管模式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实践。在现行监管模式下，传统金融机构和传统金融产品接受较为严格的监管，而类银行金融机构和场外金融产品受到的监管较为松散甚至缺失。此外，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不同的产品面临不同的监管规则和制度，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即使从事同类业务，也因为监管机构不同，受到监管的标准高低不一，加上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不足，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在监管理念上，部分发达国家过分相信市场，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忽视了在资本逐利动机下隐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在国际合作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和信息交换的平台与机制，监管者对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缺乏了解。相关国际组织一直以来只是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监测，尤其是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问题，但在监管全球资本流动上的作用不足。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最有力的外部约束力量。建立全球统一的监管体系，构建全球金融稳定框架成为各国的共同诉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目前看来，尽管在国际上建立全球或者区域性的统一监管组织还不现实，但各国监管机构应努力通过国际多边组织等共同推进监管原则，加强监管合作和监管信息的共享，特别是危机预警系统、对冲基金监管、国际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都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国际监管合作的重点。新兴经济体应积极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发出声音，对全球监管标准的确立表达诉求。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的具体策略

国际货币体系结构应当与货币大国的经济实力结构基本统一，才能维持持续的平衡。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根本取决于大国经济实力对比的逆转，但由于转化成本巨大，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的变迁通常滞后于大国经济实力的变迁，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调整过程。在此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应当联合起来，发出共同的声音，强化内部磋商机制，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配合和协调，进一步加强经济金融合作。

（一）强化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尤其是“金砖五国”经济金融的务实合作

首先，加强新兴经济体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新兴经济体国家要减少美元资产和美国债券投资，就需转向相互之间的股权投资和产业投资，加大相互之间在海外兼并、海外市场拓展、技术升级、资源能源收购、知识产权等项目的重点支持，加强储备资产的相互投资，从而改变储备资产流向发达经济体债券的局面；其次，加强新兴经济体国家间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建立新兴经济体集团内的货币结算制度，加快推动各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允许金砖五国国家间货币作为结算和投资货币，允许对方货币在境内结汇为本币，允许对方的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允许各自的企业到对方国家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共同建立起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再次，要大力推动新兴经济体间的汇率协商及联动机制。积极推动各国货币的市场交易，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外汇市场中的交易份额，扩大金融开放，逐步放弃盯住美元，促进更有弹性的浮动汇率机制形成，降低美元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最后，新兴经济体应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合作，促进资本在区域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

（二）倡导储备货币多元化，推动主要大国本币进入储备货币体系

建立货币进入和淘汰制度。设立新进入门槛，单个国家符合要求的，其货币可以自动进入储备货币。例如，凡区域经济或国家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连续三年达到10%，这一区域可以推举一种货币自动进入储备货币；单个国家GDP的比重达到2%以上的，其货币可以自动进入储备货币；对不符合要求的储备货币，在下个调整周期内仍不能改善条件的，要求其按照规则退出储备货币。这一主张的目的是促进货币争当储备货币，促进储备货币国家对国际金融稳定承担责任，保持本币汇率和金融稳定，同时为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进入储备货币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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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形势下，美国利率的微小变动应该不会导致全球资本流的剧烈变动。但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继续向利率正常化迈进，极有可能产生经济和金融连锁反应，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波动和资金破坏性流出。

担忧这一可能性是因为世界经济均衡脆弱不稳。美联储升息未必会导致如此波动，但其他一些看似安全的事件可能达到这一“效果”。比如，2013年春金融市场出现了一次“削减恐慌”，原因只是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决策者正在考虑逐渐停止量化宽松。但伯南克的这番话出乎人们意料。涌入新兴市场追寻在发达经济体无法实现的高收益率的资本猛然转向。

和“削减恐慌”以及人民币贬值不同，2015年12月16日的美联储升息决定不属于意外。如果美联储的动作确实会导致国际资本流的波动，这一过程必然也已经开始了。而事实上，几乎被一致预期到的美联储升息没有造成资本流或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

但普遍的担忧依然存在。比如，IMF认为美联储的任何升息举动都需要“有效的货币政策沟通策略”。这是在委婉地表示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任何货币紧缩政策都操之过急了。原因在于新兴经济体对低利率和高大宗商品价格产生了危险的依赖。许多新兴市场公司背负着沉重的外币债务。如果发生资本逃离，后果将十分可怕：信贷收紧、收支平衡出现困难、通货膨胀、利率上升、财政压力以及被主要评级机构降级，而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更多的资本逃离。

欧洲人也变得依赖低利率，他们有欧洲央行充当重要的稳定器。欧洲央行自2012年以来一直竭尽全力阻止债务收益率一飞冲天，若非如此，欧元区也将有持久的债务违约风险――甚至整个欧盟都会受到动摇。

但至少欧洲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受益者。相反，许多新兴经济体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收益，它们因为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和中国增长减速而饱受压力。资本外逃则令它们雪上加霜。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联系和溢出效应。而应对危机的政策反应仍是各自为政。新兴经济体没有自己的欧洲央行，它们无法信任它们的决策者能应对快速的资本外流，也无法信任政策工具、外汇储备和资产负债表。它们无法确定国际政策反应的速度和效果，后者有可能反而起到“熔断”作用。

现实是在2008年危机后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廉价外国资本的新兴市场现在必须适应所有这些因素的一起逆转。这些市场的必要转型是复杂而危险的，它们自身未必能够完全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