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06:08
序论:好文章的创作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我们为您推荐十篇哲学内涵论文范例,希望它们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阅读品质,带来更深刻的阅读感受。
在历史活动中,谁是历史的主体,一直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争论焦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创造、决定历史的正是被称为“群氓”的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当然,历史主体创造历史的过程并非完全脱离客观环境,也需要客观世界,需要历史客体这个载体。历史主体在进行物质生产时,既创造了先进的生产力,也形成了相应的生产关系,在生产方式变化中历史主体也得到了改造。历史主体的生产实践过程是对历史客体认识深入的过程。在生产实践中,历史主体不断检验和修正以往的认识。在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改造与被改造、认识与被认识的相互作用时,主客体不断趋向统一。群众路线正是历史主客体辩证统一的现实诠释。人民群众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理论缘由正是取决于历史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二)历史人物与群众创造的辩证统一内的地要求必须密切联系群众
在以往的思想中,要么夸大历史人物的作用、要么夸大群众的作用,皆走向了极端主义。认为二者在历史发展中相互影响,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历史人物是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留下个人印记的人物,群众则是以群体出现,没有留下显著烙印的人物。历史人物在历史活动中担任着必要角色。正是历史人物的存在,历史发展才出现诸多偶然性。但历史人物作用的发挥必须依靠群众,符合时展要求。历史人物在群众中脱颖而出,总结群众经验,满足群众需求,在促进历史发展时与人民群众形成合力。群众在创造历史时也需要历史人物的领导。群众路线内在地反映了这个辩证关系。领导与群众只有密切联系,才能群策群力。
(三)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要求我党必须深入群众之中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与“行”的关系。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实践第一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离开实践活动,认识将成为无源之水、无米之炊。通过实践活动,人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但认识并非处于被动状态,也对实践起着能动的反作用。人们通过实践获得的认识并非只是纸上谈兵,而是要继续指导实践。群众路线要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认识实践辩证关系的统一。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经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检验正确与否,进而对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在认识的指导下,我党可以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服务社会实践。认识和实践的公式是实践———认识———实践,是无限循环的知行统一,相对应群众路线的公式为群众———领导———群众。坚持的实践观要求我党必须要深入群众之中。对此曾提出“踏着人生的社会实际说话”口号,通过在群众中调查研究获得真知。伴随着群众路线重要性的凸显,我党又把群众路线上升到认识论的层面。从群众中集中,再贯彻到群众中,无限循环,我党的认识会“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同时,群众路线是避免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有力保证。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根本性原因就是分离主客观,不能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和客观世界。群众路线则恰恰相反,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领域前无经验,需要我党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任何决策上的失误都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想在解决新问题面前少犯错或不犯错,要继续坚持群众路线。通过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从人民群众中获得大量的、真实的感性材料,获得真知灼见,进一步加工和制作,唯此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来推动改革。
二、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
(一)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
党的组织路线是指“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政治路线的需要而制定的关于组织工作总的原则和方针。”党的组织路线的关键是人,是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如何把人才从群众中选出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关键是要深入群众中了解情况。任用干部时多倾听群众意见,确保时刻在群众的监督下。通过群众监督,能够有效地避免任人唯亲,减少,抵制不正之风,遏制腐败。“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通过群众路线的深入保证党的路线执行的正确性,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经久不衰。党的政治路线是指“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党根据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或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提出的党在不同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或总政策。”党的政治路线是工作方针和政策依据,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确保政治路线符合人民群众的内在诉求和意愿,群众路线不可或缺。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复杂,各种矛盾突出,在复杂的形势中解决矛盾,必须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和解释方针政策,听取群众的意见,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如此,蓝图才会变成行动。正确的群众路线不仅要把党的方针路线化为实践,更要成为检验的标准和尺度,这也是群众路线的应有之义。
(二)群众路线是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实行党的领导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方法,否则我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力必会大打折扣。将方法比喻成桥和船:“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者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党和群众中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即使是群众团体,也需要领导,否则时效性必不能长久。党的领导如果和群众力量分离,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必然会发生方向性错误。如果仅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必会导致脱离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党的领导必然会成为水中月,梦中花。确保党的领导和群众力量的有机结合,要时刻坚持群众路线。首先,党的领导必须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党的政策必须要符合群众利益才能得到彻底的落实。“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员干部要深入群众调研,采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方法,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保证党的路线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次,党的领导必须要坚持到群众中去。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时,党员干部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团结积极力量,提高中间力量,争取落后力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不是一个单行线,而是循环往复,没有终点的过程。
三、群众路线的当代关注
我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新形势,必须给予群众路线新的内涵。结合当前社会形势和我党在新时期的任务,要求群众路线要更加务实,突出群众的利益诉求,真正回归到群众的现实生活之中。
(一)关注群众民生利益的多元化
社会转型期带给我国的不仅是社会分层的大变动,也带来了社会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更引起了价值取向的大碰撞。这些变化将原本隐藏在深处的各种矛盾凸显出来。物质生活水平提升,人民群众更加重视自身利益的维护。在确保群众利益的基础上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我党需要拓展对群众概念的理解。新形势下理解人民群众的本质不能局限于主体性范式,更应扩展到主体间范式的范畴,把人民群众看成是代表不同利益团体诉求的你、我、他。我党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更要关注精神、政治和文化需求。基于这种变化,我党要更加注重群众利益多元化,关注全面发展,建立和完善群众利益保障制度。例如针对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我党改变以往效率优先的原则,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理念,在处理好效率的同时更加重视公平;加快建立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我党在当前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围绕群众利益、关注民生而展开的。关注民生是真正的回归到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些措施体现了我党求真务实的精神,体现关心群众疾苦的决心和信心。
(二)关注群众政治诉求的多样化
随着和谐社会的不断构建和完善,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逐渐彰显。人民群众在个人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民主意识日益提高。我党诞生于人民群众追求自由民主的大环境下,把富强、民主和文明作为国家建设的目标。在这种执政理念下,满足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需求,成为我党群众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针对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我党采取各种措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提出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通过积极的民主建设,确保党群关系不变质。关注和实现群众的政治期许是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方面。我党结合社会发展需要,顺应时代,在政策和制度方面给予保障,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通过实行基层选举、村务公开等新途径,积极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党对群众路线的新认识,倾听和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良好氛围,逐步实现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
作为华夏文明源头活水的《周易》,确实包含着这些哲理。本文依据《周易》思想形成的逻辑阐述哲理,取现代科学的实验成果予以印证,尽可能不在概念异同上浪费笔墨,还要让读者能够清楚明白。董光璧教授指出:“科学史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去寻找历史来龙去脉的做法有误入歧途的危险,转而采取从原来的境况中重新阐释科学思想”[2-2]。本文即是依据这种思路的尝试,期望能在整体文化史的视角下,把华夏先贤睿智的思想和现代科学精确的验证衔接起来,做到以古为鉴。
一、易图新解
谈到《周易》,通常都说分易经和易传,实际上还应该包括易图。“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不但指出在远古时代,记事主要用象和图;即使有了文字,要描述客观事物的全貌,象依旧比文字更优越。我们先从易图谈起,重点是理清先民们认识宇宙的思路。
人类所有知识的起点,开始于对自然知识的积累。面对无涯无际、无始无终的浩瀚宇宙,每个人都会有无尽的遐想。华夏先民和古希腊哲人不同,非常谦恭地把自己视为大自然的一分子(后来被概括为“天人合一”),古希腊的自然观则是人与自然界分离(最终被抽象为物质和意识对立),于是先民们就以圆表示宇宙整体或现实生活中的任一事物。面对寒暑易节、日月更替,男女交媾,生生不已的自然现象,进而悟出世上没有不变的东西;为了表示一切都在变易的动态模式,又在圆内加了一条S曲线,形成被称为阴阳鱼的太极图。这就是中华先贤对世间万象及宇宙本身做出的最高抽象,即一切动变皆源于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静态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而动态是“阴极阳生,阳极阴生”。这里的“生”并非是鸡生蛋的生,而是指负阴抱阳的整体中此消彼长、彼消此长的变化。既然一切都是“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动态过程,很有必要掌握几种重要的动态模式,进而用代表阴阳的两种符号推演出必然出现8种本质不同的态,太极图周围又加添了八卦符号。
小结:宇宙是由两系统构成的整体;因为整体必然由部分构成,华夏先民即以阴阳作为最高的抽象;负阴抱阳的一体化宇宙及宇宙中的事物,都是阴阳有序、和谐互补的有机整体;阴阳一体、此消彼长的过程即是展现在眼前的纷纭万象;演化过程可以分为8种不同状态(或称模式)——这就是易图中包含的哲理。
二、易传新释
易传是许多代人智慧的结晶,孕涵着非常丰富的哲理,本文仅围绕“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展开讨论。华夏先贤依据有形和无形将物理客体分为道和器,老子称其为无和有,后贤称其为气和物。首先必须判定这种两分法是否正确,才可以继续讨论下去。
哲学作为指导认知的学问,如不立足于二元就无法讨论变与不变,问题在于如何对整体划分。中华先贤坚持天人合一,将包括人在内的全宇宙抽象为阴阳一对范畴,属于纯客观的两分法,无论对自然、社会和生命哪种现象都适用,不妨称其为存在二元论。古希腊哲人的世界观是人和自然分离,进而演化成人与神分离,再变成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最终定位在唯物唯心之争,属于认识二元论。“人和神的分离是二元论的起点”,“思维和物质并列支持了自然科学,成为西方宇宙观的基础理论”[1-8],卡普拉的概括是准确的。董光璧又向前迈出可喜的一步:“近代科学一开始就确定了只研究被视为第一性的质量和重量,排除一切同感觉有关的第二性”[3-8]。将二元论改称二性说,意外地暴露出西方的两分法中存在着悖论:如果物质和意识这对范畴能够成立,二者都应该是第一性的;如果意识属于离不开物质的第二性,就不能跟物质构成一对范畴。因为如果允许这样做,物质和颜色、硬度等可以构成最抽象的对立。东方和西方古贤虽说都使用两分法,一个是纯客观地划分,一个是人为地构建。
问题已经转化为道、无和气是不是真实的物理客体。100年前人们对这种分类法都会持否定态度,本世纪依据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从宇观和微观两个领域发现的许多事实,都证明华夏先贤的分类法是正确的。
60年代中期,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了各向同性的3K微波背景辐射,宇观上物理客体分断续的天球和连续辐射得到普遍认可,爱因斯坦说的“真空不空”被证实。在微观领域,“量子场论给出的基本图象是:全空间充满着相互作用着的各种不同的场;场的基态是真空,激发态表现为粒子”[3-387]。即可知物理客体确实是两个系统:一个是用质量和时空描述的经验世界,一个是用能量和位形描述的无形世界。易传中关于道和器的分类没有错,二者都是真实的存在物。
承认物理客体分为两类,同时派生出两个问题:宇宙的结构究竟怎样?两类客体间如何作用?对西方学者来说,这两个问题完全属于始料未及,华夏先贤在2千年前就已经有了较成熟的见解。接下来先讨论基础物理学理论中的错谬及产生的根源。
质量、电量和能量是基础物理学中用以量度物质、电荷和能多少的三个重要概念,即此可知物理学不只研究物质,长期以来只分析物质不分析能量是一大失误。很早就弄清了光、热都是电磁波,却没有认真考虑过物质和电磁波是不是同类客体,通常所说的能量即指电磁波而言。虽说巴里·派克已明确指出:“电磁波会离开振动电荷进入空间,因而开创了一个独立的存在”,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质量不过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即使静止物体也有储备在质量中的能量”,也明确告诉我们,质量和能量不应该属于同类物理客体。
质量是对物质多少的量度,其载体叫物体;电量是对电荷多少的量度,其载体是带电粒子;能量的载体是什么?因为质量、电量和能量都不是物理客体本身,所指皆为非实存因素。故而物理学根本就不研究物质,而物质本来就无法研究,跟无法品尝“水果”(类概念)的滋味同理。
推论1、物理客体分两个系统:一个是用质量和时空描述的有形世界,这类客体的基本量度是质量;一个是用能量和位形描述的无形世界,其基本量度是能量。经典物理和量子理论分别适用于不同系统,不应该将它们混为一谈。
“能”这个名词会造成一种假象:“‘能’是物质以外的某种东西,是加到物质里面去的某种东西”。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遥控装置发出电磁波,卫星就会改变姿态;物体吸收热能温度升高,放出热能温度降低。都足以证明“能”确实可以在物体中自由出入,如果要说经验世界中的物体具有质量,无形系统的物理客体具有能量,可能就正好说中了客观真实。
说“能(即运动)”,“热在差不多两个世纪内被看做特殊的神秘的物质,而不是被看做普遍物质的运动形式”;认为“热之唯动说”应该取代热素说,又不得不承认“被热素说所统治的物理学却发现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热学定律”,如此难以自圆其说的诸多矛盾,就因为把热素改称热能,已经统统化为乌有。一言以蔽之,质量只能量度经验世界的物体,能量是无形世界传递的振动波;既可以被物体吸收,又可以被放出;物体同时将在温度、形态、结构和状态等不同方面呈现出变化。比如冰吸收能量将变成水,进而还可以变成气,就是尽人皆知的实例。
推论2、经验世界所有的运动和变化,都是无形世界功能的显示,即能量是引起世间万物运动变化的总根源。
将物理客体分为两类,是不是囿于对《周易》的偏爱做出的牵强比附,下文围绕以太公案和时间、空间看看爱因斯坦持何种见解。
19世纪之前,以太在西方被认为是传递光、电的介质;19世纪末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测出地球相对以太速度为0,物理学界公认由之判定以太并不存在。本世纪初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时引入光速不变原理,没有涉及以太是否存在,不少人都说爱氏是抛弃以太存在之后创立了该理论。1920年爱因斯坦在一次讲演中却说,依据广义相对论,“没有以太的空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这种以太又不能认为具有重量媒质所有的那些性质,也不可以认为它是由某些其运动可被追随的粒子所组成的,而且也不可能把运动概念应用于它”[6-112]。这里所描述的以太,基本上就相当于道、无和气。
目前有些人认为应该恢复以太学说,有些干脆就把“真空”说成是传递光、电的介质,这就涉及到不空的真空中的物理客体究竟是什么,要害要于必须承认还有半个宇宙长期被忽略了。爱因基坦在场方程中发现了“真空不空”,彭齐亚斯用仪器测出广袤的宇宙空域存在着连续辐射,该用什么概念称呼并不重要,不可思议的是二千年前老子就对之作出非常精当的描述:“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天津大学黄乘规教授从标准和非标准分析两个领域都证明“空间是不可分割的连续统”。科学观测和数学论证都证明了老子是正确的。海森伯的矩阵理论和杰弗里·丘的“靴袢假设”,所描述的都是那半个宇宙的状况。
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爱氏描写的以太,涉及到时间和空间究竟是什么,最后的一句已经包含着时空概念不再适用于以太的意思。时隔32年,他在《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英译本15版的序言中补充说:“时间—空间未必是一种可以认为离开物理实在的实际客体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物理客体不是在空间之中,而是这些客体有着空间的广延性(重点号为原文所有)。这样,‘空虚空间’这概念就失去了它的意义”[6-112]。显而易见这种有着空间广延性的客体,绝对不是指经验世界中的物体。可惜的是在没有讲清这种“物理实在的实际客体”究竟是什么之前,他就不得不带着深沉的困惑离开了人世。
我们只想在上述引文中补充一句:这些客体还有时间的持续性。如此即可以成就爱因斯坦的业绩:爱氏“开创了”半个宇宙,那半个宇宙的客体具有空间的广延性和时间的持续性。假设其最小单元为普朗克子h,用时间T(周期)量度即是能量(h/T),用长度λ(波长)量度即是动量(h/λ);正是那半个宇宙的能量和动量,决定和改变着经验世界中物体的结构、状态及其运动变化。通常都说“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可以用来确定宇宙的整体结构,是现代宇宙学的出发点”[1-160]。一般的解释是“物质不仅决定了周围空间的结构,而且反过来也受其环境影响”[1-171];“物质和能量要使时空向其自身弯曲”[7-60]。实际情况则是,那半个宇宙能量的聚集形成弯曲时空,弯曲时空决定着物体的运行;并非是“物质”使时空弯曲,反过来又决定自己的运动。不立足于两系统相互作用,场方程永远不可能得到正确解释,现在的那种解释根本无法排除物质(以弯曲时空为中介)作用于自己之嫌。
以日心说为基础的开普勒三定律属于开放的动态模式,行星轨道与星体质量无关,由椭圆半长轴立方和公转周期平方(即弯曲时空R/T)决定,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切线力去平衡所谓的恒星引力。要找第一推动者,就是那半个宇宙的物理客体,第一推动即来源于特定的时空组合(R/T)。以地心说为基础的牛顿引力定律属于封闭的静态模式,其间起关键作用的引力势亦是时空组合(l/t)。二者的差异仅在于,适用于开放系统的是环形时间—周期,适用于封闭系统的是人为设定的线性时间,即时间之矢。哪种理论更贴近于自然的真实,明眼人一看便知。
推论3、时间和空间不是真实的存在,是量度那半个宇宙客体的概念构架,正象用质量和电量量度经验世界的客体一样,所指都不是物理实在本身。
推论4、爱因斯坦开创的那半个宇宙是分裂、组合、再分裂、再组合的动态网络;正是它和经验世界中分立的客体相互作用、和谐互补,保证了一体化宇宙具有动态有机的活性。
小结:易传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分类是正确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判断,说中了一体化宇宙动态网络的真实状况和作用机制。现代科学的新发现虽说和这种理论吻合得很好,要使当前的诸多悖论冰释,需要做许多梳理工作,首先应该把立足于经验世界解释那半个宇宙现象的“镜像”理论倒过来。因为那半个宇宙只能从动态意义上,用过程和相互关联的术语描述,几千年来定格在人类头脑中的却是机械世界观的决定论框架。
三、易经新说
易经包括用于卜筮的八卦、六十四卦及卦辞、爻辞等内容,这里不讨论具体的应用,或是否科学、准与不准等问题,只讨论数字8。
所谓八卦,标示着那半个宇宙8种不同的时空组合,起卦和断卦特别观注24节和地理方位即是佐证。因为使用周而复始的环形时间,应该属于开放模式。不相信经验世界之外还有半个宇宙的人们,称其为神秘文化也在情理之中。近代特别是现代科学的许多发现都足以证明,8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幻数”。
原子最外层电子以8为极限,呈周期性递增;轻子、重子和膺标介子都是8种。氧原子的质子、中子和电子都是8个,地壳中占48.6%,空气中占21%,生命细胞中占65%;在自然生化过程中,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要说“没有氧气就没有生命”,也不算过分。难怪巴里·派克会说:“宇宙学有迹象表明,在各类粒子中,8是成员数的上限”[4-203]。
八卦、六十四卦的数学表达方式为2,通向混沌的分岔亦是2;粒子衰变遵从2,可视为逆过程;费米发现“能量复归”的数学实验谐振子为64个,遗传密码DNA的编排序列亦为64种。为了解释这些现象,现代科学提出一种全新的自组织理论。顾名思义,自组织者就是不受人支配的过程,其间起决定作用的具有活性的环境,即是那半个宇宙定的时空组合,其数为8,两两叠加即为64种模式。“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就意味着物质的存在是与它的活性不可分割的”[1-158],“空和无具有无限创造的潜力”[1-175],基本上说中了自组织的物理学机制:所谓的空和无实质是特定的空组合,正是它保证了自组织的活性。通常都把这种新发现说成对哲学带来严重冲击,如果放到易哲学的背景下看待,本来都在意料之中嘛。
所谓的自组织现象,是在没有人参与的情况下自然界自发演化的过程,人类就是这种自组织机制的杰作,关键在于必须找到使系统具有活性的机制。由于正反馈可以自稳,负反馈可以自生,系统要保持持续的自组织效应,就必须具有互不干扰的两条信息反馈回路;正负反馈每一条回路又必须满足整体、部分和单个循环路径固定、间隔一致的周期稳定性,前提条件是自组织系统内的单元个数必须极严格地遵从一定的数学逻辑。海南师范陈继元先生已经用图论证明,具有“比相生、间相胜”的自组织系统,单元个数必须满足P=5、8、10、12。8的特殊功能已被严格证明(详见段长山主编的《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
数学证明虽不可少,最权威的应该是严格的物理学证明。天津大学崔君达教授的《晶体和分子中的对称性及其破缺》一书,从理论和物质结构两方面,都证明“理应得到一种八重的(四个左旋,四个右旋)不对称时空”[8-3],从而证实关于八种模式的判断没有错。继而又将复合时空论和八卦联系起来考察,得出“一切相互作用的本质都是不同时空结构间的相互作用”[8-133],进而指出“八重空间(对于相同的时间轴)不可区分性的破坏,所伴随的可观测现象正是神奇的生命现象”[8-133],都非常难能可贵。令人微感不足的是,作者依旧未能彻底摆脱西方哲学的禁锢,在阐述其哲理时,细微之处还有些辞不达意之微瑕。
“一个从事晶体和分子微观结构研究的人,当他考虑‘物理世界的真实客体’与空间的关系时,就会很自然地想到,所谓物体的‘广延伸’可以看成是晶体格子或分子骨架结构的延伸”[8-3]。物体这个概念一定指经验世界中的客体,根本就没有什么“广延性”可言。空间仅是那半个宇宙中物理客体的广延性,所谓的晶体或分子等物体,是微观粒子被嵌入特定时空结构后的产物,必须清楚的是先有时空结构的因,才会有晶体或分子的果,活性来自时空结构。微观的第一推动亦来自那半个宇宙的物理客体。化学反应釜的功能是,运用改变温度和压强组合特定的时空结构,从而生产出不同类型的产品。比如在高温高压下能造出正八面体时空结构,石墨就被变成金刚石。
“一旦把时空与晶体格子或分子骨架的微观结构联系起来,就会产生完全新的想法,从而可能同时大大扩充已有的物质结构理论和时空理论,并且由此引出某些重大结果”[8-3]。作者的预言肯定不错,但是在他的头脑中还没有能够给自己的复合时空找到准确的定位,只需要将第一句改为“一旦真正意识到晶体格子或分子骨架都是特定的时空结构”,境界可就完全不一样啦,问题出在还没有跳出物理客体仅“物质”一个系统的框架。
推论5、那半个宇宙确实存在着8种时空结构,两两叠加可以得到64种模式。生命现象跟这种具有活性的自组织环境直接相关。宇观和微观的事物都是开放的自组织系统;经验世界的纷纭万象,全是那半个宇宙物理客体功能的显示,其活性来源于特定的时空结构。当我们运用以线性时间为主要标志,在地球封闭系统中确立下来的思维模式,去描述自组织现象时,似乎无处不存在悖论。可喜的是数千年前就已经成书的《周易》,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开放型思维模式。自组织系统必须跟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才可以保持活性;宇宙的结构如果仅物质一个系统,唯一的归宿就只能走向“死寂”!
参考书目
[1]卡普拉著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2]董光璧著易学科学史纲武汉人民出版社1993年
[3]董光璧等著世界物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
[4]巴里派克著爱因斯坦的梦湖南师大出版社1990年
[5]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二、以形写神,畅神达意
中国画坛先辈很早就提出“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原则。传统中国画不满于“形似”,而以“传神”“气韵”为最高标准,讲究教化功能,追求悦情养性,强调澄怀观道、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可见,人物传神的刻画关键在眼睛,力求“含情得神”。相传顾恺之画人物,数年不点目睛。②顾恺之的“传神论”奠定了中国画以形写神、重在传神的基础框架。元代画家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齐白石的“在似与不似之间”,这种“物外求似”“缘物寄情”“物我交融”的境界被诸多画家纷纷效仿和追慕,这种精神超越了对具体物象的描摹再现,强调对事物“精神性”的把握,体现了中国画对“写意”的重视。何谓“写意”?“写”,就是表达和抒发;“意”,指意志、意趣、意志,是画家的主观感受。“写意”就是画家通过绘画来表达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即“寓情于景”“缘物寄情”,作画旨在“写意”“寄情”。倪瓒的《六君子图》,表现的是江南秋色,近景有松、柏、樟、楠、槐、榆6棵树,疏密掩映,直立挺拔,每棵树都有其象征意义。枯而显润的笔墨,清疏幽淡的画面,空寂荒寒的意境,既是画家崇尚天真审美理想的体现,又是超然物外心理情绪的宣泄,作为中国画的特殊表现风格,写意体现了中国画的特殊审美取向,成为中国画区别于其他外来画种的总的艺术特点。中国画中,不论是放笔驰骋、疏放简括的写意画,还是层层渲染、细腻工整的工笔画,虽然笔墨、技法迥异,但对写意韵味意趣的追求是一致的。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扑面而来的悬崖峭壁墨色凝重,一泻千尺的瀑布细如弦丝。曲曲小路、款款商旅、潺潺溪水与渐行渐近的马队铃声相应和,动静相映,韵律和谐,令人如临其境,充溢着闲适悠淡的诗情画意。画面既工整细腻,又开放有度,既是工笔又是写意。透过画面我们不难感受到画家的生活阅历及其对人生的感悟。
三、以虚带实,虚实相生
自古以来,中国画往往在构图上经营有方。或层层渲染,密不透风;或寥寥几笔,疏可走马。虚实结合,疏密有致。尤其擅长留白。马远③的《寒江独钓图》中,老者,扁舟,寒江,独钓,虽寥寥几笔,却是烟波浩渺。大幅留白,渲染出江面的空旷,气氛的萧寒,有力烘托了渔翁凝神贯注于一线的神气。马远最擅长描绘山之一角、水之一涯,取舍剪裁恣肆,无拘无束,人称“马一角”。其《山径春行》如出一辙,只在左下角绘以山间小径、树木人物之外,其余大幅留白,笔断意连,发人幽思,意境极佳。同时代的夏圭在构图和笔墨技法方面与其非常相似,景物简洁,常取半边,远近呼应,虚实结合,素有“夏半边”之称。其《溪山清远图》,近景突出,远景清淡,半实半虚,大幅留白,令人产生无尽遐想和审美愉悦。齐白石画虾,画蟹,画面虽并不着水,但空白之处皆为明净之水。与马远、夏圭一脉相承。中国画这种“虚实”、“疏密”的美学观与中国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其“天人合一”“计白当黑”的美学思想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道德经》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即画中实处,即浓墨重彩处;“无”即画中虚处,即笔墨虚灵清淡处。画中虚实,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互相依存,无虚便无实,无实便无虚。正所谓“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④要使虚处灵,应求实处工,传统中国画这种“知白守黑,计白当黑”的审美观,体现的正是中国古典哲学中虚实结合的辩证思想,与老子讲的“知其白,守其黑”意出一辙。“空白”作为中国画表达审美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中国画的神韵所在。
四、散点透视,以大观小
西方绘画常用焦点透视法,中国画则多用散点透视法。即画家通过不断移动立足点来进行观察,画面组织不受视域的限制,不同观察点看到的东西,皆可组织进画面中来,也称“移动视点”。这种“散点透视法”,使中国画构图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把大量的千里万里之景色,曲折迂回之境界充分地表现出来,尤其自“长卷”出现以来,更是将这种透视诠释得淋漓尽致。尤以《清明上河图》为典范。画面以汴河为中心,远至郊野,近至市井。桥上行人,河际船舶,亭台楼阁,街道河港,尽入画来。通过视角转换,表现了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繁华热闹的景象和优美繁盛的景物。传统中国画那种“咫尺千里”辽阔境界的表现,正是得益于这种散点透视、以大观小的技法。所谓“以大观小”,沈括《梦溪笔谈》说:“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意即以高观下,鸟瞰俯视,山川之景尽收眼底。“如人观假山”一语道出山水画家对空间的处理技法。当然,这里所说“假山”是指置于案头供人观赏的山水盆景。意即画家只要站在跟前就可以将其尽收眼底,仿佛于高空俯视千岩万壑。千山在胸,尽收眼底。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水文化研究。①历经近30年的发展,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建设、水文化教育、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知识,对检索到的水文化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以创新的思维建构行政哲学研究的框架。《行政哲学研究》的研究作为一本学术专著,其生命力就在于创新,是一部具有丰硕创新成果的力作:首先,《行政哲学研究》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行政生活,这是对于行政哲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更为终极性的、根本性的理解。其次,《行政哲学研究》将行政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凝练为行政活动,从研究的起点即坚持了行政哲学的实践性。再次,《行政哲学研究》将行政哲学的基本功能概括为对于行政主体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制约,这样一种对于行政哲学功能的表述具有高度的思辨性和逻辑性。最后,《行政哲学研究》将行政哲学的的研究内容具体化为生活与行政、人性假设与行政、公共利益与行政、知识与行政、理性与行政、民主与行政、效率与行政、公正与行政、真善美与行政等研究领域,构建了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明式家具的形制及结构深受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东林学派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无论是在审美观念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出来的简朴、空灵、内敛、优雅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设计理念。
一、儒家思想中“中庸”、“礼”的体现
博广的儒家思想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内涵在明式家具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庸之道在形式上重视“中正”、“中行”,在内涵上主张凡事都不要过度,要含蓄,以免适得其反。孔子说:“兴于诗,立与礼,成于乐”,“礼”主张社会上的人要区分名分,如君和臣、父和子、夫和妇等,然后又指出了各种身份之间应该遵循的礼仪、处事规范等。
明式家具的设计中处处体现着这种内敛、中庸、礼法有度的观念。如明式圈椅对称式的整体构架、外扩内敛式的椅圈及扶手、鼓腿彭牙式及内翻马蹄式的腿足等等不仅传达出中庸、含蓄的思想内涵,也体现出儒家思想中的“礼有法度”对人性的束缚。
礼法中讲究礼貌的坐姿,要保持上身挺直、双脚放在椅子的前面或放在脚凳上,或盘足而坐。在明式家具许多椅子的设计中,靠背与坐面垂直或接近90。有些椅子的坐面和扶手都比较高宽,尤其是主要陈列在厅堂的椅子的造型浑厚冼练,稳重大方,端庄中正。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礼”制,除了满足“坐”的基本功能,更作为一种礼教尺度,规范人们“行得稳,坐得正”显示了封建社会的理性伦常和家长气度。
二、“有用之学”东林学派思想的体现
明中期以后东林学派在思想文化领域倡导“有用之学”饷实学,提倡改革,鼓励创新。文人的参与为家具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他们刻意追求的是“高逸”、“雅致”的生活意境,要求制作工艺要一丝不苟,装饰要简洁脱俗。明式家具中大量采用带有吉祥寓意的纹样,如缠枝纹寓意吉祥幸福、忍冬纹寓意延年益寿、莲花纹寓意圣洁等等,题材寓意大多比较雅逸,颇有”明月清泉”、”阳春白雪”之类的文儒高士之意趣。“有用之学”的思想变迁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造就了明式家具经久耐用的榫卯结构及重俭轻繁的艺术特征。榫卯结构不用钉和胶,充分利用材料本身的特性,结构牢固,百年不松动;同时便于拆卸和组装,利于修复时更换部件而不伤整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是审美功能和使用功能完美结合。
三、“天人合一”、“普遍和谐”的道学思想体现
道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明式家具的形制和艺术特征同时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尚“无为”,重“天然”,追求“天人合一”和“普遍和谐”的宇宙观,从明式家具的一些设计上也反映了这种朴素的哲学思想。
1.追求天然材质“反璞归真”
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美在本真。选择使用天然材质,追求天然材质本身的美感,强调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体现了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明式家具的用材大都是木质坚硬致密,色泽沉穆幽雅,纹理优美生动的珍贵木材。如黄花梨木性适中,便于雕刻不易变形是制作硬木家具的首选材料且材质温润如玉,受到文人雅士青睐;紫檀木质地坚硬细腻,适于精雕细刻,多得达官贵人喜爱。不同材质的运用体现出不同文化内涵,这也是明式家具的特殊文化现象。在加工工艺上,大多采用通体光洁处理,突出木材纹理的自然美。在许多传世的明式家具上,都把纹理最美的木材用在显眼部位。此外,也有利用不同木材的质地和色泽拼合搭配,达到一定的装饰效果。更最重要的是在制作时多打蜡少髹漆,从而充分展示了木材木身的质感和纹理,这也正是道家”返璞归真”思想的完美体现。
2.崇尚阴柔之美的线型
《老子·七十六章》中写道:“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道家崇尚阴柔之美,认为“柔”是生命之初的外象,富有无限的潜力。这种柔美的哲学在明式家具上也得到了体现,明式家具的许多构件,本身就是线条,这些线型与家具一脉贯通,自然流畅,协调统一,优美动人。在扶手椅、圈椅、桌、案、几等家具造型中,有不少使用圆材,使其弯转有度,精巧流畅,以表现曲线美。如明椅靠背最上的横木——搭脑,其线形的起伏变化丰富,或翘或垂,或仰或倾,或出或收,或曲或直,或刚或柔,都各具神韵。通过各种直、曲线的不同组合,线与面交接所产生的凹凸效果,体现了以柔克刚、予动于静的哲学要义,极具回转灵动的生命气韵。
总之,明式家具的设计理念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家具风格独特之处实际上也表现了社会、文化及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认知。而从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加以分析探讨家具风格的成因,可以找寻出明式家具形式之外的精神思想,从而掌握其设计思想的精髓,希望这能给中国现代家具的创新设计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李小汾.明代文人与明式家具.观察与思考,2003.4
①深刻性。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深入本质,揭示出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抓住关键,切中要害;点明原因,揭示结果),提出自己从概念、材料中领悟的正确观点,表达出自己的深切体会,能够引发读者思考。
②新颖性。不是重复他人的老生常谈,也不是无关痛痒、流于一般的泛泛而谈,而是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能够引起读者共鸣。
③穿透性。立论有哲学基础,思辨性强,指出规律,预见发展,能够给读者以启迪。
④人文性。论点中肯、隽永,从人性、人生、生命、道德、人际关系等人文角度对概念、材料加以分析,从而提出关乎社会人性健康和谐的观点。
【运用关键】
本技法成功运用的关键有三处:
2.医药认知模式创新与中医学发展
3.气候因素对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4.师承教育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用探讨
5.论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中医学的发展
6.中医学在当展的思考
7.浅谈中医学中的全科医学观念
8.病机的主体地位及其构建过程是中医学的核心内涵
9.创新辨证论治 发展现代中医学——对现代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再思考
10.实施中医学专业认证 推动专业建设与发展
11.中医学相关的道、阴阳、五行学说的共性、进步和局限浅析
12.生存·发展·创新——对20世纪中医学发展道路的反思
13.西医院校护理专业《中医学》教学探讨
14.转化医学在中医学的应用探讨
15.论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
16.情景教学在中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17.中医学与取象比类
18.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优先出
19.试论中医学的构建与发展
20.中医学的科学性与现代化
21.循证医学时代中医学如何发展
22.关于中医学的几点哲学思考——兼与西医学比较
23.明代中医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概述
24.中医学证候量化诊断研究现状与思考
25.“体质”是系统生物学与中医学的最佳结合点
26.从中医学传统的文化特点探讨中医教育模式
27.PBL教学法在中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优
28.论中医学的生态化建构原理
29.建立符合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
30.论中医学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
31.对中医学专业认证实践的认识与体会
32.转化中医学:一种沟通中医基础与临床的研究策略
33.科学基金促进我国中医学事业的发展——近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中医学项目统计分析
34.浅谈中医学对衰老的认识
35.试论中医学的科学性与当前学科地位
36.论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37.中医学视角下城市物质空间的生命要素探析
38.探索中医复杂性之路——浅谈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用
39.考探中医学导引术的历史内容与现代进展
40.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思路
41.交融渗透 相得益彰——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
42.关于中医学学科建设的医史学思考
43.中医学“卓越医生”胜任力特征模型的构建
44.中医学的科学定位
45.中医学教育开展PBL教学之短长
46.重构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四次浪潮的先导工程
47.初议中医学是复杂性科学——中医标准化预备研究之二
48.中医学的学科属性与其现代化刍议
49.再论中医学的双重属性
50.从中医思维方式探讨中医学的发展
51.论模糊数学与中医学
52.复杂网络理论及其在中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53.我国中医学期刊引用网络分析——基于CMSCI(2004-2012)年度数据
54.中医学的特点、特色和优势
55.中医学为何要现代化——中医学现代化再拷问
56.中医学与复杂性科学
57.试论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58.客观唯心思辨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石——重新认识中医学的“阴阳五行”
59.从地方性知识的视域看中医学
60.瑜伽与中医学探究
61.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知识源流可视化分析——以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领域为例
62.中医学的科学定位——科学、哲学、人、中医、名实
63.Medline发表中医学相关论文的趋势分析
64.量子中医学、中医学、西医学的异同
65.调治亚健康状态是中医学在21世纪对人类的新贡献
66.红外热成像技术在中医学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67.中医学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之研讨
68.人文属性是中医学的最大特色
69.取象比类——中医学隐喻形成的过程与方法
70.专业兴趣与培养潜质在自主招生中的意义研究——以中医学专业为例
71.中医学现代传承的战略思考和建议
72.中医学:健康时代及其顶层设计
73.论中医学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完美统一
74.我国中医学学科交叉领域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
75.论中医学、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76.基于CSCD统计的2015年中医学研究述评
77.发展中医学的战略思路
78.本刊对论文中医学伦理学及知情同意的说明
79.浅谈医学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用法
80.中医学学术争鸣论文的审读与修改
81.医学科技论文中医学名词的统一及用语规范
82.护理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
83.谈中医学研究生教学改革之思路——我校十年来中医内科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分析与思考
84.医学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使用
85.探讨病案专业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应用
86.中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全过程管理机制的运行探索
87.谈中医学论文中关于引用古代文献记载问题
88.探讨病案专业论文中医学名词的规范应用
89.重视医学论文中医学术语的规范化
90.中医学五年制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体会
91.从管理干预谈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
92.中医学期刊论文语句字数分析
93.中医学期刊论文作者数分析
94.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95.中医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形成过程客观影响因素的探讨
96.中医学博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的管理干预研究
97.中医学期刊临床论文的审读评价
中国的生态哲学从环境伦理学研究开始。环境伦理学概念首次出现在1980年《现代生态学中的方法论问题》译文中。2 译者余谋昌作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首创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态哲学》一书,提出了生态哲学的理念,填补了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空白。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转向,让人类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动。中国的生态哲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正在走向成熟。它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展开,历经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在人类思维的历史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态哲学正在走向全面发展。
一、生态伦理发展阶段
西方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结束后,一些学者很快从“”中走出来,此时,中国的生态哲学研究也开始从环境伦理学涉及。在研究过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及思想,阐释了生态伦理内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础,产生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中国环境伦理学重要的认识内容。
中国的生态哲学与自然辩证法有着深刻的渊源,或者说中国的生态哲学就是从自然辩证法中发展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就是它的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于光远于1958年《人在变革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3期),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还在1964年第1期发表了惠伯纳・魏汉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学?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发表了唐以剑的论文《人类生态学――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于光远在1991年7月发表的《自然》(《自然辩证法研究》)一文对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这既是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的研究,也属于哲学上的自然观的研究,更是生态哲学的基础,是关于自然的哲学。今天几乎绝大多数研究生态哲学的学者都出身于自然辩证法。生态哲学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多的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即原来的《科学技术辩证法》)这三大杂志。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生态哲学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中国的生态哲学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1980年,余谋昌把环境伦理概念介绍到国内, 1986年发表了《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认为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很低,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对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后,机器技术体系装备的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凭借着这种力量控制一个又一个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凯歌中开辟人类的新天地。1人类产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战胜自然的观念。1988年2月其发表的《生态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一文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态哲学中的主客体来研究,这是当代重要的全球性问题。2一方面人作用于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作用与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辩证的关系。此时的学者们已经将目光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这是评判问题的依据所在。正如余谋昌在《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所说,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它区别于人与自然二元分离和对立的传统哲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3
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进入伦理学研究领域,生态哲学就从环境伦理学发展起来。源于20世纪末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使得环境伦理学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这影响着中国的生态哲学,其发展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习和跟踪。中国生态哲学开始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伦理道德的层面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生态伦理学问题。1991年叶平发表了《人与自然:西方生态伦理研究评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创立经过了孕育、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41992年余谋昌撰文阐述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5
在中国的生态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在环境伦理上的激烈争论。孙道进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经济目的,人类掠夺自然从而产生环境问题,这促使环境伦理学重新思考自然的价值、自然权利等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真正本质。杨克俭在《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角色转换》一文中指出,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全球性问题,要想消除危机,必须改变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观念,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2随后余谋昌于1994年发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引发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提出人类应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迫切需求。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贬低自然,虽然获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体,也危及人类的根本利益,使得我们陷入困境。3因此,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是从旧意识向新意识过渡的过程。人不应该是世界的统治者,而应该是看护者。
对于这样的批判和反驳,人类中心主义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理论内涵并为其寻求辩解。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发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了《天人和谐之道――兼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 ――兼向余谋昌先生请教》两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相统一,自然的利益体现为人的利益时才有意义。要解决目前的环境危机问题,人类必须尽快超越目前的发展阶段,使人类文明持续不断地提高。4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相反,潘玉君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非但不应该走出,而且应当走进和重建。困扰人类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使人类体现或实现了价值。51996年张理海《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并明确提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能够缓解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可以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除了走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别无选择。6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价值观的不同所导致的争论,使得自然价值问题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自然价值不仅关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权利,与人的行动相关。自然价值、自然权利是生态哲学在环境伦理上不或可缺的内容。
首先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环境伦理揭示,自然不仅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自然对人有价值,更能满足每一生命个体的需要,这是自然的生态价值。1995年叶平的《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一文首次将自然的价值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自然界的价值具有多样性,除了有工具价值以外还包含着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人类应该针对自然事物本身去评价其价值,而不仅仅是从它的用途、功用来评价,自然事物有不依赖于人类评价和存在的价值。11996年佘正荣发表了论文《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他认为自然不仅有内在价值还具有创造性和维持性,不断建造和优化自己生存及发展的条件,并维持着稳定的生态系统。2自然的内在价值不是人类赋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内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万年发生、发展、进化的产物,人类的价值也只是自然所产生的千百万种价值之一,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自然是内在价值、工具价值、系统价值的统一。3
其次,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于人的评价而存在的,在亿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自然界就已经存在其自身的价值。《自然的价值与自然的本质》一文提出,将自然的价值成立条件归于人的评价是有偏见的。在千百万年的自然史中都有价值的产生,这并非什么人类心智中的、主观的过程。4但是《论自然的价值及其主体》一文却认为,所谓“价值”,实质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满足人类的所需,即对人是有用的。这里的自然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5这与自然主义不同的是明确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主义对于自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解释是矛盾的。而《自然价值的伦理精神》一文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必以人类作参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都共处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体现了它们的统一性。6自然拥有内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评价者就没有价值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丽画卷,即使没有欣赏他的人,也不影响它的客观存在。就是说,没有评价者当然也能有价值。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否认人的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共同体内,人与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价值,又具有各自独立的内在价值。7
然后,就是对于自然权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权利。1999年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观点认为自然是有权利的,并且作为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权利,并且对它赋予道德关怀。大自然也必须拥有其自身的天赋权利。12001年《自然权利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发表,文章阐明自然的权利是将权利扩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仅包括动物、所有的有生命体还包括无生命的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赋予人权利,同理,自然庞大内在价值也赋予自然相应的权利。2郑慧子在1999年发表的《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一文中认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统内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两者构成的区域当中,人类应该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与和谐。3因此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从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国的生态哲学主要从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自然观,2000年之后转向从技术异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生态哲学研究始终,人通过技术与自然建立联系,技术的不断发展引起学者对人工自然的哲学研究。1993年发表的《由自然哲学到人工自然哲学》认为,自然哲学的研究需要从自然扩展到人,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及其过程、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对人类的反作用等等都应该扩展为研究内容,也就是说人工自然必须走入研究视野,自然哲学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提出系统地开展人工自然观的研究是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人工自然是人类行动产生的,人的行动沟通人类和社会并以人工自然呈现。对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自然与社会的本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生产模式的转轨。51999年陈洪良《人工自然观与现代社会发展》指出,人类社会在自然之中发展,自然的发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观首先必须体现生态文明,这是人类的精神对自然的生态把握,把人类意识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态系统中。6
从自然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从生态自然观研究开始的。生态自然观更是中国生态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发表的《从人工自然观到生态自然观》一文中指出,自然观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类自身成熟状态的重要标志。自然发展过程与自然观演变进程(天然自然观――人工自然观――生态自然观)相吻合,生态自然观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7自然观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现代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无所谓善恶,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应该自认为是大自然的统治者。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利用自然。人类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应该因为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对发展科学技术没有信心,也不应该弱化甚至放弃科学技术,只靠伦理信念规范人的行为,利用自然、改变自然依靠科学技术,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科学技术。1
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针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问题,分析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影响,是从技术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中的自然观问题。2001年发表的论文《自然中的技术异化》是从批判的角度分析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危害。这篇论文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研究的继续。自然中的技术异化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离,可是,自然界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由于技术进步的控制和干预,其整体平衡受到干扰,阻断了天然自然的自然进程。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地削弱自己和人类的存在基础。技术越发展越显现出技术异化现象。2《从哲学视角审视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术的进步促进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有积极意义。然而,人工自然作为人劳动的产物,从天然自然中分离出来,在与天然自然的对立中成为导致异化的因素。3
对技术异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术放置于生态之中,并以生态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么技术就可以是天使。论文《生态技术――技术可以是天使》(2005年)认为,生态纪的技术就意味着那些增强“生命之家”的创新。技术是天使,使人类的故事演绎出辉煌。技术也带来危机,它产生了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物种灭绝,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终结。然而,终结也是新生的契机,新生代的终结意味着生态纪元的开始。4也就是说先进技术必须与生态的技术相一致,这也是技术的天使本性决定的,技术可以是天使。
把技术放到生态之中克服技术异化,是建立在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现实行动,随着生态哲学的发展,中国学者把世界观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世界观决定价值观,决定我们的行为。郁乐和孙道进在《试论自然观与自然的价值问题》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回答自然价值问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观。关于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道德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自然观。无论是何种对自然权利的理解都取决于他们偏向于何种自然观。要么将人融化于自然,要么从自然的利益出发批判人的所作所为。5薛勇民和路强在《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将自然价值论放置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中,自然价值论的确立才能成立,才能以丰富多彩的自然价值批判只有人类才有价值的错误观念,自然价值论本身蕴于生态整体思想之中。1可见,中国学者们不再纠结于人与自然的抽象对立,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更全面更广泛的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下去理解自然的价值问题。
三、人类历史思维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历史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再加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国的生态哲学在哲学的历史思维中研究生态思想的历程,从思维的层面丰富了生态哲学的研究。在人类的思维历史中,生态思想的发展是持续的,期间有过反复、曲折。生态哲学有价值观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有本体论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自然观;在哲学思维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就是思维层面的生态哲学研究,这相当于认识论维度的生态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通讯》在1989年第4期发表了李志超的《抱朴子的自然观》一文,1993年第6期发表了周昌忠的论文《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理论的环境哲学意义》,1997年第4期发表了胡化凯的论文《感应论──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这些研究都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徐刚的《莱布尼茨与朱熹自然哲学》,把东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做了比较研究。
生态思想在西方哲学思维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曲折的道路。2010年发表的论文《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古希腊到科学革命》,这是生态哲学研究深入人类思维领域,在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论文聚焦于每一时代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题,这体现为哲学的外在转向。文章指出,哲学史是人类思维的代表,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态性思想,但是对思维的抽象强调切断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将哲学引向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背离自然、背离人,以神的唯一创造性代替自然的内在创造力,以上帝扼杀人性,割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科学革命之后,伴随着牛顿力学而强大起来的科学,以机械自然观解构了自然生态,终结了生态思想。文艺复兴对人的理性与思维的张扬片面强调意识、思维、理性,彻底终结了哲学中生态思想发展之路。2
被机械自然观终结的生态思想如何回归人类思维历程,中国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笛卡儿到怀特海》一文就是对生态思想重回人类思维的历史过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儿提出的心物两分的二元论把生态性只给了人,人类思维从此空前提升,忽视了自然和世界;休谟和洛克对二元论的质疑和反思,使生态思想得以呈现,但又因社会与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显;到了康德的心灵体验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也看不到对自然的生态阐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观存在,生态性的思想只属于那个客观的精神,一个完全没有物质基础的存在。 12012年罗久发表了论文《自然中的精神――谢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观念探析》,他指出,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谢林发展了一种有机自然的理论,认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规律的客观对象,其本质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识的纯粹客观对象的总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
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体现为哲学的外在展现,哲学的发展还有其内在的逻辑,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纯粹的思维向度的研究。2012年发表的《从达尔文到怀特海的本体论逻辑进程》一文,详尽阐释了生态思想如何从达尔文开始一直到怀特海,更彻底的生态哲学思想如何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创造进化论、突创进化论,最终到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这一发生、发展并形成的过程。32012年发表的论文《关系性―过程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则阐述了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历史中,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中揭示生态哲学的出现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探讨哲学内在逻辑的演变历程也是生态哲学的研究任务。古希腊哲学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同时肯定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的本体论原则以及“认识必然可能”认识论原则。从这两个可以推出“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关系原则和“世界是过程的”过程原则。本体论原则、认识论原则、理性原则可以推出关系性、过程性、有机性逻辑必然性。生态哲学提倡关系、过程,强调整体和有机。这是从哲学的内在逻辑来解析哲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思维整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更是生态哲学得以完善的标志。4
四、生态共同体:生态哲学对走向生态纪元的追求
从中国学者对生态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看法可以体会出生态哲学本身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进展》一文,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哲学就被看作是环境伦理学。作者李寿德肯定了中国学者在环境伦理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荣2006年认为,在生态伦理学这门重大新兴学科的开创过程中,存在着多元竞争的理论是非常合理的5,这肯定了生态哲学发展的多元性。2007年张岂之《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他指出,环境哲学的目的是要探讨伴随环境危机而产生的哲学问题,它们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类问题。环境哲学必定需要研究环境伦理问题。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人们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生态哲学面对的问题就是哲学本身面对的问题,哲学的主题要转向关注“如何做”。2012年刘福森发表的论文《生态哲学研究必须超越的几个基本哲学观念》指出,任何哲学都只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哲学”,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思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12015年发表了论文《生态哲学之解读》,作者直接阐明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是今天的时代哲学。如何行动成为哲学关注的主题。生态哲学就是哲学转向行动,是行动的哲学。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的发展,那么生态哲学的构成就要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以及生态伦理学。2
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生态哲学揭示其深层根源并批判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学者所研究的内容。2008年发表的论文《生态学批评中的理想人格――“生态人”之分析》指出,生态学的批评使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破产,以具有关系性思维和博爱情怀的“生态人”批判独断的理性人。3卢风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一文中,以生态哲学的关系及整体理论分析批判了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他的研究解构了现代性的物理主义,消解了主客体的绝对二分,挑战独断的理性主义。他提出,唯当彻底摈弃了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和知识统一论时,我们才会敬畏自然、保护地球。4解决当前严重的环境危机要求的不只是改革个人和社会的行为,更要挑战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研究人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义伦理,研究生态文化,研究关爱生命、保护环境,研究生态智慧。
1.2研究方法从现阶段的研究方法来看,研究人员主要采取的是研究文献资料的方式,结合一定量的实际走访调查研究,综合采取文献和走访调查获取的资料进行定性研究。因为从文献中获得的往往是间接资料信息,而通过实地走访调查获得的是直接的、第一手的资料,这样更加有利于定性研究的分析,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武术文化的真实面目和本质化精华,研究人员通常采取实地走访调查的方式进行研究。但限于资金、路途等等问题,学者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在现阶段而言还是较多采用文献法,这是亟待我们解决的重要问题。理论分析是研究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从10年的武术文化论文来看,我国研究人员对武术理论分析有了较大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对于学科广度的扩展和学科深度的挖掘,从学科广度上来讲,武术论文从过去的体育方向论文发展融合入了哲学、经济学等等学科内容。从学科深度上来讲,学者对武术文化内涵有了更加细致微观的分析,而不是像过去只停留在表面和宏观方面。
2武术文化研究的缺陷
我国武术文化研究在欣欣向荣的发展背景下也隐藏着不少缺陷。首先,研究结构上不平衡,据统计分析,我国近10年来武术文化研究论文中有64%的文章是研究武术文化的内涵,其方向如武术的发扬和继承、矛盾与传播等等只占28%,比例严重失衡,容易造成武术研究发展的畸形化。只有将研究的各个方向进行结构性的平衡调整才能推动武术文化整体发展。其次,研究透彻性不够,由于现阶段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方法,从间接资料上获得的信息往往不如直接的一手资料鲜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术文化研究的深入性,特别是有些注重实际研究的学科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必须深入到一线去获取最为新鲜的信息资料以供分析研究,如社会学和人类学。
3发展武术文化研究的建议
3.1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本土化研究在不断深入研究武术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逐渐使用到多种学科的综合知识来丰富我们的分析论证,比如社会学和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起步较晚的情况下,这些科学理论较多采用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成果。但很多理论知识是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国情的前题上的,不能生搬硬套在我国武术文化研究当中,我们应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所要研究的武术文化的内容摸清,再配合先进的西方知识理论进行本土化分析,避免出现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谬误。
3.2理论研究多元化发展过去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学者往往找准一点进行分析论证,然而武术文化的内涵包罗万象,不是一门学科一种方法就可以阐明的。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方法分析,融合政治、经济、历史多方面的学科背景,在分析方法上可以运用文学和哲学学科知识。理论研究的多元化有利于加强对于武术文化的全方位阐释,能够更加透彻地在新形势下解读武术文化。
3.3研究团队联合目前的武术文化研究团队大都是体育专业人士,然后由于多学科分析发展的需要,单纯地体育学科研究人员并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所以体育专业人士应该整合高校研究人员资源优势,吸纳其他学科优秀人才进入本团队进行武术文化研究。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融合,新研究人员的加入将打开武术文化理论研究新的突破口。